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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技術是互聯網深入發展的產物，包括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等技術。隨著數字技術在各領域的充分應用，我國的產業發展方式和人民生活方式得到顛覆性改變，數智時代正式來臨。數字技術最初應用在城市地區，截至今日城市地區的數字技術發展已經較為成熟，“智慧城市”得以建立。而數字技術在鄉村地區的應用還較為有限，如何利用數字技術助力鄉村振興是繼續思考的問題。

1數智時代鄉村數字化建設面臨的困境

1.1鄉村地區數字化基礎設施不完善

我國鄉村地區地理位置相對偏遠，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并且人口密度相對稀疏，這意味著在鄉村地區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取得的成效卻較為有限。在這些現實因素和歷史因素的影響下，鄉村地區數字化基礎設施投入嚴重不足。雖然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背景下，我國充分重視鄉村地區的信息化建設，加大了對鄉村地區數字化基礎設施的投入。但是與城市相比，鄉村地區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還十分落后，無法滿足數智時代鄉村地區的發展要求，也不利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1]。一方面，鄉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低。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中心發布的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1年6月，我國農村網民規模為2.97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9.2%，城鄉互聯網普及率進一步縮小至19.1個百分點。與城市相比，鄉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嚴重不足。同時，在網絡技術上，大部分城市地區都已經實現5G網絡覆蓋，而農村地區基本是4G網絡，甚至很多地區還是2G網絡，網絡不穩定。互聯網是數字技術應用的根基所在，較低的互聯網普及率必然會對數字技術在鄉村地區的應用造成不利影響。另一方面，鄉村地區物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大多數鄉村地區物聯網建設都還處于初始階段，缺乏物聯網相關的技術設施，也缺乏與數字化相關的倉儲、物流等基礎配套，這都對鄉村地區的數字化發展不利。

1.2鄉村居民數字化理念缺失，人才不足

我國鄉村居民文化素質相對較低，年輕人向城市流動導致鄉村人口呈老齡化趨勢發展。同時鄉村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落后導致鄉村居民對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較弱，對時代發展的新變化感知遲鈍，這導致在數智時代鄉村居民對數字技術缺乏認知，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問題時，往往采取過往經驗，而不是通過科學的數據分析進行解決，主動參與意愿很弱。同時，由于缺乏系統的學習，鄉村居民也沒有足夠的方法去應用數字技術，導致數字技術的推廣缺乏群眾基礎，在鄉村地區發展緩慢。據統計，我國城市和鄉村網民數量占比為7∶3，城鄉居民在網民數量上的差距很大，這也從側面證實了鄉村地區居民數字化理念缺失。數字技術的推廣除了廣泛的群眾基礎，更是需要專業人才的支持。數字技術本身是一門技術性要求非常高的學科，涉及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等多個領域，因此數字技術的應用需要專業的人才予以支持[2]。然而現階段鄉村地區負責數字化建設的主要是鄉村干部，本身文化素養不高，即便有委派的大學生村官，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是也很可能缺乏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方面的素養。同時，鄉村地區的年輕人大都選擇到城市工作，留在鄉村的人口缺乏數據技術應用能力，導致數字技術的推廣缺乏中堅力量的支持。

1.3鄉村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滯后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加快，然而從整體上看城鄉經濟發展差距還是很大，鄉村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明顯滯后。首先，鄉村地區農業發展模式滯后，農業現代化進程緩慢。在生產準備階段，農民對農產品的品種選擇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農產品品種選擇主要依靠主觀經驗，而不是基于大數據分析下的市場需求，盲目的從眾行為很可能造成某種農產品供過于求，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在生產階段，農業生產方式粗放，農民進行農業生產主要依靠主觀經驗，缺乏科學的數據分析，對于農業生產中的蟲害、病害缺乏基于大數據的預防、防治手段[3]。在農產品銷售階段，大多數農產品的銷售渠道較為匱乏，很多農民都是等待商家上門收購，十分被動。匱乏的銷售渠道既造成買賣雙方的地位不平等，壓縮了農產品的價格，也可能造成農產品的滯銷，損害了農民的經濟利益，不利于鄉村振興戰略中“生活富裕”目標的實現。其次，鄉村地區產業結構不合理。鄉村振興戰略要求鄉村地區以第一產業為主，第二、第三產業共同發展的產業格局，然而就現狀來看，鄉村地區沒有抓住數智時代數字技術發展的機會，第二、第三產業發展緩慢，僅憑農業無法帶動鄉村地區的經濟發展。

1.4鄉村治理數字化程度低

鄉村治理和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數字技術的發展為高效的鄉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技術條件，然而從總體來看，現階段鄉村治理數字化程度較低，公共服務無法滿足數智時代下鄉村居民的切實需求。在思想層面，各參與主體缺乏利用數字技術參與鄉村治理的意識。基層政府是鄉村治理實施的主體，大部分鄉鎮干部和村干部缺乏對數字技術的了解，也缺乏運用數字技術的能力。而鄉村居民也還停留在被動接受的思想觀念上，缺乏主動參與到鄉村治理的理念，對于數字化治理的需求不高。在治理模式上，鄉村治理以傳統的“上傳下達”治理模式為主，鄉村治理效率低，并且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既不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也不利于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4]。在治理工具上，很多鄉村已開始使用微信群作為鄉村治理工具，但鄉村治理還是以傳統工具為主，很多具體事項鄉村居民要到村委會面對面反映，缺乏類似城市“社區通”之類的一體化、全覆蓋的鄉村治理工具。由于思想意識、治理模式和治理工具的滯后，鄉村地區鄉村治理水平與城市存在較大差距，提供公共服務的水平也不高，數字技術在助力鄉村振興中存在較大的阻礙。

2數智時代數字技術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發展路徑

2.1加快鄉村“新基建”，完善數字化基礎設施

數字技術助力鄉村振興，說到底就是利用數字技術來推動鄉村經濟、文化和社會治理各項事務的快速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數字技術的充分應用和與鄉村建設的充分融合是關鍵，而數字化技術的落實并不是空中樓閣，而是需要一定的載體和應用環境，數字化基礎設施就是數字技術落實的基本保證。因此，要加快鄉村“新基建”，不斷完善數字化基礎設施[5]。首先，要加快鄉村地區互聯網建設。政府要采用政策支持和資金傾斜，科學布局鄉村地區5G基站、鄉村接入，對鄉村地區落后的信息設施進行更新升級，不斷提升鄉村地區網絡覆蓋率和網絡效能。其次，要完善物聯網相關基礎設施。物聯網是數字技術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產業振興的重要方式。因此要大力加強鄉村地區物聯網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倉儲系統、物流系統等基礎設施，特別是要建立與農副產品儲存、運輸有關的冷庫和冷鏈運輸系統，為以電子商務為主導的物聯網發展提供良好的條件。最后，要加大現代化農業設施設備的引入、應用。例如智能化管理設施、自動化病蟲害監控設施和無人機植保設備等，助力鄉村地區產業發展。

2.2深化數字化理念，加強人才培養

數字化理念的培育是進行數字化建設的思想基礎，因此要深化數字化理念，提升鄉村振興各參與主體的數字化意識和綜合素養，并加強數字化人才培養，為數字技術在鄉村地區的應用奠定堅實的人力資源基礎[6]。首先，要深化鄉村地區基礎干部的數字化意識，培養基層干部的數字化素養。基層干部是數字技術在鄉村地區最終落地的推動者和執行者，其數字化素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數字技術與鄉村發展的融合程度。因此，要加大對基層干部的培養，將數字化素質作為基礎干部工作能力考核的重要內容，并對基層干部進行系統化的數字技術相關培訓，利用互聯網優勢，采取網絡培訓+實地培訓相結合的培訓方式，提高培訓效率。同時可以將數字技術培訓納入基層黨校培訓體系，并進行針對性的考核。其次，要提升鄉村居民的數字化素養。鄉村居民是數字化建設的主體，其數字化素養不足嚴重影響了鄉村地區數字化建設進程，因此要大力提升鄉村地區居民數字化素養。鄉村地區要針對性地開展數字技術相關理論和技能培訓，將網絡培訓和現場培訓結合起來，提高培訓效率，并加大政策和資金支持，將培訓結果與居民切身利益結合起來，激勵鄉村居民主動提升數字化素養。最后，要加強人才培養，打造出一支數字化素養較高的人才隊伍。一方面，要加強外部人才的引進。通過政策、資金方面的傾斜，鼓勵數字化相關優秀人才到鄉村地區工作、創業，特別是鼓勵懂技術的大學生返鄉，推動懂數字技術的大學生到鄉村擔任村官等。另一方面，要加大本土人才的培養，要在鄉村培訓的基礎上，與外部數字化相關企業、專業化培訓機構進行合作，通過補助、補貼的形式對文化素養較高、學習意識較強的鄉村居民進行外派培訓、實踐，培養出具有數字化理念和技能的綜合性人才，進而反哺鄉村數字化建設。

2.3打破信息壁壘，打造鄉村產業發展新業態

針對鄉村地區農業發展滯后，產業結構不健全的狀況，要加強數字技術應用，打破信息壁壘，打造鄉村產業發展新業態。首先，要加強農業現代化建設，實現農業經營現代化。在農業生產階段，要充分利用大數據、物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實現農業生產的現代化，將全自動田間管理、無人機植保和智能化蟲病害監測應用于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生產成果。在農業銷售階段，要改變被動的農業銷售模式，利用數字技術實現農業生產和銷售的耦合[7]。一方面在農業生產準備階段，政府在利用大數據的基礎上引導農民進行農副產品品種的選擇，實現規模化經營，甚至可以與對口公司簽訂農產品銷售合同，在農產品生產前已經解決銷路問題。另一方面，在農產品銷售階段，要利用數字技術，例如農村電商，與互聯網銷售平臺合作等，擴大農產品銷售渠道，避免信息不對稱，助力于實現農民生活富裕。其次，要實現數字技術與鄉村產業的深入融合，實現鄉村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在第二產業發展上，要以鄉村地區豐富的農副產品資源為基礎，加強相關政策和資金傾斜，完善物流、倉儲等基礎設施，鼓勵到鄉村地區進行輕工業投資建廠。在第三產業發展上，要以鄉村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為基礎，加強鄉村旅游及相關產業發展。通過開發旅游網站，通過數字技術進行精準推薦和營銷，實現鄉村旅游的繁榮。

2.4強化政府主導作用，構建數字化鄉村治理模式

傳統的鄉村治理已無法滿足數智時代鄉村發展需求，要強化政府主導作用，構建多元化的數字化鄉村治理模式。第一，要樹立數字化治理理念，改變傳統經驗治理的思維慣性，凡事靠數據說話，通過系統的數據分析來找出問題、解決問題。第二，要增強鄉村居民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鄉村居民是鄉村治理的主體，因此數字化鄉村治理要以鄉村居民為中心，多進行數字化治理的宣傳，讓鄉村居民對數字化治理“聽得懂、用得會”，促進鄉村居民參與數字化治理的意愿，提高鄉村居民鄉村治理的參與度。第三，要利用數字技術打造鄉村治理數字化綜合平臺，將鄉村治理的內容移入數字化治理平臺，構建出信息公開、政策咨詢、問題答疑、綜合調研和法律服務等全面性的網絡綜合治理平臺，既提高了鄉村治理的效率，又提升了鄉村居民參與治理的積極性，拓寬參與渠道，有利于高質量鄉村治理的實現[8]。

作者:樸龍杰 單位:天津職業大學 旅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