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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金融多媒體教學實踐教學教學軟件
國際金融學是經濟、管理類專業的重要課程，主要研究國際貨幣金融活動的基本理論與實務。由于該課程的理論性和實踐性都較強，和其它經濟類課程相比，要求學生有一定的理性思維能力。但由于高職高專的學生知識基礎相對薄弱，學生往往覺得該課程抽象難懂，最后導致學習積極性不高。針對學生的實際能力和高職高專培養應用型人才的教學目標，如何探索一套適合高職教育的教學方法，以提高該課程的教學效果和學生對知識的實際應用能力，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1學好國際金融學的必要性
20世紀以來，尤其是80年代以來，金融市場迅速發展并且日趨全球一體化，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不斷創新，金融機構的服務日趨多元化，金融交易迅速膨脹。金融業的迅猛發展一方面有利于優化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配置，大大推動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其內在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也增加了市場風險，金融危機頻發[1]。同時，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和金融管制的放松，我國的經濟發展甚至百姓日常生活都日益受到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因此，掌握一定的國際金融相關知識，不止是從事金融行業所必須，也是日常理財的必要條件。
國際金融學是經濟類學科的一門重要專業課，其研究對象為國際間金融活動及其本質與規律性，介紹國際范圍內貨幣金融活動的基本理論與實務，是從貨幣金融的角度研究開放經濟下實現經濟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一門學科。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學生能夠較系統地了解國際貨幣制度、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融資工具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掌握外匯與匯率、外匯交易和國際結算的原理和操作;理解國際收支和國際儲備的內涵以及和其他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并學會分析和判斷國內外的金融問題;把握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提高自身的理財能力。
2國際金融課程的特點
2.1時代性強，內容更新快國際金融是世界經濟中發展最快最活躍、也是最不穩定的經濟領域。日新月異的國際金融實踐也推動著國際金融理論不斷深化和發展。近十年來，國際金融理論發展非常迅猛，尤其是在匯率決定理論、匯率制度選擇理論、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國際金融監管理論和國際金融市場理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2]。
近年來重大的國際金融事件層出不窮，從拉美債務危機到東亞金融危機和美國IT泡沫破裂，再到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和蔓延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惡化等，這些都對我國經濟帶來了重大的影響;而人民幣匯率問題更是成為近年來全球關注的焦點。重大金融事件的發生也促進了金融理論的發展，如次貸危機引發加強金融監管的討論。金融領域的瞬息萬變、新觀點新問題的日新月異要求本課程教授的內容必須與時俱進、不斷更新。
2.2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和實踐性和其他經濟類課程相比，國際金融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特點非常典型。一方面，通過本課程的學習，學生應掌握必要的國際金融基礎理論知識，如有關外匯、匯率、匯率制度、國際貨幣制度、國際收支、國際儲備、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資本流動與金融危機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另一方面，還要培養學生應用相關理論觀察和分析國際金融現實問題的能力。
比如外匯交易作為本課程的一個重要內容，就具有非常強的實踐性。進出口企業必須利用外匯交易規避外匯風險，普通百姓也可以利用外匯交易獲得投資收益;而一國的國際收支、國際儲備等數據的變化直接影響外匯市場的走勢和當局的政策意向，這些都和各經濟體包括百姓的日常理財息息相關;國內外金融事件、各國金融政策等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因此學生在課堂外對此類信息接觸得比較多，對本課程的興趣也普遍較高。
2.3宏觀微觀并重國際金融學研究的內容既有宏觀理論，如國際收支理論、匯率決定理論、資本流動理論等;又有微觀實務，如外匯交易實務、外匯風險防范實務等。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宏微觀并重，通過多元化的教學手段，幫助學生在掌握宏觀理論的同時提高對微觀實務的實踐能力。不僅從微觀層面透徹的認識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諸多金融現象，而且能從宏觀層面理解一國的經濟金融政策和金融體制改革，觀察和分析國際金融領域出現的新問題和新動向等。
2.4交叉學科多國際金融學涉及了經濟貿易類課程的方方面面，和許多課程的內容存在交叉，如國際投資學、金融市場學、國際信貸學、國際貿易、國際結算以及財務會計等學科。這就要求在設置課程時應注意到課程的銜接和延續，各課程之間應加強聯系和配合，以防止教學內容的重復或斷層。
3對高職高專國際金融教學改革的建議
針對國際金融學的課程特點和高職高專的教學目標，應探索出一種適合高職高專學生的教學方法，改變單純的教師講課學生聽課的傳統教學模式。
3.1教學內容的改革
3.1.1優化教學內容，注重實用性與時效性優化課程教學內容，首先應做好教材的選擇。目前，市場上國際金融的教材有非常多的版本，僅高職高專類就有幾十種。在選擇教材時應充分考慮高職高專的教學要求和學生特點，比較適合的教材應該是理論與實務結合較好，行文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同時又突出實踐性、注重職業能力培養，并有配套的案例和作業[3]。
由于國際金融的理論和實踐都發展迅速，國內外重要金融事件不斷發生，教師在平時應關注國際金融領域的發展動向，及時追蹤理論前沿信息，充實知識儲備。由于教材可能不能及時跟上變化，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注意補充最新的金融信息，可通過教輔資料建設更新和完善教學內容，力求教學內容與時俱進。
3.1.2教學過程增加圖示法的使用圖示教學法，即通過簡要的符號、濃縮的文字、線條(箭頭)、框圖等構成特有的圖文式樣，形成板書、電腦課件等有效施教的教學方法。實踐證明這種圖示教學方法把教學內容展示化、可視化，比一堆文字更能讓人一目了然，并印象深刻，能很好的提高教學效果。
比如在講解匯率變化對國內物價的影響時，如果教師用枯燥的文字滿堂灌輸給學生，學生會感覺晦澀難懂，從而失去學習的興趣。而圖示法能很好地解釋匯率和物價之間的關系。教師通過流程圖將其作用過程一步一步地展示出來，就讓學生輕而易舉地理解該知識點，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2教學手段的改革
3.2.1充分利用多媒體和網絡資源
傳統教學模式下，一塊黑板一支粉筆就構成了教師的教學工具。隨著科技的發展，教學工具的多樣化成為可能。尤其是國際金融學的時代性特點要求其教學內容必須緊跟時代變化，多媒體課件則可以將大量內容以各種形式在短時間內呈現在屏幕上，大大增加了課堂的信息量，非常適宜向學生講授國際金融的新理論、新動態;而網絡則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教學資源。比如在講解金融危機的時候，可以將課件連接互聯網，這樣課題內容延伸到更廣闊的空間，能夠讓學生接觸到更多的信息，了解美國次貸危機、歐洲債務危機的情況。理論知識和實際問題緊密結合，有利于提高學生對實際問題的理解分析能力，也提高了教學效果。
3.2提高學生的學習自主性國際金融實踐性強的特點，有利于充分發動學生的學習自主性。比如在講到匯率和其他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時，正好可以利用大家關注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可讓學生在課后收集相關資料，通過課堂討論掌握我國的匯率政策，并理解其和當前國際貿易摩擦之間的關系，提高學生對知識的應用能力。也可以考慮讓學生組成研究小組，對某一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辯論，以此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
另外，學生普遍對網絡比較熟悉，可以充分利用這個特點，通過電子郵件、聊天工具、論壇、博客等多種互聯網工具輔助教學，對學生進行在線答疑;也可考慮將作業、案例資料等制作成網頁，供學生登錄學習。同時，鼓勵學生登錄一些財經網站、查閱財經信息，將教學活動延伸到課堂外。
3.3重視實踐教學高職高專培養的是實用型人才，在理論研究和實際操作方面相對更側重于實踐能力的培養。因此，更應重視學生能否對所學知識加以使用。目前，科技的發展為此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如教學模擬軟件的使用能極大地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實踐能力。一個好的模擬軟件能提供外匯市場、期貨市場、證券市場等重要金融市場的實時行情以及相關資訊。學生可利用所學知識，通過自己對市場行情的判斷，對模擬資金進行運用。盡管是模擬交易，但它反映的交易狀況和真實交易無異，系統還可以對學生的投資狀況進行比較排序，減少了教師的工作量。教學模擬軟件的使用豐富了教學內容和手段，克服了傳統教學紙上談兵的缺點，也充分發揮了國際金融課程實踐性強的特點。
同時，建立校外實訓基地進行實踐教學。學校應與企業加強合作，通過組織學生到銀行、外貿企業、證券公司等機構參觀、實習，使學生能親身體驗相關行業和工作，為以后從事實際工作打下基礎[4]。
3.4優化考核手段傳統教學往往在期終使用書面考試的形式來考核學生對課程的掌握程度。這種形式簡便易操作，但其合理性有待商榷。尤其是國際金融這種理論和實踐并重的課程，單純的書面考試不能全面反映教學效果。課程的最終成績應充分考慮平時表現，而考核的方式也應多樣化，如課程論文的完成情況、相關網站的訪問情況、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的互動情況、模擬軟件的使用情況以及在研究小組中的作用等等，都應進入考察范圍。這樣的成績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學生對該課程的掌握情況，這種考核方式也反過來促進學生重視平時的學習和實踐能力的培養。
高職高專的教學目標在于為社會培養實用型人才，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更加重視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學校應努力為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提供條件;同時，教師也應不斷更新專業知識、優化教學手段。
參考文獻:
[1]孫連錚.國際金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
[2]孔立平.高職《國際金融》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J].商業經濟.2009.(1).
(一)選擇完全以強制性制度變遷路徑為主的時期
(1995年－2005年)1995年到2005年間，在全球低碳轉型的大背景下，我國政府推行了若干制度，自上而下地開啟了我國碳金融市場制度變遷之路。1995年，由人民銀行的《關于運用信貸政策促進環境保護工作的通知》及《關于貫徹信貸政策與加強環境保護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起到了最初的引導作用，引導信貸資源流向低碳環保領域。2005年12月，國務院頒布的《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又進一步制定了企業的環保標準和要求，明確規定了對于不符合規定的企業不予貸款。在這一階段，我國政府一方面受到國際上低碳經濟革命和發展低碳金融大趨勢的影響，另一方面出于解決國內各種環境問題的需要，發起了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但由于經驗不足、國內金融體系不完善、低碳意識不強等原因，導致這一強制性制度變遷過程較為緩慢，碳金融市場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來。
(二)選擇以強制性制度變遷路徑為主
誘致性制度變遷路徑為輔的時期(2006年至今)2005年以后，我國政府繼續加大力度推出了一系列綠色信貸宏觀政策以及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等政策。2008年，國內三家碳排放權交易所———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相繼成立。在第二階段，強制性制度變遷仍然是主導，但與第一階段有所不同的是，各金融機構也開始加入到該輪“綠色革命”的浪潮之中，并陸續推出了“綠色信貸”、“低碳基金”等業務。有履約義務的企業開始尋求降低成本的路徑，比如通過碳交易、碳抵消、CDM項目等方式來降低履約成本。2014年7月，北京首個碳排放交易抵消項目———順義區碳匯造林一期項目在北京環交所正式掛牌，這意味著重點排放單位有了更多碳交易履約的方式。因此，在這一發展階段，我國碳金融市場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是以強制性變遷為主，誘致性變遷為輔的。
二、我國碳金融市場制度變遷路徑選擇的特點及其導致的不足
(一)以強制性變遷方式為主
我國碳金融市場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在兩個階段都表現出以強制性制度變遷為主導的特征。首先，這會導致碳金融市場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政策變化很容易引起市場波動，尤其是碳價的波動。而且，各政策之間若缺乏協調，反而會導致減排成本相對提高。其次，其他各方，包括履約企業、金融機構、環保機構和個人等民間團體處于被動地位，被動地接受既定的政策，他們的需求在制度上沒有完全體現出來。最后，政策具有移植性。我國在建立國內碳排放交易試點時借鑒了EUETS的運行機制，但由于當時金融基礎設施不夠完善，金融生態也跟西方存在很大差異，因此難免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我國碳金融市場制度的路徑選擇以強制性變遷為主的原因在于:在開始階段，政府較民間團體更早認識到制度變遷的收益大于成本。面臨著減排承諾以及氣候變化的壓力，政府不得不強制進行二氧化碳控制。制定低碳政策、建立碳金融市場能夠使減排成本最小化。政府的最大收益在于通過制度變遷使宏觀資源配置的效率得到增進。此外，也能夠提升我國的國際形象。
(二)民間團體缺乏制度變遷積極性強制性變遷路徑
在碳金融市場建立初期是比較高效的，但過于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會導致民間團體的主體地位缺失。政府從自身利益角度出發，把碳金融市場作為其履行國家職能及減排承諾的工具和手段，很容易導致碳金融市場運行機制的僵化，缺乏應有的活力。履約企業則更多是出于規避行政處罰，被動地參與到碳排放權交易。金融中介機構普遍存在對碳金融工具的價值、碳金融產品項目開發、操作模式和交易規則等不熟悉的問題，市場上無論是產品數量、功能還是多樣性方面都難以滿足市場的需求。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間團體制度變遷收益無法彌補成本，導致誘致性變遷缺乏發動力。對于民間團體而言，其獲取的收益是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獲得的碳排放權，或通過碳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實現利潤。但在獲得這些收益的同時，企業也面臨著生產成本(包括購買排放權的成本)的增加。金融機構方面，用于開發碳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前期投入成本也比較大。因此，民間團體缺乏制度變遷動力。
(三)缺乏環境文化
環境文化(EnvironmentalCulture)是人們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對自然的認識、對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認知狀況和水平的群體性反映樣態。在一個環境文化水平較高的社會里，人們對人與自然的關系有著科學的理解，他們認為不應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發展經濟，這種意識會漸漸融入到人們的生產生活中去，表現為在衡量生產生活優劣的標準中，有環境標準這一項。如果人們更愿意購買環保產品，投資環保型企業，則會提升環境資產在企業評價體系中的重要程度，那些低碳環保型企業在碳金融市場上更具有價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的，“邊污染、邊治理”的方法已經難以為繼。另一方面，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已經影響到人們的日常生產生活。然而，環保在更多時候只是喊喊口號，流于形式，大部分人仍未意識到環保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如果僅在制度層面規定了碳排放權的價值，而這一價值卻未被大部分人接受，那么這一制度將失去有力的支撐。
三、我國碳金融市場制度變遷路徑選擇的政策建議
自1995年提出“低碳政策”以來，我國碳金融市場就逐步走向完善。一個好的制度能讓我國碳金融市場早日完善，并起到降低減排成本及促進金融市場多元化的雙重作用。反之，將導致已經建立起來的碳金融體系陷入無序與停滯狀態。因此，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碳金融市場當下發展的路徑已經成為一項重要課題。
(一)注重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的適時轉換
在我國碳金融制度變遷路徑選擇的過程中，政府長期以來占據主導地位，民間團體則處于被動地位，進入了以強制性制度變遷為主誘致制度性變遷為輔的路徑依賴。然而，任何一項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是強制性變遷與誘致性變遷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就要求我們要適時促進這兩者之間的轉換。2005年之后，由于之前政府對政策制定存在預期偏差，導致對國內碳金融市場產生“后發性”成本預期不足，致使新的制度安排偏離預期方向。在碳交易試點建立起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碳價不穩定，交易量也寥寥可數。原因在于政策沒有充分考慮到誘致性變遷主體的需求，使得誘致性變遷進度緩慢，二者之間沒有實現很好的銜接。另一方面，當履約企業、商業銀行等誘致性變遷主體發起誘致性制度變遷時，由于部分法律法規不完善、碳產品不明晰、監管落實不到位等原因，使得誘致性變遷成本加大，進而延緩了誘致性變遷的進度。因此，政府要保證規則透明、信息公開，使市場參與各方對市場運行有清晰認識;還應在政策頒布之后給予市場參與者一段時間讓其消化政策帶來的變化。在新時期，我國應注重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的適時轉換，通過發揮二者的優勢，達到良性互補之效。
(二)培育誘致性變遷主體金融中介機構以及履約
企業等誘致性變遷主體的需求才是碳金融市場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政府要逐漸退出市場主導地位，讓位于機構和企業。具體措施是:政府各級相關部門要加大對金融機構的激勵力度，通過稅收政策優惠、財政擔保、風險補償、專業人員培訓等措施鼓勵金融機構參與碳金融領域的投資，引導資金流向節能減排項目和環保型企業。鼓勵國內金融中介機構同國外機構進行合作，研究制定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碳金融中介服務體系。加大監管力度，對碳金融市場的風險進行分析，建立起專門的監管體系，從而保障誘致性變遷主體發起制度變遷的順利進行。
(三)構建低碳理念
1.1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一是有利于實現產業的優化升級，十以來我國將深化經濟結構調整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政策，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嚴重，已經成為阻礙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而實施綠色金融則有助于在金融服務上為經濟結構轉型提供資金支持，有效地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二是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通過實施綠色金融可以在根本上遏制環境污染經濟行為，使企業重視環境保護的經濟效益。
1.2促進生態環保與能源節約
一方面粗放型經濟發展給環境帶來了巨大的污染，環境治理成為當前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而資金短期又是影響環境治理的主要問題，而綠色金融則是將環境治理作為工作的發展方向，通過綠色金融為環境治理提供大量的資金，引導社會資金投入環境治理企業，這樣可以強化企業的節約意識，規范他們的環保行為；另一方面金融機構通過綠色管理可以降低能源的消耗，比如銀行機構進行的賬單無紙化方式，節約了紙張的使用，有效地節約了能源。
1.3促進金融機構的可持續發展
首先綠色金融為銀行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發展良機。環境的日益惡化，使得社會對環境的問題越來越重視，環境投資已經成為社會投資的熱點行業，而綠色金融業務則是將綠色概念與金融產品融合為一體，豐富了銀行金融服務的內容，拓展了銀行的業務；其次降低銀行的金融風險。綠色環保是加快經濟結構轉型的新切入點，也是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新方向，因此綠色金融產品的推出勢必會降低銀行機構的經營風險；最后有利于提高金融機構的可持續發展力。實施綠色金融雖然會增加金融機構的評估成本，不利于金融機構的短期盈利。但是長遠看，綠色金融符合國家的根本政策，優化了信貸結構，實現了金融機構新的增長點，有利于實現金融機構的可持續發展。
2低碳經濟路徑下綠色金融創新所面臨的問題
2.1政府部門對發展綠色金融缺乏動力
雖然“低碳”“、碳金融”成為當前最熱門的名詞，人們也意識到發展碳經濟的重要性，但是我國在追求經濟全面發展的同時，我國政府部門對于發展綠色金融的內在動力表現得明顯不足，而更多的是依賴外界的壓力而不得不進行綠色金融創新，比如中司沒有發揮自己的優勢從事碳交易，卻以碳交易市場規模小、制度不完善等由，拒絕參加碳交易，沒有為我國額碳交易市場建立提供應有的力量。
2.2綠色金融實施的主體較為單一
目前我國實施綠色金融的主體比較單一，主要集中在銀行機構開設的綠色信貸業務，而其它一些金融機構對于綠色金融的探索則非常有限，比如證券業雖然對上市企業融資設立了環保要求，但是其主要針對的是“兩高”行業，同時對低碳、環保企業的激勵制度也不完善，導致上市企業實施綠色金融存在較高的難度。保險業雖然也在綠色金融實施方面進行著局部試點實驗，但是其僅限于環境污染責任險，使得綠色金融在保險業很難獲得全面推行。
2.3綠色金融信息溝通渠道不順暢
作為綠色金融運行過程中的兩大職權部門：環保部門和銀行部門之間存在著信息溝通不暢的現象，一方面環保部門的信息公布無法滿足銀行部門對環保信息的需求，影響綠色金融的執行效果；另一方面環保部門與銀行機構之間的信息溝通模式不科學。它們之間的信息溝通渠道為單項運行，導致信息反饋機制的不健全，同時監管部門與司法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不暢也影響綠色金融的發展。
3低碳經濟路徑下的綠色金融創新模式
3.1加強國家金融體制的改革創新
一是要構建綠色金融發展的宏觀調控機制，國家要制定有利于綠色金融發展的宏觀調控政策，建立與綠色金融監管體系相適應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社會資金對綠色產業的支持，并且要嚴格限制高污染行業發展規模；二是積極發展綠色金融機構，國家要鼓勵各大銀行進行綠色金融改革，積極推廣綠色金融服務，拓展綠色金融產品；三是要建立綠色信貸體系。實施綠色信貸體系既可以實現對綠色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也可以限制與淘汰高污染的企業，實現經濟的發展。
3.2加強環保部門與綠色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溝通，建立信息共享機制
針對環保部門與綠色金融機構、司法部門與監督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不暢的問題，我國政府部門之間應該建立信息共享機制，提高它們之間的信息溝通：首先環保部門要加強對污染企業信息的檢查力度，并且將污染企業的各項數據提供給銀行機構，銀行機構則根據環保部門的監測數據，對污染企業進行信用授權以及信貸審批。同時金融機構也要及時將企業的信貸情況信息反饋給環保部門；其次建立新更新和異議處理機制。環保部門要及時對要求整合的企業進行重新審核，并且將審核信息反饋給金融機構，如果企業對于重新審議的結果存在異議，環保部門則要對企業進行評估與重審，并且將重審信息提供給金融機構。
3.3開拓金融創新，豐富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
發展綠色金融要積極借鑒國外先進經驗，豐富金融產品創新，拓展金融服務，提升金融機構的市場競爭力：一是銀行機構要完善綠色信貸，在信貸行業、環境評估等方面制定統一的綠色信貸標準，并且創新信貸政策，比如在還款方式、還款周期上進行創新；二是保險業在現有的綠色金融產品的基礎上，要積極探索金融產品創新，比如對于環保達標的企業可以通過降低保費等方式開展保險業務產品；三是證券業要完善上市公司環保門檻，同時建立可環保板塊，為環保企業提供融資環境。
3.4加強綠色金融社會組織的建設
法律原則指在一定法律體系中作為法律規則的指導思想、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穩定性的法律原理和準則。法律原則的特點是,第一在內容上,往往直接反映了法律體系或某一部分法的基本價值目標,是法律體系或部門法的指導思想和觀念基礎。第二,在形式上,法律原則不具備法律規則必備的三個要素,它往往只指出立法者對于某一類行為的傾向性要求,而沒有提供具體的行為模式,這種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性質使法律原則比規則更具有穩定性,適用的范圍也更為廣泛。由于法律基本原則的內容具有高度的概括和抽象，它并不一定就顯現于具體的法律規范條文中，但都隱現于法律的規定和精神之中。
從一般意義上說，構成法的基本原則的條件和標準是：1.被確認的法律原則，必須真實、全面、集中地反映具有特殊規定性和同類性的某一類型的社會經濟關系對法律的調整和規范的要求。這是構成法律原則的客觀方面的要求。2.確認的法律原則，必須能夠科學地抽象和概括出以某一類型的社會經濟關系為存在條件的某一獨立法律部門，或者某一類內容、性質和價值取向相近似的法律規范（通常構成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子部門）的基本精神和共同本質。這是構成法律原則的主觀方面的要件。3.確認的法律原則，必須為某一獨立的法律部門或子部門所明確肯定或者認可。這是構成法律原則的立法方面的要件。上述三要件缺一不可。要使金融法原則對金融關系的發生、變更和消滅起到應有的指導作用，也必須依上述要件和標準抽象、概括出金融法原則。
金融法的基本原則,指在一定金融法律體系中作為金融法律規則的指導思想、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穩定性的重要的法律原理和準則是貫穿一國金融法律體系始終的主線和綱領。它通過對若干重大基本問題的定性和定位,對國家金融法制建設起基礎性的導向作用。它體現了金融法律的本質和根本價值，是金融法律的靈魂和基本精神所在，對金融活動具有根本性的指導意義和統帥作用。就金融立法而言,只有立足科學的基本原則,才能提高金融立法的質量,確保金融法律制度內部協調統一,在我國加入WTO,金融法制不斷變革完善的今天,金融法的基本原則對金融法制改革具有導向作用。就金融法的實施而言,金融法的基本原則構成了正確理解金融法律規則的指南,及補充金融法律規則漏洞的基礎。我國處于金融體制轉軌的重要歷史時期，金融法制日趨健全，我認為金融法應包括下列基本原則：
一、在穩定幣值的基礎上促進經濟發展的原則
在一國經濟體系中,金融居于關鍵地位。金融促進經濟的發展,也受到客觀經濟規律的制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必須保持貨幣價值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是指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協調的發展,而非單純指經濟的增長速度。一味追求經濟的高增長而非經濟地增發貨幣,固然可能在短期內刺激投資和生產,增加就業,但充其量不過是表面的虛假的、暫時的和病態的經濟繁榮。在這一點上,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乏深刻的教訓。不少西方發達國家曾奉行凱恩斯主義以低通貨膨脹刺激有效需求的經濟政策,最終誤入“滯脹”的泥淖和怪圈;很多拉美國家犧牲物價穩定,以圖經濟的超快攀升,卻欲速不達,反使經濟良性發展的機制遭到破壞。相反,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重視貨幣穩定,倒更快地實現了高增長率。貨幣的穩定,無疑是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協調發展的必要條件。
貨幣的穩定,必須由制度來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明確規定：“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可以認為，把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作為金融法的目標，是國際、國內宏觀經濟管理經驗教訓的總結。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在東南亞和部分東亞國家及地區的貨幣紛紛貶值的情況下，作為亞洲大國的政府，中國政府對此做出了對本國、對整個亞洲經濟發展負責任的決策：人民幣不貶值。從根本上來說，人民幣不貶值對中國國民經濟發展有著重大意義。我國現行金融立法特別是中央銀行立法,以經濟建設中曾經出現的失誤為鑒,吸取外國成功的立法經驗,全面、充分地貫徹了穩定貨幣的立法精神。誠然,我國的中國人民銀行與國際通行的中央銀行相對獨立于政府的法律地位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人民銀行獨立地執行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的貨幣政策。但近年來的發展可以看出，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在不斷提高，當然這也有待于立法的進一步完善。
二、維護金融業穩健的原則
金融業是從事貨幣資金的特種行業,是時刻面臨多種類型風險威脅的高風險行業。這些風險包括信用風險、國家風險(轉移風險)、市場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法律風險、聲譽風險等。風險的存在,嚴重影響著金融業的安全運營,并有可能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和國家安定,必須加以防范和化解。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促進金融機構的審慎經營,維護金融業的穩健,杜絕金融危機,是各國金融立法刻意追求的核心目標,也是當前國際金融監管合作的中心議題。對于金融穩健的超常重視,其根據有以下三種不同的理論:(1)金融脆弱性理論。金融業是高風險產業,比之普通工商企業,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要多得多也大得多,而它們的自有資本,相對于龐大的資產負債規模,卻數量甚微,在風險緩沖和虧損吸收上,作用十分有限。由于競爭的加劇、投機的升溫和市場的波動,金融業的脆弱性更顯突出。(2)系統性風險理論。貨幣信用經濟的高度發展,在強化金融體系內外部聯系的同時,也使金融危機具有了超強的傳染能力,加大了局部金融危機誘發大面積金融風潮的可能,此即所謂系統性風險。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爆發系統性風險的范圍,已突破國界,擴大至全球。(3)社會成本理論。金融業作為貨幣資金運動的主渠道和重要組織者,與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有著既深且廣的聯系。單個金融機構的失敗,所致損害不只限于自身,與之往來的客戶和同業,會不同程度地因此承受直接的經濟損失;同一類型、同一區域乃至全國的金融機構可能因此受到牽連,遭致無形的信譽傷害;經濟生活的正常運行,亦會受到或大或小的沖擊。而對于瀕危金融機構的挽救,往往代價沉重,并且不一定奏效。所以,金融機構喪失穩健,不單會產生相應的個別成本,而且必然產生巨大的社會成本。
實現金融業的穩健,一要完善市場機制,強化市場約束;二要健全金融法制,嚴格金融監管。改革開放多年來,我國金融業在取得長足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突出表現在資產質量大面積下降,違法違規經營屢禁不止,金融犯罪直線上升。為了整理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確保金融穩健,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加快了金融立法的進程,在改善金融監管上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如強化了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監管職能，并成立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三會實施具體的金融監管職能；嚴格金融市場的準入控制；對各種破壞金融秩序犯罪和金融詐騙犯罪，依法加強了打擊力度等措施。當然,在維護金融業穩健上,我國現行金融立法和金融監管還存在許多不足,比如監管力量薄弱和監管任務繁重之間的矛盾就十分突出,因此有必要增強行業自律組織的管理作用,并考慮引入外部審計制度。
三、保護投資者和消費者利益的原則
本文所稱的投資者,指在金融交易中購入金融工具融出資金的所有個人和機構,包括存款人。加大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其一,投資者乃一切金融交易的資金來源,如其利益不能得到公平、有效的保護,則資金融通勢必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其二,投資者中大部分為小額個人投資者,他們高度分散,力量單薄,多半欠缺信息渠道及準確判斷市場變化和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突出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更能體現法律的公平理念。這部分投資者也是消費者,理應得到消費者保護法的保護。其三,多數金融工具所具有的流通性,決定了投資者的不特定性和廣泛性。因此,投資者利益得到保護的程度,不僅事關金融秩序的穩定,而且會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其四,投資者是金融市場不可忽視的社會監督力量,用以保護投資者的各項法律措施,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場透明度及其規范運作的程度。我國經濟發展的資金有70%依靠銀行信貸，而銀行信貸資金來源中，居民存款占居第一位。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居民儲蓄的存款支撐了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只有保護投資者和存款人的合法利益，才能使他們信任金融業并對其有信心。而投資者和存款人的信任和信心，是金融業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一旦他們的權益不能得到保障，他們的信任和信心就會被破壞，這極易導致發生銀行業的擠兌并造成金融恐慌，從而危及國民經濟。
法律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大體有普通法保護與特別法保護兩個層面。前者指投資者作為普通權利主體(金融資產的所有權人和金融交易中的債權人)依民法、刑法等所享有的保護,后者則是以前者為基礎,由金融立法及其他相關立法針對投資者所提供的專門保護。各國金融立法,圍繞投資者利益保護,大多已形成一定的規范體系和制度框架,而最常見、最核心亦最能體現保護投資者利益精神的,主要有:(1)信息披露制度。其核心是賦予金融市場籌資主體(主要是股票和債券發行人)及金融機構以依法公開指定信息的義務,用以保證投資者公平地獲取信息,并在全面、準確的信息基礎上進行投資決策。(2)銀行保密制度。金融機構必須信守客戶秘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向任何人披露所掌握的客戶財務資料和其他信息,否則須賠償客戶由此遭受的損失。(3)存款保險制度。即由專門的政策性存款保險機構在投保金融機構倒閉時對其存戶提供補償。
在我國金融立法中,進一步加強保護投資者特別是既是投資者也是金融服務的消費者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電子銀行時代,我國理應加強有關電子銀行的消費者保護立法,以促進電子銀行業的發展,也更全面地貫徹保護投資者和消費者利益的原則。
四、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原則
在當今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世界經濟加速一體化,我國加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歷史條件下,必須重視并厲行國內金融立法與國際慣例的接軌。首先,國際慣例通常是成熟的金融交易和金融監管經驗的結晶,與國際慣例接軌,可以有效地避免立法失誤,提高我國金融立法的水平和金融監管的質量。其次,與國際慣例接軌,有助于改善我國的金融法制環境,減少和降低涉外金融交往中與外方不必要的沖突與摩擦,促進金融的進一步對外開放,為積極引進和利用外資創造條件。最后,放眼世界,謀求各國金融制度某種程度的統一,確立最低的國際金融監管標準,并以此降低因各國制度差異所形成的競爭扭曲的程度,已然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國際潮流,而國際慣例無疑是各國金融制度趨同化的方向。中國金融法與國際慣例接軌,不僅能夠推動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也將使中國在營造新的國際金融秩序方面,有所作為與貢獻。市場經濟是開放型經濟,封閉型立法不可能適應經濟對外開放的需要,中國金融立法應當而且必須與國際慣例接軌。當然,與國際慣例接軌,絕不是要片面、機械、簡單地將國際慣例移植于中國,因為中國有自己的國情,處于自身特定的發展階段。我國新時期金融立法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以及立法質量的不斷改進,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與國際慣例的接軌。
金融發展在當代經濟發展過程中居于核心和先導地位。金融法的基本原則更是體現了這一部門法的本質基礎，因此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上述金融法的幾項基本原則均體現在現行金融法律中.當然，法律不會是一成不變的，尤其是經濟法，金融法的基本原則也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要求，不斷完善有著更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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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分配格局，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是培育和擴大國內需求、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手段。盡可能地增加就業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別是提高低收入群體及農民的收入，最終擴大消費需求，通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購買力由居民收入增長來拉動市場銷售額增長，進而拉動投資增長及整個經濟增長，才能形成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
（一）加大分配改革力度，增強全社會的消費能力
收入分配政策的調整和改革的著力點應當是放在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特別是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上面。在城市，一方面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總量，有針對地搞好下崗及失業職工的再教育和職業培訓工作，提高這部分人的工資性收入，以增強他們的消費購買能力：另一方面要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標準，并根據經濟發展情況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水平。
在農村，一方面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型農村，另一方面要大力增加農民收入，消除制約農民消費的障礙。
（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居民即期消費
刺激消費的關鍵在于使人們對社會經濟發展有良好的預期。目前，傳統的福利制度提供的條件逐漸轉為市場來提供，而有關的社會保障機制還沒有健全和完善，人們出于對自身和家庭未來經濟安全的擔心，不得不約束消費，乃至不計機會成本地擴張儲蓄。因此，消費萎縮、邊際消費傾向低的狀況還將在一段時間內影響乘數效應的發揮。應當繼續加大中央財政對落后地區低收入者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提高人們的收入預期來增加入們的消費傾向。
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居民收入發展第三產業是擴大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國的第三產業發展速度一直滯后于第二產業，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這種滯后更為明顯。
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產出占GDP的比重不僅低于發達國家，還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發展潛力非常巨大。第三產業中各種服務行業的發展潛力更是如此。在分配使用國債投資資金時，應該考慮加大支持第三產業發展所需的資金數量，重點解決就業問題。目前積極有效地發展第三產業相當重要的意義就在于這樣做有利于增加就業。
二、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社會供給
經濟結構調整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從我國宏觀經濟的現實運行來看，過剩經濟的實質是在產品結構未能適時提升、新的經濟增長點沒有出現情況下產生的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的錯位問題。從長期來看，作用于總量的需求擴張政策并不能解決結構性的矛盾。而產品結構取決于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又取決于投資結構。因此，在擴大需求的同時，也要利用金融危機的時機改善供給，提高國內產品競爭力，使得政策調控不僅能夠解決短期需求總量不足問題，還要著眼于中長期供給結構的改善。
（一）通過完善產業組織優化供給
這可以從兩方面著手：
1.按照規模經濟的要求關閉那些規模不經濟的落后小企業。對于那些技術條件及管理水平都比較低下的小企業，在生產普遍過剩的情況下往往只能提供無效和低效供給。目前經濟處于低谷時期，正是淘汰落后技術和過剩產品的最佳時機，如果單純擴張總需求則可能使落后技術與產品幸存下來并在經濟繁榮時期到來時再度膨脹。因此對于衰退行業和落后產能，應加大淘汰力度。落后產能和衰退行業的自行退出會面臨一些障礙，應在財政支持下安排產業調整援助基金，完善失業保障和再就業基金等。
階層特別是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上面。在城市，一方面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總量，有針對地搞好下崗及失業職工的再教育和職業培訓工作，提高這部分人的工資性收入，以增強他們的消費購買能力：另一方面要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標準，并根據經濟發展情況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水平。
在農村，一方面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型農村，另一方面要大力增加農民收入，消除制約農民消費的障礙。
（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居民即期消費
刺激消費的關鍵在于使人們對社會經濟發展有良好的預期。目前，傳統的福利制度提供的條件逐漸轉為市場來提供，而有關的社會保障機制還沒有健全和完善，人們出于對自身和家庭未來經濟安全的擔心，不得不約束消費，乃至不計機會成本地擴張儲蓄。因此，消費萎縮、邊際消費傾向低的狀況還將在一段時間內影響乘數效應的發揮。應當繼續加大中央財政對落后地區低收入者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提高人們的收入預期來增加入們的消費傾向。
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居民收入發展第三產業是擴大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國的第三產業發展速度一直滯后于第二產業，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這種滯后更為明顯。
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產出占GDP的比重不僅低于發達國家，還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發展潛力非常巨大。第三產業中各種服務行業的發展潛力更是如此。在分配使用國債投資資金時，應該考慮加大支持第三產業發展所需的資金數量，重點解決就業問題。目前積極有效地發展第三產業相當重要的意義就在于這樣做有利于增加就業。
二、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社會供給
經濟結構調整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從我國宏觀經濟的現實運行來看，過剩經濟的實質是在產品結構未能適時提升、新的經濟增長點沒有出現情況下產生的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的錯位問題。從長期來看，作用于總量的需求擴張政策并不能解決結構性的矛盾。而產品結構取決于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又取決于投資結構。因此，在擴大需求的同時，也要利用金融危機的時機改善供給，提高國內產品競爭力，使得政策調控不僅能夠解決短期需求總量不足問題，還要著眼于中長期供給結構的改善。
（一）通過完善產業組織優化供給
這可以從兩方面著手：
1.按照規模經濟的要求關閉那些規模不經濟的落后小企業。對于那些技術條件及管理水平都比較低下的小企業，在生產普遍過剩的情況下往往只能提供無效和低效供給。目前經濟處于低谷時期，正是淘汰落后技術和過剩產品的最佳時機，如果單純擴張總需求則可能使落后技術與產品幸存下來并在經濟繁榮時期到來時再度膨脹。因此對于衰退行業和落后產能，應加大淘汰力度。落后產能和衰退行業的自行退出會面臨一些障礙，應在財政支持下安排產業調整援助基金，完善失業保障和再就業基金等。
2.消除各種壟斷，尤其是行政性的壟斷。壟斷往往會引發無效供給與低效供給，形成需求不足性的供求關系失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活動范圍應以市場是否失效為準則。凡是可以由市場解決的，應當由市場來解決，政府不應插手其中。贏利性項目可以通過市場機制達到資源的高效配置，政府主導往往會因體制性問題導致效率低下，創新能力有限，使得經濟增長缺乏微觀基礎。而民間投資則更重視效益，更善于發現和捕捉市場機會，不斷開發新產品來創造需求引導需求，因此增加民間投資更有利于擴大有效供給。為此必須界定政府投資范圍，減少政府在贏利性項目中的投資比例。
（二）通過技術創新優化供給技術創新可以從三個方面促進需求的增加：
1.技術創新本身就是新的需求，因為技術創新可以帶來比原來更好的產品，并因此而刺激需求。
2.技術創新可以提高產品質量，從而擴大需求。
3.技術創新可以降低產品成本，從而擴大需求。
在發達且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贏利性領域的結構調整是市場自發進行的。但在我國市場殘缺以及贏利性國有企業大量存在且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結構調整就需要政府及其財政的參與。政府要在參與基礎部門投資的同時積極支持主導產業與新興產業的發展，并淘汰落后產業部門的生產能力，以此來促進市場導向下的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在政策運作上要廢棄計劃體制下完全無償、全面介入的方式，改為選擇重點主導產業，著眼技術進步，采用財政投融資或貼息擔保等方式參與。
三、著力改善消費環境，加大市場監督和監管力度
加強社會信用和個人信用體系建設，培育消費信用法制環境，切實保護誠實守信，進而發展消費信貸，提高流通領域的信用度。消費者協會、產品質量監督與市場監管機構，要發揮各自的作用，大力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凈化消費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依法懲處各種制假售假、危害人民群眾健康的非法行為，消除消費者懼怕假冒偽劣的心理障礙，使人們敢于消費，放心消費，從而間接達到促進居民消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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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等大部分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的比例迅速下降,這一現象被稱為“去工業化”。美國的制造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在1965年達到28%的高峰值后,便處于不斷下降的趨勢之中。對于“去工業化”的原因,瑙索恩和納瑪斯旺(RowthornandRamaswamy,1997,1999)指出主要是國內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從制造品轉向了服務,制造業的生產效率相對服務業大幅度提高,以及與之相關的制造品價格大幅度下降。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的競爭這一外部因素對去工業化的貢獻不足五分之一。在完成了去工業化的過程之后,美國國內的生產行業基本上轉移到了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于此同時,美國也從一個以工業為基礎的經濟體轉變成為以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體。在后工業時代的美國,很多人認為服務經濟可以很好的取代商品經濟,就如同19世紀它從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體轉變為以工業為基礎的經濟體是一樣的。
因為兩者同樣能賺錢,產生巨大的GDP。但是這混淆了錢與財富的區別。
在美國漸漸喪失生產能力的同時,另一個不好的消息是美國100年來形成的超強消費能力和借貸消費方式。美國消費量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保持在70%以上了,而從1856年,I.M.Singer公司的市場營銷總監EdwardClark想出一招為他們公司的縫紉機進行分期付款開始,美國的借貸消費模式已經開始在美國這片肥沃的土地生根發芽。時至今日,美國人的信貸項目已經從當年的縫紉機發展到住房抵押貸款、汽車貸款、教育貸款,以及最近世界矚目的次級貸款。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就一針見血的指出,即使在金融危機下的情況下,美國的消費方式仍然不會改變。
這樣一來問題就出現了。經過去工業化后,美國基本成為了一個只消費不生產的國家了。顯而易見,一個只是消費的,卻幾乎不生產的經濟體必然會出現消費需求和產品供給只見的缺口,這會激勵這個經濟體內的生產者增加生產。當然,這只局限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內。如果存在這國際貿易,那么該經濟體就能通過貿易用其他國家生產的產品滿足自己的消費需求。然而當一個國家能進口數量巨大的產品進行消費卻不能保持相應的出口量時,巨額的貿易赤字就不可避免了。看看這些驚人的數據吧,僅2007年一年美國就產生了7003億的貿易赤字,而2008年的貿易赤字也又6771億美元之巨,要知道澳大利亞2008年的GDP才7460億美元。
而除卻貿易赤字所帶來的巨額債務,美國的預算赤字也形成了天文數字的債務。熟讀經濟史的人肯定知道關于美國的貨幣發行權之爭在美國持續了近一個世紀。在美國著名的1787憲法中規定美國政府是唯一具有發行貨幣的機構,但是事實上在1913年美國國會通過《美聯儲法案》并建立美聯儲之后,美國的貨幣發行權就落入了作為美聯儲成員的幾個私有銀行手中。此時開始,美元也就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債務美元,美元實際上成為也一種債務。也就是說,債務的“貨幣化”創造了美元,而美元的票面價值必須由外力來強制。由于美國政府沒有發幣權,而只有發債權,然后用國債到私有的中央銀行美聯儲那里做抵押,才能通過美聯儲及商業銀行系統發行貨幣,所以美元的源頭在國債上。美國國會又批準國債發行的權力,而財政部則將國債設計成不同種類的債券,其中一年期以內的國債我們通常把它叫做TBills(TreasuryBills),2-10年期的叫TNotes,30年期的TBonds。這些債券出現在在公開市場上進行拍賣。而當普通購買者購買完之后,財政部最后將拍賣交易中沒有賣出來的一種許諾。美聯儲購入這些國債自然是需要付給政府美元的,而政府則在獲得貨幣后需要在以后每年都付給美聯儲高額的利息。最近幾年美國聯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已在政府開支中高居第三位,僅次于醫療健康和國防,每年高達近4000億美元,占其財政總收入的17%。在這一過程中美聯儲付給政府的美元和以后政府需要支付的利去的國債全部送到美聯儲,美聯儲則照單全收,這時這些國債就成為了美聯儲賬本上的資產。注意,這些所謂的資產其實本質是債務,而高額的利息是新創造出來的美元。這也為美國陷入流動性過剩陷進埋下伏筆。可以這么說,美元的創造就伴隨著債務的出現,在美國美元與債務是相互掛鉤的關系,而且正是與貨幣發行鎖死,這種債務是難以還清,因為一旦美國還清了債務,那么流通的美元也就消失了。并且由于美國日益加大的政府開支和國債不菲的利息,這些債務將越來越多。總之在債務貨幣之下,美國將永遠無法償還國債、公司和私人債務,因為還清債務之日,也正是美元消失之時。美國的總債務非但不會減少,隨著債務利息利滾利的雪球效應和經濟自然增長的貨幣需求,美國的債務總量將會持續上升,而且速度越來越快。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的國債已從建國初期的8300萬美元增加到260億美元。到1965年,美國的債務規模達到2600億美元。到20世紀80年代里根執政期間,美國的國債竟然上漲到2.7萬億美元。克林頓的8年任期中,美國國債又翻了3番,達到6.7萬億美元。
今天的美國已經是債務纏身,入不敷出了。但是,一直到危機之前的十年間,與巨額債務并存的現象是美國的經濟運行狀況似乎一切正常,平穩的經濟增長率,溫和的通貨膨脹率,可以接受的失業率,而且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良好的經濟形勢會一直持續下去。問題出來了,一個負債如此之高國家為什么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各方面數據表現良好,美國政府究竟試用了什么魔法來做到這一切的?對了,就是神奇的美元。
為了彌補巨大的貿易赤字和預算赤字,美國必須創造出巨額的“新的美元”,通過美元其國際貨幣的特殊地位來彌補美國的巨額債務,而每年創造出來的巨額美元流向其他各國之后,又通過金融渠道最終流入到了美國的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這使得美國的房市和金融股市近十年出現了不正常的瘋狂增長。而這樣的泡沫式增長必然會出現破滅的時候。在大家的預期和信心出現動搖的時候,整個增長鏈就如同崩塌的大廈一樣一下子全部癱瘓。而這時侯也就出現了這次的金融危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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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國際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極其復雜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結果、狀況直接涉及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影響一國內外均衡。在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中，各國均經歷過或正在經歷著金融市場由管制到開放的過程。許多國家實踐表明資本市場過早開放使得國內經濟潛在和積家的矛質在宏觀經濟出現問題時徹底地爆發出來，釀成經濟危機。在實施漸進式改革和開放的指導思想下，我國在金融市場開放中，實際上形成了符合中國實際的開放路徑:設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領城、規模—逐步增強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場性—逐步實現涉外金融交易向國際金融市場交易轉變。
一、涉外金融交易的界定
構成金融交易的基礎要素有三個:籌資人、投資人、交易貨幣。一般意義上，一國金融市場(完全)對外開放與一國建立(與國際接軌)國際金融市場在概念上具有等價意義。當一國金融市場未完全開放時，客觀地存在“涉外金融交易”概念，涉外金融交易既與國內金融交易不同，也與國際金融交易不同。
關于什么是國際金融交易，理論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可被稱為“市場論”，其劃分標準是資金是否跨境流動;另一種觀點可被稱為“要素論”，劃分標準是金融交易活動中是否存在“涉外因素”。而“市場論”認為國際金融交易是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進行。可以下圖表示。
在上圖中，①屬于國內金融交易，②③④屬于國際金融交易。“涉外因素論”認為，將構成金融交易的基礎要素:籌資人、投資人、貨幣進行組合，可產生以下幾個不同的結果:
1.投資人以其本國貨幣貸款給其本國居民;
2.投資人以外國貨幣貸款給其本國居民;
3.投資人以其本國貨幣貸款給非本國居民;
4.投資人以外國貨幣(第三國貨幣)貸款給非本國居民;
5.投資人以外國貨幣(籌資人國貨幣)貸款給非本國居民;
第1種情況是100%的國內金融交易，但若擔保人為境外機構，或資金被用于國際貿易，這種交易可能被認為是國際金融交易。
第3、4、5種情況，無論按“市場論”或“要素論”的標準，都是國際金融交易。
第2種情況，按“市場論”應為國內金融交易，按“要素論”應為國際金融交易。在我國現行規章制度管理下，這類交易被稱為“涉外金融交易”中的“外匯貸款，’(外匯貸款屬于“涉外貸款”，涉外貸款包括:外匯貸款、對外商投資企業貸款、外貿貸款)。
此外，還有人從國際收支統計口徑出發，以交易結果是否引起國際收支變動乃至是否影響一國外債而判斷是屬國內金融交易或屬國際金融交易。筆者認為，應該將涉外金融交易分為廣義和狹義兩類。
在上述五種組合中，除第1種以外，其余四類都應界定為廣義的涉外金融交易(廣義的金融交易包含國際金融交易);界定狹義的涉外金融交易標準應是金融交易是否存在國家金融管制。在2、3、4、5種組合列中凡以市場機制為主要調節機制的金融交易應定義為國際金融交易;凡以國家金融管制為主要調節機制的金融交易應定義為涉外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中的國際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極其復雜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結果、狀況直接涉及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深層次地影響一國內外均衡。因此，在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中，各國均經歷過或正在經歷著金融市場由管制到開放的過程。
二、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路徑
如果將金融市場“對外完全開放”和“對外完全不開放”作為一數軸的兩端，在“完全不開放”端點附近，居民與非居民之間的金融交易大部分屬于涉外金融交易，相應的金融交易處于國家較嚴格的金融管制之中;當向另一端移動時，意味著出現了國際金融交易與涉外金融交易的替代，國家金融管制趨于放松。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開放都是必需面對的重大間題。對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說，過快開放資本市場導致的金融經濟體系的波動成為一個共同面臨的問題。墨西哥于1993年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1994年徹底開放資本市場，允許51家外國銀行、證券、保險和其他金融機構進人。
資本市場的過早開放使得國內經濟中潛在和積累的矛盾在宏觀經濟出現問題時徹底地爆發出來，釀成1994年12月的經濟危機。韓國的情形與此類似，1996年為了加人oECD，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要求，接受允許企業自由借款的條款。一年之后的1997年，韓國也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卷人嚴重的經濟危機。日本作為延遲推進資本市場開放的另一類范例，同樣值得關注。日本1964年承擔IMF第8條款開放經常賬戶義務，1984年對《外匯及其外貿管理法》進行修改，放松了對資本項目的管制，這一過程用了20年時間。并且至今依然保留著許多限制外資進人，以及對國內金融機構進行保護的措施。對于金融市場的過度保護，使得金融體系始終缺乏足夠的競爭力，這可能是導致日本經濟近年來停滯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綜觀各國金融市場開放的過程，都存在著如何防范金融風險的問題。因為防范金融風險是金融監管的基本目標。這樣在一國金融開放的過程中存在著雙重目標統籌協調問題:實現金融開放和防范金融風險。為此，存在兩種不同的做法:一是強化管制，通過限制金融機構的經營業務范圍、控制金融產品的價格來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這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通常采取的做法。這種做法會導致金融業競爭力低下，實質上是以犧牲金融市場的發展為代價。并且由于強化金融管制產生了金融風險的積累，當金融市場開放后，往往長期聚集起來的金融風險在出現導火索時驟然爆發了。另一種做法是:放松管制，通過強化金融市場競爭，促進金融市場的發育與金融業的發展。這種方式大體可分為兩種:休克式和漸進式。前一種方式往往導致一國出現若干年國民經濟的衰退，社會和政治領域經歷較長的動蕩和混亂，社會發展在歷史的軌道上轉向。后一方式現在得到較廣泛的認可，認為在這種方式下，在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的過程中，由于金融風險會不斷暴露和釋放出來，在應對風險的過程中，金融機構的風險防范能力和監管機構的風險監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從而有利于金融安全。當然，這種方式由于金融市場開放歷時較長，可能使金融領域的不確定性增加。如果在這一過程中對國內機構保護過多，會使金融體系缺乏競爭力，日本就是例證。因此，在金融市場開放過程中，必須把握住放松金融管制的順序、路徑和節奏。
以往，我國金融監管較多地傾向于不斷強化管制，金融市場沒有得到應有的發育，金融機構的競爭力相對較弱。但是在實施漸進式改革和開放的指導思想下，我國在金融市場開放中，實際上形成了符合中國實際的開放路徑:設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領域、規模—逐步增強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場性。這實際上是使涉外金融交易成為金融市場逐步開放的一個操作平臺(盡管在改革的歷史進程中，這一路徑是在為了解決當時宏觀經濟所面臨的問題而形成的)。根據中國的承諾，加人WTO后，我國金融市場將大幅度對外開放。在開放的過程中，外資金融機構將利用其雄厚的資金實力、靈活的經營手段和先進的管理水平，與國內金融機構展開競爭。外部的金融市場動蕩將如何影響我國金融運行的安全和穩定，取決于國內金融機構能否抵御激烈的外部競爭和外來沖擊。又由于任何金融開放都是一種制度變遷，而制度變遷存在著路徑依賴，因此，總結分析以往的金融開放路徑，探討如何為今后的金融開放構建更加合理、有效的操作平臺，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外匯體制改革:從涉外金融交易向國際金融交易轉變的制度演進案例分析
中國自1978年一2002年，進出口貿易增長了1748.73%。外匯體制改革是過去這20年推動中國出口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嚴格按照中央計劃部門制定的進出口計劃經營。國家計劃委員會制訂計劃時，首先開列一份必須進口的物品清單，然后根據所需款額，找出國內能夠出口以換取這筆外匯的物資。由于當時匯率對外貿水平和進出口貨種的影響甚微，當局遂參照旅游業、華僑匯款等少數非貿易性活動可能受到的影響以制訂匯率。主要根據中國一籃子消費品與世界各大城市的相對價格而做出。由于中國不少消費品定價偏低，因而大大高估了人民幣。
998年，中國決定開放經濟、拓展外貿。隨著外貿權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業，匯率由原來制訂外貿計劃時的會計手段，變成推動進出口決策的重要信號。最初出臺的措施，主要是為了抵消匯率偏高而對出口的抑制。其后，為進一步推動對外貿易發展，國家對匯率制度進行了多項改革:
第一，逐步下調官方匯率，以抵消出口成本上漲的影響。
第二，實施外匯留成制度，允許出口企業和地方政府保留部分外匯收人，以滿足自身進口需要。
第三，開放外匯調劑中心，讓出口企業可把外匯留成以較為有利的匯率折換成人民幣。在隨后的十多年中，國家以貶值為基本措施，來刺激對外貿易的發展。第一次貶值是1981年1月，以2.8元人民幣對1美元為內部結算價(創匯成本)。制訂內部結算價時，管理當局以賺取1美元外匯的平均成本為基數，在此水平上追加10%的“利潤”率。這次貶值是中國外匯政策的一個轉折點:主要根據創匯成本，而非國內消費品相對于海外的價格而制訂匯率水平。1983年到1993年期間，由于創匯成本在這期間內不斷上漲，當局不斷下調匯率，使出口較為有利可圖。這期間，人民幣先后六次貶值，幅度由9.6%到44.9%不等，官定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由2.8:1調到5.32:1。19叫年1月1日匯率并軌，官方匯率更一舉下調到8.7:l水平。當年，出口、旅游和外來直接投資增幅分別高達31.9%、56.4%和22.7%。外匯儲備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別增長114.5%和42.6%，1998年5月達到1409億美元。由于外匯供應增加，官方匯率逐步輕微上調。1998年4月后，官方匯率大約處于8.28元人民幣對1美元的水平。貶值基本上是在市場“倒逼”下實施的，因此，貶值在一定角度上可看成是對管制的放松。
出口企業自1978年起獲準留成外匯。其后，留成的比例顯著提高。1979年規定，地方政府的出口如果超越前一年的水平，獲準留成超出部分的40%。1985年，獲準的外匯留成已不少于出口總額的25%。1991年，留成更可高達出口總額的30%，但中央政府保留權利，必要時得以調劑價收購企業30%的外匯收人(1994年統一匯價后，留成制度便被撤銷)。留成制度實施后不久，出口企業和地方政府獲準將外匯配額轉售給需要外匯作進口用的單位。這一來，企業與企業也就能夠在市場上兌換外匯。持有配額的單位由于能更好地利用其外匯留成，拓展出口的積極性更高。除了用來進口產品設備，出口單位還可以以高于官方的匯率換取留成的利潤。留成制度擴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規模，引人了市場機制。如同留成制度，外匯調劑市場事實上也逐步加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規模;逐步加人和加大市場的機制。
1950年，中國銀行廣東分行率先開辦外匯調劑服務。有關業務迅即擴至內地12個大城市。早期的交易價是3.08元人民幣對l美元。1985年，深圳設立第一家官方的外匯調劑中心。翌年，上海和北京跟進。再一年后，同類中心擴大至天津。在1985年到1987年，外匯調劑中心只對中外合資企業提供服務，國內企業不得參與。1987年，國內的輕工業公司、工藝品公司和服裝業也獲準在調節市場上出售留成。1988年4月，所有國內企業都獲準在調劑中心上出售留成。外匯管制放寬后，外匯中心的數目和交易量都有所增加。1992年12月底，全國有100多家調劑中心，交易額達到250億美元。在1994年的改革中，全國性的銀行同業外匯市場取代了調劑中心，并實施外匯結售制度。出口企業所有外匯收人按規定一律須出售給指定的銀行。對進口企業而言，企業只要向當局授權的銀行出示進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機構簽發的付款通知，即可換取外匯。
以上措施，從一個角度看，實際上起到了逐步放松對涉外金融交易的嚴厲管制。1994年以來，最根本的變革也許是撤銷調劑市場，在國內設立統一的全國性銀行同業外匯市場。
在新制度下，國家通過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和外經貿部實施的行政控制來維持匯率的穩定性和經常賬差額，而非借著對經常賬的來往實施外匯管制。在新的制度下，匯率不僅影響進出口，還通過各種市場和機制間的聯系，對經濟造成廣泛的影響。因此，制訂匯率不再只是貿易和經常賬的問題，必須同時考慮到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各種不同利益團體的平衡、貨幣及財政政策等廣泛的問題。由于中國對內和對外經濟部門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系，制訂匯率時，也就不能只是為了促進出口。事實上，經過1994年的改革，中國基本上不再以創匯成本來制訂人民幣匯率。從1994年到1997年，中國的一般物價水平漲幅約50%，創匯成本也顯著上升，但由于外匯供應增長，人民幣匯率反而輕微上揚。人民幣升值，加上出口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的盈利性。隨著市場機制作用的加大，中國經濟對內和對外部門之間的聯系加強，匯率的影響擴散到外貿以外的部門。中國利用匯率政策以促進出口的自由度因而有所下降。1996年以后，出口增長幅度一波三折，19%年出口只增長了1.5%，1997年出口上升20.9%，1998年，出口升幅較1997年大幅回落，1999年抬升，2000年大幅上升，2001年又大幅回落。雖然出口部門力促人民幣貶值，中國人民銀行為了實現國民經濟內外均衡，仍然保持匯率穩定。2002年初，國家進一步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和人民幣外匯市場交易制度，提高外匯指定銀行周轉金額度，降低進口企業設立外匯賬戶門檻;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出口企業售匯自主意愿。前不久，金融管理當局又批準四大國有銀行開展外匯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至此，在經常賬戶項下，人民幣與外匯間的兌換(交易)，在市場機制對管制的替代過程中，不斷向市場化方向演變，現在離進出口企業完全意愿結售匯越來越近。
筆者認為經常項下外匯市場的開放，客觀地看，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是比較成功的。資本市場的開放應遵循著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規模和逐步放松對涉外金融交易的管制中，逐步開放資本市場。
參考資料
關鍵詞行為金融；證券投資基金；羊群效應；熟悉偏好；過度自信
一、行為金融理論
標準的現代金融理論的模型與范式基本上局限于“理性”的分析框架中，對金融市場的行為進行了理想化的假設，20世紀80年代以來，研究學者日益重視金融市場上的各種異象，而這些異象的理性解釋不能令人滿意。行為金融理論正是金融學家在研究金融市場異象的過程中形成并不斷完善起來的理論體系。行為金融借鑒了行為科學、心理學以及社會科學等研究成果后，將人類心理與行為納入金融學的研究，從微觀個體行為以及產生這種行為的心理、社會動因來研究資本市場的現象和問題。
行為金融理論認為投資者不是理性人，并不具有完全理性，而是行為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不能客觀、公正、無偏的加工信息。在信息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投資者的心理容易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模仿他人決策，而不仔細考慮自身的信息，也就是行為金融理論中的“從眾行為”，而如果涉及到多個投資主體，就會進一步引發團體從眾跟風的“羊群效應”。除此之外，投資者很多時候的非理還由于本身的“過度自信”，即將成功歸于能力，而將失敗歸于運氣和機會的作用，過于相信自己的判斷而產生行為偏差。另外，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時，會選擇其感覺非常精于評估的風險事件，避免不熟悉或無法估計概率分布的風險事件，即“熟悉偏好”。總之，人的心理因素對于投資者行為的影響是行為金融研究的主體，伴隨著行為金融的發展，相關經濟研究對于人的心理分析的依賴也越來越多。
證券投資基金通過發行基金單位，集中投資者的資金，而后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管理人管理和運用，從事股票、債券等金融投資，作為一種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集合證券投資方式是現代金融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證券投資基金作為機構投資者，其投資行為也會受到基金托管人及基金管理人不理的影響，所以此時就必須考慮現實中人的心理因素，利用行為金融理論對其投資行為進行闡釋。
二、基于行為金融理論的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投資行為分析
行為金融理論中的投資者有限理性意味著投資者并不完全理性而且不總是理性的，而證券投資基金主要進行股票和債券的投資，充當市場中機構投資者的角色，所以其投資行為勢必符合行為金融理論對于投資者的假設，即證券投資基金是有限理性的。行為金融理論為研究中國證券投資基金的投資行為提供了延伸性的啟示。
1．證券投資基金投資行為的“羊群效應”
很多時候證券投資基金作為機構投資者會非常注意其他機構的動向，并在這些機構投資者采取行動時，立刻采取相似的行動，這可能是源于其對本身投資決策缺乏把握，也可能是看到其他機構已經獲利而相信自己也能獲利，或者更可能是由于害怕與眾不同，必須采取行動。所以在這種時候證券投資基金不可能理性的考慮該決策究竟會為基金本身帶來多少收益，而僅僅是一種盲目的“從眾行為”。同時，由于多數作為機構投資者的證券投資基金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它們通常關注同樣的市場信息,采用相似的經濟模型、信息處理技術、組合及對沖策略。在這種情況下,非理性的眾多證券投資基金很可能同時采取行動，形成群體性的跟風購買行為，并最終導致“羊群效應”。這時，許多證券投資基金將在同一時間買賣相同股票,買賣壓力最終將超過市場所能提供的流動性,從而導致股價的不連續性和大幅變動,破壞市場的穩定運行。
于是，為了避免證券投資基金投資行為的“羊群效應”，政府應該擴大市場容量,提高上市公司股票質量，使眾多證券投資基金在挑選其投資股票品種時就有更多的選擇余地,理性的進行決策，從而有效地減輕“羊群效應”造成的市場風險和脆弱性。
2．證券投資基金投資行為的“熟悉偏好”
經典投資組合理論認為理性的投資者通常會通過分散投資來規避風險鎖定獲利。證券投資基金作為投資者通常也會通過投資組合規避風險，但是這種組合的分散程度一般低于經典投資組合理論的建議。
很多基金在投資時更愿意選擇股票市場，即那些相對熟悉的領域，投資也集中在其比較熟悉的本國市場、本地市場，從而導致投資組合構成上所表現出的分散不足。這主要是由于證券投資基金在評估某些投資時無法估計不確定事物的概率分布，而更熟悉的環境使其感到處于優勢，即行為金融中所謂的“熟悉偏好”，但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提升了投資風險。
這就要求政府促進證券投資基金投資渠道的開放，大力發展債券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以加強市場價格發現，適時推出做空機制，改變現在的單邊市場狀況,并鼓勵基金適當地“走出去”，使證券投資基金采用足夠分散化的投資策略，采取理性的投資決策，從而規避風險鎖定獲利。
3．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的不理性投資行為
行為金融認為每個人都會或多或少受到認識與行為偏差的影響。而證券投資基金在進行投資時主要倚重基金管理人，可是基金管理人并不總是理性的，會或多或少受到認識與行為偏差的影響，有時甚至會做出非利益最大化的決策。典型地，當基金管理人處于過度自信時，可能高估自身的能力，為了獲取較高的投資回報而從事風險性較大的投資，給本基金利益帶來損失。并且由于自我歸因的存在，基金管理人在損失出現后，常常先入為主的否定損失是由本身的不恰當行為帶來的，而僅僅把這一切后果歸于市場的不確定性，不能很好的糾正其不理。
所以在基金管理人的選擇上，不但要求基金管理人具有雄厚的專業學術基礎和豐富的金融專業理論與實踐知識、良好的信息收集與信息處理能力，還應要求其了解市場中的投資者和自身會產生怎樣的心理和行為偏差，以避免由于自身的心理因素造成重大失誤。此外，還應關注基金管理人的心理變化和行為傾向，避免選定的投資組合風險收益發生意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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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從本質上說,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金融結構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作為一種信用危機、道德危機,美國金融危機表現出其“傳染”的整體性和快速性以及政府處理危機的主導性和一致性特征,并使次貸危機最終演變為一場系統性、全球性金融危機。這場危機給各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教訓深刻,值得吸取。應充分認清此次金融危機的本質特征,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國內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穩定。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世界金融風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續惡化。金融創新的過度、信用監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風險的蔓延進一步加劇了美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及不穩定性,是導致此次金融危機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論回顧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結構出現非均衡導致風險積聚,金融體系喪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狀態(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論認為金融體系本身是不穩定的,具有內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風險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較有影響的金融危機理論有費雪(1933)的債務一通貨緊縮理論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體系不穩定性假說。費雪認為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是與債務的清償緊密相關的,實體經濟部門的過度負債和經濟下滑引起債務的清償。而債務的清償會導致貨幣的收縮和周轉率的下降。這些變化又會引起價格的下降、產出的減少、市場信心的減弱、銀行破產數和失業率的上升。因此,費雪認為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經濟基本因素的惡化。明斯基對于金融體系不穩定性的分析基于資本主義繁榮與蕭條的長波理論基礎之上。他指出,正是經濟的繁榮埋下了金融動蕩的種子。他的基本觀點是,實體經濟中存在著三種籌資,即抵補性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大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人大于償債的現金流出)、投機性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大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入小于償債的現金流出)和“龐齊”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小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入也小于償債的現金流出)。這三種籌資在經濟周期的不同時期所占比重不同:經濟繁榮時期,后兩種籌資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風險增大。伴隨著借款需求擴大,市場利率上升,企業利潤下降,市場情緒由樂觀向憂慮轉變并進一步向恐慌蔓延,企業倒閉,銀行借款急劇收縮,從而導致資產價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機的爆發。因而金融體系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經濟發展周期和經濟危機不是由外來沖擊或是失敗性宏觀經濟政策導致的,而是經濟自身發展必經之路。
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機爆發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常常以獨立于實際經濟危機的形式而產生。在此基礎上,金融危機理論也逐漸趨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較成熟的貨幣危機理論。第一論由保羅·克魯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羅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發展,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制度之間的不協調以及一國國內信貸的無限制擴張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第二論以茅里斯·奧波斯特菲爾得(M.Obsffeld,1994)為代表,主要引入預期因素,對政府與私人之間進行動態博弈分析,認為政府對于私人部門預期所做出的反應成為危機爆發的關鍵因素。第三論形成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許多學者跳出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范圍,開始從金融中介、不對稱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機。代表性人物是麥金農和克魯格曼等人。其中克魯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風險模型,強調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在導致過度風險投資既而形成資產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風險起初導致過度冒險,最后導致金融體系的崩潰。
二、對美國金融危機演變特征與金融體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機理論從不同側面揭示了各類金融危機形成的機理,也為我們認識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論依據。但由于金融危機的復雜性,引發金融危機的新因素不斷出現,也使這次金融危機呈現出新的特點。
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首先由次貸危機引起。次貸危機即指由于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借款人違約增加,進而影響與次貸有關的金融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導致的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和流動性危機。從產生根源上看,實際上它是由金融系統的內在不穩定性特別是金融創新工具的濫用、信用和監管缺失等所導致的一場貨幣危機、信用危機和道德危機,而通過危機的擴散,目前已演變為一場系統性金融危機(即由于金融市場已經不能再有效發揮其功能,因而趨于瓦解并對實體經濟可能產生很大的不利影響的狀態)和全球金融危機。
(一)次貸危機本質上是信用危機和道德危機
根據上述金融危機理論,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金融結構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Minsky(1982)認為,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特征,它與這一制度下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有關。由于金融體系的內在不穩定性,從而導致金融危機周而復始地出現。周期性出現的新的獲利機會總會導致人們的樂觀預期,并促使信貸過度擴張。另一方面,由于競爭壓力,為了保住客戶和市場,銀行常常會做出不謹慎的貸款決策。Krugman(1998)認為,由于政府對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隱性擔保以及監管不力,使得銀行和金融機構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根據馬克思的分析,虛擬資本市場的過度膨脹和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即金融系統超常發展,就是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發生的基礎和條件。上述理論正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最好映照,對本次金融危機的產生原因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和適用性。
從本質上看,美國次貸危機是投資者擔心資產價格泡沫風險所產生出來的信用危機,它源于次貸風險,并借助金融衍生產品的渠道進行擴散。美國次貸危機正是源于對金融衍生工具的過度使用從而導致房貸市場的過度膨脹和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而產生。作為主要面向信用記錄欠佳、收人證明缺失、負債較重的客戶提供的高風險、高收益的貸款,次貸市場近年來迅速擴張,市場規模在短期內迅速膨脹。但是,隨著美聯儲不斷提高基準利率,房地產價格出現下跌趨向,次級按揭貸款人心理預期與償付能力下降出現大量違約,而其違約風險通過次貸衍生產品迅速放大,動搖了市場信心,銀行紛紛收緊融資條件,借貸機構、基金公司等資金鏈開始斷裂,導致脆弱的金融市場失控,危機最終爆發。
而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場完善、運作規范和信用優良而著稱的美國金融市場,恰恰在監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問題,整個住房市場和房貸市場各個環節充滿了欺詐和貪婪，銀行和金融機構喪失了基本的客觀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比特納，2008)。從貸款經紀商到貸款公司，從投資銀行到信用評級機構，從建筑商到房地產中介偽造簽名、隱瞞信息、操縱和修改貸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評估摻水等無序運作，亂象叢生；降低貸款審批標準、貪婪地運用金融創新能力和過剩的流動性，瘋狂的市場擴張，事后相互推卸責任、轉嫁風險等，這一切更加劇了金融系統內部的紊亂，從而使整個華爾街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機和道德風險之中。
(二)金融危機的傳染具有快速性、整體性和全球性
關于危機中“傳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機理論關注的問題，有人甚至認為，危機就是“傳染”引起的，沒有其他原因盡管這一觀點沒有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但人們對于“傳染”在加劇危機形成中的作用卻大多沒有懷疑。綜合來看危機形成中，“傳染”主要通過以下渠道發揮其作用：貿易渠道、金融聯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應。
以金融聯系渠道為例。由于參與美國房貸市場的機構和投資者為數眾多，結構復雜，利益勾聯，相互銜接，從而形成了一條長長的住房抵押貸款“食物鏈條”和龐大的交易網。在缺乏應有的風險控制的條件下，一旦某個環節出了問題，便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我們看到在這一危機中，高度市場化的金融系統相互銜接形成了一條特殊的風險傳導路徑：即低利率環境下的快速信貸擴張一寬松的住房貸款審批標準一房價下跌、持續加息一出現償付危機；按揭貸款的證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對沖基金高比例的杠桿效應，加大了與次貸有關的金融資產價格下跌風險的傳染性與沖擊力，放大了次級住房抵押貸款風險。而金融市場國際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動蕩從一國向另一國傳遞的速度。這種遠離實體經濟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濫及虛假繁榮，終于導致次貸危機的爆發并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從次貸領域到優貸領域，從房貸市場到整個金融市場，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從美國金融到全球金融等，無一不在經受著這次金融海嘯的洗禮與考驗。而半年來，曾經不可一世的華爾街金融巨頭們一個接著一個倒下，其速度之快，損失之慘，更是令人震驚。
與傳統金融危機不同的是，這次金融危機的傳染還表現出顯著的“蝴蝶效應”(即地理位置遙遠的國家皆能受到金融動蕩的影響)和“板塊聯動效應”(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問的傳遞)。除了美國、歐洲、日本等，拉美、亞洲等區域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甚至有的國家面臨國家破產的危險。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機的整體性特征越來越顯著，也使這場次貸危機逐漸演變成為一場波及全球的系統性金融危機。
(三)金融危機的處理具有政府主導性和協調一致性
此次危機中，全球范圍內各國強化金融領域的管制和干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場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機具有波及范圍廣、影響程度深、持續時間長等特點，為了維護世界金融市場和全球經濟的穩定，美國政府及世界各國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規模救助計劃和措施：接管“兩房”、向AIG提供巨額貸款、改組投行、回購證券、直接注資、政府擔保、聯合降息、甚至國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樣，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聯手，共同行動，也是史無前例。
全球金融動蕩下各國強化政府干預的情況，充分顯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機中的主導作用和協調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國際金融體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這些國家為降低國際金融體系不完善帶來的沖擊所做的必然選擇。
三、穩定我國金融市場體系，防范金融危機的現實思考
無疑，美國這次金融危機帶有向全球轉嫁的性質，給各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和挑戰。由于我國仍然實行較為嚴格的資本管制，次貸危機通過金融渠道對中國經濟的直接沖擊和短期影響比較有限。但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國與美國和世界經濟之問的聯系日益密切，因此，從長期來看，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沖擊不可低估，從目前情況看來，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和金融的影響正逐漸顯現。
但正如一位經濟學家所言，金融危機并不全是壞事，它只是對行將崩潰的金融體系及其債權債務關系進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將多余的金融泡沫擠壓掉，并促使宏觀經濟與金融重新走向穩定。這意味著，金融危機只不過是一種較為激烈的調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體制均難以解決現實問題的情況下，用近乎破壞性的方法對金融體系中不合理現象進行一定程度的糾偏，盡管這種糾偏是被動的。可以說，如果沒有金融危機，現有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缺陷還不至于這樣明顯和充分地暴露出來。
金融危機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學習機會，是對發展中國家一次生動的金融風險和金融“游戲規則”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金融危機的爆發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即使像歐美這樣發達的金融市場，同樣可能發生嚴重的市場失靈，同樣可能發生嚴重的信用危機、貨幣危機。雖然我國尚未發生金融危機，但是我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許多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金融危機，不得不使我們對現有的金融結構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創新、資本市場的發展以及貿易戰略的調整等方面進行認真反思。
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表明，金融危機雖然直接涉及金融貨幣問題，但并不僅限于此，而是經濟系統內部與外部多方位、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防范金融危機需要系統化的措施和政策。這里僅就我國最重要的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建設提幾點思考。
(一)加強創新與完善監管相匹配，提高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和抗風險能力
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一方面是對金融創新工具的濫用，另一方面是風險控制的缺失。雖然金融創新一方面通過廣泛的證券化分散了美國房地產融資市場上的風險，另一方面也加劇了金融風險的傳染性和沖擊力，造成了難以計量的損失。因此，我國在進行金融創新的同時，必須建立和完善對金融創新的監管，使創新和風險控制相匹配。從預防金融危機出發，中國在推行金融改革與創新的進程中必須對風險保持高度警惕，對金融機構乃至整個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予以高度的重視，需要構建健全的金融體系和有效的監管體系，這是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能力的關鍵。
第一，政府監管部門要搞好相關政策法規的配套，加強對金融創新產品尤其是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從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制度建設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加強并完善對場外交易的監控，強化對金融機構的風險提示，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機制，減少信息不對稱對借款人權益的損害等，不斷提升監管水平。
第二，作為經營風險的金融機構，永遠要將險控制放在第一位，強化資本充足性管理和風險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機構因資本充足率過低，抗風險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響下倒閉破產，沖擊金融體系。
第三，正確認識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盡管相對于美國及全球金融市場而言，次級債規模并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這一風險。因此，對于金融創新，不僅應看到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還應看到其潛在的風險。衍生品市場的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其產品雖然可以對沖和分散風險，但不能消除風險甚至會加大風險。
第四，建立金融危機監測和預警系統。金融危機往往是金融風險積累的結果，因而事先監測和控制金融風險，將金融危機化解于未然就極為重要。對于金融體系中的風險因素，尤其是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的潛在因素，如通貨膨脹、匯率、外資流動、銀行體系風險、債務風險都應當納入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
第五，加強對資本市場的有效監管。存融危機中，股市的大幅波動甚至崩潰對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影響是巨大的。股市風險的影響與表現力往往要比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體系性風險更為顯著，這可從本次金融危機中全球股市的連續重挫看出一斑。我國也不例外，政府應高度重視近期我國股市的劇烈波動和持續低迷狀況，通過積極的利率政策、稅收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設以及有效的監管等措施，來重振投資者信心，以促進我國證券市場的長期穩定與健康發展。
(二)嚴格房地產金融市場管理，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健康發展
導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除了貪婪逐利的美國金融機構風險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運用不慎之外，還有就是美國的透支消費文化使許多不具償還能力的人加入買房隊伍。而今天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與上述情況有不少相似之處：其一，我國有高達90％的購房者是通過銀行貸款購房的，房地產貸款余額已高達2．25萬億元人民幣(蘇銳，2008)，總額接近美國，而且這些貸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人者。其二，金融機構和房地產開發企業同樣逐利貪婪而不惜冒風險。銀行不斷放大房貸在貸款總盤子中的比例，同時又降低放貸門檻。這種行為實際上是將資金風險轉嫁給銀行，也將本不具備買房能力的消費者拉入買房行列，給買家和銀行都帶來風險。為避免危機的出現，必須吸取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嚴防同類事件在我國發生。超級秘書網
第一，商業銀行需要改變住房按揭貸款是低風險優質資產的觀念，加強按揭貸款的審批管理和風險控制。由于我國沒有對抵押貸款進行次優分級，所以房貸的風險可能比想象的要大很多。銀行要嚴格房貸審查程序，特別注意那些有超出實際購買能力、有不良信用記錄的貸款人，應該更加嚴密考核按揭人的收入狀況、資信狀況，盡量減少風險累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