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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技術可供性是指媒介在既有媒介技術支撐下“為某些目標服務的協調運動”①。從這個角度來講，人所能感知到的內容由事物提供的行為決定，而不是事物本身。因此，在保證技術既有的客觀效能的前提下，媒體的傳播行為如何更好地實現個人對媒介使用的主觀滿意，媒介對技術可供性的把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②過往的技術可供性研究多采用質性研究方法，③聚焦于探討如何利用技術優化內容生產，較少以量化的方法探討技術可供性與社交平臺內容生產的關系。本研究選取國內最有影響的兩家主流媒體——《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分析其微信平臺上的內容生產及對新技術的使用狀況，探析專業媒介的內容生產在多大程度上兌現了技術的可供性，以及在新技術背景下，專業媒介在社交平臺的生產還有哪些可能調整的方向。

二、文獻探討

1977年心理學家Gibson提出了可供性概念，他從生態心理學角度出發，認為可供性是來自對物體在環境中可用性的感知。“在行動者感知到物品的存在時，物品便被賦予價值與意義”。④Gibson的觀點忽略了人為環境對物品感知的影響。因此，Norman將可供性理論運用到人機交互領域時，考慮到每個行動主體具有個性認知，包括個人學歷、成長環境、心理等因素都會影響可供性本身，即“個體過往經驗會影響對物品感知與使用的差異”⑤。Gaver將可供性定義為是與人們的互動兼容相關的世界屬性，探索了社會交往的生態方法，他認為技術設計要考慮到可供性，設計既受生態互動方式的引導，又可以引導生態互動的方式；⑥Bradner進一步延伸了Gaver的觀點，認為技術可供性即物品可供性，指的是科技產品使用能否提供個體特定互動或感知能力，并通過技術的使用建構個體的社交關系，⑦可供性存在人類行為中，也存在社交互動上；Boase將社交可供性定義為“使人們能夠研究傳播技術的內在特性如何影響其獲取和使用”⑧。他的表述暗示了一個認知過程，在此過程中，個人尋求潛在行動之間的一致性，并通過該技術維持各種關系。2015年Schrock提出了移動媒介的傳播可供性概念，認為可供性存在于個體對工具性主觀認知和科技客觀特征的互動中，指出移動可供性包括可攜帶、可獲取、可定位、可兼容。可攜帶是對物理特征的感知，如尺寸及重量，可獲取是讓使用者在舒適范圍內調整的能力，可定位包括協作、監控，可兼容包括內容共享、同步直播的特征。⑨在他看來，可供性關注的重點不再是感知，而是行為與行為產生的互動關系。2017年潘忠黨將傳播可供性概念引入中國，提出傳播可供性分為信息生產的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動可供性。⑩該理論的闡釋拓展隨即在中國興起，喻國明在豐富既有對媒介可供性各項要素釋義的基礎上，認為新技術可以為媒體增進可供性，即移動媒介的技術可供性影響了媒體的內容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