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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經濟的構成
為了說明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問題,首先必須闡明我國的國民經濟的構成問題。第一,國民經濟是人們進行物質產品生產經營活動的總過程。人們要生活,就要進行生產,生產出人們進行再生產和生活所需要的商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出的產品要進行買賣,生產出的生產資料要出售給需要這些生產資料的企業,以便用于再生產;生產的消費品,要出售給需要這些產品的居民。這些出售的商品,要經過運輸過程運送到銷售企業,由商業企業進行買賣。商品買賣又要通過貨幣作為交換媒介,而貨幣是通過金融企業發放的。這一系列生產、運輸、買賣、消費的總體就是國民經濟。在我國的國民經濟中,按生產資料不同所有制劃分有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私營經濟或民營經濟、個體經濟等,構成國民經濟的整體。我國要發展國民經濟,要大力發展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同時也要發展民營經濟和個體私營經濟,使得各種經濟成份在國民經濟的總體當中,都能不同程度地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國民經濟是我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只有國民經濟發展了,才能使我國不斷地強盛起來。
第二,我國的國民經濟分為不同的經濟產業。國民經濟是由各不相同的經濟產業構成,它們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就是國民經濟。
以上說明在國民經濟中,包括有各不相同的產業、行業和企業,它們相互聯系在一起。在國民經濟中,各產業、行業和企業之間既有分工,它們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不同的作用,而在發生作用的同時,又相互聯系,達到它們應發揮作用的目的。
二、國民經濟各產業和行業的協調發展
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就是各個產業、各個行業、各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都能相互提供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原材料,同時又能把生產出的產品順利地銷售出去,滿足各生產企業對生產資料的需要,同時滿足城鄉人民生活消費的需要,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協調發展問題。
第一,農業生產的農產品要能滿足農業和工業生產和城鄉居民生活的需要。農業生產的各種產品,要首先滿足農業再生產和農民生活的需要。在農產品中要有相當數量的各種產品,作為生產資料用于農業進行再生產。農業生產的農產品,還要有一部分用于滿足工業生產和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
第二,工業生產的產品要能滿足工業生產和城鄉居民對生活消費的需要。鋼鐵企業生產的各種鋼材,要能滿足機械制造業和建筑企業對各種鋼材的需要;機械設備制造業生產的各種機械設備,要能滿足使用各種機械設備的企業進行生產的需要;生產發電設備的企業要滿足發電企業的需要;通訊設備企業生產的電話機、電報機、手機等商品,要能滿足人們使用這些通信用品的需要。在工業內部各行業和各企業之間,生產的各種勞動資料和各種不同性能的零部件及各種原材料,要能相互滿足需要,工業的各行業和各企業的生產才能協調地發展。
工業生產的產品還要有一部分用于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需要。這些工業產品,除出售給城市居民使用外,也出售給農村居民使用。食品工業企業生產的食品,也要有一部分出售給農村消費者。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工業部類、農業部類兩者相互提供著它們所需要的各種生產資料和各種消費資料,所以,它們兩者有著緊密的聯系。
第三,工農業的產品要經過交通運輸業運輸出去。農業生產的產品,除了一部分農民自用外,大部分的產品都要銷售出去;工業各行業和各企業生產的商品除少量產品在企業所在地區市場上出售外,工業企業生產的絕大部分商品,要運送到外地市場銷售,這就需要運輸行業的運輸。
第四,工農業生產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工農業生產的商品大都要經過商業企業銷售出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農業的生產和經營,必須經過商業企業,其生產和經營才能順利發展起來。
第五,金融業。金融業是進行貨幣經營的行業。銀行把政府撥款和居民儲蓄的貨幣資金貸放給企業,企業用這些貨幣資金去購買生產資料和招聘職工,從事生產和經營,并按規定的期限歸還銀行本息;交通運輸業的經營要用貨幣購買運輸工具,運輸完成要收運費;商品的交易也要以貨幣作中介。貨幣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媒介,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
從以上的理論說明看,國民經濟各行業和企業必須協調才能順利發展。
三、國民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的協調問題
1.國民經濟是需要不斷發展的。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更高水平的階段上發展,在發展過程中各種產品的性能和質量也必須不斷提高。國民經濟只有不斷地發展,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強盛起來,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發展就是硬道理。
2.國民經濟的發展往往是不平衡的。國民經濟發展不平衡,就是某一個經濟部類或某些行業或者某些企業發展的快,其他部分行業及企業不能夠與它們的發展速度相適應,這些發展過快的經濟部類、行業及企業就會出現不利于生產發展的一些情況。我們所講的國民經濟要快速發展,是指相互協調的快速發展,即它們的快速發展,是各相關經濟部類、行業及企業都能夠快速協調發展起來,使得國民經濟各經濟部類和行業及企業,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也能夠協調快速發展,也就是發展到能生產出的產品數量更多和產品質量更高階段上的協調快速發展。
3.國民經濟在發展過程中要相互帶動和相互協調。一個經濟部類和一個行業及企業先快速發展起來,對其他與之相關的經濟部類和行業及企業的發展也要能采取各種措施努力快速發展起來。既然所有的各經濟部類、各行業和企業是相互聯系的,某一經濟部類、行業及企業的快速發展,必然能帶動其他經濟部類、行業、企業的快速發展。工農業產品生產的快速發展,也必然為交通運輸業、商業、金融業等創造出相應快速發展的必要條件,使它們能與工農業的發展相協調,促使交通運輸業、商業、金融業要相應快速擴大經營規模,使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個更高的階段。
4.國民經濟只有相互協調才能快速發展。國民經濟必須協調發展,才能使國民經濟所有的生產要素得到充分合理地利用。要特別注意的問題是不協調就不能使國民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協調發展是國民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的必要條件。
四、培養出使國民經濟協調快速發展的人才
1.國民經濟要協調發展必須大力培養各類管理人才。國民經濟要協調快速發展,需要培養出有能力為國民經濟協調快速發展做出決策和指導的人才。這些人才能夠清楚地認識到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途徑,認識到國民經濟中可能出現的不協調狀態,同時能及時采取各種有力措施加以調整,使國民經濟不協調的狀態不致發生。
2.快速協調發展必須大力培養出具有高深科學理論和高技能的科學家。我國社會的政治、文化、教育、衛生各個方面都必須造就出一支具有相當數量的高技術理論和技術研制能力的人才,即必須大力培養出大批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要求的高層次專業技術人才隊伍。
3.大力培養進行機械設備操作的人才。在大力培養高水平的科學技術創新人才的同時,還必須大力培養出能操作機械設備去加工于勞動對象的高技能人才。“在發達國家,高級技工占技工總數的30-40%,我國高級技工僅占技工總數4%。差距之大,促使我們認識到必須尊重高技能人才,關心高技能人才,培養高技能人才。”從這個數字看,我們要提高我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加速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除了培養高級技術專家外,還必須采取有效方式,大力培養出數量更多和技能更好的高技能的技工人才。
我國現實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對于人才的需求也是不斷增加的,客觀上需要我們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培養大量高層次人才。這種大量是指各部門各行業各企業研究院所和大專院校,都需要具有高深理論水平和創新能力的技術人才,這些人才的來源大多數需要依靠發展教育進行培養。當然培養人才,不只是在學校,在工作實踐過程中也能進行培養,像許振超等都是在實踐中學習成為高技能操作型人才的。五、大力發展先進的機械設備制造業
以上說明了我國已培養出大量高級專家,研制出了一些對國民經濟有重大推動作用的科技成果,還制定了繼續培養人才的規劃,這會促進我國今后繼續快速發展,但要快速發展,還需要大力發展先進的機械設備制造業,培養出研制先進機械設備制造的人才,才能加快發展我國的國民經濟。
1.我國自己研制出高性能的先進機械設備還比較少。我國生產使用的機械設備,雖然比起過去有所更新,但比起發達的國家來,我國自己生產的機械設備還比較落后,因此我們必須加快發展我國的機械設備制造業,研制出新的高效能、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機械設備。我國現時雖已有了一批高水平的機械制造方面的專家,數量還比較少。他們還分散在不同的科研院所、大學、大型企業中。每個科研院所、每個大學、每個大型企業,他們自己用來研制工作的儀器、機械用具大多不足。因此,研制先進的新型機械設備,僅僅依靠某一個科研機構、某一所高校或企業,是很難完成研制任務的。我認為應該把一些科研院所的有關高級技術人才,把各大學有關的科研人才;大型企業與該項研制工作有關的人才,暫時集中起來,組成研發小組,把分散的科研設備、資料等資源也暫時集中起來,共同使用。組成的科研開發小組可以集體進行討論,集體進行研究,以擴展每個科研工作者的知識范圍,從而提高研制工作的科學家對新機械設備研制的能力和水平,使研究更能產生新成果,能更有把握研制出先進的新型機械設備產品來。
2.研制新機械設備也可以依托某一有條件的大型企業。研制新機械設備所需的人才,如上所說,可把各有關研究院所和各有關大學的人才組織起來。但在實際工作中,如果某一個企業具備進行研究所需的條件,可依托某一相關的大型企業。依托大企業進行新機械設備的研制,能節約大量的研制費用。
3.研制新機械設備可吸取發達國家生產同類產品的經驗。我們研制同種機械設備時,要吸取發達國家先進經驗和技術,以便使我國制造出具有自己知識產權的性能更好的產品來,能使我們的裝備制造業得到更快的發展。要在一定的時期內,使國民經濟各部類,各行業和各企業,能夠使用我們自己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先進技術設備。國民經濟的協調快速發展,必須在大力發展先進機械設備制造業的基礎上,才能使我國國民經濟加速強大起來,由小康社會逐步實現現代化。
六、國民經濟的協調具體表現在市場的供求平衡上
第一,市場是商品買賣的場所,當某些商品在市場上出現供過于求時,這就表示這些商品生產過多了,這是國民經濟不協調的一種表現。生產出的商品,有一部分賣不出去,就表示生產出這部分商品不能及時用于國民經濟的再生產,這便會影響國民經濟運行的效率和發展的速度。如果生產這部分產品長期賣不出去,積壓時間長了就會變質,成為不能使用的廢品。這就導致了資源的浪費,這不僅是一個企業的損失,對于整個國民經濟來說也是很大的損失。
當市場上出現某些商品供不應求,即這種商品滿足不了購買者的需要時,如果這種商品是勞動資料,使用這種勞動資料進行生產的企業,就不可能進行再生產;如果這種商品是原材料,使用這種產品作為原材料進行再生產的行業或企業也就不可能進行再生產,從而就會影響到這些行業或企業繼續的發展,這也不利于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如果供不應求的商品是居民生活消費品,就會影響一部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在市場表現為供求關系的平衡。國民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的協調發展,表現為各經濟部類和各行業及各企業進行生產和再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生產所需要各種機械設備都能及時購買到,不僅購買的生產資料在數量上符合需要,同時在質量上也符合應有的標準,這樣才能夠生產出合格的產品來。生產出的各種產品又能夠及時銷售出去,迅速回籠貨幣,使各企業不僅能夠進行簡單再生產,還能進行擴大再生產,這就是國民經濟協調快速平衡地發展。
第二,我國國民經濟中出現的不協調現象應及時糾正。從國民經濟發展規律上說,國民經濟必須協調才能迅速發展,但是在實際經濟運行當中,我國國民經濟有時還會出現不協調的情況。根據2004年商務部公布的信息,“據對上半年600種主要商品排隊調查,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達138種,占排隊商品總數的23%,與去年上半年相比增加了8.5個百分點,與去年下半年相比增加了1.8個百分點;供過于求的商品462種,占排隊商品總數的77%,與2003年上半年相比減少了8.5個百分點,與2003年下半年相比減少了1.8個百分點。”這些數字說明我國經濟結構出現了不協調的現象。對生產相對過剩的商品應適當壓縮其生產的產品數量,或促使這些行業和企業轉產市場能夠銷售出去的產品。我們必須理順各經濟部類各行業及企業之間生產和需求關系,使國民經濟在新的發展階段上也能協調快速發展。
第三,投資必須符合國民經濟協調快速發展的要求。投資就是投入到國民經濟中的貨幣資金,用于購置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使企業不僅能進行簡單再生產,還能進行擴大再生產。如果這些投資投入到生產商品供不應求的一些行業和企業中去,這種投資就是合理的;反之,則會出現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失調問題。“去年下半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新開工項目過多、在建規模過大,投資膨脹的問題比較突出。特別是投資結構不合理,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盲目投資、低水平重復建設現象嚴重。”這些投資生產的產品一時不能被充分利用,這就必然使國民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不協調的現象。因此,我國對國民經濟中某些經濟行業或企業的投資,必須認真調查研究,把資金投到有社會需求的產品生產當中。
總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是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必要條件。不協調發展的國民經濟,會使一部分生產資源不能被有效利用,而需要的一些產品又不能被生產出來,阻礙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
七、加強宏觀調控
1.加強宏觀調控的重要性。要使國民經濟在發展過程當中始終保持協調快速發展,必須加強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國家機關對各經濟部類和各行業及各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采取各種措施進行調控。各經濟部類各行業及各企業,都是相互獨立進行生產和經營的,它們往往只考慮本部類本行業及本企業的發展,而對國民經濟的協調快速發展往往考慮不夠,或者對國民經濟協調快速發展很難認識清楚,所以國家有關機構,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必須加強宏觀調控,以更好地實現國民經濟的協調快速發展。
2.國家的宏觀調控要認真深入研究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目的,不僅要使國民經濟實現一時的協調快速發展,還要使國民經濟能夠持續協調快速發展。國家對國民經濟各部類各行業和各企業的發展進行宏觀調控時,要研究國家已經制定出的國民經濟的中長期發展規劃,進而制定出宏觀調控的政策與措施。國家在研究國民經濟長期協調快速發展時,既要研究現實國民經濟中一些部類、一些行業和一些企業快速發展的優勢,也要考慮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的一些薄弱環節。國家在實施制定的長遠規劃時,還要隨著觀察國民經濟發展的變化情況,及時進行修改或補充,使國家制定的發展經濟政策能完全符合國民經濟協調快速發展的客觀需要。
3.調整貨幣的投放。調整貨幣投放是進行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的手段。投資必須符合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要求。資金對國民經濟的某一個部類某一個行業和某一個企業的發展有著重要作用,對于發展過快的行業和企業限制進行再投資。以緊縮貨幣供應為手段,使其過快的增長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下來。對于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要增加投資,使其能更快的發展。我國現實對農業實行減稅,提高農產品價格,對農業生產的某些產品實行補貼等,都是對農業生產增加投入的措施,這會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會增加農民的收入。
關鍵詞:現代農業新型工業化安徽
安徽工業化發展現狀
對于安徽省工業化發展狀況,目前已有部分專家和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如:王秉建(2008)對安徽工業化水平進行了評價;胡亭亭(2007)對安徽工業化的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余華銀(2006)對安徽工業化的進程進行了評價等。通過對研究的梳理可知,安徽工業化的發展狀況為:安徽省工業化進程慢于全國,安徽省工業化已處于工業化的實現和經濟高速增長期的初期,但與全國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工業高度化水平低于全國,高度化進程也相對較弱,安徽省工業處于由重工業化階段向高加工度化階段轉變時期,工業高度化水平不斷提高,但工業高度化水平明顯偏低:輕工業中以非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比重低;重工業中加工工業比重低;重加工工業內部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業的比重低。
現階段安徽工業化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分析
(一)外部環境
1.有利條件。新型工業化道路為安徽農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在新型工業化道路和新區域工業化模式下,人們開始重視農業地區和農業的發展。一方面,工業化的目標從單純的經濟增長轉向人的全面發展,這就要求大力發展農業和農業地區經濟;另一方面,技術進步成為經濟增長的最主要驅動力,使得農業的價值得到了重新認識。在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工業化的內容不再是狹義的,而是通過包括農業在內的各個產業的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實現全面發展。因此,農業不僅是加速工業化的一種工具,而且本身也是工業化的目的;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和人們消費結構升級促生新機遇。雖然面臨這一系列約束條件,但是,仍然存在有利于安徽省工業化的機遇:發達地區產業結構調整,一部分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逐步向內陸地區轉移。安徽省可以選擇適合本地比較優勢的產業,通過承接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積累工業化的資金;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消費品的需求日益多樣化,特別是對綠色生態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大,這就為安徽省發揮其優勢,發展綠色生態產業提供了機遇。
2.不利外部條件。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國際金融危機持續蔓延,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日益加深,對于安徽省來說尤其明顯,主要表現為:一是農產品價格全面下行。二是農村就業和增長局面趨于嚴峻。三是質量安全事件對農民、農業產業的沖擊不可低估。民以食為天,我國有13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面積只占世界的10%,糧食安全現狀面臨嚴峻考驗。安徽省作為糧食主產區,在糧食安全體系中承擔了重要責任,2008年安徽省平均糧食產量為6047萬噸,占全國總產量的5.78%。因此,安徽省在選擇新型工業化道路時絕不能以損害農業、減少糧食產量為代價。
(二)內部條件
豐富的資源條件。安徽省處于我國腹地,蘊藏了豐富的礦產資源。如煤炭、有色金屬等。同時擁有大量的水資源。以中部五省為例,不僅擁有長江、淮河等水系,還擁有鄱陽湖、洞庭湖和巢湖等三大淡水湖。豐富的農業資源,有利于農、林、牧、漁的全面發展和形成較高的農業生產率,為充分發揮農業資源優勢,建設現代農業,提供了廣闊的資源配置空間和環境。
優越的地理區位。從地域優勢看,安徽位于長三角腹地,東臨江蘇、浙江等發達省份,西連廣大中西部地區,承東啟西,地跨江淮,交通發達,發展農業生產條件優越,區位優勢明顯。安徽可充分利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信息、資金,接受輻射,又可面向全國,推廣自己的優勢產品。特別是隨著東部地區產業的升級換代,將逐步淘汰一部分落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安徽作為重要的勞務輸出人口大省,積累了相當的技術和資金要素,安徽已完全有能力承接長三角產業特別是農產品加工業的產業轉移,這些都為安徽農業的發展創造了難得的機遇。
較強的科研優勢。從科研優勢看,安徽的高校、科研單位眾多,合肥是全國四所科技城之一。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各類研究與開發機構1057家,其中國有獨立科研機構116家(包括20家中央在皖科研院所、96家省屬及省以下科研機構)、高等學校科研機構154家。這些科研機構特別是一批中央在皖科研院所,是安徽省科技資源優勢的集中體現,強大的科研優勢為安徽省工業化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科研條件。
良好的生態環境。安徽省由于長期以農業為主,工業化進程相對緩慢,因此高污染、高能耗的傳統工業較少,這使得安徽省的自然生態環境得到較好的保護。安徽省可以充分利用生態優勢,跨越重化工業階段,直接進入高起點發展對環境要求高的生態產業。
不利的因素。“三農”問題依然比較突出。安徽省面臨嚴重的“三農”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村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生產、生活條件較為惡劣。農業比較效益低,市場化發育程度低,小農生產的特點導致農業省在農業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無法發揮出來。農民收入水平不高,且商品意識、創新精神和經營能力不足,無法滿足農業省工業化發展的需要。“三農”問題對安徽省工業化發展來說,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安徽省城市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轉現代農業驅動型工業是安徽工業化的現實選擇
綜上,結合安徽省實際,筆者認為安徽省應選擇現代農業驅動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即依托區域比較優勢,以市場為導向,以生物技術、信息技術改造傳統農業,圍繞現代農業這個核心,把農業資源深度開發產業確立為區域主導產業,并形成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以勞動力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入市場的工業化道路。這一選擇具有重要意義,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現代農業驅動型工業化模式符合安徽省新型工業化的特點。由于符合本階段安徽省的資源稟賦結構,可以充分發揮其比較優勢,在此戰略下建立的產業體系能夠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不斷發展壯大。通過產業的發展,利益的積累可以逐步改變安徽省的資源享賦結構,實現由農業省向工業省的轉變。在資源稟賦結構變化后,現代農業有可能不再占主導地位,而是由更符合區域資源稟賦結構的產業取代,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促進安徽經濟的發展。
有利于形成現代農業區域聚集優勢,獲取重要資源。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不同,具有要素投入集約化、資源配置市場化、生產手段科技化、產業經營一體化的特征,產品附加值高,有很高的投資回報率,這樣就可以吸引區域外資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入。通過產業聚集主動吸收資源的作法,改變了安徽省以往被動等待資金、技術支持(即簡單的工業反哺農業)的引資方式;改變了安徽省因傳統農業效益低下而出現資源凈流出的局面。通過市場化競爭吸引要素的方式,可以實現安徽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有利于發揮比較優勢,找準定位,確立主導產業。首先,安徽省的比較優勢在農業,安徽省新型工業化的重點應放在農產品加工業。其次,如果不發揮安徽省在農業生產方面的比較優勢,提供更為豐富的農產品和深加工品,發達省份就會將需求轉向國外尋求替代供應者,這樣,安徽省就會失去發展的外部市場。區域工業化理論認為,有競爭力主導產業是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而現代農業正是安徽省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因僅使用傳統生產要素的農業是無法對經常經濟增長作出重大貢獻的,但現代化的農業能夠實現。
可以有效克服資金瓶頸的約束。一方面,農產品加工業所需資金少、投入門檻低,是一種適合安徽省的勞動力密集型工業。另一方面,農產品加工業與農業形成良性聯動關系,可以通過加工增值農副產品,進而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戶積累能力,為加工業的進一步發展積累資金。
能夠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由于現代農業驅動型工業化模式強調工業與農業的聯動關系,必然促進農業生產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在農業內部吸收大量勞動力,緩解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帶來的負面影響。傳統工業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而新型工業化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保證。
參考文獻:
1.胡亭亭.欠發達地區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路徑選擇與創新—以安徽省為例[J].華東經濟管理,2007(5)
關鍵詞:房地產;國民經濟;關系
一、房地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1.房地產投資有效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增長。近年來,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長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顯現。以江蘇為例,江蘇省2002年完成房地產開發的投資額達702.35億元。1991年~2002年,江蘇房地產投資以年均39.87%的速度增長,明顯快于全國年均21.04%的固定資產投資額以及本省年均19.75%的GDP增長速度。江蘇房地產業對全省經濟增長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2.房地產業帶動了相關行業的發展。據世界銀行資料,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發展中國家的房地產投資對相關產業的乘數效應約為2倍,并對以房地產為主導產品群的房地產業鏈下游和上游50多個物質生產部門產生感應或影響。
3.房地產對GDP的貢獻。以江蘇為例,1991年房地產業對于GDP的直接貢獻率為6.34%,1991年以來,房地產業對江蘇GDP的直接貢獻正在逐年加大,至2002年其貢獻率已超過10%。因此,房地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4.房地產業對居民居住條件改善的貢獻。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房地產業的發展,居民的居住條件有了較快提高,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從1985年的5.60平方米增加到2002年的10.87平方米,增加了5平方米,年均增長4.36%。計算1991年~2002年房地產投資與人均居住面積之間的相關系數高達0.9363,說明房地產投資或房地產業的發展與居民居住條件的改善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
5.房地產業對社會財富的貢獻。房地產業是國民財富的主要構成部分,是構成整個社會財富的重要內容,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穩定而長遠的影響。房地產業一般會先于國民經濟發展而發展,并帶動關聯產業群的快速發展。因此,房地產業的發展會促進或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
目前我國城市建設用地約1.34萬平方公里,加上建制鎮,城鎮存量土地已達2.5萬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平方公里5億元資產計算則約有12.5萬億元,如果再加上幾十億平方米的房屋資產,房地產業是我國國民財富的主要構成部分。
6.房地產業能夠為城市積累資金,改善城市的投資環境。城市是經濟社會在空間上聚集的地區,在城市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大量的財富。城市土地的開發和再開發,城市的各種公共建筑物和構筑物,城市巨大的基礎設施的建設,都是城市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投入都應當通過利潤、稅金、地租等經濟杠桿收回投資,有些還可以取得一定的利潤,然后再投入城市的基礎設施和社會設施建設,進一步改善城市投資環境,把城市建設管理納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7.發展房地產業可以吸引外資、促進對外開放。中國巨大的房地產市場、不斷改善的投資環境和較為豐厚的投資回報,使房地產業成為外商競相投資的重要領域。以江蘇為例,2003年1~10月份外商投資房地產共計15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7.86%。目前,中國的房地產企業中,外商投資企業數量逐年增多,利用外資金額逐年加大。
二、影響房地產業發展相關因素的分析
1.政府政策。房地產業是一個受政府政策影響,對政策敏感性極大的產業。由于政府嚴格控制著房地產一級市場中最重要的資源——土地。使得它對整個房地產市場有著絕對的控制權。它決定了市場供求關系平衡位置,決定了價格走向。作為在政府宏觀調控下的房地產業的發展與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緊密相關,政策是決定房地產開發企業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從上述國民經濟與房地產的關聯度可以看出,只有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才能加速國民經濟的發展。
2.市場規模。市場規模即市場需求量,市場需求量的大小是房地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
房地產主要包括住宅、商業用房、辦公用房、工業廠房等。其中住宅、商業用房、辦公用房占其總量的97%以上。特別是住宅占整個房地產市場需求量的70%以上,因此居住人口越多,對市場需求就越大。同時市場越繁榮,流動人口越多,對商業用房需求就越大。商業用房占整個房地產市場需求量的20%以上。因此國民經濟越繁榮,房地產市場規模就越大。
3.市場范圍與開放度。市場范圍與市場規模是密切相關的。市場范圍大,市場規模也隨之擴大;反之,市場范圍小,市場規模也會隨之縮小。市場范圍,即房地產企業開發商品房的銷售范圍,它是一個市場空間概念。由于房地產所特有的地域性強,使用其開發建設的商品房一般不會超出以地級市、縣級市銷售的范疇。因此,在某一地的房地產開發隨該城市地域的擴張,城市化的進程隨市場范圍擴大而加快。
同時,由于各城市政治、經濟、文化、科研、社會發展、對外開放程度的不同,因此其房地產市場范圍不盡相同。對外開放程度越高,政治、經濟、文化、科研、社會發展水平越高,其城市吸引力越強,人口流動性越大,人口聚集性越強,市場范圍就越大。
三、制約房地產業發展的因素分析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的經濟發展正在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這為房地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但現實中,仍有一些因素制約房地產業的更快發展,這些因素包括:
1.城市化率偏低。2002年,我國城市化率僅為37.8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3個百分點,但與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相比明顯偏低,較低的城市化水平嚴重制約了對房地產的需求規模。
2.房價相對偏高。世界銀行研究結果表明,住宅價格與一般家庭年收入之比(即房價之比)在3:1至6:1之間時,居民方有支付能力,若高于收入的6倍,住宅則難以形成消費熱點。雖然從全國而言,房價收入已從1991年的7.32:1縮小到1998年的5.66:1,但不少城市的房價收入比仍然偏高,使許多居民難以承受。近日對江蘇各市的房價收入比進行的調查表明,南京的房價收入比高達6.7:1,蘇州房價收入比6.03:1,已超過警戒線,無錫房價收入比已接近警戒線,較高的房價使許多居民只能望樓興嘆,潛在需求無法變成有效需求。
3.房地產市場稅費政策不盡完善。目前全國的房地產市場稅費政策不盡完善,房地產開發建設中的稅費收取有重復之嫌。房地產開發包括土地成本、建設成本、配套建設費。其中土地成本中已經包含契稅,配套建設費中已經包括各種配套建設費用,但是營業費的收繳是上述各項費用的總和,這種費上加稅,稅上加稅的稅費政策必然使得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制約了房地產業的發展。同時租賃市場灰色交易嚴重。隨著商業、餐飲、娛樂、商務、居住等不斷擴大,房地產租賃活動異常活躍,但由于目前房地產租賃市場的稅費負擔過重,使大量房地產租賃活動以灰色交易方式存在。以南京市為例,房地產租賃市場的稅費占租金收入的22.5%左右(17%房產租賃稅+5.55%營業稅),這在客觀上制約了房地產租賃市場的發育。
4.經濟實用房建設不足,拆遷矛盾日益增大。近幾年來,安居工程的實施對加速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實施中卻明顯“變味”。由于安居工程不僅需要投入一定的資金,而且需要無償投入土地資源。各地政府為提高經營城市的能力,對經濟適用房采取壓縮甚至停止建設。同時由于近兩年住宅價格上漲過快,加上我國宏觀經濟調整步伐,許多職工退二進三,下崗職工增加,造成拆遷安置戶無法利用拆遷款購買所需房屋,給國民經濟、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
四、房地產業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1.加快城市化建設的進程。我國城鎮規模普遍較小,農村城市化水平低,吸吶與擴張能力弱,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一般認為,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70%以上,城市化進程才會穩定下來,而我國這一比重才37.8%左右,因此,城市化的潛力很大。在建設過程中一定要按照統一規劃、合理布局、綜合開發、配套建設的要求進行城市化建設。
2.調整稅費政策降低房價。房價與土地開發成本、房屋建筑成本以及房地產租賃價格有關。目前,房價偏高是與各種稅費分不開的,因此,政府應在繼續削減房地產有關稅費的基礎上為房地產業營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
3.進一步加快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步伐。目前,由于各城市體制改革的深入,企業改制成為趨勢,國家行政機關、事業單位住房分配貨幣化補貼到位情況較好。但是少數城市改制企業還不夠理想,影響了個人購房的全面啟動。因此,應強化落實住房分配貨幣化的政策措施,特別要落實企業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措施,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
4.完善房地產金融體系。一是完善住房金融制度,具體包括:(1)規范公積金運作,住房公積金信貸、結算等具體業務可委托商業銀行辦理,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轉變為具有融資和貸款職能的政策性非銀行金融機構;(2)構建住宅儲蓄機制;(3)建立股份制、政策性、專業化的住房金融機構,促進公積金的保值增值。二是建立房地產共同基金。房地產共同基金的建立,有助于解決房地產開發資金的短缺,穩定房地產投資規模,解決房地產開發企業股份制改造中的規模問題和資金問題。三是促進房地產企業上市籌資。房地產企業的上市有利于房地產企業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也有利于企業無形資產及信譽度的提高,能為企業籌資及實現規模經營打下良好的基礎。
5.大力發展經濟適用房。政府在住房補貼政策實施過程中,應在大幅降低經濟適用房價格的基礎上,將經濟適用房賣給真正需要補助的低收入者,對一些連經濟適用房也買不起的無房者,政府應提供額外補助。
參考文獻:
1.胡榮華,韓健,張曉鋒.江蘇省房地產業發展趨勢研究,2001年4月.
國民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變化,以2002年全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為標志,中國經濟已經邁入一個新階段。從總量看,國民經濟持續保持快速增長之勢,經濟大國地位進一步增強。2001年-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一直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9%以上。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2,321億元人民幣,相當于22,257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1703美元。由于美元對歐元匯率上升等因素,2005年全國GDP超過英國(大約為21,800億美元左右),低于德國(估算低于27,000億美元),在世界各國經濟總量排列中居于第四位。可以預期,即便經濟增長保持8%的速度,到2010年,中國GDP總量也會超過德國;即便匯率在目前狀況下維持不變,2020年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的目標也會提前實現。從結構看,國民經濟結構進一步明顯優化。與2004年普查數據相比較,2005年第一、二、三次產業的比重有-0.7、+1.1、-0.4個百分點的變動,顯示工業化的推進仍然是結構變動的主導方向;第一產業比重出現符合產業結構變化規律的下降趨勢,不過,由于國家減免農業稅政策的出臺,全國糧食連續兩年實現較大幅度的增長。2005年糧食產量達48,401萬噸,比2003年增長12.38%;在工業快速增長中,輕重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31.45:68.55演變到30.99:69.01,顯示重型化的趨勢進一步強化;但在2005年外貿出口增長28.4%的同時,機電產品的出口增長了32%,說明一部分重工業的增長是通過國際市場得以消化的,也表明我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有所增強;第三產業發展平穩,交通、通信、旅游、科學、教育等都有新的發展。
一般認為,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之間時,是國民經濟快速增長時期,也是社會矛盾的突發期。在諸多社會矛盾中,城鄉矛盾是易于引發社會分化與沖突的主要矛盾之一。在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城鄉矛盾通常有兩類表現:一種是經濟快速增長,城鄉關系協調發展,社會各方能共享經濟增長的紅利;另一種是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狀況惡化、貧富差距懸殊、失業問題突出,各類矛盾與沖突加大。越是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出現第二種狀況的可能性越大。如何避免或者扭轉第二種格局,保持第一種城鄉發展態勢,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要挑戰。
差距擴大的城鄉關系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安徽小崗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經驗被推廣以來,中國的城鄉關系就一直在起伏波動中變化發展。從糧食增產、鄉鎮企業擴張、農民工進城、糧食漲價、取消農業稅到新農村建設,中國的農村、農業和農民一直是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重點領域之一。中國改革以來許多年份經濟的順利增長,都與農民的參與和貢獻有關。在廣大農民參與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的農村也出現一系列變化。一是在人口數量明顯增長的情況下,糧食生產保持穩定,中國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二是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和沿海發達地區流動。1978年至2005年,中國人口總數從9.63億增長到13.08億,凈增長3.45億,但同期城鎮人口數量從1.72億增長到5.62億,凈增長3.9億,人口增量擴大的壓力通過農村向城鎮的轉移加以釋放。三是農民融入城鎮的過程,就是參與整個經濟現代化的過程。江浙一帶許多著名企業家,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銷售,但其起家于農村;珠江三角洲數量龐大的外資企業中,來自內地的農民工作出了巨大貢獻。四是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明顯優化。1990年,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20.22%,家庭經營性收入占75.56%。其中,在家庭經營收入來源中,農林牧漁業經營收入為66.45%,工業、建筑、商業等方面的經營收入占9.11%。而到2004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34%,家庭經營性收入占59.45%。其中,農林牧漁業經營收入為47.61%,工業、建筑、商業等方面的經營收入占11.81%。農林牧漁業是農民收入中比重大幅度下降的行業,工資性收入是農民收入中比重上升最快的指標,說明越來越多的收入依賴于受雇單位與個人,越來越少的收入依賴于土地。
但是,農村經濟落后的格局依然維持,城鄉差距還在擴大之中,城鄉關系的不協調狀況日益明顯。從1980年到2005年,與我國城鎮化水平單向提高相對照的是,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有升有降,但是總體趨勢是在波折中不斷上升。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變化相比,1990年以來,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的增長一直遠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在16年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只有3年低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其余13個年份的增長都高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各類補貼和社會保障的存在,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要更大。
在城鄉統計方面口徑差別既定的情況下,我們計算了1978年-2005年農村居民收入比重(PI)與偏離度(PIP)的變化趨勢。農村居民收入比重是將城鄉居民數量與人均收系起來加以考慮,計算農村居民收入總量占城鄉居民收入總量的百分比,由這一數值來觀察農村收入份額的變化規律。而農民居民收入偏離度則是將農村居民收入占全國居民收入比重與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聯系起來加以考慮,觀察農村居民收入比重相對于人口數量比重的變化趨勢。如果農村居民收入比重變化與農村居民人口比重變化保持同一變化速度,則偏離度指標會保持不變。偏離度指標上升,顯示農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對于農村人口所占比重下降速度更快;偏離度指標下降,顯示農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對農村人口比重下降更平緩。計算顯示,除了少數年份的微小提高外,1978年-2005年,農村居民收入總量占城鄉居民收入總量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64.1%降低到2005年的29.1%,下降了35%。偏離度的指標(PIP)顯示,1978年-2005年,農村居民收入比重偏離度從0.219上升到0.489,顯示出相對于農村人口比重減少來說,農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更快。只是在1979年-1984年、1994年-1996年等少數幾個年度,農村居民收入比重偏離度略有下降。
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還通過產出、消費和儲蓄方面的變化反映出來。1989年-2005年,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5%下降到12.4%,縣及縣以下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從54.7%下降到不及全國的1/3。農戶儲蓄占城鄉居民儲蓄的比重從1989年的27.44%降低到2003年的17.54%。以2004年各類消費支出指標看,城鄉居民在食品、衣著、家庭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通信、教育娛樂、居住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距,消費支出比在2.26:1-4.57:1之間。
國內外學者對于我國改革以來的收入差距變化十分關注,并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中國社科院收入分配課題組的研究顯示,2002年全國的基尼系數為0.454。世界銀行估算,2001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47,甚至有研究者稱我國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53-0.54,遠遠超出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在中國收入差距中,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是最基本的差距,收入分配課題組的研究表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占全國收入差距的40%。
城鄉之間的差距擴大通過一系列農村發展的現實困境表現出來。與城市廣泛發生的大拆大建相比,約一半的行政村未通自來水,3.6億人口喝不上符合安全標準的飲用水,60%以上的農戶沒有衛生廁所,13%以上的行政村沒有通公路,2%的村莊沒有通電,而且電壓不穩,電費又高于城鎮。農村中小學校舍危房率達到6.6%,占全國中小學校舍危房率的81%,西部地區尚有100多萬中小學因為校舍短缺不能入學。在許多不發達地區的農村,“通訊靠吼、交通靠走、生產靠牛、安全靠狗”的落后狀態還沒有改變。
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出現的普遍現象,但我國城鄉差距的程度要遠遠高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說明城鄉分配機制有其特殊之處。我以為,我國的城鄉差距擴大主要受以下若干因素的影響:
首先,我國存在著勞動力過密的農業與低成本的城市工業之間的經濟收益差距,這種收益缺口足以引起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我國農村人均耕地面積少,人口密度大,邊際勞動生產率極低。在農村,農民不能不依存于不可移動的耕地,單產也因自然屬性不可能無限增加,收益又受制于氣候等自然條件,農產品的收入需求彈性相對較小,決定了其提供收入增長的能力有限。盡管有精耕細作的傳統,但是與土地密集型的國家相比,我國農業的競爭力較弱,而勞動力成本較低,生產工業品具有競爭優勢。在城市,勞動力可以從一個崗位向另一崗位移動,工資可以事先以合同談判的形式加以規定,企業的生產規模可以根據市場需求不斷擴大,工業品的收入需求彈性較大。在技術成熟和組織管理有序的情況下,生產工業品比生產農產品更具有國際競爭力。從而,在工業企業工作的個人回報遠高于農產品生產的回報。在生產要素可流動的情況下,更多的勞動力資源流動到城市工業部門符合市場經濟規律。
其次,城鎮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在福利和身份上的差距使進城農民的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城市正規部門可以是政府部門、教育、醫療、國有企業等機構,而非正規部門的就業者通常是建筑工人、街頭小販、小商人。與正規部門相比,非正規部門具有進入容易、依賴個人資源與努力、家庭所有、小規模作業、勞動力密集、競爭充分等特點,最重要的還在于其游離于政府福利與制度體系以外。非正規部門的收入在市場化中被嚴重壓低,而正規部門的收入較高。另外,盡管農民工進城獲得了相對農村高得多的報酬,而其在城鎮就業中為社會創造的價值要遠遠高于個人勞動收入。
再次,存在著城市對農村利益的政策性和非政策性轉移。在工業化過程中,農產品被壓低購銷價格,造成貿易條件的不平等,使財富由農村向城市轉移;在城鎮化過程中,存在大量強制性低價征地行為,造成財富的二次轉移;多次有利于農業的糧食價格上漲,都被城鎮工業品價格上漲和增加工資、增加補貼的類似政策抵消;農民進入城鎮擇業的過程中,還經常面對城鎮各類執法部門的不合理收費與罰款;農民工的工資常常被無理克扣和拖欠。新農村建設與構筑新型城鄉關系
發展中國家處理城鄉關系的規律歷來是經濟學家研究的熱點領域。在城鄉關系上,庫茲涅茨(Kuznets)曲線的基本涵義是,在經濟增長的初期,會出現低收入的農業部門和高收入的現代工業部門。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由于城市規模的擴大,收入的不平等狀況加大,在大多數人口集中于城市以后,收入的不平等會加劇。在低收入人群的數量持續減少和政治影響不斷加強時,這種趨勢會扭轉,出現不平等程度下降的狀況。
盡管庫茲涅茨曲線在20世紀60年代一度為不少學者所推崇,但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發現,現實中的收入差距并不完全遵守庫茲涅茨曲線的演變模式。1973年,阿德爾曼(Adelman)和莫里斯(Morris)研究了世界上43個國家占全國人口60%的最窮人口的收入分配和該國的增長指標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最富的人越來越富,中等收入者和窮人的收入都減少了,經濟增長并沒有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針對這一發現,他們提出要實行增長前的再分配戰略。阿萊西納(Alesina)和羅德里克(Rodrik)在對1960年-1985年和1970年-1985年所選樣本國家的數據進行研究后發現,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土地所有的不平等都會對人均收入的增長產生負面影響。世界銀行通過對18個發展中樣本國家的研究發現,工農之間貿易條件與政策的不平等嚴重影響農業的發展。1960年-1985年,18個樣本國家因為工業保護與宏觀經濟影響,帶給農業的間接稅加上直接稅,使農業的總稅負水平達30%,而在1960年-1980年,經濟干預的凈效應平均達到農業增加值(農業GDP)的46%。哈克(Haq)指出,20世紀50年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并沒有使大多數人自動分享到增長的收益。他甚至質問,在收入不平等的情況下,僅僅靠市場機制是否能夠有效配置資源。利普頓(Lipton)在1977年出版的《為什么窮人依然窮》一書中指出,“偏袒城市”的政策,使得“在城市和鄉村范圍內的資源分配,反映出城市優先而不是公平優先和效率優先”。
各國發展的歷程都表明,在起點不公平基礎上由規則不公平帶來的失衡嚴重的收入分配格局,會約束經濟增長的有效空間。不難想象,貧富懸殊的城鄉收入分配機制,會造成處于低位的社會階層的不公平、觸發社會的不穩定甚至降低企業的投資愿望。同時,會使城鎮富裕階層的收入不能及時消費出去,也會使農村貧窮階層沒有能力消費,難以形成全社會的合理消費規模,使消費引導經濟持續增長與合理配置資源的潛力得以削弱。要改變這種格局,就需要對收入分配的機制進行調整和政策上的完善。基于緩和城鄉矛盾和促進農村發展,托達羅(Todaro)曾經系統地闡發了發展中國家縮小貧富差距和過度不平等的四類政策:一是通過設計用于改變相對要素價格的政策來改變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二是通過財產所有權的逐次再分配改變規模分配;三是通過累進的所得稅和財產稅來改變高收入階層的規模分配;四是通過直接轉移支付和政府提供物品和勞務來改變低收入階層的規模分配。
價格調整、產權變革、稅收改變和轉移支付,是改變城鄉關系失衡狀況、促進農村發展的可以選擇的合理政策體系。從我國的實踐看,1978年開始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通過農村土地制度變革,直接推動了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勞動力向其他產業的轉移。可以形成比較的是,我國臺灣省20世紀50年代的,也帶來了同樣的變革效率。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前期對農產品價格的提高,也都推動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和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城鄉差距的擴大。但是,進入21世紀以后,改變城鄉關系的政策實踐在減少城鄉差距方面的作用漸漸減弱。農業稅減免帶來的糧食增產效果明顯,但由于從事農林牧漁業在農民收入增長中的比重下降,糧食增產對縮小城鄉差距的效果并不明顯。國家相繼推動的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和中部崛起的思路和政策,除了退耕還林政策外,諸多區域政策偏重于解決省與省、城市與城市之間中的矛盾,政策的受益區域也偏重于城鎮,城鄉差距因而沒有縮小,甚至有所擴大。在此基礎上,啟動新農村建設十分必要。
在國民經濟總量增加、結構改善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斷上升但城鄉差距擴大且單純依靠市場力量難以削弱城鄉差距的情況下,站在以民為本、維護社會公平、協調城鄉發展的高度,提出兩個趨向的新農村建設方針,是中央做出的事關國民經濟全局的重大戰略決策。這一政策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薄弱的農村切入,將政府的公共政策由城鎮延伸到農村,以彌補市場配置資源的不足,對廣大農村進行經濟扶持,關注農村低收入群體的生產與生活,讓更多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隨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新農村建設政策是一種援政策,并不改變國家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的基本進程,更不意味著國民經濟的發展重點發生了轉移。在推動新農村建設中,整個經濟活動還會繼續保持以下三種發展趨勢:國民經濟產出的重心仍然集中在第二和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繼續下降;城鎮人口比重上升、農村人口比重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趨勢將會繼續加強;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來源多樣化,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比重上升的趨勢得以維持。
作為新農村建設戰略的補充,從協調城鄉關系、增加農民家庭收入的角度出發,也應積極疏通城鎮化渠道,讓更多的農民融入城鎮的正常發展秩序。要放寬城鎮對農村勞動力進城的限制,增加城鎮非正規部門的就業人口;打破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之間的界限,為非正規部門就業人口進入正規部門網開一面,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效率;將非正規部門就業的人口納入城鎮社會保障范圍,完善屬地化管理制度,在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方面實行非歧視性政策。一旦進城農民接受了城鎮的各種社會保障,要以放棄農村的耕地等資源作為交換條件。在此基礎上,需要確定城鎮產業和制度建設的兩個方向:一是提升城鎮產業結構層次。要使多種產業和諧發展并優化產業結構,在保持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優勢的同時,增強資本密集型產業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增強資本密集型產業對運輸、商業、金融等產業的就業帶動作用,在產業多元化發展中,拓展城市就業空間。二是逐步改變城鎮收入分配機制。城鎮低收入和非正規部門就業基數的增加,將增強這些勞動人口在政策方面的談判能力,促使城鎮放寬壟斷性行業的準入限制,改變造成城鎮內部收入不合理擴大的政策和規則,并促使政府課征累進稅、遺產稅、不動產稅等稅種,調節城鎮收入分配格局。
由此可見,新農村建設立足農村發展、著眼農民致富,目的是構筑新型的城鄉關系。這種新型關系一定要通過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方面,在新農村建設中要繼續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并逐步削弱城鄉之間的政策性差距;另一方面,要實行對農村的援政策,體現維護社會公平的政府意志。前一方面的政策尊重市場規律,服務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流量”,注重通過體制和政策的改革來沖破城鄉壁壘;后一方面的政策注重彌補市場缺陷,服務于廣大農村居民的“存量”,強調對農村發展的扶持。
新農村建設是一項長期工程
錢納里(Chenery)等人通過對多國發展模式的研究發現,在城鎮化比重達到75%的時候,城鄉之間的勞動力轉移能夠相對穩定下來。我國的農村人口規模十分龐大,很難設想城鎮人口達到75%的水平。城鎮化水平越高,城鎮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越弱,排斥力量漸強。假設我國達到城鄉穩定狀態的城鎮化水平為65%,而人口總規模穩定在15億的水平,屆時農村也還有5億多人。這5億多人依然面臨由城鄉勞動生產率差距帶來的收入差距等問題,依然需要政策扶持。可見,新農村建設作為一種城市對農村的援政策,一定會起于現在,延續于未來。盡管未來各個時期政策的方式有差別,強度有不同,但援政策將貫穿于中國的長期發展戰略。
從國內外政策實施的軌跡看,政府的援政策通常可能出現兩種結果:第一種是負效應。在這種狀況下,政府的援助款項被截留或者挪用,由政府資金建設的工程成為劣質工程,政府援助政策使民眾產生更強的援助型路徑依賴,減弱了其依靠自身致富的努力。第二種是正效應。就是政策的實施極大地刺激了農民和社會各界自主發展的積極性,社會投入相應跟進,地區的主導產業得以強化,農民的素質得到明顯提高,更多的農民融入國家現代化的進程,整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更為有序也更有活力,城鄉經濟差距與社會矛盾得以緩和。為實現第二種目標,就需要深化體制改革,建立信息公開透明、資金下達嚴格、監督機制健全、激勵約束規范的新型管理制度。并做好新農村建設的長遠規劃,分步驟、階段性地推進新農村建設。
新農村建設要注重產業發展。隨著政府提供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和逐漸彌補公共設施缺口,未來新農村建設的重點會轉移到增強產業競爭力上。世界上的現代農業有兩種方式:在土地資源豐富、勞動力資源短缺的國家,現代農業應該采取機械化模式,發展規模化農業,減少對勞動力的依賴;而勞動力資源豐富、土地資源短缺的國家,現代農業應該更多地采用高產良種和化肥等,增加單位面積的產出量,以減輕對土地的依賴。目前我國人均耕地只有1.4畝,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科技對農業增產的貢獻率只有40%左右。而世界發達國家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都在70%-80%。這就決定了我國的農業發展必須走技術創新與優化結構相結合的集約型發展模式,加強新品種、新技術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大力增加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同時,根據我國各地的不同特點,積極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建立各具特色、能夠發揮各地比較優勢的主導產業群。沿海地區農業應該把握國際市場的動態變化,調整和優化種植和養殖結構;土地相對密集型區域應該在國家的支持下,建立糧油等農副產品的主產區;具有氣候和土壤特色的區域,應該發展具有地方優勢的特色農產品種植業,增強產業競爭力和集中度;具有資本優勢的區域,應該積極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建立以特色加工工業為基礎的專業鎮和專業村;人口密集區域,應該注重面向城鎮市場變化,發展勞務輸出。
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而信用是市場經濟的樞紐,因此,探討中國市場經濟中的信用問題,具有特殊的意義。
一、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之一是信用
這里講的信用”,是以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信任為基礎的廣義信用。在市場經濟中,信用集中、具體地體現在以資金為紐帶的市場參與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實現的程度高,市場經濟的發展就規范,社會擴大再生產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礎上進行,反之,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會扭曲,會波折重重。
信用問題在市場經濟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問題貫穿于市場經濟的各個角落。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參與者的信用關系形成了一個環環相扣、互為前提的有機網絡,這個網絡中的某些環節斷裂,必然對整個網絡產生連鎖性的破壞,且這種破壞呈現放射性惡性擴張的特征。特別是信用網絡中的某些重要環節如金融、大企業間的相互信用等出現問題,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破壞就更為嚴重、影響波及面就更為廣泛和深遠,其實際破壞性要比表面上體現出來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問題從根本上制約著市場經濟能否健康發展。社會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對社會道德水平發生影響,在一個信用水平不高的社會里,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水平都會扭曲,這就會使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動搖;同時,社會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約著市場經濟的保障水準,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嚴只有在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對其行為負責任的基礎上才能充分發揮出來。
自80年代初開始,我國企業之間相互拖欠資金漸成風氣,進入90年代后,債務拖欠的規模越來越大,牽進去的企業越來越多。至今,債務拖欠關涉到幾乎所有企業,整個經濟領域信用嚴重貶值。不良的信用導致不正常的經濟和金融運作:銀行作為結算中介,對企業相互間的信用監督逐漸失效;因企業間相互不信任而設置的結算障礙如現金交易、款到發貨等使商品流通速度減慢;商業銀行在社會信用水平過低的現實下只能苛求過高的信貸安全保障,如要求貸款的高抵押率、項目的低風險性等,使得社會資金供給總量萎縮,制約社會再生產規模的擴大等。現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從根子上腐蝕著我們的國民經濟。
二、中國市場經濟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復建設導致大量企業出現支付危機
我國市場經濟還處于起步階段,市場的盲目導向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我國的許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證:如彩電生產線的數量世界第一;汽車整車生產廠的數量世界第一;電冰箱廠家數量世界第一;摩托車廠的數量世界第一;高星級酒店的數量世界第一等。市場旺盛的短暫需求盲目引導了大量的重復建設,重復建設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業因其商品價值不能實現而面臨淘汰。這些面臨淘汰的企業,無例外地發生支付危機,成為我國市場經濟信用不良的發源地。
(二)企業集團不良信用成為社會不良信用的關鍵
企業集團的組建,自80年代以來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頭戲之一。不可否認,企業集團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優化組織形式,在生產的集約化、產業的互補性、資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優越性,近代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起飛的主要推動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組織起來的企業集團。即使是現在,企業集團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民經濟中依然發揮著骨干作用。西方國家企業集團的組建,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種生產要素的自然組合。
我國企業集團的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拉郎配”的產物,如早期自行車行業中“永久”集團、“鳳凰”集團的組建,就是把生產同一類產品而生產技術、管理水平、經營機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業人為地攏在一堆,事實上成為一個松散的企業集團,這并非生產要素自然組合的結果,除了商標統一外,根本失去了企業集團資源優化組合的意義。遺憾的是,類似行為在我國風起云涌,呈不斷蔓延之勢。90年代以來,大量的非公有制企業加入了集團化改造的行列,企業集團”隊伍更是空前膨脹。由于我國經濟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較多,如對工商注冊資本金的真實性無法實施有效監控;對企業集團并表核算的資產負債無權威機構去加以認定并負責;加上社會中介機構過多過濫而導致的不規范操作使企業資產的價值難以得到真實評定等,導致大量的企業集團空殼運行。貌似強大而實際虛化的集團”往往成為巨額融資的載體,集團在運行時其債務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運行其債務就會落空。虛化的企業集團已成了吞食資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會不良信用的關鍵。
(三)泡沫經濟逐漸破滅為不良信用火上澆油
我國企業的高負債經營恐怕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在我國生產型企業的營運資金中,負債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業則這一比例為80%以上。尤為突出的是負債基本上是銀行貸款(近年來拖欠應付款已成為企業負債的重要部份,但歸根結底,這一部份拖欠款又會主要轉化為被拖欠企業的銀行負債)。這樣的資金結構,使我國市場經濟對銀行信貸的變動過度敏感。用銀行貸款進行投資與用自己的錢進行投資,在投資主體對投資沖動的自我約束力度上是絕對不同的,拿來”的錢用起來總是“大手筆”!由于我們的市場靠信貸支撐,信貸一傾斜,市場就繁榮,反過來又需要更大的信貸投入去支撐這種繁榮,一旦這種繁榮畸型化,則大量的信貸資金就無法正常循環,社會信用就受到嚴重破壞。
近年來國際經濟領域的例證和我國的實踐,已充分證明靠高額信貸刺激和支撐的泡沫經濟必然會逐漸破滅,進而導致大量的信用鏈斷裂,最終對國民經濟產生根本的破壞。1996年以來席卷東南亞的金融危機,近來已嚴重危及到號稱世界經濟強國的韓國、日本,并有演變成經濟危機的跡象。有人將此次金融危機歸罪于國際金融炒家的襲擊,我認為這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現象,事實上,卷入此次危機的國家均是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于信貸擴張的高泡沫經濟國家,泡沫經濟表面上十分繁榮,在金融領域風平浪靜的時候可以維持較長時期的興旺發展,但過度依賴信貸的脆弱性,決定了其經受不起沖擊,出問題、甚至發生危機只是遲早的事!
歐美國家對這個問題認識得較早,解決得較好,這些國家的企業,其營運資金中絕大部份是自有資金,銀行貸款只占其總資金運用額的15%左右,無論是單個企業的抗風險能力還是整體國民經濟的抗風險能力都是比較高的。這些國家市場經濟的運作基本建立在平實的基礎上,盡管發展速度可能沒有搞泡沫經濟的國家快,但安全性、穩定性、可持續發展性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場,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要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待理之事千頭萬緒,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這個綱。在目前信用水平嚴重滑坡的現實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國家出面,大規模重整國有企業的信用。
國有企業現在最頭痛的問題莫過于資金不足、負債過重,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并帶來一系列問題,如:償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貨款并引起鏈狀反應;負債過重使企業難于進行擴大再生產而導致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下降,大量職工下崗;無力進行新投資促進產品上檔次導致競爭力下降、逐漸被市場淘汰等等。國有企業形成今天這樣的困難局面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但過多地對此進行探究沒有太大的意義,重要的是正視現實并尋求解決辦法。國家有關部門近來準備采取三項重大措施解決國有企業資金困難問題:一是通過稅收上照顧以增強企業積累能力;二是對原來撥改貸”的資金逐漸轉化為國家對企業的投資以減輕企業的利息負擔;三是對企業的債務委托專門機構托管以助企業解脫債務包袱。我認為前兩條確有利于增強企業活力且立竿見影,后一條其利弊有待實踐檢驗。這些措施的實施,為重理企業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國家應委托或組織專門的機構,將企業從上述優惠條款中得到的資金優先用于解開信用上的死結。從一時一事或單個企業看此舉可能收效不明顯,但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效果會逐漸從根本上體現出來。
(二)對企業集團的融資,應抓住牛鼻子——統借統還。
企業集團之間、企業集團與其它企業之間、企業集團與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拖欠一般來說數額較大,實際債權債務關系有相當多的部份不明確。這里僅舉一例:一個企業集團包括集團總部在內的多家成員單位,若都由集團作擔保,或這些成員企業之間相互擔保,在多家金融機構貸款,這個集團就很容易獲得巨額資金。集團內部通過資金調度以后,往往會出現借錢的不用錢,用錢的不借錢,或以張三名義欠的債,而實際債務人卻是李四。一旦發生信用危機,一是資金額過大難于清償,二是債權債務關系錯綜復雜,難于找出頭緒。近年來許多企業集團空心化動作,大量的資金金蟬脫殼,債務甩給一個空殼集團,給社會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問題。
西方發達國家大型企業集團一般來說資信情況較好,有一個經驗特別值得我們借鑒:這些國家的大型企業集團在融資上一般都由集團統籌,縱使有的下屬公司直接對外融資,其集團也實實在在地對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其保證資格在實有資產擔保能力范圍內,企業融資保證能力的真偽由社會中介機構評判并承擔連帶責任,因此,很少有大規模詐取或套取資金的情況發生。我國有必要迅速、及時地建立企業集團融資的有效監控機制,這個機制的牛鼻子就是對企業集團的融資實行集中統一管理,手段可硬一點。對企業集團融資實行集中管理一刀切,這樣,一則便于融資對象對企業集團的實力進行把握,二則也便于企業集團加強內部管理,強化集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現代企業集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實質上是以資金為紐帶的),有效制約住盲目的投資擴張欲望。這樣做的代價可能是企業的經營活力受到一定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約,但減小了泡沫經濟的影響,經濟發展速度更有實際意義,通過整頓集團信用而促使社會信用狀況好轉,對理順市場關系、規范市場行為更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三)加強宏觀調控,盡量減少重復建設。
中國最大的腐敗是什么?我認為是盲目的重復建設。一個大的投資決策失誤,幾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的投資就可能付諸東流,而最終往往連基本責任人都找不到,這在中國是屢見不鮮的教訓!投資失誤的最直接結果就是破壞社會信用,因此、加強宏觀調控,減小投資失誤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場的重中之重。
經常有人有意無意地將國家調控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其實,無論哪一個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其宏觀調控手段和機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國現階段不是宏觀調控過頭了,而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較長的時期內,我國市場經濟的盲目調節行為還會繼續存在和發展,國家只有不斷加強宏觀調控力量,特別是通過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調控手段,將市場盲目調節的危害盡可能降低,才能從源頭上制約不良信用的擴張。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守信氛圍。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的社會守信氛圍,是解決不良信用問題的治本工程。
現達國家普遍重視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機制。在那些國家里,一個企業、一個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會遭到社會的唾棄,并很難再有發展機會。這就使得信用問題幾乎受到每一個人的珍視。企業是由人管理的,企業的信用問題,根本上還是人的信用問題。長期以來,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國經濟領域信息閉塞,一些信譽掃地的企業法人和個人,往往騙了東家騙西家,一路得逞。隨著電子計算機在經濟領域應用的大規模推廣,信息的傳遞、調閱已經相當簡易,但我國經濟領域的信用問題,卻依然相當嚴重,原因何在?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我國的信息網絡大多自成體系,這就為信息資源的共享設置了障礙。以銀行為例,我國每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信息網絡均自成一體,各地方商業銀行的信息網絡又自成體系,這樣,在本系統范圍內對往來企業和個人的信用形象還勉強可以把握,但跨系統的信息就無從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個人照樣可以在各個金融系統之間游刃有余地行騙。
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迫切需要在全社會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的信用氛圍。此事應該由國家成立專門的權威機構來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統來進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術手段。金融系統經過十多年的電子化建設,計算機的普及程度已相當高,只需要由人民銀行出面籌建統一的電子管理網絡,就可以實現金融系統間的信息資源共享。
2、良好的管理基礎。金融機構是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中管理最為嚴密、最為細致的部門之一,人員的整體素質較高,資料的完備性較好,凡往來法人及個人的業務資料,均有很長的保存期。這就為建立信用形象檔案奠定了良好的基
礎。
摘要: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信息是資源,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保障,信息的缺乏也是阻礙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對信息的重要性進行了闡述,并指出了中小企業在獲取信息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措施和建議。
我國中小企業以其規模小,產品單一、交易成本低,經營靈活,適應市場變化快等特點在夾縫中生存,在競爭中成長壯大,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主要構成部分,據我國有關部門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10月底,我國中小企業數已達到4242萬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6%,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8.6%,創造了75%的城鎮就業崗位。中小企業已是我國國民經濟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提高我國中小企業的整體實力,對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網絡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面對越來越多的大型企業和大量涌入國內的外國公司及其先進的科學的管理方法,中小企業自身的弊病、問題和缺陷也越來越突出,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是信息缺乏,如不及時解決不但將制約其自身發展,同時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整體水平的提高也將產生重大影響。
一、信息在中小企業發展中的作用
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工業性社會正步向信息型社會,企業資源也由資本轉變為信息、知識和能力,市場需求瞬間萬變,企業競爭最關鍵的問題是及時滿足客戶的需求,甚至了解客戶超過了解自己。正如比爾.蓋茨在其《未來時速》一書中寫道:“將您的公司領先于眾多公司的最好方法,就是利用信息來干最好的工作。您怎樣收集、管理和使用信息將決定您的輸贏。”著名管理學家Simon也認為“信息是影響人改變對于決策方案的期待或者評價的外部刺激”。信息影響決策,信息對管理各環節各步驟都有重要的作用,沒有信息,各級管理者就無法做出有效和正確的決策。信息的作用具體表現在可以指導生產計劃的制定,產品設計、研發、組織貨源,優化資源包括人財物的合理配置,減少生產環節不必要的浪費,降低成本,贏得競爭優勢,獲取最大利潤。
二、中小企業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分析
中小企業獲取信息的途徑一般有以下幾種:第一獨自調查研究收集(包括從報紙雜志等媒介收集);第二,企業領導層通過社交活動收集;第三,來自政府有關部門;第四,用戶或客戶反饋信息;第五,交易會、展覽會、專業會議;第六,科技文獻、專利文獻;根據2004年有關部門進行的樣本抽樣調查得知采用第一種方法獲取信息的中小企業占42.6%,采用第二種方法獲取信息的中小企業占19.1%,采用第三種方法的占2.3%,采用第四種方法的占30.4%,采用第五種方法的占5.3%,采用最后一種方法的占0.3%。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中小企業獲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是企業自己從報紙雜志上收集,其次才是直接從客戶獲得反饋信息。獲取信息的方法比較間接、傳統、原始,與國外運用先進的信息技術,信息管理系統采用網絡技術直接獲取信息相比具有速度較慢,獲取信息量小、不全面、不完整、較分散、針對性不強,信息滯后、及時性和適時性較差、表現形式單一、心理獲取的中間環節容易出現差錯等特點。在全球商業競爭白熱化的今天,誰及時擁有高質量的信息就意味著誰擁有了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信息獲取方法的選擇和速度及信息的質量關系著企業的生死存亡。
三、促進信息化建設對策
政府出錢扶持中介機構,為中小企業買服務。
1.轉變管理觀念,強化信息意識。中小企業家族式的管理模式比較嚴重,任人唯親,勞動力素質低,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隨意性強,人財物浪費比較嚴重,雖然也逐步認識到信息的重要性,但從根本上還沒有樹立利用信息管理的思想。企業內部上至管理層下至一般員工都應轉變觀念,充分利用信息、采集信息,對信息進行分析,進行資源合理配置,優化整合企業生產組織結構,合理制定生產計劃,進行事前預算、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降低企業營運風險,經營風險,利用信息創造價值,增加利潤,提高勞動生產率。強化信息重要性觀念,使其深入滲透到每一個員工的意識中,增強企業凝聚力。
2、充分利用現代通訊技術和網絡技術,增強信息的及時性、適時性、準確性和表現形式多樣化。及時性是指你需要的時候擁有它,適時性是指擁有最新的信息,準確性是指沒有差錯,表現形式是指不僅僅是報紙雜志還可以是影碟、聲音、圖像等等。信息技術已越來越多地運用于商業領域,成為實現管理控制的手段,企業所需信息包括市場信息、內部管理人力資源信息、成本信息、銷售信息、庫存信息、客戶和合作伙伴信息等等。中小企業目前絕大多數沒有實力引進ERP先進管理信息系統,但可以從成本效益原則出發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通過普及電腦的使用建立企業信息網站,客戶信息數據庫、員工信息數據庫,合作伙伴數據庫,通過網絡手段與內部員工、客戶、合作伙伴進行交流和溝通,實現資源共享,應用信息和通信技術到各組織模式中,對中小企業的組織分工進行有效整合,使各種職能和企業充分發揮優勢,提高營運效率,對供、產、銷、及售后服務各環節加以監控,同時建立密切聯系,加快流通速度,減少庫存成本,消除作業連中不能增加價值的作業,促進企業整體價值鏈的優化。同時可以及時了解產品市場信息變化,及時將信息反饋給決策者使決策則及時做出調整,推出滿足市場需要的產品,縮短產品生命周期,確立企業競爭優勢。建立研發、生產設計、市場營銷、售后服務等一體化的跨部門的橫向組織。競爭優勢不僅來源于成本價格,重要的是維護客戶的滿意度、忠誠度。信息缺乏是中小企業發展得主要障礙之一,所以隨時了解市場變化、客戶的信息、內部人員、資源信息和資金金融信息對中小企業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3、建立有關政府服務機構和中介機構。使政府職能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針對中小企業資金不足,管理方式落后,人員文化素質低,很多中小企業大規模地使用計算機系統條件還不完全具備的特點,政府應為其獲取信息增加渠道和方便,提供各種經營信息包括提供市場信息、技術信息、金融信息和人才信息,建立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服務機構和中介機構,大力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為其發展創建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政策環境。
4、提高勞動者素質。中小企業一方面應淡化家族式管理模式,大量引進人才,特別是IT人才,同時對內部員工建立人才激勵機制,普及電腦知識,加強并組織在職培訓,接受各種專業訓練,激勵員工積極參與學習,提高管理水平和專業技能。通過對有重大貢獻的員工委以重任,授權、授股等方式留住人才,為其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制度環境。在企業內部建立良好的學習氛圍。引導企業向更高層次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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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教育體系中最高層次的高等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更加密切,成為社會經濟科技發展的發動機。教育在經濟發展中做出的貢獻(即所謂的教育的“外溢”作用)不可估量,它已經成為推動整個經濟增長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鑒于教育對經濟的促進功能是通過對勞動者的知識技能、新的科學知識和信息傳輸等載體和形式將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直接現實的生產力,本文在對我國人口的受教育情況及其與經濟的關系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借助教育和經濟增長的回歸數理模型實證分析了我國教育對經濟增長所做出的貢獻,并針對當前的教育現狀提出建議。
一、我國人口受教育狀況人口受教育狀況,是人口的重要社會特征
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文化素質的高低,與社會經濟發展有著密切聯系,既受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又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尤其是在以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以人為本,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發展目標,對人口文化素質的發展水平也必將提出更高的要求,使人口拖累型(負擔型)社會轉變成人力資本型社會。
到2005年底,我國6歲以上人口有l19837萬人,占總人口(130756萬人)的91.65%,其中達到小學以上教育水平人口共有10741l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82.15%,占6歲以上人口的89.63%。而在6歲以上接受各種教育的人口中,具有含大專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占5.56%,高中教育水平的人口占12.44%,初中教育水平人口占38.35%,小學教育水平人口占33.28%。(一)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數量、構成變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來,由于經濟的迅速發展,使我國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明顯提高。從每10萬人口中擁有受各種教育的人數看,達到大學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611人提高到2005年的5098人,年均增長7.14%;達到高中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11146人提高到2005年的11400人,年均增長0.45%;達到初中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3961人提高到2005年的35143人,年均增長0.69%;而隨著小學適齡兒童的有所減少,達到小學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5701人減少到2005年的30505人。
年均減少3.1%(見表1)。這讓我們認識到,我國人口教育水平的變化有如下幾個特點:
1、具有大專以上受教育水平人口的增長速度較快,高等教育事業快速發展。這是因為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辦學體制改革,我國興起了不同形式、不同層次、不同規模的正規高等教育,培養了許多具有大學水平的實用人才。尤其是1999年提出的高校擴招政策,使我國受高等教育的人數迅速提升。盡管如此,全國每10萬人擁有的大學教育水平人數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2、具有中等教育水平人口繼續增加。自1986年國家《義務教育法》實施至今,我國政府一直把實現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作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全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地區人口覆蓋率繼續擴大,超過95%,比2000年高將近10個百分點。
3、小學教育水平人口比重明顯下降。據調查結果推算,全國具有小學教育水平人口為40706萬人,比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下降9.9%。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國教育事業發展達到了一定水平,反映了我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所取得的成績,各種職業教育、多種形式接受再教育在就業人口中發揮作用,原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經過再教育文化程度逐步提高,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向更高一級層次加快轉化;另一方面是由于控制人口增長的計劃生育工作廣泛開展和不斷加強,人口出生率和總生育率急劇下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轉變加快,小學學齡兒童比重縮小。
從總體上講,全國人口的受教育構成在向高層次方面發展,突出表現在每lo萬人中大學生人數持續增長,受教育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這種變化表現了人口的文化素質與社會經濟相互作用、相互適應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不僅科學技術、文化知識對提高生產力的效應已充分被人們所認識,各行各業對專業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大,而且在改革勞動用工和人事錄用制度的新機制下,以及社會經濟各領域的發展,都對人口的受教育結構和知識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們努力求學求知,提高教育水平的積極性大大增強,同時,國家和社會也千方百計為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需要發展各類教育事業。全國人口受教育構成的發展變化,明顯地反映了這一點。
二、我國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各類差異情況
1.省際間差異全國各地區自然條件、經濟文化基礎和發展水平相差懸殊,因此,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在各地區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這不僅表現在各個地區各級教育水平人口的數量上,還表現在人口的受教育構成上。在每10萬人口中擁有的各級受教育水平這一人口指標(見表2)中,不僅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而且客觀上存在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東、中、西三大區域之間也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差異,即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和經濟發展中等水平的中部地區人口的受教育水平遠遠高于經濟發展落后的西部地區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并且和經濟的發展趨勢相對應的我國高等教育還呈現出按三個梯度逐步推進的非均衡發展模式。這說明,盡管隨著近年來教育事業和區域經濟的發展,在教育水平上各地區之間的差異在縮小,但省際間的差異仍然很大,影響了我國整體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不相適應。另外,在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勞動轉移的過程中,文化素質較高的人比較愿意向非農業轉移,而且由于其擁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在就業轉移過程中也相對容易些。據調查,在假設農民收入高于工人的前提下,農民的職業選擇意向如下:文盲中愿意當工人的占28.6%,小學教育水平的占68.6%,初中教育水平的占72.1%,高中教育水平的占78.9%,這組數據表明文化素質越高的人越希望從第一產業轉移出來,而且客觀上教育水平高的人在轉移過程中也相對容易些。所以,在目前城鄉經濟發展的現狀下,我國第一產業人口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過程中,面臨著來自農業勞動力自身文化素質偏低的巨大障礙。因此,提高在業人口的文化素質,特別是農、林、牧、漁業人口的文化素質,是中國經濟發展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迫切需要。
三、教育影響人口和勞動力資源教育對勞動力資源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人口數量的變化上,即婦女生育水平的高低
長期以來,“早婚早育”、“多子多福”、“重男輕女”等舊的婚育觀嚴重影響著人們的生育行為,它反映了在經濟、文化水平落后的情況下的人們的婚育觀。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改善,人口文化素質的提高,舊的思想和傳統觀念受到沖擊,新的婚姻生育觀逐漸建立了起來,從而使婦女的婚育時間、生育數量及對子女的性別偏好程度發生轉變,使婦女生育水平隨著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而降低。
大量研究結果表明,婦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之所以能促使婦女生育水平下降,其原因主要是:
1.婦女生育旺盛期,也正是工作學習的旺盛期,接受較高教育水平的婦女,她們的人力資本、事業心和就業機會較高。由于學習和就業的愿望及需要,她們更傾向于將育齡初期這段時間投入工作和學習,而自覺地實行晚婚晚育,明顯呈現出婚齡與教育水平高低成正比的關系。
2.受過較高文化教育的婦女思想開放,她們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往往勝于對多子多福的向往,這一偏好有利于抑制傳統的生育意愿。2005年l%的人口調查已表明,大學教育水平的婦女中多育多胎所占比重遠遠低于小學教育水平和文盲婦女的人多育多胎之比重。
3.受過較高文化教育的婦女對子女素質的追求勝過數量,她們希望自己的子女將來能像自己一樣甚至超過自己,能在社會上站穩腳跟。而為了培養子女,就必須集中財力和精力撫養一個孩子。
4.受過較高文化教育的婦女比較容易沖破“傳宗接代”的封建思想,不易為“多子多福”的陳舊文化所束縛,而易于從宏觀上認識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5.受過較高文化教育的婦女其嬰兒死亡率較低,子女的發育情況和健康狀況較好,從而使生育上的“保險”和“補償”心理減弱。
可見,生育率通過勞動力市場與經濟增長聯系起來,它影響了勞動力供給的數量、結構和質量,并由此影響了經濟增長。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人口的快速增長引起的人口壓力往往使經濟環境趨于惡化,特別在人口壓力大的部分發展中國家更是顯而易見。正因為如此,為減輕人口壓力對經濟發展的負效應,我國曾及時制定了經濟發展和人口控制等為主要內容的綜合計劃,使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實行計劃生育成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也正因為人口文化科學素質是人口質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控制人口數量可以為提高人口文化科學素質提供前提條件,而提高人口文化科學素質又會促進人口數量的控制。
四、結論和建議
(一)經濟增長對教育發展的反作用我們不僅要了解教育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還要認識到教育經濟效益的產生是以一定的經濟投入為前提的。教育一定程度上是指通過人力投資的基本形式——教育投資所形成的、按照有計劃發展規律去培養和訓練勞動能力的活動。所以,教育協調發展根本的是要保證長期和持續的教育投入,這必須以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為前提。經濟增長對教育發展具有制約和導向作用。經濟的發展是教育發展的先決條件,決定著教育的規模、內容、組織形式、教學方式和教育手段,經濟發展水平還決定著勞動力的素質和教育培養人才的素質。教育作為培養人的活動,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最終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總之,經濟發展最終決定著教育的需求與供給,進而影響教育的協調發展。
因此,我們要協調好經濟發展與教育水平進步的關系,使兩者間互相促進的功效達到最大。
(二)提高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幾點對策建議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歷來存在著密切的關系,以上我們以2005年的人口教育狀況分析了當前我國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聯性,并指明了教育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及影響途徑,這里根據我國當前的教育現實,筆者建議如下:
【文章摘要】:隨著國內外市場經濟的發展,物流產業作為國民經濟中發展迅速的新興服務部門,正在逐步崛起。物流產業在國際上成為衡量一國現代化程度和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之一,被認為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動脈和基礎產業。我國國有控股的物流企業是國家投資并擁有控制權的企業,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其管理也逐步與現代企業制度接軌。目前,國家對物流產業的發展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因此,建立健全完善的財務管理體系,對物流業的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是積極的。
一、國有物流企業的特點
財務管理水平的高低將直接影響一個企業的經營和決策,這對于物流企業也不例外,強化財務監管是增強物流企業競爭能力的有效手段。
(一)成本結構復雜
物流企業的主營業務成本構成較為復雜,對主營業務成本進行較為清楚分類可以向管理者提供更多對決策產生影響的細節問題。鑒于企業物流活動是按照功能的不同來組織進行的,因此按照業務活動來對成本進行分類比較合理。第一,銷售成本。對于物流企業來說,前期的廣告費用必不可少。第二,訂單信息處理成本。從客戶下訂單開始到安排運輸環節,再到客戶收到貨物,最后到客戶的信息反饋為止,整個過程中所有的信息處理與安排發生的費用均屬于訂單處理費用。第三,貨物運輸成本。物流企業在對貨物進行運輸的過程中產生的所有費用,包括直接運輸費用、保險費用和管理費用等。第四,與物流業務直接相關的其他成本。包括電子設備的購置費、維護費、折舊費,物流銷售人員、運輸人員、管理人員的工資、福利費等。主營業務成本是物流企業成本的主要構成,除此之外,物流企業還包括與主營業務不直接相關的管理費用、財務費用等期間費用。由于物流業務的特殊性,使得物流企業的財務管理呈現出與其他企業不同的特征。
(二)融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對于物流企業來說,利潤率水平比其他行業較低,企業自有資產有限,資產信用不足。金融機構貸款的條件一般要求貸款抵押或較高的信用。而對于物流企業來說,抵押資產的缺乏和信用水平的限制使得融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同時由于物流企業屬于國民經濟基礎行業,投資回收期較長,注重盈利性的金融機構不傾向于向物流企業貸款,導致物流企業的融資需求難以通過金融貸款得到滿足。在我國已經實現上市的30家左右的物流企業中,總體融資規模較為有限,因此從上市公司數量和融資規模來看,我國物流企業在資本市場的比重都比較小。由此來看,對于物流企業的融資需求,在我國現有市場發展環境下,大規模的資金需求依靠物流企業自身是難以籌集的,而通過資本市場或者金融機構籌集資金也存在重重障礙。
二、國有物流企業財務管理的現狀
就目前情況看,物流企業的財務管理還不能很好的適應與滿足現代物流業快速發展的要求,既有外在因素更有內在問題。
(一)財務監管力度不夠
面臨日益激烈的行業競爭和國外同行的壓力,我國物流企業必須從傳統物流向現代物流轉變,企業規模也將向大型化和國際化的方向發展。由于物流企業特別是國有的集團型物流企業,組織機構復雜,大多具有龐大的下屬分支機構;集團內部關聯性公司較多,對子公司持股比例不同;子孫公司較多。集團公司財務管理本身就是個難題,在組織機構復雜的集團性物流企業中,財務監管力度和方式方法成為財務管理是否有效可行的重要前提。從目前我國集團性物流企業財務監管情況來看,集團公司對下屬公司的財務管理與控制力度不夠,現有的核算和內控制度不盡合理,對分支機構和資公司的財務監督缺乏有效可行的的方法等。
(二)資金管理方式落后
資金管理方式的有效與否,是決定物流企業經濟消息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國國有物流企業的資金管理方式還缺乏有效手段。如有的國有集團物流企業的某些子公司帳面存在閑置資金,而有的子公司卻急缺運轉資金,由于缺乏資金調度中心的功能,導致閑置資金無法有效流轉,大大降低了資金運用的效率。
三、加強國有物流企業財務管理的對策
根據現代企業管理的經營理念,財務管理的最終目標是圍繞著企業價值最大化這個中心目標展開的。要使企業價值最大化,必須從內外部同時采取有力手段,加強國有物流企業的財務管理。
(一)拓展融資渠道
面對物流企業對資金的需求以及難以通過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進行融資的現狀,要積極從其他方面拓寬融資渠道,給物流企業創造良好的融資環境,通過多種渠道解決物流企業的融資需求,推進物流企業的發展。一方面,國家相關部門應適當放寬物流企業的上市審批條件,支持鼓勵資產質量好、具有發展成長潛力的物流企業上市。另一方面,國家應增加對金融機構的要求與政策,鼓勵金融機構結合國家產業發展目標作為信貸標準,對物流企業增加信貸資金支持,推進我國物流業的發展。
(二)加強財務監管與控制
要從企業內部加強財務管理,就要建立健全物流企業的內部監控制度,并使之有效運行。一方面,要強化對物流企業法人代表的管理,真正貫徹責權利相結合的原則約束其行為。加強公司治理結構建設,劃清“三會一層”的職權范圍。另一方面,理順物流企業集團財務部門的組織結構,必要時建立財務中心,核心在于資金調度中心和財務核算中心,對物流企業的資金運轉形成有效約束,監督資金運行使用的效率。同時加強財務部門工作的合規合法性,建立完善企業各項內部管理制度并保證有效執行,從各角度加強與改善企業的經營管理,最終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
【參考文獻】
論文關鍵詞:十二五時期,我國民營企業,發展方向,選擇
考察我國民營企業發展的歷史沿革,不難發現:其天生的市場導向體制優勢,有效支撐了我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變革;并且,通過示范效應也推動了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實現我國民營企業可持續發展,是關系到我國經濟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正因如此,討論在十二五期間我國民營企業如何選擇發展方向經濟學論文,就顯得格外必要。
不可否認,我國民營企業自上世紀80年代出現以來,長期保持著強勁的資本擴張態勢。然而,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逐步到位的今天,民營企業自身的劣根性也悄然涌現。諸如,產品質量差、高污染高耗能的生產模式,不斷被社會所指責。
由此可見,在十二五時期全面轉變經濟方式的大背景下,須針對我國民營企業的發展不足,展開建設性的梳理與對策分析。
一、十二五時期我國民營企業面臨的經濟環境分析
基于生物學隱喻可知,我國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呈現出動態演化的特征。由拉馬克主義原理可得,作為類似于生物體的民營企業,惟有進行適應性調整自身的發展戰略經濟學論文,才能在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中生存。為此,首先就目前的經濟環境進行分析,則顯必要。
(一)我國民營企業面臨的國內經濟環境分析
受到我國社會制度的作用,國內經濟環境主要由國家產業發展政策引導。其中,針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目標的產業政策,成為了目前的主要內容。具體有這樣幾個方面:
1.低碳經濟發展的要求。總結國外發達國家工業進程中的經驗與教訓;并結合我國實際,國家做出了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決策。這樣一來,國家就在企業的入市門檻,以及產品的生產領域,建立了以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為主導的評價指標。由此,從我國民營企業的生產現狀來看,上述評價體系將極大的約束其未來的生產經營。
2.提升企業創新能力的要求。改變我國在國際分工鏈條上的尷尬局面,惟有在國家意志層面強調企業的創新能力。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通過產品研發領域核心競爭力的建立,來實現企業的市場勢力。但是經濟學論文,民營企業普遍存在的資金約束,必然將弱化其自身創新能力。
(二)我國民營企業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分析
國外經濟環境,主要通過國際貿易的形式來體現。我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民營企業,大都屬于外向型企業類型。目前,國際貿易領域廣泛存在的“綠色壁壘”,極大的阻礙了他們的產品出口。綠色壁壘屬于技術性貿易壁壘,主要由西方發達國家設立。
由此可見,處于后危機時期的國際經濟環境下,各類型貿易保護主義也將影響我國民營企業的長期發展。為此,在對我國民營企業發展的困境進行探究后,則須提出相應的對策。
二、上述環境下我國民營企業發展困境的原因探究
由上文所述,我國民營企業發展面臨著諸多困境。從組織資源的范疇下,來探究其形成原因,則可以分為內外兩個方面。
(一)困境形成的內部原因探究
上文提到的企業創新能力,實則與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之間經濟學論文,存在著邏輯關聯。即,企業在技術層面的創新能力,不但能有效提升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還能切實優化產品的生產工藝。而這一切目標實現,則需要具有創新能力的科技人員,以及一定的資金支持。這兩個要素,在我國民營企業中普遍稀缺。
同時,伴隨著社會生產分工的精細化,中小民營企業往往成為某核心企業的外圍生產協作伙伴。民營企業在通過網絡化企業組織架構來獲取報酬的同時,則鎖定了自身生產能力的匹配性。而外圍協作伙伴所承擔的生產任務,科技含量極底,這又造成了民營企業缺乏創新的激勵。
(二)困境形成的外部原因探究
芝加哥行為學派的認為,企業的行為偏好決定著市場結構(本文采信該觀點)。根據上述理論邏輯,正因為我國民營企業缺乏產品創新能力,便使得自身產品的需求替代彈性較大。這一客觀事實經濟學論文,決定了同類型民營企業間的市場競爭,往往呈現出過度與無序并寸的態勢,即,我國物流民營企業便是典型的例子。該市場結構,則壓低了民營企業的平均利潤率。最終,限制了民營企業的創新資金的供給。
三、我國民營企業發展方向的選擇
在討論我國民營企業發展方向的選擇時,應把握問題出現的邏輯起點。上文已經指出,民營企業惟有根據自身所處的經濟環境開展適應性調整,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為此,具體闡述如下:
(一)漸進式的提升企業創新能力
針對民營企業組織資源的次優現狀,可以通過產品與服務的局部創新,來漸進式的獲得能力的提升。并且,對于創新能力提升的努力需長期保持。由馬克思價值轉型原理可知:資本、技術密集型企業,在全社會剩余價值平均化過程中,將獲得超額剩余價值。由此經濟學論文,作為超額剩余價值的轉形:超額利潤,便能有效支撐該企業未來的創新需要。
(二)形成人力資本儲存的長效機制
無論民營企業遵循低碳經濟要求展開的生產實踐,還是形成持久的組織創新能力,都需要有具備創新能力的科技與管理人才做支撐。為此,形成人力資本儲存的長效機制就格外重要。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應把握幾個原則:(1)從戰略上儲備企業未來5年內所需要的科技人才;(2)對于管理人才的儲備而言,最好選擇具有理工科專業背景的復合型人才。(3)激勵機制的構建。對人才的選擇與儲備,只是從靜態的存量上滿足了企業未來發展的需要。此時,還應通過激勵機制的構建,推動他們在企業價值創造上的能動性。
綜上所述,十二五期間我國民營企業須針對外部經濟環境的演化過程,動態的調整自身的發展方向。同時,發展方向的選擇還應從企業的微觀層面著手,即:漸進式的提升企業創新能力;形成人力資本儲存的長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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