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1-31 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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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基本情況本次抽查的45份衛生行政許可案卷無試用聽證程序等特別程序的案卷，無違反關鍵項的不合格案卷。各類案卷基本符合實體法、程序法及案卷管理的要求，案卷清晰整潔、內容齊全、書寫規范，一案一卷，基本符合案卷管理的要求。從專業來看，公共場所許可案卷質量比放射診療許可案卷規范，而醫政許可案卷相對較差［2］。從歸口管理來看，由許可科獨立制作管理的許可案卷比許可科和業務科室兩個科室共同制作管理的許可案卷質量要高。
1．2許可主體合法和項目均以衛生行政部門的名義做出行政許可行為，出具的法律文書印章正確，行政執法人員均持有效執法證件;準予行政許可的事項基本在依法設定的許可事項范圍內，許可的依據均是現行有效的法律、法規、規章，且在文書中都有載明所適用的法律依據。其中8份案卷存在未引用專業法律條款。
1．3許可實施程序主要體現在流程是否完整、是否在法定期限內受理行政許可申請、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參評案卷均能按照《行政許可法》的有關規定，履行受理、審查、決定、送達等程序，對申請材料不齊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能當場告知申請人需要補正的全部內容，對符合要求的行政許可及時予以受理并在法定時間內辦結，許可程序完整，重要文書均有體現，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審批程序比較嚴謹。在不影響許可質量的情況下，還能按照當地政府的要求盡量做到減少審批環節和縮短審批時限，提高辦事效率。大多都能在法律法規及各級人民政府限定的時限內辦結許可事項。有24份案卷在衛生行政許可資料接收、受理、審查、審批、許可決定、送達等實施程序環節上存在不規范現象。
1．3．1受理階段申請資料不全。有4份案卷申請資料中房屋所有權證上載明的地址與租賃合同上、許可證上地址不符;4份案卷受理時未提交檢測資料，無補證通知，案卷中提供的檢測報告日期在許可證發放后，無情況說明;6份案卷申請材料中檢測報告項目不全，如茶樓只有空氣和茶具的檢測報告，沒有按照國家衛生標準進行檢測。衛生設備和消毒設備清單填寫不完整。3份案卷中放射工作人員資質證明材料不全，無放射防護建設項目竣工驗收合格證明，以控制效果評價報告代替竣工驗收合格證明;2份案卷申請資料未逐頁加蓋單位公章或簽字。2．3．2現場審查有缺項。有12份案卷沒有現場資料核查的環節和記載;3份案卷許可審查評分表上扣分項內容與現場審查記錄不一致，與整改情況記錄不符，前后矛盾;3份案卷許可審查文書上無執法人員證件號記載。
1．3．3內部審批不規范。有2份案卷審批時未載明確定的許可信息;8份案卷審批時未載明許可事項的審批依據;4份案卷審批流程表中只有部分環節的審查意見，經辦人員沒有填寫意見。
1．3．4許可決定和送達有瑕疵。有8份案卷準予許可決定書上的內容不規范，缺少專業法律條款;4份案卷放射診療校驗、公共場所復核等無行政許可決定階段的文書或許可證復印件;10份案卷送達回證中只有準予許可決定書的送達，缺少了衛生許可證的送達;3份案卷送達回證上只有1名衛生監督人員簽名。
1．4許可文書在衛生部2004年頒布的《衛生行政許可管理辦法》中，衛生部給出的衛生行政許可文書樣本只有9種，即:行政許可申請材料接收憑證、申請材料補正通知書、行政許可申請受理通知書、行政許可申請不予受理決定書、行政許可技術審查延期通知書、行政許可決定延期通知書、不予行政許可決定書、不予變更/延續行政許可決定書和行政許可證件撤銷決定書。《衛生行政許可管理辦法》第六十八條規定“除本辦法規定的文書樣本外，省級衛生行政部門可根據工作需要補充相應文書”［1］。而江蘇省衛生廳沒有對行政許可文書進行過統一規定。因此無印制機構落款的許可文書和在這9種行政許可文書以外的標注“江蘇省衛生廳制”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制”字樣的許可文書都屬于無效文書。有7份案卷許可文書落款為當地衛生行政部門制定，符合許可文書使用要求。其余38份案卷中，有3份案卷許可文書沒有任何制定機構落款，35份案卷部分許可文書模仿衛生部、江蘇省衛生廳的落款制定，為無效文書。
1．5案卷歸檔案卷歸檔采用裝訂線，并貼標簽，既規范又美觀。絕大多數案卷做到了一案一卷，案卷封皮、文書資料統一規范，卷內目錄齊全，卷內材料整齊完備，案卷裝訂基本符合要求，并指定專人負責保管。4份案卷沒有逐頁編寫頁碼或者用鉛筆手工標注;2份案卷卷內目錄未標注對應頁碼;6份案卷題名表述不全，不能反映案卷內容;19份案卷裝訂線處沒有立卷人簽名或簽章。
2討論和建議
2．1衛生行政許可是衛生監督執法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政許可案卷評查是《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中確立的一項重要制度，是提高卷宗質量、規范行政許可行為、完善行政審批制度，規范執法監督行為的重要措施，對全面推進依法行政，提升鎮江市衛生行政許可工作質量具有重要的意義。
2．2全面深化衛生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落實“兩集中、兩到位”尤其是縣區衛生行政部門，要改革現行行政機關行政許可的運作模式，落實“兩集中、兩到位”，即職能歸并、項目進駐集中到行政服務中心，審批人員到位和審批權限到位。變數個內設機構多頭審批為一個科(處)室統一辦理［3］，統一由行政中心衛生窗口承擔行政部門所有的行政許可職能，統一受理、統一辦理、統一送達，實行行政許可職能歸并［4］。
2．3完善衛生行政許可工作制度、規范建設要建立健全衛生行政許可工作規范，窗口工作人員行為規范，受理要求、一次性告知制度、雙向承諾制度及持證須知制度。將許可稽查作為內部許可質量控制的重要手段。定期開展許可案卷評查工作，采取互查、評比等多種形式，提高許可工作人員的參與意識和積極性。將評查結果定期通報，與衛生監督年終工作成績考核掛鉤。
2．4開展知識和技能培訓加強隊伍建設通過此次評查，在一些案卷中也反映出部分執法人員的業務素質，還不能完全適應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工作的需要，有的從事許可的人員法律專業知識不扎實，運用法律法規不熟練，直接影響了許可質量和水平。建議:一是要提高審辦人員專業知識水平，這是提高衛生行政許可檔案質量的前提條件［5］。要通過專題培訓、講座、觀摩等各種形式對監督員進行法律法規知識和許可專業技能的培訓，如對衛生許可審批程序培訓，特別是包括申請資料的受理要求、現場核查及記錄要求、許可檔案規范要求的培訓。二是提高審辦人員法律法規知識水平，這是提高衛生行政許可文書質量所必須的條件［5］。將學習法律、法規知識與提高許可過程、工作質量緊密結合起來，切實保證學習效果，規范執法行為，切實提高審批人員制作行政許可案卷的能力和水平，不斷提升我市的行政許可水平。
2．5建立考核制度規范案卷制作我市已經制定了《鎮江市衛生行政許可文書規范》《鎮江市衛生行政許可案卷歸檔要求》，并設計衛生行政許可案卷制作模板，統一標準，統一要求，統一管理，但少部分縣區沒有執行。建議建立健全考核制度，將衛生行政許可檔案的質量作為考核衛生行政許可審辦人員工作業績的一項重要內容，使之制度化，將有助于規范衛生行政許可審辦人員的行政行為［5］，規范案卷制作，提高案卷質量。
第一，“一個窗口對外”。
行政許可法規定：“行政許可需要行政機關內設的多個機構辦理的，該行政機關應當確定一個機構統一受理行政許可申請，統一送達行政許可決定。”這一規定適用于一件申請需要行政機關內設的多個處（科）審查，出具審查意見的情況。過去有些行政機關辦理申請，讓申請人逐個處（科）去跑，都要去做工作，打通關節，甚至逐個送禮，加上處（科）之間相互扯皮，使申請拖得很久。本來是行政機關內部運作的程序，都面對申請人運作，這叫“內部程序外化”，無形中使一個許可變成為多個許可。規定“一個窗口對外”，從制度上克服了內部程序外化，減少了執法人員腐敗的機會，方便了申請人。
第二，“并聯審批”。
行政許可法規定：“行政許可依法由地方人民政府兩個以上部門分別實施的，本級人民政府可以確定一個部門受理行政許可申請并轉告有關部門分別提出意見后統一辦理。”這是所謂的“并聯審批”。它主要適用于需要前置審批的企業的設立登記。是以工商局為樞紐，對于依法要前置審批的項目，由相關部門同步審批的新型企業注冊登記形式。基本的要求是“一家承辦，轉告相關，并聯審批，限時完成”。“并聯審批”的程序是：第一步，工商受理。申請人向工商局申請注冊登記時，經營范圍中涉及并聯審批項目的，按要求如實填寫統一格式的并聯審批申請表，連同注冊登記申請一并交工商局。第二步，抄告相關部門。工商局受理并聯審批申請后，在兩個工作日內將并聯審批申請表傳給相關審批部門。第三步，并聯審批。相關部門接到并聯審批申請表后，及時與申請人聯系，原則上在5個工作日內提出審批意見。逾期未回復的，視為同意。第四步，限時辦理。工商局收到相關審批部門意見后，對經審核符合注冊登記條件的企業，在5個工作日內核發半年期的營業執照。取得半年期營業執照的企業可以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并在半年內到工商局和市相關部門領取正式的營業執照和許可證書。這就大大減少了審批手續，節約了時間，方便了申請人。
第三，聯合辦理，集中辦理。
也有的地方稱為“集中審批”或“一站式”審批。它主要適用于投資項目的審批，由于涉及多個部門，需要多個許可，為提高效率，地方政府設立一站式服務中心或審批大廳，組織各審批機關到服務中心或審批大廳聯合辦公，集中辦理行政許可。組織有關部門聯合值班，集中辦公，“一站式”審批也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第四，相對集中許可審批權。
行政許可法規定：“經國務院批準，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可以決定一個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權。”
［關鍵詞］制度變遷，市場機制，公民社會，政府管制限度
環境污染，不論是在先發展國家，還是在后發展國家，都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嚴峻事實。不過，與先發展國家比較，后發展國家的環境污染顯得更為突出和嚴重。針對環境這一公共物品，政府如何在環境管制和對環境污染管理中發揮有效作用值得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但同時，也離不開市場機制的經濟功能與公民社會自組織的參與監督。排污許可證制度是實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一項基本制度，而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是整個排放許可證制度的一部分，也是整個排放許可證制度最先實施的一項制度。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自1985年在上海率先實施，然后國家環境保護局在1987年作為一項新的環境管理制度開始在部分城市試行，到1990年已取得了一些經驗，后逐漸在全國推廣。從時間上看，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從試點、推廣到現在已快十五年了。考慮到沿海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水污染物排放的普遍性以及其對人們生存狀態的嚴重危害性，因此，有必要對此類問題進行調查和研究，以便發現問題尋找有關對策，并從理論上加以闡述與分析。通過描述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現實，探討排放許可證制度的演變過程，分析政府在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中所起作用及其限度，呼喚市場機制的經濟功能和公民社會的參與監督。[3]
一、排放許可證制度安排、現實困境與制度變遷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實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因此，工業生產是發展經濟的唯一選擇。在農村，鄉鎮企業在充分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充沛的資源與寬松的管理環境（包括稅收、土地與服務費用方面的優惠等）過程中得以起步與壯大，城市也以發展重工業與化學工業為主，但經濟發展的結果是自然環境的破壞與人們生活質量的下降。農村地區水污染特別嚴重，而城市地區受水污染困擾的同時，也面臨著噪音污染、大氣污染等，環境污染已經影響著城鄉居民的身體健康與生存質量。這樣，八十年代中葉以后，由于水污染、固體污染、大氣污染、噪聲污染和放射性污染等生產性污染大量出現，國家環境保護局為了扭轉環境惡化的趨勢，在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先后制訂了八項管理制度，其中排污許可證制度是一項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環境管理制度。由于排污的種類較多，本文限定在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上。
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是當地環境保護部門根據排污單位申報登記經審核批準，發放排放許可證，并對排污單位進行監督管理的一項制度。1985年，排污許可證制度（主要是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下同）首先在上海、徐州、常州、金華等地試點，后來逐漸推廣，作為一項基本制度存在。
排污許可證制度在實踐過程中逐漸得到完善。這一制度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第一個基礎是手段，通過濃度控制與總量控制的辦法來測定排污總量；第二個基礎是配套制度，排污申報登記制度和限期治理制度對排放許可證制度有直接的影響；第三個基礎是側重點的選擇，飲用水源的強管制與一般水源的軟約束。
（一）在手段基礎上，排放許可證制度由單一的濃度控制向濃度控制與總量控制兩者并存的測量方法轉變
開始，排放許可證制度以濃度控制為主。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根據國家水環境質量標準和國家經濟、技術條件，制定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省級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標準。濃度控制的優點是比較簡單、管理方便，可以根據它的排放濃度來決定它對水質的影響程度。一般而言，排放濃度越大，對水質的破壞程度越大。因此，只要監測出排放濃度，就能計算出受污水質的損害程度。不過，這種控制方式的不足之處在于：一是沒有將污染源削減與水體環境目標相聯系。實際上，污染源由于它們在地區上、時間上和排放去向及方式的差異，使其對水體環境污染的影響是不相同的。如季節因素影響。水質對濃度的稀釋常受季節的制約，汛期時稀釋快，一般情況下，稀釋慢；二是濃度控制所確定的污染源治理方案不具有經濟優勢。在濃度控制的管理戰略下，污染源治理方案是工廠達標排放的點源單獨處理方案，沒有考慮到污染單位的經濟技術條件、生產規模和廠群之間的聯系；三是濃度控制管理方式缺少針對性和靈活性，沒有經濟刺激作用。所有環境保護工作都圍繞“達標”來進行，沒有考慮到局部與整體、重點與非重點的區別。[4]由于濃度控制方法存在著上述缺陷，而且在實際管理中兩個問題較突出：一是污染源達標，但水體繼續惡化；二是按排放標準進行污染源削減，所需投資大，污染單位無力承擔。因此，總量控制方法就提到了議事日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于1988年頒發《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管理暫行辦法》，提出“在污染物排放濃度控制管理的基礎上，通過排污申報登記，發放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逐步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1989年全國有60多個城市實行了以總量控制為基礎的環境保護制度。1991年又在總量控制的基礎上，相繼推出了行業總量控制、目標總量控制和容量總量控制為基礎的不同形式的排放許可證制度。這樣，濃度控制與總量控制并存的格局基本形成。具體的分布特點是：在區域上，農村地區以濃度控制為主，城市地區以總量控制為主；在排污單位大小上，小型排污單位以濃度控制為主，大型排污單位以總量控制為主；在污染源重點非重點上，非重點污染源實行濃度控制，重點污染源實行總量控制。
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方式是根據環境目標的預期目的，事前測算出本環境目標所允許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再將污染物指標分配到各個區域并進行分散管理的一套管理辦法。行業總量控制、目標總量控制和容量總量控制是總量控制的具體表現方式。1、行業總量控制。針對各地不同的工業行業，環境保護部門有選擇地對重點行業污染物進行控制。如浙江平陽縣，它的主要產業是制革行業，因此，環境污染控制以制革行業為主兼顧其他行業；2、目標總量控制。國家環境保護總量根據1995年的排放總量作為基數，每年設定比上年遞減的排放量目標。總量控制的辦法，首先在各省區市申報基礎上，核定省區市排放量基數。經全國綜合平衡，編制全國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計劃，把“九五”期間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分解到各省區市，作為國家控制計劃指標，然后由各省區市把省級控制計劃指標分解下達，逐級實施總量控制計劃管理。實行污染物總量控制是強化水環境管理的有效措施。為了保證水體質量，必須嚴格控制排放污染負荷量（即污染物總量），使其不超過自然環境的凈化能力；3、容量總量控制。根據河流水質承受污染的最大容量來決定排污單位的排污量。
在實際環境管理中，目標總量控制是最主要的手段。但目標總量的制定可能與以下三個問題有關：第一，排污總量如何確定。如果按照每一個排污單位總量相加，就牽及到每一個排污單位排污總量如何測定的問題。在實際過程中，自動化的監測儀器還沒有成批的使用，僅憑人工監測有它一定的偶然性。第二，水體納污容量如何確定。排污總量與水體納污容量有密切的關聯，在測定排污總量之前，首先應該確定水體納污容量。第三，排污總量該由哪級政府部門確定。主要在上級環境保護部門和當地環境保護部門中選擇確定。由上級環境保護部門決定，主要考慮的是整個行政區域的排污總量，這樣，在分配當地排污總量時可能會有高低之分，也會出現與事實不符的狀態。如果由當地環保部門自行確定，在現行的平行管理體制（一級政府直接管理當地環保部門的體制）下難免會出現地方保護主義的弊病。
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是建立在濃度符合標準與確定污染物目標總量控制和排污總量削減基礎上的。這一制度的關鍵是確定污染物排放總量，分配污染物總量削減指標。另外，水污染物總量控制還應涉及到流域、區域水量水質、總用水量和排水量等諸多因素。
（二）在配套制度上，排放許可證制度與排污申報登記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緊密相聯
從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變遷情況表明，國家首先實施的是排污申報登記制度，這在《環境保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中有明確的規定，其次才開始推行排放許可證制度。可以說，排污申報登記制度是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前提和基礎。眾所周知，排污申報登記制度不同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企業登記制度，因此，它的效力受到嚴重削弱。由于企業營業執照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的，因此，為了有效控制污染企業的“出生”，在實行“三同時”制度的基礎上對某些污染領域采取一定的措施。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加強飲食娛樂服務企業環境管理的通知》（1995年）指出：“新建、改建（含翻建）、擴建、轉產的飲食、娛樂、服務企業，有涉及污染項目的，應按環境保護法及有關行政法規，向當地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辦理環境影響申報登記或審批手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在審核企業登記申請和對企業的監督管理工作中，可以要求企業就污染及防治情況作出說明，發現有可能存在污染或已存在污染的，要及時向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通報情況。”明確提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應與環境保護部門合作，共同預防環境污染。但這些規定都建立在與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合作順利的基礎上。溫州市鹿城區采取與工商行政管理、消防、勞動、防疫等部門聯合審批的辦法，行使自己的環境污染評估權，效果良好。問題是，若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不執行這一方面的規定，可能出現辦理營業執照或年檢時環境保護部門無力干預的狀況。而排放許可證的年審，不象工商執照年審那樣有強制力。有的地方也嘗試著另外的辦法。從2000年10月始，杭州市環境保護局與市計委、經委、建委、規劃、土管、工商等17家部門實行聯合投資項目審批一條龍服務。杭州市將投資項目審批的政府部門安排在同一地點辦工，也把環保部門納入，這對環保部門的事前管理是有效果的，也便于處理好與其他職能部門，尤其與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關系。當然，所有的制度都有可能會發生變化，最好的辦法是，把相關職能部門共同處理環保事務的有關規定，不僅僅體現在部門規章中，而且應在法律法規中加以明確。
不少排污單位在申報登記之前已經在生產，這在浙江溫州、嘉興的鄉鎮企業最為明顯。當然，如果排污單位超濃度或超總量排放，就面臨著罰款和限期治理的處罰。國務院的《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2000年）規定，縣級以上地方政府環境保護部門根據總量控制實施方案，審核本行政區內向該水體排污的單位的重點污染物排放量，對不超過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發給排放許可證；對超過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限期治理，限期治理期間，發給臨時排放許可證。在這里，已經將排放許可證制度與限期治理制度相聯結。只有符合達標排放的排污單位，才能領取到正式排放許可證，而沒有達標的排污單位處于限期治理階段，只能領取臨時排放許可證。
（三）在側重點的選擇上，飲用水源的強管制與一般水源的軟約束
一般來說，一旦涉及到當地飲用水源的污染問題，各地都會采取強管制的方式，在城市地區，重點保護的是飲用水源。上海市政府對黃浦江上游水源保護十分重視，對水源保護區的198家重點企業全部實施了排放許可證制度。針對飲用水源污染問題，有的地區還出臺了局部性水域的地方性法規。如1990年上海市通過了《黃浦江上游水源保護條例》。1993年2月杭州市政府《杭州市苕溪水域污染防治管理規定》，1996年杭州市人大常委會通過，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批準通過《杭州市苕溪水域水污染防治管理條例》，規定：“污染物排放管理實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環境保護部門根據苕溪水域地面水環境質量標準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限值對排污單位核發排污控制證，排污控制證由杭州市環境保護部門統一制定。……對責令限期治理的，在限期治理期間必須嚴格按照排污控制證規定的要求排污；對責令停產治理的，在治理期間不得排污；對責令關閉的，應停止生產，吊銷排污控制證。”在這里充分反映出對水源保護區實行的是強制性的管制，對排污單位的進入作出了禁止性限制，而對一般水源的管理，實行的是誘導性的管制，大都以收繳排污費和實施污水處理為主，屬于軟約束。這兩種許可證在實際上是有嚴格區別的。前者管理力度強，涉及到居民的生活用水和社會的穩定，行政措施到位率高。而后者則沒有這種要求，往往使管理流于形式。
在討論排放許可證制度時，切不可忘記現實生活的殘酷無情。在對浙江省有關市縣調查后，人們發現許可證制度事實上處于“名存實亡”的境地。
一是嚴格按規章制度發放許可證的市縣比例不高。在調查的八個市縣中，就有五個沒有按規范操作，見表一。
浙江省按規范發放許可證的有關市縣分類（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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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規范發放許可證的市縣|溫州、杭州、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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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規范發放許可證的市縣|金華、嘉興、海寧、瑞安、平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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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發放許可證的數字與實際排污企業數差別太大。溫州市（不包括區，只統計市本級）96年開始發放污染物許可證，97年到99年的統計數字包括正式許可證和臨時許可證，共316個。據有關領導直觀的估計，領取許可證的排污單位僅占排污單位總數的20%左右。那就意味著許多排污單位根本就沒有到環保局領取許可證，但仍照樣經營與生產。
三是有的市縣根本就沒有真正落實過這項制度。瑞安市從96年開始實施許可證制度，但只發放不超過40份的臨時許可證，從97年到2000年間基本上沒有發放過許可證。
當然，得出許可證制度“名存實亡”結論的更為充足的一個理由，那就是，現行的排放許可證制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排放許可證制度。排放許可證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制度變遷，使原先設計的制度安排發生重大的變化。
行政許可是指行政主體根據行政相對人的申請，經審查依法賦予行政相對人從事一般法律所禁止的權利和資格的行為。按照行政法的基本原理，結合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實際狀況，人們可以得出以下六個方面的判斷：
1、許可應該是依申請事先批準，而不是事后核查。現行的許可證制度僅僅是一種事后同意，沒有事先的批準。排污單位在水污染物排放之前根本就沒有向環境保護部門提出申請，而只是在事中或事后才由環境保護部門消極被動地去監督，這在農村地區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中尤為明顯。
2、許可是一種賦予權利的活動，應該賦予相應的權利。但現行的許可制度沒有做到這一點，排污單位沒有合法的排污權。在實際過程中，國家只是默認這種權利而已。
3、許可應該是賦予的特殊性權利，因此，發放的許可證應該受到嚴格的數量限制。目前，環保部門所發放的排污許可證不受數量限制。
4、許可應該建立在審查手段確定這一前提下，而不能建立在不確定的結果基礎上。從上述得知，排放許可證制度基本步驟有四：一是排污單位申報；二是當地環境保護部門審核批準；三是發放排放許可證；四是監督管理。其中第二個步驟審核批準的依據是什么，這很重要。排放許可證制度剛推行時，審核的依據是濃度控制，后改為總量控制。（農村地區仍是濃度控制）。但現在的問題是，在農村無法做到總量控制，只能根據濃度控制，即使在城市地區，其總量控制也難以確定每個排污單位到底排放了多少污水。因為現行的監測手段做不到這一點。這樣，發放的許可證實際上是建立在審查手段不確定的基礎上進行的。
5、許可是一種審批行為，因此，它會產生批準或不批準兩種結果。作為行政許可，它以“禁止義務”的存在為前提。義務分兩種：作為義務與不作為義務。禁止義務屬于不作為義務。行政許可不是對一般義務的免除，而是對禁止義務的免除。如果沒有禁止義務，也就無所謂行政許可。排放許可證應該以禁止一般單位排污為前提，如果只存在批準，不存在不批準，事實上就與政府確立許可證制度的本義相違背。
6、許可是一種要式行政行為，一般要求許可證有統一的格式，而排放許可證格式不統一。盡管國家環保局規定水污染排放許可證要有統一的格式，國家環保局也提供過統一的排放許可證的書面格式，但沒有要求統一印制，結果，各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制作許可證格式。盡管許可證所反映的具體內容大同小異，但名稱上就存在著不同。有的是許可證，有的是注冊證，如浙江金華和嘉興。
考慮到排放許可證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的困難，無法真正按照許可證的要求來推行，所以，有關市縣（如金華、嘉興，包括下屬縣）在放棄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同時，就發明了另外一種制度形式，那就是注冊證制度。
注冊證制度的基本內容如下：1、注冊證制度規定，排污單位排污不需要由環保部門批準或許可，排污單位只是向環保部門注冊，然后就表示排污單位的合法存在。這種注冊實際上就是行政確認，而不是許可。許可是環保部門對排污單位申請的事先批準，而確認是事后同意。當然，其排污費、超標超量排放費仍要按規定交納。2、由于環保部門對排污單位排放污水總量難以核定，因此，采取排污單位自報或環保部門根據排污單位用水量或用電量來折算出一個概率值。對于濃度控制的排污單位，濃度的比例由排污單位自測或環保部門抽檢所獲得的數據確定。3、根據排污單位申請或備案，環保部門就發給注冊證，不受數量上的限制。也就是說，任何排污單位都可以拿到注冊證。
通過以上的分析，結合許可證理論的規范與許可證實踐的操作，我們認為，現行的許可證制度僅僅是一種注冊證制度，沒有達到由環保部門行使真正管理權力的狀態。現行的注冊證制度是水污染物排放管理最初步的管理，尚需依托相關的管理內容與規范，才能進入到真正的許可證制度。即制度變遷將呈現的趨勢是：第一步，排污企業先注冊，環保部門備案后就發給注冊證；第二步，排污企業先申請，環保部門核實審查，再由環保部門批準同意或不同意核發許可證。可以肯定，這種許可證制度，一方面不完全具備規范性許可證制度的本質特征，但同時又具有許可證制度特殊的具體形式。這樣，現階段的許可證制度實際上屬于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具有承上啟下的特殊價值和意義。
二、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政府管制失靈
如何處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世界各國有不同的做法。象日本和匈牙利實行的是“目的一元論”，這些國家的環境法律規定，環境保護法的唯一目的是保護人群健康。因此，一旦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總原則相抵觸時，人們除了選擇環境保護外別無選擇。不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實行的“目的二元論”，即既保護人體健康，又促進經濟發展。[6]
中國是后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必然把保護人體健康與經濟發展有機結合起來。但不管怎樣，政府對于已經產生污染的企業管理來說，事實上仍走上了一條“先污染”的道路，沿襲著“后治理”的舊模式。
我國經濟發展以粗放的外延發展為其特征，通過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實現經濟的較高增長。因此，對于環境公共物品的自然保持只有一個底線，就是不以嚴重影響人們的基本生活和降低生活質量為界。各地在發展經濟過程中，不論是損耗資源型的產品，還是損耗環境型的產品，只要能取得一定的經濟效率就能得到政府的鼓勵與百姓的歡迎。
制度變遷的需求產生于內在變量與外在變量的雙重作用。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內在變量指制度本身安排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程度，外在變量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所面臨的社會生存與社會發展的壓力。據上所述，排放許可證制度在內在變量方面已經存在著制度安排設計上和技術上的漏洞，外在變量上更與制度原設定的目標大相徑庭。當然，任何制度都會出現不足，這是正常現象。“把制度搞正確是一個困難的、耗時的和引發矛盾的過程。這個過程既需要能在文化上被認同的規則，又需要有關于時間變量和空間變量的可靠信息。[7]”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尷尬，主要原因在于制度需求不足，制度供給困難，內在變量與外在變量發生變異，最終導致政府管制失靈。
（一）制度安排的需求不足。對排放許可證的需求不僅對排污單位來說沒有強烈的依賴性，而且對政府環境保護部門來說也嫌底氣不足。
1、排污單位需求不足。環境是公共物品，任何人都可以享受，但沒有人愿意承擔治理成本。正如布坎南所言，每一個理性人，都是以獲取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其宗旨和目標的。這樣，針對水污染物排放問題，就排污單位本身而言，最好的處理辦法是只管排放而不管治理，只要獲取所得，不支付任何成本，這是最佳的選擇。不過，如果聽任排污單位自以為是，為所欲為，那么，人類就無法再繼續生存和發展，公有地的悲劇必將發生。[8]這時候，作為公共事物的管理者-政府被迫對環境污染進行管制，約束人們的生產與經營活動，保護環境。既然政府加入了對環境的管制，排污單位就被迫交納相應的排污費和超標超量排污費，但排污單位的環境保護意識卻沒有相應提高，認為交納排污費和超標超量排污費后，排污單位就已經履行了保護環境的義務，有的還對環保部門污染物申報登記工作不配合。1996年1月1日，湖北省環境保護局向鐵道部第四勘測設計院等16家企業事業單位發出排污申報登記通知書及排污申報登記表。3月1日又發出催報通知。各排污單位均逾期未報。湖北省環境保護局于1996年6月18日分別對各排污單位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認定其行為已構成“拒絕申報”，并分別對其罰款3000元。[9]
對治污設備的興建也持消極態度。這與企業發展預期與貼現率高低有關。大中型企業與小型企業對預期與貼現率態度是有差別的。大中型企業對企業發展有較高的預期，因此，重點放在企業長遠的發展利益上，不僅僅著眼于追求近期的貼現率。小型企業則有所不同，它對未來的預期收益評價較低，對自身的生產與經營狀態沒有長期的發展計劃，囿于近期利益，因此，對近期的預期收益評價較高，這導致小型企業關心的僅僅是近期的貼現率，其直接后果便是這類企業行為的短期化。顯而易見，大中型企業對興建治污設備行動積極，小型企業持觀望拖拉的消極態度。而且，治污設備的投入也是一筆較大的開支。據市場調查，自動監測設施，即便最低的國內產品也需要花費每臺4萬元，而且性能不穩定。國外的產品價格更高，每臺10-20萬元不等。比較而言，大中型企業對高性能的治污設備需求可能會迫切得多，對投入舍得花錢，財力上也能夠承擔；對小型企業來說，沒有企業存在的穩定性需求，談不上長遠利益的考慮，而且購買價格不菲的設備，畢竟是一筆不小的成本開支，費用承擔上較困難，這樣，小型企業對自動監測設備的內在需求不足。
當然，低層次的排污單位對許可證臨時應景式的需求還是存在的。如有的排污企業（在浙江省瑞安市）在從事國際貿易時，為了使外商感覺到它是合法企業，做貿易伙伴較安全可靠，出于這樣的動機，才主動地向環境保護部門“索要”許可證。有的排污企業由于是“五小”企業[10]，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時需要環境保護部門的證明，企業才被迫來向環境保護部門申報。象這些需要許可證的，并不是治理本身的需要，而僅僅是在國際貿易與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企業登記與年檢壓力下被迫領取的，是一種非自愿的行為。
2、社會公眾的需求不足。眾所周知，新辦企業的產生在本區域內肯定會形成一定的資金流、物資流、人力流與就業流。隨著生產、銷售服務的規模化，運輸業發達，帶動了第三產業如飲食業、賓館業的發展，有的地方還出現交易市場，如浙江溫州皮革市場、紹興柯橋中國輕紡市場、嘉興皮衣市場等。很明顯，當地排污企業在增加就業與提高經濟收入方面對本地居民有較大的吸引力，因此，社會公眾對環境保護方面的需求相對顯得不足。盡管《環境保護法》中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不過，社會公眾對環境污染的容忍程度與環境污染對生活造成的損害程度有密切關聯。也就是說，對生活與生產損害程度較低，沒有產生直觀的副作用，社會公眾對環境污染的包容在容忍程度范圍內。正像美國學者所言，人們如果被迫為獲取生活必需品而不停地奔忙的話，人們可能無暇或無意顧及污染問題。可是，在生活逐漸富裕的社會里，教育水平、生活條件和個人利益直接損害程度都會有助于引起人們對環境污染問題的關注。[11]一旦無法容忍或直接損害了個體利益，有關居民首先就會與排污企業交涉，如果交涉無效，就會考慮投訴，向環境保護部門或新聞媒介或通過區長熱線、市長熱線等投訴，反映社會公眾對環境污染的不滿，有的提出制止污染或索賠要求。
不管怎樣，從總體上說，不論是排污企業，還是生活在污染源區域的居民，都對排放許可證制度缺乏足夠的認識，也對排放許可證制度的有效性感到懷疑。
3、政府需求不足。政府與制度存在著一定的依存度。政府需要制度來維護秩序，而制度又需要政府加以完善與落實。但在實際工作中，政府與制度間并不是系統平衡的，有時政府可能會出于主觀上的原因，對制度建設本身顯示出需求不足。在環境保護領域，相當多的一級政府或環境保護部門對環境保護制度缺乏需求，具體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沒有直接自身利益需求。剛一開始發放排放許可證時規定可以收取一定的成本費，一般每本收取20到30元不等。成本費中應該既包括印刷的成本費又內含發放的勞務費，而現行規定不能收取此類成本費。這樣，不僅許可證印制的成本要由環境部門內部承擔，而且連勞務費也無法獲取，對環境保護部門來說，失去了發放許可證的利益沖動。
二是怕影響當地經濟發展和官員升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始終將經濟建設作為其中心工作，只有到“九五”時期才將可持續性發展作為政府工作目標的一部分，不過與經濟建設相比較，還是處于主流與支流的關系。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制度安排，憑借其較大的影響力左右著政府收入與分配狀態，直接關系到資源的有機配置效率。對地方政府來說，這種以經濟效率為中心的制度安排創造的機會大大超過因創造這些機會而支付的單純經濟成本，則被認為提供了凈利益，而不考慮環境成本，或忽視環境成本。相反，由于保護自然環境，而沒有出現經濟的有效發展則被認為是引起了凈損失，在經濟發展中往往處于劣勢。在評價政府管理行為時，眾多政府較多地注重當地經濟發展速度、國民生產總值和居民生活水平程度。據統計，鄉鎮企業在溫州市工業經濟中占有較重要的地位。1997年全市鄉鎮工業總產值達819.23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1242.40億元）的65.94%.[12]這對溫州市政府來說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財政稅收來源高度依賴鄉鎮企業，沒有鄉鎮企業的發展，就無法保證政府管理所需龐大開支的財力支持，另一方面鄉鎮企業往往又是污染大戶，影響當地水、氣資源環境。如果一旦關停大量污染企業，對當地稅收會有較大沖擊，而且對當地經濟持續發展與社會穩定也會有負面影響，這是地方政府所不愿看到的結局。從這方面觀之，地方政府對環境污染所采取的被動消極態度不足為怪。
其實，在一級政府與環境保護職能部門之間，對環境保護的態度不可相提并論，兩者之間是有差別的。環境保護部門出于職能動機的推動往往會采取一些措施治理污染，但一進入一級政府層面，阻力就會逐漸增大。根據《環境保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規定，關停并轉的權力在一級政府，而不在環保部門。對造成環境嚴重污染的企事業單位，能夠采取限期治理措施。由于限期治理是一種具有強制性的行政措施，而且還有相應的法律后果，因此，對排污單位影響較大的，法律規定了較具體的報批程序：中央或省級政府直接管轄的企事業單位的限期治理，由中央或省級政府決定；市、縣或市、縣以下政府管轄的企事業單位的限期治理，由市、縣政府決定；對經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務的企事業單位，責令停業、關閉，由作出限期治理決定的人民政府決定。一般來說，環境保護部門對治理污染有強烈的職責意識，但一級政府可能會過多考慮地方經濟發展和政府官員升遷的因素。[13]因為，在中國政治權力安排過程中，越來越反映出一種趨勢，那就是地方政府官員的提升與當地經濟發展是成正比例關系的，地方經濟發展了，地方官員升遷和進京做官的機會就會增大。這是中國地方政府從傳統的“服從中央型”向現代“政績顯示型”轉化的一個很重要的標志。
而且，環境保護部門在一級政府組成部門中的排名相對較后，其行政地位不高。在中央政府中，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屬于國務院的直屬部門，不少地方政府環保局在地方政府職能部門的排名序列中也較后。溫州市政府有45個局級機構，市環境保護局列15位。一級政府對環保不夠重視以及環境保護部門地位較低由此可見一斑。鑒于一級政府掌握著限期治理和關停并轉的批準決定權，所以水污染嚴重而得不到有效治理，或治理后又回潮的，其責任更多的應該在一級政府上。也就是說，政府需求不足的主體首先應該是一級政府，其次才是環境保護部門。
（二）制度安排的供給不足
制度變遷的供給依賴于制度設計的“成本”以及尋找可選擇目標的知識基礎。設計制度的政府，盡管環境保護意識觀念在逐漸增強，但在制度安排上仍缺乏周全的思考，甚至正是由于這種制度安排上的某些缺陷，使整個制度出現較多的弊病，無法在實際執行中產生出高效率。
1、法律規范供給不足。我國由于地域遼闊，各地自然條件、經濟發展狀態與環境污染程度存在著較大差別，國家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不能一刀切，只能對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作出規定，不可能涉及到非常具體的細節。現較突出的問題是，能夠對各項具體制度安排產生較大影響的基本制度沒有從法律法規上得到保障。《環境保護法》與《水污染防治法》都沒有具體規定許可證制度。1989年的《環境保護法》規定“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必須依照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的規定申報登記。”這可以理解為是排放許可證的低級形式。[14]1990年12月《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提出各級環境保護部門要逐步推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和排放許可證制度。由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的《工業污染源監測管理辦法》（1991年）中規定：“對企業發放或更換‘排污許可證’時，對其所申報的污染物排放設施和處理設施必須經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環境監測站的核查監測合格，否則，不予發放或更換。”國務院于1989年批準并由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的《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明確規定，排污許可證制度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環境保護部門另行制定。這是對《水污染防治法》的一個重要補充。顯然，國家法律法規對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規定幾乎是空白，但作為行政規章的規定還是有的。國家環境保護局總《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管理暫行辦法》（1988年）規定：“在污染物排放濃度控制管理的基礎上，通過排污申報登記，發放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逐步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并在該辦法中第一次把“排放許可證制度”單獨作為一章來規定，1990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關于下發排放水污染物許可證和申報登記表的通知》提出排污單位在排污申報登記的基礎上，向當地環保部門申請排污許可證。1993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工作的幾點意見》，要求開發區污染物排放要實行總量控制與集中治理。在總量控制的原則指導下，對開發區內新建項目污染物排放實行合理分配，并積極推行排放許可證制度。直到2000年3月，國務院在《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上才有新規定：“向水體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必須向所在地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部門提交《排污申報登記》。……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部門根據總量控制實施方案，審核本行政區域內向該水體排污的單位的重點污染物排放量，對不超過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發給排污許可證；對超過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限期治理，限期治理期間，發給臨時排污許可證。具體辦法由國務院環境保護部門制定。”不過對于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的規定，不像《固體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中明確規定實行許可證制度。[15]這樣，就產生兩大問題，一是行政法規沒有法律的權威性，在執行中可能會遇到困難；二是對許可證制度的規定缺乏操作性，沒有具體的步驟與措施。國家立法主要針對的大型企業，對小型企業的操作性與有效性顯得差一些。而且，對地方環境保護部門來說，僅有國家和政府的法律法規不行，應該有地方性法規來保證它的實施，以加強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力度。目前，省一級有關許可證制度的地方性法規沒有出臺。
2、配套的技術規范供給不足。環境保護法律規范需要通過制定相應配套的技術規范來實現。如環境保護制度的建設項目“三同時”審批，就涉及到大量的技術規范；環境噪聲污染源防治與規劃布局空間距離有密切關系；水污染物排放去向與受納水體不同，對技術標準要求有別[16].目前，國家環境保護部門單一性的技術規范已經大量存在，但相配套性的技術規范有機銜接的較少。環境保護制度這方面技術規范供給的不足，容易產生執法上的隨意性和制度本身的不嚴密，使環境保護制度缺乏操作性，易使基層環境保護部門在實踐中無從著手。
3、排污收費標準供給不足。由于現行收費標準大大低于治理設備運行費用，遠離經濟價值規律，失去經濟手段的懲罰作用，不利于對污染的有效控制。
4、政策規范供給不足。為了有效抑制污染惡化，一方面需要政府采取嚴厲的管制辦法限期治理污染嚴重的企業，另一方面應制訂配套政策規范，大力發展質量效益型、科技先導型、資源節約型的環境保護產業或企業，實現環境資源與人力資源、財力資源的優化組合與高效利用。目前，政府對環保產業或環保產品生產企業支持與扶植不夠，又無法做到優化產業結構和工業布局，反映出政策規范供應的嚴重不足。
三、對策措施：政府管制、市場機制與公民社會有機一體
對水污染物排放管理問題，政府應該健全法律規范，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同時，又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通過經濟收益與成本之間的核算，用市場機制的辦法完善排放許可證制度，同時，要加強公民環境保護意識的教育，通過有效手段調動社會公民參與環境保護的積極性。當然，僅僅憑政府管制與市場機制單一因子無法徹底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只有使政府管制、市場機制與公民社會三者的有機合作，才能從源頭、源流和終端三者上真正解決水污染物排放問題。
（一）健全法律規范
為了提高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的權威性，加強制度的嚴肅性，應由國務院頒布《排放許可證制度條例》，對有關重大制度作出具體的安排。地方尤其是省級政府或省級人大也應制定相應的《排放許可證制度條例》，以規范本區域內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具體執行與落實。
（二）制訂嚴密而符合實際的政策措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
1、針對大中型企業與小型企業的實際情況，制定相關的差別政策。對大中型排污企業，政府可采取提供低息貸款或無息貸款等措施支持它購置自動監測設備，盡量購買性能穩定、監測準確的設備。對小型排污企業，政府可采用區域排污集中處理的辦法，如平陽水頭鎮興建的大型污水處理中心，集體分攤相應成本。同時，考慮到小型企業的排污量和濃度的測算存在著不穩定的情況，環保部門可以模擬體育比賽常用的興奮劑檢測手段-“飛行檢測”進行監測，以體現公平性與公正性，一旦查實有關排污企業有超標超量排放的，應加重處罰。
2、提高排污收費標準。環境管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對環境污染的控制。按照誰污染誰負責承擔成本的原則，這些污染者應該支付由它們的污染而產生的額外處理成本。對排污單位一定要在經濟上采取嚴厲的給付政策，提高排污收費，尤其要提高超標超量排污的收費，使環境污染成本逐漸做到內部化，使排污終端制度安排有所成效。[17]
3、實行有償且限額發放排污許可證。對自然環境而言，污染單位越多，對環境的破壞作用越大。政府既然在排污的終端規定了相關的收費制度，那么在排污的始端也應該作出限制進入的安排，以保護環境不受過多污染單位的侵擾。這種限制進入制度安排可以體現在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的有償且限額發放上。政府可以通過競拍的制度安排，使排污許可證從一開始就內含價值，獲取排放許可證的排污單位應支付相應的成本代價，而且獲取時也不是無限獲取，應該有限發放。這方面可以參照城市出租車運營投放數量限制辦法，用競拍方式來決定其價格。
4、探索排放許可證的交易制度。既然排放許可證是一種排污權，那么，它也就是一種產權，就可以按照市場法則進行轉讓或拍賣，政府只能在制定交易規則上加強管理，沒必要在排污權的交易價格上進行干預。排污權的“成交價格必定界乎高成本與低成本之間，這樣的價格必定能被雙方都接受，而且雙方都通過排污權的交易獲利。所以排污權的交易不必由政府從中撮合。”[18]目前，北京環境與發展研究會同美國環境保護基金（EnvironmentalDefenseFund，USA）合作，在遼寧省本溪市和江蘇省南通市開展排污權交易的試驗。杭州市也有意向進行這方面的試點。由于排放許可證發放時沒有收取資源使用費，這樣，許可證交易后所得的歸屬問題就成為人們爭論的話題。這實際上涉及到資源初始分配權的問題。一種觀點認為，排污單位獲取排放許可證后，就獲得了它的所有權，因此，交易后所得應該歸屬出讓方；另一種觀點認為，排放許可證發放是資源配置權的發放，通過發放活動，使排污單位優先擁有了資源，但排污單位擁有的僅僅是資源的使用權，不是資源的所有權。鑒于排污單位在領取排污許可證時沒有付出任何初始的成本，因此，交易后所得應該歸排放許可證發放的政府所有，交易后所得也是國有資產的一部分。浙江金華某縣級市于2000年下半年進行了這方面的試點，一化學工業公司欲購買一化工企業的排放許可證，其價格是每噸排污量為5萬元，共6噸，計30萬元。由于環境保護局領導班子調整，再加上交易后所得歸屬棘手，一下子難作決斷，這一交易行為只得作罷。可見，市場力量與社會力量已經在迫使政府管理部門盡快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出發，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排放許可證交易之路，妥善處理好許可證交易所得的歸屬問題，從而產生既能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增加國家對環境保護的投入資金，又能使許可證轉讓方有利可圖，啟動市場的逐利動力，促使市場發展活力的效果。
（二）確立公民參與環境保護的監督制度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認為“如果沒有一個明智的政府的積極促進，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有經濟進步，……另一方面，也有許多政府給經濟生活帶來災難的例子，以致于要寫滿幾頁警惕政府參與經濟生活的話也是很容易的。”[19]這一段話告訴人們，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盡管有其積極作用，但其在一定條件下也會產生副作用。實際上，政府在環境保護過程中的作用也是特定的，不是無限的。市場機制只能發揮經濟本身的作用，無法解決人們觀念的調整與彌補排污許可證制度本身的缺陷，再加上環境資源公共物品與行為外部性兩大特點，市場價格只能反映局部性私人成本，不能充分反映全部整體性成本，這樣，導致經濟行為失去制約，產生市場失靈。
為了矯正兩者的不足，需要充分發揮公民社會能動性的參與特點，加強對環境污染單位個人和群體的監督，利用公民社會的自主力量，確立起公民社會參與環境保護的監督制度，彌補政府管制與市場機制的不足。
這方面的監督制度隨著創建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市活動的開展已經在部分城市中逐漸形成。如浙江富陽和杭州先后于2000年、2001年開展環境違法行為公眾有獎舉報制度。根據杭州市環保局2月12日的有獎舉報通告（第一號），市民對環境違法行為舉報踴躍。據最新統計，環保有獎舉報中心已接到舉報電話279件，屬“工業企業水污染有獎舉報”范圍的有23件，已查明18家單位為污水超標排放，處罰金額總計約37萬元，已有10位舉報人領取了1000元的獎金。[20]考慮到政府管理人員少和管理手段的局限，無法及時了解排污單位的違法信息，同時，公民關心公共事務需要時間、精力甚至包括金錢上的投入和開支，因此，推行有獎舉報制度有利于解決政府管理不力與公民參與不夠之間的矛盾。通過這一制度進一步促使公民關心環境保護，關心社會，提高公民自治與自律的能力，彌補政府治理不足，推動政府積極主動地做好環境保護工作。
總之，通過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考察，我們認識到環境保護制度是一項政府管制制度，它可以在適度的范圍內獲取最大效果，但這種效果是有限度的。可以說，不僅是環境保護制度本身存在著缺陷，而且政府管制本身也有失靈的地方，甚至這種失靈比市場失靈的后果更嚴重和更可怕。這就需要借助市場機制本身的力量來彌補政府管制的不足。事實已經有力地證明，市場力量與政府力量最終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只有憑借社會力量，即通過公眾群體的努力，才能使環境保護真正發揮出社會自主的力量。環境保護是每一個社會成員應盡的職責，同樣也是應盡的義務。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權監督污染單位的排污行為，督促政府采取措施使排污單位做到污染成本內部化。
通過政府、市場與社會的多方努力，并且實施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政策措施，才能使環境保護制度真正趨向成熟。
注釋：
[1]本課題是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資助的“政府體制改革”研究項目子課題的研究成果，在此特表謝意。感謝茅于軾、鄭易生、時和興等先生對本文的初稿提出了非常有價值的意見。
[2]徐家良，浙江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Email：xujial@
[3]本報告對調查地所進行的僅僅局限于制度實施有效性的分析，并不包含對調查地環境保護工作的優劣評價問題。
[4]祝興祥等編著：《中國的排污許可證制度》，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頁。
[5]這里暫且將與發放許可證不同名稱的發放注冊證的金華、嘉興列入不規范分類中。規范是指能夠按照有關規定每年正常發放許可證的，包括臨時許可證，若有一年沒有發放，就算不規范。
[6]王燦發編著：《環境保護四法一條例詮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7][美]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30頁。
[8][美]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83頁。
[9]國家環境保護局政策法規司編：《中國環境保護法規全書》，化學工業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頁。
[10]“五小”指小制革、小電鍍（小煉焦）、小造紙、小印染、小化工。
[11][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決策》，華夏出版社1990年，第78頁。
[12]溫州市1999年軟科學研究項目：《溫州市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經濟損失研究》專題之二“環境污染經濟損失研究”，溫州市環境保護設計科學研究院（1999年12月）。
[13]瑞安市1999年限期治理時，準備關閉三個電鍍企業，但上報到瑞安市政府法制局后遲遲不見回應，最后不了了之。
[14]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秘書處、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環境與發展研究室編：《中國環境資源政策法規大全》，中信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9頁。
[15]《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1995年）規定，“確有必要進口列入前款規定目錄中的固體廢物用作原料的，必須經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對外經濟貿易主管部門審查許可，方可進口。”“從事收集、貯存、處置危險廢物經營活動的單位，必須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申請領取經營許可證，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16]金華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金華江流域水環境季節容量的研究”（總量控制研究課題鑒定、排污許可證試點工作驗收材料之四），1990年5月。
[17]茅于軾：“造路用地和排污付費”，《中國21世紀城市交通可持續發展》，瓊斯基金會、天則經濟研究所，1999年9月。
[18]茅于軾：“排污權交易”，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網站，1998年7月15日。
「摘要《行政許可法》是行政程序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對行政許可進行立法是我國的特色，它設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和規則，其中告知、聽證制度成為一項核心制度，它彰顯了公民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的主體地位，在這些制度和規則中，特別值得關注是對利害關系人的權利保護制度。由于現實的復雜性、立法的局限性，該制度的的不足也日益顯現，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解決的關鍵就在于正當法律程序的確立。
「關鍵詞：行政許可聽證正當法律程序《行政許可法》是繼《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和《行政復議法》之后，對行政權力行使加強規制、對公民權利予以充分保護的又一部重要法律，被學者們稱為行政程序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其重要性體現在它不僅在行政許可領域為行政機關設立了較規范的操作步驟，而且引入了正當法律程序以切實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國通常將行政許可分為五種類型。第一種被稱為一般許可，它涉及到安全、環境、調控而需要批準的事項，它的性質是公眾事先有這個權利，只是國家為了管理，將一般性禁止作為從事其些行為的前提。第二種被稱為特許，我國憲法規定公有資源、自然資源的所有權主體是國家，一般社會公眾個體不擁有天然的權利，因此，這種開發利用權的轉讓是一種特別許可。第三種被稱為認可，指提供公共服務并且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職業、行業，需要具備特殊信譽、特殊條件、特殊技能等資格資質的事項。這里的資質和能力不是行政機關賦予的，而是主體本身就有，只是需要行政機關予以承認。第四種被稱為核準，指對一些特定的物（設備、設施、產品、物品）進行檢驗、檢測、檢疫，以確定其是否符合技術標準和技術規范，其性質是將物與一個參照標準進行比照而予以審定。第五種被稱為登記，指企業或其他組織的設立需要確定主體資格的事項，原則上講只要主體具備條件即可獲得許可。因此，行政許可的范圍是廣泛的、內容是豐富的，它涉及到眾多的行政領域和部門。一、許可—管制中的利益現代行政管理模式歷經著幾個變化的階段，從十九世紀的“夜警國家”到二十世紀初的“全能政府”再到二十世紀中后期的“有限政府”，這幾個階段體現了政府行為方式的轉變。政府行為方式指的是行政的規則，而行政的規則在很大的程度上主要是行政許可問題。[①]在不同的行政管理模式背景下，行政許可制度有著較大的區別，從世界范圍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強化管制是主流，20世紀80年代以后，國際上出現了放松管制的浪潮，這種放松體現在政府的管制范圍、管制力度、管制方式受到嚴格的限制，也體現了相對人或利害關系人的權利更加得到尊重和保護。行政許可制度的社會效果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許可是對社會進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它和行政處罰等手段相比，具有諸多的優越性，因為它是一種事前的監督和規范，可以提前將相對人的行為納入進監管的視野，減少了行政相對人違法的概率，另一方面，它的缺點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許可的前提是自由受到限制，故而許可設定的越多，公眾的自由就越少。因此，行政許可事項的設立，體現著國家對公民權利進行保護與限制的權衡，需要加以限制的事項，往往是可以獲益的事項，無論許可的性質是“普遍禁止的解除”，還是“特定權利的賦予”，其核心都是社會主體對其種資格的期待。既然需要管制，往往意味著對資格的需求量要大于給予量，資格的取得也就意味著獲取利益的可能性，因此，行政許可對社會公眾而言，就是利益的分配。一項行政許可的法律后果關系到眾多相對人、利害關系人的權利與義務，因此，我們說行政許可是管制中的利益。從前述五種行政類型來看，許可會在社會上形成不同程度序的競爭局面，特許最強，一般許可次之，認可、核準、登記較為寬松而且從理論上講甚至是沒有數量的限制以致于不會產生競爭。但從我國當前的許可制度來講，設定許可的目的就在于管制，絕大多數許可都存在著數量限制，廣泛地影響著社會公眾的公平競爭權、相鄰權、環境權等等。享有上述權利的人我們通常稱之為利害關系人，對利害關系人權利的有效保護，無疑是正當行政許可制度不可回避的課題。二、利害關系人的權利保護范圍作為一部較好體現民主意識的法律，《行政許可法》確立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和規則，其中告知、聽證制度成為一項核心制度，它彰顯了公民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的主體地位，在這些制度和規則中，特別值得關注是對利害關系人的權利保護制度。《行政許可法》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七條規定“行政許可事項直接關系他人重大利益的，應當告知該利害關系人。”、“行政許可直接涉及申請人與他人間重大利益關系的，利害關系人享有聽證的權利”。這里的利害關系通常表現為相鄰權、競爭權、環境權。在行政許可的過程中，對非行政相對人所主張的相鄰權、競爭權、環境權的保護機制，一般有兩種，一是行政機關主動考慮相關因素后，理性的作出決定，另外就是為行政機關設定一定的義務，用義務來保障權利的實現。第一種機制存在的前提是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具有高度的理性，能自覺地、主動地避免錯誤的發生，但社會常識告訴我們，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第二種機制則是理性社會的通常手段，以可能出現錯誤為前提，為行政機關設定義務的機制，而告知、聽證制度就是為行政機關設定預防性機制，將其對利益的分配置于陽光之下。為保障公眾權利，《行政許可法》為行政機關設置了一系列的義務，在這個制度設計中，對相對人（許可申請人）的程序性保障，對其優缺點進行判斷在理論上沒有多大的障礙，但對于利害關系人（相鄰權人、環境權人）的程序性保障，有著很大的伸縮空間。該法條的用語是“直接關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請人與他人間重大利益關系”，其中“直接”、“重大”均是對程度的表述，與其相對應的詞是“間接”“、輕微”，二者之間的界限怎樣劃分？標準何在？立法上的模糊用語往往導致自由裁量的出現，既然是義務就意味著約束，而趨利避害又是人的本能，這種情況下，很多利害關系人對有關行政許可事項往往沒有被告知，更沒有稱述、申辯的機會。因此，就告知、聽證問題為行政機關設計剛性的義務性規則是發展和完善《行政許可法》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三、利害關系人的權利保護機制我國的《行政許可法》在制定、頒布之時有很多頗具特色的地方，近來，很多學者視告知、聽證制度為《行政許可法》的核心制度，同時也指出：告知、聽證制度尚不完善，保障聽證制度的落實還需要進一步努力[②]，筆者認為，所謂保障與落實是指：告知、聽證制度不僅應當具備其應有的形式，更應當承載一定的內在價值，如此才能被稱為正當的行政許可制度。
對于正當的行政程序判斷標準問題，爭論久矣，功利主義分析法學派的先驅邊沁以“增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作為“衡量法律的好壞”的標準。[③]這種模式認為：程序的正當性在于結果的有效性，“只要結果好，過程也就是好的，過程的意義在于結果之中”[④]，之后的德沃金對此觀點有所修正，但仍是強調工具性重于其內在正義。這種絕對工具主義觀過分強調了程序立法的形式，而沒能體現對公民權利保護的內在價值，這種思想指導下的程序存在著大量的不正當程序。經濟分析法學的代表波斯納及20世紀七十年代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將經濟效益作為衡量程序正當性的標準，以各方利益之間的量化比較結果作為判斷標準，表面上看，它讓程序的正當性變得明確宜于操作，但它所欠缺的仍是正當性往往無法用算式計算。我們稱的正當性到底是什么呢？美國法學家羅伯特。薩斯于1974年首次提出了法律程序的獨立價值標準，貝勒斯、馬修相繼進行了深入地分析與論證，以美國憲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的內涵為基礎，提出正當的法律程序應當是具有正義性的，而正義性就是通過“平等、可預測性、透明性、參與”的程序“使人的尊嚴獲得維護”，[⑤]這種程序本位主義觀徹底地堅持和論證了程序正義的獨立性，賦予程序內在價值以全新的意義。但這種理論的缺陷在于將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推向另一個極端，極易讓程序變成繁文縟節而走上形式主義道路，它既可能讓當事人的權利受到限制，也有可能讓公共利益得不到維護。以上幾種判斷模式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行政程序的正當性進行了揭示，提出了很有見地并各成體系的思想，但均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片面化、絕對化的缺陷。這種缺陷表現在：單一的標準、僵化的規則無法對繁紛復雜的行政事務做出統一的要求，行政關系中時間、事項、相對人等因素的改變將導致程序正義向其另一面轉化。我們知道，行政程序約束的是行政機關而非民眾，這種約束機制的正當性應體現出民主、責任、法治、參與。現代行政的明顯特點是行政程序與實體總是相互交織、同時存在，這就要求我們要根據不同的行政目標、不同的行政過程判斷相應行政程序的正當性，既要反對程序工具主義又要反對程序本位主義，努力實現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辯證統一。高秦偉老師提出，正當行政程序的判斷基準應當包括以下四組參數的辯證統一：程序的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公平與效率、個人權利和公共利益、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程序對于任何一種價值的舍棄，都必須有足夠充分的正當理由予以說明，[⑥]并進而提出，以具備某些基本要素的最低限度的基本程序來保障程序的正義性，所謂基本程序是指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在程序保障與個案需求之間設立一些最低的標準進行調和，這種最低標準是確保程序正義實現的必要條件。這種最低限度的基本程序，就是我們熟知的自然正義、正當法律程序，對于“最低限度”的認識，學界的分歧也還是有的，二大法系的學者們都對最低限度的要素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三要素說”、“四要素說”、“五要素說”、“六要素說”都表明了“最低限度”的核心是告知、陳述、說明理由，至于在此過程中產生的異議及其解決機制，應當屬于后行政程序中的權利救濟問題。《行政許可法》將告知、陳述做為行政機關的義務、公民的權利進行了原則性規定，但對其適用范圍及其保障的程度（如是否應說明理由、異議產生的制約）未進一步規定，造成實踐中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余地過大，而過于自由的裁量往往造成權利保護的缺失、行政權力的恣意行使。如城市規劃行政許可中，公民申請建房許可時，相鄰關系人應否被告知？可否提出異議？對提出的異議行政機關應否給予說明？這就關系到建房能否被視為涉及申請人與他人間重大利益關系，實踐中，建設規劃部門往往不愿進行如此歸類而給自己帶來過多的麻煩。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許可中，非競爭人（原使用權人）可否提出異議？實踐中，掛牌出讓公告應當可以解決被告知問題，但原使用權人及其職工（享有劃撥土地使用權的單位職工）提出的異議往往不能被視為具有法律效果的陳述予以對待，不能當然的啟動告知聽證程序，不能產生阻卻行政許可進程的法律效果。又如在排污許可中，環保部門在審查排污許可申請時，往往只對申請人的條件進行審查，而該許可對相鄰權人、環境權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卻無法啟動相應的強制審查機制。在公益訴訟制度尚未建立的今天，由于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公眾無法了解行政許可的過程，更無法通過一個對抗性的機制來維護自己及公眾的權利，公眾的競爭權、相鄰權、環境權因缺少制度保障而往往受到漠視。許多觸目驚心的環境污染、國土資源的破壞、國有資產流失、城市規劃侵權事件屢屢發生，其制度根源即在于此。在種類眾多的行政許可領域，告知、陳述是正當許可程序中公民與行政機關權利義務關系的紐帶，而正當性則體現在將告知與聽取陳述并說明正當理由做為行政機關的義務予以強調，這是通過設定義務來保障權利的積極依法行政方式。當然，競爭權、相鄰權、環境權涉及到社會主體的具體權利，而具體權利的屬性也是可以做出基本的權重比的，如生命健康權總是高于獲取財富的權利，生存權利總是高于享受娛樂而愉悅的權利，這種權重比在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下，會在最低的標準下獲得最高的保障，從而使行政程序具備了基本的正當性。正當法律程序所承載的價值理念，推動了西方的發展，成為一條憲法基本原則為世界各國普遍采納。但這一理念在我國仍停留在理論的層面，并未成為明確的法律原則出現在成文法中，《行政許可法》所設定的告知、陳述制度隱約中折射出正當法律程序的光芒，但仍有一步之遙，這一步就是本文所關注的、有待進一步確立的“最低限度”。愿我們在立法實踐、行政實踐乃致司法實踐中形成良性互動，在正當法律程序的指引下構建起具有我國特色的正當行政許可制度。
注釋[①]參見：《江比新教授在行政許可法培訓班上的講話》，2004年6月29日。[②]應松年：《〈行政許可法〉實施以來所暴露的問題》，政府法制半月刊，2005年第5期。[③]谷春德主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處社，2000年版，第186頁。[④]高秦偉：《正當行政程序的判斷模式》，載《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⑤]高秦偉：《正當行政程序的判斷模式》，載《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⑥]高秦偉：《正當行政程序的判斷模式》，載《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
行政許可機關對被許可人的監督可分為事前監督和事后監督。《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一條、六十二條、六十三條和六十四條就作了這方面的規定。第六十一條行政機關應當建立健全監督制度，通過核查反映被許可人從事行政許可事項活動情況的有關材料，履行監督責任。行政機關依法對被許可人從事行政許可事項的活動進行監督檢查時，應當將監督檢查的情況和處理結果予以記錄，由監督檢查人員簽字后歸檔。公眾有權查閱行政機關監督檢查記錄。行政機關應當創造條件，實現與被許可人、其他有關行政機關的計算機檔案系統互聯，核查被許可人從事行政許可事項活動情況。第六十二條行政機關可以對被許可人生產經營的產品依法進行抽樣檢查、檢驗、檢測，對其生產經營場所依法進行實地檢查。檢查時，行政機關可以依法查閱或者要求被許可人報送有關材料；被許可人應當如實提供有關情況和材料。行政機關根據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對直接關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設備、設施進行定期檢驗。對檢驗合格的，行政機關應當發給相應的證明文件。第六十三條行政機關實施監督檢查，不得妨礙被許可人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許可人的財物，不得謀取其他利益。第六十四條被許可人在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行政機關管轄區域外違法從事行政許可事項活動的，違法行為發生地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將被許可人的違法事實、處理結果抄告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行政機關。以上四個法條分別規定監督檢查制度的具體落實制度。第六十一條反映出行政機關的書面監督制度；六十二條是實地檢查制度；六十四條是屬地管轄制度。這些制度的建立，要求行政機關必須對自己先前的許可行為負責，在許可的同時重視行政監督管理，真正落實“誰許可、誰監督、誰負責”。
2行政管理相對人的自檢制度和公眾舉報制度
《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五條和六十八條對此進行了規定:。六十五條中指出個人和組織發現違法從事行政許可事項的活動,有權向行政機關舉報,行政機關應當及時核實、處理。第六十八條規定：對直接關系公眾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設備、設施，行政機關應當督促設計、建造、安裝和使用單位建立相應的自檢制度。行政機關在監督檢查時，發現直接關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設備、設施存在安全隱患的，應當責令停止建造、安裝和使用，并責令設計、建造、安裝和使用單位立即改正。對于涉及公共利益的行政許可，這些許可通常都是十分重要的，僅僅只靠單純地自檢制度，肯定會有所遺漏，不可能徹底糾正，但是不能否認這種制度作為行政機關監督檢查的有效補充的方式。因為那些關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設備、設施在建造階段就需要對其實施監督檢查。同時，由于行政許可機關的工作人員有限，經費有限，不可能在每個企業派專人對這些設施設備進行監督檢查。因此，確立公眾舉報制度，積極發揮群眾的主觀能動性，發揮群眾的優勢，讓群眾成為行政許可的監督者。
3實踐中判例存在的問題
一、行政許可案件的種類和特點
行政許可案件分為六類：一是對頒發許可決定不服提起的訴訟；二是對拒絕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三是對拖延不予答復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四是對變更許可的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五是對廢止、收回、中止許可的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六是對吊銷、注銷許可的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對上述六類許可案件，法院目前能夠適用的法定判決方式只有三種，即維持、撤銷和履行判決。
上述案件中，除第三類案件法院可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履行職責外，其他許可案件都存在一個對撤銷許可行為判決的理解問題。行政許可案件不同于行政處罰等其他案件。違法的處罰決定被法院撤銷后不再產生法律效力，除非法院判令其重新作出某項具體行政行為，否則行政機關不得就此再作出新的處罰決定。原告權益能否得到保障并不取決于處罰決定被撤銷后行政機關的后續行為。然而行政許可案件往往以原告申請某項許可被拒絕或行政機關限制、剝奪原告已享有的許可為內容，故法院判決撤銷行政許可機關的行為，并不自然導致原告獲得許可或繼續保留其許可，法院不可能代替行政機關向原告發放許可。原告能否取得或繼續保有其權益，仍要受被告行政機關后續行為的左右。特別是對于行政機關違法拒絕、變更、廢止、收回、中止、吊銷、注銷許可的行為，法院除判決撤銷違法行為外，還能否直接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許可行為，恢復、發還許可呢？這正是本文需著重探討的問題。
二、現行許可案件的法定判決方式及問題
為了更清楚地分析問題，我們不妨從具體案例說起。大觀園游覽中心系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以下簡稱大觀園），合資三方為宣建公司、長城公園、華長公司。1993年10月，長城、華長公司與金箭公司簽訂了注冊資本轉讓合同，市外經委批準了該合同。市工商局也變更了大觀園的企業登記并頒發了營業執照。金箭公司接管了大觀園經營管理權。此后長城公司于1996年1月5日向市外經貿委遞交了材料，提出要求恢復其與華長公司在大觀園的股東地位。市外經貿委經審查，作出批復，批準長城公司收回其在合營公司中的權益，恢復其與華長公司在大觀園公司的股東地位。長城公司便接管了大觀園經營管理權。市工商局辦理了大觀園法定代表人的變更登記并頒發了新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金箭公司不服市外經貿委違法批準長城公司收回股權及市工商局違法變更大觀園登記的行為，向法院提訟。一、二審法院以超越職權、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判決撤銷被告外經貿委的批復，以由該批復批準成立的大觀園董事會不是申請變更登記的合法主體，其提交的變更大觀園法定代表人的申請不具有合法性為由，判決撤銷市工商局的變更登記行政行為。同時法院對于金箭公司要求判令第三人長城公司、華長公司立即交還大觀園經營管理權的訴訟請求，以該請求不屬于本案審理范圍為由表示不予支持。判決生效后，金箭公司要求被告工商局執行判決，工商局以法院判決僅有撤銷原變更登記行為，而無判令被告頒發營業執照內容為由，拒不執行法院判決。因此，原告在勝訴后很長時間仍然無法進駐大觀園，而第三人長城公司也以工商局未變更其登記為由仍然占據大觀園。
結合此案，筆者關注的問題是，對于被告非法變更許可登記的行為，法院應如何判決？
（一）單純的撤銷判決能否滿足原告的訴訟請求
任何判決形式都是針對訴訟請求而言的，許可案件的判決也不例外。法院作出撤銷行政機關變更登記行為的判決，是否能夠滿足原告的訴訟請求，是否能夠達到訴訟目的呢？從原告角度講，他所追求的并不僅僅是撤銷非法的工商變更登記，而是將企業登記狀況恢復到變更以前的狀態。因此，該項判決就應當是既撤銷違法的變更登記，又恢復原來的登記，而不是撤銷了之。從被告角度講，法院撤銷了一項變更登記僅僅意味著該變更登記行為違法，但并不意味著自然恢復到原來的登記狀況，而且許可登記是行政機關依申請而為的有條件有時限的行為，法院撤銷了舊的許可，原告若要取得新的許可（或恢復原來的許可）仍應重新提出申請，經行政機關重新審核后才能得到。能否最終得到，仍取決于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這是行政權的特點決定的，法院無權干涉。本案之所以出現原告勝訴但難以獲得實質利益的現象，關鍵在于原告和被告對撤銷判決理解不一。顯然，法院如果只作出撤銷判決是不能滿足原告訴訟請求的。
（二）除撤銷判決外，法院能否對此類案件作出履行判決
《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職責的，判決其在一定期限內履行”。也就是說，法院作出履行判決的前提條件是存在不履行或拖延履行的情形。而本案中，并不存在這一前提條件，被告違法變更登記的行為，不屬于不履行職責或拖延不予答復的情形，所以依照現行法律規定，似乎不能作出履行判決。
（三）撤銷判決作出后，被告拒不恢復原告許可權益的，原告可否重新
理論上說當然可以，對于行政機關違法變更登記的行為，法院撤銷后，行政機關應該執行判決，將登記狀況恢復到變更以前。如果行政機關拖延不予答復或拒絕這樣做，原告可以再行，狀告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定職責，通過履行職責的判決督促行政機關執行前一案件的判決。但是，這一觀點在實踐中不可行。因為它加重了原告負擔，使得原告為一項爭議要幾度，不符合公正、便民、高效的行政審判原則。
三、明確具體內容的重作判決之可得性
法院除作出撤銷判決外，能否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為？按照行政訴訟法規定，法院作出撤銷判決的，可以要求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但法院作出這種判決通常并不要求被告按照法院的意圖重新作出行政行為，而是要求在規定的時限內作出與原來不完全相同的行為即可。就許可案件而言，法院雖然可以對許可案件作出此種判決，但是否能夠要求被告重新作出一項明確包含許可內容的具體行政行為呢？法院可否直接判令被告作出恢復原告許可或登記的行為呢？有人持否定的觀點，其理由是，法院可以要求行政機關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但是不能要求行政機關作出什么樣的行為，否則就是司法權侵越行政權，就是干預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臺灣行政法學者中也有持此觀點的，“認為行政法院乃司法機關，若代替行政機關作成決定，有侵犯行政權之虞。”[1]我認為，對于此類許可案件，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論之。行政機關發放許可，恢復被中止、變更、注銷的許可，固然要審查申請人是否符合許可條件。甚至有些案件，即使申請人具備條件的，也要受許可數量、規模及額度的限制。所以，能否判令行政機關重新作出許可行為取決于行政機關對該項許可的自由裁量程度。當行政機關對許可的自由裁量縮減為零又不存在非法阻卻事由時，法院判令行政機關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是可行的。但行政機關對許可享有自由裁量權時，法院直接判令被告按照法院的意圖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似有侵越行政權之嫌。當然，法院判令被告重新許可也是有條件的，即法院對變更許可行為、拒絕許可行為必須進行實質審查，必須對許可條件、程序及許可機關適用法律進行全面審查，在此基礎上才能決定行政機關應否實施其許可行為（包括變更、拒絕）。另外，法院要求行政機關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判決內容必須明確，否則很容易被行政機關曲解或規避。前述案例中，法院除判決撤銷工商局違法變更登記行政行為外，還應當判令被告在一定期限作出恢復其登記的具體行政行為。這樣，才能真正保護原告合法權益，防止出現訟累，同時也可以在合理限度內維護行政機關行使其自由裁量權。
四、許可案件中重作判決與履行判決、變更判決之關系
（一）重作判決與履行判決
行政許可案件的重作判決與履行判決有相似之處，其內容均是法院要求行政機關在一定期限履行其法定職責，但它們的區別也是明顯的。第一，重作判決是附帶判決，通常從屬于撤銷判決。而履行判決是獨立判決。第二，判決的內容不同。重作判決是針對被告已經實施的違法許可行為作出的，其內容是要求行政機關重新實施許可行為；而履行判決是針對拖延履行職責或對申請不予答復的行為作出的，其內容是要求行政機關履行其法定職責。由于拒絕許可行為與拖延履行法定職責對申請不予答復的行為均是行政訴訟法規定法院受理的行政行為，而且二類行為被規定于同一條文之中，理論界普遍認為這兩類案件屬于不履行法定職責案件，法院的判決形式也應當是履行判決。①事實上，拒絕行為是作為行為，不予答復的行為才是不作為行為。履行判決應當僅限于不作為行為，即只能要求拖延履行職責對申請不予答復的行政機關在一定期限內履行其職責，履行職責的結果可能是給予許可或拒絕許可。對于拒絕許可的行為，適用履行判決是不恰當的。因為許可機關此時已經履行了其職責，只是履行的方式為拒絕。所以對此類拒絕行為，應當在審查的基礎上，首先判決維持或撤銷，然后根據行政機關在此類許可中享有自由裁量權的大小，判決被告重新作出什么樣的具體行政行為。如前所述，當行政許可機關自由裁量權縮減為零時，法院就應當判決被告在一定期限內作出許可的行政行為，如果行政機關還享有某種自由裁量權，法院可以在確認許可申請人符合哪些實質要件的基礎上，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許可行為。
當然，在許可案件中，重作判決的前提是：“如果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被撤銷后，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而行政機關又有可能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才有必要判決其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法院判決責令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應當在判決中作出時間限制，行政機關應當在判決書規定的時限內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2]此外，法院根據審查的結果，還應明確撤銷判決的理由和重新作出行政行為的原則要求，防止行政機關在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的規避行為。
（二）重作判決與變更判決
重作判決與變更判決是相互關聯的兩種判決形式。法院明確重作意圖，判令行政機關重作具體行政行為與法院直接變更具體行政行為的判決已十分接近，惟一的區別就是前者意味著法院不能直接作出決定，而后者意味著法院可以自行作出決定。行政訴訟法頒布前，理論界對變更判決及司法變更權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觀點。②但行政訴訟法公布后，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迅速降溫。究其原因，主要是行政訴訟法對司法變更權作出極為嚴格的限制，將其僅限于顯失公正的行政處罰行為。因此，關于司法變更權的討訟也趨于沉寂。考察近十年的行政訴訟實踐，我們認為，對司法變更權的適用范圍，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關系，有限變更權存在的問題等仍有必要再作分析和討論。“司法變更權有限說”事實上受到了權力分立觀念的深刻影響，認為法院如果直接作出實體上的決定，就屬于侵犯行政權。實際上，這一觀念是保守和落后的。如果從“訴訟經濟及使人民利益盡速獲得終局救濟之立場，對于已臻明確之個案事實”，法院變更原行政行為，而自為決定應當得到支持。從理論層次而言，保障公民權益才是最終目的，權力分立的制度無非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已，怎么能因手段而妨害目的？[3]所以，賦予法院一定程度和范圍的司法變更權不僅可行，而且必要。尤其在行政許可案件中，更應重視法院變更判決的使用。但是，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擴大變更判決適用范圍仍存在法律上的一些障礙。為了彌補變更判決不能適用于許可案件的缺陷，有必要重視在撤銷判決基礎上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作用，使性質較為接近的重作判決發揮司法變更權的作用。具體而言，對于拒絕、收回、變更、中止、頒發等許可行為，法院可以在查清事實作出撤銷判決的基礎上，根據許可機關享有自由裁量權范圍大小的情況，明確要求行政機關重新作出一項具有何種內容的許可行為。
①參見姜明安：《行政法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頁。楊解君：《行政救濟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325頁。
②參見江必新：《行政訴訟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256頁。
參考文獻
[1]林紀東：《行政法》，1980年版，第544頁。
（一）、行政許可的概念
《行政許可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許可，是指行政機關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經依法審查，準予其從事特定活動的行為。
（二）、行政許可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行政許可的內容是國家法律禁止的活動。行政許可是在特定對象符合相關法律條件的情況下，對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所設定的禁止內容的解除，允許其從事某項特殊的活動，使其享有特定權利和資格。例如：為了保證公共安全、維護交通秩序，國家通過考試等方式給符合一定技術的人發給駕駛證，賦予其駕駛汽車的權利。
2、行政許可是一種應申請的行為。行政許可是行政機關許可相對人以從事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禁止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所為的行為，作為行政許可相對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要獲得對此種禁止的解除，就必須具備相應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規定的特定條件，并向行政機關作出相應的意思表示，這種意思表示的形式就是許可申請書，如《企業名稱預先核準申請書》、《公司注冊登記申請書》。申請人通過申請書向行政機關提出自己的許可請求，并說明自己所具備的相應法定條件。行政機關通過審查申請人的請求，并確定其具備了相應的條件后，才能授予許可。
3、行政許可是行政機關賦予行政相對人某種法律資格或法律權利的具體行政行為。行政機關賦予政行相對人的這種法律資格或法律權利通常只在一定的期限內有效。此種行政行為必須具備某種特定的形式要件，這種特定的形式要件就是許可證、執照，具體名稱包括準運證、通行證、批準書、資質證書等等。
4、行政許可的事項必須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許可的范圍不得超出法定界限。許可是建立在普通禁止基礎上的解禁行為。如行政機關發放營業執照，是允許相對人從事某種經營活動，但同時也是禁止其他人隨意從事經營活動，其他人非經行政機關允許，如從事相應經營活動即屬無照經營的違法行為，將依法受到行政處罰。
（三）行政許可程序
許可程序是指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許可的步驟、方式、順序和時限。它是影響行政效率和申請人的一個重要因素；也直接影響相對人權益的得失。行政機關對相對人申請的批準或不批準，關系到相對人能否取得某種權利或資格，能否從事某種活動。從程序上對行政許可進行規范，是保證行政許可公正、合理的前提條件。現《行政許可法》的出臺實施，對行政許可程序做了程序規定，行政許可程序，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步驟：1、申請與受理；2、審查與決定（頒發或拒絕頒發許可證），及期限的規定；3、行政許可的變更與延續。
1、申請與受理。
申請是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許可的前提條件。公民、法人或其它組織（申請人）要取得某項行政許可，首先要向行政機關提出申請。申請書需載明申請人的姓名或組織名稱、住址或組織地址、申請許可的內容、理由及相關條件等。申請人向行政機關申請行政許可，除提交申請書以外，法律、法規通常還規定應同時提交有關文件材料，如申請從事食品服務的營業執照，必須同時提交衛生許可證和個人身體健康證。在申請某些附條件許可，即取得某一許可必須以擁有另一許可證為前提時，除提交上述有關文件、材料外，還必須提交作為取得相應許可前提的許可證（前置審批）。如動植物及產品入境時，在向海關申請前必須獲得動植物檢疫機關的檢疫許可，否則海關對此申請不予接受。
行政許可申請的表現方式一般以書面材料提出，也可以通過信函、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方式提出。
行政機關對申請人提出的行政許可申請，應當視其具體情況，分別作出處理。（1）申請事項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許可的，應當即時告知申請人不受理；（2）申請事項依法不屬于本行政機關職權范圍的，應當即時作出不予受理的決定，并告知申請人向其他行政機關申請；（3）申請材料存在可以當場更正的錯誤的，應當允許申請人當場更正；（4）申請材料不齊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應當當場或者在五日內一次告知申請人需要補正的全部內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請材料之日起即為受理；（5）申請事項屬于本行政機關職權范圍，申請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請人按照本行政機關的要求提交全部補正申請材料的，應當受理行政許可申請。
行政機關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許可申請，應當出具書面憑證，加蓋本行政機關專用印章并注明日期。
2、審查與決定（頒發或拒絕頒發許可證），及期限的規定。
行政許可機關收到申請后，依照法定標準及程序對申請人及申請事項進行全面審查。審查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申請人的資格。申請人必須有行為能力，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行政責任。（2）申請書及附錄材料。行政許可機關確定申請人符合資格后還須對申請書的形式加以審查，如果認為申請書不規范，有權要求申請人補正或重新申報。（3）申請事項。行政許可機關應確定申請事項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是否有明確法律依據、是否具備法定條件等。（4）有關資格的許可還須審查申請人是否通過規定的考試、考核。（5）行政許可機關在書面審查申請合格的基礎上，需要對申請材料的實質內容進行核實的，根據法定條件和程序，行政機關應當指派兩名以上工作人員進一步進行調查核實（實地考察）。
行政許可機關通過以上的步驟對申請審查之后，一般作出兩種決定。
一是決定準予行政許可。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機關能夠當場作出決定的，應當當場作出書面的行政許可決定。行政機關作出準予行政許可的決定，需要頒發行政許可證件的，應當向申請人頒發加蓋本行政機關印章的行政許可證件：（1）許可證、執照或者其他許可證書；（2）資格證、資質證或者其他合格證書；（3）行政機關的批準文件或者證明文件；（4）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許可證件。行政機關作出的準予行政許可決定，應當予以公開，公眾有權查閱。
行政許可機關認為申請符合法定條件和標準的，及時頒發許可證、營業執照。許可證、營業執照應載明：許可證名稱、許可事項（許可的范圍）、被許可人姓名、住址、許可有效期限、許可證編號（注冊號）、許可日期等。
二是決定不予行政許可。行政機關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許可的書面決定的，應當說明理由，并告知申請人享有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如果行政許可機關在受理申請后的法定期限內未作出任何表示的，可視為不予批準或拒絕頒發許可證照（行政不作為）。
《行政許可法》同時規定行政許可機關應在法定的期限內（二十日），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特殊情況，經本行政機關負責人批準，可以延長十日。
3、行政許可的變更與延續。
取得行政許可的被許可人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變化要求變更許可內容，應當向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行政機關提出申請，符合法定條件、標準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辦理變更手續。行政許可機關在監督檢查過程中發現行政許可不適當的，亦可主動變更，這種變更實質上是對原許可證的修改，一般需要許可機關審查后重新核發許可證。如果許可所依據的法律對許可的范圍、條件或期限進行了修改或變更，許可機關應及時修改或更換許可證。
被許可人需要延續依法取得的行政許可的有效期的，應當在該行政許可有效期屆滿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行政機關提出申請。行政機關應當根據被許可人的申請，在該行政許可有效期屆滿前作出是否準予延續的決定；逾期未作決定的，視為準予延續。
（四）特殊規定
1、《行政許可法》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規定，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實施行政許可應當聽證的事項，或者行政機關認為需要聽證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許可事項，行政機關應當向社會公告，并舉行聽證。行政許可直接涉及申請人與他人之間重大利益關系的，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前，應當告知申請人、利害關系人享有要求聽證的權利；申請人、利害關系人在被告知聽證權利之日起五日內提出聽證申請的，行政機關應當在二十日內組織聽證。
2、《行政許可法》還規定：有限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公共資源配置以及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業的市場準入等，需要賦予特定權利的事項；行政機關應當通過招標、拍賣等公平競爭的方式作出決定。但是，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行政機關通過招標、拍賣等方式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具體程序，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行政機關按照招標、拍賣程序確定中標人、買受人后，應當作出準予行政許可的決定，并依法向中標人、買受人頒發行政許可證件。
行政機關違反本條規定，不采用招標、拍賣方式，或者違反招標、拍賣程序，損害申請人合法權益的，申請人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3、《行政許可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賦予公民特定資格，依法應當舉行國家考試的，行政機關根據考試成績和其他法定條件作出行政許可決定；賦予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特定的資格、資質的，行政機關根據申請人的專業人員構成、技術條件、經營業績和管理水平等的考核結果作出行政許可決定。但是，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公民特定資格的考試依法由行政機關或者行業組織實施，公開舉行。行政機關或者行業組織應當事先公布資格考試的報名條件、報考辦法、考試科目以及考試大綱。
4、《行政許可法》規定：直接關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設備、設施、產品、物品，需要按照技術標準、技術規范，通過檢驗、檢測、檢疫等方式進行審定的行政許可，應當按照技術標準、技術規范依法進行檢驗、檢測、檢疫，行政機關根據檢驗、檢測、檢疫的結果作出行政許可決定。
行政機關實施檢驗、檢測、檢疫，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起五日內指派兩名以上工作人員按照技術標準、技術規范進行檢驗、檢測、檢疫。不需要對檢驗、檢測、檢疫結果作進一步技術分析即可認定設備、設施、產品、物品是否符合技術標準、技術規范的，行政機關應當當場作出行政許可決定。
行政機關根據檢驗、檢測、檢疫結果，作出不予行政許可決定的，應當書面說明不予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技術標準、技術規范。
5、《行政許可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有數量限制的行政許可，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申請人的申請均符合法定條件、標準的，行政機關應當根據受理行政許可申請的先后順序作出準予行政許可的決定。但是，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五）行政許可的撤銷
《行政許可法》規定：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行政機關或者其上級行政機關，根據利害關系人的請求或者依據職權，可以撤銷以下行政許可：（1）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作出準予行政許可決定的；（2）超越法定職權作出準予行政許可決定的；（3）違反法定程序作出準予行政許可決定的；（4）對不具備申請資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條件的申請人準予行政許可的；（5）依法可以撤銷行政許可的其他情形；（6）被許可人以欺騙、賄賂等不正當手段取得行政許可的，應當予以撤銷，被許可人基于行政許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護。
二、法律賦予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適用行政許可的范圍。
從現行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法律、法規、行政規章來看，適用行政許可的范圍主要涉及以下內容：1、市場主體申請準入，申請退出的行政許可；2、申請廣告經營的行政許可；3、其他方面申請的行政許可。
（一）市場主體申請準入，申請退出的行政許可。
這主要包括。1、企業名稱預先登記的行政許可；2、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設立、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3、分公司設立、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4、非公司企業法人，非公司企業營業開業、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5、外商投資企業設立、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外商投資股份公司設立、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6、合伙企業設立、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7、個人獨資企業設立、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8、個體工商戶開業、變更、歇業登記的行政許可；9、企業年度檢驗的行政許可。
1、企業名稱預先登記的行政許可，《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第三條：企業名稱在企業申請登記時，由企業名稱的登記主管機關（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核定。企業名稱經核準登記注冊后方可使用，在規定的范圍內享有專用權。第十八條：登記主管機關應當在收到企業提交的預先單獨申請企業名稱登記注冊的全部材料之日起，十日內作出核準或者駁回的決定。登記主管機關核準預先單獨申請登記注冊的企業名稱后，核發《企業名稱登記證書》。《企業名稱登記管理實施辦法》第三條：企業應當依法選擇自己的名稱，并申請登記注冊。企業自成立之日起享有名稱權。
可以提起企業名稱預先登記的申請人是：第一、內資企業（1）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投資資格的公司、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自然人。（2）內資非公司企業：具有投資資格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按《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登記的企業）。（3）私營企業（合伙企業、個人獨資企業）：具有投資資格的自然人。第二、外資企業：外方為公司、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自然人；中方為公司、法人及其他經濟組織。第三、個體工商戶：具有投資資格的自然人或家庭。《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第三十條：在登記主管機關登記注冊的事業單位及事業單位開辦的經營單位的名稱和個體工商戶的名稱登記管理，參照本規定執行。
2、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設立、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
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的行政許可，《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三條：“公司經公司登記機關依法核準登記，領取《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方取得企業法人資格；第四條：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是公司登記機關”已作了明確的規定。
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的行政許可，《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二十三條：公司變更登記事項，應當向原公司登記機關申請變更登記。未經核準變更登記，公司不得擅自改變登記事項。公司變更登記事項主要涉及公司名稱的變更、公司住所的變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變更、公司注冊資本的變更、公司經營范圍的變更、公司類型的變更、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變更。
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清算組織應當自公司清算結束之日起30日內向原公司登記機關申請注銷登記：(1)公司被依法宣告破產；(2)公司章程規定的營業期限屆滿或者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現；(3)股東會決議解散；(4)公司因合并、分立解散；(5)公司被依法責令關閉。經公司登記機關核準注銷登記，公司終止。
3、分公司設立、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
分公司設立登記的行政許可，《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四十條：公司設立分公司的，應當向分公司所在地的市、縣公司登記機關申請登記；核準登記的，發給《營業執照》。
分公司變更登記的行政許可，《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四十三條：分公司變更登記事項的，應當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分公司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四十四條：公司撤銷分公司的，應當自撤銷決定作出之日起30日內向該分公司的公司登記機關申請注銷登記。申請注銷登記應當提交公司法定代表人簽署的注銷登記申請書和分公司的《營業執照》。公司登記機關核準注銷登記后，應當收繳分公司的《營業執照》。
4、非公司企業法人，非公司企業營業開業、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
非公司企業法人，非公司企業營業開業登記的行政許可，《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第三條：申請企業法人登記，經企業法人登記主管機關審核，準予登記注冊的，領取《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取得法人資格，其合法權益受國家法律保護。第三十五條：企業法人設立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分支機構，由該企業法人申請登記，經登記主管機關核準，領取《營業執照》，在核準登記的經營范圍內從事經營活動。《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條：登記主管機關根據申請單位的申請和所具備的條件，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以及規范化要求，核準經營范圍和經營方式。企業必須按照登記主管機關核準登記注冊的經營范圍和經營方式從事經營活動。
非公司企業法人，非公司企業營業變更登記的行政許可，《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第十七條：企業法人改變名稱、住所、經營場所、法定代表人、經濟性質、經營范圍、經營方式、注冊資金、經營期限，以及增設或者撤銷分支機構，應當申請辦理變更登記。
非公司企業法人，非公司企業營業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企業法人辦理注銷登記，應當提交法定代表人簽署的申請注銷登記報告、主管部門或者審批機關的批準文件、清理債務完結的證明或者清算組織負責清理債權債務的文件。經登記主管機關核準后，收繳《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副本，收繳公章。
5、外商投資企業設立、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外商投資股份公司設立、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公司法》；《公司登記管理條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外資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以上十個法律、法規、行政規章相關的條款對外商投資企業設立、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外商投資股份公司設立、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作了具體的規定。
6、合伙企業設立、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
合伙企業設立的行政許可，《合伙企業法》第十六條：企業登記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登記文件之日起三十日內，作出是否登記的決定。對符合本法規定條件的，予以登記，發給營業執照；對不符合本法規定條件的，不予登記，并應當給予書面答復，說明理由。《合伙企業登記管理辦法》第三條：合伙企業經企業登記機關依法核準登記，領取營業執照后，方可從事經營活動。合伙企業應當在企業登記機關核準的登記事項內依法從事經營活動。
合伙企業變更的行政許可，《合伙企業法》第五十六條：合伙企業登記事項因退伙、入伙、合伙協議修改等發生變更或者需要重新登記的，應當于作出變更決定或者發生變更事由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企業登記機關辦理有關登記手續。
合伙企業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合伙企業法》第五十七條、第六十四條規定：合伙企業因（1）合伙協議約定的經營期限屆滿，合伙人不愿繼續經營的；（2）合伙協議約定的解散事由出現；（3）全體合伙人決定解；（4）合伙人已不具備法定人數；（5）合伙協議約定的合伙目的已經實現或者無法實現；（6）被依法吊銷營業執照；（7）出現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合伙企業解散的其他原因。合伙企業解散后應當進行清算，清算結束，應當編制清算報告，經全體合伙人簽名、蓋章后，在十五日內向企業登記機關報送清算報告，辦理合伙企業注銷登記。
7、個人獨資企業設立、變更、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
個人獨資企業設立的行政許可，《個人獨資企業登記管理辦法》第三：個人獨資企業經登記機關依法核準登記，領取營業執照后，方可從事經營活動。個人獨資企業應當在登記機關核準的登記事項內依法從事經營活動。
個人獨資企業變更的行政許可，《個人獨資企業登記管理辦法》第十三條、第十五條規定：個人獨資企業變更企業名稱、企業住所、經營范圍及方式，個人獨資企業變更投資人姓名和居所、出資額和出資方式，應當在變更事由發生之日起15日內向原登記機關申請變更登記。登記機關應當在收到變更申請之日起15日內，作出核準登記或者不予登記的決定。予以核準的，換發營業執照或者發給變更登記通知書；不予核準的，發給企業登記駁回通知書。
個人獨資企業注銷登記的行政許可，個人獨資企業因：（1）投資人決定解散；（2）投資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無繼承人或者繼承人決定放棄繼承；（3）被依法吊銷營業執照；（4）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登記機關應當在收到個人獨資企業申請注銷登記之日起15日內，作出核準登記或者不予登記的決定。予以核準的，發給核準通知書；不予核準的，發給企業登記駁回通知書。
8、個體工商戶開業、變更、歇業登記的行政許可。
個體工商戶開業的行政許可，《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第七條：申請從事個體工商業經營的個人或者家庭，應當持所在地戶籍證明及其他有關證明，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申請登記，經縣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核準領取營業執照后，方可營業。
個體工商戶變更的行政許可，《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第九條：個體工商戶改變字號名稱、經營者住所、組成形式、經營范圍、經營方式、經營場所等項內容，以及家庭經營的個體工商戶改變家庭經營者姓名時，應當向原登記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辦理變更登記。未經批準，不得擅自改變。
個體工商戶歇業登記的行政許可，《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第十一條；個體工商戶歇業時，應當辦理歇業手續，繳銷營業執照。自行停業超過六個月的，由原登記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收繳營業執照。
9、企業年度檢驗的行政許可，《企業年度檢驗辦法》第十六條：登記主管機關對通過年檢的企業，簽署通過年檢的意見。在其營業執照上加貼帶有A、B標記的年檢標識和加蓋年檢戳記后，企業取得繼續經營的資格。
（二）、申請廣告經營的行政許可。
《廣告法》第二十六條：從事廣告經營的，應當具有必要的專業技術人員、制作設備，并依法辦理公司或者廣告經營登記（申請廣告經營許可），方可從事廣告活動。廣播電臺、電視臺、報刊出版單位的廣告業務，應當由其專門從事廣告業務的機構辦理，并依法辦理兼營廣告的登記。
從《廣告法》、《廣告管理條例》及相關行政規章的規定，申請廣告經營的行政許可涉及以下幾個方面，1、店堂廣告的行政許可；2、房地產廣告發的行政許可；3、廣告顯示屏的行政許可；4、戶外廣告的行政許可；5、化妝品廣告的行政許可；6、酒類廣告的行政許可；7、臨時性廣告的行政許可；8、食品廣告的行政許可、9、印刷品廣告的行政許可、10、醫療廣告的行政許可、11、煙草廣告的行政許可。
1、店堂廣告的行政許可，《店堂廣告管理暫行辦法》第五條：為推銷商品、服務，在店堂建筑物控制地帶自行設立的店堂牌匾廣告（僅以企業登記核準名稱為內容的標牌、匾額除外），應當向當地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辦理登記，同時提交下列證明文件：（1）營業執照或者其他關于法定主體資格的證明文件；（2）含有廣告地點、形式的申請報告；（3）廣告樣件；（4）廣告管理法規規定應當提交的其他證明文件。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應當在申請人提交的證明文件齊備后予以受理，并在10個工作日內做出批準或者不予批準的決定。對批準設立的店堂牌匾廣告核發《店堂牌匾廣告登記證》。
2、房地產廣告的行政許可，《房地產廣告暫行規定》規定：房地產廣告的，必須具備（1）房地產開發企業、房地產權利人、房地產中介服務機構的營業執照或者其它主體資格證明；（2）建設主管部門頒發的房地產開發企業資質證書；（3）土地主管部門頒發的項目土地使用權證明；（4）工程竣工驗收合格證明；（5）房地產項目預售、出售廣告，應當具有地方政府建設主管部門頒發的預售、銷售許可證證明；出租、項目轉讓廣告，應當具有相應的產權證明；（6）中介機構所的房地產項目廣告，應當提供業主委托證明；（7）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規定的其它證明（房地產廣告的行政許可），方可廣告。
3、廣告顯示屏的行政許可，《廣告顯示屏管理辦法》第三條；未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批準，任何單位不得設置廣告顯示屏。
4、戶外廣告的行政許可，《戶外廣告登記管理規定》第四條：未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任何單位不得戶外廣告。
5、化妝品廣告的行政許可，《化妝品廣告管理辦法》第二條：凡利用各種媒介或者形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化妝品廣告，均屬本辦法管理范圍（未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任何單位不得化妝品廣告）。
6、酒類廣告的行政許可，《酒類廣告管理辦法》第三條：酒類廣告，應當遵守《廣告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未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任何單位不得酒類廣告）。
7、臨時性廣告的行政許可，《臨時性廣告經營管理辦法》第三條：下列活動涉及臨時性廣告經營的，主辦單位應當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申請，經批準后，方可進行：(1)體育比賽、體育表演活動；(2)文藝演出、文藝表演活動；(3)影視片制作活動；(4)展覽會、博覽會、交易會等活動；(5)評比、評選、推薦活動；(6)紀念慶典活動；(7)廣告管理法規規定應當經過批準的其他活動。
8、食品廣告的行政許可，《食品廣告暫行規定》第一條：食品廣告，應當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等國家有關廣告監督管理和食品衛生管理的法律、法規。
9、印刷品廣告的行政許可，《印刷品廣告管理暫行辦法》第七條：未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印刷品廣告。
10、醫療廣告的行政許可，《醫療廣告管理辦法》規定：未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任何單位不得醫療廣告。
11、煙草廣告的行政許可（國家限制性廣告），《煙草廣告管理暫行辦法》第三條：禁止利用廣播、電影、電視、報紙、期刊煙草廣告。第五條：在國家禁止范圍以外的媒介或者場所煙草廣告，必須經省級以上廣告監督管理機關或者其授權的省轄市廣告監督管理機關批準。煙草經營者或者其被委托人直接向商業、服務業的銷售點和居民住所發送廣告品，須經所在地縣級以上廣告監督管理機關批準。
（三）、其他方面申請的行政許可。
主要有以下幾點：1、經紀資格認定的行政許可；2、申請開辦商品展銷會的行政許可；3、開辦商品交易市場的行政許可。
1、經紀資格認定的行政許可，《經紀人管理辦法》第五條：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負責對經紀人進行監督管理。其主要職責是：（1）經紀資格的認定；（2）經紀人的登記注冊；（3）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和本辦法的規定，對經紀活動進行監督管理，保護合法經營，查處違法經營；（4）指導經紀人自律組織的工作；（5）國家賦予的其它職責。第六條：具備下列條件的人員，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考核批準，取得經紀資格證書后，方可申請從事經紀活動：（1）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2）具有從事經紀活動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3）有固定的住所；（4）掌握國家有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5）申請經紀資格之前連續三年以上沒有犯罪和經濟違法行為。
2、申請開辦商品展銷會的行政許可，《商品展銷會管理辦法》第五條：舉辦商品展銷會，應當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核發《商品展銷會登記證》后，方可進行。未經登記，不得舉辦商品展銷會。
3、開辦商品交易市場的行政許可，《商品交易市場登記管理辦法》第二條：有固定場所、設施，有若干經營者入場，實行集中、公開交易的消費品市場、生產資料市場的開辦、變更、注銷，應當依照本辦法辦理市場登記注冊。第四條：市場登記管理機關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地方各級工商行政管理局。各級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同級人民政府的領導下，負責對各類市場的登記注冊和監督管理。第十一條：市場經登記管理機關核準登記后，頒發《市場登記證》。
通過對法律賦予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適用行政許可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法律在很大范圍內賦予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許可的權利，作為行政執法人員必須認真的學好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法律、法規、行政規章，在工作中才能更好的執行好《行政許可法》。
2003年9月2日
參考資料：
（1）《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
（2）《行政法學》—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3）《法律辭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4）《現行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規匯編》--經濟管理出版社
1996年1月第1版
關鍵詞：森林資源行政許可證
1森林資源及森林資源資產
1.1森林資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實施細則》規定：“森林資源，包括林地以及林區野生的植物和動物。森林，包括竹林。林木，包括樹木、竹子。林地，包括郁閉度0.2以土的喬木林地，疏林她，未成林造林地、灌木林地，采伐跡地，火燒跡地，苗圃地和國家規劃的宜林地。”根據該規定的精神可知，森林資源是以多年生木本植物為主體并包括以森林環境為生存條件的林內動物、植物、微生物等在內的生物群落，它具有一定的生物結構和地段類型并形成特有的生態環境系統。森林作為自然資源的一種，在進行科學管理及合理經營條件下，可以不斷地向社會提供大量物質產品、非物質產品及發揮其經濟、社會和生態功能。
森林資源按其物質形態可分為森林生物資源、森林土地資源以及森林環境資源。①森林生物資源。包括森林、林木及以森林為依托生存的動物、植物、微生物等資源。②森林土地資源。包括有林地、疏林地、宜林荒山荒地等。③森林環境資源。包括森林景觀資源、森林生態資源等。因此，森林資源是生物和非生物資源的綜合體。
1.2森林資源資產森林資源是不是商品，有沒有價值是林業經濟學界長期以來討論的核心問題。森林資源的價值與價格這一問題的理解與認識在我國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
1.2.1資產與資源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發表的財務會計概念第三輯中，對資產的定義是：“資產是可能的未來經濟利益，它是特定個體從已經發生的交易或事項所取得或加以控制的。”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對資產定義為：資產是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貨幣計量的經濟資源，包括各種財產、債權和其他權利。因此，資產具有3個重要特征：①資產是一種經濟資源。②為某一特定個體所控制。③資產可以用貨幣來計量。
1.2.2資源與資產資源與資產是兩個不同的范疇，資產，首先必須是一種經濟資源，資產與資源分屬不同的管理范疇。兩者的物質內涵具有一致性。但又有顯著的區別。①資源揭示財富的物質屬性，主要以實物管理和數量管理為基礎；資產要揭示財富的經濟屬性，目標是對資源進行經濟補償或價值實現、以價值管理為核心。②取得的方式不同。資源的取得或者是天然形成的，或者是人的勞動與自然環境共同作用形成的。而資產的形成可以有3種渠道:一是由人們認定渠道，將一些資源作為資產;二是由人們通過自身勞動創造的;三是由買賣、租賃等產權交易實現的。③作為資產的資源，具有法律上的獨立性，資產總是個體者的資產，主體對其具有控制權。④計量單位不同。資產應能夠以貨幣計量，而資源主要以實物單位計量。
1.2.3森林資源資產森林資源資產是在現有認識和科學水平條件下，進行經營利用，能給其產權主體帶來一定經濟利益的森林資源。
森林資源資產的分類：①按其形態可劃分為林木資產、林地資產、森林景觀資產和森林環境資產等。②按經營管理的形式劃分為公益性森林資源資產(如防護林)和經營性森林資源資產(如用材林資產、經濟林資產、薪炭林資產和竹林資產等)。
2森林資源和林業管理理論基礎
［關鍵詞］ 職業資格； 許可 ； 公正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自從2004年頒布實施以來已有4年多時間。行政許可法的頒布施行，對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改變行政管理方式，從根本上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有效實施行政管理，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在行政許可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許多突出的問題，例如“行政許可亂收費問題、行政許可執法人員業務素質低問題、行政許可程序繁瑣問題、行政許可實施主體不合法問題”等等，但是行政相對人反映最為強烈的莫過于行政許可過程中的公正性問題。本文僅就國家職業資格行政許可中存在的這一問題擇要論述。
一、公正和行政公正簡論
正義是人類社會至高無上的標準，公正則是法律的最高價值。美國著名哲學家羅爾斯曾指出，公正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作者簡介］馬志清（1970—），男，江蘇徐州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勞動和社會保障。
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①公正意味著每個人在同等情況下應得到同等對待。一般來說，公正意味著維護正義和中立，防止徇私舞弊，其核心是無私和中立。??行政公正指行政主體及其工作人員辦事公道，不徇私情，平等對待不同身份、民族、性別和不同宗教信仰的行政相對人，具體包括實體公正、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等諸多方面。促進行政公正不僅是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國的要求，而且是科學發展觀核心以人為本的要求，也是建立現代和諧社會的要求，更是國家工作人員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求。
二、國家職業資格行政許可中不公正現象的顯性與隱性表現
（一） 顯性表現
1、對行政相對人的申報資格審查，適用的標準不統一。國家職業資格共分五個等級，即初級、中級、高級、技師、高級技師，每個等級都有相應的申報資格條件，涉及到年齡、學歷、工作經歷、技能水平、工作成果等參考因素。這些標準條件的設定和適用不僅在不同地區存在很大差異，而且在同一個地區也存在很大差異，甚至在同一個政府認證機構對不同行政相對人適用不同的標準。例如職業院校的本科畢業生在A地可以直接申報高級，在B地則不能。
2、對行政相對人認證適用的技術標準不統一。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職業標準不統一。國家職業標準是在職業分類的基礎上，根據職業（工種）的活動內容，對從業人員工作能力水平的規范性要求。它是從業人員從事職業活動，接受職業教育培訓和職業技能鑒定以及用人單位錄用、使用人員的基本依據。為了統一認證質量和認證標準，國家職業標準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一制定并定期公布。但是在對行政相對人具體認證過程中，各地執行國家職業標準的情況千差萬別：有的地區嚴格按國家標準實施認證；有的只采用其中的一個或幾個模塊；還有的則完全拒絕執行擅自制定本地區標準。二是認證設備實施的技術標準不統一。對行政相對人進行職業能力認證，需要利用一系列的相關設備和實施以及檢測儀器，創設和諧的技術環境，但是，在具體職業能力認證實踐中不同行政相對人所處的技術環境是不同的。三是考評人員的技術水準不統一。職業能力認證既是一項客觀性比較強的工作，同時也具有一定的主觀性，考評人員的技術水準對認證結果的認定具有較大的影響。從目前職業能力認證考評人員隊伍的總體情況來看，考評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相同職業的考評人員之間，其專業能力水平和認證能力水平具有較大差異。
3、行政相對人獲取國家職業資格證書的期限不統一。就申報相同職業和相同等級的行政相對人而言，有的從報名到獲取職業資格證書只需一周時間；而有的則必須經過兩個多月甚至更長時間。
4、執行職業資格許可的行政主體不統一，行政相對人須獲得多頭許可。目前在職業資格行政許可中，除了勞動保障部門頒發的職業資格證書外，其它行業和部門還設置了種種從業資格證書。例如安全生產監督部門頒發的特種作業操作證、交通部門頒發的運輸從業資格證、外經部門頒發的商務師、公安部門頒發的駕駛證等等。這些證書盡管名稱不同，獲取途徑不同，但是在性質和功能上是一樣的，都是要求行政相對人在從事某種職業前必須具備一定的職業能力，否則不能上崗。因此，為了順利就業，一個行政相對人有時不得不考取多個相同職業類別的資格證書。例如一個行政相對人要從事電工職業，就必須同時取得勞動和社會保障、安全生產監督管理、供電三個部門的許可，分別取得相應職業資格證書、特種作業資格證書和進網作業證三個證書方能上崗。
5、處理職業資格行政許可爭議的有效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行政公正一個重要的要求是設立完善的行政爭議處理機制。職業資格許可是一項政策性和技術性都比較強的行政行為，當當事人雙方發生爭議時，在行政聽證、仲裁、行政復議等事關維護行政相對人申辯權和控訴權的救濟程序必然有特殊的要求。但是當前這些相關的法律機制還沒有正式建立，職業資格許可行政相對人的申辯權和控訴權沒能得到充分有效的維護。
（二）隱性表現
人情關系和權錢交易在我國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活動中一直是影響依法行政、公正行政的兩個難以治愈的隱形惡性腫瘤。在國家職業資格行政許可中，這種現象也同樣不可避免，少部分行政相對人憑人情或憑金錢通關，不經認證程序或僅僅走走形式就可獲取國家職業資格證書，特別在某些邊遠的縣（市）區，這類問題表現得更加突出。這兩種不公正現象盡管是隱性的，但是引致的后果是極為嚴重的。
在國家職業資格行政許可中，上述種種不公正現象的產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等多方面的根源。但是筆者認為，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立法層次低、立法不完善、執法不嚴等法律方面的因素是最為根本的原因，也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三、國家職業資格行政許可不公正引致的表層和深層問題
（一） 表層問題
1、引致用人單位對員工職業能力評價的不公正和待遇的不公正。由于職業資格行政許可中不公正因素的存在，導致職業資格證書對行政相對人職業技能水平的證明能力下降，職業資格證書的權威性降低，職業資格證書的等級水平不能客觀地反映出員工的實際技能水平。因此用人單位憑職業資格證書很難對員工的職業技能水平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從而在員工的待遇上也會出現不公正。
2、引致就業的不公正。職業資格證書是就業的通行證，對于國家規定的就業準入職業，從業人員必須持證上崗，由于職業資格行政許可中不公正因素的存在，就可能出現在就業準入職業崗位上職業能力弱者排擠掉職業能力強者的不公正現象。轉貼于
（二）深層問題
1、為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隱患。國家實行就業準入的職業都是涉及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職業，這些職業對從業人員的職業技能水平都有較高的要求。由于職業資格行政許可中的不公正因素的存在，就可能導致職業技能不合格的從業人員進入這些職業，從而為國家和人民的生產生活及消費帶來較大的安全隱患，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不應有的損失。
2、影響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對行政相對人職業能力評價的不公正及至就業和待遇的不公正，或者在面對不公正時不能很順利地得到社會救濟，那么行政相對人就會產生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影響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
3、浪費社會資源，增加行政管理成本。由于職業資格行政許可的行政主體不統一，行政相對人重復持證，不僅加重了行政相對人的經濟負擔，增加了行政相對人的能耗，而且增加了職業技能鑒定成本和行政管理成本。
四、加強和完善法律機制，促進國家職業資格行政許可公正
促進國家職業資格行政許可公正最根本的途徑是加強法律機制建設，完善國家職業資格立法，推進依法行政。
（一）要加強職業資格實體立法，盡快出臺專門的職業資格行政法規或法律，促進職業資格許可實體公正。我國實行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已經有10多年時間，但是直至目前國家還沒有出臺一部具體的法律或行政法規來規范職業資格行政許可行為。在《勞動法》、《職業教育法》、《就業促進法》中，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只是作為原則性條款出現，而對執行職業資格許可的行政主體及行政相對人的權力（利）、義務；職業資格許可范圍；職業資格認證指導機構和職業資格認證機構的法律性質、法律地位、具體職能職責、核準登記條件、職業資格證書的法律效力等關于職業資格許可的諸多實體方面都缺乏具體的法律規范。現在用于指導和規范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執行職業資格行政許可的規范性文件是1993年印發的《職業技能鑒定規定》（勞部發［1993］134號）、1994年頒發的《職業資格證書規定》（勞部發［1994］98號）和2000年7月1日頒發的《招用技術工種從業人員規定》（部長令第6號）。這三部規范性文件不僅內容籠統、立法層次低（層次最高的也只是部門規章），而且已經和市場經濟發展及依法行政的迫切需要不相適應，因此亟須提高職業資格立法層次，出臺一部系統的職業資格行政法規或法律，以規范職業資格行政許可行為。
（二）要加強相關程序立法，進一步規范職業資格認證程序，促進程序公正。為加強職業資格認證程序管理，原勞動部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先后印發了《職業技能鑒定工作規則》（勞培司字［1996］58號）、《職業技能鑒定考評人員管理工作規程（試行）》（勞社培就司函［2003］117號）、《職業技能鑒定質量督導工作規程》（勞社培就司函［2003］126號），對規范職業資格認證程序，促進職業資格許可公正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它們只是一般的業務指導性文件，不是規范性的法律文件，不具備法律的強制性功能，因此被執行和遵守的力度較小，取得的實效不大。同時，職業資格認證程序涉及的影響公正問題的因素很多，需要重點規范的方面也很多，例如國家職業標準的執行問題、職業資格認證的相關技術設備設施標準問題、職業資格認證的安全保障問題、職業資格的行政許可期限問題、職業資格證書的補發和年審程序問題等等，至今還沒有頒布相關的規范性文件加以規范。因此執行國家職業資格行政許可的主體在程序上自由裁量的空間比較大，為其專斷和濫用行政權力留下了可乘之機，也為行政不公正創造了機會和條件。
（三）建立和完善國家職業資格行政許可相對人的救濟制度。建立專門的國家職業資格行政許可聽證制度、行政許可仲裁程序制度和行政許可復議程序制度，切實維護國家職業資格行政許可相對人的申訴權和控辯權。
（四）要強化職業資格認證工作人員隊伍的職業道德意識及服務意識，促進形象公正。工作人員的工作作風和服務態度，不僅影響著工作人員自身的形象，而且直接影響著行政是否公正。因此必須加強職業資格行政許可工作人員的服務意識和宗旨意識，促進形象公正。
（五）對職業資格行政許可扎口管理。建議由新組建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統一執行，這不僅可以有效地促進職業資格行政許可公正，而且還可以節約大量的相關社會資源，方便職業資格管理，推進依法治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