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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文章從績效評估與我國銀行業績效評估的特點入手，著重分析了我國銀行業績效評估現階段存在的主要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解決措施。
商業銀行的績效評估是指銀行通過建立一整套科學、客觀、易操作的指標考核體系，對經營者和員工的工作作出系統的評價，進而公平地決定他們的地位、待遇和發展。它可以促進銀行的人才開發和合理利用，是人力資源的監督、反饋系統，起著最終提高組織績效的作用。
一、績效評估與我國銀行業績效評估的特點
（一）績效評估的基本內涵
績效評價工作屬于管理工作的范疇，本質上是為企業的經營管理服務的。績效評價工作的產生、發展與績效評價工作所處的社會經濟、人文環境密不可分。隨著現代公司制度的出現，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使得所有者需要借助一定的方法對經營者的經營績效做出評價。因為企業的約束機制即使很健全，由于不存在強勢的資本市場，信息的不對稱使得經營者的努力程度和經營水平不能夠被所有者完全了解。在約束機制不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時，業績評價制度可以在對經營業績進行評價的基礎上對經營者的努力結果進行相應的獎勵，發揮激勵機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約束機制的缺陷，激勵經營者更好地完成所有者要求達到的目標。績效評價工作隨著管理理論的發展而逐步得到完善。
（二）我國銀行業績效評估的特點
90年代以后，隨著信息技術的應用和知識經濟的到來，企業之間的競爭更主要的是價值鏈之間的爭奪，企業必須考慮其戰略目標，保持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保持競爭優勢受到多方面的因素的影響，更多的是非財務指標，這些指標在傳統的財務指標為主的績效評價體系中難以得到體現。此時，企業在生產階段的利潤已經很低，一些管理咨詢師、投資者不再單純地以利潤和現金流量進行企業業績評價，而是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目標，關注公司現時和未來價值的判斷，更加注重對企業的智力資本、創新能力、市場占有率等非財務指標的關注，以財務指標為基礎信息，從市場角度來全面地評價經營者的業績。此時績效評價中占主導的方法主要有美國的卡普蘭和諾頓提出的“平衡計分卡”及由思騰思特公司提出的EVA評價法。
二、我國銀行業績效評估的現狀與問題
隨著商業銀行經營機制的不斷完善，競爭意識的不斷增強，我國的商業銀行已在績效評估方面進行了諸多的嘗試，為商業銀行績效評估理論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在逐步放開的金融市場中和進一步深化的金融改革中，商業銀行也日益暴露出績效評估體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一）績效評估過程中的平均化傾向嚴重，影響評估的公正性
我國銀行業上下級之間不能充分進行考核溝通，考核的作用不能充分發揮，另外我國銀行業的業務80%以上由國有銀行把持，受到計劃經濟的制約和本身銀行工作的復雜性，我國銀行業有著長期以來形成的平均主義思想偏好，尤其對于大多數的國有商業銀行來說，只考慮勞動時間的投入，不顧及實際勞動的投入的多少，以工齡的長短作為定崗定級的重要指標，而淡化經濟個體的工作效益的多少。一些做出突出貢獻的，具有較高勞動技能的職工，并不能獲得相應的物質收益。
（二）績效評估方法落后，評估結果失真狀況大量存在
我國商業銀行由于績效評價工作開展的時間較短，績效評價方法還很不完善，許多銀行在績效指標的設計上存在權重不合理，過分重視銀行短期經營績效的考核，忽視銀行的成長性及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忽視銀行在資源配置中的管理作用，考核指標體系僵化。績效評價基本上是對歷史經營績效的總結。同時由于這些財務指標很容易被人為調節、操縱，加上銀行的一些管理人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過多干涉績效評價工作，因此信息失真現象大量存在。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評價結果的可信度。
（三）績效評估內容設置不全面，缺乏相配套的激勵措施
由于我國銀行業績效評估過程隨意性大，不能做到公平公正，績效評估結果應用不系統，沒有將績效評估結果與績效工資、獎金掛鉤，銀行業績效評估內容設置得不全面合理。我國銀行業進行經營績效評價，不是為評價而評價。我國商業銀行現行的激勵獎勵措施普遍存在約束方法僵硬、激勵與約束不對稱、激勵方法未與風險揭示相聯系的現象。激勵獎勵措施制定、實施的不當對提高商業銀行的績效不但不會產生促進作用，相反有可能產生促退作用。
（四）一小部分銀行存在著按計劃比例分配評估結果的問題
由于我國部分銀行的核算體系還不健全，核算不能反應銀行真實經營狀況，績效評估體系也不完備：沒有從制度上明確績效考核者、績效被考核者、績效考核周期、績效考核內容以及績效考核結果應用等各要素，一少部分銀行存在著按計劃畢業分配評估結果的現象，使得銀行績效評估失去了原有的意義。這樣不僅造成業務部門對人事部門的不信任，還把績效考評的結果當做“機密”對待。人事考核不公開性加重了員工對考評的不安心理和對人事部門的不信任感。
三、解決我國銀行業績效評估問題的對策
（一）以銀行產權制度改革，為績效評估的工作創建體制基礎
產權制度改革主要是指國有商業銀行。我國商業銀行中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金融體系中處于絕對的控制地位，四家銀行存款、貸款占全部銀行存貸款的比例分別為68.4%和61.6%。做好國有商業銀行的績效評價工作對做好整個商業銀行系統的績效考評工作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對國有商業銀行實施公司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造，按照權力機構、執行機構、經營機構和監管機構相互分離、互相制衡的要求，建立由股東大會、董事會、行長和監事會組成的銀行法人治理結構，有效地行使決策權、執行權、經營權和監督權，從而使各職能部門各司其職，權責明確，相互制約，并在此基礎上，構建科學有效的決策機制、制約機制和激勵機制。
（二）借鑒國外先進方法，創建適合我國的商業銀行績效評價體系
國外績效考評已經從簡單的財務指標考評發展到以財務指標為主，非財務指標為輔，將評價方法同企業發展戰略及企業最終經營目標相結合的評價階段。我國商業銀行績效評價體系應用EVA法也應該落實到位，具體方法如下：
1．考核范圍可控制：也就是在責任中心的自控范圍內，不管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發生的行為結果，都應歸屬于該中心，由其負責；超過自控范圍內的一切行為后果，即使是在其工作范圍之內發生的，該責任中心也不承擔責任。轉2．責任與權利相一致：擬構建的EVA責任中心，其管理者應有充足的決策權，以對此EVA中心的業績負責，保持此中心的決策權、業績考核和激勵體制三者根本一致，確保獲取資源的單位和部門是對資源利用的結果負責。
3．考核業務要完整：在確定EVA中心的邊界時盡量保持其業務的完整性，任何一個完全的EVA中心或者部分的EVA中心所包含的產品或者服務，應該是完整的，在一個EVA中心，服務或者業務的流程全部實現。
（三）建立完善的激勵獎勵制度，增強績效評價工作的效力
為協調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利益，西方國家主要推出了兩大類措施：第一類措施是通過外部力量約束經營者行為或提高企業家的素質；第二類措施也是治本措施，是采用利潤分享式的激勵機制使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利益趨同。實行以EVA為中心的績效考評體系，需要建立與考評辦法相適應的激勵獎勵制度。建立適合的激勵獎勵制度就是處理好銀行高級管理人員、技術人員與一般行員的關系；處理好銀行短期利益與長遠發展利益的關系。積極推進人事制度改革，引進競爭機制，結合商業銀行的具體特點采取多樣化的分配制度。采取物質與精神相結合的辦法，激勵機制要體現貢獻率、體現價值創造。將公司的經營績效與員工的收益掛鉤。對于銀行管理人員的薪酬，在商業銀行沒有完全進行股份制改造之前，可以采取工資、獎金結合績效工資的辦法，將銀行的績效與管理者個人收入相結合，在股份制銀行，對于管理者報酬可以考慮采取工資獎金與股票期權結合的辦法；對于銀行的普通員工也應該制定完善的績效考評指標體系，可以借鑒作業成本法的具體方法，將指標分解到人，實行員工考核日常化、制度化、規范化。
（四）重視非財務的價值驅動因素，完善商業銀行績效評價體系
對于我國銀行業來講，在全球化的信息時代里也產生了一些新的資產，很難確定它們的可信價值，比如：員工的積極性、靈活性、創新能力，銀行信息系統的安全性、可操作性等，這些通被排除在資產負債表之外，但是這些無形資產成為商業銀行在今天和明天的競爭環境中取得成功的關鍵。經濟增加值盡管考慮了業務的真實成本，但仍側重于衡量短期績效，在實踐中容易導致被考核機構或個人重視短期業績而忽視長期成長性要求，使銀行戰略執行力弱化。
綜上所述，我國銀行業績效考核不應該孤立地進行，它應該與其他績效溝通方法相互結合，并貫穿于目標考核的全過程。在績效實施溝通中，既對本階段目標執行情況進行溝通，又會對上一階段績效改進情況進行總結，這樣員工績效改進就更有利于工作目標的實現。我國銀行業績效考核一定要借鑒其他先進經驗的同時，立足于自身特點，走制度化、規范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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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銀行競爭銀行業穩定風險轉嫁授信行為危機傳染
近二十多年來，西方各國銀行業都不同程度地同時出現了兩種對立的發展趨向：一方面，管制放松后，銀行競爭程度明顯增強；另一方面，經過數次并購浪潮之后，銀行市場集中度顯著提高①。一般認為，增強競爭可以促使銀行業以更為低廉的價格向社會提供更多金融產品，能改善社會福利。但就金融監管部門而言，保證銀行業穩定似乎更為重要。他們長久以來的信條是。銀行競爭與銀行業穩定之間存在著權衡（Trade-off）關系，競爭可能會導致諸如銀行破產、銀行恐慌等不利于社會的后果②，基于這種信條，他們通常會采取某些限制銀行業競爭的政策措施。顯然，這兩種觀點的對立涉及到一個需要重新審視的基礎理論問題，即，銀行競爭與銀行業穩定之間到底存在著怎樣的關系？
一、銀行競爭與銀行風險轉嫁
通過將吸納活期存款與發放貸款兩種業務置于同一組織機構之下，銀行可以為社會提供特性資產轉換服務③，這也決定了銀行具有財務桿杠比率高的資本結構特征。根據委托-理論（JensenandMeckling，1976），企業財務杠杠比率越高，其風險轉嫁（RiskShifting）的期望收益越大，從事高風險活動的激勵就越強。
就銀行而言，其財務杠桿比率很高，且其債權人主要由眾多分散的小額存款人構成，一般不了解銀行經營行為以及潛在風險。當競爭加劇導致銀行利潤水平下降時，銀行股東和經營者將風險轉嫁給存款人的動機就可能增強，從而承擔過量風險，給銀行業的穩定帶來潛在威脅④。
因此，考察銀行市場競爭狀況是否會影響銀行業的穩定性，首先就必須考察競爭對銀行轉嫁風險產生怎樣的激勵。
早期研究（Rhoades＆Rutz，1982）發現，美國1960～1980年間區域銀行市場上，市場集中度與承擔風險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Keeley（1990）研究了1980年代美國放松跨州設立分支行限制后的銀行競爭與大型銀行持股公司風險轉嫁激勵問題。通過構建一個存在存款保險制度條件下的兩期狀態偏好模型，他提出了一個具有啟發性和廣泛影響力的假說，認為競爭會增強銀行風險轉嫁激勵。此后的一些研究（Allen＆Gale，2000，Hellman，Murdock＆Stiglitz，2000，Repullo，2003）進一步證明，競爭會增強銀行風險轉嫁激勵的關鍵因素在于銀行承擔過量風險的支付結構，即風險收益主要是歸銀行股東。而發生損失則主要由政府或存款人承擔。
Allen和Gale（2000a）在Keeley的基礎上進一步說明，即便不存在存款保險制度，許可證價值（ChatterValue）本身也可以解釋競爭加劇條件下銀行更多承擔風險的行為⑤。在他們建立的存款市場Cournot-Nash競爭模型中，競爭加劇將會使得每家銀行的資金規模相對于資金市場而言顯得非常小，這讓銀行在作決策時市場利率變動的重要性降低。其結果是，銀行經營行為近乎完全競爭市場下的行為，并且只要還能獲得正利潤。銀行就會擴大其業務。均衡狀態下，市場利潤收斂為零，這反過來意味著為了獲得正的利潤，銀行會有非常強的激勵去承擔風險。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2000）考察了存在資本管制環境中的許可證價值問題⑥。通過建立存款競爭動態模型，他們發現，如果存款利率是由市場決定的，銀行會傾向通過提高存款利率來擴大其存款來源。存款利率的提高意味著資金成本的增加，這會侵蝕銀行的利潤，降低其許可證價值，從而會促使銀行承擔更多的風險。Repullo（2003）對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2000）模型作了進一步擴展，銀行可以在“賭博性”資產（高風險）和“審慎性”資產（低風險）之間進行投資選擇的情形。該模型證明了，如果不存在資本要求，在高度競爭性市場和高度壟斷性市場上，銀行只會選擇投資“賭博性”資產，而當市場狀況處于這兩者之間的中間狀態時，“賭博性”資產或是“審慎性”資產都有可能稱為均衡狀態下的投資決策。這一結論與前述論文基本一致，但當在該模型中引入資本要求之后。則無論市場競爭狀況如何，銀行通常會選擇“審慎性”資產。
針對上述模型，Boyd和DeNieolo（2003）提出了批判，認為這類模型僅考慮了存款市場的競爭，是以銀行通過貸款形成資產的違約風險和預期回報給定不變為前提的。因而忽略了銀行競爭對貸款市場的影響，也忽略了借款企業在市場競爭狀況發生變化之后的反應及其對銀行競爭策略的影響。他們擴展了Allen和Gale（2000a）模型，將借款企業納入到模型中，并得出了與Allen和Gale截然相反的結論，認為隨著銀行數量增加，均衡的風險轉嫁是遞減的。
二、銀行競爭與授信行為
銀行業穩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銀行持有資產的質量。而資產質量不僅受銀行轉嫁風險動機的影響。還直接取決于銀行的授信行為。已有文獻關于銀行授信行為的研究主要關注兩個領域，一是競爭對關系型貸款（RelationshipLending）的影響；一是競爭對銀行甄別、監督（Screening＆Monitoring）借款人的影響⑦。
關系型貸款是指銀行與借款企業建立長期信貸關系，其本質是借貸雙方之間具有帕累托改進性質的信息交換，這種信息交換有助于克服一次性契約（Single-ShotContract）的低效率，進而有助于銀行資產質量的提高和銀行系統的穩定。通過建立長期信貸關系，銀行可以從借款人處獲取必要的屬性信息，并能夠發展特定產業專門技術（Sector-SpecificExpertise），這有助于銀行更加準確評估它對特定借款人授信的風險。對于借款企業而言，由于銀行在與其合作過程中可以了解信息，并且更為關注企業未來現金流而非現值，企業可以克服現期信息不透明、資產現值低以及缺乏擔保品等困難，以較低的利率從銀行獲得信貸。
Petersen和Rajan（1995）提供了頗具影響力的實證證據，他們發現，在美國銀行集中度高的地區，信貸可得性也較高。他們給出的解釋是，具有壟斷性的市場中，在位銀行更愿意從事關系型貸款。希望從與新成立企業建立的長期信貸關系中獲得長遠的利益。但一旦市場競爭加劇，銀行因為所獲取的借款人屬性信息租金價值降低，就會轉向“交易型貸款（TransactionLending）”，僅根據可觀察信息對借款人進行“保持距離”的授信。近期研究（Boot＆Thakor，2000；Yafeh＆Yosha，2001）認為，競爭加劇并不必然導致關系型貸款減少，相反，在競爭的環境下，銀行可能更愿意從事關，系型貸款。其理由是，競爭加劇后，銀行的關系型貸款和交易型貸款收益都會下降，但前者下降幅度要小于后者。
授信過程中對借款人的甄別和監督是銀行發揮其經濟職能的基本途徑（Diamond，1984）。通常認為，如果賦予在位銀行以許可證價值或強制提高其承擔風險損失的比例，為保證持有資產的質量，銀行會降低風險轉嫁激勵，并會加強甄別和監督。而當競爭加劇后，在借款人投資項目風險狀況既定的條件下，銀行為了盡可能多地放貸，其甄別和監督激勵會相應降低，最終結果可能是，原先在壟斷市場條件下無法達到銀行授信資格的借款人也能獲得貸款，銀行授信總量提高了，但資產質量卻會大幅度下降，銀行業穩定性會因此降低。
Cetorelli和Peretto（2000）建立了一個關于資本積累的一般均衡模型來考察銀行市場的最優競爭結構。模型中，銀行具有甄別借款人的激勵以區分借款人的質量，然而甄別是有成本的。因為銀行可以通過觀察競爭對手是否對某個借款人授信來判斷該借款人的質量，所以可能會出現“搭便車”問題（Free-riderProblem）。在這種情況下，銀行的最優戰略是，僅對部分借款人進行甄別。并同時對已經甄別“安全”借款人和未經甄別“風險”借款人授信。在這個模型中，銀行數量的增加將會對資本積累增長速度產生負面影響。而當銀行數量減少時，信貸可得的總量會減少，但銀行甄別激勵會增強，從而可以提高“安全”借款人的比重，提高銀行業資產的總體質量。
有些文獻討論了所謂的“贏家倒霉（Winner''''sCurse）”效應問題，認為即便銀行貸款甄別激勵不受競爭影響而保持不變，只要甄別技術存在缺陷，諸多銀行就貸款展開競爭，最終獲勝的銀行或許只是贏得了對一個質量差的借款人的貸款機會。這種結果意味著，在競爭程度高的市場上，一個曾經被其它銀行拒絕申請的借款人有更大的可能從另外一家急切贏得競爭的銀行那里獲取到貸款。Cao和Shi（2001）提出，在銀行就貸款展開競爭時，它們有可能獲得關于借款人質量的噪聲信息，如果銀行對這些噪聲信息錯誤估值，并以此為基礎在競爭中對借款人作信貸投標，則獲得的噪聲信息越多，倒霉的可能性就越大。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贏家倒霉”的外部性愈發增強，對銀行系統穩定性的威脅更大。Shaffer（1998）描述了這樣的銀行市場，雖然每家銀行的甄別技術都存在缺陷，但銀行卻能只對那些被甄別認定為“好”借款人的企業提供貸款。借款人被一家銀行拒絕貸款申請后，仍然可以向市場上其它的銀行提出告貸申請，銀行并不能了解借款入是否曾經被其它銀行拒絕過。Shaffer說明了，隨著銀行數量的增加，貸款的數量也隨之增加。銀行數量越多，任何給定的借款人無法獲得貸款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預期貸款損失也就成為銀行數量的增函數。
Cordelia和Yeyati（2001）研究了銀行競爭對監督激勵的影響，贊同競爭會導致銀行減少對監督的投入，此外他們提出了一個更為重要的結論：如果要求銀行披露其資產組合風險狀況。因為風險的增加會提高信息披露成本，所以無論在哪種市場結構下，銀行都會有強烈的監督激勵管理其風險。該文討論了兩類信息披露機制。公共信息披露（PublicDisclosure）會向公眾尤其是存款人提供銀行資產組合風險狀況的信息，當銀行資產組合風險程度高的信息傳遞給公眾后，存款人可能會要求銀行對其支付更高的存款利息以補償其存款的風險溢價，或是選擇其它方式對銀行加以處罰。預期成本的增加會迫使銀行重視監督；基于風險的存款保險制度下（Risk-basedDepositInsurance），風險的增加會導致保險費率的提高，因而也會產生同樣的后果⑧。
銀行競爭與危機傳染
危機傳染（Contagion）是指銀行業可能發生的一種現象。起初僅對一家或數家銀行（或是某個區域）的小沖擊，會迅速通過銀行體系在所有銀行間擴散。最終沖擊整體經濟。銀行危機傳染與Diamond＆Dybvig（1983）提出的銀行脆弱性的“太陽黑子論”有密切關系。當銀行業很脆弱時，一個很小的沖擊就有可能引起十分嚴重的后果，甚至會摧毀整個經濟。目前對銀行競爭與危機傳染的研究并不深入，相關實證研究也較少。但已有的理論文獻大多認為兩者之間是存在權衡關系的。
Allen和Gale（2000b）建立了一個以銀行同業市場為傳染渠道的危機傳染模型，在該模型中，一家銀行受到的流動性需求沖擊之所以能夠傳染給系統內其它銀行，原因在于銀行除了持有Diamond和Dybvig所假定的流動性資產和非流動性資產之外，還持有同業拆借的存款，并按照資產流動性的強弱來滿足儲戶的提款要求。他們證明了，如果整個銀行體系在下一期的提款要求總量既定的話，通過一定的資產組合。同業市場可以為銀行體系提供額外的流動性。但是，這種系統也具有內在的脆弱性，即如果下一期實際提款要求超過預期。且在某個區域出現銀行支付危機，危機會迅速在整個體系內蔓延，導致大規模銀行支付危機。至于銀行競爭到底會對危機傳染產生怎樣的影響，則主要取決于同業市場上每家銀行相互之間建立完全關聯關系的程度：發生危機傳染時，如果市場上銀行間關聯度高。即每家銀行都與其它銀行建立同業拆借關系。則競爭越強（銀行數量越多），對任何一家銀行的）中擊就越小，整個系統穩定性就越高；如果銀行間關聯度低，則當一個區域爆發的危機擴散到鄰近區域時，其溢出效應會增強，危機更容易進一步擴散，在這種市場結構下，銀行競爭加劇，其結果與銀行間關聯度高的情形截然相反。由于在現實世界中，市場上存在銀行數量較少時，同業市場高關聯度才更容易實現，因此，從防止危機傳染的角度來看，Allen和Gale模型暗含的政策傾向是，銀行業應該保持一定壟斷性。
此外，Saez和Shi（2004）也認為，當市場上銀行數量受到限制，當一家銀行爆發支付危機時，其它銀行才有采取戰略性行動的激勵，他們會對問題銀行提供流動性，防止危機傳染的蔓延。而Boyd，DeNicolo和Smith（2004）則在其提出的一般均衡貨幣模型中證明，在競爭性或是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中銀行危機發生概率都有可能很高，主要是取決于通貨膨脹率。
四、實證證據
在考察銀行競爭與風險轉嫁方面，Keeley（1990）認為導致美國在二十世紀80年代間發生銀行破產的部分原因在于銀行市場競爭的加劇，這侵蝕了在位銀行的壟斷租金，降低了許可證價值。許可證價值的降低增加了銀行承擔風險的激勵，他發現許可證價值與銀行資本正相關、與銀行風險負相關⑨。Demestz，Saidenber和Strahan（1996）在Keeley的基礎上。用不同方式來測度銀行風險，同樣發現許可證價值與銀行資本以及風險的相關關系。Salas和Saurina（2003）應用同樣的方法檢驗了西班牙的銀行體系，發行較高的許可證價值與較低的信貸風險相關。DeNicolo（2000）檢驗了銀行許可證價值與銀行規模的關系，發現，在大銀行可能運用其市場勢力施加影響的情況下，許可證價值和銀行規模是正相關的：但銀行規模同時也與更低的許可證價值和更高的償付能力不足風險相關。因此，雖然他也支持許可證價值會對銀行審慎經營產生激勵，進而降低系統償付風險的觀點，但同時還說明了。銀行規模或是市場勢力并不是造成這種狀況的必然原因。
在考察銀行競爭與授信方式方面，Petersen和Raian（1995）運用美國的數據考察了他們提出的關系型貸款理論，他們用市場集中度來表示市場勢力，發現在一個集中度高的市場上，新成立的企業比在更具競爭性的市場上獲得的信貸要多，并且還發現，在集中度高的市場上，銀行會以平滑的方式向企業收取利息，即當企業處于新建階段時，征收利率較低，而在企業處于成熟階段時，征收較高的利率。近期的研究（Cetorelli＆Gambera，2001）采用了跨國、跨行業的數據以檢驗銀行市場集中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在總體上市場集中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負面的，但具體到不同產業的增長上，集中度帶來的影響不同：對于新成立的企業更多依賴銀行貸款的產業而言。如果所在國家銀行體系集中度較高，其增長速度更快。這一證據也支持了關系型貸款的觀點。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2003）將銀行脆弱性定義為銀行危機的爆發，考察了79個國家1980—1997年間的面板數據。他們以銀行危機的發生概率作為被解釋變量，以銀行集中度及一系列宏觀經濟和結構變量作為解釋變量估計了Logit概率模型，發現，集中度與銀行危機概率顯著負相關。同時他們還發現，對新銀行的準入限制會顯著提高銀行危機的概率，這讓他們提出能否將集中度作為市場勢力的單一測度指標的質疑。DeNicolo等人（2003）采取了新的實證方法，并得出反面的證據。他們發現，銀行個體倒帳概率與銀行集中度顯著正相關，這意味著，其它條件不變，集中度高的市場中銀行更加脆弱。但與此同時他們還提出，在具有如下特征的銀行體系中，銀行危機爆發的可能性較低：（1）具有集中度的銀行系統；（2）競爭程度高的銀行體系，競爭程度用準入和行為管制限制少表示；（3）司法體系較為成熟。
這說明，市場集中和市場競爭都能增進銀行系統的穩定性。
結語
雖然在銀行競爭與銀行業穩定之間是否存在著權衡關系這一問題上，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但已有研究提供了具有啟發性的觀點，可用以改進銀行管制政策：一、關于許可證價值的研究表明，無論在那種市場競爭結構下，管制性資本要求都有助于減少承擔風險行為：在關于甄別的理論文獻中，類似的結論也存在。
二、具有市場勢力的銀行部門或許有更強的甄別激勵，但是，即使是在競爭的環境下，提高銀行資產組合風險的信息披露政策以及基于風險的存款保險制度也能提高甄別激勵。因此，無論銀行市場結構怎樣，諸如資本要求、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基于風險的存款保險制度等管制性政策都有助于銀行業的穩定性。
三、在銀行競爭程度既定的情況下，提高銀行同業拆借市場上各銀行間的關聯度有助于防止金融危機的擴散。
借鑒上述觀點，在我國制定和實施銀行監管政策的過程中。對于銀行競爭與銀行業穩定問題，我們不應該過份關注市場集中度、銀行數量等結構性因素。也不應該只看到市場勢力某一方面的好處或是引發的成本。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基礎性制度應該成為工作的核心，該制度包括管制性資本要求、信息披露機制、基于風險的存款保險制度、健全的同業拆借市場以及減少市場準入限制等。通過這種制度建設，實現既有助于我國銀行業通過競爭提高效率。
又能有效保持銀行業穩定的目的。
注釋：
①根據產業組織理論的結構-行為-績效（SCP）分析范式，市場集中度高意味著市場的壟斷程度高。
②歐洲中央銀行執委會委員Padoa-Sehioppa（2001）在一次銀行業競爭國際研討會上致辭介紹道：“在二十世紀30年代爆發銀行和金融危機后，許多國家采取了立法變革以應對危機。變革舉措的思想基礎是，為了保持銀行業和金融產業的穩定，必須對競爭加以限制。這一基礎性命題正是美國、意大利和其他許多國家在當時引入立法變革的根源之所在。”
③特性資產轉換（QualitativeAssetsTransfer）是指銀行可以通過發行期限短、流動性強、采用順序服務原則的存款契約為社會提供資產，以轉換借款人發行的長期、流動性差的標準債務契約資產。
④當存在存款保險制度或其它政府干預行為時，銀行會將風險轉嫁給政府。
⑤銀行業的許可證價值除了源于具有壟斷性的市場結構賦予在位企業運用市場勢力攫取壟斷租金之外。還可能源于銀行通過關系性貸款（RelationshipLending）獲取到的客戶屬性信息，以及銀行管制機構為鼓勵接管問題銀行而對接管銀行給予的價值補貼。許可證價值越高，意味著退出該行業的機會成本就越大。
⑥較高的資本要求意味著一旦風險承擔導致損失的話。銀行股東分攤損失的比例顯然會比較低資本要求情況時要高，這就是所謂“在險資本效應”。但與此同時，較高的資本要求也會降低在位銀行的許可證價值，因而會增強銀行承擔風險的激勵。這是所謂的“許可證價值效應”。
⑦根據現代金融中介理論，關系型貸款、甄別和監督行為，都是銀行用來克服授信過程中借貸雙方之間存在著不對稱信息的基本舉措。所以，這部分的研究的考察實質是，給定借款人市場風險結構，銀行競爭對于銀行克服不對稱信患效率的影響。
⑧Diamond和Dybvig（1983）在其著名的流動性保險模型中證明了銀行天然脆弱性，即存在一種均衡結果，銀行會因為諸如太陽黑子等某種外生因素而發生擠兌。
[關鍵詞]商業銀行投資銀行業務
2001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頒布了《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暫行規定》，進一步明確商業銀行經央行審批后可以辦理金融衍生業務、證券、投資基金托管、信息咨詢、財務顧問等投資銀行業務。這使得商業銀行在現有的政策和法律框架內探索投資銀行業務擁有了巨大的實踐空間和發展空間。
一、國內商業銀行開展投資銀行業務的重大意義
1.大力拓展投資銀行業務，可以更好滿足客戶的需要
近年來，人民銀行、銀監會相繼推出信貸資產證券化、銀行間債券市場金融債券發行管理辦法、短期融資券管理辦法等資本市場改革措施，股票市場的股權分置改革也穩步推進。資本市場的改革為大型優質企業的融資提供了更加多樣化的渠道和更低的融資成本。
這種外部市場環境的變化，一方面，使得大型企業有更多的機會來發展自己，提高自身實力；另一方面，這些大型企業又需要更多和更好的金融需求，需要有實力的銀行對其給予幫助和支持。開展投資銀行業務成為商業銀行在新形勢下滿足大型優質客戶需求、搶抓市場機遇的必然選擇。
2.大力拓展投資銀行業務，是增強商業銀行競爭優勢的需要
隨著中國加入WTO過渡期的結束，我國的金融市場對外完全打開，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進入我國市場，在方便消費者的同時，也對我國國內的商業銀行造成不小的沖擊。
隨著外資銀行的逐漸進入，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而從事投行業務有利于增強國內商業銀行的競爭優勢，主要表現在：通過拓展投資銀行業務可以拓寬收入來源渠道，實現收入多元化，提高風險規避能力；通過對客戶提供存貸款傳統服務的同時，滿足客戶融資、并購重組、上市財務顧問等多種需求，提高銀行客戶服務水平，增強對優質客戶的綜合營銷能力；通過為企業提供財務顧問等投行業務，商業銀行可以更好地了解企業的財務和經營狀況，為商業銀行的定價、風險管理提供有效的信息等。
3.有利于實現商業銀行的業務轉型
面對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國內資本市場的發展，國內商業銀行需要調整其業務結構，實施業務轉型以適應外部市場環境的變化。業務轉型主要是通過大力發展零售業務和符合未來綜合經營的中間業務、增值服務，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來實現，而投資銀行業務則是高附加值的中間業務，具有占用資本少、風險低、收益高的特點。因此，大力發展投行業務成為當前商業銀行實現業務轉型、盈利模式轉變的重要手段。
二、我國商業銀行發展投資銀行業務的策略分析
1.平衡好商業銀行投資銀行業務和傳統業務的關系
投資銀行業務，是一項技術含量高、高附加值的業務，其直接效益體現在能夠取得顧問費等中間業務收入，形成新的收入來源；其間接效益體現在能夠促進商業銀行占領新興市場、競爭高端客戶、營銷優質貸款、提高信貸資產質量、化解不良貸款和保全信貸資產等，帶動并促進商業銀行傳統業務發展。
因此，在兼顧投資銀行業務對商業銀行傳統業務的促進，實現各項業務發展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基礎上，商業銀行應將投資銀行業務作為一項主體業務，注重和追求投資銀行業務自身的發展，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真正形成依托傳統業務促進投資銀行業務發展，通過投資銀行業務發展帶動傳統業務發展的良性循環，才能真正體現發展投資銀行業務的初衷。2.以投資銀行部為核心，建立與行內和行外機構的有效合作
投資銀行業務的拓展需要與公司業務、同業業務、資金業務等部門進行有效的合作，以充分發揮商業銀行的綜合優勢，在競爭中形成合力。另一方面，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銀行，大多在投資銀行業務方面具有較強的實力和經驗，我國商業銀行在保證自身權利的同時，應該多向外資銀行學習這方面業務，多開展一些相互交流學習的活動，借鑒他人的技術和經驗來發展自己。
另外，投資銀行部可與行外金融機構建立策略聯盟，并借助其他金融機構的渠道和交易資格使客戶能夠間接參與各類金融市場的交易，以滿足客戶對綜合性投行業務的需求。
3.提高投行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塑造一支優秀的專業的投資銀行家團隊
投資銀行業務是一項高度專業化的智力密集型金融中介業務，需要一支過硬的專業人才隊伍作為支撐，所以，商業銀行既要培養一批精通金融、財務、企業管理等知識的綜合型人才，又要引進證券、法律、營銷、IT通訊、房地產等各方面的專業人才為投資銀行業務發展奠定人力資源基礎。因此，塑造一個具有“能力縱深”并具有合作精神的業務團隊，是實現投資銀行專業化和個性化服務的前提。
4.金融主管部門應完善法律法規，建立風險防范機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完善法律法規，但目前國內法律、法規的不健全仍是商業銀行開展投行業務的主要障礙之一。因此，金融主管部門應盡快予以完善，商業銀行也應該規范自身業務，積極參與相關法規的討論與建設。
商業銀行業務與投資銀行業務相融合，需要有效隔離風險。對于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根據其主要業務范圍確定具體監管部門，負責對整個控股公司的監管，同時各個子公司監管部門負責對其范圍內的監管責任，明確其業務范圍，禁止一些風險大的業務。建立投資銀行業務的風險管理體系，注意培養員工職業道德和風險防范意識，在業務流程上建立健全風險約束機制、建立內部防火墻，規范內核制度，積極研究創新改善和轉換風險的途徑。
參考文獻:
[1]尹毅飛:我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業務發展重點研究.金融論壇,2004.12
為什么銀行業的創新就不如證券業？原因之一應該是銀行業一直由國有銀行壟斷，受巨額呆帳、呆滯帳之累，已經到了身染沉疴、積重難返的地步。與之相比，證券業簡直是一張白紙，可以寫最美的文字，畫最美的圖畫。當然證券業從一開始就走了彎路：上市公司都必須是國有企業（特權化）；股票得分A股和B股（市場分割），或者國家股、法人股、個人股（等級化）；只要有風險，就棄用或者不啟用某項金融工具--比如我們的國庫券回購市場曾經一度關閉，股指期貨遲遲未推出（單方面強調防范風險）。但是，證券業較年輕,病癥相對而言要比銀行業輕了許多，只要藥方對頭，不僅可以痊愈，而且可以輕裝上陣。
銀行業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國有銀行內部的調整。從方法論角度看，領導者所遵循的解決問題思路是結構-行為-績效范式(structure-behavior-performanceparadigm)：即局限于先從銀行結構看各銀行的現有功能及其行為，然后看其行為所實現的績效。對于銀行改革來說，遵循這種范式是有其局限性的，它主要著眼于原有結構內部的修修補補、拆拆裝裝，或者把雜牌軍收編到正規軍系列當中，比如把城市信用社改頭換面為城市銀行，把農村信用社看作為準國有銀行。這樣，銀行改革舉措不少，老問題卻還沒有改掉。此外，這種改革思路導致有大一部分需要發揮的功能還沒有銀行或者其他信用機構去發揮。舉一個例子：在我國農村地區，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基本上在從農村收縮業務，農村合作基金會去年已經清理撤并，農村信用合作社是發放三農貸款的最主要機構，但已經基本失去合作金融的性質。根據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課題組對全國五個省中五個村的金融服務需求最新調研結果，這些現有正式金融機構已經不能滿足農民的金融服務需求。五個村中，唯獨溫州的一個村的金融服務需求滿足得好，其原因是當地的地下錢莊和非正式金融服務體系發展得好，盡管它們?quot;非法"的（何安耐/胡必亮主編，2000年）。最近江蘇農村信用社的改革采取了撤銷基層農村信用社的法人資格，實行縣聯社一級法人制度。卻勿論撤銷基層法人資格是否合法合規可見，農村信用社試點結果將是信用社離農民越來越遠那是肯定的。結構視角下的銀行和信用體制改革忽視了回答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銀行和信貸業作為一個系統（system）到底應該承擔什么功能(function)這類基本的問題。一種更好的銀行和信用體系改革思路應該是從該系統的功能出發，探究需要什么樣的信用制度、信用機構、規則等等來承擔這些功能。
證券業的改革除了其現有結構內部的改革之外，有更大一塊內容涉及在現有證券業務邊界之外的增量改進，也就是大量的金融創新。開放式投資基金即將出臺，《基金法》即將出臺，私募基金出臺問題也提到了日程上。這種原有證券業務邊界之外的增量改進，從方法論上看，實際上是無意識地遵循功能-結構-范式(functional-structuralapproach)的結果；如果從演化角度看，有些像是無意識地遵循功能-發生學-范式(functional-geneticapproach)的結果。功能-結構-范式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盧曼(NiklasLuhmann)提出來的，功能-發生學-范式的形成也與他的貢獻有關聯（Willke,1993年,第6-7頁）。筆者去年年底曾向德國中國問題專家何夢筆教授探討過這類方法論問題。最近美國著名金融學家博迪在北京作報告，也建議我國金融學家多注意從金融的功能出發去看金融問題（博迪，2000年），這一方面為我國學界開闊了思路，另一方面說明了我國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一直來重視不夠，不能把一些已經規范、成型的東西及早吸收，以至于博迪教授能夠語境四座。看來我國經濟學家應該多從其他學科吸收方法論養分，包括從社會學。
功能-結構-范式的要義在于：在一個系統(system)形成過程中，得關注系統與環境(environment)的功能關系，比如證券業系統與整個金融業系統的功能關系、或者與整個中國經濟乃至與全球經濟的功能關系；從系統的功能出發，我們為實現這些功能而發展一些規則和制度，對系統結構化，這一方面包括對現有系統內部構造進行優化，另一方面在系統中加入一些現有系統中尚未存在的必要因素，這類因素可能是隨后構成一個子系統。實際上，我國考慮開放式投資基金、私募基金和股指期貨出臺，均屬于此意義上的增量改進；如果我們從功能出發來看我國證券業制度、機構和規則從無到有的演化過程，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是從演化角度看證券業功能的實現過程，那么功能-發生學-范式與上述功能-結構-范式一樣適用。兩者均強調系統形成過程(Systembildung)，只不過后者更強調生物學特征，如演化/進化(evolution)和發生學(genetics)的維度。
私募基金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它能滿足這樣一種需求：有一部分投資者擁有萬貫家財，看中某一高風險創業投資項目，因而在基金管理人的安排下，共同為該項目籌資，至于它的銷售與贖回（涉及投資者的退出機制）都由基金管理人私下與投資者協商進行。包括監管者在內的證券業人士恰恰是因為看到了私募基金的某種功能，從而考慮到?quot;零星構建"（在哈耶克的意義上）這樣一種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終將促成證券業系統中這一"子系統"的形成。
功能視角與一般經濟學中的需求導向(demand-orientation)觀點是一致的：市場上的供給者必須面向需求，類似地，制度供給者必須面向制度需求者的需求。這里，需求的滿足就是實現功能。上述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與下?quot;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是截然不同的，有著質的差別：有些決策者今天認為我要這么來，明天想那么來，干脆想怎么著就怎么著得了，這不也是功能視角的結果嗎？問題沒那么簡單。前一種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面向的是制度需求者/消費者的需求，在其中，消費者發揮了作用；后一種"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所面向的是制度供給者本身的"需求"，因為不成其為真正的需求面向型制度安排，而體現一種專斷獨行的自行裁量權，在其中，制度生產者在行使本該由消費者行使的""。
據《中國證券報》最新報道，隨著中國證券市場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中國證券市場監管思路發生了從控制風險思路轉向揭示風險思路的轉變。這一轉變非同小可！這正是投資者/需求者所需要的。投資者對風險的偏好程度不同，有些人屬于風險中性型，有些人屬于風險偏好型。一般來說，風險與回報存在對稱關系：低風險，低回報，比如國庫券市場情況；高風險，高回報，比如股市的情況，私募基金的情況，股指期貨的情況。讓不同風險偏好的人都能滿足其需求，就需要多種多樣的投資工具，包括私募基金、股指期貨等等。
如果銀行主管部門能夠從各種制度安排的功能、需求出發看問題的話，我們的銀行改革可能就會走得快一些，目標取向也會明確一些（那就是金融服務需求取向）。如果銀行主管部門多學一點證券業主管部門，思路也能從控制風險思路到揭示風險思路，那么能夠更多面向民營企業（這就是一種功能！）的民營銀行就會加入我國的銀行業，溫州的地下錢莊和成會就會正式化和合法化，它們可以通過風險定價來提供金融服務，獲得相應回報。監管部門就可以通過加強風險監測和監管取?quot;不發展"戰略。而恰恰是由于我國銀行主管部門片面重視現有結構/系統的穩定，即片面重視抑制金融風險和保持金融與社會穩定，從而抑制和禁絕這方面的制度創新--于是制度供給者的"需求"（即對穩定和聽話的"需求"）替代了制度需求者的需求（即民營銀行這一制度安排的需求），銀行系統本身也因此陷入一種國有銀行壟斷、壞帳率高、效率低的低水平"均衡"當中，而尤其說這是一種"均衡"，毋寧說是一種"非均衡"狀態，因為國有商業銀行高額不良貸款問題仍在累積，"火山"仍在冒煙。看來是銀行主管部門學習運用功能論的時候了。
參考文獻：
1.Willke,Helmut:Systemtheorie:eineEinfuehrungindieGrundproblemederTheoriesozialerSysteme,4.ueberarb.Auflagage,GustavFischerVerlag,Stuttgart/Jena1993
關鍵詞：市場結構；競爭；寡頭壟斷；銀行業
一、選題的背景及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銀行業逐步形成了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主體的典型的寡頭壟斷市場結構，1995—2002年期間，資產、貸款、存款各項CR4指標均大于75％，按照貝恩(Bain.JoeS)對市場結構集中度指標分類法進行判定，CR4指標大于75％，說明我國銀行業處于高度集中的寡頭市場。這種情況近年來出現緩慢而明顯的下降趨勢，截至2004年底，CR4的貸款指標降至63.32％，仍處于較高的寡占狀態。但是，隨著人世過渡期的結束，我國銀行業已經全面對外開放，外資正在加緊以各種方式進入我國銀行業，同時，民營資本也在借監管逐步放松的國際趨勢，寫作論文逐步向銀行業滲透，我國銀行業正處在一個更加開放的市場環境之中。那么，面對市場環境的變化，我國銀行業高寡占的市場結構將會受到怎樣的影響?發生怎樣的演變?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優化目標該如何判定和選擇?對此，許多學者都做出了分析。其中較為主流的一種觀點認為。壟斷競爭是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的必然選擇。本文對此進行理論分析和實踐論證。提出寡頭壟斷依然是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的優選目標。
二、對主張我國銀行業壟斷競爭結構觀點的幾點不同意見
認為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應選擇壟斷競爭的觀點。大多源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影響，長期以來形成對競爭的偏好，對壟斷的排斥。按照西方經典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只要不存在外部性，完全競爭的市場就會自動實現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競爭成為效率的前提，完全競爭市場是經濟效率最高的市場形態。而壟斷作為競爭的對立面，總是與扼殺競爭、阻礙技術進步聯系在一起。從不完全競爭的兩種市場形態來看，寡頭壟斷更偏重于壟斷，而壟斷競爭更側重于競爭。所以，隨著我國金融業的進一步開放，競爭成分的增加，壟斷競爭被認為是銀行業市場結構的必然演進結果。
2、按照產業經濟學SCP理論進行倒推，認為銀行業的寡頭結構是造成我國銀行業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因此，寫作畢業論文主張壟斷競爭結構。按照SCP分析范式。市場結構決定市場行為，市場行為又影響市場績效，長期以來，我國銀行業效率低下，由此歸因于高度集中的寡占市場結構，因此，主張降低準入壁壘，增加競爭成分。
3、對壟斷和競爭存在兩種偏頗的理解。一是將競爭定位于潛在進入者和在位銀行之間的競爭。而忽略了在位銀行之間存在著更為激烈的競爭，認為增加競爭成分就是放低準入，增加競爭主體和銀行的個數。二是將壟斷結構和壟斷行為相混淆。將反對壟斷行為替換為反對壟斷結構。因此，認為壟斷競爭結構更有利于競爭和反壟斷。
對于第一種觀點，就壟斷和競爭的關系而言，壟斷雖然是競爭的對立面。但它的存在并沒有消滅競爭。寡頭壟斷改變的只是競爭的形式。而非競爭的本身。壟斷結構產生后，壟斷者仍然面臨著各種不同程度的競爭，即使是完全壟斷，也不能把競爭排斥在外。有學者認為任何一種壟斷地位都不可高枕無憂，壟斷地位只能憑機敏和精力贏得并得以保持。從國際范圍諸多產業來看，寡頭壟斷反而會使競爭大大加劇，在經濟開放背景下，外資銀行的進入無疑會加劇我國銀行業的競爭程度。而激烈的競爭足以使寡頭壟斷銀行盡可能地努力進行新產品、新技術的研究和開發，盡可能地提高效率，盡可能地降低產品和金融服務的價格，而并非像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的壟斷一定會破壞競爭、降低市場效率，阻礙經濟和技術的發展。對此，一些經濟學家根據寡頭壟斷企業組織在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這一事實，指出“壟斷導致資源配置低效率”的觀點，是建立在完全競爭假設前提上的，而這個前提缺乏現實性，因而此觀點的正確性大打折扣。
對于第二種觀點，20世紀70年代SCP理論就受到質疑。實踐中。世界各國銀行業普遍是高度集中的寡占性市場結構，但效率卻差異很大。20世紀80年代，W.J.Baumol和.C.Panzar提出可競爭市場理論，該理論認為，決定市場績效的并不是現有的市場結構，而是市場的可競爭性或是競爭程度，在理論上彌補了SCP分析范式的缺陷。產業經濟學大師HaroldDemsetz也從另一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解釋，他指出，寫作碩士論文高效率的企業可以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并伴隨著產業集中度的提高，優秀企業的良好績效是因為效率而不是市場壟斷結構造成的。秦宛順、歐陽俊(2001)所做的MP和ES假說檢驗結果也表明，我國商業銀行績效水平主要取決于銀行效率，市場結構與銀行績效水平無顯著的統計關系。因而，按照SCP倒推，將我國銀行效率低下的原因歸于寡頭市場結構，以此主張銀行業選擇壟斷競爭結構的理由是難以成立的。從理論上看，銀行業SCP分析范式也沒有考慮到銀行業相對于制造業等產業組織的高負債高風險的特點，沒有考慮到不無完全信息和委托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會對銀行廠商行為、結構和績效之間的內在聯系產生影響。可見，銀行業的SCP框架需要進一步修正。
對于第三種觀點的兩個誤區，首先，根據邁克爾•波特的觀點，一個行業存在著五種基本的競爭力量，即除了潛在加入者、代用品的威脅、購買者的討價還價能力、供應者的討價還價能力外，還有現存廠商者之間的抗衡。對于銀行業來說。由于高資本的準入壁壘和高風險的政府規制，來自于潛在加入者的競爭并非構成主要的競爭威脅，其它幾種競爭也因為銀行業獨特的業務模式和產品的高同質化的減弱。而真正的競爭壓力來自于在位銀行之間的競爭。因此，增加競爭成分并不意味著放低準入，增加低實力的主體。
其次，從壟斷的本質看，壟斷是指特定經濟主體為了特定目的通過構筑市場壁壘從而對目標市場所作的一種排他性控制狀態(戚聿東1999)，分為壟斷結構和壟斷行為。壟斷結構是指目標市場上的市場主體不是眾多。而是為數有限。按照主體數目的有限程度，壟斷分為完全壟斷、雙頭壟斷、寡頭壟斷和壟斷競爭等多種形態。壟斷行為又分為經濟性壟斷行為和行政性壟斷行為，前者是指市場主體的一致行動。串通合謀，制定壟斷價格謀取壟斷利潤的活動：后者是指政府與市場主體進行合謀的行業壟斷行為。實踐證明，阻礙和限制競爭的只能是壟斷行為，而不是壟斷結構，壟斷結構不一定必然產生壟斷行為，壟斷行為既可以產生于壟斷結構，也可以產生于競爭結構。反壟斷主要是指反對寡頭企業的壟斷行為，而寡頭壟斷結構的效率已經被現代市場結構的實踐所證明。
綜上分析，主張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應選擇壟斷競爭的觀點是缺乏理論根據的。寡頭壟斷非但不排斥競爭，而且促使競爭在更高層面上展開，從而提升市場效率和社會福利。
三、從國際銀行業與我國銀行業集中度變化的實證視角看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的選擇
1、國際銀行業的寡頭壟斷趨勢不斷增強
進入20世紀80年代寡頭壟斷逐步成為發達國家產業市場的一種普遍的市場形態。國際銀行業在20世紀90年代掀起并購浪潮，隨著信息技術創新、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市場管制的放松，銀行業的邊界發生變化，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國際抑或國內范圍，銀行之間與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并購日趨頻繁，單個銀行規模不斷擴張的同時，銀行業的金融機構數目顯著下降，集中度上升。從收入角度來看，表1的數據顯示出，無論是寫作醫學論文高收入國家，還是中低收入國家，銀行業集中度指標存款CR5都很高。
從發達程度比較。表2數據表明，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存款CR5反映的銀行業集中度都在60％以上。
以上不同角度的數據說明了同一個事實，即各國銀行業市場集中度都很高，寡頭結構是不爭的事實。
2、我國銀行業市場集中度近年來不斷下降相比之下。我國銀行業市場集中度呈現出下降趨勢，如表3，前四大銀行即國有商業銀行的存款、貸款和資產的CR4指標都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2005年和1993年相比，存款份額下降了27.8％，貸款份額下降了28.5％，資產份額下降了24％。
在國有商業銀行市場份額不斷下降的同時，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其它銀行類金融機構數量不斷增加，市場份額呈擴大趨勢，如表4。
2006年11月中國銀監會網站公布的數據(如圖1)，清晰地反映了我國銀行業的分散程度。
可以看出，與國際銀行業集中度的情況比較，我國銀行集中度并不是很高。即使使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集中度指標看，我國銀行業目前的集中度已經不足60％。與歐洲國家相比處于中等水平，并且，我國銀行的集中度還處于不斷下降的趨勢中。由此看來，盲目反對壟斷，通過降低準入標準、增加金融機構數量、擴大競爭成分、分解寡頭結構并非理智之舉。在金融市場開放和銀行業重組融合的國際背景下，各個國家提高銀行業國際競爭力都成為迫切的需求，而一個國家銀行業競爭力難以依靠數量多、但規模小的銀行結構做支撐，而是更需要擁有巨額資本實力的大銀行。其實，寡頭壟斷結構是銀行業的業務結構和自身特質的內在要求。從理論上講，寡頭壟斷結構適宜于資本密集型產業，銀行業是典型的資本密集型產業。而且風險高，對資本規模有更高的要求，銀行業復雜的風險控制、繁瑣的審核程序、較長時問的信息收集過程等因素要求銀行在面對不同規模、不同需求性質的信貸業務上擁有高度靈活的貸款機制。規模小、實力弱的銀行是難以應對的。
3、我國銀行業市場集中度逐步分散的主要因素是內資金融機構數量增加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金融業順應金融自由化的國際趨勢，金融管制逐步松動，從銀行業來看，一方面是寫作職稱論文降低市場準入，發展多元化的內資信貸機構，另一方面，通過對外開放，引進外資銀行。從實際運行機構看，內資金融機構增加的速度遠遠大于外資機構，成為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逐步分散化的主要原因。自1994年開始，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各類信貸類金融機構不斷增加，到2006年底，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合作社、郵政儲蓄機構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等五類金融機構資產份額已經占到38％。而外資銀行在我國發展，雖然經過多年的開放，但其對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分散化的影響還是十分有限的。截至2006年底，在中國注冊的外資獨資和合資法人銀行業機構共14家，200家分行和79家支行，業務品種超過100種，在華外資銀行存款總額397億美元，貸款余額616億美元，本外幣資產總額1033億美元，僅占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1.8％，即使考慮到2006年金融業全面開放的因素，外資銀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也很難成為改變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的主導因素。
無論是增加內資金融機構的數量，還是引入外資銀行，其內在的政策邏輯是要增加銀行業的市場競爭，通過競爭刺激銀行業的服務水平和質量的提高，提高銀行業的整體業務水平和風險管理能力，從而提高銀行業的競爭能力。但從實際效果看。并沒能夠較好地實現上述政策目標。外資銀行雖有先進的銀行業技術和管理經驗，但由于其比例較小，對我國銀行業形成的實際帶動效應微弱：而內資金融機構增加的主要是中小銀行和合作制城市銀行和農村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雖然增加了銀行業市場競爭的成分，滿足了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金融需求，但由于規模小、資本實力弱，金融創新能力差，業務模式雷同，產品同質化嚴重，并且自身處于缺乏經驗、技術水平低、業務運營能力差的階段，致使競爭只能在低層次、低水平上展開，不僅不利于提高銀行業整體的國際競爭力，而且，積累了諸多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可見，這種通過降低金融門檻，增加金融機構數量來增加金融競爭的做法對于提升我國銀行業應對激烈國際競爭壓力的能力，保持長久、可持續發展的作用還有待實踐的進一步檢驗。
四、從理論層面看銀行業選擇寡頭壟斷結構的優勢
1、寡頭壟斷結構可以避免銀行業的無序競爭，減少資源浪費
寡頭壟斷市場結構中，銀行的數目相對較少。競爭建立在競爭主體實力相當的基礎之上。因此，競爭更多的是在資金、技術、產品、服務和信用度等綜合層面展開，而不是低層次的價格競爭。在壟斷競爭結構下，市場主體多，規模小，競爭更多是在價格、產品差異化方面展開，而金融產品同質化程度較高，技術投入和智力投入都較大。沒有一定實力的金融機構是難以實現產品差別化的。
2、寡頭壟斷結構給銀行帶來規模經濟優勢
寡頭銀行由于資金實力雄厚，有利于建立良好的風險防控體系，信用水平高，在資金籌措上具有成本優勢；寫作英語論文在貸款等資產盈利性業務上具有更強的議價能力，容易獲得更好的收益水平。Shaffer(1993)在對歐洲和加拿大的銀行業進行了研究之后認為，大銀行也可以通過兼并與收購來獲得更大的規模經濟效應。加拿大許多學者對寡頭割據的銀行市場進行了大量研究之后得出，巨型銀行仍然保持了市場競爭力。實踐證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銀行業合并浪潮，主要目的是通過擴大規模增強競爭力。
3、寡頭壟斷結構使銀行獲得范圍經濟優勢
壟斷對市場交易費用的節約主要是通過范圍經濟來實現的。范圍經濟是指廠商在一定規模下同時生產經營多種不同商品和勞務的成本低于多數廠商分別生產經營其中一種商品和勞務的成本總和。在國際競爭壓力下，只有寡頭銀行擁有實力涉足多種金融領域，進行多角化經營，無論是利用現有技術、特長和經驗開發新產品，增加經營品種的同心多角化。還是利用不同技術開發金融新產品的水平多角化，從業務類型到產品種類，再到提供多種金融服務業務，使銀行獲得分散風險的操作余地和范圍經濟的福利。特別是在全球金融混業的背景下，銀行通過購買、兼并、合資等方式實現規模擴張，是向更廣泛金融領域擴展的需要，通過集團多角化，達到增強競爭優勢的目的。
4、寡頭銀行有較大的金融創新能力
在技術進步和創新方面。由于強大的財力支持，寡頭銀行可以投入大量的研究和開發費用，更有可能進行金融創新。提高金融產品和服務的科技含量。寡頭壟斷銀行并非獨占市場，其不得不追求高效率，進行研發投入，從而推動技術進步。據資料統計，寫作留學生論文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幾乎所有的重大技術創新都源于寡頭壟斷性大企業，在日本資本在10億元以上的大公司承擔的科研和設計工作占到全國總量的86％(文青，王述英2006)。超級秘書網
五、結論和建議
綜上所述，對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的選擇提出以下建議：
1、制定產業政策
遵循產業發展的內在規律，選擇與其相適應的市場結構和產業政策應是我國制定銀行業產業政策及規制的主要出發點。寡頭壟斷結構是銀行業自身特質的內在要求
。選擇寡頭壟斷結構符合我國銀行業發展現狀的客觀要求。
2、明確市場結構
寡頭壟斷也是銀行業國際化競爭的客觀需要。我國銀行業選擇寡頭市場結構是順應國際化趨勢的必然要求。在國際銀行業結構從分散走向集中的大變革中，面對加入WTO后的挑戰，我國銀行業應順應市場潮流。明確寡頭壟斷結構是我國銀行業的優選目標，設法提高國內市場的集中度，塑造少數有競爭力的銀行集團占有較高市場份額的寡頭壟斷結構。增強銀行業的穩健性，形成我國銀行業的國際競爭優勢。為此，需要從提高我國銀行業國際競爭力的戰略高度制定銀行業發展的產業政策，寫作工作總結確定政府規制原則，而不能盲目放松市場準入。
(一)理論認識仍有誤區。目前在理論界和實務界仍有部分認識誤區，即認為銀行業壟斷經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的需要，是保障國家金融安全的需要，不應受到反壟斷法的追究。如有人提出，銀行業應該是壟斷法適用豁免的對象，其主要依據是公共利益要求和壟斷的經濟效益性。【8】當把銀行業壟斷與金融安全、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聯系在一起時，商業銀行的重要性即被凸現出來，銀行業壟斷的合理性似乎在這里找到了最好的注腳。但問題是，公有制與銀行業的壟斷經營有沒有必然聯系，不能只從計劃經濟的傳統體制中去找答案。適合理想社會主義的國家壟斷信用并不適合現實中的中國，2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對此給出了有力證明。必須看到，放松管制已經是全球金融業發展的大趨勢，把銀行業整個行業納入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并不妥當，對金融安全并無益處。多年來，銀行業壟斷不但未能減少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反而成為其巨額不良資產產生的重要原因；不但未能給金融市場帶來穩定，反而使“地下金融”愈演愈烈使金融市場更為混亂。行政權力對商業銀行業務經營活動的直接干預，不但限制了市場競爭，而且扭曲了市場行為，結果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越深、干預的時間越長，反而越加大了金融風險。因此，不能把銀行業壟斷與國家金融安全劃等號。
(二)社會責任意識不強。公司社會責任是公司法理論發展的產物。過去，人們往往認為公司是由股東、債權人和公司本身三者構成的利益平衡體，現在，公司社會責任理論突破了這一狹隘的看法，引入了更多的利益相關主體，承認了公司經營對于眾多利益相關者的影響，要求公司承擔更廣泛的責任。我國現行《公司法》順應了這一趨勢，在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強化了公司的社會責任。【9】由于《公司法》同樣構成銀行法的重要法源，因此，無論是《公司法》總則第5條的規定，還是其后分則中第45條、第52條、第68條、第71條、第109條以及第11條等規定，對銀行設立、治理、運營、重組等各個環節都應有約束力，銀行應予以嚴格執行，并注重弘揚社會責任精神。但從目前的實踐看，利潤和股東收益仍是商業銀行經營的主要目標，銀行業壟斷行為的出現與《商業銀行法》等專門金融機構立法對銀行社會責任的規定缺位不無關系，與商業銀行及其高管人員的社會責任意識不強更有著直接聯系。
(三)反壟斷法制不夠完善。反壟斷法是保護市場競爭，防止和制止壟斷行為，維護市場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但在《反壟斷法》出臺以前，有關銀行業反壟斷的相關法律規范卻主要散見于一些法律、行政法規和部委規章中。這些法律、法規的特點是：部委規章居多，立法的權威性不夠；立法形式散亂，不統一甚至沖突；立法內容存在疏漏；禁止性規范多于制裁性規范，導致責任追究不足。如《商業銀行法》第9條規定，商業銀行開展業務，應當遵守公平競爭的原則，不得從事不正當競爭。這樣的規定只是表明了商業銀行的業務經營活動同樣適用競爭規則，但在反壟斷領域明顯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性。一些商業銀行之所以明目張膽地實施拒絕交易等壟斷行為無視廣大消費者和小企業的利益，顯然與我國銀行業反壟斷方面經濟法制的不夠完善有關，司法介入乏力的狀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銀行業反壟斷法制的尷尬。
2、我國銀行業反壟斷執法難題及其化解
《反壟斷法》的出臺，為我國銀行業的反壟斷執法和司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和可靠的法律保障。重視并有效化解銀行業反壟斷中的執法難題，是今后貫徹執行《反壟斷法》，完善銀行業反壟斷法制的關鍵。
(一)反壟斷執法機構與銀監會的管轄分工和協調。與美國的司法模式不同，我國的反壟斷執法借鑒了歐共體的作法，采取了行政模式。早在《反壟斷法》的起草過程中，反壟斷執法機構和行業監管機構之間的管轄問題即受到了學界的高度關注，現在，解決該問題變得更為實際和迫切。銀監會作為我國銀行業的行業監管機構，旨在促進銀行業的合法、穩健運行，維護公眾對銀行業的信心，保護銀行業的公平競爭，提高銀行業的競爭能力，因此，銀監會對銀行業的反壟斷案件理應有一定的管轄權。就銀行業反壟斷執法而言，問題直接表現為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與銀監會的案件管轄權所面臨的沖突與化解。有學者提出，行業監管機構主要處理市場準入和與互聯互通相關的案件，而在企業并購、壟斷協議以及一般的濫用行為等方面，管轄權則應交給反壟斷執法機構。【10】筆者對這一觀點深表贊同。筆者認為，為減少摩擦和節約執法成本，兩個機構應就銀行業反壟斷案件的管轄權進行合理劃分，避免越俎代庖，禁止隨意擴大或縮小管轄范圍。在這一問題上，有賴于將來國務院制定《反壟斷法實施細則》予以明確。筆者建議，凡涉及銀行的設立、變更、終止以及業務范圍的審批，涉及對“問題銀行”的接管或者促成機構重組，涉及對違法經營、經營管理不善等銀行的撤銷，以及涉及對擅自設立銀行或非法從事銀行業務活動的取締等案件，應由銀監會予以管轄；而涉及銀行并購、壟斷協議以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案件，則由反壟斷執法機構管轄。二者之間是特殊管轄權與一般管轄權的關系，其中銀監會的管轄權屬于特殊管轄權。特殊管轄權確定的意義在于限制行業監管部門依據特別法排除反壟斷機構管轄權的可能，從而明確反壟斷法對行業競爭事項上的一般適用原則和只在特定事項不予適用的例外原則。【11】另外，根據《反壟斷法》第31條規定，對銀行業中的外資并購等經營者集中行為，如果涉及國家安全則必須進行雙重審查，即反壟斷審查和國家安全審查，此類案件的雙重管轄權并非上述排斥關系，而是一種并列關系，因其審查的目的不同不能相互替代，因此還應加強反壟斷執法機構和銀監會之間的深層對話，創建雙方的反壟斷協調機制。
(二)競爭政策與金融政策的有機協調。《反壟斷法》的出臺，使國家的相關競爭政策實現了制度化和法律化，為銀行業的自由競爭和公平競爭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然而，競爭政策的推行并不是孤立的，在銀行業反壟斷執法中，競爭政策的執行會受到國家金融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稅收政策、環境政策等經濟政策的直接影響。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突出特征是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既表現在城鄉、地區、不同產業和行業、不同利益群體、經濟和社會發展之間，也表現在投資和消費、內需和外需、民營和外資、大中型企業和小企業之間。由于相關經濟政策的調整和變化，其相互之間能否實現有機協調，能否在磨合中實現各自的政策目標，是銀行業反壟斷執法將要面臨的又一難題。在歐共體，競爭政策較其他政策有優先適用的地位。【12】歐共體條約強調保護歐共體市場的有效競爭，強調其成員國以及歐共體的任何活動都必須與開放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制度相一致，因此，歐共體競爭政策的優先適用性與其市場經濟的發達和成熟狀態是相適應的。我國的國情則有所不同，盡管我國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目前仍處于轉型過程中各種經濟變量因受變革因素的沖擊而更為活躍，我國的金融市場還存在著結構性缺陷，金融控股公司還處于試點階段，金融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在短期內不可能改變，因此賦予競爭政策在銀行業發展中的優先適用地位顯然不合國情。筆者認為，不同的經濟政策有著不同的功能，金融政策以貨幣政策為主，旨在維護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核心手段和工具，故在銀行業反壟斷執法中應較競爭政策優先適用。鑒于競爭政策與金融政策之間的互動性，筆者建議，反壟斷執法機構在執行競爭政策時，應優先考慮國家金融政策的落實，這樣才能避免競爭政策對金融政策的負面沖擊，確保國家金融調控的有效性和宏觀調控的差異性，促進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平衡，以實現國家金融安全和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銀行業壟斷行為的量化標準。銀行業反壟斷執法中，“度”的合理把握是永遠無法回避的一個難題，其直接觸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銀行利益以及消費者利益。因此，對于該問題的分析研究，必須采取理性的態度，克服狹隘的部門利益、地方利益以及民族主義情結，將其進行必要的量化處理。從世界范圍看，德國和日本在該問題上比較嚴格，而美國則相對比較靈活。透視我國的《反壟斷法》，其在壟斷行為的認定和處罰上借鑒了德國和日本的經驗，在第19條、第22條等一些條文中進行了一定的量化處理，規定了具體的量化標準。根據該法第27條規定，反壟斷執法機構在審查經營者集中時，應主要考慮參與集中的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份額及其對市場的控制力、相關市場的市場集中度、經營者集中對市場進入和技術進步的影響、經營者集中對消費者和其他有關經營者的影響以及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等，這就要求反壟斷執法機構對被指控的經營者集中行為進行結構——行為——效益的經濟定量分析。這些經濟定量分析的引入，對反壟斷中的定性分析有著直接影響，因此銀行并購是否構成壟斷，對相關指標進行定量調查分析時量化標準的確定至關重要。但此時第22條的量化標準是否科學，對銀行業集中是否適用，則需要采取靈活態度進一步研究確定。筆者認為，必要的技術分析需要因時、因地而做出，決不能搞一刀切，必須把限制競爭與成本優勢、規模優勢進行區別。有學者曾提出，反壟斷法中的量化問題必須通過民主與法治的手段和途徑予以解決。我國《反壟斷法》的制度與條文設計包括量化問題的設計，并不是越細越好，越具體越好，更不是越嚴格越好。就我國來說，采取什么樣的反壟斷政策，何時寬松，何時嚴格，都應該由民主的機制適時因地而作出。【13】筆者贊同該種觀點，故建議在這一問題上賦予法院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其在處理銀行業反壟斷案件時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分析判斷，不應將《反壟斷法》對壟斷行為認定的量化標準絕對化，應在追求法律穩定性的同時保持足夠的靈活性
(四)銀行業壟斷的行為豁免。《反壟斷法》第15條、第28條等對壟斷協議和經營者集中等壟斷行為豁免作出了具體規定，這些規定構建出了我國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制度。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制度旨在抑制過度競爭，以免資源浪費，其并不構成市場進入壁壘，只是采取了一種避免激烈競爭的規制方法。【14】因此，該制度是反壟斷法中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協調國家產業政策等經濟政策所不可或缺的制度。根據該法第28條規定，經營者能夠證明該集中對競爭產生的有利影響明顯大于不利影響，或者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作出對經營者集中不予禁止的決定。當然，我國《反壟斷法》直接將壟斷行為的豁免決定權交給了反壟斷執法機構。從銀行業的反壟斷執法看，銀行業壟斷行為的豁免同樣適用上述規定。但需要強調的是，2006年8月8日商務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及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了《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其第54條對并購申報豁免所作出的具體規定對銀行業壟斷而言具有重要價值，銀行業壟斷的行為豁免應在《反壟斷法》第28條的基礎上，以該規定為藍本進行合理構建。筆者建議，就壟斷協議而言，應將登記或批準作為其豁免的形式要件，并適用合理原則進行分析；對經營者集中而言，應嚴格執行申報程序規定，并以獲得批準為豁免的必要條件。另外，在禁止行政壟斷方面，較之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第7條而言，【15】《反壟斷法》在第五章中增加了四種行政壟斷行為，如濫用行政權力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經營者參加本地的招標投標活動、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經營者在本地投資或者設立分支機構、強制經營者從事規定的壟斷行為以及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競爭內容的規定等，從而表現出了明顯的進步和可喜的勇氣。但不足之處在于，其沒有規定適用除外制度。因此筆者建議，在制定《反壟斷法實施細則》時應增加一條規定，即“行政機關和公共組織為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運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除外。”
(五)《反壟斷法》的域外適用。從實際情況看，反壟斷法的域外適用問題已成為目前各國反壟斷法發生沖突的主要因素之一。各國反壟斷法一方面允許甚至支持、鼓勵本國企業對外國市場的壟斷，另一方面又嚴格管制外國企業對本國市場的壟斷。為了能夠在跨國公司限制競爭的活動中保護本國消費者的利益，各國唯一可行的選擇就是域外適用本國的反壟斷法。【16】當前，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國際化的進程不斷加快，突發性、區域性和關聯性已成為金融國際化背景下金融危機的重要特征，因此，反壟斷法的域外適用理所當然地成為構筑我國金融安全機制中的重要一環，對我國金融業全面開放格局下的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結構調整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認為，我國《反壟斷法》第2條關于域外適用的規定十分重要，但從實際操作的可行性看，還應作出必要的限定，盡量避免片面的、極端的做法而引起不應有的法律沖突。有學者曾提出，在我國的反壟斷法中，可考慮將外國企業在中國境外從事的壟斷行為對境內市場競爭產生“直接的、實質性的且可以合理預見的”限制或者不利影響作為對其適用的基本要件，并確立利益衡量原則作為對該基本要件的補充。【17】該學者的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筆者認為，反壟斷法的域外適用制度必須兼顧本國與其他國家的和經濟利益，盡量避免并著力化解各國相互之間在反壟斷法域外適用中的矛盾和沖突，因此建議在銀行業的反壟斷執法中借鑒和吸收該觀點，把外國銀行等金融機構所從事的對境內市場競爭產生限制或不利影響的壟斷行為，以“直接性”、“實質性”以及“合理預見性”作為必要條件予以限制，盡量減少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間的不必要沖突，使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免受國際上一些人為因素的侵蝕和惡意傷害。
注釋
【1】《商業銀行提高開戶門檻向小企業強加風險》，資料來源：http：///g/20060708/16082716238.shtm，l2006年7月8日。
【2】《拒絕存款人的開戶請求商業銀行涉嫌違法》，資料來源：http：///g/20060708/16252716252.shtm，l2006年7月8日。
【3】孟雁北：《濫用相對經濟優勢地位行為的反壟斷法研究》，載《法學家》2004年第6期。
【4】苗燕：《外資銀行并購傾向于中小銀行》，載《上海證券報》2007年1月10日。
【5】曹士兵：《論中國反壟斷立法》，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6年第3期。
對政策性銀行應實行分業監管
政策性銀行于1994年先后成立，當時是根據金融體制改革的要求，將政策性金融業務和商業性金融業務進行分離，由政策性銀行按照國家產業政策、外貿政策、糧油棉政策、區域發展政策等的要求，在各自特定的業務領域為國家經濟建設提供資金支持和金融服務。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政策性銀行的經營方針、市場定位、業務范圍和服務對象都發生了一些變化。
作為銀行監管部門，必須敏銳地洞察和熟知這些發展變化，及時調整監管思路。因此，對政策性銀行監管的關鍵就在于分業監管，即根據其業務政策性強度的不同實行不同的監管。例如，農業發展銀行的資金運用分政策性和商業性兩塊，兩塊的政策性強度和風險程度都不同，對其監管就不能按同一標準進行。其中，政策性貸款又可以細分為指令性貸款和指導性貸款，兩者在政策性上也是有所區別的。指令性貸款如果出現了風險、形成了損失，屬于政策性風險，對其監管主要是合規監管，即監管的重點是銀行的業務合規性，有無違規操作等。指導性的貸款如果出現了風險、形成了損失，則屬于經營性風險，對其監管主要是風險監管，即監管的重點是看銀行是否做到了審慎經營、有無有效的風險管理和內控機制。
對國有商業銀行應實行盡職監管
國有商業銀行在公司治理機制方面突出的問題，究其根本就在于“所有者缺位”和“內部人控制”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問題的根源又在于國有商業銀行的委托關系扭曲。在國有商業銀行的委托關系中，一是與政府的委托關系，二是國有商業銀行內部的委托關系，層層委托、層層的關系，形成了超長的委托鏈。委托人對人的約束和控制力逐級弱化，很容易出現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不良貸款二次剝離就是委托關系扭曲的典型例證。
因此，對國有商業銀行監管的關鍵就在于盡職監管，即把國有商業銀行的工作人員特別是高管人員盡職情況作為監管的重點。這里所說的盡職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國有商業銀行總行的高級管理層向董事會、投資者盡職的情況；第二個層次是國有商業銀行各級分支機構的高管人員向其上級行盡職的情況；第三個層次是國有商業銀行各級分支機構的工作人員向高管人員盡職的情況。銀監會已經制定了《商業銀行授信業務盡職指引》，還將研究制定《商業銀行負債業務工作盡職指引》和旨在加強對高管人員盡職監管的《商業銀行高管人員履職情況評價辦法》等一系列規章制度。對國有商業銀行監管的重點，要按照相關的規章制度逐一進行對照，檢查其高管人員和工作人員是否都按要求盡職。
對股份制商業銀行應實行超速監管
股份制商業銀行與國有商業銀行相比，在公司治理、風險管理以及內控機制方面相對要好，但在其粗放式的快速擴張過程中，因各種主、客觀因素而造成風險管理力度的減弱，為股份制商業銀行帶來了潛在的風險，并使得這種快速發展呈現出波動性較大、跳躍式增長的特點，同時金融資源的有限性也決定了這種發展模式的可持續性是不可能長久的。
因此，對股份制商業銀行監管的關鍵就在于超速監管，即將發展速度超出正常速度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作為監管的重點。超速監管的目的不是為了限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發展，而是為了防止股份制商業銀行在盲目超常規的擴張中積聚風險，從而保證其穩健、可持續的發展。對符合審慎經營原則等監管要求的超速發展，不僅不加以限制，還要為其穩健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對不符合監管要求的超速，則不僅要限制其發展，而且要對超速發展造成風險的責任人進行處罰，嚴格追究其超速責任。
對城市商業銀行應實行法人監管
城市商業銀行是在整合城市信用社的基礎上成立的。經過多年的實踐，城市商業銀行最大的問題仍然是公司治理機制和由此而帶來的“內部人控制”的問題。最突出的幾個表現：一是董事會、監事會和股東大會的不作為；二是高級管理層的“內部人控制”；三是缺乏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
因此，對城市商業銀行監管的關鍵就在于法人監管。這里所說的法人監管，并不意味著只對城市商業銀行的法人進行監管，而是要通過監管，幫助和促進城市商業銀行真正建立起“三會一層”的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城市商業銀行的法人治理結構。對城市商業銀行的法人監管主要有三個方面內容：一是按照《公司法》和《股份制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指引》的要求，完善其公司治理機制；二是由銀行監管部門制定考核辦法，對城市商業銀行的高管人員履職情況進行定期考核；三是堅持城市商業銀行總行、支行的兩級管理體制，強化總行對支行的扁平化管理，以減少機構層次和管理成本、減少信息失真和衰減、提高科學決策的效率。對農村信用社應實行大戶監管
目前農村信用社普遍存在的問題就在于資產質量差、經營效益低、歷史包袱重、內部控制弱、經濟案件多發、操作風險嚴重。但在這些問題當中，當前最需引起關注的還是“壘大戶”問題。所謂“壘大戶”就是農村信用社的資金投放主要集中在個別或少數大戶身上，“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違反了風險分散的基本規律，造成的后果也十分嚴重。
因此，對農村信用社監管的關鍵就在于大戶監管，即把監管重點放在農村信用社的貸款大戶、投資大戶、融資大戶上。大戶監管的主要內容：一是要嚴格執行單戶貸款比例管理，縣級法人社組建以后，每個社都要根據資本金的一定比例來確定單戶貸款的限額，并確保不得突破，對購買國債、資金拆借業務也要確定一定合理的比例；二是大戶監管的側重點不同，在農村信用社的資產業務中，側重對其資金運用的大戶進行監管；在貸款大戶、投資大戶、融資大戶中，側重對貸款大戶進行監管；在貸款大戶中，側重對投向非農業生產的貸款進行監管；在貸款業務風險管理中，側重對大戶貸款的合規情況和授信盡職情況進行監管；三是在做好大戶監管的同時，要提倡農村信用社資金不離土、不離鄉，樹立“扎根農村、服務‘三農’”的經營宗旨，提高信貸支農意識，適當放寬小額農貸條件，大力發展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改善金融服務，為解決農民貸款難、促進農民增收提供支持。農村信用社發放農戶小額信貸意義十分重大，既有利于農村信用社分散信貸風險、擴大收入來源、取得明顯的經濟效益，又有利于農民通過貸款不斷擴大生產提高收入、增強農村信用社與農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
對信托投資公司應實行產品監管
近年來，相對于信托公司的其他業務，資金信托產品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自從2004年在上海發生了“金新信托”償付危機的事件后，資金信托產品的風險性也一直受到監管部門的高度關注。風險產生的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是投資人對于信托產品不甚了解，而在已發行的信托產品中絕大多數是通過銀行進行銷售，投資人之所以購買是因為把信托產品當成了銀行或信托公司發行的債券，對信托產品的風險沒有足夠的認識；二是信托投資公司因監管法制建設以及內部管理的欠缺，進行了一些不規范的操作，在發行信托產品時刻意減少信息披露、有意識地模糊風險和違規承諾收益保底等。
因此，對信托投資公司監管的關鍵就在于產品監管，即重點加強對信托投資公司發行的資金信托產品進行監管。產品監管的主要內容有三個方面：一是加強對信托產品資金使用方向上的監管，嚴格控制信托產品將資金運用在房地產等盲目投資和過熱行業，嚴格控制發行異地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嚴格控制信托投資公司突破產品計劃、擴大資金規模，嚴格控制信托投資公司的關聯交易，防止信托投資公司將信托產品資金通過關聯交易進行挪用；二是規范資金信托產品的營銷宣傳和風險提示，根據有關規定，信托產品不得通過報刊、電視、廣播和其他公開媒體進行營銷宣傳，不得承諾收益保底等，在嚴格遵守規定的基礎上，監管部門應要求信托投資公司在其產品介紹中進行必要的信息披露和風險提示；三是加強監管方和被監管方的“透明度建設”，通過信息披露和宣傳講解，逐步普及信托業和信托產品知識，強化投資者的風險教育，培育成熟的市場主體。
對資產管理公司應實行程序監管
資產管理公司的問題主要是在收購和處置不良資產方面的違規問題。在不良資產收購過程中，突出的問題是審查把關不嚴，致使一些不符合剝離條件的貸款被剝離到資產管理公司，造成了相當一部分金融債權難以落實；在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突出的問題是存在違反程序、弄虛作假、暗箱操作的現象，致使部分資產被低價處置，造成國有資產不同程度的流失。
因此，對資產管理公司監管的關鍵就在于程序監管，即監管的重點是看資產管理公司收購和處置不良資產的程序是否規范。程序監管的內容：首先，要建立健全資產管理公司從收購、評估到處置等各環節的法律法規，為規范管理和有效監管提供法制保障，做到有法可依；其次，健全資產管理公司相關的內控制度和操作規程，進一步完善資產管理公司業務流程，做到有章可循和程序化操作；第三，在不良資產處置中，強化不良資產處置中資產評估工作，嚴格執行先評估后處置的程序，不得逆程序操作；第四，規范不良資產處置程序，在完善競標、拍賣等處置方式的基礎上，積極探索不良資產處置的新方法；第五，加強對資產管理公司高管人員和工作人員履職情況的監管，切實防范在不良資產處置中的“道德風險”，確保把國有資產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對郵政儲蓄機構應實行分賬監管
關鍵詞：自由銀行；市場約束；選擇條款
一、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紛紛放松銀行業的管制，這種趨勢更多的是管制機構面對市場力量束手無策的結果。隨著金融全球化的不斷深入，銀行業的穩定顯得日趨重要。近年來，頻繁爆發的銀行危機給相關各國經濟造成嚴重損失，促使經濟學家和管制者尋找更有效的方式來控制銀行的冒險。經濟學家本質上并沒有提出前所未有的新思路，而是向依靠市場約束的原始方式回歸。2004年6月，國際清算銀行公布的“新巴塞爾協議”明確將市場約束作為新的監管框架的三個支柱之一，標志著主要工業化國家對市場約束的作用已經取得了廣泛共識。
19世紀，自由銀行業在世界各地廣泛存在，這些銀行在沒有政府監管的環境下發展，由市場機制約束銀行的風險控制。1884年之前的蘇格蘭、南北戰爭之前的美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和中國清朝，自由銀行都獲得了廣泛發展。其中，蘇格蘭的銀行業一直被認為是自由銀行業的成功案例，關于自由銀行業的研究為當代政策制定者提供許多有益的啟示，自由銀行制度一直是眾多研究用來解析銀行業市場約束問題的鑰匙。
關于自由銀行業（FreeBanking）沒有十分明確定義，通常指19世紀左右出現的相對自由放任（Laissez—faire）銀行體系。Schuler（1992）的觀點具有代表性，“自由銀行”意味一個銀行系統有競爭性的銀行券發行，低的進入的法律障礙，銀行儲備不受中央控制等，很難說增加限制和相對自由就使銀行體系不自由。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過蘇格蘭的自由銀行業為案例，在自由銀行時期相對無政府管制的條件下，考察市場約束發揮作用的機制和效果，從而得出一些經驗和啟示。
二、蘇格蘭自由銀行業良好的穩定性
蘇格蘭第一家銀行是蘇格蘭銀行（BankofScotland），蘇格蘭銀行1695年從蘇格蘭議會獲得執照，這個執照授權1716年以前在蘇格蘭壟斷發行銀行券。1727年，蘇格蘭皇家銀行銀行成立，兩家主要銀行的競爭導致了一系列的金融創新。1746年，不列顛亞麻公司獲得執照，建立銀行目的是為了促進亞麻貿易。這三家主要的銀行是以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存在，其它中小銀行都是無限責任公司。1844年，議會通過Peel′sBankingAct的法案，該法案不再允許自由進入和限制私人發行銀行券。從此，蘇格蘭銀行業結束了自由銀行時代。
通過Ayr銀行倒閉的事件，可以來說明蘇格蘭銀行體系的穩定。雖然這是蘇格蘭自由銀行時期最嚴重的倒閉事件，但是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定沒有受到影響。Ayr銀行的管理者過度擴張貸款業務，導致銀行最終在1772年6月25日倒閉。只有13家小的私有銀行由于受到傳染而倒閉，17家有資格發行銀行券大銀行沒有倒閉，這些顯示清算機制有效的約束整個蘇格蘭銀行系統（White，1984）。公眾沒有受到倒閉的損失，所有債權人最終都受到了全部賠償，蘇格蘭銀行和皇家銀行以票面價格接受Ayr銀行券，通過這一舉措來吸引更多存款，讓他們的銀行券更多的流通。
White（1984）進一步提出了蘇格蘭銀行體系比英格蘭更加穩定的證據，在1809年~1830年期間兩國銀行倒閉率的比較，蘇格蘭是年平均0.4%，而英格蘭是1.81%。估計公眾的相對損失，蘇格蘭的銀行到1841年的損失總計32000英鎊，相比較的倫敦的銀行損失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對于White的研究引起了許多的質疑，例如Sechrest（1988）指出蘇格蘭和英格蘭的情況差別不大，從1772年~1830年這一個更長時期來看，蘇格蘭地區的銀行倒閉的比例是1.33%，而英格蘭地區是1.41%或是1.81%。
對于蘇格蘭自由銀行穩定性的考察，不僅局限于對倒閉及其損失的考察，效率的改進和企業家才能的提高等都有利于穩定性的改進。歷史經驗表明自由銀行系統是有效率和很先進的，競爭鍛煉了銀行家的企業家技能和促進創新的意愿，給發展分支行提供了激勵，從而使銀行能夠獲得規模經濟（Dowd，1992）。
三、蘇格蘭銀行業早期市場約束——銀行券決斗
在自由銀行時期，銀行自由發行銀行券，銀行通過多種方式來爭取讓人們使用自己發行的銀行券。如果某一銀行擴大了發行規模，同時也就限制競爭對手銀行券的發行規模，被稱為銀行券決斗（NoteDuels）。銀行盡力將他們的銀行券向公眾發行的規模擴大，讓公眾盡可能長時間持有。銀行的盈利直接與銀行券的發行規模和公眾持有時間有關，公眾持有銀行券，就等于將金銀等硬通貨使用權轉交給銀行，銀行可以利用黃金硬通貨等來進行投資等來獲利。
銀行可以雇用人員來專門收集競爭對手的銀行券，他們將同時要求銀行券兌付黃金，從而造成競爭對手流動性的困難，這些人被稱為“銀行券采集者”（NotePickers）。為了讓市場參與者更多的持有銀行券，就必須讓市場參與者確信銀行安全、穩健，這種競爭方式有效的促使銀行體系持有充足的儲備，從而保持公眾對銀行券兌付的信心，防止要求大量銀行券兌付造成的流動性問題。因此，Kroszner（1995）認為銀行券決斗是銀行業市場約束產生的一個重要渠道。
蘇格蘭皇家銀行（TheRoyalBankofScotland）成立之后，很快就采取這種方式來蘇格蘭銀行（TheBankofScotland）進行競爭，使得蘇格蘭銀行流動性方面嚴重的困難，不得不中止兌付數個星期。蘇格蘭銀行擺脫困境，在發行的銀行券合約中加入選擇條款，即如果存款人選擇同意延遲六個月提款，銀行將支付5%的年利率給存款人。由于選擇條款的出現，“銀行券決斗”沒有迫使蘇格蘭銀行退出市場，反而導致了雙方的兩敗俱傷，同時激發了一系列金融創新來規避不利后果。因此，各銀行放棄了這種效果不佳的競爭方式，蘇格蘭的銀行業進入了近一個世紀的良性自由競爭時期。
四、蘇格蘭銀行業市場約束獨特機制——選擇條款
選擇條款（OptionClause）就是銀行向銀行券持有者提出的一個延遲兌付的選擇，如果持有者同意延遲一定期限進行兌付，持有人將獲得相應的補償。這類“選擇條款”有兩個顯著特征：規定延遲兌付的最大期限和向銀行券持有人支付的補償利率，兩項都在合約中專門注明。更長延遲期限使銀行有更多時間補充儲備，但會被要求支付更高的利率，銀行和銀行券持有人必須權衡延遲期限和懲罰利率的成本收益。選擇條款在上文提到的蘇格蘭銀行與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銀行券決斗中出現，是蘇格蘭自由銀行時期的重要金融創新。選擇條款盛行時期是在1730年~1765年，蘇格蘭在這30多年內建立的多個新銀行，所有銀行券發行銀行都采用選擇條款。
在自由放任的情況下，選擇條款能夠長期存在顯然對于雙方都有利。Gherity（1995）提出三個命題：（1）選擇條款對蘇格蘭防止擠兌至關重要；（2）防止擠兌是推動蘇格蘭銀行采取選擇條款的目的；（3）選擇條款被公眾沒有歧視的接受，選擇條款消除了“銀行券決斗”的無效率，從而解決了自由銀行體系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對于銀行來說，選擇條款保護了流動性，減少銀行保持過多儲備來而造成的損失。公眾偏好選擇條款的原因是選擇條款增加他們對銀行資產索償權，還可以減少公眾對預期銀行擠兌的壓力，使銀行擠兌更少發生或破壞性更小。
White（1984），Schuler（1992）和Selgin（1988）等眾多研究都指出選擇條款在蘇格蘭歷史中積極的作用。Dowd（1988）研究卻顯示選擇條款對銀行穩定的作用不明顯。同時，選擇條款存在著潛在不利方面，銀行不但可以采用選擇條款來保護暫時的無流動性，還可以用來掩蓋無清償力，從而可能導致在延遲兌付期間進一步擴大損失。Gorton（1984）解釋中止兌付條款的激勵相容問題時指出，只有能夠存款人區分銀行缺乏流動性而不是無清償力，采用這項條款才能對銀行控制風險形成有效激勵。
五、結論與啟示
蘇格蘭自由銀行時期的市場環境排除了管制約束影響，能夠全面反映市場約束機制及其績效。雖然對蘇格蘭銀行業的穩定性的研究存在著一些爭論，當今的銀行業與自由銀行時期的蘇格蘭銀行業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但這些并不影響本文研究的結論和政策主張。本文研究結論在于：在自由放任的環境中，銀行體系存在內生的自我穩定機制。銀行能夠通過自身的制度創新（如選擇條款）來解決面臨的問題，市場參與者利用契約方式優化資源配置正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的特征。雖然銀行業存在著一些與一般產業相區別的明顯特征，高的杠桿比率與合約非對稱資產負債結構使銀行體系存在脆弱性，但并不意味市場約束機制無法有效發揮自我穩定作用，而必須由政府管制約束來替代（例如DiamondandDybvig，1983）。
長期以來，中國對銀行的管制職責幾乎完全由政府來履行，銀行的債權人確信政府能夠對他們的資產安全提供完全的擔保，市場相關利益各方對銀行的財務狀況和潛在的風險漠不關心。蘇格蘭自由銀行的案例帶來的啟示在于：適度的放松中國銀行業的管制，可以逐步培育市場參與各方的風險防范意識，增加市場參與者通過市場方式化解風險的能力。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全面的對外開放，中國銀行業正向市場導向的運營模式轉變，市場約束對維護銀行業穩定的作用日益重要，更大限度的發揮市場約束的作用對轉型時期中國銀行業健康、穩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Dowd，Kevin．OptionClausesandtheStabilityofaLaissez—FaireMonetarySystem．JournalofFinancialServicesResearch，1988，（1）：319-333．
在上述種種報告中，穆迪公司的研究報告相對更為中立，分析也更為全面，因而盡管其中可能有這樣或者那樣不全面和準確的地方，但是同樣值得我們予以關注。在這份2002年10月的研究報告中，穆迪公司宣布在綜合考慮了在政府主導下的銀行業改革措施、市場開放帶來的壓力、整個銀行業正在面臨的挑戰等因素之后，將中國銀行業的評級確定為穩定。
一穆迪公司對于中國銀行業的總體評價
在研究報告中，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國的銀行業在改革中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是中國政府在制定其改革日程表時優先考慮的行業。這是由中國獨特的改革路徑所決定的：中國銀行體系積存的高額的不良貸款，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經濟轉軌的成本；中國政府如果要試圖建設一個健康的銀行體系，必須要尋求適當的方式和渠道為這些巨額的成本買單，同時控制新的不良貸款在銀行體系中產生。
因為中國銀行業目前問題的形成有歷史的原因，其解決也需要一定的步驟和階段，同時也考慮到銀行改革過程中可能來自金融、政治和社會層面的壓力，穆迪公司認為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目前如果斷然全面在銀行市場引入市場機制必然是弊大于利。這種漸進的改革思路顯然與前述高盛公司激烈的銀行改革思路有明顯的區別。
由于國有銀行在中國的金融體系中一直占據主導性的地位，因此國有銀行改革的進展狀況直接影響到對于中國銀行業改革的進展的評價。在穆迪公司看來，中國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繼續壟斷中國的金融系統，它們也是整個系統風險的來源；穆迪公司在研究報告中指出，由于業務范圍狹窄、國有企業表現不佳、沉重的稅負和僵硬的利率政策，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很高，而資本水平則很低。四大銀行由于貸款損失準備金不足，沒有足夠的能力核銷自己的不良貸款。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穆迪公司在研究報告中強調，如果單純依靠銀行自身的經營，四大銀行很難保證整個金融系統的償付能力；從長遠角度來看，中國的銀行有可能需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資金才能與國際標準接軌。這實際上就是我們經常提及的“誰應當為國有銀行的巨額不良資產買單”的問題，巨額的不良貸款已經形成，損失也已經形成，要回避這個尖銳的問題顯然是難以持續下去的，在穆迪公司看來甚至可能會威脅到國有銀行對于金融體系償付能力的支持水平。顯然，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評價。如果按照穆迪公司的看法，研解決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就必須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資金，但是如果在注入公共資金的同時又不能給國有銀行形成預算軟約束的預期和可能產生的道德風險，目前看來還是一個難以解決的難題。
從總體的發展趨勢看，盡管中國的不少銀行的負責人反復強調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問題，在穆迪公司看來，中國銀行業的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機制仍然不佳，由此穆迪公司預期政府在未來五年內將國有銀行轉變為按照市場機制運營的商業實體的目標顯得有些過于樂觀。這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判斷：我們的監管機構陸續宣布的一系列銀行改革和發展的目標，究竟是否可以按期完成？
在穆迪公司的研究報告中，提及的中國銀行業在2002年可圈可點的改革進展并不多，無非是一些國有銀行開始意識到來自中國政府的直接支持在將來會逐漸消失，有的國有銀行采取了新的風險管理措施，有的還退出了無利可圖的產業，撤并了位于不太富裕的農村地區的經營網點。另外，一些新上市的銀行經營狀況相對較好，機制也相對較為靈活，穆迪公司甚至樂觀地認為這些上市銀行可能也為整個行業樹立了新的標準，這些銀行的成功在穆迪看來甚至也有可能引領國有商業銀行走出困境。如果考察目前為數不多的上市銀行并不十分出色的經營業績、以及新橋集團入主深發展之后發出的“隨處可見可以改進、創造價值的空間”的感嘆，我們認為穆迪公司確實是高估了這些上市銀行可能的影響力，也低估了這些上市銀行在股權結構、市場競爭能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從具體的銀行業務領域看，穆迪的研究報告特地提及了中國的銀行業在2002年的消費信貸業務和信用卡業務是增長的亮點，但是穆迪認為因為中國缺乏良好的信用文化以及個人信用數據的積累而制約了這些業務的發展。實際上，信用數據的積累和個人信用風險的管理并不一定有一個統一的、適用于全球的模式，在中國當前的市場環境下，同樣可能尋求到消費信貸業務和信用卡業務的增長空間和立足點，只是銀行業是否有足夠的創新能力和市場開拓能力來把握這些業務的增長能力而已。穆迪公司的研究報告特地強調說2002年中國的銀行中間業務的發展不能令人滿意，并且認為相關政策和定價措施都不是十分明確是重要原因，實際上2002年中國的銀行業對于中間業務的重視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銀行在對于中間業務的管理方面也顯著地放松了管制，這是十分值得關注的一個趨勢，我們可以樂觀地看到，如果價格的管制能夠進一步放松，銀行業的中間業務在2003年會有一個顯著的發展。
穆迪公司的研究報告對于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的判斷與許多媒體的刻意炒作形成了明顯的對比。實際上，盡管穆迪公司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速了整個銀行業的自由化，而且這些影響對于中國內地的銀行的影響會在不遠的將來逐步體現，但是，穆迪公司也堅持認為，外國銀行的競爭則要在更長的時間以后才會對本地的銀行形成真正的威脅，而且這些國際銀行會帶來資本和專業技術。穆迪公司沒有看到的現實是，由于中國銀行業在激勵機制、市場開發機制、公司治理等方面與外資銀行相比處于劣勢，中國的銀行業在客戶和市場創新等方面正在逐步被邊緣化；規模十分有限的外資銀行重點爭奪的就是中國銀行業中最為優秀的客戶、最為優秀的人才、推出的也是最富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這一趨勢在媒體刻意炒作的南京愛立信事件之后已經成為當前國內銀行界廣泛關注的一個趨勢。
二2002年中國銀行業市場結構的變遷：銀行業洗牌還沒有展開
在比較中國的銀行改革與工業企業改革時，中國的銀行界人士經常強調銀行業改革是落后于工業改革步伐的，現在這一判斷也出現在穆迪公司的研究報告中。在此基礎上，盡管穆迪公司認為中國政府五年內將國有銀行改造成真正的商業銀行的目標有些過于樂觀，但是穆迪公司還是認為會有一些銀行在改革的過程中的表現將會優于其它銀行，而且這種優勢會隨著改革的深入而不斷加強。顯然，這是一個重新洗牌的過程，只是在2002年這個洗牌過程并沒有充分的展開。
首先看國有銀行。因為國有銀行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穆迪公司強調認為國有銀行在可預見的將來將會一如既往的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穆迪公司堅持認為國有銀行要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還必須得到政府的幫助，其別建議要政府在恰當的時候注入資本金。這顯然是呼吁政府注意在銀行體系積累的巨額不良資產及其可能對于銀行的穩健性和金融體系的安全性造成的負面影響和壓力。一直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四大銀行依然壟斷了整個系統的資產、存款和貸款，根據穆迪公司的統計，目前四大銀行占整個系統存貸款的份額分別為67%和61%，貸款市場份額的下降（1998年為68%）主要是因為國有企業表現不佳，而這些國有企業是四大國有銀行的主要客戶。
與國有銀行在保持壟斷地位下的市場份額下滑相對照，中國的股份制銀行和城市銀行的增長空間有所拓展。穆迪公司注意到，20世紀八十年代建立的10家股份制銀行已有4家上市，這些銀行目前看來盈利能力更強，不良貸款率更低，其關注的客戶重點是沿海發達地區的外國公司和合資公司；而且這些銀行也易于吸引外資銀行的合作。穆迪公司還強調，中國的城市銀行增長很快，一些銀行，如上海銀行、南京城市銀行，已經獲得了外資銀行的投資，但城市銀行的管理和內部控制水平也不高。我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外資銀行進入之后，其在目標客戶的定位、目標市場的界定、已經相應的經營方式上，外資銀行實際上與國有銀行基本上沒有太多直接的競爭和沖突，倒是這些股份制的銀行和城市銀行將更多地承受外資銀行進入的壓力，這一點值得穆迪公司在分析中國銀行體系時重點關注。
至于政策性銀行，基本上是主導政策性貸款的格局，在穆迪公司看來，國家發展銀行的增長速度最快，它也是三家當中改革最深入的一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為止，中國的銀行市場上，盡管政策性銀行的業務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究竟如何界定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之間的區別、政策性業務究竟應當控制在多大的規模之內、多大的范圍之內？都是缺乏明確的問題，換言之，中國目前還沒有一個專門的針對政策性銀行的“政策銀行法”，這是制約中國政策性銀行業務發展的關鍵，可惜這一點在穆迪的報告中沒有提及。
隨著國有銀行退出農村市場，農村信用合作社成為農村金融市場的主導力量。目前，中國8億農民的金融服務主要來自于38,000個農村信用合作社，這些信用合作社大約占整個金融系統資產的10%。穆迪公司的研究報告注意到，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經營管理水平不高，其經營活動蘊藏了很大的風險。穆迪公司預期，雖然從嚴格意義上來講農村信用合作社不是國有金融機構，但從穩定角度出發，穆迪認為政府會在需要時提供必要的幫助。我們認為，農村信用合作社經營活動中蘊藏的風險，很大程度上是治理結構存在嚴重缺陷、地方政府干預嚴重、關聯貸款的監管不到位等因素導致的，如果由于考慮穩定的原因就過多地給予這些機構以政策性的支持或者是隱含的擔保，實際上并不利于農村金融機構在未來的健康發展。
按照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中國政府會在2006年年底前完全取消對銀行業的業務和地域限制。在當前階段，外資銀行一般會選擇與本地的銀行合作，這樣運作的成本更為低廉。穆迪公司的研究報告指出，在短期內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不會有很大幅度上升，但是，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外資銀行爭奪的優質客戶對于中國的銀行業的沖擊實際上在直接推動國有銀行為主導的中國銀行業走向邊緣化。
三中國銀行業的增長空間何在？
為什么中國的銀行體系不良貸款比率較高而外資銀行還是紛紛涌入？其中一個最為關鍵性的因素，是中國的金融市場的快速增長的前景吸引了他們的進入。具體來說，中國金融市場為銀行業的增長創造了多方面的業務空間。
首先，在穆迪公司看來，零售銀行業務會有一個快速的增長，實際上這已經成為當前中國銀行業的現實，不少的銀行已經宣稱就業務增長的重點轉向零售業務。實際上中國的零售銀行的兩大增長點為住房信貸和汽車信貸，因為網點眾多、客戶的基礎廣泛，國有銀行將在這一市場上占有優勢。從國際比較角度考察，中國的消費信貸近兩年來雖有增長，但水平較其他亞洲國家低，仍有增長潛力。從不同銀行的市場表現來看，2001年中國的住房信貸占消費信貸增長的70%以上，工行于2001年年底超越建行，成為這一市場上的最大放貸者。汽車信貸也在價格、利息及國家政策等方面的刺激下成為另一增長點。目前看來，所謂“小康不小康，關鍵看住房”；所謂“小康社會應當也是小車社會”，因此未來這兩個領域的增長不僅會帶動中國未來經濟的增長，同樣也會帶動銀行零售市場的增長。
其次，銀行卡業務增長顯著也已經成為中國銀行業的一個顯著的增長點。根據穆迪公司的觀察，中國銀行業在銀行卡市場上的競爭已經使得市場進一步細化，不過市場的滲透率總體上依然偏低。基于當前中國信用環境的現實，中國的銀行業發出的銀行卡主要為給零售及公司存款客戶的借記卡，真正的信用卡反而發展有限，商業銀行從這些銀行卡業務中刻意獲得的收入除了通常的利差收入之外，還有電子支付、資金轉移及購買與出售投資產品（如銀證通等業務）等方面獲利。
第三，穆迪公司關注到中小企業與私人借貸者的貸款滿足程度問題。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國政府正致力于改進對于中小企業和私人借貸者的貸款服務，如鼓勵銀行向部分企業放貸，修訂法規，對中小企業重新界定，建立信用機制等，人民銀行放寬了對中小企業貸款利息幅度的限制等等，不過穆迪公司考慮到這些客戶的信息透明度與資信質量問題后，認為這些中小企業很難獲得大筆的貸款。實際上，穆迪公司的研究報告沒有注意到一點是，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首先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其次融資難并不僅僅是貸款難，僅僅依靠銀行貸款也不能解決中小企業的問題，而需要政府的扶持、創業資本的介入和股票市場的建立等多個方面的支持，而且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不同發展階段的中小企業其對于貸款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四中國銀行業當前值得關注的主要問題
穆迪公司在研究報告中重點指出了中國的銀行業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首先，從銀行內部經營管理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的問題：（1）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這一問題在國有銀行中尤為嚴重。穆迪公司注意到，最難進行改革的地方是管理責任制，國有銀行的官本位導向，使得國有銀行內部的運作有如政府內部的官僚體系，被委派的高級管理者任期短，多強調短期目標而非持續性的改革。同時，缺乏管理激勵機制也會阻礙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歸結穆迪公司的分析，國有銀行的治理問題，無非是官本位和激勵不足的問題，這已經成為幾乎所有銀行界人士的共識，但是目前的關鍵是如何采取行動。（2）會計與披露標準的改善：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國政府正致力改善銀行的透明度與信息披露，如2001年財政部頒布了針對金融機構的新的會計準則。2002年起，中國的銀行必須公布5級分類的結果，根據不良資產水平做出計提準備并向人行做出季報。但國有銀行被豁免根據新的會計準則做出計提準備。同時，穆迪公司注意到財政部對計提準備的限制放寬，但財政部對壞帳沖銷仍嚴格控制。顯然，這個領域是有一定進展的，但是進展十分有限。（3）如果說前述公司治理問題和信息披露問題是兩個老問題的話，穆迪在研究報告中還專門提出了中國的銀行體系中存在的操作風險的問題。穆迪公司強調，由于經營規模與歷史遺留問題，國有銀行的操作風險要比股份制銀行高。這主要是因為四大銀行有廣泛的網絡與官僚體系。內部信息不流暢，決策機制官僚化，要建立全國性的數據庫還需要好幾年，目前為止，部分客戶信息還通過手工獲取與傳輸，易發生錯誤。同時，穆迪公司認為中國的銀行業存在的不恰當的管理責任制賦予高層管理者極大的決策權，導致和舞弊現象的發生。另外，穆迪公司認為過去國有銀行的管理是基于一致同意的基礎，責任不明確，導致低效率和操作風險，目前國有銀行正在機構扁平化、責任與權力分工明確等方面做出努力，穆迪公司認為長遠來講這可能有助于降低操作風險與提高效率。實際上，中國的銀行業的龐大的分支機構網絡，使得總行對于偏布各地的分支機構實際上處于失控的狀況。有不少學者認為當前中國的銀行業的問題主要是層級過多、授權不當等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的根本還是內部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網絡的支持問題，這一點是穆迪公司的研究報告中值得重視的一個新的關注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