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07 07: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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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的關鍵環節“積累就是資本以不斷擴大的規模進行的再生產。”這種積累，只有通過產業資本在“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三種形態上的循環運動過程來實現。產業資本不斷地將勞動力這種具有特殊使用價值的商品置于資本的支配之下，不僅源源不斷地生產出新的商品和新的剩余價值，“還要生產并再生產資本關系本身”。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則是要把上一輪產業資本循環運動中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再投入到新一輪產業資本循環運動中去。資本支配下的擴大再生產必然帶來一種結果，即“對過去無酬勞動的所有權，成為現今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占有活的無酬勞動的唯一條件”。這種社會再生產過程越是循環反復地進行，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就不得不與勞動資料相分離，轉化為以出賣自身勞動力為生的“虛構商品”。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分離越是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生產與需求的同一關系就會在越來越大的范圍內轉化為生產與需求的對立關系。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要進行下去，就必須不斷地在商品資本通過市場交換轉變為貨幣進而轉變為擴大的貨幣資本的環節上，實現“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金體上”，使生產與需求的對立關系暫時地得以解決。不經過這一“飛躍”，則商品價值，進而剩余價值，就不能得到實現；剩余價值若不能實現，也就無從轉化為資本，社會再生產過程也就無法持續下去。因此決定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能否順利完成的關鍵環節是剩余價值的實現環節，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論是古典危機還是當代危機）本質上都是剩余價值難以實現的外在表現。
（二）資本有機構成變化與剩余價值難以實現問題剩余價值的實現過程，特別是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條件下的剩余價值實現過程，從來都不是輕而易舉的。商品價值由商品體到貨幣體的“驚險的跳躍”的過程，在生產與需求的對立不斷擴大的條件下并不必然會發生。這種“跳躍”發生的幾率甚至隨著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的循環反復而趨于減小。商品價值規律發揮優勝劣汰的作用，使得“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的單純的實際可能性也變成了同樣的強制性命令”。資本家擴大生產規模的努力如果單純依靠資本投入的擴張，就會因資本有機構成不變導致勞動力價格過快上升到“嚴重地危及資本關系的不斷再生產和它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的程度。對于資本來說，率先采用可以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新生產方法，從而使所生產的每個商品的個別價值低于市場價值，就可以暫時地取得額外的剩余價值，同時淘汰其他競爭者。個別產業資本之間的競爭越是激烈，增進勞動生產力就越是成為資本家擴大生產規模的手段，實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就越有必要。當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成為生產剩余價值的主要方式時，資本有機構成的單向變化就成為一種常態：不變資本的相對量趨于增加，可變資本的相對量趨于減少。資本有機構成的這種變化必然使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結合方式發生不可逆的改變：“在積累進程中形成的追加資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較起來，會越來越少地吸收工人……周期地按新的構成再生產出來的舊資本，會越來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傭的工人”。這種排斥，必定以人口相對過剩的常態化和產業后備軍的形成為結果，進而成為資本持續壓低勞動力價格的有力武器。一方面是資本驅使下不斷擴大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日益貧困化導致的消費需求萎靡。生產與需求的這種對立積累到一定程度，剩余價值就會因為商品交換活動的停滯和萎縮而無法實現，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突然中斷，以商品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也就不可避免。
二、透支消費與剩余價值難以實現問題的暫時緩解
（一）透支消費的目的與實質客觀地講，相對于封建主義生產關系下近乎停滯的社會生產來說，資本支配下的社會生產在并不算太長的歷史時期內使社會生產力實現前所未有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日趨激化的生產與需求的矛盾，正是這種發展起來的社會生產力與資本支配的資本蓄積規則及財富分配規則相沖突的結果。如果不能依靠壓縮生產能力的辦法來解決這一沖突，就只能依靠刺激消費需求的方式來尋求緩和。突破“量入為出”的觀念，決不是某個人心血來潮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局部調整的必然產物。“透支消費”的觀念之所以能夠被接受，恰是日趨發達的社會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間的矛盾不斷發展的結果。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同時也是資本蓄積的過程，資本蓄積越快則生產與需求的對立也就越尖銳化。資本蓄積正是通過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不斷地將剩余價值轉化為產業資本，轉化為現實的生產能力，才能得到完成。在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條件下，由于剩余價值不斷地轉化為產業資本，生產能力的擴張幾乎是沒有限制的；但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卻會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所具有的消費購買能力相對地變弱。要緩解生產與需求之間的矛盾關系，就必須改變一部分社會勞動生產物的性質和用途，使生產與需求暫時達到耦合狀態，使新創造出來的剩余價值可以從商品交換中得到實現。作為不變資本或可變資本的物質載體的那部分勞動生產物已經補償了在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勞動資料或勞動力，所以其性質和用途不能再作改變。唯一還可以改變用途的勞動生產物，就是那些補償生產過程中勞動能力和勞動資料耗費之后剩余的那部分勞動生產物。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這部分剩余生產物的價值形態即是剩余價值。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透支消費（無論是微觀層面的個人消費透支，還是宏觀層面的國家財政透支）本質上都是將剩余價值的用途暫作改變，在抑制生產能力擴張的同時盡可能擴大有效需求，最大程度地讓新創造出來的剩余價值得以成功實現。
（二）透支消費的必然性與局限性利用透支消費來緩解剩余價值實現過程中矛盾的方法，可以歸納為：用剩余價值實現剩余價值。這種使資本可以繼續行使對勞動者的支配權和對剩余生產物的索取權的方法，在資本主義體系剛剛形成并初步發展的歷史時期，并不是必須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資產階級奔走于世界各地……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不斷擴大的世界市場使剩余價值可以較為容易地實現。一旦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全球范圍內取得勝利，資本主義的世界殖民體系日臻完善，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越來越遭到全體勞動者的抵制和反抗，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加快，實行這種“用剩余價值實現剩余價值”的方法就變得越來越有必要。相對于危機爆發時銷毀過剩商品并消滅生產能力的那些危機應對辦法，全社會范圍內的透支消費可以在盡可能小地破壞生產力的前提下，盡量地緩和因資本主義制度導致的生產與需求的對立關系。這是因為，一方面，透支消費在一段時期內將社會儲蓄基金部分轉變為社會消費基金，暫時減緩了剩余價值轉化為產業資本的速度，以破壞相對較小的方式抑制了生產能力的擴張；另一方面，透支消費在一段時期內提高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的消費能力。資本犧牲的是對已實現的部分剩余價值的直接支配權，換取的是資本支配下的擴大再生產過程的平穩運行，以及未來一段時期內剩余價值的順利實現。以“高福利、高消費”著稱的福利資本主義之所以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征之一，正是因為福利資本主義所依賴的全社會范圍內多層次的透支消費，為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剩余價值實現問題提供了一種毋需廢除資本對生產支配權力的應對辦法。實行透支消費的資本主義國家一直在回避一個根本的問題：即導致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剩余價值難以實現的資本蓄積規則和財富分配規則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改變。這就注定了透支消費只能暫時緩解社會再生產中的剩余價值實現問題，并不可能從根源上消除生產與需求的對立關系。
三、剩余價值難以實現問題的激化與經濟危機形態的轉變
（一）透支消費使剩余價值向金融資本轉變當資本家以“用剩余價值實現剩余價值”的辦法來緩解被資本支配下的擴大再生產激化的生產與需求的矛盾時，資本不會放棄對轉變了用途的這部分剩余價值的最終支配權。透支消費暫時轉變剩余價值用途的過程，只是通過信貸或公債的方式，將作為這部分剩余價值物質載體的剩余生產物的使用權暫時讓渡給消費者或政府。剩余價值歸資本家所有的財富分配規則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本質的改變，但資本家對已實現剩余價值的即時索取權轉變為對已實現和將要實現的剩余價值的長期索取權。用于實現剩余價值的這部分剩余價值，雖然沒有轉化為在“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三種形態中完整循環的產業資本，卻轉化為金融資本：通過到期還本付息的規則，不僅將過去已實現的剩余價值收回，還額外地從因這些剩余價值的墊付而得以實現的新的剩余價值中以利息的形式支取出一部分來。這些游離于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之外的金融資本，表面上看只是當作商品的貨幣，但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它作為貨幣所完成的這個行為，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先導”（P383）。由此可以看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長期盛行的全社會透支消費并不是資本給勞動者的無償饋贈，也不意味著勞動者依附于資本的事實發生了改變；實行透支消費的目的只是為了資本可以更好地實現剩余價值，并將資本對勞動者以及對社會生產的支配進一步深化。
（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金融化與貨幣過剩常態化全社會范圍內的透支消費越是盛行，越來越大比例的剩余價值會轉化為金融資本，進而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金融化。這種形式的轉化非但不可能使業已存在的生產與需求的矛盾關系得到徹底解決，反倒會使這種矛盾關系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一方面，金融資本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導引作用使產業資本周轉效率提高，單位時間內生產既定剩余價值所需的產業資本預付量減少了。這一改變意味著剩余價值的絕對量會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從全社會范圍來看，資本蓄積的速度不是減慢了而是加快了。資本蓄積速度的加快推動生產過程中資本有機構成的加速變化，不變資本比重進一步上升，可變資本比重則進一步下降。另一方面，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加速了勞動者購買力弱化的過程，實現剩余價值的目標使社會對金融資本的需求快速放大。這表現在擴大的透支消費使得對充當支付手段的貨幣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債權關系和信用關系作杠桿，流通中的信用貨幣量成倍放大。金融資本借由透支消費取得的對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支配作用，使得生產與需求的矛盾關系不再直接表現為商品過剩，而是表現為常態化的貨幣過剩。金融資本流向哪個產業部門，哪個產業部門就會在供需兩旺的形勢下迅速膨脹；反之，金融資本一旦撤出哪個部門，哪個部門就會因需求的萎縮而迅速衰落。對商品的需求往往與商品的使用價值無關，也與消費者的實際購買力無關。在這種形勢下，不僅越來越多的剩余價值直接轉化為金融資本，甚至在實體經濟部門中循環周轉的職能資本也有向金融部門流動的趨勢。金融部門相對于實體經濟部門日益膨脹，經濟加速金融化。最近20年美國經濟發生的一些變化，就很能說明這一趨勢。從衡量貨幣發行量的廣義貨幣M2與GDP比值指標來看，1994年美國該指數為62.16%，但到2012年已達89.92%；再從衡量資產證券化的股票市場交易額與GDP比值指標來看，1988年時美國該指數僅為33.97%，在1997年達到123.73%，在2000年時則達到321.88%，2008年進一步上升到450.19%。①
（三）經濟危機形態的轉變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金融化和貨幣過剩的常態化，非但沒有消除生產與需求的對立，反倒將這種對立發展到了更深的程度，社會生產的無序性在各種金融衍生品的遮蔽下悄然生發。以引發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為例，次級抵押貸款本是面向信用程度差和還債能力弱的借款人的一種高風險貸款，次級抵押貸款公司卻將這些貸款通過資產證券化打包成債券出售給投資銀行，投資銀行又利用擔保債務憑證等工具面向保險公司、對沖基金等金融機構為購買這些債券融資。正如馬克思曾說過的那樣，“因為有各種方法使同一資本，甚至同一債權在各種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這種‘貨幣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以勞動者為主的消費群體購買力越是隨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而相對弱化，金融資本為實現剩余價值而鼓勵透支消費的動機就越強烈，手段就越翻新。金融資本對透支消費的支持，擾亂了價格信號反映并協調生產與需求關系的過程，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變得更加脆弱。信用貨幣的高度不穩定性，成為頻繁引發以貨幣過剩為特征的當代經濟危機的導火索。不同于金屬貨幣，流通中的信用貨幣量具有高度的可伸縮性。當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剩余價值較容易實現時，金融資本為參與對剩余價值的分割而極力延長信用鏈條，大量的信用貨幣被創造出來，并帶動擴大再生產過程的加速。但當擴大再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剩余價值難以實現時，金融資本為實現新的剩余價值而讓渡出去的剩余價值就表現為個人和政府債務的累積；一旦債務無法清償，信用鏈條的崩潰會使流通中的信用貨幣量急速萎縮，并加劇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剩余價值實現問題。信用貨幣的不穩定性，正是金融資本對擴大再生產過程的控制沒有消除資本蓄積規則和財富分配規則的外在表現。擴大再生產越是加速進行，勞動者購買力越是萎縮，與透支消費相聯系的信用貨幣過剩也就越嚴重。當過度擴張的信用也無法幫助資本將擴大再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剩余價值實現出來時，信用貨幣流通量的突然萎縮就引發現代經濟危機的爆發。從商品過剩向以貨幣過剩的經濟危機形態轉變，是金融資本通過透支消費取得對社會再生產過程支配權的必然結果。通過透支消費使剩余價值轉化為金融資本并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導引，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生產與需求的對立關系，但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剩余價值難以實現的問題。正如馬克思所說：“一起現實的危機的最終原因，總是群眾的貧窮和他們的消費受到限制，而與此相對比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竭力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金融資本既然不能改變資本在社會生產中占支配地位的資本蓄積規則和財富分配規則，也就不可能真正消除生產與需求的對立，只能使這種對立激化導致的經濟危機以新的形態表現出來。
四、危機形態轉變的經濟后果
（一）勞動者地位的弱勢化建立在全社會范圍內透支消費基礎之上的福利資本主義，曾給人以一種幻覺：勞動者的經濟地位已經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局部調整而提高，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可以保證勞動者不再依附于資本。但以新的形態表現出來的經濟危機表明，勞動者依附于資本的事實并沒有絲毫改變，并且隨著危機形態的轉變，勞動者的經濟地位有明顯的弱勢化的傾向。一方面，在金融資本引導下不斷加快的擴大再生產過程，使社會絕大多數勞動者被制造業部門所排斥，勞動者面臨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幾乎成為一種常態。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在遭遇高通貨膨脹率的同時，還出現了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的問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數據表明，美國平民失業率自1974年1月突破5%，1982年曾一度攀升至10.8%，直到1997年5月初才首次降到5%以下水平。②另一方面，勞動者由制造業部門向服務業部門轉移的過程中，勞動者的個人生產力趨于貧乏。在美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1980年的67.23%上升到2011年的73.09%；但服務業就業人數占社會總就業人數比重從1980年的65.7%上升到2010年的81.2%。③相對于非服務業部門，服務業部門勞動者的財富創造能力增長更為緩慢。勞動者經濟地位弱勢化既是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生產與需求對立加深、經濟危機頻發的直接原因，又因新形態經濟危機的爆發而加劇。信用貨幣流通量的突然萎縮導致金融資本失去支持透支消費的能力，轉而要求政府和個人清償因透支消費而累積起來的債務，以便將墊付出去的資本回收。政府和個人債務危機的集中爆發，不僅導致福利資本主義破產，還將勞動者推至更加弱勢的地位。
（二）消費者行為的虛榮化消費者的一切消費行為，原本都應當是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服務的。勞動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前提條件，人的勞動的目的和消費的目的應當是一致的，即為了再生產出更自由全面發展的人而勞動，也為了再生產出更自由全面發展的人而消費。金融資本對社會生產的支配使生產與需求的對立關系更加深化，與危機形態轉變相伴生的貨幣過剩也使消費者迷失其行為的目的，陷入消費目的虛榮化的境地。一方面，金融資本主導下的全社會透支消費將需求的范圍限定在人的衣食、生殖、居住、裝飾等動物機能上。人的需求是多層次的，透支消費提供的物質產品和服務可以滿足較低層次的人的動物機能方面的需求，卻不能滿足更高層次的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全社會透支消費培養起來的“消費至上”的觀念，無助于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的滿足，也就不能達到再生產出自由全面發展的人的目的。另一方面，金融資本主導下的全社會透支消費使消費者出現“為了消費而消費”的傾向，物質產品和服務的消費相對于動物機能方面需求的滿足也是過剩的。金融資本提供的各種透支消費的機會，使消費者可以僅僅是為了虛榮而非為了需要進行消費。名牌箱包等奢侈品在使用價值上與一般商品并無差異，但是奢侈品可以滿足消費者的虛榮心，故讓眾多消費者哪怕背上債務也要購買。消費者行為普遍虛榮化既是經濟危機形態轉變的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新形態經濟危機發生的風險。消費者出于虛榮心而做出的消費決策，使生產者誤以為商品供不應求是可以持續的狀況，從而盲目擴大生產規模，加劇生產與需求的對立。信用貨幣流通量的突然萎縮使這種虛榮消費失去財富支撐，生產與需求的對立關系就顯現出來。普遍的虛榮消費越是與透支消費緊密結合，金融資本的無序流動就越是容易造成貨幣過剩經濟危機的爆發。
五、結論及對我國的啟示
關鍵詞： 基本原理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教學改革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闡釋是高校基本原理教學的重要內容，深入透徹地分析和講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成因、根源和危害對于幫助學生深刻理解、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本質、發展趨勢及其最終命運等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當前高校基本原理教材中有關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內容仍然遵循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實體經濟作為分析問題的出發點、著力點和基本依據。然而，自上世紀后半葉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日益明顯地表現為金融危機。作為一門與時俱進、承擔著幫助青年學生正確認識社會發展現實和規律任務的學科，高校基本原理教學不應漠視這一顯著的時代性，而是應當積極地適應當代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這一鮮明的時代特點，及時補充和完善有關經濟危機的相關教學內容，以有效地提升教學內容對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現實的解釋力，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趨勢、本質特點和最終命運。否則，學生難免產生書本理論和社會現實脫節的疑問，影響教學目的的實現。
筆者認為，在當今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的時代背景下，當前基本原理教材中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闡釋的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所呈現出的新特點和新趨勢——即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表現——著墨不多。
對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根本成因未進行剖析。
對金融危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未能充分揭示。
對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本質論述不到位。
對金融危機的發生和防治對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啟發和借鑒未有提及。
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補充和完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相關教學內容。
一、概要地介紹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幾次有代表性的金融危機。
主要包括：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機、90年代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本世紀初源自美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
二、將金融危機與早期的經濟危機進行簡要對比。
在演化路徑上，早期的經濟危機大都由實體經濟向金融領域延伸，而金融危機則與之相反；在造成的危害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機影響范圍廣泛，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深受其害；在對不同社會階層的影響上，在傳統的經濟危機中，資本所有者的直接財產損失要大于普通勞動者，而在金融危機中，盡管表面上看資本所有者的財產損失要大于普通勞者，但壟斷資產階級和金融寡頭利用其在金融市場上的定價權和信息優勢，其財富的損失比例要小于普通投資者，后者在危機中可能傾家蕩產、失去工作、一文不名、負債累累，同時，大資產階級還能對政府施加影響，獲取財政注資和輸血，彌補相當一部分經濟損失，從而使得其對社會整體財富占有比例不降反升；在危機后果的轉嫁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往往利用其對國際金融市場和貿易市場的主導權，將危機的惡果向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轉嫁。
三、從金融領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揭示金融危機的根本成因仍源于實體經濟，是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引發的，與傳統的經濟危機并無本質不同。
從表面上看，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來越多地源自金融領域，但實際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機的發生都有著深刻的實體經濟領域的背景，是實體經濟的困境和危機在金融領域的延伸和反映。近幾十年來，金融領域頻繁發生危機的前提在于金融領域積累了大量來自于實體經濟的閑置資本，其中不乏投機資本。而之所以會有如此眾多的資本從實體經濟轉向金融領域是因為受到與普通勞動者有限的支付能力所決定的總需求水平的限制，大量的閑置資本在實體經濟領域尋找不到獲利機會，只好將其逐利場所轉向金融領域，于是，西方各類投資機構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產品應運而生，并迅速發展。同時，許多金融衍生產品在設計時，都有實體經濟領域的相關產品作為定價依據，如果這些產品出現嚴重供大于求、價格縮水的狀況，就會拖累與之相關的金融產品價格以更大的幅度下降，成為引發金融危機的誘因。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導火索——美國次貸危機的生成機理就在于此。事實上，拉美金融危機和東南來金融危機也是當時本地區實體經濟領域困境的反映，只不過是在國際投機資本的炒作下，實體經濟的困境演化成為金融領域的風險和危機。
在馬克思完成經濟危機理論的批判性建構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每一次爆發都將對經濟危機的研究重新拉回到馬克思的視角。誠然，撇開歷史情境不論，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給后來的研究者帶來了雙重的印象，它“在傳統中扮演著一個核心角色，而與此同時，它又是理論中最為薄弱和最少得到闡發的領域”。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為經濟危機理論的建構提供了更深層次、更多維度的理論支柱，其超越歷史的寬大研究視野迄今無人可及。目前仍未完全過去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使國內外重新掀起了圍繞生產過剩、利潤率、資本積累和債務泡沫等問題的新一輪討論，這為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生命力提供了又一個注腳。回溯和梳理針對生產過剩的論述，對于正確解讀當前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有著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和現實借鑒意義。
一、經濟危機中的生產過剩與積累過剩
理論的發展往往是現實經濟生活的直接反映。馬克思首先納入經濟危機理論研究視野的是生產過剩現象。“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從生產過剩出發，馬克思批判性地建構了自己的經濟危機理論，并在研究中展示了獨特的邏輯演進路徑。
(一)商品生產過剩與資本過剩
在對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回溯中，最早引起人們注意的，是關于消費需求不足的論述。消費需求不足與危機中的商品普遍滯銷有關。實際上，在1857年以前的數次經濟危機中，商品過剩現象已然成為危機中的常態。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施托爾希、西斯蒙第和馬爾薩斯等，都從工人階級有限的消費可能性進行了解釋。在1857-1858年的早期研究中，馬克思認為該觀點有一定的正確性，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驅使“生產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應進行的生產的比例……如果‘超過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縮減了，那就會出現崩潰。”不過，在批判蒲魯東的觀點時，馬克思指出了消費需求的一個重要區別：不僅工人有需求，而且資本家也有需求。因此，工人不能買回自己的產品這種論點，實際上不足以用來論證生產過剩。不過，當時馬克思更傾向于將個人的消費看作是生產的最終界限。在后來的研究中，他開始更注重整體性的研究方法，轉向強調社會需求和社會消費：“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馬克思并沒有像有些學者所說的那樣，暗示消費需求是危機的根源，盡管群眾的貧困和有限的消費并不能獨立于危機根源之外。正如恩格斯后來所說：“群眾的消費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式、從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一個必然條件;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才使這種情況達到危機的地步。因此，群眾的消費水平低，也是危機的一個先決條件，而且在危機中起著一種早已被承認的作用;但是它既沒有向我們說明過去不存在危機的原因，也沒有向我們說明現時存在危機的原因。”
無論是消費不足還是商品的過剩，都在另一個層面反映出生產和投資的過剩。在1858年稍后的研究中，馬克思敏銳地覺察到，李嘉圖之后的經濟學家的解釋面臨著困境，即在看到資本的生產存在過剩現象的同時，卻否定商品過剩的可能性。他們沒有認識到，商品過剩與生產過剩兩者都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獨有的現象。因此，只有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才能說明這一事實。“什么叫作資本的生產過剩呢?就是預定用來生產剩余價值的那些價值量的生產過剩(或者，從資本的物質內容方面來考察，就是預定用來進行再生產的那些商品的生產過剩)，——因此，就是再生產的規模太大，這同直截了當說生產過剩是一個意思。更加明確地說，資本的生產過剩無非是，為了發財而生產的東西過多了，或者說，不是用作收入進行消費，而是用來獲得盈利、進行積累的那部分產品太多了。”與《1857-1858年手稿》中“生產超越它在對工人的關系上所應進行的生產的比例”的觀點不同，馬克思在這里強調了生產過剩與價值增殖的關聯性。換言之，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需求太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批評說：“李嘉圖及其整個學派始終不了解實際的現代危機，在這種危機中，資本的這種矛盾暴風雨般地突然爆發出來，日益嚴重地威脅到作為社會基礎和生產基礎的資本本身。”在另一處涉及生產的“社會基礎”的論述中，馬克思給出了一個更清晰的界定：“資產階級的生產，由于它本身的內在規律，一方面不得不這樣發展生產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個有限的社會基礎上的生產，另一方面它又畢竟只能在這種局限性的范圍內發展生產力，——這種情況是危機的最深刻、最隱秘的原因。”在這里，價值增殖可能性構成了一個界限和內在的基礎，使得資本在積累的同時，也體現為社會生產超越簡單再生產需要的過程。
(二)結構性過剩與普遍過剩
通常意義上的比例失調現象，在危機過程中表現為一種結構性的生產過剩。馬克思構建了科學的兩部類模型，其中，兩大部類之間的失衡是作為普遍性危機的典型形態來分析的。在馬克思看來，部類內部的失衡往往引起的是局部性經濟危機或結構性經濟危機。“這種平衡本身已經包含著：它是以平衡的對立面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機，危機本身可能成為平衡的一種形式。”
在比例失調情況下，生產和消費的緊張關系涉及的供需比例，本質上是社會勞動的分配。在社會化的商品生產條件下，社會生產的內在要求是按合理的比例進行。但在資本主導的社會生產制度下，資本逐利的本性實質上建立在超額勞動和超額消費等基礎上，社會生產超越合理的比例也就不可避免。這種超越有時還表現為外在的強制，“在競爭中，資本的這種內在趨勢表現為一種由他人的資本對它施加的強制，這種強制驅使它越過正確的比例而不斷地前進，前進!”而且，從再生產比例關系的恢復機制來看，遵循的是商品經濟下對社會勞動進行重新分配的規則。“危機的另一個方面是實際上減少生產，減少活勞動，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之間的正確比例——這個比例歸根到底構成一切的基礎。”
馬克思認為，社會生產的比例性失調總是表現為總體上的生產過剩，而不僅僅表現為生產部門間在供求上的不平衡。特殊商品的短缺也并不表現為其他商品的短缺，而總是表現為貨幣的短缺。其原因在于，馬克思沒有將產生生產過剩和貨幣短缺的可能性歸結為人們的實際需要，而是從資本增值、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的角度給出了解釋。固然，供求關系對生產具有調節作用，但如果僅僅從供求去理解比例失調現象，則危機發生的理由并不充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比例失衡的情況出現時，市場體系會如李嘉圖所預期的那樣，通過供求關系的相互作用來矯正生產的比例不平衡，但危機時期的情況卻經常與此相反。資本主義危機就其性質而言是總體性的，并非市場競爭導致某個生產部門的資本不能獲利，而是危機時期所有部門都不能幸免，“在生產過剩的普遍危機中，矛盾并不是出現在各種生產資本之間，而是出現在產業資本與借貸資本之間，即出現在直接包含在生產過程中的資本和在生產過程以外(相對)獨立地作為貨幣出現的資本之間。”至于通常意義上的競爭，不過是將資本內在的積累要求轉化為外部的壓力加于個別資本家，以確保社會生產局限于生產比例協調的限度之內。不過。在真實世界的市場中，競爭的壓力總是驅使個別資本家無意識地超越這一限度，并引起連鎖效應。這樣，在互補的生產部門中，將會逐一產生生產過剩，直至整個經濟體系陷入困境為止。
(三)資本過剩與積累過剩
對資本過剩的考察是馬克思創造性的觀點之一。在馬克思的闡述中，由于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資本過剩本質上是一種“積累過剩”。這種絕對意義上的積累過剩，通常會導致追加資本實現不了自身增值的目的。相反，積累得越多越快，會使原始資本增值得越慢，極端情況下甚至還會直接導致原始資本的貶值。在馬克思看來，在沒有其他例外因素(如技術進步等)干擾的情況下，利潤率下降規律發生作用時資本積累就存在著過剩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一旦變為現實，現實中哪些存量資本需要貶值，哪些資本將被迫貶值，就會成為競爭的主題。作為競爭的結果，往往是生產大面積停滯，使原有就業者被擠出生產領域，從而對其余在業人員的工資水平形成壓力。競爭還會導致另一個結果，即機器的大量使用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同樣會導致更多的勞動力被排擠出就業崗位。在不變資本要素的貶值和可變資本要素被壓低這兩種力量共同作用下，處于極低水平的利潤率將會緩慢抬升，這樣，周期將重新開始。
資本的積累過剩過程是伴隨著資本的周期運動進行的。“資本的生產過剩，僅僅是指可以作為資本執行職能即可以用來按一定剝削程度剝削勞動的生產資料——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生產過剩;而這個剝削程度下降到一定點以下，就會引起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混亂和停滯、危機、資本的破壞。”在這里，剝削程度太低或剩余價值率的下降與積累過剩發生了必然的聯系。當然，他也注意到另一相反的趨勢，即資本在競爭下固有的、轉向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趨向，后者可以提高剝削程度。在經濟危機后期，這往往成為緩解危機和進入下一輪經濟周期的決定性因素。
馬克思的進一步分析表明，積累之所以成為其自身的對立面，主要根源在于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度與社會化生產之間的緊張關系，使得在生產無限擴大的同時，社會的消費卻相對縮小。“因為一種生產推動另一種生產，從而給自己創造了作為他人資本的工人而出現的消費者，所以對于每一單個資本來說，工人階級的由生產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現為‘足夠的需求’。這種由生產本身造成的需求驅使生產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應進行的生產的比例;一方面，生產必須超越這種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過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縮減了，那就會出現崩潰。”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主體和消費主體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簡單商品經濟，他們在生產和消費中的地位比以前更復雜，且產生了分離的趨向。“普遍生產過剩所以會發生，并不是因為應由工人消費的商品相對地[消費]過少，或者說，不是因為應由資本家消費的商品相對地[消費]過少，而是因為這兩種商品生產過多，不是對消費來說過多，而是對保持消費和價值增殖之間的正確比例來說過多;對價值增殖來說過多。”因此，從整個社會的層面看，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緊張關系，實質上是造成經濟危機的一個內在原因。
二、信用制度與隱蔽的生產過剩
在今天，生產過剩問題如果不與信用制度聯系起來。將失去應有的說服力。實際上，即使在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經濟危機也往往從貨幣市場開始。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在貨幣市場上呈現的危機，其實反映著生產過程和再生產過程本身的失常。而由貨幣經濟向信用經濟的發展，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失常。
信用關系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信用制度的建立，不僅意味著交易關系的根本性變化，更成為資本加速積累的杠桿。馬克思認為，“貨幣經濟只表現為信用經濟的基礎。”而信用經濟相比商品經濟來說則是一個更高級的發展階段。本來，貨幣和金融危機之所以有發生的可能，是商品內在的兩個屬性(即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埋下的種子，在現實中則是與商品形態向價值形態的轉化過程有關。這也就是說，在商品經濟中，買、賣之間的分離以及其在時間上的分離，只是蘊藏了貨幣危機的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勞動力也成為商品，資本的流通過程的復雜和支付結算鏈條的延長使危機的可能性實現了向現實性的轉化，并且是在更容易得多的程度上轉化。
在馬克思的分析邏輯中，信用與隱蔽的生產過剩是相關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生產同流通過程的分離因為信用工具的使用會大大地加劇，“信用使貨幣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實際回流的時間為轉移，這無論對產業資本家來說還是對商人來說都是如此”。在繁榮時期，盡管貨幣形式的回流顯得迅速而可靠，但這往往是一種表面的現象，“在回流實際上已經消失以后，總是會由于已經發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較長時間內保持下去，因為信用的回流會代替實際的回流。”這樣，實際的生產過剩就被掩蓋了。不過，信用制度有時也會緩和危機，其前提是銀行信用沒有在危機沖擊下動搖。這時，增加信用貨幣會成為緩和恐慌的有效方法，反之，收縮信用貨幣時則加劇恐慌。
信用制度推動隱蔽的生產過剩的另一個原因，來源于觀念上的貨幣。信用的擴張意味著貨幣在觀念形態上的膨脹，與之相應的是虛擬資本在總量上擴大。在貨幣幻覺下，相互獨立的資本家將會傾向于擴大生產。“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產業資本的最充分的動用，也就是等于產業資本的再生產能力不顧消費界限的極度擴張。”并且，這種極度擴張又為下一周期中商品流通的中斷奠定了物質基礎。“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二者作為新生產形式的物質基礎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使命。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因而加強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種要素。”此外，信用擴張本身也會導致貨幣支付鏈條的脆弱化。支付的鏈條越長，抵消支付的對象和內容越多，支付或抵消支付的環節就越不能有閃失，否則將會引起災難性的連鎖反應。“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顯然，充當支付手段的虛擬資本在數量上越是超過現實中的硬貨幣數量，貨幣和信用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后果也越嚴重。不僅如此，信用制度還會使危機變得漫長而難以恢復：“這全部人為的使再生產過程猛烈擴大的體系，當然不會因為有一家像英格蘭銀行這樣的銀行，用它的紙券，給一切投機者以他們所缺少的資本，并把全部已經跌價的商品按原來的名義價值購買進來，就可以醫治好。”
可見，資本主義下的信用制度往往成為其借以擱置內在矛盾的手段。南于社會再生產普遍聯系的性質，一旦資本利用信用制度從事盲目的擴張，原有的貨幣制度無法規避金融投機的懲罰性后果，本來，在商品經濟規律的作用下，即使出現局部的生產過剩，也會因信用擴張、破產企業較少等原因，通過市場競爭的法則來消解，現在卻出現了一個相反的后果。在信用的擴張和競爭的聯合作用下，利潤率水平從整體上被拉低，全部商品的名義價值縮水。在這一分析框架中，信用擴張和繁榮相聯系，而信用制度的崩潰，則又往往導致資本以壞賬和滯銷商品的形式出現，并以資本的急劇貶值告終。這種信用收縮——資本貶值——生產能力破壞——資本家之間財產關系重組的過程，實際上是社會生產在危機水平上進入新的經濟周期的必要環節。
三、隱蔽生產過剩下的債務泡沫與當代資本主義危機
馬克思關于生產過剩與信用擴張關系的論述。仍然是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有效工具。與信用擴張相聯系的債務泡沫化及其破滅，目前已經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典型表現形式。馬克思預見的信用擴張后果，在2007年次貸引發的最近一次危機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正如大多數左翼學者認識到的，戰后繁榮結束后西方國家的生產和投資并沒有取得飛速的增長，反而呈現某種停滯的趨勢。伴隨這種停滯趨勢的是經濟金融化進程的加強。這同時也意味著西方國家資本積累路徑轉向金融化的改變。考慮到國際壟斷資本主導全球化、美元具備世界貨幣職能的現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的信用擴張，實質上為全球經濟泡沫化開辟了道路。與此相對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資本過剩的基礎，不再是其內部商品生產的過剩了，而是迂回地通過發展中國家的商品過剩體現出來。商品國際性流動的加快和規模的擴大。同時也伴隨著壟斷資本的國際性積累進程。資本國際積累帶來了雙重后果：一方面，過去數十年間，發達國家內部勞動者所受剝削程度空前加重，大量國家福利被消減，工會力量受到打壓，工資增長被壓低，社會財富加速向大資產者轉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場的開拓和融入。國際壟斷資本大量地攫取了他國勞動者的財富。
經濟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是數十年來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但天下并沒有免費的午餐。過度的金融化，也導致美國等發達國家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形成了巨大的鴻溝，債務泡沫化程度日趨嚴重。喬爾·戈伊爾(2009)認為，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間，國際信貸市場的債務就翻了大約4倍，從近110億美元猛增到480億美元，遠遠超出了經濟增長率。盡管美國占有主導世界貿易體系的地位，并且往往通過負債來維持和擴大消費，但最終仍未能避免債務泡沫破滅的命運。
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新自由主義起到了一個反面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放松管制，實質上使金融部門成為了資源配置的獨立領域，使社會資本再生產過程脫離了從商品到貨幣的“驚險的跳躍”過程，還將大量的資源卷入虛擬經濟的帝國中。在全社會盛行的投機行為中，對沖基金處于金字塔的頂端，吞噬著社會新創造的財富。在金融創新的名義下，放松銀行管控無疑就是取消或半取消銀行系統的自律機制。出于逃避監管的目的，商業銀行可以利用各種所謂創新工具或手段，在賬面上對不同類型的貸款和投資給予模糊化處理;杠桿機制成為投機的新渠道，即使銀行達不到資本儲備量要求，也可以對包裝后的債務產品進行信貸交易。作為政策背景的則是經濟刺激政策的濫用。使本該被經濟法則摧毀的過剩生產能力和過剩資本高歌猛進。總之，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債務泡沫，躺在豐厚的利潤上，雖因管制的自由化暫時散發著致富的神話光彩，卻并不能在資產價格不斷抬高的壓力下而免于破滅。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界限，這些界限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
四、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給中國的啟示
在一個由資本主導的世界生產體系中，馬克思關于經濟危機的理論是永遠不會過時的。目前，世界仍沒有逃離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陰影，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對中國正確防范經濟危機沖擊和負面影響，仍具有指導意義。
首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如前所述，消費不足、生產過剩和信用膨脹都是與資本的內在矛盾相關的。正如國內有關學者所指出的：“中國反危機策略，重中之重在于反私有化，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在私人占有制主導下的社會生產，不能根本上扭轉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更不可能消解消費不足和生產過剩的難題。須知，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歸根到底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削弱，既不利于擴大內需和改善民生，也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更無力遏制國內外資本的投機。這不僅與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相悖，更遑論抵御國際金融資本的沖擊，保持國民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其次，正確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虛擬經濟的作用在于為實體經濟動員資金、提供融資支持，也有利于轉移風險和降低交易成本。本質上說，其定位應當是服務于實體經濟和提高經濟效率，包括社會資本配置效率和企業經營效率。但是，我們不能低估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帶來的負面效應。只有在實踐中和政策上規范虛擬經濟發展，控制投機和非生產性投資，才能消除經濟過大波動。同時，在參與國際金融市場和利用國外資本時，也要做到以我為主，堅持獨立性，避免成為國際金融資本的投機對象和轉嫁危機的對象。
最后，切實加強金融監管。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要素，也是經濟部門中風險較大的領域，監管是不可或缺的。完善資本市場體系是加強金融監管的基礎，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有效規避和轉移風險是金融監控的目的。加強金融監管需要法律保障，沒有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規和金融業管理規章制度，就難以規范金融系統中的投機行為，更無法應對虛擬經濟的泡沫化發展。此外，成熟的市場和嚴格的法律也需要落實在實際管理工作中。只有在金融監管中嚴格執法，才能維護好信用制度，防范泡沫，使金融部門真正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支撐。
一、企業的有限理性導致企業層面的壟斷、異化和信息不對稱
在私有制的前提下，企業的信息不對稱表現出企業的信息較多，但是信息仍然不完全。企業層面的信息不對稱會導致某個市場的過渡繁榮或經濟泡沫。企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會導致企業整體的非理性，損害到經濟主體的整體利益。因企業自由競爭必然會導致壟斷。某些企業對市場的壟斷，使單個企業的實力增強，獲取利益的能力增強。壟斷企業的異化，使企業受制于自己生產的商品，企業的命運由商品決定而不是企業來決定商品的生產和流通，商品越來越作為企業的對立面而存在。
企業法人企圖超越市場和國家，卻代表著企業的利益，即企業就是為了賺取暴力，從而進行財富分配。企業的出現集聚了大量財富。國家將企業看作與市場一樣是資源配置的手段是錯誤的。國家是市場和企業存在的制度保障。市場是中立的。
二、企業層面的壟斷、異化和信息不對稱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企業層面的壟斷、異化和信息不對稱都可以導致某一領域的極端失衡，都是造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現實基礎。壟斷、異化和信息不對稱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產生共同起作用。壟斷使企業實力增強，從而加劇了異化和信息不對稱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異化使企業不能以人的意志來左右企業的發展，而是由資本的意志和商品的意志推動企業中的人為資本和商品的逐利性和內在價值的實現而服務，從而加劇了壟斷和信息不對稱的內在驅動性;信息不對稱是現實存在的一種狀態，企業有利用信息不對稱的內在動力，企業加劇了信息不對稱來為自身盈利服務，這就加劇了企業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從而進一步為壟斷和異化創造了條件。當引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現實基礎逐漸增強的情況下，若政府的監管不力就容易導致結構性失衡，這種結構性失衡在信息不對稱的庇護下不為多數人所知，一旦這種結構性失衡被識破，就會引起整個經濟體的風險規避行為，從而使經濟危機發生和蔓延。
三、企業邊界網絡化拓展的財富分配機制釀造了危機
企業本身是一種財富分配制度，與市場配置資源具有公平性不同，企業配置資源有缺陷。正因為以往人們將企業配置資源的缺陷歸咎于市場，所以才造成各種國家干預措施無效，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企業與市場的關系使得市場機制不能起到理論上所講的資源配置作用。企業對市場的干預和扭曲遠遠大于國家對市場的干預。一定程度上，如果市場發揮了作用，企業就不能從中獲利。能夠約束企業行為的只有國家，因為市場是中性的。所以，國家應該研究企業和市場之間的界限在哪里，而不是單純的市場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市場、企業與國家的邊界的確定，有助于解決經濟中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利益沖突。有利于做到公平分配利益和資源。
四、企業邊界的網絡化拓展加劇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從現實的聯系到虛擬的網絡聯系，企業的邊界越來越模糊了。這表現為企業內部母子公司之間邊界的模糊和企業外部邊界的模糊。母子公司之間由于統一管理與本地融合之間的權利配置，逐漸變得靈活和柔性，因此，母子公司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企業外部邊界由于外包、戰略聯合等使企業的邊界網絡化拓展，虛擬化拓展，實際的邊界縮小，而企業之間的聯系更緊密，企業的虛擬邊界更大了。從企業的空間邊界來看，從一國擴展到多國，形成全球化生產網絡。從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區別來看，實體經濟中，企業的邊界受資本、資源等限制不能無限擴張;虛擬經濟中，企業的邊界可以網絡化無限擴張。下表展示了資本主義歷史上較嚴重的5次經濟危機，從危機波及范圍、危機走勢、企業邊界變動和危機中政府角色4方面進行了描述。可以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企業邊界拓展了，危機發生的范圍和領域也拓展了，而政府在其中干預強度不斷增大。
隨著企業邊界的拓展，企業層面的壟斷、異化和信息不對稱的特點發生了變化，加劇了危機產生的現實基礎。壟斷特點由私人壟斷、對生產和銷售的壟斷、實體經濟中的壟斷過渡到超級壟斷與自由放任并存、金融壟斷占主導、以金融資本控制工業資本、虛擬經濟中的壟斷。異化的特點由實體經濟中企業的異化、商品和勞務與企業的對立過渡到虛擬經濟中企業的異化、資本、知識和信息與企業的對立。信息不對稱的特點由資本不能實現“驚險的一躍”、生產與消費脫節、工農業生產過剩和過渡信用消費過渡到金融領域各種相互監督和制衡的企業之間存在道德風險共同釀制危機、從實體經濟領域的信息不對稱過渡到虛擬經濟領域的信息不對稱。企業邊界的拓展使得危機釀制的現實基礎從實體經濟領域擴展到虛擬經濟領域，從一國范圍拓展到多國范圍，使得危機的現實基礎越來越雄厚和普遍，從而導致危機的復蘇越來越乏力，危機持續的時間越來越長。在企業邊界明晰時，資本主義經濟調節主體有較強的調節意愿，因為企業邊界較小，經濟危機發生波及的國家和地區較少，不調節會使本國經濟衰退嚴重，但調節能力較弱，調節手段有限，危機就產生了。當企業邊界網絡化拓展后，雖然經濟調節手段和經濟調節力度增強，但資本主義經濟調節主體的調節意愿減弱，因為危機的發生不但影響本國經濟，而且會轉嫁和波及其他國家，經濟危機已經成為一種公共治理領域。
五、企業邊界的網絡化拓展要求經濟調節主體的邊界相應拓展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度下，經濟調節主體更多的是服務的角色，而在調節經濟方面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即使調節也只是通過間接手段。這樣對于已經嚴重失衡的領域不能進行及時和強有力的糾正，從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表現出明明可以阻止卻眼看造成無法挽回的局面。企業邊界的網絡化拓展要求經濟調節主體做出相應的拓展。首先，需要各國明確經濟發展的目標，經濟發展要實現可持續就需要重新審視和確定經濟發展的目標，要從全球共同發展的高度來確定。其次，加強國際合作，共同來管理經濟，國與國之間的監管應該相互制衡，經濟調節上要尋求國與國之間的共識與合作。最后，要制定全球經濟發展規劃，將企業行為置于監管范圍之內，避免企業層面的異化、壟斷和信息不對稱程度的進一步加深。除此之外，各國應聯合制止某些企業在財富分配過程中的嚴重不平等，以防止某些市場的過度繁榮造成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平而導致的需求鏈斷裂。
作者簡介：郭丹，1987年，女，漢，重慶人，任職于重慶信息技術職業學院，研究方向：信息經濟學。
摘 要 2008年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至今世界各國仍在努力擺脫危機陰影。此次經濟危機與歷史上幾次經濟危機有何不同？為什么這次金融危機不可避免？為什么影響如此之大？該文章將從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來解釋經濟危機的必然性，虛擬經濟發展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角度來討論金融危機的巨大影響。
關鍵詞 資本主義 根本矛盾 相對過剩 虛擬經濟
2008年9月15日，以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布破產保護為標志，次貸危機開始全面升級。一場規模巨大的金融危機逐步由美國蔓延到全球、由金融領域蔓延到實體經濟，直至今天，全球主要經濟體還在為何時能夠徹底擺脫危機陰影而努力。
一、從資本主義根本矛盾解析次貸危機的本質
從本質上講，次貸危機與歷史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機都無區別，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固有的內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恐慌，更是以嚴重的金融危機為先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首先發生于資本主義世界。可見，金融危機有其制度根源，是資本主義危機。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性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由于外部競爭的壓力和內部追求超額剩余價值的利益驅使，各生產者涌向利潤率最高的行業，并積極提高勞動率，搞技術創新，不斷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同時整個社會沒有統一的規劃，這樣就不能保證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生產保持一定的比例，由此可能造成買賣脫節，供需脫節。而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擴大，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更加徹底，這就造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勞動人民有效需求日益縮小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導致大量相對剩余人口和失業的產生。當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一些重要的商品由于沒有足夠的市場購買力而找不到銷路，社會總產品的實現條件遭到嚴重破壞，生產過剩的危機就爆發了。這是危機爆發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的普遍性原理。
這次經濟危機仍然沒有超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邏輯，本質仍然是生產相對過剩的資本主義危機，只是作用形式發生了改變而已。借助于發達的信用系統，近二三十年來美國的透支消費越演越烈，資本家們生產出大量的商品，但是勞動人民手頭沒錢，有效需求不足，而透支的權利給了他們消費的能力，于是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掩蓋了社會購買力的真實情況，信用膨脹的虛假繁榮掩蓋了生產與消費的脫節。這只不過是把危機延伸到未來發生而已，一旦發生不確定因素，對未來失去信心，經濟泡沫破裂，危機無法避免。總的來說，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表現出來的基本邏輯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相對過剩―透支消費―違約率上升―危機爆發。
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新時代的新特征：虛擬經濟和全球化
再具體一點，這次次貸危機是借助“金融衍生品”與“經濟全球化”這兩個新載體，導致危機的時間與空間遠超之前的規模。次貸危機的本源其實就是房地產泡沫崩裂，在過去十幾年時間內，美國房價普遍上漲了50%-100%，其漲幅超越了實際需求的支撐，這就是危機根源的泡沫所在。既然高房價不可能持久，回歸理性實屬必然，但是透過華爾街投行家們所創造的“次級貸款證券化”，使得房地產價格風險被進一步放大。這體現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新時代的新特點，在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資本的虛擬化和經濟的全球化導致的金融危機和世界性危機。
（一）虛擬資本
虛擬資本的產生使同一種資本表現出兩種不同的運動，一是實際資本在現實的再生產過程中的運動，二是作為實際資本“紙質副本”的虛擬資本在證券市場上的運動。虛擬資本可以相對獨立于實際資本而運動，使得有價證券買賣能夠成為投機的工具，從而造成虛假繁榮，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不僅商品難以轉化為貨幣，有價證券也難以轉化為貨幣，這必將大大縮小整個社會的支付能力。由于虛擬資本相對獨立于實際資本的運動，它能推動股份制經濟和證券市場的發展，為企業提供有效融資、擴大生產運營規模的有力工具，也能將社會閑置的貨幣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來加以利用，同時也決定了一旦虛擬資本出現問題，給予經濟的打擊也是徹底的巨大的難以恢復的。嚴重的信用危機使金融領域壞賬、呆賬大幅增加，信用緊縮，造成經濟衰退。根據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次級債券衍生合約的市場規模被放大至近400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GDP的7倍之高。日本媒體報道這次危機將導致全球金融資產縮水27萬億美元。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撰文指出：“有一天，人們回首今日，可能會把美國當前的金融危機評為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二）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國際分工的發展，產業的轉移和資本及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流動以及規模經濟效應，對于發展中國及彌補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缺口，利用后發優勢以迅速實現產業演進、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和經濟發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經濟全球化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的主導下進行的，這些國家從自身利益和社會價值觀出發，利用受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制定并竭力推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市場經濟模式，在全球范圍內加大剝削雇傭工人的強度，使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圍內擴大開來，而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危機的爆發是具有必然性的，因此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全球化使得從一個國家引爆的金融危機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大經濟體，打擊范圍更廣，持續時間更長，恢復難度更大。
三、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分析當代經濟危機的意義
用馬克思的觀點分析次貸危機的意義在于充分認識到此次經濟危機的本質，為緩解并最終解決引起危機的矛盾提供理論依據，提供可行的解決辦法，并對下一次危機爆發的可能性作出預測，在不能解決根本矛盾，無法避免危機爆發的必然性的情況下，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參考文獻：
世界資本主義自2008年開始爆發全球性金融一經濟危機，至今沒有完全復蘇。要說明這次危機的原因和性質，必須首先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
資本主義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發展和演變過程。特別是在20世紀的最后二三十年，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尤為巨大，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特征。第一，經濟的信息化。信息技術是在電訊技術、電子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等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到20世紀70年代后，以微電子技術、個人電腦和網絡為標志，推動了整個經濟的信息化。信息技術不僅改變了商品和勞務的生產方式，使更多的物質產品的生產實現了自動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轉過程，而且使勞務的遠程即時利用成為可能，極大地擴展了生產要素的配置空間。信息技術還對人們的生活方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娛樂等各個方面。第二，經濟的服務業化。這表現為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平均已達到68％，美、法等國甚至超過70％。服務業已取代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部門。正是這一特征，使許多西方學者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第三，經濟的虛擬化。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貨幣、證券、外匯、金融衍生品等非實物的虛擬資產急劇膨脹，其增長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長率，虛擬資產的交易額與實際商品和勞務的交易額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僅國際匯兌市場每天的交易額就高達14000億美元，而與之相對應的實際的國際貿易只占5％－8％。虛擬經濟在資產存量和交易數量方面都已大大超過了實體經濟。第四，經濟的全球化。雖然經濟全球化是伴隨著資本主義興起和發展的一種長期和固有的現象，但這一過程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發生了重要變化，不但商品和資本的國際流動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而且貨幣與信息的國際流動得到空前的發展。世界經濟正在商品、生產要素、資本、貨幣、信息的全面跨國流動基礎上聯成一體。
然而，在這些直觀和表面的特征后面，還可以觀察到資本關系的更深層次的變化。這包括以下幾個重要方面。第一，在資本形態上，資本的社會化達到空前高度。這種高度的社會化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說明。一方面，是資本的終極所有權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發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礎上，20世紀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擴大更加分散了資本的終極持有，而法人資本和機構投資者的興起則進一步提高了資本的社會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會化的資本卻是集中在少數大公司和大金融機構手中由其支配，結果是強化了掌握著資本直接所有權的能動的資產階級管理階層的資本權力。第二，在資本結構上，金融業資本相對于非金融業資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資本主義世界，銀行資本、證券資本、風險資本、投機資本等金融業資本不僅對于實體經濟中資本的運轉和積累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而且對于一國甚至世界經濟的穩定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金融業資本相對獨立的過度膨脹大大加強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不穩定性。第三，在資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資本通過實體經濟創造剩余相對于資本通過非實體經濟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資本在虛擬經濟領域的逐利活動實際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實體經濟中已創造的物質財富，這構成了過剩資本積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現代資本主義腐朽性的一面。在資本家看來：“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地患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變為現代資產階級的一種經常性的病態。第四，在資本的實現條件上，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外部市場相對于其內部市場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的迅速積累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效需求的相對飽和，在20世紀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產過剩和積累過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已越來越難以在其內部充分實現，而不得不更加依賴于發展中國家現實的和潛在的市場。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從未達到現在這樣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點表明，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對這個新階段，左派學者有各種不同的概括，如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階段等等。我傾向于把當代資本主義稱為金融化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劃分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發展階段，應以和資本結構變化相聯系的資本主義制度結構演變的主導特征為標準。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作為金融化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正是突出了這個階段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導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著：當代資本主義依然具有壟斷資本主義的性質，因為作為壟斷資本的巨型企業在資本主義的主導產業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盡管在一般部門中資本的競爭性有所加強；當代資本主義的壟斷資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們已經在生產要素空前自由國際流動的基礎上進行全球化的資源配置，并通過跨國投資與并購來爭奪、瓜分和控制主導產業的世界市場；當代資本主義的壟斷資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僅金融業資本及其交易已發展到在資本總量中占有壓倒優勢，而且非金融企業也大量從事金融交易，金融業和非金融業的壟斷資本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中起支配作用的資本力量和獲取高額金融利潤的主體。因此可以說，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已不同于19世紀末期以前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或20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一般壟斷資本主義，或二次大戰后到20世紀90年代前的國家調節的壟斷資本主義，而是進入到一個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
從以上關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演變和當代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主要特征的簡要論述中，可以初步得出幾點基本判斷。第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資本主義經濟在資本積累內在矛盾的推動下，會不斷地發生演變。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具體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不斷得到調整。這表明，資本主義還具有適應生產社會化而不斷調整自身的能力。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演變也還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第二，盡管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面貌與古典資本主義已經完全不同，但資本主義最本質的東西并沒有變。資本主義生產仍然以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為基礎，追逐利潤仍然是資本主義經營的根本目的，資本之間仍然存在著競爭關系。只要資產階級還掌握著政治統治，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演變就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制度的資本主義性質。第三，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演變既然沒有改變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經
濟制度的性質，當然也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內在矛盾。現實的和潛在的各種深刻矛盾通過變化了的經濟條件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仍然困擾著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并進一步加強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腐朽性和不穩定性。這種腐朽性和不穩定性的最新最嚴重的表現，就是當前這場全球性金融一經濟危機。
此次全球性金融一經濟危機的特殊性
這場世界金融一經濟危機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應該如何概括?我傾向于以下觀點：這場發端于美國的世界經濟危機不同于傳統的工業主導型經濟危機，而是一場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這或許可以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經濟虛擬化全球化條件下經濟危機的新的表現形式。
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周期和危機基本上是工業主導型的，是由工業部門特別是制造業部門中的投資波動所直接支配的。在工業主導型的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發展過程中，金融因素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階段較低的利率、充裕的貨幣供給、急劇的信用擴張和漸趨狂熱的證券市場，適應了并大大促進了由利潤上升預期所驅動的工業投資高漲；而危機時期的高利率、貨幣緊缺、信用斷裂和股市暴跌，則成為引致和大大加劇工業生產及投資下降的推動力量。然而盡管如此，在工業主導型的經濟周期和危機過程中，貨幣信用關系的劇烈波動和金融危機的發生仍是派生的現象，原動力還是來自工業部門。
此次經濟危機則有所不同。美、英等資本主義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經濟虛擬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使大資本日益依靠金融業的過度發展和“創新”來驅動實體經濟的投資和消費。如果說90年代美國IT金融狂熱與泡沫對推動當時的超長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當程度上還有實體經濟中信息技術設備投資的實際支撐；那么在世紀交替時期IT泡沫破裂以后，美國大資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來刺激消費與投資，以保持經濟的表面繁榮，攫取大量金融利潤與實際利潤。其中，住房抵押貸款特別是次級住房抵押貸款起了關鍵作用，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聯儲從2000年到2004年連續多次降息(聯邦基金利率從年均6.24％一直降到1.35％)，也配合并推動了房屋抵押貸款的擴張。結果，房地產金融的狂熱不僅刺激了住宅投資和固定資本投資的迅速增長，日益上漲的房價、股價則借助財富效應擴大了居民以債務為基礎的個人消費，并帶動了來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進口與供給。可見，這一輪周期的驅動力顯然不是植根于工業部門，而是首先來自金融領域。而以房地產泡沫破滅和次貸危機為基礎的金融危機的爆發，也必然導致美國和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用“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來概括這場全球性危機的總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適的。
由此還可進一步探討此次引發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的類型。關于金融危機的一般性界定，金德爾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義：“所有金融指標或某一組金融指標――包括短期利率、資產(股票、不動產和土地)價格、商業清償能力等指標都產生了不同尋常的、短暫的急劇惡化，以及金融機構倒閉。”由此可以把金融資產價格急劇下降和金融機構大規模破產看作金融危機的基本表現。但金融危機的具體類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與實際經濟危機的關系，學術界通常將其區分為獨立(于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和(與經濟危機)共生的金融危機兩種基本類型。這種區分對于認識金融危機的具體性質無疑很重要。但我認為，共生性金融危機似乎還可以進一步分為兩類：派生性金融危機和先導性金融危機。派生性金融危機主要與工業主導型經濟危機相適應，它們是由工業危機支配和派生出來的；先導性金融危機主要與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相適應，它們雖然離不開實體經濟中的矛盾這個基礎，但對實體經濟中矛盾的加劇和危機的爆發起著更為先導性的作用。這里的“先導性”，主要不是從時間序列的意義上說的，而是從邏輯關系的意義上說的。如果這個觀點能夠成立，那么這場開始于2007年的美國金融危機似乎就可以界定為先導性金融危機。
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虛擬化條件下，經濟危機已經日益轉變為金融危機形式，工商業危機很少或不再發生了。我一向不同意這種看法。但在新的條件下，危機的形式的確有變化，獨立的金融危機確實更為頻繁，經濟危機也可能具有更強烈的金融色彩。
此次金融一經濟危機的根本性質
此次全球性經濟危機是不是一次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在學術界也存在著不同看法。有些學者認為，這次危機爆發前，美國的制造業規模一直在相對縮小，生產并未超過需求，而個人消費卻極其興旺，并不存在生產過剩問題。所以這次危機的直接原因與往常不同，它不在實體經濟領域而在金融系統。
對這種相當流行的觀點我也不太認同。我的基本認識是，盡管這場世界經濟危機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導性或先導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層基礎仍在實體經濟領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實體經濟中的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這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分析，即經濟全球化虛擬化的經濟背景，經濟全球化虛擬化條件下美國特殊的資本積累模式，以及美國實體經濟中供給與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經濟虛擬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一個經濟上的“黃金時代”，在大約20多年時間里實現了資本主義歷史上空前的高速積累和經濟增長，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能力迅速擴大，數量空前的制造業產品被提供給世界市場。其結果便是生產成本的急劇上升和市場容量的相對不足，導致全球性生產能力過剩與資本過剩，最終不能不使資本利潤被擠壓。這種現象從1965年開始顯現，到70年代更為加劇。面對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的嚴重生產能力過剩和利潤率下降，資本開始尋求兩條出路。一條出路是，把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投資轉向勞動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亞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礎并實行外向型經濟的國家或地區。這促進了一批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資本積累和逐漸興起。但這種發展只會使全球制造業生產能力進一步擴大，全球性積累過剩與生產過剩的基本形勢在總體上并未緩和。資本選擇的第二條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門轉移。當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的利潤率低下時，資本會自然涌向金融部門，通過對虛擬資產的全球性經營來獲取高額利潤。資本向金融部門轉移并進行全球性經營的強烈沖動，得到了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強大的政治響應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國的宏觀政策開始發生巨大轉變，從凱恩斯式的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節，轉向經濟自由主義，實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來拯救深陷“滯脹”困境的國內經濟。這正是資本主義經濟虛擬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經濟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齊和馬格多夫就已經敏銳地指出經濟金融化與生產能力過剩之間的基本聯系。法國左翼學者沙奈也指出：
“金融全球化是15年來私人資本(產業資本和銀行資本)加強自身地位的運動與政府原有的越來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間矛盾沖突的結果，這一切發生在‘黃金時代’結束的大背景之下。雖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經開始，但是脫離……者所描述的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典矛盾(這一矛盾從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長期受到抑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重新出現，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這一現象。逐漸積累起來的大量資本，作為借貸資本力圖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從投資于生產的資本日益增長的增值困難(統計數字清楚地說明了這種情況)中得到解釋。”這種觀點，已成為西方多數左翼學者的共識。
其次，考察當今以金融化全球化為特征的美國資本積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國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趨勢以試圖建立一種新的資本積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將一般制造業轉移到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同時，通過金融資本的積累和經營來刺激消費需求，以拉動投資和大規模商品進口，維持美國和世界經濟一定程度的增長，并從中獲取高額金融利潤與工業利潤。第二，一般制造業向國外轉移，不僅在國外特別是新興發展中國家獲得高額投資回報；在國內也加劇了對工人階級的壓力而有利于壓低實際工資；同時通過大量進口廉價工業品而保持了國內較低的通貨膨脹率。第三，對于國內制造業萎縮和大量進口工業品所造成的巨額國際收支逆差和財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黃金約束的準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殊霸權地位，通過發行美元紙幣來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國庫券向國外借入美元來平衡收支。長時期的美元貶值趨勢則使美國可以在實際上賴掉一部分債務。這就在美國“形成了新自由主義時期一種新型的經濟結構，一方面是實業生產大規模地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造成國內生產疲軟，居民消費充當了拉動經濟的主要動力；另一方面是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和寬松的金融政策環境吸引著國際資本的流入，助長了金融市場的膨脹”。美國借助這種新型積累模式，實際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原材料資源乃至資本資源，從中攫取高額利潤。不可否認，經濟金融化全球化的發展，確實幫助美國走出了“滯脹”困境，在80年代中期開始了利潤率回升，并在90年代實現了所謂“新經濟”繁榮，進入新世紀后也維持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然而問題在于，美國的新型積累模式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產與消費的深層矛盾，反而加劇了全球性的生產過剩和積累過剩。這種生產過剩從此次危機中美國、歐洲和日本工業生產與實體經濟曾經發生的全面下降中已反映出來。美國左翼學者布倫納是主張這種論點的突出代表。他特別批評了那種認為此次危機是一場典型的“明斯基危機”、金融投機泡沫破裂在危機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觀點，強調指出“這是一場馬克思式的危機”，雖然為了理解當下的危機“你還必須證明實體經濟的虛弱和金融崩潰之間的聯系”。
第三，再看美國實體經濟中供給與需求的深刻矛盾。實際上，近幾十年來美國國內供給與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這從美國實際GDP增長與雇員實際工資增長的對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國實際GDP增長了96％；雇員的平均每小時實際收入卻下降了16％，平均每周實際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國實際GDP增長了43％；雇員的平均每小時實際收入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實際收入僅提高了9％。事實上，2007年美國雇員實際每小時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實際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盡管同期美國實際GDP已增長到280％，將近兩倍。這還僅僅是根據官方的平均數據，考慮到近幾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劇，消費傾向更高的普通雇員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實際的有效需求不足會嚴重得多。
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后能保持經濟正常增長，1991年和2001年的兩次衰退似乎也不嚴重，甚至出現個人消費十分興旺的現象呢?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勞動力參加率(主要是婦女)和延長勞動時間(如做兼職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過金融運作擴展債務經濟，對于推動消費需求的表面繁榮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隨著金融化的發展，大企業日益依靠資本市場籌措資本，商業銀行作為企業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轉而將個人收入作為利潤源泉，大力推行個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對那些工人階級中較貧窮的一部分人發放次級房屋抵押貸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業的證券化發展則大大助長了個人收入的金融化趨勢，形成日趨膨脹的房地產泡沫。這種金融膨脹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費，還通過房屋價格的不斷上漲，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場價格超過房屋按揭金額的凈值來申請貸款用于消費或投資。房地產價格上升與證券市場價格上升一樣，它所形成的財富效應使居民敢于大規模舉債以擴大個人消費。所以與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儲蓄率的下降和債務的急劇增長。這種現象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所謂“新經濟”繁榮時期已經出現，在當時股市異常飆升的刺激下，儲蓄率從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時家庭借貸則急劇上升，在1993－1999年期間家庭債務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達94.2％。2001年信息技術泡沫破滅以后，房地產泡沫開始膨脹，債務消費的狂熱再起。美國個人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從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中，非農業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務余額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貸款債務占到3／4以上；同時期消費信貸債務余額也增長了47％。而這8年間，實際GDP的增長不過區區的17％；雇員平均每周實際收入的增長更只有微不足道的2.1％。
所以實際情況是，美國通過金融化全球化所推動的債務擴張，刺激了表面旺盛的個人消費支出，進而帶動了商品進口和國內供給的增長。由于美國的經濟規模和進口規模十分巨大，結果必然加劇美國乃至全球性的生產過剩，使供給與需求的矛盾更趨尖銳化。由金融債務驅動的消費過度掩蓋了實際的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在金融化全球化條件下，看美國的生產過剩不能僅看其國內的工業產出，還應該包括巨額的產品進口；同樣，看美國的需求不足也不能僅看由債務支撐的個人消費支出。這種缺乏實際收入增長作后盾而單純由金融泡沫刺激起來的債務消費是極端虛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滅，債務消費銳減，供給與需求的尖銳矛盾立即顯現，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爆發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正文】
增長減速
為了說明發達資本主義的增長出現了什么情況，我們來看看美國在整個“二戰”后時期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最初的20年，美國全部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平均增長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間的增長率與1950-1970年間的增長率相比，明顯放慢。減慢的意義可以從這樣的事實看出來：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長率不持續地減退，那么美國經濟在2000年將比其實際水平高出大約20%。
這種顯著的放慢也是伴隨著技術的重大飛躍（所謂“新經濟”）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剝削的全球化的擴大而發生的。像計算機、因特網等信息技術的進步，即使考慮它們對辦公室工作和庫存管理等的所有影響，也仍未提供資本主義維持較高增長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未接近主導了20世紀大部分經濟史的以汽車為中心的地面交通體系的發展所帶來的長時間的刺激效果。
盡管有停滯趨勢，但核心國家的資本確實從近幾十年的全球化趨勢中獲得了巨額利潤。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這可以從以下三點看出：(1)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般工業國的增長率普遍下降；(2)富裕國家對初級產品需求的快速增長對于剛經歷非殖民化的窮國的較大增長作出了貢獻；(3)然而，不平等交換和欠發展的進一步惡化等狀況很快抓住了這些貧窮國家。它們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勵的戰略：增加制造業出口（由尋求低工資勞動力的多國公司所促進，并由尋找新的貸款市場的外國銀行融資）。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剩余作為利潤和債務利息流向富裕國家。不利的貿易條件、相同市場上日益增加的競爭和核心經濟體的增長放緩，共同導致了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和增長率的決定性下降，同時很多貧窮國家出現負增長。
因而第三世界國家除少數例外在增長率上遭受了20年的嚴重下降，而且很多國家降到零以下。現在，隨著一個新時期的全球增長減慢，它們的狀況已從嚴重發展到嚴峻了，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經濟危機和最大的外債拖欠為證。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2000年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寫到，使金融不穩特別是威脅欠發達國家的潛在問題還沒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亞洲的金融／外債危機很可能是三幕劇的前兩幕。2001-2002年圍繞阿根廷比索的災難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開始，——但是該劇的剩下部分如何展開，我們仍不得而知。
資本過剩的趨勢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經濟學家指出，商業周期已成為過去的事物。“信息時代”的“新經濟”如此有效，以致資本家在對當前和未來狀況有更確定的了解的情況下，將作出更理性的決定。然而，卡爾·馬克思的洞見，即“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障礙是資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經濟增長減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資率趨向于超過最后需求的增長。在經濟上升期中，為了滿足需求的快速增長和增加市場份額所需要的產出的快速增長導致創造出過剩的生產能力（閑置的工廠和設備）。當需求的增長不能達到設計規劃時，公司會出現大量未使用的生產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貨。于是進一步的投資被抑止了，因為面對相當多的過剩生產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資——這有時被稱為“資本過剩”。
應當清楚的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能力的過度擴張問題沒有真正的解決辦法，因為資本不斷地面對這一事實：投資的主要障礙是投資本身。盡管投資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產品市場的最終飽和所限制。每一個大公司在競爭的持續推動下為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而斗爭，最終使投資的有用貢獻轉化成為其反面。在這樣的環境下，過剩資本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任何一次經濟減速中都發揮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尋求保護它們利潤空間的大企業往往通過減少其生產能力的使用而不是減價（主流經濟理論引導人們如此期望）來保護它們的利潤空間。
制造業生產能力的使用最高點在1964-1975年的10年間，而最低點在1975-1984年間。初步的數據顯示，自1983年以來，2001年是生產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過剩資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極不愿意在面對相當數量的過剩生產能力和存貨時投資，增長減速是自我強化的。這種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別是在電信領域特別明顯。
生產力萬應靈丹
面對增長減速，經濟學家經常轉向以提高生產力作為萬應靈丹。生產一般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動機，因為它被期待著能作為內在機制運行以推動這一體系的自我擴張。它被設想成這樣運行：(1)技術的提升和／或勞動密集程度的提高產生不斷增長的勞動生產率；(2)相應的資本剩余的增加被用來降低價格和／或提高工資；(3)其中任一種方式將導致需求增長；(4)需求的增長又成為資本擴大生產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間真實發生的事情和這種教條根本不同。從1980年開始價格沒有下降，也沒有出現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義增長的工資增長。植根于實際工資停滯的每小時產出和每小時實際工資之間的鴻溝意味著，從1980年開始從生產力增長中獲得的幾乎全部好處被資本作為剩余價值剝奪了。制造業部門既沒有降低價格，也沒有提高工資，以跟上每個工人產出的增長。這（和新的工廠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為產出的增長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業持續地在服務部門擴大，而服務業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資極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債務
債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通常的、必然的組成部分。它在這些方面發揮作用：推進對外貿易，為季節性產業提供運行資金，補充對私人企業的投資，而且當然也通過國債的方式幫助在稅收和支出之間達到平衡。債務也能刺激經濟。例如，大多數人沒有足夠的積蓄購買新房、汽車或居室家具。當以信用卡購買時，沒有房產抵押、信用卡貸款就不能發生的經濟活動發生了。當資本家貸款建立一座新廠或一個零售店，或一家醫院貸款建設一棟新病房樓時，經濟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崗位的創造所刺激，后來由新機構中的人員充實和供給所刺激。
債務作用的重大變化發生在1980-2000年間，正是在這一時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決定性地減速了。從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償還債務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當穩定。主要和“二戰”開支聯系的政府債務下降，但相應的別的債務，如公司的、消費者的和金融機構的債務卻增長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經濟相對較快的增長越來越大地依賴私人債務的作用。這種債務刺激消費者購買并推動建立生產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償還的私人債務的增長以更快的速度飆升。也就是說，它成為保持經濟增長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償還私人債務總額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債務（私人加上政府）達到GDP的3倍。生產性經濟現在全部地依賴于如山的債務，這種依靠債務而維持的經濟生命需要越來越多的債務。
而且金融部門持有總債務的越來越大部分。這里我們又一次將1980年看作經濟變化的一個關鍵點。從1945年到1980年，金融債務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單單金融部門的未償還債務總額現在幾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償還債務總額的35%。
到衰退階段消費部門債務仍在增長，這是這次衰退迄今為止表現得相對溫和的主要原因。盡管十多年來實際工資沒有增長、失業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圖維持開銷。然而要這種情況持續很長時間而不被突然打斷是不可能的。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家庭債務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賭博資本主義
如上所述，服務部門是投資和就業的重大領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機，實際上，這只是賭博的另一個說法。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部門不再局限于生產、雇傭和投資的需要的范圍之內。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它已變成一個不斷增長的自主掙錢形式，這在衍生市場尤其明顯。一種金融衍生工具從另一種金融工具衍生出價值。例如，一種金融期貨就是在未來某一時刻購買某種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債券的協定。衍生工具傾向于放大收益和損失。如果一種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價上升了，通過衍生工具獲取的利益將飆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資產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價值可能驟然跌落。金融價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個體參與者的風險，同時也增加了整個金融部門和整個經濟的風險。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產凸顯出衍生市場已變得多么大。圣地亞哥法學院教授弗蘭克·帕特諾伊(Frank.Partnoy)說：“不規范的場外交易衍生市場，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現在卻構成了總衍生市場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險……安然在1985年創立時僅僅是一個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為一個脹破肚子的場外衍生交易企業。僅在2000年，它的與場外衍生工具有關的資產和負債上升了5倍多。”
美國公司包括金融機構債務的大規模擴大顯然是和這種廣泛而日益增長的投機活動相關聯的。安然只是這種情形的一個放大的例子。結果是，如果作為基礎的經濟變衰，或推遲結算日子到來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沒有經常地引進，那么金融結構就越來越搖搖欲墜，越來越易于釀成災難。
無人知曉這將導向哪種結果。最好的情形是，債務堆積和債務結構日益增加的不穩定性將限制經濟從周期性的下滑中擺脫出來。最壞的情形是，一個嚴重的金融崩潰可能進一步動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生產能力過剩和金融不穩定在一個越來越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幾乎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經濟學家》雜志2001年8月25日載文說，“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個世紀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這次衰退面更廣。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國經濟下降，但是日本、德國和新興的東亞繼續繁榮，從而緩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這次衰退還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多國家同步發生的衰退。這中間有很大的風險。近些年，通過貿易和投資，經濟越來越連為一體……由于美國和日本投資崩潰，這些國家大幅削減從東亞的進口。但是東亞國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導致它們相應地削減不僅從美日而且從歐洲的進口。一個更長時期的美國（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處于體系邊緣的窮國在世界經濟的普遍危機中受到的傷害將最嚴重。如前所示，不發達國家在過去20多年中人均經濟增長率停滯了（除極少幾個例外），這造成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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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出現相對剩余時，資本家可能會減少商品的生產，從而導致工人失業。這樣勞動者的消費水平進一步的下降，使社會相對過剩更加明顯，社會矛盾進一步的激化，從而可能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
資本家為避免經濟危機的爆發一般會采取傾銷和戰爭的手段來暫時緩和矛盾。傾銷使自己本國相對過剩的商品向他國銷售，使社會的生活資料減少的同時也使大量的外匯流入。戰爭的爆發加快了社會生活資料的消耗，也可從中牟取利益。這樣的做法是及其不道德的，不但擾亂了他國的商品市場，更給廣大的人民帶來了深深的苦難。并且這樣只是暫時的緩解了社會矛盾，但由于資本主義矛盾的根本特性沒有改變，使社會矛盾得不到根本化解。
當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時，社會結構嚴重失調，引發經濟危機。此時大量的企業倒閉，大量的工人失業，使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條件得不到有效的保證。隨著企業的倒閉商品的生產大大的降低，社會的供需逐漸趨向平衡，社會的供求矛盾得到緩解，從而渡過經濟危機。
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這樣的危機只能緩解而不能得到根本上的解決，只能從經濟恢復到經濟的高漲，從經濟的高漲到矛盾的激化，最終再次爆發經濟危機，如此循環。
關鍵詞：資本積累；有效需求；生產過剩；階級化；經濟危機
一、馬克思以前并對其產生影響的經濟危機理論
經濟危機是指正常的社會再生產過程的中斷，而且經濟危機總是表現為周期性的形式。許多古典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同時也對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
魁奈（1758）在經濟表中研究了貨幣在社會中的流通規律，構造了一個簡單再生產的宏觀經濟模型。但是如果貨幣流通中斷，進入儲蓄而不是消費，那整個社會就不能正常運轉。因而他的簡單再生產模型已經暗含了經濟危機的萌芽。
李嘉圖（1817）認為資本主義從長期來說會陷于停滯但不會出現經濟危機。但馬爾薩斯（1820）對此并不認同，認為存在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而解決之道在于維持地主的消費。西斯蒙第（1825）進一步發展了馬爾薩斯的觀點，認為資本家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潤，必然無限的擴大生產，生產超過消費，產品難以實現，必然出現生產過剩危機。他建議回復到資本主義的小生產的狀態，如此就可以消除經濟危機。
雖然以上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危機理論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他們沒有深入到資本主義的本質，只從資本主義的流通領域（分配、交換、消費）解釋經濟危機，沒有深入到資本主義的生產的制度結構，這使得他們的經濟危機理論存在一定的局限。盡管各有缺點，但是他們的思想是馬克思進一步研究經濟危機的基礎，因而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二、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
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從而發展了自己的經濟危機理論，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解剖。
（一）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在簡單的物物交換經濟中，社會不會發生普遍的生產過剩危機，因為生產產品的同時就創造了對產品的需求，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是一致的。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貨幣出現在生產與流通之間，貨幣作為貯藏手段可以退出流通領域；作為支付手段可以延遲對商品使用的交付，因而貨幣取得了獨立的存在形式。因此馬克思所說："因此這些形式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但僅僅是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要發展為現實，必須有整整一系列的關系，從簡單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這些關系還根本不存在。"而這些關系就是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追逐剩余價值的規律。
（二）信用機制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作用
信用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主要杠桿和催化劑，它使經濟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增加并且加重了經濟危機對社會的破壞作用。但馬克思認為信用不是經濟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它只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作用機制。因此馬克思說："信用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二者作為新生產形式的物質基礎發展到一定高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使命。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因而加強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種要素"。
（三）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性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以周期的形式不斷發生的，并且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加嚴重，馬克思認為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基礎是固定資本更新。馬克思在論述固定資本周轉的時候涉及到了這一問題。他總結到"無論如何下面一點是很清楚的：這種由若干相互聯系的周轉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為周期性的危機造成了物質基礎"。
三、西方學者對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并沒有系統地論述經濟危機理論，而是散見于各處零星的論述之中，因此后人從各個方向發展了經濟危機理論。雖然他們各執一端，但總體來說有四個主要原因：消費不足、部門比例失調、一般利潤率下降、資本主義的動力機制。
（一）有效需求不足理論
米哈爾?卡萊斯基（1933）認為社會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但當資本家花費較少時，將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潤率下降，這主要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收入兩極分化和壟斷因素造成了剩余價值生產與剩余價值實現產生了矛盾，因而資本主義有可能發生經濟危機。卡萊斯基發展了并對有效需求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同時卡爾?考茨基（1891）、羅莎?盧森堡（1919）、保羅?斯威齊（1942）、埃內斯特?曼德爾（1962）都認為消費不足是資本主義爆發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與卡萊茨基有異曲同工之處。但他們都是從資本主義的交換領域來解釋危機，沒有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的制度結構。
（二）比例失調論
杜岡-巴拉諾夫斯基（1894）認為經濟危機是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各部門的比例失調，而比例失調是由于無知。他說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無政府狀態的經濟，因而社會生產在各行各業缺乏協調統一，同時它追求資本增值具有無限擴大的趨勢，造成了社會的生產過剩，這時就出現了經濟危機。而魯道夫?希法亭（1910）也認為經濟危機是由社會各部門比例失調引起的。他認為固定資本的存在、卡特爾的擴大與發展、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的融合導致了利潤率平均化不能實現，因此由利潤率平均化導致的各生產部門之間的比例協調被打亂，這時經濟危機就產生了。他是從市場結構的角度闡述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沒有深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更沒有探究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