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03 2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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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法的本質之前，作者認為有必要先搞清楚法和法律的區別，這對于認識環境法能否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有著重要的基礎作用。此處所說的法是比法規、規章、條例等更加廣義的法，是自然界中的各種法則的總稱;法律是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體現階級意志的規范總和。早期的馬克思從自然法學的某些觀點中吸取并指出，“法是自由的無意識的自然規律，而法律則是法的表現”。這里自由無意識的自然規律所指的法是客觀存在的法則，而不是主觀的認識，法律則是將這種無意識的自然規律變成有意識的法規，也就是說法律是立法者通過自己的大腦和筆將自己所認為的法的樣子描寫了出來，法律的樣子就取決于立法者的思想和認識。再后來，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時候指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他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他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也就說明法的內容都是根據物質條件而變化的，物質條件的改變會引起法的表現形式和體現的意志有所變化，但是這不會改變法的本質，它所改變的都是法的表現形式———法律。
二、法的本質與環境法的本質———內容與形式的體現
作者認為，法的本質是調整關系，調整是促進、抑制、保護、協調等，它有很多種方法;關系有很多種，利益關系、身份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等。這種本質是客觀存在的，環境法只是其中的一種表現形式。有些學者提出法的本質是變化的，但是這種變化的核心是利益，法的本質是隨著利益的變化而同時發生著改變的，作者同樣認同法的本質變化的觀點，但是這種變化的根據是物質基礎，也就是生產力，這是從意識根源到物質根源的轉變。法的本質在于調整自然界中各個生物之內和生物之間的法則。法的價值、目的等都是法的本質的體現，以為在不同時期環境條件下，法的這些體現都是不一樣的，因為基礎不同，所以體現的內容和形式也就不一樣。
三、環境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宏觀方法———公法與私法的重新界定
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從古羅馬時代就有法學家提出過，他的分類標準是根據法律調整的主體和調整對象是否涉及社會利益。這種劃分方法雖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用，但它的劃分也不是絕對的，法律公私性質的劃分應當是在一定的條件和范圍內才能夠進行的。例如經濟法、社會保障法、環境法的調整對象，就超出了傳統法律公私劃分的邊界，呈現“法律理論的基礎與社會生活的狀況極不一致的現象”。作者想指出的是，這種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是對法律的劃分，不是對法的劃分，是對意識形態的進一步區分，而不是對法這個客觀存在進行的分類。這也就說明，這種叫法是不準確的，應該是公法律和私法律。那么，以類似的標準———調整對象，對法進行分類的話，公法應該是自然之法或宇宙之法，私法應該是人類之法，私法調整人之間以及人組成的社會組織、團體、機關、國家之間的關系，公法調整其他物種之間以及人與它們的關系。
四、環境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微觀方法———人的行為
［關鍵詞］人工智能，常識推理，歸納邏輯，廣義內涵邏輯，認知邏輯，自然語言邏輯
現代邏輯創始于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早期，其發展動力主要來自于數學中的公理化運動。當時的數學家們試圖即從少數公理根據明確給出的演繹規則推導出其他的數學定理，從而把整個數學構造成為一個嚴格的演繹大廈，然后用某種程序和方法一勞永逸地證明數學體系的可靠性。為此需要發明和鍛造嚴格、精確、適用的邏輯工具。這是現代邏輯誕生的主要動力。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20世紀邏輯研究的嚴重數學化，其表現在于：一是邏輯專注于在數學的形式化過程中提出的問題；二是邏輯采納了數學的方法論，從事邏輯研究就意味著象數學那樣用嚴格的形式證明去解決問題。由此發展出來的邏輯被恰當地稱為“數理邏輯”，它增強了邏輯研究的深度，使邏輯學的發展繼古希臘邏輯、歐洲中世紀邏輯之后進入第三個高峰期，并且對整個現代科學特別是數學、哲學、語言學和計算機科學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21世紀邏輯發展的主要動力將來自何處？大致說來將如何發展？我個人的看法是：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將至少是21世紀早期邏輯學發展的主要動力源泉，并將由此決定21世紀邏輯學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擬人的智能，它的難點不在于人腦所進行的各種必然性推理（這一點在20世紀基本上已經做到了，如用計算機去進行高難度和高強度的數學證明，“深藍”通過高速、大量的計算去與世界冠軍下棋），而是最能體現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動性、創造性思維，這種思維活動中包括學習、抉擇、嘗試、修正、推理諸因素，例如選擇性地搜集相關的經驗證據，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礎上作出嘗試性的判斷或抉擇，不斷根據環境反饋調整、修正自己的行為，……由此達到實踐的成功。于是，邏輯學將不得不比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維活動，并著重研究人的思維中最能體現其能動性特征的各種不確定性推理，由此發展出的邏輯理論也將具有更強的可應用性。
實際上，在20世紀中后期，就已經開始了現代邏輯與人工智能（記為AI）之間的相互融合和滲透。例如，哲學邏輯所研究的許多課題在理論計算機和人工智能中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AI從認知心理學、社會科學以及決策科學中獲得了許多資源，但邏輯（包括哲學邏輯）在AI中發揮了特別突出的作用。某些原因促使哲學邏輯家去發展關于非數學推理的理論；基于幾乎同樣的理由，AI研究者也在進行類似的探索，這兩方面的研究正在相互接近、相互借鑒，甚至在逐漸融合在一起。例如，AI特別關心下述課題：
·效率和資源有限的推理；
·感知；
·做計劃和計劃再認；
·關于他人的知識和信念的推理；
·各認知主體之間相互的知識；
·自然語言理解；
·知識表示；
·常識的精確處理；
·對不確定性的處理，容錯推理；
·關于時間和因果性的推理；
·解釋或說明；
·對歸納概括以及概念的學習。[①]
21世紀的邏輯學也應該關注這些問題，并對之進行研究。為了做到這一點，邏輯學家們有必要熟悉AI的要求及其相關進展，使其研究成果在AI中具有可應用性。
我認為，至少是21世紀早期，邏輯學將會重點關注下述幾個領域，并且有可能在這些領域出現具有重大意義的成果：（1）如何在邏輯中處理常識推理中的弗協調、非單調和容錯性因素？（2）如何使機器人具有人的創造性智能，如從經驗證據中建立用于指導以后行動的歸納判斷？（3）如何進行知識表示和知識推理，特別是基于已有的知識庫以及各認知主體相互之間的知識而進行的推理？（4）如何結合各種語境因素進行自然語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機器人能夠用人的自然語言與人進行成功的交際？等等。
1．常識推理中的某些弗協調、非單調和容錯性因素
AI研究的一個目標就是用機器智能模擬人的智能，它選擇各種能反映人的智能特征的問題進行實踐，希望能做出各種具有智能特征的軟件系統。AI研究基于計算途徑，因此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符號模型。一般而言，AI關于智能系統的符號模型可描述為：由一個知識載體（稱為知識庫KB）和一組加載在KB上的足以產生智能行為的過程（稱為問題求解器PS）構成。經過20世紀70年代包括專家系統的發展，AI研究者逐步取得共識，認識到知識在智能系統中力量，即一般的智能系統事實上是一種基于知識的系統，而知識包括專門性知識和常識性知識，前者亦可看做是某一領域內專家的常識。于是，常識問題就成為AI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它包括兩個方面：常識表示和常識推理，即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清晰地表示人類的常識，并運用這些常識去進行符合人類行為的推理。顯然，如此建立的常識知識庫可能包含矛盾，是不協調的，但這種矛盾或不協調應不至于影響到進行合理的推理行為；常識推理還是一種非單調推理，即人們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推出某些結論，當人們得到更完全的信息后，可以改變甚至收回原來的結論；常識推理也是一種可能出錯的不精確的推理模式，是在容許有錯誤知識的情況下進行的推理，簡稱容錯推理。而經典邏輯拒斥任何矛盾，容許從矛盾推出一切命題；并且它是單調的，即承認如下的推理模式：如果p?r，則pùq?r；或者說，任一理論的定理屬于該理論之任一擴張的定理集。因此，在處理常識表示和常識推理時，經典邏輯應該受到限制和修正，并發展出某些非經典的邏輯，如次協調邏輯、非單調邏輯、容錯推理等。有人指出，常識推理的邏輯是次協調邏輯和非單調邏輯的某種結合物，而后者又可看做是對容錯推理的簡單且基本的情形的一種形式化。[②]
“次協調邏輯”（ParaconsistentLogic）是由普里斯特、達·科斯塔等人在對悖論的研究中發展出來的，其基本想法是：當在一個理論中發現難以克服的矛盾或悖論時，與其徒勞地想盡各種辦法去排除或防范它們，不如干脆讓它們留在理論體系內，但把它們“圈禁”起來，不讓它們任意擴散，以免使我們所創立或研究的理論成為“不足道”的。于是，在次協調邏輯中，能夠容納有意義、有價值的“真矛盾”，但這些矛盾并不能使系統推出一切，導致自毀。因此，這一新邏輯具有一種次于經典邏輯但又遠遠高于完全不協調系統的協調性。次協調邏輯家們認為，如果在一理論T中，一語句A及其否定?A都是定理，則T是不協調的；否則，稱T是協調的。如果T所使用的邏輯含有從互相否定的兩公式可推出一切公式的規則或推理，則不協調的T也是不足道的(trivial)。因此，通常以經典邏輯為基礎的理論，如果它是不協調的，那它一定也是不足道的。這一現象表明，經典邏輯雖可用于研究協調的理論，但不適用于研究不協調但又足道的理論。達·科斯塔在20世紀60年代構造了一系列次協調邏輯系統Cn（1≤n≤w），以用作不協調而又足道的理論的邏輯工具。對次協調邏輯系統Cn的特征性描述包括下述命題：(i)矛盾律?(Aù?A)不普遍有效；(ii)從兩個相互否定的公式A和?A推不出任意公式；即是說，矛盾不會在系統中任意擴散，矛盾不等于災難。(iii)應當容納與(i)和(ii)相容的大多數經典邏輯的推理模式和規則。這里，(i)和(ii)表明了對矛盾的一種相對寬容的態度，(iii)則表明次協調邏輯對于經典邏輯仍有一定的繼承性。
在任一次協調邏輯系統Cn(1≤n≤w)中，下述經典邏輯的定理或推理模式都不成立：
?(Aù?A)
Aù?AB
A(?AB)
(A??A)B
(A??A)?B
A??A
(?Aù(AúB))B
(AB)(?B?A)
若以C0為經典邏輯，則系列C0,C1,C2,…Cn,…Cw使得對任正整數i有Ci弱于Ci-1，Cw是這系列中最弱的演算。已經為Cn設計出了合適的語義學，并已經證明Cn相對于此種語義是可靠的和完全的，并且次協調命題邏輯系統Cn還是可判定的。現在，已經有人把次協調邏輯擴展到模態邏輯、時態邏輯、道義邏輯、多值邏輯、集合論等領域的研究中，發展了這些領域內的次協調理論。顯然，次協調邏輯將會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③]
非單調邏輯是關于非單調推理的邏輯，它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1980年，D·麥克多莫特和J·多伊爾初步嘗試著系統發展一種關于非單調推理的邏輯。他們在經典謂詞演算中引入一個算子M，表示某種“一致性”斷言，并將其看做是模態概念，通過一定程序把模態邏輯系統T、S4和S5翻譯成非單調邏輯。B·摩爾的論文《非單調邏輯的語義思考》（1983）據認為在非單調邏輯方面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貢獻。他在“缺省推理”和“自動認知推理”之間做了區分，并把前者看作是在沒有任何相反信息和缺少證據的條件下進行推理的過程，這種推理的特征是試探性的：根據新信息，它們很可能會被撤消。自動認知推理則不是這種類型，它是與人們自身的信念或知識相關的推理，可用它模擬一個理想的具有信念的有理性的人的推理。對于在計算機和人工智能中獲得成功的應用而言，非單調邏輯尚需進一步發展。
2．歸納以及其他不確定性推理
人類智能的本質特征和最高表現是創造。在人類創造的過程中，具有必然性的演繹推理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為重要的是具有某種不確定性的歸納、類比推理以及模糊推理等。因此，計算機要成功地模擬人的智能，真正體現出人的智能品質，就必須對各種具有不確定性的推理模式進行研究。
首先是對歸納推理和歸納邏輯的研究。這里所說的“歸納推理”是廣義的，指一切擴展性推理，它們的結論所斷定的超出了其前提所斷定的范圍，因而前提的真無法保證結論的真，整個推理因此缺乏必然性。具體說來，這種意義的“歸納”包括下述內容：簡單枚舉法；排除歸納法，指這樣一些操作：預先通過觀察或實驗列出被研究現象的可能的原因，然后有選擇地安排某些事例或實驗，根據某些標準排除不相干假設，最后得到比較可靠的結論；統計概括：從關于有窮數目樣本的構成的知識到關于未知總體分布構成的結論的推理；類比論證和假說演繹法，等等。盡管休謨提出著名的“歸納問題”，對歸納推理的合理性和歸納邏輯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質疑，但我認為，（1）歸納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類必須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認知策略，對于人類來說具有實踐的必然性。（2）人類有理由從經驗的重復中建立某種確實性和規律性，其依據就是確信宇宙中存在某種類似于自然齊一律和客觀因果律之類的東西。這一確信是合理的，而用純邏輯的理由去懷疑一個關于世界的事實性斷言則是不合理的，除非這個斷言是邏輯矛盾。（3）人類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合理的歸納邏輯和歸納方法論。并且，歸納邏輯的這種可能性正在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推動下慢慢地演變成現實。恩格斯早就指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④]有人通過指責現有的歸納邏輯不成熟，得出“歸納邏輯不可能”的結論，他們的推理本身與歸納推理一樣，不具有演繹的必然性。（4）人類實踐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相應的經驗知識的真理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歸納邏輯和歸納方法論的力量。毋庸否認，歸納邏輯目前還很不成熟。有的學者指出，為了在機器的智能模擬中克服對歸納模擬的困難而有所突破，應該將歸納邏輯等有關的基礎理論研究與機器學習、不確定推理和神經網絡學習模型與歸納學習中已有的成果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在已有的歸納學習成果上，在機器歸納和機器發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進展。[⑤]這是一個極有價值且極富挑戰性的課題，無疑在21世紀將得到重視并取得進展。
再談模糊邏輯。現實世界中充滿了模糊現象，這些現象反映到人的思維中形成了模糊概念和模糊命題，如“矮個子”、“美人”、“甲地在乙地附近”、“他很年輕”等。研究模糊概念、模糊命題和模糊推理的邏輯理論叫做“模糊邏輯”。對它的研究始于20世紀20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是L·A·查德和P·N·馬林諾斯。模糊邏輯為精確邏輯（二值邏輯）解決不了的問題提供了解決的可能，它目前在醫療診斷、故障檢測、氣象預報、自動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獲得重要應用。顯然，它在21世紀將繼續得到更大的發展。
3．廣義內涵邏輯
經典邏輯只是對命題聯結詞、個體詞、謂詞、量詞和等詞進行了研究，但在自然語言中，除了這些語言成分之外，顯然還存在許多其他的語言成分，如各種各樣的副詞，包括模態詞“必然”、“可能”和“不可能”、時態詞“過去”、“現在”和“未來”、道義詞“應該”、“允許”、“禁止”等等，以及各種認知動詞，如“思考”、“希望”、“相信”、“判斷”、“猜測”、“考慮”、“懷疑”，這些認知動詞在邏輯和哲學文獻中被叫做“命題態度詞”。對這些副詞以及命題態度詞的邏輯研究可以歸類為“廣義內涵邏輯”。
大多數副詞以及幾乎所有命題態度詞都是內涵性的，造成內涵語境，后者與外延語境構成對照。外延語境又叫透明語境，是經典邏輯的組合性原則、等值置換規則、同一性替換規則在其中適用的語境；內涵語境又稱晦暗語境，是上述規則在其中不適用的語境。相應于外延語境和內涵語境的區別，一切語言表達式（包括自然語言的名詞、動詞、形容詞直至語句）都可以區分為外延性的和內涵性的，前者是提供外延語境的表達式，后者是提供內涵性語境的表達式。例如，殺死、見到、擁抱、吻、砍、踢、打、與…下棋等都是外延性表達式，而知道、相信、認識、必然、可能、允許、禁止、過去、現在、未來等都是內涵性表達式。在內涵語境中會出現一些復雜的情況。首先，對于個體詞項來說，關鍵性的東西是我們不僅必須考慮它們在現實世界中的外延，而且要考慮它們在其他可能世界中的外延。例如，由于“必然”是內涵性表達式，它提供內涵語境，因而下述推理是非有效的：
晨星必然是晨星，
晨星就是暮星，
所以，晨星必然是暮星。
這是因為：這個推理只考慮到“晨星”和“暮星”在現實世界中的外延，并沒有考慮到它們在每一個可能世界中的外延，我們完全可以設想一個可能世界，在其中“晨星”的外延不同于“暮星”的外延。因此，我們就不能利用同一性替換規則，由該推理的前提得出它的結論：“晨星必然是暮星”。其次，在內涵語境中，語言表達式不再以通常是它們的外延的東西作為外延，而以通常是它們的內涵的東西作為外延。以“達爾文相信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的”這個語句為例。這里，達爾文所相信的是“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的”所表達的思想，而不是它所指稱的真值，于是在這種情況下，“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的”所表達的思想（命題）就構成它的外延。再次，在內涵語境中，雖然適用于外延的函項性原則不再成立，但并不是非要拋棄不可，可以把它改述為新的形式：一復合表達式的外延是它出現于外延語境中的部分表達式的外延加上出現于內涵語境中的部分表達式的內涵的函項。這個新的組合性或函項性原則在內涵邏輯中成立。
一般而言，一個好的內涵邏輯至少應滿足兩個條件：（i）它必須能夠處理外延邏輯所能處理的問題；（ii）它還必須能夠處理外延邏輯所不能處理的難題。這就是說，它既不能與外延邏輯相矛盾，又要克服外延邏輯的局限。這樣的內涵邏輯目前正在發展中，并且已有初步輪廓。從術語上說，內涵邏輯除需要真、假、語句真值的同一和不同、集合或類、謂詞的同范圍或不同范圍等外延邏輯的術語之外，還需要同義、內涵的同一和差異、命題、屬性或概念這樣一些術語。廣而言之，可以把內涵邏輯看作是關于象“必然”、“可能”、“知道”、“相信”，“允許”、“禁止”等提供內涵語境的語句算子的一般邏輯。在這種廣義之下，模態邏輯、時態邏輯、道義邏輯、認知邏輯、問題邏輯等都是內涵邏輯。不過，還有一種狹義的內涵邏輯，它可以粗略定義如下：一個內涵邏輯是一個形式語言，其中包括（1）謂詞邏輯的算子、量詞和變元，這里的謂詞邏輯不必局限于一階謂詞邏輯，也可以是高階謂詞邏輯；（2）合式的λ—表達式，例如(λx)A，這里A是任一類型的表達式，x是任一類型的變元，(λx)A本身是一函項，它把變元x在其中取值的那種類型的對象映射到A所屬的那種類型上；（3）其他需要的模態的或內涵的算子，例如€，ù、ú。而一個內涵邏輯的解釋，則由下列要素組成：（1）一個可能世界的非空集W；（2）一個可能個體的非空集D；（3）一個賦值，它給系統內的表達式指派它們在每w∈W中的外延。對于任一的解釋Q和任一的世界w∈W，判定內涵邏輯系統中的任一表達式X相對于解釋Q在w∈W中的外延總是可能的。這樣的內涵邏輯系統有丘奇的LSD系統，R·蒙塔古的IL系統，以及E·N·扎爾塔的FIL系統等。[⑥]
在各種內涵邏輯中，認識論邏輯（epistemiclogic）具有重要意義。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認識論邏輯研究與感知（perception）、知道、相信、斷定、理解、懷疑、問題和回答等相關的邏輯問題，包括問題邏輯、知道邏輯、相信邏輯、斷定邏輯等；狹義的認識論邏輯僅指知道和相信的邏輯，簡稱“認知邏輯”。馮·賴特在1951年提出了對“認知模態”的邏輯分析，這對建立認知邏輯具有極大的啟發作用。J·麥金西首先給出了一個關于“知道”的模態邏輯。A·帕普于1957年建立了一個基于6條規則的相信邏輯系統。J·亨迪卡于60年代出版的《知識和信念》一書是認知邏輯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一些認知邏輯的系統，并為其建立了基于“模型集”的語義學，后者是可能世界語義學的先導之一。當今的認知邏輯紛繁復雜，既不成熟也面臨許多難題。由于認知邏輯涉及認識論、心理學、語言學、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等諸多領域，并且認知邏輯的應用技術，又稱關于知識的推理技術，正在成為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之一，因此認知邏輯在20世紀中后期成為國際邏輯學界的一個熱門研究方向。這一狀況在21世紀將得到繼續并進一步強化，在這方面有可能出現突破性的重要結果。
4．對自然語言的邏輯研究
對自然語言的邏輯研究有來自幾個不同領域的推動力。首先是計算機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機對話和通訊、計算機的自然語言理解、知識表示和知識推理等課題，都需要對自然語言進行精細的邏輯分析，并且這種分析不能僅停留在句法層面，而且要深入到語義層面。其次是哲學特別是語言哲學，在20世紀哲學家們對語言表達式的意義問題傾注了異乎尋常的精力，發展了各種各樣的意義理論，如觀念論、指稱論、使用論、言語行為理論、真值條件論等等，以致有人說，關注意義成了20世紀哲學家的職業病。再次是語言學自身發展的需要，例如在研究自然語言的意義問題時，不能僅僅停留在脫離語境的抽象研究上面，而要結合使用語言的特定環境去研究，這導致了語義學、語用學、新修辭學等等發展。各個方面發展的成果可以總稱為“自然語言邏輯”，它力圖綜合后期維特根斯坦提倡的使用論，J·L·奧斯汀、J·L·塞爾等人發展的言語行為理論，以及P·格賴斯所創立的會話含義學說等成果，透過自然語言的指謂性和交際性去研究自然語言中的推理。
自然語言具有表達和交際兩種職能，其中交際職能是自然語言最重要的職能，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言語交際總是在一定的語言環境（簡稱語境）中進行的，語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語境僅指一個語詞、一個句子出現的上下文。廣義的語境除了上下文之外，還包括該語詞或語句出現的整個社會歷史條件，如該語詞或語句出現的時間、地點、條件、講話的人（作者）、聽話的人（讀者）以及交際雙方所共同具有的背景知識，這里的背景知識包括交際雙方共同的信念和心理習慣，以及共同的知識和假定等等。這些語境因素對于自然語言的表達式（語詞、語句）的意義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這具體表現在：（i）語境具有消除自然語言語詞的多義性、歧義性和模糊性的能力，具有嚴格規定語言表達式意義的能力。（ii）自然語言的句子常常包含指示代詞、人稱代詞、時間副詞等，要弄清楚這些句子的意義和內容，就要弄清楚這句話是誰說的、對誰說的、什么時候說的、什么地點說的、針對什么說的，等等，這只有在一定的語境中才能進行。依賴語境的其他類型的語句還有：包含著象“有些”和“每一個”這類量化表達式的句子的意義取決于依語境而定的論域，包含著象“大的”、“冷的”這類形容詞的句子的意義取決于依語境而定的相比較的對象類；模態語句和條件語句的意義取決于因語境而變化的語義決定因素，如此等等。（iii）語言表達式的意義在語境中會出現一些重要的變化，以至偏離它通常所具有的意義（抽象意義），而產生一種新的意義即語用涵義。有人認為，一個語言表達式在它的具體語境中的意義，才是它的完全的真正的意義，一旦脫離開語境，它就只具有抽象的意義。語言的抽象意義和它的具體意義的關系，正象解剖了的死人肢體與活人肢體的關系一樣。邏輯應該去研究、理解、把握自然語言的具體意義，當然不是去研究某一個（或一組）特定的語句在某個特定語境中唯一無二的意義，而是專門研究確定自然語言具體意義的普遍原則。超級秘書網
美國語言學家保羅·格賴斯把語言表達式在一定的交際語境中產生的一種不同于字面意義的特殊涵義，叫做“語用涵義”、“會話涵義”或“隱涵”（implicature），并于1975年提出了一組“交際合作原則”，包括一個總則和四組準則。總則的內容是：在你參與會話時，你要依據你所參與的談話交流的公認目的或方向，使你的會話貢獻符合這種需要。仿照康德把范疇區分為量、質、關系和方式四類，格賴斯提出了如下四組準則：
（1）數量準則：在交際過程中給出的信息量要適中。
a．給出所要求的信息量；
b．給出的信息量不要多于所要求的信息量。
（2）質量準則：力求講真話。
a．不說你認為假的東西，。
b．不說你缺少適當證據的東西。
（3）關聯準則：說話要與已定的交際目的相關聯。
（4）方式準則：說話要意思明確，表達清晰。
a．避免晦澀生僻的表達方式；
b．避免有歧義的表達方式；
c．說話要簡潔；
d．說話要有順序性。[⑧]
后來對這些原則提出了不和補充，例如有人還提出了交際過程中所要遵守的“禮貌原則”。只要把交際雙方遵守交際合作原則之類的語用規則作為基本前提，這些原則就可以用來確定和把握自然語言的具體意義（語用涵義）。實際上，一個語句p的語用涵義，就是聽話人在具體語境中根據語用規則由p得到的那個或那些語句。更具體地說，從說話人S說的話語p推出語用涵義q的一般過程是：
（i）S說了p；
（ii）沒有理由認為S不遵守準則，或至少S會遵守總的合作原則；
（iii）S說了p而又要遵守準則或總的合作原則，S必定想表達q；
（iv）S必然知道，談話雙方都清楚：如果S是合作的，必須假設q；
（v）S無法阻止聽話人H考慮q；
（vi）因此，S意圖讓H考慮q，并在說p時意味著q。
試舉二例：
（1）a站在熄火的汽車旁，b向a走來。a說：“我沒有汽油了。”b說：“前面拐角處有一個修車鋪。”這里a與b談話的目的是：a想得到汽油。根據關系準則，b說這句話是與a想得到汽油相關的，由此可知：b說這句話時隱涵著：“前面的修車鋪還在營業并且賣汽油。”
[關鍵詞]自然化認識論 轉換命題 可靠論
〔中圖分類號〕N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4-0060-06
自美國科學哲學家奎因于1969年提出自然化認識論問題以來，在西方哲學界迅速掀起了一股改造傳統認識論的熱潮。最先出現的就是以奎因為代表的替代命題，它試圖用自然科學（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等）取代傳統認識論。由于替代命題有強烈的科學主義傾向，這種研究綱領很快就遭到了哲學家們的嚴厲批判，在這種情況下，改造傳統認識論的策略開始發生轉向，這就是溫和的轉換命題。由于轉換命題是在傳統認識論框架下偷運科學概念，因而這種自然化認識論在它的理論展現過程中，也面臨諸多棘手的問題。本文主要分析自然化認識論的轉換命題，希望澄清與解決如下兩個問題：首先，澄清轉換命題的理論旨趣；其次，考察轉換命題本身存在的困境，解決可能的出路問題。
一、自然化認識論轉換命題的理論旨趣
由于自然化認識論轉換命題保留了傳統認識論的框架，因而它涉及的問題，仍是認識論的老問題；所不同的是它采用了偷運科學概念的做法，試圖以此解決認識論問題，而又不致于遭到過多的反對。這就注定了轉換命題涉及的主題與替代命題有很大的區別，它主要關注可靠性問題（reliabilism）。由此衍生出兩個問題：知識確證的可靠性問題與知識的可靠性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傳統認識論所關注的，轉換命題不改變這些問題的地位，只是嘗試用自然科學的知識解決這些問題，因而這個命題得到了許多哲學家的肯定與關注。轉換命題所關注的可靠性是指這樣一些問題：“總的分析來說，可靠性斷言是指任何人知道P，或是否任何人完全確證地相信P，依賴于他或她相信P是由可靠的信念產生（belief-making）機制、過程或方法在正常環境下的正常功能的產品。這些機制、過程或方法假如它們在一般情況下總是傾向于產生真信念而不是錯誤的信念，則它們是可靠的。”[1] （P78） 在關注可靠性問題上，哲學家們又分為兩種不同的派別。第一種，把可靠性條件作為知識確證的條件，或知識確證條件的附加條件；第二種，認為可靠性條件不是確證的條件，對于他們來說知識需要可靠性來產生真信念，而確證只是一種理由給予活動（reason-giving activity），它對產生真信念是不必要的。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Fred Dretske等人。關于第一種情況，需要加以說明的是，在對確證的關注過程中，可靠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正如阿默德指出的那樣：那些堅持認為信念是可靠地產生或確證的人，把他們自己稱為“確證理論的內在論者”(internalist)；而另一些可靠論者則“不堅持主體能夠有意識地意識到、或可以認知地掌握什么是證明他的信念是可靠地產生的，對于他們來說，定義確證的概念唯一地根據可靠性來進行，堅持這種觀點的人通常把他們自己描述為確證理論的外在論者（externalist）。”[2] （P79） 這里還需要對內在主義與外在主義作一些簡單的說明，以便于發現轉換命題的理論旨趣。所謂內在主義顧名思義是從主體的內在角度來考察知識的確證問題，但是，許多哲學家對此的定義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普洛克（John Pollock）看來，“知識論中內在主義是這樣的觀點：只有認識者的內在狀態才決定他的哪一個信念是確證的。”索薩（E. Sosa）的界定是，“確證僅僅要求主體方面的真正恰當思維，如果一個信念者通過所有恰當的思維已經獲得并且保持他的信念。則該信念者的這一信念是確證的。這里思維的恰當性是純粹內在于該主體的事情，并不依賴于超出他之外的東西。”邦久則認為，“對于某認識主體來說，如果要使一個信念成為認識上確證的，其所需要的全部要素都得是認識上可以把握的，即都是內在于他的認識視角之內。”奧迪則認為，“對于主體來說是可以由內省或反思加以把握的。我們稱這種觀點為有關確證的內在主義。”[2] （P126-127） 由此可以大略把握內省的本質，即把確證問題歸屬于主體的內在狀態，而與外在事物無關。內在主義的表現形式可以分為兩類：基礎主義與一致主義。所謂外在主義（externalist）是由哲學家David Armstrong于1973年在《信念、真理與知識》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它的主旨是：“與信念的確證相關的不只是內在狀態。在它的兩種主要表現形態：可能主義與可信賴主義那里，前者主張信念的確證性在于該信念以及相關信念的可能性，而后者則認為這種確證性在于產生信念的認識過程的可靠性。”[2] （P153） 說到底，外在主義尋求的是在主體與客體之間存在一種有效的自然的聯系，如戈德曼的因果論就是這種形式的典型表現。需要補充的是，關于可靠信念產生的機制都包括哪些內涵？大體說來，主要包括正常的知覺、記憶、反觀、內省或其他神經生物學過程。不論這兩派在細節觀點上如何不同，但是對于轉換命題來說，他們共同認為可靠性在轉換命題中占有中心地位。正如阿默德指出的：“無論如何，看起來很明確的是轉換命題明確以可靠性斷言為基礎，即可靠性對于知識來講要么是必要條件，要么是充分條件，或者是充分必要條件。”[1] （P80）
由于1963年葛梯爾（Gettier）提出的著名反例，即確證的真信念也可能不是知識，對傳統知識論的基礎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了克服這個反例，許多哲學家開始把注意力放在可靠性的分析上，換言之，就是需要沒有缺陷的確證，這樣對信念的分析就演變為兩種路徑，即原因分析和可靠性分析。按照阿默德的觀點就是，“典型的原因分析的斷言是一個人的確證可以是沒有缺陷的，假如因果鏈導致她擁有一個信念，那么她擁有的信念就是無缺陷的。”[1] （P81） 由于葛梯爾反例的實質在于擁有一個確證的真信念，然而卻不是知識，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就要用因果分析把這種情況排除出去。在可靠論者看來，為了完成這個任務，需要在信念和事態之間有一個合適的因果聯系，它使得信念為真的同時排除掉一些看似真的命題，因為如果把這些命題加到確證上去的話，她將不再確證地相信她相信什么了。這樣就阻止了一個人相信一個確證的真命題而又不知道它的情況了，通過這種方式就克服了葛梯爾反例。
對于可靠性分析來說，它的典型斷言是要使一個人的確證成為無缺陷的，當且僅當一個人的完全確證的真信念是由可靠的信念產生機制產生的。有些時候這種機制被理解成一個人的基本的認知裝備，而另一些時候它是一種非認知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一個人獲得他的信念。這就是阿默德對可靠性分析的闡釋。這里的裝備主要是指人具有的各種感覺器官，而且這些感覺器官必須是正常的，如一個色盲者就無法保證對顏色斷言的可靠性分析。在這個基礎上，加上正常的環境條件以及相同的背景理論，就可以得到可靠的信念。至于獲得信念的過程則是一種非理性的過程，這也就是奎因所謂的貧乏的輸入與洶涌的輸出之間的關系。對于可靠性分析和原因分析，各派哲學家彼此的偏愛是不同的。如戈德曼就認為，可靠性分析比原因分析能夠更好地解決葛梯爾反例。在筆者看來，戈德曼的觀點是典型的內在論的觀點，而原因分析則是外在論的代表。前者具有更多的哲學意味，而后者則更強烈地具有科學主義的傾向。對于知識的確證來說，上面任何一種觀點都是無法單獨完全解決的。訴諸于內在論直接為偷運現代神經生理學以及認知科學的成果開辟了方便的后門，轉換命題的整個出發點也就是基于此。
對于戈德曼來說，可靠性是確證的必要條件，這種觀點最初出現在他的《何為被確證的信念》一文中，后來系統的論述充分體現在他的著作《認識論與認知》一書中。可以說，戈德曼是對可靠性進行辯護的最有力的代表。在戈德曼看來，確證就是對一個人的信念提供或能夠提供理由的活動，正如阿默德對支持戈德曼觀點的其他學者的評論所說的那樣，如果確證從來不是給出理由的活動，那么它就是不可接受的。阿默德總結這個評論時說到：“這場討論的底部邊界涉及知識的確證總是并且唯一關注的是，對于諸如‘你如何知道’這樣的問題能夠給出一個確定的理由是適當的。”[1] （P85） 問題是，即使在可靠論者內部，對于可靠性的認識也是不同的，一些人認為可靠性是確證的充分條件，另一些人則認為可靠性是確證的充分必要條件。由此，在可靠論者內部又形成兩種觀點，其一認為，一個人可以有被確證的信念，但是它不是由可靠的機制生產或產生的；其二則認為，一個人的信念可以是由可靠的機制產生的，但是沒有經過確證。這兩種情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可以見到。在這些情況下，如何看待可靠性在確證中的作用？可靠論者并沒有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闡釋。另外，這里還存在一個普特南稱為“缽中之腦”的難題，也就是說，一個“缽中之腦”完全確證地相信一個信念P，然而這個信念是不真實的，因為在“缽中之腦”那里，信念沒有具體的指稱。普特南指出：“一旦我們看到缽中之腦的思想與現實世界中某人的思想之間的性質相似并不意味著指稱的等同，就不難看出，認為缽中之腦指稱外部事物，是完全沒有根據的。”[3] （P19） 再有，在可靠性那里還存在一個確證程度的問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對一個信念常有這種區分：確信、相信、將信將疑、不相信，而可靠的信念生產機制無法獨自提供確信的條件，因而以可靠性作為確證的條件是無法完成任務的。正如蘇珊?哈克指出的那樣：“根據《認識論與認知》，正確的J―規則應當只允許在正常世界中可靠的過程，而正常世界則被刻畫為那些遵從我們的某些一般信念的世界。不過，這些一般信念并不包括關于什么樣的認知過程是可靠的任何信念。無論對現實世界中的認知過程作多少心理學研究，都不能告訴我們什么樣的方法在正常世界中會是可靠的。”[4] （P152） 考慮到不同方法在科學發展中的作用，戈德曼的可靠性觀點更是值得懷疑的。換言之，在庫恩的范式概念中，不同的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因而包含在各種范式內的方法的側重也是不同的。對于各自范式的持有者來說，任何特定的方法對于他們獨特的共同體來說都是可靠的，相對而言，由此得來的知識在各自看來也是可靠的。這樣在不同的范式之間就存在不同的、真的而且被確證過的信念。那么如何用戈德曼的可靠論來區分這些不同的信念哪一個可以成為我們的知識呢？顯然這是戈德曼的可靠論無法解決的。為了克服這種困難，戈德曼區分了首要認識論和次要認識論。前者集中關注個體主體，并關注先天的認知方法；而后者關心習得的認識方法，并考慮知識的社會方面。然而這樣的劃分還是無法解決不同方法導致的認識困境。因此，蘇珊?哈克指出：按照戈德曼的觀點，關于這些或那些認識的可靠性，接受這種或那種認知科學發現的合理性，取決于這個或那個科學研究中所使用方法的可靠性。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假如在競爭方法論的擁護者所提出的相互競爭的發現之間，人們必須做出選擇的話，關于方法的可靠性問題，只能由次要的認識論來解決。而這樣的科學主義論證策略違背了戈德曼本人的認識論秩序。原本戈德曼準備一勞永逸地解決人類的認識問題，結果卻放棄了他的首要認識論任務，淪落為從認知科學或心理學的成就來論證認識的次要任務。因此蘇珊?哈克斷言地拒絕了戈德曼的觀點，并得出如下的結論：“對認識的證成概念的可靠論辯明是不可捍衛的；其次，關于認識論與認知科學的關系，即使狹義的科學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說明也是不可捍衛的――并且，即使可靠論是正確的，它還是不可捍衛的。”[4] （P154） 也許問題還沒有糟糕到這種程度，畢竟可靠論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有影響、也取得成果最多的理論，因此對于可靠論面臨的諸多困境，許多可靠論者都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
二、自然化認識論轉換命題存在的困境與矛盾
針對可靠論提出的諸多反例，倡導者戈德曼進行了積極的回應。對此，我們需要對戈德曼的論證進行一些必要的梳理。戈德曼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認識論與認知》一書中。在這里他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創造出J―規則的表達形式，以此來決定信念的確證問題。接下來他又對信念的確證路徑進行了劃分，具體做法是把確證過程分為：個體間論的方法（interpersonal）和個體內在論的方法（intrapersonal）。需要說明的是前者類似于主體間性，主要表明一個信念的確證是發生在不同的個體之間；而后者則是個體內在對確證的把握。按照戈德曼對此的解釋：“個體間方法的一個主要例子就是集中在把給出理由當作個體間的活動。這個觀點認為確證就是我們給予其他人理由，然后后者接受或拒絕的過程。個體內在論方法則允許J―規則的條件，而不指涉其他人。他們將要限制他們自己唯一地關注認知者自己的心理內容，諸如先驗的信念、知覺領域、可公開的記憶、認知操作等，非常像傳統的認識論集中關注于這些精神狀態，但是后者并沒有完全專注于精神領域。然而，由于它們沒有涉及其他人，我把這種方法稱為個體內在論，我甚至可以把它們稱作精神的方法。”[1]（P89） 從戈德曼的分類中，我們已然能夠感覺到他的目的所在。對于個體間論來說，那是一種社會性的方法，也就是要給別人提供理由，然后被別人接受或者拒絕，期間還包含許多社會性的因素，如勸說、協商、引導等，而后者則不需要這些。對于戈德曼來說，他顯然不喜歡前者，他寧愿選擇后者作為可靠論的基本根據所在，這也正是傳統認識論的領域。這種方式與奎因的自然化認識論的替代命題是很不同的，至少他沒有取消傳統認識論，而是仍然在傳統認識論的領域內改造認識論，這就比奎因的方式溫和了許多。對此阿默德把戈德曼選擇后者的理由總結為如下五點：（1） 一個適當的確證理論應該適合于所有命題，包括關于其他人的命題；（2） 個體間論的給出理由依賴于個體內在論的理由；（3） 完全確證的信念對于知道（knowing）來說是必要的；（4） 對假定來說，訴求最重要的問題是當前的確證狀態依賴于認知者現在能夠說支持他或她的信念，確證可以包括歷史因素，如先驗信念是如何產生的，而認知者不需要去回憶，因此也不能和對話者進行辯論；（5） 在個體間論的概念背后存在的指導觀念是，認知者僅當他能夠向其他人展示他的觀點看起來是真的時候，才算是被確證的。基于上述的五個理由，戈德曼認為可靠論主要應該是個體內在論的。
但是對于戈德曼的上述觀點也還是存在許多可疑之處的。對于第一點，在原則上，一個充分的確證理論應該能夠反駁唯我論的困擾，但是對于戈德曼這樣的個體內在論者來說，如何能夠滿足這個要求呢？這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正如阿默德指出：“一方面，假如個體內在論者為了證實唯我論的錯誤給出理由，那么個體內在論者必須承認給出理由的活動――或者處于給出理由的狀況――有時是確證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假如個體內在論者不給出理由，然后，他假定個體內在論的確證理論面臨著反對個體間論者的相應的問題，然而事實已經證明對于這個問題任何人都沒有好的理由去處理，個體內在論者不能成功地證明這樣的唯我論的錯誤。”[1] （P92） 對于戈德曼的第二點，同樣面臨著困境。因為斷言給出理由是一回事，而證明它則是另外一回事。對于個體間論者來說，他需要一個必要的理由來在各個不同的個體間尋求確證，這種確證在今天的SSK的學者們看就是一種社會性的協商與約定的過程，這樣得來的確證并不能保證知識的真；更何況，自然科學方法的實踐者從不承認一個人宣稱確證地知道P，當合理問及“你如何知道”的問題時，沒有理由可以給出，或者能夠給出。從戈德曼認為個體間論依賴于個體內在論的思路來看，他對確證的范圍還是無法確定的。換言之是要把確證限制在個體內在的范圍內，還是把確證問題推向社會，他顯得頗為猶豫。盡管他宣稱他傾向于個體內在論，但是在分界的邊緣上，他還是沒有說得很清楚。對于第三點，戈德曼的論證也是可疑的。他認為我們能夠擁有一個好的理由，但是在需要的時候我們不能清晰地表達它們；它們最初看起來是真的，但是當某人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承認這個人已經確證了他的信念，他的信念只能被當成一個未被證明的假設。對此維特根斯坦曾有很好的說明：“凡是能思考的東西都能清楚地思考。凡是可以說的東西都可以清楚地說出來。”[5] （P49） 因此，對于把個體內在論的無法言說的信念作為可靠性的基礎，面臨的困難也不少。雖然戈德曼想通過個體內在論來避免個體間論者在確證問題上的約定主義以及相對主義的傾向，試圖通過個體內在論來保證確證的客觀性，但是又面臨唯我論的難題。可以說戈德曼的努力成效并不大。戈德曼的第四點辯護也是有一些問題的。為此，阿默德構想出一個沒有給出理由的可能情況，即假如X沒有在時間T1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假如回答了，他將受到某人的傷害，事后，在時間T2，由于威脅已經消失了，他回答了這個問題，那么，我們說X在時間T1確證了他的信念P，即使他沒有在時間T1回答這個問題。要使這種情況成立，關鍵在于他在沒有威脅和傷害的正常情況下能夠或愿意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沒有這種情況，我們將不承認他確證地知道P。但阿默德的假設也是模糊的，我們很難界定什么樣的情況算是危險的，再有X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域限是多少？歷史上，布魯諾在宗教裁判所威脅要燒死他的時候，還在堅持自己的信念。可見這個假定的情況對確證來說并不是重要的。對戈德曼的第五點辯護，在我看來不是支持了個體內在論，而是為個體間論提供了證明。換言之，如果不能給出合適的理由，我們怎能說一個信念或理論被確證了？據說當年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時全世界僅有少數人可以理解，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這個理論匪夷所思。愛因斯坦堅信他的理論或信念是正確，為此他提出了幾個檢驗他的理論的預言：包括在日食時觀察經過太陽的光線發生彎曲現象、解釋水星近日點的進動等。結果證明愛因斯坦的預言是正確的，這樣科學共同體才接受了他的狹義相對論。問題是如果愛因斯坦根本沒有提出這些預言或提出的檢驗理論的預言由于各種原因沒有被成功證實（科學史上有許多理論都是過了很多年，由于條件具備了才得以確證的，如上面提到布魯諾的信念、魏格納的大陸漂移學說都是多年以后才被證明為正確的），我們還能說愛因斯坦確證了他的信念嗎？或者愛因斯坦根本就沒有給出任何理由，我們還能說他確證了自己的理論嗎？顯然按照個體間論者的觀點，這不能算確證。另外，任何作為知識形式的理論都是公共的，要成為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就需要提供一些讓人信服的過硬的理由，否則只能是一種波蘭尼意義上的曖昧的難言知識。相反還存在另一種尷尬的場景，歷史上許多被確證的理論后來也被否定了，那么確證還可靠嗎？如光的微粒說與波動說、燃素說、以太學說等。對此阿默德認為：“在飛揚跋扈的限制缺席的情況下，唯一需要的是一個人能夠或遲或早地給出勸說性的理由（persuasive reasons）。愛因斯坦能夠確證他的信念是由于他能夠給出勸說性的理由，即使他最初提出時沒有人能夠接受它，但由于它是勸說性，科學共同體會逐漸接受的，因此，愛因斯坦能夠確證他的信念。”[1]（P97） 我認為阿默德的解釋太牽強，按照他的說法，如果一個錯誤的信念也可以在威脅不存在的情況下，由于勸說性的理由而被認為是確證的，這樣一來，科學還談何客觀性。對此，戈德曼對阿默德的回擊是有力的，在戈德曼看來誰應該是或者有資格是確證商議的聽眾呢（justification-conferring audience或簡稱JC 聽眾）？判斷JC聽眾的標準是什么？如果不做必要的界定，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聽眾非常頑固，像笛卡兒那樣，很難說服，那么要求給出理由來保證個體間論成立的要求就太強了；另一方面，如果JC聽眾太易受欺騙，那么確證的標準又太弱了。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難題，對于這個問題彭加勒和邏輯實證主義者給出了一個比較可行的標準，那就是科學家共同體。其實這是一種約定主義的標準，在沒有更好的標準之前，這也是我們的唯一選擇。至于戈德曼所謂的個體間論背后的“指導觀念”，即認知者的確證，僅當他們能夠向其他人展示他們的觀點是真的，這個說法也是沒有說服力的。由于在他那里，確證的定義并沒有被確定，除非根據理由――給予或給出理由的能力來界定，這樣一來，又陷入一種循環論證的怪圈。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戈德曼所倡導的個體內在論的證明是否充分。戈德曼之所以支持個體內在論的原因，是因為他相信只有當給出理由是確證信念的活動或行為時才是正當的。但是，阿默德認為：“給出理由的行為或活動可以執行的一個基本用途就是把一個人將要確證地接受一個確定的命題聯系起來，但是確證概念主要關注的是接受的命題是否被確證。而后者的行為并不需要給出理由的活動來做為一個人完全確證地相信P的部分理由。”[1] （P112） 在這里戈德曼為確證預設了一個條件，反映在具體的觀點中就是：S的信念P在時間T是完全確證的，而不是X完全確證地相信P。這樣做的好處是明顯的，即強調具體的時間，可以避免對確證過嚴的要求。另外，這樣一來，在時間T的確證就演變為類似奎因對觀察語句的修正。奎因把觀察句稱為場合句，與戈德曼強調時間T的作用基本相同。再者，前一個論述暗示了有一個信念的存在，而后一個論述則沒有這種保證和承諾，即我們可以相信某個信念，而我們本身并不具有，如我完全確證地相信某富翁擁有豪華別墅，而我并不保證具有這個別墅。但是，這樣弱化確證的定義，已經失去了我們原本對確證的期望。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可靠性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變得日益模糊難辨。
三、結 語
綜上所述，在認識論的轉換命題上，戈德曼、阿斯頓、德雷斯卡等人依靠對可靠論的分析，試圖對確證理論、知識論等進行開創性的探索。但是遺憾的是，他們都沒有完成既定的目標，使可靠論在知識的確證與知識論兩方面都失敗了，建立一種真正的可靠論成為了一種幻想，從而使轉換命題過早地夭折了。自然化認識論在轉化命題的改造下失敗，又一次說明在認識論和心理學之間仍然存在一個堅固的壕溝，填平這道壕溝還有許多路要走。但這種理論進路的意義在于，通過現代的神經心理學、認知科學的進展，我們對人類的意識以及信念有了更深的了解。這種研究也告訴我們，由可靠的信念產生機制、過程和方法產生的信念在某些時候對于一個人知道P是不必要的。正如約翰?波洛克指出的那樣：可靠性對確證不是必要條件，但是缺少可靠性確證將被擊敗。轉換命題的失敗再次說明單純地依賴于自然科學的成果是無法解決認識論問題的，轉換命題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比替代命題溫和的科學主義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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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對師范院校非環境專業開設人與自然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手段、教學方法及考試方式的選擇進行了探討，并在幾年的教學實踐中初見成效。
目前我國師范類高等院校，為學生提供系統的環境教育訓練還不夠，尤其是高校的環境倫理教育更加不到位。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使不同專業方向的未來教師，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接受一種帶有系統性、綜合性的環境教育培訓，經過幾年的教學實踐，在總結提高的基礎上我們設計了以生態科學知識為基礎，以環境教育理念和方法為主線的教學內容和模式，使學生在學習的同時感受、體驗、領悟、滲透其中的環境教育思想和未來可以借鑒的教學思路和教學方法，同時幫助他們樹立起新型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現，實現大學生環境意識由知到行的轉化，最終達到人與自然的共和諧。
1 教學內容體系
按照教學計劃，人與自然課程為36學時。本課程教學內容分為四章。第一章講述生態系統的概念、組成成分、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熟悉生態系統平衡和失衡的基本特征，掌握生態平衡的定義；第二章講述污染的概念，環境污染的主要類型以及環境污染產生的根本原因，了解水污染與廢水處理的生態對策，大氣污染及其防治，固體廢物的處理及其資源化；第三章主要介紹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義和作用，提高人們保護自然資源的環境意識，從而使我國自然保護區和生態示范區獲得人類重視及完善發展；第四章通過前面知識的鋪墊，使學生了解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的根源就在于人們不正確的人與自然觀，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們所處環境的現狀，只有尋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2 講授方法
人與自然課程嘗試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進行講授，以便在較少的課時中，有效地對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生進行人與自然相關內容的介紹。從而使學生在學習中能夠對某些環境問題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同時達到提高其環境道德素質的目的。從各個特殊案例的了解分析中提煉出關于生態問題和人類行為的一般道理，使學生的眼界不至于被局限在具體的生態或環境問題中，這樣既可以啟發學生思維，增強學生對相關知識的理解記憶，也容易與學生產生互動，使學生由被動的接受者變為積極的參與者。
例如在美國北部的五大湖區域，也發現了大量鮭魚和鱒魚死亡的事件，情況與鱷魚僵尸十分類似，也是由于腦部的神經元壞死。經過反復的調查和試驗，最終調查人員發現，死因是由于鱷魚體內缺乏一種叫做“硫胺素”的物質，這種物質也叫做“維生素BI”。再次的實驗結果表明，正常鱷魚的內臟器官維生素Bl含量正常，而僵尸鱷魚內臟器官的維生素Bl含量明顯減少。調查終于有所進展。
最終，科學家得出了僵尸鱷魚出現的原因：格里芬湖風光秀麗——人們移居到此——開墾肥沃的“腐質土農場”——大量化肥流人格里芬湖——格里芬湖水質富營養化——某種藻類大量繁殖——其他魚類數量大量減少，除了一種叫做“窩斑”的魚類——“窩斑(魚祭)”體內有一種“硫胺素酯酶”，可以迅速分解生物體內的硫胺素——鱷魚只能吃到“窩斑(魚祭)”——鱷魚體內缺乏硫胺素——鱷魚大腦出現病理性損害——鱷魚反應遲鈍，僵尸化——溺水，饑餓等原因死亡。
最終結論：“窩斑(魚祭)”是兇器，但不是兇手。真正的兇手正是我們——人類!
這樣結合實際案例講解相關概念和知識，就容易讓學生理解掌握，從而使他們由被動的接受者變為積極的參與者，并且層層深入，容易與學生產生互動，啟發學生思維，利于學生記憶，最終使學生深刻體會到生物多樣性是地球上生命經過幾十億年發展進化的結果，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也是地球上所有生物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
3 教學手段的選擇
由于人與自然課程主要介紹動植物和自然知識，展現自然魅力、偉力和威力以及探索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探討社會、經濟、生態協調發展和可持續性發展的有效途徑，從而達到使學生關注生態環境，吸引更多的人學習自然，珍愛自然，感悟自然，享受自然。為了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特別需要采用一種不同于傳統課堂的教學手段一多媒體教學。多媒體教學內容包容量大、效率高而且表現形式生動，許多用語言難以表達的東西用多媒體能夠很容易地做到，所以多媒體教學特別適宜作為人與自然課程的教學手段。
4 教學方法以及考試方式
人與自然課程涉及內容廣泛，該課程的教學目標即通過介紹動植物和自然知識以及探索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使學生了解社會、經濟、生態協調發展與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從而培養學生愛護自然、尊重生命的環境保護意識，使學生懂得保護環境就是保護人類，人類應與環境之間建立良好的關系。要更好地完成該目標，在教學方法上必須突破習慣思維、轉變觀念。
人與自然作為一門全校性選修課程，在教學內容上比較靈活，彈性大，我們力圖改變傳統考試方式，期末采用靈活多樣的考查方式以盡量提高學生綜合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具體方法為：70％的成績由教師給定或學生自選相關感興趣題目后自主查閱文獻或參考書，按照科技論文的寫作形式撰寫小論文。通過這種方式，不但能開拓學生視野，還能提高學生查閱和整理資料的能力，同時有助于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30％為隨堂小測驗，這樣不僅可隨時掌握學生的學習效果，還有助于學風建設。
5 教學實踐效果及對今后課程建設的思考
據每學期期中檢查和結課前的調查情況來看，自該課程改革以來學生滿意度均在85％以上，這將激勵我們進一步思考更多的辦法來使這門課程適合學生的要求。
在今后教學中，我們將努力做到以下幾點：
5.1 編寫合適的講義。目前，人與自然課程可選擇的針對性教材很少，上課內容多從眾多參考書中篩選出來的，這對學生更好地掌握該課程造成一定的難度。我們目前計劃著手編寫相應的輔助教材，當然這項工作的完成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
5.2 教學內容上要與時俱進，多聯系當前時事來進行。隨著科技和人們環境意識的提高，人與自然課程涉及的一些教學內容及社會熱點問題每年都有變化，因此該課程應根據實際情況不時進行更新，做到與時俱進。
5.3 根據學生實際情況，分層教學。人與自然這門課程涉及內容廣，教學內容可深可淺，而且學生基礎也參差不齊，如果有必要，可據文理分科教學，教學效果可能將更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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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邦智，師范院校非師范專業環境與健康教學內容及模式的探討與實踐[J]
論文 關鍵詞:傳統文化;天人合一;主客二分
論文摘要:分析了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們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類是地球生命系統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長期進化的產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識系統、價值系統和道德系統的高級生物。人類被稱為萬物之靈，但不是萬物的主宰，不能脫離自然而存在，應當和自然和諧相處，否則就會自毀家園。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認識，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 歷史 時期，從對自然的恐懼、取媚、親和，到人與自然的分化、對自然的探索和征服。當人類終于可以高昂著頭顱蔑視自然的時候，也受到了大自然無情的懲罰，人類最終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類對自然的認識過程中，人性的發現、人類崇高地位的確立，是人類擺脫自然和社會奴役的精神力量。而當人類把自己視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壞和掠奪的時候，猛然醒悟已經走到了絕路。今天，當我們面對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環境惡化的勢態，不得不考慮走一條可持續 發展 的道路，而要實現這一長遠目標，就必須確立一種人與自然關系的 現代 理念。
當然，要糾正人們長期形成的錯誤認識，決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們在討論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念之前，有必要對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歷程進行認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
培根從唯物主義立場出發，論證人的認識能力能夠通過經驗歸納方法把握 自然 界的 規律 ，并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著名論斷，成為近代人類征服自然的座右銘。培根指明的方向，促進了經驗自然 科學 的迅速 發展 。這種推崇自然、探索自然，又偏重于實用功利性的觀點，在當時推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笛卡爾從不同角度論證了與培根相同的原理。他突出強調理性的力量和地位，認為一切在過去被確立了的“權威”與“信仰”之類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都要經受理性的“普遍懷疑”的檢查，只有人的“理性”是真實的，萬能的。因此，笛卡爾豪邁地提出“……借助實踐 哲學 ，我們就可以……使自己成為自然的主人和統治者。”笛卡爾還發展了精神與物質截然兩分的二元論，認定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各行其是，只受自身規律的支配。這種“笛卡爾主義”引導近代人類走向與自然分離以至對立的道路，正如阿爾 ·戈爾所說:按照笛卡爾的解說，我們與地球無關，有權將地球僅僅視為一堆無生命的資源，可以隨意掠取。
康德哲學有濃郁的人文主義色彩，他提出了“人是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人是“絕對價值”和“客觀目的”等著名論點，并把這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律。康德哲學的特點不是一般地表明對人的關懷和強調，而是突出地提出了人是自然的主人這一思想，即“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思想。黑格爾以“絕對唯心主義”的荒誕形式，把絕對理性不但視為全部自然界的主人，甚至把自然界看成是“精神”的“外化”的結果。這樣，“理性”或“精神”就成了自然界的“創世主”。這實質上是把人的理性提高到了至高無上、支配一切的地位。
西方傳統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把人與自然加以分割地考察，把自然僅僅作為一種外在物，一種供人類加以運用和改造的對象。他們看不到人與自然的融合，不理解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這種傳統的理性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相結合，使人的主體性更加膨脹，人與自然的關系終于出現了危機。正是在這種弘揚理性，倡導實驗科學的主流文化的影響下，歐洲的 工業 文明得以迅猛發展。由于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控制了許多自然力，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許多成果。而“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這種觀念也走向了極端。當我們面對嚴重的生態危機挑戰時，重溫中西傳統文化有關天人關系的思想，對當代人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生態道德教育教導人們，不僅人對人的社會行為，而且人對環境的自然行為均要受到倫理評價；不僅要正確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的利益關系，還要恰當地對待人與自然的利益關系，擺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因此生態道德教育將以一種更為寬闊的道德視野，教育和引導人們學會熱愛自然、熱愛生活、享用自然、享用生活。生態道德還是社會公德的重要內容，是否具有良好的生態道德意識，是現代社會衡量一個人全面素質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在生態德育教育過程中它是圍繞生態平衡、珍惜資源、保護環境這三個要素展開的。在生態道德教育過程中，通過生態德育理念的灌輸教育，以培養學生正確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對自然的道德感和責任感，學會感恩和尊重自然，履行對自然的責任，節約保護自然資源，樹立綠色生態理念。
生態道德教育要求培養學生的生態審美意識，喚起學生熱愛大自然、熱愛生活的豐富情感，實現對生態美的不盡追求與創造，使學生以生態審美意識引導科學技術和人類實踐，創造出自然美與人造美融為一體的生態環境。
生態道德教育倡導綠色消費理念。生態道德理念教育最根本的任務就是幫助學生樹立起綠色消費理念，指導學生在購買、使用商品過程中，在節約有度的前提下，追求接近自然，以獲得主體消費的自然美感、健康、安全為指向的一種生態消費方式。其基本消費理念是節約、自然、健康、安全、可持續性。
生態道德教育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
可以是圖片展示形式。這是一種直觀的直接的視覺教育形式，可利用反映當前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現象的圖片，把客觀的事實通過定期和不定期的圖片展覽，以激發學生生態道德意識。
關鍵詞：異化，美國夢的幻滅，消費主義
美國著名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被稱為“爵士樂時代的代言人”、“爵士樂時代的優秀編年史家”，《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的發表奠定了他在美國文學中的地位。無論在思想意義還是在藝術水平方面，《了不起的蓋茨比》都堪稱20年代“美國夢”破滅的一首絕唱。小說以蓋茨比和美國上流社會的時髦女郎黛茜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并通過嚴謹的結構布局和嶄新的敘述視角，將“美國夢”的幻滅這一主題表現得淋漓盡致，不愧為“爵士時代”的一部巨作。而本文認為，作品最動人心弦的力量還在于，小說中揭示了三種關系的異化：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人與社會，反映出菲茲杰拉德對現代人處于異化狀態的關注。
一、異化
關于“異化(alienation)”概念的起源，各位學者的說法并不一致。有學者認為其起源于基督教的《舊約》，也有認為其是源于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的著作，還有認為其源于佛教、伊斯蘭教的教義等等[1]。本文探討的異化是在近論框架下所產生的概念。法文“aliener”和“alienation”，現在通譯成“異化”(前者是動詞，后者是名詞)，它的本意是“轉讓”或者“出賣”。
近代，在社會政治學意義上使用異化一詞的是盧梭。，盧梭將異化概念加以普泛化，他認為，異化就是人的不自由的狀態，即依附。而德文的“異化”被黑格爾運用于其哲學之中才獲得了深刻的哲學意義。黑格爾是經典異化理論的真正創始人。黑格爾認為，異化指的是主體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分裂出他的對立面的客體，而客體后來反成為支配主體的力量[2]。
異化在人類歷史上的表現就是人與自然、歷史與人倫、理性與感性、現實與理想的二元分裂。它所反映的實質內容，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迥然相異的詮釋。盧梭以“社會契約學說”視之，叔本華以“唯意志論”視之，尼采以“超人哲學”視之，黑格爾以“自我意識論”視之。異化觀獨得其要，馬克思是這樣定義異化的:“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3] 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在異化活動中，人的能動性喪失了，遭到異己的物質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將其異化理論闡述為四個方面: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本身的異化；人的本質的異化；人與人的異化。[4] 在哲學視野下，這一理論亦可歸化為人與自我的異化、人與自然的異化和人與人的關系的異化。“異化”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征，并逐步成為貫穿西方文學的基本主題。一些現當代嚴肅作家的著作中，描繪了一幅幅“社會荒原”的凄涼畫面。本文正是采用馬克思的異化觀，對《偉大的蓋茨比》中的蓋茨比美國夢的幻滅從三個方面，既人與自我，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的異化，進行深入的分析。
二、從人的異化到美國夢的幻滅
“美國夢”源起于殖民主義時期，其代表人物為本杰明·弗蘭克林，他的一句 “自助者，天助也”概括了美國夢的本質特征。“美國夢”代表著最大化的個人自由，最先進的物質進步和最豐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機會。換句話說，人人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個人成功，即獲取財富。菲茨杰拉德筆下的爵士時代，經濟繁榮，許多投機者一夜暴富，成了眾人的榜樣，因而也賦予了美國夢前所未有的吸引力。然而，這一時代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精神墮落和道德淪喪。人們盲目追求物質生活，享樂主義盛行，財富成為成功的唯一標志。《了不起的蓋茨比》這部作品，向讀者展示了荒涼的現實世界，這個世界里充斥著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人關系的異化，并最終導致了蓋茨比夢想的幻滅。
人與自我的異化主要體現為：蓋茨比夢想的異化。年輕時的蓋茨比懷著最為傳統的美國夢，以富蘭克林為榜樣，試圖通過自身的勤勉和努力奮斗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他受到了大富翁丹·科迪的影響，開始不擇手段的賺錢。上流社會富有而美麗的女子黛西的出現使蓋茨比的美國夢有了具體的化身。為了贏回初戀情人黛西的愛，蓋茨比通過非法販賣私酒，一夜暴富，并期望通過財富使自己重拾過去的好時光，運用物質手段去實現精神夢想正標志著蓋茨比美國夢的腐敗。而“聲音中充滿著金錢”[5]的黛西，作為蓋茨比美國夢的化身，同時也是上流社會虛榮、世故的代表，將車禍嫁禍于蓋茨比。碩士論文，消費主義。當他揭開了“夢”的面紗后，才發現它是如此的空洞和虛幻，生命和愛情的失去標志著蓋茨比美國夢的徹底破滅。
人與社會的異化體現為：蓋茨比借助“炫耀性浪費”來顯示自己的地位，并向上流社會滲透，但是上流社會文化決定了蓋茨比最終的失敗。碩士論文，消費主義。碩士論文，消費主義。《偉大的蓋茨》涉及了“美國夢”主題，美國夢，簡而言之就是對成功的追求。碩士論文，消費主義。成功的標志是獲得財富和名聲，而“到達社會金字塔的頂端便可同時抓住這兩者”，因此成功也往往意味著跳脫原有的階層、躋身于上流社會。碩士論文，消費主義。蓋茨比顯示了他對上流社會文化的模仿和對自身修養的自卑，而以湯姆為代表的貴族們利用其在教育、教養、審美方面的優勢，對欠缺文化修養的暴發戶們進行排擠和打擊。在當時那個充斥著物質享樂，膚淺和私欲的黑暗世界里，曾經壯志凌云追逐夢想的蓋茨比終將以失敗而告終。
人與人的關系的異化體現為：人與人之間只有金錢關系，毫無道德準則可言。蓋茨比以各種手段炫耀財富，因為他相信金錢可以買到愛情，買回黛西。由于她是只重金錢而本身沒有實際價值的人，她是“金色的姑娘”，她不可能是幸福和愛情的化身，也不可能給蓋茨比的生活帶來意義和滿足。他建議用金錢來酬謝尼克為他和黛西安排了約會，卻對默特爾的慘死無動于衷。而他身邊的人更為殘酷：黛西，如此“純潔”、“美麗”的女子，居然在肇事逃跑后毫不愧疚，無視蓋茨比的命運，而去與丈夫度假；湯姆在談笑間就借威爾遜之手除掉情敵蓋茨比，毫無道德準則可言。
三、異化原因分析
通過對這些扭曲靈魂的描寫，菲茨杰拉德表達了自己對人類處于異化狀態的擔憂。人是不能生活在真空狀態的，人必然受到社會影響。在上世紀20年代，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其基本特征是炫耀性、時尚性和揮霍性。消費主義所帶來的倫理后果是人類的生存危機、社會的消費不公和人成為物的奴隸。消費主義使人成為物的奴隸，喪失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追問能力。人不僅有物質的需要，而且還有精神的需要; 人不僅應當追求物質的富足，而且應當追求精神的富有。雖然沒有物質的滿足，人則無以生存，但沒有精神的追求，人的生存則無疑是異化的存在。
消費主義者只關注自己眼前的消費和物欲的滿足，而沒有對未來的長遠籌劃，更沒有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追求。它割斷了自身同未來的肯定性關系，“只留下以關心當前的滿足來掩蓋的自戀人格”，而“當人們隨著喪失對人類未來的信心也喪失從前對任何傳統形式的宗教性信仰時，就會陷人及時行樂的境地”。[6]一旦人們過分地沉溺于物質財富的占有和消費之中，則必然是精神的貧乏和心靈的空虛。在物欲主義的洪流中，人們迷失了自我，喪失了對于人生價值和意義的追問能力，雖然“我是誰”的呼聲不絕于耳，但現代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孤獨、冷漠和人類靈魂的失落，卻無法使人找回真正的自我。對于財富的占有和消費，似乎成了人們自我價值確證的惟一形式。碩士論文，消費主義。
總結
綜上所述，異化問題是人類發展進程中一個非常難以逾越的痛苦經歷，人的價值觀、傳統的道德觀和信仰等缺失。蓋茨比美國夢的幻滅的直接原因在于他樹立了虛妄的愛情理想，他希望通過自己的物質成功來贏得愛情和社會地位，但是在當時那個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充物欲橫流的黑暗世界里，人的信仰出現了危機，并且產生了三種異化：人與自我，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使天真浪漫的夢想家蓋茨比終將以失敗而告終，鑄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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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藝術設計從中國園林“和諧自然”的設計思想中得到啟示，在現代運用中擴展和延伸觀賞者的感知能力。說到園林，中國是真、善、美三位一體的自然王國，雖以假山假水組合，表現出一個由花草、山水、建筑等組合而成的綜合藝術品，卻宛若天成，富有詩情畫意。中國園林強調和諧，以“和諧自然”的設計風格和“人天同源”的哲學態度為造園主旨，對現代環境藝術設計有著巨大的影響。
一、和諧園林藝術設計策略
（一）善用自然美
一是利用自然本質之美；二是利用自然山水之美。人與自然是息息相關聯系著的，是一切美的來源。山水、植物、是構成自然風景的基本要素，山水有清暉，清暉能娛情。以自然界的高山流水、郁木繁華加上有意識的改造、調整、開墾、修理，從而再現一個融于自然，高于自然的完美結合。自然之美的運用，不僅發掘了資源，也使設計者運用科技手段去概括和突出自然景觀，更能賦予和諧自然的情趣，使人們更好地親近自然、享受自然。
（二）巧用空間之美
園林環境空間又概括為序列空間、層次空間、邊界空間、內外空間，各個空間之間巧妙地聯系，使人們在無法察覺的狀態下被引導，從而完成空間的轉換，獲得完美的空間體驗和心理體驗。園林空間之美，使人深陷其中，能喚醒人們內心深處的情感意識，使觀眾在輕松、順暢的方式下享受景觀中的樂趣，還能增強人在環境中的安全感和舒適感，體現出更富有活力的景觀空間。
（三）善造界面之美
界面在表現形式上善于隱藏，注重含蓄美，界面是界定空間的要素。景觀中界面的豎向設計與整體的規劃設計、空間布局密不可分。頂界面相對開放，底界面的形式關乎園林空間的美感。豎界面提高空間的藝術質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量，使園林設計更融入自然美、藝術美、生活美之中。相對于頂界面的開放和地界面的單一，側界面更詮釋著無限的變化和多樣的表達。
二、現代藝術園林的和諧分析
（一）從人文角度分析
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蘊含了豐富的人文內涵，將人、自然、建筑看為一個統一整體，這種觀念對園林景觀藝術設計有著重要的實用價值和實際意義。使園林藝術設計和設計師們不斷從生活中獲取靈感、從社會中獲取素材，使我們的園林景觀更有藝術欣賞價值，更貼近于日常生活，充實著設計中的人文內涵。在設計中應注意人文景觀的有效借鑒，接受歷史的熏陶，從中捕捉傳統的精髓，將其運用到新的設計理念中來。
（二）從生態角度分析
景觀是人類世界觀、價值觀、倫理道德觀的反映，而生態價值觀則反映了人類的新夢想、新追求。改善周圍環境成為園林景觀建設的先決條件，大氣、風沙、噪音等都成為園林景觀的殺手。利用園林改善城市生態環境，注意落葉樹木的種植，水池、湖塘耐濕喬木的配置，根據不同的周邊環境，選擇適宜的水生植物，保護生物多樣性，維持生態平衡，減少噪音、大氣污染、水土流失的現象。著眼于整個城市的生態環境，遵循生態學原理，合理布局，使綠地不僅繞在城市周邊，且把綠地引入城市之中，從各個方面劃入理想的生態園林中。
（三）從景觀角度分析
文化是引領景觀的第一要素，園林景觀設計的素材依據源于地域、歷史、民族及人類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積累與沉淀。景觀建設的終極目標是將建筑、城市、人的一切活動和生命所在的地球和諧相處。園林景觀是以植物為主體，結合建筑、水體、地形等要素營造出空氣清新安祥舒適的生活環境，從而改善人們的生活環境，提高生活質量，讓人們更加親近自然，愛護環境。
三、現代小區和諧園林設計方案
（一）以人為本的向導
隨著世界人口增多，資源匱乏、污染嚴重、環境惡化現象的出現，生活在現代中的人們身心俱疲。人們更渴望自然，想要親近自然。所以現代小區的建設應最大限度地考慮居民對環境的要求。
（二）考慮綠地與建筑物的規劃
在城市小區景觀設計中，我們應把綠地作為考慮的因素。綠地能以自己凈化的方式改善污染的環境，使久居城市的人們能聞到草木的芬芳，新鮮的空氣。一座好的建筑應該去改善、豐富、美化周圍的環境，加強建筑與景觀的協調。讓忙碌中的人們可以隨時放松心情，感受大自然的樂趣。設計時科學布局，合理規劃，使居住區的園林景觀更具人性化、觀賞性。
（三）考慮小區的地勢地形
充分考慮地勢地形的情況，因地制宜地對小區做出合理規劃，盡量做到不浪費一分土地，不破壞原有綠化。順應原有的地勢地貌降低維護成本，更顯真切自然。實地栽種時，還可選用一些觀賞價值高，實用性強的樹種。設計時，充分了解各種植物的特性后，再合理的選擇搭配，注意植物的花期、色彩，各種搭配間要有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層次，增加可觀賞性。
（四）景觀要貼近文化生活
根據小區的背景和文化氛圍，改造出多種功能區。各個特色地區應真正融入生活，完美展現出不同區域的特色。如：文化區的嫻靜優雅、兒童區的活潑熱鬧、老年區的大氣穩健。自然優美的景觀文化，能讓人們更加滿足于幸福的生活。
四、結語
總之，完美的園林藝術設計需遵循大自然的規律，以表現大自然天然的山水為主旨，在保護原有景觀的基礎上，不斷地研究設計使人與自然更加和諧的發展。保護原有景觀不僅保護了它本身的美感，也減少了園林景觀養護的成本。追求生態、文化、景觀、經濟等多種價值、實現生態、經濟、社會等綜合效益達最佳狀態的設計還需要不斷地發展進步，這需要人們不斷的學習努力，才可推陳出新，使人與自然和諧、友好相處，讓人們充分感受到人與自然之間深厚的感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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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劉海洋硫酸潑熊、張亮剪刀刺貓等虐待動物事件頻繁發生，說明我國的高等教育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缺陷，致使一些高學歷的人才出現性格上的殘缺，因此，應改革現有的高等教育模式，加強大學生的動物福利觀念教育，從而樹立起人和自然協調發展的科學理念。
一、問題的提出
清華的劉海洋硫酸潑熊的記憶還沒有褪去，復旦的張亮就給我們上演了剪刀刺貓眼的動物慘劇，清華、復旦，這樣刺眼的字眼，也許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眼球，但這不是關鍵，因為任何一個做出這樣慘絕人寰的暴行的人，都不能讓我們容忍，只是發生在這些高材生身上，更讓我們震驚罷了，張亮——這位外表斯文的研究生在解釋其行為時說：“你知道我沒有任何發泄的渠道，把小貓拿過來（養），一方面是因為小貓的可愛，我可以摸它……但是另一方面，我覺得如果我憤恨的話，小貓也可以提供一個給我這樣發泄的渠道……”如果說劉海洋是消極漠視動物痛苦，這位復旦學生則是積極地從動物那里獲得反常的快樂，其殘忍和反常程度更加嚴重。在他看來，那些嬌弱惹憐的貓咪不是有情感的生靈，而是他可以任意的對象。掃視施暴者的動機和心態，我們禁不住心寒！凡此種種，應該引起中國整個教育界對人才標準的反思。
中國高校已經流行一種病。在只注重應試教育的中國，出現什么樣的變態學生都不足為怪，小學他要拼命考個好初中，中學他們要爭取考名牌，大學了還要四級過級率和找工作，研究生了他要爭取出國……中國的學生從小走過來肩上的擔子不輕。學校只看重應試教育不注重心理教育是制度的必然需求。素質教育喊了多少年？我看只是口號而已。記得馬加爵案發發生的時候，高校曾經欣起一種開辦心理輔導班、開展心理教育的，可是，隨著馬加爵事件的遠去，這個很快恢飛湮滅。這次張亮虐貓事件，又再一次給我們敲響了警鐘，這個大學（高校）教育病得不輕了，如何治療如何根除？這才是我們應該思考的事情。
二、目前高校教育的的缺失
印度偉大詩人泰戈爾曾說過：“教育的目的是應當向人類傳送生命的氣息。”而20世紀偉大的德國哲學家、醫生史懷澤在他的著名論著《敬畏生命》一書里曾寫道，“人越是敬畏自然的生命，也就越敬畏精神生命”。他還說：“人連對動物、植物的生命都要敬畏，難道能不敬畏人的生命嗎？”這些話也可以這樣理解：一個從小就不懂得敬畏動物生命的人，他長大后也就不會敬畏人的生命。科學家從科學的角度也對此進行了證實：那些小時候虐待動物的孩子，長大后身上都有暴力傾向。正基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身邊一些動輒輕生的少男少女們了，那是他們從小就沒有受到過“珍愛生命”的教育，這也包括前面提到的復旦大學那位三年級研究生。
早在2002年的劉海洋傷熊事件中，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分析指出：中國的高等教育有四方面的欠缺：即心理教育欠缺；環境教育欠缺；人文精神教育欠缺；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欠缺。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應該引起人們重視的就是人文精神的教育，所謂人文教育就是教大學生怎樣做人，怎樣實現人與自然、人和社會之間的和諧相處。
三、高校應加強對大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
人類要生存，社會要發展，就必須擁有一個能與人類長期和諧共處的自然環境。這就要求人類把握自然環境的變化規律和演化趨勢，從長遠的、整體的、系統的高度處理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調整并控制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改造和擾動，使自然環境的演化有利于恢復、維持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關系，從而更好地促進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馬克思曾指出：“文明如果是自發地發展，而不是自覺地發展，則留給自己的是荒漠。”這精辟地揭示了人類文明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人類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過程中，如果僅僅堅持極端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失去對為滿足自身消費需求而進行不適度攝取自然的行為控制，就會造成生態環境的整體破壞，最終使人類失去生存環境。人類關心自然，實質上就是關心自己；人類如何對待周圍的自然，實質上是人類如何對待自己，如何對待人類的部分與整體、片面與全面、眼前與長遠、現在與未來之間關系的問題。與此同時，人對自然的一切行為和活動不僅應該遵循客觀自然規律，而且還應該遵循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客觀規律，遵循人類社會發展和演變的客觀規律。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我們必須反對兩種基本觀點：一是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二是極端的自然中心主義或生態中心主義。前者雖然重視、強調人與動物的區別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贊美、突出人的智慧、力量、作用和地位，但是該觀點極端地認為人在萬物之上，是自然的中心、主宰者、統治者，人對自然有絕對的自由支配權利，一切應從人的利益出發，甚至從某階級、階層和國家的利益出發來對待自然。其實質是人類利用中心論，無視自然論。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所堅持的就是這種觀點。后者雖然重視、強調人與動物的共性和人與自然的關系，贊美、突出大自然，但是該觀點極端地否定人的中心地位、輕視人的利益和創造力，認為一切應該順應自然，自然與人有同樣的法律地位和權利，將人類社會的發展喻為“宇宙之癌”。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刀耕火種方案所堅持的就是這種觀點。
當代大學生應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處論。人類要熱愛、尊重、保護、合理利用自然，通過道德、法律和社會制度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實現社會和自然、經濟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經濟社會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人化自然與未人化自然等相和諧。我們堅持發展，但決不是把自己與自然重新、甚至更深刻地區別和分裂開來，也不是并列起來的兄弟關系，而是更深切地認識和達到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統一。
具體到動物身上，一個國家的國民對待動物態度如何，在某種程度上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
我國現行中學生物課本寫道：“取一只活青蛙，剖開它的體腔，看看它的內部構造……”在老師的鼓勵和指導下，每個同學都在實驗課上，拿著刀子把一只只青蛙或小兔子活生生地開胸剖肚，看它們五臟的位置，看它們神經的跳動、血怎樣流動、肌肉怎樣顫抖等等。有專家建議修改甚至取消這種讓學生學習一個活生生的小生命怎樣痛楚萬狀地死在自己手里的課程。這不是說不能用動物進行必要的實驗，而是反對現實中大量重復的和不必要的動物實驗。某些殘酷的動物實驗對培養美好心靈并無益處。
大學生要理智地認識和理解人與動物的關系。人與動物應該是和睦共處的好鄰居，而不是弱肉強食的天敵。假如真有那么一天，地球上只剩下人類這個“光桿司令”，人類自身的末日恐怕也就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