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3-11 07: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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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生產技術長期停留在父子相繼的經驗農學層面，以至到近代自然科學在西方迅猛發展帶來農業技術革新時，我們的農業耕作制度仍“因襲著幾千年以來的古法，與近世科學差不多還不曾接觸著”[3]。對此張之洞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他說：“近年工商皆間有進益，惟農事最疲，有退無進?！盵4]原因何在？是中國的氣候、土地不適宜農業發展嗎？張之洞說中國“土地廣大，氣候溫和，遠勝歐洲，于農最宜。其種植之無不宜，為全球所不能及，故漢人有天下大利必歸農之說”[4]。天佑中華，大自然饋贈給中國發展農業的優勢，那么近代中國農業落后的原因就只有從農業勞動主體方面找原因了。對此張之洞從兩個層面進行了分析，一是中國農民整體素質低，缺乏專門的農業科技人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率皆謹愿愚拙，不讀書識字之人，其所種之物，種植之法，止系本鄉所見，故父老所傳，斷不能考究物產，別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積成貧困”[4]。二是政府及官員不重視農業科技推廣，不講求農學，致使“耕織交病，民生日蹙”[5]。張之洞說：“中國農民向多樸拙，其于地學化學、制器利用素未知曉，而士大夫又多不措意于此”[6]?！皩W者不農，農者不學”。張之洞從職學政工作多年，職業的本能使他對教育非常重視，對農業教育也有著深刻的認識。他說：西方國家“一畝之地，種植最優之利，可養三人”，而中國“一畝所產，能養一人，亦可謂至富矣”[4]。西方農業產量何以高出我們三倍？張之洞結合自己的觀察和實踐，認為化學是農業的關鍵，只有懂得化學之學，才能知道如何提高土地的肥力、如何辨別種子的優劣、才能利用農作物的光合作用等等；只有懂得機器之學，才能知道如何制造或使用先進的農具，“凡取水、殺蟲、耕耘，或用風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用，可以省力而倍收”。
然而，“化學非農夫所能解，機器非農家所能辦”[4]。所以只有政府出面，興辦農學教育，培養農學人才，才能掌握并引進西方先進的農業科技知識，從而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張之洞進而感慨道：農民的愚比惰更可怕，“昔者農患惰，今者農患拙，惰則人有遺力，所遺者一二，拙則地有遺利，所遺者七八?！盵7]所以今日中國“欲圖本富，首在修農政；欲修農政，比先修農學”。
二、張之洞興辦農業教育的主張與實踐
張之洞認為中國必須大力發展農業教育，培養農業科技人才，最終改變“農者不學”的局面。其主張有：第一政府要重視，設立專門的農業管理機構和專門主管農業的官員。張之洞要求在京設立農政大臣，地方各省設立農務局，州縣設立勸農局，這些機構有專門的辦公場所，具體負責“督課農務之事”，并且這些各級官員有相應的權利，中央給他們頒有“印信”[4]，同時中央根據他們農政的業績進行獎懲，“以昭示國家敦本重農之意”[4]。第二政府要發揮宣傳工具的作用，引導農民走科技興農之路。張之洞主張大力宣傳西方先進科技的優越性，使農民從心理上消除對西方先進科技的隔膜感和排拒感，“要在切實勸導，使民間曉然于機器之妙用，實能興利，決不至或奪其利”，一旦農民知機器之大用，“自能聞風仿效”[8]。張之洞進一步指出：“各省先將農學諸書，廣為譯刻，分發通省州縣，由省城農務總局，將農書所載各法，本省所宜何物，一一擇要指出。”在實際操作中，張之洞又特別注意發揮地方紳士的榜樣作用，要求各地紳士“依法試種”，根據種植收成情況，年終按照要求上報，說明本地“何種相宜，何法已能仿行，何項收成最旺”。第三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大力興辦農業教育，大力興辦農務學堂。為造就一批通曉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和農業科技知識的人才，張之洞先后親自和倡導創辦了一批農務學堂，如湖北農務學堂、湖北省官立蠶業學堂、湖北農業教員講習所、漢陽府官立中等農務學堂等。
令人欽佩的是，張之洞在辦學過程中，逐漸摸索出一套符合職業教育規律的辦學管理措施，主要有：（1）學校定位準確，不搞“千校一面”。人類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帶來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導致對勞動主體能力、素質的要求也不盡相同，這就要求我們在辦學過程中樹立“駿馬能厲險，耕田不如牛”的差異化人才觀。為此張之洞把農務學堂分成三種類型：初等農務學堂“以教授農業最淺近之知識技能”為主要內容，培養的畢業生“能從事簡易農業”生產的人才[9]；中等農務學堂“以授農業所必需之知識藝能，”培養的畢業生“將來首先從事農業為宗旨”[9]；高等農務學堂“以授高等農業學藝”為主要內容，培養的畢業生“將來能經理公私農務產業，并可充任各農業學堂的教員、管理員”[9]。不同類型的學校培養目標不同，招收對象不同，學制時間不同，授課內容不同。（2）人才培養重視實踐教學，不搞“高分低能”。傳統教育使廣大學子埋頭“四書五經”、“之乎者也”，不經實際。所以張之洞在辦理農務學堂時，強調“經世致用”。一方面重視學生理論知識的學習，一方面重視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實踐能力的培養既有教師教學方法、教學藝術提高和改進的要求，也有“實習課程”的必修規定和實習工具、實習場所廣泛配備的落實。張之洞特別強調，高等農務學堂必須建設“肥料制造場、各種實驗室、農具室”，“農科大學當置農場、苗圃、果園……使得練習實業”，并且要求設“置家畜病院，使實究獸醫學術?！盵10]這些實踐教學措施更符合職業教育的規律，對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很有幫助。（3）走出去，請進來，開放式辦學。張之洞主張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先進農學技術，他建議官府予以獎勵，“學生有愿赴日本農務學堂學習，學成領有憑照者，視其學業等差，分別獎給官職，赴歐洲美洲農務學堂者，路遠日久，給獎較優，自備資斧者又加優焉，令其充當各省農務局辦事人員。”[11]同時張之洞根據中國農務學堂缺乏專業師資情況，主張聘請外國教師，并對外籍教師的管理提出了自己的見解。（4）重學生品行養成，促德智體全面發展。張之洞在辦學過程中，招收學生的前提條件是“品行端謹，體質強健”者。[9]在教學管理過程中，注重養成學生良好的思想品格，他要求“各學堂尤重考核學生的品行”[10]，以儒家提倡的正直、氣節、人品和德行作為培養目標，以儒家的仁、義、忠、孝作為衡量學生品行的標尺，以開設“修身”、地理、歷史等課程作為育人手段，使學生“不流于匪僻，不習于放縱”[9]。當然，學生培養質量的關鍵因素還是教師，張之洞為在農務學堂選拔師資時，第一就是考核教師的品行，他要求“膺師范之任者，必當敦品養德，循禮奉法，言動威儀足為楷?！盵9]。第二就是加強教師隊伍的日常管理，“不得兼任其他事務，并兼營私利之事業”，并對教師進行定期考核，以確定教師的任職年限。
三、張之洞辦學的效果及歷史啟示
Keywords：Higher education；Culture choice；Kuimao
中圖分類號：G64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01-0000-02
一、引言
中國的近代教育制度是在清末“西學東漸”和廢科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1902年至1903年間，清政府先后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和《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正式確立了中國的近代學制，但前者頒布不久就為后者替代，對中國近代教育有實質作用的則是“癸卯學制”。
“癸卯學制”吸納了張之洞以日本為藍本的西方近代教育精神，幾乎原封不動地移植了日本的近代學校制度。該學制初步構建了從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到通儒院的不同梯級和以普通教育、師范教育、實業教育為主干的教育體系，使中國傳統教育“讀書做官”的目標導向發生巨變。[1]在高等教育學制部分，其高等教育思想觀念、學校制度、培養目標、教學內容與方法、管理體制、教育途徑等方面也發生了相對應的調整。
探析癸卯學制的文化內核，首先要厘清文化和文化選擇的概念。文章采用克羅伯和克拉克?洪對文化的概括：“文化指借助符號獲得并流傳的各種明確的和模糊的行為模式，它構成了人類群體的各項成果，包括物化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是傳統（即經過歷史的演變和選擇而保留下來的）觀念，尤其是附屬于觀念的價值；文化系統一方面是行為產品，另一方面又是構成遠期行為的必要條件?！盵2]文化不僅僅是精神層面的，也包含物化的結果，而癸卯學制就是文化的物化體現之一。而文化選擇是指在文化變遷過程中，文化本身發揮其選擇和整合功能，對外部多元的文化進行選擇、吸收和淘汰，其發揮功能的依據是正確的文化理念的指導。[3]癸卯學制對外部文化的吸收和對本土文化的選擇淘汰，一直存在一定爭議，因此，從文化選擇的視角出發，探析癸卯學制的文化內核，具有歷史和現實意義。
二、高等教育與文化的互動關系
一般而言，高等教育與文化的互動關系是建立在教育與文化的關系之上。教育與文化的關系具有雙重性特點，將社會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則教育與經濟、政治、文化都是該系統中的子關系，那么教育與文化之間的關系是兩個社會子系統之間的關系，即外部關系；單從教育系統考察，知識文化、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組成教育系統的內部關系，而文化又是以知識為主要形態的，因此又是教育系統內部關系的關鍵環節。（當然，從文化系統看，也可以說教育是以傳承文化的功能作為文化的內部因素。[4]）
基于教育與文化的雙重關系，其相互作用也呈現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教育受到社會文化的制約并促進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文化又在教育與經濟、政治等的關系處于中介地位――經濟、政治對教育的制約和教育對經濟、政治的作用都要通過文化折射。教育與文化的雙重關系與雙重作用，特別突出地體現于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上，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既有為一切教育共有的文化功能，又有其特殊的文化功能。[5]
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主要包括文化傳承、文化選擇和文化創造。文化傳承是教育最基本的文化功能，社會通過教育將前人所積累的經驗、人文知識等有計劃、有目標地傳遞實現文化的承接。然而，個人的精力往往有限，所能傳承的文化往往只是滄海一粟，而文化本身也有優劣之分，因此，教育對文化的傳遞必須有所選擇，將社會發展和個人發展的精華加以選擇的繼承和傳播，這就是文化選擇，雖然文化選擇也是教育的基本文化功能之一，但高等教育在文化選擇中往往起到決定性影響。而文化創造功能，僅就教育領域來看，主要是由高等教育來承擔的，是高等教育區別于其他教育的文化功能的主要方面。
在文化選擇上，該功能雖非高等教育所獨有，但高等教育的文化選擇所起的作用更為深遠，與其他教育的文化選擇具有顯著的差別。從涉及面來說，高等教育涵蓋學科門類眾多，遍及文化的方方面面，能夠進行最廣泛的選擇，影響力更為深遠。從層次上說，高等教育是高層次的教育，它選擇的文化代表了社會文化的較高層次，而高層次的文化對整個社會文化起著導向的作用，具有權威性和決定性，一定意義上來說，其他層級教育的文化選擇，實質是在高等教育文化選擇基礎上的再選擇。從性質上說，高等教育主要是一種專業教育，不像普通教育那樣屬于基礎教育。盡管通才教育的呼聲很高，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目標仍不會改變。這就決定了高等教育對文化選擇具有高層次、權威性、多樣性、專門化的特點。[6]
三、“癸卯學制”的文化選擇
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產生與發展，一方面受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推動，以西方教育模式為導向，不斷更新教育內容，變革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在國內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影響下，教育演變呈現本土化趨向，在教育指導思想、課程設置、機構變革、教學評價與教育管理等環節，形成一定的民族特性。[7]前者主要涉及近代中國對國外教育和文化吸收，即通常而言的外來性，在近代高等教育中居于主導地位，學界多有關注，后者則是高等教育對傳統文化的主動選擇。
教育變革是一個漸進積累、由量變轉向質變的歷史過程，而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在其產生和演化過程中，受西方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文化課程的影響，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因此，對近代高等教育中的外來成分進行探究，對于系統的把握近代高等教育具有顯著的意義，而鑒于近代高等教育本身發展的局限，筆者僅以“癸卯學制”中的高等教育學制部分為切入，略作分析。
承上所言，結合時代的特殊性和文化選擇的一般特點，筆者為便于分析，將近代高等教育的文化選擇具體細分為教育觀念的選擇、教育制度的選擇、課程設置的選擇、教學內容的選擇、考核管理的選擇等。
從教育觀念來看，“癸卯學制”體現著當時普遍的教育觀念，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19世紀后半期的西學東漸使得傳統的知識價值觀和人才觀念逐漸動搖，儒學教育指導思想開始出現危機，一部分有識之士意識到科學技術的價值，倡導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率先進行教育改革實踐，逐漸形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改革指導思想，該理念雖依附于傳統文化之上，卻開始體現出中西兼容的時代特點。
以教育制度而言，“癸卯學制”深受日本影響，其中的高等教育學制，以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和新式學堂取代書院、國子監等中國傳統高等教育制度，建立起新的、完整的高等教育教育體系：按照學制規定，清末高等教育分為高等學堂、分科大學、通儒院三級，高等學堂為預科，畢業者可入大學，通儒院為最高學府，相當于現在的研究生院，而與高等學堂平行的，還有優級師范學堂、實業教員講習所、高等農工商實業學堂、進士館、譯學館等，注重培養各類專門人才，“以各學皆有專長為成效”，已經具有西方專業教育的基本性質。
就課程設置來看，“癸卯學制”基本放棄了以科舉為參照的課程體系，如四書五經、八股文，規定大學堂“以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以各項學術藝能之人才足供任用為成效”，實行西方模式的分科和綜合教學相結合，每個學門的功課分主課、補助課、隨意課3類，以經學科大學之周易門為例，其主課是周易學研究法，補助課是爾雅學、說文學、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經部易類、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中國古今歷代法制考、中外教育史、外國科學史、中外地理學、世界史、外國語文等。隨意科目各分科大學相同，從第一年到第三年，每年皆設中國文學、心理學等4門以上。
從教學內容進行考察，不難發現，雖然學制還保留了一定的儒家經典課程（高等學堂和優級師范學堂都設有經學大義和群經源流等課程，在大學堂還專設經學科），但課程內容已經轉變和偏重于近代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化知識（即使是經學類的學科也需要學習外國科學、世界史），這與傳統學校教育存在顯著差異。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商務英語教學；教學影響；教學改革；教學策略
一、引言
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是一個持續的、難以預計的過程，這就是后金融危機，他給世界經濟造成的破壞甚至大于金融危機發生時期，而商務專業對于外貿行業的依附度很高，受后金融時代的影響也較大，這就導致了商務英語教學必須改革，以適應后金融時代市場的需求，提高學生的就業、創業幾率。因此，后金融危機時代需要對商務英語教學進行科學的、詳細的、切合社會實際的思考，以促進大學培養人才質量的提升。
二、后金融危機對商務英語教學的影響
（一）后金融危機對電子商務學生就業的影響
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緩步增長的階段，甚至一些國家和地區在金融危機影響下經濟出現了負增長，全球的貿易格局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到來，我國經濟受其影響的程度也更為明顯，出現了生產企業銷售難、外貿行業產銷低迷、學生就業困難等等問題。針對大學生就業方面，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第一，就業崗位少與畢業人數增加的矛盾，雖然國家在不斷的擴大學生的就業面，為其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但相對于畢業生數量的增加，社會就業崗位明顯太少。此外，受后金融危機影響，很多大企業開始裁員、減少招聘，甚至一些大企業都不再向校園進行招聘，這就是學生的就業形勢更為嚴峻。第二，各高校不斷擴招、畢業生增多了，但畢業生的質量并未得到有效的提高，特別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社會對于人才的綜合素質不斷的提高，高校很多的畢業生都難以適應當前的局勢，這就造成了部分企業招攬人才難和大學生就業難的“奇怪現象”，一邊是人才的緊缺、一邊卻是大學畢業生的相對過剩。第三，高校培養人才的思想、理念滯后，大多數老師、學生還不能認清后金融危機時代人才培養的緊迫感和社會真實的需求，這就造成了高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難，很多改革只停留在形式上，致使高校畢業生成為“低不就，高不能”的“剩才”，這種人才培養現狀很不利于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也是后金融危機時代對高校教育最為顯著的影響結果。
（二）后金融危機對商務英語教學的影響
商務英語所依附的行業是外貿商務，其就業的主要“陣地”是外貿出口類企業，而這一類企業的發展對外有很高的依附性，國際經濟局勢的變化對其有很大影響。例如，生產類企業，其產品的附加值不增加，在價位降低的情況下其盈利就會受到影響，且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不能只依靠產品價位，這就導致了企業的訂單減少，企業的生存面臨巨大的壓力，在此情況下，企業不可能在擴充人力資源，高校學術的就業崗位就在減少。又如，隨著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延續，很多企業經營落魄，甚至倒閉，這就導致了大量的失業人員流入社會，這些員工崗位工作經驗豐富，無疑是畢業生強大的就業競爭對手，學生的就業形勢更為嚴峻。由此可見，后金融危機對商務專業學生的就業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商務英語教學應充分的考慮當前后金融危機的特點及其可能演變的趨勢，以提高學校培養人才與社會需求的接軌，提高學生的就業率，為其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
三、后金融危機時代商務英語教學改革的必要性
綜上所述，后金融時代商務英語教學改革勢在必行，要結合當前社會用人實際有規劃、有步驟的進行教學改革。第一，創新商務英語教學思想、理念，這一改變可以重塑廣大師生的教育觀、學習觀，使學生在就業過程中更能理性的看清形勢，將長期事業目標和短期實際規劃相結合，給學生營造了一個更為科學、理性的求學環境，也使高校的教學總體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第二，商務英語教學改革中新的教學方式、方法的應用拓展了學生對未來職業崗位的見識，提高了學生的職業素養，使其綜合就業能力得到了提高。例如，實訓教學中，場景設計的一些商務談判中的突發事件、經典案例等，不僅有利于學生練習商務英語所學知識，還有助于提高學生分析事件、處理事件的能力，這對學生職業能力的提高有極大的好處。第三，當前學生的就業形勢嚴峻，商務英語教學改革優化了高校人才培養的模式，使學生在就業過程中有更強實力，也使高校培養人才的模式更能符合當前社會需求，提高了高校培養人才的綜合質量。
四、后金融危機時代商務英語教學策略探討
（一）認清人才需求市場確立人才培養目標
高校學生就業困難的現狀，看似“人才飽和”，社會工作崗位緊缺，其實不然，只是社崗位對人才的需求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商貿行業對于人才的要求更高，這一行業、企業緊缺的是高素質、高能力的復合型人才，針對社會需求，商務英語教學改革中，首先，要樹立正確的人才培養目標，培養學生知識的學習、掌握及應用能力，使學生能夠將自身所掌握的知識技能轉化為工作崗位上的技術能力，以人才推動企業發展，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其次，樹立產學結合的教學理念，將商務英語的教學和實際應用結合起來，例如，和外貿企業聯合教學，讓學生在教學參與過程中接觸實際的工作崗位，以此提高自身的職業能力。又如，實施產教結合教學策略，使學生在工作崗位上體會商務英語知識的內涵和應用，可通過實際定崗訓練、軟件模擬訓練等手段，促進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和理解，如商務英語談判中用英語聯系對方企業的相關人員，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在談判過程中很多細節是需要注意的，有可能是影響談判結果的關鍵，在商務英語教授中學生不一定能充分掌握文化差異的特點、對商務談判的影響等，應用模擬實訓軟件使學生對不同的文化產生興趣，從而糾正學生英語商務談判中的“中式思維”模式，培養學生更優秀的職業能力。再次，引導學生認清人才市場需求的現狀，培養學生獨自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其在商務英語教學參與中樹立遠見的職業規劃，避免學生畢業后擇業、就業的盲目性。例如，在教學中以我的職業和未來為主體進行討論、辯論，讓學生用英語闡述自己的觀點、理想等，以此樹立學生對未來職業的正確認識。又如，通過職業情景模擬讓學生進一步了解商務英語應用的實際狀況，以此提高學生對知識的理解深度和應用能力，同時使學生樹立遠見的學習計劃，重視商務英語學習與其他學科的結合，進而增強其職業能力，使其在市場競爭中擁有更強的競爭實力。
（二）以社會需求為本大力培養人才的實踐能力
培養社會需求人才是高校教學的本職工作，后金融危機時代商務英語人才的培養以社會需求為導向更顯重要，這就需要商務英語教學更好的調整教學策略。第一，以社會需求為根本進行人才培養，當前社會形勢下，傳統的人才培養模式培養的中低層商務英語應用人才已經不能滿足商務外貿行業對人才的需求，這就需要商務英語教學進一步拓展思路，應用先進的教學手段，培養該行業的高端人才，如上述的產教結合人才培養模式、校企聯合人才培養模式等，以此提高高校培養人才的質量，以滿足社會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第二，現代行業崗位上對于知識的應用趨于綜合性，也就是人在崗位上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具有很強的職業專業素養，還要具有很強的合作能力，對于職業崗位的相關技術、技能、知識等有很廣泛的掌握和應用能力，這就要求商務英語教學不能僅僅只停留在專業的層次，要引導學生向相關領域探索、發現，以提高學生的綜合能力和知識綜合應用能力，為社會培養高端的復合型人才。第三，重視學生專業知識及專業知識應用能力的培養，不能讓學生廣泛涉獵而無一精湛，要嚴格要求學生的商務英語專業能力，并在此基礎上涉獵別的領域，將其融合到商務英語的應用實踐中，以此提高學生自身的專業能力，使學生在就業過程中具有更強的實力。
（三）注重學生職業能力培養促進學生職業素養的提升
學生職業能力培養的最終目的是適應社會崗位需求，使學生能夠在就業后有個更好的發展，從而實現學生的職業夢想，同時也提高學校的聲譽，使學校在教育領域有更好的發展。在學生職業能力和職業素養提升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結合市場人才需求，從專業、心理、體質等多方面培養學生，提高學生的綜合能力。例如，在實訓教學軟件應用中，設置突發事件場景，如接機時對方的電話失去聯系，在此情況下學生該如何應付這樣的突發狀況；又如，在聯系商務業務洽談中，對方通過電話要求企業的相關資料，在這種狀況下那些資料能給、那些資料不能給，等，這些都可通過實訓對學生的認知加以強化，使學生能夠在動態的事件發展過程中恰當的應用知識處理問題、解決問題。同時，又在實訓過程中提高了學生的心理素質，使其在工作中有更加的工作狀態和工作態度。其次，以動態的眼光看待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在改革開放之初，商務英語人才非常緊缺，當時商務英語中低檔次的應用人才的培養就是社會的需求，在培養人才中，以學生對英語知識的應用為主要的培養目標。隨著時代的發展，商務英語中低檔的應用型人才已經飽和，當前社會需求的是高端的商務英語復合型人才，在人才培養中，商務英語教學更要注重人才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提高所培養人才的綜合素質，使其成為該行業的高端人才，具有很強的知識靈活應用能力和解決問題提能力。因此，就需要和企業、公司聯合教學，使學生在實踐過程中掌握商務英語應用過程中的實際問題，同時發現自身性格、思維等方面的一些不足，進而在商務英語教學中結合老師的啟發和引導加以完善，以促進學生職業能力的提高，使學生具有更高層次的職業素養。再次，商務英語教學中應用功能多種教學手段培養學生的職業能力，以此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例如，應用小組討論教學法，以此提高學生與他人的合作精神，增強學生的協作能力，使學生的才華得到更好的施展。又如，在實訓教學當中，應用科學、客觀的褒獎教學法，使學生自己探索商務英語實訓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培養學生善于思考、善于自省的習慣，使其在未來的工作崗位上能夠獨當一面，發揮自身更大的潛力。再如，以商務英語實訓組織、辯論賽組織的形式提高學生對某一項事件的組織、安排能力，使其在協商、溝通、規劃等工作中不斷的提高獨自解決問題的能力，促進學生職業素養的提升。
五、結語
后金融危機時代，各國經濟的發展存在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在此情況下培養商務英語人才必須從實際出發，從社會需要出發，重視學生商務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的培養，同時培養學生的職業能力和職業素養，使其在眾多的不確定因素中找到發展的機遇，以促進學生的發展，造就學生職業生涯的第一次輝煌的成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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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白鹿洞書院；教育特點；高中語文
白鹿洞書院的教育特點與封建官學的教學模式截然不同，很多獨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式，即使放在教學模式多樣化的當今社會也是具有極大借鑒意義的。尤其是當今高中語文教學中汲取白鹿洞書院的教育特點，更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教學水平和效果。下面將對高中語文教學借鑒白鹿洞書院的教學特點進行介紹。
一、教學目的方面
從教學目的的角度來看，白鹿洞書院的教學目的不僅僅局限于對學生進行知識的教育，而是將教育學生如何做人來作為教學的最終目的。高中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階段，在語文教學中應該借鑒白鹿洞書院育人為本的教育理念。
二、師生關系方面
白鹿洞書院中教師和學生之間是一種和諧的關系，學生在選擇教師時通常都是仰慕而來，并且教師和學生都是品德高尚、互相尊重的。這種和諧的師生關系是值得當今高中語文教學借鑒的，語文教師應該給予學生更多的人文關懷，并且以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豁達的胸襟來感染學生，促進師生之間的和諧，進而促使教學效果的提升。
三、教學方法方面
在教學方法方面，白鹿洞書院主要是注重培養學生精研、體察的思想和能力，而精研和體察正是對高中生語文能力的重點要求。因此，高中語文教學應該對白鹿洞書院中的教學方法加以借鑒，以更好地提高高中生朗讀、鉆研、實踐等方面的語文學習能力。
四、課堂氛圍方面
白鹿洞書院的課堂氛圍是相當自由寬松的，學生能夠自由地發表見解，與教師進行交流，擴大思維的開放性。而高中語文教學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促進學生開放性思維的形成。借鑒白鹿洞書院中的課堂氛圍特點，使高中語文課堂變得更加寬松和活躍，能夠有效提高語文教學效果，培養學生的開放性思維。
白鹿洞書院獨特的教育特點對于當今社會的高中語文教學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高中語文教師應該對白鹿洞書院的教育特點進行深入分析和總結，提煉出優秀的教學方法和理念，促進高中語文教學水平的提高。
參考文獻：
關鍵詞：傅葆琛;教育思想
傅葆琛（1893――1984）是我國近代杰出的愛國民主教育家，畢生都在為中國的教育事業而奮斗。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關注，有相關文集、著作、論文都對傅葆琛的教育思想進行了探討。然而學界對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重視不夠，研究成果不是太多，視角也比較單一，具體如下：
一、有關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文集
關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文集比較系統而權威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陳俠、付啟群主編的《傅葆琛教育論著選》和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學苑音像出版社出版，馮克誠主編的《傅葆琛鄉村教育思想與教育論著選讀》。這兩本文集簡述了傅先生從事教育的經歷，選輯了傅葆琛各個歷史階段有代表性的教育論著，內容包括論文、演講、書信、日記、序跋、教育改革建議、教育調查報告等，為我們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提供了總體圖景。這兩本書均從6個方面介紹了傅葆琛的教育思想：一、關于對教育特別是鄉村教育的信念。二、關于對平民教育特別是鄉村平民教育的主張。三、關于對民眾教育特別是鄉村民眾教育的論述。四、關于掃除文盲的研究與論述。五、關于鄉村建設問題的主張。六、關于識字教育工具的研制。
以上兩本文集為我們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動提供了指南，但由于篇幅限制，許多有價值及深層次的論著沒有被編入其中，這就限制了我們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因此，在研究傅葆琛教育思想時，我們要以兩本文集為基礎，發掘更多的史料。
二、研究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期刊論文
學界有一些論文對傅葆琛鄉村教育思想進行了論述，并試圖從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和實踐活動中總結出有益于當今我國農村社會發展的啟示。
劉軍、楊志軍的《傅葆琛鄉村教育思想論略》和李亞男的《傅葆琛鄉村教育思想研究》，主要是從傅葆琛開辦鄉村教育的原因、鄉村教育的目的和范圍、鄉村教育的方法和使命等幾個方面構筑了傅葆琛的鄉村教育思想，但是在論述其思想對當今社會的借鑒作用時缺乏深入分析。張澎在《平民教育家傅葆琛》一文中，通過介紹傅葆琛一生的教育活動來闡述其鄉村教育思想，使我們可以一覽傅葆琛生平的教育概況。李浩的《傅葆琛鄉村教育思想對農村體育生態環境構建的啟示》，通過解讀傅葆琛關于鄉村教育意義、鄉村教育歷史使命、鄉村教育環境的重要性等內容，認為傅葆琛的鄉村教育理念可以為我國現代農村生態環境建設提供指導，并提出了具體措施。王有春，肖蓓的《傅葆琛與私立華西協合大學教育研究所的創辦》，論述了抗戰期間傅葆琛在私立華西協合大學主持創辦教育研究所并主要從事鄉村教育及鄉村建設研究的情況。張改娜的《淺論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及其現實意義》，該文簡要論述了傅葆琛社會教育思想的重要性，鄉村教育的中心、弊端、使命以及其教育思想的現實意義。
以上這些論文篇幅都較小，多是就傅葆琛的教育思想進行簡要的介紹，缺乏系統而深入的論述，而且對傅葆琛思想的介紹也只局限在鄉村教育，主要是鄉村教育的原因、方法、目的、使命、意義等方面，對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民眾教育思想沒有涉及，難以全面展現傅葆琛的教育思想。上述論文的參考文獻多集中在張陳俠、傅啟群主編的《傅葆琛教育論著選》一書，還有傅葆琛大量的原著沒有發掘，因此論述較為單一淺顯，缺乏深度性學術性。
三、研究傅葆琛鄉村教育的學位論文
付衛華的《傅葆琛鄉村教育思想研究》將傅葆琛的鄉村教育思想與我國新農村建設起來，主要從五個部分展開研究：一、緒論;二、傅葆琛鄉村教育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及進行的鄉村教育活動;三、從鄉村教育的原因、途徑與使命三個方面論述傅葆琛鄉村教育思想的主要內容;四、從傅葆琛鄉村教育思想的進步性和局限性兩方面對其思想進行評析;五、傅葆琛鄉村教育思想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付衛華的論文較為客觀、全面地論述了傅葆琛鄉村教育思想的內容，并將傅葆琛的鄉村教育思想與現今我國新農村建設結合起來，總結出其思想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是一個創新，并且具有現實意義。但是，傅葆琛的“鄉村教育”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在不同的時期表現為鄉村平民教育、鄉村民眾教育，且在不同時期教育思想的內容也不一樣，作者在這里直接籠統的冠以“鄉村教育”，使得概念區分不清，而且參考史料較為單一。作者對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評價有一定的創見，但局限在具體的方面，缺乏宏觀與整體的考慮。
四、涉及傅葆琛教育思想的著作
有關傅葆琛教育思想的研究在一些民國時期的教育思想和鄉村建設運動的作品中也多有涉及。李帆主編的《民國思想文集?鄉村建設派》把傅葆琛的鄉村教育思想歸結為鄉村建設派，辟專章介紹了傅葆琛關于農村社會的改造與民眾教育的實驗。吳星云著的《鄉村建設思潮與民國社會改造》認為傅葆琛因參與“洋博士下鄉”運動引來中外世人贊嘆的目光，又以其十數年從事鄉村建設的堅韌毅力，贏得了后世的尊敬。該書對傅葆琛的教育活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天津出版社出版，宋恩榮主編的《晏陽初文集》第一卷和第二卷涉及傅葆琛留學期間從事華工教育的經歷以及晏陽初對傅葆琛從事平教會工作的肯定。中國人民四川省雙流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纂的《雙流縣文史資料選輯 》第5輯和第13輯分別記載了傅葆琛先生在華陽縣從事鄉村教育的實踐活動和追憶了傅葆琛畢生教育經歷。周慧梅著的《“新國民”的想象 民國時期民眾學校研究 》研究了傅葆琛的民眾教育思想和活動。朱煜著的《民眾教育館與基層社會現代改造 以江蘇為中心 1928-1937 》記敘了傅葆琛的民眾教育思想以及普及民眾識字教育的活動。以上這些著作為我們了解并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與研究視角。
關鍵詞： 平民教育 鄉村建設運動 國際背景
一、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興起
在十五世紀以前長達一千年的歐洲發展歷史上，其發展速度和發展水平相對于同時期的中國而言一直處于落后狀態，同樣代表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教育水平在中世紀的歐洲也遠遠稱不上發達，即便由宮廷和教會把持的精英教育有一定的規模，但依其所培養的對象僅限于上層社會的王室貴族和少數精英分子，包括農民階層在內的一般平民是沒有權利和資格接受教育的。在經歷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以后，平民化和大眾化教育的思潮才稍見端倪，直到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后，面向一般平民的初級教育才有所發展，但是這種社會大眾教育仍然是簡單的，在受眾數量和教育水平上與精英教育相比較有極大的差距。但是，經歷了文藝復興運動之后的歐洲逐漸發展起來的“人文主義”精神和“平民主義”思潮，以及在這種思潮和精神影響下產生的《人權宣言》卻沿襲了以人為本、重視教育的理念。被譽為“平民教育之父”的裴斯泰洛齊就認為：“即使最貧困和最被人遺棄的孩子，上帝也寄予了天賦的才能——在孩子粗笨害羞和顯然無能的背后，蘊藏著最優秀的才華，最珍貴的能力。在這些可憐的孩子接受真誠的愛心教育中，顯著的天賦才能真正地表現出來。”［1］裴斯泰洛齊身體力行，在歐洲小國瑞士大張旗鼓推行教育運動，使瑞士在短短的幾十年之內成為當時歐洲教育的典范，這一模式至今仍被稱之為人類教育歷史上的奇跡，而且，在瑞士模式的啟發和帶動之下，歐洲各國紛紛效法其成功之道，崇尚教育、以教育為立國之本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德國在汲取瑞士教育成功經驗基礎上，根據裴斯泰洛奇的教育理念，制訂了深刻影響德國社會發展進程的《教育法》，強制性規定德國公民接受免費教育，并且每一個公民都必須接受九年以上的教育，所有教育經費由國家免費提供，不接受教育者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以德國為典型代表的西方國家在經歷了近代啟蒙運動的洗禮之后，在“人本主義”社會思潮的影響之下，以國家為投資主體，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從而實現了整個社會的跨越式發展，其發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已領先于當時世界上其他各個地區和國家。
從整個世界范圍來看，西方國家真正開始認識到大規模開展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并通過法律形式實施全民普及的、免費的義務教育是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的。從19世紀初期到19世紀末是近代西方平民教育運動的發展階段。西方平民教育運動作為近代西方國家主要教育發展趨勢之一，與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發展、近代意義上民族國家概念的確立和教育民主化的產生有著密切的關系。為了保證有效地實行普及教育，大多數國家以法律形式強制規定這種帶有普及意義的平民教育的義務性質，這種平民教育的范圍和程度反映了社會生產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當時西方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必然要求，更為重要的是，平民教育極大地推動了西方國家社會包括農民在內的一般民眾的素質和文明程度的提高，這是西方社會率先步入現代文明社會的基石。
二、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與流派的發展軌跡
20世紀初，隨著西方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提高，關于教育的各種思潮風起云涌，而涉及平民教育的思潮更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平民教育思潮不僅僅是某一個教育流派的自我發展，而是與各種教育思潮緊緊糾纏在一起，互相影響，共同發展。20世紀初西方國家各種教育思潮和教育運動此起彼伏，其涉及內容之豐富和發展速度之迅猛前所未有，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平民主義教育思潮、終身教育思潮、職業教育思潮、科學教育思潮、民主教育思潮、實用主義教育思想、教育思潮等，這些思潮從價值理念和演進路徑角度而言都具有某種共同傾向，就是均強調教育在程序和實質上的公平正義和科學合理。各種教育思潮都有其不同的理論視角和實踐側重點，但從平民教育視角出發，這些教育思潮無疑對當時的平民教育運動起到了極大的思想補充作用，從某個角度而言，它們亦是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一個組成部分。
1919年，英國成人教育委員會(ADULT EDUCATION COMMITTEE)倡議：將成人教育變成社會生活整體的一部分，使全民在他一生的任何時候，都可享有受教育的機會，這奠定了成人教育的理論基礎。“倘若我們沒有得益于成人教育，以及更一般地說通過正規教育以外的訓練途徑所作的貢獻……那么，與終身教育有關的思想毫無疑問是不可能產生的”。［2］終身教育思想的形成是從英國首先發展起來的，然后推行到西方各國，其成人教育實踐不斷發展，在成人教育發展的過程中使終身教育的理念走向實踐，大量的成人接受終身教育的實踐又檢驗和深化了終身教育思想，其影響力不斷擴大，教育理念深入人心?？茖W教育思潮源自于清末變法圖強之時對于西方科學技術的學習，其教育觀主張教育的首要任務在于傳授科學技術知識并給人們以科學方法的訓練，對于教育本身必須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傳入我國后，在教育領域內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推動了我國教育民主化改革的進程，其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普及義務教育的實行;平民教育運動和鄉村教育運動的展開；女子教育的推行;教學方法的改革”。［3］杜威的實用主義和進步主義教育思想是20世紀上半葉對世界教育發展影響最為深遠的教育思潮，其關于教育的目的性、教育途徑的生活化、教育教學的方法等一系列教育理念風靡一時，直到今天仍然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杜威強調教育的社會改造功能，他以經驗主義價值論和實用主義哲學為基礎，強調學校與社會、學習與經驗之間的密切聯系，認為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長，教育即適應。“杜威的平民主義教育提倡反映科學、民主和進步意識的民主教育和社會教育，以及帶有實用性質的實業教育、心理教育和道德教育；旨在人人都能接受教育，以提升廣大民眾的文化水平、思想素質和完整人性;培養獨立人格，發展個性知能，使其擁有自主意識、自立精神、主動性、發動力，以及協作共業之精神;激發起獻身社會和改造世界的熱情。由此，也就需要國家和全社會花費巨大代價具體實施平民教育”。［4］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深刻改變了西方教育的面貌，使之由傳統進入現代，對20世紀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和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從當時的各國農民教育實踐來看，比較具有典型意義的是美國和歐洲國家丹麥。“在西歐和美國興起一場旨在改革傳統教育，使之適應現代社會變化的教育革新運動。這場運動，在西歐被稱為‘新教育運動’，在美國則被稱為‘進步教育運動’”。［5］1909年羅斯?？偨y呼吁發動鄉村生活改進運動，試圖通過對鄉村生活的改進，促進民眾素質的進步和整個國家文明程度的提高。在相關政策和法律的配套支持下，國會通過鄉村教育議案，主張鄉村教育以“養成公民的農民”為目標。美國的鄉村生活教育運動既施行一般的農業科技知識和技能傳授，又注意教授一般的文化知識和社會生活常識，通過知識層面和技能層面的不斷教化，使鄉村人民成為“機警的、愛國的、思想高尚且又安于隴畝”的公民。其教育措施和教化方式多種多樣，例如設立鄉村圖書館，完善基督教堂機構使之成為鄉村文化生活的中心，開設農民互助合作組織，改善鄉村學校辦學條件等。丹麥的農民教育主要通過民眾學校這種形式加以推行，在當時歐洲和世界教育界享有盛譽，丹麥的農民教育與當時英國的工人教育和蘇聯的掃盲教育并稱為世界三大教育運動［6］，其取得的成就及對其他國家平民教育和鄉村教育的啟示意義是極其巨大的?！耙愿颀埦S、柯爾德、施洛特為代表的丹麥教育家，提倡民眾高等教育，推進鄉村社會的改進與合作事業的發展。他們以歷史與詩歌為媒介，著力于文化的傳播，激發青年農民的心理與情緒，喚起民族精神的覺醒”。［7］丹麥民眾學校是施行農民教育的核心機構，它和人民的實際生活緊密相連，民眾學校重視農民的職業訓練，教授與農業有關的科目，比較重視提高農民的職業技能，但教學的最終目標卻始終著力于文化的傳播，以覺醒普通農民的精神生活為宗旨，并不僅僅限于施行職業的訓練和農業生產技能的提高。正是由于丹麥民眾學校的有效運轉和農民教育的成功實踐，才造就了當時丹麥經濟的飛躍和社會事業的全面發展，所以在歐洲發展史中丹麥的農民教育運動被譽為“丹麥重生的命脈”。非常推崇丹麥平民教育模式的梁漱溟認為“丹麥農業之發達、合作之隆盛，皆以其教育為原動力”。［8］
三、西風東漸：西方平民教育思潮促進近代鄉村建設運動的興起
近代西方教育思潮的興起和傳播，對世界各國的教育事業有著極大的影響，自以來一直處于變革圖強、尋求國家富強的中國當然也不例外。由于自身變革的強烈愿望，西方以平民教育和實用主義教育為代表的教育思潮一經傳入，就在古老的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旨在提高包括農民在內的民眾素質的鄉村建設運動蓬勃興起無疑與其廣泛的傳播有著密切的關系，在這其中西方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人格魅力和中國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1919年4月，杜威作為世界著名的教育家，應中國五大教育團體邀請來華講學，他在中國進行了百余場講演，并實地采訪了多個省市，講學長達兩年，其思想和言論在報刊廣為傳播，中國社會迅速出現了風靡全國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潮，中國教育界形成了一股“杜威熱”，杜威的實用主義和平民主義教育思想得到了極大的傳播和實踐，旨在救亡圖存，有國外留學背景的一批優秀知識分子在介紹國外先進教育思想和傳播其教育理念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陶行知、晏陽初、陳鶴琴等就是其中優秀的代表。這些歸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始終致力于用西方科學知識和先進的教育理念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采用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研究中國鄉村問題和農民問題即是典型范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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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學者對黃職業教育理論和思想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圍越加廣泛，在對黃炎培這一塊研究可主要歸納為以下六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職業教育目的;二是職業教育辦學方針;三是職業教育教學原則與方法研究;四是職業道德教育研究;五是對“農村教育論”的研究;六是對大職業教育主義的探討和研究。例如，福建師范大學黃仁賢教授對黃炎培的職業指導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為:黃炎培從職業教育的倡導到創辦，至始至終都十分重視與職業教育和基礎教育密切相關的職業指導，并且第一次把職業指導納入職業教育教學之中，在其數十年間的職業教育理論探討和教學教育實踐中，最終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職業教育指導體系。武漢大學張建華教授從黃炎培的職業道德觀著手，認為包括“敬業樂群”、“勞工圣神”、“完善人格和愛國主義”等內容的職業道德教育是其職業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黃炎培的職業道德思想對我們推動職業教育事業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葉鳳剛教授認為，在21世紀20年代的鄉村教育運動中，黃炎培是最早注意到農村教育問題的教育家，其農村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經歷了由“分區立系”到“劃區施教”、綜合改進，再到“先富后教”、“富教合一”三個階段的演變。此外，南京師范大學莊緹緹的碩士論文《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研究》，對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及過程、具體內容、思想特點、及其啟示做出了系統而具體的闡述，就其職業教育思想的內容而言，除以上六點外，還提出了黃炎培的人性化教育制度這一內容。
二、對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比較研究
在注重對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進行研究和探索的同時，一些學者也把目光轉向把其職業教育思想與、張謇、陶行知、杜威等教育家的職業教育思想的比較研究上。例如，王彪認為和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思想具有繼承發展的關系，是我國近代職業教育的倡導者和開拓者，而他的學生黃炎培是我國近代這也教育思想的繼承者和開創者。他們在職業教育思想上有著密切聯系，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在實踐上，他們相互支持和幫助，共同推進了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史淑麗對黃炎培和杜威的職業教育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她認為兩人在相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形成了各自獨特的職業教育思想，并具體從社會化、科學化、平民化三個方面來計較二者職業教育思想的異同。在杜威與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比較研究方面，張曉明也進行了相關研究。馬斌也對黃炎培與張謇、陶行知等教育家在職業教育的辦學目的、辦學方針、培養模式、師資隊伍建設、學生日常管理等方面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三者提出了各具個性又相互補充、相得益彰的豐富的職業教育思想與理論。此外，姜建、馬萬明對張謇與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進行了比較，該文章主要從兩者職業教育思想起源、職業教育實踐形式、職業教育內容、職業教育原則進行比較，認為張謇的職業教育思想先于黃炎培，并為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參考的范例;在職教實踐形式方面，兩者都以服務社會為宗旨，但張謇更加注重校企合作，而黃炎培更加偏重職業指導;在職教內容方面，該文在張謇“事業之所至，教育之所至”的教育理念與黃炎培的“大職業教育”理念及職業道德教育方面進行了異同比較;在職業教育原則方面，作者認為兩者都注重職業教育的實用性和教育對象的廣泛性，但從具體實踐上看，黃炎培職教對象更為廣泛。
三、對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當代價值研究
（四川外國語大學教育學院，重慶400031）
摘要：《什么是教育》與《西方古代教育論著選》都對教育進行了探討，其中的教育思想不僅對當時教育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更指引著現在和未來教育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 ：雅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教育思想；《西方古代教育論著選》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3.013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5）03—0028—02
收稿日期：2014—09—11
作者簡介：汪小紅（1987— ），女，四川達州人。四川外國語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課程與教學。
一、《什么是教育》中的一些教育思想
作為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神學家、精神病學家，雅斯貝爾斯主要研究內在自我的現象學描述、自我分析及自我考察等問題。他強調每個人存在的獨特性和自由性。
《什么是教育》是雅斯貝爾斯的重要著作，在他看來，教育就是“人對人的主體間靈肉交流活動（尤其是老一代對年輕一代），包括知識內容的傳授、生命內涵的領悟、意志行為的規范并通過文化傳遞功能，將文化遺產教給年輕一代，使他們自由地生成，并啟迪其自由的天性”。基于此，雅斯貝爾斯認為，知識的重要作用就在于使人“自由地生成”，在于啟迪人們自由的天性，因此，對知識不能單純地死記硬背。在當時，人們對教育還不能很好地加以理解，總是誤解教育的本質，由此，雅斯貝爾斯深刻地指出：“本來學生的學習目的是求取最佳發展，現在卻變成了虛榮心，只是為了求得他人的看重和考試的成績；本來是漸漸進入富有內涵的整體，現在變成了僅僅是學習一些可能有用的事物而已；本來是理想的陶冶，現在卻是為了通過考試學一些很快就被遺忘的知識。”雅斯貝爾斯發現有這樣一種現象，就是當時的西方國家把教育變成了一種促進科技快速發展的手段，使教育成為了國家謀求政治利益的一種重要的工具，而不再是為了人的發展的教育，“使教育變得喪失根本目標而不穩定和支離破碎”。他認為：“對終極價值和絕對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質，缺少對‘絕對’的熱情，人就不能生存，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個人，一切就變得沒有意義。”因此，可以發現雅斯貝爾斯所贊成的是這樣一種觀點——人的自由生成與發展，這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也是教育的本質。
作者在《什么是教育》的第十二章“教育與文化”中還專門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學習是德行的保存。”如何理解這句話？學習與德行之間有關系嗎？它們之間究竟有著什么樣的關系呢？中國古代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經用這樣的話語來描述他自己所著的學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是說，我并不是生來就知道那些東西，而是我自己熱愛知識、熱愛學習，長期堅持不懈的結果?？鬃诱J為，學生要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道德與修養，不停地奮斗，才能夠學有所成。如果一個學生品行不端、道德敗壞，那他永遠只能被拒在知識的大門之外，永遠也學不會真正的“道”。在筆者看來，對學習與德行關系的認識，現今社會非常流行的一句俗語倒是與之非常貼切——先學做人，后學做事。
雅斯貝爾斯說：“學生聯合會是一種強制性聯盟，它把時間和精力耗費在毫無價值的事情上?！备匾氖?，“在這樣的組織里再也嗅不出精神的氣味，而精神恰恰正是引導青年進入成熟期的基礎。學生會組織也再無真正的教育可言，而是一種社會類型的翻版，而我本人則最痛恨這種類型”。他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與他本人所處的時代和經歷密切相關。筆者認為，學生聯合會這樣一個組織是有其存在的必要的。學生在進入社會之前一直都在學校、家庭生活、學習，所接觸的也不過是老師、同學、親人、鄰居、朋友等。他們并沒有擁有很多可以讓其在這個激烈競爭的社會上能夠很好地生活的本領，如與人進行良好溝通的技巧、處理各種復雜事情的技能等，而學生會為其提供了一個鍛煉各方面能力的舞臺，它是一個小型的社會，在這個組織里，他們可以提前學會很多東西，為將來走向社會打下良好的基礎。當然，不可否認，學生會并不是社會的全部，不可能包羅萬象，但它至少為學生提供了一個鍛煉自己的平臺，可以讓學生提前做好一些準備。
二、《西方古代教育論著選》中的一些教育思想
該書選譯了西方古代和中世紀最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的具有代表性和影響較大的教育論著，所選編的人物從蘇格拉底一直到培根，其目的是為更好地了解與研究西方古代和中世紀的教育思想提供必要的參考與借鑒。該書內容極為豐富，所包含的教育知識也極其廣泛，筆者要重點探討的是關于公共教育與私人教育的問題。
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將教育與政治密切結合起來。在其所著的《政治學》一書中，他認為，教育事業應該是公共的，應該由國家組織進行，并且指出公共教育優于私人教育。在《政治學》第八卷第一章中，亞里士多德就指出：“既然全邦具有一個目的，顯然所有的人就應該受到同一的教育。教育事業應該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不要像現在這樣，每人只分別地照顧自己的兒童，給予自以為最適合于他們的教育。”很顯然，亞里士多德從國家整體角度出發，主張實行維護國家整體利益的公共教育事業，而非僅僅是為了個人發展的私人教育事業。
另一位極力主張公共教育并從多方論證公共教育比私人教育優越的是西班牙著名的教育家昆體良，他的教育思想全部體現在其所著的被譽為“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統的教學方法論著”的《演說術原理》一書中。為了培養未來優秀的演說家，他要求他們必須生活在最公開的和陽光普照的公共生活之中，并要善于與社會交往，經常受到新的刺激和鼓舞。在該書中，作者明確指出：“讓我現在來說明一下我自己的觀點。最重要的是，我們未來的演說家將必須生活在最公開的和陽光普照的公共生活之中，從幼年時代起，就應習慣于無所恐懼地在社會中交往，并習慣于一種遠不是蒼白書生的、孤獨的和隱居的生活。他的心靈需要經常的刺激和激發……”
被德國教育史家朗格稱為“近代歐洲的昆體良”的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西班牙人文主義者、教育家維夫斯。他在其重要教育著作《知識的傳授》（或譯《論教育》）一書中，認為知識和德行是教育的目的，一切學問都是為了公眾的幸福。在關于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孰優孰劣的問題上，作者首先指出：“一所真正的學院是這樣的：這是品學兼優的人們的一個學社和協調的組織，他們集合起來，對所有為了學問到那里去的人給予同樣的祝福?！彼€進一步指出，如果真有這樣的學院，“那肯定最好把孩子從嬰兒期就送去”。
在這里，不得不提到英國近代一位偉大的人物，他就是17世紀英國教育家約翰·洛克?！督逃挕纷鳛槠浯碜髦?，系統而又全面地表達了作者的主要教育思想——紳士教育。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紳士，即有道德、有學問、有禮貌的人。基于這樣的教育目的，洛克認為，私人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優于公共教育，因為紳士的良好品德與行為主要是在家庭中培養的。
可以看到，出于不同的角度、立場與目的，不同的教育家對公共教育與私人教育之間的關系以及二者孰優孰劣持有不同的看法。亞里士多德從國家整體角度出發，認為公共教育優于私人教育；為了培養未來優秀的演說家，昆體良認為公共教育優于私人教育；由于主張知識和德行是教育的目的，維夫斯認為“最好把孩子從嬰兒期就送去”到這樣的“一所真正的學院”； 為了培養紳士，洛克指出，私人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優于公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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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約翰·洛克著.傅任敢譯.教育漫畫［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
一、音樂教育的觀念更新與基礎理論研究
本專題共收到論文34篇，主要涉及音樂審美、音樂心理學、建構主義理論在音樂研究中的應用、多元智能理論與音樂教育實踐等問題。尹愛青《解放、創造、發展?生命質量提升的本質意義――音樂審美教育人學價值透視》一文認為，審美活動是生命情感解放的根本途徑，通過音樂審美教育的方式尋求人的審美發展、促進審美能力的提高。任愷《基于“相冊”的動力學習范式與藝術學習中元認知的形成》探求了藝術學習中“學習主體――‘相冊’――學習客體”的新學習范式。該專題的論文還有楊立梅《以大藝術教育觀建設基礎教育中的“藝術學科”》、郭瑋《審美哲學還是實踐哲學――BennettReimer與David J.Elliott音樂教育哲學思想的比較》、張媛《淺談音樂教育與青少年EQ的培養――從青少年心理問題看音樂教學》、鄭斌《激發初中生音樂學習興趣的課堂教學策略實驗研究》、宋蓓《格式塔心理學對中小學音樂綜合課的啟示》、黃麗《試論我國推進創造性主題音樂教育的幾個維度》等。
二、音樂教育的文化與歷史研究
本專題共收到論文14篇，主要涉及音樂教育中的音樂文化傳承及中國音樂教育歷史研究等問題。謝嘉幸《全球化浪潮沖擊下的中國大陸學校民族音樂傳承》一文通過“傳統文化”、“現代教育”與“后現代傳媒”三個概念，透視全球化浪潮沖擊下的中國大陸學校民族音樂傳承問題。文中指出要解決民族音樂文化傳承問題，唯有將文化與教育兩方面統一于學校音樂教育，傳承民族音樂文化是我國學校音樂教育的重要使命。余丹紅《文化守望與全球視野――論黃自〈復興初級中學音樂教科書〉》一文通過對黃自《復興初級中學音樂教科書》的分析，闡述了該教材中蘊含的全球化概念與中國傳統文化守望姿態的完美結合。這一專題的論文還有馬東風《中國原始音樂教育的意識與形態》、林琳《哈爾濱早期俄僑音樂教育研究》、金世余《我國近代教會學校音樂教育之影響管窺》、羅琴《中美音樂課程標準比較――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張斐《文化傳承與認同中的音樂教育》、郭潔《論文化與人類發展和音樂教育的關系》、李紅蕾《“母語”的回歸――淺談民族民間音樂在音樂教育中的地位》、李望霞、趙昕《在國際交流中直面中國大陸音樂教育問題――音樂教育研究問題的國際論壇交鋒》等。
三、音樂教育課程改革
本專題共收到論文27篇，涉及基礎音樂教育、高師音樂教育、專業音樂教育、普通高校音樂教育改革等問題。金亞文《我國基礎教育音樂教學大綱的發展回顧》一文通過回顧基礎教育音樂教學大綱的發展歷程，得出啟示：在縱向上思考，是對歷史經驗的繼承與革新；從橫向上梳理，是對國外經驗的參考和借鑒。李冠蓮《有關中學音樂欣賞課教學預設與生成的辯證思考》從預設與生成的辯證關系方面入手，分析、反思現行音樂教學中出現的某些偏頗，探求導向有效生成的種種途徑。本專題論文還有方楠《走進網絡社會的高等音樂教育》、孫梅《網絡音樂資源的缺陷與教育對策》、劉琨《走了這么久，你變了沒有――新課改背景下城鄉基礎音樂教育發展之比較》、黃文翠《“以人為本”教育理念的彰顯――義務教育音樂教材兩個不同版本的取樣分析及比較研究》、鈕小靜《基礎教育音樂課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陳棟《國樂飄香飄香國樂――論高師民族樂器課程建設的可持續發展》、費鄧洪、費茸《我國高等音樂教育課程不可忽視的內容――音樂的數學性》、許冰《論高校音樂教育資源在社區音樂教育中的開發利用》、梁莉《淺談音樂課程綜合理念的本質與實踐模式》等。
四、音樂教學實踐研究
本專題共收到論文42篇，是所有參會論文中數量最多的，這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音樂教學實踐的研究始終是最受音樂教育工作者們所關注的研究課題。郁正民《創造適合學生的教學模式――音樂課目標教學實驗模式的理論與實踐探索》一文依據教學論的基本原理，提出在借鑒國內外成功的教學經驗基礎上，立足國內眾多的實踐模式中抽取出共同的、最能體現目標教學本質特征的、具有多種應變能力的結構因素和結構方式，組成最一般的、具有廣泛適應性的課堂教學模式，作為音樂目標教學的課堂教學基本結構形式。陳雅先《略論視唱練耳課程與教學的心理學基礎》一文通過對視唱練耳課程與教學的心理學基礎考查，使音樂基礎課教學工作者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決策依賴的是哪一些心理學原理，以便更有效地解決視唱練耳教學中的問題。本專題論文還有鄭莉《創造是音樂的生命，音樂促進我們創造――簡論音樂教育與創造能力培養的關系》、陳玉丹《在〈音樂教育學〉課程教學中發展學生音樂智能的策略》等。
五、音樂教師教育
本專題共收到論文27篇，主要針對我國音樂教師的培養模式、課程教學、中外音樂教師培養比較等展開探討。周世斌《我國高等專業音樂教育的現狀之虞――從蕭友梅音樂教育思想引發的思考》一文以我國近代音樂教育先驅蕭友梅音樂教育思想為借鑒，提出“素質教育的實施，決不意味著精英教育從教育舞臺的退出。兩種教育模式必將是互為依托、相得益彰，形成民族和國家教育發達、人才輩出所需之堅實金字塔”的觀點。代百生《德國的音樂教育專業培養模式及其對我國高等音樂教育改革的啟示》對德國音樂教育專業的三種形式――普通學校音樂教師教育、專門音樂教師教育以及音樂教育學理論專業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并與我國高校音樂教育專業進行了比較研究，提出我國高等音樂教育改革可資借鑒的方式與方法。本專題論文還有蔡世賢《音樂教師教育的重要構件――培養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楊迎《蘇格拉底“助產術”對我國音樂學研究生教育的若干啟示》、尹愛青、金順愛《“尊重的教育”理念指導下的高師音樂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與實踐》、王昌奎《試論高校〈鋼琴文獻與教法〉課程的性質與教學模式設計》、孫強《高師視唱練耳教學中學生元學習能力的培養》、李飛飛《從課程對比看音樂教師的培養》、高偉《高師鋼琴教學內涵的二維闡釋――一種基于音樂審美文化與文化傳承理念的解讀》、呂志芳《對音樂學專業應屆碩士研究生學習方法的幾點思考》、張小鷗《對我國高等師范院校實施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思考――參加第27屆國際音樂教育大會有感》等。
六、音樂教育研究方法與國際音樂教育研究的發展趨勢
本專題共收到論文9篇。其中，涉及音樂教育研究方法的論文3篇，涉及國際音樂教育研究發展趨勢的論文6篇。馬達《行動研究與音樂教師專業發展》論述了行動研究的內涵、特點和實施步驟，并根據音樂教育的特點，闡述了行動研究對音樂教師專業發展的意義和作用。鄭衛新《從方法論角度探討我國音樂教育學研究》通過對我國部分音樂教育研究文獻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分析，闡述了音樂教育研究必須注重方法論的研究，并提出了相關建議。本專題的論文還有馬力《在“方法”的岔路口徘徊――對音樂教育研究方法的哲學解釋學思考》、馮潔《馬來西亞第27屆ISME大會的創造性教學教育觀――對創造性教育論文及實踐的評述》、吳珍《從〈2020視野〉展望美國音樂教育價值的新理念》、宋裴裴的《跨文化對話中的傳統音樂――15屆國際學校音樂教育和教師教育研討會初探》、王麗莉《色彩斑斕的民族音樂教育――印度音樂教育一瞥》等。
七、其他方面
此次大會還安排了三場重要的學術報告，這三場專題報告分別是：來自美國的國際音樂教育學會前主席BennettGary博士的《音樂教育的全球展望與評價》，美國紐約大學音樂表演藝術系主任、著名的實踐哲學的倡導者David J .Elliott教授的《實踐的音樂教育》，香港教育學院體藝系主任梁信慕博士的《教育改革中的技術與本土化教學：音樂教育實踐與研究的新趨勢》。三位國際音樂教育界專家的到來使會議具有了國際性的對話色彩。
在大會專門設置的workshop的教學實踐研究會場中，許卓婭、李妲娜、楊立梅、鄭莉、余丹紅等分別就幼兒園音樂教學、中小學音樂教學、綜合藝術課堂教學及奧爾夫音樂教學法等課題作了精彩的現場教學示范。
音樂教育學是20世紀90年代初興起的一門年輕的新學科，1990年中國音樂家協會音樂教育學學會成立后，在曹理教授等一批音樂教育學者的帶領下，平均每兩年舉辦一次全國性音樂教育學科研討會，這些研討會有力地促進了音樂教育科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出現了一大批音樂教育科學研究成果。2004年中國教育學會音樂教育專業委員會吸納中國音協音樂教育學學會為團體會員，同年8月兩個學會第一次在大連聯合舉辦全國音樂教育學科研討會，本次長春會議是兩個學會第二次的合作。從本次研討會收到的論文來看，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也較前幾屆研討會有了一定的提高，拓寬了研究領域，運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從新的視角看問題，特別是在音樂教育文化、音樂教學實踐、音樂教師教育等研究領域出現了一批較高質量的論文。近年舉辦全國性音樂教育學科研討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關注國際音樂教育研究發展動態，本次會議邀請國外音樂教育專家介紹當前國際音樂教育發展情況，使與會者獲得不少新信息。本次大會還有一個特點，即來自全國各高校音樂教育專業研究生共70余人參與了會議。研討會為研究生們提供了一個學習和學術交流的平臺，會議期間召開了研究生座談會，來自全國各高校的博士、碩士研究生和部分研究生導師參加了座談會。與會師生就音樂教育專業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學習方法及研究生培養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本次大會還評選出第三屆全國音樂教育優秀論文。
從2001年《全日制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準》頒布以來，我國高等音樂教育改革緊密聯系基礎音樂教育改革，已取得不少成就，相信此次長春會議的召開將進一步推動我國高等音樂教育改革的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