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9-23 11: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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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以自我為中心當代大學生多為獨生子女，多以自我為中心，在家多為“說一不二”，過于驕縱。進入大學后，過上寢室集體生活，多為“四人間”、“六人間”、“八人間”，極少還有“兩人間”，寢室成員也都轉變為平等的同學關系，一些學生沒有適應角色的轉變，作風依舊霸道，不顧及同學感受，這樣就會導致寢室同學間人際關系的不和諧。
1.2生活習慣不同大學同學大都來自全國各地，同寢室的同學也大都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的生活環境。因此，室友間的生活習慣，風俗各有不同。如有人早睡早起，有人晚睡晚起；有人愛干凈，有人不注意衛生；有人喜歡安靜學習，有人喜歡吵鬧游戲；有人對某事物有忌諱，有人滿不在乎等等，這些情況若相互之間無法包容謙讓，便會導致寢室人際關系的不和諧。
1.3貧富差距大家庭環境優越的學生使用的物品、穿著、配飾等多為名牌，價格不菲，常外出旅行，增長見識等；家庭環境貧困的學生使用的物品、穿著多為經濟型的，時常勤工助學，勤工儉學，幫父母勞作，補貼家用等。由此兩方面同學的金錢觀、價值觀會有所不同，同時一些面對家境比自己優越很多的同學，會有一些自卑感，情緒疏導不暢，便造成性格的扭曲，引發寢室同學間的矛盾沖突。
1.4心理不平衡由于同寢室同學個人能力的差異，會造成寢室同學個人發展的不同，如學生干部競選成功與失敗，獎助學金獲得與未獲得，入黨與未入黨，學習成績好與差，與班級其他同學人際關系相處好與差，得到老師的重視贊揚與未得到等等，會使一些同學產生嫉妒心、自卑感、心理不平衡，慢慢產生厭惡感，逐漸激起寢室的矛盾沖突。
1.5溝通不暢一些大學生面對室友與自己間產生的誤會，不同的生活習慣產生的矛盾，性格外向的學生往往會選擇積極溝通或直接挑明問題，問題容易解決；而性格內向的學生往往選擇忍讓或者沉默的方式來處理問題，與對方沒有進行有效的直面溝通，而對方或許還未注意到自己的行為已給別人帶來困擾或傷害，還繼續行為。誤會、矛盾便會慢慢積累，最終會導致寢室同學間更大的矛盾沖突。
1.6“小團體”效應高校一般實行“多人制”寢室，在同寢同學相處的過程中，會有某兩個或幾個同學因共同的興趣愛好關系親密一些，慢慢地會形成小團體，當小團體中的一員和另外一位室友出現矛盾，小團體中的成員即使沖突沒有波及自身，天平也會向關系密切的一方傾斜，造成矛盾沖突的擴大化。
1.7寢室隨機分配目前，高校宿舍管理分配是在學生入學前隨機進行分配，學生無權利選擇自己想住的宿舍，和誰住一個宿舍，因此可能會將性格不和，生活習慣難以調和的同學分到一個宿舍住，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寢室矛盾沖突的發生幾率。
2改善大學生寢室人際關系不和諧的有效途徑
2.1換位思考，體諒他人集體生活需要所有成員都要用一顆包容的心去面對，嘗試換位思考，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感受，學會照顧別人的感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審視自己的行為，多看別人的優點，并努力向其學習，多包容別人的缺點，自己也要盡量避免，用真誠的心去對待室友，創造一個和諧的寢室氛圍。
2.2提升人際交往技巧，講究語言藝術學校可邀請專業人際關系指導老師開展課余輔導，提高學生人際關系處理技巧，增強人際交往能力。學習語言藝術，提高語言溝通能力，維護寢室人際關系和諧氛圍。
2.3開展心理咨詢，心理輔導工作建立健全學校心理咨詢、心理輔導機構，配備專職和兼職心理咨詢員，及時為學生提供心理咨詢，緩解情緒，減輕壓力，調節狀態，提供專業輔導，拓寬訴求途徑，并對輔導員進行心理知識的培訓，促使輔導員及時發現學生的心理狀態的變化，及時解決，從而盡早幫助學生解決心理問題。
2.4寢室成員協商制定寢室規則“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寢室所有成員根據各自的生活習慣，針對于寢室的集體生活的各個方面，相互包容妥協，制定出包含寢室常規活動的底線，即寢室規則，大家嚴格遵守，互相包容，加強自我約束，“不越雷池一步”，營造一個和諧的寢室環境。
2.5多以寢室為單位開展活動，增進感情學校或班級可以時常圍繞時政熱點、讀書、旅游、聚會、體育鍛煉、素質培養等主題，定期開展寢室文化活動，提供寢室同學多交流的機會，減少寢室同學間的隔閡，增進情感，提高寢室同學團結協作的意識，營造溫暖、和諧的寢室“家園”。
2.6充分發揮寢室長，學生干部的調節作用學生干部、寢室長是輔導員開展寢室管理工作的得力助手，是連接老師和同學的橋梁，他們既是信息監察員，也是矛盾調節員，寢室生活中出現矛盾沖突時時時關注，并及時勸阻，及時上報，這樣有利于輔導員及時掌握寢室矛盾的動態信息，及時舒緩矛盾，控制矛盾沖突的蔓延或極端發展。
1.人際關系在企業中的內涵
人際關系是人們在生產生活中，由于彼此間的需要而結成的相互往來、相互影響、相互幫助等的關系。在企業中，人際關系是員工與員工之間，領導與下屬之間由于工作紐帶而形成的一種彼此交往、相互合作的關系。人們在企業中，需要不斷進行人際關系的塑造和溝通，形成自己良好的人脈；領導必須重視并充分發揮人際關系在企業中的作用， 才能更好地發揮人在企業中的作用，加強企業管理。
2.人際關系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
管理者在企業中是權力的代表，在企業管理中處于主導地位，管理的成效好壞不僅依賴于制度層面，更取決于管理者個人的形象、威信、號召力等，也就是管理者與員工之間的關系如何，員工是否愿意服從管理者的領導和安排。因此，在企業中，人際關系的好壞對于發揮企業管理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在企業中，和諧的人際關系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就管理者來說， 和諧的人際關系體現在個人的威信、號召力和說服力上。管理是通過對他人行為的約束來達到一定的標準，管理的對象是人，管理必須做好人的工作。在日常工作中遇到問題，有些管理者講道理，職工愛聽，有的管理者做思想工作，職工抵觸情緒很大，不愿意接受。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者在職工心目中有無良好形象，有無強大的號召力，有無站在職工角度說話等等。因此，管理者要與職工建立良好的上下級關系，體貼關心群眾，才能讓群眾心服口服，便于更好地實現管理效果。
（2）就管理層來說， 和諧的人際關系更利于溝通， 便于工作的開展。在管理工作中， 有時碰到平級單位之間發生利益沖突， 如面對問題都從各自的利益出發， 不顧及對方的利益，會造成無法預想的后患，矛盾積壓升級，不利于今后工作的開展，影響生產的順利進行。如果雙方關系和諧， 則可以在充分溝通的基礎上， 盡量兼顧雙方利益的前提下，心平氣和地解決問題。
（3）就企業來說， 和諧的人際關系能凝心聚力，發揮巨大的正能量，促進管理升級。馬克思說過： 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 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由此可見，人們從事活動就是為了取得物質利益， 取得自己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資料。企業與職工之間也存在著利益關系， 因此， 作為企業管理者在兼顧企業利益的基礎上，必須把職工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充分發揮管理的功能把職工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達到相對公平的狀態，不能挫傷干部、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其次要多花時間了解職工，關心職工的思想動態和困難訴求，對于職工反映的問題，做到件件有回應，事事有著落，為員工營造一個和諧寬松的工作環境，讓員工愿意為“大家”奉獻，發揮自身最大的能量。
3.管理者和諧人際關系的建立和完善
因管理者在管理中的主導地位，人際關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管理者的理念和做法，管理者要建立高效的管理模式，必須多在職工身上下功夫，構建和諧的人際關系。
（1）了解職工是搞好人際關系的前提。管理者要建立員工信息檔案，做到員工家庭情況清、身體狀況清、工作狀態清。管理者要多關注員工工作情況，了解員工性格脾氣、興趣愛好、思想動態、困難訴求、員工的心理變化等。管理者要擺正自己的位置，利用一切機會，親近職工，與職工交心談心，聽取他們的意見、建議、想法， 使職工獲得親切感， 體會到自身在企業中的價值與地位。
（2） 信任職工是建立人際關系的基礎。管理者要以誠待人、信任職工，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這樣才能消除分歧，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各層次的管理者和職工在自己的范圍內工作， 下級信任上級有一個前提條件， 那就是上級要以身作則、公平待人。這就要求每個管理者要嚴以律己， 不以權謀私， 不優待親友； 在遇到牽扯職工個人利益的敏感問題時，要做到公開、透明、 公平、公正；獎懲合理，有一套科學的選人、用人機制，任人唯賢，不讓老實人和埋頭苦干的人吃虧，以作為論地位，以業績論英雄，才能讓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心甘情愿為企業做貢獻。
（3）與上級建立良好關系是搞好人際關系的必要環節。管理者如果不能與上級保持良好的關系， 職工開展工作便會遇到重重阻礙， 只有管理者從上級那里得到必要的支持， 才能做好經營管理工作。管理者應認真領會上級精神，做到上級指示要求，下級認真執行， 對領導指示的事情， 如有不明確的地方， 必須向領導請示， 盡可能和領導協調后再執行。工作告一段落向領導報告， 意在讓領導充分了解本單位的工作情況并取得進一步的指示或協助。
論文摘要：現代管理實踐的復雜巨系統性使人們更加關注對人的本性及人的行為模式的研究。尊重人性，在組織中編織和諧的人際關系網絡，培養高度組織承諾的員工，通過相互信任而促成自發性的合作，是實現企業戰略目標與個人目標一致性的有效方法，是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途徑。
從嚴格意義上講，現代組織行為科學(BehavioralScience)發端于霍桑試驗。霍桑試驗對古典管理理論進行了大膽的突破，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點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和從物的因素上轉向“社會人”的基本假設和人的因素上。梅奧的人際關系理論(Human Relations Theory)通過對霍桑效應(Hawthome Effect)(即由“受注意”引起的效應)的揭示，對古典組織管理理論的研究范式維度作了四個方向的拓展〔羅x，2001)，即，單個行為主體的社會性;人是社會人，工作中的人際關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是影響生產效率的首要因素;組織是人們希望實現自導、自治、自我負責和自我實現的場所;群體(group)總是通過建立他們的價值觀和規范來控制人們的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現代管理實踐的復雜(complexity)巨系統性使人們更加關注對人的本性及人的行為模式的研究。隨著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的發展，組織行為學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個體行為(價值觀、態度、激勵等)、群體行為(團隊工作、領導藝術、溝通、沖突等)、組織系統(組織結構、工作設計、組織文化等)、組織變革等問題的研究日趨成熟。
一、組織行為理論研究的新發展
目前，對組織行為理論的研究呈現多學科交叉態勢，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運用不同研究視角在廣度和深度上豐富和發展了組織行為理論。
1.在經濟學的研究范式中，人被抽象為“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埃德加·莫蘭，1972)。效率概念是經濟學中的核心概念，認為在既定物質技術關系的約束條件下企業能夠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但現實中存在的明顯事實是，由于個人目標與企業目標的不一致，員工并不一定總是盡心盡力地工作，企業的成本也并非總是最小化，總還存在只要稍加努力便可增加的產出。這就說明存在著與配置效率不同的效率問題，即非效率問題。哈維·萊賓斯坦提出X效率理論，指出X效率理論實際上是指一種與組織或動機有關的效率;該理論從個人行為受到從表面看互相沖突的兩種傾向影響，每種傾向都會導致不同行為模式和對環境的反應。
2、著名心理學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三方互惠決定因果模型對人性作了全新的論釋。他摒棄了心理動力學和心理特質論的內因決定論和傳統行為主義的外因決定思想，對個體的行為、認知與主體因素、環境三者之間的關系提出更為辯證和完善的分析;強調主體因素對人類行為的獲得與表現和對人性潛能發揮的決定性。通過建立三方互惠決定因果模型闡明了三者之間的動態決定關系，為進一步研究如何促使個體行為方向與組織目標發展方向的趨同奠定理論基礎。
3.新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Mark E Granovetter)對當代組織行為理論研究有較大的影響。他發展了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 )的“經濟鑲嵌社會”概念，從嵌人性(embeddedness )、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 )、組織制度(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s)等三個角度分析了現代組織中社會情感聯系、信任、人際網絡等問題，增加了組織行為理論新的研究維度和研究命題。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運用契約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對格蘭諾維特提出的組織信任問題作了進一步研究，在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風險角度對信任的內涵及類型作了新的界定，并通過建立模型對各種信任類型作了深刻分析。
4.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的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才為學者廣泛重視。“社會資本”概念由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提出，詹姆斯·科爾曼、羅伯特·普特南等人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傳播。按照韋恩·貝克的解釋，社會資本主要是指人際和企業關系網絡中以及通過該社會關系網絡所能獲得的各種資源，包括信息、構思、線索、商業契機、金融資本、權利與影響、情感支持，甚至還有良好的祝愿、信任與合作。
二、組織行為理論研究的幾個熱點問題
1.人性研究的淵源及發展。
“有了人，我們便開始了歷史。”(恩格斯語)但是，人類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我們是什么，存在于世界中的人類意味著什么”(埃德加·莫蘭，1972)的爭議。對人類自身本性的理解和研究，用法國當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蘭的話來說還是一種貧乏的認識、封閉的范式。從普羅泰戈拉提出的“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開始，到中國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論、基督教的原罪說、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理論、馬斯洛的“需求塔”理論等，各種人性理論層出不窮，直至今日，人性問題仍促使人們不斷去探索、解析。休漠認為，“人性”是一切科學的基礎，一切科學都離不開以“人性”作為對象。人們希望通過對’‘人是什么”—人性、人的本質的解剖，通過對人的理解來尋求一種核心的價值觀念，并通過這種核心價值觀念的確立，從而為實踐活動確定合理的方式，再通過這種合理的方式來達到最佳效果。
早期對人的思考囿于人類自身力量的脆弱和外部世界的強大，認為人是缺乏獨立性的。在近代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和人的力量的強大，資產階級思想家破除了上帝的神秘色彩，確立了理性權威。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古典哲學則把這種理性權威推向極至。然而，人類進人20世紀后，理性至高無上的地位開始受到動搖。人們開始感到，運用理性的創造活動并不總是給人類帶來正效益。“上帝死了!”—尼采向人類發出這樣的呼喊。“上帝死了!”代表現代人一種普遍心態，它是人們對傳統價值觀和普遍的道德規范失去信心、對個體命運和前途感到擔憂的表現，它是對理性至上主義的徹底反叛，它也是現代人絕望心態的表達。“人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語)，“人類根本無幸福可言，理性越發達，痛苦愈深，博愛、平等均是空談”，真正的人生都被人為的而非自然的力量所操縱和支配，人類的目的性不見了，人應該更多的是依靠感覺行事而不是靠理性。社會轉型帶來的道德缺失、精神“斷乳”和無所適從迫使人們去重新思考支撐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層文化價值觀，“實現人的革命”、“重視主體間性”、“人類終極關懷”、“重建人類精神家園”，反映了人類為探尋人類未來發展所作的種種努力。
另一方面，理論家對人性的理解不僅決定他們的研究內容，也決定了他們的研究方法(班杜拉，2001)。康德認為，一個現代人應該是“由自身定義的”自我，他或她通過自我發展而發現和開掘自己的真正“人性”;這個命題宣布，人應該從自身而不是從任何其他的淵源尋求生命的神圣，從而為個人的理性主題奠定哲學基礎;在這個原則下，組織中個體有意識、有目的的理性行為被視為理論分析的最終基礎，而社會組織則被視為一種無數個體追求自身利益的無意識的產物。亞當·斯密在其巨著《國富論》中闡述了理性行為人在“看不見的手”( invisible hand)的指引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在獲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非出于本意發展的卻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公共利益。亞當·斯密賦予理性行為人以新的名稱—經濟人，并為后人所繼承，成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假設前提之一。偉大的管理實踐者、古典管理學家、科學管理之父泰勒繼承了這種人性假設，并采用了物理學最常用的方法—隔離法，通過一系列假定，排除一切干擾，把個人從社會中抽象出來，得到一個“理想類型”( ideal type)的“經濟人”。盡管泰勒的管理思想強調勞資合作、雇員和雇主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在實踐中嚴格科學的定量定性管理常常是沖突無法調和的根源。 基于此，埃德加·莫蘭提出應該停止將人簡化為“工匠”(“制造工具的人”的技術性面孔)和“智者”(“智慧人”的理性面孔)。“應該在人類的面孔上也看到神話、節慶、舞蹈、歌唱、癡迷、愛情、死亡、放縱、戰爭等。不應該把感情性、神經癥、無序、隨即變化作為‘噪音’、殘渣、廢料拋棄。”理解人性應該“超越對生活狹隘和封閉的理解(生物學主義)，超越對人的島民和超自然主義的理解(人類主義)，超越出無視生活和個人的概念(社會學主義)”，“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生物一心理一社會學的整體”。
班杜拉的研究揭示了人的本性是主體因素、行為和環境三者動態相互作用的結果。人類行為是自我系統和外界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而人類行為又分別影響外界環境和自我信念。一方面，個體的期待、信念、目標、意象、情緒等主體因素影響或決定他的行為;另一方面，行為的內部反饋和外部結果反過來決定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應。同樣，在行動與環境的相互決定中，雖然環境狀況作為行為的對象或現實條件決定著行為的方向和程度，但行為也改變著環境，以適應人的需要。三方互惠決定論包含著對人性的理解，即人一方面是自己的主人，人生意義取決于個體的把握，另一方面也要受到環境條件的制約而不是無限自由的。
2.組織嵌人、社會資本及社會關系網絡研究。
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反映了人們對人性的重新認識。芝加哥大學心理學家米哈利·切克斯贊米哈利經過長達25年的研究發現，決定快樂的秘密在于有意義的工作和人際關系質量。心理學的“新關系論”認為生命的動力在于“參與”，即，在與他人的關系中成長和發展。一個人擁有完善的關系網絡就會擁有一個健康的身心。管理者必須刺激員工的動機，發展他們的能力，賦予良好的工作環境，使其自發地完成工作。在信息時代，人際關系網絡因為企業與顧客間、企業與企業間以及企業內部員工間的自發合作而變得重要。
強調員工能夠相互信任并促成自發性合作的關系網絡稱作社會資本。波茨和塞森布雷納認為社會資本是四個概念的有機結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限度的團結”( bounded solidarity)概念，指逆境可以成為團體團結一致的動力;齊美爾的“互惠交易”( reci-procity transactions)，指在個人化的交換網絡中產生的規范和義務;迪爾凱姆和帕森斯的“價值融合”( value in呵ections )，指價值、道德原則和信念先于契約關系和非正式的個人目標(不是嚴格工具意義上的);韋伯的“強制性信任”( enforceable trust )，指正式制度和特殊性的團體背景使用不同的機制保證實現對已經達成的行為規則的遵守。據科爾曼教授對社會資本概念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某些行動者的利益部分或全部處于其他行動者的控制之下，行動者為了實現各自的利益，相互進行各種交換，甚至單方轉讓對資源的控制，其結果就形成了持續存在的社會關系，這種持續存在的社會關系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資本。
關鍵詞：公民財產權利；社會資本；紐帶關系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2-0005-05
公民財產權利，是公民個人和家庭對于依法擁有的財產所享有的各項權利。西方社會公民財產權利的確立和財產權體系的形成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逐步完成的，并最終形成了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財產權結構。從轉型期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來看，伴隨著我國公民財產的積累與分化，個人財產權利的意識日益增強，不僅形成了我國現階段的公民財產權結構，而且引發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產權結構的思考。而在我國公民財產權利逐步確立的同時，我國的社會資本也在迅速增加，那么公民財產權利確立與社會資本之間是否存在紐帶關系呢？本文擬對此闡明一己之見。
一、對于社會資本的基本理解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曾指出①：“人類在轉變和交易活動中花費時間與精力創造出來的所有資本形式，都是為了發展出可以在未來增加收益的當前工具和資產。當人們從當前消費中抽出資源并將其用于增加未來消費（或生產）可能性時，資本也就形成了。”可見，資本作為經濟學的范疇，指的是能夠產生價值增殖的資產與資源。②經濟學最先分析的資本是與勞動力、土地相對應的物質資本，其后金融資本也成為經濟學的分析范疇。到了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家舒爾茨（Schultz）、貝克爾（Becker）等人又將人力資本概念引人經濟學分析中。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e Bourdieu）倡導的社會資本概念迅速流行開來，③ 不僅受到多學科的關注，而且引起了經濟學家之間的爭論。那么，社會資本是否同物質資本、金融資本與人力資本一樣，也是人類社會經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夠產生價值增殖的一類資源呢？
物質資本是人們為生產活動進行投資的產物，而金融資本則有條件地為投資（包括實業投資與金融投資）提供資金。自人類創造出金融資本以來，物質資本的形成已經與金融資本息息相關。“物質資本是在將時間和其他資源用于制造工具，建造工廠、設施和其他物質性資源的過程中產生的，它們反過來又能用于生產其他產品或增加未來收益。”（奧斯特羅姆，2003） 物質資本是人們投資形成的物質性的資產，同時也是必須由人力資本來運用的資本。“人力資本是使用和維護物質資產以生產新產品和創造收益所必需的。”（奧斯特羅姆，2003）由于人總是社會的人，人類生產具有社會性，合作與協同自然成為人類勞動的特點。生產活動中個人對待合作的態度，工作中能否協調一致，也自然成為影響總體工作效果與質量的非常重要甚至是至關重要的因素。而社會生活中形成的共識、人際關系、社會網絡、信譽信任、合作的規范等，則是影響合作與協同的關鍵因素。這些因素，有的屬于社會結構性質，有的屬于認知性質，但其共同點都是人們在社會性相互作用中的產物，是在人際合作性互動中形成并積累起來，并能夠產生收入流的一類資源，同樣是人類社會生活和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源。④ 這些社會資源均需要投資才能形成和積累，并且同樣能夠產生投資收益，因而也就具有了資本的基本屬性。于是，使用社會資本這樣一個基本概念來指稱此類社會資源是必要的，社會資本也因此成為與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相并列的一類資本。
然而，認識到這一點卻并不容易。在漫長的人類生產合作史中，對于影響合作與協同的上述諸多因素，人們似乎總是習以為常，而并未將其視為一類資本。直到20世紀下半葉，當世界銀行在扶助發展中國家的項目實踐中，對于同樣的項目在不同地方實施，為什么投入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大致相同卻結果迥異而倍感困惑，從而組織多學科專家、學者開展研究，由此對于社會資本的認識才揭開帷幕。世界銀行資助的專家、學者來自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他們深入項目實施的不同地區進行研究，所揭示的因素雖然各有側重，但都與人際合作息息相關。如果概括他們的研究成果，結論就是：項目成功實施的地區，存在導致合作順利開展的一些因素；而項目未能成功實施的地區，所缺乏的正是導致合作順利開展的因素。世界銀行資助的這些研究成果所揭示的與人際合作息息相關的因素，涉及人際關系、社會網絡、共享的隱含知識⑤、信任、合作的規范，等等，都是人際交往的產物，它們影響人類社會生產生活中的合作與協同，是人類社會經濟生活中不可或缺、能夠產生價值增殖的一類資源。這類能夠產生價值增殖的資源，顯然不是經濟學此前揭示的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所能夠涵蓋的，是一類人們以前并未進行過理論概括的、同樣能夠產生價值增殖的資源，也就是一種能夠與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相并列的新的資本。借助業已存在的社會資本概念，人際關系、社會網絡、共享的隱含知識、信任、合作的規范等與人際合作息息相關的因素，遂被稱為了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雖然具有資本的共性即一般屬性，但也存在著不同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某些個性。如物質資本會因為使用而耗損，而社會資本則相反，不使用反而耗損而使用則會增加。在這點上，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相似。在物質資本的投資上，投資者為了獲得經濟利益的動機十分明確，而人們投資形成社會資本卻不一定是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物質資本是有形的，而社會資本是無形的。人力資本存在于人類個體身上，而社會資本則存在于人際交往之中。因此，在研究社會資本時，既要看到它作為資本的共性，又要看到其所具有的特點。同時必須認識到不論社會資本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存在哪些不同之處，社會資本同樣具有資本的基本屬性，并且，無論是物質資本還是人力資本抑或社會資本，“所有資本都是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單獨一種資本是不夠的”。（奧斯特羅姆，2003） 而諾曼?厄普霍夫則進一步指出：在社會資本缺乏時，因為缺乏信任、義務、獨創性、合作、可靠性和其他人類能夠展示或抑制的特性，其余資源可能有較小的生產能力。⑥ 可見，社會資本這類人際合作性互動的產物，是通過作用于人力資本并傳遞到物質資本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著獨特的、不可或缺的生產能力的放大作用。
世界銀行所資助對于社會資本的研究成果，大多與發展問題有關。在1998年世界銀行的24篇社會資本系列工作論文中，除了Paldam 等人的文獻評述（Martin Paldam和Gert Tinggaard Svendsen，1998）以外，無一例外都是以經驗研究為基礎，關注了發展中國家發展進程中的經濟、社會、政治問題。此后，關于社會資本的經驗研究迅速擴展到各個領域，從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治理、村莊公共項目管理到世界銀行的小額信貸項目，直至勞動者就業、企業創建、產業集群，甚至轉型國家的民主政治等，社會資本的研究出現了如Fine（2001）所說的遍地開花的“手工作坊”式的興旺景象。世界銀行的迪帕?納拉揚（Deepa Narayan）和蘭特?普里切凱特（Lant Pritchett）將這一研究社會資本的特點，總結為“以主題為導向的社會資本的功能定義的”分析，并且認為這可能導致“永遠也無法達成一致的意見”。⑦ 不過有幸的是，對于社會資本的理論研究已經受到重視，對社會資本類型的整合也正在進行。克瑞奇納和厄普赫夫（2004）將社會資本分為結構型和認知型兩種，也有研究者在此基礎上加進了關系型社會資本。⑧ 而安妮魯德?克里希娜（Anirudh Krishna）則將社會資本分成制度資本與關系資本兩種類型。⑨本文將基于結構型社會資本與認知型社會資本的劃分，分別探討公民財產權利與結構型社會資本與認知型社會資本的紐帶關系。
二、公民財產權利與結構型社會資本的關系
結構型社會資本涵蓋人際關系與社會網絡，是社會資本中屬于社會結構性質、而與認知型社會資本相區別的社會資本類型。相對于認知型社會資本，關系與網絡因系客觀存在，比較容易辨識。雖然迄今社會資本研究中的大量文獻均是對關系與網絡的研究，但是從經濟學的視角，將公民財產權利與關系、網絡聯系起來進行分析，以揭示公民財產權利與結構型社會資本的紐帶關系，還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
就結構型社會資本所包括的關系與網絡的關系論，網絡即社會關系網，是主體所建構的所有人際關系的網絡，而關系則是社會網絡上的節點。因此，建構關系成為建構網絡的基礎，而關系與網絡的建構同公民財產權利之間存在著紐帶關系。
迄今的研究，無論是思想實驗還是歷史考察，都揭示了產權之所以形成，與稀缺性以及隨之產生的人們之間對資源的爭奪不無關系。對于那些能夠給人效用的資源與物品，在產權形成之前，由于是無主物，誰都想占有與奪取，因此而爭斗不斷。對稀缺資源與物品的爭奪可能付出巨大的代價，于是在爭奪的過程中，人們逐漸認識到確立一定產權規則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無論產權規則是最初的“誰先占歸誰”規則，還是社會大分工后形成的“誰勞動歸誰”規則，從歷史上看，由于形成了一定的產權規則，人們之間的爭奪開始受到產權規則的一定約束。但直到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市民社會的形成，個人方得以擺脫人身依附關系，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正式的財產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民個人財產權利的界定和保護始得以制度化。
對公民個人財產權利的界定和保護，大大減少了人們之間由于財產權利的不明晰而產生的利益矛盾，自然也有利于人們之間關系的改善。在財產歸屬清楚的前提下，只要人們彼此尊重他人財產權利，相互之間遵從財產制度的規范、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進行經濟交往，各自的經濟利益也就能夠得到保障。即便是由于不確定性而產生某些問題，通過彼此之間的協商也能夠得到合理的解決。在協商未果的情況下，雙方的經濟糾紛還能夠訴諸法律以求得公正的解決。于是，基于公民個人的財產權利進行經濟交往，無論是交易還是合作，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相對清晰。
在財產權利得到制度保障的條件下，人們之間的經濟交往迅速突破特殊信任所劃定的狹小圈子，交往半徑普遍拓展。在這一過程中，從社會資本意義看的人際關系，即人們社會網絡上的節點，較之以往也獲得迅速增加。因為隨著交往半徑的擴展，人們在同更多交往對象的交往中，基于對交往對象的熟悉與了解，而篩選出可以作為社會資本意義的“關系”所建立的對象，以擴展自己的社會網絡。這在現實的經濟關系中也易于得到印證。現實的經濟關系是在經濟交往中所形成的關系，無論交往對象是不是自己建構的關系網中的成員，哪怕是一次性的經濟交易，也同自己形成了特定的經濟關系，但這顯然并非社會資本意義上的關系。然而正是在經濟交往實踐中，通過主體的篩選，那些“志同道合”的交往對象或將成為自己社會關系網絡中的成員，而那些非同類者則最終會“道不同不相為謀”。
可見，由于公民個人財產權利的確立，在公民財產權利得到制度界定與保護的前提下，大大推動了人們之間的經濟交往，使得人們之間的經濟交往得以突破特殊信任的藩籬。而迅速擴大了的交往半徑，使得個人的交往對象普遍增加，最終通過個人篩選，個人社會網絡上的節點也會增多，個人的社會網絡也因此而得以擴大。
三、公民財產權利與認知型社會資本的關系
認知型社會資本包括共享的隱含知識、信譽、信任、合作的規范等，是人際交往中所形成的，與人們的認知息息相關的社會資本類型。共享的隱含知識、信譽、信任、合作的規范等認知類成果，之所以成為社會資本的一類，系由于它們都關乎人們之間合作關系的建立、合作項目的成功實施及其效率，因而客觀上也是影響人們合作成效的社會資本。
公民財產權利的形成與確立，在推動個人交往擴展，從而促進個人社會網絡上的節點增多和社會網絡相應擴展的同時，也會導致認知型社會資本的積累。下面我們即以共享的隱含知識、信譽、信任、合作的規范為例，揭示公民財產權利與認知型社會資本之間的紐帶關系。
隨著公民財產權制度的建立，公民個人的財產權利得到制度的保障。基于正式制度對產權的界定與保護，人們之間會迅速形成法定的財產權利的觀念與意識。這種與制度息息相關的、依法獲得的財產權利的觀念，既會形成強烈的“我的財產權利依法不容侵害”的意識，也會產生“他人的財產權利依法得到保護，如果侵害別人的財產權利會受到法律懲處”的意識。在這樣的觀念與意識引導下，人們之間能夠逐步形成彼此尊重財產權利的行為方式。而彼此尊重財產權利的行為方式，顯然又有利于人們之間無論是社會生活還是經濟生活中的和諧交往，從而有利于個人結構型社會資本即關系與網絡的增多與擴展，當然這已經涉及結構型社會資本與認知型社會資本之間的關系，這里不予展開。
有了依法取得和保護的財產權利，個人將形成穩定的預期并獲得依法增加財產的激勵，產生投資性使用財產的動機并在約束條件下進行投資決策。而隨著依法獲得并得到保護的財產的增加，人們將愈益約束自己的機會主義動機，著眼于長期利益進行考慮與決策，從而能夠經受短期利益的誘惑。這也就是中國先賢所論的“有恒產者有恒心”的精義所在。自我約束機會主義行為的結果，就是主體信譽的積累與確立。信譽作為可信任的聲譽，其建立無疑能夠減少人們交往中了解與篩選交往對象的進入成本。而對于信譽主體而言，良好的信譽無疑又是其值得倍加珍惜的無形資產，會為其帶來更多的經濟交易與合作的機會即商機。正是基于這一認知，筆者明確將信譽歸入社會資本中予以論述。⑩
信譽在人際交往中產生，但信譽一定有其主體，是主體在人際交往中信守承諾的行為為其帶來的聲譽；而信任則一定是雙方的事，總是“誰信任誰”或“誰被誰信任”。有信譽者容易被信任，但信任又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往往因為信仰、親情、友情和戀情等而產生信任關系。這表明信譽與信任之間絕不是一種線性的因果關系。
就信任與公民財產權利的關系論，顯然我們也不能得出信任與財產的多少有關的結論。因為大量的事實說明，窮人之間的信任往往比富人之間的信任更可靠。但我們也不能夠認為信任與公民財產權利之間沒有任何關系，因為信任與公民財產權利之間客觀上是存在一定的紐帶關系的，這在經濟生活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眾所周知，在經濟生活中，人們無論進行交易還是合作，都需要了解對方的經濟狀況，對于那些企圖空手套白狼的人，了解對方真實財務狀況的人們一定會退避三舍，而絕不會與其發生交易或合作關系。正是因為經濟活動中任何對于對方的盲目信任都將導致自己的財產權利受到侵害，資產遭受侵蝕，所以現實經濟生活中人們對于“皮包公司”才會抱有高度的警惕，而絕不會給予盲目信任。而國家之所以制定關于工商注冊的有關法律規定，也就是要從制度上防范“皮包公司”的危害。
如果說“皮包公司”不具有普遍性，那么我們再舉經濟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事實，進一步說明公民財產權利與信任之間存在的紐帶關系。在借貸關系中，借出款項一方為防止貸款損失，而要求貸款者提供資產抵押或要求第三方予以擔保；貨物或服務交易中，交易者要求錢貨兩訖；再如金融資產交易中的保證金制度設計等，無一不是經濟活動中公民財產權利與信任之間紐帶關系的反映。
合作至少涉及兩方關系，也可能是多方之間的合作。合作的規范是人們在相互合作中，規范彼此行為以維系合作關系的共同認知與行為規則。人類生產合作已有漫長的歷史，但在市場經濟出現以前的生產合作大多以換工、互助或簡單協作等形式存在。雖然共同遵守合作規范是合作得以進行的必要條件，但在公民財產權利獲得制度確認與保護以前，由于合作形式初級，合作的規范也相對簡單。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經濟領域的合作愈益復雜，無論是何具體合作事項都會涉及資源或資產。合作各方需要就合作事項投入相互約定的某些資源或資產，既可能是商定的出資額，也可能是有人出資而其他人出技術、土地或設備等。但無論是資金、技術、土地，還是廠房、設備，無疑都是合作者擁有產權的財產。如果商議合作的任何一方，對于所約定投入合作事項的資源或者資產沒有財產權，合作是不可能進行下去的。所以，市場經濟中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各方均擁有屬于自己的財產，對于約定投入的資源或資產享有無可爭辯的權利。在這一前提下才可能產生合作意愿、建立合作關系。合作規范是在合作關系建立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合作前提既然是公民財產權利的明晰，沒有公民財產制度的確立，公民財產權利不能依法界定和得到法律的保護，合作將難以開展，遑論合作規范的形成！
注釋：
①奧斯特羅姆的論文《流行的狂熱抑或基本概念》原載于世界銀行1999年出版的《社會資本》，由曹榮湘選編入《走出囚徒困境――社會資本與制度分析》（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出版）一書。
②迄今學術界已公認的資本有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除目前引起熱烈討論的社會資本概念外，也有人提出自然資本、文化資本、制度資本等概念。
③布爾迪厄于1980年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發表了《社會資本隨筆》，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這些資源與由相互默認或承認的關系所組成的持久網絡有關，而且這些關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④參見程民選：《論社會資本的性質與類型》，《學術月刊》，2007.10。
⑤隱含知識，Joseph E.Stiglitz稱之為tacit knowledge，Alfred Schutz稱之為stock knowledge，是指成年社會成員用以處理其日常生活的已經潛移默化的知識，包括價值觀、信仰、社會―文化概念等。
⑥⑦⑨參看帕薩?達斯古普特等編《社會資本―― 一個多角度的觀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頁，第355頁，第91-121頁。
⑧對社會資本的研究視角是另外一個問題。Gatzweiler和Franz（2005）從學科領域出發，將社會資本劃分為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的觀點；特納（2005）將社會資本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予以思考；Murray（2005）將研究社會資本的視角總結為網絡方法、理性選擇方法、公民參與方法；Woolcock和Narayan（2000）則認為政治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可以分為四個鮮明的視角：社區視角、網絡視角、制度視角和協同視角。
⑩參見程民選：《信譽：從社會資本視角分析》，《財經科學》，2005年第2期。
參考文獻：
［1］程民選，劉益.論市場經濟對信用秩序的要求［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0，（2）．
［2］C.格魯特爾特.社會資本在發展中的作用［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3］林南．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Citizens Property Rights and Social Capital Ties
Cheng Min-xuan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of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Sichuan 610074，China）
論文摘要：介紹了師幼對話的特征及作用，闡述了師幼對話中，對幼兒教師的要求是學會傾聽、學會回應、學會理解。指師幼對話中，幼兒教師的定位應該是平等參與者、合格指導者和積極促進者。
新的世紀，教育被視為個體發展、社會進步的動力以及財富的源泉，被擺在優先發展的地位，而教育的發展離不開教師。《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指出，教師應該成為幼兒學習活動的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導者，以關懷、接納、尊重的態度與幼兒交往。努力傾聽，努力理解幼兒的想法與感受，支持、鼓勵他們大膽探索與表達，并且關注幼兒在活動中的表現與反應，敏感地察覺他們的需要，及時以適當的方式應答。教師是師幼互動中的重要角色，是兒童成長的重要他人。如何認識師幼互動以及在師幼互動中對于幼兒教師角色的定位思考是很重要的。
一、師幼對話的特征及作用什么是師幼對話
對話，是指兩個人或者更多的人用語言交談。但是，也不僅僅是指對話者之間的狹隘的語言談話，同時也是指談話者的“敞開”和“接納”，是對對方的傾聽，是指共同在場、互相吸引、互相包容、共同參與的關系。這種對話更多地是指相互接納和共同分享，指雙方的交互性和精神的互相承領川。哈貝馬斯認為，通過對話形成共識是問題的關鍵，他強調，在通過對話形成共識的過程中，對話參與者的利益均在考慮之列，通過平等、自由的論辯，每個人試圖得到的東西，都可以在解釋中得到重新的認識。
在教育中的“對話”，對話不僅是教育交往的方式，而且也是教育情景。在對話中，教師和學生都為教育活動所吸引，共同參與、合作、投人和創造相互交往的活動，指的是一種師生關系。師生關系是一種事際關系和人際關系的整合，在過去的研究中，大概有以下幾種師生關系的觀點:教師中心論;學生中心論;教師主導、學生主體論; 師生雙主體論以及師生平等對話論。而師幼對話所依據的理論就是屬于平等對話式的師生關系論。
余文森教授指出，真正的師生對話，指的是蘊涵教育性的相互傾聽和言說，需要師生彼此敞開自己的精神世界，從而獲得精神的交流和價值的分享叫。“師幼對話”是指在幼兒教師和幼兒之間以幼兒園的生活、游戲和教學為話題，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同時是師幼之間敘述和傾聽的過程，并且也是師幼之間的情感交流并達到共識的過程。
2.師幼對話的特征
根據“師幼對話”的定義，師幼對話是一種積極的相互作用，其核心特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對話雙方即教師和幼兒是平等互動，都在表達、都在傾聽、相互接納和共同分享;其二，產生實質性影響。通過對話，互動雙方彼此能動調整和適應，達到精神的交流，獲得自己的經驗。
3.為什么需要師幼對話
①師幼對話是教師與幼兒在教育活動過程中相互溝通、理解、達到共識的過程。師幼對話體現的是一種和諧的平等對話式的師生關系，而和諧的師生關系可以使教育活動更加容易開展，師幼之間的關系更為親密;②因為對話是需要通過語言來實現的，幼兒的語言能力可以在對話過程中發展起來，幼兒語言的發展與其情感、經驗、思維、社會交往能力等其他方面的發展密切相關，所以，通過師幼對話是發展幼兒語言的重要途徑。教師與幼兒之間的交流對幼兒語言的發展具有特殊意義。
4.為什么強調幼兒教師在師幼對話中的角色定位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教育—財富蘊藏其中》將師生關系視為整個教育教學大廈的基石，而師生對話是師生關系模式中的其中一種。師幼對話，既能反應幼兒教師的教育教學觀念，也能體現幼兒教師在教育過程中的教育機智等方面的能力。從對話的角度講，教師是可以使兒童能夠獲得幫助、指導的;而兒童對自己想法的表述，是使教師理解兒童、指導兒童、尊重兒童的途徑。新型的師幼對話關系建立在對幼兒教師角色定位的基礎上，師幼對話關系的觀念落到行為上，需要教師了解師幼對話，認識教師角色在師幼對話中的定位，使幼兒在對話中獲得發展。
二、師幼對話中對幼兒教師角色的要求
教師的作用得到發揮，必須要和學生構建良好的師生關系，對話是促進師生溝通和理解的橋梁。教師既是師生對話的發出者，也是對話的接受者。通過教師對信息的發出和接受，師生對話更好地為學生所接受和理解。因此，幼兒教師是在師幼對話過程中的關鍵因素，幼兒教師對師幼對話的理解和認同很重要。在師幼對話過程中，幼兒教師要明確自身定位，必須學會傾聽、學會回應、學會理解幼兒的話語，積極地與幼兒對話，使師幼對話發揮它的教育功能。
1.學會傾聽
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在《代溝》一書中，曾經提出人類文化發展的三種類型:后象征、互象征、前象征。在后象征文化中，成人的力量是大于兒童的力量的，成人擁有著絕對的權威。在后象征文化中成人很少去關注幼兒的經驗、興趣和愛好。由于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成人與兒童的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處于后象征文化中的，不會尊重兒童，也不會去傾聽兒童的聲音。在傳統的師幼對話中，幼兒只是教師的“應聲器”。在師幼對話中，教師和兒童的關系不是傳統的權威的上傳下應的關系，而是相互交流，雙方互相作用的關系。因此，不能把兒童當作一種應聲的工具，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強加于他們。兒童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興趣，身為一名幼兒教師，要學會對話的第一步—傾聽幼兒的聲音。因為，對話始于傾聽，傾聽是對話的第一步，是教師與幼兒進行對話過程中必要的過程，是教師在認真聽取幼兒的各種觀點、想法，了解幼兒的興趣和需要。傾聽幼兒意味著賦予幼兒的話以價值，了解幼兒和尊重幼兒。因此，在師幼對話中教師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傾聽，學會傾聽幼兒談論的話題，捕捉幼兒的興趣點，分析幼兒的需要，有助于教師全面了解兒童，有效地進行針對性的教育，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師幼關系。
2.學會回應
對話是雙方積極的相互作用，教師和兒童是平等互動，都在表達，都在傾聽。傾聽是對話的開始，但不是結束。在師幼對話中，回應也是非常重要的過程。對于兒童的話語，教師要真誠地傾聽，并作出適當的反應。這種適當的反應就是師幼對話中的回應。適當的的回應對于幼兒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幼兒希望受到教師對自己的重視。當教師對幼兒的談話表示回應時，幼兒可以感受到教師對自己所表達的話語的尊重和重視，也知道教師對自己所表達話語的看法，可以感受到教師對自己的支持。在了解幼兒想法的基礎上，教師積極地作出適當的回應。
教師的回應應遵循:第一，語句必須合乎語法，是教師和幼兒能相互理解的可領會的表達;第二，教師要真誠地表露自己的想法，取得幼兒的信任;第三，表達的內容必須是真實的，以免誤導幼兒。教師向幼兒提出問題、看法、建議、指導等方式與幼兒交流，當幼兒接收到教師的回應時，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方式主動與教師溝通。這種回應可以幫助幼兒發散思維，增強幼兒對話的積極性。
3.學會理解
師幼對話是教師與幼兒相互敘述和傾聽，使感情交流達到共識的過程，相互理解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理解是傾聽和回應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這里的“理解”有兩層意思:一是教師理解幼兒的話語;二是教師所表達的話語讓幼兒理解。由于幼兒的自我表達能力差，對自身狀態的控制力較弱，在傾聽的過程中教師要學會理解幼兒所表達話語的意思，通過理解及時捕捉幼兒的興趣點，分析幼兒的需要。理解是一種設身處地的傾聽。在回應的過程中，由于教師和幼兒思想水平的差距，幼兒的知識發展水平不高、理解能力不強，所以教師所表達的話語如果不是幼兒“最近發展區”所能理解的話，那么幼兒就不能很好地和教師進行交流和溝通，所以教師所表達的話語必須能讓幼兒理解。在對話過程中，教師理解幼兒所表達的，以及教師所表達的能讓幼兒理解的話，那么教師和幼兒雙方就能建構共同意義的對話過程，就能讓感情交流達成共識，促進師幼對話的順利進行。
三、師幼對話中幼兒教師角色定位的誤區
師幼對話中對幼兒教師的要求是要學會傾聽、學會回應和學會理解。但是在這一過程的實施中，很多幼兒教師都誤解了這些要求。
1.有問必答
對話是有問必答嗎?師幼對話對幼兒教師提出了傾聽和回應的要求，但是教師對幼兒所有的問題都是有問必答嗎?盧梭在《愛彌兒》一書中談到，自己的思想和別人的思想是不一樣的，個人論述的是自己的思想，如果教師還沒有教會學生怎么去判斷別人的思想，就拿自己的思想去教育學生的話，那么最終學生也只把教師的思想當做自己的思想的復制品，以后不管再怎么努力，已經沒有辦法改掉了。對于幼兒提出的所有問題，教師并不需要全部都回答，還是要留個幼兒想象和思考的空間。一味地將自己的思想全部灌輸給幼兒，對幼兒的個體性、獨立性思考發展是一種傷害和阻滯。這樣的“對話”不是對話，是灌輸，是不負責任的對話。
2.對話只是在幼兒教師與幼兒個體之間
很多教師都誤認為對話只是教師與個別幼兒之間發生的而已，其實不然。首先要明確“對話”的主體是誰?“對話”是指兩個人或者更多的人用語言交談，指雙方共同在場、互相吸引、互相包容、共同參與的關系，這種對話更多地是指相互接納和共同分享。從對話的定義中，可以看出，對話并不是只有兩個人的對話，可以是教師跟單個幼兒，也可以是跟多個幼兒，甚至是跟幼兒群體之間的對話。
3.幼兒教師把對話主導權全部交給幼兒
近幾年來的教育改革中，幼兒的主體性成為了熱門話題。幼兒的主體性指的是幼兒的自主性、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重視師幼對話，并以此作為發展和建構幼兒主體性的一個重要過程和途徑，無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在師幼對話中，很多教師為了體現教師尊重幼兒的自主性、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便把師幼對話中的所有主導權交給幼兒，讓幼兒先自己主動提問，成為對話中的提問方和主動方，自己卻不會主動先與幼兒對話，也不向幼兒提問，其實這是對師幼對話中教師、幼兒角色以及幼兒主體性的誤解。強調幼兒的主體參與，教師便從師幼對話的“重要地位”走向了師幼對話的“邊緣”，甚至退出了師幼對話的舞臺當“觀眾”。其實，師幼對話不是幼兒單獨一方的獨角戲，教師必須積極參與其中，不是等幼兒主動跟自己對話，教師應該積極創造與幼兒發生對話的條件。
四、師幼對話中幼兒教師角色的定位
1.幼兒教師應做師幼對話中的平等參與者
師幼對話中傾聽、回應和理解的每一個過程都離不開教師的積極參與，教師應該不僅是一個傾聽者，還要時時刻刻準備參與到跟幼兒的對話過程中。無論是教師發起的對話還是幼兒發起的對話，對話雙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師幼對話是建立在教師和幼兒平等理解的相互交往的基礎上的，強調雙方真正的平等、溝通和理解。在師幼對話中，正像瑪格麗特·米德在《代溝》一書中曾經提出的“互象征文化”一樣，教師和幼兒之間已經不是教訓與被教訓、征服與被征服，而是平等的、互相對話的關系。因此，教師要及時地改變觀念，平等地參與到師幼對話中去。
2.幼兒教師應做師幼對話中的合格指導者
師幼對話過程中幼兒會有很多的疑問和困惑，這時就需要教師給予幼兒正確的指導。在師幼對話這樣一個動態的活動過程中，會有很多意料不到的語句出現，教師在面臨這些間題的時候，教師要及時捕捉幼兒在對話中反映出來的疑問和困惑的語言，進行思考和分析，然后，再反饋給幼兒進行指導。教師在這一過程中的指導很重要，對于兒童的發散思維和認知水平的發展都很關鍵。所以，教師用對話去指導的方法、語句、過程，必須都是正確的、規范的。在師幼對話中，幼兒教師應該要做一個合格的指導者。
3.幼兒教師應做師幼對話中的積極促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