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04 0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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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 確
作文的本質是創作,創作的目的是表情達意。表情達意的第一要求就是準確,對作者而言,就是準確傳遞試圖表達的意愿、情感、觀點等等;對讀者來說,就是能得到準確的理解,這就是作文語言的準確性。舉個例子,“那邊來了一個人”就不是準確的語言,而“街道拐角處轉出一個披著黑色大衣的四十來歲的中年男人”或者“廣場對面走來一個撐著紅雨傘的三十來歲的年輕女子”的表述要比前者形象得多,真實得多,細膩得多。又如一個學生這樣表述自己對馬拉松賽跑的看法與感悟:“馬拉松是一個關于路的故事,汗水是其中的主角。”這種形象的的表述比起滔滔不絕的說理更能給人啟發,發人深省。形象、真實、細膩就是準確的具體內容。準確是作文語言的基本要求,它理應成為高一作文訓練的重點。
二、陌 生
文學語言是一種陌生化的語言,它在創造方式和使用方式上根本不同于日常語言與科學語言,日常語言講究通俗,信手拈來,表意即可,科學語言講求精確,文學語言往往排斥通俗,在精確之外更追求模糊、含蓄、精雕細刻,字字珠璣。這是由它們使用目的不同而決定的,日常語言的使用目的是讓人家明白你想說什么,科學語言的精準是為了還原事物或現象的本質特點,文學語言卻不但要使人明白說的是什么,更希望所表達的東西或發人深思、或耐人尋味、或激起強烈反響,而相對陌生的語言有助于達到這一效果。比如:
“一把雪再也撐不住了,噗嗤的一聲,將冷臉笑成花面,一首澌澌然的歌便從云端唱到山麓,從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籬落,唱入一只小鴨的黃蹼,唱入軟溶溶的春泥――軟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鳥又可以開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負責丈量天的藍度,有的負責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負責用那雙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張曉風《春之懷谷》)
這段文字中加點字是典型的陌生化語言,如果按現代漢語的語法規則來衡量,則純屬搭配不當,但是這是這一奇妙的“搭配不當”產生了神奇的藝術效果,試想一下,如果把“把”換成“堆”,把“笑”換成“變”,將“唱”換成“流”,將“一床”換成“一地”,將“丈量”換成“飛翔”,其藝術韻味必將大打折扣,極大地損害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在學生的學習生活中,陌生化的語言俯拾皆是,以課文為例:
“(康大叔)剛進門,便對老栓嚷道:‘吃了么?吃了么?老栓,就是運氣了你!’”(魯迅《藥》)
“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出的清香,夾雜字水氣中撲面的吹來;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里。”(魯迅《社戲》)
“老船夫把那個蘆管豎在嘴邊,吹了個長長的曲子,翠翠的心被吹柔軟了。”(沈從文《邊城》)
“翠翠看著天上的紅云,聽著渡口飄來鄉生意人的聲音,心中有些兒薄薄的凄涼。”(沈從文《邊城》)
這些加點的詞,都是相對陌生的用法。閱讀教學中都可以通過對比運用的方式加深學生對“陌生化”的理解與把握。
又比如“求學”比“學習”陌生,“途路”比“路途”陌生,“馳奔”比“奔馳”陌生,“同窗”比“同學”陌生,“壯士”比“英雄”陌生,“一江風雨”比“風雨滿天”陌生,“暴雪狂野”比“鵝毛大雪”陌生,“歲月長途,記憶是我唯一的行囊”比“回首往事,記憶中的事歷歷在目”陌生。一言蔽之,陌生化拒絕庸俗、稚嫩、老套、口號和模糊,追求優雅、老練、新奇、實在和精準。心理學研究證明,長期使用習慣而然的東西難以引起人的有意注意。很容易被忽略或遺忘,而相對陌生的信息卻能在人的記憶里維持相當長久的一段時間。陌生化作文語言的閱讀不能一目十行,只有逐句逐詞品味斟酌才能嚼出真味;它因第一時間的瞬間新奇性引起讀者的強烈的新奇感、新鮮感,產生閱讀美感,從而使閱讀成為可能;陌生和準確必然派生出強勁的語言穿透力,直指人心,強化了表達效果。
常見的陌生化方式有:
倒裝達到陌生化,如:流淚――淚流 凄慘――慘凄冷清――清冷 痛苦――苦痛 路途――途路
組合達到陌生化,如:驚懼(驚恐懼怕)
清俊(清新俊逸) 狂暴(狂放暴躁)
使用修辭達到陌生化:
一肩風雨 一簾幽夢 風雨狂野 逃離夢鄉 收獲幸福
語意本身的獨特產生的陌生化:耄耋之年
陌生是作文語言的第二境界。它不僅指語言陌生也涵蓋了材料、主題、思想感情方面的陌生,它避開陳舊腐爛的材料,排斥呆板老套的主題,拒絕口是心非的矯情,從這點上看,它是新穎,但又不全是,因為新穎的重點是求新,陌生的方向是避俗,避俗并不意味著求新。舉兩個例子,物理大師霍金其人其事舉世聞名,但能夠將其作為作文材料的學生卻寥寥無幾,他們更喜歡引用的是張海迪、海倫凱勒和愛因斯坦的事跡;舉世矚目的十六大剛剛閉幕,但學生們開口閉口的仍然是“自從黨的”。可見,陌生化的材料不一定是新穎的,許多并不新穎的材料卻往往達到陌生化的表達效果,我們的學生缺少的并不是陌生化的材料和語言,他們缺乏的是有意識地去找尋、發現、使用陌生化語言的意識,他們那雙曾經繽紛無限充滿想象力的眼睛在鋪天蓋地的老人語言和社會性語言鐐銬的桎梏下過早地黯淡了。在這里我無意深究責任,但是,我們的老師理應肩負起幫助學生學會觀察語言、品味語言、使用語言的責任,盡己所能喚起一顆顆處于語言休眠狀態的心靈。當然,我不提倡為了陌生而陌生,為了形式上的陌生而刻意雕飾語言并不足為訓。陌生化與怪誕化并不等同。
高二第一學期是進行作文語言陌生化訓練的最佳時機。
三、簡 潔
簡潔,簡單而清潔,就好比劍道,按照電影《英雄》的說法:“劍道的最高境界是手中無劍,心中也無劍。”作文語言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雕不飾,又至工至巧,渾然天成。它不刻意追求準確、陌生,卻是既準確而又陌生的。
簡潔并不單薄,相反它豐潤而充盈。舉個例子,有人對古代的一首“制鼓歌”作了多次修改。原歌詞有16個字:“緊蒙鼓皮,密釘釘子,天晴落雨,一樣聲音”,第一次改成12個字:“緊蒙皮,密釘釘,晴落雨,一樣音”,最后改為8個字,既好記又不傷涵義:“緊蒙,密釘。晴雨,同音”。
以學生作文為例:
“從以上種種事例可以看出”改成“由此可知”,“據電視新聞媒體報道”改成“據報道”。又如下面這段習作:
“很小的時候,那時我才上小學,我就天天夢想著要去長城好好旅游一趟,過了幾年,我考上了中學后,每年暑假我都拼命纏著爸爸媽媽,要求他們讓我去一次長城,可是他們每一次都不肯答應。”
將它改成“很小的時候,我就盼望著去一趟長城,上了中學后,我好幾次向父母提出了去看看長城的要求,但總是被拒絕”就避免了羅嗦繁瑣。
簡潔自然不可強求,因為它是語言的高度凝煉和豐富,是準確和陌生涅槧之后的水到渠成,它需要長期持之以恒的訓練和思考。我們不能要求每個學生都能達到這一境界,但是這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關于這一點,我們應明確告訴學生。
從高二下學期開始,宜開始這方面的訓練。
實踐證明這種訓練方式能夠有效地喚起學生的語言敏感性。學會從書本上、從生活中汲取語言營養,達到積累語言、豐富詞匯的目的。
論文提要: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宏觀經濟政策的不一致性會危害金融體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體系反過來又可以很容易地損害宏觀經濟基礎。隨著全球化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深入發展,一個經濟體的脆弱性能夠很快溢出并影響到另一個經濟體。明智的政策選擇和制度改革不僅會使本國受益,還會使與其有緊密經濟聯系的鄰國受益。因此,自從危機以來,各國家、地區一級全球層面上對加強經濟金融風險管理的興趣不斷提高。人們日益認識到,在一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強化風險管理機制,包括信息交換、區域經濟監測和政策對話,對于維護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經濟金融穩定至關重要。而在眾多倡議之中,一個引起政府、多邊組織、投資機構和學術界關注的倡議是早期預警系統。這個系統能夠對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機發出信號。早期預警系統模型為系統研究危機事件和相關因素提供了一個有用框架。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了許多。所謂的第三代模型將貨幣危機看作是一國的資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關注對一國債權的結構,因為它會影響金融危機的風險。債權人,特別是那些短期債權人,能夠突然撤回債權,從而導致該國外匯和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從而觸發貨幣或金融崩潰。
廣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經注意到資產負債表效應對貨幣目標可持續性的重要影響。這方面的文章認為,資產負債表的不匹配會迫使銀行或公司快速產生外匯需求。當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門或者公司部門都有外匯需求時,匯率就會面臨壓力。但匯率貶值時,會有更多的金融機構或企業為了應對無止境的頭寸需要而尋找外匯,進一步加劇資本流出,引發貨幣危機。
(二)銀行危機理論。銀行業的困境有兩個:一是單個銀行困境;二是系統性銀行困境。有關第一種類型銀行困境的原因,理論上更多地是從微觀角度展開研究。一些主要發達國家使用的實證模型廣泛運用這一理論來預測金融困境。單個銀行困境可以導致系統性銀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銀行危機是這樣的誤解造成的:沒有信息來源的存款人錯誤地認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為一些有關銀行資產的不利信息而行動的。
危機的另一個傳播機制是通過銀行間存款進行傳導。單個銀行困境的溢出效應通過同業拆借可以影響整個銀行體系。金融機構的規模、銀行間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的功能等因素將決定傳染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型市場中的銀行風險更大。
決定銀行體系困境的重要微觀因素是一國整體制度框架的質量。由于道德風險、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險過度或者監管水平低所導致的市場紀律差,是決定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銀行管理的質量以及脆弱性積累的關鍵因素,這些都會引發系統性銀行危機。在系統層面上,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的沖擊、匯率貶值、商品價格的沖擊、經濟增長減速和資本外流——也是危機的重要決定因素。
二、預測金融危機
(一)開發早期預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發生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國家損失慘重——由危機溢出效應而影響的其他國家受損也特別嚴重。自從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以來,已有93個國家發生了100多次系統性銀行危機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從公共部門解決危機的成本來看,其中約有18次危機(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成本達到了危機發生國GDP的10%或更多。根據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的一項研究報告,一國在銀行業危機爆發后需要約3年時間才能使產出恢復到正常趨勢,平均累積產出達GDP的12%。
危機還有“傳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中發生的金融行業嚴重問題也會有廣泛的溢出效應。若世界某地發生了貨幣危機,其他國家(經濟體)遭到投機性沖擊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關國家對其政治經濟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簡單觀察貨幣風險及違約風險的傳統市場指標往往不能獲得多少關于即將發生危機的預警信號。目前的證據表明,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中,利差和信用評級等指標的表現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個月期限的離岸證券利差這一指標沒能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困境發出預警。也就是說,這類指標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對泰國給出了斷斷續續的信號。
在新興經濟體中,預測單個銀行困境和破產也存在一些問題。最近一項研究分析了一些國家的銀行困境,結果表明,傳統的銀行脆弱性指標,如資本資產比率、凈邊際利潤率、營運成本與資產的比率、流動比率等,在找出有問題銀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說,傳統的CAMIL類型的比率——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管理穩健程度、收益、流動性——將不能預測單個銀行是否要陷入困境。總而言之,僅僅集中精力于一個或者兩個“包治百病式”指標的“廉價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個良好的早期預警系統。若投資于一個綜合的早期預警系統,則更可能獲得成功。
(二)早期預警實驗的一般規則。第一,在金融危機起源中尋找系統性模式意味著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機(或者一系列危機),而是要研究一個更大的樣本。否則,在重要因素與不太重要因素之間進行區分就可能會有太多解釋,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結果經不起更多實際經驗的檢驗;第二,要像關注貨幣危機一樣關注銀行危機。關于金融危機先行指標的文獻大都涉及貨幣危機。然而,發展中國家銀行危機的成本比貨幣危機成本更大。銀行危機似乎是引致貨幣危機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第三,盡量使用比較廣泛的早期預警指標集合。因為在新興經濟體中,金融危機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標來反映潛在風險源;第四,采用樣本外檢驗來判斷先行指標的有用性。一個模型的樣本內表現會使人們樂觀地誤以為模型在樣本外也能表現良好。
(三)早期預警實驗中有意義的發現。通過實際數據的運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從早期預警模型中獲得了一些實證結果。下面介紹一些有代表性的發現:(1)新興市場中,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在爆發前都有征兆,有些現象有重復發生的行為特征;(2)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利用月度數據對銀行危機進行準確預測的難度要大于貨幣危機。在樣本內,銀行危機的平均噪音信號比貨幣危機的要高;同樣,在樣本外,該模型對貨幣危機的預測表現也比對銀行危機的預測表現要好很多;(3)對于貨幣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實際匯率(相對于趨勢)的升值,而對于銀行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證券價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與國際儲備比率的偏高以及經濟衰退;(4)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最優先行指標之間既有很多共同之處也存在很大的區別,因此應單獨考慮這兩種危機;(5)在預測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方面,信用評級變化的表現比經濟基本因素中較好的先行指標的表現要差很多;(6)先行指標的樣本外檢驗結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貨幣危機方面是這樣;(7)國家間危機傳染效應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場發生貨幣危機的脆弱性時,要更加關注國家特有的經濟基本因素。
三、總結
國家應該預期到未來的金融危機,并為此做好準備。為了限制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實際危機的沖擊效應,需要對脆弱性和金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這可以通過運用設計良好的分析和預測框架——早期預警系統經常對金融穩定進行評估來實現。一定的危機應急計劃也很有用,特別是如何應對早期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的計劃。因為最初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經常決定是否會產生更加系統性的銀行危機。然而更重要的是,國家要不斷改進其整體激勵框架,以使私人部門的金融機構及企業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風險。這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包括適度的匯率管理,并確保實現金融部門和公司部門穩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參考文獻:
關鍵詞：政府支出；國內生產總值；社會投資；居民消費
1引言
國民經濟是指一個國家社會經濟活動的總稱，是由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經濟環節、經濟層次、經濟部門和經濟地區構成的。國民經濟這一概念突出強調經濟的整體性和聯系性。
中國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以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為對象，應用現代經濟計量學方法，分析探討1978-2005年期間中國國民經濟運行和宏觀經濟活動。在此基礎上分析政府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進而由國內生產總值影響居民消費與社會投資，因而政府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起到直接的影響而對居民消費、社會投資則起到間接的影響。
政府支出規模隨經濟的增長而擴張。我國的GDP近年來處于持續高速增長的階段，就2005年而言，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232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9.9％，屬于“高增長階段”。根據“瓦格納法則”，當國民收入增長時，政府支出規模會以更大比例增長；與此同時，R•A•馬斯格雷夫認為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演進，政府支出的規模逐漸增長。因此，本文想探討一下在未來的時間里，政府支出的變化對于國內生產總值、社會投資、居民消費的影響。
2模型設計
2．1模型結構
建立一個能反映農村政府消費支出水平與國內生產總值、投資、居民消費之間關系的計量經濟學聯立方程模型，文章共選取了3個內生變量，2個滯后內生變量和1個外生變量。
2．2模型的變量說明
（1）內生變量
Ct-居民消費；單位：億元
I-社會投資支出；單位：億元
Y-國內生產總值
（2）外生變量
G-政府消費支出；單位：億元
(3)滯后內生變量
Y(-1)國內生產總值上一年的值；單位：億元
Y(-2)國內生產總值上上年的值；單位：億元
2．3模型結構方程式
Ct=a+b*Y(-1)+U1（1）
I=c+d*Y(-1)+e*Y(-2)+U2（2）
Y=Ct+I+G（3）
方程（1）反映的是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因素，與上年度的國內生產生產總值相關。
方程（2）反映了社會投資與上年度國內生產總值、上上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相關。
方程（3）反映了國內生產總值與居民消費、社會投資、政府消費相關。
3模型的參數估計及檢
3．1數據來源
本模型參數估計采用時間序列數據，數據均來自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樣本區間為1991~2005年。數據處理與模型計算采用的是Excel2003和Eviews3.1軟件。
3模型檢驗
本模型估計出來的參數所反映的經濟意義與經濟理論與實踐相符；在0.05顯著性水平下本模型各方程均能通過F檢驗，所以模型具有顯著性；各方程的擬合優度均大于0.94，表明模型的可信度較高；估計參數在0.05顯著性水平下基本能夠通過t檢驗，參數具有顯著性。上述結論表明，本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在經濟意義和統計意義上均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歷史模擬和事后預測
4．1歷史模擬
為了檢驗模型用于模擬分析的可靠性，本文運用上述模型對樣本期數據進行模擬，并進行事后預測，通過計算內生變量1991~2005年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來考察模型的預測能力。計算結果見表2。表2結果顯示，本模型變量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絕大部分均小于5%，其中Ct的模擬效果最好，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全部小于3%；Y的模擬效果也較好，除了2004年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為14.935%外，其余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幾乎全部小于5%；I的模擬效果其中幾個年份稍微差了一點，如獲至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4年的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相對偏高了一點，但是最近幾年它的模擬效果還不錯。這表明由隨機方程式解釋的內生變量的相對誤差較低，該模型對歷史的整體擬合效果較好，用于外推模擬分析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2事后預測
以下預測未來10年，政府支出以5%的增長率增長對國內生產總值、消費和投資的影響。
參考文獻
［1］李子奈，葉阿忠．高等計量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2］趙衛亞．計量經濟學教程［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關鍵詞] 電視 文化研究 反思與批判
20世紀以來，隨著電視的出現和迅猛發展，電視逐漸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和焦點。圍繞電視的研究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一是電視技術的研究；二是電視傳播學研究；三是電視文化研究；四是電視經濟學研究。所謂電視文化研究，簡單來說，就是把電視當作一種文化現象，從文化研究的理論視野對其進行考察，以文化研究的原則來發掘電視與社會生活諸方面的關聯及其所能產生的意義。其主要代表流派有：法蘭克福學派的電視研究、伯明翰學派的電視研究以及后現代主義的媒介研究。
一、以“批判”著稱的法蘭克福學派
法蘭克福學派是20世紀西方的主要流派之一，學派成員眾多，學科興趣也彼此不同，但在他們的著作中始終貫穿著一個核心，那就是批判。
20世紀初期，隨著廣播、電影以及電視等電子媒體的相繼問世，一種大眾媒介文化迅速崛起。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本雅明認為這種新媒介技術能使藝術作品從少數人的壟斷性的欣賞變為多數人共享，這是藝術的革命和解放，給無產階級文化帶來了廣闊的天地，由此可能導向一個民主和平等的社會。
但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對此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們在《啟蒙辯證法》中，提出用“文化工業”的概念代替“大眾文化”，他們認為文化工業是資產階級的一種肯定性文化，是對大眾的欺騙。和本雅明看到技術的革命性不同，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尖銳地指出技術對人的控制和異化，并把對技術的批判上升到對技術理性的批判，源頭直指啟蒙運動的帶有破壞性的理性原則。在《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一文中，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指出：“如果說機遇可以使人偶然交上好運氣，那么所有電影都不過把機遇看成是電影編排的另一個側面而已。這是因為，社會的力量完全是按照合理性的方向發展的，所有人都必須成為工程師或者管理者，也正因為如此，社會已經完全喪失了理性因素，人們完全變成了社會為行使某種職能而不斷加以培訓或肯定的產物。”[1]個體的這種選擇行為看似合理，實際上已經被社會秩序合理化的觀念所控制，已經喪失了自主、能動的理性因素。當然，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并不認為媒介文化就是制造這異化的端源，端源應該是啟蒙理性自身，是啟蒙理性的技術邏輯通過媒介文化，把現代主體改造成標準化的人，完全喪失了個性和反思批判性。
文化工業的另一個特性是按照資本主義的商業邏輯，迎合消費者的需求，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廣播、電影等新媒介文化是由文化工業批量生產的、由大眾購買和消費的文化產品，為了實現商業利潤而盡其最大努力把人限制在片面的感望和感官刺激的范圍內。人在感性沖動的支配下，成了被欲望、享樂等生存感覺所控制的東西，人的追求僅僅就是感官滿足，霍克海默說：“文化工業對消費者的影響是通過娛樂確立起來的”，[2]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寫作的年代，技術最先進的媒介文化是有聲電影和電視，和電話、廣播比起來，它們也最能制造出迎合感性刺激需求的效果，對人的感性異化也最大。
對于法蘭克福學派對電子媒介文化的這種極端批判傾向，反對者認為“悲觀主義是法蘭克福學派倫理價值觀的最后結論。他們否定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以絕望和恐懼的心理看待人類文明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缺乏任何有關未來社會的積極設想。因此，他們的批判是消極的，實際上是主張倒退。”[3]但也有人對他們抱以敬仰的態度，認為“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所抱的敵視和憂慮態度中，那一種對晚期資本主義文明的深刻批判精神，以及強烈探求以文化救贖人生的使命感，每每思量下來，也難叫人等閑視之。”[4]不管怎么說，法蘭克福學派把傳媒研究帶入了人文主義的軌道，建立了一套大眾媒介文化的批判研究理論，至今仍然是那些批評電視文化的思想精英們仰仗最多的理論武庫。
二、伯明翰學派的“批判”精神與研究范式的轉換
真正全面著力電視文化研究并形成規模和范式的，是發端于20世紀50年代，成立于1964年的英國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即通常所稱的伯明翰學派。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歸為三種范式。第一個研究范式是文化主義。早期的英國文化主義學者對大眾文化的看法同樣是極其悲觀的，像馬修•安諾德、艾略特、以及利維斯主義等，他們和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一樣站在精英主義的立場上，把文化看成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世界上最美好的思想和言論，而大眾則是處于文化邊緣的烏合之眾，是需要啟蒙的對象。這種情況隨著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發展、大眾文化能力的提高而得到改變，其理論上的代言人是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論著《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中，威廉斯一反常人的觀點，認為電視的出現不僅僅是科技發展的產物，也不完全出于統治者維護既定社會秩序的需要，更多的是因為大眾的“個人意向”（intentions）。“個人意向，匯整以后，形成了社會的要求，預期了某種科技的出現。在這一個過程里，意向與需求固然會因為優勢團體（如資本家）的塑造而變形，但也要在最小可以接受的范圍內，得到其他人（如一般勞動者）的首肯。”[5]在法蘭克福學派眼里，被控制和異化的大眾，在這里轉變成了一個個自律的個體，電視完全成了民眾意志的集中體現，成了一種民主文化。威廉斯的樂觀的文化主義，在糾正精英主義過于狹隘的文化立場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但文化主義的發展最終導致了一種不加批判的民粹主義，使這種研究范式陷入危機。
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的第二個范式是在批判文化研究的自身傳統中吸收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思想而建立起來的。將阿爾都塞結構主義引入文化研究，我們看到在文化主義那里讓人樂觀的自律的主體，在這里又變成了在意識形態實踐的結構中被限制和控制的對象。在《文化研究：兩種范式》中，霍爾總結了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給文化研究所作的貢獻后，也提出了它們之間的對立及各自的弱點：一、文化主義過分強調人的能動性，結構主義過分強調人的被限定性；二、文化主義在把一切融合到“文化”中后，過分注重“經驗”在文化發展中的作用而忽視了結構性的對立和沖突，而結構主義則在解構經驗中心主義、突出結構性對立和沖突中忽視了對不同實踐的具體思考。
對以上兩種研究范式的批判，促使霍爾轉向了葛蘭西，形成第三個研究范式，即新葛蘭西派文化研究。葛蘭西的理論對電視文化研究影響最大的是文化領導權理論或叫文化霸權理論。葛蘭西看到了居附屬階層或受壓迫階層的群體，并非被動或完全被控制，而是具有一定的反抗、抵制、甚至爭霸的存在。他認為，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占據統治地位的階級為了確保他們在社會和文化上的主導地位，不是通過武力和強制，而是通過大眾傳媒和大眾文化這樣一些“機制”、通過滲透、妥協、談判、共謀等方式，取得被統治階級的配合與贊同，從而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轉化為社會的主流觀念。而一旦有危機出現的時候，為了化解矛盾，掌握一定權力的階層就會采取措施并吸納對抗性因素，與敵對力量協商，甚至作出讓步。霸權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協商、不斷調整的互動過程。從葛蘭西這種霸權理論出發，斯圖亞特•霍爾在其名著《電視話語中的編碼與解碼》中，提出了影響深遠的三種解碼方式，霍爾所強調的核心觀點就是，在編碼與解碼之間并沒有必然的一致性。前者固然可以嘗試“預先”選定后者，但不能規定和保證后者，因為后者具有自己的條件性。新葛蘭西派反對那些認為消費大眾文化產品的“人們”是受人操縱的“文化傀儡”。在霍爾的啟發下，以編碼－解碼的思想為核心，戴維•莫利《“全國性”的觀眾》、萊恩•昂《〈達拉斯〉與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等相繼問世，成為新葛蘭西派電視文化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論著。新葛蘭西派研究盡管拓展了研究路向，但也招致不少批評，但總體上來說，文化研究的貢獻還是值得肯定的，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葛蘭西、阿爾都塞等人的意識形態理論極大地深化了、復雜化了傳播媒介研究，是傳播媒介研究全新的轉折點。”[6]
三、后現代電視文化研究中的“批判”
在可稱之為“融入后現代”的電視文化研究中，可謂名家眾多，其中有幾個具有范式轉換意義的人物，討論如下：
與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形成最明顯差異的自然要首推麥克盧漢。在麥克盧漢看來，無論是文化主義的研究，還是結構主義、葛蘭西派這兩種意識形態論的研究，都是對媒介內容的研究，而馬歇爾•麥克盧漢最為人知的是這樣一個發人深思的觀點，即：媒介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根植于與文化內容有關的各種問題，而是在于傳播的技術媒介。麥克盧漢聲言，媒介就是信息。麥克盧漢強調，探究技術媒介影響人類感知的方式，才是今天媒介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論問題。他開創了一種把媒介技術上升到本體地位的文化研究理論。他認為：“媒介并非工具，技術的影響不是發生在意見和觀念層面上，而是要堅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變人的感覺比率和感知方式。”[7]他指出以電視為代表的電子媒介促成了以全球化（地球村）、信息內爆、中心消解、多元共存等為特征的后現代文明和后現代主體的出現。
麥克盧漢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大批后現代學者的贊同，如約書亞•梅羅維茨就附和說：“新媒介不僅影響了人們行為方式，而且它們最終影響人們覺得自己應該怎樣行為的方式。”[8]戴維•莫利在《電視、受眾與文化研究》中也有過類似的闡述：“今天，電視是最重要的電力媒介，因為它幾乎滲透了美國的每一個家庭。它使每一個收視者的中樞神經系統得到延伸。”[9]馬克•波斯特在回顧了第一媒介時代文化研究理論家的主要觀點后，也很堅定地主張在第二媒介時代一種新型的文化主體正在出現。
和麥克盧漢、馬克•波斯特等對新型文化的樂觀主義期待不同，鮑德里亞深刻地剖析后現代文化現象后陷入了悲觀。他認為仿像和仿真支撐著社會系統，它“誘使人們進入幻想和迷惑的世界”，“在這個系統中，沒有真正的需要。真正持久的動力只不過是消費的欲望，因為不停地獲得的物品雖曾經預許但從未產生真正的意義。”[10]我們可以看到，在麥克盧漢偏離法蘭克福學派的地方，鮑德里亞經由麥克盧漢又回到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反思批判立場。
同樣使用了一種后現代話語同時支持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思想的還有道格拉斯•凱爾納。他在《媒介文化――介于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的文化研究、認同性與政治》一書中呼吁批判性的、多元文化和多重視角的文化研究。他明確提出：“旨在發展一種批判性的文化研究，它探究壓迫和統治的諸種形式，同時清晰地表述那種借以批判這些形式的規范化的著眼點。”[11]他認為在電視文化研究中應該充分尊重和重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性的重要價值。總之，后現代主義的電視文化研究是一種既建構又消解、彼此認同又互相批判、異質雜成、眾說紛紜的理論景觀。
結語：西方電視文化研究的經驗與啟示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電視也邁出了艱難的改革步伐，中國電視逐漸繁榮起來，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電視的經濟屬性、產業屬性、娛樂屬性逐漸得到重視，中國電視從一元逐漸走向多元，呈現出無序的爆發式發展。與中國電視文化的繁榮相比，中國電視文化研究相對滯后，遠沒有形成有序的學理化的研究思路。針對中國電視文化出現的大量的前所未有的新現象，理論界往往顯得手足無措，要么大規模引進西方的各種時髦理論，要么給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判斷，要么借用文學等傳統學科的理論視角來解讀，而具有中國特征、本土化品質、系統化、學理化的理論研究還遠未開始。
構建具有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的電視文化理論研究體系，對于推動中國電視文化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梳理西方電視文化研究的傳統，可以看到西方電視文化研究具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可以為我所用，我們引進西方的電視文化理論，不是只要引進他們的某個結論，用他們的結論來解釋我國的電視文化現象，中國有自身的特殊情況，中國電視文化研究需要借鑒的更為重要的是西方的研究精神，那就是反思與批判的精神，用反思與批判的精神來分析中國的電視文化現象，給出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解釋。
注釋
[1][德]馬科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頁。
[2] [德]馬科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24頁。
[3]榮劍：《社會批評的理論與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頁。
[4]陸揚、：《大眾文化與傳媒》，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61頁。
[5][英]雷蒙德•威廉斯：《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馮建三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
[6]潘知常、林瑋主編：《傳媒批判理論》，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頁。
[7]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49頁。
[8][美]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肖志軍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頁。
[9] [英]戴維•莫利：《電視、受眾與文化研究》，史安斌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頁。
[10] [英]丹尼•卡瓦拉羅：《文化理論關鍵詞》，張衛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頁。
[11][美]道格拉斯•凱爾納：《媒介文化――介于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的文化研究、認同性與政治》，丁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60頁。
縱向梳理世界各國稅制結構從唯直接稅獨尊，到間接稅突出，再到直接稅為主或二者大體均衡，直至近十幾年來逆向回流的演變歷程，并橫向比較當今世界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稅制結構的差異，有助于總結稅制結構轉型改革的一般規律，并提煉出可供我國借鑒的國際經驗。
(一)稅制結構的縱向梳理:世界各國的演變歷程1．發達國家稅制結構的演變歷程。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政府政策目標等皆為影響稅制結構的重要因素，因而稅制結構在適應客觀環境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畫了特定歷史背景下經濟、社會的重要特征。按照不同歷史時期直接稅與間接稅財政地位的更迭可將發達國家的稅制結構演變歷程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工業革命之前以原始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在傳統的農業經濟時代，由于商品貨幣關系不發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據主導地位，政府主要通過對土地和人身課征原始直接稅，如土地稅、農業稅以取得財政收入。［7］第二階段:工業革命之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工業革命促進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大生產，新的稅源也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而逐漸涌現。由于國內商品稅、關稅稅源豐富且便于征收，因此，以商品稅為主的間接稅逐步取代了原始直接稅的主體地位。在該時期，隨著所得形式日趨多元，各國也逐步開征了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社會保障稅等現代直接稅。盡管當時所得稅在財政中的地位較弱，但正是該類稅種的開征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國家的稅制結構改革奠定了基礎。第三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至20世紀70年代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間接稅因其稅負可以轉嫁，對商品價格會產生一定的“添加效應”。［8］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及市場競爭程度的加劇，由間接稅的大量征收帶來的物價水平的上漲，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經濟效率的損失，阻礙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出于增強經濟活力，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考慮，各國開始采取措施削弱間接稅的主體地位。與此同時，在直接稅中，一方面，隨著私人部門收入的不斷增加，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的稅源日益豐富，其在稅收收入中的占比得到了大幅提高;另一方面，隨著發達國家在政策目標上由效率轉向公平，為滿足巨額的社會福利開支需要，各國也不斷加強對社會保障稅的征收。因此，在該時期以所得稅、社會保障稅為主的直接稅占比逐步提高，并最終取代了間接稅的主體地位。第四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以直接稅為主并逐步提高間接稅比重的稅制結構。20世紀80年代，為克服滯脹、刺激經濟，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發達國家政策目標的側重點由公平回到效率，并相應地進行了大規模的稅制改革。為避免直接稅比重過高對經濟的損害，各國在以直接稅為主體的基礎上，通過采取降低所得稅稅率、開征增值稅等措施，逐步降低直接稅比重、提高間接稅比重。2．發展中國家稅制結構的演變歷程。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且稅收征管條件較為落后，因此，兼具稅源充足、分布普遍、征收簡便等特點的間接稅在稅制結構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而所得稅、財產稅等直接稅的財政地位普遍較弱。近年來，隨著發展中國家對社會公平問題的愈發關注，為強化所得稅和財產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各國紛紛在以間接稅為主的基礎上，逐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以使直接稅、間接稅的比重更為合理。
(二)稅制結構的橫向比較: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的差異經濟發展水平是稅制結構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為考察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世界各國稅制結構的差異，本文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GFS數據庫中獲取數據較全的103個國家和地區2012年的稅制結構數據①，并按照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人均GDP水平的高低，將經過篩選后的93個國家/地區分為以下7組②:5000美元以下(36個)、5000～10000美元(16個)、10000～20000美元(16個)、20000～30000美元(5個)、30000～40000美元(4個)、40000～50000美元(8個)、50000美元以上(8個)，分別測算7組國家/地區的直接稅、間接稅占比的平均值。將7組國家和地區的稅制結構數據進行對比分析可知，按照經濟發展水平由低到高的視角，直接稅占比呈上升趨勢，而間接稅占比呈下降趨勢。對于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下的國家，其間接稅占比的平均值高達66．59%，而直接稅占比僅有33．41%;隨著人均GDP從5000美元逐步提高至30000美元，直接稅占比緩慢增長，且始終低于間接稅占比;而當人均GDP從30000美元步入40000美元時，直接稅占比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且首次超過了間接稅占比;對于人均GDP在40000美元以上的國家而言，其直接稅占比遠高于間接稅占比。③無論是通過縱向的梳理還是基于橫向的比較都不難看出，盡管除經濟發展水平以外的政治、社會、文化傳統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對一國稅制結構產生影響，并使個別國家的稅制結構與世界整體趨勢相悖，但總體來說，直接稅收入占比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上升不失為稅制結構變化的一般規律。這對我國稅制結構轉型改革具有極大的啟示和指導意義。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稅制結構的演變歷程及轉型的必要性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稅收制度經歷了三次重大改革，在此過程中稅制結構也相應地得到了不斷調整。然而，相較于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現階段的稅制結構仍處于失衡狀態。與此同時，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需求、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政府政策目標側重點的轉變，以及國際稅收競爭的日益加劇，均對我國稅制結構轉型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稅制結構的演變歷程改革開放以來，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稅收制度共經歷了三次重大改革:1984年的“利改稅”及工商稅制改革，標志著我國初步建立起了工商稅制體系;1994年的稅制改革則是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全面、深刻的一次，按照“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的指導思想，初步建立起了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稅制體系，形成了現行稅收制度的基本框架;進入21世紀，尤其是自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為進一步完善稅制，我國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繼續對稅收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調整。稅制改革意味著稅制結構的變化，現對1985年、1994年、2008年以及2012年這四個具有代表性的時間點上的直接稅和間接稅狀況進行分析，以勾勒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稅制結構的演變歷程(具體見表1)。(1)1985年我國共設置29個稅種，其中直接稅13個，間接稅16個，直接稅與間接稅之比為34．78:65．22;(2)1994年我國共設置23個稅種，其中直接稅9個，間接稅14個，直接稅與間接稅之比為17．12:82．88。相較于1985年的稅制結構，直接稅占比由34．78%下降至17．12%;(3)2008年我國共設置了20個稅種，其中，直接稅8個，間接稅12個，直接稅與間接稅之比為34．74:65．26。相較于1994年的稅制結構，2008年我國的直接稅占比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4)截至2012年底，我國共設置了18個稅種，其中直接稅包括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契稅、車船稅、車輛購置稅這7個稅種，間接稅包括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關稅、資源稅、印花稅、船舶噸稅、煙葉稅這11個稅種，直接稅與間接稅之比為33．68:66．32。改革開放后的相當一段時期，我國處于經濟增長的起步階段，各項建設支出壓力巨大，因而高度重視稅收的籌集收入職能，而間接稅在對征管水平的要求以及籌集收入能力方面相對于直接稅具有優勢，因此，其收入占比遠遠高于直接稅。這一態勢在1994年稅制改革中甚至得到了強化，直到進入新世紀我國社會經濟形勢發生進一步變化之后才發生轉變。具體來看，隨著企業利潤的快速增長及居民收入的逐步增加，所得稅占比增長迅速;同時，隨著政府對公平問題愈發重視，更為強調直接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因此，直接稅收入占比在此期間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提升。然而，自2008年以來，這一上升趨勢不再延續，直接稅收入占比躑躅不前，2008～2012年直接稅收入占比依次為34．74%、34．10%、32．89%、33．72%和33．68%，始終在32%～34%的區間內波動。這意味著我國稅制結構失衡的狀況近年來沒有明顯的改善跡象。顯然，從保障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角度考量，我國稅制結構轉型改革在當前形勢下勢在必行。
(二)我國稅制結構轉型改革的必要性1．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要求適當降低間接稅比重，減輕企業稅負。稅制結構既無法超越現實的經濟環境而存在，同時也不能滯后于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否則都將對經濟造成危害。目前，我國間接稅占比過高的問題客觀存在。2012年間接稅在稅收總額中的占比為66．32%，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近8個百分點，高于相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近3個百分點;同時，我國企業的負擔，尤其是由企業直接繳納的間接稅的稅收負擔過重。在我國，企業繳納的稅收占全國稅收總額的90%以上［9］①，企業直接繳納的營業稅、增值稅、消費稅等間接稅占全國稅收總額的60%以上。就我國當下這樣一種稅制結構的效應而言，一方面間接稅因其稅負可以轉嫁，對物價具有“添加效應”，因此帶來的物價水平的上漲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經濟效率的損失;同時，在經濟形勢不景氣的宏觀背景下，過高的企業稅負相對削弱了中小企業的競爭力，阻礙了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這迫切要求我國適當降低間接稅比重、減輕企業稅負，為經濟發展增添活力。2．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要求適當提高直接稅比重，構建有利于調節收入差距的直接稅體系。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勢頭，居民收入水平也隨之得到了大幅提高，然而收入分配差距卻日益加劇。2013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955元，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3．03倍;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73，雖然較2012年的0．474有小幅下降②，但收入分配差距仍處在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之上。與此同時，具有收入調節作用的直接稅體系尚未真正建立，在所得稅中，個人所得稅因其制度設計得不完善，未能發揮“調高”的作用，反而淪為“工薪稅”;在財產稅中，房地產稅的全面開征仍面臨較大阻力，遺產與贈與稅的開征也遠未提上日程。因此，我國需要通過所得稅、財產稅改革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構建起有利于調節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稅體系。3．政府政策目標側重點的轉變要求推進稅制結構轉型改革。公平和效率是一對矛盾體，兩者往往不可兼得。政府在公平與效率上的側重點不同，將直接影響其對稅收公平和效率原則的選擇，從而對應不同的稅制結構。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宏觀背景下，近年來，政府逐漸將政策目標側重點由“效率優先”轉向對公平的重視，十報告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改革方向。政府政策目標的轉變無疑對稅制結構轉型改革提出了要求，即通過對具有收入調節作用的直接稅，如個人所得稅、房產稅等稅種進行改革，以促進稅收在收入分配領域中的相關職能的實現。4．國際稅收競爭的加劇要求我國適當降低間接稅比重。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國際稅收競爭也隨之日益加劇，在設計本國的稅制結構時，需要充分考慮來自其他國家的影響。就世界各國稅制結構的現狀而言，近年來，發達國家逐步提高其間接稅比重，發展中國家逐步提高其直接稅比重，世界各國正朝著直接稅與間接稅大致平衡的方向演進。而在我國，直接稅與間接稅比重失衡的問題仍較為嚴峻，間接稅占比過高不僅會推動物價水平上漲，削弱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并且容易在進出口退稅環節對進出口商品的價格產生差別影響，激化國際貿易摩擦。因此，國際稅收環境的改變迫切要求我國推進稅制結構轉型改革，即逐步降低間接稅比重，與世界各國稅制結構演變的基本方向趨同。
三、我國稅制結構轉型的目標設計與改革建議
在推進稅制結構轉型改革的過程中，要堅持既不急于求成亦不走極端的基本原則，并在改革的總體目標、階段性目標框架下，對具體稅種、具體稅收要素的改革進行統籌安排，以實現通過稅制改革推動稅制結構轉型的目標。
(一)我國稅制結構轉型的目標設計“十二五”時期及即將到來的“十三五”時期正是我國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我國應對該時期內稅制結構轉型的總體目標、階段性目標進行科學、合理的設計，并對具體稅種及稅收要素的改革方案做出統籌安排，通過財稅領域的改革來推動整體改革的不斷深化。考慮到2015年、2020年分別為“十二五”規劃、“十三五”規劃的最后一年，故本文對這兩個關鍵時間點上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預測，并借鑒稅制結構轉型的國際經驗，設計我國稅制結構轉型的總體目標(2020年)、階段性目標(2015年)。1．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預測。為對2015年、2020年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進行預測，本如下處理:(1)國內生產總值的預測。2012年、2013年我國GDP實際增長率均為7．7%，由于物價因素的影響，2012年、2013年我國GDP名義增長率均在9%以上。考慮到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在未來一定時期內經濟的增長步伐將放緩，因而初步估計2014～2020年間，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名義增長率為9%，由此推算出2015年、2020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2)人口總量的預測。根據王煥清［10］(2013)的研究，在考慮放松二胎生育政策的前提下，預測2015年我國的人口總量將達到13．98億，2020年將達到14．47億，這與《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2007年)的預測結果基本吻合，因此，本文采用王煥清的研究數據分別測算2015年、2020年我國的人均GDP。(3)匯率的預測。一方面，在2005年匯改、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2010年匯改重啟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下，近年來我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斷增大;同時，需認識到的是現階段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已接近均衡水平，2012年、2013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基本維持在6．10～6．33的區間之內。故判斷人民幣升值趨勢在短期內將得以維持，但不會長期持續下去。［12］初步估計2015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6．0左右，2020年匯率在5．0～6．0這一區間內。綜合以上對國內生產總值、人口總量及匯率水平的預測，可推算出2015年我國的人均GDP在8000～9000美元的區間內，2020年我國的人均GDP在12000～15000美元的區間內。2．我國稅制結構轉型的總體目標。2020年即“十三五”規劃結束時，我國的人均GDP將處于12000～15000美元的區間內。就國際經驗來看，對于人均GDP處于11000～16000美元①的國家，其直接稅與間接稅之比的平均值為39．55:60．45。故將我國稅制結構轉型的總體目標設定為，2020年直接稅與間接稅之比達到40:60，相較于2013年②，直接稅占比上升約6個百分點。3．我國稅制結構轉型的階段性目標。階段性目標的合理性與可行性對于總體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2015年即“十二五”規劃結束時，我國人均GDP將處于在8000～9000美元的區間內。就國際經驗來看，人均GDP處于7000～10000美元區間的國家，其直接稅與間接稅之比的平均值為36．43:63．57。故將我國稅制結構轉型的階段性目標設定為2015年直接稅與間接稅之比達到36:64，相較于2013年直接稅占比上升約2個百分點，即2014～2015年我國的直接稅占比每年提高約1個百分點。
關鍵詞 語文教學；課堂延伸；學科精神
在筆者看來，具有學科特點是評判語文課堂教學延伸有無價值的首要標準。語文學科教學的延伸不能離開語文課程的性質，不能背離語文課程的基本理念，不能遠離語文課程的基本要素，不能拋棄聽、說、讀、寫中的任何一項。記得有一位老師在執教《月亮灣》一課時，在學生初步讀懂課文，簡單地回答了老師的幾個與課文內容有關的問題之后，就讓學生閉眼想象月亮灣的美麗，緊接著又請學生把月亮灣的美麗景象摹畫出來。伴隨著優美的旋律，同學們專心致志地“作畫”，然后就是“展畫”，最后進行“評畫”。雖然同學們參與的熱情高漲，課堂氛圍也非常活躍，但在這種熱鬧的背后卻是語文教學本質的背離，是語文學科延伸本末的倒置！
語文課堂教學延伸固然有必要，能夠拓展文本內容，開拓學生視野，但并不是所有的延伸都是必要的。我們的延伸必須建立在對課程內容的準確理解、對學生認知能力的準確把握之上，這樣的延伸才是必要的，才是有價值的！記得一位老師在介紹自己的課堂延伸經驗時，曾列舉其執教的《詹天佑》一文，大體的執教步驟為：先讓學生思考、討論“‘之’字鐵路設計是否科學？你有什么別的方法讓火車爬上山坡？”等兩個問題；然后又讓學生小組合作討論解決“開鑿八達嶺隧道時，到底找幾口直井才能既增加工作面又縮短工期”的問題。據該老師講，學生討論的氣氛非常熱烈。但我想追問的是：這是一節語文課，還是一節工程學課？如果是語文課，那這樣的延伸至少荒廢了學生習得語言的最佳時期，文中那么準確描寫建鐵路全過程的詞語，學生掌握了嗎？詹天佑在建成舉世震驚的“之”字形鐵路時的民族自豪感，學生領悟到了嗎？在遇到困難時不畏艱難的勇氣與善于克服困難的智慧，學生體會到了嗎？詹天佑那種“各出所學，各盡所知，使國家富強，不受外辱，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的愛國情懷，學生感受到了嗎？恐怕都沒有達成吧！這豈不是“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這樣的延伸有必要嗎？
此外，課堂的延伸一定要在執教者的控制之中，可控制的課堂延伸才能真正體現其價值！我們有些老師可能嘗試過“意外”的延伸所帶來 的精彩與難忘，但千萬不要忘記，一切看似“意外”的延伸既“出人意外”，又“入人意中”。沒有對文本的充分挖掘，沒有對學生的準確把握，一切“意外”都是不可能產生的。這樣的延伸就毫無價值可言了！因此，我們的延伸一定要在執教者的控制之中，以執教者有效的引導去喚起、去預約延伸中的精彩！ 由此可見，語文課堂教學的延伸是否具備語文學科的特點，才是我們的語文課堂教學所必要的，才是學生形成語文素養所必須的，這樣的延伸才是構建在我們老師可控制、可引導的平臺上，才會具備無可比擬的課程價值，才是我們課程改革引領下的語文課堂教學所期待的！語文教學，應該有自己的學科精神。有了學科精神，教學就有了共同追尋的目標，有利于形成學科的“風骨”與特質。語文教學的學科精神應該是人文精神、審美精神與研究精神的綜合。
人文精神語文是一門人文學科。語文教學是塑造人的藝術。人文精神是語文教學的基本屬性。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寫道：“沒有人，一切創造只是荒蕪、徒然，沒有終極目的。”自然的最高目的是文化的人。中國文化燦爛古老，博大精深，語文教師作為傳承祖國文化的人，根本責任是要把學生培養成有文化素養和有文化氣質的人。怎樣履行這一神圣職責呢？
我認為：其一，語文教師自身要積淀一定的人文底蘊。《學記》說：“能博喻，然后能為師；能為師，然后能為長；能為長，然后能為君。”學高為人師，身正為人范。語文教師的作用，說到底，就是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腹有詩書氣自華”，教師若能厚積薄發，自然會對學生產生深遠影響。其二，語文教學的本質是語言教學。而語言本身是人的一種特性，因而語言具有鮮明的人文屬性。沒有語言，就沒有人文。“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因此，語文教學必須以語言的感受、涵詠、領悟、運用為基本內容，引導學生感受語言的靈動，品味語言的氣韻，提高學生學習語言與運用語言的能力。其三，語文教學應具有濃厚的人文情懷。情感是語文教學的生命。沒有情感，就沒有語文教學。從閱讀學講，文章本是情鑄成，字字句句吐衷腸。閱讀是讀者與作者心靈的對話。從寫作學講，作文是情感宣泄的一種方式，情到深處文自工。語文教學應把人文關懷、情感熏陶放在重要位置。
一、修辭，讓它如此美麗
修辭之于文章，猶如化妝之于女人，精典的修飾會令其光彩照人。結合具體情節運用多種修辭，讓新奇的、精妙的、華美流暢的語言源源不斷地涌出筆端，使議論形象化、具體化、透徹化，整篇文章的說理變得多姿多彩，讓讀者在語言的品讀回味中愉悅地接受你的觀點，何樂而不為呢？下面是我的學生習作中運用修辭的幾個范例，在此展現出來與大家共同賞評。
“劉邦雖無雄韜武略，但他卻有識別千里馬的能力。‘運籌幃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他有軍士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給糧餉，不絕糧道’，他有后盾蕭何；‘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他有大將韓信。”《莫放錯位置》
“悠然南山下，陶翁把酒飲盞，種豆賞菊，‘不為五斗米折腰’，成田園詩派鼻祖；悠悠西湖邊，林逋梅妻鶴子，看‘疏影橫斜’，品‘暗香浮動’，怡然自得，傳為佳話。”《莫放錯位置》
這兩段文字都使用了引用修辭格，第一段的引文皆出自課本《史記·高祖本紀》一文，這個同學對課本知識加以靈活運用，使其組成一組整齊的排比句，一氣呵成，增加了文章語言的氣勢，同時又用劉邦的成功經驗之談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大大加強了文章的說服力與感染力；第二段巧妙地部分引用詩句，不僅寫出了陶淵明與林逋的特點，更增添了文章的詩情畫意和內涵，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無數的名言警句、詩詞歌賦、古語等匯成了一條長河，在寫作中不妨擷取幾片浪花來裝點文章，使其在充滿文化氣息的氛圍中說理，增加文章的吸引力。
二、細膩描述更精彩
細膩的描述并不是記敘性文章的專利，議論文中合理地使用一些細膩描述性的詞匯也會收到很好的效果。
“當朝野上下為權爭斗，陶翁種菊南山下，怡然自樂。片片是他人生的快樂，淡淡書香是他精神的寄托。當皇室燈光映照庸俗的畫作，米勒固執的在田野里描繪豐收的農民，他的筆讓我們看到了收割燦爛金黃的農民，聽到了鄉村教堂悠遠的鐘聲。弘一法師遠離喧囂的塵世，古卷青燈，芭蕉夜雨；……”《回歸本色生活》
“堅守本色有時意味著遭受磨難。明清之際思想界頑固不化，在重重黑暗中李贄要求思想啟蒙的號聲驚醒了一代人，也為他招致了無法可想的折磨。然而李贄就是這樣迎著風，沐著雨，忽而淺唱低吟，忽而長嘯疾呼，所有的顛簸都在腳底起皺，所有的風云都在胸中郁積，終成就了性格一派的偉岸。”《堅守本色》
這兩則文字前者清雅工麗，后者沉郁清奇，然而同樣細膩的描畫，帶來同樣的文采斐然，讀來猶如睿智老人的優雅談吐，令人禁不住拍案驚呼：原來議論文亦可如此美麗！
三、善假外物情更真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幾千年前孟子如是說。議論文的語言要有文采，也可借助于外物來表意。
生命本色是什么樣的？這本是一個極抽象的東西，但小作者卻借用“綠、藍、黃、紅”這些表顏色的詞以及鵝卵石這個常見事物來展現，加之“鮮花、掌聲、三千東流水”的對舉，在新奇華麗的預言中使生命本色面目清晰起來。
“五千年的風華絕茂陶冶了中國人的情操，華夏民族中演繹了黃河水邊恒久的一幕；商周的青銅器上記載著源源孝河的印跡；春秋儒風的一抹吹拂更掀起了久久不息的文河潮涌；秦王一統六合劍畢高唱了民族的凱歌；漢醫精經亦流鑄出了醫學寶典……怎能忘卻魏晉書法柳骨顏體的堅貞，唐詩彌漫縱情山水的古韻，宋詞鋪就文化青石板的絢爛；元曲婉轉洗滌茶館的幽香，還有明清小說印刊中吟唱的傲骨風氣……雖有潮起潮落的無奈與滄桑，但海鹽再老也是一種結晶，并且存有海的記憶，用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襟懷去品位中國人的記憶，中國人的性格正如一朵傲放的梅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中國人是一朵梅花》
你看，借助外物來表意，或形象可感，或曲徑通幽，確是提高文章精彩度的法寶。
關鍵詞：《詩經》；賓語前置句；韻律
Abstract:AninvestigationofTheBookofSongsshowsthatitscategoriesofobjectfrontingbasicallyagreewiththoseinprose.Therelationshipbetweenobjectfrontingandrhymepresentsustwocategories:thefirstcategorywasdeterminedbygrammaticalconditionswhichallowednovariationonthepartofthepoet,suchasthefrontingofsomeobjectpronounsbuttheseconddependeduponthepoet''''sdeliberatevariation,suchasthefrontingofnounobject.Asaresult,whenthepoetwasorganizinghislines,hetriedhisbesttomakeanobjectfrontinglineoccurattherhymicalfoot.InTheBookofSongs,thoselineswhichfellintothe“noun+BE+verb”patternmightbedeformedbecausetheydepartedfromthecontext.
KeyWords:TheBookofSongs;objectfrontingline;rhyme
古代漢語中賓語前置的問題，作為一種常見的語法現象，自《馬氏文通》起就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對于這一特殊語序的類型、分布、性質、歷史演變以及產生的動因，幾代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本文擬在前人及時賢研究的基礎上，考察《詩經》中各類賓語前置句的分布情況，探討《詩經》中賓語前置句的使用與韻律的關系。
一、《詩經》中賓語前置句的類型與分布[注:下文在描寫句式的時候，“動詞謂語”簡稱“動”，名詞（包括名詞短語）簡稱“名”，代詞簡稱“代”。]
《詩經》中的賓語前置句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代詞充當前置賓語，其中包括疑問代詞充當前置賓語，否定句中代詞充當前置賓語，其他句式中代詞賓語前置；二是名詞（包括名詞短語）充當前置賓語，其中包括有語法標記和無語法標記兩類。其具體分布見下表1。關于《詩經》賓語前置句的考察，時賢已有文章發表，如楊合鳴1993［1］、韓曉光1995［2］、伍桂蓉2004［3］，本文對之梳理，是為了說明賓語前置的原因。考察《詩經》，其賓語前置類型與散文基本一致，并沒有像后代的格律詩那樣（如杜甫《秋興》中的“香稻啄余鸚鵡粒”、陸游《臨安春雨初霽》中的“素衣莫起風塵嘆”之類），出現有別于散文的特殊形式；只是有些賓語前置的類別出現頻率要大大高于散文，如指示代詞“是”作賓語前置、名詞賓語前置，等等，這既有時代因素，又有詩歌韻律的因素。
二、賓語前置與韻律的考察
押韻是中國古代詩歌韻律的基本要素。通過對《詩經》中賓語前置句押韻情況的分類考察，可以看到，它們的分布大都以協韻為目的。
（一）否定句代詞前置賓語韻律的考察[注:韻腳、韻部均依照王力先生《詩經韻讀》。]
1.關于“不”字句代詞賓語前置的考察
表2“不”字句代詞賓語前置考察表
類別出現于四言中句數出現于雜言中句數動詞謂語為韻腳動詞謂語不為韻腳
前置（43）3763013
后置（7）0725從以上統計可以看出，否定句代詞賓語到《詩經》時雖然已經有部分后置，但前置仍是主要形式（約86%）；前置句的使用雖并非完全受韻律的影響，但多數前置句都處在韻腳的位置(約69.8%)。略舉數例：大車檻檻，毳衣如。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王風•大車》)（檻、、敢，談部）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鄭風•褰裳》)（溱、人，真部）
以上為不處在韻腳的代詞賓語前置句。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周南•汝墳》)（肄、棄，質部）
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召南•行露》)（訟、訟、從，東部）以上為處在韻腳的代詞賓語前置句。
“不”字句，其前置的代詞賓語僅見“我”、“爾”，未見第三人稱，其原因或許正如丁聲樹先生所指出的，否定副詞“不”與前置賓語“之”已凝固成詞，合音為“弗”了的緣故。
2.關于“莫”字句代詞賓語前置的考察
表3“莫”字句代詞賓語前置考察表類別出現于四言中句數出現于雜言中句數動詞謂語為韻腳動詞謂語不為韻腳
前置（16）133160
后置（2）2020由上表可見，“莫＋代賓＋動”16例，無一例“動”不是處在韻腳上與上下協韻。舉例如下：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庸阝風•》)（指、弟，脂部）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小雅•四月》)（紀、仕、有，之部）
“莫＋動＋代賓”式僅見2例：
其一為《衛風•竹竿》中的“遠莫致之”，該例出現在第一章，為說明問題，茲將第一章全文轉引如下：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淇、思、之，之部）“遠莫致之”正處在偶句押韻的位置，“之”為韻腳所在，該章押“之”部韻，“之”未前置，正是為了押韻。
其二為《大雅•民》中的“愛莫助之”，該例出現在第6章，第6章全文如下：人亦有言：德車酋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舉、圖、舉、助、補，魚部）
第六章為變相句尾韻，韻腳在倒數第二個音節上；此外，該章“之”字五出，構成整齊的“動＋之”排比句；顯然，如果該句“之”前置，采用“莫＋代賓＋動”式，則破壞了該章固有的韻律。
考察《詩經》“莫”字句，從代詞賓語后置出現的頻率來看，與散文似乎無別，
[注:考察甲骨文、西周金文，未見“莫”字句；《尚書》亦未見“莫”字句。考察《論語》、《孟子》、《左傳》、《韓非子》、《呂氏春秋》等5部文獻，結果如下：
“莫＋代賓＋動”在《論語》有7，《孟子》14，《左傳》8，《韓非子》8，《呂氏春秋》24；“莫＋動＋代賓”，在《論語》為0，《孟子》為0，《左傳》為2，《韓非子》為1，《呂氏春秋》為0。
上述統計數字表明，“莫”字句中，代詞賓語前置是很嚴格的，“莫＋動＋代賓”式，在散文文獻中只是偶見，列舉如下：“吉莫如之”(《左傳•文公十三年》)、“莫能逢之”(《左傳•宣公3年》)、“人莫救之”(《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后置代詞賓語均為“之”。]實則不然。散文中“莫＋動＋代賓”式偶見，可視為受“主＋不＋動＋代賓”式的影響而產生的偶然現象；[注:管燮初《西周金文語法研究》：“上古漢語用代詞作賓語的否定式動賓結構，賓語先置，這是一條規律，但是賓語不先置的例外情況在殷墟甲骨刻辭中就出現了……否定式受肯定式語序的類化，可能從殷商就開始了。”]
而《詩經》中出現的“莫＋動＋代賓”式，則是詩律使然。
3.關于“無”字句代詞賓語前置考察
考察《詩經》“無＋代賓＋動”3例，“動”都處在韻腳上與上下協韻。列舉如下：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庸阝風•載馳》)（尤、思、之，之部）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衤去兮。無我惡兮，不故也。(《鄭風•遵大路》)（路、衤去、惡、故，鐸魚通韻）（二）肯定句代詞賓語前置韻律的考察
1.“是＋動”（30例）的押韻情況
據考察，《詩經》中只有“是＋動”句而無“動＋是”句，即指示代詞“是”單獨作賓語一定要前置。“是＋動”句（“是＋動”連用者，前一個“是＋動”除外）“動”都處在韻腳的位置上，舉例如下：
祝祭于礻方，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小雅•楚茨》)（礻方、明、皇、饗、慶、疆，陽部）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雅•桑柔》)（迪、復、毒，覺部）
2.其他“代賓＋動”的押韻情況
其他“代賓＋動”3例，“動”都處在韻腳的位置上，與上下協韻：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小雅•節南山》)（巖、瞻，談部）
上帝甚蹈，無自昵焉。俾予靖之，后予極焉。(《小雅•菀柳》)（昵、極，職部）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后予邁焉。(《小雅•菀柳》)（瘵、邁，月部）
《詩經》中，“代賓＋動”句一覽表：
表4《詩經》“代詞賓語＋動詞”句一覽表
類別出現于四言中句數出現于雜言中句數動為韻腳動不為韻腳
“是＋動”291300
其他“代賓＋動”3030
合計330330肯定形式代詞賓語前置句（“代賓＋動”）33例，都出現在四言句中[注:僅有1例出現在雜言中：“君子是則是效”（《小雅•鹿鳴》）。]，“代賓+動”中的“動”均處在句尾韻腳的位置（“是＋動•是+動”格式中前一個“是+動”除外）。
（三）疑問代詞賓語前置句押韻情況考察表5疑問代詞賓語前置句押韻一覽表類型四言雜言在韻腳不在韻腳
疑問代詞賓語前置（29）263209經考察，《詩經》中疑問代詞賓語前置句，動詞也以在韻腳位置的為多。略舉數例：
害害否?歸寧父母。(《周南•葛覃》)（否、母，之部）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大雅•桑柔》)（將、往，陽部）
以上在韻腳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邶風•谷風》)（求、救，幽部）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秦風•終南》)（堂、裳、將、忘，陽部）
以上不在韻腳。
（四）名詞（包括名詞短語）賓語前置押韻情況考察
名詞賓語前置包括帶語法標記與不帶語法標記兩種情況。帶語法標記的，根據語法標記的不同，又分“賓+是+動”、“賓+之+動”、“賓+斯+動”、“賓+來+動”、“賓+于+動”、“賓＋胥＋動”等6類，如下：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唐風•山有樞》)（樞、榆、婁、驅、愉，侯部）“賓+是+動”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秦風•車鄰》)（鄰、顛、令，真部）(賓+之+動)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小雅•賓之初筵》)（抗、張，陽部）(賓+斯+動)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大雅•江漢》)（浮、滔、游、求，幽部）(賓+來+動)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大雅•崧高》)(翰、蕃、宣，元部)(賓+于+動)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大雅•瞻》)(富、忌，職之通韻)(賓＋胥＋動)
不帶語法標記的，如：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邶風•日月》)(出、卒、述，物部)
具體分布如下表：
帶語法標記的名詞賓語前置句，其韻律特點，誠如馮勝利先生所言，是“加重動詞的分量”［4］237，韻腳必須重讀，而該句式的重音恰恰是落在句末的“動”上，與韻律要求相一致，這恐怕就是詩人在韻腳所在刻意選擇該句式的重要原因。
（五）幾點思考
1.考察《詩經》韻腳所在，或句句押韻，或隔句押韻，但偶句押韻是《詩經》最常見的押韻方式。
《詩經》中賓語前置與韻律當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受語法條件制約、詩人不能隨意改變的，如疑問代詞賓語前置、“是+動”句、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注: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現象在甲骨卜辭中即已出現，如“貞：祖辛不我害？貞：祖辛害我？”參見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頁。]，等等；一種是詩人刻意改變的，如名詞賓語前置句（帶語法標記的賓語前置句，以及不帶語法標記的“東山自出”之類）。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詩經》在句子安排上（尤其是后者），總是盡可能地將賓語前置句安排在韻腳所在的位置。賓語前置句的分布以在偶句為常。
考察《詩經》中各類賓語前置句不出現在韻腳的比例：疑問代詞賓語前置（約31%）、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約21%）、帶語法標記的名詞賓語前置（約9.86%）、肯定句代詞賓語前置（0）。不同類型的賓語前置句受韻律的影響大小不同，形成如下序列：疑問代詞賓語前置句＞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帶語法標記的名詞賓語前置＞肯定句代詞賓語前置
上述序列表明，從左至右，在句式的選擇上，語法條件的制約逐漸削弱，而韻律的制約逐漸加強。
2.“是+動”句集中出現在《大雅》、《小雅》，當與時代有關。考察上古文獻，“是+動”式僅見于西周時期，東周已經消亡，這與該式在《詩經》中的分布是一致的。
在西周的銅器銘文中，可以看到早期的“是+動”式：[注:金文例句轉引自潘玉坤《西周金文語序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頁。]
西周中晚期：子子孫孫其萬年永是寶用。（晉侯棘人馬方壺）
西周晚期：子孫是尚，子孫之寶，用孝用享。（豐伯車父簋）
西周晚期：其萬年令冬（終）難老，子子孫孫是永寶。（殳季良父壺）
比照銘文之程序語“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注:嚴格地說，西周銅器銘文之程序語是“子子孫孫永寶用”、“子子孫孫永寶”、“子子孫孫永用”，即以動詞后不帶賓語為基本形式。考察華東師范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編《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記有“永寶用”、“永寶”、“永用”者800余器，記有“永寶用之”、“永寶之”、“永用之”者僅21器而已。]，
“是”代替“之”，置于動詞之前。《豐伯車父簋》中，“尚”、“享”同屬陽部，《殳季良父壺》中，“老”、“寶”同屬幽部。我們推測，用“是+動”代替“動+之”，或許是為了協韻的緣故。[注:前輩學者有一種說法，即“古語殘留說”，認為古漢語的前身是一種底層結構為SOV型的語言，后來變成了SVO，“是＋動”是史前SOV型漢語的殘跡。]
為什么協韻要將代詞前置？或許如馮勝利先生所言，代詞一般是輕讀音（“代詞在韻律學上叫做‘弱形式’”［4］），將代詞“是”前置，動詞居后，可以收到“加重動詞”之功效；動詞處在韻腳的位置，而韻腳又為重音所在，二者相得益彰。當然，這樣說，還要解釋下面的問題：一是解釋代詞入韻問題；二是解釋變相句尾韻的問題。《詩經》中存在著代詞入韻的現象，如：“三歲貫女”(《魏風•碩鼠》)之“女”，“不入唁我”之“我”(《小雅•何人斯》)（按：《詩經》中，“我”字處在句尾者30例，押韻者2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秦風•晨風》)之“何”，顯然“弱形式”亦可押韻，要重讀。再有，存在著變相的句尾韻（即句尾是語氣詞之類的，如《伐檀》之“兮”，《》之“之”），句尾不是重音所在；“兮”雖可以延長，而“之”似乎是要輕讀。這兩個問題或許與音樂旋律及其詩歌重音有關，還有待于做進一步的考察。
3.名詞賓語前置，是詩人可以刻意選擇的，因為名詞賓語的位置本該在動詞謂語（或介詞）之后。考察《詩經》，名詞賓語前置句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處在韻腳所在的位置，正說明了這一點。關于名詞賓語前置句，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無論是帶語法標記的名詞賓語前置句（如《小雅•節南山》中的“四方是維，天子是毗”），還是不帶標記的名詞賓語前置句（如《邶風•日月》中的“東方自出”），在散文中都可以見到（如《左傳•襄公二十二年》中的“吾不免是懼”、《左傳•昭公十九年》中的“室于怒，市于色”）。只不過在散文中或許只是偶見，除凸顯焦點之外，或許并無特殊的修辭目的；而在詩歌中則是為了使詩句富于變化，為了協韻，而刻意地安排罷了。可見，《詩經》不像唐宋時期的格律詩那樣，并無特殊于散文的語序，只是在語序的安排上，句式的運用上，要服從于韻律。
《詩經》中，凡名詞賓語前置句均為四字句（約91.5％），或變相的四字句（即“虛詞＋四字句”，如“維邇言是聽”、“匪先民是程”之類）；前置賓語不得超過兩個音節；動詞謂語皆為單音動詞；語法標記與動詞之間不能插入其他成分（如否定詞、助動詞）；句末不得帶語氣詞，等等。[注:考察同一時期的散文文獻，帶標記的賓語前置句已有長足的發展。如《左傳•昭公元年》：“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論語•公冶長》：“吾斯之未能信？”《國語•楚語下》：“則何上下之有乎？”顯然，散文中該句式要相對自由得多。]
這些音節限制正是《詩經》的名詞賓語前置服從于韻律的體現。
4.帶語法標記的名詞賓語前置句，其語法標記除了在春秋、戰國文獻中常見的“是”、“之”之外，還有“于”、“來”、“斯”、“胥”等。考察《詩經》“于”、“來”、“斯”、“胥”等標記集中在《大雅》、《小雅》、《豳風》之中，據前人考證，《大雅》、《小雅》大多是西周末年、東周初年的作品，《豳風》亦西周末年的作品。這表明，帶標記的名詞賓語前置句，在其初始階段，其語法標記是不固定的，《詩經》中這種句式語法標記的多種多樣，正是這種句式在西周末年、東周初年語法標記尚未固定的反映。
三、關于“魯侯是若”、“萬民是若”的討論
“魯侯是若”、“萬民是若”二句詩出自《魯頌•宮》。茲將原文轉引如下：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關于這兩句詩，自古以來即有歧解。分述如下：
“魯侯是若”：
第一，清代錢澄之《田間詩學》：“毛云：若，順也。遠人來服，則魯侯從而順其情，以撫安之也。”
第二，明代季本《詩說解頤》：“若，順也。謂順魯侯之德也。”
高亨《詩經今注》：“若，順也。此言都服從魯侯。”
“萬民是若”：
第一，鄭玄箋：“國人謂之順也。孔穎達疏：民既以之為順。”
清代錢澄之《田間詩學》：“‘萬民是若’，言萬民皆心順之，以為合理也。”
高亨《詩經今注》：“‘若，順也’。此句指廟貌莊嚴，萬民對它肅然起敬。”
第二，宋代朱熹《詩集傳》：“治其宮室寢廟，以順萬民之望。”
《詩說解頤》：“‘萬民是若’，順萬民之心也。”
清代嚴虞忄亨《讀詩質疑》：“于是修舊起廢，治其宮室寢廟，以順萬民之望焉。”
為什么同一詩句會有歧解呢？
依第一類解釋，“魯侯”、“萬民”是主語，“是”是“若”的賓語，則該句式為“名主語＋是賓語＋動”，依第二類解釋，“魯侯”、“萬民”是賓語，“是”只是一個語法標記，則該句式為“名賓語＋是助詞＋動”。因為“魯侯是若”、“萬民是若”，其句式都可以描寫為“名+是＋動”；所以，在句法平面上的“名+是＋動”實則包含了“名主語＋是賓語＋動”、“名賓語＋是助詞＋動”兩種句式，是一個多義格式。[注:參見殷國光《古代漢語句法中的若干歧義現象》，《語文研究》1984年第2期。]
《詩經》中，凡符合“名+是＋動”句式的詩句脫離了語境（或語境不明），都可能有歧解。
例如《魯頌•宮》“上帝是依”：第一，元代許謙《詩集傳名物鈔》：《魯頌》亦云“上帝是依”，謂天之神憑依姜女原之身而生后稷也。
第二，宋代歐陽修《詩本義》：毛謂“依其子孫”者亦非也。其上下文方言姜女原生后稷時事，與上帝依其子孫文意不屬。據詩意，依猶賴也，謂上帝是賴者，言姜女原賴天帝之靈而生后稷無災害爾。
又如《商頌•長發》“百祿是遒”：第一，孔穎達疏：“故百眾之祿于是聚而歸之。”
第二，元代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故能聚此百祿耳。”
總之，《詩經》賓語前置句類型多與散文一致，但一些前置句的出現，與詩歌韻律關系密切，一些歧解句與語境聯系緊密，一旦語境模糊或丟失，就可能歧解。
［參考文獻］
［1］楊合鳴．《詩經》句法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2］韓曉光.《詩經》中的賓語位置考察［J］.古漢語研究，1995(3).
[關鍵詞]德育途徑問題策略
進行德育，不僅要有正確的內容，而且要有恰當的途徑。常有這種情況，教師對學生所講的內容是正確的、有針對性的，但實際上卻收不到良好的效果，其原因就與德育途徑選擇不當或不暢通有關。為此，必須針對中小學德育途徑存在的問題，采取優化策略，以確保德育途徑暢通，順利實現德育目標。
一、中小學德育途徑的重點
德育途徑是指學校為了向青少年學生施加德育影響而組織進行的各個不同方面的活動和工作。它是德育工作在教育對象那里取得效果的基本渠道，是實現德育目標的橋梁。德育途徑規定了實現德育目標、落實德育內容所必須經過的基本通道或路徑。
根據我國現行中小學德育大綱的規定，并結合中小學的實際情況來看，當前我國中小學應重點抓好以下德育途徑：第一，教學途徑。包括專門的德育課教學(如思想品德課、政治課等)與其他各學科的教學。第二，活動途徑。包括課外與校外活動(含勞動與社會實踐)，共青團、少先隊所組織的各種活動。第三，班主任工作。班主任是教學途徑統一要求缺陷的彌補者，是活動途徑的主要組織或指導者，是學校德育向家庭、社會德育延伸的搭橋者。第四，家庭、社會等校外環境。家庭是學生成長的第一空間，父母是學生發展的第一任教師。社會是學生成長的廣闊空間，社會的各種事件、變化等是影響學生發展的全方位途徑。
上述四個途徑在實踐運行過程中，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問題，需要我們加以關注并尋求優化的策略。
二、中小學德育途徑存在的問題
1．教學途徑不暢通，發揮不了主渠道的作用
教學途徑不暢通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專門的德育課教學在中小學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往往成為其他所謂“主課”的犧牲品，教學時間得不到保障、教學內容陳舊僵化、教學方法單調死板、教學評價重知輕行。二是其他各科教學未能做到寓教育于教學之中，有的教師在課堂上只顧教書，忘了育人，認為那是德育課老師和其他德育工作者的事；有的教師則游離于教材之外生硬添加或簡單聯系學生實際，使學生反感。這些均導致教學途徑發揮不了主渠道的作用，讓學校德育的實施喪失了主陣地。
2．活動途徑走過場，形式大于內容
由于活動途徑有著特殊的外顯魅力，所以活動被很多學校、老師所青睞，但實踐中許多活動途徑只是走過場并未取得預期的實效，形式大于內容。有些學校的德育工作，搞起計劃來相當正規和龐大，似乎很受重視。諸如：搞多少次主題班會、主題隊會，請名人做多少次報告，搞多少次參觀、訪問、調查等等。當然這些活動本身是好的，但若只追求形式和數量，就會使這些活動徒有虛表，而學生的思想境界、道德品質、言談舉止中存在的很多具體、實際的問題則不一定能解決。
3．班主任工作急功近利，智育重于德育
面對升學的壓力和外在歪曲的評價、物質的誘惑，班主任工作的重心往往落在短期內能夠抓出成效的智育上來，而不大鐘情于吃力不討好的德育。其實促進學生的學業成績進步并不是班主任的主要職責(說極端點它都不是班主任的職責)，而是班主任工作的副產品。“班主任的具體任務和職責很多，其中的一項主要任務和職責是對學生進行品德教育。”因此，班主任的主要職責應是對學生進行政治、思想、道德品質、學習態度、學習目的等較為深層的有關思想認識領域的規范與引導。學生學業成績的進步是各科教師優秀教學的結果，是學生求知欲強烈、學習態度端正的必然結果，這并不能成為班主任工作的根本追求，更不能成為評價班主任工作的主要指標。
4．學校、家庭、社會德育相分離，未能形成有效合力
有人曾形容我國當前的學校德育是強調奉獻的教育，強調學生高尚品格的形成；家庭德育是實惠教育，強調自家的孩子在與外界交往時不吃虧；社會德育是利己教育，突出自我發展，有點“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痕跡。這些說法也許是不恰當的，但卻也說明了一個不爭的事實，即學校、家庭、社會在教育未成年人方面，尤其是在德育方面相互分離，各自為政，未能形成一股有效的合力共同地作用到未成年人身上。學校是高處不勝寒，孤掌難鳴；家庭鐘情于孩子能否在學業上繼續深造，將來出人頭地；社會不太能夠自覺控制自己的不良影響，“社會教育對我們所說的，把父親和師長所教育的思想全部。”這種分散的、甚至有點相悖的德育影響阻礙了學生政治、思想、道德品質的健康成長。轉三、優化中小學德育途徑的策略
1．恢復教學途徑的主渠道地位
(1)必須恢復德育課在學校教學中應有的地位，同時改革德育課的教學與評價，真正發揮德育課專門的教育、養成作用。第一，確保專門德育課的教學時間，不能是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第二，及時更新并不斷吸收新的德育素材，讓學校德育素材貼近學生生活、貼近學生實際、貼近社會現實。第三，改革德育課的教學組織形式和教學方法。學校其他各科的教學都在探索教學組織形式與教學方法的變革，而作為專門培養人思想品德的德育課本應該是這場變革的先導，更不能落伍了。小組討論與合作、采訪或追尋身邊先進人物、參觀、辯論、社會實踐、主題演講、情感體驗等都可以成為德育課教學的策略。第四，打破以試卷、筆試、背誦有關道德條款等以考查德育知識為主的德育課評價體系，構建融面試、道德實踐活動、義務勞動、愛心體驗等為一體的，以考查知行統一為主的德育課教學評價體系。
(2)必須明確德育“工作”不僅是德育工作者的專門工作，也是學校全體員工的工作，只是科任教師在學校里承擔的教學任務不同，所施加德育影響的方式有別罷了。“任何人沒有權利剝奪任何教師參與學校德育工作的權利，任何教師也沒有權利放棄對學生進行德育的義務，德育是教師的天職，是每一個教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2．還活動以育人的本真面目
(1)開展活動之前必須明確活動的育人目的，并依此來檢驗活動的成敗。有的時候也可能需要活動來“做做秀”，但更多的時候則是應該通過活動達到其他途徑所不能達到的最佳德育效果。
(2)活動目的的實現離不開活動過程中每個細節的認真處理，所以對在活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突發事件、對學生在活動中的言談舉止等都要加以認真對待。正所謂成功的活動必須考慮到所有方面，但失敗的活動只要有一個細節沒有考慮到則足以導致。
(3)活動的數量、類型應因德育的目標和內容而定，不是數量越多越好，不是活動越熱鬧越好。如對于激發學生的同情、友愛之心來說，一個貧家子弟發奮成材的現身說法，可能比聲勢浩大的向災區人民捐款要來得更為直接和有效。
3．讓班主任成為學生成長為“人”的引導者
“‘教育’最本源的意義就是‘引導’，教育者在本真的意義上就是一個‘引導者’。”必須明確班主任工作的主要職責，讓班主任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不能立竿見影的，需長期抓、抓長期的德育工作中去，促進學生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樹立，促進學生良好品德習慣的養成，促進學生濃厚學習興趣和踏實學習態度的形成。“野心人人各不相同，同一個事件或對象也不會滿足兩個人的野心；但人道人人相同，同一個對象觸動所有人的這種激情。”班主任就是要不斷激起學生這種充滿人性的激情，成為學生成長為“人”的引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