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07 0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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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弈假設本文對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的演化博弈模型作如下假設:1.確定博弈主體?！吨腥A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規定城鎮企業職工社會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那么繳費主體則為企業和職工。①演化博弈研究的對象是一個“種群”，注重分析種群結構的變遷，而不是單個行為個體的效應分析。［8］從整個社會保險制度的征繳資金來源看，可將企業和職工視為兩個不同的群體，他們的目的是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2.確定博弈主體的行為策略空間。企業除了遵從制度要求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外，還可能采取退出或抵制策略。社會保險由政府壟斷提供，以法規為保障強制實施，如果企業拒絕參保將面臨被勞動監察部門和社會保障部門嚴厲處罰，影響企業的聲譽，因此企業會盡量以合作的態度參加，故退出行為一般不會發生，本文也就不考慮此種行為。抵制行為是指企業在表面上遵從社會保險制度的相關規定，但實際上并不認同參與社會保險可以為其帶來最大利益，會采取少報、漏報繳費基數或繳費人數等方式以盡量消除社會保險制度對其造成的影響，實現利益增進?！渡鐣ｋU費用申報繳納管理暫行辦法》第十條規定“職工繳納社會保險費由企業在其工資中代扣代繳，任何企業和職工不得干預和拒絕”，那么職工繳費與否完全由企業決定，繳費決策地位的不對等使得職工處于劣勢，但職工可以根據企業是否為其繳納社會保險費來調整自身的工作態度以降低這種不對等程度。如果企業及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這將能夠提高職工的滿意度，職工將以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如果企業為了減輕負擔而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將導致職工利益受損并造成其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下降，職工可能因此對企業心懷不滿而降低工作積極性，甚至采取某些過激方式來報復企業。故職工的行為策略空間為“積極反哺，消極響應”。3.確定博弈過程并引入獎懲制度。由于繳費決策完全由企業決定，職工會根據企業的行為而做出響應。然而在現實中，企業逃欠社會保險費可能存在與職工共謀的現象，如高收入職工不滿足較低的社會保險待遇，低收入職工傾向于獲得當期收入來降低流動性約束。高收入職工一般是人力資本較高者，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企業為了留住他們往往會提供較為完備的社會保障，并為其購買補充性商業養老和醫療保險。隨著當期現金工資的增長、人們養老意識的增強和社會保險制度的逐步完善，低收入職工因短視或流動性約束而放棄參加社會保險的意愿在不斷降低，同樣希望通過參加社會保險制度來抵御未來的不確定性。因此，我們認為這兩類職工與企業形成的共謀現象會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逐漸消逝。本文的博弈過程設定為:當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后，職工會努力工作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促進企業增產和提高收益;若不努力工作，企業會采取一些隱性措施增加職工的工作成本或降低職工的經濟收益。當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后，除非給予職工一定的經濟補償，②否則職工會將企業瞞報繳費基數或少報職工人數的行為舉報給勞動監察部門和社會保障部門，企業會遭受相應的懲罰。
(二)構建博弈模型令R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除繳納社會保險費外獲得的長期穩定收益，Q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時獲得的短期收益，C為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總額(包括職工的代扣代繳部分)，D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時給予職工的經濟補償額，W為職工的工資，P為企業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后職工未來收益的貼現值，α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產出系數，β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但給予職工少量經濟補償時職工反哺企業的產出系數，γ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而職工不反哺企業時減少的工資系數，λ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卻沒有補償職工而被舉報受到的懲罰系數(包括補繳未按規定申報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
二、演化穩定策略
假設x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的比重，1－x為選擇消極抵制策略的比重;y為職工選擇積極反哺策略的比重，1－y為選擇消極響應策略的比重。企業選擇積極遵從和消極抵制策略時的期望收益μ11、μ12以及企業整體的平均期望收益μ1分別為。當企業以x*的水平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選擇任何策略的收益無差異。當x＞x*時，由于F''''y(0)＞0且F''''y(1)＜0，則y*=1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狀態，動態演化路徑如圖2(b)所示。當企業以高于x*的水平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的策略選擇逐漸由消極響應向積極反哺轉移，最終積極反哺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當x＜x*時，由于F''''y(0)＜0且F''''y(1)＞0，則y*=0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動態演化路徑如圖2(c)所示。當企業以低于x*的水平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的策略選擇逐漸由積極反哺向消極響應轉移，最終消極響應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
(一)動態復制系統穩定性分析由式(7)、(8)可以建立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博弈的動態復制系統，該系統的局部均衡點構成演化博弈均衡。根據上文對企業和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分析可知，該系統共有五個局部均衡點:(0，0)、(1，0)、(0，1)、(1，1)、(x*，y*)。為確定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演變的最終結果，需要對該動態復制系統的各個局部均衡點進行穩定性分析。Friedman(1991)提出用微分方程描述群體動態時，局部均衡點的穩定性分析可由該系統的雅克比矩陣的局部穩定性分析得出。［9］據此，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動態復制系統的穩定性可以由雅克比矩陣的局部穩定性分析得到。從表2可以看出，局部均衡點的行列式值和跡的正負性與職工收益情況無關，它取決于企業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比較。通過判別職工選擇積極反哺策略時企業選擇不同策略的收益(1+α)R－C與(1+β)Q－D，以及職工選擇消極響應策略時企業選擇不同策略的收益R－C與Q－λC兩組條件的大小關系，可以確定該復制動態系統局部均衡點的穩定性。表4中的結果顯示，在相應的約束條件下，局部均衡點(0，0)、(1，1)在動態復制系統中達到穩定狀態，(積極遵從，積極反哺)、(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該演化博弈的穩定均衡策略。如圖4所示，若初始狀態在D區將收斂于點(1，1)，形成企業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和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良性循環累積;若初始狀態在B區將收斂于點(0，0)，產生企業抵制制度而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和職工利益受損而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的惡性循環現象;若初始狀態在A區或C區時，穩定均衡點取決于企業調整策略選擇的速度。若初始狀態在A區，如果企業及時調整決策，使選擇積極遵從策略的比重大于x*，演化動態將穿過L2線進入D區，最終穩定均衡策略將為(積極遵從，積極反哺)，反之則不存在穩定均衡策略。3.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動態復制系統無穩定均衡點，該演化博弈不存在穩定均衡策略，表明企業和職工的策略選擇具有隨意性。4.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局部均衡點(0，0)在動態復制系統中達到穩定狀態，(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該演化博弈的穩定均衡策略，卻是劣均衡狀態。企業為降低成本增強競爭優勢而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職工無法忍受利益受損而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容易形成群體利益受損的惡性循環。
(二)參數討論通過對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演化博弈的動態復制系統穩定性分析發現，企業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情況決定著最終的演化穩定策略，不同收益關系下將形成不同的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積極遵從，積極反哺)是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且時，(積極遵從，積極反哺)和(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不存在演化穩定策略。本文研究的主旨是通過觀察繳費主體在收益最大化下逃欠費行為的演變過程，采取相應措施來不斷調適和修正其策略選擇，以實現企業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和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最優均衡狀態，促進社會保險征繳管理的有序運行。根據研究的需要，上述四組條件中的后兩組條件無法實現最優均衡狀態將不予考慮。在前兩組條件中，均有(1+α)R－C＞(1+β)Q－D，則β＜［(1+α)R－C+D－Q］/Q。這表明當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并給予職工少量經濟補償時，職工反哺企業的系數應盡可能的小，使得企業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所獲得的短期收益小于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所獲得的長期收益，倒逼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前兩組條件的區別表現為第二組條件下有兩個穩定均衡策略，要避免(消極抵制，消極響應)劣策略的發生，主要取決于R－C與Q－λC的大小關系。當λ－1＞(Q－R)/C時，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演化博弈存在唯一的優穩定均衡策略，避免了劣策略的形成。即當企業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的懲罰系數大于短期額外收益與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比例時，企業會選擇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由此，本文提出社會保險逃欠費的最優懲罰系數λ=(Q－R+C)/C+ε，其中ε為可調整參量且ε＞0，政府相關部門可以通過不同時期征繳率的變化情況調整ε值的大小來調適和修正企業的逃欠費行為。這種可調控的懲罰力度對逃欠費企業的震懾作用較大，能夠有效地遏制企業逃欠費沖動，引導企業在面臨嚴厲處罰情境下做出積極遵從制度要求的選擇。從圖3可以看出，當β減少、λ增加時，y*增加，鞍點(x*，y*)沿著L2線上升，D區的面積減少，逐步向穩定均衡點(1，1)靠近，最終形成企業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和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良性循環狀態。
三、結論與展望
1.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動態復制系統的穩定性僅與企業的決策有關。動態復制系統的穩定性由該系統的雅克比矩陣的局部穩定性決定，觀察表2可看出，局部均衡點的行列式值和跡的正負性與職工收益情況無關，而是取決于企業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比較。判別企業收益(1+α)R－C與(1－β)Q－D以及R－C與Q－λC這兩組關系的大小，可確定該復制動態系統局部均衡點的穩定性。
2.企業在不同策略下收益的大小關系決定著該演化博弈模型最終的穩定均衡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存在唯一的穩定均衡策略(積極遵從，積極反哺)，且是優策略;當(1+α)RR－C＞(1+β)Q－D且R－C＜Q－λC時，存在兩種穩定均衡策略(積極遵從，積極反哺)和(消極抵制，消極響應);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存在唯一的穩定均衡策略(消極抵制，消極響應)，卻是劣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不存在穩定均衡策略。例如，地方政府為了增加就業和稅收而放松對社會保險費征繳工作的管制，企業追求相對競爭優勢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造成職工利益受損，職工無法忍受利益受損會做出向勞動監察部門投訴的決策，容易形成群體利益受損的惡性循環累積，這將不利于社會保險制度的良性運行。
論文關鍵詞：結構化理論；吉登斯現代社會變遷思想；思維范式
吉登斯在評價他早期最重要著作《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時指出：“從早年學術生涯開始，我就把這一著作的寫作看做是一個由眾多部分構成的整體工程的一部分，我想通過對‘古典’的研究為我的另一相關研究提供跳板。”…這里的“另一相關研究”，就是現代社會及其變遷。在評價自己的結構化理論時，他說：“我僅僅把結構化理論作為我完整著作體系的一部分，它只是我提出的一個研究人類社會行動的本體性框架”“結構化理論并非對世界的普遍性概括，它只是一系列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社會科學基本邏輯和分析人類行為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說，在吉登斯思想發展的前后兩個階段中，前一階段主要反思經典社會思想和當代主要社會思潮，提出了結構化理論；后一階段主要研究現代社會及其變遷，對當代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前者即結構化理論為后者即現代社會變遷提供理論框架，正如格雷戈里所說的，“結構化理論的發展整體上呈現出某種螺旋式的軌跡：它的一般原理融會貫通地具體體現在一系列有關現代社會的構成的實質命題之中，而這些實質命題又反過來充實、推動了結構化理論更為抽象的主張的發展”。
一、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正如他所說的，“對現代性本質的再思考必須與社會學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構并行展開方才有效”，我們只有在理解結構化理論基本內涵的基礎上，才能對其現代社會變遷思想有更深入的理解。所謂結構化(structuration)，是指社會關系憑借結構二重性，跨越時空不斷形成結構的過程。這是一個動態化的過程，是社會系統再生產的條件。在吉登斯那里，結構化就是在綿延的行動流中，結構(規則和資源)反復不斷地被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結構(規則和資源)就是行動的條件，同時又是行動的后果。正是通過結構化的過程，社會的宏大結構才于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建構。
在吉登斯看來，結構二重性是作為行動與結構的二元論的替代物而提出來的。通俗地講，所謂“二元論”，是把行動與結構當作外在的兩種東西；所謂“二重性”，是指二者是同一個物體的兩個不同側面。吉登斯認為，“結構二重性原理是結構化理念的關鍵”。因為結構二重性原理旨在具體詮釋行動與結構的對立如何被消解于實踐之中，而這正是結構化理論的主題。
結構二重性原理的內容是什么?吉登斯提出：“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來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總體來看，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原理包含如下要點：
第一，概括起來講，結構二重性是指，社會結構既是社會實踐建構的結果，又是社會實踐得以進行的條件與中介，這要求人們從社會實踐的不斷展開和持續過程中動態地理解結構。吉登斯提出：“人類的社會活動與自然界里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種一樣，都具有循環往復的特性，也就是說，它們雖然不是由社會行動者一手塑成，但卻持續不斷地由他們一再創造出來。社會行動者正是通過這種反復創造社會實踐的途徑，來表現作為行動者的自身；同時，行動者們還借助這些活動，在活動過程中再生產出使它們得以發生的前提條件。
在吉登斯看來，人的實踐活動不是片斷式的，而是一種持續的流動，社會生活川流不息，循環往復。因此，社會實踐具有循環的特性，而結構二重性鮮明地體現了這種循環特性。
第二，結構與行動是相互聯系、彼此依賴而共存的。結構不能被看做是外在于行動之物，結構只能透過行動在時空里展現出來，它存在于時空之外。結構(規則和資源)被不斷納入行動者的行動過程中，并跨越時空限制，通過循環往復的實踐而不斷再生產出來；考察社會系統的結構化過程，意味著探討規則和資源如何在行動者的行為互動當中實現再生產。另外，從行動的角度來看，行動者在行動過程中，也利用了社會情境中包含的豐富多樣的規則和資源，使他們的行動成為可能。
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社會的構成》等書中，吉登斯還將結構二重性與語言(1anguage)和言語(speech)的關系作了一個類比。他說：“結構可以在實踐中表現出來，但不是具體實踐的外顯模式，而是一些記憶中的原則。結構本身也不是具體的存在，它沒有時空的邊界，它必須以知識的延續或實踐的延續才能存在。結構對于實踐，如同語言規則(語法)對于說話行為的差異。結構，恰似某種抽象的規則，它是能使某種構造性行為成為可能的虛幻的存在?！闭Z言的結構存在于并通過言語行為而存在，并且使言語有了條理，而離開言語的抽象的語言結構是不存在的。與此類似，結構也是在社會互動中得以實現并使互動過程具有秩序。吉登斯的這一論述，明確了行動是如何在日常的環境條件之下被結構化的，同時行動的這種結構化特征又是如何由于行動本身的作用而被再生產出來的，深刻地揭示了結構的特性以及結構與實踐的內在關聯。
第三，結構既具有制約性又具有能動性。吉登斯指出：“我想再次明確地提出這條原理：社會系統的所有結構性特征，都兼具制約性和使動性。”¨這就是說，結構在構成行動媒介的同時，同時也構成對行動的制約，而且這種媒介和制約關系還通過行動者的實踐反復被再生產出來。具體而言，從結構中的規則來看，它不是冷冰冰的否定性的禁令或限制，而是可資利用的建構性因素。從結構中的資源來看，它也不僅僅是對主體的自由創造產生某種制約，還能為人的行動提供活動的可能空間，充當主體活動的媒介和工具。
二、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為其現代社會變遷思想提供了思維范式
所謂“思維范式”，主要指思維的方式和方法。按照庫恩的理解，“范式”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方面，范式就是團體承諾的集合，它代表著一個特定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等構成的整體；另一方面，范式就是共有的范例，即方法，在整體中，它可以取代明確的規則以作為常規科學中其他謎題解答的基礎。他認為，后一種意義上的范式是更深層次的范式。本文在這里所講的思維范式也是側重于后一意義來使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是吸收和繼承了馬克思的思維范式，即實踐的思維范式。這一思維范式也被解讀為生成性思維范式。吉登斯認為，社會與自然不同，人類雖然社會性地改造自然界，但自然界不是人類生產出來，不是人類行動的創造；社會盡管也不是由任何單個個人創造，但是它由每一個社會參與者創造并重新再創造出來，它“并不是一個‘預先給定的’(pre—given)客體世界，而是一個由主體的積極行為所構造或創造的世界”。就是說，人類社會不是預成性的、前定性的存在，而是在歷史的、具體的人類實踐活動中形成的，并且隨著人類實踐活動的變遷而轉變。
實踐的思維范式或生成性思維范式，是對古代實體性思維范式和近代主體性思維范式的揚棄。在古代社會，由于物質生產力極其低下，人們無力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得不依賴自然性的關系靠天去生存。這決定了人們的思維能力也是低下的，人們認為，外在的神秘的客觀力量掌握著自己的命運。這便產生了以追求絕對真理、永恒本質為目標的前定論的思維方式，即實體性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未能正確處理主體(現實的人)與客體(自然環境與社會關系環境)的辯證關系。人們熱衷于探尋事物的先在本質，從先在本質出發去演繹、推論事物的現在和未來。所謂主體性思維范式，是將主體作為其理論的最終的支撐點，人的理性成為支撐全部存在者存在的“阿基米德點”，這一思維范式是與近代以來人類的實踐方式相適應的。近代以來，人們的生存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人的主體力量不斷發展壯大，人的個性得到充分展示，人文精神的興起和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使人類認識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類不斷擴展認識、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深度與廣度。在人的主體性不斷得到張揚的同時，人類的思想與行為也走向了極端——人們錯誤地認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無上的征服者、壓迫者，人類可以擺脫自然與社會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認為，科學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奧妙”，對待自然必須“在她漫步時緊追不舍”，使她成為“奴隸”，“強制令她提供服務”。實質上，近代哲學所高揚的主體性，只是一種抽象的關于人類存在的觀點，即將人類存在視為一種抽象的主體性存在，一種抽象的自我意識。在這里，理性被視為人的本質，人們將主體作用于客體過程中凸現的主體力量加以抽象化、絕對化，頂禮膜拜，使之成為一種先驗的外在的權威力量，成為另一種“先在的本質”。
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的現代社會變遷思想正是以實踐的思維范式或生成性思維范式為指導的。正是基于此，他堅決反對社會進化論忽視人的實踐活動對社會的構成性作用，把人類社會看做是基于先驗的動力、按照既定的方向不斷前進的過程。在他看來，自然的變遷與社會的變遷是有區別的。自然界的發展是盲目的、無意識的、自發的力量在起作用，是完全不自覺的過程，根本無需人的參與，如四季更替、天體運行、地震海嘯、花開花落等等，都沒有預期目的，只表現為有一定規律的客觀過程。社會歷史則離不開人，人類實踐活動構成社會的基礎，而實踐活動具有反思性。因而，社會變遷具有不確定性和偶然性?！皬淖罨竞妥钜话愕囊饬x而言，任何社會變遷都是極其隨機性的。”進入現代社會之后，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統的發展而得以制度化、例行化，“思想和行動總是處在連續不斷地被此相互反映的過程之中”，現代社會變遷更加顯示出不確定性和偶然性。他說：“也許只是到了二十世紀后半期的今天，我們才剛剛開始全面地意識到這種前景是多么地不確定。當理性的欲求替代了傳統的欲求時，它們似乎提供了某種比先前的教條更具有確定性的知識。但是，只有我們無視現代性的反思性實際上破壞著獲取某種確定性知識的理性，上述這種觀點才顯得具有說服力”。所以，吉登斯的現代社會變遷思想與其結構化理論所蘊涵的實踐的思維范式或生成性思維范式，具有本質性的關聯，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前者是后者的體現。
三、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為其現代社會變遷思想提供了研究方法
吉登斯認為，以往現代社會變遷思想之所以陷入認識誤區，與其研究方法的弊端有直接的關系?？腕w主義者所使用的是實證主義的方法。這一方法源于培根的經驗哲學和牛頓——伽利略的自然科學方法，由法國社會學家孔德首先提出和使用?？椎抡J為，社會現象雖然比自然現象復雜，但在本質上二者并沒有什么區別，它們都服從普遍的因果規律，所以，應該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吉登斯批評指出，人類社會畢竟不能等同于自然界，實證主義方法所理解的社會規律只是社會現象的外在聯系，而不是社會現象間的內在的、本質的聯系。
與客體主義者不同，主體主義者使用的則是人文主義的研究方法。他們強調的是社會與自然的差異性，認為社會的本質是人的主體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文化世界”。他們主張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作如下區分：自然科學是關于“是什么”的事實知識，而人文科學則是關于“應該是什么”的價值知識。價值知識是指導人們行動“應該如此”的普遍性規范原則，它在人們行動中起著導向作用。吉登斯認為，人文主義方法看到了自然與社會的異質性，強調人自身的特點和價值因素，反對把人當做非人格的社會存在物，這是可取的。但它過分夸大了人的主體性、能動性，把結構對行動、客體對主體的制約完全抹殺了。
吉登斯則以實踐的思維范式為指導，揚棄了上述方法，提出了“雙向闡釋”(doublehermennutic)的研究方法?！半p向闡釋”是指，一方面，社會知識的發展有賴于作為大眾的人們的實踐活動；另一方面，那些在社會科學的抽象化語言中被創造出來的概念，又不斷地重新反饋到、嵌入到它們最初由之提取出來的活動范圍即人們的實踐活動中去，社會的知識或明或暗地、或強或弱地作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范圍，在這個“反饋”過程中，它既重構著社會知識自身，也重構著人們的實踐活動、社會生活本身。這些知識、概念和理論，對它們力求分析的社會產生了改變的效應?，F代社會是知識社會、信息社會，人們根據這些知識對自身行動進行改造和調整(反思)的過程，同時也就是這些知識不斷卷入現代性的生產與再生產之中的過程。但因為人類行動的反思性“實際上破壞著獲取某種確定性知識的理性”，所以，吉登斯指出，我們卻永遠也不敢肯定，在這樣一個世界中，這些知識的任何一種特定要素不會被修正。在現代社會，再沒有什么知識仍是“原來”意義上的知識了，在“原來”的意義上，“知道”就是能確定?！н@些不可靠的知識不斷嵌入到社會中去，不斷地建構和再建構著現代社會，構成現代社會的基礎，從而使現代社會成為始終處于不確定狀態、難以駕馭的風險社會。
四、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與其現代社會變遷思想的內容與結構具有內在的關聯
【論文摘要】語言無疑是一種社會現象，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在英語的發展變遷中，英語詞匯受到社會影響尤為突出。換言之，英語詞匯的變化亦反映出了社會的變化。本文將從英國社會的發展歷史來探討英語詞匯的變遷，同時也對英語詞匯反映的社會變化進行分析。由于英語的國際地位和全球語言性質，英語詞匯不僅僅收英國社會發展變化的影響，還受到世界潮流的影響，同時也反映世界的發展變化。
0.引言
語言是人類社會進行交際活動的最重要的工具。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才發展起來的社會語言學主要研究這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人類社會的變化會引起語言以及相關因素的變化。社會生活的微小變化也會在語言中有所反映，這種反映主要體現在語言詞匯上；二是從語言及其各因素的變化中，去發現人類社會生活發生的改變。語言是信息的載體，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社會也勢必會對語言產生深刻影響。英語作為全世界通用的語言，對受人類社會變化的影響，以及其對全球生活的反映都比較突出，研究英語詞匯的社會變遷，對幫助我們認識和把握語言與社會的關系有重要意義。
1．歷史對英語詞匯變遷的影響
1.1盎格魯·撒克遜時期（公元450－1150年）
語言學家把這一時期又稱為古英語時期。歷史記載在公元449年，歐州大陸上的三個日耳曼部落即盎格魯人（anglos）、撒克遜（saxons）和朱特人（jutes）侵犯不列顛。之后，這三個部落形成統一的英吉利民族，而與此同時，他們的方言逐漸形成一種新的語言，即古英語。這時期的英語詞匯富含日耳曼語族的特點，復合詞的比例很大。據研究[1]，在史詩《貝武爾夫》中有1 069個復合詞。比如，有下面這些自我解釋的復合詞：
fair－pavedthe shepherd of evils
bone－frame hand－gripe
life－dayhall－guardscastle－dwellers
在這一時期，英國還發生了兩次對英語詞匯有很大影響的重大歷史事件。首先是基督教于公元597年傳入英國。當時的英國還沒有自己的宗教，作為傳教工具的拉丁語就影響到英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一時期英語借入了大量的拉丁語詞匯，比如：
anthem贊美詩priest牧師nun修女
disciple門徒 epistle使徒書alms施舍物
alter祭壇angel天使abbot修道院院長
這些借入的詞匯主要反映了基督教及教會。另外，公元790年左右，英國遭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入侵，英國的大部分地區受到北歐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英語中的一些常用代詞來自斯堪的納維亞語，如：they，their，them，same，both等；英語的一些日常用詞源于斯堪的納維亞語，如：bank，gate，meek，wrong，give，rotten，happy，ill，birth，calf，lift，raise等；有些村莊的地名也受其影響，如：woodthorp，linthorp，rugby，allthorp，whitby，estoft等；還有人名也受其影響，如：jackson，johnson，thompson，stevenson，anderson等姓氏中-son便是來自斯堪的納維亞語。
1.2中古時期（1150－1500）
在英國歷史上，諾曼底公爵（william，the duke of normandy）為爭王位于1066年從法國入侵英國，英軍大敗，公爵稱王之后，法語單詞開始滲入英語，并成為英國的官方語言。許多英國本族沒有的詞匯大量地流入英語，及到政治、宗教、法律、軍事、時尚、飲食及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比如：
government政府 state國家 chancellor大臣
empire帝國religion宗教 theology神學
bar法庭 suit訴訟 defence防御
army軍隊 apparel服飾 cloak斗篷
art藝術 sculpture雕刻prologue序曲
1.3早期現代英國社會（1500－1700）
在這段時期，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同時，英國“圈地運動”的興起以及歐州“文藝復興”運動在英國盛行。這些新思想、新事物的出現給已有的英語詞匯帶來了挑戰，也對英語詞匯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英國人又一次借來外族詞匯來表達新生事物。例：
拉丁詞：allusion，denunciation，dexterity
希班牙：potato，armada，hurricane，banana
意大利：balcones，volcano，portico，violin
希臘：anonymous，catastrophe，criterion
法語：detail，dual，geuted，vogue
這些外來詞不但增加了英語的表達能力，有些詞根還和英語單詞組成新詞作為擴大英語單詞的一種重要手段。
1.4現代英國社會（1700－20世紀初）
自18世紀至20世紀，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之后資本主義興起和發展，近現代科技的發展，所引發的新生事物都在英語詞匯中得到體現。英語自身通過多種途徑創造出新詞，尤其是一些科學技術詞匯或者汽車、電影、廣播等詞匯，比如：
atomic energy原子能deep space深層空間
electron電子relativity相對論
automobile汽車 spark plug火花塞 gear shift變速
cinema電影院scenario電影劇本 microphore麥克電話筒
2.現代社會對英語詞匯變遷的影響
二次世界大戰后，英美兩國特別是美國在國際事務中開始起重要作用，美國政治外交方面的變化在英語詞匯上可以看出，比如：
black power黑人權力 boycott靜坐示威
the lost generation迷茫的一代
iron curtain鐵幕developed countries發達國家
shuttle diplomacy穿梭外交
cold war冷戰superpower超級大國 watergate水門事件
desert storm沙漠風暴
另外，科學技術高度發展，英語詞匯也隨之發生變化，比如：
microwave oven微波爐 mobile phone移動電話
digital camera數碼相機
the internet英特網 e－commerce電子商務virus病毒
hacker黑客transgene轉基因 dioxin二惡英
mad cow disease瘋牛病
如今的英語已不再象中古英語時期那樣大量引進外族詞匯，而是在已有詞匯基礎上，通過外借、合成、舊詞獲新義等途徑，或者通過前、后綴等構詞方法組成新詞來表達層出不窮的新事物。下面這些詞匯都是現代社會的發展而出現的詞匯：
the european u-nion歐盟，the european currency歐元，texter發送手機短信的人
mp3微型移動音樂播放器，mp4微型移動音樂電影播放器
tsunami海嘯，flash mob閃聚一族，metrosextual都市玉男
street board街道滑板，realityshow真人秀，google谷歌搜索引擎，yahoo雅虎搜索引擎，surfing網絡沖浪，bird’s nest鳥巢，water cube水立方
3.結語
綜上所述，語言隨著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而且語言的詞匯也會敏銳地反映出社會的變化、制度的變革或者科技的進步。英語是世界上使用最廣的語言，其詞匯的社會變遷不僅反映出英國的歷史和文化，而且，當代英語詞匯反映了當代世界的潮流與科學技術的進步。
【參考文獻】
［1］張俊.試論英語詞匯的社會變遷[j].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08,(07).
關鍵詞：社會變遷 民俗 保護
一、社會變遷對民俗的不利之處
（一）推進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拋棄舊的生活方式會毀掉原有手工藝傳承土壤
文化傳承人更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如何能夠“更舒適”，而不是能夠“更有意義”，他們的文化就是現實生活本身。［1］例如某地域村民習慣在自家四合院里的“飯屋”支“鏊①灶”，攤做煎餅吃的飲食習慣。如果因“舊房改制和異地搬遷”要求搬住進五層樓房，無形之中在毀滅“某煎餅”這種傳統飲食制作和生存的土壤。當地煎餅已被申報為“非遺”保護對象。一種文化是否為民眾認可，不在于這種文化是傳統的抑或現代的，而在于它是否為民眾的生活帶來實際的利益。［1］村民不知自己就是“某煎餅”生產制作的非物質文化傳承人，不自覺地固守著傳統居住和生活習慣間接保護了該“非遺”存活根基，習慣傳統四合院居住格局。
（二）集約化生產方式也在消解和弱化地方感
新農村住房改造項目是好的，但是無形中也在使鄉村住房格局和樣式單一，有同化的趨向。鄉村旅游，要突出地方特色，才具有吸引力，而現在做的統一規劃，統一設計，統一建造，統一搬遷入住新房，這種推進新農村住房改造的方式是有問題的。不否認近年來很多農民在城市里買了新房子，戶口卻在原籍還占有著耕地。國家可以通過新農村建設對這樣的農民順水推舟讓其成為工人。但是中國的工業是否能夠吸收足夠的國人就業，并從農村解放出大批的勞動力，從而在農業領域實現區域化、集約化、機器化的生產作業還是需要慢慢的過渡。傳統的小農經濟經營方式已經存在這么長的歷史，自然有存在合理性，而美式現代化農場作業也并不全然被證明完全更適合中國社會的發展。
（三）現代的學校教育，剝奪了傳統社會自上而下濡化和涵化下一代人的場域，無形中切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途徑
現代的孩子，適齡就被送進了學校。從前那種在十二、三歲逼著自己的女兒學“攤煎餅”的風俗習慣，早就蕩然無存。因為孩子上學，母親的手藝沒了傳承的對象。伴隨社會的變遷，曾經用會不會做煎餅評價新媳婦的觀念變得開放，很少人在乎或者知道保護及傳承“煎餅”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手藝了。現在我們正處在遺棄傳統手藝，又無意識去保護傳統手藝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渡階段。除了在保護宣傳上做得不夠，我們自身的素質還有待更大的提高。
（四）信息化對文物古跡和民風民俗的摧殘
正統與異端在地方社會場域中對峙。村民原本想借神廟神仙體系模仿國家官僚系統建構，表達對艱辛生活遇到不確定性給以心理安慰和精神超脫。村民既想依靠權力政治來消解民間信仰的不確定性，亦想尋求民間信仰來表達對權力政治的批評和超越。廟只是民間信仰觀念化物質載體，形式沒有了，并不代表信仰的消失。信仰觀念本就是無形自在的存在，除非中國的農民全消失了。
某通信集團公司是國有控股企業。其為了節省架設高塔的資金，選擇天然山丘做制高點，霸占、拆毀了擁有著幾百年歷史×山神廟。當地村民緣于免輻射的考慮，也因此很少登山頂在去拜祭×山神廟。重陽節登高習俗也銷聲匿跡。這種話語霸權，強權讓老百姓無言訴苦，老百姓只能說廟毀了，風水被帶走了。“官大一級壓死人”和“有錢能使鬼推磨”正在現在傳統鄉村上演。人都說沒文化真可怕，掌權者利欲熏心，明知會得罪百姓而為之，目光短淺，缺乏做人基本的良知，無視百姓宗教情感和利益。
二、對民俗保護兩點建議
（一）全球化與地方知識、利益的調適需要時間
就像商品市場一樣，“全球化”的實際結果是出現了一種標準化的趨勢。［2］美國的“麥當勞”、“肯德基”、“迪士尼”正在全球遍地開花。中國也在上演著復制方特歡樂世界、劉老根大舞臺等科技和文化產業。雖然中國引進“麥當勞”“肯德基”牌子是美國的，但“中國的麥當勞”風味已經是本地化了，即融合了地方元素在里面。這是地方文化與全球化的調適的結果。但是，不是所有非物質文化遺產都能轉化成旅游商品，并且能突破地域的束縛，自力更生。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事項一旦脫離了原生的情景，便失去了詼諧、幽默的韻味，這方面多在語言類民間文學、民間曲藝等方面特別突出。有些地方小戲本就是特定場域里藝術奇葩，轉化成普通話表達，會失掉地方特色。將其進一步轉化成文化產品、旅游文學作品出售需要一個過程。對藝人創新能力也是一個挑戰。因此，需要聯合民間藝人與學術專家共同探討并可以借助當下娛樂時尚符號創新，可保有原始特色和時尚兩種。
（二）質疑保護“非遺”是國家和政府不自信的保守保護政策
被評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俗事項，被特意的保護起來，為的是讓其存活下去，但是目的雖好，可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真正生命力在民間的草根階層。無論是國家還是非政府組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體保護只是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它生存的地域空間在現代化工業社會漸漸消失。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否是一種不得已權宜之計，因為現代化的步伐之快，讓人只能被牽著鼻子走，等變主動時，或許已經來不及了，這樣案例不勝枚舉。鑒于此，除重點保護傳承人外，還得成片區域劃定保護范圍，并且伴隨著現代化步伐對非遺認定基礎上創新、重構，借助旅游、文化創意產業宣傳非遺保護非常必要。
三、結語
本篇論文以社會變遷對民俗四大不利影響為敘事為主，在此基礎之上，以懷疑的口吻簡要提了兩點建議。主要是從“非遺”保護政策保護范圍和主體局限性，以及有些民間文學從地方走向全國范圍過程可能失去“地方性”本色。兩方面從政府層面對于傳承人施壓，及傳承人自身生計和傳承手藝創新方面都有待質的提高。
注解：
① 鏊，讀ào，［字義］：一種鐵制的烙餅的炊具，平面圓形，中間稍凸。
參考文獻
摘 要：元代是第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國家，具有其鮮明的特色。與宋、明、清等王朝相較，民間信仰研究雖顯薄弱，但仍涉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對元代江西民間信仰的研究起步較晚，但近來逐年增多，論述也漸深入。本文將對元代江西的民間信仰概況進行綜述。
關鍵詞：民間信仰，元代，江西
何謂民間信仰？關于此概念學界有諸多論述，路遙提到三種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民間信仰就是信仰習俗，從“宗教心態”研究民間信仰和民間信仰乃是傳統之混合性宗教。而趙世瑜認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靈信仰即是民間信仰，和由這些信仰而形成的各種儀式活動，不僅是一種集體的心理活動和外在的行為表現，也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民間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歷史悠久，是中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
一、元代民間信仰的相關研究
1.從整體上研究元代民間信仰的研究：
《中國近世民間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王見川、皮慶生著，介紹了民間信仰的內涵與土壤，朝廷對其政策與方針，民間信仰主載體祠廟與相關現象，媽祖、張王等跨地域信仰的形成與發展，以及真武神等全國性信仰的形成于發展。使讀者從整體上對宋元明清三代的民間信仰有深層的了解。
2.以個案探討民間信仰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關系的研究有：
（1）民間信仰與國家的關系：
目前學術界對元代基層祭祀活動研究主要有日本學者池內功先生的《異民族支配與國家祭祀——談元朝郡縣祭祀》（郝時遠、羅賢佑主編：《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頁）一文，對元代郡縣祭祀制度、祭祀禮儀以及郡縣祭祀的教化功能進行了探究。在其《關于忽必烈朝祭祀》（平成2年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綜合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中國史的正統與異端》（2），1991年，第55～70頁）一中，主要探究了元朝忽必烈統治時期的祭祀活動。李逸友先生《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中的《祭祀文廟》一節中介紹了元代亦集乃路祭祀的對象、時間、禮儀等。
（2）民間信仰與經濟的關系
神祇和農業方面的研究有延保全的《廣禪侯與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載《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4期，2003年10月），認為元代統治者對農業的重視刺激了農民務農積極性，需求大量耕牛，借助神靈牛王“廣禪侯”尋求心理上的滿足，促使廣禪侯廟的進一步建立、擴大。
（3）民間信仰與社會的關系
研究神祇傳播的社會因素，有朱天順的《元明時期促進媽祖信仰傳播的主要社會因素》（載《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8月29）。郭文宇的《宋元以來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神靈塑造》（暨南大學2010年5月）通過概括增城及附近地區宋元以來的社會變遷歷程，來考察何仙姑形象的演變過程。
（4）民間信仰與文化的關系
研究民間信仰的文化、思想，有范立舟著《宋元以民間信仰為中心的文化風尚及其思想史意義》（載《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認為宋元時期，流行的民間信仰文化所涵攝的思想內涵，與士大夫階層經常用的儒家五經，及其注疏和義理闡釋之間所存在巨大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5）民間信仰與道教的關系
在道教方面，劉永海、郝秋香著《由元代道教史籍看道教諸神信仰——以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純陽帝君為例》（載《中國道教》2010年3期），通過對道教神系的變化發展進行梳理，對于進一步認識古代官方與道教信仰的關系有一定參考價值。另外有曹飛的《萬壽宮歷史淵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宮觀在山西的孤例》，（載《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01期）等等。
二、江西地區民間信仰的相關研究
專門論述江西地區民間信仰的研究著作，近年來頗為豐富：
對江西許真君信仰的研究引起很多學者得關注，專著有章文煥先生的《萬壽宮》（華夏出版社，2004年），論文方面有李平亮教授的《明清南昌西山萬壽宮與地方權力體系的演變（1550——1910）》，（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明后期南昌西山萬壽宮的重興與地方權力體系的演變》（載《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9期）、《明清以來西山萬壽宮的發展與“朝仙人習俗”》（載《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10月第42卷第5期），張璇的《明清時期江西會館神靈文化研究》（江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等等。學者通過對萬壽宮以及許真君信仰的史料整理，研究萬壽宮與地方權力的關系，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創造過程，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諸多方面。
市鎮神靈崇拜與社區人群內部關系、地緣支配關系、社區內部聯系等因素之間的互動，在梁洪生教授的《傳統商鎮主神崇拜的擅變及其意義轉換》（見《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222-262頁）一文中，以江西吳城鎮的聶公崇拜為例進行了探討，顯示出了地方商業城鎮的經濟社會變化與全國范圍的社會政治變動之間的密切關系。
譚小軍揭示了民間信仰是鄉紳民眾與國家利益的結合點之一，在《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的歷史記憶——新干縣蕭公廟的個案研究》（載《宜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5年2月，第27卷第1期）中研究了新干縣蕭公廟這個案，了解到鄉紳民眾可以利用“神的權力”，而國家在規范信仰也更好地管理了地方。
民間信仰與自然環境變化在扶松華的《環鄱陽湖的民間信仰》（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一文有明顯體現，以環鄱陽湖具有代表性的老爺廟、許遜和康王三個各案，分析了解民間信仰和鄱陽湖演變的關系。
林萍的碩士論文《南宋江西地區民間祠神信仰研究》，（南昌大學，2010年12月），分析概括出了南宋江西民間祠神信仰的特征，深入探析了南宋江西生詞現象，同時從戰亂與交通兩方面分析地方社會與民間祠神信仰。林宏的《明清時期江西地區民間信仰的地域差異》，（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通過對明清江西各府縣方志中“祠廟”等目的整理，梳理出22個主要神靈和對其信仰的地域差異，并分析形成原因。
吳小紅的《苛征、祠祀與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載《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溪的二孝女故事是教化性、政治性的文化資源，也是保護當地利益的經濟資源。二孝女進入祀典失敗，反映民間信仰隨社會情勢而變化，和元朝整合地方社會的某種松懈。
三.結語
元代是第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國家，具有其鮮明的特色。對元代江西民間信仰的研究起步較晚，但近來逐年增多，論述也漸深入。未來研究工作中大有裨益的當是對元代江西地方志中祠廟的部分進行資料的收集，了解元代江西民間信仰的基本概況，探究其深層形成過程。（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 趙世瑜，狂歡與日?！髑逡詠淼膹R會與民間社會[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
[2] 鄭振滿、陳春聲，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關鍵詞]貨幣體系；寶鈔；銅錢；白銀
一、明初錢鈔兼用體系的建立及寶鈔的崩潰
自唐代飛錢產生，紙幣越來越受到政府的鐘愛，據《明史?食貨志五》記載“元世始終用鈔，錢幾廢矣”，明初亦繼承前朝，實行寶鈔。明初錢鈔并行兼用，白銀作為貴金屬在明初屬于非法貨幣，受到國家嚴禁，明初明確規定“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1），直到以英宗時期“金花銀”的出現，白銀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官方承認，終于成為合法貨幣。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主要是由于銅錢鑄造和使用的限制：一方面，由于政府財政力量不足，銅源短缺，銅錢鑄造數量有限，出現供給困難，同時官府為了得到足夠銅材，令人民以私鑄錢及銅器輸官的做法，引起民間的抱怨與不安；另一方面，隨著商品經濟發展，貿易用錢量增大，不便攜帶的銅錢成為商業周轉的弊端，已經習慣于用紙幣交易的商賈們不愿重為銅錢所累。明鈔的鑄造權和發行權始終掌握在政府手中，流通不限制地域和時間，出現之初彌補了銅錢的不足，于是以紙幣為主、銅錢為輔的貨幣制度的逐步形成，雖給明王朝帶來了更大的統一性，，但是由于寶鈔自始就是政府不兌換的紙幣，明朝發行寶鈔無準備金，發行量又無限制，這也直接導致了洪武末年由于濫發紙幣紙幣，通貨膨脹，百姓不再相信紙幣的信用度，出現了金銀交相使用，商人拒絕使用紙幣的情況。
政府為了維持紙幣的流通，多次強行禁止使用白銀。洪武七年，明確規定“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后明朝廷要求“商稅兼收錢鈔，錢三鈔七”，洪武三十年重申“交易用金銀之禁”。而這種以懲治為主的強制措施在永樂以后發生了變化，新的貨幣回籠政策出現。永樂二年皇帝采納了都御史陳瑛的建議，開始實施“戶口鈔鹽法”，在《明史?食貨志》及《明會典》中均有記載，每戶大人配食鹽一斤，收鈔一貫，孩童減半（2）。仁宗時期，朝廷雖然認識到紙幣濫發導致寶鈔貶值厲害，但是民間形成的物重錢輕現象已不可控制，禁止金銀作為貨幣流通的政令在民間令行不通，出現了“民間交易，惟用金銀，鈔滯不行”。宣德初，政府被迫放松了布帛米麥交易之禁，但是對于金銀的交易罰鈔越來越重。盡管政府采用各種政策回籠貨幣，但是錢鈔兼行的貨幣體系的崩潰趨勢已經不可避免，寶鈔的購買力一路下滑，至正統九年，米價已經漲到寶鈔一百貫，政府放棄用銀的禁令，上下都不愿意用鈔而用銀、錢，成化年間，一貫紙鈔只值一文錢。正統時，寶鈔一度到了“積之市肆，過者不顧”的地步，不再通行，只有官俸還是用鈔折付，到弘治、正德年間，寶鈔實際已經廢止不行了，使用紙鈔也僅限一貫，其它不復流行，雖明末還以鈔字代表貨幣，實際上支付的是銀或錢，紙幣流通名存實亡。此后，明朝基本上沒有再行紙幣。明末天啟、崇禎年問，給事中惠世揚和何楷力主恢復行鈔均未獲準，特別是在崇禎十六年，崇禎皇帝本人也接受了行鈔的主張，并設立了內寶鈔局，日夜趕造。但此時明朝江山已搖搖欲墜，沒有人肯用白銀去換紙幣，明朝最后的行鈔努力終于沒有成功。
二、鑄幣的尷尬地位
白銀為何能在明代超越紙幣和銅錢成為流通領域的主幣？從內外因角度分析，一是白銀自身的因素，二是同時期流通領域的其他貨幣存在無法避免的弊端。
首先從外因分析，錢鈔體系的崩潰為以白銀為主的新貨幣體系提供了機遇。明代通行的主流貨幣有寶鈔、銅錢、白銀，有時糧食衣帛等實物也用作交換。上文已敘述了寶鈔的崩潰，而銅錢鑄造也存在問題。明朝鑄造銅錢數量有限，為歷朝歷代最少，尤其以萬歷之前，其發行量甚至不如漢唐時期。明朝的銅錢可分為制錢、古幣、私錢三種，有學者將明代的銅錢政策分為四個時期：一、洪武至宣德年間的鑄錢而禁用錢；二、正統至成化年間不鑄錢但逐漸弛錢禁；三、弘治至隆慶年間大規模鑄錢；四、萬歷至崇禎年間鑄幣再次陷入混亂狀態（3）。據《續文獻通考》卷十一“錢幣考”載洪武元年鑄“洪武通寶”8 900余萬文，洪武五年鑄錢22 241.956文，洪武七八年間鑄錢各鑄錢19 984.983萬文，寶鈔發行之后，為確保寶鈔的流通鑄錢減少，據載“宣德通寶”只是兩京寶源局及浙江、江西、廣東、福建四省寶泉局鑄行了十萬貫，數量不多。永樂、宣德兩朝鑄錢所開錢局相同，連兩京在內也只有六處鼓鑄，每年鑄行也都不超過十萬貫。與之相反，宋朝實行銅本位制，鑄幣為歷史之最，據《文獻通考》卷九“錢幣考”道中時期年鑄錢為80 000余文，景德時期年鑄錢1 830 000文，天禧末150 000文，明前期鑄幣量最高幾乎為宋景德時期的十分之一。
明朝鑄錢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銅源限制，明初甚至由于銅礦資源的緊張以及私鑄錢的影響下令私鑄錢作為廢銅送官，并責令百姓出銅，以至“民毀器皿輸官，頗以為苦”。《明史?食貨志五》載“銅場，明初，惟江西德興、鉛山二處”，正德九年（1514年），軍士周達請開云南諸銀礦，因及銅、錫，此后遂屢開云南諸銅場。有人建議：“兩京鑄錢以銅價太高，得不償費；可采云南銅，自四川運至岳州府城陵磯開鑄”（4）。嘉靖、隆慶、萬歷年間，采取鼓勵鑄幣的政策，屢開云南諸銅場，久之產量減少，崇禎時，回收古錢用以鑄錢（5）。其二，私鑄錢也造成了錢幣流通的紊亂。明末清初黃宗羲在其《明夷待訪錄》中述“惜銅愛工，錢即惡薄，私鑄繁興”影響了明朝的錢法施行。嘉靖四十三年因私鑄幣質量低劣，盜鑄引起貿易不通，嘉靖帝采納大學士徐階的建議不得不暫停鑄錢。萬歷十年曾因鑄錢混亂下詔“近因鑄造不精，私錢淆雜，及不系產銅去處買運艱難，領發行使阻滯不便，詔書到日，各該開局鑄錢，地方暫行停止。”（6）其三，鑄錢在明代地位尷尬。在洪武八年“大明寶鈔”出現前為專用銅錢的時代，但是官府鑄幣十分有限，寶鈔出現后構建了以寶鈔為主、鑄幣為輔的貨幣體系，通貨膨脹加劇了舊的貨幣體系的崩潰，在民間力量的推動下，白銀在成化、弘治年間成為鑄幣，新的以白銀為鑄幣、銅錢為輔幣的貨幣體系建立，可以說在中國大明時期銅錢處在了尷尬的輔幣地位。明錢發行量有限，大多流行古幣，古幣之中以唐宋錢居多，特別是宋錢最多。據研究，明朝到十六世紀底兩百年間不超過千把萬貫，而且有一大部分收藏于官府之中，因此實際流通的鑄錢以古幣和私鑄錢為主。明朝不僅鑄幣少，還有一部分流到國外，這部分鑄幣以古幣和私錢為主。明代官制銅錢由于鑄造量少等原因購買力很高，但是古幣和私鑄錢的購買力不斷下降。
因此，在寶鈔不斷貶值，鑄幣作為輔幣亦無法穩定貨幣流通，勢必需要新的貨幣體系的誕生。
三、以白銀為主幣的新貨幣體系的建立
白銀最開始作為非法貨幣，被政府明令禁止，但明初寶鈔政策失敗，銅錢資源的緊張，民間使用金銀的趨勢不可阻擋。據傅衣凌先生對146件徽州土地買賣契約分析指出“洪武、永樂之間以鈔為主，宣德、正統則鈔、稻谷、布、銀兼用，成化、弘治以銀為主”，萬明在白銀貨幣化的研究中據此得出“明初至成、弘年間，民間社會存在一種自上而下的白銀貨幣化趨勢，作為寶鈔最強勁對立物的白銀，最終不以統治者意志為轉移，逐漸占據了合法主幣的地位”（7）。據《明史?食貨志五》記載“英宗即位，收賦有米麥折銀之令，遂減諸納鈔者，而以米銀錢當鈔，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惟折官俸用鈔，鈔壅不行”，并論證了白銀貨幣化由自下而上趨勢轉而為自上而下的轉折標志是成化、弘治以后，而非正統初（8）。大量的歷史事實也證明白銀貨幣化的全面展開是在成化、弘治以后，不可否認的是英宗“收賦有米麥折銀之令，遂減諸納鈔者，而以米銀錢當鈔，弛用銀之禁”，國家正式公開使用白銀，白銀成為合法貨幣，它的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基本職能得到官方的正式認可。
萬明將白銀貨幣化的發展階段分為三個時期并詳細分析了各階段特點：第一階段明洪武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這是白銀從非法貨幣到合法貨幣在民間社會啟動和發展的階段；第二階段明成化二十三年-嘉靖十九年，這是白銀貨幣化的國家與民間社會互動擴展的段；第三階段明嘉靖十九年-明末，這是白銀貨幣化在國家與民間社會極大擴展后走向世界的階段，是國家、社會與世界三者互動的階段（9）。故此不再贅述。
明代白銀貨幣化走的是先自下而上再到自上而下的道路，可分為三個階段民間層面-國家層面-國際層面。萬明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從國計與民生兩條線索詳細探討了白銀貨幣化的進程。白銀能夠在明代成為主幣除去錢鈔體系所存在的問題，其本身也具有特殊的優勢：1、體積小，耐腐蝕，易保存；2、單位價值高，與銅錢和寶鈔的兌換值大，購買力強；3、易于分割，分割后損失較低。命人對使用白銀的便利有著明確的概念“凡貿易金太貴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產日少；米與錢賤而不便大用，錢近實而易偽易雜，米不能久，鈔太虛亦復有混爛；是以白金（銀）之為幣長也?！保?0）
學界對于白銀貨幣化的研究集中于唐宋時期和明代，其中王文成著有《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日本學者加藤繁的《唐宋時期金銀之研究――以金銀之貨幣機能為中心》和萬明的《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及一系列相關論文。筆者比較贊成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兩次白銀貨幣化過程的論斷，即第一次白銀貨幣化發生在兩宋時期，第二次發生在明代中后期。經過第一次白銀貨幣化的過程，民間使用白銀的習慣已經逐漸形成，雖然期間政府多次禁銀，但是民間自用金銀，因此政府不得不屢禁屢開。因此，白銀能夠在民間力量的推動下從非法貨幣成為合法貨幣原因之一就是歷史習慣的傳承與延續。
白銀的形制多樣，民間交易所用白銀最初以首飾的形式出現。明初多次禁止民間交易使用金銀，但是首飾器皿不再禁止范圍之列（11）。同時政府雖然禁銀，但是在課稅方面仍然認可白銀，如《宣宗實錄》在宣德六年六月，浙江溫州府知府何文淵謂時政雖禁銀，但是商稅征銀，朝廷的禁銀令實行艱難。在明初，白銀雖為非法貨幣，但在民間對白銀作為商品交換的中介的優越性十分認可。
其次，同樣作為不同貨幣體系中的主幣，白銀相較寶鈔而言，購買力更加穩定。白銀在明初購買力就非常高，其后不斷攀升，十五世紀后半期最高，后購買力下降。根據寶鈔與白銀的兌換率可知寶鈔的貶值速度十分迅速，遠不及銅錢和白銀穩定，銅錢也由于鑄造量少處于尷尬的輔幣位置，因此白銀取代寶鈔成為主幣也是理所應當的。
同樣，盡管初期白銀與銅錢同樣面對了開采量少的境遇，但是隨著本土出產量的增加以及大量白銀從國外流入中國，白銀的產量大大增加。白銀產量的增加包括兩個方面――國內增產和白銀內流?！睹魇贰酚涊d，洪武十九年增加福建尤溪縣銀屏山銀場局爐冶二十四座，成祖開陜西商縣鳳皇山銀坑八所，福建浦城縣馬鞍等坑三所，世宗開大理礦，期間銀礦皆有開罷，至神宗為收刮錢財，大肆開采銀礦（12）。據研究洪武二十四年只產白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宣德五年增加到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天順成化年間只云南每年就可產白銀十萬兩。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主要來源于日本和美洲。十六世紀四十年代起，日本向中國輸出的貨物由刀劍、扇子、屏風、硫磺等轉變為白銀，隨后六十年代到十七世紀前半期為明治以前金銀產量最多的時期，萬明指出此間為“中國白銀貨幣化加劇進行，對白銀需求急速擴大，國內開采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需要，而開始向海外尋求的時期”，中國內需促進了日本的白銀激增（13）。因倭寇影響，明朝實行海禁，唯通過廣州-澳門-日本航線用絲綢等與日本交換白銀。美洲新大陸被發現后，大量金銀礦被開采，歐洲人用西屬美洲的白銀換取中國的絲綢等物品等奢侈品。據萬明的統計數據顯示，從1540-1644年間，從日本流向中國的白銀大概有7500噸，在1570-1644年美洲白銀大約有12620噸流入中國（日本約每年流出白銀75噸，美洲約每年約180噸），美洲白銀產量為當時世界大百分之八十。自十六世紀四十年代后，外來白銀取代本土白銀占據中國貨幣市場的主要地位。
除了錢鈔體系崩潰，白銀自身特點及時代的特殊背景，政府在白銀貨幣化進程中也起到了想到重要的作用，對此萬明的相關著作及論文介紹分廠詳細（14）。
小結
明朝初期從“大明寶鈔”的發行開始明政府致力于構建以寶鈔為主、銅錢為輔的貨幣體系，可是寶鈔和銅錢都有著致命的缺點，明鈔無準備金，正如《重評“大明寶鈔”》中總結“明政府過分自信沒有采用前朝的方法加強人們對寶鈔的信心及準備金制度，只是依賴政府的威信，這可是寶鈔失敗最大的致命傷”15，同時濫發紙幣而導致的寶鈔大幅貶值，人們最終對寶鈔失去信用，多采用實物及金銀進行交易，造成物貴錢錢，最終錢鈔體系崩潰。銅錢在整個明朝都處于尷尬地位，鑄幣少，造而禁用，銅錢流通混亂，官制銅錢大部分被官藏，古錢和私鑄錢購買力也不斷下降，銅錢作為輔幣無法彌補鑄幣的缺陷。白銀從非法貨幣到得到官方認可成為合法貨幣，證明了白銀在明朝具有特別的優勢，經濟發展的推動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還有白銀作為貴金屬特有的特點，歷史習慣的繼承性，還有海外白銀流入克服了礦源限制，使得白銀能夠克服寶鈔和銅錢的不足，替代錢鈔體系成為新的貨幣體系。
注釋：
（1）清?張廷玉等：明史?食貨志五[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962
（2）清?張廷玉等：明史?食貨志五[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963
（3）周玉英：論明朝銅錢政策[J]，第十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論文集，281-287
（4）轉引自薛亞玲：中國歷史上銅、錫礦業分布的變遷[J]，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參考《續文獻通考》23卷《征榷六?坑冶》
（5）清?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3-1974
（6）轉引自張詩波：明代“私鑄錢”與國家的應對措施[J]，北方論叢2007年第5期。參考《明神宗實錄》卷一二八[Z].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62
（7）萬明主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46-147；參見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買賣契約中的通貨》，載《明清社會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萬明主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47；參見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二期，并論證正統初年金花銀名稱尚未出現，金花銀存在一個逐漸形成定制的過程，以正統初作為朝野廣泛用銀的標志不能成立。
（9）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再認識[J]，《中國錢幣論（第五輯）》，2010，249-254
（10）轉引自孫玉良：試論明代的白銀貨幣化[J].3。參考王世貞：《州史料后集》卷37，《鈔法》
（11）清?張廷玉等：明史?食貨志五[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963
（12）清?張廷玉等：明史?食貨志五[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772-1773
（13）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236
（14）參考萬明的《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白銀貨幣化視角下的明代賦役改革上、下》、《明代白銀貨幣化：中國與世界連接的新視角》、《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再認識》、《明代白銀貨幣化與明朝興衰》、《明代白銀貨幣化與制度變遷》、《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思考》、《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等等
（15）趙善軒、李新華：重評“大明寶鈔”[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73
參考書目：
[1]清?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彭信威.中國貨幣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990年，在各方面原因的綜合作用下，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終于同意再版他的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Strukturwandel
der
Oeffentlichkeit），懸即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一場關于"公"和"私"的大討論，在漢語世界也反響熱烈。不過，這種舶來的"公"和"私"概念可不是我們傳統的思想范疇所能比擬和對付得了的，因為它們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的思想史范圍，而成為一個集思想內涵、社會意義和政治功效于一體的綜合性概念，僅僅從某個角度根本不足以把它們闡釋清楚。
該書的中文譯本已經由學林出版社推出，我在這里不想鸚鵡學舌一般地簡單復述其內容，也不想越廚代庖，強為讀解文本，相信每個人讀完會有自己的理解。故此，我只想就書里書外所引起的一些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該書的問題意識和問題范圍，可以說，這也是該書的一個元問題。眼下，國內外有一股熱潮，傾向于把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公共性"范疇僅僅局限于政治層面，或者單純追溯其"政治公共領域"的歷史起源（一直上溯到古希臘），或者僅僅關注其當代政治效果（用以解釋東歐的所謂"糾補革命"和拉丁美洲的政治變遷）。"公共領域"/"公共性"作為一個綜合范疇，被單一化為政治范疇；"公共領域"/"公共性"范疇所開出的一系列現代性問題被還原成政治問題。這樣做，恐怕不合哈貝馬斯一貫的交往理性批判思路。按照哈貝馬斯的原旨，"公共領域"/"公共性"問題首先是一個社會思想史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由此引發出來的不光有現代政治運動，更多的還是現代社會動員、現代社會變遷以及意識形態轉型等方方面面的問題。
這一點，在該書的基本結構上反映得一目了然。我們可以看到，哈貝馬斯在明確了"公共領域"/"公共性"范疇的歷史起源之后，分別沿著社會結構、政治功能以及意識形態等路線對"公共領域"/"公共性"的現代轉型線索逐一加以追問，問題之清楚，思路之明晰，結構之嚴謹，邏輯之森嚴，引證之廣博，真是嘆為觀止；更何況，哈貝馬斯當年才剛剛出道，初試身手，即大露鋒芒，難怪日后十分了得。
在為新版所撰寫的序言中，哈貝馬斯反復強調該書對于其整個理論體系和思想進路的基礎意義和規范作用。我們都知道，在當代思想語境中，哈貝馬斯的理論首先或主要是一種現代性話語，是一種試圖從社會和思想兩個層面上澄清現代現象和現代本質的學說。如果說《交往行為理論》還其整個現代性理論的導論的話，那么，《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則是其一份提綱。提要性而非體系性，是該書的一個基本特征，也是該書比較難懂的一個根本原因。
其次是思想背景問題。眾所周知，哈貝馬斯的思想背景極其復雜，加之他主張跨學科研究，給閱讀、理解、翻譯和解釋他的著作帶來極大的困難。但是，我們應當認識到，哈貝馬斯在寫作該書時的身份還比較簡單，說白了，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個"小學徒"。雖然他當時已經發現批判理論從規范到方法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他對批判理論的基本精神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也是堅決捍衛的。因此，就《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而言，哈貝馬斯的思想背景遠不及后來的《交往行為理論》那么復雜，也沒有《后形而上學思想》（Nachmetphysisches
Denken）那么凌亂，更沒有《事實與價值》（Faktizitaet
und 轉貼于
Geltung）那么模糊，而是相當的單純，基本上還是以（當然是經過其導師阿道爾諾和霍克海默加工后的批判）為主。他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區分、對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明確以及對政黨意識與民眾意愿的分析，都具有濃厚的色彩。把這個時期哈貝馬斯思想中的色彩淡化掉或抹殺掉，顯然是不負責任的，也是讓人無法接受的。
如果說哈貝馬斯當時對的理解有什么不足的話，那就是方法論上的規范化和抽象化。方法論的突出之處表現為"社會批判"（外在批判）與"意識形態批判"（內在批判）的緊密結合。在該書中，哈貝馬斯對的意識形態批判方法掌握得可以說是爐火純青。一方面，他從資本主義歷史進程當中抽取出一種理想型的"公共領域"/"公共性"，另一方面又把這個理想范疇當作規范，對社會福利國家中的公共生活方式加以批判。他比較強調"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因素，這就導致他對其實踐因素的忽視或輕視，也就是說，"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烏托邦內涵被他放到了一邊。因此，哈貝馬斯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概念具有非常強烈的非歷史和理想化特征，因而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最終只能限于規范層面，而未能達到預期的歷史高度和社會深度。其實，綜觀哈貝馬斯的整個理論體系和思想進程，這種非歷史和理想化的特征一直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現。這或許也是人們寧愿叫他"當代的黑格爾"，而不太情愿稱他"當代的馬克思"的原因所在。
不過，哈貝馬斯在方法論的"失足"，卻為我們批判和運用他的理論留下了余地和提供了方便。當代中國處于急劇轉型過程當中，現代性的沖動一波強似一波，政治變革、社會變遷、文化認同的危機以及個體信念的矛盾，都是我們始料未及的，也是我們的傳統理論資源所難以解釋和解決的。在這種情況下，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公共性"規范批判為我們從事當代中國的社會批判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當然，這決不意味著我們要唯他是從，而是說他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技巧值得我們借鑒和落實。
最后是書名翻譯問題。該書原名為》Strukturwandel der
論文摘要：卡爾·貝克爾，20世紀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新史學的代喪人。((啟蒙時期哲學家的天是貝克爾歸納演繹其新史觀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啟蒙運動思想史的經典之作。對生于1873年的貝克爾而言，啟蒙的光輝已在歷經一個世紀的淘洗后漸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滅，與啟蒙的這段曖昧的距離決定了貝克爾以一個超然的角度來揣想啟蒙之功過，從而為我們領會啟蒙時期的自然法精神提供一個清晰的認識論基礎。
卡爾·貝克爾是美國新史學派的代表人。新史學派以相對論為其歷史研究和分析史實的基礎，與傳統編年史學派分析歷史的視角和方法上存在極大的分野。這種區別主要表現在他們對歷史科學采取一種懷疑、否定的態度，并把歷史說成是一種可以隨研究者的主觀喜好而任意加以伸張的東西。《啟蒙時期哲學家的天城》是貝克爾的歸納、演繹其新史觀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啟蒙運動思想史的經典之作。文中，貝克爾I以幽默、嘲刺的筆調指出那些在啟蒙時期唯“理性馬首是瞻的哲學家們往往是最不理性的，而他們以現代語詞和思路建造的理性大廈與奧古斯丁的神學天城實有異曲同工之妙?；蛟S是“只緣生在此山中”的緣故，與啟蒙同呼吸、共命運的人們難免要被啟蒙的榮光所折射，在其澎湃的音浪中消聲。對生于1873年的貝克爾而言，啟蒙的輝光己在歷經一個世紀的淘洗后漸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滅其時歐美的反啟蒙思潮也在抬頭，以追問人之意義自命的學者們開始把“啟蒙”這一型構歐洲近代歷史的輿論氣候納入解構、批判的對象?？梢韵胍姷氖?，與啟蒙的這段曖昧的距離決定了貝克爾可以一個超然的角度來揣想啟蒙之功過，從而為我們領會啟蒙精神提供一個清明的認識論基礎。
一、啟蒙時期“輿論氣候”之內涵闡釋
(一)“輿論氣候”的概念提出
作為西方政治思想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啟蒙時期向為論者津津樂道。其中，尤以意識形態的研究為濫觴而以意識形態之名發動的法國大革命則將這場爭論擴散至全世界。如何看待意識形態在社會變遷中的角色定位，如何評價社會輿論與社會革命的互動關系，貝克爾揚棄傳統史學按圖索驥的研究方法，獨辟蹊徑地找到了一個以社會輿論為切入，深入觀察啟蒙思想內在性格的視角——輿論氣候。何謂“輿論氣候”，貝克爾沒有從學術上進行界定。相反，他借敘述自己和朋友經常面臨的觀念沖突的例子向我們表明：“輿論氣候”是文思表達的邏輯起點，它表征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學術團體在此一歷史語境和社會人文環境下形成的對周遭人事之共識。在“輿論氣候”的鼓噪之下，人類思想在社會各個階段的發展和變遷不僅為個別歷史事件和杰出人物提供一方言說的舞臺，也為那些在社會背景下所思所想的人們挺立起一片集體智慧的高地。
(二)啟蒙時期‘噢論氣候”的內容分析
既然“輿論氣候”是每一時期主流思想提出和發展的前提，那么搞清楚啟蒙時期的“輿論氣候”究竟為何，對理解啟蒙時期政治思想的變遷而言，無疑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的。對啟蒙思想稍作提煉，可以發現，對啟蒙時期的學者們而言，“理性”是一個被無限放大的關鍵詞。而在這個關鍵詞的背后則是啟蒙時期的學者們對研究方法的默契取舍。這份默契，用貝克爾的話說，就是“中世紀的神學、哲學和演繹邏輯已經從它們的高品味之上跌落下來，取而代之的是歷史學、科學和計量的技術?！逼渲?，啟發啟蒙思想最為顯著的又推歷史學和科學。
1．啟蒙時期歷史學的起步
自1949年法國開始入侵意大利，一些法國學者便開始陸陸續續地投身到羅馬史的研究和注疏當中。發端于法國的啟蒙運動就是此次“發現意大利運動的直接結果在對意大利歷史的梳理和對法國本土傳統的回顧中，啟蒙時期的思想家們比任何時期的學者更樂于舉目回望人類有記錄以來的歷史。而伴隨人類日益增長的返古思潮的則是傳統神學苦心建構的信仰大廈的式微。歷史觀念的逐漸形成意味著人們正在嘗試把人類社會看成是某種正在形成中的東西。以古為鏡的人們相信，借助歷史的推演，不僅可以還原出社會傳遞的脈絡，更可以從中摸索出認識世界發展的規律。
2．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
另一方面，近代人在逐漸培養起一種歷史觀念的同時也在積極開拓科學的面向?！罢鐨v史學已經逐步取代了神學，同樣地，科學也取代了哲學?！痹凇段拿魇肪V》中，布羅代爾將歐洲思想史簡要劃分為三個時期，亞里士多德體系，牛頓——笛卡爾體系和愛因斯坦體系。其中亞里士多德體系是前啟蒙時代的思想體系，由一個阿拉伯人在十三世紀時引入歐洲，統治了歐洲思想界長達500年之久。隨著亞里士多德體系的重現和注疏的開展，形式邏輯成了歐洲各國大學的主要學科的榜首。以形式邏輯為原點，還發展出了數學邏輯和概率邏輯等等。在亞里士多德的熏陶下，前啟蒙時期的思想領域蔚然一片邏輯的天下。
然而這份古老的遺產卻在啟蒙科學家的驚人發現之下面臨嚴峻的挑戰。在近代科學的討伐之下，人們傾向于將邏輯看成是玩弄一種玄而又玄的游戲，是一種無聊的消遣，邏輯逐漸喪失了自己的領地。近代科學的特征不勝枚舉如果要在其中檢索出一條最為關鍵的特征，莫過于其方法論的簡單明了。以天文學的發展為例，伽利略的觀星學向我們啟示了一個最簡單易行的方法論，即只要緊緊盯住望遠鏡的那頭可觀察到的事物(天體)的自然運行即可?？茖W家們不無樂觀地相信，在這不涉利害的靜觀中，自然運作的奧秘正在從一片神學的虛象中浮現出來。
二、“輿論氣候”影響下的啟蒙思想
歷史學和科學在啟蒙時期日新月異的發展態勢旋即就在啟蒙時期刮起了一陣輿論颶風。這陣颶風所到之處既有風卷殘云之力也飽含摧枯拉朽之勢阿奎那苦心構建的神學大廈在歷史學和科學的討伐之下越顯衰微，傳統的封建君主制則在人們日益覺醒起來的主體意識前岌岌可危?？仗摰恼軐W亟需新的內容填空，漫漶的社會風氣亦求助振作的呼號重整。在此背景之下，科學、歷史學與哲學三者間發生了一場奇妙的化學反應，這場反應的結果直接導致了傳統自然法思想在啟蒙時期的破土重生。如何評價古典自然法學者在啟蒙背景下的心理自覺，如何看待古典自然法學在啟蒙時期的戰略重整，《天城》的弟二章，貝克爾以心理學和社會學為視角，展開他對啟蒙時期自然法思想變遷的原因探索。
(一)啟蒙思想形成的心理基礎
對于研究自然法思想在啟蒙時期的變遷而言，有一點是無法回避的，那就是肩蒙思想家們經由輿論濡染而敘思行文的心理前提盡管主流啟蒙學者的研究領域各不相同，價值立場也不盡然一致，但他們進入自然法淪域的禮會身份卻可以給我們一些或多或少的啟示。對肩蒙時期一些主流學者的身份進行一番統計之后，貝克爾發現：“這些哲學家們并不是哲學家，他們并不是哲學教授……絕大部分的哲學家都足文人，他們寫書意不止供人閱讀，而是設法傳播新觀念，或者是對舊觀念投射出新的視線?！卑氲莱黾业纳矸轂閱⒚蓪W者贏得一片叫好，讀者們或將這些學者當成是新觀念的無私傳播者，或贊嘆其無所為而為的高尚情操。然而，在這些看似清明無為的偶發小感的背后，實則隱藏哲學家們那一股“擺正一切事物的人道主義的沖動”。以休謨為例(世人皆知休謨性格冷淡低調)，啟蒙學者一方面以冷靜自持、超然物外白詡，另一方面，卻又在為擺正人間萬事萬物而殫精竭慮。
(二)啟蒙思想形成的社會基礎
【論文摘要】隨著社會養老保險由民政部主管劃歸勞動保障部主管，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被“清理、整頓”，陷入停頓不前的困境，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現狀以及重要性
人總是要老的，這是一各客觀的不可逆轉的趨勢。人老的后果就是獲得生存條件的各種能力逐漸喪失，那么，曾經為這個社會做了貢獻的老人們在其獲得生存的能力逐漸失去時，誰應該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為其提供物質和精神的幫助呢？這就是養老問題。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的實施，擁有大多數老年人口的農村地區將迅速出現家庭小型化的傾向。同時，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農村年輕一代道德觀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傳統家庭養老形式面臨著嚴峻挑戰。不難想象，在新的世紀，農村老問題將是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農村養老這個被我們回避了半個世紀的課題，在人權制度逐漸完善、社會物質文化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我們已經沒有了回避理由。
（一） 農村居民生產方式分化，大量農村勞動力從土地轉移。我國正處于從農業會走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期，社會流動性大大增加。（二）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傳統家庭模式改變。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60歲以老人已超過農村總人口的10%，且高出城市1.24個百分點，進入老人典型的老齡社會。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發展困境的分析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創新意義不言而喻，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農民建立的社會保險制度。然而現如今卻產生了“政策微效”的現象，即政策結果距離政策預期有很大的差距。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政策微效”的結果呢？許多研究者大多從經濟學的角度或是具體操作層面尋求制度萎縮的原因。
（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價值理念發生偏移。
社會學研究探討的問題很多，但社會公平一直是核心問題。因此在社會學視野中，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項社會政策，應該是以追求社會公平為價值目標，旨在保障公民個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要求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目前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建設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為指導。面對城鄉收入的逐漸擴大和當前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的邊緣化和弱勢化的進一步加深，政府將更多的社會保障資源投向了城鎮居民。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不能很好的適應社會變遷
目前社會正處于快速變遷過程中：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家庭規模和結構發生變化；農村人口出現分化等。這一系列變遷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農民養老問題就是其中之一。鑒于此，政府積極探索為農民養老建立正式制度安排?？梢哉f，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對社會變遷的積極回應，但卻又未能很好地適應并促進這一變遷過程。
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對策建議
（一）分類實施對策建議
1.為純農業人口（以經營土地為生的農民）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在已經推行的農村養老保險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調整與改革。最重要的是改變“個人繳納為主、集體繳納為輔、政府給與政策扶持”的原則，政府應該給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一定的財政投入，由政府和個人共同負擔。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政府投入一部分納入到社會統籌基金，農民個人繳費和部分政府投入一部分納入劃入個人賬戶，國家投入要偏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同時鼓勵建立由集體補助的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式的商業養老保險。
2.為農民工建立社會養老保障。農民工是一個流動不定、龐大而且復雜的群體。因此，為農民工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是有一定困難的，但鑒于農民工中的絕大多數客觀上已經走上了非農化、城鎮化的不歸之路，并必然會因各種生活風險的客觀存在和平等意識的覺醒而提出相應的社會保障訴求，應該從現在起開始起動建立這項制度，并根據進城務工農民的不同情況納入有差別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二） 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資金來源
除了通過發行國債的部分收益和部分國有資產的部分收益進行融資外，我們還要注意到另一條新的融資當道，就是把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征地補償轉化為社會養老保障資金。但是，農民的土地被征用之后，只能得到政府和用地單位支付的數額不多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費。按目前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計算，只能維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計算，僅能維持2年多的生活。如果把這僅有的補償轉化為養老保障基金是不現實的，對于建立養老保障基金也是杯水車薪。因此，今后應該提高征地補償，從其中拿出一部分資金作為保障基金。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不能僅僅把這筆資金用來為失地農民建立保障基金。如果認為誰的土地被征用誰得益的話，這樣又會制造出新的不公平。因此，征用土地的補償應該為全體農民甚至全體城鄉人民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