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23 03: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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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理性；信仰；人學；生存論
一
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哲學、神學由近代轉向現代，這是一般史家的概念，這個概念當然并不是完全按照外在的計時來區分的，在哲學、神學上不像在現實中有一條明確的時限可劃。哲學、神學之所以能劃分為近代和現代，是因為在這兩個時期中，哲學和神學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和不同的問題。需要指出的是，現代西方哲學、神學中的問題同近代哲學、神學問題之間盡管有著質地差別，但仍然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它一方面是對近代問題的繼承與接續，另一方面也是對近代問題做出的現代回答。因此，要深入研討現代哲學、神學中的生存本體論，就必須回溯近代哲學、神學對相關問題所做的說明，只有察源觀流，才能真正把握這一問題的脈絡和精神實質。在對諸多近代哲學、神學流派及人物的考察中，筆者既沒有選擇近代哲學的創始者笛卡爾、培根，也沒有選擇近代哲學的終結者黑格爾，而是選擇了康德作為重點分析對象。做出這一選擇的理論依據是什么？以探討知識論問題而著稱的康德學說與生存本體論有何關聯？康德的相關見解對現代哲學、神學話語的生存論轉向有何種？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構成了本論文的主要。
俄羅斯文藝理論家戈洛索夫克爾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康德》一書中指出：“在哲學這條道路上，一個思想家不管他是來自何方和走向何處，他都必須通過一座橋，這座橋的名字就叫康德。”1)美國的康德專家貝克曾引述哲學家中流傳的一句格言：“在哲學問題上，你可以贊同康德，也可以反對康德，但不能沒有康德。”2)人們之所以給康德思想如此高的評價，主要原因在于：在康德哲學精神中，既囊括了他那個人類在日益豐富的生活實踐中所取得的優秀成果，也凝聚了西方文化自古希臘發軔而來的一切理智生活的智慧結晶，在康德這里既有蓬勃發展的科學及其方法的影響，又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一代圣哲的思想啟迪，還有文藝復興運動和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既有唯理論者和經驗論者的理論碰撞，又有法國早期啟蒙學者和人文學者的思想浸染，更有象牛頓、盧梭和休謨等這些時代巨人的人格和思想的深層積淀。正是在上述綜合因素的作用下，康德以德國自身的萊布尼茲——伏爾夫學派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學”，奠定了近代德國哲學和神學的基礎，而這種哲學和神學的影響所及又大大超出了德國的范圍。
然而要真正搞清康德在哲學史、神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對現代生存本體論的影響，僅看到上述因素還遠遠不夠，更主要的是要從康德所提問題的深度和廣度上來理解康德思想的歷史意義。康德哲學和神學思想的根基是其《純粹理性批判》，特別是其中的“分析篇”，當代西方哲學、神學的主要思潮大都從這里出發來尋找自己的立足點。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以批判考察人類先天認識能力為出發點，以闡釋理性與信仰的矛盾沖突為目的，其主要任務就是要確定人類認識能力有哪些先天要素及這些先天要素的來源、功能、條件、范圍和界限，最終為信仰留下足夠的地盤。康德把人類的認識能力首先區分為：作為低級認識能力的感性和作為高能認識能力的理性。感性通過先天的直觀形式——空間和時間去接受由于物自體對感官的刺激而產生的感覺，從而為高級的認識能力提供對象和質料。在“分析篇”中康德又把高級認識能力區分為知性、判斷力和理性三種。他認為知性的先天思維形式是所謂純粹知性概念（即范疇：如質、量、因果性、必然性等），知性運用范疇綜合統一感性材料才產生了經驗或知識，而范疇之用于感性材料是以從范疇規定時間圖型而引伸出知性的先天原理這種形式進行的，知性的這些先天原理具有建構性，作為認識對象的自然界的各種，正是知性通過其范疇或原理而頒定給它的，亦即人為自然立法，這就是康德自稱的“哥白尼式革命”。判斷力的作用則在于運用知性的先天原理去統攝、規定特殊的感性現象，以形成關于對象的具體的經驗知識。而理性的作用則在于通過其主觀產生的關于無條件者的理念（諸如：靈魂、世界、上帝等）去指導知性的活動，使認識達到最大可能的繼續、擴大和系統化。然而理性在認識中的迷誤在于：一方面它出于自己的本性不可避免地產生一些幻想，即把理念看作是有現實對象與之對應的概念，因而想去把握這些無條件的、超感性的現象界以外的對象，即物自體或本體。另一方面，它不了解知性范疇只有同感性材料結合才能產生關于對象的知識，因而把本來僅適用于感性現象的范疇，用來規定超感性、超經驗的物自體。其結果必然產生關于靈魂不朽之類的謬誤推論、世界有限與無限之類彼此沖突的二律背反及上帝客觀存在的虛假證明等。所有這一切都是舊形而上學所必然產生的假知識和偽科學。這說明只有現象可知，本體不可知，從而也就限制了理性認識的范圍。而這不可知的本體的存在也就為人擺脫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道德、對來生和上帝的信念留下了余地。由此康德認為他的《純粹理性批判》為未來科學的形而上學的出現提供了理論前提和基礎。3)
如果我們僅從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分析篇”看，康德似乎只是在討論知識形成的可能性與必然性問題，但這僅是康德哲學的核心之點，而康德的真正目的是要由此出發來構建其更為恢宏磅礴的理論大廈。換言之，康德建構其“分析篇”的主要目的遠非僅僅要指明知識形成的可能性問題，而是要以人類知識形成的可能性問題為基點，探討與人類自身的生存密切相關的各種問題。他要使其思想由前批判時期的馳騖于外在宇宙而返回于內在宇宙，由前批判時期向世人呈現出的壯觀的自然之圖轉而再向世人貢獻一幀人類深遂的心靈之畫。在康德看來，知識與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因為人類理性的立法有自然和自由兩大目標，即不僅包含自然法則，而且還包含道德法則；最初是在兩種不同體系中表現它們，最終將在惟一的哲學體系中表現它們。基于這種考慮，康德在研究了人類心靈的認知能力后，又進一步研究人類心靈的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這三種能力指向的三種對象——真、善、美。他認為其《純粹理性批判》論述了知識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基本目的；《實踐理性批判》論述了道德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終極目的；《判斷力批判》論述了審美趣味和自然合目的性如何可能？使真、善、美在反思判斷力中綜合統一起來，消除了自然和自由、知識和道德的分離。康德晚年對自己一生的哲學研究進行了認真，他認為他一生中哲學研究的所有問題都是圍繞與人的生存狀況密切相關的四個問題展開的，當他完成《單純理性范圍內的宗教》一書后，給朋友司徒林的信中說：“很久以來，在純粹哲學的領域里，我給自己提出的研究計劃，就是要解決以下三個問題：一、我能夠知道什么（形而上學）？二、我應該做什么（道德）？三、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著是第四個、也就是最后一個問題：人是什么（人類學）？”4)與上述四大問題相對應，從而產生了四門學問：認識論，倫，宗教學，文化人類學。
由于康德的思想涉及到人類精神文化的全部學科，它在體系上博大恢宏，內涵上豐富深厚，幾乎各個部分都閃爍著智慧的真知灼見，從任何一個角度看它都呈現一種面貌，以致對它的研究和理解不能不存在一定的困難。它不像黑格爾哲學那樣在體系上易于領會，在環節上含混難懂，而相反在環節上清晰易懂，在體系上卻難以把握。所以，國內外歷來做康德的文章因立足點和傾向性的差別，常常各執一端、各據一偶。有人把康德看作一個知識學家、倫理學家、美學家，也有人把他看作一個科學家、心理學家、宗教學家、法學家、人類學家等等。康德的精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是支離破碎的，它在被多元化的同時，也被專門化了，仿佛任何一門科學都可以從康德這個百科全書式的坩鍋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特殊元素，加以蒸餾、發酵、膨脹而形成一種新的體系和學問。5)
上述現象的出現向我們提出了重新認識和理解康德的任務，即在對康德進行分析研究的同時還要進行綜合的研究，把分析原則寓于綜合之中，把康德學說看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它有著自身的宗旨、基本問題和邏輯線索，有著自身的風格和特質，它的各個部分和環節表現出一種有機的遞演關系，并服務于一種終極的目標和理想。基于此種認知，筆者認為康德在東西方世界之中之所以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和恒久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學術思想的深層所包含的濃郁的人情味和生命氣息。康德的精神包容了與人類生活緊密相關的一切實踐領域，思考了人生的根本問題，度量了人類心靈的各種功能、條件和界限，它不僅揭示了宇宙的智慧，更是涵攝了生命的智慧，在茫茫無垠的自然寰宇中凸現了人的價值、人格的尊嚴和人性的自由。因此，只有從人學的視角研究康德，才能真正抓住康德思想的精神實質。但本論文的主旨不是要探討康德的人學思想（筆者對此另有專論），而是要以此認識為基礎，探討康德之后受其人學思想影響而發展起來的各種哲學、神學思潮及其這些思潮的生存論轉向問題。由之，一方面使我們從中尋覓出現代西方哲學、神學話語生存論轉向的歷史軌跡，另一方面也使我們更為清晰地透視現代哲學、神學與康德人學思想的內在關聯。下面筆者分四條路線展開這種考察，這四條路線分別是：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的傳統哲學路線；科學主義的語言分析路線；人本主義的現象學路線和現代神學路線。
二
康德以知識論為基礎，以人為中心的，是近代歐洲哲學的分水嶺，但誰也不能在分水嶺上停留太久。康德的知識論顯然留下了許多難以解決的。既然知識以主體和客體的分離為前提，那么這種知識只能是抽象的概念式的知識，就活生生的現實過程而言，是一種割裂了的理智形式，因而這種知識不是真知識。在康德看來主體與客體之間固然可以得到相對的結合，但卻永遠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于是這種知識論，就自己否定了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康德本人并
：
1．何爾森.古留加，《康德傳》，賈澤林等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21頁。
2．L.W.Beck,StudiesinthePhilosophyofKant,Bobbes–Herrillcompany,1965，p3。
3．參閱楊祖陶、鄧曉芒編譯，《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9頁相關論述。
4．康德著《單純理性范圍內的宗教》，李秋零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所，1997年版，第216頁。
5．范進，《康德的文化》，文獻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頁。
6．張世英，《自我實現的歷程》，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15頁。
7．胡塞爾《邏輯研究》第二卷，商務印書館，2000年1月版，第326頁。
8．葉秀山，《思.史.詩》，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7頁。
9．陳俊輝，《海德格爾論存有與死亡》，學生書局印行，民國八十三年九月版，第44頁。
10．鄒詩鵬，生存論轉向與當代生存哲學研究，求是學刊，2001年第5期，第33頁。
11．張政文，關于上帝之在的對話，求是學刊，1996年第4期，第20頁。
一、現代教育目的觀的哲學基礎
1.人本主義教育目的觀人和社會是教育的兩大出發點。人本主義教育思想把人從“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人本主義成為西方教育的一面旗幟。人本主義教育目的觀強調以人為中心，確立了以人自身的完善與發展為出發點和歸宿的教育目的觀，永恒主義和存在主義是其哲學基礎。人本主義者認為人性是美好的，并且這種美好是永恒不變的，培養人性是教育本質和教育目的，教育使人性的美好得以不斷展示和發揮。人的理性超越人的生物性和社會性，是人性中最寶貴的財富。因而，教育的終極目的就是培養和發展人的理性，這不但是使人類世界具有理性的前提，也是從根本上保證了人獲得理想生活。人本主義突出強調個人價值，認為個人價值高于社會價值，個人的自我完善和實現是最高層次。個人應追求完善的人性和美好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局限于個人謀生手段的獲得和物質生活的滿足。人本主義主張，社會只有在有助于個人的幸福時才顯得有價值，人類的任意活動，包括教育活動，衡量其價值的最高標準，取決于它是否有助于增進個人價值。
2.社會本位主義教育目的觀社會本位主義教育目的觀是隨著科學的發展和科學功能的日益凸顯而逐步產生發展的，它以科學為中心，將社會性需要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實用主義是這一教育目的觀的哲學基礎，認為教育目的必須具有靈活性，以客觀的事實和相應的價值觀為依據；人性是可塑的，教育必須使個性得以完全發展。學校教育必須更加突出應用性能力，要擴展更多的活動，設置更多的職業技術類課程，培養學生社會能力和職業能力。首先，重視科學教育。數學及自然科學要成為核心課程，將培養科學人才作為教育的重點。其次，重視社會適應性的教育目的。要使教育盡可能適應社會變化，只有當教育同社會變化聯系起來時，才可能消除舊教育與社會脫節的弊端。再次，重視社會功利性的教育目的。使教育更多地關注現實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二、現代教育目的的局限性
縱觀人類教育史，不論是“個人本位”的教育目的，亦或是“社會本位”的教育目的，教師個人與社會集團作為“教者”構成了教育目的制定的主體，而學生則僅為教育目的的局外人。在這類教育目的確立的過程中，教者掌握了“話語”霸權、學生處于“失語”狀態，這體現了教育目的制定的特點及其局限性。從傳統哲學“二元對立”的觀點來看，人本主義與社會本位主義是完全對立、不可融合的兩種關于教育目的的哲學思潮。在傳統的教育目的觀中，教育目的的價值取向上局限于社會本位和個人本位。它們在教育史上相互對立，各執一說，始終致力于澄清各種教育目的價值觀的對與錯、好與壞，試圖在肯定或否定的基礎上進行選擇。這導致教育目的價值取向陷入兩難困境，左右搖擺、非此即彼，形成了教育實踐中的“鐘擺”現象。當科學、技術在人的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時，教育目的的思維模式就會逐漸地、不由自主地向科學、理性主義傾斜，用精確的、因果性的、科學的、實證主義的方法來解決一切教育問題。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會保證教育目的系統的穩定和高效，但是卻極大地限制了教育目的的開放性，僵化了思維的廣闊性，縮小了人們的生態空間。教育生活如人生一樣，是豐富多變的，人的存在使得世界充滿了不可預測性，教育目的必須要適應當前這種日益突出人的價值，注重社會責任，提倡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社會狀態。近年來，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想進入了我國教育研究的方法論領域，它在教育目的上主張：重視個性多元而非本質權威一元；主張消解中心與邊緣的界限，使得兩者之間對話；關注人的不確定性，反對對于個人的各種形式的預設，反對“給定”的東西和大一統的局面對人的異質性的壓迫。它批判現代主義的完人教育，認為完人教育把教育過程看成“喂食”一樣，將功利主義課程作為主食，而把人格教育和人生教育課程當作維生素。完人教育目的觀不但難以實現，而且在造就封閉的教育過程中，人仍然是可以在各方面達到均衡發展的認識假設等方面產生危險，導致虛偽、內心壓抑與痛苦、無法與他人真正溝通和個性壓抑等危害。后現代主義認為現代主義教育目的觀忽視了人作為教育主體的意義，沒有將人看作充滿無數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才有了比尼采的“上帝死了”更震撼人心的話語“人死了”。
三、我國現代教育目的的建構
無論是從“二元對立”桎梏的角度還是從后現代主義的角度，我們都可以看到現代主義教育目的觀存在的局限性，但這些局限性并不意味著應該放棄現代主義而追求一種完全解構的社會狀態。而這些局限性也成為建構新的現代主義教育目的觀的切入點。首先，要培養具有主體性的人。在未來教育目的建設之路上，我們必須反對“工藝論模式”和“有機體論模式”的教育，必須把人作為教育的主體，強調人的選擇能力和自我完成能力，賦予個體以自由、和諧、全面的發展。具體而言，就是要重視人在教育中的主體地位，去教師中心主義、摒棄忽視人的個體差異的統一化教學，重視人的自組織性對教育非線形性和動態生成的影響，通過民主化、個性化、主體化和人性化把教育從傳統的“制器”轉化為現代的“育人”，把“選拔適合于教育的學生”轉變為“造就適合于學生的教育”。
其次，要培養現代化的人。人的現代化是“傳統人”向“現代人”的轉化的過程，現代教育的目的的核心就是要實現人的現代化。根據現代化理論：現代化就是一個人類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的過程，即一個社會如何基于自身傳統而獲得現代性的過程。現代化是一個以科學技術發展為先導和紐帶，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以工業化為動力，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主體，涉及諸多領域的整體性、長期性、革命性和全球性的發展與變遷過程。在現代化進程中，所有的發展最終都要服務和歸結于人的現代化，從本質上來看，現代化過程就是一個以人的現代化為主體的社會整體性變遷。教育現代化過程中也必須順勢發展，現代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關注人的現代化。再次，要注重培養認同多元文化的人。要肯定個人經驗及其代表的特殊文化，將教育目的從由優勢文化決定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同時，認同多元，把多樣性作為真正體現人類文化的本質。這樣，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就不會是優勢中心的附庸，他們既具備了批判能力，也在這個能力培養過程中了解了自己和他人的關系，不僅要認同自己的文化，也要認同不同文化背景下價值各異的他人。這既是我國教育現代化的需要，也是適應全球化要求的。
論文摘要：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都對股份制企業的由來、發展和運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論觀點。兩者既有共同點又有差異。馬克思是將股份制企業的存在放在一個資本主義總圖景中來分析，探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西方學者則是在否認企業本質的基礎上側重于企業各種表象的分析，更多地從企業本身的角度議論問題。所以，在階級本質和科學體系上，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是不一樣的。但在研究單個企業如何演進到股份制企業等方面，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的理論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補性。
基金項目:本研究為中國人民大學“211工程”建設項目《中國經濟學的建設與發展》子項目《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比較》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韓玉玲,女,山東鄒平人,山東教育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經濟學。
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都對股份制企業的由來、發展和運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論觀點。馬克思是將股份制企業的存在放在一個資本主義總圖景中來分析，探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從整體上看，馬克思是在確認企業表象的基礎上側重于企業本質狀況的分析，并更多地著眼于資本主義總體經濟關系的分析和經濟關系的演變。西方學者則是在否認企業本質的基礎上側重于企業各種表象的分析，更多地從企業本身的角度議論問題。所以，在階級本質和科學體系上，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是不一致的。但是，在研究單個企業如何演進到股份制企業等方面，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的理論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補性。具體講，兩者的共同點和差異可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馬克思與現代西方學者對股份制理論研究的共同點
1、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在研究單個企業如何演進到股份制企業等方面都注意到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作用。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股份公司是伴隨著商品經濟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漸發展的，是資本主義生產力增長和資本的個人所有制形式之間矛盾的產物，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馬克思說：“股份公司是隨著海外貿易和手工工場的出現而產生的，并席卷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工商業部門。”[1]因為海外貿易和手工工場的出現標志著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達到相當程度。工場手工業擴大了企業的內部分工，使得單個資本家需要更多的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從而使得它開辦企業所需要的資本最低限額不斷增大。馬克思指出：“還在資本主義生產初期，某些生產部門所需要的最低限額的資本就不是單個人手中所能找到的。這種情況一方面引起國家對私人的補助⋯⋯另一方面促使對某些工商業部門的經營享有合法壟斷權的公司的形成。”[2]這些由過去獨資性質的私人企業轉化為國家投資與私人資本合股或私人資本之間合股經營的企業。“這些公司就是現代股份公司的前驅”[3]。所以，股份公司產生的首因是擴大再生產和資本集中的需要。18世紀產業革命興起后，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進一步發展，企業的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創辦一個大型企業所需的最低投資額也在不斷增加。這時單純依靠資本積聚已遠遠不能滿足擴大再生產追加資本的需要，單個資本的數量有限性與創辦大型企業所需要的巨大投資額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為此，資本家通過發行股票的方式籌集資本，實行資本入股聯合經營，創辦股份公司。馬克思說：“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4]正由于此，從18世紀開始，股份制企業成了西方國家普遍采用的形式。美國著名企業史學家錢德勒在其著作《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一書中認為，1840年以前的美國企業基本上屬于傳統企業，其原因是由于技術和市場兩方面的限制。到19世紀70年代，技術的進步(鐵路、電報的廣泛應用)和市場的擴大，導致了企業規模的膨脹和現代工商企業的出現。現代工商企業首先是在“具有新的先進技術，而且有不斷擴大的市場的部門和工業中出現、成長并繼續繁榮的。”[5]
2、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都認識到了股份公司最重要的特征是資本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馬克思認為，與非股份制企業的資本所有權、經營管理權結合在一起不同，在股份制企業中，資本的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是分離的。資本所有者中的一部分轉化為單純的貨幣資本所有者或股東。他們雖然可以在股東大會上對公司的經營提出建議，并憑借股票取得一定股息，但實際上只是單純地擁有資本所有權；另一部分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則轉化為經理，成為公司內其他資本所有者的資方管理人，擁有企業經營權，從而使”管理勞動作為一種職能越來越同自有資本或借入資本的所有權相分離”[6]。這樣，“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單純的貨幣資本家。”[7]在股份制企業內部，“留下的只有執行職能的人員，資本家則作為多余的人從生產過程中消失了。”[8]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所有者擁有的資本與經營才能的不對稱。他們只得把企業的經營管理權讓渡給具有專門才能的人，而這些人卻不一定具有開辦企業所需的資本。兩權分離打破了傳統的獨資或合伙自營的經營管理形式，有利于實現經營管理的專業化和社會化。
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貝利和米恩斯、伯納姆及加爾布雷思等人都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股份公司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經理革命”。凡勃倫在1923年發表的《無主所有制和現代企業》一書中認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伴隨著股份公司的發達，其股權越來越分散，公司資產所有權與管理控制權分離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因此，凡勃倫從財產實際占有的角度，把那些遠離公司控制權的所有者稱之為“不在所有者”，認為公司權力已逐漸轉移到了公司經理人員的手中，股份制則被稱之為“無主所有制”。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在合作發表的《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一書中，首次比較系統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股份公司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事實。1941年，伯納姆出版《經理革命》一書，對現代資本主義企業制度和產權關系作了進一步分析，提出了“經理革命”這一概念。新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加爾布雷思也認為，在現代公司中，權力已從過去的資本所有者手中，轉移到了企業的經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手中。
二、馬克思與現代西方學者對股份制理論研究的不同點
1、經濟分析方法的不同。馬克思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著手，認為經濟發展過程既是一個動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交互作用的過程，也是一個由于技術和制度變動而導致的資源配置狀態演化的過程。所以，他采用的是歷史的、宏觀的、動態的分析方法，是從抽象到具體并以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辯證方法來揭示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馬克思在技術分析和制度分析的結合點上突出預期利潤極大化的目的，認為資本家辦企業的目的是為了用最小的預付資本獲得最大的剩余價值或利潤。他把企業的規模大小和制度變遷置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之中，把它們看作是技術、協作、勞動力、資本、市場(競爭)和利潤等基本經濟條件變化的必然反映，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斷發展及相互作用的結果。馬克思認為，企業制度的演進受制于資本主義總體生產關系的變化。以企業制度演進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具體生產關系的每一次變革又都受制于社會生產力的變化，同時又深刻地影響和制約著生產力的發展。由此，馬克思揭示了經濟發展諸因素之間相互對立統一的運動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大量篇幅客觀描述了企業規模、制度和效應的演進軌跡:簡單協作(企業的萌芽)工場手工業(初級企業)機器大工業的工廠制(典型企業)股份公司制度(現代企業)。企業演進的每一次實質性變化都反映著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矛盾運動。如果從資本形態來概括，還展示出另一種私人企業的演進軌跡:業主制企業合伙制企業公司制企業。在企業制度的每一次“革命性”跳躍的背后，技術或生產力的變化都是其深刻的根源。馬克思從揭示資本主義產生、發展、消亡的規律出發，遵循歷史—邏輯—實證的經濟分析方法來揭示經濟現象和股份制企業的產生和特點。所以，馬克思的分析方法對經濟運行的本質揭示得更為深刻，對包括股份公司在內的企業制度的描述具有更廣闊的視野、系統的認識和科學的邏輯，更具有歷史真實性。
在對股份公司這個問題的論述上，馬克思在歷史上最早而且最清楚地闡明了股份公司的資本組織形式和社會化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系。他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方面對資本主義股份公司進行了分析。從生產關系方面看，股份公司的性質取決于它賴以構成的一定的所有制的性質，資本主義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資本主要是資本家資本的聯合，這就決定了股份公司的資本主義性質。從生產力方面來看，股份公司作為發展經濟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和發展生產力的一種手段，適用于與社會化生產力相適應的整個商品經濟的歷史階段。
現代西方經濟學家則是采用微觀“技術”分析方法，即抽象的靜態分析，或至多是比較靜態分析。他們遵循假設—推理—實證的靜態分析方法，一般從其所論課題出發，先行假設若干既定條件，經過邏輯演繹，在得出結論之后，再來看一看發展起來的企業概念是不是與現實世界中的情況一致。這種分析方法就難以展示導致經濟發展的諸因素之間是如何從整體上交互作用的，同時也容易使人片面地理解經濟發展的全部過程。比如，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羅納德·科斯對現代企業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就只停留在表面層次上——市場中的經濟人根據對交易費用的比較從而在企業和市場之間選擇交易方式，而沒有更深入地分析和解釋企業橫向聯合和縱向一體化的根本動力，也沒有歷史地研究整個企業的發展史。1981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也寫道:“我認為要將現代公司主要理解成許許多多具有節約交易費用目的和效應的組織創新的結果。”[9]他們忽視和淡化了企業成長和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深層原因，即追求利潤最大化。節省交易費用只不過是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手段。所以，他們的分析是不深刻、不充分的。
2、在對企業(包括股份制企業)職能的論述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揭示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把研究重點放在了生產上面。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的本質在流通過程中往往被表面上的平等所掩蓋，而在生產領域則看得十分清楚。因為生產領域最能反映資本的本質，即追求剩余價值。所以，企業同時具有生產和交易兩個功能，但其本質功能是生產產品和創造剩余價值。企業的交易功能從屬于生產功能。馬克思早就看到:即使是簡單協作的企業，也能部分替代原來由個體所從事的生產及相應的市場交換;股份企業還能部分替代原來由政府所從事的生產和服務及相應的市場交換。而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則片面地將企業僅僅作為一個交易組織來處理，忽視生產，注重流通，認為企業起源是企業作為市場的替代物而出現的，強調企業的顯著職能在于替代市場或市場機制，由一個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從而節約交易費用。3、在對企業(包括股份制企業)契約本質的分析上，馬克思認為，企業是一個由契約結成的經濟利益矛盾的統一體。他既承認和描述資本主義企業的契約所具有的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即資本所有者與雇傭勞動者在市場上的“等價交換”，又揭示出這一契約在實質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這就是當勞動力的買賣實現和勞動契約貫徹執行過程中，即進入生產領域時，基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雇傭勞動制度，資本所有者憑借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無償占有雇傭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對于那些向資本所有者出賣自己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來說，由于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他們無論從事什么工作，都不能改變其受雇傭被剝削的地位。
在股份公司中，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即單純的貨幣資本家，表現為資本的管理權與所有權相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在這種企業的組織結構中，短工、輔助人員、直接生產工人、工程師、監工、經理、監事、董事、股東等各類人員，其職責和作用是不同的。馬克思認為，包括直接生產工人、輔助人員、技術人員和經理(從事某種熟練勞動)在內的“總體工人”是產品價值的真正創造者。具有經營管理知識的經理階層作為喪失生產資料的雇傭勞動者，一方面受雇于資本所有者，他們雖然有時會由于資本所有者的恩賜分得一定比例的經營成果，但他們所得報酬的主要方面是領取相對固定的工資，因此，其利益實現方式在本質上與勞動者相同。另一方面他們又作為資本所有者的人，代表雇主行使經營管理權。在西方學者對此問題的論述中，他們強調雇主監督雇員并擁有剩余索取權是天經地義的。比如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的分析就認為:企業生產是團隊生產團隊生產需要測量投入對成員勞動投入難以測量，團隊生產的參加者都想免費搭車需要監督成員以免偷懶監督者也可能偷懶企業最好的激勵機制是賦予監督者剩余索取權可免偷懶減少偷懶意味著效率高。剩余索取權等同于財產所有權。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享有剩余索取權的監督者就是企業家。他們用團隊去說明企業的內部關系，把企業說成是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為了提高效率而進行合作、完全依靠協商形成的契約去維系的經濟組織。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的激勵機制不過是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一種歪曲的理論表現。因為明明是資本家憑借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或資本的所有權無償占有雇傭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及其價值。工人作為勞動者處于被監督的地位。企業家作為財產所有者和剩余索取者處于監督者的地位。企業家和工人是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但在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的理論中，這一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特殊結合方式卻被歪曲為團隊生產或協作群生產的一般和必然的結合方式，而且是雇員向雇主“分派”剩余索取權，是自愿讓與的結果。由此可見，西方學者模糊私有企業資本與雇傭勞動的本質關系，回避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利益的對立，這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階級偏見。經典作家透過被歪曲表現出來的經濟現象，闡明私有古典企業和股份企業契約本質的分析方法，超過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
4、在對股份制企業內部結構的分析上，馬克思清晰地指出了股份公司內部所有權與管理權相分離的某些特征和意義，并客觀分析了企業各類人員的不同經濟地位和在價值創造中的不同作用，從而得出西方學者無法理解的革命性結論。不過，馬克思對上述問題只作了一些原則性說明。對于象兩權分離的條件、具體的權利結構以及資本所有者如何對企業經營管理者的行為進行激勵和約束等問題沒有詳細闡述。這主要是由于當時股份公司剛剛出現，古典企業還占據著統治地位的緣故。同時，馬克思還只是把企業經營管理者看成是一個雇傭勞動者，而沒有把他們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來看待。
西方學者則把企業經營管理者看作成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利益主體，它的效用函數和目標取向和資本所有者是完全不同的。他們甚至還會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來擴大自己的權益，損害資本所有者的利益。正由于此，人們試圖通過股票、債券的優先選擇權以及薪水與股票掛鉤的形式給予經營管理者報酬，以便讓企業經營管理者和資本所有者的利益保持一致。如詹森和麥克林的委托理論。錢德勒強調了現代工商企業內部的科層組織或等級制組織，突出了“經理群”的管理權。威廉姆森也注重大公司的“H型”結構、“U型”結構和“M型”結構的變化，并獨創性地探討了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種種現象和機制。這類涉及股份制企業表象的結構分析，一向是西方學者研究的重點，也是較科學和最主要的學術成就。他們對資本所有者與企業經營管理者之間關系的深入分析還是有一定的實用價值的。
5、馬克思通過對股份制企業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的發展規律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得出了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展和企業規模的擴大將導致否定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如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股份公司“表現為通向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單純過渡點”[10]，是私有制轉化為公有制所不能繞開的歷史過渡階段。而科斯、威廉姆森等現代西方經濟學家對企業的分析則是尋求企業的最佳規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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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2-3.
Abstract This paper holds that today's Marxist philosophy of practice has an important modern humanistic value， which opens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modern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puts forward a new idea of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 of life. A New Perspective of Reconstructing Humanistic Spirit.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practice； humanistic value
在物?|世界豐富的今天，在形形的物質至上、金錢至上等種種思潮充斥的今天，人在金錢世界、物質世界面前喪失了自我，甚至于變為了奴隸，如何匡正這一錯誤的觀念，為現代社會重塑現代人文精神價值，成為當今思想界不得不應對的一問題。
本文試從馬克思哲學實踐觀念出發，認為馬克思哲學實踐觀中的“實踐的自覺能動性”的觀點，有著重要的現代人文價值。本文試從馬克思實踐觀對現代人自我理解提供的新思維方式、重建生活世界提供的新思路以及為現代社會提供人文價值追求的新視角等三方面試對此一一闡述之。
1 實踐觀念開啟了對人自我理解的新思維
西方傳統哲學從柏拉圖開始到黑格爾發展到巔峰，一直以追尋存在者背后真實的終極存在為哲學的最終目標，并因此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思維模式。這種傳統哲學的思維模式認為人的存在，在于人之先在存在的本質性，人之本質性決定了人的一切，人的發展也受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實體的制約。在此意義上，知性化的實體本體論代表著一種從“原則”出發的“教條主義”思維方式。[1]這樣的思維模式只看到了人的本質性，結果勢必瓦解分裂了人的現實生命，抹殺了人的多樣性，導致了對人理解的抽象化。
馬克思哲學提出了實踐這一劃時代的觀念，開啟了一種新的哲學思維模式，一種對人現實性理解的新的思維模式。
馬克思哲學實踐觀念認為，實踐是一種人自覺能動的創造的目的性活動，在實踐的過程中，人不僅僅創造了人的外部世界即人的對象世界，而且也創造了人改造了人自身，也即是實踐不僅僅創造了人的生活資料，也創造了人的生存價值，從此方面來說，實踐是人之為人的基本規定性，人從事什么樣的實踐，何種實踐方式，也就有什么樣的生存特性和生活狀態。
從以上理解，可以看出馬克思哲學中實踐觀念為正確真實理解人的生成本原提供了最強有力的基礎。因為在馬克思哲學實踐觀念中人為其自身的生存提供了所有的創造物，也可以說人是其自身活動的創造者，同樣基于實踐觀點的這種理解，人不再從先驗就存在的實體那里去尋找存在的根據，而是自己創造自己的一切，自己就是自身的創造者。
這種創造了人自身的實踐，是一種集各種矛盾為一體的一種人的創造性活動，包括物質和精神、個體和社會、目的和因果、過去和未來等等。在這種種實踐中，人通過實踐，改造了自然對象客體，使自然對象也即是客體打上了主體的烙印，不再是原來單純的客體；同時原來在傳統哲學思維中屬于自然一部分的，在自然界面前被動的人，在經過實踐活動，使自然相反變成了從屬于人這一主體范疇的客體。故正是實踐，改變了自然與人原有的順序，這與原來傳統哲學中實體決定并給出了人及其一切的思維方式大大不同，可以說正是實踐觀念給出了人，人是把握人自身并給出人未來空間一切的主人。人的這種集種種矛盾為一體創造性的實踐活動，也使人集種種矛盾為一體，使得人具有了鮮活的現實性，而不是原傳統哲學中抹殺人的多樣性，只從決定人真實存在背后的唯一存在去理解人的單一、抽象的存在，而使其人這一動物即與其他動物一樣有著本真的存在，但又有本質的不同，人與自然同時存在，但又高于自然，超越自然，人是自然和其他動物的主宰。
2 實踐提供了重建“現實生活世界”的新思路
在西方傳統哲學視域中，一直以來哲學都是將世界作為客觀對象去思考，因而形成了這種固定的對象性思維，這種對象性的思維方式在整個哲學史和人類的科學發展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帶來了哲學對現實生活世界的遺忘。因此，現代哲學史上“重返生活世界”是現代哲人的廣大呼聲，馬克思哲學的“實踐”觀對這一領域有著更為合理和深沉的思考。
首先，馬克思實踐觀所關注的研究領域是人類生活實踐和人類文化。這也與哲學的一個重要傳統分不開的，哲學的重要傳統即是歷史生活本文和文化本文的緊密結合，如馬克思哲學的重要著作之一《資本論》，即是馬克思在對他所生活之前的歷史生活文本的深刻剖析。再如馬克思哲學另一重要著述《德意志意識形態》，則是對“文化文本”所做的權威性批判。并且，歷史生活文本剖析和文化文本批判在其著作中均不是彼此隔離，單獨使用的，而是相互交織和交相呼應的。因此，正是馬克思哲學把人類生活實踐和人類文化作為其哲學理論的關注主題，才使得馬克思哲學獲得了存在和發展的生機。
其次，馬克思哲學的實踐觀開辟了新的對生活世界的綜合研究方式。之所以稱這種研究方式是綜合的，因為它既非單一抽象的理性思辯，也非唯一片面的經驗分析，而是此兩者的結合。這種綜合的研究方式是對現實生活世界的把握，而人類的現實生活世界把人類實踐活動特征、屬人世界諸存在精細的事實描述和結構分析是其重要內容。并且這種綜合的研究方式也一定是開放的，因為人類歷史生活實踐和現實生活世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是豐富流動的，這種不斷發展變化和豐富流動性要求理論必須與現實社會生活實際、與現實文化各部門加強對話與交流，由此才能不斷校正和深化自身的理論內涵。故馬克思哲學實踐觀點把現實生活世界作為哲學世界，意味著哲學不再是神秘的，獨立于生活世界之外的，而是從屬于現實生活世界和人類實踐。從這個意義上，“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也即是我們說哲學也不再是單單追求對世界的解釋，而是對生活世界的改造。
3 實踐觀念提供了人文精神重建的新視角
當代哲學在對傳統哲學的激烈反叛中，充滿了懷疑、敵視與嘲弄，其后果是直接造成了人文精神在哲學中的喪失。因此，直面人文精神的危機，重構人文精神，是當代哲學中不可回避的主題。馬克思哲學提出了實踐觀點，并把實踐活動作為人最基本的價值創造活動。為當代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了新的視角。
首先，馬克思哲學實踐觀點把內在的精神追求規定為人文精神的價值理想。一直以來，傳統哲學以超驗實體為終極支撐，追求對極端超越的絕對化價值理想追求，這種絕對化的價值理想追求是一種外在于人的精神追求。馬克思實踐觀點與此不同，馬克思實踐觀點從生活實踐出發，認為人自身就是創造者，人需要價值追求，但自身的價值理想追求已不再需要與外在超越實體做支撐，甚至不再需要與這個實體相關，而是認為人立足于現實生活世界，樹立對生活世界的自覺理解，并在對有關生活現實的批判中，就可以樹立其真實的價值理想。因人的本性就是一種“自由自覺的活動”。這意味著，人首先是一種“自由”的存在，他具有永遠不斷超越束縛，追求自身幸福、創造自身價值的一種“自由精神”。由此，與此不同，正像“人則通過實踐活動把生命變成了“自我?定”的自由存在，使生命擺脫了自然的絕對控制和主宰，可以說，“人就是那個其行為無限‘面向世界’未知者”。[3]由此可見，在這一點上，哲學的實踐觀念，與其他哲學觀念對人文危機的消解不同，是深扎于現實生活世界中，遵循現實生活世界自身的順序，在批判中發現新，在批判和改變中，去樹立真實的人的價值理想。
再次，馬克思哲學實踐觀點中抽象原則與刻板教條被消解，實現了人生豐富具體的多維度回歸，實現了對人生多元開放精神的追求。馬克思哲學實踐觀念認為，人的現實生活生存總是處在特殊的、特定的歷史生活條件之下的，不存在超歷史的限制，人、人的實踐活動目標以及人生道路都是多樣性的，不能把人、人的實踐活動目標以及人生道路統一在唯一一個模式下，人生的境況也不是僅僅只有一種改變的方式，人的生活也未必只有一種狀態，而是人存在的矛盾的多樣性決定人生未來的多樣性的可能，因為，實踐是人的自覺能動性的活動。因此，在馬克思哲學中的實踐觀點的提出，從而使馬克思哲學與以往任何一種刻板和機械的決定論不同，它不再是以往絕對一元化的固定思維方式，可以說，馬克思哲學實踐觀念下的哲學，真正體現了哲學對真實無偽的人的現實生活境界的精神追求。
論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學、文學社會學，以及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為對象，梳理讀者問題在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中的產生和演變過程。本文認為，上述理論演變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業的出現和成熟。啟蒙主義作為思想資源，對于文化工業的解釋力日漸式微。如果說啟蒙價值的核心在于“對完美的追尋”，那么如何在它與民主價值觀之間求得一種和諧的狀態，已經變成了當代文學理論的難題。
傳統的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歷來偏愛作者與作品，僅僅把讀者當作消極被動的接收器。上世紀60年代，西方文學理論發生了一次巨大變革，幾批不同取向的學派或研究者，不約而同地關注起讀者在文學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作用。讀者作為藝術鑒賞者的主體，在文學生產整體系統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強調。這種研究興趣的轉移，是文化工業在戰后西方世界的興起帶來的結果。文化工業特定的生產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的各種文化制品的批量生產。在這一狀況下，研究者們突然意識到，必須構造出新的理論來解釋文本、生產者、讀者之間的關系，透視文學生產循環的整個過程。
首先將目光鎖定在讀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爾等接受美學的創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們的興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為一名文學史教授，認為文學研究已經遭遇到了“方法論危機”：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論和俄國形式主義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學的外部研究，后者過于注重文學的內部研究，兩者都“割裂了文學與歷史，美學方法和歷史方法之間的關聯”。①因此，姚斯受伽達默爾的啟發，試圖從讀者對文本的接受過程的角度，找到連接兩種方法的突破口。“只有當作品的延續不再從生產主體方面思考，而從消費主體方面思考時，即從作者和公眾相聯系的方面思考時，才能寫出一部文學和藝術的歷史”。②
姚斯認為，文本閱讀絕非單純地“復制”或鏡子似的“反映”。這是因為，任何讀者在欣賞文學作品以前，腦子里并非“白板”一塊，“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實踐中已經形成了某種綜合性的、包括鑒賞的實際需求與能力在內的審美境界，也就是對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將這種前理解稱為“期待視域”。他又提出，文學經常會打破讀者的“期待視域”，從而構成經驗的挑戰和審美的離間效果。本來熟悉的形象被顛覆、超越、改寫，諸如此類的創作手法，會造成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審美沖擊。譬如說，《覺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對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國悲劇》、《了不起的蓋茨比》等作品對“美國夢”的重新闡釋，都會挑戰讀者原有的生活經驗。對于姚斯而言，文學研究的任務就在于將“期待視域”客觀化，將閱讀過程中所經歷的挑戰式體驗描述出來。我們由此可以推論，文學研究的任務就在于分析不同時期的讀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時期不同階層的社會群體對待同樣文本接受方式的異同，這樣接受美學的闡釋方式就打通了歷史方法和美學方法。繼姚斯之后，伊塞爾進一步提出了“隱含讀者”的概念，認為每一個文本都具有潛在的意義結構，有結構性的空白需要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來填補。因此，當讀者閱讀并根據自身經驗填補這些空白的時候，他就進入了作者預設的結構。這個過程被伊塞爾稱為作品的“召喚結構”。于是，讀者閱讀的過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喚結構”捕獲的過程。
雖說伊塞爾和姚斯同樣是接受美學的理論大家，但他們勾勒出的讀者形象卻大相徑庭。姚斯以“期待視域”描述出的讀者形象，雖然面臨著文本帶來的經驗挑戰，但他們仍被賦予一種啟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擁有經驗對抗和經驗更新的自主性。然而這種自主性在“召喚結構”的解釋里面，卻喪失殆盡了。這并不是說讀者變得不再重要，而是說，不斷受到文本召喚的讀者，因為參與了文本的消費而成為文本不斷再生產的動力。這條思路很明顯地帶上了結構主義的烙印。具體來說，作者在資本主義的文學市場中，是以讀者為衣食父母的，他們的寫作過程也不得不考慮如何設置召喚結構，以便吸引讀者。讀者對作者的這種影響，得到了法國學者羅貝爾·埃斯卡皮的高度關注。
埃斯卡皮是文學社會學的創始人。他提出這種新的研究方法，明顯地承接著伊塞爾的問題。埃斯卡皮說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讀者消遣解悶，產生聯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讀者的深思，能使讀者逐漸提高文化修養，都可以變成文學作品。”④這種文學觀很明顯地建立在作家和讀者的關系上，但他又敏銳地發現，讀者對作家創作的影響，對于文學而言是一種潛在的危險。埃斯卡皮在此表現出一種頗為矛盾的復雜態度，一方面，他批評啟蒙以后的精英主義創作觀，認為作家被過分地塑造為一個圖騰般的神話，這不符合民主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他又批評當下的暢銷書作者與讀者的關系，越來越被商業化為時尚明星與追星族的關系。他發現，被讀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暈”，日益成為作家創作的主要動力。假如作家在這種影響下寫作，就陷入了一個“寄生性的怪圈”，即文
學創作者以丟棄與讀者間的必要審美距離來附和讀者的鑒賞眼光，而審美距離恰恰是伊塞爾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進一步區分了兩種閱讀：一種是“文人渠道中的閱讀”，即以充實自己，提升自身文學、文化修養為動機的閱讀；另一種是“大眾渠道中的閱讀”，其中蘊藏著一種通過文學作品“療養”精神，緩解現實生活的壓力，擺脫現狀的動機。更多的時候，大眾讀者往往將書籍視為私有物品，僅僅為了炫耀、收藏、投資而購買文學書籍。譬如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中就描寫了這樣一個細節：蓋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間書房，書架上整齊地排列著各國名著，但書籍的包裝全部完好如初，可見這些書從未被主人閱讀過，這些精美的書籍，不過是主人為了標識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眾讀者還會摻雜著一些實用性的閱讀動機，比如為了入睡、消遣、談資等生活需求而進行閱讀。總而言之，在這種閱讀方式中，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和知識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針對這種情況，埃斯卡皮反過來倡導啟蒙主義的文藝精神，認為文學性的閱讀不該被視為一種功利性的手段，而應作為目的本身——閱讀作品是讀者試圖進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閱讀是一種同人類社會地位的荒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評啟蒙主義的精英意識，另一方面在面對大眾的文學消費時又不得不從啟蒙主義當中撈取資源。但這種撈取很明顯地屬于一種美好愿望，大眾讀者的閱讀方式當然不會因此而改變。埃斯卡皮的難題是否意味著啟蒙主義文藝理念遭遇危機了呢？
有意思的是，費斯克提供了一種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費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業中生活得更長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論家。他完全放棄了啟蒙主義的精英立場，文學的商品化和消費化已經不再讓他感到苦惱。換句話說，他不再熱切地推崇那種可以“引起讀者的深思”、“使讀者逐漸提高文化修養”的文學，而是將注意力轉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費化的文學的讀者，試圖論證這些讀者不會因為被這種文學包圍而落入“召喚結構”之中。從這個考慮出發，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說法：雖然大批文學作品是作為文化商品生產出來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眾文化，它們只不過是大眾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眾文化，是大眾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過程中衍生出來的意義。因此，大眾文化是一個矛盾體，其中既包含社會體制一體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眾的反抗性。
從這個角度出發，費斯克重新定義了讀者和文本之間的關系。他借用巴特對作者（可寫）式文本和讀者（可讀）式文本的區分，發明了“生產者式文本”的概念來描述大眾文化文本。所謂作者式文本要求讀者不斷去重新書寫文本，創造新的意義；讀者式文本則并沒有對讀者提供這種參與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個消極被動接受意義的、被規訓了的讀者；生產者式的文本與這兩種文本都不同，它經常以雙關語的方式“誤用”語言。讀者從雙關語的運用中，產生了雙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養”的語言，即資產階級的“高雅”語言，另一方面生產了生產者式的閱讀，即具有革命主體的反抗式閱讀。正如巴赫金所說，大眾文本以低級的口語切斷了官方禮儀的言語，它雖充滿了冒犯、偏離了法則，在文本中充斥著的過剩的意義、淺白的言辭及陳詞濫調，在戲仿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同時，嘲諷性地影射了意識形態規范的荒謬性。費斯克進一步談道：大眾文化是在大眾文本的初級文本，傳媒宣傳等的次級文本，以及大眾接受方式的三級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個文本，而是一組正在發生著的意義，是文化工業的生產和大眾讀者的參與互動的產物。⑤
費斯克式的文化理論的產生，與大眾文化的興起和高雅文化的邊緣化密切相關。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從接受美學理論家，到艾斯卡爾皮，再到費斯克，高雅文化被關注得越來越少了，理論的注意力越來越集中到大眾文本的接受狀況。所以說，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的演變軌跡實際上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文學和審美大泛濫的時代，廣告、服裝、建筑等各種社會領域都充溢著文學性。它們可以帶給我們舒適的審美體驗，然而，那些承載著更加豐富的、深刻的人類經驗的文學作品，卻被文化市場排擠到社會的邊緣，甚至難以為繼。對此，我們究竟應當像接受美學的理論家一樣滿足于躲在學院內部玩弄學術范式的更新，還是應當像費斯克那樣樂觀地接受告別優秀的文化傳統這樣一個事實？說到底，我們究竟應當如何面對埃斯卡皮的那個難題？值得思考。
注 釋：
①劉象愚.外國文論簡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頁.
②姚斯.作為向文學理論挑戰的文學史［M］.遼寧出版社，1987年，第339頁.
③朱立元.評論小輯（一）——關于接受美學的斷想，文藝鑒賞的主體性［J］.上海文學，1986年05期.
④［法］羅貝爾·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頁.
⑤［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參考文獻：
［1］劉象愚.外國文論簡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學和接受理論［M］.遼寧出版社，1987.
哲學學科的研究領域較為廣泛，有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以及科學技術哲學、道德哲學等具體門類和分支；哲學學科所研究的問題也較為復雜，有的是一般的哲學問題，有的是各哲學門類或分支的特有問題，還有的是哲學不同分支之間以及哲學與其他學科門類因交叉而出現的問題。因此，通過cssci收錄論文所標引的關鍵詞，通過分類處理、具體分析來考察學科研究的熱點，是一個較為客觀的方法。本文通過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學論文關鍵詞標引數據，對2005－2006年的哲學熱點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分析：哲學門類；哲學基本問題；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科學技術哲學；道德哲學。希望通過這樣的分類處理，既把握哲學學科的基本熱點和研究趨勢，也能夠說明各哲學門類和分支的具體熱點與趨勢。
2005－2006年cssci共收錄哲學論文8278篇，這些論文所標引的關鍵詞有16000多個，其中被標引15次以上的有160個左右。下面分類對這些標引頻次較高的關鍵詞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學研究的熱點和趨勢。
一、哲學門類關鍵詞分析
根據我們對哲學研究成果的觀察和了解，哲學論文中如果直接標引哲學或哲學各門類的名稱為關鍵詞，則所研究和分析的內容大多與學科或各門類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設有關，即便是具體人物、流派或問題的研究，也與上述內容有密切的聯系。如表1中被標引的哲學(60次)、哲學研究(22次)、哲學觀(18次)，顯然都是學科相關問題的標示。
分析表1中的關鍵詞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間的哲學研究中。哲學、中國哲學、科學技術哲學和西方哲學是哲學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哲學(324次)、(133次)、馬克思(132次)、馬克思哲學(87次)、西方(33次)等高度相關的關鍵詞的標引數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間哲學研究中，與哲學有關的關鍵詞標引數達到577次。因此，哲學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設是哲學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
如果合并中國哲學(112次)、中國哲學史(33次)和中國古代哲學(15次)，與中國哲學相關的關鍵詞的標引數達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與哲學有較大差距，這種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規模決定的。但就中國哲學自身來說，學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設顯然也有較高的熱度。如果將科學哲學(83次)、技術哲學(54次)和工程哲學(20)這些通常視為科學技術哲學的關鍵詞相加，其標引數為157次。與西方哲學相關的關鍵詞標引數，如西方哲學(61次)和西方哲學史(15次)，共76次。這表明科學技術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學科反思和建設也有一定的熱度。
分析表1還可以看到，一些具體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熱點，如政治哲學、實踐哲學、道德哲學、語言哲學、分析哲學等。特別是政治哲學、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通過關鍵詞的標引數來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熱趨勢明顯。
二、哲學基本問題關鍵詞分析
哲學作為一個形態較為成熟的人文學科，學科研究所圍繞的核心問題通常包括一些歷久彌新的“老問題”。同時，哲學在發展過程中，也會不斷致思于一些“新問題”，這些“新問題”往往是在新的理論和實踐境遇中出現的，需要展開新的探索。
表2給出了2005－2006年哲學論文中有關“哲學基本問題”的標引關鍵詞。
通過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學學科中的基本問題，如形而上學、本體論、認識論、實踐、辯證法、方法論、自由、存在論等，仍是哲學研究所關注的熱點問題，雖然這些問題的探討不一定是專門進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體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現當代哲學研究中所凸現的“新問題”也受到廣泛關注，如現代性、后現代主義、生活世界、人類中心主義、真理、主體間性等，作為關鍵詞的標引數排列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趨勢，成為哲學研究所關注的對象。特別是現代性、后現代問題的討論，顯然成為熱點。
三、哲學關鍵詞分析
表3給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學論文所標引的哲學關鍵詞的統計情況。
根據表3，有關哲學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設是該領域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我們注意到，一些關于科學社會主義實踐的具體理論問題也成為研究的熱點，如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榮辱觀也成為重點的關鍵詞或標引數上升幅度較快的關鍵詞。在經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馬克思之外，關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強。在哲學問題的研究中，唯物史觀、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也是重點。此外，西方、后也獲得了持續關注。
四、中國哲學關鍵詞分析
表4給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學論文所標引的中國哲學關鍵詞的統計情況。
根據表4，有關中國哲學學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設是該領域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從哲學學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學、周易哲學、宋明理學、現代新儒學等仍是研究的重點。從研究的重點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漢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學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際的黃宗羲，以及現代新儒家中的馮友蘭、牟宗三等，是研究所關注的對象。就哲學問題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國哲學所蘊含的獨特問題，仍有廣泛的理論效應。此外，關于中國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為中國哲學研究者所關注的重要內容。
五、西方哲學關鍵詞分析
表5給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學論文所標引的西方哲學關鍵詞的統計情況。
根據表5，在西方哲學的研究中，古希臘哲學、德國古典哲學、現象學是研究的重點。此外，西方哲學中的語言哲學、分析哲學等研究熱度有較大上升。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德國古典哲學中的康德、黑格爾，現代哲學家海德格爾、哈貝馬斯、胡塞爾、德里達等是研究的重要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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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學技術哲學關鍵詞分析
表6給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學論文所標引的科學技術哲學關鍵詞的統計情況。
根據表6，有關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的描述與思考，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領域的重點，雖然相關描述
與思考更多地通過具體問題的研究而展開。就問題而言，對科學的反思以及技術哲學領域中的技術創新、技術理性等，是研究領域所關注的重要對象，與這些問題相關的關鍵詞的標引數也呈現出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學關鍵詞分析
cssci在哲學特別是道德哲學的考察中，將倫理學的內容也納入其中，因此設計了表7，對2005－2006年哲學論文中道德哲學方向(包括倫理學)標引關鍵詞加以統計并作分析。
根據表7可以看到，與道德哲學自我描述相關的關鍵詞道德(60次)、道德哲學(38次)有較高的標引頻次，說明相關問題是討論的熱點。在道德哲學的理論方面，如價值觀、道德規范、道德價值、人性、人性論、德性等，這些問題是道德哲學研究所關注的基本問題。此外，在有關道德的具體實踐領域，也有相應的理論思考，如道德建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會主義榮辱觀等，成為研究的熱點。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榮辱觀作為關鍵詞標引出現于2006年，并達到27次。顯然這與由國家所主導的道德建設活動密切相關。
根據表7，“倫理學”作為關鍵詞標引頻次達到71次，說明倫理學領域的自我描述是一個重點。倫理學領域的熱點還體現在具體的倫理學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國學者這里，除了傳統的儒家倫理受到重視之外，當代的生態倫理、環境倫理、經濟倫理、政治倫理等，獲得了廣泛的關注，應用倫理學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也受到重視并成為熱點。
八、結語
本文就哲學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學基本問題和哲學各分支學科研究熱點進行了分析。通過分析對哲學研究的熱點和趨勢有了客觀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過關鍵詞標引頻次的升降趨勢對相關問題加以總結和說明。
筆者注意到，有些關鍵詞的標引頻次有顯著增長，說明相關的研究處于上升態勢，學者較為關注，研究正在加強。如哲學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哲學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可以從哲學的標引頻次的顯著上升得到印證。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作為關鍵詞的標引頻次也有迅速上升。語言哲學在2005年被標引8次，2006年則被標引30次；分析哲學在2005年被標引5次，2006年則被標引21次。這說明。在2005－2006年間，以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為中心的研究顯著增強。
在哲學問題的研究領域中，除了形而上學、本體論、認識論、實踐等傳統問題受到關注外，一些與當論發展和社會實踐密切相關的新問題也成為研究的重點對象，其增長的趨勢明顯。如現代性與后現代問題，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以及社會主義榮辱觀等問題。
就哲學各學科門類自身來看，哲學領域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西方研究，中國哲學領域中的天人關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學中與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相關的學派和問題研究，科學技術哲學領域中的技術哲學(如技術創新和技術理性)研究，道德哲學領域中的生態倫理和經濟倫理研究等，增長趨勢明顯。
題目：語境下自覺消解類人學本質的第一人??論施蒂納及其重要價值
研究目的及意義：施蒂納是青年黑格爾派的重要人物和邏輯終結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費爾巴哈甚至是啟蒙思想以來的古典人本主義邏輯，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現代性的語境中第一個自覺地消解形而上學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響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在傳統的思想史教學中，施蒂納被貶為一個小丑式的淺薄理論家，雖然國內目前有個別學者深刻地認識到了施蒂納的重要意義并作了簡要的分析，但這種不受理論界重視的情況仍未完全改變。我的研究試圖對施蒂納的代表作的理論特色及其思想對費爾巴哈、馬克思等當時各種哲學的巨大影響進行闡述分析以及對其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當代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進行淺要發掘。
研究計劃：立足現有資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納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內容與理論邏輯，同時參照早年和現有學者對施蒂納的研究成果(如張一兵《回到馬克思》中對施蒂納的研究)，然后進一步尋找分析施蒂納反對形而上類本質思想的當世影響，以及他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及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
章節目錄
一.施蒂納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紹
(1) 施蒂納其人及其所處的環境。
(2) 施蒂納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納的理論觀點及對其分析。
二. 論施蒂納的當世影響與沖擊
(1) 施蒂納思想對當時各種哲學(重點是費爾巴哈哲學)的批判。
(2) 施蒂納對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響。
三.施蒂納思想的后世意義：分析施蒂納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后現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納與克爾凱郭爾
2. 施蒂納與尼采
3. 施蒂納與阿多諾
4. 施蒂納與后現代思想
四.結論
主要：
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務館89年版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孫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張鳳陽《現代性的譜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凱爾納《后現代轉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張一兵《無調式的辯證想象》，三聯書店2001年版。
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館1982年版
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商務館1992年版
尼采《權力意志》商務館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黃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學史》商務館2000年版
趙敦華《西方現代哲學新編》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劉放桐《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譚培文《唯物主義如何可能成為社會主義哲學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版》
論文題目：現代語境下自覺消解類人學本質的第一人――論施蒂納哲學及其重要價值 畢業論文
研究目的及意義：施蒂納是青年黑格爾派的重要人物和邏輯終結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費爾巴哈甚至是啟蒙思想以來的古典人本主義邏輯，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現代性的語境中第一個自覺地消解形而上學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響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在傳統的思想史教學中，施蒂納被貶為一個小丑式的淺薄理論家，雖然國內目前有個別學者深刻地認識到了施蒂納的重要意義并作了簡要的分析，但這種不受理論界重視的情況仍未完全改變。我的研究試圖對施蒂納的代表作的理論特色及其思想對費爾巴哈、馬克思等當時各種哲學的巨大影響進行闡述分析以及對其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當代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進行淺要發掘。
研究計劃：立足現有資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納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內容與理論邏輯，同時參照早年和現有學者對施蒂納的研究成果(如張一兵《回到馬克思》中對施蒂納的研究)，然后進一步尋找分析施蒂納反對形而上類本質思想的當世影響，以及他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及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
章節目錄
一.施蒂納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紹
(1) 施蒂納其人及其所處的歷史環境。
(2) 施蒂納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納的理論觀點及對其分析。
二. 論施蒂納的當世影響與沖擊
(1) 施蒂納思想對當時各種哲學(重點是費爾巴哈哲學)的批判。
(2) 施蒂納對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響。
三.施蒂納思想的后世意義：分析施蒂納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后現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納與克爾凱郭爾
2. 施蒂納與尼采
3. 施蒂納與阿多諾
4. 施蒂納與后現代思想
四.結論
主要參考文獻：
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務館89年版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孫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張鳳陽《現代性的譜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凱爾納《后現代轉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張一兵《無調式的辯證想象》，三聯書店2001年版。
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館1982年版
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商務館1992年版
尼采《權力意志》商務館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黃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學史》商務館2000年版
趙敦華《西方現代哲學新編》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劉放桐《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譚培文《唯物主義如何可能成為社會主義哲學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課題名稱： 儒家孝道與現代家庭養老
學生姓名：
系 別： 政治與法律
專 業： 思想政治教育
指導教師：
一、綜述國內外對本課題的研究動態，說明選題的依據和意義：
研究動態：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養老問題成為一個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各國學者開始對這個古老的研究領域給予新的重視，尋求各種解決方法，以面對老齡化社會的挑戰。目前國內外的研究主要有二個方向，一是以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多數學者選擇的希望通過發展社會養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來解決老齡人口的養老問題，一是希望健全現有的家庭養老體系，輔助以社會養老體系，中國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這，主要希望發揚中國傳統的尊老、敬老的思想來促進家庭養老的健康、和諧發展，這方面較為突出的論文有有蕭振禹主編的《養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等，張懷承主編的《中國的家庭與倫理》等。他們提倡目前中國應繼續以家庭養老作為主要的發展方向、通過對儒家傳統的孝道思想的繼承和發揚來達到家庭養老的健康發展。
選題的依據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這種孝道思想的影響，中華民族才形成了尊老愛幼，孝敬老人，贍養老人的傳統美德。據有關資料統計，2000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已達1.3億，占總人口的11%，根據科學預測，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將達2.8億，約占總人口的20%。顯然，我國正以驚人的速度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與發達國家不同，是在經濟相對落后的情況下進入的，時間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內用社會保障和敬老院來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醫。老有所終不太現實。家庭養老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是我國養老的主要途徑。在這種背景下，探討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則與現代家庭養老的關系，對于現代社會的進步發展，解決老齡化社會中的一系列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選題的意義
a 從理論上看，豐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健康的養老體系
b 從實踐上看，對于加強家庭道德建設，推進家庭文明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基本內容
儒家“孝道”思想與現代家庭養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內容
2儒家“孝道”原則的糟粕和精華
3現代中國的家庭養老
4儒家孝道的現代轉承
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1、重點：在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儒家“孝道”的轉承
2、難點：理論分析，實證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華
三、研究的步驟、方法、措施及進度安排：
步驟：
1、收集資料
2、歸納整理資料
3、編寫寫作提綱
4、寫作論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獻研究法;
2、歷史分析法;
3、演繹歸納法;
4、分析綜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資料
2、對資料進行閱讀，分析和綜合
3、制定寫作計劃表
4、主動多與指導老師交流
進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確定選題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開題報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論文初稿交指導老師審閱后進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參考文獻：
[1] 李宗桂：《中國文化概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2] 劉澤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
[3] 劉翔：《中國傳統價值觀詮釋學》，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
[4] 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鴻銘著，黃興濤、宋小慶譯：《中國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漢生：《中國精神》，長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7] 蕭振禹主編：《養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編：《家庭倫理與人格教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9] 呂平主編：《孝經》，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國人口報》，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張懷承主編：《中國的家庭與倫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鳶主編：《中國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雜志：《中國哲學史》、《哲學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哲學》等有關中國哲學、儒學網站
五、指導教師意見：
簽名：
六、教研室意見：
簽名：
注：此表由學生本人填寫，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檔，指導教師和學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