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9-28 07: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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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西方學者對于政治發展的認知和理解，大體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政府施政能力的增強；二是公民對于參與政治生活熱情的增加。換言之即為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是政治發展的兩大目標。然而大多數人學者對于政治民主化的發展給予了較多的關注。1亨廷頓在《第三波》中將政治發展看做主要是三個方面的發展，即為政治一體化、政治制度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其中最為主要的是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在亨廷頓看來，民主化是威權專制國家向民主國家邁進的一個動態的發展過渡階段，而在這個過渡階段之中一定充斥著一些造成社會動蕩不安的因素，但是一旦轉型成功之后，國家即成為具有民主性的國家了。
二、經濟發展和經濟危機
與政治發展之間的關系在亨廷頓列舉的影響政治發展及民主化的因素中，其中許多的變量都是因為經濟發展而出現繼而產生作用，對政治發展在不同層面上產生影響。亨廷頓在書中著重指出：“經濟因素對民主有著深遠的影響，但并非決定性的因素。在經濟發展水平和民主之間，總體上存在著一種相關性，但是，沒有任何一種經濟發展模式或水平，本身就是促成民主化的必要條件或充分條件。”
三、經濟發展是政治發展的基本要素
在亨廷頓看來，經濟發展會有助于民主化和政治發展，會推動相關社會結構的變遷，進而促進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發展。第一，國家的經濟發展涉及到重要工業化的話會帶來不同之前、更為多變復雜和彼此依賴的經濟體系，并且會產生許多新型的財富和權力來源，然而這種經濟體系對于威權政府來說無異于一種噩耗，政府對其控制力處于不斷下降的趨勢。第二，社會的教育水平因為經濟的發展得到提高。最后一點，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即為：“經濟發展推動了中產階級的發展壯大：商人、專業人士、商店老板、教師、公務員、管理人員、技術人員、文秘和銷售人員，構成了一個占人口比例越來越大的社會階層。”亨廷頓提出，多數統治是實行民主的前提條件，但是在一個貧窮的國家中，社會環境中貧窮的多數對陣富裕的少數的社會環境不可能與民主相容，而“在一個土地占有相對公平但又相對貧困的農業社會，比如19世紀初的美國或20世紀的哥斯達黎加，民主或許是有可能實現的。”因此，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中產階級已經成長為國家政治發展和政治民主化最為積極主動的支持力量。例如，在巴西，1964年中產階級為爭辯提供了處于絕對性優勢的支持。在韓國20世紀80年生的民主運動中，城市中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構組成了瓦解全斗煥政權的主要力量，推進了韓國政治制度的轉型。同樣的，在菲律賓、西班牙、厄瓜多爾等國家，中產階級紛紛在推進國家政治發展，進入民主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一、中國文化的返本開新以及對人類文明的可能貢獻
如何由老“內圣”開出新“外王”，如何由極重心性修養的儒家老傳統開出科學、民主的新果實，是新儒家的老問題。此次會議有了完全不同于上個世紀新儒家的新意旨。
田辰山強烈抨擊了西方民主政治的非道德化特征。在西方，沒有上帝就沒有倫理。啟蒙之后，西方人把上帝打倒了，也就把倫理打倒了，于是就有了非道德化的政治。在這種政治框架之中，私人利益至上。西方政治理論所界定的人是抽象的“單個”人、“個體”人、“一己”人（individuals），西方民主政治就是一部分“單個”人通過競爭獲得“無限制積累個人財富”和“攫取支配社會大多數其他成員”的權力的政治。儒家和中華文化的政治絕不是這種非譚德化的政治，而是追求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的政治。這種道德化的政治對人的理解完全不同于現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個人主義。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人與人不是不相聯系地生存和生活著的，而是不可分割地生存和生活在一起的，任何一己個人利益的追求都要受到天然地、必然地、社會地與別人之聯系的制約。
張學智認為，不可一概否認政治去道德化的合理性，至少該承認政治的去道德化是把政治當作科學加以研究的前提。
事實上，中國幾千年政治的高度道德化或道德主義政治恰是自由主義者長期攻擊的靶子。在自由主義者看來，道德主義政治的價值預設是虛妄的，如設定“人人皆可為堯舜”，只有設定人人皆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現代政治“科學”或經濟學（最成熟的社會科學）才能指導人們建構一種保障人權、維護正義的基本社會秩序。如今，有些學者正力圖闡揚中國傳統政治學說中的“賢能政治”理念，認為“賢能政治”能補充現代民主政治的某些不足，如決策的低效和文化的平庸。然而，我們不可忘記，中國傳統“賢能政治”確有其虛偽的一面，如那些滿口仁義道德實則貪贓枉法、魚肉百姓的虛偽官吏。
黃玉順強烈反對今天有些儒學研究者所表達的思想。他們認為如今人欲橫流、道德淪喪，應該“克己復禮”，有人甚至主張恢復“三綱”。黃玉順反問：“是否該重新擁立皇帝？”
韓東屏意圖用文化分析和中西對比的方法科學、客觀地評判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劣。他認為文化只是滿足人的需要的工具。長期以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研究犯了嚴重的方法論錯誤。“全盤西化論”與“弘揚傳統論”互相攻擊，但誰都無法駁倒對方。他認為，須對傳統文化進行細致的分門別類的分析，然后逐一與現代西方文化比較，進而做出判斷，決定取舍。文化分析和判斷應以當代的道德標準為終極標準，“以人為本”是終極原則。據此，儒家倫理已經過時。現代化靠挖掘古人的東西是不行的，必須靠當代人的智慧。
這種觀點顯然奠基于現代性的成見。其實現代性本身已大可質疑。現代性所形塑的工業文明已陷入重重危機，如高科技之軍事運用的危險，基因技術對人權原則的威脅（可參見哈貝馬斯的論述），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等。現代性的核心思想是獨斷理性主義。獨斷理性主義認為，人類憑其理性能認知、積累越來越多的知識，從而掌握越來越強有力的技術。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發展所面臨的一切問題都能得到解決，人類在用科技控制環境和制造物品的過程中將變得越來越自由、自主，即人類在干預自然事物時將越來越能排除災難性后果，越來越能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需要。實際上，獨斷理性主義十分荒謬，大自然永遠隱藏著無窮奧秘，永遠握有懲罰人類之背道妄行的無上權力。
另外，文化也并非僅是滿足人的需要的工具。并非在沒有文化之前就先有了人，也并非人一邊創造文化一邊獨立于文化。實際上，人就是文化動物，有了人就有了文化，有了文化也就有了人。人總處于文化的孕育、養育、熏陶之中。脫離了文化的個人就不是正常的人了。在會議上，傅永吉也不同意文化僅是人的工具的看法。他說，我們不能割斷與傳統文化的聯系，如今推動文化大發展，也應該以傳統文化為根本。中國人就是中國人，就是儒，儒即中國人的文化基因。
文化絕非僅是外在于人的工具，它是人須臾不可離的生存條件。獨斷理性主義者是現代文化孕育、養育、熏陶出來的人，他們以為可站在絕對客觀的立場，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科學的條分縷析，然后一勞永逸地判定傳統文化哪些是有價值的，哪些是無價值的。這恰是獨斷理性主義的獨斷。
郭沂說，一講到普世價值，人們立即就想到自由、平等、人權、民主等，好像普世價值只能是這些西方“舶來品”。其實，中國傳統文化也蘊含著普世價值，不妨稱之為“中華價值”。“中華價值”可概括為：源自《周易》的“太和”，源自道家的“自然”，源自儒家的“仁義”，源自中國佛教的“慈悲”。其中‘‘太和”、“自然”是宇宙法則，而“仁義”、“慈悲”是人性法則。中西普世價值是互補的，“中華價值”代表著終極價值，而西方普世價值是社會價值。
張學智對郭沂的概括提出了疑問。韓東屏則以西方人根本不用什么“太和”、“自然”等概念去解釋宇宙加以反駁。其實，韓東屏與郭沂所分別信持的思想體系是不可通約的。韓東屏所代表的獨斷理性主義者總認為，存在唯一的真理體系，這唯一的真理體系應該是評判各種分歧的終極依據。韓東屏本人承認哲學不同于科學，哲學是多元的，但“科學提供真理，真理越多越好”。以此類推，或許韓教授還相信科學真理是不斷地、積累式地進步的，以科學為依據的哲學才是正確的哲學。誰的哲學以科學為依據，誰的觀點才是正確的。
其實，科學、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研究已表明，科學也不是統一的，更不是積累式地進步的，約納斯在《技術、醫學與倫理學》一書中則明確論證了科學真理也并非越多越好。所以，沒有任何人能尋得絕對客觀的立場，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所謂科學的條分縷析，進而一勞永逸地判斷哪些成分有價值，哪些成分無價值。我們永遠都處于與傳統的對話之中。
二、當代環境倫理以及儒學對環境倫理的啟示
環境倫理是此次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成中英說：人的污染行為反映了人的素質的下落或不能持續上升。人的上升在儒家思想的發展中最有體會。從彖傳中的“品物流行，保合太和’’到王船山“日新與富有”，經張載程朱陸王等大家的充實與精化，到了近代卻喪失了。恢復人的意識與做人的價值就是回復到儒學的基本命題，建立正確的宇宙生態學與相應的心靈生態學。對此，我們要發展人的自發能力與自約能耐，也就是人的本體的自發性與自約性。
美國緬因大學哲學系教授葛朗格（JosephGrange）向會議提交了論文：《拯救地球》（Healingthe Planet）。他從孔子、懷特海、杜威和皮爾斯那里尋求智慧，提出了他所獨創的環境倫理學：基礎生態學（Foundational Ecology）。基礎生態學體系奠基于儒學所特別重視的情智（felt intelligence），即與情感不可分離的理智。我們只能在真實的具體經驗中去驗證情智的價值和錯誤。基礎生態學的宗旨是凸顯道德體認的價值，而且力圖用美學語言加以表述。最重要的是，葛朗格教授寧肯用靈動（vague）的范疇去表達自然秩序，而不去追求理性主義所極為重視的精確表征。在辭典中，我們發現英文詞vague有“模糊”、“不清楚”、“含糊”、“暖昧”的意思。但葛朗格強調，他所用的vague與“模糊”（ambiguity）沒有關系。他的vague一詞的用法源于皮爾士的邏輯研究，皮爾士把vague定義為需要經驗示例（instantiation）的，最好與“一般”（gener―al）對舉。“一般”在探尋普遍真理的科學和哲學中表示“一切”和“任何”，但我們必須訴諸具體的經驗示例才能完全理解邏輯的或客觀的“靈動”。如皮爾士所說的：“凡適合于排中律的都是一般的，凡不適合于矛盾律的都是靈動的。”“實際世界展示為處于生生滅滅之過程中的許多事件”，正是一種靈動的陳述，也是皮爾士所稱的邏輯上客觀的靈動陳述。這與精確陳述一頭鹿在樹林或一所大學在城市的狀況完全不同。
生態危機表明，善本身只能在世界之中持存。善的未來持存要求一個內含價值的秩序結構理論。另外，這種秩序必須用美學范疇表達，情智從而才能覺知它們是何種價值。這些秩序能抵制混沌之從不間斷的張力而支持價值的多樣性。自然界有四種環境秩序：平凡（The Trivial）、靈動（TheVague）、稀少（The Narrow）、寬廣（The Width）。這四種秩序很少以單一的形態展現，而常常是互相交織的。我們需要用理智去探測其存在，用情感去發現其價值。平凡所引起的情感是不在乎，靈動所激起的情感是期待，稀少所激起的情感是強烈，寬廣所激起的情感是參與。葛朗格認為，我們之所以深陷生態危機，就因為心存種種謬見，而這些謬見都是貪婪和怨恨的產物。為醫治正感染著我們地球的疾病，我們需要審美的感覺、心靈的力量、尊重的意志和生態的實踐。
我認為，葛朗格“基礎生態學”的如下幾點特別值得關注：（1）強調理智與情感的不可分離，人必須有理智的情感，也只能帶著情感思考；（2）強調他的基礎生態學奠基于美學；（3）強調靈動思維和靈動表達的重要性。
徐春認為，當代環境倫理學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在傳統儒學中找到源頭。儒家“畏天命”、體認自然的內在價值、承擔對自然的責任的“天人合一”思想可與現代環境倫理學的思想對接。“天人合一”的基本含義是人與自然具有內在統一性。天人之間的“合一”不是天與人主動相合，而是人主動地與天相合，人參與宇宙進程，與宇宙秩序保持和諧，但不是把人的意志強加在自然之上。儒家“天人合一”觀的自然引申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環境倫理或生態倫理。儒家“畏天命”思想的邏輯展開就是環境倫理的基本理念――敬畏生命。儒家已經體認到天地自然的內在價值就在于天道、天德，且具有生命意義和道德意義，并在“天命”學說和“天地之心”學說中論證了生命的目的性。儒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建立起“推己及人”的社會倫理秩序，相應地也建立起“民胞物與”，“人所不欲，勿施于物”，以誠待物，以仁愛物的推人及物（自然）的倫理秩序，承擔起對自然的責任，超越了把人與自然的關系推向對立兩極的西方人類中心主義文化傳統。
黃玉順則認為，價值只能是以人為中心的。假如野獸糟蹋農民的莊稼，農民該如何對待？如果你為保護鱷魚而喂它牛肉，你是否傷害了牛？環境倫理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并不清楚。
金富平辨析了“天人合一”的含義。認為“天人合一”的確切意指是天人合德，董仲舒的天人類合、荀子的天人相分不能與天人合一混淆并論。“天人合一”與仁、誠和中庸具有內在的關聯。仁、誠和中庸是天人合一的可能性依據。義利之辨是儒家生態倫理的實踐路徑。
德國公民教育學院教授斯皮克（MichaelSpieker）闡述了黑格爾自然哲學對當代環境倫理的重要啟示。他認為，倫理關心的問題是：行動如何改變作為行動主體的人？倫理的話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我。如果我們想建立“環境倫理”，就必須承認人與環境之間不僅存在自然聯系，也存在倫理上的聯系。個體在環境中的行動不僅影響自身的身體健康，也會影響道德自我。“環境倫理”代表了人們對待世界的態度，強調要超出對人類生命本身的關注而去保護世界。但是對于如何保護、保護什么并沒有統一的定論。深生態學倡導生態“大自我”的整體主義價值觀。阿恩?納斯認為人類作為自然之物，其生存權利與其他自然物無異。人類既是自然整體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一種威脅。但他沒有真正厘清人與自然的關系。如果我們想更清楚地認識自然和自然狀態的倫理意義，我們就必須考慮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我們顯然要依靠自然，要靠自然的再生能力生存，人類要保護自然。然而自然是永遠存在的，即使發生了重大災害，人類眼中的安全環境不復存在（如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后）了，但是自然仍然是存在并發展的。所以自然倫理的話題不是自然本身。人類對自然的威脅以及受到破壞的自然對人的威脅預先假定了兩個實體：自然和人或者社會。黑格爾在他的哲學中解釋了這種復雜而矛盾的關系。
黑格爾認為自然并非簡單既定的存在，自然起源于邏輯。他所說的邏輯關系到對存在和決定的全面思考。任何事物都由其他事物決定，以其他事物為基礎。黑格爾從實踐和理論兩種角度來看待自然。任何人類的任何實踐活動，無論吃飯、呼吸、喝水或者居住都構成對自然的毀壞，即便是最基本的人類需求都會對自然產生影響。自然也可以威脅人類，而人類反過來保護自己不受洪水猛獸的侵犯，人類自我防御的工具也取之于自然，但人類無法用這些工具主宰自然。
自然哲學追求的是“自然的解放”，試圖揭示自然在必要的一致性之內的獨立性。只有當我們認為自然在自我完善時，才可以把自己認作自然的自由產物。生命是自然的“最高境界”，但生命本身不能被完全看作自然現象。黑格爾認為自然不是有生命之物和無生命之物的集合體，而是朝著生命演變的過程。根據黑格爾的觀點，對人類而言，勞作是人類為了獲得自由而產生的一種表達和自我表現方式。人類通過勞作而自我肯定。
生命不僅孕育自我，同時還需要個性表達。這一需求催生了“理想”。但理想仍然受到“既定存在”的限制。也就是說美好的表現和時空緊密相關，盡管表現想極力掙脫時空的限制以實現自由。人與自然都屬于一個過程的兩個部分，因此人與自然不應對立。精神是被否定的自然，與自然始終相關。因此，精神生命以及一個有理智的人的生命與自然不可分割。
源自不同傳統和學派的環境倫理不可能達成完全的共識，但都拒斥物理主義世界觀和獨斷理性主義，在實踐上都主張保護環境，維護地球的生態健康。
三、儒學與當代政治倫理、經濟倫理
俞榮根認為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倫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統治合法性政治倫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題之中。這個命題有兩大尷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蛻化為“王圣”現實；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執政、執法者。不過，儒家的王道政治倫理為救濟這些弊端準備了資源，在現代條件下仍然有著革新的內在空間。
顏炳罡主張以仁義為體，以民主、自由為用.認為仁義是全球倫理的價值支點。“為生民立命”即為一切人立命。儒家具有基督教所沒有的長處。基督教把人設定為犯有“原罪”的罪犯，而儒家設定人人皆可成圣人，凸顯了人性的閃光之處。有人批評，與基督教對比，儒家似乎夸大了人的主體性，沒有明確的終極實在觀念，從而較為強調敬，而較不強調畏。不像基督教強調人應該絕對地敬畏上帝。如今的中國人則已無所畏懼、無法無天。顏炳罡反駁說，古代中國人的敬畏意識非常強烈，西方唯物主義來了之后才變得無法無天了。基督教的傳教理念是“己所欲，施于人”，是獨斷、霸道的。儒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才是值得弘揚的。
曹剛認為，任何一次重大的社會變遷都伴隨著新的倫理精神的產生。當代中國社會也需要新的倫理精神來支撐社會的成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這種新的倫理精神就是責任倫理精神。責任倫理精神是一種新的道德思維、新的道德要求和新的精神氣質，它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精神路標，體現了當代中國社會的新風貌。只有責任倫理才能突破傳統道德思維的局限，才有可能解決當代人類社會所面臨的道德難題，同時，也為我們思考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即中國的政治改革應該以他人為本，應該摸著道德的“石頭”過河，應該“權”高于“經”。
陳澤環詮釋了錢穆先生關于經濟與文化之關系的思想。錢穆先生通過中西文化的對比，提出了其特殊的經濟文化觀：“經濟人生處于文化的最低基層”、“人類生活終當以農業為主”、“道德為文化的最高領導”。在當今物質欲望強烈、國際經濟競爭激烈的世界中，錢穆先生的經濟文化觀對我們具有重要的啟示：“人類文化，應該由道德來領導政治，再由政治來支配經濟，必使經濟與政治皆備有道德性”。經濟繁榮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社會公正和諧、精神文明崇高、生態平衡協調的手段。在面臨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的今天記取這一點尤為重要。陳澤環所闡述的觀點顯然呼應了田辰山對現代民主政治的批判。
德國慕尼黑科技大學教授盧特格（ChristophLuetge）論述了“秩序倫理”。秩序倫理強調規則的重要性，它源自契約論，認為社會是個體為了滿足自我利益而組成的合作體。社會和經濟的規則是參與者共同制定的。在前現代社會中，人們認為社會是“零和的”，即一方的獲益建立在另一方的損失之上。現代競爭性的市場經濟讓現代社會處在不斷進步之中，實現了一種“正和游戲”。許多在前現代社會狀況下產生的倫理都忽視了雙贏的可能性，強調人們要節制，懂得分享和犧牲。自利被認為是邪惡的。這樣的倫理并不適用于現代社會。
秩序倫理認為競爭在現代社會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并產生了許多積極影響。關鍵是要制定合理的規則，提供相應的刺激，從而避免如“囚徒困境”那樣的惡性競爭。一味地呼吁人們遵守倫理規范，不如制定更好的規則和激勵措施。
秩序倫理重視行動和規則的區別。前現代社會的傳統倫理關注人們的行動，直接倡導人們改變自身的行為。這種規則和倫理規范一直延續了幾個世紀。現代社會的情況與以往大不相同。在新的形勢下，倫理必須關注規則。規則必須將道德容納在內。不改變規則而直接倡導人們改變行為只會造成對道德規范的侵蝕。相反，如果規則制定得合理，人的自利動機可以帶來好的倫理結果。合理的道德準則不能要求人們放棄自我利益的追求。只有當遵守倫理準則能夠帶來長遠利益的時候，人們才會放棄“不道德”的利益。
在前現代社會，倡導節制的倫理行得通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是熟人社會，存在“面對面制裁”；在當今的陌生人社會，這種制裁工具已經失效。人們需要制定更好的規則和激勵措施來鼓勵符合倫理規范的行為，同時懲罰不道德的行為。倫理不應只倡導節制和犧牲，而應該鼓勵對自我利益的追求。西方傳統的倫理沒有否定追求自我利益的合法性。但這種追求應該符合兩個前提：（1）追求的應該是長遠利益；（2）我們應當照顧其他人的利益，因為我們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時候需要他們的許可或容忍。
秩序倫理不僅涵蓋法律中的規則，同時還包括其他層面的規則，包括人們之間的各種協定和個體機構的自我約束行動。弗里德曼曾經說過，“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它的利潤”。但除此之外，企業還有許多其他責任：提供社會福利、參與環保或其他文化和科學事務。企業不僅要為股東的利益負責，還應發揮更廣泛的政治作用。在不完整契約發揮重要作用的世界，企業具有如下責任：（1）企業為自身的行動和產生的后果負責；（2）企業為社會和政治秩序框架負責；（3）企業具有話語責任。
秩序倫理認為商業倫理的概念化和其所處的社會狀況密不可分。市場的秩序框架可以設定激勵措施，促進倫理規范的實施。最終，倫理可以和長期的經濟利益相調和。
論文摘要:企業核心競爭力是企業長期形成的，能使企業長時間內在市場競爭中取得主動的核心能力。21世紀是信息時代，過去工業時代提升核心競爭力的模式已經不再適應時代的變化。本文探討了信息化改變傳統的經營思想和管理模式，為企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使得核心競爭力得到了增強，同時提出了當前我國信息化環境下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策略，并構建信息化環境下的企業核心競爭力體系。
核心竟爭力是企業針對特定的環境，根據自身的能力要素特點，形成企業獨有的，競爭對手在短時間內不可模仿的企業能力，使企業在市場竟爭中保持優勢。信息時代使企業生存的內外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信息在人們生活和工作中已經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導致信息打破了物理空間的有形界限，傳播更加迅速便捷，同時信息量的爆炸式增長致使企業面對的外部環境迅速變化，企業面臨巨大的危機，信息和信息技術不僅作為企業資源來支撐企業的戰略，而且也成為企業戰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處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在打造企業核心競爭力中起到越來越關鍵的作用，企業信息化成為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可抵擋的發展趨勢。
1企業的楊心競爭力
1.核心競爭力的概念
核心竟爭力是指形成能夠創造客戶價值的專門技能和技術，它以企業技術能力為核心，通過企業戰略決策，系統控制、市場營銷、組織管理以及企業文化的相互整合，以獲得長期競爭優勢的能力。核心競爭力不僅是企業在本行業、本領域獲得明顯竟爭優勢的保障，而且還是企業開辟新領域、建立新的利潤增長點，甚至是建立新的主導產業、實現戰略重心轉移、尋求不斷發展的重要手段川。
1.2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特征
價值性核心競爭力有助于企業實現顧客所看重的核心價值，如能顯著降低成本、提高企業效率、提高產品質量、增加顧客的效用等，從而為企業創造長期的竟爭主動權，給企業帶來竟爭優勢。獨特性核心競爭力是企業發展過程中長期培育和積淀而成的，孕育于企業文化，深深融合于企業內質之中，為該企業員工所共同擁有。因此它是特定企業的特定組織結構、特定企業文化、特定企業員工群體綜合作用的產物，是企業個性化的產物，難以被其他企業所模仿和替代。延展性核心竟爭力可以滲透到企業的方方面面，以維系整個企業的運行發展。在企業能力體系中，核心競爭力是核心，可使企業在原有竟爭領域中保持持續的竟爭優勢，也可圍繞核心能力進行相關市場的拓展，通過創新獲取該市場領域的持續競爭優勢。動態性企業核心能力總與一定時期的產業動態、管理模式以及企業資源等變量高度相關，隨著彼此相關的變化，核心競爭能力的動態發展演變是客觀必然的，曾經是核心能力可能演變為企業的一般能力。
1.3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企業核心競爭力可能會來自多個方面，可能是決策層的戰田備現劃，也可能是業務過程的某個環節，比如研發、制造、營銷等;一般來說，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企業的經營能力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是經營出來的，就是生產制造、營銷和研發等各環節的契合。企業根據自己的經營特點，對企業運營的各個環節進行戰略謀劃和模式革新，當某種企業特有的運營模式難以在短時期內被復制，其本身就能創造出強大的競爭優勢，是培育和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途徑。企業的管理能力良好的管理能力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來源之一。由于企業發展的歷史不同，管理者的經驗和偏好不同，更為主要的是員工在技能、經驗、認知等各方面存在差異，因此企業管理能力具有鮮明的個性化特征，這成為企業之間最為本質的差異，是無法模仿的。因此這種企業獨特的管理理念和文化可以成為企業核心竟爭力的重要因素。
企業的綜合創新能力創新就是改變原有的規則和方法，對現存的業務或管理流程中的某些環節進行革新。它是企業打造其核心竟爭力的動力源泉，只有不斷倉嘶才能形成企業自身的特色，才能使企業在全球化和激烈的競爭的市場環境具有短時期內不被超越的競爭優勢。為此，企業必須準確把握世界科技和市場發展動態，制定相應創新戰略，使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工藝創新等協調展開。同時要求企業的決策層、管理層、業務層要有敏銳的觀察捕捉新事物的能力，根據市場和社會變化提出大膽新穎的推測和設想，進行認真周密的論證，不斷地創新和適應市場，保持企業的竟爭優勢。
2信息時代對企業楊心競爭力的影響
2.1信息時代的特點
工業時代的特點是物質性，所有產品者提以實物形式生產銷售并使用，企業資本積累速度較慢，當企業形成一定的規模和競爭力后，這種竟爭優勢可以維持較長的時間。而隨著信息在企業資源以及企業價值增殖中越來越重要，工業時代的這種競爭優勢已經越來越不明顯，尤其是現在12世紀的信息時代，生產力高度發達，互聯網遍及世界各地，對于企業來說信息時代的特點是:公司的規模大小與其創造的價值的大小沒有必然的聯系。在Itnernte的世界中，大公司可以變的很小，小公司可以變的很大。主要因素是企業所掌握的信息，以及利用信息能獲取的最大商業價值。
市場環境的變化已經不可預測，迅速且另人難以置信。隨著信息的爆炸式增長，人們可以獲取其所需的任何信息和知識。客戶的多樣性需求得到了最大化的體現，因此企業所面臨的市場也變幻莫測。因此信息時代的企業在向客戶提品和服務過程中不斷轉變觀念，不斷地試驗，投資和計劃，以適應多變的環境。企業經營方式的多樣化和區域局限性的打破。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導致了新的企業經營模式的發展。電子商務的出現和發展不僅使企業有可能以新的方式組織經營，提供新產品和服務，而且幾乎可以在瞬間之內把那些產品和服務銷售給成千上萬的人，打破了營銷的地區壁壘，使企業信息交流變得直接和簡單，擴大了企業的輻射范圍。新的時代特點導致現代企業面臨的風險和危機更多，企業必須正視在信息時代企業競爭優勢可以在短時期內出現和消失的現實，也必須更加注重信息化對于企業核心竟爭力關鍵作用。信息技術正在從產品的信息含量和經營管理的信息化兩個方面迫使企業重視和加強信息化建設。
2.2信息化對企業楊合竟爭力的關鍵作用
創新離不開信息化在企業創新中，信息化扮演著推動者的角色。例如在體制創新中，如果沒有有效的資產管理信息體系的支持，不僅做不到產權清晰，更做不到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如果沒有有效的管理信息系統，就無法實現崗位責任的確定和崗位責任的監督，也無法實現資產經營者責任的履行。在技術創新中，如果不能運用信息技術收集市場信息，就不能進行企業產品和工藝的研發。而在管理創新中，企業如沒有利用信息技術手段來實現對企業內部資源的整合，就不能充分利用企業有限資源去實現價值最大化，而且如果沒有從研發到制造，從客戶到供應，從財務、資金到產品庫存的信息支持是無法實現業務重組和管理模式創新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信息化是實現企業創新的一個重要手段。
信息化改進了核心競爭力的要素企業核心竟爭力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包括產品、服務、技術、營銷、管理等各個層面。企業信息化為這些要素注入了新的活力。信息化改變了企業的傳統競爭方式。它使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中間商的竟爭，逐步轉變為直接面向消費者的競爭。由以往的以產品和服務設計為中心的競爭，轉變為以管理和營銷為中心的競爭;由以往的產品和服務成本與質量的有形競爭轉變為爭取消費者信心的虛擬竟爭。信息化擴大了競爭領域。互聯網技術打破區域局限性，既為企業提供了新的竟爭方式，又為企業提供了新的競爭空間。信息技術的發展減少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環節，縮短距離，降低企業交易成本，提高成本優勢。信息技術減少出錯率實現了企業業務流程的高效化。據統計，在設計、規劃方面，用計算機輔助設計與規劃，可使出錯率從手工設計、規劃時的5%降低到現在的1%，其工效提高6一8倍，投資至少節省2%一5%，產品試制周期縮短1/3一1/2。大大提高了企業的工作效率和資金利用率。
信息化促進了核心競爭力的內涵建設。企業信息化由于信息注支術的大量采用，改進和強化了企業物流、資金流及信息流的集成管理，對企業固有的經營思想和管理模式帶來了根本性的變革，最終導致企業竟爭力的增強。信息化可以加強合作，充分利用外部資源。由于任何企業所擁有的資源都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在所有的業務領域都獲得競爭優勢，因而企業要想在競爭中獲勝，就必須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在核心業務上。與此同時，企業必須與全球范圍內的在某一方面具有競爭優勢的相關企業建立緊密的戰略合作關系，將本企業中的非核心業務交由合作企業來完成，充分發揮各自獨特的競爭優勢，從而提高競爭能力。
3在當前我國信息化環境下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策略
當前如何運用信息技術促進企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增強企業經營、管理和創新能力，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我國企業在應對國際與國內市場激烈競爭、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時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3.1構建信息化環境下的企業核心競爭力體系
要想利用信息化技術來提升企業競爭力，就一定要從企業整體出發，對企業進行全面管理，因此要建立一個符合信息化發展的竟爭力體系結構。構建核心競爭力的橫向結構橫向結構指的是企業中各項業務流程，包括物流、資金流等的信息化。首先要在企業業務流程中消除部門壁壘，明確各部門在流程中所承擔的職責。以流程管理代替職能管理，并對流程中相關部門職責進行描述，并形成制度。規范業務，并確定流程中的關鍵控制點。梳理業務流程，刪除流程中不必要和冗余的環節，然后對關鍵業務流程進行優化，以事物發生的自然過程對流程進行重新設計，成為提高企業運行效率的重要途徑。使信息將業務流程的各個環節中流動起來，打破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孤島”。信息在企業業務流程中傳遞流暢，實現業務數據和信息共享，提高了工作效率。構建核心競爭力的縱向結構縱向結構是指企業的管理層從決策層、管理層到業務層獲取、利用信息的能力。
信息時代企業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獲取和處理信息能力，因為正確的決策的基礎則是信息。對企業來說怎樣比對手早一步獲有效的市場信息顯得尤其關鍵，這正是信息技術的優勢，而這種優勢依賴于從企業管理業務層到決策層的信息傳遞，包括業務層和管理層對信息的收集、整理加工、分析研究的準確性和有效性，從而使決策層把企業決策建立在及時、可靠、高效的信息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加強對企業資源有效開發利用進而提高企業的決策科學化水平。
人力資源和創新理念貫穿體系在競爭力體系中，有兩個因素是始終貫穿在體系的每一個環節中，就是人力資源和創新，這是因為:推進企業信息化，提升核心竟爭力，人才是根本。因此要盡快建立與企業核心競爭力體系相應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包括引人和培養既善于經營管理又懂得現代信息技術，還具備管理理念的復合型人才，將人力資源的規劃和管理滲透到體系的每個流程中去，對人才進行全方位的培養和管理。超級秘書網
創新是信息化企業楊白競爭力的重要因素，而競爭力體系的構建就是提高企業創新的速度和能力。因此創新理念應核滲透到體系的每一個環節中去，提高企業的敏捷性和應變能力。這是因為企業只看到信息化帶來的效益而沒有認清企業信息化發展所必須的條件和背景。所以我們在實施信息化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信息化要與企業實際相結合，才能全面提升競爭力。企業要根據自身的行業特點和經營特色，設計適合自身的核心競爭力體系結構，才能為信息化的成功實施奠定一個良好而且重要的基礎。
不要重技術而輕管理。有些企業過分強調軟件技術的重要性，把企業信息化作為技米部門負責的項目，這是認識上的誤區，企業信息化僅僅是一種更為先進的管理方式和更為科學的管理手段，但是這一切的基礎仍然是管理理念。’信息化是全員參與的工作。信息化的實施不僅要求企業各部門的協調和配合，更要求企業高層領導的高度重視。特別是打破部門壁壘的業務流程的重新設計，尤其需要全體員工的大力支持才能進行下去。
二,方法論(怎么做的調研和分析)(how)
三,北京大柵欄地區人口現狀.(what)
1)人口綜述__總人口數,人口密度,在北京舊城中其人口狀況(比重)
2)人口空間分布__(圖)
原因:歷史上居住與商業的分布;與商業經營狀況的關系(暫口)(商業圖)
結果:與建筑風貌質量的關系.
3)人口構成
(1)暫住/常口__比例,帶來的問題(社會問題,環境問題)
__暫住人口狀況(居住空間模式,居住模式,行為模式)
__常住人口狀況(見下分析)
(2)年齡__老中幼比例
(3)職業__工作/未工作;職業分類，分析其職業特性(小本,低收入,與空間的關系,指
當地從業還是區外從業,分析職業本身特性)
生活來源
(4)民族__比例,主要為蒙古族和回族
(5)戶口__?隨著國家戶籍制度的改革,戶口將逐漸不成為設計問題
(6)家庭戶/集體戶__?
(7)外出狀況__原因(謀求經濟發展,居住條件)
(8)出生死亡人口比較__低出生率,人口總量下降.對地區的影響?
(9)受教育狀況__識字;程度
當地人口狀況綜合結論__
5)旅游人口__
來源：外地人，當地帶領游覽的。
需求：住宿，游覽
路線：天安門-大柵欄-琉璃廠?
問題：已經稱為當地不容忽視的人群,對當地空間/環境/文化影響巨大.
問題在于如何創造環境滿足需求,以及豐富當地文化,以及怎么與當地人口居住
相協調和融合..
四,此種人口狀況的歷史成因(why)
人口特性:暫住人口多,游客多,商業活動繁盛;老居住區
商業人口,暫住人口,當地居住人口,消費人口,旅游人口.
時間軸
五,在規劃設計中針對人口的建議(how)
1) 對原住民的考慮
__人口分流(標準)
__遷出人口處理措施(補助)結合改造中開敞空間的設計
__留存人口處理措施:
*年齡:1,老年人__針對"京"味生活在空間上創造活動場所,如,老年人活動中心,街頭廣場,座椅,散步通道.(針對活動,如,早起溜彎兒,溜鳥,街頭閑聊,曬太陽,晨練,打太極拳等.
2,兒童__學校,兒童活動中心,街頭小廣場,游戲,跳繩,捉迷藏.
3,成年人__娛樂休閑設施,停車場,戲樓,酒樓,茶樓,歌廳.
*職業:創造當地小尺度小規模商業,從業當地化. ?(居委會,街道辦事處,清潔工,零
售,小商業)
2)對暫住人口的考慮
居住
從業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生息繁衍中逐步形成的，它進而影響整個民族的心理狀態、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作為其內在特征的基本精神最終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對于整個民族的成長壯大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國傳統文化作為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認識、領會和把握其基本精神，對中國傳統文化優秀成果的繼承與發揚，推進整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開展會起到促進作用。
從遠古走來的中華文明歷經興衰榮辱，依然綿延不絕，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它培養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傳統文化，繁衍了無數光輝燦爛的文化成果。這些優秀文化成果的誕生、融合和傳承，伴隨了整個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歷史進程，并在華夏子民長期的社會生產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整個文化傳統的繼承與發展的基本精神，最終培育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核。
一、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精神的內涵
所謂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視為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內在動力，即指導文化不斷前進的基本思想。其既可以表現在特定社會群體的思想意識、心理態度、生活習慣、精神信仰等抽象領域，又可以表現在建筑風格、文學藝術、器物工具等具象領域。就一個民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而言，則是指導和推動整個民族文化不斷前進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觀念，它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穩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狀態、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總和，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另一個民族的外在表征和精神內核。
簡而言之，所謂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實質上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則是指導中華民族延續發展、不斷前進的精粹思想，其內核實際上是優秀民族文化成果的思想集成。從性質而言，它是一種偉大的卓越的精神；從表現形式而言，它蘊含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優秀成果之中。
作為優秀傳統文化成果的集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本身是文化進步與發展的結果。從華夏文明誕生之日起，隨著中華民族的不斷融合、發展、壯大，
奠定民族精神的基礎的，正是在傳統文化長期演化、融合、提煉、萃取的過程中那些不斷推進社會進步的文化思想和觀念，這些思想和觀念在推進傳統文化傳遞衍生的同時，逐步形成了可以代表民族獨特氣質的精神因子，并最終支撐起整個民族的精神天空。
二、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內容
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內容，其實質就是在民族精神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推進作用的重要社會思想和文化觀念的總和，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起主導作用、處于核心地位的那些基本思想和觀念。其實，這并不是高深玄妙的思想體系，而是早已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的，深植于民族潛意識之中的共有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總的來說，我們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演進的過程中，選取幾個極具代表性的思想因子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進行大體的描述和概括。
1．“天人合一”的自然世界觀。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對于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的思想認識以“天人合一”的自然世界觀為代表。中國古代思想家大多數主張天人協調，而反對把天和人割裂、對立起來，在他們看來，天與人、天道與人道、天性與人性是相類相通的，因而可以達到統一。而這實際上就是將人與自然和諧統一，強調人的發展與自然的循環相適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與之相區別的，西方文明則強調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對自然世界的不同理解，最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演進過程中，處處體現了“天人合一”這一思想內涵。春秋時期，鄭國大夫子產說：“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這里的“禮”是天經地義，就是自然界的必然法則，人民按照天經地義的“禮”行事，就是天與人可以相通、可以按照同樣的法則運作的思想。戰國時期，莊子認為，人與天地自然都是由氣構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天與人是統一的。他極力主張“無以人滅天”，反對人為，追求一種“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漢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更是以天人合一為基礎，董仲舒認為天有陰陽，人也有陰陽，提出“以類合之，天人一也”。兩宋時期，天人合一思想發展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文化思潮，幾乎為各種派別的思想家所接受。張載第一個明確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題。在張載看來，“世界的本原是太虛之氣，人與天地萬物都由氣構成，氣是天人合一的基礎”。
2．“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思想。“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獨特之處，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內容。“以人為本”，就是指以人為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本，在天地人之間，以人為中心，在人與神之間，以人為中心。長期以來，中國各種傳統哲學派別、文化思潮的關注焦點，以及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政治主題和價值主題，始終圍繞著人生價值目標揭示、人的自我價值的實現、實踐而展開。人為萬物之靈，天地之間人為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
中國古代思想家，特別是儒家學者，一貫堅持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立場。孔子的弟子問孑L子如何事鬼神，孔子回答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人死后的情況，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可見，孔子是將現實的人事、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而將侍奉鬼神、人死后的情況等放在無所謂的地步。而這種以儒學為代表的人本主義思想，在后來的封建社會中得到廣泛的認同和創造性的發展，并最終奠定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主義基礎。
3．“剛健有為”的人生價值觀。“剛健有為”的人生價值觀，是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內容之一，是中華民族的積極向上的人生價值觀和民族進取心的最集中的理論概括和價值提煉。
在傳統的儒家思想中，孔子已經提出了“剛健有為”的思想因子，他說：“剛毅木訥近仁”。這里“剛毅”指堅定性。所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便是其生動寫照。在孔子心目中，剛毅和有為是不可分割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剛毅，又要有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固就是強調知識分子要有擔當、有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孔子本身的經歷即是積極踐行這一理論的生動寫照，他餓陳蔡、游列國、倡仁政，作春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從中華民族的漫長歷史長卷來看，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對促進社會發展、國家強盛和文化繁榮有重要意義。剛健有為的精神，不僅在我們民族興旺發達時期起過巨大的積極作用，而且在我們民族危難之際，外族人侵、政權易手之時，也總是成為激勵人們起來進行反侵略反壓迫斗爭的強大精神力量。且看“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式的激動；“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式的感慨，“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式的雄心，這些無不是民族自尊自信而表現出來的自強精神。所以，才會有文天祥的那句著名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精神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
所謂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指社會或社會群體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對其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使他們形成符合一定社會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會實踐活動。就其根本來說，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是一種傳播民族傳統文化，弘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的重要途徑和有效手段，而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則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標、內容和方向。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在中華民族長期繁衍生息中，經過長期社會實踐所總結和概括出來的，是民族精神形成的胚胎，其本身具有無法比擬的積極性、先進性和優越性，而這正與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和目標相契合，在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方向和規定內容的同時，也必然地成為其最初的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點，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首先，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著眼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世界觀、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思想意識、積極進取剛健有為的人生價值觀，都可以為我們培養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提供深刻的啟迪。當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不僅帶來了經濟的繁榮，也意味著必將實現人與社會的全面現代化。但市場經濟對于人類的精神生活來說，已經不可避免地形成自發的盲目的力量，為減輕其負面影響，我們需要加強理想信念教育，提倡積極的人生態度，科學認識自然，培養人文精神，而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因子正恰如其分地契合了這一要求，顯示了其不朽的偉大生命力。
“六五”普法規劃理論與實踐研究征文: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及作用
普法的核心環節是法治的宣傳教育，法治的宣傳教育與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是否存在著一個關聯關系呢？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會產生一個什么樣的作用呢？找出它們之間的關系，找出它們之間的影響，對我們科學地制定“六五”普法規劃具有積極的作用，所以我們有必要對之進行研究，這一點正是本文的指導思想。
首先，我們知道一個社會的法律制度是該社會的上層建筑，是其經濟等的集中反映，并為其服務；那么該社會的經濟等是其經濟基礎，是決定該社會上層建筑的基礎；這是經典作家的經典理論，根據這一經典理論，社會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是一對矛盾的對立統一體。法治的宣傳教育是為法律制度服務的，所以這種行為也是社會的上層建筑的范圍；社會的經濟發展，社會本身的發展都是社會的實體內容，是經濟基礎的范圍；所以我們可以根據經典作家的理論知道，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關系。但是在我們國家，由于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制度和產生它的經濟基礎雖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作為它們的主體都是人民，所以兩者在代表利益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兩者的價值取向是同構同向的。那么基于此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對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本身的發展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反過來也一樣，我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越是發展的好對我們的法律制度走向完善就越會提供更加有力的基礎性保障；當然有了更加有力的基礎性保障，法律制度的宣傳教育也就會更有物質基礎，也就會做得更好；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著一種矛盾統一關系，它們之間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所以我們應當明白做好法制的宣傳教育雖然相對于經濟發展來說是一種務虛性的工作，但它同樣重要，也是對社會的經濟發展的一種促進；同樣道理，做好社會的經濟發展是我們的現實需要，對不斷地完善社會的上層建筑是一種物質前提，兩者都很必要，都很重要。
我們認為，法制的宣傳教育是法律制度落實執行的觀念實現途徑。也就是說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內容，只有向全社會廣泛地宣傳和教育，才會在全社會中產生對該法的了解，知曉，才會在人們的觀念中樹立起該法的觀念，才會在人們的意識中以之為規范，從而去自覺自為的規范自己的行為。這個過程我們看到它其實就是法的執行和落實的一個觀念上的實現過程。當然法律一旦經過合法程序產生，并不以社會某些成員是否了解其內容為其生效的前提條件；也不以某些成員不了解該法的內容而對該成員不產生拘束力；但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我們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用來維護人民的利益的，所以不希望任何人糊里糊涂地受到制裁。我們的法律不是以事后的懲罰為唯一目的的，所以法律的觀念實現顯得尤為重要，這就是我們普法的目的所在；我們的法律以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秩序，在觀念上實現為最高境界。法律在觀念上的實現，是在社會成員中形成自覺自為地守法，以良好的社會秩序規范成員的行為。所以法制的宣傳教育是實現法制觀念實現的有效途徑和手段；社會更多成員自覺自為的守法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內在積極因素；社會更多成員的自覺自為的守法以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保障性條件；所以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是構成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一種環境動力，具有積極的意義。比如，我們的行政執法以往的做法都是一種被動性的執法，也就是當行政相對人的違法行為產生以后才去給與懲罰的，但是這種懲罰(來源：文秘站 ）并不能從根本上杜絕同類違法現象，為什么呢？就是這些行政相對人并不是人人都從觀念上形成了一種自覺自為的守法意識，從而沒有內在的拘束力，當然也不排除某些行政相對人根本就不知道相關法律的內容，當然也就不知道他們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所以被動執法的結果是：同樣的違法行為屢禁不止，執法工作量很大，效果不明顯。我們的行政執法體系，對象多，領域廣，具有源頭性，如果在這里使我們的對象能夠自覺自為的去守法，那么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本身的發展都會大有改觀的。
法制的宣傳教育是強化社會法制環境的有效手段，依法治國不僅僅需要把立法工作和執法工作，司法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在全社會形成濃厚的法制環境；因為不管是執法，還是司法，這些工作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事后性，也從而使之具有被動性；但是全社會形成一種濃厚的法制環境后，這種環境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對社會成員具有矯正力。我們做好法制的宣傳教育工作的同時，不僅使社會成員樹立起法制意識，還會在這種宣傳教育的過程中進一步強化人們的法制意識，就會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濃厚的法制環境，在這個環境中人們的言行就會受到環境的制約，同時這種環境的強化還會推動社會的法治進程，這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說無疑是一種推動力量。我們知道，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沒有一個很好的法制環境，沒有一個良好的法律制度，市場經濟高效有序地運行就是一種不可能，所以我們做好法制宣傳教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
關鍵詞：傳播政治經濟學；傳播；媒介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9-0015-03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丹·席勒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數字化技術融入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并分析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對社會關系與傳播資源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相互構建的研究，并指出當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化領域蔓延、歷史研究擴散與新媒體轉向等五個趨勢[2]。
麥克切斯尼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基于分析媒介、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強調經濟因素對政治和社會關系的重要作用，并強調結構性因素與勞動環節對傳播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影響[3]。具體問題，如趙月枝所言，“傳播與跨國媒介集團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傳播資源的控制問題導致的沖突；勞工對愈加精細的國際傳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預和婦女及弱勢種族對全球傳播權力不平等的抗爭等等”[4]。
簡而言之，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分析政治經濟壓力與限制對傳播與文化實踐的影響，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是如何左右傳播的內容與形式的；二是研究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上升地位。這種學術視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導的，避免了把傳播研究孤立于社會情境，而把傳播現象置放于具體化的社會歷史進程與歷史變遷之中，有利于探討結構力量如何影響傳播實踐[5]。總之，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審視傳播產業如何在社會關系影響下分配傳播資源與話語權的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傳播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路徑，為傳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圍內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自20世紀40年代后期至今，已經歷了60多年的發展，成為當前傳播學中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盡管被認為存在諸多的盲點和問題，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熱潮所產生的影響已經有目共睹。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逐漸進入中國大陸學者的視野，尤其自21世紀以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在大陸受到比較多的關注，但相關研究還是零散地分布幾個主要的幾所大學、幾位學者或幾所研究機構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并沒有像功能-經驗研究一樣占據主流位置。筆者關注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如何在中國落腳并發展的？
那么，近年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在什么樣的社會——媒介情境中展開的？如何展開的？為什么這樣展開？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問題？為了有針對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將采用質化的文獻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為時間范圍，主要選擇國內核心雜志《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當代傳播》等為樣本，以他們的論文為考察對象，期望能以此管窺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現狀、核心內容與演進，并解讀其在批判視角、問題意識以及解決路徑等方面的啟示。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試行建立報業集團，傳媒經濟的增長問題引起了比較多的關注。然而，傳媒經濟的增長，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如傳媒內容的庸俗化、娛樂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國面臨由傳媒大國向傳媒強國轉變的歷史使命，然而，對外傳播的弱勢和軟實力的缺憾成為中國傳媒業不得不面臨的突出問題。因此，面對世界傳播業的新形勢和中國大陸媒介商業化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與市場力量的影響，大陸傳播研究者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開始思考一些問題。例如，結合媒介文化市場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國際信息流動問題，關注傳播新技術的社會意義、傳播資源的分布、傳播的公正與平等。這些情況加速了大陸學者關注傳播政治經濟學，促進了大陸學者引進和介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如郭鎮之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積極介紹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為了更好的探視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發展的軌跡與脈絡，筆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引入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世紀之交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傳播學研究發展迅速，西方傳播理論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國，大陸出現了大量有關傳播學的譯著和論文等。但傳播研究發展的初期，主要還是以功能——經驗主義研究為主，西方傳播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流派——批判學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并不被重視。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學派逐漸被大陸學者所重視，一批有關批判學派的譯著和介紹性論文相繼出現，如《文化民粹主義》、《文化研究讀本》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等被引介到中國。可以說，傳播政治經濟學被大陸學者所關注的時間，幾乎是整個批判學派被關注的時間，也就是20世紀90代中后期。在這一時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相繼引入中國，其中主要的譯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阿芒·馬特拉著《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麥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體》等。
縱觀傳播政治經濟學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紹性文章和譯著為主。總體而言，對西方傳播政治學研究的思想脈絡還缺乏系統的認識，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立場、觀點和主要論題缺乏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還是以總體性、概括性與描述性為主，這一時期的研究相對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題和線索。盡管如此，這些研究還是對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有重要的啟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地形圖。但是，這一時期有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探討哪些具體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明確。
在這一時期，一些引入和推動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學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趙月枝、王怡紅、陳衛星、胡正榮等人，他們（她們）為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如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可以說是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帶入中國的啟蒙性學者（盡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歸類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她關注意識形態力量和市場力量對中國媒介行業的雙重影響，以及媒介在中國民主化歷程中的角色，專注于中國傳播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她在國際傳播領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經濟學”等理論具有較強的創造性，其成果被國際傳播學界和漢學界權威廣泛認可。還有如郭鎮之等人，在傳播政治經濟引入期，利用在國外進修的機會，考察了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撰寫了一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介紹性文章，對國內了解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長與反思期：21世紀初至今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成長發展過程中，不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環境所限制，而且遇到來自功能——經驗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麥茲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情況時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視角，我相當的孤立。”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通過迅速發展的傳播產業，極大地加速了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融合。隨著國內傳媒機制改革和傳媒產業的迅速發展，有的學者從跨文化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考察了這場變革的根本特點，并討論了跨國資本和國內力量從結構上重塑中國傳播體系的具體方式，以及由此帶來有關傳播權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變化。甚至探討了這種融合的政治與社會意義，指出潛在的矛盾與沖突的來源以及中國正在形成的傳播秩序面臨的挑戰[6]。
有的研究者較系統地研究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北美傳統，指出北美流派有著鮮明的特色，認為該學術流派相對集中和緊湊，他們之間的學術傳承大多是父子、師生、同事、夫妻，體現了一個較為單純的譜系[7]。
有的研究者則用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分析了版權文化，指出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是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并且對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8]。有研究者則對廣告進行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認為政治經濟學分析是廣告傳播研究的重要理論取向，并指出這種理論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批判的政治經濟學[9]。有研究者則以文化研究的理論發展為參照，探討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10]。后來有研究者則進一步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聯系與區別，認為以往的兩者關系研究，還停留在表層上，需從根源上把握兩者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的整合[11]。陳世華的后續研究則將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概括為“我們不自由的傳播”，著重分析了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如何運用政治經濟的路徑分析傳播工業的“不自由”[12]。
最近重慶衛視的改革引起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濃烈興趣，如呂新雨針對重慶衛視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間、學界和政界之類二元對立的僵化立場，希望借此推動由此生發的一系列涉及中國電視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議題[13]。趙月枝則以重慶衛視的去商業化改革和“紅色文化”建設嘗試為契機，討論了社會主義媒體公共性和文化建設的問題[14]。2012年，政治化與社會轉型等話題引發部分學者的討論，如李彬和黃衛星等人探討了社會轉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話題，并結合趙月枝的傳播思想展開了分析論述[15]。
三、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脈絡反思
通過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目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還停留在初級階段。總體而言，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步較晚，發展受多重束縛，研究群體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與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層次還較低。
從研究種群來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推進，主要得益于幾位女性學者，如趙月枝、郭鎮之、呂新雨和曹晉等人，特別是趙月枝的啟蒙和推介，較大程度上成了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風向標。從這些研究者的橫向聯系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她們大都保持比較好的私人聯系和友誼。目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傳承與發展大都基于這樣的基礎來進行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傳承呈現較單一的路徑，跨界和跨領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動與合作較大局限于“圈內”的同事或朋友。當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視，如陳世華、劉曉紅等人的相關研究，他們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有較長時間的關注。
從研究者所屬機構來看，主要有兩支代表性力量，一支為北廣系（現為中國傳媒大學），如郭鎮之（后調入清華大學）、陳衛星等人；另一支為復旦系，如曹晉、呂新雨等人。深入分析這些力量的構成，我們會發現，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趙月枝早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后出國深造，已成為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傳承人，她常在大陸往來，推介傳播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等機構保持了密切的互動聯系。
從已有研究問題的深度與廣度來看，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一定的反思與問題意識，從早期的單純引介和翻譯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著作，步入反思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主要觀點和主要學術脈絡的階段，甚至開始借助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資源，分析與探討中國本土的實際問題，如重慶衛視的改革風潮等。但是問題的深度與廣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約，有研究者自身的學術積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議題有待進一步敞開和深入。
回顧已有的相關文獻，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在較長一段時間中關注西方傳播政治經濟的概念、歷史與主要學術脈絡，并在這方面有較多的引進與介紹。對本土問題的探究則主要集中在電視和廣告研究方面。然而，檢視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新聞與傳播的相關研究，如探討傳媒公共性、傳媒集團化與新聞改革等方面內容，其實已蘊含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與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徑與框架上并沒有突出傳播政治經濟的觀點罷了。追蹤至今，我們不難發現，任何時期傳播領域的變遷，不管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隨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嵌入傳播活動的行進中，我們都不可忽視政治和經濟等因素滲入傳播過程的影響。因此，傳播政治經濟學無可避免地充當一種分析視角，在這種過程中扮演闡釋傳播與社會變遷的重要角色。
總之，回顧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大陸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雖已引起了諸多研究者的關注，但實際的發展受多重因素的影響。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資源需要進一步挖掘，本土的問題則更需具體的關懷。正如傳播學者潘忠黨（雖然他有一定的經驗主義取向）所言，“無論我們采納什么取向、運用什么方法，我們都得將分析的目光投向我們所身處的現實，都要考察對現實經過獨立思考后而提出的問題，都要就這些問題展開系統的經驗觀察，并且采取理論的資源——我們批判的武器——分析這些觀察，以期對所提問題作出解答，并同時都要對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開批判”[16]。對此，我們應該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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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歷經 30余年發展 ．國際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 學界 所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國際政治經濟學把 國際政治關系與國際經濟關系及其互動結果和衍生現象銜接起來，從全球化角度剖析了國家與市場的現實場景、互動關系和作用規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空間的延展，特別是國際政治經濟化與國際經濟政治化的日益明顯和相互滲透，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流派與其核心原理日臻完善和成熟。當前，國際政 治經濟學仍然受限于理性主義的分析框架。面臨著諸如分析方法和分析語言的繼續充實與更新等一系列問題。
隨著全球體系的加速形成，興起于 20世紀 70年代西歐和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IPE)，日漸成為學界所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從理論和方法論角度而言，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及若干核心原理，包括 自由主義與相互依存理論 、現實主義與霸權穩定理論 以及激進主義與世界體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化與國際經濟政治化的日益明顯和相互滲透，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研究素材和新穎的思維視角，也昭示著其已經步入新的變革時期。
一、 自由主義與相互依存論
自由主義強調市場對國家的決定性和強制性，其觀點承襲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理想主義傳統。自由主義把國際關系的發展看作是一部市場進化的歷史，當今世界體系是由全球性的現代化所塑造，并有賴于三種力量 的推進：一是經濟力量，即開發市場、利用新資源的能力；二是技術力量，如通訊、運輸 、制造手段的革新；三是組織力量，即管理經濟活動的方式。靈活應對主要由上述三種力量推動的市場化構成了國家生活的主要內容~13(P14)。國家間穩定的貿易與經濟交流、深化的相互依存關系以及由此凝結的互惠紐帶，有助于鞏固和發展國家問的合作關系，從而成為培植國際和平的源泉之一 。對此，相互依存理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從民族國家與全球市場的權能關系角度 ，給出了學理推斷和說明，其也成為自由主義中最重要的分支理論之一。
相互依存理論認為國家間的經濟依賴狀態是一種客觀情形 ，各類國際行為主體(國家、國際組織與跨國公司等)活動的終極 目的是促進全球資源配置的均衡化和效用最大化，實現全球福利的普世化 ，從而為國際和平提供一種功能性的保 障。為此 ，必須限制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從而強化 國際經濟關系的正向博弈功能，使各類國際行為主體通過合作關系的不斷推進而共享利益，以推動國際經濟體向均衡化發展。經 由相互依存的組織網絡形成的技術上合作、行為上共處的國際體系，為更多的使用非政治方式和非軍事手段來解決國際沖突提供了必要條件。
很多學者的研究證實，相互依存狀態并不必然地意味著國際行為主體問的合作一定就是平等互利和非零和的關系。由此，羅伯特 ·基歐漢(Rob一ert 0．Keohane)和約瑟夫 ·奈(Joseph S．Nye)提出了復合相互依存理論(complex interdependenctheory)。該理論的創新之處是引入了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指出相互依存關系包含著代價，而事先指明某種關系的收益會大于代價不太可能。這取決于國際行為主體對自身價值和依存性質的判定[2(P14)。很多學者注意到，相互依存關系的達成及其程度受到交往單元的數量與損失程度兩大變量的迭加作用和影響，致使依存關系中權力的來源更加復雜，形成所謂的敏感性 (sensitivity)和脆 弱性(vulnerability)，依存 的雙方或多方只有相對受益(relative gains)和相對受損(relative loses)。換言之，國際社會中的相互依存關系大多是非對稱的從而造就了國家間的競爭與合作。相互依存關系的遞進與發展 ，非但沒有弱化國家的政治權威 ，反而是相互依存的非對稱性所特有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為國家新的政治權力提供了來源與動力。為此國家間必須保持適度交流(以不引起對方感到威脅為底限)，以減少相互依存中的對立因素并使之趨近于對稱，從而強化由此派生的國際協調與國際合作的基礎，即國際制度 (international regimes)，使之成為調節和控制國家間關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C33(P320—324)。
二、現實主義與霸權 穩定論
現實主義源于重商主義和德國歷史學派。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政治經濟問題的中心，市場依賴于國家的存在。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認為重商主義意味著現代 國家的形成 以及資本主義的贏利經營轉移到政治上(4](P370—375，727)。弗雷德里克 ·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生產力理論”認為 ，權力較之財富更重要，并決定著國家的主權獨立和財富保持C5)(P46—47)。國家應大力發展新型工業和貿易，并依賴保護主義手段確保本國的工業競爭力。
現實主義從國家中心論出發，對內強調干預主義，對外主張保護主義，并認為政治權力框架決定經濟利益分配。民族經濟的發展與國家財富的增長依賴于國家“為尋求權力而斗爭”的能力。本質上，國際經濟關系是相互沖突的，世界經濟競爭的零和博弈特性，凸顯國家安全和軍事力量對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決定性。競爭作為國際交往的一種常態 ，意味著增強自身優勢和削弱競爭對手。霸權穩定理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尤為明顯地體現了現實主義的訴求和預期。
霸權穩定論主張由單一的霸權 國家主導國際體系，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創立結構和秩序，以便規避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國際體系的失序風險。羅伯特 ·吉爾平 (Robert Gilpin)從基本力量模式(crude basic force mode1)角度，給出了霸權國家確立的三大標識：一是形成以霸權國家為中心的經濟勢力范圍；二是建立以霸權國家為核心的金融貨幣權勢；三是霸權國家具有適應全球經濟變化的超凡能力。從公共產品(public goods)角度而言霸權國家所提供的諸如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制度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以及國際政治和安全機制等雖然體現了霸權國家的意志和夙愿，成為鞏固霸權國家權力和地位的重要工具，但也有益于體系內的成員國。因此，霸權也被認為是維持無政府狀態下國際體系穩定與和平的一項條件。
霸權穩定論突出了政治結構變動對 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它尤為關注國家體系以及國際政治關系在組織和管理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并視國家安全和政治利益為首要目標。基于對霸權戰爭尤其是世界政治變革的系統研究，羅伯特 ·吉爾平從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角度闡明了霸權 與國際體系的關系 ，并指出了統治或控制國際體系的三種途徑：一是國際體系中政治聯盟 間的權力分配，從形式上有單一結構的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二元結構的冷戰體系，以及多元結構的均勢體系；二是國家間威望的不 同層次 ，威望 (prestige)就是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聲望，并 由此決定哪些國家實際上統治國際體系；三是國家間互動的一系列權利和規則—— 國際條約，其所依據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團或國家的權力和利益 ，有學者稱之為“統治者實踐的模型”[6](P35--42)。
現實主義認為，霸權 國家塑造和維持國際體系穩定與和平的基礎是其強大的生產能力所帶來 的“經濟剩余”。這種“經濟剩余”會因邊際收益遞減法則和經濟結構的“軟性化”而趨減，從而導致霸權國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欲逐漸減弱，以致其所確立的國際體制最終歸于瓦解，國際社會再度進入失序狀態。可見，由唯一主體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很不穩定。由此 ，羅伯特 ·基歐漢提出了霸權后合作理論。通過增加維持秩序的主權 國家的數量來分散負擔國際公共產品，交涉形態的多元化有利于有關國家協調立場，從利害關系的連續微調中達成利益一致，從而實現國際體系的結構性穩定。
三、激進主義與 世界體系論
激進主義的最大創見是立足于世界政治經濟的邊緣地帶(第三世界)而非核心地區(發達國家)從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后果角度來探究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互動演化[7](P54)。激進主義認 為從本質上國家間關系是一種國家與國家社會力量間的關系。世界體系中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力量(核心地區與其統治力量)，只要可能總是要對世界進行政治、經濟和精神的改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從本質上就是一種剝削關系。擺脫與發達國家的依附關系，最終實現發展中國家的非殖民化和現代化 ，成為激進主義的一項核心命題。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是其 中一支較為典型和發展相對較快的學說。
世界體系論主張對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和社會變革展 開長時段 (1ong term)和大范 圍(1argscale)的研究，以充分顯現世界體系的“社會時間”和“地理空間”特質。伊曼紐爾 ·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認 為，世界體 系是一個 由政治、經濟和文明三維組成的實體，它具有單一的勞動分工和多元文化，而非一維的“國家”和“社會”。世界體系中政治單位間的聯系圍繞經濟利益分配展開。次序地呈現出中心(center)、準邊緣(semiperiphery)和邊緣(periphery)三級結構，并最終被政治安排和文明認 同所強化[8](P462—470)。
世界體系論的一項假說認為，資產階級必定利用其主宰物質生產過程的巨大優勢來統治世界，并通過建立某種制度來保證這種統治，不符合這種制度安排的國家將受到打壓。由于國家間政治經濟關系受制于某種世界性的生產方式，只要介入這一過程的國家都存在相互作用和影響。在生產方式中居于主導地位的霸權國家必然對國家問的政治關系發揮著領導作用，因而存在外圍或非中心國家的挑戰以及中心結構 內部霸權與挑戰霸權的斗爭E9；(P5—1 3)。世界體系論的最大貢獻是對霸權的興起和衰落，即國際體系在單一中心霸權和多中心力量平衡間的波動周期及其規律的系統研究。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一個循環序列(103(P229—230)：第一階段，嚴重政治沖突(全球戰爭)時期，國家對秩序的期望很高，卻很難實現 ；第二階段，世界秩序(世界權力)初創時期 ，國家仍然對秩序的期望很高，這種秩序實為霸權的產物；第三階段，霸權合法性減退 (hegemonic delegitimization)時期，國家對秩序的期望讓位于各種安全范式 ；第四階段，權力分散(deconcentration)時期 ，國家對秩序的期望及其有效性(availability of order)都降至最低點。這種循環序列構成了世界政治的一個霸權周期，即長波周期(一般為 100年)。
對于世界政治 中權力“集中”(concentration) 和“擴散”(diffusion)的波動周期，伊曼紐爾 ·沃勒斯坦從世界體系的運行動力角度給出了分析和解釋。他認為世界體系中存在兩個范疇的運動：一是階級范疇的運動，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和抗爭，其動力是資本積累；二是地理范疇的運動，即核心地區和邊緣地帶的依附與對立，其動力是不等價交換El1](P80—81)。從構成中心和邊緣關系的主要層面而言，雙方的結構和地位經由一定條件的催生可以互相轉化換言之，中心和邊緣并非一成不變的，核 fl，地區會 出現停滯并淪為邊緣地帶；邊緣地帶也可能上升為核心地區或準邊緣地區。所謂“一定條件”，主要是三種類型的跨邊界交換 ：一是經濟交換(商品、勞動力、資本流動等)；二是政治交換 (戰爭、侵略、精英聯盟等)；三是文化交換(信息、規范、意識形態、宗教等)。上述三種交換的結果， 并不意味著必然會形成一個單一的集合體，但從 中心化或邊緣化中出現的經濟兩極化必然會伴有政治兩極化，即核心地區成為強 國，邊緣地帶淪為弱國，從而形成了帝國主義的霸權。
四、結 語
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在全球體系中的相互作用和影響 ，從本質上反映了國家權力與世界市場之問的關系，這種關系又直接表現為各種類型的國際行為主體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和博弈。由于直面國際關系現實問題，國際政治經濟學迅速發展起來 ，建立了一套系統的概念和假說，產生了一批影響深遠的學說。目前流行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是大量 的個案研究 (case—studies或 issue—studies)[12](P178—179)。這反映出，國際政治經濟學雖然突破了傳統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學科分野，而且日益融會了兩大學科的基本原理，但其仍然受限于理性主義(rationality method)的分析框架。這導致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流派長于解釋 國際行為主體在給定結構下的行為選擇以及系統的維持，而不長于解釋結構的變化和系統的更新①，由此從分析方法和分析語言上預留了巨大的延展空間。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妨借鑒建構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引入作為解釋結構變化 和系統更新 的新變量 ，比如身份認同(identity)等概念 ，以便增強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重釋性和問題 回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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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約翰·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以凸顯大眾的主動性、創造性、抵抗性而著稱，強調大眾從文化消費中獲得的“、意義”，并挖掘和研究了大眾文化的權力運作機制與文化抵杭過程。但這類文化研究在刻意強調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積極意義時，忽視了西方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經濟上極端不平等的事實。
一、約翰·費斯克大眾文化理論的思想淵源
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直接利用了兩種當代思想文化資源。其一是法國文化理論家德塞都的學說。德塞都在《日常生活實踐》一書中強調，被支配的社會集團可以通過采用某些策略從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體系中奪取某些局部的利益。他指出，盡管大眾文化的消費者不能控制它的生產，但卻能控制它的消費。在這種意義上，文化商品不僅是消費者接受的對象，也是接受者可以利用的資源和材料。接受者可以在使用過程中顛倒其使用價值和功能，使之部分符合自身的利益。任何大眾文化形式在它企圖施加控制的同時，都會導致顛覆或抵抗。費斯克利用的又一思想資源是八十年代出現的“”理論，它直接受惠于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這種理論把看作是一種對等級秩序和權威控制進行抵抗的重要資源。但對費斯克理論更重要的支持則來自于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對身體的論述。巴特認為，身體是脫離意識形態的，因為它是自然而非文化的產物，這樣它就成了抵抗文化控制的最后一個據點，身體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抵御意識形態的有限的空間，屬于身體的也就成了意識形態的對立物，具有了積極意義。
二、約翰·費斯克大眾文化理論的主要內容
費斯克正是在吸收了德塞都、巴赫金和巴特等人的上述思想的基礎上，建構了一種與法蘭克福學派針鋒相對的大眾文化理論。在此之前，關于大眾文化最集中、同時也是最有影響力的論述來自于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阿多諾、霍克海默等人對大眾文化采取了一種完全否定的態度，認為大眾文化的這種商品化、標準化、單面性、操縱性和控制性，壓抑了人的主體意識、創造力和想象力，助長了工具理性，進一步削弱了在西方業已式微的“個體意識”和批判精神。
費斯克首先批駁了阿多諾等人關于“大眾”的觀念。阿多諾等人認為，由于現代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長期推行的非個性化和齊一化，大眾己經變成了一個單質的整體。費斯克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大眾并不是一個單質的整體，而是包含了各種由于利益關系、政治立場和社會聯系形成的群體，是一個復雜多元的組合。他指出“關于大眾化的任何討論，都必須考慮內部的各種對立力量”，“盡管資本主義的主導意識具有同質化的力量，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從屬群體仍然保有相當多樣的社會身份，而這要求生產與這些身份想適應的不同的聲音。”如果大眾是復雜和多元的，大眾文化要在廣大的人群中流行，就必須適應復雜和多元的需要，因此它自身也就必然是復雜和多元的。然而，法蘭克福學派正是忽略了大眾文化的這種復雜性。
費斯克進一步指出了大眾文化這種復雜性是如何生產出來了的，提出了著名的“兩種經濟”說。他承認大眾文化具有商品屬性，同時他又指出，這種文化不同于一般商品，他不僅在財經經濟體制中流通，也在與之相平行的文化經濟體制之中流通。前者流通的是金錢，后者流通的是意義與。從財經經濟體制的角度來看，大眾文化的接受者完全是被動，因為在財經經濟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接受者自身也變成了商品。費斯克指出，大眾在這種意義和的生產當中創造出一種“大眾文化資本”。這種“大眾文化資本”包括從屬階級可利用的意義和，以表達和促進他們的利益，其表達方式有多種，不過都是處于與主導力量相對抗的位置。在費斯克的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德塞都和理論的影響。
三、質疑約翰·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