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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貨幣一體化
一、問題的提出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初，國際貨幣領域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歐元的誕生，把以美元為主宰地位的國際貨幣格局，改變成以美元和歐元并列稱雄的格局。另一件是人民幣越來越受到世界的矚目，國際上關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越來越大，甚至有人預言，人民幣會成為繼美元、歐元和日元之后的又一種世界貨幣。聯想到現如今我國經濟改革的進程，以及取得的輝煌成就，似乎有理由使人們相信，人民幣終將成為一種硬通貨。推行人民幣國際化是我國經濟強盛的內在要求，同時人民幣國際化的實行有利于國民經濟持續發展。
貨幣一體化（包括貨幣國際化和共同貨幣選擇）是經濟發展、貿易深化及信用擴張的必然趨勢，貨幣經濟的逐步發展要求貨幣具有統一的形制和統一的價值，但哪種貨幣能夠成為國際一體化貨幣則是多元貨幣競爭的結果。中華民族之崛起，必須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來支撐，而強大的經濟實力的獲得必須依靠國民經濟的競爭力。這不僅需要我國的企業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而且也需要人民幣走向世界，到國際舞臺上發揮國際貨幣的職能，爭取更大的效力空間，即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
二、現實與理論上的邏輯沖突
就目前中國經濟基礎而言，還不足以支撐國際化人民幣在世界經濟大環境中具備優勢競爭力，其境外流通存在著現實邏輯與理論邏輯的背離。所以，人民幣要真正成為亞洲金融經濟的支點貨幣乃至世界貨幣，首先要強化其體現橫向交易契約關系的一般等價物內質，并在此基礎上達成現實和理論邏輯的統一。2003年，中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6694億元，增長速度9.1%，以進出口貿易總額計算，中國已成為世界第四大貿易國，2003進出口貿易總額達8512億美元，同比增長37.1%，已相當于美國貿易總額的41.9%，從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來看，已進入經濟大國行列，但就中國金融發展而言，無論是金融發展廣度，還是金融發展深度，均未達到足以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境外持有者對長期持有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心存顧慮的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我國金融發展的滯后，這降低了人民幣實際交易的國際比較價值，制約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層次拓展。人民幣國際化是否可行、何時可行還要看其要實現國際化的支撐條件，人民幣的國際化需要國際化的人民幣“資產池”作為支撐（鐘偉，2002）。
現實條件的不具備，并不妨礙我們的理論上的分析。因為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是確定的，因而，對貨幣國際化的比較研究可以使我們吸取其它國家本幣國際化的經驗和教訓，減少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風險，有助于尋求一種適合我國國情的貨幣國際化發展模式，使人民幣國際化能夠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
三、美元國際化的路徑考察
1.美元國際化的現狀。美元無疑是當今世界第一大貨幣，在國際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中普遍使用。在各國國際儲備中所占份量超過60%；在國際票據市場、債券市場上美國發行債券數額占全球總量的26%（由表1計算所得）；在外匯交易市場中，美元作為主導貨幣居支配地位，占全球外匯交易的87%（1998年）；在各國銀行的對外資產中，美元占47%（1998）；在國際銀行貸款幣種構成為35.2%（1999年），美元無疑是當今國際上使用最廣泛的貨幣計量單位。在國際匯率體制中，采用盯住匯率制的國家其國別貨幣絕大部分盯住的是美元。同時，美元的國際霸主地位與美國經濟實力并不對稱，2002年美國的GDP占世界份額約五分之一，但是在國際金融領域美元卻是霸主，而這與美元國際地位的取得是密切相關的。
2.美元國際化的進程。回顧世界經濟發展史，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新興的美國經濟高速成長，統一市場正在形成，成為當時全球最具潛力的市場和項目投資源。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暴露出歐洲政局的不穩定，大量的閑置資金持有者對本國經濟不抱有信心，因而將目光轉向美國。從而使美國獲得了源源不斷的急需資金和技術，美國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遠離歐洲戰場的美國不僅經濟上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相反卻通過“租供法案”向英、法等同盟國提供價值470多億美元的軍火大發戰爭橫財，也乘機占領了西歐各國及其附屬國的廣大市場。半個世紀的時間，美國在經濟上將歐洲各國遠遠的甩在背后，同時在政治、軍事上也建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這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創造了特殊的歷史背景，美國也樹立了自己“老大”的地位。1943年7月立足于取消外匯管制和各國對國際資金轉移限制的“懷特計劃”提出，該計劃以設立國際金融機構、穩定匯率、擴大國際貿易、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為目的，通過基金貨幣單位“尤尼它”初步提出美元與黃金掛鉤（10美元=1“尤尼它”=137格令黃金）。1944年7月1日，在美國新罕布什爾洲的布雷頓森林舉行有44國代表參加的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簡稱布雷頓森林會議）。經過討論，會議簽訂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總稱布雷頓森林協定，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即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順理成章的獲得了國際貨幣的地位。
3.美元國際化的特點。由以上的考察分析我們知道，美元成為國際貨幣有其特殊的國際背景，其國際化的過程依賴的是一個全球性的匯率制度安排，即二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支持這一體系的基礎是美國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美元國際化的模式特點可概括為：依托全球性匯率制度安排成為唯一的國際計價單位和與黃金地位相同的國際儲備貨幣；與黃金脫鉤失去制度基礎后，依賴先入為主的存量優勢在世界信用貨幣體系中處于優勢地位，國際政治經濟實力的強大鞏固和發展了這種優勢，繼續充當國際貨幣。
四、歐元國際化的模式考察
1.歐元國際化的現狀。歐元國際化是基于區域一體化的基礎上展開的，即有策略有計劃地成立統一經濟區，建立貨幣聯盟，各國放棄貨幣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創建區域貨幣——歐元。歐盟在經濟規模上與美國不相上下，貿易和資本輸出方面則都大大超過了美國,1999年國際債券市場上，以歐元標價發行的占44.5%，甚至超過美國1個百分點。據統計，僅東歐和西非地區就有約30個國家把歐元作為主要儲備貨幣。
2．歐元國際化的歷程。歐盟內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政府政策有意推動的結果，歐元的誕生是區內各國協調與合作的結果，這大約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歷程，是貨幣國際化的一種獨特模式。歐元路徑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1）前期鋪墊及建議提出階段。1950年9月1日歐洲16國為解決相互之間的貨幣結算和實現各國貨幣自由兌換問題，建立歐洲支付聯盟。1969年12月召開的歐共體海牙會議上提出了建立歐洲貨幣聯盟的建議，即《維爾納計劃》，分三個階段實施從穩定匯率到實現統一貨幣。（2）法律制度準備階段。在1978年4月召開的歐共體海牙會議上，法、德兩國總理提出建立歐洲貨幣體系的建議，同年12月歐共體在布魯塞爾達成協議，決定正式建立有聯邦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對、盧森堡、丹麥和愛爾蘭等17國參加的歐洲貨幣體系（后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加入）。歐洲貨幣體系建立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將歐共體內部的匯率相對穩定下來，并使各成員國家降低了因美國宏觀經濟失調引起的美元危機對金融體系的沖擊。（3）歐元一體化的初級階段。1988年6月歐共體委員會主席德洛爾向歐共體12國財長提交了《歐共體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報告，提出貨幣自由兌換、資本自由流動、金融一體化和固定成員國匯率等重要內容。1991年歐共體12國達成建立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協議——《馬約》，規定最遲在1997年1月成立歐洲央行，并在1999年1月1日正式啟動歐元。1997年6月歐盟15國通過《阿姆斯特丹條約》，確定了分階段正式啟動歐元的日程安排，歐洲貨幣聯盟也如期啟動。（4）歐元國際化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階段。2002年1月1日，歐元成為有形貨幣，迅速取代了區域內流通的12種貨幣，成為區域內唯一合法貨幣，歐元以合法身份成為國際貨幣，依靠貨幣聯邦制的強制力，通過取代原12國貨幣，歐元在10年內完成了國際化進程。
3．歐元國際化的特點。歐元則作為信用貨幣其國際化進程是最短的，給世界各國貨幣國際化的啟示是：讓渡貨幣，放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采用趨同的財政政策，形成區域共同體，單一貨幣必須以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為基礎，以相近的文化背景為紐帶，單一貨幣區內各成員國須滿足最佳貨幣區理論構建條件，區域經濟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在區域貨幣生成過程中，有核心貨幣（ERM中馬克）起主導作用。
五、日元國際化的路徑考察
1.日元國際化的現狀。日本是當今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日元的國際地位卻遠遠不比日本的經濟實力強盛，其原因之一就是日元國際化的戰略起步較晚。盡管日元國際化早在70年代初期就已經開始了，但它正式成為日本對外經濟發展戰略或日本經濟國際化、全球化戰略的重要一環，卻是在80年代中期前后。自那時起，政府開始積極推進日元的國際化。到了90年代，日元經濟開始停滯和倒退，由此日元國際化處于了明顯落后的狀態。但總體上由于日本強大經濟實力的支撐，以及政府的積極推進，日元國際化還是相對成功的，現如今已成為和美元、歐元一樣發揮世界貨幣職能的一種重要的國際貨幣。
2.日元國際化進程。自上世紀70年代初國際通貨體制由固定匯率制轉向浮動匯率制以來，因日元升值，對外貿易按美元結算就使日本企業產生了匯率風險的問題。把出口貿易由美元結算改為日元結算，就成了日元國際化的最初動因。（1）日元國際化的起步。1970-1980年，在日本的出、進口額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分別由0.9%和0.3%，提高到了29.4%和2.4%。70年代后期，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危機的發生，世界各國開始出現了日元需求。面臨日元國際化的發展，1978年12月，大藏省提出了“正視日元國際化，使日元和西德馬克一起發揮國際通貨部分補充機能”的方針，并采取了“大幅度緩和歐洲日元債發行方面的限制”和“促進日元在太平洋地區流通”等政策措施。（2）日元國際化的迅速發展。到了80年代，日本在金融自由化和資本項目自由化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關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國際化的現狀和展望》政策報告的提出，正式拉開了日元國際化戰略的序幕。1990年，在日本出、進口額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各為37.5%和14.5%，分別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個百分點；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的比重也升至8.0%，超過了英鎊3.0%的1倍以上。由此，世界就出現了美元、日元和西德馬克“三極通貨體制”開始發展的趨勢。（3）日元國際化的最新進展。進入90年代，由于日元經濟的停滯和倒退，日元國際化已處于了明顯落后的狀態。國際貿易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各國外匯儲備中日元比重和銀行對外資產中日元資產的比重均不同幅度下降。針對這些問題，1996年11月，橋本政府提出了標新立異的“金融大爆炸”，意在徹底改革金融。1998年4月，按“自由、公正、全球化”的原則，日本政府全面推進了金融改革，其重點是改變傳統的金融保護行政，在金融領域引入競爭機制，實現金融機構的改革和重組。這樣一來，既為日元國際化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又對日元國際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3.日元國際化的特點。日元的國際化在其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特點。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日本是在美國的壓力下，從1980年開始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日元國際化和金融資本市場的自由化同步迅速發展，歐洲日元市場的放開和東京離岸市場的建立是日元國際化的關鍵步驟；在其經濟鼎盛時期,世界貿易中對日元的需求大量增加，日元的國際化進程是自然發展的。但是在日本經濟出現衰退后，日本政府開始積極地推動日元國際化的進程，借助日元國際化的進程帶動國內金融改革，改變了日本經濟二重結構的特點，從而提高金融業的效率。
六、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選擇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美元的國際化路徑主要是依賴全球性匯率制度安排來，歐元國際化路徑依賴的是貨幣聯邦制的區域性制度安排，日元國際化路徑依賴的是實體經濟發展與金融深化政策。
美元國際化的模式具有歷史的特殊性，歷史賦予了美元許多先天優勢，這是其它任何貨幣都無以比擬的，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成就了美元經濟超級大國的夢想，同時也奠定了美元國際化的政治經濟基礎。今天，任何其它貨幣想通過國際制度安排實現國際化幾乎是不可能的。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的均衡中，對于人民幣的國際化來說，美元路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實施必須立足于現實，目前存在的一個情況是“一個國家四種貨幣”，即大陸、港澳臺兩岸四地有統一的國家，而沒有統一的貨幣。VonFurstenberg,GeorgeM.Geneva(2002)研究指出,回溯18世紀和19世紀,北美殖民地和意大利城邦內部貨幣統一的歷史表明,單一國家復本位貨幣最終是不可維持的。因此，整合“一國四幣”可以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初始選擇。但是這個整合過程在最初階段很難包括臺灣地區，因為兩岸巨大的政治分歧是貨幣一體化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礙。有學者指出政治上的分歧并不能成為阻礙經濟合作的條件，并以歐盟為例，指出歐盟內部有的國家政治分歧很大，但并沒有阻礙歐元的一體化進程，因為這是經濟規律的使然。但是通過歷史考察，我們不難發現，歐元一體化的成功恰恰是因為歐盟各國在政治上就貨幣合作問題首先形成了共同的理念，并達成了高度統一，從而即使存在其它的政治分歧，也不足以影響到貨幣一體化的進展，最終才確保了歐元的誕生。目前我國兩岸雖有密切的經濟交往，卻缺乏基本的政治對話，更別說就貨幣合作問題達成一致了。因為政治上存在的障礙，使我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首先在大陸和港澳地區實現貨幣的統一。這種情況下，歐元的模式無疑是我們最優的選擇，即實現貨幣的統一。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中，各個國家的貨幣即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其目的都是為了確保本國經濟的競爭力，提高本國的經濟實力。因此人民幣的領域不僅限于中國區域范圍內，而必須與我國的經濟擴張相適應，積極“走出去”，這就是人民幣的國際化戰略。在這個層次上，日元的國際化路徑值得我們借鑒，同時這種模式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總體上，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領域的作用有限，人民幣的國際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只能是區域的國際化。參照日元國際化的路徑，一方面發展國民經濟，并確保經濟的強勁發展勢頭，從根本上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另一方面，通過人民幣國際化來實現金融改革的深化。人民幣國際化首先應該是區域范圍內的國際化，在東盟10+1的經濟合作框架內逐步謀求貨幣合作，可以固定各自的匯率，對外聯合浮動，時機成熟后，可以用強勢的人民幣替代其他的貨幣或以人民幣為主導創造單一貨幣實現貨幣統一。其次可以在東盟10+1的基礎上拓展到東盟10+3，聯合日韓。屆時，人民幣將真正成長為具有深遠影響力的國際貨幣，就如同歐元對于歐洲、美元對與美洲一樣。
上述人民幣國際化的兩種路徑是兼容的。對于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同時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路徑選擇，這是由我國的特殊國情決定的。在一國統一的情況下，整合“一國三幣”實現貨幣一體化，應具有比歐盟各國更得天獨厚的條件。同時，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戰略來說，決不可能僅僅限于一國區域內的貨幣整合，人民幣的舞臺是世界的。因而在區域范圍內走“日元模式”，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最終實現以強勢貨幣支撐我國強勢經濟的發展戰略。“一國三幣”整合的成功，將增強人民幣自身的整體實力，必將有力推動其在更大空間范圍內發揮作用，加快實現國際化的進程。當人民幣在東南亞、東亞、整個亞洲等范圍內成為一種關鍵貨幣，并發揮主導作用時，這時可以很輕松的整合一直以來游離于人民幣勢力范圍的臺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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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理學從管理出發，將心理學的原理和成果與其他相關的學科成果應用到管理活動中，分析和研究人的心理活動和行為規律，研究組織管理活動中的社會心理現象，以及個體、群體、領導、組織的具體活動的規律性。它包括豐富的內容，涉及組織管理中的各種心理問題，探索激勵人的心理和行為的各種途徑和技巧，提高對人的行為的預測、引導和控制，是以調動人的積極性，協調與建立組織良好的人際關系，在實施管理的過程中注意不斷滿足人的心理需要，進而發揮組織成員的主動性、創造性，提高工作效率，優化組織效能為目的的學科⋯。有明確的研究對象和學科性質是各門科學獨立的標志，管理心理學是心理學的分支學科，也是管理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管理心理學是建立在心理學、行為科學、社會心理學、系統科學、管理學、經濟學等學科基礎之上，并運用這些學科的理論、方法研究管理中的心理現象的一門學科，因而也是一門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邊緣性學科，是一門應用心理學科J。概括地說，管理心理學要義是以組織中的人作為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如何調動人的積極性的學問。
2管理心理學的學科特色與應用價值
(1)學科特色
任何組織都是由人組成的，任何組織又都是離不開管理的，管理是追求效能的，管理的主體是人，而管理心理學研究的是組織管理活動中個體、群體、領導、組織心理和行為規律的發展。這就表現出這一學科對人類生產和生活的涵蓋性、維度和寬廣的應用空間。管理心理學重視組織中個體心理與管理的關系，重視組織中群體心理與管理的關系，重視領導心理與管理的關系，重視組織心理與管理的關系。可以說，它的發展是所有組織成員的需要，所有管理者的需要。現代化的組織處于社會這個開放的復雜系統中，無時不在與其他組織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管理心理學注重與外部組織的聯系，注重與外部組織人的聯系，使組織在社會復雜系統中達到自適應。一個理論如果沒有特色，就沒有地位；沒有基礎，就沒有水平；沒有應用，就沒有發展。管理心理學可以說具備了特色、基礎和應用幾方面的特征，尤其是管理心理學的產生和發展的基本點，正是對“組織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這一認識。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系列個體、群體、組織等亟須解決的理論課題和現實問題，呼喚新的研究成果為之服務。需要是理論發展的動力。管理心理學發展和應用空間廣闊，特色和魅力彰顯。
(2)開發人的潛能。調動人的積極性
人具有物質和精神雙重屬性。德裔美籍思想家，著名的精神分析醫生E．弗洛姆(E．Fromm)曾指出：“心理學的進步并不在于把稱之為‘自然”’的領域和稱之為‘精神“的領域相區分，而是從‘物質一精神’的整體上把握人。”‘‘人，認識你自己”這句名言，成為歷代心理學家為之奮斗的目標。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人有巨大的潛能，這種潛能需要開發。對于每個人來說，充分挖掘人的潛能，是創造積極人生、走向成功的重要條件。創造力是人類巨大潛能的表現。據研究表明，用來進行心理活動的大腦容量有100億個比特，可以裝下全世界圖書館的藏書內容。《美國心理學會年度報告》載，任何一個大腦健康的人與一個偉大的科學家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們的差別是用腦程度和方式的不同，而這個鴻溝不但可以填平，甚至可以超越，因為從理論上講，人腦的潛能幾乎是無限的。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在《行為管理學》中得出如下的結論：按時計酬的員工僅能發揮其能力的20％～30％，而受到充分激勵的員工其能力可發揮至8O％～9O％。可見，調動人的積極性是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在現代組織管理中，應用心理學研究成果，會有效地發現和開發員工的替能，提升員工的創造力，進而使組織中的人往和合作達到1+1>2的效能。把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應用到管理，為開發組織中人的潛能，進而提高組織的管理效能提供了理論基礎。
(3)提升管理現代化效應。順應經濟全球化
現代化管理，是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是現代化的管理，科學的管理，它同單憑個人主觀臆斷的管理、經驗主義的管理，單純依靠行政手段進行的管理是不同的。隨著經濟全球化，管理的內容越來越復雜，生產的社會化已超越了國界，分工協作也從組織內部、國內組織之間向跨國之間發展。跨國公司作為與現代化生產相適應的組織形式，在全球經濟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跨文化交流在全球經濟化過程中是必須面對的。了解民族差異的管理者在與其他國家的人共同工作時，可以適時地調整管理風格，使組織中的人為實現組織目標和自身目標而努力工作。例如，他們知道英國人很注意保護自己的隱私，所以會避免問英國人個人問題；而希臘人對個人問題卻是可以接受的，這表明你對他感興趣。管理心理學在發展中關注了這些新課題。在經濟學教科書中，人被抽象為勞動力，并被作為與資本、土地地位等同的生產要素；而在管理心理學中，人性假設理論是基礎兒n叭。美國管理心理學家道格拉斯·麥克雷戈認為，在每一個管理決策或每一項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須有某些關于人性本質及人的假定。管理的主體是人。管理心理學強調推行“順乎人性“的管理，強調尊重員工的心理和行為規律，增進與組織員工的感情聯系；強調各種激勵機制，滿足職工的各種合理需要去激發人的積極性、創造性；強調根據人的個性差異有效配置人力資源，人盡其才；強調民主管理，提倡員工參與決策和管理；強調管理是種服務。管理心理學的研究，對于順應全球經濟化，提升各類組織的管理現代化效應，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都是彰顯的。
3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學研究新視野
我們正處在瞬息萬變的時代。從2O世紀9O年代蘇聯解體，到計算機網絡風靡全球，從亞洲經濟危機和復蘇，到歐洲統一貨幣，跨國集團、跨國組織的跨國經營，促使全球經濟朝著全球化的方向發展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流動和配置的加速是經濟全球化的突出表現，主要表現形式為跨國經營模式。一個大的企業公司往往在其他國家、地區開設子公司，如可口可樂要在4O多個國家和地區行銷。經濟全球化促進了跨文化交流。民族文化是有差異的。跨國組織中的跨文化差異對組織中個體、群體及組織自身正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學科研究要為時展服務。管理心理學在這場變革中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并呈現出新的研究特點。我國學者凌文輇、鄭曉明等撰文概括了近2O年管理心理學的研究特點和發展趨勢：管理心理學的研究從個體理論向整體組織理論擴展；在理論發展上，重視吸收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在學科體系上，更強調組織的動力學和人力資源的系統開發；在研究領域方面，突破了傳統的框架，管理培訓與發展、工作業績評估、管理決策、組織文化、跨文化研究已成為熱門領域，并取得了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學的研究出現新的研究視野：
其一，重視精神和物質激勵有機結合的研究。激勵問題是管理心理學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自管理心理學誕生以來研究最多的領域，曾產生了內容學派、過程學派及行為學派等諸多理論。進入2O世紀8O年代以后，雖然很少有新的激勵理論提出，但在前人的基礎上，越來越重視激勵研究的應用性和可操作性。新型的激勵是賦予員工更多的權利和責任，使員工意識到自己也是組織管理者，進而發揮自己的自覺性、主動性和首創性，充分挖掘自己的潛能，實現其自身的人生價值和對社會的貢獻。正如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在《未來的激蕩》一書中所說，“人類正從一種飽肚子的經濟走向心理經濟。”當代管理思想家、英國商學院教授韓迪(C．Handy)特別提出“企業會員(membership)的概念，強調建立組織與個人之間的心理契約。他認為，如果員工被視為企業的“工具”，無論再怎么賦予員工活力，充其量只能增進效率，而無法對企業的長遠發展有更進一步的貢獻。只有將員工看成企業的會員，給予他們決定企業未來的權利，他們才會將自己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連在一起。正如美國學者馬斯洛等認為的那樣，追求需要是人類的一種本能，追求各種需要的滿足，是人類的天性。員工進入組織工作，為的就是組織能夠提供機會滿足需要。人，都是需要被激勵的。唯有受到激勵，人才有干勁，盡其所能，甚至于不眠不休。員工在組織所受到的激勵，大致可分為兩類，即外附激勵與內滋激勵。外附激勵如公司的政策和公司的管理以及待遇、工作保障等；內滋激勵如工作的認可、工作的成就、工作本身是否符合個人的能力與興趣和發展等J。提供外附激勵與內滋激勵，也即是物質激勵一精神激勵相結合。管理心理學的新發展更加重視人在組織中的這種物質與精神的雙需求。
其二，重視組織文化建設和學習型組織建設的研究。組織文化是組織的個性，是組織的核心價值。培育充滿創新精神的組織文化離不開組織人員能力的培養和發揮。為了有利于創建一個基于能力的企業文化，應該盡一切努力確保新聘用的管理人員和員工具備更多的能力。傳統的企業一般只重視規章制度建設，而新型管理還同時強調組織文化建設和學習型組織建設。每一個成功的企業必定有自己的企業精神，用一種共同的價值觀來熏陶全體員工。獨特的組織文化和學習型組織建設，正在全面影響著現代組織各項管理職能的實現和組織效能的發揮。在跨文化和本土化的組織文化中，全球經濟化帶來的組織管理中的人際交往和文化摩擦等問題，已引起學者的廣泛注意。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知識的積累和創新，使現代組織更加重視對知識和人才的管理，終身學習的理念已蔚然成風。在管理心理學的新視野中，把現代組織看成是學習型組織，要求員工不斷獲取新知，發揮知識或團隊的整合效能。學習型組織是通過培養彌漫于整個組織的學習氛圍。充分發揮組織成員創造性思維的一種高度柔性、符合人性發展的組織。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彼得-圣吉在《第五項修煉》中，把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團隊學習、系統思考看作是學習型組織的技能。傳統組織把人看作是管理的客體，對人的假設是“經濟人”；學習型組織則把人既看作是管理的主體，又看作是管理的客體，對人的假設是“學習人”。美國排名前25家的企業中，幾乎全部是按照學習型組織的模式改造的。
其三，重視以人為本和人文關懷相滲透的領導方式轉型研究。傳統工業管理，往往“管理過度”而忽視對人的關注。現代組織管理需要領導方式轉型，關注組織中人的發展，讓每個成員都有參與管理的機會。美國學者布萊克和穆頓在《管理方格理論》中描述了對人的關心程度和對生產的關心程度五種風格，證明對人的關心程度和對生產的關心程度最高的9．9型管理方式，是現代組織管理最有效的。現代組織與個人之間、領導與被領導者之間呼喚一種心理默契。這種心理默契，無疑是建立在以人為本和人文關懷相滲透的領導方式轉型的基礎之上的。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乃管理行為之本質，文化激蕩、管理創新、激勵行為，乃世界進化之動力¨。以人為本、人文關懷應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相互尊重和認同。人是有情感的，情感是人對客觀事物的態度和體驗，人文關懷是對人的情感和內心世界的敬重。無論是領導給員工過生日，送蛋糕，還是節假日到員工家中慰問；無論是領導的一句夸獎，還是領導輕拍一下員工的肩膀，都會給員工一種情感上的慰籍。對員工表示私下的人文關懷，會產生出乎意料的效果。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總裁專程去醫院探望生病的公司推銷員的妻子的案例，已被收人多本教科書。
1 當前中職會計電算化教學現狀
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企業在管理信息化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信息化的提升直接導致我國企業在ERP應用方面出現一個新的。ERP的應用給高校會計電算化教學方面帶來很多的好處，但是由于我國在ERP環境下會計電算化實踐教學模式還不是很成熟，所以也存在很多問題。
1.1 教材和教學內容的不合理
目前中職院校在會計電算化教材選擇上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市場比較混亂，教材內容跟不上當今社會計算機技術和會計技術的發展速度，沒有及時地朝以網絡為基礎的ERP環境下的會計電算化方面轉變，而且大部分教材都呈現兩極化的缺點，一類是偏理論化，缺少相配套的實務操作說明；另一類就是偏實務操作，缺少必要的理論知識。這兩種情形都會導致教師在教材的選擇上比較主觀，那么教學內容也必然不規范、不穩定、不合理。
1.2 實訓缺乏綜合性和應用性
在目前的會計電算化實訓教學過程中，只是進行了單個項目的分模塊實訓，而缺乏模擬企業會計業務實景結合財務軟件進行的綜合訓練，很難使學生更好地掌握如何將企業中會計業務運用財務軟件進行完整的賬務處理。另外，如今軟件、硬件發展速度十分迅速，這方面的投資金額較大，如果實訓室建成投入教學應用，在短期內將不會被再次更新。然而不更新的軟硬件又很難跟上不斷快速發展的科技，從而不能滿足當下先進的教學要求，由此可見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很大的障礙。
1.3 教學師資隊伍建設滯后
由于經濟、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ERP對會計電算化教學提出的挑戰，教師人員自身知識不能很快得到更新，這也嚴重影響了會計電算化教學的開展。好多教師接受教育畢業后直接從事教師工作，嚴重缺乏社會實踐經驗和會計實戰經驗，因此致使能夠幫助企業實施會計電算化系統和咨詢服務的專業教師極少。這樣，就不能把握住企業ERP最新的脈搏與市場，就很難教育出與市場接軌的人才，學生走入市場的能力大大減弱。
2 如何提高中職會計電算化教學水平
在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伴隨我國會計制度的不斷改革以及ERP的高速發展與普及，中職會計電算化人才的培養當然也要適應時代的發展。中職會計電算化的教學要跟上企業信息化發展的步伐，必須及時轉變教學觀念，調整教學內容，充分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最大程度地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高素質的復合型會計電算化人才。
2.1 確立適應ERP時代要求的教學目標
隨著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包括會計軟件在內的管理軟件也得到了迅速發展，單位對于信息化的人才要求也越來越高，除了能使用軟件對會計業務進行正確處理外，還要會借助軟件及其管理知識對經濟業務活動進行財務分析、預測、控制及決策。因此在ERP環境下，中職院校會計電算化課程的教學目標應該是：通過全面地介紹計算機會計信息系統的知識，使受學生學會如何實現和管理企事業單位會計電算化，為將來處理財務管理中的實際問題打下初步基礎。
2.2 整合教學內容
現階段，會計電算化教學落后于市場實際需求的狀況普遍存在，為了順應財務軟件功能的升級與拓展，以及市場對會計專業學生實際能力需求，需要中職會計電算化教學更新會計電算化教學內容。當前，用友、金碟等財務軟件應用廣泛，中職會計電算化教學應以這些主流軟件為平臺，對會計專業課程教學內容進行更新與整合。首先，對教學內容進行拓展，在開展財務會計方面內容教學同時，有意識的整合供應鏈以及財務分析方面教學內容。此外，將會計電算化課程與其它課程進行科學整合，借助ERP軟件功能，將會計電算化課程與財務會計、成本會計等課程內容有效整合。再次，認識到計算機能力對會計電算化課程的強大支撐作用，強化會計電算化課程與計算機課程之間的聯系，關注學生計算機系統操作以及維護能力的提升。最后，強調電算化實訓教學內容設計，既要滿足夠用、實用的原則，又要突出實踐教學內容，其中包括如會計日常業務處理，會計軟件安裝維護等內容。
2.3 豐富教學方法
ERP環境下中職會計電算化的教學必須要豐富教學方式，教師要根據教學實際，改變以往枯燥無味的教學模式，采用靈活化的教學方式。教師可以充分利用多媒體的教學優勢，對財務案例、軟件操作進行分析和演示，使較為抽象的財務問題變的生動形象，活躍課堂氛圍，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使學生積極主動的參與到學習中。另外，教師也可以采用體驗式的教學方式，引導學生扮演企業中不同的崗位角色，承擔不同的工作職責，模擬真實化企業經營管理。在體驗過程中，學生采用不同的經營策略，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對問題進行解決。通過學生的親身實踐，可以為今后的就業奠定一定基礎。
2.4 加強師資隊伍的建設
加強師資隊伍的建設，并確保教師在綜合業務方面的素質得到提高，具體方法為：
（1）外聘專業人員
在學校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從企業及軟件公司聘請一些專業人員以講座的形式對學生進行指導，另外，可以組織學生到企業中進行參觀學習，特別是去會計事務所對記賬業務的學習。
（2）提高教師的實際應用能力
可以組織教師到企業的會計崗位進行調研、考察及學習，只有當教師具有更加豐富的實戰經驗，在教學中才可以更好地對學生進行指導。
【關鍵詞】標準化 經濟學 公共物品 體制機制
近100 多年來，時生巨大變化，科技進步以及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極大改變了經濟社會形態，同樣深刻影響著近代標準化的發展。但是，與時代的快速進步相比，標準化理論和方法創新步伐較慢，出現諸如標準制定周期長、速度慢、修訂不及時、標準老化、跟不上科技發展步伐、滿足不了個性化需求等一系列問題，理論和實踐面臨新挑戰。現有標準化理論的總體架構主要以傳統工業標準化為基礎，對標準化對象、目的、手段、方法的認識，特別是對標準化管理體制機制模式的研究也主要以工業標準化為邏輯起點，亟需創新。
近年來我國標準化體制研究，主要以標準化技術和管理特性為主線，借鑒發達國家管理模式，未充分考慮我國國情，理論科學性和實踐指導性都存在不足，以致目前對標準化體制改革仍未形成普遍共識，對政府規制與市場競爭、強制性與自愿性、國家標準與行業標準、標準與法規等重大問題，仍存在較大分歧。
標準作為經濟社會活動的技術依據，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除技術屬性外，還有明顯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屬性特別是制度屬性，對其管理體制研究，必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在承認標準化理論自身特性的基礎上，打破學科邊界，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特別是經濟學的知識體系，重點從“標準作為制度”的新視角進行研究。
本文的研究框架嘗試運用經濟學理論，從新的視角思考標準化管理體制機制問題。
一、內容及目標
本文研究對象僅限于國家、行業、地方標準這三類標準（不含國際標準、企業標準、團體標準等其他類標準）。運用經濟學有關基本原理，研究標準的屬性、作用和標準化的基本原理，界定標準化管理中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厘清強制性與自愿性標準、標準與法規的關系，明確各級標準及標準化各類各級管理機構的定位，優化標準化管理運行機制。基于研究成果，為標準化管理體制改革提供理論支撐和政策建議。
二、方法及路徑
1.基本假設
標準屬于公共物品，標準化管理屬于公共管理范疇。即使將標準作為準公共物品看待，亦主要考慮其公共性，兼顧其私人性。
2.研究方法
一是理論分析。運用外部性原理、成本收益分析法、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制度變遷理論等，建立對標準及標準化的理論分析框架，分析演繹標準的屬性，推導與之相適應的管理體制機制。二是對比分析。結合國外標準化管理體制模式和中國國情進行對比分析和歷史比較。三是實證分析。結合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的制度變遷規律，對標準及標準化管理的典型案例進行實證分析，如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等。
3.研究路徑
收集、整理、評估以往國內外標準化體制研究成果；運用經濟學理論，圍繞標準的起源、定義、屬性、作用，政府與市場、強制性與自愿性、國家標準與行業標準、標準與法規的關系進行理論分析；結合理論分析，進行國內外橫向比較分析、歷史縱向比較分析和實證分析；提出標準化管理體制改革的幾種供選擇的總體設計，并運用制度變遷理論分析評估其可行性，提出體制改革的政策建議和操作路徑、步驟、方法等。
三、初步分析框架
1.標準屬于公共物品
標準的使用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即一個人對一個標準的使用并不減少它對其他人的供應，這符合經濟學公共物品的經典定義。從成本收益分析看，一個標準的制定成本有限，制定后在一定周期內維護成本也有限，而標準被廣泛采用，其內含的經驗、知識、技術成果得以廣泛傳播、復制、共享，使用者支付的成本很低，幾乎近于零，相比其制訂和維護成本而言，帶來的收益雖無法精確計量，但理論上可以無窮大，并且增加一個人對它的使用，其邊際成本接近于零。基于這些特點，對標準的制定者而言，除了對出版的標準收取一定且少量的版稅外，無法對使用者的收益進行精確計量并收費，而且使用標準產生的收益歸于使用者，不歸于制定者，產生外部性（主要是正外部性），導致市場機制失靈。
以上這些表明標準的公共性而非市場競爭性的特征十分突出。
2.新的視角看標準及標準化的起源、發展、作用及內涵
結合標準及標準化的現在定義，標準是技術和管理的綜合體，是一種制度形式，標準化是一種規制。把標準當作制度，從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看標準及標準化的內涵。
（1）標準的起源及發展。用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起源的分析框架，結合最早的人類標準形式及其演進，同樣可以分析標準的起源及發展。標準的產生源于人類早期的生產和交換，通過貨幣、生產工具等的標準化，降低生產費用和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尋成本、達成和執行契約的成本）。隨著專業化生產和分工的發展，如手工業發展以至工業革命，市場規模擴大，交易日益復雜，信息不完全或不對稱加劇，交易不確定性增加，交易成本大幅度上升。在這一進程中，標準化一方面通過廣泛共享與應用人類科學技術成果和實踐經驗而降低生產費用，另一方面通過合作促進協調一致而大幅度地降低交易成本。由于經濟上的合理性，標準及標準化得以產生和發展。
（2）標準及標準化的作用。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看，對標準及標準化作用有以下新認識：傳播、共享科技成果、知識、經驗，降低知識搜尋消耗、重新學習的成本，節省稀缺的智力資源，從而降低決策成本和生產成本；降低信息搜尋成本、信息不完全不對稱狀況，從而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可預見性、預期一致性和信任，防止混亂和任意行為，降低風險和客觀不確定性的約束。
（3）標準的含義。標準是為了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和共同效益，由公認機構批準的共同遵守和重復使用的一種規范性文件，是一種低成本學習、共享、應用科學技術成果和實踐經驗等人類綜合文明成果，并通過事先協商一致從而大幅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率的規制方式。
（4）標準化的含義。標準化是制定、實施標準，以低成本方式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和共同效益的過程。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標準屬公共物品，標準化活動屬公共事務，標準化管理屬公共管理，應由政府為核心來提供；標準具有外部性，市場機制失靈，必須更多地依靠政府等公共組織發揮作用；標準供給具有一定成本，而標準實施收益又不歸于供給方，成本收益歸屬不統一，因此在標準供給上缺乏內在的激勵機制，不能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只能由公共組織來承擔。因此，標準化應強化政府為核心的公共組織作用，而不應將標準化活動片面地作為市場競爭行為，弱化甚至取消政府宏觀管理，而將標準及標準化推向市場，走所謂市場化的道路。
3.標準化公共管理制度構建
標準的公共物品屬性解決了標準定位問題。在具體的標準化活動中，由于利益主體的多元性、利益問題的復雜性和利益沖突的客觀性及不可調和性，標準化管理需要借助法律的制度安排，把各方利益納入法治原則下加以制約和激勵，以實現各方權利義務和利益關系的平衡。這也是標準公共物品屬性能夠得以實現，各主體作用有效發揮的制度保障。
4.涉及體制的幾個重要問題分析
（1）強制性標準。強制性標準作為標準的一種特殊重要形式，應更加突出其公共性，作為純公共物品看待，強調公共利益、公共權力和公共責任，強化政府主導作用；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強制性標準是為實現安全、環保、健康等社會基本公共利益的一種低成本方式，它在這些重要領域比推薦性標準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可進行實證分析。
（2）行業標準。行業標準是我國歷史形成的較為特殊的一類標準形式。一方面，從經濟學角度，可進行行業標準與國家標準的成本收益比較分析，評估其是否存在經濟上的合理性，進而指出改革方向。從現實看，多出行業標準一個層級，增加了標準體系的復雜性，容易造成標準的交叉重復矛盾，增加了全社會的交易成本，不具經濟上的合理性，長遠看應予取消。
（3）標準版權。標準作為一種公共物品，尤其在由政府主導標準化的國家，理論上應不存在版權及收費的問題，但是否收費關鍵要看標準使用及受益方的范圍、公共財政的可承受性等因素。目前，強制性標準已明確其法規屬性，沒有版權保護，免費提供；推薦性標準有專有出版權，標準文本有償獲取。這可以解釋為，在公共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公共服務可以適當收取費用，否則只能增加稅收，而標準的使用和受益方并非全體社會成員，增加稅收不公平，向受益方收費既公平又可行。
四、改革方案設計
根據理論、實證、比較分析等，明確標準屬性、標準分類分級設置、各方主體職責定位及相互關系等，設計我國標準化管理體制改革的方案，包括目標、內容、路徑、步驟和方法等。特別重要的是，要運用制度變遷理論，對體制改革進行理性分析和把握，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按照帕累托改進原則，減少改革成本，增加改革收益，盡量不損害既得利益，堅持漸進性改革，誘致性和強制性變遷相結合，推動制度變遷進入良性循環軌道。
參考文獻：
[1]李春田.標準化概論（第四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上海市標準化研究院等編.標準化實用教程.中國質檢出版社（中國標準出版社），2011.
[3][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8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
關鍵詞:對外貿易 產業集聚 Krugman-Livas模型
■一、理論淵源
對外貿易屬于國際貿易理論范疇,最早可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經過歷代國際經濟學家的發展已是經濟學分支下最成熟的學科,但是有關空間區位的區位理論卻由于一直不能建立,一般的經濟學均衡分析框架而長期以來游離于主流經濟學界的邊緣,正如伯特爾?俄林所說的那樣“每個撰寫經濟學論文的作者……在分析問題時候都或多或少地考慮時間因素,但是對于空間因素,最初只有在考慮租借理論時才提到,而且在其他理論中基本被忽視”。中間盡管也有艾薩德、亨德森等天才經濟學家做出過嘗試和努力,一度創立了區域經濟學、城市經濟學,但是由于空間理論的復雜以及建模方法的局限,始終不能成為成熟的經濟理論。
但貿易理論與區位理論本是“同一硬幣的兩面”。俄林也強調只有產業區位論和貿易理論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解釋產業區位和區際貿易問題,為此他在《對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看法》一文中指出:“國際貿易理論是接近于區位理論的……區位理論比國際貿易理論更為廣泛,貿易理論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區位理論的一小部分。”克魯格曼更是在普及新經濟地理學的小冊子《貿易與地理》里直截了當地說道“國際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之間的界限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了”,并舉歐洲1992年的例子作為說明。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城市作為產業集聚的一個極端例子,考察城市經濟學與國際貿易政策之間的關系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事實上許多對外貿易影響國內地理的研究正是從城市經濟學中開始的。
Williamson(1965)等就證明了對外貿易的發展會打破大城市的主導,打破城市的主導也即說明對外貿易會在總體上促進產業從大城市向周邊分散。Henderson研究了韓國隨著對外經濟的開放,其制造業如何從首爾分散到周邊地區。Ades、Glaeser(1997)在分析了85個國家后發現:一個國家最大城市的人口與該城市的進口份額成反比,與關稅水平成正比,這從一定程度上說明經濟一體化(貿易自由化)能促進產業區位的分散。Krugman(1991a)考察了歐盟和美國的制造業分布情況,通過構造地區(國家)差異指數得出結論:歐盟的成立雖然能促使歐洲市場的融合,但是和一個統一的聯邦國家美國相比,其內部還是存在著明顯的貿易壁壘,這使得歐盟的產業集聚度較低,進而專業化程度也較低。
在國內,Hu(2002)通過對中國制造業數據的模擬發現:隨著經濟的開放,制造業的總體集聚程度在增加,并且向沿海地區集聚。葛嬴(2004)通過對1985年到1999年數據的研究,證明在接近國外市場的沿海地區,高度依賴外貿與外資的產業集聚對外貿易成為推動產業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黃玖立(2005)、趙偉(2007)也認為對外開放對中國制造業區域集聚具有正相關關系。
然而,漢森(Hanson,1993)認為在墨西哥實行進口替代戰略時,大部分工業集中在墨西哥城周圍,當《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簽訂之后,墨西哥貿易自由化進程加速,墨西哥的工業開始從墨西哥城分散并遷向北部地區。
■三、結論:Krugman-Livas模型
Krugman-Livas模型來自克魯格曼等受到漢森的墨西哥案例的啟發,建立了理論模型:如果一國的制造業服務于一個狹小的國內市場,這個時候產業的前向和后向聯系就會發揮強大的作用,最終導致墨西哥城這樣的超級大城市出現。該模型可以推導出很多有啟發意義的結論,如:國內地區之間存在層級結構;貿易自由化在使人口分散的同時也促進某些產業的集聚;貿易可以導致內部經濟地理的重新組織,它既在總體上促進制造業活動變得更加分散,同時又促使某些產業產生集聚。從理論角度看,運用此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和基于此模型的演化形成的文獻比較豐富,如果Murata(2005) 、黃玖立(2009)等,可見此模型的解釋性、適用性及拓展性較強。
對外貿易的長足發展,中國國內產業集聚也越來越明顯:制造業、服務業越來越向東南沿海集聚,形成了目前的東-中-西橫向差異化格局,而這些地區恰恰符合兩國三地的對稱模型――Krugman-Livas模型的核心假設條件:兩地的對外貿易成本(距離)可以近似認為是相等的。
參考文獻:
[1]Ades, A.F and E.L Glaeser, 1997, ‘Trade and circuses; explaining urban gia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Henderson, J.V ,1999, ‘The effects of urban concent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Brown University
關鍵詞：產業集群 購買者
驅動自主品牌創新
自組織理論。
自從邁克爾·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一書出版后，世界各國不斷加強對于產業集群的關注，產業集群逐漸成為廣大經濟學論文" target="_blank">經濟學家研究的焦點之一。本文以水平聯系為主的集群內中小企業自主品牌創新行為作為研究對象，著重分析集群環境對于群內企業自主品牌創新的推動作用，并結合自組織理論演示企業品牌創新的各個發展階段。
1產業集群的動力機制。
全球商品鏈（GCC）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格雷菲（Gereffi）等人在對全球產業轉移和分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生產者驅動和購買者驅動兩種商業鏈運行模式。格雷菲在1999年指出，目前在世界范圍內，有一股從生產者驅動模式向購買者驅動模式轉變的趨勢[1]。
生產者驅動型的商品鏈通常是大型制造商在整個商品鏈中占據主導地位，典型的有汽車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購買者驅動的商品鏈通常是批發商、大的經銷商和品牌商起主導作用，他們控制營銷部分，而把非核心的生產外放的一種外向型互助生產網絡模式。這種模式通常用于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逐漸融入全球價值鏈。許多片斷化的鏈條環節以地方產業集群的形式在發展中國家興起。產業集群的動力機制可延續全球商品鏈的思路，分為購買者驅動型和生產者驅動型。本文研究對象鎖定在購買者驅動型產業集群。
2自組織理論。
自組織是指一個系統通過與外界交換物質、能量和信息降低自身的熵含量，且在內在機制的驅動下，自身從簡單到復雜、從粗糙到細致方向發展演化，不斷地提高自身的結構有序度和自適應、自發展的過程[2]。
系統的自組織活動通常分為兩種基本形態：適應性自組與探索性自組。適應性自組是當外界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系統力圖通過改變自身的結構與功能去適應這種已經出現的變化的自組織行為。
探索性自組是自組織的一種高級形態，與適應性自組相比，它具有很大的自動性。其特征表現在當外界的干擾尚未正式到來之前，系統在以往經驗或科學預測基礎上所進行的“預調節”[3]。
雖然自組織理論至今未能形成一種完整規范的體系，但它深化了我們關于系統進化過程的認知。本文試圖運用自組織理論研究產業集群環境下群內企業品牌創新的行為，提出以購買者驅動的產業集群環境對于企業品牌創新有積極的推動作用的觀點。
3購買者驅動的產業集群內企業自主品牌創新行為。
國內外學者對于集群形成機理主要有外部經濟性，節約交易費用，專業化分工，知識溢出效應等觀點，在此不再贅述。研究表明，產業集群在吸引群外投資方面具有相對優勢，正是這種優勢帶給群內中小企業一個開放的環境。本文借鑒自組織理論，認為集群內企業自主品牌創新主要經歷由他組織到自組織、由低組織程度到高組織程度以及由簡單到復雜的演變過程。
3.1由他組織到自組織過程。
購買者驅動產業集群的領導公司主要有批發商、品牌經銷商以及品牌生產商[4]。在全球價值鏈中，這些領導公司通過掌握品牌等稀有資源來控制高附加值環節，把加工組裝等初等生產任務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區。因此，許多產業集群由委托組裝（OEA）或委托加工（OEM）開始發展起來。在此階段，群內企業的產品同質性高，并沒有形成核心競爭力，生產設計的主要驅動力來自于組織外部，即為他組織階段。
此階段中，群內中小企業一方面對領導企業保持著高依賴度，一方面又體會到價值鏈上的主要份額都集中在流通領域這個尖銳的事實，自有品牌的意識逐漸形成。他們通過貼牌生產累積技術和經驗，其組織結構和運行模式不斷自我完善，逐漸實現從他組織到自組織的過渡，即組織力來自事務內部的組織過程，從而進入自主設計和加工階段（ODM）。
總結：集群效應更易于吸引投資帶來開放性的環境，這為群內中小企業消化吸收先進經驗并將其移植到自主品牌提供了便利性條件。
轉貼于
3.2由低組織程度向高組織程度演進。
支配原理是協同學的基本理論，認為系統自組織一般只有很少量的序參量決定。支配理論同樣適用于解釋企業自主創新品牌的發展演進。自主品牌指不光有品牌，還擁有核心技術，并對品牌的發展具有決策權[5]。上個階段的消化吸收再移植的模式只是企業自主創新品牌的初級階段。由支配原理，少數序參量，如技術、人才、資金、市場、管理等要素決定著企業自主品牌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在自主設計和加工階段，這些要素之間的有效關聯還較弱，單個企業難以實現新品牌生命周期的延續，此時急需外部系統進行支持。此時集群的優勢再一次凸顯，集群更易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中介和行業協會的信息支持以及學校和研究機構的技術和人才方面的支持。另外，集群的知識溢出效應也會幫助促進群內企業的創新行為。
在ODM階段，企業品牌創新的自組織行為基本停留在適應性自組織的階段，即企業根據市場需求進行技術整合與產品設計。而本階段中企業能夠憑借集群的外部激勵作用而做到集成創新，較之上一階段已有實質性的突破。
總結：產業集群的支持系統推進了企業品牌創新行為由低組織程度向高組織程度發展，實現了品牌生命周期的延續。
3.3由簡單到復雜過程的演化。
耗散結構理論稱，系統需要不斷的與外界交換物質和能量，才能維持有序狀態，并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且不因外界微小的擾動而消失。在企業品牌創新行為實現適應性自組織后，即企業根據市場需求集成創新設計產品、豐富品牌內涵后，企業的品牌創新行為已經有了質的飛躍。具體表現為企業通過品牌創新獲得了更高的附加值，提高了市場占有率，并減少對區域品牌的依賴，逐漸區別于區域品牌，成為吸引外部企業進入集群的新動力。隨著產業集群的知名度及地位的提升，集群內的基礎建設勢必會日趨完善，吸引更多的資金和人才。在這個動態的不斷優化的外部環境中，企業為了維持有序狀態，始終與外部交換信息和技術，與外部共同提升。這使企業品牌創新能力由簡單向復雜的自組織過程演化，即完成探索性自組織，即企業能預測和引領市場需求，帶動產業向前發展，在此過程中企業的品牌價值提升。這種創新行為更偏向于自主創新中的原始創新，是創新行為的最高層次。
總結：產業集群具有單個企業所不具備的對外吸引集聚效應，能更快的實現外部環境的升級，為企業品牌實現關鍵突破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4結語。
本文在產業集群視角下，分析了購買者驅動型產業集群內企業品牌創新行為的自組織演進，并提出在品牌創新行為由簡單到復雜、由粗糙到細致發展上升的各個階段，集群效應為企業自主品牌創新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許多產業集群良性發展的同時，還有相當部分產業集群本身存在著低檔次產品競爭激烈的現象，產品缺乏知名度、各產業集群產品雷同缺乏特色，致使產業集群增長緩慢甚至衰退的狀況。產業集群應充分發揮其優勢，為群內企業提供開放性的環境，并在企業自主品牌創新的各個階段給予外部系統支持，推動企業品牌創新行為的深化發展，形成差異化的企業品牌網絡。與此同時，企業品牌會與區域品牌形成良性互動，提升產業集群的競爭力，形成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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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圖書情報學 研究方法 假設檢驗 實證研究 規范研究
中圖分類號： G250.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規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撐，圖書情報學同樣如此。圖書情報學的發展歷程充滿了坎坷和紛爭，在研究方法等基礎理論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雖然很多研究者都對此進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淺嘗輒止，形成了相當熱鬧但也相當混亂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識到方法論對于一門學科的發展非常重要，甚至將有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作為一門學科是否成熟的標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對于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達具有很強的隨意性，所形成的概念體系五花八門，不能很好地融入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論體系。因此，在整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概念體系，對于圖書情報學的健康發展及其在整個社會科學體系中學科地位的確立具有重要意義。
1 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層次
1983年，喬好勤[1]在《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三層次說，即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1985年，隨著吳慰慈、邵巍[2]在《圖書館學概論》一書中詳細闡釋了該論說，層次論逐漸得到學界的確認，并成為圖書情報學方法論研究的主流觀點。
遺憾的是，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將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層次論的三個層次，錯誤地理解為三類方法，并且由此開始了對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實，喬好勤[3]在《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一文中已經明確提到，哲學方法是一切科學方法的基礎，其他一般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都是哲學方法的具體體現，專門科學方法以哲學方法為指導，是一般方法論的具體化。金勝勇[4]也曾在《關于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門學科的科學方法論都是由哲學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專門研究方法三個層次所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其用以彰顯圖書情報學學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門學科的專門研究方法都是來自于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獨立于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層次之外的專門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圖書館學研究法及相關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是一個偽學術概念，建議圖書館學界停止使用。雖然筆者不同意王子舟將工作方法與研究方法合二為一的觀點（吳慰慈[6]曾在《關于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著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與工作方法的區別），但是并不反對王子舟所持的沒有專門研究方法的觀點。陳慧鵬[7]在《嬗變與回歸：論圖書館學專門方法研究》一文中雖誤讀了金勝勇關于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的態度，但是筆者卻非常贊同他的觀點，“專門方法的界定其實既無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歸研究實踐，結合具體問題探討研究方法，才能將方法論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設定的用以指導圖書館學研究實踐的軌道” 。
2 圖書情報學研究的科學哲學
如上所述，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是三個層次而非三類方法，準確地說，哲學方法并不是一種具體的方法，而是從哲學的高度對圖書情報學具體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種關照，它必須也必然要通過一般方法和專門方法來體現其方法論價值。很多研究者從辯證唯物主義[8]、歷史唯物主義[9]、本體論[10]、價值論[11]、發展觀[12]、歷史觀[13]、三個世界[14]、信息哲學[15-16]等不同角度對圖書情報學的哲學方法進行研究。但是筆者認為，討論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哲學方法，首先要討論的是圖書情報學研究所涉及的科學哲學。
金勝勇曾在《論科學哲學對圖書館學科學性的觀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種對圖書情報學研究起到重要指導意義的科學哲學[17]。其一是波普爾的證偽主義，“一切知識命題，只有能夠被經驗事實證偽才是科學的，否則就是偽科學（Pseudo-Science）”，基于這種思想，我們需要具有質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尋找反面例證，挑戰經典，懷疑權威。其二是庫恩的科學革命理論：科學的發展經歷著“前科學常規科學反常與危機科學革命常規科學”這樣一個循環過程，該科學哲學指導圖書情報學研究要勇于面對危機與挑戰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導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決了波普爾和庫恩所未能解決的“科學與偽科學的劃界”、“科學進步與知識退化區別標準”問題，并對理論研究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科學哲學為科學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運用一切具體方法的理論，為科學提供思想基礎，審視基本問題，檢驗基本假定[18]。圖書情報學研究者世界觀和方法論都發乎于某一種科學哲學，并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圖書情報學的研究活動。科學哲學為圖書情報學的創新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據一定的科學哲學才能尋找科學研究的精神動力和研究方向。
3 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邏輯
邏輯是思維、思維形式的規律，是指導人們所有思維活動的準則。圖書情報學研究作為一種高層次的思維活動，必然離不開邏輯，沒有任何一種科學研究能夠脫離邏輯，也沒有任何一種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邏輯。某些研究者將邏輯概括為圖書情報學研究的一種具體方法[19]的認識是錯誤的，因為那樣就意味著必然存在一些非邏輯的方法（即可以脫離邏輯的方法），這本身就不符合邏輯。
邏輯有兩種基本思維進程，即歸納邏輯和演繹邏輯，兩者都存在著不能克服的局限性。歸納邏輯的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具有或然性，即結論未必是可靠的；演繹邏輯雖然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卻強烈依賴歸納邏輯為其提供前提。科學研究在規避兩種邏輯局限性的基礎上，衍生出一種獨到的研究邏輯——假設檢驗。其基本步驟是：①通過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設；②運用邏輯推演，從研究假設中推導出一組經驗命題；③通過操作化過程將經驗命題和概念具體化為測量指標；④搜集有關資料；⑤整理與分析資料；⑥檢驗與批判研究假設，形成研究結論。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針對個人文獻進行等級劃分的分類系統進行了研究，其研究過程就遵循了假設檢驗的研究邏輯。
根據假設檢驗這一研究邏輯的基本過程，科學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體分為準備階段、搜集資料階段、分析資料階段和總結階段四個階段。其中搜集資料階段和分析資料階段是科學研究工作的核心階段，下文所討論的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類型和具體方法都是以這兩個階段的工作為依據的。
4 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類型
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一樣，圖書情報學研究也分為許多研究類型，研究類型與研究方法有著緊密的聯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將研究類型與研究方法混為一談[21]。在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過程中，只有準確定位研究類型，才能設計和采用更適當的研究方法。
4.1 調查研究和試驗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過程都包括搜集資料（信息）這樣一個核心階段。根據資料發生（信息源）的情況，可以將所有的科學研究分為調查研究和試驗研究兩大類型。如果資料（信息）獨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觀存在，無論存在于文獻中（包括網絡文獻）、人的頭腦中、還是自然界或人類社會中，也無論是已經發生過的還是正在發生的，都屬于調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員根據研究需要而“設計”或“制造”出來的，無論是在實驗室“設計”、“制造”出來，還是在特定的社會現場“設計”、“制造”出來，則屬于試驗研究。
由此可見，調查和實驗并不是具體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學研究的兩種類型。這其中，試驗研究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應用比較普遍，而在包括圖書情報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絕大多數研究都是調查研究。因此，經常有研究者將調查法概括為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是對調查研究的片面的、狹義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
根據研究的目的和性質，社會科學研究分為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兩種類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對象的狀態和情況真實地描繪、敘述出來，用以回答研究對象“是什么”或“怎么樣”的問題；解釋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題或假設為前提，運用假設檢驗的邏輯過程探討事物內部的系統功能或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對研究對象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做出明確的闡釋。解釋性研究根據研究具體著力點的不同又分為因果性研究和預測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對象“為什么是這樣”或“將怎么樣”的問題。
對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的研究類型劃分，往往被許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實上這種研究類型定位對于圖書情報學的研究十分關鍵。如前所述，以解釋性研究為代表的科學研究應遵循假設檢驗的研究邏輯，但純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設，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邏輯過程中，需將“提出研究假設”調整為“建立描述框架”，這將對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方法的采用產生重要影響，也因此決定著圖書情報學研究的研究過程。
目前單純的描述性研究已經越來越少，更多的圖書情報學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解釋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發點不同，兩類研究的區別還是非常明顯。例如，比較趙俊玲等人[23]在《國外數據庫商的數字保存行為研究》一文中對國外數據庫商的數字保存行為所進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試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評價標準》一文中對中文搜索引擎的相關評價標準所做的解釋性研究，楊文祥等人[25]在《對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與展望》一文中所做的關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描述與解釋相結合的研究，兩種研究類型對于研究過程的不同側重便顯而易見。
4.3 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類型，就不得不論及實證研究。當前，圖書情報學領域的實證研究讓許多研究者愛恨交加。曾幾何時，圖書情報學的傳統研究方式特別是關于基礎理論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視為“閉門造車”式的研究。雖然有些專家學者也嘗試用“思辨研究”的價值為傳統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當實證研究的浪潮襲來時，傳統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這股清新與混濁并存的大潮吞沒之勢。實證研究，顧名思義就是通過分析來自實踐的證據來獲得研究結論。當前圖書情報學界有些研究者對實證研究的推崇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單純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性[26]，卻置實證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資料的本質屬性于不顧，簡單地將實證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認為有龐大的數據支持或者構建了某個所謂的數學模型就是實證研究了。事實上，個案研究、實地觀察或訪談，這些以定性分析為主的研究類型或方法，才是獲得第一手資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實證研究的基礎。
此外，當我們討論實證研究時，經常忽略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同實證研究相并列的研究類型是什么，難道都籠統地稱作“非實證研究”嗎？偶有研究者將思辨研究同實證研究對應起來[19][26]，但這種觀點卻不能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必須從實證研究的邏輯基礎入手。實證研究通過搜集分析第一手資料從而得出關事物情況的普遍性結論，這是歸納邏輯在發揮作用。而同歸納邏輯“從特殊到一般”的思維進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繹邏輯，因此以演繹邏輯為基礎的規范研究應該是同實證研究相并列的研究類型。規范研究中的規范有兩種解釋，一是這種研究的結論經常以規范命題的形式表現出來，即得出“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的結論；二是規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繹邏輯的基礎之上，而演繹邏輯的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結論被視為可靠的（研究是規范的），這同建立在歸納邏輯這種或然性邏輯基礎之上的實證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稱為規范研究。
可以確定的是，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也是科學研究中相互支撐共同發展的兩種研究類型，而非兩種具體的方法。這兩類研究對圖書情報學的發展同樣重要，那種片面強調實證研究的經驗性或片面強調規范研究的理論性的認識都是非常荒謬的。圖書情報學界利用規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會磨滅，而實證研究的實證價值也會越來越受到重視。蘭開斯特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提出“無紙社會”的大膽預測[27]，并描述了圖書館與圖書館員的發展前景[28]，雖然有些預測并未如期實現，但他的研究被認為是“走在科學的道路上”[17]，而這樣的預測性研究顯然必須通過規范研究得以實現；而當前學界對于圖書情報事業發展中一些重大問題的分析，則必須通過實證研究才能夠得出符合客觀規律的結論來。
4.4 普遍研究、抽樣研究、典型研究和個案研究
隨著以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所為代表的民調機構興起以及大規模社會調查活動的開展，“抽樣研究”結合“問卷調查”、“統計分析”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社會調查研究的標志性研究方式。但實際上，抽樣是一種確定（調查）研究范圍的方法，而并非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是依據研究范圍所劃分出來的一種研究類型，與之相并列的研究類型還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個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過對研究總體所包含的每一個個體進行無一遺漏的考察和分析，從而得出關于研究對象的普遍性結論的研究類型。同其他幾種研究類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結論最為全面、準確，也最具有普遍意義。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圍往往涉及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經費和時間，因此這種研究類型很少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采用。
抽樣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從總體中抽取一定的個體形成樣本，通過對樣本調查分析來推斷總體的情況，其本質是以樣本的統計值來推斷總體的參數值。根據是否遵循隨機原則，抽樣研究分為概率抽樣（也稱隨機抽樣）和非概率抽樣。概率抽樣的主要方法有簡單隨機抽樣、等距抽樣、分層抽樣、整群抽樣和多階段抽樣；而非概率抽樣經常采用的抽樣方法有偶遇抽樣、立意抽樣（主觀判斷抽樣）、配額抽樣和滾雪球抽樣等。圖書情報學領域有一些年輕的研究者對隨機原則有錯誤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樣等非主觀判斷抽樣誤解為隨機抽樣。其實概率抽樣不同于非概率抽樣的主要區別有兩點，一是在抽樣過程中必須編制抽樣框（也稱抽樣范疇），二是其抽樣誤差可控制、可測度，因此概率抽樣是我們在從事圖書情報學抽樣研究時的第一選擇。當然，有些情況下因為很難編制抽樣框，所以研究者往往會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樣，這時應盡量采用配額抽樣的抽樣方法，通過對研究總體進行科學細致的類型劃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帶來的抽樣誤差。
典型研究是指從研究總體中選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個體進行調查研究，從而認識同類研究現象發生發展規律的研究類型。典型研究過程中，對“典型”的確定主要依靠主觀判斷，并且典型研究的結論只能反映同類研究對象的情況，并不能對研究總體產生普遍性指導意義。由此可以得知，我們一些研究者經常把先進經驗或突出案例作為典型進行研究，從而得出關于圖書情報事業或圖書情報學某方面普遍性結論的做法[29]，是違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結果往往會產生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
個案研究是指針對某一特定對象，全方位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的研究類型。上述幾種研究類型，從普遍研究到抽樣研究、典型研究和個案研究，其研究廣度呈遞減趨勢，而其研究深度則呈遞增趨勢。因此，進行個案研究必須放棄研究結論的普遍意義或外在效度，轉而追求個案的內在機理和研究深度。那種以一個研究個體為例，就得出關于某類研究對象總體結論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30]。在當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實證研究的氛圍中，個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資料的特點，理應在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具有更廣闊的應用空間。
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各種研究類型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適用”與“不適用”的區別。在研究過程中，根據研究需要確定研究類型，從而進一步選擇最恰當的研究方法，是我們對待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確態度，而不應該去追求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的“時尚性”或“傳統性”，從而背離圖書情報學研究的正確道路。
5 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具體方法
當我們將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概念體系中的研究層次、研究邏輯、研究類型等分支概念闡釋清楚時，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具體方法終于要清晰簡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據研究過程中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兩個核心的研究階段，圖書情報學的具體研究方法需要從搜集資料的方法和分析資料的方法兩個方面來表述。
5.1 搜集資料的方法
任何科學研究都要經歷搜集資料的過程，即使是有些學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過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資料多是之前已經搜集好的。搜集資料有問卷法、訪談法、觀察法、文獻法和實驗法等五種方法。這其中，問卷法是調查研究中經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問卷法謬稱為調查法。除一般問卷以外，量表法作為對主觀社會指標進行測量的特殊問卷，也經常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對用戶滿意度的調查。問卷法和抽樣、統計分析相結合，成為現代社會調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學研究都離不開文獻，文獻法是任何科學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獻是記錄有知識和信息的一切載體，所以文獻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傳統紙質文獻的范疇，而拓展至網絡文獻和數字資源。基于研究對象、研究特點等原因，文獻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運用就更為廣泛和直接，圖書情報學領域的研究者經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內容分析法以及各種檢索法，其實質都是文獻法。
5.2 分析資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過分析資料來得出研究結論。分析資料的方法有統計分析和理論分析兩大類，即我們平時所稱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統計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為描述性統計分析和推斷性統計分析；而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經常采用的理論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較分析法和結構-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統計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獨立于理論分析而存在，任何統計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論分析方法做邏輯基礎。例如，統計分析中經常采用的相關分析，實際上就是以理論分析中的共變法（一種因果分析法）為邏輯基礎的。
由于網絡環境的影響，科學研究的“跨時空”模式逐漸盛行，研究者與研究者之間的時空界限、各研究環節之間的階段性界限逐漸模糊。許多研究工作已經將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的階段合二為一，也產生了諸如“頭腦風暴法”、“德爾菲法”這樣兼具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性質的綜合性研究方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這種情況也比較常見。我們所熟知的一些圖書情報學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這類綜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獻計量法等等。
但是，這類綜合性方法的產生需經研究實踐的長期積淀，也必須符合研究方法概念體系的邏輯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內容的創新，還非常熱衷于進行研究方法（名稱）的推陳出新，經常“創造”出一些“新穎”、“時尚”、“前沿”的研究方法。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嘩眾取寵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根據研究客體“創造”研究方法，例如社會網絡分析、內容分析法等各種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這些所謂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對象或途徑，并沒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質，即到底是怎樣分析的。第二，根據研究方式“創造”研究方法，例如檢索是文獻法實施過程中的一個步驟，但圖書情報學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創造”出數據檢索法、事實檢索法等眾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國外有些研究活動中采用的某種研究方式如“名義群體”、“互動小組”等，經由國內研究者的翻譯和理解，往往就變成了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據工作內容來“創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堅持認為工作方法應該屬于研究方法，并且舉例說明索引法在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應用。但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在圖書館工作中編制《經濟學論文索引》，那應該屬于圖書館學研究法經濟學研究法呢？第四，通過望文生義“創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時采用了歷史法和文獻法，豈不知歷史法就是文獻法。類似的情況還有調查法（往往是問卷法）、邏輯法（任何一種方法都離不開邏輯）等等。
6 結語
1957年，劉國鈞[31]先生在《什么是圖書館學》一文中明確指出，獨特的科學研究方法是圖書館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存在的條件之一。這一重要論斷激勵著一批又一批圖書情報學研究者走上探尋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筆者在對本學科的方法論研究現狀不無微詞的同時，對這些研究者充滿了真誠的敬意。但是相比總結和升華圖書情報學的“專門”研究方法，如何使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規范、表達更準確，對于圖書情報學的健康發展及其在整個社會科學體系中學科地位的確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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