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17 05: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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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g和Dewald研究了1880—2001年11個工業國家的貨幣供給波動與通貨膨脹的關系，認為長期內貨幣供給導致永久性通貨膨脹，但對實際產出沒有影響［9］。Tas研究了中東地區的貨幣供給與物價的短期和長期關系，認為各國的貨幣供給與物價的短期關系基本相同但長期關系明顯不同［10］。Waingade分析了印度的貨幣供給與物價水平的長期關系，認為兩者長期存在正向關系［11］。Berger和Osterholm運用BVAR模型分析了1960—2005年美國的貨幣供給對其物價水平的影響，認為貨幣供給增加是物價水平提高的Granger原因［12］。張金城運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貨幣供給與通貨膨脹和實際產出的關系，認為貨幣供給對通貨膨脹有顯著的溢出效應［13］。郭永濟、李伯鈞和金雯雯運用時變參數向量自回歸模型研究了流動性對通貨膨脹、產出和資產價格的影響，認為流動性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具有時變性，且這種時變性因經濟所處的狀態不同而不同［14］。劉鵬運用誤差修正模型研究了貨幣供給與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的關系，認為貨幣激活效應是資產價格波動影響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15］。余輝和余劍運用時變參數狀態空間模型構建了金融狀況指數，認為包含貨幣供應量的金融狀況指數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較為顯著［16］。于澤和羅瑜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方法進行研究，認為中國貨幣具有內生性，貨幣和通貨膨脹是同時形成的，貨幣內生性條件下的通貨膨脹的主要影響因素是投資和凈出口［17］。惠曉峰和王馨潤運用VAR模型分析了外匯儲備與通貨膨脹的關系，認為短期內外匯儲備的增加不會直接影響物價水平［18］。粟勒、王少國和胡正分析了2000—2012年中國央行資產負債表的結構，認為外匯占款是影響中國貨幣發行的最重要因素，且是推動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19］。吳克保從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角度出發進行研究，認為中國流動性過剩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外匯儲備過快增加導致的貨幣超發造成的［20］。田濤、許泱和蔡青青基于DCC－GARCH模型進行實證分析，認為中國的通貨膨脹主要受貨幣供應量變化的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化和國際石油價格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較小［21］。雖然學者們運用不同方法對通貨膨脹的匯率因素和貨幣因素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對本文有較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但是相關研究仍存在一些問題。第一，雖然大多數學者認為貨幣供給對通貨膨脹具有正向影響，但是并未深入分析貨幣供給來源的具體變化。不同的貨幣供給來源可能對應完全不同的通貨膨脹治理措施，而中國貨幣供給來源及其變化清晰地反映在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因此非常有必要基于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進行深入分析。第二，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匯改后中國貨幣供給的變化與外匯儲備有較強關系，也就是說外部經濟通過匯率機制對通貨膨脹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因此在分析貨幣供給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時有必要考慮匯率因素。第三，從研究方法看，相關研究主要采用最小二乘回歸、協整分析、向量自回歸模型等線性方法或模型，但這些模型的參數反映的是經濟變量間的平均影響關系，無法反映參數隨時間變化的動態時變特征［22］。實際上，中國的經濟體制一直處于變革中，內外經濟發生的各種改革和各項政策變化都可能導致相關經濟變量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發生變化，因此需要構建時變參數來反映其動態變化過程。鑒于此，本文從分析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化出發，運用狀態空間模型構造時變參數，研究匯率和貨幣供給對通貨膨脹的動態影響。
2貨幣供給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機理
2．1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分析本文以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為樣本期，首先分析樣本期內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中反映的負債情況，即資產負債表中的右列。央行資金來源于負債和自有資金，其中自有資金為219．8億元，占歷年總資金來源的比例不足1％，可見負債是人民銀行的主要資金來源。負債中的儲備貨幣是人民銀行貨幣發行與金融機構存款的合計數，是央行資金的主要來源。在樣本期內，儲備貨幣占總負債的比例平均約為62．5％，且該比例自2010年12月突破70％，并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上升，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發行債券是央行為了彌補資金占用不足而對外發行的債券，主要是指央行票據發行。在樣本期內，發行債券占總負債的比例約為18．6％。據此可得，儲備貨幣和發行債券合計占總負債的比例平均約為81．1％，也就是說央行資金的主要來源是儲備貨幣和發行債券。然后分析人民銀行資產負債中的資產情況，即資產負債表的左列。“資產”一列反映了資金的運用和去向，也反映了人民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方式和途徑。經過分析發現：在樣本期內，央行的總資產規模增加了2倍，國外資產規模增加了3．1倍；央行所持有的資產中占比最大的是國外資產，其占總資產的比重持續上升———由2005年7月的60．6％持續上升至2012年6月的83．9％，且在2012年2月達到樣本期內的最高值（84．7％）。綜上所述，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樣本期內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不斷擴大，資產方的顯著特點是：隨著總資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國外資產規模不斷擴大，其占總資產的比例不斷上升，國外資產科目成為資產方的第一重要科目。負債方的顯著特點是：隨著總負債規模的不斷擴大，儲備貨幣科目的規模不斷擴大，其占總負債的比例不斷上升且在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儲備貨幣科目成為負債方的第一重要科目。基于以上分析，并將資產方中的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對其他金融性公司債權和對其他非金融性公司債權科目合并成為國內信貸，從而得到如表2所示的資產負債表，本文據此進行分析。
2．2貨幣供給影響通貨膨脹的機理根據表2所示的資產負債表中的平衡關系，可得以下數量關系：儲備貨幣＝國外資產＋國內信貸－發行債券。這一關系表明：儲備貨幣規模與國外資產和國內信貸正向變動，與債券發行反向變動。也就是說：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央行購買的外國資產越多，則儲備貨幣的規模越大；央行對國內機構的債權越多，則其儲備貨幣的規模越大；央行的債券發行規模越大，則其儲備貨幣規模越小。自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來，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使得中國外匯資產迅速持續增加。在強制結售匯制度下，為了收購“雙順差”下的外匯凈流入，人民銀行被迫投放人民幣，使得資產方中的國外資產和負債方中的儲備貨幣迅速持續增加。面對外匯占款迅速增加的巨大壓力，資產方中的國內信貸作為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一個渠道，理論上可成為央行對沖外匯占款增加、防止基礎貨幣過快增長的手段，但是其投放本身具有剛性、操作空間有限，難以通過壓縮其規模達到緩解基礎貨幣投放過快的目的。而負債方中的發行債券在減緩基礎貨幣增加過快方面在一定時期內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央行發行票據作為對沖外匯占款快速增加的手段，只能在短期內起推遲壓力、減緩基礎貨幣增加過快的作用。隨著票據到期形成的資金壓力和發行成本的不斷上升，發行票據難以在長期內對沖新增外匯占款，其作為調控基礎貨幣手段的效力有限。綜上所述，面對外國資產中的外匯占款迅速增加導致的基礎貨幣大量被迫投放，央行的對沖手段（如發行票據和壓縮國內信貸等）的效果有限，外匯占款已成為中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央行通過控制基礎貨幣來調控貨幣供應量的能力較弱。總的來說，資產方中的外匯占款迅速增加必然導致負債方中的基礎貨幣增加，基礎貨幣在貨幣乘數的作用下導致貨幣供應大量增加，從而形成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
3計量模型
3．1模型構建在計量經濟學文獻中，狀態空間模型通常被用來估計不可觀測的時間變量，如理性預期、長期收入和不可觀測因素等。很多的時間序列模型———包括經典的線性回歸模型和ARIMA（autoregressivein－tegratedmovingaverage）模型———都可作為狀態空間模型的特例。狀態空間模型提出了“狀態”概念，經濟系統中可能存在的不可觀測狀態反映了系統的真實狀態，狀態空間模型建立了可觀測變量與系統內部不可觀測狀態的關系，能實現基于各種狀態向量分析和認識系統。運用狀態空間模型描述動態系統有兩個突出的優點：一是狀態空間模型可將不可觀測的狀態變量納入可觀測模型并得到估計結果；二是狀態空間模型利用強有力的迭代算法———卡爾曼濾波估計參數。狀態空間模型包括兩個模型：一是狀態方程模型，它反映了動態系統在輸入變量的作用下在某特定時刻轉移到的狀態；二是量測方程或輸出方程，它將動態系統在某特定時刻的輸出變量、系統狀態與輸入變量聯系起來。本文利用狀態空間模型構造時變參數模型。上式中：βt是隨機系數向量，是狀態向量，也稱為可變參數，是不可觀測變量，必須利用可觀測變量yt和x′t來估計；x′t是隨機系數向量βt對應的解釋變量的集合；z′t是固定系數γ對應的解釋變量的集合。假定可變參數βt的變動服從AR（1）模型，假定擾動向量μt和εt是相互獨立的且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σ2和協方差矩陣為Q的正態分布。
3．2數據來源及預處理本文選取的初始變量分別為CPI環比月度數據、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指數定基月度數據（2010年＝100）、貨幣供應量M2月度數據。鑒于2005年7月中國進行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在保證樣本容量和數據可得性的前提下，本文采用的數據樣本期間為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CPI環比月度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系統，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指數定基月度數據來源于國際清算銀行網站，貨幣供應量M2月度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通常采用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作為衡量中國國內通貨膨脹的變量。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是加權匯率，其權數是各國與中國的貿易額占中國貿易總額的比重，該匯率比雙邊匯率更能較好地反映人民幣對外價值的變化。貨幣供應量采用廣義的貨幣供應量概念，即M2，主要包括流通中的現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等。為了保持數據的可比性和滿足研究需要，本文對數據做如下處理：首先將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指數定基月度數據轉換為以2005年7月為基期的環比數據，將貨幣供應量M2月度數據轉換為以2005年7月為基期的環比增長數據，這樣3組變量數據均為以2005年7月為基期的環比數據；然后利用CensusX12季節調整法對3組變量數據進行季節調整；最后分別對經季節調整后的3組變量數據取自然對數。經過上述處理后，統一了不同變量數據的比較基礎，消除了季節影響以及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性。將調整后的最終序列分別記為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
4實證分析
狀態空間模型要求時間序列是平穩序列或序列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從而避免出現非平穩時間序列存在的“虛假回歸”問題。
4．1平穩性檢驗為了盡可能地保證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的穩定性，本文采用ADF檢驗和KPSS檢驗兩種方法。ADF檢驗的原假設是待檢驗序列含有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KPSS檢驗的原假設是待檢驗序列是平穩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3和表4。據此可知，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均是平穩序列，可直接建立狀態空間模型。
4．2狀態空間模型構建根據前文分析，本文構建如下狀態空間模型。本文采用的計量軟件是EVIEWS6．0，采用文本直接輸入方式，在文本框輸入定義好的狀態空間模型表達式，運用卡爾曼濾波對狀態空間模型進行估計，結果見表5。由表5的結果可知，狀態變量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顯著的，AIC等信息準則較小，說明模型擬合的較好。
4．3模型檢驗對所建立的狀態空間模型的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6。由表6可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估計出的狀態空間模型的殘差序列是平穩的。查看殘差序列的滯后階數為36期的相關系數和自相關系數可知，模型的殘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關。以上統計分析表明，基于卡爾曼濾波所得的狀態空間模型的估計結果是可靠而穩定的，模型較好地擬合了樣本數據，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析具有一定意義。圖1中，sv1表示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環比變化率對CPI環比變化率的時變參數軌跡。整體來看，隨著樣本期內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其環比變化率對CPI環比變化率的影響在－0．048附近上下波動，這種動態影響除了在2008年出現了較為劇烈的波動外，在其他年份的波動總體趨于平穩，動態影響在2008年1月達到最大值（－0．024），在2008年11月到達最小值（－0．116）。這說明，中國匯率制度改革后，樣本期內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對國內通貨膨脹起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平均來看，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環比指數每變化1％將導致CPI環比指數降低0．048％。這種抑制作用的時變特征說明，該微弱的抑制作用還受其他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圖2中，sv2表示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環比變化率對CPI環比變化率的時變參數軌跡。總的來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環比變化率對CPI環比變化率的影響為正數，在樣本期內在0．471附近呈現動態變化，這與經濟理論的預期一致，且實證結果顯示，在樣本期內M2環比增長率每增加1％，將導致CPI環比變化率平均變動47．1％；這說明長期來看，貨幣流動性過剩會導致通貨膨脹的發生，國內的通貨膨脹的發生有相當一部分原因是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過快造成的。這種動態影響在2008年8月至11月出現持續大幅上升趨勢，且在11月達到最大值為56．3％，之后直至2009年5月緩慢下降至平穩狀態，這基本契合了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后我國政府投資4萬億元拉動經濟增長的時間區間，說明4萬億元計劃的實施在拉動經濟增長，抑制經濟放緩的同時也推高了國內的通貨膨脹率。
5結語
自1971年美元這一國際本位貨幣擺脫黃金的束縛后，貨幣在全球范圍內徹底虛擬化。隨后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虛擬資本在全球迅速膨脹。表現如:全球各國貨幣當局的外匯儲備從1970年的近600億美元迅速膨脹到2013年底的11．4萬億美元;國際債券余額從1970年底的近900億美元擴張到2013年底的34萬億美元;全球國際銀行業的跨國要求權在1970年底不過2000億美元，2013年底則飆升至46萬億美元;全球外匯交易總額從1970年的幾百億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1100萬億美元。全球虛擬資本迅速膨脹的原因便在于貨幣虛擬化之后其本身嬗成為一種能量，并且這種能量對虛擬經濟的推動作用遠遠高于實體經濟，可以說虛擬資本的膨脹是貨幣虛擬化之后的歷史必然。貨幣能量功能是指在貨幣虛擬化條件下，貨幣在運動過程中所具有的主導經濟運行以及獲取、配置資源的能力，這一點在國際本位貨幣這種載體上表現最為顯著。理論上講，當黃金非貨幣化后，所有貨幣在流通時都失去了數量上的自然控制機制，必須依賴貨幣當局控制貨幣供應量。由于上世紀70年代世界各國普遍遭受了通貨膨脹的肆虐，貨幣當局痛定思痛之下一般能夠有效控制貨幣數量的增長，除非某種特殊原因和需要，貨幣數量被有效控制在與GDP增長率相適應的水平，以控制本國的物價。但是在貨幣徹底虛擬化之后，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一些國際本位貨幣國家的貨幣當局逐漸意識到貨幣能量的實際功能，這種功能主要作用于境外，即可直接從境外換取各種商品和資源，于是國際本位貨幣當局可以通過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來謀利，這必然造成全球范圍內的虛擬資本膨脹。我們可以描述一下這個形成機理:國際本位貨幣供應國通過擴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超額發行國際本位貨幣，由于貨幣能量功能的緣故，貨幣供應國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有效獲取各種資源和服務，促進本國的經濟福利。超額國際本位貨幣能量的注入是通過“市場經濟手段”來實現的:第一，國際本位貨幣供應國的央行可以通過降低本國利率、購買二級市場的國債等擴張性貨幣政策來有效增加市場中的貨幣能量，這既可以直接鼓勵私人部門的投資與居民消費，達到促進本國經濟增長的目的，重要的是擴張的貨幣能量會進入虛擬經濟領域，刺激虛擬經濟領域的活動從而通過資本化和杠桿運作創造出更多的貨幣收入，來達到刺激本國經濟繁榮的目標。第二，國際本位貨幣供應國的政府也可以通過減少企業和居民的所得稅來激勵投資和消費，或者通過轉移支付、補貼以達到提高本國企業競爭力和居民福利的政策目標。通過這兩個手段產生的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可以通過增加貨幣發行加以平衡，這勢必造成國際本位貨幣的超額供給。而經常項目下的1單位國際本位貨幣的流出將導致世界擴張大致兩到三倍的流動性，這其中還不包括銀行乘數擴大的貨幣量［4］(P1－11)。以美元流入中國為例，1美元外匯流入中國后，拿到美元外匯的出口商在商業銀行兌換人民幣，商業銀行則在中國人民銀行兌換人民幣。這最終導致中國人民銀行新印7元人民幣來對沖1美元外匯，這時流動性已經膨脹了一倍。而流入央行的1美元外匯又會通過投資美元計價的國債、股票等回流美國，在回流途中刺激了美國金融資產的創新，導致流動性的進一步膨脹。它最初是美元的國際性膨脹，其后是歐元和其他國際貨幣的跟進。充足的國際貨幣借助電子設備在不同區域飛速循環流動，充裕的貨幣動能刺激著全球虛擬資產規模不斷膨脹和經濟虛擬化程度不斷加深，諸如股市、債市、匯市、金融衍生品市場、房地產甚至收藏業都空前繁榮。
二、貨幣能量的簡單公式說明
弗里德曼在表明經濟流量與存量的關系時從宏觀視角給出認識收入資本化的公式:K=YR(1)(1)式中，K是資本存量，Y是國民收入，R是利息率。這實際是一個經濟虛擬化的能量公式，K就是能被資本化的資產或說是國民收入Y能夠衍生出來的虛擬資本。假定利息率為5%，國民收入是10萬億美元，全部收入被資本化就意味著最大限量的資產價值將達到200萬億美元。這里強調的是對這個近似于爆炸的證券化或者資本化膨脹趨勢的唯一限制就是貨幣資金能量的可得性。以美國為例，當美元失去黃金的約束被加速度提供出來(通過經常項目長年累月的逆差)，這些美元回流美國時就成為巨大的能量，于是美國本土的債券、股票、外匯、期貨、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資產被加速度地創造出來，成為創造財富的機器，這也是美國虛擬經濟(包括房地產)一直發展、繁榮以及膨脹的根本原因。實際上貨幣能量是對這個公式的唯一限制，如果沒有充裕的貨幣能量，這個經濟虛擬化能量公式就不會變得那么有力。延續公式(1)進行分析:K(m)=Y(m)R(m)(2)公式(2)強調了這個經濟虛擬化的能量公式與貨幣能量的緊密關系，其中m代表貨幣能量，狹義上可理解為貨幣注入量的規模。這里僅僅進行定性分析，一旦有了貨幣能量的注入，這個公式會導致虛擬資本的加速膨脹。其基本邏輯是Y與R都與貨幣注入量有關，下面分別分析貨幣能量m對國民收入Y與利息率R的影響:第一，國民收入與貨幣能量的注入有關。在新古典的經濟理論那里，國民收入是由各種要素投入如資本和勞動決定的，但是在經濟虛擬化之后，經濟運行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一個顯著特征就是當代貨幣收入的創造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GDP的創造不僅僅依靠制造業等實體經濟了，各種資產的創造和炒作產生的GDP所占比例迅速增加，這些通過虛擬經濟渠道獲得的收入是與貨幣能量密切相關的。格林斯潘意識到美國的GDP創造越來越依賴虛擬經濟，1999年其在《貨幣政策面臨新挑戰》的講演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GDP的成分正在朝著以主觀意志為基礎的價值增殖的方向迅速轉變。”弗里德曼也指出:“物價上漲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在虛擬經濟領域，可以按照此邏輯同樣得出一個結論:“資產交易量大幅度上漲和資產價格上升也是一個貨幣現象。”當大量貨幣能量注入股市的時候，能夠看到市場活躍，交易量大幅度增加，股票指數也大幅度增加，于是印花稅、經紀人提供服務所得的各種收入大幅度增加，這些收入都將計入當年的GDP。比如中國2007年進入的牛市，交易量最大時曾達到日交易額4000多億人民幣。按調整后的印花稅率3‰對買賣雙方雙向征收計算，印花稅就要征收24億人民幣，這是一天的稅收，此外還有金融機構中介服務1‰－3‰的交易手續費，按中間值計算，手續費大約有8億元，因此股市一天就創造了可以直接計入GDP的財富約32億人民幣。如果算上投資者計算的賬目差價利潤收入(不計入GDP)，所有來自股市的收入就會更多。這些收入絕大多數是現實的貨幣收入，是實際上有支付能力的收入，印花稅的稅收可用于增加公務員工資，也可以用于政府的各項購買支出，無論其去向如何最終都是印花稅大部分成為各類人員的收入。它們可以按市價購買真實產品和各種服務，也可以購買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以及房地產。假定股市這一天增加的收入全部流入房地產市場，按照現在的房地產運行方式，這32億多資金可以作為首付款，按80%的住房抵押按揭貸款制度，就可能帶動約128億人民幣的貸款，這意味著房地產業得到了約160億人民幣增加的收入。同時這些貨幣收入是對房地產的需求，進一步導致房地產價格上漲。雖然股市一天創造的收入未必全部轉入房地產市場，但長期看，很大一部分收入將會進入地產、債市以及股市。
因為作為金融投資，這幾個市場之間具有替代關系，這使得通過股市炒作交易得到的貨幣收入很容易向債市以及房地產市場流動，特別是對長期活動在虛擬經濟領域的金融機構來說。按照這個邏輯，在當代經濟越來越依賴虛擬經濟運行的條件下，可以得出結論:如果貨幣m增加，通過虛擬經濟渠道獲得的Y(m)收入是增加的。第二，貨幣能量對利息率R的作用。利息率的決定向來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如存在存量與流量之爭)，馬克思認為利息是剩余價值創造利潤的一部分，而在凱恩斯那里，貨幣供求決定利息率，貨幣供應量上升導致人們對票面利率固定的債券需求上升，從而推高債券價格，債券價格與利息率成反比，進而導致利息率下降。希克斯進一步將其推廣到商品市場，利息率由產品市場的儲蓄與投資及貨幣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即由IS－LM曲線共同決定，此外還有可貸資金供求決定利息率的理論。這里主要探討貨幣能量對利息率的影響。仍以美國為例，如前所述，在世界范圍內環流的美元能量回流后會刺激美國虛擬經濟的膨脹，其具體表現如:一方面貨幣能量直接進入美國的虛擬經濟系統———美國的房地產和金融市場“動能”充裕了，于是房價、股價和其他金融類產品的價值就直接上升;另一方面，考慮到這些回流的美元有一部分不是直接進入美國的私營金融系統，比如中國的外匯儲備大部分就購買了美國的國債，這種條件下如何認識貨幣的能量作用?我們發現，這時貨幣仍然起著推動市場或行業繁榮的直接動能作用。假定這部分回流的美元全部進入美國的長期債券市場(以國債、機構債和市政債券為主，和前述私營金融產品的主要區別在于這個市場有政府信用擔保)，這些貨幣能量直接促使美國國債市場的繁榮，進而導致長期國債利率的降低，如果進一步考慮到美國長期國債利率是美國債券市場融資的基準利率這一因素，會發現進入此市場的貨幣能量帶來了一個更為深遠的影響，就是其間接導致了美國長期融資的資金成本的降低，即長期貸款利息率的下降，而低利率環境又極大刺激了投資者對貨幣的需求，刺激了貨幣動能的進一步創造。綜上，源源不斷以金融項目順差形式回流的美元貨幣能量，造成了美國境內貨幣動能的極大充裕，加上其間接導致的長期低利率環境極大刺激了美國的金融創新，刺激了美國金融資產和流動性的迅速膨脹。從美元全球環流的角度來看，回流美國本土的貨幣能量能有效降低利息率，即m增加導致R(m)的下降。格林斯潘在“格拉斯潘之謎”中描述道:通常當美聯儲依據宏觀形勢變動提升短期利率緊縮銀根時，用10年期國債利率度量的長期市場利率也會上升，反映短期利率變動直接影響以及貨幣政策對市場通脹預期變動的間接影響;然而2004年6月美聯儲決定提升短期利率時，長期利率不但沒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②。這實際主要是由于回流美元的充裕貨幣動能的作用，這些回流美元大量購買美國長期國債導致了美國長期利率的下降。顯然，貨幣能量m對經濟虛擬化能量公式具有刺激作用:當貨幣動能m充裕時，通過虛擬經濟渠道獲得的Y(m)上升，而R(m)下降，在公式(2)的作用下，K(m)虛擬資本就會出現爆炸性增加。但是，K(m)在爆炸性增長過后，其本身又變為在二級市場可以炒作的虛擬資本，這些炒作又會產生服務性的收入Y，變為可以繼續資本化的收入流，于是動態化公式(2)變為(3):K(m)t+1=Y{m，K(m)t}R(m)t(3)觀察公式(3)可以發現這個動態化的經濟虛擬化能量公式的限制條件仍然是貨幣能量的可得性。當代由于美元、歐元等國際本位貨幣濫用能量功能導致貨幣動能充裕，在充足的貨幣動能刺激下，公式(3)所分析的過程不斷反復，持續數十年，于是虛擬資本膨脹和經濟虛擬化的速度不斷加快，直到廣義流動性規模大大超過實際GDP，以分享利潤為目的投資行為被以獲取差價為目標的投機所替代。投機活動導致大量貨幣能量在債市、股市、匯市、大宗商品期貨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房地產市場以及收藏業市場等之間循環流動并將它們連成一個有機整體(這個整體即“虛擬經濟”)，反過來這也使得它們成為蓄積貨幣能量的巨大流動性儲備池，這些市場的整體運行方式已經與經濟學經典教科書所講的實體經濟運行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其主要根源就在于貨幣功能的嬗變，貨幣能量支撐起了虛擬經濟這個客體的運行。
三、貨幣能量功能的進一步分析
貨幣的能量功能導致了國際本位貨幣如美元流出本國的規模越來越大，進而美元等國際本位貨幣在全球的環流過程實際上就是貨幣能量的流動過程，常年累月下來這個能量流動導致了國際本位貨幣國家內部經濟的虛擬化以及全球的廣義流動性膨脹。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個過程的初始階段，貨幣能量的注入使得國際貿易迅速發展，客觀上使很多發展中國家解決了自身發展過程中的金融壓抑問題，使其邁入經濟增長的快車道，這也是貨幣能量刺激的一個方面。這里就貨幣能量繼續討論如下四個問題:第一，貨幣能量對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具有不同的推動作用，在當代貨幣能量越是迅速創造出來，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就越是被邊緣化，因為其創造財富需要一個生產過程，而虛擬經濟領域里的創造和炒作只需要有足夠的貨幣能量注入就夠了，經濟虛擬化能量公式對貨幣能量的依賴性能夠充分說明這一點。于是當國際本位貨幣國家借助貨幣能量的功能來提高本國國民福利的做法，一定會帶來外溢效應，當初始的貨幣能量進入貿易順差國時能夠刺激實體經濟的發展，但到了一定地步，國際本位貨幣能量作用引致貿易順差國膨脹的流動性就會進入虛擬經濟領域，于是邏輯就變為在貿易順差國的虛擬經濟領域貨幣能量大量進入，在經濟虛擬化能量公式的作用下順差國虛擬經濟也會快速膨脹。這個邏輯比前文所講的貨幣能量刺激全球虛擬資本膨脹更進一步分析了貨幣能量在流入國家內部(貿易順差國)如何從刺激實體經濟發展再到刺激虛擬經濟膨脹的過程。第二，貨幣能量雖然突出表現在國際本位貨幣這個載體上，但在非國際本位貨幣國家內部，由于法幣制度的建立，在國家信用支撐下貨幣實際上也已經虛擬化了，其同樣是一種能量，同樣能夠決定本國內部資源的配置。而且在各國內部也可以分為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系統兩個部分，其虛擬經濟系統的運行也高度依賴貨幣能量的流入與流出。向經濟體系內部注入貨幣能量有兩個去處:一是用來推動實體經濟中的交易，從而與CPI和PPI有密切關系，但這往往會直接引致通貨膨脹;二是進入虛擬經濟領域購買資產，從而與資產的創造以及交易量、價格上漲存在密切關系。究竟與哪一個關系更密切，則取決于經濟虛擬化的程度，如經濟虛擬化程度較高的美國，貨幣能量的注入與資產的創造和交易更為密切，因為貨幣能量的充裕會迅速刺激金融資產的創造和擴張。與實體經濟相比，貨幣能量對“經濟虛擬化能量公式”的作用充分表明虛擬經濟領域的“產品制造”要快得多，所以貨幣能量對虛擬經濟的刺激作用表現在資產價格膨脹以及金融創新使得各種新資產不斷被創造出來的過程，而在實體經濟中，持續的貨幣能量注入則會引起長期的通貨膨脹，因為產品增加需要物質過程，這個過程與貨幣創造過程并非同質。而虛擬資產的創造與貨幣流動性的創造是同一類過程，它們都沒有物質生產過程的約束，都主要依賴于制度和體制，它們可能的任何差異僅僅在于發行的制度和監管方式及交易程序上的區別。實際上虛擬經濟越發達，貨幣主導經濟運行和支配資源的能量功能表現越突出。值得強調的是，在非國際貨幣國家貨幣的能量功能一般很少被政府和貨幣當局直接使用，因為如果其直接向經濟內部注入貨幣能量很容易被行為者預期從而直接進入實體經濟領域引起通貨膨脹，這一點與國際本位貨幣國家政府使用貨幣能量直接從外界獲取以及配置實際資源不同，由于國際本位貨幣國家的貨幣回流只會刺激其內部虛擬經濟膨脹，而不會直接引致通貨膨脹，這一切都是以“市場”的運行方式進行的。所以正是由于這種原因，國際本位貨幣國家將貨幣能量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但長期來看仍會導致嚴重問題，這已從次貸危機的深入蔓延得到印證。因此，貨幣能量功能的使用存在一個“度”的把握問題。第三，貨幣能量流動會有效刺激貨幣能量發行國虛擬經濟的膨脹。隨著國際本位貨幣國內經濟虛擬化進程的加速，現代經濟活動出現了一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脫離物質生產過程而獨立運行的經濟運行方式，這種方式對貨幣能量的依賴性越來越強，貨幣能量的功能從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在經濟虛擬化的環境中，貨幣是虛擬經濟活動的第一推動力。當一定數量的貨幣進入經濟系統中某一個市場或者行業時，積聚在貨幣中的能量將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為，進而影響整個市場乃至經濟系統的運行。第四，進入經濟虛擬化狀態的市場經濟為一個附著在物質系統上的價值系統。遵循的基礎理論必須將市場經濟的本質屬性看做是價值的，而不是物質的。所謂物質系統是指人類社會用以滿足人類物質文化需求的各種產品和服務的生產，以及相關各類資源的生產、開發活動;價值系統則由兩個子系統構成，一是直接附著在物質系統上的價格系統，指各種商品、勞務以及資源的價格體系及其形成機制;二是純粹的價值系統，它們是附著在物質系統上的價格體系的衍生物，沒有前者的物質內容和效用。對于物質系統以及附著于其上的價格系統，新古典的微觀經濟學描述了在實體經濟中價格系統如何決定著人們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也即價格系統如何決定市場經濟“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為誰生產、”這三大經濟問題。但是微觀經濟學中沒有貨幣，沒有金融以及房地產的投機炒作活動，沒有呆壞賬和金融危機。它不是現實的市場經濟，更不是當達國家經濟虛擬化之后市場經濟形態。經濟虛擬化之后的經濟運行方式高度依賴于貨幣能量，貨幣能量的注入和分配成為決定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第一序力量，如美國由于享有國際本位貨幣的發行權，可直接通過資本市場、房地產等虛擬經濟領域的交易配置資金能量和貨幣收入，這就是說有了國際本位貨幣資金的發行和配置機制就可以在世界范圍內獲得配置資源的權利。依附在資源稟賦和效用基礎上的相對價格體系配置資源的功能已經降為第二序。
四、結論
1997年版的《統計手冊》規定，各國在編制貨幣供應量時，主要考慮的應當是本國經濟、金融特點。貨幣供應量統計口徑共有三個層次：第一，流通中的現金M0，即現金;第二，狹義貨幣供應量M1，M1=M0+企業活期存款+機關團體部隊存款+農村存款+個人持有的信用卡類存款，其所反映的是現實的購買力;第三，廣義貨幣供應量M2，M2=M1+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企業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質的存款+信托類存款+其他存款，另外，M2不僅反映了現實購買力，也反映了潛在購買力。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國貨幣供應量持續增長，M2/GDP在改革期間不斷增加。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這一比值僅0.245，到2011年增長為1.800。33年來，M2/GDP增加了7.34倍。相比于國外，印度的M2/GDP在1988年為0.402，日本為1.046，美國為0.651;到1999年印度為0.480，日本為1.237，美國為0.601。相比之下，我國的M2/GDP過高且增長速度驚人。
理論方面，大多數學者認為影響貨幣供應量的因素有所不同。筆者從較為細化的方面分析主要影響因素。
第一，貨幣的流通速度。從國民收入貨幣化的角度來講，分為貨幣化國民收入與非貨幣化國民收入。貨幣化國民收入的經濟體吸收貨幣的能力較強，因此一定的貨幣供給量下，貨幣流通速度較慢。相反，在貨幣化程度較差的經濟體下，同等貨幣供給量下吸收貨幣的能力較弱，也就是貨幣流通速度較快。我國之所以貨幣供給長期高于GDP 與物價增幅之和而沒有造成潛在通貨膨脹壓力的主要原因就是貨幣化程度較高 [1]。
第二，中央銀行的貨幣回籠政策。當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大于所需要的貨幣量時，政府會通過貨幣回籠將剩余的貨幣流回到中央銀行，從而使貨幣供給與需求相適應，避免通貨膨脹的發生。通過貨幣回籠的變化，可以探知當期的貨幣供給量是否符合市場所需要的貨幣量。
第三，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貨幣不再只流向商品市場，也向股票市場流動。而從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來講，貨幣供應量會通過一定機制傳導到股票市場，如中央銀行通過調節準備金控制貨幣供給量，從而影響到整個金融機構。當貨幣供給量增加時，人們持有的貨幣就會增加，相對于股票來說，持有股票的收益會更大，從而將貨幣市場的貨幣擠入股票市場，促使股價上升。另外，貨幣供給量增加后導致利率下降，投資增加，居民收入增加，通過乘數效應，股票價格又會上升。股價上升產生的保值意識會使流通中的貨幣量相應減少[2]。
第四，銀行儲蓄。銀行儲蓄總額可有效地解釋廣義貨幣中的準貨幣供給量。近年來，我國廣義貨幣相對于GDP的持續超高速度增長主要是由準貨幣的高速增長造成的，上述計算得出準貨幣與GDP比率的增長速度為M1/GDP增速的2.4倍。準貨幣的高速增長又可基本由城鄉儲蓄的高速增長來解釋。由此看來，在居民儲蓄行為不變的前提下，豐富吸引居民儲蓄的金融商品結構，將減小準貨幣過度增長的壓力。
第五，國債的發行。我國自改革開放之后，政府長時間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盡管經濟實力增加明顯，財政收入也有所增加，但難免出現財政赤字，所以發行國債來彌補赤字就很有必要了。而國債的發行對貨幣供給有巨大的影響，雖然商業銀行使用超額準備金購買國債會降低基礎貨幣數量，但M1和M2并不會因此減少，反而國債的收入會擴張M1和M2的數量。
第六，經濟增長和財政收支。經濟增長率類似上述貨幣化程度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由于經濟各部門的快速發展，對貨幣的需求量會更大，必定會使貨幣供給量增加。而當前，財政收支均以貨幣形式進行，因此財政規模的擴大或縮小也會對貨幣的需求與攻擊產生影響。
論文關鍵詞：基礎貨幣,貨幣乘數,貨幣供給
一、引言
貨幣供給與一國經濟密切相關，適當的貨幣供給會刺激消費，推動經濟的增長。而過度的貨幣供給會導致價格上漲或國際收支惡化，貨幣供給不足又會妨礙經濟增長與發展。
而如何使貨幣供給保持適度，滿足經濟增長的要求，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傳統觀點認為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基礎貨幣控制貨幣供給（貨幣供給外生性），這里假定貨幣乘數是穩定的。與此相反，后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由于微觀主體經濟行為的影響，貨幣乘數發生變動，從而使得貨幣供給不再是中央銀行的獨立行為。因此，深刻理解貨幣乘數如何發生變動，對于保持穩定的貨幣供給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本文結構如下：第二部分為研究框架；第三部分為樣本和數據；第四部分為實證分析結果；最后為本文結論。
二、分析框架
（一）貨幣乘數
FreemanandHuffman（1991）認為貨幣乘數的變動導致了名義貨幣供給量的變動，并能夠幫助解釋貨幣供給量與產出之間的關系。Gauger（1998）通過對乘數的分析，發現這些乘數受到微觀主體的機會成本、收益曲線彈性及真實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響。本文首先基于貨幣乘數模型，沿用并拓展Gauger的研究框架，對乘數進行分析。傳統的貨幣乘數模型見下：
；；；；
（1）
（2）
其中：為現金比率；為定期存款比率；為法定準備金率；為超額準備金率；
在此假定超額準備金率為且，代表市場利率。這是由于市場利率越高，商業銀行持有超額準備金的機會成本越高，從而超額準備金率降低，故。另由（1）、（2）可得：；；；，；
基于（1）、（2）兩式，可把貨幣供給量變化歸結于三部分：外生的基礎貨幣、內生的和。
在此，貨幣乘數的變動是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的反映。從短期來看，對于由于貨幣乘數的變動而導致的貨幣供給量的波動，中央銀行也難以對其實施控制。但是從長期來說，基礎貨幣的變動仍然是決定貨幣供給量的主要因素。Cagan（1965）研究發現美國貨幣供給量長期變化的90%要歸咎于基礎貨幣的變化，剩下的由現金比率、準備金率解釋。
同時，假定：
其中，代表某種定期存款占總存款權重。
我們知道，定期存款利率的相對變化以及收入變化會導致投資組合內資產權重變化，因此假設：
（3）
其中：
為凈的M2資產利率相對M1資產利率的變化：；
為凈得M2資產利率相對短期市場利率的變化，；
代表真實收入；另外皆為對應資產的數量加權平均利率。
最后，將（3）代入到（1）、（2）式之中，得到：
（4）
（5）
（二）貨幣供給
西方學者如喬頓、布倫納、梅爾澤等人都有各自的貨幣供給模型，而且相互之間都不盡相同，有些差別還比較大。但是一致的是一國的貨幣供給量始終是一國基礎貨幣H和貨幣乘數兩個共同因素共同決定的。因此本文選用普遍接受的貨幣供給模型。基于以上分析，可得到：
（6）
（7）
三、樣本與數據
（一）樣本和數據來源
基于前文分析框架，本文分析所采用數據均來自中國人民銀行月度統計資料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其中GDP為季度數據，因此本文假設季度中每月的GDP增長率相同來推算每個月的GDP。
（二）數據特征描述
從2002年開始，我國的基礎貨幣、狹義貨幣和廣義貨幣的供給如下圖，其中狹義貨幣和廣義貨幣供給呈現平穩增加的趨勢，通過以下的平穩性分析后可知兩者皆在1%的顯著水平下為一階差分平穩序列。而基礎貨幣的增長呈現出較大的波動性，反映了貨幣當局短期的貨幣政策行為。
圖一：基礎貨幣、狹義貨幣和廣義貨幣供給（2002.1-2009.7）
同時，從圖一中基礎貨幣、狹義貨幣和廣義貨幣供給的變化情況來看可判定狹義和廣義貨幣乘數并不是穩定的，從圖二也可以看出它們自2002年以來的波動。
圖二：狹義貨幣乘數與廣義貨幣乘數波動（2002.1-2009.7）
表一：狹義貨幣乘數與廣義貨幣乘數描述統計表
MM1
MM2
Mean
1.180330
1.606813
Maximum
1.310000
1.940000
Minimum
0.970000
1.250000
Std. Dev.
[論文關鍵詞] 資源 戰略 價格
[論文摘要] 全球 經濟 增長放緩導致礦產資源需求減少，促使國際資源價格走低。美元貶值趨勢改變的預期將直接導致以美元計價的國際礦產資源價格走低。國際礦產資源價格走低，為我國資源外向型戰略的實施提供了難得發展機遇。
長達十年的美元貶值道路有可能在近期觸底，從而走出美元反轉走勢，這樣就為我國的資源外向型戰略的實施提供了發展機遇。
1.決定國際礦產資源價格的主要因素
決定國際礦產資源價格主要因素有兩個：國家間資源供求關系因素和資源計價貨幣與其他貨幣的匯率因素。
資源供求關系因素是指：在自由 市場 中，一方面，隨著對資源需求量的增加，資源價格會逐步走高。反之，其價格逐步走低。隨著對資源需求量的減少，資源價格會逐步走低。反之，其價格逐步走高。另一方面，隨著資源價格上升，資源需求量會逐步減少，會隨著價格下降而增加。隨著資源價格的上升，資源供給量會逐步增加，會隨著價格下降而減少。根據以上兩面的機制，在自由市場上，由于資源價格要變動到其均衡水平，所以過剩和短缺都是暫時的。供求定律是任何一種物品價格的調整都會使該物品的供給與需求達到新的平衡。而影響需求和供給變化的因素往往很多很復雜。
資源計價貨幣與其他貨幣的匯率因素：在自由市場中，一方面，資源計價貨幣如果對其他貨幣出現貶值，那么，以此計價的資源價格會逐步上升，反之，以此計價的資源價格會逐步降低。另一方面，隨著資源價格的逐步上升，對資源需求量會下降，資源需求量下降又會使資源價格走低，資源價格走低，反映到資源計價貨幣上，說明此貨幣會逐步走強，反之，資源價格走高，資源計價貨幣走弱。因此，在自由市場中，資源計價貨幣與其他貨幣的匯率也會在動態中尋求平衡，影響匯率走勢的因素也是很多很復雜的。
[論文摘要]本文介紹了匯率與匯率制度的相關情況。主要內容分為匯率決定理論，匯率制度的分類、特點，匯率制度選擇理論，固定匯率制度的退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成員國匯率的監管原則。
一、匯率及匯率決定理論
匯率是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相互折算的比價，有直接標價法和間接標價法兩種表示方法。匯率可分為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名義匯率是一個人可以用一國通貨交換另一國通貨的比率，實際匯率是一個人可以用一國的物品和勞務與另一國的物品與勞務交易的比率。實際匯率＝名義匯率＊國內價格／國外價格。
經濟學家采用了很多理論和模型來解釋匯率是如何決定的，這里只介紹紙幣本位制度下的匯率決定理論購買力平價理論。用購買力平價理論可以預期名義匯率的近似值，為評價和選擇匯率制度提供依據。該理論根據的是單一價格規律，這種理論認為，任何一種通貨的一單位應該能在所有國家買到等量的物品。一種物品如果不以同樣的價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著未被利用的利潤機會，由于套利的存在，總有商業行為會從價格低的A國購買該物品到價格高的B國出售，從而使B國該物品價格下降，直至兩國價格相同。由此，一種通貨必然在所有國家都具有相同的購買力或實際價值。很多經濟學家認為，購買力平價描述了長期中決定匯率的因素。購買力平價理論告訴我們，兩國通貨之間的名義匯率取決于這兩個國家的物價水平。
如前所述，名義匯率等于外國物價水平與國內物價水平的比率，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兩國通貨之間的名義匯率反映這兩個國家的物價水平差別。當物價水平變動時，名義匯率也變動，而任何一個國家的物價水平的調整會使貨幣供給量和貨幣需求量平衡，因此，名義匯率取決于物價水平也就取決于每個國家的貨幣供給與需求。當一個國家的央行增加貨幣供給并引起物價水平上升時，就會引起該國通貨相對于其他通貨貶值。理論上，要想測算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的變化趨勢，就要對兩國的物價水平進行評估。如果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供給增長較快，造成國內物價水平上揚，美國內物價水平保持穩定，則很有可能導致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貶值而不是升值。而實質上，我國的外匯市場是由銀行間外匯市場和柜臺結售匯市場組成，由于我國實行強制結售制度，商業銀行和企業結售匯周轉頭寸以外的外匯收入必須進行平盤，由中央銀行進行買入或賣出的交易。超級秘書網
二、匯率制度及其分類
【關鍵詞】理性預期學派 貨幣中性 預期貨幣
一、理性預期學派簡介
理性預期學派是在20世紀60～70年代西方國家經濟普遍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陷入困境時從貨幣主義學派中分化出來的一個自由主義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盧卡斯（Lucas，1937～）。1972年經濟學家盧卡斯發表了《預期與貨幣中性》一文，首次將理性預期假說引入到宏觀經濟問題分析。之后，理性預期概念被廣泛運用到各種經濟問題分析中，一些崇尚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盧卡斯、薩金特、華萊士、巴羅等人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他們以理性預期和市場出清為假設，從微觀個體最優化行為出發、試圖建立與微觀經濟學相一致的宏觀經濟學。盧卡斯及其追隨者也因此被稱為理性預期學派。
二、理性預期學派對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的貢獻
理性預期學派是打著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干預政策的旗幟登上歷史舞臺的，因此在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方面，他們反對凱恩斯主義的貨幣短期非中性理論，并基于理性預期和市場出清假設，發展了貨幣主義的貨幣長期中性理論。總的來說，理性預期學派對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盧卡斯首次將貨幣區分為預期貨幣與未預期貨幣兩部分。并認為預期貨幣供給不會對產出產生影響，而未預期的貨幣供給變化會因為給公眾造成信息障礙而帶來產出的暫時改變，但他同時也認為理性的公眾會很快修正錯誤的預期，這種短期效應也會隨之消失，所以在長期，無論是預期貨幣還是未預期貨幣都是中性的。盧卡斯還把未預期貨幣供給導致的產出波動看成是經濟周期產生的根源，據此他提出了有名的貨幣周期理論。
（二）薩金特和華萊士在盧卡斯的影響下，分別于1975年和1976年連續發表了《理性預期，最優貨幣工具和最優貨幣供給規則》、《理性預期與經濟政策理論》兩篇論文，提出了著名的隨機貨幣中性定理。該定理認為，中央銀行根據共同信息集合制定的任何有反饋規則的貨幣政策都是無效的，這種貨幣政策會通過公眾提前做出反應而被價格完全中和，只有意料之外或者愚弄大眾的貨幣政策才會影響產出，但這只能加劇經濟波動。因此，薩金特和華萊士認為貨幣當局利用貨幣政策來消除經濟周期的努力是徒勞的。
（三）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人將政府決策作為政策制訂者與公眾之間的一個博弈，利用博弈論的方法證明了貨幣政策無效性。他們認為公眾和政策制定者都應該是理性預期的最優化者，雙方都存在一個最大化目標函數，貨幣政策的實施過程是兩者相互博弈的結果。通過運用博弈論方法研究，他們最終證明了貨幣政策的無效性。
（四）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學家以一般均衡方法為基礎，通過理性預期、市場出清、行為人最優化選擇等假設條件為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構建了微觀基礎。與古典學派和貨幣主義的貨幣長期中性理論相比，通過這種改進，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長期中性理論更加牢固地扎根于瓦爾拉斯傳統。
三、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政策
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是從貨幣主義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它也被稱為“第二號貨幣主義”。在貨幣政策方面，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與貨幣主義大致相同，他們都認為貨幣因素是經濟周期發生的根源，因此強烈反對凱恩斯主義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同時他們又都認為貨幣是經濟增長的劑，隨著總產出增長，貨幣必須增長，且兩者的增長速度要保持一致；另外，他們都重視預期因素對經濟的影響，強調政府制定貨幣政策應該取信于民，可信度高，以便能讓公眾形成正確的預期。為了能讓中央銀行嚴格執行該規定，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提出了從制度上對中央銀行行為做出有效制約的建議。在具體的貨幣政策建議上，理性預期學派也贊成貨幣主義提出的單一貨幣供給規則，只是不同意弗里德曼提出的貨幣每年以4%的速度增長的具體建議，盧卡斯認為存在很多種固定貨幣供給規則，具體選哪一種，應該綜合考慮經濟的各個方面，但盧卡斯本人也沒能提出一個具體的建議，就像他所承認的那樣，在當時，理性預期學派也沒能提出一種更加理想的貨幣政策。受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影響，70年代中期以后，公眾反對政府干預的意向逐漸加強，一些限制聯邦政府預算和更加透明的貨幣政策也開始納入美國政府的政策議案中，以盧卡斯為首的理性預期學派深受鼓舞，大力宣傳弗里德曼提出的固定貨幣供給政策規則建議，認為這種政策要強于對短期問題解決得時好時壞，而對中長期問題則毫無辦法的凱恩斯主義政策。
四、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政策評價
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把理性預期引入到對貨幣中性與非中性問題分析中，并在完全信息、市場出清前提下，為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構造了堅實的微觀基礎。盧卡斯通過把貨幣區分為預期貨幣與非預期貨幣，得出了預期貨幣呈中性，非預期貨幣會引起產出波動的結論，并由此提出了貨幣周期理論。從這些角度來說，理性預期革命可以與它半個世紀前的凱恩斯革命相比，但鑒于理性預期學派反對各種剛性存在、反對政府干預、反對適應性預期、堅持理性預期，使得它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外來攻擊。
首先，人們對它的一些理論假設提出了各種疑問。阿羅就曾帶諷刺性地說：“理性預期假說把經濟人當作高明的統計學家，能夠分析經濟制度未來的一般均衡狀態。”希勒也認為：“要想達到理性預期的條件，每個個人交易者都必須具備難以置信的能力和意愿去計算，交易本身顯然沒有如此復雜。”，并且由于經濟中各行為主體獲取信息、處理信息的方式不同，承擔獲取信息成本的能力不同，以及對所獲信息有效利用的程度不同，每個主體的預期也不會完全相同，從而很難得出貨幣政策中性的結論。另外，理性預期學派的市場出清假設也引致了一些類似對古典學派市場出清假設的批判。
另外，理性預期學派把經濟周期產生的原因歸結于市場分割造成的信息障礙也難以讓人信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官方貨幣供給數據的大范圍公布只存在短期時滯，因此，對于理性預期意義上的未預期到的貨幣供給，其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以至于很難將實踐中觀察到的經濟周期的劇烈波動歸咎于它。一些計量經濟學家在考察由名義利率、貨幣供給、價格水平、產出量、四變量組成的自回歸模型中，發現并不存在由貨幣供給到產出的格蘭杰原因，此外，薩金持、巴羅等人也用實際數據檢驗了貨幣周期模型，他們并沒有得出像盧卡斯那樣樂觀的結論，他們的檢驗結果表明：“貨幣周期理論在解釋極端情況方面是很不錯的，但對于價格水平和產出水平一直比較穩定國家的解釋則并不理想。”還有一些政策與模型預測的結果則是相反的，比如在里根政府執政時期，為了降低通貨膨脹率.里根明確表示將實行減緩貨幣增長率的政策，按照盧卡斯的觀點，這種系統化的貨幣政策屬于被預期到的事件，不會對產出產生影響，但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似乎否認了盧卡斯的理論，這一事實對貨幣周期理論形成很大打擊。
真正給予理性預期學派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致命一擊的是真實周期學派，該學派通過對現實經濟周期的模擬實驗表明：來自技術進步、偏好改變等真實因素沖擊能夠解釋經濟周期期間70%的產出波動，而貨幣變動對產出造成的影響則十分有限，因此他們認為貨幣并不是造成經濟周期的主要原因，他們還提出貨幣不僅在長期，而且在短期也是中性的。此外，實際經濟周期理論還認為貨幣是內生于經濟的，貨幣供給受制于實際產出的變動，在經濟擴張時期，交易的擴大或對未來交易擴大的預期會導致對貨幣需求的擴張并引致貨幣供給的調整，同理，在經濟衰退時期交易的減少和悲觀的預期也會導致對貨幣需求減少引致貨幣供給的調整，中央銀行并不能隨意控制貨幣量的變動。總之，在一系列真實周期模型中，貨幣都被當成一種與產出無關的名義變量被排除在模型之外，貨幣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盡管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在實踐中受到了上述各種各樣的質疑，就連盧卡斯本人也承認，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很少關心實踐問題和預測能力。但我們并不能因此否定理性預期學派對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就像物理學經常以光滑的平面為假設研究物體的運動特征一樣，理性預期學派以理性預期、持續市場出清、完全信息、個體最優化行為為前提，為研究貨幣中性與非中性問題提供一種最原始最基礎的微觀基礎模型，為研究其它更復雜的現實貨幣經濟情形奠定了理論基礎，逐漸放棄那些基礎假設，我們就可以得出與現實相關的結論。
關鍵詞：黃金價格；實證分析；影響因素
一.背景與意義
黃金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兼有商品屬性，金融屬性，貨幣屬性，目前在各國外匯儲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黃金之所以如此特殊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密不可分。
最早的國際金本位制度是在多國實行金本位制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一種最早的自發的國際貨幣體系。它的主要內容是：黃金是國際貨幣，匯率是由兩國的貨幣的含金量決定，金幣可以自由鑄造，自由融化，金幣具有無限法償能力，以及銀行可以自由兌換金幣，金幣可以自由輸出或輸入國境。此時的金本位制尚有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兩種類型，無論哪種類型都體現了黃金在國際支付中的巨大作用。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金本位制度的瓦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將國際的支付體系改成為：黃金與美元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制度，彌補了金本位制時黃金供給的不足，資源浪費等問題，但因為美元危機引起人們對美元失去信心，美國與其他國家矛盾加劇，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
因美元不能時刻保持與黃金的市值掛鉤，又維持經濟的持續騰飛的“特里芬”難題的出現使得牙買加體系浮出水面，并延續至今：它規定浮動匯率制度的合法性，減弱與黃金掛鉤的貨幣制度等。在如今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不能否認黃金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各國的黃金儲備中仍然是占比最大的重要資產。
而我國黃金市場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變遷后，在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黃金交易所正式開業，可以交易黃金，白銀，鉑金等貴金屬。這也標志著中國黃金市場開始走向市場化。
黃金作為作為具有價值尺度，支付手段，貯藏手段，流通手段的重要商品影響其因素很多，本文主要考慮的有：美元價格，匯率，GDP，CPI，外匯儲備。
二.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上海期貨交易所AU100，2009年1月5日到2013年12月31日共計1250個黃金交易數據，如今上海黃金交易所交易的黃金品種有AU99.99，AU99.95，AU100，PT99.95，這些指標分別表示黃金的純度。而筆者選擇AU100的原因是此種黃金的計價單位為100g，而其他品種的黃金計價單位為1000g，本文的主要想測量的價格波動時我國消費者所購買的黃金的價格變化情況，所以AU100更能反映所觀察目標。
2.1最小二乘法估計
用單位個檢驗的方法檢驗我國黃金價格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由于數據是時間序列型，需要對其平穩性進行檢驗，建立模型為：
y=b0+b1x0+…+∑ni=1Xibi+1+e i=1，2…n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估計變量越多，隨機誤差越大，會出現重復共線的問題，所以選擇兩個有代表性的變量來反映其與黃金價格之間的線性關系。，它們是，匯率變化情況X1，上證綜合指數變化情況X2，之所以選擇匯率和上證綜指，是考慮到黃金以美元標價，消費者的投資，經濟的發展程度可以通過股票指數來反映，因此，利用EVIEWS對上述模型進行檢驗，可以得到如下結果：
上圖為上證綜指變量，匯率變量的散點圖，可以看出他們的關聯性不大，在2010年以前匯率基本不變的情況下，上證綜指指出在2008年的低點開始向上反彈，之后上證綜指都在其周圍波動，總體有向下行走的趨勢，而匯率在2010年之后一直處于下滑的趨勢中。說明兩者的相互影響，可能影響黃金的價格。
黃金價格會變化0.03426個單位，匯率上漲一個單位，黃金價格會下降1.58887個單位。而由于我國大盤指數一直在2000+左右浮動，人民幣近幾個月也出現貶值傾斜，由此可以看出黃金價格的下跌與這兩者有一定的關系。
2.2 格蘭杰因果檢驗
為了進一步找到影響黃金價格的因素，又不僅僅從線性關系的角度加以衡量，所以考慮到用格蘭杰因果檢驗。而時間序列的數據都必須建立在數列穩定的基礎上進行，所以仍要對其的平穩性進行檢驗，為了減小數據間的波動，直接對其取對數。相關變量選的是貨幣供給量M2，國內生產總值GDP，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以及匯率的變化X2，上證指數的變化X1。
通過對上證綜指X1，匯率變化X2的因果檢驗可知X1，X2都為黃金價格變化的原因，也進一步驗證前面的最小二乘法的估計，這里匯率指的與美元的匯兌的比率，也說明黃金價格在美元的貶值或升值中得到改變，由于美國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的退出，美國經濟的復蘇，強勁的美元有不斷升值的可能，也也預示著黃金價格會在美元升值背后開始有下滑的趨勢，當然黃金價格還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這使得即使美元升值也不是一定會導致黃金價格的下降，還需要考慮其它影響因素的作用。
三，結論及建議
通過選取上證綜合指數，匯率，貨幣供給量，國內生產總值，消費者物價指數指標進行實證分析來探討影響我國黃金價格的因素得出如下結論：
首先黃金價格是受多因素影響的，它與上證綜指成正相關關系，和美元的匯率成負相關關系。黃金作為特殊商品不僅與股票指數息息相關，也因其作為世界的貨幣而受到美元的影響。在大盤指數趨于低谷之時，會使黃金價格趨于走低的趨勢。美國經濟的復蘇，是美元走強，也是推動最經黃金價格走低的另一方面原因。
其次黃金價格還受CPI，M2等變量的影響。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有時候的黃金價格上升不是因為美元真的走低，或者大盤走高，而是由于通貨膨脹原因導致的，通貨膨脹的強弱會帶動消費品的價格的走高或低，黃金盡管是特殊商品，但仍然具有商品的屬性，特別是在我國，由于傳統價值觀念的影響，結婚等重要意義的時刻黃金商品是不可或缺的物品，所以會在一定程度上受CPI價格的影響。
第三黃金價格不收GDP指標的影響。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經濟的增長速度對黃金價格的影響不明顯，所以如今的經濟增速稍稍放緩，但那不是影響黃金價格的重要因素。
因此建議持續關注黃金市場的投資者或消費者，不要僅僅考慮黃金市場供給需求的影響因素，還要考慮美元的強弱，股票市場的運行，以及廣義貨幣供應量等因素。
（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 張月.我國黃金期貨價格與現貨價格引導關系的實證研究.碩士學位論文2111年4月
[2] 王申強.黃金市場分析與中國黃金市場可持續發展.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5月
[3] 張曉麗.黃金價格影響因素分析.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4月
這篇論文是我正在著述的《貨幣學中的疑問》一書第八章三部分內容的一部份，我的目的是西方經濟學，建立以勞動論為基礎的正確的經濟學理論/對該書的自我評價是，它的經濟學理論價值是凱恩斯《通論》的十倍以上，看過該書后，若有人證實我所言不實，本人愿意無償贈送有關它的所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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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聲明：本論文曾先后被國內兩家經濟學雜志退回，在對文字作少許文字上修改后，發表在這里，任何人若能證明該論文結論錯誤，本人愿支付1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但有一個看似荒謬的前提，即是本書能獲得不少于此金額的收益。與我（筆名：亦難）聯系的唯一方式是：E-mail:或。
商品價格的供、需分析模型—一個令人驚訝的錯誤①
（一）
在現代流行的經濟學中，眾多的曲線分析模型讓每一個涉入者都眼花?亂，其實都不過是兩根曲線在一個象限上移來移去的變幻。而所有的曲線分析模型，又無不是以商品價格的供給、需求分析模型為基礎，或者說無不是以建立現有的商品價格的供給、需求分析模型所依據的理論邏輯為基礎，建立各式各樣的，如利率分析模型、匯率分析模型、成本分析模型，以及所謂的IS-LM分析模型等等。因此，無疑可以把商品價格的供給、需求分析模型視為最基本的經濟學曲線分析模型。
琳的需求表”成立。
凱瑟琳的需求表⑤
向右上方傾斜的供給曲線模型，會是非常荒謬的。
與上面對需求曲線的分析類似：如果這樣的供給曲線是以商品的供給和需求為兩大因素，研究在它們的相互作用下決定商品價格的規律。那么上面提到的決定商品供給量的非價格因素，如投入價格、技術、預期、賣者數量等等，也就是真實，具體地決定商品供給量的內容，只有這些非價格因素的變動，才能夠增加商品的供給量，如果把這些因素視為其他條件不變的內容，任憑你價格如何變動，商品供給量也不會增加。因此非價格的這些其他因素就是進行商品價格的供給、需求兩因素分析的供給因素的具體內容和全部體現。把它們都視為不變所反映出的價格與供給量的關系的模型，肯定不是商品價格的供給、需求分析模型的內容。
（四）
上面的分析表明：向右下方傾斜著被稱之需求曲線的曲線，是分析商品需求變動規律的曲線模型，而不是分析商品價格變動規律的需求曲線；另一條向右上方傾斜著被稱之為供給曲線的曲線，是分析商品供給變動規律的曲線模型，而不是分析商品價格變動規律的供給曲線。那么這樣兩條曲線模型組合在一起是如何被人們進行商品市場均衡價格分析的呢？它們既然不是分析商品價格的模型，為什么會產生均衡價格的結論，并被人們廣泛地使用呢？
下面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其中的玄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