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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的時間里，如何將科技人員的成果轉換成為推動經濟的動力，將研究與開發活動轉化為經濟行為，使人們在生活里的確能享用與過去不同的新產品困惑全社會。因為，科學研究總是難以實現與經濟間的有效結合，長期存在著所謂的“兩張皮”現象。人們大量地看到大學和研究機構從申請立項(無論何種等級)-開展研究-產生成果(著作亦或論文)-申請獎勵-進入學術成果庫的科技創新路線圖。這個過程循環往復，大量的科技立項產生、大量的科研活動開展、巨量的科技成果積累、少量的科技成果轉換。這是傳統的科技創新模式。
深圳是一座高科技之城，國家發改委已批準深圳作為全國首個創建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目前高新技術產業已成為深圳的第一支柱產業，其發明專利、PCT專利申請量均居中國內地城市首位。深圳創新之所以備受推崇，我認為有兩個原因：其一，創新發展速度，其二，創新結構。發展之初，一個邊睡小鎮，完全不具備科技創新能力，這一點估計無人異議，況且在30年的時期里，用了1980到1995年的15年左右時間來發展“三來一補”、加工貿易，小漁村演變為產品加工基地，不可能超階段地發展科技創新，也缺乏投入實力。
后15年時間，科技創新開始進入視野，以1995年前后位于南山的原“京山民間高科技工業村”更名為“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為重要標志，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上升為深圳主導戰略，用了15年左右時間發展成為今天在國家創新戰略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成為第一個國家創新型建設試點城市并被定位于建設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新中心……對于速度無需多言。
回到創新主體上，有人做過京、滬、深三地創新活動的比較，前兩者有眾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深圳的規模、數量、發展歷史與這兩大城市不在同一層次上，但卻有自己的獨到之處，重要的首推著名的“4個90％”――90％的研發投入來自企業、90％研發機構在于企業、90％的科技人員來自企業、90％的專利申請來源于企業。科技創新主體的市場化是深圳創新區別于傳統的重要標識。
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活動改變了傳統模式下的科技創新路線圖，他們的創新終極目標不是論文、專利，而是論文、專利等成果的市場開發，形成企業新的發展能力，當政府主導的公共研究機構以成果獲獎為一個課題的研究終點時，企業的創新活動則要走向市場，實現成果與市場需求的結合。這里看來，企業能否成為社會科技創新的主體，是科技能否與經濟結合，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動力的重要條件。
怎樣才能使企業成為社會科技創新的主體呢?強行的政府安排和指令性計劃于事無補，僅憑企業家的個人興趣也同樣難度“氣候”，因為要使大量的企業主都對科技感興趣只能是理論推演過程的一個假設，或是浪漫主義者的一種情懷，畢竟，興趣是多樣化的，也是自我的。只有在一種情形可以使企業對科技創新產生興趣，那就是研發活動過程可以帶來企業盈利能力的快速提升，當研發活動的盈利足夠大時，企業家必然介入，甚至投身，即使他們毫無興趣。
當然，這里所述的企業必須為市場企業，很難想象通過艱辛努力，克服各種風險進行研發創新，而創新收益與自己收益毫無關聯的企業家會長久地對投資科技活動津津樂道。
這里看來，深圳之所以出現了大量的企業投入科技創新，相繼培育出享有國際盛譽的華為、中興、比亞迪、騰迅等企業，除了適時有效的政府引導、真金白銀的政策傾斜、毗鄰于香港的特別區位等諸多因素外，深圳擁有領先于全國的制度條件是根本原因。以上列舉的著名企業無一例外是民營企業，是市場制度與企業研發主體二者間因果關系的例證。
一、茶葉：18世紀中西貿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紀以前西人所尋求的中國商品中，唯有茶葉在中西貿易中長期居于支配地位。茶葉為西方貿易商帶來了巨額利潤，使他們認為：“茶葉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東西都可以犧牲?！薄?〕雖然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人就開始種植茶樹，但直到16世紀中葉才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 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記》（Navigationeet 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葉?！?〕1606年，荷蘭人首次從萬丹將茶葉輸往歐洲?！?〕在此后一百余年間， 茶葉并未成為輸往歐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號（Kent）在廣州購買470 擔茶葉，價值14000兩白銀，只占其船貨價值的11 ％， 而所載絲綢則價值80000兩?！?〕1715年，英船“達特莫斯”號（Dartmonth）前往廣州，所攜資本52069鎊，僅5000鎊用于茶葉投資?！?〕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兩艘英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價值 35085鎊，占總貨值的80％。〔6〕18世紀20年代后，北歐的茶葉消費迅速增長，茶葉貿易成為所有歐洲東方貿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貿易，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Robert Constant 說：“茶葉是驅使他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薄?〕
表1 茶葉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總貨值中的比例（1722-1833）
年份
總貨值（兩）
茶葉
占總貨值%
數量
貨值
1722
211850
4500
119750
56
1723
271340
6900
182500
67
1730
469879
13583
374311
73
1733
294025
5459
141934
48
1736
121152
3307
87079
71
1740
186214
6646
132960
71
1750
507102
21543
366231
72
1761
707000
30000
653000
92
1766
1587266
69531
1370818
86
1770
1413816
671128
1323849
94
1775
1045433
22574
498644
48
1780
2026043
61200
1125983
55
1785
2942069
103865
2564701
87
1790
4669811
159595
4103828
88
1795
3521171
112840
3126198
89
1799
4091892
157526
2545624
62
1817
4411340
160692
4110924
93
1819
5786222
213882
5317488
92
1822
6154652
218372
5846014
95
1825
5913462
209780
5913462
100
1833
5521043
229270
5521043
100
*1英鎊＝3兩，1兩＝1.388銀元（西班牙銀元）
資料來源：Chaudhuri，P.538.Pritchard P.395-396.Morse，Vol.2-Vol.4.
從17世紀20年代起，英國東印度公司（EIC ）在絕大部分年份中，所購買的茶葉都占其從中國總進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從中國進口的總貨值中，茶葉占71％。在1785—1794年中，這一比例提高到85％。〔8〕雖然瓷器、漆器、 絲綢和其他中國商品的需求由于歐洲“中國風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長， 但公司寧可讓這類商品的貿易由其船長和船員利用他們的“優待噸位”（Privilegetonnage）去經營，本身則集中全力經營茶葉貿易。〔9 〕19世紀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從中國進口的茶葉都占其總貨值的90％以上，在其壟斷中國貿易的最后幾年中，茶葉成為其唯一的進口商品。
茶葉貿易不但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關，而且對英國財政也至關重要。從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葉貿易中獲利都在一百萬鎊以上，占其商業總利潤的90％，〔10〕提供了英國國庫全部收入的10％?！?1〕
荷蘭是18世紀西方各國中僅次于英國的最重要的對華貿易國。荷蘭人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類：茶、瓷器、粗絲、紡織品（包括絲綢、南京布等）、藥材雜貨等?！?2〕雖然荷屬東印度公司（VOC ）最早將茶葉從中國運往歐洲，但直到18世紀40年代初，其輸往歐洲的茶葉主要購自來到巴達維亞的中國帆船。在18世紀最初的十年間，荷印公司在與巴城中國帆船的易貨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萬盾的盈余?！?3〕隨著歐洲對茶葉需求的迅速增長，荷印公司已不滿足于中國帆船運往巴城的茶葉數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葉貿易繼續進行的同時，荷印公司從荷蘭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廣州購買茶葉。其中兩艘船中途遇難，另外9艘船運回總共1350000荷磅（1擔＝125荷磅）的茶葉， 價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貨值的73.9％，獲純利2334459荷盾。〔14 〕由于用來購買茶葉的白銀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會放棄從荷蘭直接派船到中國的努力，改為每年從巴城派兩艘船到廣州購買茶葉，同時仍鼓勵中國帆船在巴城的茶葉貿易。1740年，荷蘭殖民者盡屠巴城華人，巴城華商貿易破壞無殆，〔15〕茶葉貿易隨之衰落。到18世紀50年代，巴城茶葉貿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開對華直接貿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侖戰爭而退出對華直接貿易。從18世紀20年代到90年代，茶葉均是荷人從中國輸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這一時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葉占荷人輸出的中國商品總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過85％。
表2 茶葉在荷蘭在華輸出貨值中的比重(1729－1793)
年份
總貨值(荷盾)
茶葉貨值(荷盾)
比重(%)
1729
284902
242420
85.1
1730
234932
203603
86.7
1736
365036
201584
55.3
1740
1075001
590328
54.9
1746
1228130
875529
71.3
1750
1366760
960403
70.3
1756
2067312
1351450
64.5
1760
1803274
1614841
89.6
1766
2584402
2087036
80.8
1770
2405232
1777256
73.9
1776
2451597
1723870
70.3
1980
2471829
1738936
70.4
1786
4538034
3342391
73.7
1790
683971
367316
53.7
1793
2714789
2150192
79.2
資料來源：Jorg，Prcelain，P.217-220.
從第一艘美國船到達中國起，茶葉就是其尋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國皇后”（Empress of China）號首航廣州， 帶回3002擔茶葉，價值66100兩白銀，占該船總貨值的92％〔17〕然而， 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歐洲船只那樣幾乎主要從事茶葉貿易。1792年，6 艘從廣州回航的美國船的總貨值為317270兩白銀，其中茶葉11538擔， 價值為165440兩，略高于總貨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廣州購買貨物總值2766240兩白銀，茶葉價值1411391兩，仍是略高于總貨值的一半。〔19〕在19世紀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華出口貨物中，茶葉價值約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葉貨值首次超過60％， 達到65％。〔20〕1840年，美船購買19333579磅茶葉， 占其在華購貨總值的81％。〔21〕
在18世紀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如法國、瑞典、丹麥、美國的對華貿易中，茶葉所占的中國貨值比率也高達65—75％不等?！?2〕由于英國茶葉進口稅高達100％， 歐洲大陸國家購買的茶葉歷來靠走私進入英國獲利。1784年英國國會通過抵代稅條例（Commutation Act ），英國本土茶葉消費稅由100％降至12.5％?！?3 〕歐洲大陸國家的白銀來源逐漸枯竭，加上走私茶葉入英國已無利可圖，他們在1885年以后逐漸退出茶葉貿易。廣州的茶葉貿易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為美國商人分享。前幾年，廣州每年出口茶葉350000擔，價值94450000銀元，占中國出口貨值的70％?！?4〕
二、白銀：西方購買茶葉的主要支付手段
當18世紀20年代以后歐洲各東方貿易公司競相從事對華貿易時，他們均面臨同樣的，如何來支付購買茶葉的費用？歐洲產品幾乎在找不到銷售市場！18世紀的中國建立在手的農業緊密結合的基礎上，發達的手工業和國內市場使中國在經濟上高度自給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人赫德（Robert Hart ）在其《中國見聞錄》（ sefrom the Land of Sinim）中仍寫道：“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別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25〕經濟上高度自給自足和相對較低的購買力使歐洲產品的中國市場非常狹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國對白銀的需求。亞當·斯密（Adam Smith）說過，當財富增長時，對白銀的需求有兩個層面的動力，一是作為貨幣促進商品的流通，二是作為奢侈品的標志。〔26〕在當時的中國，對白銀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種動力，商品經濟的使作為主要通貨的銅錢越來越不能適應市場交易，世界上尚無第二個國家象中國這樣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銀。而歐洲人對茶葉的需求僅能用白銀支付。大規模的中西貿易由此找到的支點：西人用白銀交換中國的茶葉！
甚至早在古羅馬時期，西方已需要用貴金屬購買絲、絲綢與香料?！?7〕16世紀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從日本、歐洲和美洲運來大量白銀購買中國絲綢?！?8〕18世紀60年代以后，英國成為最大的茶葉買主，18世紀末，美國成為第二大茶葉買主。從18世紀20年代至前，流入中國的白銀絕大多數由英、美人輸入，主要用于購買茶葉。
17世紀中葉以后直到18世紀末，銀元一直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輸華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國家一樣。英人的銀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屬地。銀元通常被裝箱輸往中國。每箱一般裝4000個銀元，1637年英船首航廣州，就攜帶62000西班牙銀元（reals of eight）〔29〕在18世紀初，中國貿易規模尚小，英人對華輸出只相當于對印度輸出的十二分之一?！?0〕167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及其官員在和印度的貿易中投資430000鎊，其中實物部分為111 000鎊，白銀320 000鎊，其投資的利潤率為100％?！?1〕在1708－1712年間，英人每年對華出口商品值僅5 000鎊，而出口白銀則高達50 000鎊。〔32〕從18世紀中葉，白銀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
表3
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比例(單位:兩)
年份
貨物
白銀
白銀所占比例(%)
1677
2110
4778
65
1681
31350
37500
54
1682
43797
84000
66
1698
75000
60000
44
1699
16425
79833
82
1704
14898
139452
90
1707
8343
63000
88
1709
7905
93000
92
1717
9636
99000
91
1719
8064
96000
92
1721
5439
132000
96
1723
8664
102000
92
1729
12951
480000
97
1731
12747
657000
98
1733
30000
105000
78
1735
2568
144000
98
1738
3360
120000
97
1747
7407
105000
93
1749
1845
90000
97
1951
70476
412800
85
資源來源：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表4
1760-182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白銀輸出
年份
兩
年份
兩
1760
765414
1787
1912320
1761
216000
1788
2094878
1762
322410
1789
1321920
1763
528690
1790
2106041
1764
338781
1791
172800
1765
1690479
1792
518400
1766
1930593
1796
120960
1767
620040
1797
626965
1768
521427
1798
1326830
1769
489186
1799
1623171
1770
822044
1800
421442
1771
879630
1801
7792
1772
574872
1803
1376886
1773
81452
1804
795062
1776
394016
1815
1048272
1777
230400
1816
2452511
1778
90720
1820
1898863
1783
8460
1823
659998
1876
2062082
總計 33121032
資料來源：1760-1799年的數字見：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數字見：W.E Cheong，"Mandarins and Merchants，Jardine Mastheson & Co.a China Agency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p. 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國貿易。 我們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載7099068兩白銀或每船平均攜帶白銀109226兩?！?3〕若以109226作為178艘英船每船攜銀的平均數，則在1700 —1753年，英船共運19440000兩白銀到中國。
18世紀中葉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擴大對華的貨物出口，主要是鉛、錫和棉花，白銀在總貨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對華貿易，特別是茶葉貿易迅速增長， 白銀輸華的絕對量仍持續增加?！?758 —1762年，公司每年對華輸出貨物值174000兩，白銀219 000兩。〔34〕1760—1770年，公司對華輸出總值中，白銀約占50％。到1795-1799年， 這一比例下降到13％?！?5〕但由于每年對華輸出總值高達5373015兩， 白銀輸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兩。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輸華白銀與1758-1762年相當。即每年219000兩，則在1754-1759年間，英人共輸1314000兩白銀到中國。通過以上推算，我們可估計，1700—182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共輸53875032兩白銀到中國。1823年以后，英人已無需再運白銀前往中國了。荷蘭人在18世紀也輸出大量白銀到中國。但在18世紀50年代以前，相對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無需主要依靠白銀來購買茶葉的。雖然荷印公司也曾從事過荷蘭與廣州的直接貿易。由于荷蘭開拓了大片東方殖民地，擁有在中國市場上暢銷的熱帶產品，如胡椒、錫、香料等。荷蘭人堅持對華易貨貿易的戰略，以熱帶產品與中國帆船交換茶葉，這一戰略在巴城中國帆船貿易時期似乎實行得相當成功。隨著歐洲市場對茶葉需求迅速擴大，荷人擁有的胡椒之類熱帶產品在中國市場之外也相當暢銷，因此，荷人不得不從歐洲或亞洲其他地方商館調運白銀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來購買茶葉?！?6〕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30年代，每年從荷蘭運往巴城的白銀多達6800000—7900000荷盾?！?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從荷蘭直接駛往廣州，其總貨值為2533359荷盾，白銀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決定放棄荷蘭與中國間的直接貿易，改為每年從巴城派兩艘船到廣州，購貨資本為每船30萬荷盾，〔39〕其中部分資本用來在巴城購買胡椒等產品以便銷入中國，換取茶葉。在18世紀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廣州銷售胡椒約50萬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廣州銷售胡椒達150—200萬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銷售額高達300萬荷鎊。〔40〕300萬荷鎊胡椒約值180000兩，相當于荷人在廣州購買的茶葉價值。由于三角貿易使荷人在巴城購買的茶葉費時較長，茶質也差，難以在歐洲市場上與其他西方公司競爭。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開荷蘭與中國之間的直航貿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樣，荷蘭產品也無力在中國打開銷路，因此公司決定，從荷蘭出發的船只每艘攜帶30萬荷盾的銀元前往中國?！?1〕從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樣，主要以白銀購買中國茶葉。
表5
1776－1788年間荷印公司運至廣州的白銀
(單位:兩)
year
ship
amount
year
ship
amount
1776
4
444000
1780
4
183000
1777
4
153000
1786
5
410000
1778
4
393000
1787
4
480000
1779
4
348000
1788
4
318000
按1兩白銀＝3.47荷盾換算
資料來源：莊國土“18世紀中荷海上茶葉貿易”?！逗＝皇贰?992年第一56頁。
從表5可見，每艘到華荷船所攜白銀平均為82697兩或286959荷盾，與公司董事會所決定的每船30萬荷盾白銀基本相當。1757—94年，共有135艘荷船到達廣州，如每船平均攜銀82697兩，共攜銀11164095 兩。1735—1756年，從巴城共派到廣州85艘船，如各船的30萬荷盾投資中貨物與白銀各占一半，則這85艘荷船共帶3674380兩白銀到中國。 若以上推算成立，加上1728—1794年9艘荷船從荷蘭攜帶702855兩白銀到中國，1728—1794年，荷船可能攜帶15541330 兩白銀前往中國。 在1720 —1795年間，荷船從歐洲運送63442651兩白銀到亞洲，其中四分之一流入中國。同期購買的中國商品價值33717549兩，近一半中國商品的貨值是以白銀支付。
表6 1720-1795年荷船從中國購買商品貨值及從歐洲運往
亞洲的白銀數量(單位:千荷盾)
年份
中國貨值
運往亞洲白銀
1720-1730
300
8000
1730-1740
4800
16800
1740-1750
11500
13900
1750-1760
18300
23600
1760-1770
24800
37900
1770-1780
24400
35900
1780-1790
26300
40000
1790-1795
6600
13400
總計
117000=33717549 (兩)
220146=63442651(兩)
資料來源：Gaastra，p.135.147。
表7 歐洲船只所攜帶白銀與茶葉數量比較（單位：茶：擔，銀：箱）
英國
法國
丹麥
瑞典
年份 船 茶葉 銀 船 茶葉 銀 船 茶葉 銀 船 茶葉 銀
1776 8 41820 150 5 42893 132 3 18730 80 2 22868 70
1777 9 49962 77 7 27332 128 2 15737 31 2 21387 65
1780 12 69445
3 17560 96 3 30817 2
1781
3 30889 90 2 30100 55
1782 13 92130 3
8 31735 195 3 24030 94 3 36592 218
1786 29 157116 716
2 15190 59
1787 29 82150 664 3 12967 238 2 19980 149 2 21682 129
1788 26 141218 728
總計 126 6338392338 23 114926 693 18 142116 599 16 82853 616
資料來源：Morse，vol，2.
其他歐洲對華貿易公司，如法國、丹麥、瑞典等公司，并未象英人、荷人那樣擁有熱帶產品的來源地，他們的對華貿易自始自終建立在輸出白銀的基礎上。此外，他們的對華貿易船舶比英船更大，每船攜入中國的白銀和運出的中國貨物更多。
由上表可見，在1776—78年期間，法國船每艘平均攜銀90000兩，運出茶葉4997擔。丹麥船每艘攜銀100000兩，運出茶葉7895擔。瑞典船每艘攜銀約110000兩，運出茶葉11428擔。英國船所攜白銀55500兩，運出茶葉5030 擔。 以法船所運的中國貨物中茶葉數量較少。 在1719-1799年間，除荷船之外，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共派船466艘到中國，〔42〕歐洲大陸國家船只與荷蘭船噸位相當，如果我們估計，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的船只所攜白銀數量與荷蘭船只相當，即每船載82697兩白銀到中國，〔43〕466艘歐洲大陸國家船只運到中國的白銀達38536802兩。19世紀以后，這些歐洲大陸船多利用英人的期票匯兌機構，在廣州以倫敦匯票結算，基本上不再運白銀到中國。
表8
美船輸入中國貨值與白銀數量（千銀元）
年份 總貨值 白銀數 白銀所占比例年份 總貨值 白銀數 白銀所占比
例
1805 3842 2902
76
1824 5301 4464
84
1806 5127 4176
81
1825 5570 4523
81
1807 4294 2895
67
1826 2567 1653
64
1808 3476 3032
87
1827 3864 2525
65
1809 808
70
0.8
1828 4481 456
10
1810 5715 4723
83
1829 1355 602
44
1811 2973 2330
78
1829 1355 602
44
1812 2771 1875
68
1830 742
80
11
1813 1453 616
42
1831 1291 367
28
1815 572
-
-
1832 1261 452
36
1816 4220 1922
46
1833 1434 290
20
1817 5703 4545
80
1834 1010 376
38
1818 6777 5601
83
1835 1869 1392
74
1819 9057 7414
82
1836 1194 414
35
1820 8173 6297
77
1837 631
155
25
1821 4291 3391
79
1838 1517 729
48
1822 5935 5075
86
1839 1534 993
65
1823 4636 3584
77
1840 1010 477
47
總計 80395
資料來源：1805-1815年的總貨值數字見：Dulles，p.210;1805-1815 年的白銀數字見：Morse，vol，4，p.386:1816-1840年的數字見：Yan-Ping Hao，p.23〔44〕.
表9 西屬美洲白銀經歐洲流到東方的白銀(單位:百萬銀元)
年份 西屬美洲白銀產量
運抵歐洲數量
經歐洲運到東方數量
1550
3
3
(2-3)
1600
11-14
10
4.4
1650
10-13
8-9
6
1700
12
10-12
8.5
1750
18-20
18-25
12.2
1780
22
18-20
14.7
1800
30
23-25
18
資料來源：Artur Attman，"America Bullion in the European W orld Ttrade，1600-1800"，p.33.Goteborg，1986.
雖然美國商船遲至1784年才到中國，但不久之后，他們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茶葉買主和最大的白銀供應者。在中美貿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參與皮毛在中國銷路頗佳，其貨值足以支付所購買的中國商品的貨值，19世紀初以后，美商的皮毛來源逐漸枯竭，其在廣州的皮毛市場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競爭，白銀成為美國支撐對華貿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歐洲購買制成品銷往拉丁美洲，換取白銀后，繞南美合恩角前往廣州購買茶葉、絲綢和瓷器。在1805—1840年間，美商共運61484400兩白銀到廣州，每年平均1607899兩。
根據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間，從歐洲運往中國和美國人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5〕
歐人和美人輸華的白銀都來自西屬美洲。美洲白銀生產集中于兩個地區，即上秘魯（Upper Peru，現玻利維亞）和新西班牙（現墨西哥）。從16世紀70年代到17世紀30年代，秘魯所產白銀占西班牙屬美洲輸出白銀總量的65％?！?6 〕1581 —1600 年， 僅是上秘魯的波多士銀礦（Potosi）每年就生產白銀254噸，約占全世界產量的60％。18 世紀初以后，黑西哥成為世界最大的白銀產地。1803年，黑西哥所產白銀占全美洲的67％。〔47〕從18世紀以后，80—90％的美洲白銀都由西班牙的“銀船”運往歐洲。由于歐亞貿易的迅速擴大，從美洲輸往歐洲的白銀大部分又轉輸到東方。研究美洲白銀流通史的著名學家威爾遜教授（Charl es Wilson）指出，“毫無疑問，在相當長的時期，歐洲出口的白銀至少與其接受的白銀一樣多?！薄?8〕
歐洲對華貿易，特別是茶葉貿易的迅速發展導致西班牙銀元大量持續流入中國，銀元在中國，特別是在沿海地區，越來越多地取代銀塊作為通貨使用。廣州的商務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銀元結算。美洲白銀持續流入歐洲成為歐人對華貿易的基礎。然而，西屬美洲的白銀產量與迅速增長的西方對華貿易所需的銀元數量并不同步增長。由于很多銀礦枯竭，從1790年以后，美洲白銀產量開始下降。1811年，西屬美洲爆發獨立革命戰爭。這場持續15年的革命戰爭摧毀了很多銀礦，美洲的白銀產量大為減少。
表10
1650-1829年美洲白銀產量
年份
產銀量(銀元)
1650
10-13000000
1700
12000000
1750
18-20000000
1780
22000000
1790-99(平均每年)
23716784
1800-09
22147572
1810-19
11981312
1820-29
9683792
資料來源：Attman，P.33:W，E. Choe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p.49.
另一方面，歐人的殖民擴張活動的費用也增加了白銀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間，英人在印度擴張直接統治地盤，在美索爾（Mysore）以及和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戰爭使英屬印度政府財政支出，對現金需求愈為迫切?！?9〕180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停止從倫敦運送白銀到廣州。白銀的短缺使其他歐洲國家逐漸退出對華貿易，將地盤留給英國人和美國人。因為前者在19世紀初以后找到了以鴉片取代白銀作為對華貿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鴉片貿易外，依靠他們與西屬美洲革命者的友誼，在西屬美洲獨立戰爭期間及以后仍可獲得白銀。
三、鴉片：取代白銀交換茶葉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嗎啡、海洛因一樣，鴉片也是罌粟屬植物果實（Papaver Somniferum）的制成品。鴉片種植的起源時間和地區尚未確定，但在歐洲出現之前很久，就已在中東種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關鴉片的記載：6000多年以前中東的蘇美爾人（Sumerian）就已種植罌粟花作為觀賞之用。公元一世紀，鴉片經希臘傳入歐洲大陸。在小亞細亞，種植鴉片已成為一種行業?！?0〕在中世紀，作為東西方貿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將鴉片種植及其功能的知識傳遍東方各個角落。鴉片于唐代經阿拉伯商人傳入。中文“阿芙蓉”，“鴉片”，“芙蓉”等名稱即源于阿拉伯語“Afyun”。在西方向中國的商務擴張過程中， 葡萄牙人最先將鴉片作為商品輸入中國。葡人以澳門為基地，將印度麻洼產的鴉片運入廣州，葡人對華鴉片輸出規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輸入中國約200箱。〔51〕可以說在英人于18世紀60年代開始其鴉片貿易之前，中國稍具規模的鴉片貿易尚不存在。
18世紀60年代以后，英國對華進出口貿易迅速擴大，貿易逆差也日趨嚴重。1765—1766年度。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入的商品是對華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間，這一比值是256％。英國國會通過替代稅法后的1785—1786年度，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葉）比對華出口的商品多328％?！?2〕盡管其間英人不斷輸入白銀， 但仍不足以彌補迅速擴大的中國商品進口造成的貿易逆差，導致公司在廣州資金周轉屢屢發生困難。1784年公司在廣州的財庫尚有214121兩白銀的盈余， 到第二年， 就出現了222766 兩的赤字。 1786 年， 赤字高達864307兩。1787年，更達904308兩?！?3〕為了平衡茶葉貿易造成的巨額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無論其合乎道德與否。從英屬孟加拉運送鴉片到中國的計劃最先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華生上校（Col onel Watson）提交給公司的加爾各答董事會，并得到該董事會成員，公司重要官員惠勒（Wheeler）的支持。 該計劃的初衷原為增加稅收以彌補英屬印度政府的財政?！?4〕由于公司的廣州財庫日益支拙，公司駐廣州監理委員會（Supercargos）要求英屬印度總督給予財政援助。其具體作法是：英屬印度政府鴉片批發給有鴉片特許經營權的散商，這些散商在廣州出售鴉片后將收入納入公司的廣州財庫，廣州財庫支付散商倫敦匯票，后者可于英國將匯票兌換成現金?！?5〕英屬印度總督和公司董事會接受了這個計劃，東印度公司專門成立鴉片事務局（OpiumCorporation），壟斷印度鴉片生產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爾（Behar）和比納萊斯（Benares ）是印度主要的鴉片產地。比哈爾和比納萊斯處于英國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轄地，因此英人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鴉片強迫種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種植鴉片的土地，確定其地界，再通過中介人和居住在鴉片種植區域的農民簽訂合同。根據合同，鴉片種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預付款，收成時再將產品以合同確定的價格賣給公司。如當地農民未和公司簽訂合同就擅自種植和出售鴉片，其財產就立即被沒收?！?6〕農民交付公司的粗鴉片尚需在公司專設的鴉片工廠里精煉、干燥、稱重、裝箱，每箱約重140英磅?！?7〕強迫種植制度使公司僅以每箱300盧比的價格得到鴉片?！?8 〕這兩個地區所產的絕大部分鴉片都沿岡吉斯河（Ganges）運到加爾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國。1779年，鴉片在廣州的售價每箱為500—600銀元，三倍于其最初的價格?！?9〕鴉片運銷中國原由公司船只進行。由于中國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廣州監理會，禁止他們輸入鴉片，公司船只進行。由于中國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廣州監理會，禁止他們輸入鴉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經營鴉片在中國的運銷。轉而在加爾各答拍賣給向公司申請到鴉片經營特許權的散商，由他們具體經營運銷鴉片往中國。〔60〕麻洼則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轄下，在其境內，鴉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樣，可以隨意種植與買賣。麻洼鴉片少部份由葡人運至葡屬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國，大部份由當地人運至孟買出口。孟買為麻洼鴉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約400—500英里，從麻洼到孟買須經過英屬政府的直接管轄地。公司在其管轄地實行一種“鴉片轉運稅”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鴉片過境需付200—400盧比。通過強迫種植和“轉運稅”制度，英國東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壟斷了印度的鴉片生產和運銷，而且也解決了在廣州的：印度鴉片在中國銷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銀，支付購買茶葉的款項。
在18世紀最后十年中，每年從印度銷往中國的鴉片約為2000箱?！?1〕1800年以后，每年輸入中國約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對華鴉片輸出，當年輸華鴉片7773箱。1832年達21605箱，到1838 年更高達到40000箱。
美國商人也不擇手段地為彌補其對華貿易逆差及與英國人競爭而努力，雖然美船在世界各個角落尋求能在中國銷售的產品以便購買高利潤的中國商品，但仍無法獲得足夠的商品來代替白銀以平衡對華貿易。當美國商人獲悉可帶來巨額利潤的鴉片后，也毫不猶豫地加入對華鴉片輸出。印度是鴉片的主要產地，但卻被其對手英國人牢牢控制，美國人因此轉向土耳其的士麥那（Smyrna）——其地所產鴉片雖質量稍次，但仍為中國癮君子所接受。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對鴉片運銷的壟斷之前，是美國人獲得鴉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時開始對華輸出鴉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遲于1805年。當年三艘美船從士麥那攜帶120 箱鴉片前往中國。〔62〕兩年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已警覺美國人在鴉片貿易上的競爭。〔63〕1805—1808年， 美船每年從土耳其運出的鴉片不少于 200箱。1816年，美船“獅子號”（Lion）攜帶11萬銀元和60箱鴉片來到廣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鴉片高達1900箱，次年的數量更多，主要為美人販運?！?5〕由于英人壟斷了鴉片主要產地，美人輸華鴉片數量遠遠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總共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4925997銀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當于對華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104302948銀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 〕等于東印度公司從中國的全部出口商品總值。〔67〕
表11 1817-183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平均輸華商品總值（單位：兩）
年份
毛織品
金屬
棉花
總計
1717-19
1951267
110805
4527211
6589283
1720-24
2042102
134156
2958249
5134507
1825-29
1903266
202091
4307677
6413034
1830-33
1584940
109255
4097030
5791228
資料來源：Morse，vol.2-4； 嚴仲平《中國近代史統計資料》第11頁，北京，1955年版。
1800—1810年間，英人和美人運往中國的鴉片平均每年4016箱。在1810—1820年間，平磕晡?494箱，比上一個十年略有增長。1824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第一次超過了一萬箱，達12434箱。1832年以后， 每年超過2萬箱，到1838年，更高達40200箱。
表12
1795-1840年輸入中國的鴉片數量
年份
印度鴉片
土耳其鴉片
總計
1800
4570
4570
1801
3947
3974
1802
3292
3292
1803
2840
2840
1804
3159
3159
1805
3836
102
3908
1806
4126
180
4306
1807
4208
150
4359
1808
4208
4208
1809
4191
32
4593
1810
4968
4968
1811
4891
200
5091
1812
4966
100
5066
1813
4769
4769
1814
3673
3673
1815
4230
4310
1816
4616
488
5106
1817
3692
488
4140
1818
3552
807
4359
1819
4006
180
4186
1820
4244
4244
1821
557
388
5959
1822
7743
7743
1823
8875
140
9035
1824
12023
411
12434
1825
9373
9373
1826
12175
56
12231
1827
11154
11154
1828
12612
1256
13868
1829
15542
715
16257
1830
18528
1428
19956
1831
16148
402
16550
1832
21605
380
21985
1833
19523
963
20486
1834
21885
21885
1835
30202
30202
1836
34033
743
34776
1837
34373
34373
1838
40200
40200
資料來源：Mo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p.238-240
表13
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廣州運出白銀數量
年份
白銀數量
運抵地
1807
2431000
加爾各答
1808
1342600
孟加拉
1809
1126553
孟加拉·馬達拉斯
1810
926976
英國
1811
834253
英國
1818
288000
加爾各答
1830
1375874
英國
1831
845249
英國
1832
976362
歐洲
資料來源：Morse，Vol，3.p.54.100-101，131，157，331，vol.4.p.233，153，324.
表14
1817-1834年英國散商從廣州輸出白銀數量（單位：兩）
年份
白銀數量
年份
白銀數量
1817
2822400
1826
2939760
1818
1936080
1827
4388400
1819
619920
1828
3386160
1820
356400
1829
4792320
1821
346320
1830
3372480
1822
168480
1831
2048400
1823
1885680
1832
2761200
1824
1254960
1833
4735440
1825 3125520
1826
資料來源：Morse，Vol.3-4:Greenberg.p.218。
根據馬士的統計，1800—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達422676箱，每箱平均價約750銀元?！?8〕18世紀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鴉片輸入中國。因此，從1790—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價值239045040兩。
對于美國人，鴉片貿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購買中國商品的白銀。1827年以后，美人加緊對華輸出鴉片。輸華的白銀隨之劇減。1821-1830年十年中盡管中美貿易有所擴大，輸華白銀則僅有4064400兩，只相當于，前十年的21.5％。
對于英國人，對華鴉片輸出使他們平衡了50多年以來持續的對華貿易逆差，再也無需運送白銀到中國。相反的是鴉片貿易的收入不但扭轉了對華商品貿易逆差，還有大量盈余可換成白銀運出中國，正如當時一位美國商人抱怨：“鴉片貿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夠的錢購買茶葉，而且使他們能把美國人運到中國的白銀運回英國?！薄?9〕1807年，英屬印度總督指示孟買、馬德拉斯檳榔的英國殖民地首腦，原先各地準備運往中國的白銀都改運加爾各答，因為公司廣州監委會已有足夠財力應付交易。當年，從廣州運抵加爾各答的白銀有2431000兩?！?0〕此后公司不斷從廣州運出白銀。
從1812年以后，公司為英國散商提供匯票服務，以轉移其鴉片利潤，運送盈余白銀的事務主要由散商進行。
對于中國、鴉片非法輸入導致嚴重的后果。首先是對人民身心、財產和安全的損害。19世紀初以后的30年間，吸食鴉片惡習從沿海迅速擴展到內地，從城鎮到鄉村，從士農工商到達官貴人，無處不在。“一經嗜煙，刻不可離，中人之家往往破產。”〔71〕由此激發的罪案更不可勝數。其次，導致白銀外流。這又引起銀貴錢賤。19世紀初銀一兩約合銅錢1000文，到前夕，銀兩竟達錢1600文。農工、手者和高人平時所得為銅錢，交付各種賦稅則需折成白銀，負擔大為加重，各省拖欠賦稅日多，造成清政府財政危機。第三，破壞工商業的正常。吸食鴉片使社會購買力降低，白銀外流引起金融混亂，這些都直接了市場交易。1838年林則徐在調查蘇州、漢口等商埠后上疏，“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數。問其一半售于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矣?！薄?2〕鴉片對中國的危害深為朝廷有識之士所悉，他們激烈主張朝廷應嚴禁鴉片。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往廣州禁煙。既然鴉片貿易提供了英屬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財政收入，既然鴉片能代替白銀，維持每年給英國政府提供了300—400萬英磅財政收入的茶葉貿易，既然鴉片是英印中三角貿易的基石，英國總理鮑美斯頓爵士（LordPalmerston）對中國政府禁煙的反應是毫不遲疑地訴諸武力。
結論
在工業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為其東方貿易提供除白銀之外的任何有較大市場的產品。直到18世紀后期，英國人運往中國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國市場上有一定銷路，然而，銷售印度的產品收入遠不足以購買中國商品。為了購買以茶葉為主的中國商品，從事對華貿易的西方國家都在18世紀運大量的白銀前來中國。當西屬美洲白銀產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擴張費用增加時，歐洲大陸國家難以維繼貿易平衡，紛紛退出對華貿易行列。只有英國人依靠印度的鴉片重建其對華貿易結構，在對華貿易中獲取巨大利潤。當中國政府厲行禁煙的措施使以鴉片為中心的中英貿易結構面臨崩潰危險時，英國政府立即訴諸于戰爭。并非象西方的中國學權威費正清所說的“是一場根源于中西方間不同的經濟形態、制度與國際秩序觀念的文化沖突”，〔73〕而是英國追求經濟利益而強加給中國的戰爭，與西方在殖民擴張時期于印度、美洲、非洲發動的戰爭在性質上并無任何不同：從商務擴張到武力征服。當時的一位善品中國茶葉的英國人是這樣評述這場用武力強迫中國接受鴉片交換茶葉的戰爭的：“一場從一開始就是非正義的、不擇手段的，使英國人蒙受長久恥辱的戰爭……。不列顛的旗幟從此成為保護無恥的海盜旗幟。”〔74〕
注釋：
〔1〕Earl H.Pritchard，"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 hinese 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 1963.
〔2〕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葉”并非目睹， 而是從一位到過的威尼斯人處得知?！癟hema Thee"p.13.museum boymans-van beun ingen Rotterdam，1978.
〔3〕烏克斯（Ukers）則認為荷人在1610年從日本和中國輸入茶葉。William Ukers，"All about Tea"，vol，1.p. 23， p28，New York 1935.
〔4〕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蘇珊那”號（Susanna）所載貨值54000兩白銀， 茶葉1565擔，價值45000兩，見：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 Trading World of Asin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P.538，Cambridge，1978.
〔7〕Louis 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a Canton au XVIIIe Siecle，1732-1833"，3 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 Years"p.395-396.
〔9〕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p.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 Commerce and Diplomacy，P.5 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 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 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p.217，The Hage 1982.
〔13〕Kristof 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215，The Hag e 1958.
〔14〕De Hullu，"Over den Chinaschen handel der Oostindisc he Companie in de dertig jaar van de 18e eeuw"，in "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unde van Nederlandsch Indie(BTLV)，v ol，73，P.42-43，The Hage 1917.
〔15〕如：巴城華人甲必丹，大茶商連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見：B.Hoetink，"Ni Hoekong， Kapitein der Chinezen te Batavia in 1740"，in BTLV，vol，74，1918.
〔16〕Leonard Blusse，"Strange Company:Chinese Settlers，Me s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p.137-138，Leiden 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葉的數量與美國船貨總值數字引自：Foster Rher Dulles，"The Old China Trade"，p.210，New York 1970， 茶葉貨值系推算而出，從19世紀初到30年代，廣州茶葉價值每擔在23-26兩之間， 在此以中章價245兩。
〔20〕Yen-ping 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 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p.1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1986.
〔21〕Timothy Pitkin，"A Statistical Ciew of the V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rford 1816，Reprinted in 1835，New Haven，P.301.
〔22〕Zhuang Guotu，"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ese Tea in 18th Century"，p.30-33，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4th Internat ional Congress on the Asian and North Africa Studies，Hong Kong，1993.
〔23〕該條款同時也規定，英國東印度公司必須供應本土足夠的茶葉，并以不超過成本加法定利潤的價值出售見：Hohcheung and lorna H.Mui，"The Management of Monopoly;a Study of the East Indies Company's Conduct its Tea 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 o f British Columbia Press，Vancouver 1984.
〔24〕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70－1875》，卷1， 第258頁，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 Trade"，p.5.
〔26〕Adam Smith ，"An Inqua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 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p.188，New York 1937。
〔27〕H.A.Crosby Forbes，John Devereux Kernan and Ruth S.W ilkins，"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p.22.Museum of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 Massachusettes，1975.
〔28〕參見：莊國土《明季中國絲綢的海外貿易》，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中國和海上絲路國際討論會論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 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p. 231，New York 1968.
〔37〕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紀下半葉歐洲商船較以前大，但所攜白銀在輸華貨值中的比例也稍低，這兩方面出入可能大體互相抵消。
〔44〕在對美國1805-1944年對華商品和白銀輸出額估算時， 各家所據資料不同，其結果也稍不同，Yen-Ping Hao引用的是參議院檔案（U.S.Senate Executive Document 31.19th Congress，lst 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統計資料》（Historicaland Statistical Accou 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 年美中早期關系史》（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1784- 1844 ）載于 "Translations of the Connecticut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vol，28，New Haven 1927，Cheong 在其所著的“Mandarins and Merchants”（P.54 ）也引用相同資料。
〔45〕這個數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經馬尼拉輸入中國的白銀。
〔46〕D.A，Brading，"Mexican Silver-Mining in the Eighteent h Century:The Revival of Zacatecas".Latin American series，No.27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 from"The Ame rican history 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d of Gold and Silve r in Sixteenth-Seventeenth Century Japan"，in"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g 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 Wilson，"Trade，Society and the State"，in E.E.Rich and C.H.Wilson，eds，"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p.5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49〕W.E.Cheo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i n "Business 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 White Poppy:A History of Opium"，p. 5，London 1969.
〔51〕"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April， 1837，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 p.173，Shanghai 1910.
〔52〕Prichard，"Crucial 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 Allen，"Opium Trade"，p.12，reprinted in Bo ston 1973.
〔55〕Prichard，"Crucial Years，"p.217-218.
〔56〕"Chinese 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 A.Traocki，"Opium and Empire: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 University Pre ss 1990.
〔58〕Allen，"Opium Trade"，p.10.
〔59〕"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 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vol 1.p.238.
〔63〕Tyler 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 nth Century'，New York 1992，reprinted in 1963 p.115.
〔64〕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 Trade"，p.148.
〔68〕嚴中平編《中國近代史統計資料》，第11頁，北京，1 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 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頁。
〔73〕《林文忠公政書》，《湖廣奏稿》卷5，第11頁。
李常青，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管理學（會計學）博士，中國注冊會計師，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計劃入選者，廈門大學工商管理教育中心主任，兼任福耀玻璃、廈門建發等多家上市公司獨立董事。1990年畢業于合肥工業大學管理工程系工業會計專業，獲工學學士學位，1993年畢業于廈門大學工商管理教育中心，獲中―加聯合培養經濟學（MBA）碩士學位，1999年畢業于廈門大學會計系，獲管理學（會計學）博士學位。2001年加拿大康克迪亞大學訪問學者，2002年澳大利亞陽光海岸大學進修，2005年美國哈佛商學院進修，2008年美國紐約市立大學訪問學者。
二、研究領域
主要從事會計與公司理財領域的教學研究工作。曾在《經濟研究》、《金融研究》、《審計研究》、《會計研究》、《投資研究》、《中國工業經濟》、《經濟管理》、《財務與會計》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80余篇，公開出版著作（含合作）7部。近年來李常青教授主要圍繞資本市場中的會計與財務問題開展理論與實證研究，具體如下：一是股利政策研究：1996年就借中―加大學產業合作基金的資助開展股利政策的研究，是“我國在這一領域進行研究的先驅者之一”。首次對股利政策理論進行了梳理和綜合性評述，為國內股利政策研究提供了借鑒性理論基礎；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對股利信號內涵進行實證檢驗，為政府保護股東權益、規范股利分配行為和上市公司制訂股利政策提供了實證依據。其中專著《股利政策理論與實證研究》被譽為“挑戰公司財務研究中的理論迷題”，具有“高、新、實”特點，獲得第十三屆中國圖書獎和廈門市第五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二是公司治理研究：2002年中標上海證券交易所上證聯合招標課題“我國上市公司董事會效率研究”，以此為契機，對公司治理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研究，提出董事會影響企業業績的基本模型和研究范式，并以ROE、EPS和EVA度量公司績效，較為全面地研究了董事會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情況，首次將高管變更的類型分為高管雙向變更、高管離職和高管新任三種類型，對我國公司的高管變更展開研究。最近李常青教授正帶領團隊開展公司治理的新領域媒體治理的研究。三是會計審計問題研究：李常青教授一直關注資本市場的會計審計問題，其認為真金白銀也有瑕疵，現金流量表也可以粉飾，提出了識別現金流量表粉飾的四種方法，并率先在國內開展非經常性損益的實證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國非經常性損益披露制度的具體對策，李常青教授還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在我國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與審計質量無關，會計師事務所聲譽也不能影響IPO折價，盲目引進國際四大所對上市公司進行補充審計意義不大。
三、主要論文和著作
《股利政策理論與實證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專著）；《我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現狀及其成因分析》，《中國工業經濟》，1999年第9期；《現金流量表的粉飾與識別》，《財務與會計》，2003年第4期；《會計師事務所聲譽能影響IPO折價關系實踐研究》，《廈門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董事會特征影響公司績效嗎？》，《金融研究》，2004年第5期；《滬市公司IPO業績效應研究》，《南開管理評論》，2005年第1期；《美國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的審計制度及對我國的借鑒》，《審計研究》，2006年第1期；《應用供應鏈理念發展商業銀行授信業務》，《投資研究》，2007年第3期；《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研究述評》，《廈門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上市公司管理層討論與分析披露質量影響因素研究》，《經濟管理》，2008年第4期；《中國上市公司年報重述公告效應研究》，《會計研究》，2009年第8期；《家族控制、審計監督與公司治理――來自年報補充更正公告的經驗證據》，《審計研究》，2009年第6期；《半強制分紅政策的市場反應研究》，《經濟研究》，2010年第3期；“Family Contro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in China”，2010，ISTP檢索；Family contro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Evidence from China，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1。
四、主持目及榮譽
關鍵詞：黃金價格；實證分析；影響因素
一.背景與意義
黃金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兼有商品屬性，金融屬性，貨幣屬性，目前在各國外匯儲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黃金之所以如此特殊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密不可分。
最早的國際金本位制度是在多國實行金本位制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一種最早的自發的國際貨幣體系。它的主要內容是：黃金是國際貨幣，匯率是由兩國的貨幣的含金量決定，金幣可以自由鑄造，自由融化，金幣具有無限法償能力，以及銀行可以自由兌換金幣，金幣可以自由輸出或輸入國境。此時的金本位制尚有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兩種類型，無論哪種類型都體現了黃金在國際支付中的巨大作用。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金本位制度的瓦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將國際的支付體系改成為：黃金與美元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制度，彌補了金本位制時黃金供給的不足，資源浪費等問題，但因為美元危機引起人們對美元失去信心，美國與其他國家矛盾加劇，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
因美元不能時刻保持與黃金的市值掛鉤，又維持經濟的持續騰飛的“特里芬”難題的出現使得牙買加體系浮出水面，并延續至今：它規定浮動匯率制度的合法性，減弱與黃金掛鉤的貨幣制度等。在如今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不能否認黃金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各國的黃金儲備中仍然是占比最大的重要資產。
而我國黃金市場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變遷后，在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黃金交易所正式開業，可以交易黃金，白銀，鉑金等貴金屬。這也標志著中國黃金市場開始走向市場化。
黃金作為作為具有價值尺度，支付手段，貯藏手段，流通手段的重要商品影響其因素很多，本文主要考慮的有：美元價格，匯率，GDP，CPI，外匯儲備。
二.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上海期貨交易所AU100，2009年1月5日到2013年12月31日共計1250個黃金交易數據，如今上海黃金交易所交易的黃金品種有AU99.99，AU99.95，AU100，PT99.95，這些指標分別表示黃金的純度。而筆者選擇AU100的原因是此種黃金的計價單位為100g，而其他品種的黃金計價單位為1000g，本文的主要想測量的價格波動時我國消費者所購買的黃金的價格變化情況，所以AU100更能反映所觀察目標。
2.1最小二乘法估計
用單位個檢驗的方法檢驗我國黃金價格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由于數據是時間序列型，需要對其平穩性進行檢驗，建立模型為：
y=b0+b1x0+…+∑ni=1Xibi+1+e i=1，2…n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估計變量越多，隨機誤差越大，會出現重復共線的問題，所以選擇兩個有代表性的變量來反映其與黃金價格之間的線性關系。，它們是，匯率變化情況X1，上證綜合指數變化情況X2，之所以選擇匯率和上證綜指，是考慮到黃金以美元標價，消費者的投資，經濟的發展程度可以通過股票指數來反映，因此，利用EVIEWS對上述模型進行檢驗，可以得到如下結果：
上圖為上證綜指變量，匯率變量的散點圖，可以看出他們的關聯性不大，在2010年以前匯率基本不變的情況下，上證綜指指出在2008年的低點開始向上反彈，之后上證綜指都在其周圍波動，總體有向下行走的趨勢，而匯率在2010年之后一直處于下滑的趨勢中。說明兩者的相互影響，可能影響黃金的價格。
黃金價格會變化0.03426個單位，匯率上漲一個單位，黃金價格會下降1.58887個單位。而由于我國大盤指數一直在2000+左右浮動，人民幣近幾個月也出現貶值傾斜，由此可以看出黃金價格的下跌與這兩者有一定的關系。
2.2 格蘭杰因果檢驗
為了進一步找到影響黃金價格的因素，又不僅僅從線性關系的角度加以衡量，所以考慮到用格蘭杰因果檢驗。而時間序列的數據都必須建立在數列穩定的基礎上進行，所以仍要對其的平穩性進行檢驗，為了減小數據間的波動，直接對其取對數。相關變量選的是貨幣供給量M2，國內生產總值GDP，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以及匯率的變化X2，上證指數的變化X1。
通過對上證綜指X1，匯率變化X2的因果檢驗可知X1，X2都為黃金價格變化的原因，也進一步驗證前面的最小二乘法的估計，這里匯率指的與美元的匯兌的比率，也說明黃金價格在美元的貶值或升值中得到改變，由于美國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的退出，美國經濟的復蘇，強勁的美元有不斷升值的可能，也也預示著黃金價格會在美元升值背后開始有下滑的趨勢，當然黃金價格還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這使得即使美元升值也不是一定會導致黃金價格的下降，還需要考慮其它影響因素的作用。
三，結論及建議
通過選取上證綜合指數，匯率，貨幣供給量，國內生產總值，消費者物價指數指標進行實證分析來探討影響我國黃金價格的因素得出如下結論：
首先黃金價格是受多因素影響的，它與上證綜指成正相關關系，和美元的匯率成負相關關系。黃金作為特殊商品不僅與股票指數息息相關，也因其作為世界的貨幣而受到美元的影響。在大盤指數趨于低谷之時，會使黃金價格趨于走低的趨勢。美國經濟的復蘇，是美元走強，也是推動最經黃金價格走低的另一方面原因。
其次黃金價格還受CPI，M2等變量的影響。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有時候的黃金價格上升不是因為美元真的走低，或者大盤走高，而是由于通貨膨脹原因導致的，通貨膨脹的強弱會帶動消費品的價格的走高或低，黃金盡管是特殊商品，但仍然具有商品的屬性，特別是在我國，由于傳統價值觀念的影響，結婚等重要意義的時刻黃金商品是不可或缺的物品，所以會在一定程度上受CPI價格的影響。
第三黃金價格不收GDP指標的影響。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經濟的增長速度對黃金價格的影響不明顯，所以如今的經濟增速稍稍放緩，但那不是影響黃金價格的重要因素。
因此建議持續關注黃金市場的投資者或消費者，不要僅僅考慮黃金市場供給需求的影響因素，還要考慮美元的強弱，股票市場的運行，以及廣義貨幣供應量等因素。
（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 張月.我國黃金期貨價格與現貨價格引導關系的實證研究.碩士學位論文2111年4月
[2] 王申強.黃金市場分析與中國黃金市場可持續發展.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5月
[3] 張曉麗.黃金價格影響因素分析.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4月
關鍵詞：融資方式；華誼集團；中影集團；金融貸款
一、電影融資渠道介紹
我國電影業主要使用的電影融資方式有八種：金融貸款、版權預售、政府出資、電影基金、間接贊助、個人融資、廣告投入、風險投資、以及海內外企業投資等。隨著電影投資環境的進一步改善，香港、美國、日本、韓國、英國、荷蘭、加拿大地區的資金也逐步進入中國制片領域。而隨著這些資金的逐步進入，單一的資金制作的影片比例已經越來越小，混合資金運作已經成為目前我國電影融資的主要形式。
二、案例分析
（一）廣告投入的代表——華誼集團。
華誼公司與馮小剛合作的多部電影，如《手機》、《大腕》、《天下無賊》等將廣告投入這一融資渠道的作用發揮到最大。以新片《非誠勿擾》為例，影片5000萬投資里有一大半是來源于廣告收入。（另有招行的獨家貸款。）在過去的幾年中，華誼兄弟保持100%增長率，占據了國內制片市場40%的份額、電影發行市場30%的份額。從2000年至今，華誼兄弟先后獲得來自太合集團、TOM集團、雅虎中國、分眾傳媒等機構的資金總計4億多元，這些資金保證了華誼兄弟能夠持續不斷地投入到擴大再生產中。2009年，華誼兄弟正式上市成為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電影學院院長張會軍認為，“華誼”兄弟的上市將為國有公司的新一輪發展帶來契機?！?/p>
（二）海內外企業投資代表——中影集團。
由韓三平領導的中影集團把我國的國營制片廠的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僅08年一年，中影集團發行的影片票房總收入高達27億元，占全國票房總產值67%。中影集團以獨家、聯合、、協助等不同形式發行了國產影片150部，共產出票房19.5億元，比07年狂增10億元，全年8部過億影片中影集團參與。從08年的《赤壁》到09年的《建國大業》，有了中影集團在背后做力盾，影片吸引到許多國內外的影視公司融資。拿《赤壁》為例，總投資額8000萬美元的影片投資方包括中國電影集團、美國獅門山制作公司、北京保利博納電影發行有限公司、北京紫禁城影業有限責任公司、橙天智鴻影視制作有限公司、北大春秋鴻文化投資有限公司、日本AVEX、韓國Show-box等11家單位。該片采取“主打中國文化、集合亞洲資源、全球營銷”的制作模式，涵蓋了國有、民營、社會、境外等多種渠道的資金，影片上映不到一周內地票房即突破1.5億元，創造了新的記錄，同時在中國香港、中國臺灣、韓國等地上映后均位居首周票房榜之首。
此外，以《建國大業》、《長江七號》、《寶葫蘆的秘密》、《投名狀》、《面紗》、《玉戰士》、《風云2》為代表的一批影片，就吸引了美國、芬蘭、日本、韓國、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一批具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制片公司。中國電影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打好全球營銷的王牌，中影集團自然穩坐我國電影業的龍頭寶座。
（三）銀行金融貸款。
在金融貸款這一融資渠道方面，目前已有招行、交行、北京銀行等多家銀
行介入文化產業融資市場。北京地區文化產業融資氣氛活躍主要與大環境有關，目前北京市對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獲得商業銀行文化創意產業項目貸款的企業，按照項目貸款利息總額的50%---100%給予貸款貼息支持，這減輕了企業的負擔。
北京銀行以版權質押方式為華誼兄弟提供一億元的電視劇打包貸款，共14部456集電視劇，包括張紀中的《兵圣》、胡玫的《望族》、康洪雷的《我的團長我的團》等。為控制風險，北京銀行與華誼兄弟約定，銀行貸款不能超過其投資總額50%。08年，北京銀行還為《畫皮》提供了1000萬元版權質押貸款。在這個項目上，北京銀行不僅在貸前對借款人提出嚴格的用款計劃、還款措施，采取了個人無限連帶責任等有效的擔保措施，貸中、貸后還采取了十分嚴格的監管措施。截至2008年9月末，北京銀行累計審批通過文化創意企業貸款46筆，8.53億元?！堕L江七號》、《赤壁》、《深海尋人》、《白銀帝國》、《愛情呼叫轉移》等影片都獲得了北京銀行的融資支持。
據第一財經日報的消息，一些新的融資模式也正在進入我們的視野。香港國際影視展及HAF（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已經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影視展以及電影投資會，以外，亞洲電影節及韓國釜山PPP計劃、東京影展及東京國際映畫節、中國臺北金馬影展等也具有一定的融資功能。
三、發展中國電影投融資體系的建議
客觀上說，我國電影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距離。國家已經明文提出一定要發展好中國電影。這也給中國電影的良性發展帶來了很好的政治氣候。
因此，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電影業應繼續在投融資的體系上投入更多的注意力，進一步完善政策，推動我國的電影投融資模式的建立。在借鑒國內外的成功經驗的同時，要對它們的經典案例進行分析，以此來完善我國投融資體系。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成本昂貴的膠片電影已經滿足不了觀眾日益增長的對電影的需求量，發展好數字化電影已經成為必然的趨勢，也是我國電影業要繼續努力的方向之一。此外，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如果能開發好農村電影市場，吸引7億的農村觀影群，這將大大加速中國電影業的發展。
[關鍵詞]房地產項目；績效管理；矩陣式組織；平衡計分卡；關鍵績效指標
[DOI]10.13939/ki.zgsc.2016.22.075
2014年以來，中國房地產行業告別供不應求的“黃金時代”，進入平穩增長的“白銀時代”。行業競爭日趨白熱化，銷售額增速大幅放緩，企業利潤率下滑趨勢明顯。房地產公司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與發展，有必要建立能夠適應房地產行業發展趨勢、符合房地產公司實際、兼顧公司發展戰略的績效管理體系?？冃Ч芾硎菐椭康禺a企業實現發展戰略、提升核心競爭力、提高開發項目的有效工具，也是提升企業管理水平的重要引擎。
1 績效管理釋義
績效管理是為了達成組織的戰略目標，通過持續相互的溝通過程，形成組織所預期的目標產出，并最終推動團隊和個人作出有利于達成目標的行為過程。
績效管理是識別、評估和反饋員工、部門、組織目標和戰略的方法；績效管理是員工與管理者、部門與組織達成的關于完成目標、完成標準以及所需能力的一種協議，是在雙方相互協作下完成各自目標及戰略的管理過程；績效管理是績效計劃、績效實施、績效考核、績效反饋、績效結果應用5個子系統組成的循環往復的管理過程。
關于績效管理的對象，學術界主要有三種觀點，即績效管理是管理組織績效的系統（“組織績效”論）、管理員工績效的系統（“員工績效”論）和管理組織和個體績效的綜合系統（“綜合績效”論）。
對于房地產公司而言，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是一個個處于某個具體地理位置的項目。項目的盈利能力、運營水平決定著公司戰略能否實現。因此，本文基于房地產公司總部的視角，研究房地產項目的組織績效管理，并提出績效管理優化建議。
2 房地產項目績效管理現狀分析
績效管理這一概念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被西方理論學家提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為人力資源管理關注的重點，并在各類型企業中得到應用。中國的房地產公司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住宅商品化的進程而雨后春筍般崛起。由于存在發展的年限較短，較之已經形成固定管理模式的傳統企業，房地產公司更易接受西方管理學中的績效管理理論，平衡計分卡（BSC）、關鍵績效指標（KPI）、目標管理法等績效考核工具得到廣泛應用。在績效管理應用過程中，也出現了各種問題與難題。
2.1 項目績效管理與公司戰略關聯度存在一定差距
績效管理是企業戰略管理的重要環節，績效管理方案的制訂要能充分體現企業戰略，在執行過程中要確保公司戰略目標得以實現。
進入21世紀，隨著經濟全球化、互聯網技術的突飛猛進，中國的房地產公司也積極學習歐美先進的企業管理理念，紛紛確立了包括企業使命、愿景、價值觀在內的發展戰略，為公司未來五年、十年的發展明確了方向和奮斗目標。但將公司戰略分解為每個項目的績效計劃和考核指標卻是一個難題。一方面，公司戰略中很多定性的指標難以分解落實，定量的指標缺乏科學性、準確性；另一方面，項目績效考核因關注當期業績而忽視公司整體的長遠持續發展。因此，項目績效計劃與考核指標往往與公司戰略的關聯度存在一定差距。
2.2 績效計劃易受外部因素變動的影響
績效計劃是績效管理的第一個環節，是績效管理能否成功的首要一步，也是績效考核的前提和基礎。房地產項目績效計劃是指公司總部與項目公司就工作任務、時間節點以及有效完成的標準等問題確定目標任務，達成共識并形成契約的過程。績效計劃最終以“項目開發大綱”“年度經營責任書”等書面形式固化下來。
績效計劃的主要內容包括：績效期內清晰的工作目標、衡量工作目標完成的評價標準、各項工作目標在整體績效考核中所占的權重、每項工作目標需要的完成時間節點。由于房地產項目具有投資額大、開發周期長、牽涉專業多、開發節點多、易受政策影響等特點，其績效計劃易受宏觀政策、開發條件、資金狀況等外部因素影響而被迫調整，從而難以實現最初對公司戰略目標的承諾。
2.3 績效管理注重結果而忽略過程控制
績效管理是公司總部與項目團隊為了達到項目開發目標共同參與的制訂績效計劃、績效實施、績效考核、績效反饋、績效結果應用的持續循環過程?？冃Ч芾淼哪康氖浅掷m提升個人、部門和項目公司的績效?？冃Ч芾淼恼嬲齼群谟谄溥^程管理，而不是目標管理。
“績效”來源于英文單詞“performance”，在英文語境中不僅有“結果”的意思，也有“過程”的含義。但在我國房地產企業中，績效儼然成了“結果”的代名詞，績效考核變成了基于結果的考核。對于房地產項目的考核有財務類、運營類、管理類等各種指標，考核頻率為季度、半年、一年，直至項目清盤。但是，公司總部職能部門對垂直業務條線的過程指導與管控較弱，尤其忽視對項目公司部門及人員的績效溝通與指導。項目公司高管很難對績效管理過程進行全程把控，及時發現績效計劃執行中的問題，幫助員工糾正偏差，排除影響績效指標達成的障礙。
2.4 績效考核指標體系尚不完善
績效考核是績效管理最核心的環節，是在既定績效周期結束時，依據預先制定好的績效目標和完成標準，由公司總部對項目公司、項目公司高管對部門、員工進行考核和評估的過程。
在房地產項目考核指標體系中，針對項目組織績效的考核指標種類繁多，無行業公認的標準化考核指標體系。對于項目公司下屬部門、員工的考核指標體系尚不完善，不同管理層次和專業職能的員工分類指標缺乏，對工程技術類、行政類、營銷類人員以及不同管理層次員工績效目標設計不到位；考核以工作計劃為主，忽視根據部門核心職能和職位核心職責提取考核指標。
2.5 績效反饋方式有待轉變
績效反饋是考核者將考核結果及時反饋給被考核者的工作環節，是績效考核的最后一環，也是最關鍵一環?？冃Х答佔尡豢己苏吡私庾陨淼目冃ЫY果與績效水平，以便下一步采取措施改進績效，促成組織整體戰略目標的實現。
對中國房地產公司來說，目前最大的挑戰就是必須將傳統的單項、由上而下的傳達方式改變為靈活的雙向運轉?？冃Э己瞬粌H僅是冷冰冰的結果，績效反饋絕不是簡單地向被考核對象傳達一個分數。當前，房地產公司缺乏績效反饋的制度支撐，績效反饋實施者的溝通技巧也有待提高。項目績效反饋的內容不夠翔實，缺乏有針對性的改進建議。項目公司高管對部門、員工的績效反饋經常流于形式，缺乏與部門負責人、員工的密切溝通與雙向互動。
2.6 績效結果應用不充分
績效考核結束，并不意味著績效管理的結束?？冃Ч芾硪〉脤嵭?，關鍵在于績效結果的應用。在一個成熟、穩定的績效管理體系中，考核結果的應用有利于組織目標的實現和提高員工、部門及組織的績效水平。
目前，房地產公司對于項目績效結果的應用主要體現在項目高管、部門負責人以及員工的獎金分配、薪酬調整和職位異動，較少涉及員工技能培訓、個人職業規劃等關乎員工長遠發展的方面。這就造成了績效應用不充分，無法激勵員工在下一考核周期的績效提升。
3 項目績效管理優化策略
房地產行業進入白銀時代，房地產企業面臨新的問題與挑戰：一是行業集中度快速提升，公司并購成為新常態，馬太效應顯著；二是行業平均利潤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上市房企凈利潤率從2010年的15%下降至2015年的9.1%；三是三四線城市庫存高企，資金占用量大，財務成本上升，“去庫存”成為諸多房企當前的首要任務。
面對白銀時代的挑戰，房地產企業只有“外擴規模，內抓管理”，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才能在市場上站穩腳跟，獲取長足發展；只有加強績效管理，嚴控成本費用，提升自身管理水平和員工專業素質，才能順利實現既定發展戰略，在弱肉強食的大潮中屹立不倒。
3.1 樹立“以人為本”的績效管理理念
現今企業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是人力資源整體實力和綜合素質的競爭。房地產公司績效管理應始終貫徹“以人為本”的理念，在實現公司戰略目標的同時滿足員工個人成長的需求，實現個人價值的提升。
“以人為本”思想在績效管理中表現為對員工的尊重與重視。在績效計劃制訂時充分與員工溝通，在績效實施過程中給予悉心指導，在績效反饋時既要給予改進建議，又要聽取員工的困難與訴求。在績效結果應用方面，既注重當期的獎金分配、職位變動，還要從教育培訓、職業規劃方面長遠籌劃。
項目組織績效與員工個人績效是正相關關系。員工個人績效提升，有助于部門及整個項目任務目標的實現；項目效益提升又反作用于員工，最直接的表現即是員工薪酬增加。因此，績效管理不僅是人力資源部的事情，而是需要全員參與的企業管理實踐。只有全員參與，才能充分調動項目所有人員的積極性，真正實現績效管理制度的落地。
3.2 建立戰略導向的矩陣式組織績效管理系統
績效管理是實現公司戰略的重要工具。績效管理系統的設計要以公司戰略為導向，在績效計劃、績效實施、績效考核、績效反饋及結果應用環節緊扣公司戰略。組織績效管理系統就是公司戰略的執行系統。
房地產公司的項目管理存在職能條線、項目條線的交叉管理，具備矩陣式組織特征。再將績效管理的五個環節作為第三維度，便形成立體的組織績效管理系統（見下圖）。[ZW（]矩陣式立體組織績效管理系統示意圖來源于：謝樹茵.矩陣式組織績效管理系統研究[D].天津：天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28.[ZW）]在這一系統中，任何一點都能定位到績效管理的具體某個環節，還能標明總部職能部門、某個具體項目所要考慮的因素、特點及應該采取的行動。
矩陣式立體組織績效管理系統示意
具體到房地產公司的某一項目，其績效管理系統便是立體系統的一個豎向平面，可形成下表所示矩陣。這一矩陣以公司總體戰略分解后的任務目標為基礎，將具體任務按照部門職能細分下去，最終落實到每一名員工。這種矩陣式績效管理系統有利于發揮專業部門之間的協同效應，實現資源共享、整體績效提升。
3.3 設置科學合理的績效考核指標體系
績效考核是運用特定的指標或標準，采取科學的方法，以實現企業生產經營的目的，對承擔生產經營過程和結果的各級管理人員完成指定的工作業績以及由此帶來的諸多效果做出價值判斷的過程。因此，進行價值判斷的指標是否科學合理，關乎績效考核的成敗。根據中國房地產項目績效管理現狀，建議構建以平衡計分卡為框架、以關鍵績效指標為主體的績效考核指標體系。
平衡記分卡（BSC）不僅關注財務指標，同時也兼顧非財務指標，將二者充分結合，從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創新與學習四個角度進行評估。平衡記分卡的目標是以相關人員利益最大化為導向，它以企業戰略作為導向，追求利益相關人員多元目標的整體平衡。
關鍵績效指標（KPI）是一個可量化的或者可以行為化的指標體系。房地產項目關鍵績效指標由三級構成：項目級KPI由公司戰略目標分解而來，部門級KPI是根據項目級和部門職責來確定，員工個人崗位的KPI由部門關鍵績效指標落實到工作崗位得到。KPI體系有助于公司根據其戰略規劃和目標計劃來確定項目、部門和個人的績效指標。
利用平衡計分卡的維度思想建立房地產項目績效指標體系，運用關鍵績效指標法制定項目、部門和員工三級的績效考核指標，再借助德爾菲法將績效考核指標體系中的各項指標賦予權重。這樣就能將公司戰略目標與項目、部門及員工的相關考核指標有機融合，有助于公司整體戰略目標的實現和員工個人職業技能的提升。
3.4 探索并實施靈活有效的績效管理方法
績效管理涉及環節眾多，影響因素復雜多變。作為績效管理的實施者，應立足實際，綜合判斷，注重細節，采取靈活有效的績效管理方法，確保公司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
一要做好計劃管理，建立績效計劃調整機制。根據公司戰略目標、房地產市場形勢、政府調控政策等外部條件的變動，及時調整項目績效計劃，防止績效計劃淪為“一紙空文”，影響績效考核的信度和效度。
二要加強過程監控。通過召開月度計劃會、季度運營分析會、營銷專題會等形式，及時了解項目計劃執行情況，給予必要的指導與技術支持。職能部門及時了解項目在各業務條線上的運營情況，撰寫月度分析報告，分析實際執行情況與年度、月度計劃的差距，并提出相應解決方案。
三要合理設置績效考核指標。房地產公司以項目為基本盈利單位，但項目公司在不同階段的重點任務迥然不同。在項目前期，重點考核土地獲取、四證辦理、產品定位、方案設計等工作完成的時間節點；在項目中后期，則重點考核工程進度、銷售簽約額、銷售回款、交房率、物業服務滿意度等指標。對于項目整體，還要考核盈利能力、成本控制、運營效率、企業管理等方面。
四要建立考核申訴機制。如被考核項目或個人對考核結果不清楚或持有異議，可以向公司總部監察部門申訴。公司要保證申訴渠道暢通、申訴處理流程規范、申訴處理結果及時反饋，同時有針對性地改進績效考核方法。
五要充分運用信息化工具。對于房地產項目較多的公司總部，采用P6項目管理軟件、BIM系統、銷售管理系統等信息化工具，能夠加強對項目績效實施的過程監控，提高工作效率。有條件的公司還可以采用專業的人力資源管理信息系統，滿足績效管理對于數據真實性和及時性的要求。
4 結 論
隨著白銀時代的來臨，房地產公司更為重視自身管理水平的提升，“向管理要效益”成為在市場競爭中制勝的重要途徑。房地產項目績效管理作為戰略管理的重要環節，被越來越多的房地產公司采納并積極加以運用。項目績效管理一方面關系著公司戰略目標的實現，另一方面涉及人力資源價值的開發與提升，在企業績效與人力資源管理之間架起了堅實的橋梁。在未來的實踐中，房地產項目績效管理將會更為科學規范，為企業增強核心競爭力發揮更大效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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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0年代末起到90年代初，日本銅箔企業的“變革”卓有成效，
以五大家企業為主體的日本銅箔業，逐漸替代美國的地位，一舉成為十分強盛的新霸主。
第二部分 日本企業：迅速發展成霸主
20世紀60年代初，當美國企業已將連續化生產的電解銅箔月產規模推向上百噸規模之時，日本的電解銅箔生產卻還停留在效率低、生產方式較落后、全日本每月只產幾千米薄銅片的落后境地。當時，日本國內PCB業的迅速興起與發展，對銅箔需求迅速地增大，它驅動著日本銅箔企業快速變革，發展這一產業。自60年代末起到90年代初，僅用了二十幾年，日本銅箔企業的“變革”卓有成效，以五大家企業為主體構成的日本銅箔業，在世界銅箔業界中替代美國的地位，一舉成為十分強盛的新霸主。是什么主因使日本銅箔業迅速地變得如此強大？向當時的強者（美國）引進技術，并在之后不長的時間內兼并其強者，是其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企業創建與技術引進
1.1 日本最早研發、生產電解銅箔的企業
1956年古河電氣工業公司在下屬的日光電氣精銅所開始研究電解銅箔制造技術。1958年，古河電氣工業公司的中央研究所開始研發用于紙基覆銅板的銅箔膠粘劑及其在銅箔上的涂布工藝方法。同年，該公司還完成了電解輥式連續法生產銅箔的設備設計，并在1959年使用新制的電解輥式電解銅箔設備及連續涂布設備，當時月生產能力達到2萬張。同年，該公司所生產的這種涂膠電解銅箔開始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出售。這一電解銅箔工業化的成果，為日本紙基覆銅板制造業早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970年間，古河電氣工業公司與美國Yates公司合資在日本建立了古河電路箔公司（古河サキットフォイル株式會社）。古河電路箔公司日本櫪木縣今市市的銅箔生產廠于1972年（簡稱“今市工廠”）完成建設，并開始生產電解銅箔。從四十年后的今天來看，當時與Yates公司建立古河電氣工業公司的這一重大舉措，給我們帶來這樣的思考：古河電氣工業公司在電解銅箔的生產設備、工藝方面的研發在日本為最早，并率先實現了連續化生產。但是它在20世紀70年代初毅然放棄了自己企業用了十幾年時間獨立研究工藝技術的成果，改走從美國引進之路。一項新興工業技術的創建與發展，與它的技術沉積（生產經驗、研發歷史、人才培養等都需要有沉積）有著非常重要的關聯。古河電氣工業公司效仿、借鑒三井金屬公司的模式（三井金屬公司于1968年與美國企業合資在日建立生產銅箔的企業），通過“招商引資”在日本國內建立新的合資廠，加快了它原有的銅箔事業的發展步伐。
之后，古河電氣工業公司在銅箔事業發展上，還有幾件大事件：1975年，在今市工廠內建成銅箔涂布膠粘劑生產線；1980年，今市工廠內第二個電解銅箔生產分廠建成，并投入使用。1985年，古河電氣工業公司銅箔研發中心建立；1986年，古河電氣工業公司在櫪木縣今市市的針貝鎮又新建一座電解銅箔生產新廠。古河電氣工業公司生產能力大大增強。在發展銅箔事業上，曾與古河電氣工業公司“聯姻”的美國Yates公司，于1990年被古河電氣工業公司與ARBED（著名的歐洲鋼鐵制造商，總部設在盧森堡，為盧森堡銅箔公司的母公司）合資收購（雙方各持50%的股份）。
1.2 通過自有技術發展起來的兩家日本企業
20世紀50年代末，由于最初期日本覆銅板業創建與發展的驅動，由當時在日本覆銅板業中兩家骨干企業――日立化成工業公司與住友電木公司合資建立了日本第一家用于覆銅板、印制電路板的電解銅箔生產企業。這家銅箔企業叫日本電解公司（Nippon Denkai， Ltd.，公司網址nippon-denkai.co.jp）， 它建立于1958年10月1日，所屬的第一家生產廠設在日本茨城縣筑西市（現此工廠存留于現在）。該企業建立初期只間歇式生產電解薄銅片，成為當時日本覆銅板生產的國內主要銅箔供應廠商。 這種間歇式生產銅箔方式延續到1968年開始轉為連續式電解銅箔工業化生產。此企業盡管目前在日本五大企業中生產規模排行最末，但它在日本銅箔發展初期曾做出了貢獻：它是在日本首先創立銅箔生產的企業之一；它在日本本土較早地自主開發出連續式電解銅箔生產技術，并堅持走運用自主技術之路。日本電解銅箔公司的銅箔制造技術表現著它“本土”的風格與特點。三十幾年后，日本電解公司將它原在日本靜崗縣藤枝市設立的藤枝工廠設備賣給我國一家公司，在我國蘇州鎮江大港新區建立一個銅箔廠（鎮江藤枝銅箔有限公司），并傳授了工藝技術。我國國內有關的銅箔專家對此國內銅箔企業進行考察后，曾感慨地對筆者講：“日本電解銅箔公司的設備、技術獨有其特點，其水平之高值得佩服”。
日本福田金屬箔粉工業公司（Fukuda Metal Foil & Powder Co.， Ltd.）在1958年就有了少量卷狀電解銅箔的生產制造，但規模一直很小。它真正有一定規模的銅箔生產廠是在70年代建立?？孔约浩髽I多年的研發工作，自主創造了電解銅箔的生產技術及電解銅箔的表面處理技術。該公司的電解銅箔工廠設立在京都市。
1.3 首家從國外引進技術及生產基地進軍海外的電解銅箔企業
三井金屬公司（MITSUI MINING & SMELTING CO.，LTD.， 簡稱：三井金屬/MITSUI KINZOKU） 于1967年與世界首家生產電解銅箔的企業美國Anaconda Company公司的子公司International Smelting & Refining公司共同創建了專門生產、研發電解銅箔的分公司。它稱為“三井Anaconda銅箔株式會社”，在1979年更名為三井金屬箔制造株式會社。1968年，它的第一家生產電解銅箔工廠在日本琦玉縣上尾市的上尾工廠建成，并投入正式生產。該工廠所采用的技術，是它于1968年在日本率先從美國Anaconda制銅公司首次引進的連續電解制造銅箔工藝。三井金屬公司在日本銅箔業率先開創了一條通過“招商引資”，在日本國內建立新的合資廠的發展模式。這一模式之后曾被日本，甚至歐洲、亞洲其它銅箔企業所效仿、借鑒。
1974年，美國Anaconda制銅公司停產，該工廠又由三井金屬公司購買了它的部分股份。1976年，三井金屬公司與美國OAK Industries公司（當時為美國的覆銅板生產公司）、Anaconda公司（出了少部分股份）共同在美國紐約州組建了OAK-三井公司（OAK-Mitsui公司）。OAK-三井公司的業務，主要是生產電解銅箔，當時也少量生產特殊性的覆銅板產品。OAK-三井公司（該公司現仍有獨立的網站：http：// ）與銅箔相關生產、研制業務一直延續至今。該公司生產銅箔的技術，是日本國內的三井金屬的上尾工廠采取的工藝技術。這是日本銅箔業首例向國外輸出的銅箔制造技術。
1.4 通過直接從國外引進技術得到快發展的后起之秀
1968年，JX日礦日石金屬株式會社（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orp.，以下簡稱為日礦金屬公司）的前身公司日本礦業株式會社日立制作所開創了立銅箔事業，設立了日礦グルド？フォイル株式會社（1999年該會社更名為日礦マテリアルズ株式會社）。
在1968年至1978年的10年間，它的銅箔事業部并未在連續式生產電解銅箔方面，無論是在規模，還是在技術上都沒有什么大的突破，直到1978年，日礦金屬公司與美國Gould公司的亞利桑那州銅箔廠合資，在茨城縣日立市白銀街投資興建了銅箔生產廠（常稱為“白銀工廠”）。該工廠在1982年正式投入電解銅箔生產。這家白銀工廠之后多次進行擴產建設，成為日礦金屬公司在日本國內的一家大型電解銅箔生產基地。
與日本其它幾家銅箔企業相比，日礦金屬公司實現銅箔的規?；a略偏晚些，當時（70年代末期）日礦金屬公司是利用與美國銅箔企業合資方式，獲取了它的銅箔制造技術，使得它的銅箔業發展有了一個現成的、較高水平的技術基礎。由此也擁有了趕超日本其它銅箔企業的資本。
1990年10月，資本雄厚的日礦公司將美國Gould公司收購，使Gould公司成為它在美國的子公司（后在90年代末美國Gould公司又收回了部分股權）。日礦公司對已經營四十多年的美國Gould公司銅箔生產工藝技術，也實現了最直接、無保留的索取與借鑒，它在歐美銅箔市場上也得到了擴大。
二、日本在歐洲的海外銅箔企業建立與發展
2.1 總述
美國的Gould公司與Yates公司從20世紀60年代初起先后在德國、英國、法國、盧森堡等國家建起了銅箔生產廠。后來這些銅箔企業都遇更換控股方（有的幾易其主），均落入日本企業旗下。
1982年日本三井金屬公司與法國Dives公司合作，建立了“歐洲銅箔公司”（EVRO）。該法國銅箔生產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末已關閉。1988年日本JX日礦金屬公司收購了Gould公司，其中Gould公司德國工廠也歸屬于日礦金屬的旗下。這家德國銅箔企業（GOULD Eichstetten GmbH）的經營一直堅持到今天。1989年日本福田金屬箔粉公司兼并了在海外的英國紐卡斯爾的電解銅箔工廠（稱為Cookson Fukuda Ltd）。該企業在90年代末的銅箔產能達到了300噸/月，其銅箔產品主要市場在歐美地區。21世紀，福田金屬公司根據市場形勢的變化，對英國紐卡斯爾工廠一部分銅箔生產設備停止了使用，并對人員進行削減（由原有的130人減少到90人），產能縮小到200噸 /月。這家英國銅箔工廠在2004年被關閉。
2.2 日礦金屬公司在德國的銅箔企業――古爾德-艾希施泰滕公司
1961年，美國Anaconda制銅公司派出人員，在美國成立了一家新的銅箔生產企業。它稱為Gould Inaugerated Elektrometall有限公司（古爾德電子有限公司）。Gould公司分別先是在美國兩地（美國的俄亥俄州和亞利桑那州）建起電解銅箔生產廠，后又在德國[當時“西德”的Eichstetten（艾希施泰滕）]、英國建立了電解銅箔廠。1963年Gould公司德國生產廠首批生產出電解銅箔產品。1988年Gould公司被分割為兩部分，一部分（包括Gould公司在美國的兩家銅箔生產工廠）被日本能源公司（Japan Energy，為JX日礦金屬公司的前身）所收購，另一部分（包括Gould公司德國銅箔工廠及在歐洲其它幾國的銷售部門）被獨立地“繼承” Gould公司的銅箔事業。但Gould公司德國銅箔廠維持到2004年時也被日礦金屬公司買下。
現屬JX日礦金屬公司旗下的Gould公司德國電解銅箔生產企業，位于德國西南部城市弗賴堡的艾希施泰滕鎮（Eichstetten）。盡管這個德國小鎮不很知名，但在此地的這家銅箔生產廠，卻在世界銅箔業的發展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這家被稱為GOULD Eichstetten GmbH公司（古爾德 -艾希施泰滕公司，工廠見圖9、10）是目前世界上現存有五十多年工業生產歷史的最老銅箔生產企業之一。它也是世界上過去很知名的Gould公司僅存的唯一生產廠（Gould公司在經營事業昌盛時有四五個銅箔生產廠，分別分布在歐美）。
GOULD Eichstetten GmbH公司的銅箔強項產品，還包括厚銅箔。它的厚電解銅箔（100μm～400μm） 主要在汽車電子用PCB上使用，現在歐洲有著一定規模的應用市場。
作為老牌銅箔“旗幟性”企業Gould公司從業人員現仍為輝煌的歷史而驕傲。它在自己的網站（http：//）宣稱：在電子信息領域，作為產品制造中的重要原材料，電解銅箔已經走過半個世紀的應用歷史。在這段發展歷程中GOULD公司堅持生產的電解銅箔，獲得了在PCB行業中的戰略投資機遇和良好的發展前景。GOULD公司始終努力地發展自己，以生產出高品質的銅箔產品而成為全球技術領先的供應廠商之一。有一大批世界頂尖的覆銅板及印刷電路板制造廠商構成的GOULD客戶群。由于他們的技術能力、質量及高度的客戶定位，使公司成為躋身國際前列的電解銅箔供應商。創立于1961年GOULD Eichstetten公司已經從一個地方的小企業發展到一個全球性的電解銅箔生產廠家。產品范圍包括各種IPC等級的品種，厚度規格從7微米到400微米。令這家GOULD公司的德國工廠自豪的是，它在2000年開辟了新的CAC？/ CSC生產線，開發、生產出至今仍沿用的一種生產多層PCB制造使用的特殊銅箔-銅載體（或鋼載體）復合材料。在GOULD公司網站上稱“我們的銅-鋁-銅和銅-鋼-銅載體產品，始終使用在市場不斷增長的高端多層PCB。由這類電解銅箔制成的多層PCB像電子產品心臟一樣，在音樂播放器、導航系統、移動電話、電腦、家庭娛樂系統、衛星接收機、飛機控制和許多其它產品中得到應用?！?/p>
我們打開Gould公司的網站，可看到一份Gould公司（包括Gould公司的美國分公司）眾多工藝技術人員在1993年～2004年撰寫的研究論文目錄表。目錄表的上方寫有這樣一段文字：“以下是Gould公司研究人員和工程師們發表的技術論文。這些文章總結匯集了銅箔業技術進步的引領者們幾十年間對銅箔技術的研究成果與經驗?！蹦夸洷碇辛杏?7篇論文題目，大部分論文涉及銅箔的制造工藝、環境變化下的性能改變、銅箔性能測試、銅箔在高性能覆銅板及印制電路板中應用等內容。所列的論文目錄，可打開全文，閱讀或下載。這一份留給世界銅箔業很有保留、研究、學習價值的文獻，是那些為銅箔事業為之奮斗的歐美老前輩留給下幾代世界同行的寶貴遺產。為此筆者將此目錄編譯成表（見表1 ），提供給讀者，以作參考。
2.3 三井金屬公司在美國的銅箔企業―― OAK-Mitsui 公司
三井金屬公司于1976年與美國OAK公司（CCL生產公司） 共同合資，在美國紐約州組建了生產電解銅箔的企業――OAK-Mitsui公司（一般在中國內地稱“橡樹-三井公司” ）。 這座銅箔工廠位于紐約州的Hoosick Falls鎮，因此一般稱為Hoosick Falls工廠。到1977年，這家工廠的銅箔生產能力又增加兩倍，年產能達到3240噸。1988年，三井金屬公司又一次對OAK-Mitsui公司進行投資擴產，在南卡羅來納州卡姆登市（Camden）新建了電解銅箔生產企業（ 簡稱為“CEL公司” ），它于1992年建成投產。1994年，OAK-Mitsui公司還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新建增設銷售點及倉庫，以及時將銅箔產品供應給美國西海岸的客戶。
1999年OAK-Mitsui公司在世界最早開發出“采用超聲波粘接銅箔片薄鋁箔的復合材料（即附鋁箔載體的極薄銅箔）”，它一部分用于OAK-Mitsui公司下屬分公司ABC公司的覆銅板產品生產中。另外一部分也廣泛地應用在美國、亞洲一些企業的PCB制造中。
自90年代末起，OAK-Mitsui公司常規型電解銅箔生產處于半停產的狀態，工廠經營艱難。2001年6月，OAK-Mitsui公司Hoosick Falls工廠全面停產。2003年，三井金屬公司對OAK-Mitsui公司經營業務開始做調整：在已停產的OAK-Mitsui公司Hoosick Falls工廠內建立了OAK-Mitsui技術開發中心，使它成為三井金屬公司有銅箔相關技術、產品研發的部門之一。2005年4月，公司又重新啟動、調試在Hoosick Falls工廠閑置幾年的設施，恢復特殊銅箔產品的生產，并確定了重點發展成三井金屬公司的生產多層板用內埋電容材料（aradflex？）生產基地的經營方針。在2006年， Hoosick Falls工廠部分設備搬到OAK-Mitsui公司南卡羅來納州卡姆登工廠內。實施在一個工廠內發展電解銅箔產品（Hoosick Falls工廠只做faradflex？）集中經營生產銅箔的方針。OAK-Mitsui公司總部也隨即由原在Hoosick Falls工廠內也遷入到卡姆登工廠內。
目前OAK-Mitsui公司卡姆登工廠具有生產電解銅箔9000噸/年的產能。但是近幾年實際產量估計在4000～5700噸/年。這家工廠的所在地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位于美國東南部，它是外商投資較多的地區。到2012年統計共有200多家跨國公司選擇在南卡投資設廠。南卡人均吸收外資額在美國一直遙遙領先，近年來年均投資額超過60億美元，主要投資國與地區有德國、日本、法國、瑞士、中國臺灣、英國、瑞典、比利時。主要投資項目有日本普利斯通輪胎廠、富士公司軟片廠、法國米其林輪胎廠、德國寶馬汽車制造廠等。我國內資企業海爾集團1999年在南卡的卡姆登市建立了電冰箱工廠，投資3千萬美元，雇傭300名當地工人，后又在該州設立配售中心，雇傭工人30名，成為中國大陸企業在該州成功投資的楷模。
現今，OAK-Mitsui公司卡姆登工廠成為三井金屬公司在歐美地區僅存留下的銅箔制造基地。它一直生產附載體的極薄銅箔（MicroThin？）、多層PCB內埋電容材料（faradflex？），低輪廓銅箔也是三井金屬公司的主要生產廠家之一。它生產出的銅箔產品主要供應給美國、歐洲。在美國舉辦的“2012年IPC APEX/EXPO 2012展覽會”上，OAK-Mitsui公司還展出了具有特色的層壓產品、faradflex內埋式電容材料（又稱為嵌入式電容材料）以及銅箔產品，成為來自美國國內的現已少見的生產銅箔、CCL產品的參展者。
清人鄭板橋賣字畫，素來強調潤筆費：“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心中喜樂，書畫皆佳?！?/p>
心情愉悅，創作品位就高――態度如此明朗。相較于同時代文人的寒酸清高，鄭板橋的作派顯然超前。那么到了現代，藝術家談及“錢景”，還會羞羞答答猶抱琵琶嗎?答案是：當然不。
社會現實是：活得體面很重要。很顯然，這個時代不允許我們為玩藝術而捉襟見肘。
創辦熏衣社
記得在東京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的那兩年半時間，Shun也是沒怎么睡覺，要寫論文，要縫衣服(她同時讀了服飾研究碩士)，只有在電車上才小睡一會。所以博士畢業后，Shun才決定去法國休養生息，白天畫畫，周末就出去逛逛各大美術館。歐洲的頂級美術館館藏豐富，幼兒園的小朋友和中學生，去美術館上美術課很平常。Shun在阿姆斯特丹的倫勃朗美術館看到四歲的小朋友在大師作品前發表看自己的意見，她羨慕著這些孩子的成長環境，也感到藝術讓自己漸漸恢復力量。
2005年，上海吸引了Shun，“覺得這是屬于我的地方”，于是決定在上海著名的藝術園區莫干山路開一家畫廊，取名熏衣社，經營當代藝術作品?！?55平米，3月交一次租金，很貴。”幸而Shun在日本和法國都拿獎學金，不用交學費，在日本念經濟學的時候，玩股票還小賺了一筆，有了啟動資金。
科學經營，理性收藏
shun的理論是：畫廊是一個需要時間去培植的生命體，至少需要堅持十年。
熏衣社每年有6個主題展，大約兩個月 次，每次推出1―2位藝術家，如果當中有空隙，那么還會展出畫廊所的30～40個藝術家的作品，每次挑5-6個，做常設展，會邀請VIP客戶，以及一些新客戶來觀展。
既然屬于一級市場，自然需要眼光和經驗去開發。選擇 個人，然后開發他――就像發現原石，然后變成寶石，這個過程不容易，所以相當有成就感。
“藝術家一開始只是無名的年輕人，需要不停為他做展覽。當你第一個發現他，把他的作品帶到畫廊，經過策劃、布展，最終與觀眾見面，成就感會油然而生的?！?/p>
之后，畫廊必須懂得保護自己的藝術家。對于無名畫家來說，畫不能一下子賣很貴，一下又很低， 下又漲很高。“這樣會害了藝術家?？此颇骋淮钨嵙隋X，實際是沒能保護好藝術家以及畫廊的信譽。國內很多畫廊及藝術家都還不懂這點。經濟原理會讓你的東西上上下下，這是很專業的操作。畫廊應有銷售計劃，保持10％～20％的漲幅。如果個畫家一年只能畫20張，但是想要的人有100個，這是市場，不是畫廊能操作的。”
至于價格的標定，就要看這幅畫的市場認知度以及目的――是展覽還是銷售?標價還應有側重點，比如?？赡艹叽琮嫶蟮漠嬢^難銷售，那么定價就相應高一點，不指望它賣掉，但是可借它來提升展覽的質量。
“好作品不定好賣，賣不掉的，不一定不好?！盨hun認為畫廊應盡量不提供信息去干擾觀眾對作品的看法，因此熏衣社展示的畫大多不會標明價格。如果客戶有興趣，可以索要價目單，上面羅列的價格是事先定好的?；静贿€價，除非畫廊與畫廊之間互相優惠。“這幅畫掛在你房間，給你力量，價格不重要?！边@是Shun的態度。
shun認為理想狀態應是所有人都能收藏自己喜歡的、給自己力量的藝術品，而目前的實際情況，還是以投資為主?！捌鋵崳谏钇椒€狀態下，每個人都有收藏和投資的需求，藝術品應該離生活很近，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買來扔進倉庫里，不知道哪個是哪個，等到增值時再賣掉?！?/p>
顯然，多數物品會貶值。只有藝術品是增值的。有的畫家，五年前的作品只值兩萬，如今價值幾千萬。“這樣的奇跡，只有藝術品能做到?！?/p>
2007年之前，熏衣社是盈利的，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當代藝術明顯受到了冷落，人們普遍不敢冒險，心理上希望保值，傾向于購買傳統藝術?！八囆g屬于奢侈品，不是必需的，經濟不好時可以忍一忍，復蘇時再回來。”
自己也是一個藝術家
通常，會有藝術家拿著作品的照片來到熏衣社，給Shun過目，覺得不錯，Shun會去看原畫，仍覺得不錯，遇到相關展覽時，會再與該藝術家聯系。由于留學日本的關系，Shun同日本的畫廊合作密切，也會將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帶去日本交流。
如何與藝術家溝通順暢，作為畫廊老板，Shun已很有經驗。她知道藝術家個個有很多想法，缺乏社會性，比較特殊。尤其職業畫家，大多是不想分散精力，對自己又很有信心的一群人。個性相碰，總會有矛盾，她說自己都可以預測到，然后解決：“以誠相待，復雜的事情都可以簡單化?！?/p>
論文摘要 WTO 成立后，國民待遇原則從最初適用于貨物貿易領域，也逐步的擴展到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投資等領域。并且國民待遇原則與WTO其他的原則、機制等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成為了一項既包括適用原則又包括適用例外，既包含理論又包含實踐的制度。在WTO體制中，國民待遇原則強調內國與外國的人、物法律地位的平等，強調經濟自由開放、平等競爭的理念，從而成為WTO體制的基本原則之一。
論文關鍵詞 國民待遇原則 適用 例外
一、WTO國民待遇原則概述
國民待遇原則作為WTO法律體系的基本原則之一，它不僅可以保障WTO成員方之間國民、貨物、服務和服務提供者在從事國際貿易活動中處于平等的競爭地位，還可以降低成員方內部對貿易保護方面的政治壓力，促使成員方政府適當、有效地行使對外貿易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國民享有充分的貿易自由。
作為一項連接國內法與國際法的重要法律原則，WTO國民待遇原則是指一成員方通過國內立法賦予或者通過簽訂雙邊或多邊國際條約承諾賦予另一成員方國民、企業、產品、商船在本國境內享有與本國國民、企業、產品、商船相同的待遇。
WTO國民待遇原則要求各成員方不可以通過國內立法或者制定政策等限制措施限制其他成員方貨物、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知識產權、國際投資等進入本國；也不可以通過國內立法或者制定政策等限制措施來剝奪、限制其他成員方貨物、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知識產權、國際投資與本國貨物、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知識產權的同等競爭機會，即不得對其他成員方貨物、服務和服務提供者進行歧視，從而使其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
本文主要通過對WTO法律體系中《關稅與貿易總協定（1994）》、《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知識產權協議》、《與貿易有關知識產權協議》規定的國民待遇問題的適用及例外問題進行分析。
二、國民待遇原則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1994）》中的適用及例外
《關稅與貿易總協定（1994）》（以下稱“GATT1994”）中對國民待遇適用問題的規定主要體現在第3條“國內稅與國內規章的國民待遇”上。具體而言，GATT1994有關國民待遇原則的適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產品被一成員方輸入到另一成員方時，另一成員方即進口國不應以包括直接或間接方式在內的任何方式使其對進口產品征收的國內稅或其他國內費用高于本國的相同產品；第二，對于某些必須在進口后進行混合、加工后才能投入市場的進口產品，各成員方不得以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要求進口商品混合、加工的原材料、配料的特定數量或比例必須由國內供應；第三，各成員方對于進口產品在國內的各流通環節中涉及的各方面待遇，不得低于其所給予相同國內產品的待遇，以避免對進口產品在國內流通造成障礙。
國民待遇原則在GATT1994中的例外規定，主要體現在第3條第8款、第10款，及第20條一般例外情況、第21條有關安全例外的規定中。主要包括以下內容：第一，在關于政府采購、政府補貼方面，不適用于第3條有關國民待遇適用的規定；第二，在符合GATT1994第4條有關電影片的特殊規定的前提下，成員方可以對于電影的放映設定或保持有關數量的限制；第三，從出于維護各成員方公共道德角度考慮，GATT1994允許各成員方在符合維護公共道德情況下對同類的進口產品和本國產品實行差別待遇；第四，在保護本國居民、動植物生命或健康方面，GATT1994允許各成員方對于可能對本國居民、動植物生命或健康安全造成危害的產品采取數量限制措施或差別待遇；第五，由于黃金、白銀的輸出、輸入會影響一國外匯政策、貨幣政策，因此GATT1994對于黃金、白銀的輸入、輸出方面采取了特殊規定加以限制；第六，就知識產權保護及防止欺騙方面，各成員方基于前述原因對其他成員方商品進口在合理范圍內可采取不同的待遇，不構成對GATT1994規定的違背。
此外，對于監獄勞動產品、藝術品及文物、自然資源及涉及國家安全等方面，GATT1994也允許各成員方可以不適用國民待遇原則，而作為例外規定。
三、國民待遇原則在《服務貿易總協定》中的適用及例外
國民待遇原則在《服務貿易總協定》（以下“稱GATS”）的適用主要體現在第17條的規定中，GATS國民待遇原則主要規定適用在各成員方在承諾表中承諾的部分，而非對各成員方提出統一、一致的要求。這種規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使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就此問題早日達成協議。如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其難以完全開放的服務貿易領域，而使發達國家憑借國民待遇原則在發展中國家任意擴張，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國民經濟和國家安全方面遭受威脅，加重發展中國家在服務貿易和國際收支中的負擔，這有悖于GATS的宗旨。因此，GATS中規定的國民待遇原則是在各成員方平等談判的基礎上達成協議，并且在協議基礎上確定不同服務行業中不同程度的國民待遇，也體現了各成員方之間的利益互惠，以符合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需要，調和各成員方之間的分歧，達到妥協的目的。
國民待遇原則在GATS中的適用可附加的條件和資格限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由于GATS中國民待遇的給予及適用方法是各成員方通過談判、協商來確定的。因此在談判過程中，各成員方對于是否給予其他成員方國民待遇或者在附加哪些條件、資格的前提下給予其他成員方國民待遇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但是，各成員方對于國民待遇可以附加哪些資格或條件，GATS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根據GATS第20條第2款的規定，即在承諾表中列明的與第16條、第17條均不符合的措施，可被認為是GATS有關國民待遇的資格限制或附加條件的規定。
第二，GATS第18條中是有關附加承諾的規定。根據該規定，各成員方對于不在第16條、第17條列表要求內，但影響服務貿易的措施，可以進行談判作出承諾，這些承諾列入承諾表也可以視為對國民待遇規定的資格限制或附加條件。
第三，GATS第14條對于一般例外及安全例外做了規定，主要包括維護公共道德及秩序；保護人類、動植物生命或健康；防止欺詐、欺騙或合同違約；保護個人隱私、記錄等；國家安全等方面，前述內容也可以作為GATS規定的國民待遇原則的例外。
四、國民待遇原則在《與貿易有關知識產權協議》中的適用及例外
國民待遇原則在《與貿易有關知識產權協議》（以下稱“TRIPS”）第一部分第3條對于國民待遇的適用進行了規定，這一規定將GATT中規定的國民待遇原則適用范圍，即對僅適用于進口產品的國民待遇原則擴大適用到了包括版權、專利權、商標權在內的知識產權領域，因此也加強了知識產權在世界范圍內的保護力度。
TRIPS的國民待遇原則要求，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一成員方給予其他成員方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給予本國國民的待遇。但是前提是TRIPS涉及的國民待遇需要遵守《巴黎公約》（1967）、《伯爾尼公約》（1971）、《羅馬公約》或《有關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中已規定的例外情況，使TRIPS有關國民待遇原則的規定與前述國際條約保持一致，以免適用時發生沖突。
除了前述有關國際條約所規定的國民待遇原則適用的例外，TRIPS第3條第2款就司法及行政程序的例外也作出了規定；且第73條有關保證的例外規定，也可作為TRIPS規定的國民待遇適用的例外。
五、國民待遇原則在《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中的適用及例外
《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以下稱“TRIMs”）第2條對國民待遇和數量限制進行了規定，要求各成員方遵守GATT1994所規定的其他權利義務，并不得采取與GATT1994第3條、第11條規定不相符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并且，TRIMs在其附件中也列舉與GATT1994規定的有關國民待遇義務及普遍取消數量限制義務不一致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這些措施主要從當地成分要求、出口要求、外匯管制、國內銷售要求等四個方面對外國投資者進行限制。
TRIMs中有關國民待遇原則適用的例外，在第3條中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即GATT1994項下的有關例外規定可以酌情適用于TRIMs。
除此之外，由于最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較弱，因此對外進行國際投資的投資能力及投資領域均有限。而這些國家針對發達國家大量的國際投資事項，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往往會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來保護本國的經濟。為了兼顧各成員方的利益，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TRIMs第4條規定，發展中國家的成員方有權根據GATT1994第18條、《關于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國際收支條款的諒解》、《關于為國際收支目的而采取貿易措施的宣言》的規定，允許發展中國家成員和最不發達國家成員暫時的偏離TRIMs第2條有關國民待遇原則的規定。
根據TRIMs第5條的規定，其允許發展中國家成員和最不發達國家成員方暫時背離國民待遇原則的期限最長分別不得超過5年和7年。但是，如發展中國家或最不發達國家成員提出合理的理由證明其實施TRIMs規定的內容存在特殊困難，則還可以申請貨物貿易理事會延長相應的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