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08 06: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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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于西漢末年從古印度傳至中國,作為外來的唯心主義神學與中國古代統治階級偏愛的唯心主義哲學一拍即合,因此傳人伊始便與當時流行的道術、玄學互相補充,彼此交融。為了加快與中國文化的同化,佛經的中文譯本就應運而生。佛經的翻譯形式也經歷了從最初的個人僧侶翻譯發展到寺廟集體翻譯再到官方譯場翻譯的過程,翻譯人員主體也從漢語不熟練的外來僧侶轉變到通曉梵文經典的中國人為主。兩漢三國初期:東漢年問漢明帝求法,為兩位從古印度而來的高僧建造了一座寺廟一即今天的白馬寺,自此他們就在白馬寺開始了譯經活動。這便是關于佛教初傳的最普遍的傳說。今天中國最早的佛經翻譯,相傳是迦葉摩騰于白馬寺譯的《四十二章經》佛教傳人中土初期,翻譯者多為從西方來到中土的高僧或是胡裔(今新疆地區)僧人,而以漢族知識分子信徒為輔助力量。最初的佛經翻譯往往全屏口授,即由外僧背誦佛經,一人口譯成漢語,叫做“傳言”或“渡語”,另一人或數人“筆受”,即筆錄成漢文。再進行修飾。因此翻譯時往往不只一兩人完成,而是由中外僧侶集體完成,這便是“譯場”的雛形。在早期翻譯過程中,負責傳言的人既要熟悉梵文佛經又要漢語功底深厚,而在當時這種人才基本上是鳳毛麟角。從翻譯方法來說,由于當時處于佛經翻譯的草創時期,這一時期的佛經譯作可能會出現漢語句法扭曲(梵文和漢語的語法結構差異大),還有大量按發音直譯過來的內容,從而使得譯文晦澀難懂,不易于沒有宗教基礎的人理解。兩晉南北朝發展期:南北朝時期朝代更替頻繁、戰亂不斷,人民流離失所,異族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又極端殘酷。南北兩方統治者都把佛教作為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工具來加以利用。因此佛教在南北兩方都得到發展。佛教的流行與佛經的翻譯事業是密不可分的。由于統治者的日益重視,對佛經翻譯的支持力度也得到加強。從東晉開始,佛經翻譯逐漸從民間個體走向官方支持,“譯場”的規模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譯場的人員分工也更加明確,除了口授梵文加以傳譯為漢語之外,還添加了記錄原梵文人員、證義漢語的人員以及最后校對的人員。另一方面。此階段的翻譯文本也不再像以前單純依靠胡裔僧侶的文本,而是直接有從天竺求經而傳回的梵文原本。這樣多個版本互相補充,相互校勘,使譯文更為正確。在翻譯理論和技巧的研究上,由于佛教發展到這一階段,兼通漢語和梵文的人越來越多,加上分工明細有具有文學修養的人員加以輔助,因此譯文基本上通過意譯,對文法不符合漢語表達習慣的文字進行適當潤色,譯文質量比前一階段有了提高。隋唐鼎盛期:隋唐時代,佛教終于擺脫對中國原有文化(如儒學、道術、玄學等)的依附,成為獨立自主的宗教,對佛經的翻譯也到達了一個空前的高度。這一時期隋唐統治者與佛教相互拉攏,統治者企圖借由佛教控制人民,佛教“不依國主,則法事不立”.極力巴結統治者。因此由官方主導的譯場制度,到此時期發展更為完備。
隋代在上林園設置翻經館,那就成為常設機構了。就譯場而言,論翻譯組織之發達完備,翻譯人才之精粹匯集,分工之細密精巧,還當以唐代為最。所有經費由國家供給,而且還詔集天下英才,建立嚴密而完善的譯經組織。能夠進人譯場的人都經過嚴格篩選。大多是具備能力的僧侶或是朝廷官員才能參與翻譯。唐朝國力鼎盛時期,對外交流甚多,各國高僧紛至沓來傳道授業,同時更有不少中國僧侶遠赴西方取經。他們跋山涉水,走遍圣跡,將各種佛經帶回大唐進行翻譯。此時對佛經的主譯者已經轉變為以中土僧人為多,他們都精通梵漢,深曉佛理;譯經的計劃性更強,節譯選擇者極少,往往翻譯全集;所譯佛經,在忠實原著方面,也大大超越了前代。在這些大唐高僧中更是出現了一位縱橫千古的偉大翻譯家一玄奘。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他組織譯場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佛經翻譯活動。譯出經論達1335卷之多。在翻譯技巧上,他巧妙運用補充法、省略法、變位法、分合法、譯名假借法、代詞還原法等;秉承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原則,使得他的譯文嚴謹而不失文采,成為佛經漢譯以來的最高水平。宋朝以后衰落期:晚唐以后佛教在印度衰落,而在中國南方的禪宗在唐朝勃然興起。它提倡不持戒,不坐禪、不讀經,但求頓悟,把佛教改造得完全適合中國士大夫的口味。由于不重讀經,不遵戒律;加上五代十國社會動亂,很少有人去印度求法求經;佛教經典大都已經介紹過來了,僧徒把精力轉向探索佛理,根據當時統治階級的需要來改造佛教,對譯經的興趣也就不大了;加上統治階級無力提倡和支持翻譯,北宋以后再也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佛經翻譯活動。雖然佛教已不再流行,但是宋朝還是設立有譯經院,從事翻譯事業,翻譯主體多為外來僧侶。最終由于缺乏新的梵文經文,譯事時斷時續,其對佛教的貢獻無法與唐代相比。此后,我國佛經翻譯活動開始迅速衰落,自此譯場時代也走向尾聲。
二、中國古代佛教典籍翻譯對漢語和中國文化的影響
我國的佛經翻譯活動歷時千年之久,在這一千年中我國的佛經翻譯活動不僅極大063地推動佛教在中國的流傳,為后來形成儒釋道三家貫通的中國傳統文化奠定了基礎,還對漢語的發展產生以及魏晉之后的文學創作了起到了巨大的影響。第一,佛教典籍翻譯豐富了漢語的詞匯和表達方式。佛經翻譯出現以前,中國古代的翻譯大都還是中央雅言和地方語言間的轉化,文言文的表達也大都更好地為上層統治階級和知識分子所用。佛經翻譯的出現,不僅大大增加了漢語的詞匯量,同時對文言文的語法結構也產生了影響。語言學家們現在通過仔細分析得出結論:漢語中約有35000單詞出自佛經翻譯(日本《佛教大辭典》中,所收人佛教的詞匯也多達35000余條),除直接與佛教相關,如“佛”、“塔”、“和尚”、“菩薩保佑”、“佛法”、“佛經”、“禪師”、“僧人”、“涅”、“般若”、“參禪”等,還有許多我們沒有意識到的,如“回憶”、“世界”、“現在”、“因果”、“執著”、“虛空”、“迷惑”、“真實”、“圓滿”、“心田”、“剎那”等等。拿“魔”一字來說,它本身佛經中一個惡神的名字,后來被漢譯成“魔”,進而發展出“著魔‘色魔‘人魔”等等新的漢語表達。佛教中過去世、現在世、未來式的引人,也使得漢語中出現了“過去‘現在”和“未來”。另外現代漢語中存留下來的很多四字成語或是習語,很多都有佛經漢譯的色彩。因此魏晉之后,大量的四字習語紛紛出現,它們至今還為現代人所引用。例如如“天花亂墜”(《心地觀經•序分》)、“作繭自縛”(《妙法圣念處經》)、“隨機應變”(《金光明最勝王經》1,還有習語如“無事不登三寶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等。第二,佛經翻譯也為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促進了古代文學體裁的發展。前文中說道,佛經的漢譯偏于口語化、白話化,這與當時兩漢魏晉時流行的文筆華麗的駢文有很大不同,促使了文壇出現了“變文”的形式。變文即晉宋以來僧徒的轉讀經文發展到講唱佛經故事的新文體(以散文,韻文混和在一起用于說唱的通俗文學載體)。到了宋代,宋人“說話”用的說話本子,就成了白話短篇小說的開端,而小說的發展,才促成了章回小說的出現,使得小說在中國文學舞臺上分庭抗禮。在文學素材上,古印度文學豐富的想象力和瑰麗的文學表達力,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國古代文人的創作靈感。馬鳴的《佛所行贊》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典范,樂府詩集中的《孔雀東南飛》就有它的影子。佛教引人的“生死輪回觀”、“因果報應”的佛教觀念,也催生了六朝志怪小說,使古代文學獲得了解放。可見佛經的漢譯為中國古代文學提供了創作的樂土。極大了促進了古典文學的發展。第三,佛經翻譯使得佛教思想深植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最終與儒家、道家一起匯成一流,形成了以儒道佛為一體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在佛經漢譯以前,中國統治階級慣以儒家思想統治人民,并且道家思想也在民間廣為流傳。因此漢、晉時期佛教初人,中國人把它看成一種神仙方術來崇拜。南北朝時期,佛教僧人進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開始創建具有中國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隋、唐時期,中國佛教達到鼎盛。佛教逐漸中國化。宋明以后,佛教才真正中國文化融為一體,出現了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局面。
佛教傳人以前,中國士大夫階級崇尚儒家思想,積極“人世”。他們渴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佛教的傳人,引人“空”的概念,相反推崇人們保持心靈明靜,鼓勵“出世”,要看破紅塵修煉成佛,最后涅桀重生。這些觀念最終同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無為”相互融合構成了今天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與世無爭、以和為貴,并建構了中國人特有的那種集體“無意識”。佛教經典中推崇的“生死輪回‘因果報應慈悲觀”都影響了中國人民的意識形態,并極大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人們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努力做好事積善德,以期望來世有好的宿命。同時社會風氣也鼓勵惡人回頭是岸,勸誘壞人苦海無邊,懸崖勒馬。可以說經由佛經的漢譯,佛教思想傳人中國,它成為最具有民眾基礎的普世價值觀念,歷經千年已經深深的烙印在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價值取向之中。
三、結語
根據教學大綱的要求,很多學生要求獲得聽、說、讀、寫四大技能。但即使這樣,學生在現實生活中交流時仍然會遇到問題。因為大多的教學及教學材料看重的是語言形式的重要而忽略了語言實際的社會意義。在教科書上時常會看到下面的對話:(1)A:What’syourname?B:MynameisLiLei.A:Howoldareyou?B:I’m17yearsold.A:Whereareyoufrom?B:I’mfromShanghai.(2)A:Areyouwritingalettertoyourfriend?B:Yes,Iam.A:Howoftendoyouwritetoyourfriend?B:Aboutonceaweek.以上的對話是漢語的思維與英語形式上的概括的結合體。雖然這樣的形式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他們在實際生活中是不恰當的。因為在國外除了醫院、移民局和一些類似的機構會使用以上第一段的對話以外,很難想象一個人會問你這樣的問題。如果你這樣問一個美國人,他們很自然的反應是“Whydoyouask?”(你為什么這么問?)或者“It’snoneofyourbusiness.”(不管你的事)。而第二段對話中“Areyouwritingalettertoyourfriend?”(你正在給你的朋友寫信嗎?)就涉及個人隱私。我們的教材很少注意到文化背景知識的差異,因此學生也就忽略了文化的因素,他們只是機械地重復所學的東西。因此在英語教學方面,教師不僅要傳遞語言知識和訓練學生利用語言的能力,還要擴充與教學有關的文化背景知識。
二、如何在教學中教授文化背景知識
向學生教授文化背景知識實屬不易,首先教師必須熟悉兩種語言文化的區別,另外,教師要能夠提供文化信息并能讓學生在不同的場合下正確地表達自己,后者尤為重要。
1.選擇合理的教學材料
首先教學材料很重要,外文材料和一些真實性的材料一定要占有部分比例。現在有很多兒童的英語教學教材都是由英國或美國的語言學家參與編寫的,就比較有實際意義。特別是對話,真實的材料有時會涉及一些社會因素或一些社會活動,因此它會影響到說話者的一些真實行為。此外,教師還應帶有目的性的解釋一些材料中所涉及的背景知識。下面是一段對話:Helen:Hello,Alice.Alice:Hello,I’mgoingtogetamagazineandsomechocolate.Wouldyouliketogowithme?Helen:OK.Let’sgotothatnewsagentinthecorner.Iwantsomecigarettes.Alice:Iwanttogototheonedowntheroad.I’vegottosendoffthisparcelandthereisapostofficeinthatone.從這段對話中可以了解到,在英國一些報刊經銷商店不僅賣糖和香煙,而且內設有郵局,人們可以寄信和寄包裹,但在中國,沒有這樣的報刊經銷商店。如果教師不給予一些解釋,那么學生就會感到困惑。
2.鼓勵廣泛閱讀
鼓勵學生大量的閱讀,包括小說、雜志、報紙等,對于大多數的學生來說,西方文化知識的習得,主要依靠閱讀材料。學生通過學習這些材料來了解人們的心理、社會角色、習俗、習慣和社會關系等。學生在閱讀時教師可以指導,學生就能積累更多的文化背景知識。通過大量的閱讀,學生對文化的理解就會變得完整、成熟。
3.在課堂上要注意正確用詞
在課堂上教師應該注意正確的語言形式和語言的合理用法。在課堂上可以開展角色扮演的活動,學生扮演某個角色或根據一個特定的角色開展一段對話。教師應當注重引導,并指出他的表達方式中不恰當的地方。此外,提醒學生注意細節,如發音、語調、面部表情、手勢等。
4.多利用地道的原文錄像帶和電影
在教學方面多利用原版英文錄像帶和電影,觀看后討論是非常有效的。當學生和教師在看錄像帶或電影時,他們會更多地注意日常生活的場景,如店主與顧客之間的對話、如何打電話、在街上見面時的寒暄等。看完后,教師和學生可以交換觀點并且互相補充。
5.鼓勵學生多與外國人交流
1.1中華文化是一元性的封閉的大陸文化,中華民族早就已經形成了重親情、重仁愛、重天倫之樂、重家庭的民族情感,這與我國的地理環境和幾千年來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廣告語就應充分運用親切、溫馨和濃郁的情感訴求,力爭使廣告語富有濃郁的感染力。廣告語言中的情感設計是促成購買行為的核心要素,與此同時,廣告語言的人情味濃厚也是廣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南方黑芝麻糊”的電視廣告,就是親情訴求之作的經典。這則廣告中并沒有太多的表達感情的詞匯,然而它的廣告畫面卻將受眾的思緒和情感帶回到了他們的童年時代。開頭和結尾僅有的廣告語分別是:“小時候,一聽見芝麻糊的叫賣聲,我就再也坐不住了……。”和“一股濃香,一縷溫暖,南方黑芝麻糊。”該廣告畫面樸實、溫馨。賣糊母親的微笑,買糊孩子天真的眼睛……形象地展示了普通百姓間溫良、慈愛、樂善好施的美德和濃郁的人情味,讓消費者沉浸在溫馨的氛圍里,從而體味到了人與人相親相愛的感人情懷。又如,可口可樂的一則廣告語:可口可樂,萬家歡樂。廣告商把“可口可樂”與“家”這個讓人感覺溫暖,幸福的地方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一看到“可口可樂”,人們就會情不自禁地想起“家”,從而喚起消費者的購買欲望。
1.2謙遜、恭讓的道德準則謙遜、恭讓是中華民族的最基本道德行為準則。如漢語中的謙詞“奴、敝、在下”等和尊稱“您、君、貴、尊、閣下”等就是這一準則的直接體現。廣告是一種廣而告之的強有力的宣傳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刺激受眾的購買欲望,最終實現受眾的購買行為。如:聆聽您的心聲。我們的宗旨很簡單。讓您在旅行中得到企業家最想要的一切:最舒適的環境、最完善的設施和最精心的服務。(商務旅游)打開門,等著您的就是夢寐以求的家,無論您想要一座鄉間宅邸,或者是一間摩天大樓的頂屋,翻開下面幾頁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的住宅,供您挑選。(房地產)充足的陽光,清新的空氣,一切為了您的子孫后代。(海濱度假地)毋庸置疑,這樣的廣告語讓消費者感覺到廣告的謙遜態度,進而便產生了對廣告內容的信賴感和認同感。
2廣告語言與民族風俗
自然環境、經濟水平和民族發展歷史的不同造就了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民族風俗習慣。這些風俗習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是該民族的標志。在生活中,一般來說,消費者較易接受順應本民族風俗習慣的廣告語言形式。因而消費者的風俗習慣是廣告創作者在廣告語言創作時必須考慮的一個關鍵因素。如中國人喜歡請客送禮,喜歡在喜慶的日子穿戴紅色衣物,把紅色視為吉祥之色;而紅色在西方人眼中則沒有吉祥之意。又如,中國民間都有趨吉利、討口彩的風俗習慣,因而許多廣告創作者便抓住了消費者的這一心理特點,創作出了許多這類內容的廣告。如湖南旺旺食品公司在推銷旺旺食品時就創作出了這樣一句廣告語:“人旺、福旺、財旺、運道旺,旺旺。”這句廣告語很好地迎合了消費者的心理。在中國,每逢喜慶節日,如傳統的新春佳節,人們都會舞龍等以此來歡慶這個闔家歡樂的節日,因為龍在中國人眼中是一種吉祥的象征,而且中國人很自豪地稱自己為龍的傳人。而在西方人眼中,龍卻是一種邪惡的象征,就更不要說龍會給家庭帶來歡樂了。
3結語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種理論表述或理論語詞,使得“范式”成為目前文學研究中的一種重要的話語資源。在當今文學研究多元化的時代里,原來所堅守的宏大敘事、本質論等話語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勢思維及理論表述的局限,找尋新的但又不會造成束縛的文學研究視野和方法成為學者標舉“范式”而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煒在《文化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多樣觀察》一文中認為,傳統的現代文學已沒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義新的增長點。歐陽友權也認為,新的電子媒介是文學研究新的增生點。兩位學者都認為文學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須進行轉換,強調從新的研究范式來研究文學。雖然在具體的應用中,范式與模式兩個詞在意義使用上的差異并不大,但我們還是預設了兩者之間的差異: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處于不自覺的狀態;而范式則強調自覺性,或者說使用者具有自覺的“范式意識”,且還具有革命性的內涵———托馬斯•庫恩在談及范式轉換時說:“當每次科學革命改變了經歷革命的共同體的歷史視角,那么,視角的改變將影響革命之后的教科書和研究著作的結構。”受思維習慣等因素所致,某種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們會稱其為“范式”。因此,我們在提到某種范式時多強調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種范式本身具有較大的可塑性和較強的生命力。這是“范式”成為學者語詞新寵的一個原因。“范式”一詞之所以能成為文學研究中重要的理論話語,還與知識資源的更新方式有關。知識資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為原有的理論方法、思維方式、話語模式不能適應相應研究領域的發展需求。知識資源的更新最明顯地體現在話語模式或者理論語詞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識資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體”的認可,體現新知識的語詞同時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適性。因此,這些語詞的內涵就需要從它最先使用的學科領域中延伸出來,成為諸多學科領域可以共享的語詞,這就是語詞的遷移現象。語詞的遷移是當今文學理論跨學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語言現象,當某一語詞由某一領域遷移到另一個領域來使用時,該詞的主要內涵不變,且與新領域的知識資源相結合,為新領域研究中的理論增生提供話語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學范疇的“精神分析”一詞,被廣泛運用到其他學科,形成了諸如精神分析社會學、精神分析文學理論、精神分析哲學、精神分析倫理學等學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這樣的語詞,與各種文學研究視角相結合形成了各種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論建構價值和方法論意義,盡管“范式”一詞在使用中呈現出一定的隨意性。
文學研究表述中“范式”話語的充斥,使得我們在文學研究過程中面臨著一種范式語境的壓力,即只要所強調的語詞內涵類似于模式的話語都用“范式”來代替,無形中就形成了一種用“范式”話語表述的行文范式。這一范式的形成,體現并強化了這樣三個意義:一是“范式”話語是我們現在標舉研究文學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語詞表征,或者學術創新的語詞表征。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中指出了兩種現代文學批評模式:語言學批評模式和心理學批評模式。但隨著“范式”話語的流行,這兩種文學批評模式被稱作是語言學范式和心理學范式。誠如我們前面所說,范式與模式的內涵是有差異的,但在具體的使用過程中,兩者之間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學研究范式的相關論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論建樹意義,而僅僅停留在語詞的堆砌上,最終使得文學研究變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論文或著作:到處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轉換”成為當前文學研究理論、問題、對象以及方法自我調節機制的明顯表征。庫恩認為,“范式”是“指那些公認的科學成就,它們在一段時間里為實踐共同體提供典型的問題和解答”。這就強調“范式”本身的時效性,“范式”及“范式轉換”為文學研究提供了開放性的視野。范式轉換是針對舊的文學研究模式不能適應新的文學現象的一種能動調節機制,在這種機制下,文學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為文學研究繼續進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論基礎,同時也能讓人們從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層面對文學研究的現象、方法有動態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話語所形成的文學研究范式,在當前具有哲學意義和方法論的意義。文學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學性內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種整體的把握方式,可以從形而上的層面對文學研究有一個宏觀的認知;所謂方法論的意義是指文學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層面,即范式可以作為一種具體的研究手段或方法來解讀具體的文學作品。所以,文學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雙重意義,或者說文學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觀的也可以是宏觀的,可以既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這是文學范式現在可以暢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個意義,其實都具有當下性,正如不同時期的文學研究中會出現新的理論語詞一樣,“范式”只不過是當今學術話語的新寵。當“范式”的革命性內涵漸漸趨于程式化,喪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時候,有關“范式”的論文論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時的范式只是理論言說者的一種無意識表達,其所具有的理論增生功能也將趨于消亡,“范式”話語可能會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當有關范式話語的理論表述處于自動化狀態時,“范式”一詞是否會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學也被發掘出來,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來,替代一神教的不是無神論,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說死了以后,它留下來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爭我奪,不斷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類,每一個都在大喊大叫,要求獲得承認。”這應該也是當前文藝學學科的生存狀態:一種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顯時便會受到種種質疑,從而會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現,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會消失。因而“范式”一詞在文學研究中被新的語詞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會消亡。我們知道,一種話語的使用代表著一種價值。“范式”這一話語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樣的表征功能?張旭東指出:“文本總是會產生行話套話和新奇的流行說法來代替舊的說法。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值得重視的癥候,借以窺探某一歷史時刻的集體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問題何在等問題———這些突然變得時髦的意識形態似乎總是會以某種方式對上述問題給出解答。”“范式”的行話套話性的意義表征了文學研究過程中所形成的“術語”壓迫性,即每個觀點的言說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話語框架中表達自身的想法,這當然與我們的學術體制有密切的關系。而學術體制又是我們這個時代整個社會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反映著我們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因此,一系列“范式”話語所形成的范式是我們這個時代意識形態的表征,借用范式話語而形成的文學研究范式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意識形態的表征,這就需要對由“范式”話語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進行審視。
二、有關“范式”的反思
在我們強調差異性的時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學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語詞充斥的語境壓力中,人們都試圖依托“范式”這一話語共同體來爭先表述自己的理論觀點。誠然,理論觀點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強調的每一種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體,“藝術家永遠不會停止互相反對,互相否定”,因此,文學研究的不同學者會立足于自身學科范式的基礎之上,有可能造成對整體語境的忽略,這樣也就形成了文學研究視野的局限性。葉舒憲《本土文化自覺與“文學”、“文學史”觀反思》與雷世文《現代報紙文藝副刊的原生態文學史圖景》兩篇文章,盡管分別是從人類學和傳播學的角度來對文學進行詮釋,探討文學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學史的構成方式,但他們都認為,對于文學的解讀、對于文學史的重寫都應該放在某一個視野之下來觀照,從而建構既能還原文學現實又能探討文學真正本質的文學研究范式。葉舒憲認為應該放在“文學人類學”的視野之下,因為“文學人類學的文學觀是一種宏觀的整合性的文學視野”。同樣,雷世文則從文學傳播學的角度認為“以單行本構筑的文學史至少掩蓋了某些東西。作家選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們再也無法從單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學研究必須考慮整個“復調的文化氛圍”。其實,每個學者都認為自己站立在一個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視野,但終究只是停留在一種理論的建構與言說上,即便對文學的研究有一些本質的解釋,但只能算是一種解釋,是對文學現象諸多解釋中的一種解釋,這種解釋形成了一種立場。但這種立場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場。目前文學研究的諸種立場都是以范式為學術話語來涵蓋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這就導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終卻不過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語詞而已。也就是說,這些看起來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論,實質卻是相通乃至相同的: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試圖通過對自身的強調以便與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立場相背離。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所談論的范式與傳統的是完全“隔”的,畢竟對于范式的過分強調可能會忽略新舊理論之間的承襲關系。我們現在所談的范式多被認為是文學研究方法或者對文學解釋的不同角度,那么傳統的文學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論、作品論乃至讀者論等等概念雖然是從文學的本質為根本切入點的,但這些角度也是解釋文學的角度。
[論文摘要]本文分析了中國學生常見的英語語言錯誤,認為大部分錯誤都是由英漢兩種語言的差異和中英兩種文化在社會習慣、日常生活及行為方式等方面的差異造成的。因此,加強語言文化差異方面的教育對學生糾正語言錯誤,進一步提高英語應用能力是很有幫助的。
語言錯誤是指人們在學習和運用語言的過程中在語音,詞匯和句法結構等方面偏離目的語正確表達方法的現象。如[v][w]不分,[ts] [t]相混,two chair或He go there every day等一類錯誤都是中國學生很常見的英語語言錯誤。
按照現代語言學和心理學的觀點,學習語言是一個試驗——出錯——再實驗的過程,語言錯誤是語言習得過程中要經歷的必然階段或要出現的必然現象。學生從對一種外語毫無所知到最后學會使用,要經歷一個頗為漫長的過程。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學生使用的是一種過渡性的語言。這種過渡性語言既不像他們的母語,也不像他們將來要學會的目的語言,而是一種變化中的語言,因而常常會出現各種語言錯誤。
外語學習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它涉及到許多因素,有語言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有社會習俗方面的,也有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因此,語言錯誤的形成與以下這些因素都有著直接關系。
一、 母語與目的語之間的語言差異
以英漢兩種語言為例,英語是一種字母語言,而漢語則是一種象形文字,兩者在語音詞匯和句法上都有著明顯的差異。中國學生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如果忽視英漢兩種語言的差異,無疑會出現各種語言錯誤。
1.語音錯誤。英語具有與漢語不同的音位系統和發音特點,易造成學生的語音錯誤,如有學生把life錯讀成knife,把vest錯讀成west,把work錯讀成walk等。
2.詞匯錯誤。英漢兩種語言出于兩個不同語系,因而在詞義的內涵和外延方面沒有完全的和必然的對應關系。如果缺乏對英語詞匯的概念含意及引伸意義的深刻領會,只看字面意義翻譯或用漢語方式翻譯英文詞匯,就會導致用詞錯誤。如有學生把“政治家”(statesman)誤譯為politician,而不知道politician在英語中含有強烈的貶義色彩,容易引起人們的蔑視。如把a white elephant譯為“一頭白象”那就錯了,應該譯為“沉重的負擔”。
3.詞法錯誤。漢語屬于分析性語言,沒有詞尾和詞形變化;而英語則是結構性語言,要靠詞尾和詞形變化表現不同的結構意義。中國學生因受漢語影響往往忽視這一點,而出現各種詞形錯誤,如名詞單復數的詞形錯誤及不可數名詞的用法錯誤,代詞的主格賓格和所有格的用法錯誤,動詞的一般形式和過去形式的用法錯誤等等。
4.句法錯誤。中國學生常按照漢語的句法結構去理解使用英語,因而出現各種句法錯誤。如有學生混淆了漢英關于過去時和完成體的用法區別,因而把“你看過那部電影嗎?”誤譯為“Did you see that film?”, 把“昨天我看了一場電影”誤譯為“I have seen a film yesterday”。還有的學生不清楚漢英表達轉折和因果關系上的差異,把“雖然……但是……”錯譯成“Although…but…”,把“因為…… 所以……”錯譯“Because…so…”。
二、母語和目的語之間的文化差異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各個民族不同的社會文化和風俗習慣都會在其語言中表現出來。因此,如果不了解語言的文化背景及差異,那么在英語學習和用英語進行交際時,常會出現誤解或誤用。中英文化差異引起的常見語言錯誤有以下幾種:
1.問候用語錯誤。中國人見面常問:“你吃了嗎?”或“你上哪兒去?”,以示問候。但是,如果你用英語跟英語國家的人這樣說,他們會誤認為你是想請吃飯,或誤認為你是問個人私事而不高興。英語國家的人常用“Hello!” 或“Hi!” 表示問候,或常以天氣,健康狀況以及興趣愛好等為話題。
2.介紹用語錯誤。英語國家的人在需要問及對方姓名時,一般常說:”May Iknow your name?” 或“Your name, please?”。如果按照漢語習慣用“What’s your name?” 問對方姓名,會使對方產生一種被審問的感覺。
3.答謝用語錯誤。在英語國家,“Thank you” 幾乎用于所有場合及所有人之間,即使是家人和朋友也不例外。當別人問及是否再要點什么時,英語國家的習慣是:若想要就說“Yes, please”;若不想要就說“No, thank you”。如果按照漢語習慣說“No more” 或“No more trouble” 就會引起對方誤解。
4.贊美答語錯誤。英語國家對別人的贊美最常見的回答是“Thank you”。如果按照漢語習慣對別人的贊美表示謙遜一番說“不好”,用英語說“Not so good”,會使對方感到不愉快或迷惑不解。
5.收禮答語錯誤。收到禮物,英語國家的習慣是要當面打開,稱贊一番并欣然道謝;而中國人常要先推辭一番,接受后并不當面打開。如果按漢語習慣推辭說“No need”或“We don’t need it”,那會讓對方誤認為是不喜歡所送禮物,甚至會感到尷尬。
6.涉及隱私錯誤。中國人見面時常問及年齡,婚姻,收入等情況以示關心;而英語國家的人對這些問題卻比較反感,不愿意回答。因此,用英語問對方“How old are you?”“How much do you earn?”“What are you doing?”等一類話題會引起對方不高興或誤解。
7.顏色詞用法錯誤。表示顏色的詞在英漢兩種語言中所表示的意義是不同的,如green是綠色,而green-eyed則表示“嫉妒,紅眼病”;blue是藍色,而blue mood則表示“沮喪,憂郁”;red是紅色,而red-faced則表示“難為情,困窘”,in the red則表示“虧損”。如果把“紅眼病”譯成“red-eyed”,那就錯了。同樣,He looks blue.不能譯為“他臉色發藍”,其真正含義是“他情緒低落”。
8.比喻錯誤。英漢兩種語言由于其文化附加意義和歷史典故都不相同,因而有著不同的比喻用法。如果把“力大如牛”譯成“as strong as a cow”,把“凡人皆有得意日”譯成“Every man has a happy day”,那就錯了。其正確譯文應分別為“as strong as a horse”和“Every dog has its day”。
中英文化的其它差異還有很多,都會直接影響到對英語的理解和運用。如果對這些文化差異及語言本身的差異了解不多或理解不透,無疑會導致各種語言錯誤的出現。因此,在英語教學中加強中英文化差異和英漢語言差異的教育,使學生更多地了解語言文化差異方面的知識,將大大有助于使學生少出現語言錯誤,進一步提高自我糾錯和正確運用語言的能力。
參考文獻
[1]胡春洞,王才仁.外語教育語言學[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
[2]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概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中國文化語言學是本世紀80年代在中國興起的以研究語言和文化的關系為主旨的語言學分支學科。通過對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我們可以更深刻的了解語言所反映出的,語言、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進而加深對當代社會現象思考。因此,本文篩選一些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收集一文化語言學論文題目材料,運用歸納法和幫助大家進行文化語言學學習,論文題目如下。
1.認知語篇分析的文化語言學視角
2.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唐代邊塞詩的意象再現研究
3.吸納、修正與重組——帕爾默文化語言學中的認知語言學體系
4.論文化語言學中的語言與文化
5.文化語言學與外語教學
6.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閾下《紅樓夢》中的酒意象翻譯
7.《文化語言學》英譯中翻譯報告
8.穆斯林問候語“賽倆目”的文化語言學解讀
9.帕爾莫文化語言學視角下唐詩隱喻翻譯的意象圖式研究
10.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唐詩中意象的翻譯
11.中國古代建筑的人文精神——建筑文化語言學初探
12.文化語言學視角下邦索爾神父《紅樓夢》英譯本的詩歌意象翻譯
13.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語法探究
14.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閾下的《紅高粱家族》意象英譯探析
15.文化語言學視野中的網絡詞匯研究——以網絡話語交際中的詞匯為例
16.文化語言學視野下的漢語新詞語研究
17.文化語言學視角下英漢顏色詞隱喻對比與翻譯研究
18.文化語言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19.《文化語言學》(第六章)英譯中翻譯報告
20.六安地名的文化語言學研究
21.南陽市區地名的文化語言學考察
22.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英譯研究——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
23.文化語言學視角下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意象翻譯研究
24.文化語言學視角下辛棄疾詞意象翻譯研究
25.文化語言學視野中的民族語言研究
26.文化語言學視角下《詩經》隱喻的英譯研究
27.文化語言學視角下林語堂《浮生六記》英譯本的意象文化傳遞研究
28.近十年文化語言學研究:回顧與反思
29.帕爾莫文化語言學視角下李煜詩詞譯本的意象翻譯研究
30.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道”詞義引申初探
31.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中國古典詩歌英譯中花卉意象再現研究
32.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宋詞情感意象翻譯研究
33.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域下李清照詞許淵沖譯本中意象移植
34.文化語言學視閾下的文化意象翻譯研究
35.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宋詞中水意象的英譯研究
36.語言研究的新視角——從結構主義到文化語言學
37.從文化語言學看接頭詞「お·ご的特殊規則
38.帕爾默(Palmer)文化語言學中的認知性
39.文化語言學論綱
40.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古詩中酒的意象傳達
41.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小清新”
42.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濟寧地名研究
43.第三屆歷史語言學國際會議
44.從文化語言學角度研究日語數詞
45.文化語言學視野中的對聯研究
46.文化語言學視域下金宇澄《繁花》的語言策略探究
47.許淵沖對蘇軾詞的意象再造——以帕爾默文化語言學為視角
48.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宋詞英譯意象傳遞研究
49.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漢語典籍英譯意象再造濫觴
50.帕爾默文化語言學理論基礎構建
51.英漢動物詞匯文化語言學透視
52.文化語言學視角下《清平樂·六盤山》英譯的意象研究
53.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再認識
54.唐詩情感意象英譯研究——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
55.文化語言學——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評邢福義教授主編的《文化語言學》
56.俄羅斯文化語言學的發展綱要
57.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域下許淵沖英譯邊塞詩意象翻譯研究
58.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紅樓夢》英譯中的庭院意象再現
59.文化語言學的理論建設
60.民族博物館館藏物品翻譯的文化語言學視角
61.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英漢動物隱喻對比研究
62.文化定勢在帕爾默文化語言學中的意象圖式的詮釋
63.對申小龍文化語言學的認識
64.文化語言學的方法
65.評申小龍的《文化語言學》等“著”作
66.帕爾默“文化語言學”及其發展評述
67.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漢韓慣用語對比研究
68.帕爾默文化語言學中的人類語言學情結
69.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英漢意象差異淺析
70.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西安地名研究
71.漢語國際教育的文化語言學接口
72.淺談對文化語言學的認識
73.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酒文化的傳承
74.漢語文化語言學芻議
75.從文化語言學語篇情節視角下宋詞英譯研究
76.文化語言學認知模式的哲學闡釋
77.文化語言學的興起及其后示
78.蒙漢語禁忌語的文化語言學對比研究
79.大學生微信問候語的文化語言學解讀
80.蒙古族傳統飲食名稱文化語言學研究
81.文化語言學視域下漢韓長句翻譯研究
82.山陰地名的文化語言學分析
83.中國文化語言學范疇系統析論
84.從符號的角度看文化語言學
85.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詞匯意象傳遞
86.對“年度漢語盤點”的文化語言學解讀
87.說中國文化語言學的三大流派
88.藏語中“茶”的文化語言學意義辨析
89.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內蒙古東部地區方言詈詞研究
90.成都地名的文化語言學研究
91.文化語言學視野下的《論語》成語
92.日本文化語言學動態考察及反思
93.文化語言學視野下的《莊子》成語研究
94.中國文化語言學的涵義和界說
95.關于文化語言學的幾個理論問題
96.文化語言學初探
97.論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唐詩意象翻譯
98.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微博流行語研究 .
論文關鍵詞:英語教學;文化
翻開近年英語課本,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大量的情景對話和介紹英美國家的課文取代了往日枯燥的句型和單一的漢字譯文,在教師的教參加也越來越多的附有許多文化現象的解釋,這無疑在學生和教師共同的教學過程中注入了更多語言之外的文化知識,拓寬了彼此的視野,尤其使學生強烈地感受到了兩種文化的差異。
文化,從廣義上曉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歷史財富和精神財富,而狹義上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相應的制度,組織機構。從這個意義上理解,語言與文化幾乎密不可分:語言在語音的物質外殼下,在詞的建筑堆砌中,在語法的結構規律包圍的同時更鮮明地反映了該社會的一一切文化現象,它是社會文化的產物,人們用其表達、傳承民族悠久的文化和歷史,因而語言是文化真正的載體和結晶,語言的存在是為文化服務的。“不了解語言中的社會文化,誰也無法真正掌握語言”。英語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準確流暢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與人進行交流,然而僅僅靠掌握語言的“物質”外殼~—純正的發音,大量的詞匯和準確尢誤的語法知識,而不對其文化和習俗做深入的了解就往往會令人啼笑皆非,產生許多誤解。因而語言教學不能僅僅拘泥于學生聽說讀寫的訓練,而應在教學的一開始就與社會生活緊密聯系,尤其在英語語言的初級階段,讓語言和文化“齊步走,兩手抓”,使學生清楚地明白他們即將面對的語言來自哪里,哪些人在使用他們,使用這些語言的人又和我們有什么不同。讓學生帶著這些問題到課堂當中去開發、生成、利用教學巾的文化資源,給他們學習的“時間和空間”,形成對文化特有洞察力,做語占真正的主人,做最自信的交流。
在英語的學習過程中,英語文化無處不在,教9幣應有計劃地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教學生大量地接觸英語國家文化,盡管這很不容易,但對于英語教育工作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充分開發身邊的文化因素,通過多種形式自然生成文化,并巧妙地運用文化資源。
一、以教材為依托,開發多種文化資源
1、“無聲”的教材
“無聲”卻又豐富多彩的教科書是學生接觸英語的最基本的“來源”,課本里那些精心設計的系統知識循序漸進地向學生傳遞著信息,他們從這里邁進了學習英語的第一步,并破教材中的每個部分深深地吸引著去讀,去寫,去和同學交流。教材的作用就到此為止了嗎?不,教材中蘊涵著的大量的背景資料還有待于我們去留意和發現,更多的文化背景需要挖掘,更多的社會價值需要補充:尋找與英語國家相關的資料,為學生提供較為清晰的國家概況、地理氣候、國家象征、社會概貌等;針對學生從未有過的生活體驗,盡可能地提供直觀的圖片資料,實物樣品,用以輔助教學,加深印象;抓住文化的主干資源,如西方人的習慣用語、生活習慣以及風俗節日等。舉例來說,在學習不同國家的名稱時,學生會僅僅滿足于“美國”這個詞怎么說嗎?在這個日益縮小的地球村里國與國之間早已打破了由于地理位置而產生的距離,那么就讓我們一起來“重新”認識一下美國:找一下地球儀中美國的位置,畫一面美國國旗,勾勒一幅美國國土輪廓,下載一些風景名勝,準備一次國家節日的小講座,抄寫幾條簡單易懂的成語,一個“鮮活”的美國就在孩子們的心里扎下了根……
語言的社會價值還體現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同樣一·個表達的語句由于使用國家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包含了不同的內涵。
如果學生能及時地從課堂中汲取經驗,分析不同的語境將更有助于他們正確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于是當詢問他人情況時就不會出現隨意問女士的年齡的情況,當他人稱贊自己時也會很自然地說“T hank You!”(謝謝你。)而不會回答“Where,where!”(哪里,哪里。)
2、良好的環境
充滿英語學習氣息的學習氛圍將極大地提升英語的使用價值。學生看到的是用英文書寫的當日課表,天氣預報和小伙伴制作的精美墻報;聽到的是英文歌曲,新聞廣播及同學間的日常交流;閱讀到的是充滿童趣的英文刊物。在鮮明的環境烘托下文化得以體現,當我們要求孩子用英語國家人們既定的方式去處理日常事務又何嘗不是一種傳播文化的體現呢?
3、學生的求知欲望
不要忽視學生發現文化資源的能力。身為特定社會的一員,學生自身的生活體驗是一筆財富。每當新知識開始灌輸時,他們總會有意或無意地將自己國家的情況與英語國家做比較,在強烈的學習欲望的驅動下,他們帶著自己的不同的需求去搜集資料,并將其歸納分析和整理,最后用自己不同發現的來告訴其他人自己發現的那一段特殊的文化背景,盡管在開發的方式上顯得有蝗間接,但同樣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以培養對文化的洞察力為目的,生成多元文化
文化生成并逐漸滲透到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其最終目的是培養學生對異族文化的一種洞察力。但與較高級的英語學習過程相比較,在英語學的初級階段,這種洞察力又僅僅是一種“感性”的能力,一般表現為二種不同的層次,因而也就有三種不同的生成方式。
l、交際中生成
中專生具備了初步的浯言交流能力。他們從問候、購物、聚會、問路、人物介紹等各方面的表達中熟悉了英語國家的生活常識,這其中不僅儀掌握了語言的聽說讀寫的基本技巧,更隨著語言知識的豐富了解到一些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語言差異,如電話用語等。潛意識里,學生養成了對這些文化現象的正確使用方法。
2、角色轉換中生成
漢語里有“身臨其境”這樣一則成語,是說將自己放置干特定的環境下能感受到特有的氣氛,它同樣適用于英語學習,培養學生逐漸將自己置身于英語國家人的角色中,用他們看待事物的眼光去看待問題,結合一定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進而更好地認識這些國家的風俗和習慣。
3、思維轉變中生成
形成對文化的洞察力的較高層次表現為結束了“用中文思維”的二度轉換,而直接用英語去考慮英語,這需要學生對英語語言知識有較熟練的把握,同時擁有一些與說本國語言的人的語言交流經驗,進而在不斷的思維訓練中糾正自己對某一文化的理解,使語言的使用直接建立在對文化熟知的基礎上。
【關鍵詞】新聞語言 新聞語體 衍變
一、新聞語體的內涵
所謂新聞語體是記者在采寫、編輯新聞時,為了達到傳播新聞的目的,為了滿足讀者對新聞的欲知心理,形成的語言表達手段的特點的體系①。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定義新聞語體,即是指人們在言語交際中,為了適應新聞交際領域、目的、任務等的需要,運用全民語言傳播新聞信息而形成的語言特點體系②。新聞語體并非一開始就是一種獨立的語體,它是隨著社會進步、新聞業的發展而逐漸成熟起來的。它曾歸屬于事務語體,但成熟后的新聞語體卻綜合了事務語體、文藝語體、科技語體、政論語體、口頭語體等語體的一些特征。新聞語體的特征具體表現在詞匯、語法方面,這些特征都是由新聞業的特性決定的。
二、新聞語體的衍變
新聞并非一開始就有自己成熟、獨立的語體特征。同其它語言現象一樣,新聞語體也是一個歷史范疇,也是“靜”與“動”的辯證統一。新聞語體萌芽在古代,生成在近代,發展在現當代。
1、“公文體”的初創時期
我國古代報紙的職能和讀者群,決定了古代報紙的語體特征。新聞語體最早從事務語體(也稱應用語體)脫胎而來。我國新聞語體的最早形式是唐朝的《邸報》中所呈現的語言體式。這一時期的新聞語體表現,主要是以官方為傳者(或者官方是主要信源提供者)為主的時期,的信息主要以朝廷(皇帝)的諭旨及相關機構公布的信息為主,多數是以朝廷的公文方式,我們稱之為“公文”語體或“官文體”。宋朝以后,《邸報》一詞經常出現于公私文獻,已成為朝野人士獲知朝政的重要媒介。當然,它只能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發行,讀者是分封各地的皇族成員和各級政府官吏,及少數尚無官職的讀書人。一般的庶民百姓是看不到的。此后,也有不同名目的報紙形式出現,都不同于現代意義的報紙,它們沒有一般的新聞言論,只刊登皇帝的詔書和起居言行、朝廷的政策法令,官吏的升黜和賞罰褒貶,各級臣僚的奏章疏表,各地的災禍戰況等重大事件。古代社會沒有專門從事新聞采集和報道的機構,新聞活動尚未從事務活動中獨立出來,只能算作各類公私事務的附屬品,新聞語體也就只能算作事務語體的附屬品。最早的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第一卷第二期上刊登了“月食”,是中國新聞史上的第一條消息,其內容是:“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該有月食,始蝕于酉時約六刻,復原于亥時約初刻之間。若此晚天色晴明,呷地諸人俱可見之。”③這條消息連標題在內僅56個字,預示一次天象,新聞諸要素齊全,簡明扼要,通俗易懂,已初步具備了報紙新聞語體的特征,這說明公文語體已經融入了新聞語體。
古代新聞語體與事務語體相攜這一現象是由古代沒有獨立的新聞業及其活動所決定的。邸報的讀者群以皇族、政府官吏、封建士大夫和地方上的豪紳巨賈為主,所以新聞用語不是平民語言,而是官方語言,即所謂的“公文”體。
2、過渡型的“報章體”時期
新聞業的產生標志著專業化的新聞活動產生,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相分離,從而也就開始了新聞語體與事務語體的分離,出現了新聞特有的語言形態――新聞語體。近代“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以及戲劇改良運動等文學藝術領域變革的要求,即包括語言的通俗化和大眾化的內容,這勢必影響到新聞語體的通俗化和大眾化。如1899年,陳榮哀著《論報章宜改用淺說》一文,明確提出報章語體宜用淺顯的白話文。有識之士不僅在理論上提倡白話文,而且不少人還通過辦報等實際行動推進白話文運動,如裘廷梁就認為,要人人都能讀報,必須從白話報著手。
隨著近代中國報刊的出版發行,漢語書面語出現了一種被稱做“新文體”(即“報章體”)的報紙語言,譚嗣同就著有《報章文體說》一文,這種文體的出現及廣泛使用與梁啟超的倡導分不開。梁啟超以其文章革新家的氣度與膽識,從古體文中解放出來,又無所顧忌地采擇于他有用的古文、史傳文、辟賦、駢文、佛典、語錄、八股文、西學譯文、日文詞法、句式、腔調、體制,打破古今中外各種文體的界限,形成了最便于當時用的“新文體”。盡管這種文體常出現鋪張過度、重疊冗贅的毛病,僅它表里一新的文風仍具有新奇可喜、奔放激蕩、扣人心弦的魔力,征服過當時及稍后所有向往新思想、新知識的愛國知識分子的心靈。
盡管當時改良派創辦的報刊以刊登政論文體為主,但既然屬于報刊語體,隨著“五四”后白話文運動的推動,必然會影響當時及后來的報紙語言走向通俗化、大眾化。從此,事務語體不直接用于大眾傳播的新聞。新聞語體一旦從事務語體中分離出來,就失去了事務語體的固定格式和慣用語,失去了傳者與受者之間明確的、直接的對應關系,成為傳者與受眾共同感興趣的新聞信息的語言形式,并在實踐中逐步形成自己的語言特征和風格。
3、新聞語體的漸趨成熟時期
“五四”的風云,使中國的各項文化事業大為改觀,中國的新聞語體也逐步形成自己的語言特征與風格。“從1919年到1949年,報紙創造了目前還流行的絕大多數的文體。”④在“五四”前后(這一時期的“文體”和“語體”具有很大的共通性),新聞文體敞開胸懷,吸收了古典文學中的優良傳統,接納了與新聞學鄰近學科的長處,改革新聞的寫作模式,逐漸形成了一批文體交融的新品種。到20世紀30年代時,原有的體裁不斷改進完善,體裁間的融合進一步加強,發展成為今天仍然運用的一大批常規品種。交融品種的形成,是后來新興文體生成的一種主要類型。像今天仍在使用的新聞特寫、新聞述評、調查報告、雜文、報告文學等多種新聞文體大多源于那時。
此后新聞文體的發展,基本上是在30年代以前發展出來類型的基礎上有一些小的增補或小的變體。如20世紀80年代以來仿照文學的“微型小說”而來的“微型調查”;采用攝影、電視拍攝特法而來的“新聞特寫”及下列類型“本報專訪”“本報特寫”“文藝通訊”;還有“系列報道”“深度報道”“口述實錄”“新聞速寫”“新聞述評”“簡訊”等紛至沓來,令人應接不暇的體式,都是新發展出來的文體。最終,著眼于傳播信息為主要功能還是以發表意見為主要功能,新聞報道體和新聞時評體成為今天新聞語體的主要兩大語體。
4、多元語體的交融時期
當下的新聞語體依托現代報紙、廣播、電視、網絡四大媒介,已經具備傳播各種新信息的物質能力,可是,還缺乏承載各種信息內容的完善的語言結構體系。為了跟上時展的需要,滿足新聞大眾傳播的目的,新聞語體采取了跨越到其他語體功能域的言語行為,借用、吸收他體為我所用的語文體式和功能手段,以豐富新聞語體的結構表達系統,拓展新聞語體傳播的功能域,這種跨越往往是以不同語體功能域中語文體式和功能手段的交融作為實現手段,以體制創新為目的。
從新聞語體發展的縱向角度來考察,新聞語體的形成歷史,就是一部新聞語體為適應交際需求,主動自覺地拓展自體的功能域,與其它語體建立跨功能域的交融,以獲取超常的言語功能效應的歷史。現代新聞語體以不同標準可作不同劃分,如,按照傳播媒介可分為報紙新聞、廣播新聞、電視新聞、網絡新聞等。廣播新聞隨著廣播電臺的建立應運而生,從它一出現就受到政治家及民眾歡迎,它也在日益擴大增多的廣播實踐中不斷完善自己的語體。電視與報紙、廣播一樣,成為各國大力發展的―種重要的新聞傳播工具。電視新聞語體指在電視新聞傳播過程中用于表述、傳播新聞事實所使用的新聞語體。電視新聞語體誕生的時間并不長,與電視新聞相伴相生,并在傳播新聞信息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新聞改革進程逐步加快的形勢下,新時期的電視新聞語體呈現出與以往更加顯著不同的特點,表述和傳播新聞事實淺顯易懂,更加通俗化、口語化;傳播最主要的信息,壓縮材料、縮短句子、壓縮每條新聞篇幅長度;增加體驗式表述;與畫面、音響協調統一。網絡新聞集報紙、廣播、電視三者之長于一體,是兼具數據、文本、圖形、圖像、聲音的超文本結構,實現了文字、圖片、聲音、圖像等報道手段的有機結合,因而是立體的、網狀的、多維的,有聲有色、圖文并茂、亦動亦靜。報道同一新聞事件,報紙使用文字語言和圖片語言,廣播使用聲音語言,電視主要是使用圖像語言和聲音語言,而網絡新聞則三者皆用,它融合了紙質新聞、廣播和電視新聞的報道手段,使受眾在網上同時擁有讀報紙、聽廣播、看電視的諸般方便和樂趣。
由上可知,新聞語體的形成與社會發展、科技進步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從最初的報刊新聞是印刷技術的產物,到廣播新聞是無線電技術的產物,再到電視新聞是電視、衛星技術的產物。人類這幾百年的歷史使過去延續幾千年的通訊傳播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人類的交際方式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更新。
三、小結
新聞語體在其發展過程中,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由不穩定到穩定,由無一定之規到有一定之規的過程,形成了有自身的詞匯、語法、修辭等方面特征的體式。它是伴隨著社會政治、歷史、文化、科學技術的發展,根據自身的發展需要,以大眾傳播為依托,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體系。它繼往開來,憑借著勃勃生機的電子媒體,在諸多語體類型中脫穎而出,現在已成為在社會生活中滲透力最強、影響最大的語體。
新聞語體的形成發展走過了一條與社會交際互動共生的道路。新聞語體有著重要的社會作用,它能用簡單明了、通俗易懂的話語講述很多社會大眾關心的各種消息、各種知識及各種意見,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發展。新聞語體的形成過程是一個開放的過程,在運動中不斷自我完善,其間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共同影響著新聞語體的形成。新聞語體不是凝固不變的,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現代新聞語體是近代新聞語體的沿革,將來的新聞語體則將是現代新聞語體的發展。■
注釋
①郝會麗:《論新聞語體》,中國社會科學院碩士論文,2001年版,第9頁。
②祝克懿:新聞語體的交融功能,《復旦學報》2005年第3期。
③轉引自李元授、白丁:《新聞語言學》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頁。
關鍵詞:改寫 意識形態 詩學
一、翻譯研究的學科發展
20 世紀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譯理論界主要采取文藝學和語言學兩種研究模式,前者視翻譯為藝術,強調譯作的文學價值,后者視翻譯為科學,把翻譯理論和語義、語法作用的分析緊密結合起來,從語言的使用技巧上論述翻譯。兩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譯文進行文本對照。70 年代以后,翻譯的理論研究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重文化對翻譯的影響。他們把翻譯放到一個宏大的文化語境中去審視,認為翻譯是譯入語社會中一個獨特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而譯本是譯者在譯入語社會的諸多因素作用下的結果。從文化角度對翻譯進行研究有著明顯的優勢,研究者借用各種當代文化理論去考察、剖析翻譯作為跨文化交際行為在譯入語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和作用,從而展現出翻譯研究的巨大空間和發展前景。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翻譯研究學派”。
1972 年,客居荷蘭的美國學者holmes 發表了重要論文《翻譯研究的名與實》,首次提出了“翻譯研究”的概念,他認為翻譯研究應當被視為一門獨立學科,holmes 也成為翻譯研究學派的奠基人。翻譯研究在20 世紀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發展。我們從維也納大學教授、知名學者snell-hornby 的論述中能看出其發展軌跡。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譯研究無疑是屬于未來的學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譯研究——綜合法》修訂版的前言中已經把翻譯研究稱為一門發展速度驚人的獨立學科了。
很多學者為翻譯研究后來的發展做出了貢獻,lefevere 就是翻譯研究學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寫理論對翻譯的文化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改寫理論
改寫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認為翻譯、編史、選集、批評、編輯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寫,它們都從某種程度上對原文進行了改變和操控,其中翻譯是最為明顯、最有影響的改寫,因為它在另一種文化中樹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讓他們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譯是對原文的改寫,而所有的改寫,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體現了某種意識形態和詩學,也同樣對文學進行操控讓它在某個社會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這本書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寫同意識形態和詩學的關系,翻譯作為最明顯的改寫形式也要受到意識形態和詩學的限制。
(一)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有廣泛的意義,是一個關于社會文化的概念。當我們談論意識形態的時候,可能會涉及到政治經濟情況、民族的文化導向甚至某個社會的文學體系。意識形態在翻譯中起著重要作用,決定了譯者將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書《文學翻譯:比較文學背景下的理論與實踐》中,明確指出譯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譯作同目標文化中人們接受的行為標準,也就是這種文化中的意識形態不沖突,那譯者的目的就容易達到。翻譯過程中最為有影響力的意識形態限制來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會或者時期,在這樣的情況下,譯者必須做出決定選擇哪些類型的文本以及翻譯的策略。
(二)詩學
詩學包括兩部分,一方面指文學手段、文學樣式、主題、原形人物、情節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學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觀念,即在社會體系中,文學起什么作用,或應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詩學會相互沖突,目的語文化中處于主導地位的詩學必然會影響到譯者的翻譯,所以為了達到某種詩學要求,譯者必須做出讓步,因為一種文化中人們廣泛認可的詩學可能在另一種文化中并不受歡迎,這時候就需要譯者采取有效的翻譯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語文化中的敘事方式或者改變原作的結構等等。
改寫理論有著很強的適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對照的研究方法,而更關注翻譯的“成品”,為研究文學翻譯提供了新的視角。
參考文獻:
[1]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