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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研究成為近年來理論研究的熱點。筆者檢索到有關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專著有5部，論文657篇，碩博士學位論文142篇，本文擬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梳理。
關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幾方面：農村公共產品的內涵、制度變遷、供給現狀、問題及對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農民負擔相關性分析。
一、農村公共產品的內涵
(一)公共產品的概念、特征及分類
關于公共產品的概念及特征，國內學者大多贊同薩繆爾森的定義：每個人對這種產品的消費都不會導致其他人對該產品消費減少的產品。薩繆爾森對于公共產品的特征描述有三個：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外部性。而消費上的外部性與消費上的非排他性所造成的搭便車行為非常相似，所以，學界通常認為公共產品的兩大特征為：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
關于公共產品的分類，則根據不同標準，分為不同種類，根據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強弱程度，可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劉千賀(2006)還認為：根據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來看，可以分為全國公共產品和地方公共產品：城市公共產品和農村公共產品：家庭公共產品、社區公共產品、地方性公共產品、全國性公共產品和全球性公共產品。
(二)農村公共產品的概念及分類
農村公共產品則是根據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來分類的。農村公共產品即是在農村中相對于私人產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
在農村公共產品中，根據其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強弱程度，又可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按農村公共產品受益的范圍可分為全國性農村公共產品和地方性農村公共產品。
按農村公共產品的功能可分為，一是維持農村基層政權正常運轉的公共產品，二是有助于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公共產品。
二、關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遷的研究
胡洪曙(2007)通過時期和責任制時期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需求表達機制、決策機制比較、籌資機制、生產和管理機制特征的比較，說明農民在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在逐步增強。
謝好(2006)通過分析傳統農業社會時期、民國時期、時期、家庭承包制時期、稅費改革后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分析了國家和農民的互動。
曲延春(2008)通過分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揭示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變遷的實質就是城鄉利益、工農利益特別是國家與農民的利益關系不斷調整的過程。
從以上文獻可以看出，學者們主要是從國家和社會關系的角度來考察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遷的。
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形成的原因
(一)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供給總量不足與部分產品供給過剩并存。陳榮佳(2006)認為，供給總量不足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農民急需的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另一方面是社會事業類公共產品供給嚴重短缺。熊國兵(2007)從公共基礎設施、社會保障方面、農技服務方面的現實狀況分析了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孟凡斌(2007)則從中央對農業支出的規模和從地方財政對農村的支出規模來看的下降趨勢得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量不足的結論。黃雪萍(2006)則分別分析了浙江省和全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量不足的現狀。
劉保平、秦國民(2003)認為，與農民急需的一些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狀況相反，在許多農村地區，一些農民不需要或者需求較少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供給卻大量過剩。如貧困地區大量修建農貿市場、休閑廣場、歌舞劇院、高檔賓館等。
第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結構不合理。雎黨臣(2007)認為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結構不合理體現為：農民急需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農民不需要的公共產品供給過剩：重大中型水利設施建設，輕一般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重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輕教育醫療衛生事業發展：重農村科學教育文化事業發展，輕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發展。
何菊芳、虞拱辰(2005)認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是：一是農民急需的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二是涉及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公共產品供給嚴重短缺。三是較少需求的公共產品供給過剩。四是部分公共產品的提供損害農民利益。
第三，公共產品供給的不公平性。劉保平、秦國民(2003)認為，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不公平性，主要表現在城鄉之間的供給不公平和農村地區間的供給不公平兩方面。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的原因
第一，取消農業稅造成的影響。睢黨臣、王征兵(2007)認為，伴隨著取消農業稅政策的實施，農村鄉(鎮)、村兩級組織制度外籌集財政資金的渠道基本上被堵死，財政收入銳減，鄉(鎮)、村兩級組織可支配的公共資源減少，使得本來就匱乏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日益突出。由于財力所限，中央政府在短期內不可能承擔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全部投入。所以，取消農業稅將使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面臨嚴峻的挑戰。
于奎(2005)認為，取消農業稅政策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造成了制度約束，具體體現為：收入上移，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乏基層財政保障：鄉鎮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對稱，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失衡；轉移支付力度小、制度不規范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不平等；鄉鎮政府改革滯后，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缺乏。
第二，供給主體的單一，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失衡，偏離農民迫切需求。劉千賀(2006)認為，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渠道仍是沿襲農村改革前的格局，農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只寄希望于政府，而政府因財力緊張無法生產更多的農村公共產品，不能滿足農民的實際需要。
邊洪強(2007)認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存在政府壟斷現象。其主要特征表現為：政策決策、政府投資、政府生產。
第三，各利益主體的博弈。邊洪強(2007)認為，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存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弈，以及地方政府與農民的博弈。博弈影響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和農民的關系，從而影響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
第四，自上而下的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機制的影響。劉千賀(2006)認為：自上而下的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機制也是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
劉保平、秦國民(2003)認為，農民無法在公共產品供給決策中反映自己的意見，表達自己的需求偏好，最終形成了不反映需求的帶有強制性的自上而下的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程序。
第五，長期實行“城鄉分治”的管理制度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黃雪萍(2006)認為，“城鄉分
治”、“重城市輕農村”的管理制度造成了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和以此為基礎的城鄉有別的公共產品籌資制度。
四、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改進的對策
(一)完善公共財政體系，建立多元化的農村公共產品籌資體系
于奎(2005)主張：政府是要強化公共財政理念，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二是加強財政投資的主導作用，促進多元化投資格局的形成：三是考慮開征農村公共產品稅收，如開征具有專項使用目的的治理環境污染稅種：四是積極引導民間資金和外資。
劉千賀(2006)認為，農村公共產品資金來源要多元化，具體包括以下渠道：政府的轉移支付；私人、企業和銀行的資金投入；農民交納的“一事一議”籌資和費用：強制保險收入：慈善來源。
(二)實現供給主體的多元化
張穎舉(2008)主張，繼續加大政府投入：進一步引入市場供給；引導非營利組織參與；鼓勵農民自我供給：實行大村莊制，改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
王俊(2006)認為，可以參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主體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層政府、農村社區組織、企業、個人等。根據公共產品的不同性質和受益范圍，由相應的主體來提供。
吳友群、廖信林(2007)界定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農村社區、非盈利性社會服務機構和組織、私人和企業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范圍。
(三)改變“自上而下”的供給決策機制
吳友群、廖信林(2007)認為。應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建立農民需求表達機制，實現決策程序“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轉變。
劉千賀(2006)則主張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供給方式。
(四)保證各利益主體之間的協作關系
劉千賀(2006)主張通過以下方式減少各利益主體在博弈過程中，所造成的成本損耗。首先要明確政府自身職責，優化供給方式；其次要確認收費合法地位，吸引其它供給主體加入：同時要明晰產權，法律制度雙重保障其它供給主體利益。
(五)借鑒國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成功經驗
廖紅豐、尹效良(2006)在介紹泰國、印度、日本、美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狀況的基礎上，指出我國應當借鑒國外的經驗。
楊勇、黎振強、羅能生(2008)在分析韓國、日本經驗的基礎上，指出發達國家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啟示為：通過各種補貼發展農村各項基礎建設事業：政府構筑農村社會保障網：引導和扶持農村發展各項社會事業：逐步減少對農民的各種政府管制。
五、農村公共產品與農民負擔的相關性分析
(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增加農民負擔的主要原因
1 城鄉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差異加重了農民負擔王英平、帕塔木?巴拉提(2005)認為，城鄉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差異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劉雅佳(2008)認為，二元結構造成農民的不公平的成本分攤。
2 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職責劃分不清，加重了農民負擔。王英平、帕塔木?巴拉提(2005)認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上的錯位、缺位加重了農民負擔。
3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監督機制的不完善。王英平、帕塔木，巴拉提(2005)認為，缺乏對農村公共產品有效的監督機制導致了農民負擔。甘霞(2005)認為，乏力的監督機制造成公共收入使用混亂。
(二)基于減負考慮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設計
1 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劉雅佳(2008)提出，政府應為主體提供城鄉統一的公共財政制度，具體體現為：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務，實現城鄉財政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建立城鄉統一稅制，取得農村成本分擔的公平。甘霞、王英平、朱延松等人也主張建立一體化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
2 明確區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職責。劉雅佳(2008)提出，一方面要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另一方面要明確地方政府職能，重構基層政府職能：省、市、縣政府負責的農村公共品主要應包括耗資大、影響社會發展時間長的公共產品以及跨地區交叉供給的公共產品的補助。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直接需要鄉鎮政府的服務。
3 加強對農村公共產品使用的監督和管理。劉雅佳(2008)主張通過以下途徑加強對農村公共產品使用的監督和管理：制度公開。全民監督：完善鄉鎮基層政府在農村公共品供給中的決策與監督職責：建立獨立于政府機構外的監督體系。
從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研究現狀不難發現：關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理論研究較為充分，實證研究卻相對薄弱：對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主體關系較少論述。這將是今后研究的難點和重點。
參考文獻：
[1]劉千賀.后農業稅時代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研究[I].蘇州大學，2006.
[2]胡洪曙.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歷史演變及對比研究[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7(2).
[3]謝好.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遷研究[j]華中科技大學.2006.
[4]曲延春.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變遷研究[j]山東大學，2008.
[5]陳榮佳.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探討廈門特區黨校學報,2006(4).
[6]熊國兵.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透析與路徑選擇[j].華中師范大學，2007.
論文摘要:在西部貧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公共產品供給理論出現了新變化,農業的弱質性、市場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量嚴重不足、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因此,加大政府對西部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調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取向,加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新階段解決西部農村貧困問題的有效措施。
20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各級政府加大了對農村的投資,與過去相比在絕對額上大幅度增加,出現了快速增長的局面,但隨著西部經濟的不斷發展和農村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村公共產品普遍供給不足、社會保障水平低、社會援助體系覆蓋面小、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等公共服務相對滯后日益顯現。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與農民負擔有很強的相關性,有效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對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普遍短缺,不利于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穩定發展,也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如何建立符合農村經濟發展需要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已成為西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近年來,青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高,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其中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和提高農民的收入,對青海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青海,農業是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相互交織的弱質產業,加上農民生產的分散性組織形式,決定了農民生產私人產品對農村公共產品的強烈依賴,并且農村經濟市場化程度越高,這種依賴性就越大。特別是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進一步落實,青海現有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越來越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已成為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
1、農村公共產品長期供給短缺制約著農民收入的增加。青海農業和農村經濟落后,農民收入水平低,農村公共產品長期以來供給短缺,行路難、就醫難、用電難、上學難、吃水難等在廣大農村地區普遍存在,造成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物質基礎嚴重不足,制約了農村生產力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長。具體表現在:(1)交通運輸設施不發達,農民生產的產品運不出去,使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和特色農業的價值無法實現,不少地方的農民“抱著金碗討飯吃”;(2)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從青海總的情況來看,農村義務教育資源供給規模和質量依然遠不能同城市相比,這也直接導致農村學齡兒童越來越多地向城鎮學校轉移或干脆輟學的情況。在青海海東地區平安縣洪水泉鄉某村,盡管到城鎮中小學要寄宿借讀,教育投入會成倍增加,但還是有超過30%的學齡兒童到城鎮中小學借讀。這說明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還是不夠的,現有投入還不能滿足農村義務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農村中小學的大規模合并,導致部分鄉村小學被裁撤的村子的兒童上學路程越來越遠,上學越來越不方便。這在一些山區鄉村尤為嚴重;(3)水利設施投入嚴重不足,青海由于特殊的地理地位,很多淺山地區農業靠天吃飯,新的水利設施很難建起來。一方面由于政府對于農田水利設施缺乏有效的管理維護;另一方面政府對地方性強的農田水利建設缺乏后續投入,使得大多數農田水利設施遭到破壞,特別是一些跨縣鄉跨鄉村的水利設施毀壞尤其嚴重,不少已經徹底喪失了水利功能。這進一步加劇了我國農業生產靠天收的風險,同時也提高了農業生產成本;(4)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面對不斷上漲的醫療費用,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逐年增多。加之政府對農村醫療設施投入少,農民身體素質普遍下降,影響了農村社會的進步和可持續發展;(5)農村通訊設施供給不足,農民與外界聯系不順暢,無法獲取及時、準確的市場信息,使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程度無法提高。
2、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失衡。青海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在產品供給結構上嚴重失衡,尤其體現在強調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的同時,忽視非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這種失衡具體體現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重視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忽視精神文化類公共產品供給;注意到了道路橋梁等交通設施建設,忽視環境保護等公益事業的發展。另外,由于青海農村的農業生產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樣,各村自己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也不一樣,在同一地域內各村公共產品供給也存在很大差異。青海農村公共產品的缺乏,意味著農村、農民在進行私人產品的生產和消費時要付出比城市居民更高的費用和成本。公共產品供給上的差異必然影響到公共產品消費者的生產成本和收入水平。好的基礎教育和衛生保健,可使潛在的窮人更可能有機會脫貧。而青海的基礎教育、衛生保健等公共產品在農村的缺乏,制約了農民提高個人獲得收入的能力。
筆者在調查中也發現了一些在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有益探索和嘗試,這些舉措不僅大大提高了當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和效益,而且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對其他地區如何因地制宜地推進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事業也是一個很好的參照和借鑒。這些做法主要包括:
1、通過移民搬遷、充分搭國家現有公共產品資源便車的辦法來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筆者在青海海北、海東等地農村看到,原來一些地勢低洼、經常遭遇洪水,或者被政府劃定為蓄洪、行洪區的村莊,在政府組織和補助下,整體搬遷到地勢較高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統一建設移民新村,使得這些村子的公共產品供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有一些山區鄉村,由于村民原來居住分散,不僅交通不便,而且像子女上學以及電話、有線電視等基礎設施都非常難以統一提供,他們就在附近公路邊開辟一個相對集中的位置進行集中建房,不僅在不投入交通設施的情況下大大改善了居住交通條件,方便子女上學,也使有線電視、電話等現代生活設施能夠迅速走進普通村民家庭;還有很多靠近國道、省道的村子干脆都搬到路邊成片建房,并逐步形成一些鄉村集市。
2、建立新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國農村公共物品建設陷入了一種困境:一方面是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公共物品需求的不斷增強;另一方面是國家目前偏重城市而沒有能力為農村提供足夠的公共物品。又加之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國家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推行費稅改革,使現行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受到限制。因此,當務之急是在新的情況下建立新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應當主要著手于:(1)公共物品供給主體。考慮到農村的實際情況,農村地區各種層次的公共物品的供給應主要由省以上財政提供,地市級財政適當配套,縣鄉財政暫時不予考慮,以免進一步加重農民負擔。(2)公共物品需求區域性差異。由于我國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的經濟情況和農民生活水平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各地區在公共物品的需求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在有限的公共物品資源的分割中,按照區域性差異投放公共物品是一種最經濟、最有效的方式。(3)公共物品融資方式。公共物品供給資金來源應當以政府財政支持為主要,但在現實情況下,完全依靠政府財政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因此,還應當由政府出面,動員全社會各方面力量,積極探索新的融資渠道。例如,發行農村公共物品建設特種國債;由私人提供政府補貼的方式;完全由私人或非營利組織提供等等。(4)監督管理。對農村公共物品建設資金應當設立專門的監督檢察人員,不僅要完善農村公共物品建設資金的管理,而且要監督資金使用情況和收益情況,防止農村有限的公共物品資源流失。
3、因地制宜,組織農民通過社會合作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就我國當前的狀況來說,組織農民通過合作的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也面臨著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打破了“大集體”無效率,實行“單干”,提高了農村勞動生產率,“單干”渙散了農民之間的關系,使組織農民難上加難;另一方面國家無力提供足夠的公共物品,又要求農民組織起來通過社會合作的方式解決農村公共物品不足的矛盾。因此,現實的選擇就是因地制宜組織農民通過社會合作的方式進行農村公共物品的建設。因地制宜,是指根據各地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同情況,成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或者通過農民合作的方式,在不過分增加農民負擔的前提下,進行一些區域性的、中小型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例如,進行中小型水利設施的建設和維護、鄉村道路的建設和維護、衛星電視接收設備的安裝、市場信息共享、農業技術推廣等等。這些投資少、見效快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通過農民社會合作的方式來完成,一方面可以節省國家支農資金,進行大型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另一方面可以融洽村民關系,建立農民經濟組織。
4、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配套措施。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并不是孤立的,它涉及方方面面的配套機制,當前應做好以下工作:(1)完善農村稅制并統一城鄉稅制。完善農村稅制、統一城鄉稅制能夠為基層政府提供穩定的財政收入,可保證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資金。要通過全自治區的農村稅費改革,構建新的農村稅制,使城鄉稅制統一,既有利于全區稅收體系的完整統一,保護廣大農民的利益,保持農村的相對穩定,又有利于促進自治區市場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稅收調節經濟的作用;(2)完善鄉村行政體制和政府官員政績考評體系。現行的鄉村型體制和政府官員政績考評體系嚴重影響了自治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有必要進行改革和完善。一是進一步完善鄉村行政體制。自治區鄉鎮一級普遍存在“小政府,大機構”的狀況,財政供養人員的支出負擔過于沉重,呈現典型的“吃飯財政”特征。這種狀況已嚴重影響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使得供給資金不足、供給效率低下,因此改革鄉村機構、精簡人員,減少“吃飯財政”是關鍵;二是完善基層政府官員的政績考評體系。要重新構建績效評估體系,改革現行的以經濟數量指標為標準的政績考核體系。地方基層政府應在堅持以人為本、堅持科學發展的基礎上,將社區經濟的外部性、可持續性發展能力和本社區居民的滿意度作為評估標準。
主要參考文獻:
[1]張曉山.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發展[J].中國農村經濟,2003.1.
[2]馬曉河.農村公共物品應由政府提供[N].中國經濟時報,2002.11.7.
一、現階段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的問題
（一）政府對農村的公共產品投入力度不夠，公共產品的供給總體上不足。當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農村發展急需的生產性公共產品嚴重不足。在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產出主要靠政府資金投入，但隨著我國財政和稅收制度的改革，國家把更多的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任務轉嫁給了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政府。農村發展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比如大型水利設施、道路、電信、電網等均嚴重短缺，這在某種程度上大大限制了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制約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進程。二是關乎農村民生的公共產品短缺。農村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保障都應該是政府所必須提供的公共產品，這些公共產品對于提高農民素質和農村的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但由于政府的缺位，這些產品的供給嚴重不足，反而成了農民的主要負擔。特別是農村的醫療衛生保險。近幾年來，一方面城鄉差距逐步加大，城鎮居民的收入遠遠超過農民的收入，而城鎮居民能夠享受到國家公費醫療待遇；另一方面收入不及城鎮居民收入一半的農民卻不能享受公費醫療待遇。從而農民成了最大的自費醫療群體，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逐年增多。在社會保障方面，農民不能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金和養老保險，致使農村的貧困戶、孤寡老人的生活得不到保障。農村的義務教育更多的要靠農民攤派，造成了大部分的農村義務教育供給不足，而且質量低。
（二）部分公共產品供給過剩，缺乏合理的農民需求表達機制。當前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起主要作用的往往不是農村社區內部的需求，而是來自社區外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甚至是為了滿足地方各級政府決策者的“政績”和“利益”的需要，不顧農村的客觀條件，大搞一些見效快、易出政績的短期公共項目，而且還掛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高農民生活條件”的美名，而對于關乎農村持續發展、投資大、見效慢的產品卻嚴重短缺。并且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機制是“自上而下”性，政府來決定向農村提供什么樣的公共產品，但自上而下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并不能匯集農民的偏好、農民的真正需求。再加上農民由于受到自身文化素質的限制和信息的不對稱，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表達自己的真正需求，對于所要接受的公共產品是否是自己的真正需要，自身是否有成本支付能力等信息缺乏全面地了解。這些因素造成了政府所提供的部分公共產品根本不適合農村的發展，造成了大量資源的浪費。
（三）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單一，缺乏合理的監督機制。在我國，政府是農村公共產品的唯一供給主體，而供給決策又是“自上而下”的，如何提供公共產品，提供什么樣的公共產品，這些都是政府來決定，再加上合理監督機制的缺失，使政府在這一過程中的特殊地位難免會出現一些不良現象。一是有些政府決策者為了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弄虛作假，從而出現大量的“豆腐渣”工程，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二是將建設農村公共產品的專用資金挪為他用，這也是造成大量急需公共產品嚴重短缺的原因。
(四)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地區間不平衡。長期以來，我國的公共產品在供給上實行兩套政策，城市公共產品基本由國家提供，而農村的公共產品則有農民自籌資金或通過“投勞”解決。雖然國家每年都要通過“支持農業支出”科目向農業投入較多資金，但大都為政府涉農部門的經費，最終落實到農業和農民頭上的是少之又少，這樣就造成了城鄉之間公共產品供給的嚴重不平衡。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不平衡還表現在農村地區間供給的不平衡。第一，不同地區財政收入總量和人均占有數量不同，導致財政在農村公共產品投入上的差距。第二，不同地區市場化程度不同，直接影響到經費的來源。在市場化進程較快的沿海地區，多渠道籌集農村公共產品建設資金，公共產品投入多主體的格局初步形成。
(五)制度內籌集資源的有限性。目前，大部分鄉鎮政府的制度內財政收入不足以負擔起履行職責所需的費用，所以導致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未能跟進，地方政府財政受到影響，資金缺口比較大，上級的財政轉移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農村公共產品建設和發展，需要有財政的大力支持，以及符合市場經濟的完備融資機制，這兩方面構成了農村公共產品長效發展機制的主要內容。從目前情況看，無論是財政支持還是市場融資機制的建立，都存在很多問題。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重構建議
基于以上所述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的問題，提出幾點解決辦法和意見。
（一）打破城鄉“二元”公共物品供給制度，使農民平等享有消費公共物品的國民待遇。加大城市支農、以工補農的力度，將農村純公共物品全部納入國家預算支出范圍，同時為農村公共物品發行國債，增加國債資金用于農業、農村的數量和比重，使農村能獲得較多的財政資金支持，由此增加農村公共物品的制度內供給。應重新建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改變不合理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建立中央、省、縣鄉、農民四位一體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農村公共產品既有全國性的，又有地區性和社區性的，分清廣大農村地區公共產品的性質是明確供給主體的關鍵。從理論上分析，全國性公共產品應由中央政府提供，地區性公共產品應由地方政府提供，而社區性公共產品應由社區提供。采取以中央、省兩級政府為主導，縣鄉財政適當配套的方式，著重解決好與當前農業經濟發展、農民生活緊密相關的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
（二）建立民主、科學的農村公共產品需求表達機制和供給決策機制。充分尊重廣大農民的需求意愿，保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有效性。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是公共決策，其利益導向不僅涉及公共決策的立場與出發點，還涉及到實現這一愿望的工作方法。我國農民是一個特殊群體，組織化程度低。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如何客觀、真實地反映農民的意愿，不僅僅是一個公共決策問題，而是一個是否代表農民根本利益的政治性問題。對公共產品的需要為個體決策，而決定供給多少公共產品以及如何供給卻是集體決策。如果說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決策的表述機制應“自下而上”的話，那么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決策則應是“自上而下”。從長遠來看，必須建立一種能夠準確反映農民需求的表述機制，在尊重大多數農民意愿的基礎上，鼓勵農民參與到農村公共產品決策的制定與執行過程中，形成政府與農民共同決策模式，保證農村公共產品有效供給。就目前而言，必須針對我國農民組織化程度低、個體素質不高的特殊情況，在尊重村民自治原則、切實反映廣大農民的公共產品實際需求的前提下，縣鄉政府和村委會組織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為廣大農民辦實事，因地制宜地為農民提供急需的公共產品。
（三）在有限的資金約束下，農村公共物品的提供應具有策略性。現行策略的主要目標是解除制約農村消費的“瓶頸”，不斷開拓新的農村公共產品資金渠道，以滿足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需要。由于公共產品既可以由政府的公共預算直接供給，也可以通過政府的力量籌資而經由非政府機構間接提供，并且不同的供給方式可以同時并行。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應堅持政府公共預算直接供給為主，同時通過以土地資源為主的公共自然資源向市場經濟需要的公共資本轉化等方式，大量地引入民間資本參與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或者采取政府與私人共同供給，以多種籌資渠道和提供形式緩解資金的不足。
關鍵詞：農村公共產品 財政分權 政府職責
一、引言
能否解決好“三農”問題，是社會主義制度成熟的一個顯著標志。其中，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對于農村經濟及社會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因為完善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系可以加速農村經濟發展的步伐，推動社會的進步，助推城鄉的和諧發展。當前我國社會出現的居民收入差距已經成為社會上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在居民收入差距中表現的最明顯的即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關鍵的是城鄉基本公共產品供給水平的差異。盡管總理一再強調要努力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但實際上城鄉居民在醫療衛生、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公共產品的供給上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在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城鄉基本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參差不齊逐步侵蝕我國社會和諧穩定的情況下，提高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財政分權是一個經濟學與政治學相結合的問題。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雖然源于我國政府倡導改革開放的觀念打破了傳統思維的界限，但在很多外國學者看來，中央政府成功地幫助了地方政府完成了向“增長型政府”轉變（Weingast，1995；Mckinnon，1997；Qian and Roland，1998；Jin，Qian，and Weingast，2005）。與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地方政府在地方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供給上嚴重不足與過度的市場化帶來的嚴重不公，特別是在廣大農村地區一些農民緊急需要的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一系列的問題。
如何更好的滿足廣大農民對公共產品的需要，目前各個國家所普遍采用的一種做法即財政分權。國外學者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做出了大量的闡述。Hayek從“信息優勢”的角度認為地方政府更能有效的了解當地居民的需求，因此能更有效的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斯蒂格利茨從“地區間競爭”的角度認為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轄區的公眾，不同地區的居民也有權選擇自己的公共產品的服務種類與數量，因此地方政府在為當地居民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上更有效。蒂波特在1956年構筑了一個地方政府模型，他認為，人口的流動會引導政府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行為。公民選擇居住地的行為是表達公共產品偏好“用腳投票”的行為，不同政府之間的競爭，使地方政府在供給公共產品上更有效。有關財分權能夠促進公共產品供給的證據來自玻利維亞（Faguet，2004）。玻利維亞一直是拉美地區高度集權的國家之一，在1994年分權之后，公共投資由原來的73%上升到79%，而且所有項目沒有重復，這表明分權強化了政府對居民公共產品需求的反應，改善人力資本與社會公共服務的投資。在國內，如何提高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是很多學者關心的一個熱點問題，但是我國學者在探討財政分權問題時，更多的是依賴于西方的財政分權理論，而脫離的現實的土壤，缺乏對我國特殊國情的考量，這為本文的寫作留有空間。
二、理論依據
第一代財政分權理論主要起源于主流的公共產品理論和古典財政理論，是從經濟學的視角，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規范理論分析框架下，考慮政府職能如何在不同層級之間進行合理的分配問題。所謂公共產品是指“將該商品的效用擴展于他人的成本為零；無法排除他人參與共享。”[1]公共產品不同于私人產品，它具有“非競爭性”（non-rivalness）與“非排他性”（non-exclutability）。在經濟學上，純粹的私人產品可用公式表示為
,即商品總量 相當于每個消費者i所消費或獲得的該商品（ ）的總和，這意味著私人產品在消費者之間具有分割性。公共產品則不同，純粹的公共產品可表示為 = ，對任何一個消費者i而言，因消費而可以支配的公共產品 數量就是公共產品的總量 ，即任何一個人消費公共產品都不會導致別人對該公共產品的減少，因此公共產品在消費者中是不可分割的。[2]供給公共產品是政府的職能之所在，為更好的使公民受益，需要按照受益范圍的不同分別由不同層級的政府進行供給。如中央政府應供應國防、外交、行政等全國性的公共產品，地方性政府應供應地方性的學校與醫院、地方性的公路等公共產品，如下圖所示：
圖1：地方公共產品集中提供和分級提供的效率
在圖1中，A與B分別表示兩組不同的對公共產品需求的曲線，縱軸P表示該公共產品的供給價格。如果由A、B曲線來確定兩組不同人口各自的公共產品需求量，那么分別為 與 。但是由于中間投票者定理的原則，通常公共產品的供給量是 ，這樣對A的供給量 而言則會造成過剩，而對B的供給量 而言又會出現不足。因此，應該按照各地方政府自身對公共產品的需求來確定公共產品的供給，這樣才不會造成效率的損失。[3]
由于農村公共產品受益范圍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只是針對本地區的人才會產生受益，對其他地區的人具有排他性。因此，由當地政府進行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是最適宜的，也是效率最高的。同時，農民由于自身上的弱勢也必然會依賴于地方政府公共產品的供給。正是由于以上特性，所以適度的財政分權是保證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重要條件。盡管各個國家在保障地方政府財政能力的方式不盡相同，但是用財政分權的方式保障農村共公共產品的供給是一個共同的方向。
關鍵詞 農村公共產品；需求；供給；意見和建議
一、前言
在討論公共產品的需求與供給之前，筆者先對一些概念進行界定。農村公共產品是指在農村范圍內，滿足農村居民生產需求的，消費上具有非競爭性，受益上具有非排他性的各類物質或服務產品，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方面面。根據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公共產品的需求是指農村社區的居民在一定時期內，有能力并愿意支付公共產品的品種、數量、結構的總稱。公共產品的供給則是指在一定時期內，農村地區里在每一個價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夠提供一定數量的公共產品。下面先從公共產品的需求入手，再進而討論公共產品的供給情況，最后分析并討論一些對策及建議。
二、農村公共產品需求的現狀
根據我國目前農村農民對公共產品需求的狀況分析，公共產品需求的狀況主要表現為：
1.農村公共產品需求的一致性和趨同性
在公共產品的選擇和消費上，可能會產生一些共識，主要的公共產品在農村地區有一個明顯的選擇偏好，即需求的一致性和趨同性。例如，農民在可持續發展，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物品上往往表現出選擇的集中度較高，農民對公共物品在需求上和消費觀念上的選擇存在著相對集中的趨勢。
2.農村公共產品需求的差異性
農村公共產品需求的差異性主要是指在農民和地區之間，需求在個體上存在差異，需求在地域上也存在差異。如東部農村地和中西部農村地區相比，農民所享有的公共產品的數量和種類都有較大的差別。
3.農村公共產品需求量的增加
隨著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民會逐步增加對主要公共產品的消費。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的交通運輸、通訊、教育事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的消費較大，農民對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量不斷增加，需求水平也將大大提高。
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現狀
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現實情況是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遠遠低于城市，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現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農村公共產品總體供給不足。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主要是縣鄉政府，由于財政收入有限，供給量出現嚴重短缺。出現嚴重短缺的公共產品主要包括農村地區的義務教育，農民的醫療衛生與社會保障等，這不僅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且直接威脅到國家的長期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農村部分公共產品供給過剩。與供給不足的情況相反，在許多農村地區，有些農民不需要或需求較少的公共產品供給大量盈余，如大量建設一些休閑廣場、農貿市場等。這些公共產品利用效率很低，浪費大量的公共資源。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沒有根據當地實際需求來決定，而是根據當地決策者的“政績”和“利益”的需要來決定。
（3）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低，質量差。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低下主要表現為公共資金浪費、挪用現象嚴重，公共資源被大量揮霍浪費，擠占挪用，導致公共資源利用效率低下。
四、農村公共產品需求與供給間矛盾解決的對策及建議
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與供給問題，實質上是如何配置社會公共資源的問題。從根源上分析，農村公共產品需求與供給的困境歸根到底是分權的經濟體制和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之間的矛盾，不過總根源還是生產力水平較低。走出供需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緩解和消除分權的經濟體制和集權的政治體制之間的矛盾。據此可有如下對策和建議：
1.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和轉移支付制度來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需間的矛盾
根據目前農村公共產品嚴重短缺的現實，政府應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和財政支出結構，使國民收入和財政支出更多地向農村傾斜，向農村公共產品傾斜，不斷擴大公共財政在農村公共產品的投入力度。同時可由中央和省級政府財政負擔供給并建立轉移支付制度，對于西部落后的農村地區，中央政府應建立專項的財政轉移支付，重點扶持貧困地區。
2.建立科學、民主的供需決策機制來解決供需間的矛盾
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制是“自上而下”，由政府來決定向農村提供什么樣的公共產品，但這種供給機制并不能匯集農民的偏好和真正需求。針對這種情況，應實現其供給決策機制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轉變，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表達機制，使其供給完全由農村地區的內部需求來決定。
3.實現供給主體的多元化來保證公共產品的供給量
公共產品的供給雖然必須有政府財政支持，但是政府的支持并不意味著所有公共產品都由政府提供，也不意味著其供給只能采取一種模式。正如薩謬爾森所言：“公共產品并不一定要由公共部門來提供，也可由私人部門來提供。”因此，應制定一些能夠鼓勵個人或者企業出資參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以改善和緩解供求矛盾和提高供給的效率。
4.加強公共資源使用監督并引進競爭機制來消除供需間的矛盾
在公共資源的籌集、使用過程中，實行財務公開制度，定期向轄區群眾公布收支情況，提高資金使用的透明度；發揮監察部門的監督作用，確保公共資源不被濫用；在公共產品供給中，實行公開招標，引入競爭機制，這樣做不僅可以保證公共資源的合理利用，防止暗箱操作，還可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
參考文獻：
[1]盛榮.關于農村公產品與服務研究現狀的思考[J].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2007.7.
[2]葉興慶.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改革[J].經濟研究，2007.2.
一、農村公共產品的定義
農村公共產品指是一種相對于農村居民私人產品而言的，具有一般公共產品的基本特點（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用于滿足農村公共需求的產品或勞務。可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農村純公共品指在消費過程中具有完全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從而應當由政府免費提供的產品。包括農村基層政府管理服務、農村環境保護、農村義務教育、農村發展規劃、農村信息系統、大江大河治理等；農村準公共品指介于純公共品和私人產品之間、在消費過程中具有不完全非競爭和非排他性的產品。如江河治理、大型防護林工程、農村電網建設、農業科技成果推廣等。農村公共產品可有效提供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可提高農業生產力，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落實十報告中提出的“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重要手段。
二、中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中國農村公共產品投入逐步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質量和數量都有大幅度的提升。但隨著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民對公共產品需求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趨勢，但是在中國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模式存在諸多弊端，公共產品大部分不能夠完全有效地滿足農民的合理需求。
1.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存在著主體單一。長期以來，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縣鄉政府成為農村公共產品本文由收集整理供給的主體，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處于一種壟斷狀態。農村公共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都是由政府決定，農民被排斥在公共項目的決策、運作和監督之外。縣鄉政府一般根據自身喜好和gdp指標來安排公共產品，熱衷于道路、防洪防澇設施建設等一些見效快、易出政績的短期“硬性”公共產品供給，對農村教育、農業技術服務等“軟性”公共產品的供給缺乏積極性。
2.農民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缺乏有效的利益訴求表達渠道 改革開放后，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農民對自身利益的訴求越來越強烈。但是，農民的利益訴求渠道不僅沒有明顯增加，反而是渠道越來越不暢通。目前“一事一議”制度雖然為農民表達訴求、參與社區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提供了一個平臺，但面臨著較高的投票成本，實際發揮的作用有限。同時，農民由于自身素質及環境的原因，雖然利益訴求的愿望非常強烈，但是缺少利益代言人，自身利益訴求表達十分困難。
3.農村公共產品有效供給不足。長期以來，由于國家實行剪刀差的政策，農村資金有限，國家對農村的資金支持力度有限，全國的大部分縣鄉財政困難，無力承擔和提供農民所需的公共產品。久而久之，廣大農村地區的公共產品嚴重短缺，遠不能滿足農民需要，導致在很多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不能夠完全滿足農民的需求，如農村水利設施的年久失修，導致很多農村長期遭受干旱。
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對策和建議
1.深化改革，推進基層服務型政府建設。十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在當前環境中，服務型政府，是一個能夠公正、透明、高效地為公眾和全社會，特別是向農村提供優質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政府。建設服務型政府，必須明確并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向公眾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特別是向農村弱勢群體提供讓他們滿意的公共產品。這應成為各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核心職能。這就要求深化縣鄉機構改革。明確縣鄉政府的權限和職能，強化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加快責任機制建設，健全政治責任制度。強化司法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和政府官員的法制責任意識。以防止權力無限濫用。改革現行政府行為績效考核辦法。建立一套科學的行政績效評估體系，從而根除官員只對上級負責不對下級和人民群眾負責的弊端。
摘要：本文以保護農民享受公共產品消費權為出發點，分析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系存在的缺陷，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系的基本思路。
關鍵詞：公共產品；農民權益
目前，我國城鄉差距突出表現為公共產品上的差距。農村公共產品的普遍短缺，已嚴重制約了農村發展。
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
(一)“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制度安排下，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公共產品是指那些消費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但收費存在困難的產品。公共產品由公共部門(政府)來生產能實現公共產品供給的相對有效性。由于幾十年來實行“城鄉分治、一國兩策”，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公共產品主要由農村政府(鄉、鎮或村集體)來生產和提供，由于大多數農村基層政府和組織財力非常有限，導致公共產品在廣大農村嚴重不足。
目前農村的純公共產品主要有：農村基層政府行政服務、農業發展戰略研究、農村環境保護、農業發展綜合規劃及信息系統、農業基礎研究、大江大河治理等。準公共產品有：農村義務教育、農村公共衛生、農村社會保障、農村道路建設、農村醫療、中低產田改造、鄉村電網建設、農村文化館等。這些公共產品均由政府提供，但依據公共產品效益覆蓋范圍的大小，政府提供的物品又分為全國性的產品和地方性的公共產品(地方性公共產品還可進一步細分為不同的層次)。中央政府主要負擔全國性的公共產品，地方政府主要負擔地方性公共產品。由于長期以來的“城鄉分治、一國兩策”制度安排，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劃分上不盡合理，本應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或由政府與農民共同承擔的公共產品成本，卻完全由農民來承擔，本應由上級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卻通過政府權威轉移事權交由下級政府提供，最終落到鄉政府和農民頭上。特別是農村稅費改革后，國家和地方政府實行財政包干，除大型水電建設外，國家把地方建設的任務交給縣、鄉政府，不再通過撥款加以支持。作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縣、鄉政府，由于財政緊張，對農村公共品的投入銳減，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就更加難以生產。如，基礎教育、計劃生育都是基本國策，都是為了全國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全國性的公共產品，但這些事權目前主要由鄉政府以及村承擔。這樣做的必然后果是鄉鎮政府事權大于財權。另外，全國的鄉鎮多數財政困難，無力承擔和提供農民所需的公共產品。久而久之，廣大農村地區的公共產品嚴重短缺，遠不能滿足農民需要，甚至于應由中央政府提供的純公共產品農民也享受不到或非常有限，如消防服務、基礎教育、公共衛生保障系統服務等等。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的權益大受損害。
(二)稅費負擔與享受的公共產品供給極不相稱，農民沒有相同的國民待遇。根據公共財政理論，居民納稅是為了購買政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如果政府不生產和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則居民納稅就無據可依。多年來，我國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非常重視城市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在生產了供全國居民消費的純公共產品，如國防、安全系統外，還投入大量的財政支出在城市生產和提供準公共產品，使城市居民可免費享受純公共產品或支付較低的價格即可消費準公共產品。雖然目前我國已逐步取消了農業稅。但長期以來農民所繳納的各種稅費明顯偏高。雖然農民納稅比城市居民多，但從政府那里獲的公共產品供給卻相當有限。近幾年的財政支農支出，雖然絕對量有很大的增加，但相對量即農業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卻一直下降。國家財力投人的不足，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短缺。但由于縣、鄉(鎮)政府財力有限，根本無法承擔如此沉重的公共產品供給負擔，最終只有減少或不提供公共產品。如，政府要全國接受義務教育總人數約為1.9億，有70％在農村，縣鄉兩級政府要負擔近70％的義務教育開支，許多鄉鎮光負擔教師工資就占其財政總開支的60％以上。與此同時，縣鄉兩級政府財政供養人員占全國的71％，但其財政收入卻只有全國財政總收入的21％。
(三)農村先天發育不良，后天營養不足，農民無法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發展機會。由于“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體制，農村的社會經濟條件遠落后于城市居民，一些基本的生活設施公共產品的提供在大部分的農村根本沒有。如，供暖供熱設備、自來水體系、小區休閑健身場所。但更為重要的是，農村的自然條件比城市要惡劣，如大江大河的治理，邊遠山區防震、防洪、防止山體滑坡等一些重大的自然災害。城市要面對的主要是居民生活的公共產品的提供，但農村的主要精力卻還停留在生產基礎設施的提供上，要尋求與自然相平衡的良性公共產品提供體系，關系到農村的長治久安和新型農民的培育。而且，自改革以來，由于基層政府資金不足，而且因為缺乏長遠眼光，對不能快速給地方領導帶來“政績”的生產性產品較以前更為不足，原有的供給水平也遭到相當程度的破壞，水利渠道淤塞，農田道路失修，導致農業抗災能力薄弱，也影響了農業的持續穩定發展。按經濟學的觀點，公共產品的消費對私人產品的消費量有替代性，就是減少生產成本、運輸成本、銷售成本和決策成本在內的私人活動的總成本，從而提高他們的收益水平。我國農民在長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做出了巨大貢獻，當工業化進入到現階段，國家經濟實力增強時，政府應為農民提供大量的公共產品，農民應該得到回報。也只有如此，農民才能在長遠發展上與城市居民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二、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系。賦予農民同等的國民待遇
農村公共產品的匱乏，關鍵是資金的缺乏，應尋求建立農村籌資機制。農村公共產品建立和發展，既需要有財政來保障，又要有符合市場經濟運行機制要求的融資機制來籌集資金，這兩方面構成了農村公共產品長效發展機制的主要內容。政府財政的來源應成為主要來源。
【關鍵詞】農村公共產品 現狀 對策
一、農村公共產品的定義
農村公共產品是相對于農民“私人產品”而言，供由農村居民享用，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各類經濟物品或公共服務。根據其在消費過程中性質不同，也分為農村純公共產品和農村準公共產品。前者包括農村基層政府的行政服務、綜合規劃、農村信息系統、農業基礎科學研究、大江大河的治理、農村環境保護等；后者包括農村義務教育、電力設施、小流域防洪澇設施、農業科技推廣、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現狀
1994年分稅制實施后以后，農業稅被劃為市縣本級收入，用于縣市一級的公共產品提供。農村鄉鎮基層組織的基本特征是政社合一，都在一定程度上履行政權職能，同時，也是一個經濟組織，在這一體制下，公共產品的供給主要靠內部解決。盡管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有了明顯改善，但仍滯后于現代公共產品供給，城鄉統籌發展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
1.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落后
在“城鄉分治”的二元管理體制下，城市地區的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等基本公共產品比較充裕，提供的主體是政府，建設資金來自于財政撥款。對于這些公共產品的管理，也有比較完備的管理體系。而農村地區除少數經濟十分發達的地區政府能夠提供基本公共產品外，大多數農村至今還沒有享受到基本的公共產品。雖然有些地方建設了道路、自來水等公共基礎設施，但建設資金基本上由農民自主解決，國家只給予適當的補助，在現行的財政體制下，國家財政資金向城市投入多而對農村投入少。
2.農村義務教育問題突出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基礎教育主要是由縣、鄉政府及村負責，中央和省級政府承擔的責任少，基礎教育管理權限下放，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義務教育公共資源配置失衡的問題十分突出。同樣是義務教育，國家財政撥款和教師工資城鄉間存在較大差異，農村教育經費與適齡人口的匹配不相適應。在廣大農村，尤其是偏遠農村，由于忽視農民的教育培訓，加上經費短缺，師資力量薄弱，致使城鄉教育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據資料顯示，目前我國農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3年，城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4年。這說明我國農村處于十分嚴重的“教育貧困”狀態，相當多的農村人口不能獲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培訓。
三、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對策建議
1.消除體制障礙，給農民以城鎮居民同等的國民待遇
我國城鄉分治的“二元”經濟管理制度現已成為制約“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城鄉統籌，區域均衡的主要障礙。因此，應盡快消除以傳統戶籍管理制度為主的各種體制障礙，實行以職業劃分為農業與非農業人口，以居住地劃分城鎮與農村人口的戶籍管理制度。
2.積極引進私人投資，構建多層級的公共產品供給結構
根據公共財政學的有關理論，社會產品序列可以按照消費競爭性、收益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劃分為四類：純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俱樂部產品以及私人產品。私人產品可以由市場機制自行提供，俱樂部產品的受益人是相對固定的，而且其外部收益溢出的范圍通常限于少數利益相關的受益人，因而可以通過俱樂部的形式將相關受益人組織起來，形成利益上的共同體，并通過共同費用分攤，實現收益內在化。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由于具有較大的外部性，私人提供缺乏效率，因而必須由政府扶持。而政府扶持并不意味著完全由政府提供，政府可以通過補貼等方式和私人混合提供。
3.積極擠進農村稅費改革，理順公共分配關系現行制度
從當前來看，惟有進行農村稅費制度改革，通過提高現有農村地方稅稅率，把現行制度外財政中具有稅收性質的部分轉化為制度內征收，其余部分在清理的基礎上作為稅收的附加一并征收，然后再按其用途返還。這一方面可以通過稅收的權威性確保公共資源的籌集，另一方面也可以從根本上杜絕亂開口子，亂收費的情況發生。
4.重視農村人力資源開發，將教育經費的投入重點向農村傾斜
教育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是促進收入分配平等的最有效的因素之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統籌城鄉公共產品供給，必須適時超前地進行人力資本的開發投資。要將教育經費的投入重點放在農村義務教育和基礎教育方面，真正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制，盡快改善農民的教育狀況。
一、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模式的現狀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作為一個基礎性工作，對于提高農村地區的生活水平意義重大。然而，目前模式尚存在著許多問題，需要引起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關注。
（一）供給不足和供給過剩并存
1.供給不足
首先，在總量上存在明顯不足。作為一個農業大國，我國在農業基本建設上的投資數額一直偏低。其次，在某些類型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上存在不足。一是農民急需的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如，農田水利灌溉設施、中低產田改造等。二是涉及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包括教育、醫療、社保以及環境衛生等。
2.供給過剩
首先，農村基層政府本身作為公共產品存在供給過剩。其次，在涉及政治利益的公共產品供給上存在供給過剩現象。“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大量存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過剩不僅占據了大量的國家資源，對農村其他公共產品供給產生擠出效應，而且造成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和效率低下。
（二）供給結構失衡
首先，地區差異。在我國，經濟繁華地區的基層政府具有充足的財力提供高數量、高質量的農村公共產品，而一些貧困地區的農村甚至還沒有通公路、自來水，學生輟學也十分嚴重。其次，城鄉差距。城市居民享受著便利的交通、優越的教育、完善的社保，而農村居民卻與此無緣。
二、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模式存在諸多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事權與支出主體錯位
1994年分稅制改革劃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中央和地方依據不同稅種安排財政收入，財政收入總體上移。而與財權相對應的支出責任卻在下移，更多地由地方政府來承擔。即基層政府要憑借較少的財政收入承擔較重的支出責任，政府事權與支出主體錯位。
（二）缺乏完善的農民需求表達機制
作為最基層的勞動者，農民普遍缺乏政治參與意識，“看天吃飯”的農民選擇自主承擔風險而不愿意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訴求。而且身處信息閉塞的農村，農民也沒有便捷有效的渠道與政府進行溝通。決策的主觀性以及農民自身的局限性讓需求反映機制無法發揮作用。
（三）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
我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政策理應向農業傾斜，但建國初期，我國實行“重工輕農”的二元制城鄉發展模式，使城鄉之間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不合理的財政傾斜使得城鄉差距越來越大。
三、構建優質高效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模式的建議
（一）“一體多元化”――明確各主體責任
從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模式的歷史發展階段，可以看出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正在走向多元化，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必然趨勢。農村公共產品由于其公共產品屬性，政府必?仍然是供給主體，需要承擔供給職責。同時要引入競爭機制，讓市場、第三部門的參與到公共產品供給中去，實現供給主體的多元化。“一體多元化”的供給主體形式，不僅可以保證國家職能的順利履行，同時可以利用市場的優勢，增強競爭意識，在博弈中實現資源的最充分利用。
（二）建立暢通的農民需求表達機制
一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農民需求反應效果的好壞很大程度由村民自治制度實行的好壞來決定。所以，必須要保證村民自治制度的民主性，讓村委會真正成為代表農民利益、反應農民需求的基層自治組織。二是向農村普及網絡信息技術。網絡信息技術已成為公民參政議政過程中的重要手段，政府也應建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網絡信息平臺，鼓勵更多村民學會利用現代化工具更加便捷有效地表達自己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