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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摘要：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經歷了博雅教育、近性人文主義和現代科學人文主義等階段，以人為本的核心滲透了現代教育思想，語言教學也不例外。二十世紀是人文語言教學法發展的重要時期，教學思想從教師為中心轉向了以學生為中心，涌現出大批的人文主義教學法，具體教學方式有所不同，但教育的核心都指向學生的自我實現。
一、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內涵和發展
在古希臘，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身心平衡發展而健全的人。古羅馬繼續并發揚了古希臘的文明，在教育上著重于利用文化來陶冶一個健康的人的理念。文藝復興時期提倡的“喜好原則”、“親身經歷”、“適應個性”和“社會競爭”等教學理念和方法對后世的教育思想影響深遠。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彼得拉克、維多里諾及荷蘭的伊拉斯謨等教育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提倡自由教育，倡導博雅教育，尊重學生個性，關心學生身心和諧發展，充分體現了教育的人文關懷。
近代人文教育思想伴隨著自然科學的重大發展而發展，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具有理性的人。20世紀下半葉盛行于美國的“人本化教育”以人本主義心理學為基礎，主張教育應培養整體的、自我實現的和創造型的人。人本化教育家主張“課程人本化”，“強調學校應該創造自由的心理氣氛”，提出“學校為學生而設，教師為學生而教”的學生中心理論。
在“人本化教育”逐漸走向極端并受到社會輿論質疑的時候，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提出了“科學人道主義”的概念摘要：“科學人道主義”是人道主義的，因為它的目的是關心人及其福利；它又是科學的，因為它的人道主義內容要通過科學對人和世界的知識領域繼續不斷地做出新貢獻而加以規定和實現［1］。
在歷史的各個階段人文主義思想帶有顯著的時代特征，但“以人為本”的核心沒有變。目前，中國提倡素質教育，正是人本主義的體現。
二、人文主義語言教學法
1、人文主義和語言教學結合的基礎——認知和情感的需求
語言教學和人文主義思想的結合不是偶然的。正如亨特所言，“人文主義跟英語教學的關系由來已久”［2］。16世紀聞名的英國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家阿卡姆就在語言教學中溶入了人文思想。他認為，教育中的人文主義就是用文學去鑄成人的心智［3］。在阿卡姆看來，拉丁文學中的一些經典著作凝聚了人類思想精華，而且語言風格美麗典雅，是鑄造兒童心靈的最好的材料。
當代科學探究更為二者的結合提供了科學依據。認知是情感發生的前提，這一點已經得到了心理學界較為一致的肯定。實證探究表明，諸如記憶、思維等人類認知加工過程都受到各種情感不同程度的影響。根據約翰·舒曼，情感和認知是可區分但不可分割的［2］。神經生物學家安東尼·戴馬西也斷言摘要：“我們的情感生活是理智機器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2］所以，語言學習作為一種認知活動，極易受情感因素的影響。語言教師要把學生當作有智力和情感需求的完整的人來對待，既要擴展學生語言知識，也要加強情商的培養。
人文主義心理學強調人際關系和個人情感因素對語言能力和語言習得的影響，認為在語言學習中，最重要的是學習環境和氣氛，學習者只有在放松和協調的狀態下才能最有效地學習和把握語言知識。這從心理學的角度進一步驗證了語言活動中認知和情感緊密結合的必要性。
正是基于對認知結構的科學和心理的探究，現代語言學家積極推動人文思想和語言教學的結合，產生了不少人文主義教學流派。
2、人文主義語言教學流派
人文主義教學思想認為，課堂教學要以學生為中心，通過學生全身心的參和來提高外語教學水平。羅杰斯在1969年就于《學習的自由》一書中概括出人文主義教育的基本要素摘要：人類具有天然的學習潛能，但是真正有意義的學習只發生在所學內容具有個人相關性和學習者主動參和之勢［4］。
較明確的人文主義外語教學法出現在二十世紀60-70年代。60年代，結構主義語言學家接受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論，開創了聽說法。隨著認知心理學的發展，人們熟悉到外語教學中學生本身因素起著很大功能，強調外語教學要以學生為中心。最典型的教學流派是美國心理學家卡特羅的“沉默法”，美國的教育家庫蘭的“集體語言學習法”，保加利亞人羅扎諾夫的“暗示法”等。雖然他們所提倡的教學形式和課堂活動全然不同，但共同點是將學生看成既有聰明又有情感的完整個體，重視學生自我意識在語言學習過程中的重要功能，充分體現了人文主義的思想，常被統稱為“人文主義流派”。從80年代起，教育從傳授知識轉向培養學生能力，90年代則以提高學生素質為目標。在這一背景下，人文主義心理學、人文主義外語教學法便又受到人們的重視和關注。根據教授觀點的差異，人文主義教學流派又可以分為浪漫人文主義和實用人文主義。
浪漫人文主義認為，教師的主要任務是鼓勵學生發展自我。課堂教學應主要關注學生情感，經歷和觀點。學生要學的東西就在他們自身，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即是所有的教學活動的目標，無論是語法練習，考試和翻譯，都是基于學生的經驗。但當教學過于關注學生個人經驗，學生接觸到的語域和語體相當有限，所以這一教學觀點有一定的局限性。
斯戴威克是實用人文主義的代表。他認為教師要了解學生的思想和學習態度，調整自己教學方法。教師應讓學生發展和展示創新和合作能力,學會表現的自我和批判的自我的協調。在斯戴威克最近的著作中強調了教師對學生需要的關注。另一方面，斯戴威克還認為，過分強調人文方法會帶來負面影響。在關注學生自我發展的目標的前提下，教師決不能放棄自己的職責，即對教學內容的更新和教學技巧的把握。除了情感因素外，學生最重要的還應發展語言能力、記憶、動機和認知能力。
現代外語教學實踐中，人文思想已經滲透在教學過程中。除以上所述的人文流派外，許多教學流派也反映了人文思想，如認知教學法，交際法，任務型教學法等。這些教學法具體操作各不相同，但都體現了以學生為中心，強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從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斯戴威克的實用人文主義思想，是人文教育思想更理性化的表現。
三、人文主義語言教育對國內外語教學的啟示
多年以來我過大學英語一直以大班為主，課堂教學多數以教師為中心。教學以考試為目標，尤其是全國性的
四、六級考試成為大學英語教學的風向標。這造成了目前我國大學英語教學標準過于理性化，教學過程重知識傳授，輕學生需求，尤其是個體發展的需求。這和人文思想和素質教育的目標相距甚遠。外語教學中提倡人文教學勢在必行。
加強課堂教學的人文性有助于打破英語教學的瓶頸，真正走上素質教育的道路。加強人文性，要注重摘要：
（1）正確理解人文教學法的含義。人性化不等于自由化。以學生為中心不等于放任自流。教師的指導功能必不可少，課程目標不能取消。人性化和語言教學不是格格不入的。語言技能的培養是在個體主觀意志的調動下積極地語言習得。
（2）明確外語教育的目的。教師應以學生全面發展為目標，鼓勵學生全身心投入學習，在語言教學中融入人文觀，指導學生意識到個體發展的需求，既使學生得到全面發展，又能順利完成教學目標。
（3）恰當組織課堂教學。教師要勇于改變傳統教學模式，引導學生學會提問，變被動為主動。課堂形式要多樣化，促使學生動手又動腦，充分發揮學生的智商和情商。要營造生動活潑的教學氣氛，讓學生得到表現自己、表達思想和情感的機會。幫助學生形成探索創新的心理愿望和性格特征。
參考文獻摘要：
[1EdgarFaureetalLearningtoBe[CParis摘要:Unes
co,1972.26。
[2范琳，試論人文主義外語教學法.[J外國語學院學報2000(1)摘要:58-62。
文學在國外登堂入室，成為本國學術的一部分，得益及體現于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其一，學者的專門化。“從前歐洲研究東方學的人，大半是‘海關上的客卿’、‘外交機關的通事翻譯’或‘傳教師’出身，本人既不是嚴格的科學家，也不是素來即有志研究東方學問，所以他們初期的著作，比較本國的學者，往往稍欠精確。
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與之同時，“不少的西洋漢學家，每但以西洋的漢學為全個范域”，無視中國前賢及當代學者的成果。而巴黎學派諸大師的態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認為:“中外漢學大師之造就，堪稱殊途而同歸，尤以清初康熙以來，經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輩出，觀其收獲，良足驚吾歐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運用與批評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見成說。其達到真理之情形，實與西方學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對繼承前輩學者的當代中國學人，也“寄有無限之敬重與希望” 。高本漢則責成自己追隨清代學者的開路工作，而把現代西方語言學方法應用于所整理過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國音韻學研究》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40年)序言中說:“高本漢先生之成此大業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討接受吾國音韻學家之結論，實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時他還認真收集中國當代學術書刊，以追蹤中國同行的研究。
巴黎學派不滿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勵深入中國內部。當時歐洲漢學家的態度有二，一是將中國文明作為與印度、埃及、希臘羅馬文明并駕齊驅的世界文明之一，視為純粹學問的智的對象，以法國為代表;一是從本國的政治、貿易等實際利益出發，英、德、俄為典型。 “研究中國古代之文化，而能實地接觸當今代表中國之人，此種幸運，絕非傾慕埃及或希臘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運而能親來享受者，沙畹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國學，有幾點絕不與多數西洋之治中國學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錄學知識真可驚人，舊的新的無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見材料，如有此樣材料，他絕不漠視;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國學人之成績，而接受人”。有鑒于伯希和溝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國學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國學者“仿此典型，以擴充吾人之范圍”。
傳統人文學科尤其是歷史學，以文獻研究為主，輔以其他手段，目的仍在更好地通過文獻研究歷史。此一特征，中外一律，而中國尤為突出。因為中國有始終一貫的文字文化，保存傳播的技術手段又相對發達，文獻的留存極為豐富廣泛。這不僅造成中國學術傳統中史學特盛的局面，而且竟能影響近代新興學科的引進發展。考古學長期以發現和印證文獻為要項，文化研究則多由文史哲學界兼祧，與歐美各國反差明顯，也令行內人莫名所以。 葛蘭言的趨新嘗試，同樣受此制約。當時“法蘭西史學界頗有欲以社會背景之研討代替舊派之著重個人心理之解釋者” ，葛氏因此想以歐洲封建社會為研究對象，后發現史料不足，才轉學中文，“因為中國文化乃世界文化中最古老并最富有連續性”，適宜此類課題。可見其問題意識來自法國本身的歷史研究個人心理解釋法已經發揮到極致。而歐洲漢學界包括成就最高的巴黎學派，只有極少數人開始進入中國文史學的“個人心理之解釋”階段，如沙畹對《史記》的看法。同時，葛蘭言所屬的法國社會學派的社會學并非一般而言，“反而與我們所叫做的民族學或文化人類學，頗為相近。”其“社會學分析法在骨子里，原是一種實際調查與田野研究的方法。” 葛氏曾主張以中國的鄉村文化為中心，并選擇受都市文化影響最少，最能保存舊日文化形態(如河南鄭州一帶)的一個鄉村為研究對象。如果照此而行，他得到公認的機會可能更大。后來即首先避開文獻的困擾，開創鄉土社會研究的先例，然后回頭再適應中國學術，結合文獻解釋皇權與紳權。
若論學術的高妙境界，則東西同理，所以古今中外學術之興替，與生理之傳承異，后來者未必居上。各領數百年的大師，往往照遠不照近，只能高山仰止，無法代代相繼，更不必說長江后浪，青勝于藍。其原因不在有人無人，而是那種天才本為不世出，正所謂一線單傳，不絕如縷，非人多勢眾所能彌補。但其所昭示的軌則，懸空而實在，雖時為社會動蕩所牽引，仍然萬變不離其宗，后來者不能不受此無形制約。
清末時期，西方外國文學作品開始進入我國，一些學者就開始對外國文學進行翻譯研究；而后在二十世紀初，在大學設立了外國文學課程，開始慢慢的對外國文學進行話語研究。在研究話語的過程中，外國文學對于我國的文學發展帶去了極大的影響作用。可是作為學科研究發展卻比較的緩慢，因為外國文學在我國缺乏相應的累積信息、文學資料匱乏。在這個時期，對于外國文學研究話語基本上只處于譯介階段，主要通過文學史寫作和譯介性文章表現。其中出現了多元化的話語，但學者們的希望都是參考外國文學，創造新文學。隨著新民主主義的出現，外國文學研究話語從多元化的話語向著一元化話語轉變，提出要進行批判性的繼承，這時強調了文藝的政治性，局限了文學的研究空間。而在時期，外國文學研究發生了大變化。由于紀要的出現，扼殺了很多優秀的文藝作品。直到七八十年代，外國文學研究再次以譯介的形式出現，強調的仍然是政治性。
二、外國文學研究話語的重新構建和轉換
（一）批判模式和階級話語的退隱和滯留話語的轉變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新舊話語間肯定會經過一番纏斗才能夠實現最終的轉變。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時候，官方對外國文學工作的主要態度就是不僅要想“十七年”的話語傳統和理論資源的回歸，同時也要面對變化多段的當代文學現實，同時這也是研究人員應該要遵守的規則。
（二）現代派文學論爭和人道主義討論的話語分析在新時期外國文學界重新出現在人們眼前時，沖破“十七年”劃定的思想，讓古典文學應該具有的地位得到恢復，補上之前落下的現代主義一課就成為了最為迫切的任務。各個學派對論爭對象的認識不同，但是討論的目標卻比較清楚，這個目標就是對“十七年”以來對兩個論題的認識偏差和迷誤進行清理，將現代派文學和人道主義轉變成我國的建設性話語資源。雖然現代派文學和人道主義討論在論爭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們還是應該要看到積極的效果。
（三）新理論引入對話語轉型的影響在1985年經過了一段不平順的醞釀過程之后，整個學術界和文藝界開始出現比較大的轉折。在1985之后，西方文化和西方理論開始大量的輸入，新一代的學者和人才開始成熟，讓學術界和文藝界出現了比較大的突變。1980年代后期的主流話語也開始轉變成“文學主體論”。在新理論引入之后，話語的更新開始變得滯后，在1985年到1990年期間，理論的譯介熱潮并沒有對研究實踐帶來快速的變化，理論知識在潛移默化之間對學界的研究方式和視野起著影響，在短時間內，批評實踐并沒有能夠表現出和理論界相同的變化速度。
三、外國話語的轉型和凸顯
（一）延續性轉型延續性問題主要包括：首先是學科的定位問題，也就是外國文學研究在我國文化以及我國學術體系中的定位問題。其次是研究的主體性問題，這樣問題和學科的定位問題其實是相互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最后是怎么樣去認識20世紀的世界文學。在基本目標和問題關懷一致的情況下，1990年代的外國外文學繼續引入了西方當論，對20世紀文學和新理論加深和拓展了研究，而且也延續了1980年代的經典重評活動，通過“重寫文學史”讓1980年代奠定的外國文學新秩序更加完善。1990年的外國文學研究不僅讓這秩序中的漏洞和空白得到了充實，繼續加強研究形式審美；而且還遇到了新話語帶來的問題，這些新問題讓原來的外國文學秩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變。
（二）話語中心的形成外國文學學科的研究對象其實就是“外國文學”，也就是外國的文學理論、作家作品以及思潮流派等。但是“外國”包含的內容卻比較大，每個時代的學術研究都需要在這個范圍中去取舍。從1980年代開始，學界就已經選擇了西方作為外國文學新秩序中的根基，但是也并沒放棄學術傳統中對東方的重視，在1990年代的時候，西方文學才真正的成為了學界視野當中的研究中心，西方學術話語是滲透才真正的改變了學界的研究模式，成為了話語中心。
四、結束語
一、字母詞發展理論與發展
國內對于“字母詞”是否是漢語詞具有較大的分歧。主要有兩種主流的話語。首先，字母詞作為與國際語言發展相接軌的語言現象，具有一定合理合法性。在漢語語言環境中自發衍生的語言產物，應該加以引導和保護。如，曹學林認為，字母詞是一個語與義相互結合的語言外來詞，字母詞的讀音隸屬于漢語語言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字母詞的語義又通常被主體人所理解。因此，我們應該將其歸為漢語語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此基礎之上，美國著名的認知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布魯諾（Jerome Bruner）對該學說進行了深化，于20世紀50年代首次介紹了字母詞教學理論（scaffolding）。“字母詞教學”是從建筑行業借用的一個術語，本意是指建筑工人使用的腳手架。而用于教育學中，“腳手架”是指一種輔助物，學習者憑借這種輔助物可能完成其無法獨立完成的任務。
二、字母詞在外語教育教學中的現狀審視
外語教學不僅是語言的教學，還是技能的培養。在英語教學中，聽與說處于先導地位。聽是理解，說是表達，而理解又是表達的前提，只有掌握了良好的外語技能，才能逐步完善其他各種語言技能。但目前的大學英語課程設置中，外語課所占的課時比例通常是最少的，并且英語外語教學的手段和方法機械單調。很多教師忽視了外語教學的技能性特點，仍采用傳統的“三部曲”式教學方法：教師播放錄音材料，學生聽錄音做練習，最后教師給出正確答案。這種傳統的形式主義的教學手段容易使學生感到單調乏味，缺少師生間的有效互動，更沒有同學間的交流溝通，影響學生的積極性，教學效果不佳。另外，大學英語等級考試（CET）、雅思（IELTS）、托福（TOEFL）等考試中多外語的考核使得大學英語外語課演變成了測試課。無可厚非，測試是檢驗學生能否理解外語材料的有效方法。但是不同學生對知識的接受能力和對信息的感知速度不盡相同，測試往往會造成許多學生的疲憊與緊張，挫傷其參與課堂的積極性。并且，課堂上頻繁的外語測試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外語教學的真正目的，以考試選答案取代了指導學生如何聽，忽視了對學生外語技能的培養，陷入了英語外語教學的誤區。
三、字母詞的語言輔助與語言檢驗
1.1 組織績效水平與高管繼任
Dalton對“高管繼任”和“企業績效”之間關聯性進行論證，結果發現：在績效水平較低的企業中，高管變更發生的概率較大，此結果也說明了企業績效對企業高管變更決策有重要影響。此外，Laker從委托-理論視角出發，認為企業與高管之間是委托關系，但是由于兩者之間信息不對稱，人（高管）的經營行為具有“不透明”性，所以委托人（企業）需要投入監督成本來防止高管的“偷懶”行為，或者將高管的利益與企業利益掛鉤來規避高管的負向產出行為。如企業一般以企業經營績效的水平來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即將高管利益與企業績效之間掛鉤。
1.2 公司治理結構與高管繼任
1.2.1 股權結構與高管繼任
Brunnello以意大利的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企業股權結構中大股東持股比例與高管繼任之間關系并不是顯著，而筆者認為這種關系的不顯著主要與樣本量相關。當高管占有企業大部分股權時，高管變更或繼任的概率較低。此后，Volpin和Denis兩位學者都以不同國家的數據為基礎進行了相關研究，結果也表明了“高管繼任的概率，與其對業績敏感性，以及與高管的持股比重之間存在一種負相關關系”①。
1.2.2 董事會結構與高管繼任
Jensen認為董事會規模越大，董事會中董事發生“道德風險”的概率增大，也就是“委托-”的問題也會增多，例如董事會決策的“搭便車”問題，決策效率自然降低。一旦高管成為大股東，董事會決策也可能會成為高管自身決策，董事會的權限會由高管掌握，并且成為一種“象征”性的擺設，也就不可能有效監督高管的行為。對此，Fama認為企業決策效率還跟董事會中外部董事比重有關，外部董事由于不會與企業內部經理人之間存在“合謀”的可能性，在決策方面更具有效率，他們更加關注企業高管在經理人市場中聲譽，更加關注高管對企業股票價格上升的貢獻。
1.2.3 市場環境、控制權市場與高管繼任
Defond使用了美國上市公司數據，研究發現不同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差異導致高管繼任頻率和模式的差異，越是在競爭程度的高企業中，高管繼任發生頻率越高，因為企業關注并不僅僅是關注企業績效提升，也關注與其他企業績效之間差距，一旦這種差距超出了預期，企業可能就會選擇能力更強的高管來替代現任高管（與“替罪羊”假說觀點一致）。Manne認為通過這種方式，企業獲得的“公司控制權”可以帶來意外的收益，可以為新企業注入優質管理隊伍而獲得收益，也可以為股東分配新的股權，并可以為母企的管理效率帶來提升。Conyan認為高管的年齡與企業的高管繼任決策之間存在關聯性，年齡越長，高管越有權力影響董事會決策，則強制繼任的概率較大，反之相反。
2 高管繼任模式的相關研究
2.1 高管繼任模式
高管繼任來源是指當企業需要解聘現任高管時考慮的替代者是來自企業內部，還是選擇外部（或者同一個產業領域，還是不同產業領域）等。Shen（2002）②認為企業選擇高管繼任者有三種渠道：一是企業內部類似崗位繼任者；二是企業內部崗位下屬崗位；三是外部繼任者。而Rajagopalan（2003）③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模式主要有：既定高管繼任、非既定高管繼任和外部繼任三種。
2.2 高管繼任來源影響因素
2.2.1 經營業績
企業什么情況下最容易發生高管變更呢？很多學者的研究證實了當企業經營績效處于困境時，他們極易實施高管繼任決策。當處于績效困境的企業現任高管來自企業內部時，董事會則更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者，因為可以帶來企業戰略的變化，帶來更多的創新之舉④。當企業經營業績達不到董事會預期時（如董事會對未來績效提升有更高的預期），董事會考慮實施高管繼任政策。由于內部繼任者往往與現任高管之間存在著種種顯性或隱形聯系，內部繼任之后的績效提升空間也較小。所以選擇外部高管成為董事會的最優選擇，外部繼任者可以帶來變革，企業績效改善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不僅如此，股東們的收益都是來源于企業的經營績效，一旦績效水平下降，他們會懷疑現任高管的能力，也會對高管所帶領的團隊有所懷疑⑤，并且認為內部繼任者也無法改變這一現狀（因為內部繼任者往往來自現任高管團隊），這些都表示了企業選擇外部候選人來繼任高管的概率較大⑥。
2.2.2 企業規模
Furtado就認為企業在內部培養一個高管繼任者需要一定的成本，且需要產品市場規模的支持。當企業經營規模或人員規模下降時，企業負擔各種形式的成本壓力會增大，此時從外部招聘高管的成本低于內部培養，繼而使得企業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Dalton對此也表示贊同，他認為與規模較大的企業相比，規模較小的企業一般都是選擇外部人來繼任現任高管的，因為這種繼任成本遠遠低于內部培養繼任。
2.2.3 董事會工作經歷
對此，Helmich認為石油企業中董事會成員數量與企業高管繼任模式相關，且與外部繼任高管數量及其在總數中比例有直接關聯⑦。Borkhovich則將董事會中董事分為內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兩種，認為外部董事占的比重越高，企業的外部高管繼任概率越大，并且概率隨著比重增加而提高⑧。
3 高管繼任的結果產出研究
3.1 結果之一：戰略調整或變革
戰略是現代企業持續生存的關鍵，經營管理者（包括高管）的職責主要是制定和執行與企業特征相匹配的戰略，讓企業在競爭中受益。一旦企業陷入困境，董事們會寄希望于下一任高管的管理和經營，期望他們能夠調整或變革現有的發展戰略來以提升企業績效。一般情況下，高管繼任后企業的經營戰略會發生調整或變革，或為銷售戰略、財務戰略和生產戰略等，此類調整或變革會直接帶來組織架構調整，讓企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模式⑨。Miller對內部繼任和外部繼任兩種模式進行研究，發現外部繼任更能夠給企業帶來變化，尤其是戰略的變化更為明顯。
3.2 結果之二：高管團隊晉格
高管的能力不能夠通過他一人體現，一般情況下，他的各種經營和管理是由他所帶領的團隊共同來實現的。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往往伴隨著大量的高管隊伍的升級或被替代。這種替代在外部繼任事件上更為明顯，因為內部繼任往往是高管一人的替換。一旦企業選擇外部繼任高管，原有的高管團隊可能會發生三種形式的變化：一是解除前任高管團隊中對新戰略有“反對之意”的個體或群體，組建凝聚力高的新團隊；二是用新的戰略來俘獲原有高管團隊的成員，讓他們盡心投入到新戰略的執行過程中；三是從外部引入新成員組建新的高管團隊⑩。
3.3 結果之三：績效改進
學術界關于繼任高管對企業績效是否有改進之處觀點也存在差異，不同學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總體來說有三種：“改進論”、“消極論”和“平行論”。Helimich支持第一種觀點，他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是對原績效一種改進，繼任之后的企業股票市場表現較好，經營績效得到明顯改善”。所以，當企業績效處于較低狀態時，通過高管變更來提升績效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且可以被大多數企業采用。與第一種觀點相比，“消極論”則認為企業進行高管繼任是對企業現有運作體制一種打擊，每一次的繼任可能會導致企業績效的下降，例如組織架構和人員的調整等都會帶來企業經營市場上低狀態表現。
注釋：
①Hambrick，D.C.，和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9（2）.
②Shen， W.，和 Cannella，J. A. A. Power dynamics within top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acts on CEO dismissal followed by inside succes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2）.
③Greiner， L.，Cummings，T.，Bhambri，A.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4-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 Organization Dynamics （winter）， 2002.
④Hambrick， D.C.，和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⑤Boeker，W.，Goodstein，J.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⑥Zajac，E.J.CEO selection， successi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3）.
⑦Greiner， L.， Cummings， T.， 和 Bhambri， A. 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 4- 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Organization Dynamics（Winter），2002.
⑧Hannan， M. T.， 和 Freeman，J.Structural Inerti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J].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84（29）.
英文名稱：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主管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主辦單位：廣州外語外貿大學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廣東省廣州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16開
國際刊號：1003-6105
國內刊號：44-1165/H
郵發代號：46-70
發行范圍：
創刊時間：1978
期刊收錄：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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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雙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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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翻譯策略；英語閱讀；大學英語
1導言
目前，考研英語通過最低分數線的比率僅為1/5～1/4，四級的通過率由從前的30%～40%下降至20%～30%，這些都充分暴露了同學們英語基礎薄弱這一根本問題。通過做題來打英語基礎不是一個明智之舉，考試就像一把尺子，是為測量水平，而不是為了提高水平而設計的。本次研究主要探索的目的是如何提高英語水平，主要針對大學英語閱讀，本次研究主要從英語語義（翻譯）角度，進行透徹鉆研。
翻譯對英語閱讀的是十分重要的，對課文的理解很多同學目前處于只言片語的水平上。但在平時讀精讀課文的時候，，必須用準確、完整和通順的漢語去理解英語，指的就是翻譯。我們國內的英語教學由于過分的強調用英語思維，而忽視了翻譯的教學。但結果卻不理想，試問有幾個人形成了英語思維？中國人學英語的幾十年的實踐經驗證明，翻譯是同學們提高英語水平的捷徑。
翻譯是影響英語閱讀效果的一項重要因素，為了更好的發揮翻譯策略的效能，根據大學英語閱讀的實際情況，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總結歸納了幾種適合學生學習特點，有利于提高英語水平的翻譯策略，以使在英語的實際應用能力上得到提升。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抽樣方法：隨機抽樣，問卷調查。
隨機選取2011級和2012級學生共計300名同學。一共發出問卷100份，收回85份，有效問卷50份。
研究時間：2014年9月。
研究地點：西華大學
2.2研究材料
（1）近兩年大學四六級學生考試成績單，期末考試成績單；
（2）學生課堂表現成績單，學生問卷調查表及其他英語教學研究資料，報告，雜志，期刊，調研報告等。
2.3研究過程
通過問卷、資料收集，參閱所寫論題的相關文獻等多種形式，首先了解國內外對該論題的研究狀況和研究結果，同時針對研究方向進行科學性合理性調研――綜合所有資料――初步確定論文題目及主要研究方向――撰寫論文提綱――撰寫論文初稿――論文數據分析――得出初步研究結論――針對研究問題尋求解決方法――-研究結論驗證――研究修改――審閱――定稿。
2.4分析方法
5W1H分析法，ABC重點分析法，邏輯樹分析法等。
3 研究結果
學生在英語閱讀過程中，對翻譯策略的重要性認識不夠，所采用的翻譯策略比較少，大部分是一知半解；在學生所采用的翻譯策略中絕大多數大都是憑感覺，大概意思。有的同學基礎不好，有很多單詞都不認識，在這篇課文中是這個意思，換一個語境就無所適從。為了讓的在英語的閱讀的過程中發揮翻譯策略的有效作用，本次調研在客觀調查，全面歸納，深入分析，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總結歸納了以下幾種翻譯策略，能夠有效提高翻譯水平，從而從整體上解決看不懂，讀不懂的問題，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人學英語的英語翻譯之路。
3.1 推理策略和語境策略
推理就是根據現有的證據進行聯想和判斷，最后得出結論。常用的推理技巧如從文本的整體結構進行推理，從作者的暗示及上下文線索進行推理，利用文本中的解釋和定義對某些詞句進行推理，根據邏輯指示詞進行推理等，在運用推理策略時，一定要注意和正確的語言結構緊密的聯系起來，不能主觀猜測。語境是指語言文字一經使用后所處的言語環境，包括微觀語境和宏觀語境。翻譯在表達上也必須緊密聯系語境，準確，達意，傳神。
3.2猜詞策略
經過有效的科學調研，現歸納為一下幾種：①根據詞的構成猜測生詞詞義，首先我們一定要掌握一定的構詞法，尤其是詞根、前綴、后綴、單數形式、復數形式等；②根據原文意義上的聯系猜測單詞的意思，在此一定要結合語境，句子中的詞語在一定的語境下，都有一定的特殊意義，上文與下文之間往往都會有某種聯系，可以根據這種獨特的聯系進行猜測詞語的具體特定意思；③通過換用詞語推測生詞的意思，在閱讀過程中我們會經常性的發型文章作者會使用不同的詞語表達相同的意思，難詞與易詞交替使用，簡單詞匯與復雜詞匯交替使用的現象，根據這一規律我們也可以推測生詞的意思；以上所列舉的幾種翻譯策略是相互聯系，也是相互促進和補充的，我們在實際翻譯的過程中可以交替使用，靈活運用。
4結語
在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之間人們的聯絡與溝通更加的便利和頻繁，密切的文化交流與溝通已成為當今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大學英語閱讀作為大學理論教學與實踐的重要原地，在培養和塑造大學生英語英語能力上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翻譯，更是重中之重。在此，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探討和闡述翻譯，更加注重翻譯活動中社會文化因素和社會意識形態對整個翻譯的影響，同時發揮翻譯者即讀者的主觀能動性，是英語應用能力得到質的飛躍和提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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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寶燕（1990～），女，西華大學外國語學院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認知語言學。
關鍵詞：中青年學者；科研方法；科研團隊；外語教師發展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2）35-0091-05
為推動我國高校外語院系科研工作建設及骨干教師、學者培養，促進外語院系在科研管理、科研立項、學術創新及成果等方面的交流，《中國外語》編輯部和浙江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于2012年5月11日至14日在杭州聯合召開“第六屆中國外語中青年學者科研方法研討會暨科研寫作高級研修班”。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社長、《中國外語》雜志社社長劉援，《中國外語》雜志社主編黃國文、浙江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劉紹龍教授和來自全國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近200名外語界知名專家、學者在西子湖畔進行了為期2天的交流與研討。
一、研討會的主題及其概況
“中國外語中青年學者科研方法研討會”是由《中國外語》編輯部和有關高校針對當前外語學科科研現狀和實際需要，共同主辦的聚焦外語院系科研工作及外語教師科研水平提升的全國性的專題學術研討會，迄今已成功舉辦了六屆，已有來自全國各省市區的1700余位代表參與研討活動，受到了全國廣大外語院系負責人及學科骨干教師的歡迎。
本屆研討會以“外語教師發展與科研創新團隊建設”為主題，主要探討國家重點規劃與語言學科科研選題立項申報、外語教師發展與科研創新團隊建設、外語語言學科領域發展的新趨勢及學刊選題評判、科研寫作與學術規范等議題。研討會期間，《中國外語》雜志社主編黃國文教授、高等教育出版社劉援副社長、浙江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劉紹龍教授、浙江大學何蓮珍教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王立非教授等5名專家先后作了專題報告。
二、研討會的學術交流情況
1. 有關學科定位及發展、人才培養趨勢及其學刊選題的標準的探討
研討會首先由中山大學翻譯學院院長、《中國外語》主編黃國文教授做題為“外語語言學科領域發展趨勢及學刊選題評判”的報告。黃教授首先探討了外語學科的定位，他指出，近年，我國很多新興外語學科如“商務英語”、“語料庫語言學（corpus linguistics）”、“語料庫翻譯學（corpus translation studies）”等，學科定位尚不明確，很有必要從理論和實踐對此類問題進行探討。同時，外語教師必須明確作為“工具”的外語和作為“專業”的外語的差異，區分外語基礎知識和外語專業理論在人才培養中的不同地位。針對近年來英語專業出現的“通用型”人才和“應用型”人才兩大發展趨勢，黃教授強調“英語”應始終放在主導地位，必須想盡辦法、不遺余力地打好學生扎實的語言基本功，在此基礎上加強有關“專業”方面的知識，并且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黃教授歸納了外語專業教學的幾大范式（paradigm），提出以“文（學）”帶“語（言）”、亦“文”亦“語”、以“語言技能”擠“亦‘文’亦‘語’”、非“文”非“語”（“復合型”）、以“文（化）”代“文（學）”、“文”——“語”——“翻譯”三足鼎立六大范式。黃教授還分析了近年語言學學科發展的新趨勢，指出中國形式語言學（formal linguistics）的發展在國際上相對較為落后，同時介紹了近年比較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界面研究（interface studies）”的發展。鑒于界面研究側重語言學不同學科、不同方法論的融合，黃教授勉勵不同方向的學者應相互支持和鼓勵，同時做到“術業有專攻”、“學者不可無宗主，但不可有門戶”。最后，作為《中國外語》的主編，黃教授介紹了學刊選題的標準，提出學術性、科學性、原創性、前瞻性、引領性五大標準，并要求年青學者在投稿時重點考慮選題、論文結構、表述、論文的結構框架、參考文獻、寫作規范等問題。這一報告，既高瞻遠矚地分析了外語學科的地位、語言學學科的發展歷程，又對青年學者做科研道出了很多經驗之談，發人深省。
2. 有關“體驗式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的探討
《中國外語》雜志社社長劉援以國家社科基金優秀項目“體驗式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為例，做了題為“發揮團隊優勢，在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中取得課題研究的成功”的報告。該課題于2005年申報，2006年經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準立項“體驗式英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08年，由于課題研究與應用逐步拓展到其它語種和國際漢語，獲準更名為“體驗式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劉社長提到，當代外語教學機遇與挑戰并存，一方面隨著中國加入WTO，國家對專業型、復合型外語人才需求大增，而我國的外語教學模式還相對落后；另一方面，外語教學對象面臨由80后到90后、00后的轉變，生源變化帶來群體性的學習態度、學習風格、心理耐受力等諸多改變。正是針對這一外語教學改革的重點和難點選題，才獲得成功立項。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團隊合作發揮了關鍵優勢，自2006年課題正式立項，以資深教授、專家為核心，來自近百所學校約500名骨干教師所組成的團隊對課題進行了多視角、多維度的研究，既在創新中實現了外語教學理論的突破，又在產學研的互動中收獲了豐碩的實踐成果。劉社長認為，對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選題，需緊密依托《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并堅持面向教學實際。課題實施過程中，要善于構建和發揮科研團隊的作用，并始終以科學態度和質疑精神進行理論思考，青年學者尤其需要拓寬專業視野進行跨界思考。
3. 有關外語科研團隊建設的探討
浙江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二語習得領域杰出學者劉紹龍教授從管理視角探討了外語科研團隊的建設。通過分析傳統“個體”研究模式與當下興起的“群體”（團隊）研究模式的特征，劉教授指出，雖然長期以來個人單打獨斗搞科研已成定勢，然而一些一流外語院校如廣外、上外和安徽理工大學等綜合性大學，已經開始采取建立科研團隊的做法，他更指出基于“項目”的團隊研究具有規模性、系統性、規劃性的優勢。劉紹龍以浙江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自2009年醞釀科研團隊建設到實施的過程為例，說明外語科研團隊建設必須兼顧選拔公平性、選題規模性、任務分解性、操作協作性、利益公平性、評估科學性、投入靜/動性、宣傳必要性問題。就工科院校的外語學院來說，特別難解決的是利益的公平性、投入靜/動性兩大難題。首先，外語學科在工科院校屬于邊緣學科、服務型學科，學校經費投入本來就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外語學科只能自謀發展、發掘內部資源，如何使有限的經費獲得最大效能，實現學科發展和教師發展的共贏，是外語院校領導必須長期思考的問題。同時，外語學科項目不像工科項目容易分解、細化，在考慮利益分配時很難兼顧團隊總負責人與子課題負責人之間的利益公平分配、子項目負責人之間的利益公平分配、子項目負責人與參與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在這方面，實踐者必須摸著石頭過河，如何建立一個長效、科學、可持續發展機制，是所有管理者必須認真探討的一個問題。同時，在經費投入方面，“常規”（或“保底”）資金投入和基于評估結果的資金動態“追加”投入如何分配也需要平衡。保底投入少，難以保證團隊青年教師的個人發展效果；保底投入多，又無法對科研團隊形成有效制約，實現大項目、大成果的規模化、持續性產出。另外，劉紹龍教授還介紹了浙工大外國語學院建立“青年教師導師制”平臺來培養、發展青年教師的做法，對于只有初級、中級職稱的青年教師，通過雙向選擇建立“一對多”指導模式，采用導讀、面談、工作坊等形式，由教授指導青年教師發表科研論文、申報項目、攻讀學位，在3～5年內獲得副高級職稱。筆者認為，這一做法對于全國外語類院校都有借鑒意義，與會青年學者也紛紛表示迫切需要有學科帶頭人幫助他們突破發展瓶頸，因此在會后與劉紹龍教授就“青年教師導師制”具體實施辦法進行了長時間討論。
4. 有關青年教師科研平臺的探討
浙江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何蓮珍教授的報告題為《開放·分享·合作——浙大應用語言學研究所青年平臺介紹》。她首先介紹了浙大外語學院發展的三大原則：①錯位發展，即別人已經做過的課題或別人已經發展很完善的學科不再重復。②跨學科研究。外語學院的發展需依托浙大作為綜合性大學的優勢，依托浙大已有的全國范圍內最齊全的學科門類，打造外語學科特色。③利用教學促進科研，科研反哺教學，最終落實為科研成果應用于教學。據此，浙大外語學院提出三大舉措：①凝練方向——凝練學科隊伍，申報各類課題。②積聚力量——根據浙大外語學院一級、二級學科點，確定英語語言學（特別是黑人文學、男性文學、女性文學等特色方向）、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計量語言學、話語研究、語料庫語言學、外語教學與外語評估）兩大發展方向和下屬12個研究所。③特色發展——實現跨學科發展。同時針對外語學院青年教師多、學歷層次低的普遍現狀，浙大外語學院搭建了青年教師科研平臺，在平臺搭建、推進方面，也提出了很多獨具特色的理念和獨樹一幟的做法。該院青年平臺的最終目的是促進青年教師學術成長，理念是“開放、分享、合作”。“開放”即提供開放寬松的交流平臺，“合作”即進行坦承廣泛的討論，互相啟發，理清思路，“分享”即發掘資源、共享資源。在平臺推進方面，由青年平臺負責人定期用公共郵件信息，布置seminar時間、主題，并根據研討活動效果調整活動主題、方式，表1簡要描述了其活動推進方式：
浙大外語學院青年平臺在學校和學院層面也獲得積極支持。學校層面，實施1311人才計劃，計劃資助1000名有潛力的青年教師（即浙大“青年求是學者”），資助經費5萬，連續資助4年。學院層面的支持也是多元的，包括：①學院出資定期送青年教師出國進修。②實施“教授領航”計劃，每位教授帶兩名45歲以下未取得副高職稱或未取得博士學位的教師，進行一對一的指導。③學院下屬研究所指導青年教師進行貫穿全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申報，通過開題答辯——修改題目——提交課題論證報告——邀請國家社科基金評委評審、論證——定稿提交——獲得審批這一連貫流程，確保國家級課題的高命中率。筆者認為，浙大外語學院青年平臺與浙江工業大學外語學院科研團隊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處，前者的優勢也十分明顯，表現在：①浙大青年平臺搭建的理念更加人性化，即樂于分享、積極配合、開放通融。②平臺的構建更加多元化，表現在梯隊多元化（青年教師，博士生，學術顧問）、學科背景多元、交流活動多元、支持多元，這與浙大外語學院早年就著手這項工作不無關系。
5. 有關語言學研究的熱點、趨勢、方法與工具的探討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英語學院院長王立非教授的報告題目為“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立項熱點、趨勢及研究方法案例分析”。首先，王教授用定量方法研究了“十一五”期間國家社科基金外國語言學立項的現狀、特點和趨勢及立項的熱點變化，研究結果如下：①2006～2011年國家社科基金外國語言學立項除重大項目只有1項，重點項目、青年項目、一般項目均具有較大幅增長。②2006～2011年外國語言學立項最多的學科依次為外語教學、翻譯學、語言本體研究、對比語言學、語料庫和計算語言學，這一結果否定了外語教師認為外語教學不受重視、難立項的偏見。③就熱點分布來說，2006～2011年持續獲得立項的學科為二語習得、語料庫交叉研究、教學法、詞匯學、語用學、漢外句法對比、專人或專書翻譯，這也反映了這些領域的研究活躍、國家重視程度較高。④立項較少的領域有基礎外語教學（即中小學外語教學）、ESP、翻譯（如課程設置、教材編寫、師資培養、翻譯測試）、跨文化交際，立項少的原因主要是在于研究方法匱乏、課題設計不合理、研究理論薄弱，立項少也說明青年學者只要持續、深入地思考，在這些領域仍可大有作為。
同時，王教授對過去十年國際四大二語習得領域頂級期刊Applied Linguistics、Language Learning、TESOL、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的806篇學術論文進行語料庫分析，得出如下結論：①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學習者內部因素、學習者外部因素、課堂教學、學習內容、學習者語言（中介語）五大領域。②從研究方法來看，實驗研究仍占主導地位，交叉性研究不斷出現，基于語料庫的二語習得研究作為一種定量研究的新形式開始大量出現，話語分析方法作為話語分析與二語習得的交叉研究開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他還介紹了一系列計算機輔助研究方法和最新研究工具，包括語料庫工具軟件WordSmith、詞匯研究工具Range、語音語調研究工具PRATT、聽力閱讀研究工具DMDX、翻譯研究工具PARACONC、多模態研究工具ELAN、多變量研究工具AMOS5。他要求青年學者經常閱讀CSSCI外文期刊，如《外語教學與研究》、《外語界》、《外語電化教學》、《外語與外語教學》、《中國外語》、《現代外語》，以及西文期刊論文全文數據庫EBSCO、ELSIVER、PROGQUEST、SPRINGER。王教授還特別提到對商務英語感興趣的青年學者可以關注網上數據庫，如British National Corpus、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Business Letters Corpus、Corpus of Spoken Professional American English、Wall Street Journal-based CSR Corpus等，以及國際商務英語學術期刊如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Global Business Languages、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他還提到，商務外語跨學科研究可以將語言學、交際學、機構研究、批評分析、社會學、文化研究、歷史學、新聞學、外交學、經濟學、管理等理論應用到商務外語研究中，研究方法也可以綜合修辭分析法、機構話語分析法、民族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語料庫方法、批評分析法、交際媒介法、談判研究法、多模態分析法、語用學方法等，青年學者可開展研究的課題包括Business Socialization、Business Discourse、Business Identity、Business Pragmatics，等等。
6. 其它研討情況
大會除專家主題報告外，還安排了分組討論。討論分為四個小組，討論主題分別是“國家規劃、課題立項及申報”、“語言學研究領域的新趨勢”、“外語院系科研管理及創新團隊建設交流”、“應用語言學研究及學術規范”。討論完畢后，小組代表分別做專題發言。軍械工程學院外訓系杜夕玲老師提到青年外語教師在教學和科研方面的困惑，包括外語學科在理工科類院校的邊緣化；學生評教對教師教學行為評判的科學性；外語青年教師的教學任務重，無暇分身科研；青年教師缺乏學術帶頭人，外語團隊無法啟動等問題。廈門大學外文學院辛志英教授總結了功能語言學研究的一些熱點問題，如三大元功能，橫組合與縱聚合、及物性系統、銜接與連貫等的問題，還談到功能語言學與認知語言學的差別。功能語言學從社會的角度，從大腦外部研究語言的使用，而認知學科則從大腦的內部研究語言的生成。她特別談到外語教師在教學中遇到很多的語言使用和習得的現象，如學生的語言輸出錯誤等，都是科研的第一手素材，也是得天獨厚的機遇，外語教師缺乏的不是實踐經驗與感知，缺乏的是用理論解釋現象及從實踐上升到理論的能力。
大會由劉紹龍教授做總結發言，他借用《中國外語》雜志社劉援社長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體驗式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所倡導的外語學習“參與——體驗——共鳴”的先進理念，告訴青年學者要在學術水平及科研能力上有所提升，首先必須積極參與各類學術交流活動，通過交流討論獲得認知體驗，從而達到思想上的共鳴升華。此外，青年學者要提升科研方法和寫作水平，兼顧本學科探究與跨學科融合，將科研工作與教學實踐緊密結合，外語科研要以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為導向。
“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夏初的西湖，水光瀲滟，荷花艷絕。杭州城內浙江工業大學的禮堂里，外語界的專家學者和中青年教師就外語學科的發展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筆者相信，在《中國外語》和其它院校、科研機構的鼎力支持下，此類研討會的舉行必將推動我國外語領域研究的深入發展，中青年學者定會繼續提高科研水平，中國外語研究必將后繼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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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系統及其運作--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新發展 王振華
關聯-順應模式 楊平
英語動詞名詞化的認知結構分析 張權
動態概念語義學對隱喻的邏輯--哲學研究 彭建武
Congruence淺議 劉宇紅
漢譯英的翻譯單位問題 郭建中
論翻譯中語篇解構與重構的思維模式 王軍
詞語語義的詩性重構 楊小洪
論與西方文化歷史批評的主要區別 程愛民
《外國語》2001年總目錄
喬姆斯基句法理論與漢語研究 陸儉明
徐烈炯教授來上外講學
語用信息論與語言信息傳播文化形態 呂公禮
語類研究概覽 張德祿
《外國語》新網頁啟用
關于雙語心理詞庫的表征結構 董燕萍，桂詩春
話題突顯結構與漢英中間語 張愛玲，蘇曉軍
致使概念的認知觀 梁曉波，孫亞
轉喻與語用推理圖式 張輝，周平
英國第一部實驗小說《項狄傳》評述 李維屏，楊理達
敘事文學創作主體的重新認識 魏燕
從"社會動態"視角研究俄羅斯文學史 馮玉律
西方口譯研究:歷史與現狀 肖曉燕
了解香港翻譯的一本好書--評介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nstru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Adele E.Goldberg
風雨滄桑四十年--英語教學往事談 戴煒棟
不解之緣 苦斗人生 秦秀白
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十五年回顧 楊惠中
大學英語教學改革:挑戰與期望--"大學英語教學改革座談會"紀要
語篇的多維分析 任紹曾
話語分析五十年:回顧與展望 朱永生
語法隱喻理論的發展及其理論意義 嚴世清
話語標記語well的語用功能 冉永平
誤解研究的歷史、現狀和問題 宗世海
《簡愛》:圣經與前圣經場景的雙重投影 楊小洪
一個英語教師的獨白 胡壯麟
英語學習:回憶與感想 劉炳善
OT語法的可學性研究 馬秋武
論語義啟動與文化腳本 盧植
話語指稱的認知構建與心理空間可及性 王義娜
影響先行語可及性的因素 蔣平
<認知語義學-意義與認知>介紹 丁放
文體學流派區分的出發點、參照系和作業面 徐有志
范式與層面:國外敘事學研究綜述--兼評國內敘事學研究現狀 唐偉勝
理論哲學向實踐哲學的轉向對翻譯研究的指導意義 呂俊
論口譯質量評估的信息單位 蔡小紅
核心功能語類與漢英兩種語言的結構差異研究 何曉煒
提升結構的句法研究 劉愛英，韓景泉
從計算識別和生成的角度論英語句子的主題系統 彭宣維
可推知照應再考--專就語篇中的照應性名詞短語而論 劉禮進
會話篇章中指稱表達的選擇與闡釋 馬文
"物質過程"的評價價值--以分析小說人物形象為例 王振華
論證中的話語混雜:外語測試的社會分析 吳宗杰
身份策略的矛盾境地--《論不說漢語》中對中國人特質的評價 李戰子
批評性語篇分析:問題與討論 辛斌
Bradford和他的文體分析"雙重模式" 武建國，秦秀白
新的思考角度新的研究視野--評謝天振教授的新作《翻譯研究新視野》 伍小龍，王東風
深刻的思考系統的探索--《翻譯論》評介 劉成富
人工智能中的"聯結主義"和語法理論 沈家煊
上海外國語大學正式建立獨立的翻譯學學位點
充分條件的語用嬗變--語言運用視角下的邏輯關系 徐盛桓
雙賓結構及其相關概念網絡 程琪龍
隱喻和換喻的差別與聯系 束定芳
學術書評語類結構的評價分析 唐麗萍
英漢條件句:if與"如果"和"如果說" 徐李潔
著名語言學家George Lakoff來上海外國語大學講學
文學語用學: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 涂靖
20世紀西方文論演變的循環態和文學批評多元互補論 孫勝忠
《外國語》獲"上海市最佳文科學報"稱號
論翻譯課程研究 文軍
中國傳統譯論研究的新突破--評《中國傳統譯論經典詮釋》 趙秀明
實證研究道德談 朱小美
英語對香港書面漢語詞匯的影響--香港書面漢語和標準漢語中的同形異義詞 石定栩，朱志瑜，SHI Ding-xu，CHU Chi-yu
謂元·語義結構·概念框架 程琪龍，CHENG Qi-long
對"道歉語"的語用定量研究 劉思，劉潤清，LIU Si，LIU Run-qing
代詞隱現的動態解決方案 劉偉，LIU Wei
語篇銜接中的形式與意義 張德祿，ZHANG De-lu
系統功能語法的存在句研究 鄧仁華，DENG Ren-hua
論語篇功能思想的元理論意義 嚴世清，YAN Shi-qing
從多元系統論的觀點看翻譯文學的"國籍" 張南峰，CHANG Nam Fung
翻譯世界:朦朧區域及其含混性--從一首小詩的譯文看翻譯的理想化作用 蔡新樂，CAI Xin-le
論現代英國小說人物的危機與轉型 李維屏，LI Wei-ping
多一點問題,少一點結論--也談外國文學研究的問題意識 張杰，ZHANG Jie
五月丁香迎精英--心理語言學與外語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實 張金忠，ZHANG Jin-zhong
Cognitive Linguistics:What It Means and Where It Is Going George Lakoff
語篇回指實證研究中的數據庫建設 許余龍，XU Yu-long
試論條件句和結論句之間的邏輯規約 熊學亮，張韌弦，XIONG Xue-liang，ZHANG Ren-xian
非范疇化與"副詞+名詞"結構 劉正光，崔剛，LIU Zheng-guang，CUI Gang
左移位句式的認知解釋 文旭，Wen XU
論元的句法實現 熊仲儒，XIONG Zhong-ru
論元結構:認知模型向句法結構投射的中介 劉辰誕，LIU Chen-dan
西方女性哥特研究--兼論女性主義性別與體裁理論 林斌，LIN B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