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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淮安紙扎 手工藝
紙扎，又稱扎作、糊紙等，由于傳統工藝是用紙糊在扎結好的框架上，制作成某種形態的物體，故名“紙扎”。然而，在傳統遭遇現代的今天，民間手工紙扎的生存、變遷、傳承乃至發展的狀況如何？筆者于2011年2月奔赴江蘇省淮安市河下鎮，對始創于清代道光年間的百年老店――“李記紙扎”進行了實地調查，所得資料為研究紙扎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依據。
一、采錄環境
1.采錄現場環境
河下鎮地處京杭大運河畔，向西北行15公里到達淮安市區，向西南行3公里到故居，筆者從淮安市區坐公交近一小時到達河下鎮。河下古鎮已被政府改造成一處旅游景點，其中集結了其他傳統手藝作坊，例如吳鞠通中醫館、王興懋醬園、效媧泥塑等。房屋墻面和路面也都被翻新，對比1995年當地電視臺采訪的視頻來看，河下鎮古街道的面貌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
2.人文環境之被采錄者背景
李國榮、李國祥兄弟二人是李記紙扎的第11代傳人。據李國祥回憶，李家在來河下定居之前，他們的曾祖父、祖父李福恒、大伯李壽臣當道士兼做紙扎手藝，三叔父李壽泉于鎮江牌彎開紙扎店。李壽山作為二兒子，則在河下成為了廟會大型紙扎的實際總負責人。后，李國祥子承父業，學習紙扎技藝，后父子為淮安燈會和街頭文娛活動扎制舞龍、花燈等作品，現在客戶范圍包含淮安當地以及周邊寶應等地區。1990年1月，李國祥創作的作品《斷橋會》被選送到江蘇省首屆民間美術博覽會上展出，2010年，“李記紙扎”申報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獲得成功。
二、淮安紙扎的變遷
淮安紙扎從道光年間基本形成算起，距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隨著中國由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紙扎工藝在功能、制作方式、題材、傳承方式等多方面也都發生了變遷。
1.題材的變遷
若按照主題劃分，傳統紙扎可分為以下兩類：其一是喪葬祭祀用品：仙房、轎子、袈裟、祥杖、紙人紙馬等。其二是娛玩欣賞用品：花燈、花船、人物、動物、花卉等。
如今，應顧客之需，祭祀紙扎的題材有所拓展，最主要的是現代生活用品和交通工具，如麻將機、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機、轎車、飛機等，其造型均采用仿真手法，只是尺寸比真物小一些，是顧客的熱門之選。
2.制作方式的變遷
制作材料更加多元化，傳統的紙扎工藝以竹蔑、蘆柴構建造型，新式紙扎大多用紙盒、舊掛歷等紙質印刷品制作而成。
新式紙扎工藝制作過程相對簡便，省時省力。扎制一件傳統紙扎有扎架、糊紙、裝飾等一系列步驟，一般需要六七個小時，而新式紙扎則只需一兩個小時，可以應急突發事件。
以電視機制作過程為例，三個步驟就可完成。首先塑形，選兩個大小不一的硬紙盒進行裁剪，然后按照電視機的形狀粘貼在一起，再后描繪幾個按鈕就可完成。
利用廢舊紙盒、日歷等現成印刷品制作紙扎可以節省成本，節約資源。同時，印刷品的圖案復雜、題材多變，形象逼真，如財神爺、金童玉女，可隨意拼貼到紙扎作品中，使得新式紙扎具有更多的現代氣息，用李師傅的話說，就是“時髦”。
新式紙扎也有不足。其用紙盒做骨架較笨重，不如傳統骨架輕便，結構也較簡單，造型不能靈活多變，總的來說表現力與工藝性大大降低。
3.傳承方式的變遷
一般來說，中國的傳統手藝繼承方式是子承父業或師傅傳徒弟。然而，李記紙扎如今面臨的是沒有傳承人的境地。
以前逢年過節都會有單位集體舉行燈會、舞龍等慶祝活動，當時定制花燈紙扎很多，李師傅說當年的一條紙扎龍可以賣一萬元左右。然而現在過年的氛圍不如以前，很少舉辦燈會，花燈的需求量大大降低，藝人基本靠不固定的喪葬類紙扎訂單維持生計，每月大約一兩千元或兩三千元不等，僅夠老夫妻倆生活。隨著紙扎的需求量大大降低，傳統工藝的生存現狀難以養活更多的手藝人，年輕人不愿意學習這門技藝。李師傅唯一的女兒從事的是教師職業，現在家族中只有李國榮、李國祥兄弟二人還在做這門手藝，沒有技藝傳承人。
結語
淮安紙扎的傳承與變遷從側面反映了當代地方手工藝的普遍生存狀態。在社會急劇轉型的今天，傳統手工藝往往被當地政府、文藝機關作為一種地方特色文化并冠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號。然而它們是否得到了切實的扶持、保護，至今仍是個值得懷疑的問題，因為這樣的名號似乎并未對改善手工藝人的生活狀態以及技藝發展傳承起到明顯的效果，對傳統手工藝的保護與發展仍需要新思維，采取新措施。
參考文獻：
[1]呂品田.中國民間美術觀念[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7.
[2]管建華.民族音樂文化傳承[C].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3]趙農.關中民間手工藝的生態現狀[J].文藝研究，2003（3）.
西甜瓜產業作為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發展的一項重要產業，在我國農業生產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西甜瓜作為北京傳統的優勢產業，是北京都市型現代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栽培歷史悠久、品牌突出，適宜設施栽培、休閑采摘等。隨著北京農業更加注重生態、生活等服務功能以及為滿足市場鮮活安全農產品和高端特色農產品的需求，對西甜瓜產業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方向[1～5]。
為了保障北京市西甜瓜產業繼續健康穩步發展、明確北京市西甜瓜育苗產業現狀、摸清影響育苗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和技術需求，西甜瓜產業技術體系北京市創新團隊于2015年1～6月，經過調研策劃、工作準備、人員培訓、產業調查、數據分析與報告撰寫等一系列過程，完成了對北京市西甜瓜育苗產業現狀的統一調研。調研樣本采用隨機抽樣原則，范圍涉及到8家西甜瓜產業園區和合作社、115個西甜瓜生產農戶（主要分布在大興、順義、通州、延慶、房山、昌平和懷柔7個區縣，18個西甜瓜主產村），調研資料采集方法包括小組訪談、問卷調查、文獻檢索等。通過調研分析了北京市西甜瓜育苗產業現狀的特點、存在問題、需求，并提出了全市西甜瓜育苗產業的工作重點。
1 調查樣本類型
筆者將調查對象按種植戶性質、設施類型和種植對象3個層面進行分析。其中，種植戶性質中農戶占93.50%，園區占6.50%；設施類型中大棚占81.31%，溫室占18.69%；種植對象中小型西瓜占42.28%、中型西瓜占45.53%、薄皮甜瓜占7.32%、厚皮甜瓜占4.87%（表1）。
2 產業現狀調查
2.1 種苗來源渠道
調查表明（表2），目前北京市西甜瓜種植戶的種苗來源渠道主要有2個，一是自己育苗，二是外購種苗。從表2中可知，86.99%的樣本戶選擇了自己育苗，13.01%的樣本戶選擇了外購種苗。其中，園區完全自己育苗；厚皮甜瓜完全自己育苗；西瓜方面，小型西瓜自己育苗的百分比高于中型西瓜。
2.2 育苗基礎條件
①育苗棚類型 調查表明（表3），溫室育苗占據主流，60.75%的調查戶采用磚混溫室育苗，19.63%的調查戶采用土墻溫室育苗，13.08%的調查戶采用簡易溫室育苗，只有6.54%的調查戶采用大棚育苗。其中，園區更偏向于采用磚混溫室育苗。
②棚膜類型 調查表明（表4），從總體樣本來看，采用PE的占83.17%，有壓倒性優勢，為調查戶選擇的主體。從樣本類型來看，農戶側重于PE棚膜，而園區PE膜和EVA膜均占較大比重，選擇面更廣。
③取暖措施 調查表明（表5），種植戶均會采取一定的加溫措施，以采暖爐、地熱線和采光燈為主，3種措施結合進行。比較不同的樣本類型，3種主要措施中，園區側重于地熱線取暖，而農戶側重于采暖爐取暖。
2.3 品種選擇及成本分析
①育苗品種數量 調查表明（表6），49.50%的調查戶只育1個品種，22.77%的調查戶育2個品種，26.73%的調查戶會育3個品種，采用4個品種的非常少，平均育1.79個品種。從種植戶性質來看，園區偏向于1個或3個品種，農戶偏向于 1個品種；從種植對象來看，小型西瓜品種個數較多，1個、2種、3種平均分布，中型西瓜和薄皮甜瓜一般只育1個品種，厚皮甜瓜1個品種和3個品種各占50%。反映出種植戶為提高出苗率，豐富品種多樣性，會采取多個品種并行的策略。
②品種選擇種類 a.西甜瓜品種選擇。調查表明（表7），調查戶共種植西甜瓜品種30個。總體來看，中型西瓜品種華欣排在首位，占33.66%，小型西瓜品種超越夢想、L600和京穎排分別占29.70%、27.72%、9.90%。
從種植戶類型來看，園區偏向于小型西瓜品種和厚皮甜瓜品種，如超越夢想、一特白等；而農戶偏向于中型西瓜和小型西瓜品種，如華欣、超越夢想和L600。
b.砧木品種選擇。調查表明（表8），調查戶共選擇砧木品種17個。總體來看，散籽南瓜是最主流的砧木品種，占54.88%；京欣砧4號占29.27%，京欣砧2號占15.85%，雪鐵王子占9.76%，其余砧木品種所占比例很小。從種植對象來看，小型西瓜主要選擇京欣砧4號作砧木，其次是散籽南瓜；中型西瓜及薄皮甜瓜砧木均以散籽南瓜為主；厚皮甜瓜砧木則全部選擇散籽南瓜。
③種子成本 調查表明（表9），調查戶的種子費用波動幅度很大，去掉極端值后得到其平均每667 m2種子費用為336.56元。從種植戶類型來看，園區種子成本高于農戶；從種植對象來看，甜瓜種子成本高于西瓜，小型西瓜種子成本明顯高于中型西瓜，薄皮甜瓜種子成本高于厚皮甜瓜。
2.4 育苗與嫁接方式分析
①育苗方式分析 調查表明（表10），綜合來看，大多調查戶會采用營養缽育苗，其次為穴盤育苗；從種植戶類型來看，農戶以營養缽育苗為主，配合使用穴盤育苗、育苗塊育苗，而園區則營養缽育苗和穴盤育苗結合進行，不采用其他育苗方式。
②嫁接方式分析 a.嫁接方法。綜合來看，81.32%的調查戶采用貼接法，13.19%的調查戶采用靠接法；不管是農戶還是園區均以貼接法為主。從種植對象來看，西瓜以貼接為主，零星采用其他嫁接方式，而甜瓜則全部采用貼接方式（表11）。
b.嫁接生理苗齡。調查戶所育西甜瓜的平均嫁接生理苗齡為15.12 d，其中甜瓜的嫁接生理苗齡明顯高于西瓜（表12）。
2.5 育苗過程中施肥、施藥情況分析
①葉面肥施用情況 在育苗階段，34.04%的調查戶會采用葉面肥，其中農戶使用葉面肥的比例遠高于園區，中型西瓜使用葉面肥的比例高于小型西瓜，甜瓜使用葉面肥的比例高于西瓜（表13）。調查戶一般使用磷酸二氫鉀作為葉面肥。
②施藥情況 在育苗階段，53.47%的調查戶會選擇施藥以防治病蟲害，其中，園區施藥比例高于農戶，甜瓜施藥比例高于西瓜（表13）。在農藥品種上，主要使用百菌清、多菌靈、苗床凈（吡蟲啉）、普力克（霜霉威）等品牌農藥，購買渠道主要是種子店、農資店和連鎖店等。進一步對施藥情況進行深入分析，種植戶一般在育苗期間會施藥1.37次，80.49%的種植戶只施1次藥，9.76%的種植戶施2次藥，7.32%的種植戶施3次藥，施藥次數超過3次的僅占2.44%。
2.6 倒苗苗齡及次數分析
調查結果表明（表14），調查戶平均倒苗苗齡為18.68 d，其中農戶的倒苗苗齡明顯高于園區；西瓜倒苗苗齡大于甜瓜，中型西瓜>小型西瓜，厚皮甜瓜>薄皮甜瓜。
進一步調查倒苗次數發現，調查戶倒苗次數范圍為1～3次，平均倒苗1.37次。總體來看，大多數調查戶倒苗1次；從種植戶類型來看，農戶多倒苗1次，而園區以倒苗3次居多；從種植對象來看，西瓜倒苗1次居多，而薄皮甜瓜倒苗1次和2次各為50%，厚皮甜瓜倒苗2次和3次各占50%。
3 產業問題與分析
3.1 優良砧木品種應用率低，品種更新換代慢
調查中發現，北京地區尤其是西瓜嫁接砧木仍然使用20世紀80年代日本選育的新土佐類型，且市場上砧木品種雜亂，例如選用散籽南瓜作砧木比例達54.88%，而一些質量佳的砧木品種如京欣砧4號、京欣砧2號等的應用比例卻較低，說明北京地區西甜瓜砧木品種更新換代速度較慢，不適應西甜瓜產業發展需求，應加強砧木品種的研發力度和推廣力度，尤其是專用抗病砧木品種的選育和推廣。
3.2 集約化育苗水平低，生產投入成本高
北京市西甜瓜種植戶的種苗來源渠道主要有2個，一是自己育苗，二是外購種苗。86.99%的樣本戶選擇了自己育苗，13.01%的樣本戶選擇了外購種苗。通過調研，總結農戶不買苗的主要原因是苗質量不好、價格太高和供應時間與種植時間不一致。
3.3 種子處理技術應用少，育苗標準化程度低
當前在市場上銷售的西甜瓜種子基本未進行種子處理或包衣，少部分種子即使進行過種子處理，育苗時也存在嫁接效率低、猝倒病普遍發生等問題；另外，商品苗還存在以次充好、大小不齊、帶菌、價格較高等問題；集約化育苗規范和商品苗標準不統一。
4 產業發展建議
4.1 加快專用砧木品種的選育
不同品種西甜瓜對砧木要求不同，因此應根據西甜瓜的品種類型和栽培需求選育專用品種。除了抗枯萎病外，還應重點選育抗根腐病、根結線蟲病等的專用砧木。
4.2 推進健康種子處理技術的研究
健康種子是獲得健康嫁接苗的前提。當前北京市西甜瓜產業應建立規范的健康種子生產技術體系，為嫁接苗生產提供健康種子；同時應加強簡易種子處理技術的示范推廣，提高砧木種子的發芽率和發芽勢。
4.3 改善育苗設施，提高機械化水平
改善現有育苗條件，實現育苗棚溫濕度的自動調控；研發集約化育苗技術，建立大型的集約化育苗場，降低育苗成本；開展嫁接育苗技術培訓，重點是溫濕度控制和貼接方法；加強小型機械的引進如嫁接機、播種機，提高機械化水平。
4.4 積極鼓勵集約化育苗生產
集約化育苗廠的建設是今后提高北京市西甜瓜生產“三率”（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的重要途徑。應從以下2個方面著手，一是加強集約化嫁接育苗生產技術、病蟲害防治技術和經營管理等內容的研究；二是制定適合北京地區西甜瓜嫁接苗集約化生產的育苗工廠設計規范、嫁接育苗技術標準、種苗生產管理輔助系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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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須知
1.1刊載中國考古學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論文、發掘與調查報告、書評、科技考古報告。《考古》還刊發考古簡訊及學術動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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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嚴守資料首發原則，不接受據未發資料撰寫的論文。
Abstract: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and the high music education's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has place of its equally good results from different methods, how to profit from 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the research technique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which the high music education's folk music collects folk songs, the exploration and the solution folk music collect folk songs faced with many questions, is this article 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field method, the introduction music education research area original intention.
關鍵詞:審美人類學 音樂教育 田野調查
Key words: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music education field investigates
【中圖分類號】J60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7069(2009)-09-0134-02
審美人類學是把美學與文化人類學結合起來的一門新興的學科,是未來美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該學科運用人類學的方法和概念系統來研究和闡釋美學問題和審美現象。它的最大特征是運用田野調查方法搜集實證材料,比較分析不同種族、民族在審美習慣、審美制度、傳統方面的區別與聯系,試圖發現它們的審美規律。
在高師音樂教育中,田野調查方法原意是民間音樂采風,它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社會實踐活動。它不僅可以擴大學生的音樂視野,提高學生對中國民間音樂的審美,培養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和科研創作能力,而且它還是挖掘民間音樂寶藏,使民間音樂精品得以繼承與發揚的重要手段。本文就審美人類學與音樂教育的田野采風方法進行比較,本著的原則,為高校音樂教育的田野采風注入更為豐富的學術內涵。
一、 審美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
(一) 田野調查的計劃
田野調查的計劃也稱為調查之前準備。田野調查的對象也就是研究項目的選題,首先制定提綱。在選題確定后才能制定調查的內容和地方,時間以及方案。調查對象也就是研究的“田野”,可以是任務、文化、地域考古、民俗風情、某一事件的始終等等作為對象來研究。
為了有目的、有內容的去實地考察而達到預期收獲,研究者必須首先是選擇研究的題目,比如在選題時要盡力去選擇研究領域中的空白題材,事先還要收集了解信息,要避免重復“撞車”,成為“后啟之見”。選擇有研究意義,有價值的項目。這就取決于研究者的理論水平。(選題的構思、獨特、新穎,要有現實意義等)然后確定調查對象,制定出調查的提綱和調查的手段(文字記錄、拍照、攝像、繪圖、測量等幾種),最后寫出具體的內容,制定調查計劃、日程、路線。根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準備必要物質工具。還應準備查閱資料的工作,即從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查閱與之相關的文字記載資料,對被研究對象有一概念上的了解,再進入開始實地的調查工作。根據調查對象內容而定。
其次是準備記錄的、拍照片的、攝像收集的設備,經費等準備。如果準備工作不充分,匆忙奔赴到目的地,無法記錄下現狀、實況,得不到全面的采樣就會影響調查的質量。
(二) 田野調查的技術方法手段
田野調查技術或稱手段。比如:以最基本的文字記錄為必不可少,文字記錄要尊重原人、原事、原意的真實,記錄中不得加如調查者的主觀的分析結論,只能是原始記錄,其次是用拍照或攝像,繪圖,測量等,記錄下原始證據。
(三) 田野調查的方法類型
1、 調查:不能去的地方,信函調查。
2、 問卷式調查:設計需要提出的什么問題。
3、 填表式調查:設計表格填寫調查內容。
4、 觀察式調查:直接觀察、居住體驗法。
5、 數據式調查:統計分析法。
6、 群體訪問式調查:“會議提問”實驗法。
7、 個別訪問式調查:個案調查(個人為對象)。
8、 抽樣式調查:幾百人以上的百分比。
9、 相對比較法式:非主觀意識的比較,而是以原始材料比較法。
10、綜合調查法:宏觀調查法。
(四) 田野調查的內容
田野調查的內容首先要根據調查對象而定,不同的對象,調查的內容有所不同,對所調查的歷史、現狀、存在的問題,三大類進行調查。包括傳統文化、歷史、人物、事件、現象等。
精神文化:包括、傳統文化、民間神話傳說、說唱藝術等。
物質文化:勞動生產工具、建筑工藝、金屬冶煉、加工藝術、雕刻、塑雕等等。
民俗文化:民間音樂、舞蹈、服飾、婚俗風情、喪葬文化等。男性專題、女性專題、審美觀等等。
自然科學文化:科技、天文、歷算、醫學。
生態環境――高原植物、野生動物、金、銀礦產資源。
(五) 田野調查的成果形式
1、田野調查報告:在整理收集記錄資料、數據、表格后,綜合的分析實地調查資料。這是很重要的后期工作,編寫調查報告的重點是尊重原意。如實編寫紀錄,不得隨意加入調查者個人的理解,不加作者個人的分析觀點,解釋和結論。客觀的反映現象、歷史和存在的問題。作為歷史檔案存檔的重要依據。
對所調查的資料按歷史發展、現狀、存在的問題進行文字規范整理。如實的記載調查原始資料應尊重人物、事件、對象的原文、原件和原意的原始記錄。如實寫出報導文、調查報告。并注明調查地點、調查時間、報告人。
2、研究報告:在以上整理、編寫調查報告的基礎上,對當前存在的問題提出看法、分析原因、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措施和研究的對策,這就是研究報告。即在對所調查對象的歷史、發展、現狀、存在問題依據上,提出研究綜合分析建議和對策,作為學術論證報告。給相關部門提供決策的參考依據,也就是綜合分析田野調查中所獲得的資料,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編寫調研報告的目的并非簡單地描述調查的見聞,而是對調查資料的解釋,分析出可靠性結論。研究報告的質量高低取決于調查工作者的理論水平、政策水平、知識面、寫作水平對資料的分析、組織能力。
二、音樂教育的民間采風方法
(一)采風前的準備工作
為了采風活動能順利開展,在采風前必須做好周祥的準備工作。第一,確定采風的內容,選擇好采風地點。民間音樂采風可以選擇不同音樂類型,如民歌、器樂、歌舞音樂、說唱音樂等。確定類型后還可以選擇不同的側重點,例如在民歌采風中還可以選擇多聲部民歌為采風重點。當然,在時間和精力允許的情況下,也可以進行多種音樂類型的采風。如民歌和器樂共同采集。采風內容確定之后,便可按此內容來選擇合適的采風地點。這時需要查閱大量與采風內容相關的資料,了解并熟悉這些資料。這將有助于采風地點的準確選擇和采風工作的順利開展。第二,與采風地有關方面事先取得聯系,爭取對方有關人員的支持與配合。這有助于正確安排采風時間和采風路線。因為有些地區只在特定地點、特定時間內才舉行當地特色音樂活動。例如:壯族的歌墟節分別在1月15日、3月3日和4月8日才舉行。第三,要制定采風計劃。它包括:采風的目的、任務、內容、地點、時間以及參加采風的學生人數、帶隊教師的安排、經費與經費來源、采風的行程安排等。制訂一份具體可行的采風計劃,可引導采風工作有步驟、有次序地開展。第四,在采風前要準備好錄音機、照相機、攝像機等器材。采風過程中音樂資料的記錄非常重要,單靠耳聽手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用錄音機錄下歌手、樂手當時演唱、演奏的音響;用照相機拍下音樂活動的表演場面,演唱、演奏者的姿態和民族樂器的形狀等;用攝像機有聲音有動作地記錄下音樂活動表演的全過程。
(二)實地采風工作
到了目的地,與事先聯系好的有關單位人員接上頭后,采風工作便可以全面開展了。在實地采風過程中,經常采用與當地民間藝人、文藝團體的歌手、樂手談話訪問的方法以及親身參與正在進行的當地特色民間音樂活動的方法來采集資料。
采用談話訪問時,應邀請一些熟悉當地特色音樂的民間藝人、歌手或樂手進行座談或者個別訪談。在談話過程中要耐心地詢問、觀察和啟發對方,要消除對方的各種顧慮與拘束。語言要通俗易懂,語氣要平易近人,盡量營造出自然輕松、和諧的談話氣氛。同時要邊談邊做筆記,對方的表演也要當場錄音、照相和錄像。
采用親身參與音樂活動的方法,應深入民間音樂活動現場,參與活動,親身體驗和感受當地民間音樂的特征。并且做仔細的觀察與記錄。具體操作時可以分工進行。錄音、拍照、觀察記錄、參與活動等工作可指定學生分別完成。在音樂活動結束后,還可以對表演者進行專門采訪。
在整個采風過程中,要指導學生盡量完整、準確地記錄資料。第一,及時做好盡可能詳盡的現場筆記。每次采風工作結束后要盡快整理現場筆記,以便發現遺漏,及時補充。第二,做好采風日記,對當天的工作進度、遇到的問題加以記錄、分析,為下一天的工作做好準備。第三,錄音拍攝要完整、清晰。錄音、拍攝所獲得的音像資料需及時整理,并注上文字說明。另外,對當地的一些特色樂器、民間樂譜、唱本等也可適量購買做為實物資料保存。
采風是一件繁瑣、細致、復雜的工作,在整個采風過程中,只有按計劃有條不紊、仔細認真的做好各個環節的工作,才能確保采風活動的順利完成。
(三)采風后的成果展示及經驗總結
采風后的成果展示與經驗總結是高師音樂采風活動中必不可少的最后環節。成果展示可分為展覽與音樂會兩個部分。在舉辦成果展示前,應組織學生開展座談會,談談采風的心得體會與經驗總結。同時要布置學生整理挑選出展覽用的采風資料,如照片、樂譜、錄像片、特色樂器、采風日記、采風心得等。并且對采集來的民間曲調、歌謠進行創作與改編,排練成聲樂、器樂節目,在采風創作音樂會上進行表演。最后,將本次采風活動中取得的成績、好的經驗,以及存在的薄弱環節和需注意的事項做書面總結,以利于對下次采風活動的指導,達到提高采風質量的目的。
三、兩者之間的比較
從田野調查方法的形式來看,審美人類學和音樂教育的田野方法形式基本相同,都是經過調查前的準備工作、實地調查工作、調查后的成果展示及總結研究。調查對象都是一些偏遠的少數民族民風民俗。所不同的是,音樂教育的田野調查注重于民間音樂的采風,包括原生態的歌民間器樂,民間舞蹈,說唱音樂等,它側重于音樂形式的調查與研究。單一的采風形式使得其內容缺乏很多學術內涵。而審美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在調查前準備、技術方法、方法類型內容較之民間音樂采風更系統、更細致之外,它更注重成果的要求,即不僅寫田野調查報告,而且要撰寫研究論文,其中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
四、 結論
縱觀審美人類學和音樂教育的田野調查方法比較,筆者作為高師音樂教育工作者之一,感到審美人類學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會給當前高師音樂民間音樂采風帶來注重實學的研究風氣,并且給采風工作帶來更豐富的學術內涵。尋找更多學術途徑,利用更多采風方法,通過更加多維的視角,以探索和解決高師音樂教育改革面臨的諸多問題。就目前而言,倡導和借鑒審美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對于高師民間音樂采風不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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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實踐，歷史教學，廈門大學歷史系，田野調查
[中圖分類號]K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57—6241（2012）20—0055—06
當代大學的歷史課堂教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構成了當今歷史教學的核心與主體。但實踐特別是野外實踐環節較少，一些不足顯而易見。比如：課堂教學中一般是老師唱主角，注重知識的傳授，學生的主動性與技能培養不夠；教學主要是在校園之內進行，查閱資料也基本限于圖書館，偶爾會擴展到博物館、檔案館等地，且除館藏文獻之外，對于其他場所、類型的材料比較忽視；小論文的寫作不少是學生個人的應急之作，很少經過討論、爭論或修改；一些走出校園的所謂考察，不少實際是去古跡景點參觀，動眼多、動手少，觀賞多、思考少；一些史學方法的課程實際是史學方法論，或形而上學，或比較籠統，操作與實踐性較差。這些現象當然不僅僅存在于歷史的課程教學，其他學科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現，有的還更為嚴重。教育部有文件指出：
……實踐育人特別是實踐教學依然是高校人才培養中的薄弱環節，與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要求還有差距。要切實改變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傳授輕能力培養的觀念……以強化實踐教學有關要求為重點，以創新實踐育人方法途徑為基礎，以加強實踐育人基地建設為依托，以加大實踐育人經費投入為保障……努力推動高校實踐育人工作取得新成效、開創新局面。
近年來，廈門大學歷史系本科生的教學實踐進行了若干探索，其中田野調查實習取得了一定效果，主要表現在：從傳授知識到掌握技能，主角由老師變為學生；從書齋走向田野，由書面記載回到當年的歷史現場；從利用藏館文獻回到搜集各類文本，由注重文獻到兼顧儀式、訪談與傳說；從單打獨斗到協同合作，由個人思考到集體討論、分工協作以至修改統稿。從參觀到參與，由了解到理解，較好地將實踐與方法落到實處。
廈門大學歷史研究具有注重田野考察的悠久傳統，搜集利用各類材料尤其是民間文獻是其特色。中國社會經濟史學派的奠基人之一傅衣凌先生晚年回顧自己的治史經驗時講道：“我在研究歷史中，還有一種‘史料癖’，常常記住‘當人類沉默時，石頭開始說話’。沒有史料，就沒有發言權。”可是正史、政書這些史料多半涉及“公經濟”，較少記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所以必須另辟蹊徑來搜集史料，“方志、族譜、賬簿、契約都是研究歷史的很好史料”。這些民間文獻值得重視，而走出書齋接觸社會、進行社會調查，“把活材料與死文字兩者結合起來……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契約文書）證史”，才能把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推向前進翻。這一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的傳統，在其后繼者中得到了繼承與發揚。這在教學方面則表現為，廈大歷史系的本科生在田野實習方面得到的探索與提高。
一、田野實習介紹與分析
在例行的課堂教學與相應實習之外，這種綜合的、集體的課外實習一般放在第三學年進行，主要的考慮是：三年級本科生經過此前的學習與課堂訓練，已經掌握了一定的歷史知識與理論方法，具有進行初步研究的一些基礎；另一方面，三年級開始，大量的選修課開設，課程的教學更加專門化與縱深化。從專題來看更具體，而從技能與知識層面來看則更加綜合與全面。三年級的學年論文是四年級畢業論文的前奏與序曲，需要加強研究技能方面的訓練。限于經費等條件，在田野的實習一般是兩周左右時間，但出發之前在學校有準備工作，讓學生初步掌握考察地點的自然、人文以及基本館藏史料。整個考察實習由班主任老師帶隊，其他三至五名對于調查區域比較熟悉的教師親臨指導，同吃同住。返校后各實習小組分頭撰寫考察報告，集體討論寫成初稿，然后分頭修改，最后統稿。一般有幾個月，這樣時間就比較充裕。最后由帶隊老師作序，匯輯而成一二十萬字的總報告，打印成冊，還以多媒體形式向全系老師匯報，接受評議。
如何選擇實習地點很重要，也很關鍵。如何選擇實習地點呢？2005年7月，2002級同學在江西省寧都縣田埠鄉東龍村田野實習。之所以選擇東龍村，指導教師饒偉新的解釋是：自己曾在那里做過一些田野調查，收集了相關的文獻資料，并結識了村里的一些干部和鄉親。此次調查活動的行前準備和行程安排，都得益于這些方面的熟悉關系，更主要是因為東龍村是一個非常合適、有“東西”可調查的村落：
其一，“東龍村有大量的歷史實物和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即傅衣凌先生所謂的‘死文字’或‘死材料’）”。該地的民居建筑、祠堂、社壇、寺廟庵塔、隘口圍寨等各類功能性建筑設施，其他如族譜、契約、碑刻等，在地方志、地名志及私人文集中都能找到相關的記載。
其二，“東龍村不僅有大量的文獻資料，還有豐富的‘活材料’‘活歷史’”。如帶有濃厚特色的生計方式、禮儀習俗等。
其三，“聚落比較集中，其方圓皆在步程肉眼之內。對于我們這類短期的和經費有限的實習活動”，組織安排方便，調查對象內容集中。
可見，在易于接洽實習之外，更重要的是范圍適中，且有大量的實物遺存、歷史文獻以及習俗儀式可供考察、調查、觀察與分析。
關鍵詞：近代鄉村 財產繼承 宗族
近代鄉村財產繼承習俗并未發生重要變化[1] ，這就為研究鄉村社會財產習俗與社會結構之間關系提供了很好的視角，海內外學者對近代鄉村財產繼承習俗作了許多區域性研究。[2] 本文試圖從一個比較角度對近代南北方鄉村財產繼承習俗與宗祧繼嗣及宗族社會之間關系作一探討，以期加深對鄉村財產制度與宗族社會的理解。
一、 南北方各地鄉村財產繼承形式
近代鄉村社會的財產繼承是以諸子均分為主要形式，諸子平等地繼承家庭財產。絕大多數地區財產繼 中并無嫡庶差別，如黑龍江的11個縣家庭財產分析均無嫡庶區別，僅見湖北漢陽、麻城兩縣及福建連城縣家庭析產中嫡庶有別，而且連城縣的此種現象發生在戚族主分條件下。[3] 諸子均分還可以通過下一代或妻子來實現，所謂“子承父業”、“婦承夫財”。[4] 而各地私生子參與諸子均分則以生父認領與社會承認為條件。[5]
諸子均分前，南北方各地有先抽提養膳田地、長子長孫田地等習俗。父母享有養膳田地的財產權，諸子不得主張變賣或均分。[6] 長子長孫田地亦稱長房田地，北方長子長孫田地繼承資格僅限于長子及長子所生長子，如山西臨縣“長子長孫地”限為“酌分給兄之子地若干畝”，主要是因為長子長孫有主持家族祭祀的責任，如萬全縣“長子因祀祖先之義務，較次子有稍能多得者”[7] ，有的地方稱長子長孫田地為祀田，如陜西華陰縣“兄弟分產須為長房酌提田產以為奉祀之用，名曰祀田”。在南方大多數地區，其長子長孫田地主要表現對血脈相續的重視，湖北鄉村社會的初生子即承重的長子，而不論其妻生妾出，均可享有長房田。長孫也并不限于長子所生之長子，而是諸子中最先所生之長孫，江西萍鄉家庭長孫田就是“給予諸子中最先所生之長孫”。而且南方大多數地區的長房田并不具有祀田名目，長子長孫并沒有主持家族祭祀責任，安徽貴池的長孫田就是長孫婚娶教養等費。[8]
當然，大多數地方的長子長孫田地所占比例極小，如福建順昌等縣長房田地約占家庭財產的百分之一左右[9] ， 普通農家的長子長孫田地大多僅具有象征意義。而且近代鄉村社會的貧困化使許多地方的長子長孫繼承特權趨于消亡，在河北昌黎縣侯家營和山東歷城縣冷水溝莊的一些家庭財產分析繼承中，諸子均分極為徹底，已經不再作其它財產分析安排。[10]
30年代的風俗調查顯示，鄉村婦女普遍未能享有財產繼承權。[11] 滿鐵華北調查也顯示，“女子除結婚費之外，原則上不參與家產分析”。[12] 在珠江三角洲鄉村出現了極個別的自梳女繼承家產案例，但這也是非常罕見的現象，并不能構成一種普遍的習俗制度。[13] 雖然黑龍江一些地方親女有絕戶（沒有男性繼承人的家庭）財產繼承權，大多數地方親女并不能完全繼承絕戶財產，如黑龍江泰來縣、甘肅東樂縣、熱河承德、湖北竹山等縣親女均不能繼承全部絕戶財產，黑龍江通北縣、河北清苑縣甚至拒絕親女的絕產繼承權。[14]
婦女可以終身享有奩產管理權和收益權，夫家不能占有奩產，改嫁婦女甚至可以隨身帶走奩田，沅陵縣將奩產稱之為女戶田。[15] 浙江宣平縣奩產為婦女死后祭產，但大多數地方奩產在婦女死后仍歸娘家所有，陜西西鄉縣、安徽貴池縣 “如女死亡，其產業仍歸娘室”。婦女并沒有奩產的最終處理權，也并非奩產的繼承者，僅有外孫享有奩產繼承權，江蘇松江縣、福建建陽縣均有外孫享有奩產繼承權習俗。[16]
無親子的財產繼承，大多數地方習俗上是在父系宗族（即宗親）中確立昭穆相當之人為繼承人，繼承宗祧及財產。一些地方，可以在同姓不宗范圍內確立繼承人，但一些地方則禁止在同姓不同宗范圍內確立繼承人。[17] 在同族或同姓范圍內立繼，有依親等順序在親支范圍內決定繼承人的應繼與以賢以愛選擇繼承人的擇繼區別，滿鐵華北調查顯示，親侄有繼承優勢，立繼多由“由家長兄弟的兒子（作為過繼子）繼承全部家產”。[18] 但在南方的許多地方，更強調依親等順序繼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習俗應繼享有完全財產繼承權，而擇繼必須分潤親支族人。[19]
一個嗣子子繼承兩個以上家庭宗祧的兼祧習俗在南北方均較為流行，直隸、陜西、山西等北方省份及南方湖北、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均有兼祧習俗，許多地方的兼祧習俗以生母推定繼承宗祧財產的人，所謂“各繼宗祧，各繼財產”，其兼祧制度在財產繼承方面類似于孫繼，實際上是由兼祧子所生之子繼承財產。并繼、關繼與并祧則是則是親族兩個以上繼子共同繼承絕嗣家庭宗祧和財產，此習俗在山西、河北、陜西、安徽等地方均有發現。[20]
異姓繼承以贅婿與外甥繼承為多。招贅婚多發生在無子有女家庭，南北方鄉村均存在，但贅婿繼承在北方尤為突出，如陜西就有11個縣報告有贅婿繼承習俗，陜西等地還盛行孀婦招贅繼承，相當多的縣報告有孀婦贅夫繼承財產習俗。贅婿繼承可分為三種情況：一種情況是贅婿并無宗祧繼嗣權，但可承受全部或部分財產，由其所生之子繼承宗祧，甘肅東樂縣、陜西保安縣、湖北通山縣等地贅婿承受所有財產，但不得承嗣，生子須從女姓以承祀。此種習俗實際上是以外孫為繼承主體，贅婿只是繼承了財產管理權，因而贅婿不得當賣財產，如甘肅平涼縣 “女家所有產業許贅婿管理，不許當賣，若有當賣情事，女族可以爭阻”。第二種情況是贅婿承受部分財產，另立一嗣子與贅婿均分財產，此種贅婿未取得宗祧繼嗣地位，不負責死后奉祀，僅負責妻家父母的生養死葬。第三種情況是以贅婿為繼承主體，亦即以贅婿為子，贅婿為子的前提多為女家乏嗣及其同宗無應繼之人，此種贅婿多須從妻家之姓、與妻家共同生活、負責妻家父母的生養死葬。此種贅婿等于異姓繼子，甘肅全省、陜西南鄭縣、略陽縣、福建政和縣、江蘇昆山縣享有完全財產繼承權的贅婿均屬贅婿為嗣，兼有異姓繼子身份。在一些地方，贅書實際上等同于繼書，甘肅全省、江蘇句容縣等地招贅婿為子時“寫立贅書為據，名為贅書，實與繼書無異”。[21]
外甥繼承是一種南北方均較為流行的外親繼承形式，陜西渭南縣外甥的繼承順序甚至高于同族侄輩，甘肅天水縣“可以外甥兼祧”。在南方，外甥繼承也相當普遍，安徽當涂等縣的外甥繼承順序僅次于同父周親，江西“無子孫可以承繼者，例得招外甥來舅家承祀宗祧，并得襲受其遺產”。 大多數南方地區僅認同外甥繼承權，而妻侄姨侄等并不具有繼承權。而在北方的許多地方，外甥繼承與內侄等姻親繼承聯系在一起，如山西臨縣、高平縣內侄外甥均可繼承，甘肅全省“得立兩姨及中表之子為子”。北方的姻親繼承還有隨娘子繼承形式，如山西、陜西等地死帶子（改姓繼嗣的隨娘子）即可繼承繼父財產。[22]
非親屬的異姓繼承流行于北方，南方閩南等地亦較盛行，非親屬的異姓繼承分為兩種情況，一種系以異姓為嗣的繼承關系，異姓構成繼嗣關系一般以自幼抱養的異姓子為條件，如山西山陰有“血布養子”習俗即抱養異姓他人初生之子為嗣，偏關、屯留等縣的抱子為嗣也與此相似。繼子關系一旦成立，其財產繼承權利不可剝奪。另一種為不構成繼嗣關系的異姓義子繼承關系，雖然義子與養父母并不構成宗祧繼承關系，但義子可以繼承部分家產財產，不過其對養父母家庭財產并不具有不可剝奪的繼承權利，而是由養父母酌給財產。[23]
可以看出，南北方鄉村社會均以諸子均分及同姓同族繼承為主要繼承形式，南北方鄉村財產繼承形式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姻親及異姓繼承方面，北方鄉村社會習俗對姻親及異姓繼承有較多的認同，雖然閩南等地對異姓繼承及贅婿繼承也有著較多的認同，但南方大多數地區僅僅認同外甥及外孫等外親繼承形式。不過，北方大多數地方姻親及異姓繼承的繼承順序也低于親族繼承，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某種特殊情況下的補充或權變繼承形式，如河南嵩縣等地只有在同宗無應繼者情況下才能招婿為子，河北清苑縣、高邑縣的異姓繼承也是以親族或同姓無相當繼承人為條件。[24] 而且即使在北方許多地方，異姓繼承大多須經親族許可，如陜西華陰等縣異姓嗣子須憑親族才能有財產繼承權。[25] 南北方鄉村社會財產繼承形式反映了以宗祧繼嗣為基礎的宗族社會財產繼承制度基本特點。
二、 南北方財產繼承習俗與宗祧繼嗣觀念
宗祧繼嗣觀念對鄉村財產繼承行為有著巨大影響，成為影響鄉村繼承習俗的核心文化觀念，在贛南，如果財產繼承違背了宗祧繼嗣觀念，“不但近房必出而相爭，雖無關系之族人亦皆不以為然”；在浙江麗水縣，違背宗祧繼嗣原則的立繼普遍受到強大的宗族社會壓力，“同族人等亦皆從而非議之，而無子者始雖不愿，終則因受輿論之影響，仍從公議”。[26]
陳其南十分重視宗祧繼嗣觀念對鄉村繼承習俗的影響，進而其分房理論認為漢人財產繼承關系就是每個兒子獨立繼承父親宗祧的繼嗣觀念展開。[27] 在國家政權及儒家正統文化影響下，南北方的宗祧繼嗣觀念及財產繼承習俗固然有其一致性一面，但國家法律及儒家正統文化并沒有規定一套某一簡單宗祧繼嗣觀念展開的財產繼承制度，鄉村社會財產繼承習俗也不能完全與國家法律或某一簡單宗祧繼嗣觀念保持一致，如許多地方有“禁止贅婿”并禁止贅婿繼承財產的習俗，有的地方又有贅婿為嗣繼承宗祧與財產習俗，而法律規定贅婿沒有宗祧繼承權，但允許招婿養老、并可以繼承部分財產；親女繼承絕戶財產也為清代法律所規定，一些地方親女有繼承部分財產的權利，而大多數地區并不認同親女的繼承主體地位。[28] 鄉村社會的財產繼承習俗是在與社會生活需要及宗祧繼嗣觀念互動中形成，并且受各地社會經濟與社會文化條件及宗族關系影響，其本身就具有多樣性特點。
其實，鄉村社會宗祧繼嗣觀念本身就具有民間性，其宗祧繼嗣觀念往往并不完全等同于儒家正統的宗祧繼嗣觀念。陳奕麟曾經對儒家正統的宗祧繼嗣觀念作過探討，他引用（宋）陳淳《北溪字義》對族人繼嗣“取其一氣脈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的解釋，認為宗祧繼嗣的根據是氣脈說。[29] 氣脈說以父子及族人之間的男系聯系為繼嗣依據，屬于正統的父系宗祧繼嗣觀念。但各地民間的宗祧繼嗣觀念往往并不完全以此為根據，許多地方的民間繼嗣觀念以血脈說為根據，認同外甥及外孫的宗祧繼嗣權，如陜西藍田扶風等縣以甥舅有血統關系，以甥為嗣“竟視與親生子無異，甚且有合戶歡迎，酌酒相賀者”；甘肅皋蘭縣“有以外甥承舅而同宗之人亦不爭者，蓋謂姊妹之子與昆弟之子相似，其血脈同出一本，較同宗之人或尤親也”。安徽當涂貴池等縣外甥 繼承順序僅次于同父周親，“蓋以外甥為其同胞姊妹所生，血統較為親密之故”。[30] 因而南北方各地普遍流行外甥及外孫繼承。
各地的宗祧繼嗣及財產繼承習俗形成也受各自的歷史文化及社會生活環境因素影響，民間繼嗣觀念存在著南北方的某些差異。北方社會表現以“宗”為其繼嗣特點，“宗”的繼嗣除了反映父子之間的世代連續性，還反映了兄弟分化的大宗與小宗區別。[31] 在繼承中區別長子與眾子是中國血緣宗法文化中的大宗小宗原則應有之義，在南北方宗祧繼嗣及財產繼承中均有其表現，如絕次不絕長、長子不出繼等習俗，黑龍江、奉天、熱河、河南、山東、山西、江西、湖南等地鄉村均能發現。[32] 但是，北方社會更強調長子的“大宗”地位。在華北的良鄉縣吳店村、昌黎縣侯家營、順義縣沙井村、山東省歷城縣冷水溝，象征著宗祧繼承的牌位、祖匣、家譜多歸長子繼承。[33] 長子繼承祖屋也是北方社會長子繼承特權，如陜西華陰縣“原有祖房恒為長子分得，故俗有長子不離祖之說”，山西興縣“惟長子務須居其原宅，故曰長子不離舊院”，《同官縣志》記載“長子不離老莊，次子不離馬房”。[34] 北方社會長子繼承牌位、祖匣、家譜及祖屋，被視為家族世系的“大宗”，有主持家族祭祀的責任。而南方社會則以“房”為其繼嗣特點，房不僅代表了父子間的世系連續，而且反映兄弟平等分化，獨立與父親構成世系聯系，強調每個兒子在繼承中的平等地位。[35]
南北方繼嗣觀念的差異還表現在嗣子義務方面。北方強調嗣子的送死責任，摔盆執幡即是獲得嗣子資格的一種憑證，可以得到財產繼承權。河北清苑縣、山西神池縣、山西臨晉縣、陜西渭南縣、甘肅全省等到地均有以頂盆者、摔盆者及執幡者為嗣子的習俗[36] ，在死者沒有親子或未立嗣子的情況下，喪禮中“有繼承資格者往往爭摔牢盆，以為取得繼承之根據”。[37] 即使摔盆或持幡者未能立為嗣子，因為他們履行了送死義務，也享有部分的財產繼承權，如山東東阿縣、臨朐縣摔盆或頂盆者不能繼承宗祧，也可繼承部分財產；黑龍江各縣承辦喪事及頂靈駕喪者均有遺產繼承權。[38] 北方各地習俗將人子送死義務與財產繼承緊密相聯，以致鄉村喪禮多有“爭繼奪幡，輒致相哄”[39] ，實際上就是以此爭奪財產繼承權。
北方鄉村社會雖然有長子以抽提祀田為名的長子田，但此種祀田常常徒具虛名，供奉血食并未成為嗣子的重要責任，在財產繼承方面出現了不立嗣子而由送葬者逕行繼承的情況，如華北地區，繼嗣奉祀觀念淡薄，河北省昌黎縣侯家營莊的農民甚至認為自己的死去親人并不需要祭祀，家庭中無子者死后無須立嗣子解決血食供奉問題，其財產由兄弟分析繼承，河北省昌黎縣侯家營和河北省欒城縣寺北柴村均有不為自己兄弟立嗣而逕行分析財產的案例。[40] 南方鄉村社會繼嗣觀念則以供奉血食為立嗣的重要原因，以奉祀宗祧為嗣子的重要責任，也是嗣子獲得財產繼承權的依據，強調財產繼承與供奉血食的聯系。南方許多地方流行死后立嗣，江蘇高淳縣死者無遺產，由親族為之積資并立繼供奉血食；湖北漢陽、浙江東陽、福建連城等縣為未婚夭亡者立繼， 繼子有供奉血食責任和繼承財產的權利。[41]
在鄉村社會財產繼承關系中，社會生活需要－宗祧繼嗣觀念－財產繼承習俗三者處在一種互動之中，而社會生活需要往往處于關鍵地位。中國親屬文化本身具有極大的包容性與擴展性[42] ，親不僅有血親、姻親關系，而且可以擴展到共同生活的非血親或非姻親關系，社會生活需要可以使此種共同生活的非宗親關系及非親屬關系虛擬為某種宗祧繼嗣關系，從而豐富了宗祧繼嗣觀念與財產繼承習俗的多樣性。在南北方鄉村財產繼承習俗中，異姓為嗣多以自幼抱養為條件，也是因為自幼抱養的異姓子有長期共同生活而具有親情紐帶。如陜西漢陰縣、浙江諸暨、山西偏關的異姓為嗣習俗強調“抱養異姓三歲以下之幼子者”，此種異姓子有完全財產繼承權。[43] 華琛在香港新界調查發現，乏嗣族人如果不能收養自己兄弟或堂兄弟的兒子，往往就從陌生人那里買下男孩繼承。華琛認為，人們這樣做是因為兄弟或同堂兄弟之子與自己具有較強的親情紐帶，抱養異姓子也可以通過長期共同生活建立親情紐帶，能夠保證繼子的忠誠及家庭財產的安全。[44] 斯圖柯德在華南地區田野調查時發現冥婚名義上為死去的兒子立繼，實際為自己立嗣孫作為繼承人，人們解釋立嗣孫是“害怕宗族的人欺騙并奪走自己的財產”，而嗣孫可以通過長期的共同生活建立親情紐帶。[45] 兼祧繼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具有親情紐帶的嗣孫作為繼承人。
一些以共同生活為基礎的非親屬關系并不虛擬為宗祧繼嗣關系，其財產繼承關系也可以成立。如許多地方的異姓子并沒有宗祧繼嗣權，但這并不妨礙長期共同生活的異姓子享有全部或部分財產繼承權。對于義子所生之子（即義孫），因為生長于家庭之中，各地習俗普遍認同為“自家人”，承認其與親孫一樣的地位與繼承權，河北各縣“若義孫則產于己家，雖義子所出，而情均天倫，固與親孫無殊也”。[46]
社會生活需要促使新的宗祧繼嗣觀念及財產繼承習俗產生，如同父同祖親關系歷來是鄉村社會互助的基本群體，在鄉村社會生活中有著重要作用，兼祧制度就是為了保證同父同祖親財產繼承權而產生的繼嗣及財產繼承習俗，“始于乾隆年間，前代無有”。[47] 人們甚至也會因為社會生活的迫切需要而不顧宗祧繼承原則，如許多地方留媳招夫并繼承財產，就是因為養親無人，寡媳承擔家計勞動，“實因本縣農村經濟使之然也”。[48] 在浙江吳興、安徽廣德等縣，因為革命后“戶丁稀少”，為了解決家庭勞動力和繼承人，于是民間興起“異姓承嗣辦法”。在閩南，異姓繼承普遍，就是因為當地房族爭奪激烈，人們普遍多立異姓繼子（即螟蛉子），以增強家庭及房族勢力。[49] 而且螟蛉子等承擔在海上貿易中冒險犯難的勾當，在以海外貿易為主要生存資源的閩南社會，螟蛉子往往掌握了家族盛衰命運。[50]
三、 南北方財產繼承習俗與宗族關系
以宗祧繼嗣為基礎的財產繼承習俗對家庭－宗族結構的再生與維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認為諸子均分制度下的兒子潛在財產權對于大家庭分裂有著決定性作用，“往往會使基本家庭從聯合家庭中分離出來”。[51] 近代習俗調查資料表明存在著此種兒子潛在財產權，如甘肅平涼縣、浙江義烏縣均有未分家析產的兒子“將家中財產書立約據，出賣與人”，其父母死亡后才投稅過糧管業。[52] 潛在財產權往往引起兄弟間沖突，滿鐵華北調查發現大家庭內兄弟之間常常會因為子女多寡、子女教育費支出、浪費金錢、懶惰等發生矛盾，“收入和支出常常敏銳地支配著他們的大腦，往往是妻子算賬而丈夫發言”。[53]
婦女奩產權也對家庭分裂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河北省順義縣沙井村，“妻子娘家帶來的財產屬于特有財產，與家產區別開來，自帶財產是與家產區別的私產，所謂‘貼己’，稱之為夫婦‘兩人的東西’”。[54] 由于奩產的存在，大家庭內部的一對新夫婦往往“構成了共同體”，“他們被賦予某種經濟獨立性和追求更大的獨立性”，于是“一個新家庭開始在家庭內部生長”，最終導致大家庭的分裂。[55]
諸子均分制度又造成了小農家庭之間的共業聯系，或是由于財產本身存在著物理上不能分割的情況，或是為了便于生產和生活，分析后的家庭之間往往存在著共同所有、共同使用的共同財產關系。在河北省寶坻縣，家產分析后，井、碾磨、車、采土場、家屋宅地、進出道路等為共有公產。在欒城縣寺北柴村，兄弟分家之后共有一部水車和大車、騾等現象較為普遍。[56] 家庭之間存在著共業關系使原來的大家庭關系并沒有完全斷裂，而再生出新的家族關系。當然，此種共業關系會隨著家庭經濟條件等因素變化而改變，具有暫時性特點，此種家族關系也并不是一種強大持久的宗族分支關系。
以宗祧繼嗣為合法依據的財產繼承習俗也規定了一個父系繼承的系統，宗族成員之間有著繼嗣及財產繼承方面的權力和義務，從而促進宗族關系的凝聚與宗族村落的成長。在促進宗族成長方面，南方養膳田作為祭產共業繼承習俗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在養膳田地繼承上，南北方習俗有所差別。在北方鄉村社會，養膳田的繼承仍然與養生送死有關，陜西藍田縣養膳地就是“父母生養死葬之業”，負責養生送死的兒子享有養膳田的繼承權。陜西扶風縣的養膳地是個例外，名為香火地，歸主持家族祭祀的長子繼承，實際上也大多用于生養死葬的開支。[57]
南方社會重視奉祀祖先，“蒸嘗視為孝子仁人最要之務”[58] ，抽提祭產為一項重要社會習俗。富有家庭的父母亡故后，養膳田往往成為共同繼承的祭產。雖然由于近代鄉村財富向城鎮的轉移、鄉村貧困化及新文化對祖先崇拜的沖擊，養膳田抽提祭產甚少發生，但近代習俗調查資料及方志均有此習俗記載，如福建浦城“父母養膳約占諸子分產之半數，父母亡故，即以為祭產”；江西橫峰縣養膳田，“如父母均故，則撥作父母祀產居多”。[59] 宜北縣家庭析產，“抽存一部分父母猶存作為養老田，歿后作為祭田”。[60] 與此同時，在四川等南方地區，與北方長子繼承祖宅習俗不同，有“分爨時除留祖宅”作為共同財產的繼承習俗。[61]
此種祭產、祖屋的繼承為家族共同繼承，成為宗族凝聚的物質基礎，也是宗族關系成長的基點，中江縣的風俗調查說： “兄弟析產分居各為一家，遺產多者則留一份為蒸嘗，共占蒸嘗者則分別為宗族，其無產或遺產少者則各隨生活而人他適，有家制而無族制者多矣”。[62] 南方鄉村土地關系的一個很大特點就是有共同繼承的祖先祭產較多，“諸族各有祭田，其祖宗遺下以備祭祀者為血食”[63] ，其中許多祖先祭產就是由養膳田轉化為祭產。共同繼承祖先祭產的子孫 “不論族服疏遠”均可參加集體祖先祭祀活動，“皆設有祭銀、祭田以贍其祀”；[64] 同時共同祭產可用于宗族的贍濟助學及公共事務開支，“子孫貧者因得分惠，而資以振之”[65] ，從而構成了宗族生長的物質基礎。
在弗里德曼的中國宗族分支理論中，公產是宗族分支與凝聚的關鍵，擁有公產的“小族支會不斷成長，成為一個大而繁榮的合作單位”。[66] 近代鄉村財產習俗調查資料可以對弗里德曼理論作一個補充：這種帶來宗族分支與凝聚的最早公產主要就是養膳田轉化而來的祭產和祖屋，由于其共同繼承特性而促進宗族關系的凝聚，密切聯系的宗族群體因此而成長。
北方社會的養膳田主要用于生養死葬，剩余也多由家庭繼承，缺乏共同繼承的祭祀公產；而長子長孫田及香火地等屬家庭私產，且早已失去了祭田的意義，臨縣長子長孫田“初不知為主廟祭而設”，興縣“析產者亦撥長子、長孫田，然不知其為祭設也”。[67] 于是造成了祖先祭祀的缺乏，一般人民的祭祀活動，“祭品不必備物，視農家所恒有者，儀文簡略”。[68] 缺乏祖先崇拜缺乏宗族公產物質基礎，祖先崇拜淡薄，“村民自祖以上名字皆不能知，安望其潔蠲奉奉祀處”[69] ，鄉村社會祠堂稀少，北方宗族關系就會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南方社會恰好與此相反，養膳田轉化為祭產，祭祖活動又強化了人們的祖先崇拜文化心理，宗族祭產不斷積累、合并與擴大，鄉村社會普遍出現大規模的祠堂公產，進一步強化了宗族關系。
財產繼承習俗與宗族關系也是處在相互作用之中。在鄉村財產繼承過程中，宗族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一些地方，析產分家的中人是親族與外親、鄉鄰的結合，如高邑縣家長分產時，需要“約同家族長輩或鄉鄰中洞達事理者”均分財產。[70] 在許多地方，中人就是宗族勢力，如黑龍江各縣分析財產“由主持家務者召請親族公同議定”。而且族長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如清苑縣“凡同族遇有繼承分居事項，須有族長議定繼承，書立繼單”。[71] 特別是在非親子繼承的財產繼承或爭議較大的親子財產繼承中，習俗上往往由族長代立分書，族長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家庭父權與宗族構成了一種相互制約關系，宗族主要依據宗祧繼嗣原則制約家庭父權的財產繼承安排，在欒城縣寺北柴村，“假如父親的遺囑不公，本門親長或族長可以改變”。[72] 在山東聊城、山西新絳縣、浙江富陽縣，贅婿繼嗣并繼承女家財產均須經宗族同意。[73] 尤其是在南方宗族關系強大的地方，家庭父權作出違背宗祧繼嗣原則的特殊財產繼承安排，須經親族或宗族認可方能生效；[74] 非親子的立繼繼承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宗族勢力的操縱與影響，各地宗族均有不得異姓亂宗規定， 1934年的武昌張氏宗譜“凡例”規定：“倘溺愛異姓而不擇立本宗者，須由同族將其產業捐入祖祠，以作祭業，而除其名，永不入譜”。[75] 異姓財產繼承人往往面對著宗族勢力的強大壓力，難于在村落宗族立足，如湖南長沙、湘潭、衡山、湘鄉等縣，養父母去世后，“義子非遭嫡庶子之苛待，即遭親屬之干涉，其或奪其財產而逐之”。[76] 四川蓬溪縣的抱子多為“各族屬輕視欺凌”。[77]
一般說來，宗族關系強大的地方，其財產繼承中的宗祧繼嗣原則就更為嚴格，而且更多地照顧親族及宗族的利益，如湖南、湖北各地擇繼有分潤親族的習俗，“未立各人亦各分給若干財產”。當然，鄉村宗族社會畢竟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家庭父權仍然是影響財產繼承的基本權力，宗族有時也會與家庭父權達成某種妥協，如江蘇句容縣贅婿繼承的家庭“須納資于祠，其婿即可登譜頂門，享有被繼承人一切之權利”。[78] 但更多的南方宗族并不會因金錢出賣宗祧繼嗣權，而是承認異姓子的家庭財產繼承權，并不承認他們具有宗族的正式譜系地位，而是將異姓子列入非正式的譜系或是有區別地列入譜系之中，湖南長沙、瀏陽等縣宗族將異姓子列入副譜或零譜，江蘇武進、浙江諸暨、福建建陽等縣宗族是在譜系中標明義子繼子撫子螟子等字樣，或者是在譜系中“親生子則朱線，買養子則用藍線”，或者是在譜系中分內外行以容納異姓子。[79] 以此方法將他們區別于宗族，同時又將他們納于宗族生活共同體之中。
而在一些宗族關系薄弱的地區，宗族關系還不能構成強大約束力，家庭父權在立繼方面就存在著更大的自主性，財產繼承習俗中的擇繼、贅婿繼承、異姓繼承等就會較多，北方鄉村許多較多的擇繼、贅婿繼承、異姓繼承與宗族關系較弱有關，如陜西藍田縣當地“人民大半不立宗祠，不修家乘”，異姓繼承較多，“并無戶族以異姓亂宗名義出而理論”。[80] 可以認為，南北方宗族關系強弱差異是造成南北方財產繼承習俗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
注釋
[1] 仁井田陞 ：《中國 農村家族》，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第126頁。
[2] 仁井田升《中國 農村家族》主要以華北滿鐵調查為基礎研究中國鄉村家族社會，其中涉及到近代華北鄉村財產繼承習俗問題；沃爾夫、黃介山的著作（Arthur P.Wolf and Chieh-shan Huang，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1845-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0）以田野調查材料及戶口登記材料為基礎研究臺灣三峽地區婚姻與收養制度，其中涉及到過繼子與財產繼承等問題；斯圖柯德的著作（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9）以田野調查資料為基礎研究近代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問題，其中涉及到女子的宗祧地位和財產繼承權問題。華琛的論文（James L. Watson，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Man，Vol.10，No.2(June 1975) ，293-306.）則對香港新界的過繼習俗作了研究。拙作《近代長江中游家族財產習俗制度述論》（《中國社會經濟研究》2001年第1期）也對長江中游鄉村社會財產繼承習俗作了一些探討。
[3] 司法行政部編：《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以下簡稱《調查報告錄》）（二），1930年，第1317-1360、1368、1572－1573頁。
[4] 河北欒城縣寺北柴村的調查，見仁井田陞 ：《中國 農村家族》，第124頁。
[5] 《調查報告錄》（二），第1374、1580－1583頁。
[6] 《調查報告錄》（二），第1296、1676、1517頁。
[7] 《萬全縣志》（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書目文獻出版社，第222頁。
[8] 《調查報告錄》（二），第1446、1754、1638、1654、1669、1514、1488頁。
[9] 《調查報告錄》（二），第1572－1573、1579－1580頁。
[10] 仁井田陞 ：《中國 農村家族》，第107－108頁。
[11] 《射洪縣風俗調查綱要表》，《蓬溪縣風俗調查綱要》，《四川省各縣呈報風俗調查綱要》，第一冊，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第二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二檔）：十二（6）全宗18268卷；《新寧縣風俗調查報告》（1948年），湖南省檔案館33－1－270卷；《博野縣風俗調查綱要》，《河北省各縣呈報風俗調查綱要》，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二檔：十二（6）全宗18266卷；《利津縣風俗調查綱要》，《山東省各縣呈報風俗調查綱要》，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二檔：十二全宗18257卷。
[12] 仁井田陞 ：《中國 農村家族》，第125頁。
[13] 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o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p78，p84。
[14] 《調查報告錄》（二），第1363、1789、1807、1658、1361、1298頁。
[15] 《 沅陵縣志》（清光緒二十八年刻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第609頁。
[16] 《調查報告錄》（二），第1535－1536、1741、953、343、1078－1079頁。
[17] 在湖北，漢陽等7縣準立同姓不宗之人為繼，在麻城等2縣則不得立同姓不宗之人為繼，見《調查報告錄》（二），第1626、1655頁。
[18] 仁井田 ：《中國 農村家族》，第126頁。
[19] 《調查報告錄》（二），第1639、1659、1685、1693-1694頁。
[20] 《調查報告錄》（二），第1705、1750－1751、1812、1481、1492、1522、1421、1297、1764、1497、1486頁。
[21] 《調查報告錄》（二），第1703-1747、1789、1713、1644、1785、1376、1659、1807、1770、1727、1704－1705、1569－1570、1462、1770、1466頁。
[22] 《調查報告錄》（二），第1743、1797、1476、1500、1447、1453、1771、1436-1454、1724-1730頁。
[23] 《調查報告錄》（二），第1458、1749－1750、1763、1589、1753、1765、1374－1375、1794、1473、1597－1598頁。
[24] 《調查報告錄》（二），第1375、1298頁；《高邑縣志》（民國三十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第110－111頁。
[25] 《調查報告錄》（二），第1721頁。
[26] 《調查報告錄》（二），第1500、1549頁。
[27] 陳其南：《家族與社會 －臺灣與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理念》，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第151－158頁。
[28] 《調查報告錄》（二），第1488、1380、1375－1376頁。
[29] 陳奕麟：《由‘土著觀點’探討漢人親屬關系和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81期，民國85年春季。
[30] 《調查報告錄》（二），第1706、1784、1476頁。
[31] 石磊以華北地區為例說明“宗”的繼嗣特點，石磊：《房與宗：兩種不同結構類型的漢人繼嗣體系》，陳奇祿院士七秩榮慶委員會：《陳奇祿院士七秩榮慶論文集》，1992年。
[32] 《調查報告錄》（二），第1316－1363、1310、1808、1387、1400、1427、1441、1454、1513、1514、1693頁。
[33] 仁井田陞 ：《中國 農村家族》，第136－137 頁。
[34] 《調查報告錄》（二），第1754頁；《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簡稱《調查報告錄》）（一），司法行政部編，1930年印本， 300頁；《同官縣志》（民國三十三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西北卷），第69頁。四川綿陽有“多有宗子分老宅習慣”（《四川省綿陽縣風俗調查綱要》，二檔：十二（6）全宗，18269卷），綿陽地區與陜西、甘肅交界相鄰，疑為陜西移民習俗。
[35] 陳其南以華南地區為例總結了房的繼嗣特點，陳其南：《家族與社會 －臺灣與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理念》，第131－136頁。
[36] 《調查報告錄》（二），第1297、1422、1444、1722、1770頁。
[37] 河南開封“率牢盆”等見《調查報告錄》（二），第1381－1382頁；山東東阿縣“摔漏盆” 見《調查報告錄》（二），第1394頁。
[38] 《調查報告錄》（二），第1394、1402、1318－1372頁。
[39] 《玉田縣志》（清光緒十五年刻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第242頁。
[40] 仁井田陞 ：《中國 農村家族》，第177－178、114頁。
[41] 《調查報告錄》（二），第1463－1464、1634、1556－1558、1575頁。
[42] 陳奕麟：《由“土著觀點”探討漢人親屬關系和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81期，1996年春。
[43] 《調查報告錄》（二），第1743、1748、1567、1452頁。
[44] James L. Watson，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Man，pp298-302.
[45] 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 p96.
[46] 《調查報告錄》（二），第1378頁。
[47] 黃安《灄水吳氏宗譜》，卷首，凡例，1936年印本。
[48] 《洪雅縣風俗調查表》：《四川省各縣呈報風俗調查綱要》，第一冊，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檔：十二（6）全宗18268卷。
[49] 《調查報告錄》（二），第1554－1555、1479、1594頁。
[50] 陳支平：《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154頁。
[51] 弗里德曼：《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劉曉春譯，王銘銘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頁。
[52] 《調查報告錄》（二），第1260、1037頁。
[53] 仁井田陞 ：《中國 農村家族》，第224、104頁。
[54] 仁井田陞 ：《中國 農村家族》，第126－127頁。
[55] Maurice Freedman:Ritual Aspects of Chinese Kinship and Marriage，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edited by Maurice Freedma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82.
[56] 仁井田陞 ：《中國 農村家族》，第 137－139頁。
[57] 《調查報告錄》（二），第1730、1737頁。
[58] 《桂平縣志》（民國九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下），第1051頁。
[59] 《調查報告錄》（二），第 1597－1598、1517頁。
[60] 《宜北縣志》（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下），第934頁。
[61] 《中江縣新志》（道光十九年刻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西南卷上），第120頁。
[62] 《中江縣風俗調查綱要》，《四川省各縣呈報風俗調查綱要》，第一冊，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檔：十二（6）全宗18268卷。
[63] 《會昌縣志》（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中），第1169－1170頁。
[64] 《新化縣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第601頁。
[65] 《藍山縣志》（民國二十一年刻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第590頁。
[66] Maurice Freedman，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Press.p53.
[67] 《臨縣志》（民國六年鉛印本），《興縣志》（光緒六年重刻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第609、597頁。
[68] 《密縣志》（民國十二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第42頁。
[69] 《無極縣志》（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第117頁。
[70] 《高邑縣志》（民國三十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第110頁。
[71] 《調查報告錄》（二），第1317－1360、1295頁。
[72] 仁井田陞 ：《中國 農村家族》，第117頁。
[73] 《調查報告錄》（二），第1395、1418、1566頁。
[74] 《江西省萍鄉縣風俗調查綱要匯編》（1932年），第二歷史檔案館：十二（6）全宗18271卷；《常寧縣風俗調查匯編》（1948年），湖南省檔案館33－1－270卷。
[75] 張佩華等修：《武昌張氏宗譜》，民國二十三年凡例，民國二十八年印本。
[76] 《調查報告錄》（二），第1680頁。
[77] 《蓬溪縣風俗調查綱要》，《四川省各縣呈報風俗調查綱要》，第一冊，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檔：十二（6）全宗18268卷。
[78] 《調查報告錄》（二）， 第1685、1693－1694、1639、1659、1466頁。
一、加強績效考核，簽訂目標責任書。
為進一步加強對全縣省、州、縣級非遺項目傳承人績效考核，我館于1月份認真組織開展了2019年全縣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考評會議暨傳承人座談會，將在冊的63名省、州、縣級傳承人進行集中考核，考核合格后發放傳承補助經費（省級8000元/人/年，州級2000元/人/年，縣級1000元/人/年）共12.7萬元，并簽訂下一年目標責任書。
二、加快田野調查，完善資料收集。
截至2019年6月30日，我館共組織業務人員分赴阿猛鎮石板房村、阿猛鎮頂丘村、者臘鄉那奪村、盤龍鄉響水龍村、干河鄉沙松沖村、干河鄉紅舍克村、江那鎮邑勒村、江那鎮腳側竜村、稼依鎮小石橋村等20余個村寨，走訪50余人，開展田野調查，挖掘調查了10項非遺資源，完成調查報告10篇，圖片100余張，音視頻資料10余G。
三、加強法制宣傳，擴大對外影響。
為進一步加強全社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重視，我館采取多種方式進行宣傳普及，一是在墨山廣場播放《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云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錄音廣播，發放宣傳資料；二是深入阿舍鄉斗南村、平遠鎮大新村、者臘鄉批灑村、維摩鄉白沙坡村、江那鎮窯上村等6個省、州級非遺項目傳承基地，張貼《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發放有關宣傳資料，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的法制意識。
四、下半年工作計劃。
為進一步加強我縣省州縣級非遺項目儲備，下半年我館將積極整理相關資料，按時立項申報。
一是繼續做好省級項目《棒棒燈》、《彝族弦子舞》申報國家級非遺保護的相關后續工作；
二是將整理遴選出的6項非遺資源即傳統醫藥：付氏草藥熱敷療法；傳統體育：硯山民間傳統武術；傳統技藝：青磚瓦制作；傳統民俗：回族圣誕節；傳統音樂：嗩吶演奏、洞涇音樂，擬申報為2019年縣級保護項目；
三是將報批州文化和旅游局同意的壯族嘗新節、彝族草馬節、硯山民間武術、苗族膼蘆笙、回族牛干巴制作共5項縣級非遺保護項目，繼續申報為2019年州級非遺保護項目。
白先生其人
筆者與白先生是同事。說到“同事”二字，筆者實在有些慚愧，一是作為一個年輕的大學教師，學術造詣與白先生相比自然是天上地下，二是我進入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工作的那年，白先生恰好剛從學院辦理了退休手續。因此極為戲劇性的是，作為白先生同事的我，第一次見到白先生本人倒不是在學院里，而是在外地舉行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上。
如同常規的新聞傳播學研討會一般，與會者的視野不自覺地集中到了單一民族（漢族）的新聞傳播學術研究上，而輪到白潤生先生發言時，他卻開宗明義地重申了一個基本觀點：“中國的新聞傳播史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新聞傳播史，不只是漢族新聞傳播史，它是由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繼而才開始他的主題發言。
后來對白先生的了解更多了，才知道他還有一個名字白凱文，其實是漢族人，只不過做的是少數民族的學問而已。而且白先生屬于大器晚成型，1962年從北京師范學院（現首都師范大學）畢業后進入工人日報社當記者、編輯，1983年，也就是他45歲那年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進修，師從新聞學泰斗方漢奇和陳業劭先生，經先生指點，方才醉心于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的研究，至今仍孜孜不倦。
筆者以為，白先生骨子中的學者氣質可以用四個詞來概括，那就是：執著，勤勉，務實，求新，而正是這種人格上的氣質決定了其學問的“氣質”。
白先生其書
白潤生教授的著作本本分量十足，絕非濫竽充數之作。筆者新近拜讀的這本《當代中國少數民族新聞事業調查報告》則是白先生的最新力作，此書與之前著作的最大區別在于，它以量化研究的實證精神對中國少數民族新聞事業進行了工筆畫似的勾勒。
《報告》與此前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通史》同為國家“十五”社科基金項目“少數民族語文的新聞事業研究”最終成果，兩者相輔相成，互為支撐，為讀者勾勒出中國少數民族新聞事業發展從古到今的完整面貌。
《報告》共分三部分：第一編為自治區編，是對全國五個自治區中的新疆、、內蒙古和廣西等四個自治區的調研；第二編為多民族聚居省份編，顧名思義是對多民族聚居省份如云南、青海、四川和東北朝鮮族地區的調研，調研的對象甚至深入到了縣一級，如對浙江景寧畬族自治縣的研究等；附錄部分則將七份調查問卷一一列出，方便讀者將問卷與調查結果進行前后核對。
《報告》所研究的內容包括當地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歷史、現狀、問題、對策、受眾評價等內容。而這些資料的獲得除了依靠二手資料的收集之外，更多的是依靠上文中提到的調查問卷獲得最新的一手資料。
本書共設計了七張調查表，分別是《我國新聞事業現狀調查表》、《少數民族文字報紙調查表》、《少數民族文字時事政治性期刊調查表》、《少數民族語言廣播電臺、電視臺調查表》、《民族新聞教育事業現狀調查表》、《民族新聞研究事業現狀調查表》和《受眾調查表》，共計發放問卷千余份，涵蓋了少數民族新聞事業的方方面面。
鑒于其對我國新聞事業的特殊貢獻，在該書付梓之際，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趙啟正，著名新聞史學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原首席教授、博士生導師丁淦林先生為該書撰寫了序。該書的價值可見一斑。
白先生其學術思想
筆者認為，《報告》一書從以下方面體現出其學術思想。
1.理論基礎決定“學術大廈”
白潤生先生的理論基礎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那一句話：“中國的新聞傳播史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新聞傳播史，不只是漢族新聞傳播史，它是由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他所有學術著作都是以此為舞臺展開的舞蹈，《報告》一書也不例外。
《報告》所研究的地域范圍包括了四個民族自治區和其它的民族聚居省份，這些省份的面積占到了全國的64%，如果對全國過半領土面積上正在發生的新聞傳播現狀視而不見，那毫無疑問是中國新聞傳播研究的重大缺憾。
如同很多數學公式一般，越是看似簡單往往越是經過了復雜的推演過程。白潤生先生基本觀點的提出并不是一時頓悟之作，而是經過了長期縝密的研究和思考，而以此為基點展開的各項后續研究都是從不同角度為自己的學術觀點構筑起一個完整、縝密的論據體系。《報告》一書就是論據體系中重要的一環。
2.深耕細作而不遍地開花
即便是大器晚成，從白先生涉足目前的學術領域至今，至少有20多年的時間了。現在白先生在自我介紹學術研究領域時仍是只有一個：少數民族新聞史。與那些研究領域動輒橫跨多個學科、縱跨上下五千年的學者相比，白先生的研究領域似乎太過簡單了，而凡有學術鑒別能力的人都能知道，這簡單背后所蘊藏的價值到底是什么。
中國學術界的浮躁有目共睹，與郭沫若、季羨林等前輩泰斗相比，目前學術界“腳踩多條船”的學者所體現出來的并非是其天才性，而是其功利性。只有專一于某一領域，方能把學問做深做透。
3.定量與定性：還原“田野調查”精神
田野調查是先生學術思想的核心。而田野調查，既包括定性研究，也包括定量研究，定量與定性，猶如一個硬幣的兩面，不可分割。
《報告》一書是整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整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通史的研究提供了量化的論據，但這種量化研究又與統計年鑒有天壤之別，與定性研究互為犄角。
定性研究強調研究者自身要最大程度地融入事物發生的環境中去，以身臨其境的感悟和解剖麻雀的方法去解讀現象發生的原因，而定量研究是指確定事物某方面量的規定性的科學研究，就是將問題與現象用數量來表示進而去分析、考驗、解釋，從而獲得意義的研究方法和過程。定量，就是以數字化符號為基礎去測量。定量研究通過對研究對象的特征按某種標準作量的比較來測定對象特征數值，或求出某些因素間的量的變化規律。由于其目的是對事物及其運動的量的屬性作出回答，故名定量研究。定量研究與科學實驗研究是密切相關的，可以說科學上的定量化是伴隨著實驗法產生的。
有人說人文學科缺乏實證精神，事實上就是批評了現在很多學者重定性研究而輕定量研究的現象。
之所以少有人做定量研究，一是因為實驗方法的設計非常繁瑣，需要進行大量調查等論證工作；二是實施過程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周期漫長，遠不如坐在家里發發感慨來得簡單；三是定量研究比定性研究的工作更為基礎，所獲得的大量數據成果一旦公開發表，往往都被其他學者借用去，而數據最初的獲得者卻被人所忽略，有為他人做嫁衣之感。
但白潤生先生的《報告》一書，則采用了實驗法中的問卷調查法，在全國共計發放問卷千余份，僅調查過程就持續一年之久，后期經過數據錄入、篩選、初步分析和深入分析等多個環節。這個過程如果沒有定量研究的相關知識，是很難去掌控和調度的。白先生用一種“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年過花甲重做學生，向其他年輕學者請教社會統計學的相關知識，甘當人梯地拾起了定量研究的旗幟，將我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從宏觀和感性的描述，轉化成了一個個客觀、精確的數字，讓后續研究變得言之有據，不再是坐而論道。總之，《報告》一書，是田野調查精神的體現。
4.重新定位“編者”的價值
學術界人士更愿意當“作者”，而不愿意當“編者”，似乎“作者”更能說明成果歸屬的不可置疑性。但白先生在其著作中，大部分都是以編者的身份出現，《報告》也是其中之一。
這種署名恰恰從兩個方面反映出了白先生做學問的兩個閃光點：他不沽名釣譽，尊重從事項目中的每位參與者及其勞動成果，是誰寫的就是誰寫的，清清楚楚地列出來；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署名反而更加體現出白先生作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學研究“集大成者”的定位。署名為編者，但是從選題的策劃、立項、研究范式的確定、提綱的建構、統稿的刪繁就簡、去蕪存真，都凝聚了白先生一人之力。
在“一人掌舵，眾人劃槳”的學術思想指導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學研究才得以建立起了老中青結合的學術梯隊，也使得不同層次的人才在這個梯隊中都有積極的態度，這對整個學科的發展裨益極大。
所以，我對大學生活格外向往，倍加珍惜。
我來到位于河南新鄉的河南師范大學，坐在課堂里，看到講臺上的老師我會非常激動，聽課生怕漏掉一個字。盡管有些老師口音濃重，我聽不大明白，但我會努力支起耳朵聽，記筆記。不久，我發現，老師們的課與我的想象差別太大，教材要么太老，要么是老師自己編寫的油印本，內容很難激起大家的學習興趣，而且多數老師是照本宣科，我對所學的教育管理專業課很快就失了興趣。那時候，沒有互聯網，也沒有手機，大學生活比現在乏味得多。于是，迷茫的我開始到閱覽室、圖書館里東瞅瞅西瞧瞧，尋找自己喜歡的書。
我搜尋到了不少自己喜歡的書，幾乎沒有一本與專業有直接關系。我找不到指導自己讀書的老師，所以我是逮著哪本讀哪本，從《道德經》《易經》《孟子》到劉震云、金庸小說系列，再到杜威哲學、中西美學以及古今中西人物傳記等，沒有章法可言，但是我看得高興。
彼時，城市還未大規模擴張，大學校園在城市邊緣，朝西走是市區，朝東北走是鄉村田野。周末和節假日我最喜歡做的事情是，一個人帶本書到校外去讀，有時候是鄉間田野，有時候是城里鬧市，所帶的書從來不是專業書。不過，這些書或多或少地幫我了解了專業課的知識，開闊了視野。我慢慢跳出專業看教育，有不少新發現。比如，當我看到美國社會學家彼得?布勞的《不平等與異質性》，開始注意到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教育在社會中的位置和功能，我的畢業論文就是研究教育分流與社會分層關系的。有一次，我參加系里年度學術論文大賽，我用社會學里的轉型社會的概念，以及社會化、戈夫曼的自我印象管理等概念和理論，來分析社會轉型時期大學生道德教育里的現象。那時系里還沒有老師、同學寫過這樣的文章，我的論文獲得了一等獎（全系兩個一等獎）。
我把自己的行動稱作“帶本書去游學”。在鬧市讀書，據說可以鍛煉鬧中取靜的專注力。其實我不用鍛煉，課堂再鬧哄哄，我看起書和寫起作業來都是旁若無人。到鬧市讀書還有個好處，就是不讀書時，可以觀察路人。更重要的是，漫無目的地走好些路，一路上的風景不可預料，還鍛煉了身體，放松了心情，激發了思考。從大學校門到火車站是一路公交車的始發和終點站，有時候我會帶本《道德經》走個來回，一路上看幾句后合上書，邊走邊琢磨，偶有所得，會心一笑。
我也時常去田野里游蕩。有一次走得太遠了，迷路了。正是秋收時節，玉米地里有母子二人在收玉米，兒子跟我差不多大，我和他們攀談起來，并幫他們收玉米。兒子讀中專，周末回家，下午就返校。中午，他們邀請我回家吃飯，于是我見到了這家的父親，不善言辭，用驢車幫人送磚石，所以母親負責莊稼。午飯是提前包好的餃子，飯后兒子返校，我繼續幫忙農活。那天回校已經天黑，我卻很開心。研究生時看到了先生的《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等著作，才知道，我這樣的活動算是樸素的、無意識的社會學社區研究的參與觀察和訪談實踐了。
大學幾年里以帶本書游學的方式，跟偶遇的人們攀談之間我了解到人情世故，社會百態，也讓我多年以后對研究生階段所學的社會學專業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還記得大一在迷茫中搜索書籍時，發現了人民出版社剛出版的《文集》第一卷和第二卷。我隨手翻看，就被吸引住了。最讓我震動的是幾篇調查報告，尤其是《長崗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調查記錄非常詳細，甚至有幾只雞、幾只鴨、幾塊黑板報、幾個理發師都記錄下來了。這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開始留心社會調查。本科畢業后，我考到中國人民大學讀研。報到前的暑假，我在家鄉，正好趕上農村分地調田，一旦確定分地后30年不變，牽涉到全村老小。我本能地開啟了社會調查模式，開始留心村中調田事件的枝枝節節：人口情況，土地數量，原來的分地規定，這次的變化，為什么有這樣的變化。我把觀察到的記錄了下來。研一下學期，鄭也夫教授的理論課要求寫篇經驗論文為學期作業。我當年的記錄材料派上了用場，我不僅完成了作業，論文還發表在了《社會學研究》上，這是我的學術處女作，反響挺不錯的。我到美國讀博后，曾給明尼蘇達大學修社會學課的本科生上課，我會要求學生街頭、校園、家庭或者公交車上做調查，有時還要做訪談，寫出報告。每當這時，我都會想到自己大學時，拿本書在城里或者鄉村“游學”，誤打誤撞中我是在做樸素的、尚不成體系的社會調查，用先生的話說是“從實求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