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28 15: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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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電子信息產業；經濟運行；態勢
一、電子信息行業運行概況
1．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經濟效益穩步提高，產品產銷銜接良好，對外貿易增勢平穩。2007年電子信息產業全年實現銷售收入5.6萬億元，增長18.0%；增加值13000億元，增長18.2%；軟件業務收入5800億元，增長20.8%。產業規模繼續在國民經濟各行業中位居領先，銷售收入占全國工業的比重為12%。多數重點產品產量保持平穩增長。產品產銷銜接良好，手機、計算機、彩電等主要產品產銷率均達98%以上。出口較快的主要是計算機和電子元件行業，二者增速分別比全行業高了2.8和10.8個百分點。
2．電子信息產業區域布局日益集中，企業實力不斷增強，科技創新日趨深入。信息產業企業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全年電子信息百強企業完成營業收入超過1萬億元，日益成為推動行業平穩運行的中堅力量。企業研發投入不斷提高，全行業研發投入超過1000億元，電子信息百強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比重接近4%，其中有11家企業比例已超過6%，海爾、華為等研發投均超過50億元。九個國家信息產業基地實現收入超過3萬億元，成為引領產業增長的重要地區，并發揮重要的帶動示范效應。40個國家電子信息產業園，分別在通信、計算機、家電、集成電路、電子元件、電子器件、電子材料等專業領域處于全國領先地位，合計產業規模占全國的1/4以上。
3．產業優勢逐漸突出：如能源消耗處于較低水平，信息化程度較高，產品價格呈下降趨勢競爭優勢突出。而從能源產品看，電力、原煤、燃料油、柴油占據前四位，分別占全行業能源消耗量的49%、15%、11%、10%。互聯網用戶達到2.1億人，比上年增長7000萬人以上；城鎮居民計算機擁有量達到59.7臺/百戶，彩電擁有量超過151臺/百戶，二者分別比上年提高了15%和5%。國家信息化投資占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的比重接近10%，電子政務投入占電信建設投入的比重為12%。企業電子商務不斷推進，電子大中型企業電子商務采購、銷售額占營業額的比重達40%。
另外，電子產品價格不斷下降，2007年，我國主要消費類電子產品價格指數為85.2，降幅較上年增加了0.7個百分點，比全國CPI低19.6個百分點。其中微型計算機價格指數為85，筆記本價格指數80，液晶電視機價格指數78，CRT電視機價格指數為95，手機價格指數85，數碼相機80，激光視盤機價格指數96.5，音響價格指數98.5。電子信息產品價格下降平抑了物價上漲的趨勢，推動居民消費價格漲幅下降0.53個百分點。
二、電子信息產業的特點及面臨的問題
1．產業化鏈條不完善，沒有低成本的配套能力。在研究、開發、產業化等創新鏈的關鍵環節中，產業化既是創新的目的，又是整個創新鏈的歸宿。更重要的是，在產業化的過程中，電子信息產業也是一個獨立的產業鏈形態，包括基礎材料、電子元器件、核心部件、生產線以及規模產能配套條件等在內的完整形態。由于沒有有效的機制，上述各環節的利益共同體難以形成有效的聯動與合力，導致技術發明人、投資人和政府部門出現產業投資不到位、政策不落實、專利實施少、生產規模小的現象。特別是在專用設備、裝備、材料、測試儀器儀表等基礎環節薄弱，更是影響產業化持久發展的基礎。
2．產業鏈的關鍵環節過度依賴外資企業。我國信息產業在充分利用外資的同時，沒有迅速提高自主核心競爭力。電子信息產業鏈中的某些關鍵環節非常薄弱。尤其是微電子、光電子、材料等基礎產業發展嚴重滯后，整機產品所需的關鍵集成電路和重要材料基本依賴進口。主要產品的核心技術掌握在外商手中的后果之一，就是產業發展對外依存度高，對內帶動不夠，缺乏主動權。
3．投資前景不容樂觀
一方面，國家宏觀調控措施將影響投資的增長。目前，國家在2008年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嚴格控制信貸過快增長；同時在土地供應上將采取更加嚴格的措施，特別是東南沿海的工業土地供應日趨緊張，因此產業投資增速受此影響可能有所減緩。但是，如果能爭取國家在投資上對信息產業予以傾斜，并引導地方將信息產業作為經濟結構升級的突破口，調控措施對產業投資的沖擊將有所弱化。
另一方面，加工生產的成本比較優勢弱化，將進一步導致外資轉移的擴大。目前，隨著國家宏觀政策環境的調整，特別是人民幣升值加快、兩稅并軌正式實施、新的勞動合同法生效等，國內生產制造的成本逐步上升，原有比較優勢有所弱化。2008年外資企業開始將部分投資外移轉向越南、菲律賓等國家，這種現象可能有擴大的趨向。相比而言，對外投資前景看好。目前，國內企業的競爭力不斷提高，通過對外投資調整結構的趨動力日益增強，部分大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探索開始走向正軌；國家為緩解貿易順差過快增長和促進經濟結構升級，出臺了鼓勵對外投資的措施意見，這些都為電子信息企業對外投資的擴大創造了有利條件。
4．內外資企業呈現不同發展格局。從往年看，三資企業一直是拉動產業增長的主要力量，但2007年內資企業各項指標增速均大大高于三資企業。從規模看，三資企業仍占較大份額，比重達到78%，但發展速度明顯低于內資企業，其收入和增加值增速均為19%，分別比內資企業（24%、25%）低了5和6個百分點。從效益看，內資企業利潤增長42%，稅金增長23%，分別比三資企業（15%、8%）高了27和15個百分點。從出口看，內資企業增長35%，比三資企業（25%）高了10個百分點。從投資看，內資企業增長38%，比三資企業（21%）高了17個百分點，其中外商投資企業增速僅為7%。從創新看，內資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重達到3.6%，比三資企業高了2個百分點以上。
5．技術升級帶來的結構和市場變化十分突出。2007年信息技術轉型對產業和市場結構影響特別明顯。一方面，基礎行業逐步成為拉動產業增長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整機更換效應尤為明顯，高低端市場呈現不同的格局。由于結構升級，主要產品增幅同比均有所下降，但高端產品增長很快。
三、全球化下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趨勢
1．全球產業鏈分工和整合的趨勢日益明顯
近年來，全球范圍內信息技術正孕育著新的重大突破，跨國公司日益專注核心技術和業務，產業鏈的分工與整合日趨深入。首先是制造環節代工化。以臺灣地區企業為代表的代工企業基于成本和規模優勢，不斷介入整機制造領域，在產業發展中占據強勢地位，甚至出現產品制造通吃的苗頭，使產業的生產模式發生調整變化。其次是非核心業務外包化。近年來，印度、愛爾蘭經濟取得快速發展，正是大力發展面向歐美跨國公司的信息服務外包業務所致。第三是業務外包的整合化。由于國內企業的業務相對單一，在產業鏈中處于較低的環節，面臨產業鏈的發展變化，亟需加強資源整合，才能適應更高層次的競爭。
由此可見，我們應該從產業鏈條入手，避免產業化過程中的單點突進。信息產業領域的競爭愈發激烈，創新的終端是市場的回報，加強官、產、學、研、商的合作是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和實現產業化的有效手段，也是建立健全產業化的主要模式之一。在產業化的具體實施中，要加強上下游的產業配套與銜接，打造完整的產業鏈，將政府支持、技術研發、專利申請、建立標準、組織生產和工程化建設以及市場拓展等緊密結合起來，全面支持和促進自主創新的產業化發展。此外，在產業化的鏈式突破過程中，短期內在整個產業鏈上實現產業化，是不現實的，應加強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在產業化過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鑒國外先進科技成果，以提高自主創新產業化的起點。而且，要利用在集成創新中積累的人力資源和技術資源，快速內化到自主創新的體系中，為今后的技術跨越進行儲備。
2．伴隨技術升級和產業發展出現的新問題層出不窮隨著產品更新加快，部分產品售后服務（如平板電視機等）跟不上技術發展步伐的問題日益突出，基礎產品標準不統一也對市場規范和環境發展造成一定的沖擊。其二電子廢棄物回收處理形勢日益嚴峻，由于國內法制建設并未健全，導致工作開展相對滯后。其三是代工業快速發展，市場上出現許多無品牌但功能齊全的電子產品，對企業營銷思路和行業監管模式提出了新的課題。另外，隨著產業融合趨勢加快，大型運營商和渠道商不斷介入制造業，基于增值服務的產品定制步伐加快，渠道商開始發展自己的品牌產品，都使國內品牌企業面臨與市場關系割裂的格局。
3．產業發展的生態化要求日益迫切，對我國的挑戰極大信息產業興起一股產業生態化發展的熱潮。最為典型的代表來自歐盟，近幾年先后頒布了ROHS、WEEE、REACH指令，EUP指令（用能產品的生態化設計要求），這些指令針對包括電子信息產品在內的用能產品，在設計階段，對其生命周期涉及的節能、環保要求，提出全面的框架性指令，將對我國電子信息產業帶來深遠影響：一是產業發展面臨全新的理念。企業要從設計源頭重視產品的生態發展，建立生態參數檔案，并將生態評估貫穿于整個產品的生命周期。二是出口面臨新的壁壘。我出口企業的成本也將大大增加，企業將因原材料、設備更換以及內部機構調整和設計生產流程變革而增加生產成本，相關的檢測成本也將提高，這對我國電子信息產品的成本優勢是一個新的挑戰。
面臨著產品的升級與產業的生態化，電子信息產業的核心就是人才。政府或者企業可以拿出部分資金，用于現有人才的進一步培養和潛在人才的開發，努力保持適當的人才流動性，爭取達到人才流動“溢出效應”最大化。這就要求企業必須形成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工作環境，從而使企業能夠在穩定的人力資源的條件下獲得穩定的進步，不斷開拓創新，提升企業乃至整個行業競爭力。
中國“的十一五”規劃提出，在電子信息產業方面，一定要在核心技術產品的研發和應用的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毫無疑問，在當今以信息技術為顯著性標志的全球性科技革命的進程中，實現這個目標勢在必行。目前，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如何度過信息產業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成功地實施信息產業強國戰略，要求我們必須優化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結構，正確引導電子信息產品需求結構，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加快中國信息化的發展步伐。[]
參考文獻
[1]胡玉梅，戚昌.全球電子信息產業發展趨勢及其對策[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1(2).
[2]別秀梅，李玉文.信息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J].工業技術經濟，2005.
【關鍵詞】精神分裂癥刑事責任能力法律關系評定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病因未明的精神病，多于青壯年緩慢起病，具有思維、情感、行為等方面障礙及精神活動不協調。在我國，精神分裂癥是涉及各種法律問題最多的一組疾病，在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案中約占70%。患者往往受精神癥狀的支配，常常出現傷害、兇殺、、放火等嚴重危害的行為，成為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涉及刑事責任能力問題；有的因外傷或其它原因而發病，而涉及法律關系評定問題。以下，筆者試述之。
一、精神分裂癥概述
精神分裂癥屬于內因性疾病。一般認為，遺傳、個性缺陷等內在病理因素是導致發病的主要原因，而軀體因素、社會因素等外在因素是誘發原因。
該癥患者通常意識清晰、智能良好，有的病人在疾病過程中可出現認知功能損害。其病程分持續進行和間斷發作兩種形式。持續進行者病程往往遷延不愈，逐漸呈精神衰退狀態。間斷發作者在病情發作一段時間后，間隔以緩解期，緩解期精神活動可基本恢復正常，也可遺留一定的精神癥狀或精神缺損。但隨著復發次數的增多，部分患者可逐漸出現精神衰退；也有的僅發作一次，緩解后不再發作且無精神缺損者。
二、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刑事責任能力評定
刑事責任能力指行為人在實施危害行為時，對所實施行為的性質、意義和后果的辨認能力以及有意識的控制能力。達到法定責任年齡且精神正常的人都具有刑事責任能力。而對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責任能力評定，我國《刑法》第18條明確規定必須具有兩個要件：一是醫學要件，即必須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二是法學要件，即造成危害行為時是否具有辨認或控制能力。據此，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刑事責任能力的評定有以下三種分法：
（一）無刑事責任能力
我國《刑法》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造成的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精神分裂癥患者如果處于發病期且作案行為與精神疾病直接相關，喪失了對自己行為的辨認或控制能力；或者患者處于衰退期，精神活動不穩或殘余病態觀念誘使，可能作出嚴重危害社會行為。在這些情況下，該患者不負刑事責任，即評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
（二）限定刑事責任能力
我國《刑法》規定，尚未喪失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即患者在實施危害行為時，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并未完全喪失，但又因疾病的原因使這些能力有所減弱的，評定為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精神分裂癥患者如果處于發病期，但作案行為與精神癥狀不直接相關；或間歇期緩解不全，遺留不同程度后遺癥的。在這些情況下作案，其辨認能力或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削弱，應評定為限定刑事責任能力。
（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我國《刑法》規定，間歇期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精神分裂癥患者如果處于間歇期且無任何后遺癥狀；或者患者病情完全緩解，病程完全平息，在這些情況下，患者對自己的行為有辨認和控制能力，應評定為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以上只是刑事責任能力評定的一般原則，但每個安靜都具有特殊性，要具體案件具體，依據我國《刑法》第18條的精神，首先確定醫學診斷，明確是否具有精神分裂癥，作案時處于何種病程階段。然后分析當事人的精神狀態與作案時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的因果關系進行評定。
三、精神分裂癥法律關系的評定
法律關系是指公民涉及的精神損害及相關的問題。精神損害是人體受機械、理化、生物或心理等致病因素作用后出現的精神障礙。法律關系的評定將直接關系到對加害人的法律責任及賠償問題。其評定主要有以下兩種類型：
（一）精神損害與精神分裂癥存在直接因果關系的
如果重度顱腦損傷以后出現了精神分裂癥或分裂癥樣精神病，應評定為重傷。后果較輕的，可根據實踐情況評定為輕傷或輕微傷。需要注意的是，對顱腦損害所致精神障礙程度評定，一般需由損失起經過半年以上的觀察后方可作出評定。
（二）精神損害與精神分裂癥存在間接因果關系的
由于精神損害的特殊性，在評定只有間接因果關系的案件時，應當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根據侵害手段、場合、行為方式、傷害后果、過錯原則等具體情況，全面，綜合評定。如果輕微或輕度顱腦損傷，或軀體損傷后出現了精神分裂癥，則可參照《人體輕微傷的鑒定標準》和《人體輕傷鑒定標準（試行）》作出相應評定。如果精神創傷后出現精神分裂癥且兩者之間有一定因果關系，則可評定為輕微傷，但加害人必須承擔“一次性”精神損害賠償金。
由于關系的評定十分復雜，而我國沒有統一的評定標準，只能根據“傷”與“病”的關系，并參照相關法律法規的有關條文，實事求是地作出評定。
結語
精神分裂癥是典型且高發的精神疾病，同時也是涉及各種法律最多的一組疾病。有效地探討和精神分裂癥及其刑事責任能力和法律關系等相關問題，不僅能推動我國司法實踐中各種相關問題的解決，也能保障廣大公民及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合法利益，更能推動我國司法精神病學的，進而促進我國的法制建設。
【】
1、《司法精神病學》曾緒承主編群眾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
2、《司法精神醫學基礎》鄭瞻培主編上海醫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責任能力和醫療監護措施》林準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4、《精神病人的法律能力》孫東東主編出版社1992年版
關鍵詞：科技型中小企業；科技銀行；硅谷銀行；創業投資；商業銀行
科技銀行主要是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金融機構。在美國，科技銀行又被稱為風險銀行，由于科技型中小企業往往伴隨高風險，同時科技銀行主要為風險投資和它的投資對象-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較之一般的商業銀行，科技銀行具有下列較為明顯的特點：（1）專業性。通常科技銀行貸款的主要客戶為當地高新技術開發區內的科研單位及科技型中小企業等，旨在為技術引進或者研發、新產品試驗以及推廣等與科技創新有關的活動提供服務；（2）政策性。因為科技銀行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目的，它往往享有一定的政策特權，例如科技銀行可以放寬貸款條件，創新利率收益方式等等。在規定業務范圍內，科技銀行可以專門針對成長性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特點創新抵押擔保模式；（3）商業性。盡管科技銀行具有政策銀行的相關特性，但由于其商業化經營模式使其更接近于普通意義的商業銀行，仍然是把盈利目標擺在很高位置。科技銀行一般有著和高風險相匹配的高收益經營模式，并且力圖使這種收益穩定而可控。從國外的經驗來看，這種兼具專業性、政策性以及商業性的科技銀行，將成為破解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難困境的密鑰。[1]
一、科技銀行是商業銀行對其傳統經營模式進行重大創新的結果
美國高科技發展水平處于全球領先地位，這要歸功于其獨有的融資體系。1993年，就在硅谷高科技產業興起之際，當時在硅谷開設的商業銀行雖有350家之多，其中就有美洲銀行、花旗銀行、摩根大通等的分支機構。但這些大商業銀行主要服務對象多為大企業，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則無暇顧及。因此大部分科技型中小企業不得不依賴風險投資獲得融資。而對于風險投資的核心業務主要為投資而非金融，因此其作用受到很大的局限，通常表現在創業企業貸款融資的困難，也表現為風險投資機構本身再融資面臨的困難，特別是那種以公司制注冊的風險投資機構。硅谷銀行當時的決策者正是認識到風險投資的局限，同時又洞悉科技型中小企業相關融資市場的空白，決定區別于大型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把目標客戶定在那些新創的、同時發展速度較快、但被其它商業銀行認為風險太大而不愿貸款的中小企業身上。通過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創新，終于成功創建以支持創業創新為業務主體的新型金融產品-科技金融，并據此產生全球首家商業化運作的科技銀行。因此，硅谷銀行創立的科技銀行經營模式是對其傳統商業銀行經營模式的一次重大創新。它具有以下特點：
（一）一舉沖破債權投資和股權投資之間的限制
對于債權投資，科技銀行主要通過客戶的企業基金提取部分資金。雖然創業企業的大部分資金來源于債券或者股票的銷售，但科技銀行會從客戶的企業基金中提取部分資金作為未來的創業資本，從而減少募集資金金額及募集所需費用。而后科技銀行將資金以借貸的形式重新投入創業企業。如果采用股權投資，科技銀行與創業企業簽訂相關協議，收取股權或認股權證的方式以便在退出中獲利。美國的科技銀行在投資中通常混合使用兩種方法：一方面將資金借入創業企業，獲得高于市場借貸的利率，另一方面與創業企業達成協議，得到企業部分股權或認股權證，從而提高收益，同時減少風險。
（二）進一步模糊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之間的界限
“直接”投資是指科技銀行將資金直接投資到創業企業，途中不經過風險投資基金；在產生回報以后，由創業企業直接交給科技銀行。“間接”投資是指科技銀行將資金投入風險投資基金，由風險投資基金進行投資，同時由風險投資基金回報給科技銀行，其中創業企業不會和科技銀行有投資方面的聯系（不包括科技銀行對投資的創業企業開展投資以外的銀行業務）。和風險投資基金建立緊密合作關系始終是科技銀行最重要的策略之一。科技銀行同時為風險投資基金所投資的企業和風險投資基金提供直接的金融服務，通常它會將營業網點設在風險投資基金附近。[2]
二、科技銀行經營模式解析
從運營特征以及服務領域而言，風險銀行能夠全面體現科技銀行的特點：不同于普通的商業銀行，一是貸款對象不同；二是貸款原則不同：商業銀行主要按照流動性、安全性和效益性這幾個原則發放貸款，而一般科技銀行通過風險投資構建自身的風險管理架構。科技銀行又與風險投資不同，風險投資通常以股權方式投資于科技型中小企業，參與企業的經營以及管理，并通過企業上市等途徑退出。科技銀行主要通過債權的方式參與企業經營，從企業利用風險投資再融資和第三方機構的投資獲得償還。最后，在監管方面，科技銀行需要接受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需要滿足《巴塞爾協議Ⅱ》中關于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的要求，而監管機構對風險投資的監管相對不多。總的來說，科技銀行的經營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一）主要為創業階段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貸款
對于科技型中小企業來說，科技銀行通常給與的金融支持方式主要包括貸款融資或者直接投資方式。其中的貸款融資，科技銀行明確將其市場定位為處于創業階段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進行貸款。一般只考慮對處于成長階段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進行融資，一旦企業發展到成熟期，科技銀行就決定退出。科技銀行通常是在風險投資進入之后才會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當風險投資完成首輪或第二輪投資，然后科技銀行開始跟進，對那些需要融資的中小企業進行貸款，科技型中小企業一旦獲得風險投資以及第三方機構的股權再融資，意味著科技銀行的貸款終于能夠得到償還。科技銀行貸款利率通常比市場利率要高出2-3%，有的甚至高達5%。對于直接投資來說，科技銀行進行直接投資涉及兩種方式：第一種為直接參與方式，通過參與風險投資參與投資的創業企業，成為企業參股股東或合伙人，但其持股比例一般低于風險投資持有比例；第二種為間接參與方式，也就是所謂的基金中的基金，科技銀行通過風險投資基金，再由風險投資基金投資于企業。
（二）具有較為獨特的風險管理制度
因為科技型中小企業在研發過程中的創新有著不確定性，在研發產品還未商業成功之前，通常商業銀行難以評估企業科技成果的相關價值以及企業潛在的經營風險，銀企間這種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始終是困擾高科技融資的癥結所在。在這方面，科技銀行通常有其獨特的風險管理方法：（1）通過風險投資對企業進行持續風險監控。通常科技銀行只向已經獲得風險投資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進行貸款。科技銀行利用風險投資篩選客戶，從而避免了授信前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另外，由于風險投資通常會參與企業經營管理的過程，科技銀行間接地利用風險投資對貸款進行例行管理，從而有效地減少了風險；（2）僅參與熟悉的相關領域。科技銀行的絕大部分員工都有高科技領域的背景或工作經驗，同時在該行業擁有廣泛的人脈，從而使得科技銀行專業化優勢更加突出；（3）重點關注貸款企業當前的現金流。處于初創階段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通常盈利不多甚至虧損，同時缺少可以抵押的物品。科技銀行通常不太關注企業的盈利水平，但十分關注企業當前的現金流狀況，通常要求貸款企業以及投資的風險投資基金必須在科技銀行開戶，以此加強對風險投資和中小企業現金流的監控。同時也會要求企業在銀行賬戶中必須留有規定數量的現金，以防范風險；（4）簽訂債務第一受償順序條款。通常科技銀行要求企業在貸款合同中需要簽訂債務第一受償順序條款。這樣即使企業破產清算也可以將信貸損失減少到最低，從而在最大程度上維護科技銀行的自身利益。[3]
三、科技銀行是破解我國當前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困境的密鑰
我國現行的金融體制與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面臨的融資需求，存在著突出的結構性矛盾。科技型中小企業從出生到成熟，每個發展階段都存在不同特點的資金需求。尤其是進入創業后期和成長期階段的企業，資金需求快速增長，資金壓力空前加大。創業者們雖然真實地看到未來的發展前景，需要依靠大量的外源性資金支持。雖然有風險投資基金可以進入，但是有些企業的創業者們卻產生顧慮，由于引入外來投資使股權稀釋，從而失去企業控制權，造成企業發展背離創業者的初衷，因此不愿意希望過多權益資本介入，更希望引入商業銀行提供的信貸資金。但在這些科技型中小企業中，很多企業的研發成果還處于剛投放市場階段，企業當前的市場占有率、利潤率及資產方面都很小，難以達到商業銀行的貸款要求。科技型中小企業這種高增長、高盈利以及高風險的突出特點與商業銀行的經營準則之間有著結構性矛盾，造成債權性資金不能大量進入處在這一發展階段的科技型中小企業。同時，由于技術發展迅猛，產品更新換代快，缺乏資金，從而使一些處于創業后期或者成長期階段的科技型中小企業，同樣面臨成長瓶頸問題。科技銀行的經營模式，與目前在各地高新技術開發區內設立的那些科技支行不同，是專門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服務的、機制創新的，具有專業化業務的區域性商業銀行，它利用創新金融工具和國家的政策支持，通過債權與股權相結合的運行模式等在內的機制創新，從而使科技銀行創立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相應資產結構，形成適應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特點和商業銀行穩健經營原則的新管理制度。我國科技銀行選擇經營模式，既不能參照政策性銀行的老路，應該以市場機制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也不能局限于現有商業銀行的經營機制和業務模式，要進行制度創新：（1）應該以民間投資為主，結合市場主體進行股權設計，當地政府投入要以引導為主；（2）進行機制創新，對成長期階段的企業進行貸款的同時允許部分實行債轉股，使科技銀行在承擔風險的同時可以分享企業快速成長產生的價值增長機會。政府可以在一定條件下給與科技銀行財政支持、稅收優惠或者風險補償，引導科技銀行開展一些高風險項目；（3）進行制度設計，從經營體制、業務內容、擔保方式以及盈利模式的設計上都應該保證專業性、盈利性以及風險可控性，包括聘請行業科技和經濟專家為企業把握方向、與風險投資、擔保機構進行緊密合作等。（4）應該主要集中于高科技園區內進行運作，因為這樣科技銀行能充分了解當地高科技園區內的企業，減少信息不對稱。（5）建立一支既懂科技又懂銀行業務的專業化科技金融人才隊伍。目前科技銀行相關經營理念已經得到我國很多科技型中小企業以及投資機構的認同。[4]
四、我國促進科技銀行經營模式的主要障礙
針對我國目前科技型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難困境，許多專家希望成立科技銀行，對科技型中小企業進行融資支持，通過在部分有條件的城市高新技術開發區進行試點，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引進、研發以及新產品推廣等與科技創新緊密相關的業務提供服務。那么，科技銀行經營模式能否得到復制？目前我國推行科技銀行經營模式還面臨許多障礙：
（一）我國的風險投資還欠發達
科技銀行實際上是建立在風險投資高度發達這一基礎上的，依托風險投資形成獨特的風險管理體系。科技銀行是20世紀90年代初由社區銀行轉變而來，科技銀行最初的貸款對象是已經完成首輪或第二輪風險投資融資的科技型中小企業。也就是說，擁有風險投資基金是獲得科技銀行貸款的條件之一。除了傳統信貸業務以外，科技銀行還投資其他項目。可見，與風險投資相伴相生恰恰是科技銀行的一大特色。科技銀行可充分利用風險投資基金對項目的判斷能力以及投資能力。如果企業經營狀況較好，還可與貸款企業商討債轉股，甚至有可能獲取超額回報。[5]而我國風險投資還欠發達，在目前的商業銀行信貸管理制度下，科技型中小企業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很難解決，科技銀行已經承擔的高風險難以得到充分的風險補償，導致科技銀行持續經營的能力難以得到保障。
（二）我國誠信機制存在缺失
我國誠信機制存在缺失，成為科技銀行經營模式在中國復制的最主要障礙。在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盡管是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之一。但科技型中小企業在融資過程中往往抱怨商業銀行程序多、貸款審批慢、抵押條件高、時間長，往往貸款通過批準卻錯過了科技創新和企業發展的良機；而商業銀行卻覺得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存在財務狀況不清晰、貸款額度難掌握、擔保措施難落實等難題。科技型中小企業由于規模較小，再加上科技創新成功率普遍不高，決定了對其貸款時面臨風險大、成本高以及利差小三大主要障礙。在科技型中小企業普遍缺乏抵押擔保的情況下，企業誠信機制的缺失顯得極為顯眼，這也是近年來科技型中小企業產生經營危機時，商業銀行往往對其惜貸的主要原因。[6]
（三）我國金融業混業經營還未實施
全能銀行制，尤其是銀行控股公司能夠提供非常全面的金融服務，實行全能銀行制是確保科技銀行業務得到順利開展的重要條件。混業經營使得科技銀行能夠利用好項目的超額利潤彌補差項目的損失，從而實現總體的平衡和盈利，達到既發展自身業務，又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目的。如果提供貸款，不進行投資，科技銀行就難以能保證盈利，很難持續經營。我國目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金融體系，使得科技銀行無法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按照不同的發展階段和資金需求提供合適的融資渠道，與科技型中小企業間的密切聯系無法建立。要使科技銀行能夠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就應借鑒國外經驗實行混業經營。
五、大力推進科技銀行經營模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
支持高新技術產業以及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已經成為我國一項長期的國家戰略。我國應該借鑒美國科技銀行的發展經驗，為科技型重小企業的發展提供融資服務。目前我國各地的高新技術園區普遍成立了科技支行。科技支行普遍引入貸款風險定價機制，按照企業的風險水平、籌資成本、項目管理成本以及貸款目標收益等條件，同時考慮當地市場利率水平等相關因素自行決定貸款利率，對不同企業實行差別利率。我國現行的商業銀行經營體制很難滿足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因此大力推行科技銀行經營模式有著非常現實的意義。
（一）發展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業務
我國科技銀行經營模式可以說是建立在風險投資不發達這一基礎上的。因此很難完全照搬美國科技銀行發展經驗。必須通過現有的商業銀行模式，實行專門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科技金融業務新模式，使更多科技型中小企業依靠自主知識產權獲取銀行貸款。作為科技型中小企業重要無形資產之一的知識產權，如果能夠用于質押貸款，或利用自有知識產權質押或者業主信用當作反擔保，將在相當程度上解決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困境。知識產權質押貸款相關產品應具有以下特點：一是以企業知識產權作為貸款的核心質物，而且擔保方式需要靈活處理；二是政府提供專項貼息以便降低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成本；三是科技貸款期限與額度設計要最大程度符合企業融資需要；四是能夠提供專業化、個性化以及全方位金融組合產品。要充分發揮政府引導、部門協調、政策扶持和服務功能，進一步整合政府、銀行、第三方機構等服務資源，盡力為科技銀行的業務開展和金融服務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對科技銀行發展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業務提供一定比例的貼息支持。未來科技銀行應該致力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市場定位，創新科技金融產品，進一步完善服務手段，通過發展科技貸款業務，從而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難問題。今后，我國政府要建立科技融資金融體系、引入貼息機制，同時啟動科技融資培訓工程和相關機構展開合作。[7]
（二）加快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由于我國法律法規不健全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導致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不得不承擔比大企業高得多的資金成本。信用擔保體系能夠解決科技銀行對部分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風險管理問題。第三方擔保機構利用專業化經營信息資源以及專門技術的研發，從而降低信息搜集以及處理成本，減少信用風險，使其可對以前回避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我國應進一步完善信用擔保體系，從而為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給與更大的資金支持。此外，我國目前企業征信系統存在統計信息較窄的問題，征信系統對企業的評價結果很難得到銀行的認同，因此商業銀行在對中小企業進行貸款時通常并不采用征信系統的評價信息，而是單獨對企業信用進行評估。這既降低中小企業信貸可獲性，又提高銀行和企業的額外成本。因此，加快社會征信體系的建設對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難也有很重要的意義。[8]目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才剛處于起步階段，許多先天的缺陷在一段時間內難以克服，應從三個方面加強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一是進一步完善與征信體系有關的法律法規。二是推動信用信息的共建共享。統一信息標準，同時加強信息管理，保證社會信用信息準確性。三是努力規范征信市場。通過政府推動，從而使征信機構由政府主導轉為半官方半民間機構，同時逐步允許外資征信機構在我國設立分支機構，最終使國內征信市場實現規范的市場化運作模式。
（三）我國科技銀行業務模式可借鑒橋隧模式
美國科技銀行的成功關鍵在于銀行與風險投資的緊密關系。為降低信用風險，其客戶必須是得到風險投資支持的企業。此外，科技銀行會與客戶簽訂相關協議，要求以專利權益作抵押擔保。如果無法還貸，公司的專利權益將歸科技銀行所有；如果公司破產清算，在技術專利被拍賣后，所得資金要先歸還科技銀行貸款。我國銀行業因為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相關限制，直接借鑒美國科技銀行經營模式并不現實。但是實際上美國科技銀行經營模式與我國金融行業的橋隧模式十分接近。所謂橋隧模式是在擔保機構、銀行和中小企業三方中引進第四方機構，包括風險投資基金或上下游企業；第四方機構事前以某種方式承諾，如果企業發生財務困難而無法按時償付貸款本息時，只要符合一定的條件，由第四方機構購買企業股權，通過為企業注入現金流，從而償付銀行貸款，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銀行的貸款風險，同時規避了企業破產清算，最大可能地維持企業的潛在價值。例如當時處于初創期的杭州動漫企業－豐澤科技，因為無抵押物和現金流，很難獲得銀行貸款。中新力合通過引入第四方機構－紅鼎創投，同時約定通過中新力合與紅鼎創投進行共同擔保，使豐澤科技能夠向商業銀行融資100萬；此外，紅鼎創投按照合同獲得豐澤科技10%的期權份額，豐澤科技的股權質押給另一方中新力合。可見，我國科技銀行經營可以參照橋隧模式。[9]
作者:陳游 單位:湖州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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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科技部．科技金融合作成效顯著，知識產權質押貸款在京啟動[R]．2011-07-30．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二次調節所有制改革轉型發展道德調節
引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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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關鍵詞：分工；交易效率；溫州模式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1）06-0024-02
1 引言
20世紀80年代末，溫州率先打破計劃體制試水市場，以家庭小作坊工業形式發家致富，速度驚人，而溫州經濟發展的路徑也被冠之以“溫州模式”之名。直到本世紀初溫州經濟增速減慢，學界關于“溫州模式”的討論才從狂熱追捧轉為冷靜思考乃至批判。
2 新興古典經濟學分工理論基本觀點
楊格發展了斯密視分工為內生變量的觀點，指出：“報酬遞增取決于勞動分工的發展，勞動分工取決于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于勞動分工，經濟進步就存在于上述條件之中。”新興古典經濟學分工理論進一步發展了楊格定理，認為分工的演進是專業化的收益和交易費用兩難沖突折中的結果。新興古典經濟學集大成者楊小凱認為，勞動分工是一個自發演進的過程，交易效率是交易規模的增函數。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們能支付一定的交易費用，從而可以選擇較高的專業化水平，通過市場的擇業自由和自由價格等自利決策的交互作用，使得整個社會的分工水平上升，市場也因此出現。另一方面，升高的專業化水過來加速了人力資本或經驗的積累，使生產率進一步提高，形成一個良性自我循環機制。而當分工演進的潛力因人口規模或者制度限制等耗盡時，分工演進緩慢甚至停止，這時社會經濟增長進入成熟階段。
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中，報酬遞增機制與競爭的市場具有相容性，存在著競爭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的一致性，每個角點均衡意味著局部的帕累托最優，全部均衡是眾多角點均衡中效用最大的那個。因此新興古典經濟學不僅解決在給定分工結構下社會資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問題，它還給出了在各種經濟組織結構中選擇最有效率的分工結構的解，將生產可能性邊界向外擴展了。
3 溫州模式概述
溫州模式是指改革開放以后，以浙江溫州地區為代表，涵蓋臺州地區之內的一種放手發展民營經濟和市場經濟，而政府在其中“無為而治”的經濟發展模式。溫州模式的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1）試探階段：以數量巨大而規模較小的“前店后坊”式家庭作坊為主要特點。溫州商品迅速打開市場銷往各地，溫州經濟出現明顯增幅。但是該階段出現了仿造、假冒外地名牌產品等問題。
（2）黃金階段：以大規模專業分工生產為主要特征。溫州民營企業從小型家庭工業發展為高度專業化分工的制造企業集群，為企業獲得技術外溢、規模經濟等提供了便利。在該階段，溫州已走出了假冒偽劣的陰影，皮鞋制造等企業集群聞名世界，但大部分溫州生產的商品仍然不敢標注產地為溫州。
（3）問題階段：以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環境污染、城鄉差距等突出問題為主要特征。
史晉川2003年預言“現在的‘溫州模式’將在25―30年后消失”，他從溫州經濟和溫州人經濟的不同層面提煉出以下三個現象：①溫州的制造業結構演變緩慢；②溫州的外資引進步伐緩慢；③溫州人把生意網撒向世界各地。三大現象引發三大問題：溫州制造業結構是否存在“代際鎖定”？溫州為何沒有“外企”？溫州人為何要通過大規模移民的方式來撒開生意網？
光認為相較于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變，溫州經濟的產業結構轉變是在傳統產業范圍內的技術、加工度和附加價值上的發展，而后者更適合溫州發展路徑；同時，他提出簡單地比較人均GDP和資本外流就判斷溫州模式衰落和“產業空洞化”是有問題的。
張仁壽認為溫州經濟增長速度趨緩反映的是地區經濟發展“比較優勢”的客觀變化，因溫州在體制上的先發優勢逐漸弱化了；同時，溫州經濟特殊之處在于“溫州人經濟”的增長速度遠大于“溫州經濟”；最后，溫州最突出的問題在于制度創新陷于式微。
4 在新興古典經濟學分工理論框架內解釋溫州模式的產生及發展
（1）溫州的起步。
19世紀80年代的中國，一方面計劃經濟仍占絕對主導，經濟發展受制于制度限制和觀念束縛；另一方面，由于當時推行的違背資源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型趕超戰略使得計劃資源向重工業傾斜，造成產業結構畸形化，資源配置效率低，社會生產在生產可能性邊界之內進行的分工模式。（記為模式Ⅰ。）
在本文分析中交易效率E影響因素有：市場規模M、融資效率C、制度因素R、其他因素O，記E=f（M，C，R，O），且E是M、C的增函數。由此可得當時中國私營企業發展環境并不理想：第一，M很小以致可忽略不計，同時分工結構給定，市場進入壁壘很高；第二，由于資本向重工業傾斜，而個體融資渠道較窄，C不高；第三，制度上對非公有制經濟有很大限制；第四，其他因素包括可能存在的道德風險、交通運輸等技術方面的影響等。
在模式Ⅰ中由于E很低，分工產生的總交易費用超過專業化經濟的好處，人們并沒有動力打破該種分工結構，而溫州卻走出了第一步，因溫州模式起步于家庭作坊，而家庭作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費用，提高了E：①M――計劃體制下短缺必然存在，潛在需求巨大；②C――家庭作坊啟動資金可通過家族內部成員募集；③R――當時的溫州政府對溫州萌芽的私營經濟持“無為”態度；④O――家庭不存在委托成本，市場尚未打開時運輸方面帶來的交易費用可以降低。
綜合以上四種因素分析，家庭作坊式的個體加工經營企業的分工模式（記為模式Ⅱ）交易效率E1要比模式Ⅰ的交易效率E2高，而專業化后所得的收益又提高了，自此溫州模式進入一個正反饋機制。
（2）溫州的發展。
溫州模式的進一步發展伴隨著交易效率的改進和分工水平的提高，生產規模并市場規模的擴大。在該階段，影響E的四大因素有了明顯的改善：①M――溫州的產品在這個階段銷往全國各地，因其價格低廉而擁有廣泛的市場；②R――意識形態層面上的束縛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區蜂擁前來考察，這體現了政策上放寬使經營環境改善，也為溫州帶來了新的商機。
分工水平的提高分為兩個層次：
①迂回生產鏈條拉長，分工進一步細化、專業化。
所謂迂回生產鏈條拉長，是指交易效率的改進會產生一些與工業化過程有關的共生現象：專業化水平上升、迂回生產鏈條加長、每個鏈條上中間產品數增加、生產率上升、新機器出現、經濟結構的多樣化程度、市場一體化程度、市場容量、生產集中度等都上升。
溫州模式起步之初，“前店后坊”式的家庭企業小而專，不存在迂回生產鏈條；隨著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的細化，對原材料、新的機器設備及中間產品等的需求產生，迂回生產鏈條不斷拉長。在分工細化的基礎上，由于區域性的產業集中使交易費用降低；同時，用外部交易關系代替內部的投資和企業管理關系，有利于形成市場競爭機制，促進產品成本下降；最后，這種區域產業集群能夠與溫州地區的家族企業體制結合在一起。
上述驗證了新興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的網絡效應和集中交易對提高交易效率的效應：分工網絡的大小取決于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又取決于交易的地理布局；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率的效應，反過來又取決于分工的水平。而在市場競爭中人們會盡量減少交易費用，這類集中所有交易的產業集群就會自發形成。
溫州在該階段發展極為迅速。以溫州制鞋業為例，1978年，溫州市區鞋廠僅19家，皮鞋產量49.68萬雙。而1981年底，光是溫州鹿城區個體制鞋戶就達到了99家。其后，隨著專業化分工和各類專業市場的建立，溫州鞋業企業的數量快速增加，1994年達到了6000多家，這還不包括上千家配套企業。而2009年溫州市年產鞋量為12.86億雙，占全國年產鞋的11.7%。
②分層組織結構復雜化，在企業管理上出現更多層次。
當交易效率不斷改進時，分工在迂回生產中會越來越深，因而使企業內的分層結構和市場上企業之間的分層結構同時發展。而勞動交易效率相對于中間產品交易效率越高時，市場上企業之間的分層結構與企業內的分層結構之間的分界線，就會越來越朝著增加企業內分層結構層次的方向發展。溫州最初簡單的家族式企業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這一點將在接下來的內容詳細討論。
（3）溫州模式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
進入21世紀后，面對日益嚴峻的要素、資源和環境等問題約束，溫州經濟開始遭遇產業轉型和升級的壓力，自2003年開始出現經濟增幅在浙江省內處于倒數的局面，并不斷出現有一定知名度的企業部分或者整體向域外遷移。在企業外遷的同時，溫州民間資本大量向輸出，投入到房地產、能源礦山等領域，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溫州街、溫州城興起，形成了獨特的“溫州人經濟”現象。
由圖1可以看出，溫州的經濟增長幅度在1993年達到最大，為54.6%；1999年溫州市經濟增幅到達一個極小值，僅為8.5%；并且自2007年起，溫州經濟增幅下降趨勢越發明顯，2009年僅比上年度增長了4.3個百分點。由經濟指標排名來看，2002年溫州經濟的排名掉到了全省第七，2003年上半年各項主要經濟指標排在全省倒數第二，隨后兩個月排名全省倒數第一。本文簡要分析其中三個原因：
①家族式企業發展瓶頸：隨著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達到一定層次，企業分層結構組織也隨之復雜化，家族式企業開始限制企業的進一步擴大規模，主要體現在：一是文化上的排他性使得家族式企業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從制度上限制了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二是親情關系替代企業管理，曾起到過積極作用，但隨著市場的放開，市場規模的擴大，整個社會的交易費用降低，模式Ⅱ相對比較低的交易效率限制了企業的發展。
②過剩的產業資本外流：溫州產業多為勞動密集型產業，隨著經濟的發展，該類產業內競爭激烈、利潤下降，使得產業升級受到重重阻力，溫州本地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無法吸收前期積累的大量過剩的產業資本，導致資本外流出現大量的“溫州炒團”。
③制度創新式微：政府因素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降低交通運輸成本、改善融資環境等方面都可以提高交易效率E，進而促進專業化經濟，而溫州缺乏這方面的改進。
5 結論
溫州模式是中國市場化的標本，從地域覆蓋上雖無太大份量，但是其邏輯與理路演進具有一定的標本意義。溫州模式現在遭遇的問題，也是中國市場改革深化中遭遇問題的先發征兆，認真分析研究溫州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可作為我國市場經濟改革深化過程中的典型案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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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林•楊格著，賈根良譯．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6，（06）．
建設園林城市要求整個城市都園林化——建設城市大園林，這是城市文明發展到高級階段的必然要求。城市功能從最初的只用于交換和防御，發展到越來越多地注重文化的要求，人們希望不只是居者有其屋，而且還希望其生活、工作的環境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舒適程度達到最優化，城市設計由此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建設園林城市應該說是城市設計追求的根本目標；而園林城市的建設也必須通過加強城市設計來實現，二者一個是目標，另一個是手段。
園林城市和城市設計目前都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十九世紀英國的霍華德曾經提出過田園城市的理論，應該說這個理論是城市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里程碑，而這個理論中的最基本的要素則是以園林綠化為有機聯系的城市構造原則。這個理論對以后的城市規劃、城市設計理論和實務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其精神實質表現的是一種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園林城市的概念說到底是一種城市形態標準，這種形態應該說反映了城市文明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園林城市作為一種城市形態，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其概念：園林城市就是以一定量的綠化作為基本的有機紐帶，藝術化地組織和構造城市空間的各個基本要素，使城市形體環境有最佳的美學和生態學效果。
城市設計理論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創立的。當城市規劃學從空間地域規劃發展到融社會、經濟、文化因素的綜合性規劃學科后，就出現了一方面建筑作力于微觀自我表現，另一方面城市規劃忙于跨學科宏觀擴展的局面。兩極化的傾向忽視了人的情感，割裂丁建筑與建筑的關系，冷淡了城市視覺環境質量。在這種情況下，城市設計理論應運而生，在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之間的盲區——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學科。城市設計作為新興的邊緣學科，與其他邊緣學科一樣，其概念有多種解釋，但比較常見的說法是：城市設計就是以城市建筑外部公共空間環境為對象，以人為主體，以整體效應為原則，以建立城市良好視覺效果和提高城市綜合環境質量為目的，融于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之中的中觀設計。城市規劃出于理性，城市設計則側重于感性；建筑設計是對個體的操作，城市設計是對群體的組織。
由此看出，園林城市與城市設計都是針對城市形態進行的描述和操作，二者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的密切關系。
二、構造園林城市是城市設計應該追求的根本目標
園林城市之所以是城市設計的根本目標，就在于園林城市這個城市的發展目標是城市文明發展的最高級形態。之所以這樣理解，主要有三條理由：
第一，從城市發展的趨勢看，城市的產生是人類社會分工的結果，是人類努力擺脫自然完全束縛的結果。然而，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人類開始意識到自己與自然密不可分的關系，從而開始"了在自己制造的人工環境中去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和返璞歸真的歷程。自然因素很多，但是根本的可以營造的因素主要是園林綠化，并以此來藝術化地構造城市空間的各個基本要素，所以園林城市是人們的理想目標。城市設計就是力圖使城市這個人工環境更多地引入人們對自然的追求，從而“建立良好的視覺效果和提高城市綜合環境質量”。
第二，從園林城市的含義看，園林城市的“園林”絕不僅是指城市的園林綠化部分，同時也應該包括城市環境空間構成的各個基本要素。這里的園林應該是一個大概念，就像造園時運用亭、臺、樓；閣、徑、石、池、溪構景那樣，把每一個建筑、每一條道路等各種環境因素都進行藝術化的組織。比如借景、框景等手段，從古典園林中走上街頭，運用于整個城市，則擴大了園林的外延，這不能不說是城市設計的根本目的。
第三，從城市設計的規律看，它所追求的情景交融原則、景觀集合原則、空間序列原則、環境氣氛原則、品味最優原則等都是園林城市所體現的基本要求。這些基本要求反映了包含在視覺藝術之中的空間藝術的創作規律，而空間藝術的表現形式主要是工藝品、雕塑、建筑和園林等。園林又把建筑、雕塑和工藝品等因素囊括其中，形成了綜合性的空間藝術。城市設計實質上是把構造園林的這些規律拓展到整個城市，它運用各種空間環境因素、設計符號語言來表達一種文化蘊意和價值取向，表達一個城市的“神韻”，都是在把城市從一般性的功能體和人類聚集體的物質為主的形態，升華到更多地體現人類精神文化的高級形態。這些物質形態一般的綜合地、藝術化地運用，是經過人類文明升華了的自然，也就是說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來改善環境。就像營造園林那樣，城市設計所追求的，無疑是園林城市所具有的根本屬性。由此可以看出園林城市對于城市設計的根本意義。
三、城市設計要以綠化為紐帶組織環境空間的基本要素
視覺環境的優化是城市設計的首要任務。應該說，視覺環境對于人類所產生的心理的影響與環境污染對于人類生理的影響同樣應該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事實說明，城市的視覺環境越來越成為影響人們身心健康的一個重要因素。許多研究表明，人們長期生活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鋼鐵積木”等環境中，極易產生壓抑、憂郁、恐慌、不安等心理疾患，這些問題只靠消除污染問題是解決不了的。而園林綠化的生命系統特性在改善現代城市景觀環境方面，有著獨一無二的作用。綠色應該是現代城市的基調，是現代“城市畫卷”上的主色調，也必然應該是城市設計運用的主要手段。而且園林綠化的材料的“軟”性與生命性，恰恰可以抵消建筑的“硬”質與無生命性給人們造成的心理不適，或者說可以形成一種對比，將這種對比進行藝術化的結構，就能形成優美的視覺旋律。所以也可以說園林綠化是城市有機體中的重要的“生命場”，發揮著整體環境協調作用，是用具有生命的色彩材料在“城市畫卷”上來描繪最美好的景觀，理所當然的是“城市畫卷”上的“主色調”。繪畫是平面造型藝術，實際上城市設計也是一種造型藝術，是城市這個大空間的造型藝術，而造型藝術最重要的是要有神韻。中國畫論對于傳神多有論述，西方繪畫也講究“肌理”、“調子”。面造型藝術，實際上城市設計也是一種造型藝術，是城市這個大空間的造型藝術，而造型藝術最重要的是要有神韻。中國畫論對于傳神多有論述，西方繪畫也講究“肌理”、“調子”。如果說中國畫構圖“六法”中的“氣韻生動”是平面藝術構圖的重要原則，那么是不是可以說園林綠化則是城市立體畫卷的生動“氣韻”，那么以此為紐帶組織城市環境空間則必然成為城市設計的重要原則。
論文關鍵詞 環境法律 環境法律責任 特異性
一、我國環境法律責任概述
法律責任是指因違反了法定義務或契約義務，或不當行使法律權利、權力所產生的，由行為人承擔的不利后果。
我國的法律責任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在民事法律體系中適用的主要為賠償損失，在刑事法律中的責任主要為刑罰和非刑罰的處理方式，在行政法律責任中則主要有警告、罰款等主要方式。
二、環境法律責任的形式分類
由于環境法律的特殊性，因此單獨適用以上任何一種責任形式都是不適合的，因此我國的環境法律責任囊括了以上幾種主要的法律責任形式。雖然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與其有一定的出入，例如我國的環境法律中規定的刑事法律責任中涉及到刑罰的規定最重的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這與我國的刑罰體系中死刑為最高刑是有區別的。那么在論述環境法律責任的特性的時候，因為環境法律的責任劃分過于模糊與分散，我國的很多學者認為環境法律責任是非獨立性的。但是因為環境本身就具備獨特性的特點，也就決定了環境法律責任是一種與行政法律責任、民事法律責任及刑事法律責任相區別與獨立的的獨特性法律責任。
（一）由環境侵權而產生的損害概括起來主要為幾下幾種
財產、環境及人身的損害。在我國的民事法律體系中，行為人造成損害的即承擔賠償損失及停止損害的責任。在我國《侵權責任法》制定之后，我國的財產損害的賠償形式由原來的只賠償財產損失而否認精神損害的賠償形式轉變為財產及精神的雙重賠償形式。因為環境侵權在很大程度上的表現形式為對人的精神、健康及生活條件的影響。不僅可以危害到人的身體健康，更會對人的精神健康造成損害。更由于現在的環境污染帶有傳播性、連續性及可遺傳性，其對人類造成的精神損害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大于財產的損害。
如我國《環境保護法》第41條規定：“造成環境污染損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并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個人賠償損失。”《大氣污染防治法》（2000修訂）第62條規定：“造成大氣污染危害的單位，有責任排除危害，并對直接遭受損失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調解處理；調解不成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等等，都是我國環境侵權責任中涉及到民事法律責任的具體體現。
（二）那么環境侵權責任體現在行政法律責任中的主要有哪幾點呢
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研究行政法律責任設立的理論基礎。伴隨著時代的發展及社會意識的進步，法律的內涵和理念也在不斷的擴大發展。政府作為統治者由以前的法律的制定者從而不受法律約束的無責任者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環境下的角色轉變。盡管政府作為執法者，但也同樣在違反法律的前提下受到法律責任的制裁。洛克作為法治的推廣者，其認為政府應當按照法律進行統治，并且法律必須是正式的法律。對于法律應約束政府的行為方面，其認為“法律對于執法者在守法方面應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國現行《環境保護法》中關于環境侵權責任歸屬于行政法律責任的規定主要有：第35條至第39條規定的是環境行政相對人的行政責任，第45條規定的是環境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現行《環境保護法》沒有直接規定環境管理機關的責任。環境法律責任中的行政責任主要有以下幾種：警告、批評、罰款以及停止生產、停止使用或責令重新安裝等行為罰。如《環境保護法》第36條單獨規定了建設項目違法的責任。“建設項目的防治污染設施沒有建成或者沒有達到國家規定的要求，投入生產或使用的，由批準該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報告書的環境行政主管責令停止生產或者使用，可以并處罰款。”《環境保護法》第37條規定擅自拆除或閑置防污設施導致污染的責任，“未經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同意，擅自拆除或者閑置防治污染的設施，污染物排放超過規定的排放標準的，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重新安裝使用，并處罰款。”
（三）我國的形式法律責任分為兩類：刑罰和非刑罰
刑罰的處罰方式包括主刑與附加刑。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及死刑；附加刑為財產刑和資格刑。但體現在我國環境侵權中的刑事責任類型主要為財產性及非長期自由刑。我國的環境侵權刑事法律責任中的非刑罰的處理為訓誡、具結悔過和賠禮道歉等教育性的處罰方式、責令賠償損失等經濟型的非刑罰的處罰方式以及由主管部門給與當事人行政處分等行政法律性質的非刑罰處罰方式。“現行刑法第六章第六節9個法條所規定的刑罰中，主刑中最嚴厲的無期徒刑、死刑以及附加刑中的資格刑的適用率為零，以有期徒刑為主、以拘役為輔的監禁刑的適用率是100%，管制這種我國特有的非監禁限制自由刑的適用率是53%，罰金刑的適用率是100%。”
三、我國環境法律責任設定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對策
以上，就是我國環境法律責任中的三種具體的責任形式的總結，環境法律責任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責任體系，其設定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行為者遵守環境法，避免環境侵害，保護環境。但為了實現這一根本目的，必須通過設立環境法律責任的具體目的來實現。
我國的環境法律責任設定的具體目的根據對環境為對象的特異性分為預防侵害、補償侵害、懲罰侵害及恢復原狀四種。之所以在我國的環境侵權責任設置中將預防侵害作為補償侵害的前提，是因為環境侵權引起的損害是不可逆的、長期性的。也就是說對于生命及健康的損失的不可逆性及絕對性而言，僅僅是金錢的賠償是不足以補償環境損害后果的嚴重性的。預防侵害：“主要是說明環境政策與環境法非僅是對具體環境破壞之反應，亦即不僅限于抗拒對于環境具有威脅性之危害及排除已產生之損害，而是更進一步積極地，在一定危險性產生之前就預先去防止其對環境及人類生物質危害性的產生，并持續地致力于基本自然生態的保護和美化。”但是在我國環境民事責任體系中，本身就存在缺陷。這種缺陷是指我國的民事環境法律責任僅針對于已然發生的環境侵害，而賠償也是僅針對于已經發生的損害而言的。這一缺陷不僅僅在我國存在，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國家都存在這一根本性的缺陷。
而補償侵害的目的不難理解，就是對環境侵權造成的損害進行賠償。這種賠償不同于傳統的民事法律賠償，是具有可持續發展性的。因為環境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這種發展不僅僅是國家或共同體的，更應該是人本身的。而環境侵權所給人類帶來的損害本身就帶有延續性及發展性，如若環境法律賠償僅僅能夠保障人類的生存，不僅不符合環境破壞的特點，也不符合環境法的根本目的。因此在設定環境法律責任中，應當充分考量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以滿足受損者的發展要求為目標，而不能局限于補償受損者的生存利益。
懲罰侵害主要分為兩種，一種為民事上的懲罰侵害，一種為刑事上的懲罰侵害。然則無論是民事、刑事與否，懲罰侵害的根本目的本身就帶有一定的威懾性，從而達到一定程度上的預防侵害的目的。因此，對于環境侵權而言，懲罰性的賠償是必須的，首先，我們無法準確估算環境侵權所造成的一系列延續性的損失，如果考慮恢復原狀所需的時間和金錢的因素，則這一時間更加難以考量；另外，環境侵權的本身就是為了實現超額的利益，行為人由侵權行為而獲利，也應當因侵權行為而承受超出侵權本身造成的損失之外的賠償。我國是一個以長期的經濟發展為目標的國家，因此確定懲罰性的環境侵權賠償措施是必然的，不僅可以顯示出政府依法懲處環境侵權的決心，也表示出保護受損人的決心。保障受損者的生活的可持續發展，就是保障了經濟社會的穩定性，有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今天下午的經濟形勢分析會，達到了預期的效果。今后類似的會要經常開，要多請一些同志登臺演講。經濟形勢分析會也可以改換一些形式，不僅是到臺上把論文念一遍，可以選幾個題目，請一些同志先講，其他同志對他的觀點是否贊成，或者有無其它新的看法，大家各抒己見，可以把會開得更生動。
剛才聽了11位同志的發言，總的有三個方面的印象。
第一，不少同志對我省當前經濟比較敏感問題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比如說，對江西目前投資形勢，投資增長與經濟發展乃至江西崛起的關系，有的同志在發言中作了一定的闡述。更重要的是，對江西上半年37.7%的投資增速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結構調整的要求，是否符合經濟方式轉變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增強我省經濟發展的后勁，作了一定程度的剖析。
第二，許多同志接受到一些新鮮的概念。比如，在國家實施“萬商西進”戰略過程中，如何把江西打造成萬商西進的橋頭堡。再如，把實施清潔發展機制項目作為我省利用外資的一種重要形式，這實質上是利用環境承載力帶來經濟增長，應該說清潔發展將成為未來發展的一個主導方向。再比如，發揮礦產資源優勢，培育和壯大我省支柱產業，目前我省規劃的六大支柱產業中究竟有幾大支柱產業是建立在我省礦產資源優勢上的，這值得我們深思。
第三，發言的同志都作了精心準備。有一些發言的質量很高，建議這些同志包括沒來得及發言的4位同志將發言稿認真整理，有的可以到報紙上去登一登，有的可以在《發展》雜志上發表，也可以在《發改委信息》上刊發，最后請辦公室和綜合處將這次經濟形勢分析會上的發言稿匯編成冊，作為大家刻苦工作、勤于思考的結晶。有的同志準備得格外充分，沒有用稿子，講了那么多數據，刻苦鉆研的精神非常可貴。今天發言同志的精神狀態都不錯，大家在發言中對江西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這次經濟形勢會也使我有更深的感觸。除了發言成果外，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看到了一代新人在成長，一批年輕干部走上了發改委的講臺。沒有任何東西比干部成長更重要的，這是發改委值得欣喜的事。今后要通過這種形式，促進我委干部的交流，促進干部思想的溝通，增進大家彼此更深入的了解。
最后我再談幾點個人體會，我看經濟形勢分析會這個形式很好。
第一，它會促使我們每一位同志去學習。不管時代如何變化，不管形勢如何發展，不管我們個人會遇到什么境況，學習始終是重要的。學習是每一位同志安身立命的根本。這話看似有些老生常談，實則不然。學習是衡量一個人成就大小，鑒別一個同志素質高低，決定你在一個單位的作用大小，乃至一個同志成長進步快慢的重要因素。說到底，整個社會是學習型社會，整個人的一生是學習的一生。人非生而知之，只有學而知之。現在我們學習也沒有硬性任務，不像在大學里經常要準備考試，成績不好影響畢業，在機關里面沒有這個要求，這就只能靠自覺地、持之以恒地學習。當今社會正處在轉軌變型的重要時期，學習顯得尤為重要。也許同志間的差距就在愿不愿意學習中拉大。有的同志可能對此不以為然，但實際上到了一定程度，驀然回首，發現自己同人家的差距已經拉大，究其原因就在學習問題上。我們每一個同志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就是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科學發展觀是對過去長期以來經濟發展思想的一次根本性變革，作為省政府的宏觀調控部門，處在這樣的位置上，更加需要我們不斷學習，提高對科學發展觀內涵的認識和理解，提升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的能力。如果對科學發展觀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是說不過去的。因此，我總感覺學習應該引起我們干部的廣泛注意，學習問題應該引起大家的警醒和深思。學習能夠純潔一個人的靈魂，能夠使人變得高尚，變得充實，變得脫離低級趣味，也使你自己變得容易調節周際關系，使同志們對你肅然起敬，感到親切。一個時刻充滿精力學習的人往往是受社會尊重的人，是大家愿意與之交往的人。
第二，它會促使我們每一位同志去思考。對一項工作，對一件事物，對某一個同志，我們都有自己的思考。思考是人與生俱來思維層面的能力。但是思考有對和錯，思考有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思考有是否與變化的形勢相吻合，這實際上是一個循環往復，不斷否定——不斷思考——不斷否定的過程。更重要的是，任何一個人的思考都需要求得驗證，驗證的最好方式是學習，像今天的經濟形勢分析會也是一種驗證。對于一個問題的思考，我們在腦子里有一個概念，把自己的思考與其它同志的思考相碰撞，求得自己對某一特定事物和一項工作更深刻的理解，這可以通過經濟形勢分析會能夠達到。剛才同志們在發言中講到“機遇垂青于有準備的頭腦”，這是一句名言，實際上每一位發言者都是有準備的頭腦，為了就一個問題發言，他們需要檢索、搜集很多資料。可能平時沒時間，了解的很少，沒有準備的頭腦碰撞有準備的頭腦，不就受益了嗎？不就又會引發更深層次的思考嗎？
剛才有同志講，江西是礦產資源大省，數十年來已知的礦產資源有160種，其中居全國第一的有13種，素有七朵金花、鎢都、稀土王國等美譽。如果再深層次分析，這些礦產資源到底為我省帶來多大的經濟效益，到底在哪些方面造福了百姓，到底在哪些方面促進了我省經濟社會的發展？講這話絲毫不是否定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作用，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過去開發礦產資源的路子是不是最合理的路子？是不是要繼續沿著過去的思路走下去？現實是資源越來越短缺，甚至許多資源是不可再生資源，多開采一噸就少一噸，資源將越來越緊缺，我們對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是不是有比原來更好的路子，是不是把資源的開發利用與壯大我省支柱產業、增強經濟發展后勁結合起來考慮呢？無疑是應該的！但是我們對如何更加合理有效開發利用礦產資源以及未來發展方向，有些方面仍然若明若暗，并不完全心中有數。所以，省政府提出要把礦產資源整合起來，一種資源、一個產業進行論證規劃，有的拿去招商引資，有的用來滿足省內工業企業的資源需求，有的需要提高價格控制性開采，有的需要通過實施若干優惠政策，引導和鼓勵開發。這就是省政府最近提出一定要做好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這篇文章。
一、解放思想，著眼大局，增強責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
市審計局全體干部職工深入學習市委常委擴大會暨經濟形勢分析會議精神時，深刻的認識到：審計機關作為經濟運行的“衛士”，政府的組成部門，職責所系，責無旁貸，理應在我市發展戰略實施過程中，充分發揮好審計監督和為宏觀決策服務的職能作用，真正地把思想統一到服務經濟發展的戰略中來，把精力集中到實現新階段新發展這一目標上來，用創新的思維，創新的精神認真搞好審計工作，在工作理念、作風、方法和效率等方面率先實現突破，一是深入開展“搶抓振興機遇，推動率先崛起大學討論”、“永遠熱愛黨、永遠跟黨走”等系列主題活動，在機關掀起學習《國務院關于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的若干意見》熱潮，認真領會文件的精神實質，切實增強審計服務贛南振興發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二是解放思想，著眼大局，加強隊伍作風建設，查找并整頓與我市經濟發展戰略不相適應的思想、作風等，整治庸懶散。三是全面提高審計工作質量和水平。我局始終堅持長遠謀事，以正確的思路引領審計事業發展。在審計業務上，摸家底、抓關鍵，逐步深化本級預算執行審計，抓重點、追主線，逐步探索經濟責任審計新格局，強培訓、敢創新，逐步普及計算機輔助審計，加力度、促規范，逐步提升固定資產投資審計力度，重服務、健機制，逐步強化各項審計調查成果轉化。
二、轉變觀念，調整思路，提高審計工作效率。
一是始終堅持樸實做事，以優良的作風推動振興發展，轉變思想觀念，增強干部修養。把服務大局作為審計工作的第一要務，把創新作為提升審計工作水平的第一途徑，把提高質量水平作為審計工作的第一目標，把審計信息化建設作為提高審計工作技能的第一手段，把加強審計自身建設作為審計工作的第一保障。二是始終保持良好作風，為推動振興發展提供堅強保障。夯實為我市經濟發展服務的思想基礎、有效強化愛崗敬業的思想基礎、長期構筑不斷學習的思想基礎、全面構建廉潔從審的思想基礎。三是始終堅持科學辦事，以創新的舉措加快振興發展，創新工作模式。重點突出六個關注點，即不僅要關注微觀層面的問題，更要注意研究宏觀層面的問題；不僅要關注預算內資金的審計，更要關注整個政府性資金特別是涉及“民生”資金的審計；不僅要關注財政財務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更要關注財政財務收支的績效；不僅要關注單個審計項目的完成，更要注意整個審計監督體系的建立和規范；不僅要繼續探索經濟責任審計和領導干部任期內經濟責任審計方法，更要探索經濟責任審計的評價體系；不僅要繼續搞好財務收支等常規審計，更要探索經濟效益審計和行政效能審計的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