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28 03: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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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廣兵 劉偉京 李小路 徐明 單位：江蘇省環境科學研究院
工業生產的水資源消耗和污水排放對生態環境造成較大壓力，工業經濟仍未擺脫“高污染、高消耗”的發展模式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金屬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和紡織業等傳統的高污染、高消耗行業產值分別排在第4，5，6，7位，4個行業工業產值占一級保護區工業總產值的25.0%。一級保護區內產值最高的前100個企業中，37%屬于高污染、高消耗行業。一級保護區內有紡織企業637家，占企業總數的6.5%，但紡織行業COD排放量居各行業之首，占排放總量的37.21%。無錫市區、宜興市和吳江市主要工業污染源均為紡織業，紡織業COD排放量分別占各地工業排放總量的29.5%，54.7%和83.1%。一級保護區工業經濟還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高污染、高消耗的發展模式。（3）外來人口多，人口密度大一級保護區人口為207.7萬人，陸域范圍平均人口密度約為1600人/km2，是江蘇省平均人口密度（748人/km2，2008年）的2.14倍。一級保護區內有6個工業園區，產業定位包含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區域人口的聚集，外來人口占一級保護區人口總數的33.6%。其中吳江市外來人口比重最大，達到45.1%，其次是無錫市區，外來人口占39.0%，2地區外來人口所占比重均在一級保護區平均水平以上，一級保護區人口及外來人口分布見圖1。外來人口的大量聚集雖然推動了經濟快速發展，但給環境造成了一定的壓力。污染物排放強度大根據統計，太湖一級保護區COD排放量為17816t/a、氨氮排放量為1781t/a、總磷排放量為346t/a、總氮排放量為3424t/a。一級保護區面積占整個太湖流域的3.7％，COD、氨氮、總氮、總磷排放量分別占流域總量的3.1％，2.8％，3.5％，6.0％。一級保護區工業用水66.58萬t/km2（江蘇省為3.44萬t/km2），工業廢水排放量3.13萬t/km2（江蘇省為2.53萬t/km2），生活污水排放量6.62萬t/km2（江蘇省為2.71萬t/km2）。可見，一級保護區污染物排放水平接近太湖流域整體水平，總磷排放強度甚至超過了整個流域；用水及排水強度已超過全省平均水平，污染物的高強度排放和水資源的高消耗對太湖生態環境產生直接影響。
嚴格控制建設用地規模嚴格控制居民點工礦用地規模，一級保護區內凡新建工業企業（項目）必須進入通過環境影響評價的開發區，改、擴建項目必須符合國家和省地方政策法規且在經過有權部門的嚴格審批后方可施行。一級保護區內的開發區數量及規模維持現狀水平，近5年不再批準新建和擴區的開發區。新建居民點必須在城鎮總體規劃區內，近5年一級保護區內城鎮規劃區維持現狀水平，不再批準新建和擴區的城鎮總體規劃[5]。調整工業結構（1）清理整頓重污染企業一級保護區范圍內嚴禁新建、改（擴）建包括紡織染整、化工、電鍍、造紙、鋼鐵和食品（啤酒、味精）等重污染行業的項目。對區域內164家六大重污染行業企業實施提標改造，按照清潔生產二級標準重新核發排污許可證，達不到排污許可證要求的一律依法關閉。區域內尚沒有接管的重污染企業必須接管。按照《關于切實做好企業搬遷過程中環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環辦（2004）47號）要求，對產生危險廢物的搬遷單位必須按照要求制定土壤功能修復實施方案。（2）提高產業集約化水平，鼓勵發展第三產業發揮高新技術產業集聚能力，積極發展電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術產業，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采取關停、轉移、轉型和轉化等方式，通過政府引導、市場運作、依法推進的工作機制，堅決限制和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危險、低效益的企業、生產工藝和產品，提高整個區域產業資源的集約化程度[6-7]。大力發展“低消耗、低排放、高科技、高產出”產業，加快形成節約、環保、高效的產業體系。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加快產業結構向“三、二、一”的轉變，加快形成區域內服務內容豐富、服務對象配套、服務功能協調的現代服務業體系。制定行業規劃和完善市場機制，促進以生活服務為主體的傳統第三產業改造、提升、轉型，大力發展以現代物流、金融服務、生態旅游、科技服務、信息服務、咨詢服務、國際服務外包等為重點的生產業，逐步形成一級保護區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的發展新格局，創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新模式。優化城鄉布局，調整人口結構（1）限制勞動密集型產業，控制外來人口增長限制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對處于低端的高消耗、高污染勞動密集型企業進行科技改造，提高技術含量，淘汰舊產品，培訓提高工人技能，盡可能地減少用工人員。（2）限制一級保護區內城鎮規模優化太湖一級保護區城鄉布局，發展緊湊型都市圈，科學合理地限制城鎮用地規模，不得擴大城市規劃區范圍，城市規劃區以外不得新建住宅小區，嚴格控制建設用地面積。
通過對太湖一級保護區進行調研，得到了以下的結論。（1）一級保護區土地開發強度為17.2%，已超過蘇中蘇北地區，并直逼蘇州市開發平均水平，高強度的土地開發必將帶來高強度的污染物排放。今后一段時間內必須限制城鎮發展規模，并嚴格控制居民點工礦用地規模。（2）一級保護區產業積聚度高，企業密度是江蘇省企業密度的4.2倍，且未擺脫高污染、高消耗的發展模式。必須加快工業結構調整，清理整頓重污染企業，提高產業集約化水平，鼓勵發展第三產業。（3）一級保護區人口密度大，是江蘇省平均人口密度的2.14倍；外來人口多，占總人口的比例達33.6%，加劇了一級保護區的環境壓力。必須限制勞動密集型產業，并控制外來人口增長。
南水北調工程的總體布局基本合理，規劃的引水方案基本可行。根據規劃中的東、中、西三條調水路線的具體供水范圍和各方面條件，近期應首先建設東線工程，盡快完成穿黃隧洞，將水送到天津，先通后暢、先小后大。
東線工程應當重點解決：
1．補充膠東地區水資源不足；
2．為停止津浦沿線超采深層地下水創造條件（這已經是十分緊迫的任務）；
3．為開發黃河以北運河以東地區創造條件，這一地區地廣人稀，瀕臨渤海，是今后城市港口重點開發的地區，必須解決淡水資源問題；
4．為天津干旱年份供水提供保證。東線工程沿途有適宜的調蓄場所，可以逐步加大供水能力，適應用水量逐步增加的特點。東線工程的關鍵是要治污先行，加大治理污染的力度。
為緩解北京市和黃河以北京廣沿線城市工業發展用水的緊張局面，并控制地下水超采，中線調水工程也應及早興建。但作為中線工程水源的丹江口水庫可供水量不穩定，供水區與受水區同豐、同枯的機會很多。建議引水量不宜過高；引水路線過黃河以后分高低兩線供水：高線應沿京廣鐵路以西修渠，以供城市用水為主，規模不宜超過30億立方米／年，但要求穩定供水；低線應沿原規劃的“引黃入淀”路線，將水送到白洋淀及其附近洼地，一方面補充地下水，另一方面沿途用于農田灌溉，引水量可隨丹江口水庫可引水量的大小變化，不要求穩定引水，干旱年份可多用地下水調節供水不足。中線分高低兩線引水，可以緩解沿途缺乏調節水庫的矛盾。
南水北調工程必須立足于節水和治污的基礎上，在城市增加供水的同時，必須加強污水處理，把處理后的污水用于農田灌溉和城市綠化。在節水未達到一定標準時，不宜增加供水。
1.1土壤被酸化被污染土壤酸化的主要原因有:1)在肥料配比上，我國氮、磷、鉀比例約為100∶45∶17，這種化肥配比結構不合理，呈現氮肥用量偏高，鉀肥用量偏低。加上無機化肥過多，有機肥太少，不合理的肥料配比結構容易使得土壤的化肥營養元素發生偏向性富集與流失，積累性過程造成土壤酸化，地力下降。2)揮發性農用化學產品等可經由一定的路徑，先進入大氣，形成第一次大氣污染;隨后引起酸雨，形成二次污染，間接造成土壤酸化及農業設備腐蝕等危害。土壤酸度增大，許多對植物生長有益的微生物(如固氧根瘤菌)的硝化作用都會受到抑制，當pH＜4．0時，硝化作用完全停止，土壤中有機質的分解會顯著減慢。2013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中指出:“耕地質量問題凸顯，區域性退化問題較為嚴重，農村環境形勢依然嚴峻”。
1.2農用地膜產生多重污染農用地膜屬高分子有機化學聚合物，在土壤中非但不易降解，而且降解之后又產生有害物質，逐年積累下來，從4個方面影響土地生產力:1)殘膜造成土壤的通氣性能降低，透水性能減弱，養分分布不均，影響土壤微生物活動和正常土壤結構形成，最終降低土壤的肥力水平;2)由于土壤殘膜碎片改變土壤結構，影響正常土壤滲透現象，消弱了耕地的抗旱能力，甚至引起土壤次生鹽堿化嚴重的后果;3)由于殘膜影響和破壞土壤理化性狀，必然造成農作物根系發育困難，影響作物正常吸收水分和養分，致使產量下降，據農業專家介紹:每畝地的土壤中殘膜達到3．9kg時，玉米減產11%～23%，小麥減產9%～16%，蔬菜減產14．6%～59．2%［6］;4)農膜含有的增塑劑等不利化學物資，它們可能在土壤中揮發，對農作物特別是蔬菜作物產生毒性，破壞農作物葉綠素的合成，致使作物生長緩慢或黃化死亡。
1.3水質惡化農業環境污染對于水體的污染是極其嚴重的。農用化學物的施用對水質的影響主要有4條路徑。
1.3．1轉換化肥等農用化學物極其容易轉換成氮氧化物，各種氮氧化物進入地下水就影響飲用水的品質。
1.3．2水體營養化作用據測定，農業施用的化肥等農用化學物高達65%不能被有效利用，流入水體，造成水體營養化。
1.3．3氣態循環部分農用化學物具有高揮發性，使用氣態形式進入大氣，通過降水進入水體，導致地下水中氮磷物質含量增高、江河湖泊富營養化。
1.3．4滲透在農田中，農用化學物所含的氮損失性外漏，導致地下水的硝酸鹽富集，影響地下水質。
1.4產生大氣污染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農業環境污染對大氣的污染方式至少有4種。2．5．1操作方式在一般施用時，一些揮發性強的化肥和農藥會隨風飄揚，污染大氣。
1.4．2轉換方式水稻灌溉期間猶如沼氣池，在適度的氣候等條件下，氧氮化合物、甲烷等氣體會冒出來，產生大量CH4、CO2等溫室氣體，不但形成室溫效應，而且還能夠引起臭氧層的破壞。
1.4．3反硝化作用方式在土壤反硝化微生物作用下，農用化學物的增加，會使難溶態、吸附態和水溶態的氮化合物還原成亞硝酸鹽，轉化生成氮和氮氧化物進入大氣。
1.4．4焚燒方式我國每年產生各類農作物秸稈約6億t，其中大約50%未被有效利用［7］，秸稈隨處堆放或就地焚燒，嚴重污染了大氣環境;在進行農業作業時，田邊茅草的焚燒加重了這種污染，導致大氣污染加重。
1.5對人類的危害農用化學物對人類的危害主要有直接與間接方式。雖然，人體自身具有分解或排泄有毒物質的本能，但當污染物長期持續侵入而超過人體本身的解毒能力時，污染物質便在人體體內逐漸累積，引發內分泌紊亂，造成人體正常激素失常，表現在發育、生殖、精神、情緒等多個方面。嚴重的會造成人體器官機能病變，甚至死亡。
2農業環境污染的治理對策
農業環境污染危害極大，必須治理，建議采取下列對策。
2．1應明確現階段農業環境污染的責任主體要進行農業環境污染治理，必須明確中央政府是農業環境污染的責任主體。首先，農民不是農村環境污染治理的主體。主要理由:1)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在我國，個體農民不是法定土地產權業主，作為集體土地的承包人，以社會現行可以接受的方式進行正常農業生產，法律是許可的，無法要求個體農民承擔農村環境污染責任;2)保證糧食安全。在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主導下，化肥、農藥用量也急速增加，到2013年，我國化肥使用總量已經超過7000萬t，農藥超過170萬t(見表1)，而真正被利用的不超過35%。農民無法成為大量面源性污染的責任主體。其次，把地方政府列為農村環境污染的主體也不是很適當的。主要理由有:1)資金來源問題。各地農村地方政府比較窮，拿不出多少錢來搞農業環境治理;2)投入與受益問題。事實是，當地確實出現了環境污染，但是往往倒霉的是下游區域。如果缺乏良好的區域間補償與懲罰制度頂層設計與執行，建立起利益科學分享體系，再好的政策組合也無法完全奏效;3)地方政府責任問題，由于自然流域的延伸與政府系統的保護，無法界定地方政府的責任。再者，農村面源環境污染治理具有一定公共產品性質，按照奧斯特羅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論，在眾多的責任群中，作為全國農村社會管理者的中央政府，應當推為是全國農村環境污染治理的總負責者。中央政府應當勇敢地承擔起責任，統帥地方政府，投入資金，集聚各種治理資源，動員全體農民參與，合理確定各類參與者的責任、權力與義務，形成全國一盤棋式規劃，并嚴格行動之。
2．2政府要有所作為由于國家管理體制的方式決定，農業污染治理還需進行頂層設計。政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找到突破口。
2．2．1完善農業與環境政策我國的《我國21世紀議程》和《國務院關于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均強調了“農業與環境政策一體化原則”。我國不能再以環境破壞為代價的，考慮保障糧食安全這一唯一目標，還必須同時兼顧農業與整個社會和諧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2．2．2建立環境友好的農業技術與推廣高效體系要全面監測農田環境容量和耕地質量;建設高效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提高農業技術使用效率;積極推廣成熟的化學品使用技術。
2．2．3實行對流域的綜合規劃與管理應在國家規劃下，以流域/河網區域為治理單元，進行綜合治理，基于節氮、控磷、控藥，建設農田生態攔截系統，原位減低對農田污染排放。
2．2．4完善農業環境保護立法我國可以有針對性地從國際環境公約、法律、條例、法規等4個方面入手，系統梳理，建立起完善的農業環境保護法律體系。
2．3要完善有機產品市場建設我國已經屬于市場經濟，應盡可能將農業環境污染的治理引入市場誘導規則。在環境物權逐漸明晰的狀況下，盡可能利用市場規則進行調節。在農業領域內，與化學促成農產品相對應的是有機農產品。來自國家認監委的相關數據顯示，目前全國有機產品生產、加工企業達5000多家，有機生產面積已經達到200萬hm2之多，全國共有23家認證機構開展有機產品認證活動［8］。有機農產品市場已經初步建成。但是，也出現了隨意打有機產品的招牌等現象，擾亂了有機農產品市場，間接破壞了治理農業環境污染的努力，有機農產品市場的完善建設顯得十分緊迫。
3．4控制農用化學物資使用農用化學物特性各異，控制方法也必須科學、有針對性。農藥對生態環境的危害首先表現在它對土壤、水和大氣環境的污染。研究農藥污染的途徑有利于污染的治理(見表3)。因此，要打出“減少化學農藥的使用、制定最嚴格的農藥安全性評價和安全使用標準、合理使用農藥、調有效防治措施、加強重點控制等”組合拳，有效遏制農藥污染。科學施用化肥是主要的土壤培肥措施之一。施用的化肥主要以4種方式轉化與被吸收(見表4)。應引入農業環境評價體系和循環經濟的概念和方法，實施流域綜合管理，結合監測和普查，完善農業環境安全的評估體系;加強農民專業技術組織的建設，推動面源污染控制成熟技術的推廣應用和研究示范。農膜技術的推廣在實現農作物大幅度高產穩產的同時，也產生了大量不溶解、不腐爛的廢舊、殘留農膜。必須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殘留農膜的白色污染。環境激素污染問題已成為國際環境科學的熱點問題之一。實現農村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必須重視環境激素防控。“控制源頭、約束品質、科技領先、意識先進”，控制“源頭”，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保持食物多樣性，才能有效減少環境激素的危害。
2．5構筑現代生態農業產業鏈依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及“整體、協調、循環、再生”的原則，生態農業運用系統工程方法，合理組織農業生產，通過優化農業生產結構、功能與配套技術，實現農業生產與資源保護和資源增殖相結合，使農業綜合效益最佳的一種可持續農業(見圖1)。從圖1中可以看出，以糧食加工企業和飼料、肥料廠為紐帶聯系了農業種植業、畜禽養殖業和漁業三大系統集成，以形成良性循環。
3結束語
平安縣省級認定的畜禽規模養殖場達33家，主要分布在三合鎮、古城鄉、沙溝鄉和洪水泉鄉，其中：奶牛規模養殖場2家，肉牛規模養殖場4家，生豬規模養殖場8家，肉羊規模養殖場9家，蛋雞規模養殖場4家，肉雞規模養殖場5家，獺兔規模養殖場1家，還有大小規模不等的養殖規模戶1388戶。雖然通過省級認定的規模養殖場具備一定的污染物處理設備，但大多數沒有通過認定的養殖場污染物治理仍面臨艱巨的治理難題。據估算，一頭60kg豬每天產生的糞尿量是同樣體重人排泄量的近4倍，如果畜禽糞便得不到處理利用，一個20000頭養豬場對環境的污染程度相當于10萬人口當量。可見如此眾多的污染物處理迫在眉睫。我國對畜禽污染物問題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紀90年代。截止目前，我國出臺的防治污染物的辦法、法規一個接一個，如《畜禽養殖業污染物排放標準》、《畜禽養殖業污染防治技術規范》等，把對畜禽養殖的污染管理與防治納入了法制化的軌道。
2平安縣畜禽養殖污染物處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2.1畜禽養殖規模化水平低由于受經濟條件的限制，大多數畜禽養殖戶無力承受規模化養殖場的大量投入，還保留在散養階段，大量的糞污收集難、治理難。
2.2畜禽養殖污染物防治投入少由于受市場因素、管理水平、思想意識等因素的影響，部分規模化養殖場和養殖小區主動建設污染物防治設施的意識不強、積極性不高，未按環保要求落實污染防治措施。
2.3畜禽養殖污染物防治觀念淡薄由于畜禽養殖是個古老的產業，人們的思想觀念對其污染物的危害沒有充分的認識，導致糞污、尿污隨意堆砌、排放，對污染物防治缺乏主管能動性，防治觀念淡薄。
3平安縣畜禽養殖污染物防治的對策及建議
平安縣養殖場糞便除個別使用生態發酵床外，大部分以干清為主，也有部分用水沖洗清污，清理出的糞污以露天堆積發酵為主，既嚴重污染環境又浪費資源。針對于此，建議采用以下方法予以治理。
3.1積極引導養殖戶走規模化、標準化的道路我縣畜禽規模化養殖程度較低，給畜禽養殖污染物收集、處理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因此，積極出臺類似家庭牧場的優惠養殖政策，鼓勵、引導養殖戶向規模養殖場、養殖小區發展；實施畜禽標準化養殖，建設標準化畜（禽）舍、標準化污染物處理設施，對糞便實行集中無害化處理，走規模化、集約化、現代化、生態化的養殖路子，做到達標排放，從而有效解決人畜混居、庭院環境污染等難題，而且標準化畜禽養殖小區可以為種植業提供大量的有機肥源，促進糧食的增值轉化，帶動種植業的增產增收。
3.2廣泛宣傳養殖污染物的危害及防治技術我縣廣大畜禽養殖戶還停留在原始的散養階段，對糞污的危害還處于一知半解的狀態，對糞污處理后的用途也了解有限，因此，通過電視、培訓班、宣傳欄等形式加大對糞污危害、治理辦法等的宣傳，增強廣大養殖戶對治理糞污的積極性和治理水平。
3.3發展生態畜牧業，推廣農牧結合模式畜牧業的發展應該走農牧結合、種養平衡的路子，堅持“政府主導、業主主體”的原則，在政府適當給予補貼下，調動養殖戶對畜禽排泄物進行防控治理的積極性，按照種植業和周邊土地的消納能力布局畜禽養殖和規模，畜禽糞便及養殖污水經過無害化處理后回歸農田、果園、林地等，大力推行農牧結合，發展生態畜牧業。
環境治理這個議題突出而且生動地反映了現代社會治理形態的一種深刻變遷：現代國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體現為國家的功能在三個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說，國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義，一種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現（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體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來地方或者國家的功能越來越多地被更高一層級或者跨區域的組織和機構所承接。同時，重大議題也越來越超越地方國家甚或民族國家的界限，變得具有地區性或國際性的意義；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們開始把視線從自上而下的政治過程轉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識到地方層面的權力、關系、地方性知識的重要性，希望通過地方層面的審議、協力而達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應性的一種治理。這主要體現在更多的非政府組織、民間企業和公民逐漸參與到治理過程中來；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維度，不僅指治理過程從國家機器更多地向社會開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轄邊界層面的外移。環境問題通常是跨空間區域和時間邊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關行動者之間找到一個環境治理的合作模式。這種多層次的治理不僅強調水平的跨地理空間的聯結，也強調垂直的跨空間層級和組織層級的聯系，強調多層級政府之間的知識、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對話。同時，這一治理體系并沒有削弱國家的地位，而是著重于國家在各種政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這個概念，是因為它能夠很好地涵蓋今天中國空氣污染治理所面臨的一些基本問題。反過來，空氣污染這個議題也十分典型地體現了現代國家治理尺度變遷的趨勢和特征。首先，空氣污染是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性議題，對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而言，空氣污染問題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轄區加以區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將空氣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對空氣質量問題負責，地方政府如何通過府際合作以實現區域污染的治理，這些都需要我們去思考治理尺度的變遷。同時，空氣污染屬于風險社會的一種表征，風險社會的來臨呼喚更加開放、透明的民主機制的運行。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風險與民眾利益的高度相關性決定了空氣污染這類議題已經遠遠超出傳統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圍，而需要地方性知識、日常性知識的進入，需要公民社會、民間組織更廣泛的參與，來共同化解其管理風險。這些也都需要我們去思考治理尺度的變化。
（一）發展型地方政府與空氣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認為，中國現今環境問題的一個重要體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環境問題的產生和環境治理兩者在空間尺度上具有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困境一樣（BaiXuemei，2007：15－29），把類似空氣污染的環境問題整合進地方政治面臨著兩個基本困境：首先，在緊迫度方面，發展中的地方面臨著更加緊迫的地方經濟發展問題；其次，在尺度方面，環境議題超出了地方政府的關注范圍，地方政府處理環境問題在空間、時間和制度三個維度都是困難的。空間維度的困難是指，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環境問題超出了其管轄范圍，應該交由全國性政府去完成；時間維度的困難是，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處理環境問題超出了其任期范圍。環境問題的出現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段，因此，政府官員并沒有強烈的動機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內應對環境問題；制度維度的困難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縱向上要受到更高層級政府的約束，在橫向上要面對地方經濟社會組織的壓力，因此環境治理對于它們而言已經超出了自身的職責范圍。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和其在治理污染問題上的激勵缺乏當然也反應在空氣污染上。如果瀏覽中國近30年空氣污染治理的歷程，就會發現，空氣污染的防控和治理總是在“疲憊地追趕”高速發展和變遷的經濟狀況。20世紀70年代，空氣污染治理的主要對象是煙塵；到了80年代，中國大氣污染防治進入以酸雨治理為核心的第二階段，重點轉移為對硫等污染物進行集中控制。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成為全世界聚焦的一個中心，溫室氣體的減排使得中國如何在能源消費方面采取節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調整工業結構成為新的問題。最近10年左右，中國大氣污染的復合型特征日益增強，高濃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存在，城市灰霾天氣不斷增多。這種新的空氣污染引發了公眾的強烈關注，特別是從近兩三年起，二次污染、復合污染、區域污染等這些名詞開始進入公眾的視野，對政府和環保部門的環境績效構成了較大的社會壓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未被列入空氣污染物指標體系，因為一旦列入則意味著中國七成城市的空氣質量不達標，環保部門近30年來的空氣污染治理又將面臨一份“滿紙黯然的成績單”。總體而言，不同階段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空氣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應地發生變化，但是這種“倒逼”機制始終太過滯后和低效。因此，要從目前的總量控制真正轉向質量改善，真正從環境和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公眾的健康出發進行污染治理，把空氣污染的議題維持在公共議程中，就需要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的議題變成國家性的議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需要發揮首要作用。
（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形態和治理體制的困境中國近30年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種空氣污染問題在30年內集中出現。這些污染問題并不是國外上百年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污染問題的簡單疊加，而是一種更加復雜的污染狀況。因此，中國目前的空氣污染呈現出“復合型”和“區域性”①兩種特征。首先在“復合型”特征方面，中國現今的空氣污染是發達國家各個污染階段的濃縮體，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集中出現。其次在“區域性”特征方面，關于空氣污染這個議題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還是更具區域型特征，其實在國外就早有爭論（Switzer，1998：191－192）。空氣污染在其源頭上可能更多地來自固定點源污染，具有很強的地方性，但是空氣污染物會隨著氣象條件而長距離傳輸，因而經常呈現出跨行政轄區界限的區域性特征。然而，相較于復合型和區域型的污染形勢，中國現行的大氣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體制卻暴露出嚴重的弊端。首先，現行的空氣污染控制是一種量化控制。在現行官員考核制度和激勵機制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時也被認為最便捷高效的辦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難以測度的指標往往無法被采用②。在這種指揮棒下，地方官員的目標是對上負責，完成指標、做足數字。就空氣污染而言，政府關注的始終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氣質量”。這也就是說，目前的空氣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級政府對現下有明確規定的某種污染物進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減排量。而這些污染物的選取并未見得反映空氣污染的真實狀況，真正的空氣質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無人負責的。這種單一總量的考核機制很難用以應對復雜的污染現狀，因此空氣污染治理的實際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國的空氣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轄區區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區劃為基本單位進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間難以進行真正的協調治理。空氣污染監測數據表明，高速發展的城市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使得中國地區空氣污染一體化現象日趨明顯，各城市的大氣污染正逐漸從局地污染向區域污染演變。盡管大氣污染越來越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特征，但是現行的環境管理還是沒有太多突破行政轄區區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幾年，雖然中國也出現了一些區域性大氣污染的試驗，比如中國的四大城市在近幾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聯防聯控”，通過聯合相鄰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氣質量。但是，這種區域性空氣污染治理目前還遠遠沒能形成一種長效的機制。目前，面對空氣污染的區域性特征，中國現有的制度架構和政府體制中還沒有一種相對常態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決這一問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時代的來臨意味著治理尺度怎樣的變化？它們對于現行空氣污染治理體制，乃至整個治理體制會產生什么樣的沖擊呢？首先，復合性的空氣污染形態意味著以“指標”為核心的考核和激勵機制將面臨“失敗”的局面。諸如PM2．5這種二次污染指標無法用單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來控制，如果說原來的污染治理尚可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在的情況則是連這一點都難以為繼了。也就是說，傳統的通過指標、配額方式進行治理的方式已經越來越低效；其次，區域性的空氣污染也意味著以行政轄區為區隔的治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將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試圖在現有的考核體制下去解決轄區間的交互影響問題③，但是這種努力可以期待的績效和適用性是值得懷疑的。在遭遇更復雜議題的情況下，這種區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盡頭。空氣污染就是這樣一個議題：一個轄區的污染源可能對諸多其他地方帶來污染，同時，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視其他地區的污染為于己無關。各地之間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這種交互影響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強過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環境問題。
（三）風險社會及其民主意涵空氣污染是一種典型的生態風險。風險不僅是一種客觀存在，更是一個社會和集體建構的過程。雖然風險必定部分地來自于事實，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眾通過社會的公共交流對風險進行闡釋、界定和認知的過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為如此，空氣污染對思考當今中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形態也提供了很好的一個切入點。現階段的中國，在空氣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現了一種“民意已過河，政策摸石頭”的現象，民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為例，民眾是促使政府將這項污染物納入污染評估指標體系的直接推動力。早在政府作出反應之前，民間就已經開始了各種形式的空氣質量調查，公眾、環保NGO和媒體持續關注PM2．5數值變動，甚至走上街頭自主去監測PM2．5數據；一些活躍的民間環保人士通過社會媒體引導公民參與空氣污染的測量，推動政府的污染數據公開以及空氣污染立法進程。環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發起關于空氣質量立法的動議，倡議應該對清潔空氣立法。社會的壓力最終促使環保部拿出了空氣污染治理的時間表，擬定在2016年前分階段地將PM2．5納入空氣質量體系。為什么空氣污染這個議題突出地展現了這一點？傳統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對科學技術的掌握及其對話語的壟斷，來阻止污染等風險事實進入公眾的視野。對于政府而言，總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風險”，對民眾的風險意識進行引導，通過專家壟斷技術知識的定義和解釋，進行“安全敘述”（郭巍青、陳曉運，2011：95－122）。但是，在面對空氣污染這樣的新型治理問題時，民眾卻并不會一味受制于國家對風險的管理，民眾作為環境風險的直接感受者，能夠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識，也就是“社會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來對抗國家對于科學和技術理性的壟斷。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這種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長期以來國家對于公民表達的行政壓制、體制運作中的協商不足等等，都更進一步地導致了公民對政府不信任的累積和發酵。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看到了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類似空氣污染這樣環境風險議題的出現賦予了人們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機會，推動人們去更加積極地進行政治參與、公開討論和民主協商，理性面對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會安全的風險，增強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對于自然問題以及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發言權，爭取公共決策者、技術專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間更加平衡的權力－責任的關系。
二、保障型國家———國家角色再認識
治理的尺度是一個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價值意涵。通過尺度的討論，這一概念將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協力治理等多種治理的趨勢整合起來。同時，這一概念也促使人們去思考：在面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新的議題時，怎樣在新的治理實踐中對尺度和空間進行新的定義，治理的邊界怎樣被實體地和社會性地重構？而這些又為我們改進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樣的啟示？更重要的是，面對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變遷，國家需要在治理的實踐中怎樣做出回應和應變？這一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但是，本文認為，事實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國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經為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國家”囊括了空氣污染治理過程中我們所需要面臨的最重要的三個維度的思考，即：國家獨立于利益集團來倡導環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對于環境政策的貫徹力以及在環境議題上國家與社會的有序互動問題。“保障型國家”是吉登斯在《氣候變化的政治》一書中提出的概念，“氣候變暖的問題很多人都在談，但很少有人愿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為與氣候變暖的問題聯系起來”———吉登斯將這種現象命名為“吉登斯悖論（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為了解決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氣候變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這個概念框架主要由兩個概念構成：“政治斂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經濟斂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認為，如果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兩者之間形成一種良好的互動，就會系統性地推動氣候問題的解決。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種更為積極的國家的概念———“保障型國家”。他認為，國家應該在應對環境問題時扮演“催化劑”、“協調員”的角色，鼓勵和支持多元的社會團體共同推動好的政策，同時確保環境治理的切實成效。為此，國家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經濟斂合度，比如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就是兩個具有高度關聯性的公共議題，是尋求政治經濟斂合的一個典型例子；二是要讓氣候變化的關切深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三是要避免讓政治資本流出這個政策領域。因為對抗氣候變化需要長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關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鎖定在政治議程中。
保障型國家對于我們討論中國的空氣污染治理有著很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中國環境治理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矛盾問題，這個問題在本質上是吉登斯悖論的一種表現。保障型國家應該在這種矛盾中擔當起環境議題倡導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經濟發展的盲目性。事實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議題變成國家性議題也的確經歷了一個過程。吉登斯在其語境下思考保障型國家的出發點是希望國家改變“去監管化”的態度，加強實質性的國家調節。對于中國而言，保障型國家首先是確保國家公共政策相對于地方保護主義利益、產業部門以及能源行業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別提到的，中國治理氣候變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中央政府試圖加強“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的各項政策在上令下達的過程中，往往經過層層官僚制的過濾，再次被簡化為GDP崇拜。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環境政策的貫徹執行問題，是中國環境治理中關鍵的一環。在中國，量化考核和目標責任制是國家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路徑，國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員的晉升機會，從而確保國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執行以及地方官員對上級政府的忠誠。但事實上，現有方式并不能適應環境治理中的諸多問題。一方面，環境指標很多時候是復雜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員為了達到考核目標往往操縱和扭曲真實的環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參與以矯正這些信息扭曲的情況下，重大的治理問題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處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量化管理和目標責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實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強了國家的能力（Gao，2009：21－31）。這也正是“保障型國家”的第二個意義向度。以空氣污染為代表的環境議題為我們重新檢視國家治理能力，加強國家能力建設提供了一個場域。環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尋求環境政策的政治和經濟斂合，使得環境意識和環境政策能很好地與國家其他政治經濟政策結合起來，保障環境政策的實現。
最后，保障型國家區別于早期環境主義以及環保運動中“對抗國家”的思想，認為應該從現有的體制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這對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思考空氣污染等環境治理問題有著很重要的啟示意義。雖然社會運動、抗爭政治似乎是一個古老的政治話題，現有學術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關注環境抗爭，但是這并不一定能反映問題的全貌，尤其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的環境問題上，公民的相關行動很多時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訴求的并不是挑戰現有政治制度的權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幫助國家、也從國家那里尋求幫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社會和國家在這類議題上的關系更接近于合作主義或者協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國家的框架下，國家尋求與公民社會的互動和互強，通過理性的協商和審議以共同推動高效的環境政策的產出和執行是解決環境治理問題的應然路徑。這也是現有政治體制之下中國環境治理的應然方向。
三、結論
（1）環保意識不強。有些養殖場的飼養管理不科學，飼料、水資源浪費嚴重，還有一些飼養員為了省時省力，用大量的水沖洗畜禽舍，增加了污水來源。很多養殖場只注重生產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對環境污染視而不見，不愿意投資進行污染治理，增加了治理難度。
（2）治理污染投入的資金少。養殖場的治污資金通常由政府投入一定比例，養殖戶也要自己承擔一部分。但是治污設備一次性投入的成本較高，而且運行成本也不低，這就制約了養殖場治污的積極性。尤其在農村，大多數中小型養殖場沒有治污設施，糞便和污水沒有經過處理就排入外界環境中，使農村的居住環境變差，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不便。
2治理對策
2.1加大宣傳力度，增強環保意識為了讓人們充分認識到畜禽養殖場污染的危害，提高環保意識，政府部門要加大宣傳力度，增強人們的環保意識，調動治理污染的積極性。同時經常組織養殖者參加培訓和參觀學習，了解先進的治污技術，推廣有效的治污模式，提高治污效率。
2.2合理規劃布局，嚴格執行環境準入制度畜牧獸醫職能部門要對全縣畜禽養殖場的生產規模和污染治理情況做全面的調查工作，了解全縣養殖場的位置、面積、養殖種類、數量、排泄物的生產量和治理方式等，做好全縣畜禽養殖場的整體建設布局和污染治理規劃。對于新建、擴建的養殖場，要按照建設項目環評審批分級管理權限規定執行，未經批準私自建設的要嚴格按照法律、法規進行處理，絕不姑息。
2.3增強畜禽養殖業環境執法力度環保部門要協同有關部門，落實好畜禽養殖場排污許可證制度和治理污染工作，實現污染物排放達標。對于養殖場的環境違法行為要嚴厲打擊，對于未批先建、污染治理措施不到位的責令限期完成，通報批評，情節嚴重的要給予經濟處罰。建立有效的舉報制度，發動群眾參與，強化社會監督，逐步將規模化養殖場的環境治理工作做好。
為確保南水北調東線工程效益的發揮，作為對調水工程影響較大的大汶河及其流域的水環境必須加以控制和治理。現結合我們多年來的調查研究資料，談談有關對策。
1、大汶河主要污染源及其污染現狀
近年來，由于人口和經濟的急劇增長，大汶河流域水體污染較為嚴重。據1990—2000年監測統計資料表明，流域內排污量較大，污染物質嚴重超標。受流域內各種污染源的排污影響，大汶河河流水體質量狀況較差。
1.1主要污染源分布情況
新泰市是泰安市的主要工業基地，主要有造紙、印染、化工、機械、冶金、采掘等工礦企業，大都座落在大汶河南支柴汶河的上游河畔。
萊蕪市位于大汶河北支牟汶河的上游，主要工業有鋼鐵、采礦、電力、機械、造紙等。
泰安市區是泰安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工業基礎比較雄厚，主要有造紙、釀酒、食品加工、紡織、印染、機械、化工等，工業廢水及城市污水大部分經泮河及其支流三里河、奈河和梳洗河等河流匯入大汶河。
肥城市是泰安市新興的工業城市，位于泰安市的西北部。主要工業有采煤、煉焦、造紙和釀酒等，全部工業廢水經康王河流入大汶河。
東平縣在大汶河的下游。主要工業有造紙、紡織、釀酒及化工等。
寧陽縣主要工業有化工、造紙、農藥及煤礦等，大汶河流經寧陽縣北部，接納寧陽縣部分工業廢水和生活醫療污水。
1.2污染現狀及其構成分析
（1）大汶河流域主要污染源分布較廣，以新泰市、萊蕪市、肥城市和泰安市為重點區域，它們是工業集中地域，排放的污廢水量大。其等標污染負荷占整個流域的90％左右,是污染源的重點治理和控制區。
（2）工業廢水中的主要污染物以懸浮物、化學耗氧物質COD為重點,是流域工業廢水中最為主要的污染物質，它們的污染負荷占整個所評價的11項主要污染物的污染負荷的85％左右。其次是揮發酚、氰化物、石油類和硫化物等，其等標污染負荷比為13.5％。
（3）就行業來講，礦業、造紙業、飲食業和化學工業是污水排放大戶，其等標污染負荷占全部行業等標污染負荷的93％以上。
（4）以納污區域來分，大汶河南支柴汶河上游新泰市城區處，大汶河南支樓德至磁窯段；大汶河北支牟汶河、萊蕪市城區處及支流泮河區域；大汶河支流康匯河及下游東平湖較為嚴重，其等標污染負荷占全流域的等標污染負荷的95％以上。
（5）鄉鎮企業對流域水體的污染不容忽視，廢水排放量逐年增加，亂排亂放現象較為嚴重。
（6）流域內化肥、農藥的施用是面污染源的主要污染物質，大量地施用農藥、化肥，直接通過降水、徑流進入水體，對地表水和地下水都會產生較嚴重的污染。對于本流域，大量的農藥、化肥，其有害物質通過徑流匯入大汶河及其支流，因此對大汶河的水質有著較大影響。
1.3大汶河水環境質量現狀分析
1995—2000年大汶河大部分斷面在枯水季節均超過地面水V類水質標準，從水期上分析，枯水期的COD濃度高于豐水期。從斷面上分析，王臺大橋、角峪、北甸子斷面中，角峪COD濃度最高，王臺最低。從污染物類型方面看，COD、高錳酸鹽指數檢出值較高，為主要污染物質，與污染源所排放的主要污染物質基本一致，另外，受農藥、化肥等面污染的影響，水體中的總磷、總氮等營養物質有所增加，大汶河屬有機污染。按年分析，高錳酸鹽指數1995年為20.6mg/L，2000年為12.05mg/L，主要污染物濃度大致呈下降趨勢。由于河流水量季節性變化明顯，枯水季節徑流量很小，大汶河的主要水源來自沿河各縣（市、區）排放的工業廢水和生活醫療污水，污徑比增加，點源性影響大，而豐水期雨水增多，河水徑流量大，污染物擴散稀釋較強，濃度有明顯降低。
2、污染危害及污染源治理現狀
大汶河是泰安市、萊蕪市的主要地面河流，河流水量季節性變化較強，枯水季節大汶河的主要水源來自沿河各縣、市、區所排放的工業廢水和生活醫療污水，這些污廢水直接影響著大汶河的水質。
近年來，由于國家和政府對環境的重視，大汶河流域經過各方人員的努力，其環境污染的局部有所控制，但從整個流域來講，隨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近年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些企業比較分散，并且因陋就簡，“三廢”處理設施極不健全，所生產經營的產品項目大都是污染較為嚴重的產品項目，如造紙、電鍍、化工、印染、紡織、采煤等。因此流域整體的污染還在日趨嚴重。因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所造成的污染糾紛日漸突出，給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許多不利影響，造成了越來越多的不應有的經濟損失。
3、大汶河污染與自然的關系
由于大汶河屬于季節性較強的河流,因此在枯水期河道常出現斷流，斷流后，各排污區域所排放的污水不能自凈。而在其排污口下游某一河段內水分蒸發滲漏掉，其污染物質留存于該河段的河床底泥中。當斷流后的第一次河道過水時，其河流中的水質污染較為嚴重，這是由于該時期排入河中的污染物與斷流時留存于河床底泥中的污染物的并重作用。在豐水期，河流流量較大，大汶河主要起排洪作用。此時，河流水質污染較輕。
大汶河地表水化學成分特征值主要受氣候、下墊面條件和周圍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一般與降水、徑流的分布呈相反的趨勢，河水化學成分隨著氣候的季節變化較大，并且在地域上也有很大差異，特別是人類活動對河水化學特征值產生較大影響。如在多雨地區，河水被降水稀釋，其礦化度較低，反之，則較高。受人類活動的影響，城鎮附近的河水化學特征值較高。
4、河流水質污染原因分析
4.1大量的工業廢水是造成河流水質污染的主要因素
隨著流域工業尤其是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大量工業廢水直接或間接排放到河流，雖然企業基本上都已實現達標排放，但由于治理水平較低且轄區內造紙企業較多，廢水中仍有大量的污染物進入水體，造成河流水質的污染。
結構性污染突出。據重點污染源統計結果，在流域工業廢水污染源中，造紙、釀酒等行業是主要的廢水污染源，也是限期治理的重點。其中1999年泰安市工業廢水COD年排放量3.36萬t中，造紙行業20472t，煤炭采掘業5551t，食品飲料行業5493t，化工行業1368t。
4.2城市污水逐年增加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而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滯后，使城市生活污水成為主要污染源之一。據統計，泰安市2000年生活污水COD排放量為68680.3t，占COD總排放量的49.15％。目前，僅有1座污水處理廠,處理能力5萬t/d，年削減COD0.693萬t。還遠遠不能達到對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的目標。
4.3畜禽水產養殖和農業面源污染不容忽視
隨著工業污染源治理達標排放和城市生活污水處理廠的建成運行，面源問題日益突出。農用化學物質的不合理使用是造成調水沿線農村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農藥、化肥、地膜的污染不斷加重。全市化肥使用量逐年增加，2000年全市農藥施用量6308t；化肥施用量174821t，其中氮肥78766t，磷肥24758t，鉀肥17983t，復合肥53314t。不合理地使用化肥，導致土壤板結、地力下降，加劇水體富營養化。一些規模畜禽養殖場有機物不合理排放，使地表水、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影響到水質質量。
4.4水資源短缺加劇水質污染
由于受氣候干旱等因素的影響，降雨和客水來源持續減少，水資源日趨短缺，對接納的大量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起不到稀釋和凈化的作用；廢水中的污染物在河床中沉積、滲透，同時造成了沿岸地下水的污染；豐水期由于降水形成地表徑流匯入河內，使河床中沉積的污染物被沖至下游，易造成下游水體污染的加重或造成突發性污染。在枯水期，大多數河流僅有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排入，即使企業達標并建設城市污水處理廠，大部分河段也難以達到功能區要求。
5、大汶河水污染綜合防治對策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大汶河水體污染較重，制約著流域乃至山東省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健康水平的提高，對南水北調東線工程的實施、運行和管理有著重要影響。因此，對大汶河水污染系統進行治理和控制，是改善河流水體質量、保證區域生態環境良性循環和區域資源永續利用的關鍵措施，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是確保南水北調調水水質和清水廊道、生態廊道建設的重要內容。搞好大汶河水污染源綜合治理，應重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5.1加強城市污水和工業廢水的控制和整治
城市污水和工業廢水排放量大且污染集中，是流域的主要污染源。必須采取措施加快整治及控制，以防止對水體的污染和生態環境的破壞。
5.1.1加快城市污水處理廠的建設及實施早在1986年11月原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就頒布了《關于防治水污染技術政策的規定》，其中明確提出“工礦企業的污水治理，除少數大型企業或遠離城鎮的企業單獨治理外，其他能排入城市管網的，應由以企業單獨治理為主，逐步過渡到以城市匯水區為單元的區域綜合治理為主。”根據國內外經驗，工礦企業排出的廢水根據需要按規定作適當的預處理后，通過管網匯入城市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可以省去工礦企業進行分散治理的水處理設施，節約大約25％的建設資金和50％的運行費用，并具有占地少、人員省、效率高，處理后的水體便于利用，污泥便于處置，減少二次污染等優點。可見，興建城市污水處理廠是治理和控制城市及工業污廢水的有效措施。
5.1.2積極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技術含量高、無污染的工礦企業對現有企業要加快生產設施和工藝流程的更新及改造，減少和控制“三廢”的排放量。對達不到治理標準的企業，應堅決關掉。對新上企業，必須做到“三同步”。更重要的是要加強統一規劃、科學預測，上一批經濟效益高、技術含量高、沒有污染的工礦企業。
5.1.3搞好城鎮建設規劃，逐步實施環保型城鎮建設模式在城鎮建設規劃、設計及實施過程中，必須以保護生態環境、維持生態平衡為前提，搞好科學規劃、科學設計、優化布局，并做好對生態環境影響的評價。
5.1.4加強城市垃圾的處理城市垃圾的亂堆亂放，嚴重影響城市景觀，污染水體和環境，是不容忽視的污染源。有些國家在城市垃圾的處理方面做的較好，有許多經驗和方法值得我們借鑒。處理好城市垃圾，一方面可以改善市容市貌，防止對水體和環境的污染；另一方面，可以回收利用、變廢為寶，具有良好的經濟效益。
5.1.5發展污水灌溉將富含營養物質的城市污水,經過一定處理,達到灌溉水質標準后，引入農田、林地。這樣既能增加土壤肥力,提高農、林產品的產量,又能緩解大汶河流域水資源的供需矛盾,還能避免大量的污染物質進入河流和湖泊,造成河流和湖泊水質惡化。因此，這也是一種治理污染源的有效措施。
5.1.6工業企業建立環境管理體系，實行全過程控制排污企業要建立健全治理設施運行管理的各項規章制度和操作規程，將污染治理設施管理納入生產經營管理活動之中，定崗定責，保證設施正常運轉。繼續實行定期巡查、突擊檢查、運行報告、情況通報、停運審批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增加現場檢查、監測頻次，逐步實行自動化監控，及時發現和糾正擅自停運治理設施、超標排污等違法行為，確保污染治理設施發揮應有的效益。
鼓勵企業申請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企業生產實行全過程控制，在產業結構調整的背景下，積極開發無毒、無污染產品，采取節能降耗的新工藝。建立環境管理體系能使企業在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的同時，不斷采取循環用水、節約用電、回收廢棄物、改進工藝流程等手段，達到節約成本、降低能耗、物耗水平的目的。
5.2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面源污染
5.2.1控制農藥、化肥的施用是防止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徑有毒是農藥、化肥的基本特性。農藥、化肥施用的最終歸宿是直接暴露于生態環境。從各種類型的污染物對生態系統影響的面來看，農藥、化肥是最為寬廣的。農藥、化肥的殘留物隨著大氣和水的運動做長距離遷移，從一種環境介質擴散到另一種環境介質，并且可通過食物鏈影響到遠距使用地點的地區和水體，使該地區和水體產生生物富集。對水體來講，破壞水體生態系統的平衡。據有關資料，單甲脒對水生生物群落均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浮游生物比較敏感，藥后頭幾天內，種類數量及多樣性指數下降，濃度越大，影響越明顯。一周后，浮游生物群落逐步恢復，甚至增多，但群落的結構已經發生變化，敏感種類減少或消失，耐污種類增加，生物多樣化降低，破壞了生態平衡。
大汶河流域面積9068km2，面污染問題亦不容忽視。特別是近年來隨著農田農藥、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對大汶河和東平湖的水質產生著一定的影響。因此，對大汶河流域面污染的控制十分重要。首先，要加強宣傳教育，提高全社會對農藥、化肥環境污染危害性的認識，以便進行有效的防范。其次，要加強農藥、化肥生產流通的管理，確保農藥、化肥品種與質量符合國家的規定和標準，避免違禁和不合格產品用于農業生產中。同時，重視對流通市場的管理，杜絕農藥、化肥在運輸、儲存、供銷等環節上存在危害生態環境的隱患。第三，加強科學技術指導，控制農藥、化肥的施用量，做到科學、合理、安全施用。第四，研究開發和施用高效、易降解的無公害和無污染的農藥、化肥。
5.2.2大力發展生態農業生態農業是實現我國農業生產，農業經濟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成功模式。要樹立大環境生態觀念，加大農、林、牧、漁環境污染源管理力度，控制水土、有機質流失和土壤污染，大力推廣有機農業和生態農業，引導農民開發和生產有機食品，推動種植結構的改變。比如，泰安市現共有有機蔬菜200hm2，產品經國家環保局有機食品開發中心化驗，達到國際有機食品標準，產品出口美國、日本。到2005年，全市有機食品種植面積將達到850hm2。推廣高效、實用的節水灌溉技術，大力發展節水農業。全面開展生態農業縣建設工作，推廣山區豬－沼－果生態模式，搞好山、水、林、田、路綜合治理和澇洼地、塌陷地“上糧下漁”改造工作。推行青儲飼料、秸桿氣化、秸稈還田，禁止秸稈焚燒。
6、結語
水污染問題是環境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水體污染嚴重制約著流域內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造成重大損失。作為對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影響較大的大汶河及其流域，為確保調水工程的實施、運行和管理以及最大效益的發揮，采取有效措施，加強流域水體污染的控制和治理是當務之急。本文提到的有關對策和措施，雖然很不全面，但可作為一定的參考。筆者相信隨著調水工程的實施和當地政府的日益重視，大汶河水污染問題會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治理，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將會發揮應有的效益。
參考文獻：
[1]龐清江.大汶河水污染控制系統規劃研究[J].水資源保護，1996，（3）：43－47.
投資問題多年來一直是污水治理工程的最實質問題，它的大小，直接關系到企業治理污染的積極性.同時又是衡量工程本身有無實用價值的關鍵。在水處理達到一定指標即我們獲得一定的環境、經濟、社會效益后，投資的大小成了衡量工程成敗的重要指標。若以很欠的投入而得到極少的產出(指環境、經濟、社會效益)則說明投資是低效的。無論是七、八十年代的生化處理法還是九十年代的化學處理法，都存在投資高的問題。生化處理法，由于是由生物對污水中的污染物進行作用，將其轉化為生存、發展所需的能量，故而降解速度慢，時間較長，占地面積較大，土建投資較高日處理800噸污水的污水處理廠，兩座沉淀地、一座曝氣池等，土建規模近1000立方米，投資10萬元左右，加曝氣設備，管線等投資超過50萬，而COD的降解量只有300一500mg/L。對于現在常用的混凝氣浮一活性炭吸附技術，日處理500噸污水規模的設備投資就30-70萬，加調節池、污泥池、廠房、管線等，共需投資約50萬元。這樣的投資COD降解量一般為40omg/IJ左右。處理好的污水除毛紡行業能用于洗毛工段外，其它行業很少能回用.至于沖廁、沖洗車間地面等，又因管線架設復雜、投資高也并無實用價值。因此，得到的只是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而經濟效益不明顯。這樣的投資狀況對我國現有的大部分企業來說并無積極性可言，對有些企業來說甚至是一種包袱。投資過高問題嚴重阻礙了污染治理的進展，也是水環境狀況得不到明顯改善的原因之一。
2運轉費用企業難以承受
運轉費用的高低是水處理設備能否正常運轉的關鍵。運轉費用一般說來由藥劑費、人工費、電費、設備折舊費，維護保養費等幾部分組成。它們的高低直接反應設備、技術的可靠程度，同時又是直接影響水污染治理效果的重要原因。我國現有的常用技術工藝運轉費用就比較高，對于經濟效益不太好的我國大多數企業來說水處理負擔過重。致使水污染治理不能達到預期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1)藥劑費售價太高。如1噸堿式氯化鋁價格在1800一2500元之間，硫酸鋁為800元左右。(2)工藝中動力消耗過大，電費太高。(3)設備自動化程度低，所需操作人員太多，人工費太高。(4)設備本身及所配電機、水泵質量太差，維護費用太高。
以混凝氣浮一活性炭吸附工藝為例對COD500omg/l一的低濃度紡織印染污水，處理至COD100mg/L左右僅藥劑費、電費、人工費就要在0.5-0.6元對COD1200mg/L的高濃度的紡織印染污水，處理費用則要達1.0元左右。這樣處理過的污水也只是達到排放標準，不能循環使用，經濟效益不明顯。更有甚者，運轉費用之高超過治理污水以前的排污費。這對于經濟效益第一位的企業來說是一種負擔。由于運轉費太高.企業承受不了，污水處理設備時開時停，不能正常運轉.有的干脆直接不用，治理設備成了應付環保部門檢查的幌子。幾十萬、上百萬的投資就是為“環保局檢查時說得過去”，治理污染成了種形式，出現污染源越治越多，環境質量不斷惡化的現狀。這應當引起環境管理部門和技術服務單位的重視。
3設備使用壽命短
使用壽命過短可以說是現有污水治理設備的通病，投巨資上的設備多則使用七、八年，少則三、四年。還有極少數的設備由于設計、制作存在嚴重問題，不等調試運轉正常就報費的。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l)水質惡劣。由于污水中時常含有酸性、堿性物質，有的還含有較強的氧化劑等，使污水有較強的腐蝕性，設計時考慮不周全就大大降低設備的使用壽命。
(2)產品質量低劣。由于技術服務單位偏面追求經濟效益，設備在設計、制造過程中就存在問題。如設計時選取的保險系數過小，制造時選用的原材料質量較差，達不到標號，生產過程中偷工減料等。另外，還有選用的配套產品質量不合格等原因。
(3)工藝選擇不合理。工藝選擇不合理是導致設備使用壽命短的又一重要原因。常見的主要是活性炭吸附和離子交換處理單元。這兩種技術對所處理的污水都有一定的要求，若進水污染物濃度過高，活性炭和交換樹脂就會很快飽和，失去活性，就需要反沖洗活化.隨著反沖洗次數的增加，飽和周期越來越短，以致全部失去作用。因此設計中要充分考慮到設備的使用條件，以延長使用壽命。
4重點污染源難以治理
盡管造成水環境污染的不僅僅是一個企業一個單位，但從成百上千單位的排水狀況來看，污水排放量大.污染物濃度高的重點污染源卻是造成水環境惡化的罪惡之魁。雖然它們的數量不多，但它們對環境造成了相當大的威協，左右了區域內的污染狀況。重點污染源主要是造紙、釀酒、石油化工等。從濱州地區1992年的統計分析來看，12家重點污染源排放廢水量占到全區總量的近75%，其中一家造紙廠就占1/5，而污染物COD的排放量竟占到l/3。因此搞好重點污染源的治理是保護水環境的關鍵措施。但從我國的水污染防治技術和經濟狀況來看.對污染嚴重的造紙、釀造等行業的污水治理還未見有可行的技術。對造紙行業曾經提倡過的堿回收工藝，對減少污染物排放量的確起到一定作用。但本方法只使用于規模宏大的造紙廠，對中小廠家來說是行不通的。投資巨大運轉費用高，出現嚴重的負效益。即使是大型造紙廠，運轉情況也不理想，普遍存在運轉費高于回收堿價格的現象。而對于利用黑液提取木質素磺酸鈉的工藝，也存在技術不完善、投資高，管理復雜、產品銷售不好的原因而一直未能推廣。只有白水回收技術工藝簡單、投資少，經濟效益較為明顯，而有一定的實用價值。但白水不是造紙污水的重點，它的回收對減少污染物排放量影響不大。因此，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污染。致于釀酒、石油化工等行業的污水處理也沒有可靠實用的技術重點污染源難以有效控制是造成水污染的根本原因。治理重點污染源便成了今后改善水環境狀況的根本出路所在。
5幾點對策
從水處理工程的目前狀況來看，水環境前景實在令人擔憂，但究竟如何加以控制，有識之士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建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面筆者就水污染防治工程談幾點看法。
首先水污染應該防與治結合。單純強調治理不僅投資巨大，收效也往往不太明顯。污染物從根本上來講是生產過程中設備、技術落后而浪費的原材料，排放的污染物越多，原材料浪費就越多，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就越差。因此，水污染一定應該從生產工藝上進行預防，提高工藝的科學性能和設備的先進性能，盡可能多地將原材料轉化為成品，既可提高經濟效益又能減輕污染。與污染治理有關的管理制度如“三同時”限期治理，環保目標責任制等，應當在政策上督促和鼓勵將單純對污水進行治理同改革工藝、設備，加強生產管理結合起來.減少生產中的浪費現象，選擇無污染工藝、設備。同時，環保貨款也應帶有傾斜性，給予支持幫助，鼓勵對污水進行防治結合的項目上.
關鍵詞:**鎮；農業自身污染；治理；生態農業
**市東坡區**鎮位于岷江沖積平原，物產豐富，長期的農業生產實踐形成優質糧油、甘蔗、葉煙、商品蔬菜、水產養殖及雞、鴨、兔繁育基地。全鎮幅員40.84平方公里，共有3.6萬人，其中農業人口3.2萬人。2006年度鄉鎮經濟綜合實力全市排序第17名，年末耕地面積1720公頃，農作物播種面積3587公頃，糧食作物播種面積1598公頃。
**鎮經濟發展迅速，然而在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同時農業生產所造成的污染也越來越顯著。農業對環境的污染主要有以下幾種:化肥、農藥、地膜、畜禽養殖場的污水、畜禽糞尿、飼料添加劑、農用薄膜和焚燒秸稈等。而化肥、農藥的污染構成了**鎮農業面源污染的主體。
一、化肥污染及治理
1．污染情況。根據**市農業局掌握的情況，**鎮的面源污染最大污染源就是化肥，其中最主要是撒施類的化肥。目前我國化肥的畝施用量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1倍多,呈逐年增加趨勢，而利用率在下降。在我們的調查中發現，農民在施肥觀念上，普遍存在重化肥、輕有機肥，重氮磷肥、輕鉀肥，重大量元素肥、輕中微量元素肥的“三重三輕”現象。在施肥方法上，表施和撒施的現象較為普遍。在施用量上，地區之間、作物之間存在不平衡，農民不了解自己所耕種的土壤、作物對養分的需求，盲目施肥、過量施肥現象嚴重。
2．已有治理措施。對于**農村化肥污染問題，必須依靠科技進步和創新改變落后的農業經營方式，調動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功能，對受損生態進行恢復和重建，對農田、林地和草地逐步實施優化的生態—經濟—社會的人工生態設計，建立防災減災的監測預警系統，從源頭和過程防治化學、生物化學物質的污染。**市農業局已經在實施的措施主要是農業部專門治理面源污染的項目——測土配方施肥。所謂測土配方施肥，就是國際上通稱的平衡施肥，這項技術是聯合國在全世界推行的先進農業技術。概括來說，一是測土，取土樣測定土壤養分含量；二是配方，經過對土壤的養分診斷，按照莊稼需要的營養“開出藥方、按方配藥”；三是合理施肥，就是在農業科技人員指導下科學施用配方肥。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的核心是調節和解決作物需肥與土壤供肥之間的矛盾。同時有針對性地補充作物所需的營養元素，作物缺什么元素就補充什么元素，需要多少補多少，實現各種養分平衡供應，滿足作物的需要，達到提高肥料利用率和減少用量，提高作物產量，改善農產品品質，節省勞力，節支增收的目的。
3.需要改進的措施。除了測土配方施肥方法需要進一步推廣而外，還需要針對撒施類化肥的污染，推廣合理科學的施肥方法,提高化肥利用率減少化肥損失和對農田環境的污染。化肥表施即不利于作物根系吸收,又加大了營養元素的損失,因此提倡土中施肥,尤其是氮肥深施，以減緩養分釋放速度和減少化肥損失量，最好是刨坑覆土后封垅。
二、農藥污染及治理
1．污染情況。**市農業局表示，現在的農業面源污染中僅次于化肥污染的就是農藥殘留問題。在**鎮的實地調查中我們發現，河流已經不再清澈見底，農民們也表示河中魚蝦量已經大大減少。當然這種結果并不能僅僅歸罪于農藥,工業“三廢”的污染和森林的減少等都是生態失衡的重要原因。但是農藥確實對這種現象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已經成了越來越多人的共識。農藥的施用集中在土鑲表層,通過機械耕作特別是土壤深翻,農藥在土壤耕作層中分散開,與土壤其它成分間接觸和發生變化反應的機會增加。當溶解于土壤溶液后,農藥可隨重力水和毛管水沿土壤孔隙由土壤表層滲人土壤深處及至地下水，從而造成農藥對農田土壤、水體環境的污染。
2．現有的治理情況。現在**市農業局的農業質量檢測中心才剛剛成立，還沒有通過認證，所以很多的工作尚未開展。待全面開展工作以后將會對農藥使用以及生產過程進行全面的控制，現在的農產品安全的口號是：從田間到餐桌的全程監控。但就目前來說，顯然還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市農業局目前對農產品的監控也僅僅局限于在農貿市場和批發市場每年4—5次的抽檢,以及配合省廳的例行抽檢工作。在農業生產地也只能通過行政手段，執法大隊的定期或不定期抽樣來檢查農產品質量。所以大部分的農產品上市前也做不到農藥檢測。農藥的毒性成分很可能會殘留在糧食、蔬菜及水果中不僅降低了作物自身的免疫能力,通過在食物鏈中的轉化和富集作用進人人體后,會導致急性中毒或慢性潛在危害。此外,田間施藥操作不當、誤食或在環境介質中長期接觸農藥均會對人體產生不良影響，這些危害都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3．需要改進的措施。充分利用自然調控,減少農藥用量；發展高效、低劑量、環境相容性好的農藥劑型,加強對生物農藥的研制和應用；科學安全使用農藥；確定安全的施藥量；加強對農藥的管理和科學研究。加強對農資市場的管理,杜絕對環境危害大的假農藥上市。健全農藥合成、試驗、監督技術體系,向農民篩選推薦高效、低毒、低殘留的農藥品。
三、其他污染及其治理
**市**鎮龍亭村和新橋村除了化肥和農藥污染外，還存在地膜、畜禽養殖場的污水、畜禽糞尿、飼料添加劑、農用薄膜和焚燒秸稈等污染。根據的實地調查和訪談，我們掌握了**鎮龍亭村和新橋村50戶農家問卷調查的一些情況。在地膜數量有多少的問題上，88%的農戶家有3平方米以上的地膜，而地膜用過之后大多數選擇了隨意丟棄在田間地頭，這就不可避免地對農產品的生產產生不利影響；在家庭養殖畜禽的方式上，60%的農戶選擇了分養，而分養容易造成處理糞便成本高、處理方式簡單粗放等問題，進而影響農業生產。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發現，地膜、畜禽等現有的處理方式存在重大瑕疵。
四、走生態農業之路
以上所說的方法都是在既有的農業生產模式之下的局部改進措施。在目前這些措施無疑是必要并且有效的，但如果要最終解決農業自身污染問題，并不是可以在局部修修補補就可以完成的。只有走生態農業的路子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途，**市**鎮解決農業自身污染的最終出路也在于走生態農業的道路。
**具有深厚的農耕農業文化底韻,要構筑長江上游的生態屏障,并使農民增收,走生態農業的路子是必然的選擇。通過建設以生態文明為特征的現代農業,使**農村經濟、社會、生態綜合發展,帶動廣大農民致富奔小康,最終使經濟、社會、環境建設躍上新臺階。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