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精準扶貧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第1篇

入戶知民情 進行“精準識別”

2014年11月6日，帶著院黨組和上級的重托與期望，我和兩名工作隊隊員來到門臉村，正式開展駐村幫扶工作。門臉村位于遼寧省最東部，距清原縣城35公里。頭一次進村，我們眼中滿是殘舊的路燈、頹垣斷壁的瓦房院落，還有點綴其間的土坯屋舍，感受著坑洼不平顛簸泥濘的道路；耳中聽著村書記的介紹：“丘陵地貌、山小林稀、溝淺地薄、人多地少，無礦產、無企業；全村550戶、1591人，其中貧困戶144個、371人；耕地3364.5畝，以種植玉米為主，靠天吃飯……”作為駐村工作隊隊長和“第一書記”的我，頓時感到責任重大，“壓力山大”！

駐村的第一個夜晚，躺在農家土炕上，想著白天看到的景象和村書記無奈而又期盼的眼神，我輾轉難眠。半夜，我叫起工作隊兩名同志，商量如何開展幫扶。你一言我一語，不知不覺間，東方漸白，扶貧的思路也漸漸清晰。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兩名隊友踏著晨霜，開始了挨家挨戶走訪，調查摸底。歷時20余天，入戶調查550戶，走訪村民780人次，召開2次村兩委會、1次村民代表和黨員座談會，準確而全面地了解貧困戶的生產生活情況，收集對駐村幫扶和增收發展的意見建議83條，制作并填寫《撫順市人民檢察院駐村幫扶調查表》，為院黨組決策提供了參考依據，為科學制定幫扶規劃搜集了第一手資料。經過反復研究論證，我們還制定并完善了《三年幫扶規劃》，緊緊圍繞村經濟發展做文章，想方設法幫助村里解決難題。

克難辦實事 著力“精準幫扶”

為幫扶推進村級陣地建設，在“娘家人”大力支持下，我們協調幫扶資金10萬元，購置辦公桌椅8套、折疊椅10把、鐵皮卷柜6套、臺式電腦9臺、復印機1臺；修繕村部及活動室地面120平方米、衛生室100平方米；新建鍋爐房1間，解決了村部辦公和村民文化休閑場地及取暖問題，贏得了干部群眾的信任和支持。

門臉村背靠深山，多條河道穿村而過，河堤年久失修，每遇大雨，山洪就嚴重威脅部分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興修水利迫在眉睫。我們協調水務部門投入專項資金150余萬元實施了護屯工程，修建護村河堤2處、2400延長米；修建稻田防滲渠4公里，節約了灌溉成本；打深水井2口，解決農田用水問題；爭取市、縣相關部門資金支持150萬元，新修巷路3800米，架設路燈45盞，安裝多功能綜合健身器材3套；爭取市財政“美麗鄉村建設”專項資金100萬元，修建1000平方米的文化廣場，清理路邊溝，植樹綠化村屯……一套又一套“組合拳”打下來，不僅美化了村容村貌，改善了村里的生產生活條件，還為村民提供了有償勞務的機會。

強調，“扶貧工作中‘輸血’重要，‘造血’更重要”。我們積極“授之以魚”――為有發展食用菌養殖脫貧愿望的10多個貧困戶協調補助資金10萬元，建設了20個高標準食用菌大棚，現已投入使用；爭取到財政專款3萬元，建設“幸福院”，為獨居、空巢、留守老年人安享晚年提供了保障。

同時，我們更樂于“授之以漁”――通過撫順雷鋒文化傳承中心發起的“樂洋洋”公益助學項目，資助8個貧困學生家庭，向每個家庭捐贈3只羊羔，使其增加收入；利用中央扶貧資金，扶持兩個養牛大戶，通過引領示范帶動貧困戶脫貧；引資1000萬元，依托清原旅游資源，征地100畝，成立了清原南國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集生態農業觀光、房車營地、餐飲娛樂于一體，該項目目前正在建設中，預計可提供就業崗位300余個，年創稅收120萬元。

送清風正氣 形成“精準效應”

生活脫貧還不夠，精神脫貧同樣重要。我們充分利用文化廣場，以縣、鄉舉辦百姓廣場舞大賽為契機，邀請舞蹈教練多次到村，現場教授集體舞、廣場舞，極大豐富了村民的農閑娛樂生活。村舞蹈隊不負眾望，在縣、鄉百姓廣場舞比賽中分別獲得三等獎和一等獎。

門臉村地處偏僻，交通不便，因病致貧人口較多，群眾迫切希望解決看病貴和缺醫少藥等問題，我們積極組織開展健康惠民和教育幫扶工作，邀請10多位醫療專家到村開展健康知識講座，送醫送藥，全村近200名村民受益；為鄉中學聯系捐贈課桌椅100套、籃球架2副，安排鄉中學教師到撫順市實驗中學觀摩學習。

作為檢察機關工作人員，我們還利用自身優勢，掛牌成立了村級治安防控機構，提供法律咨詢，以化解農村矛盾糾紛、解決案件等為工作內容；成立了村民聯防組織，委派專人每天到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家庭巡視，有效促進了門臉村的和諧穩定。

多少次沐浴細雨綿綿，多少次享受雪花飄飄，一支三個人的扶貧隊伍，肩負著市檢察院黨組的囑托，從城市來到貧困山村，穿梭在農舍，往返在地頭，細聽百姓的傾訴，將各方的支援和關懷帶到村莊，享受著與農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勞作的快樂……兩年時間彈指一揮間，如今，有84個貧困戶已穩定脫貧，取得了階段性成果。2015年，工作隊榮獲“撫順市駐村扶貧工作優秀單位”稱號，我還被評為“撫順市優秀駐村干部”。

第2篇

“李建棟，基本情況10分，家庭收入30分，銀行機構信用20分，社會評價35分，總評分95分，評級授信A級。”翻開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鹽池縣花馬池鎮惠澤村那本厚厚的評級授信表，上面以統一的方式記錄著全村113戶貧困家庭的誠信度。

其中獲評A級可獲得5-10萬元的貸款額度;B級為2-5萬元;C級為2萬元以下。同時，獲得了評級的平困戶還可以通過專門打造的“富農卡”，享受隨時支取，利息按季清還;隨時歸還，不產生利息同時享受利率優惠等政策。

自“精準扶貧”提出以來，類似上述場景已成為許多地方扶貧工作的縮影。可隨著扶貧工作的內涵越發豐富，可操作性要求越強，如何精準開具更加對癥有效的“扶貧藥方”，是扶貧工作參與各方持續思考的問題。

2016年2月26日，中國政府網與《財經國家周刊》聯合主辦第21次“文津圓桌”研討會， 來自全國政協、國家發改委、工信部、教育部、中國社科院、寧夏、深圳、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郵儲銀行、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中民投、中國華信、阿里巴巴等單位人員，圍繞“貫徹精準扶貧部署，打贏脫貧攻堅戰”所面臨的形勢、挑戰、對策展開探討。 金融“血液”向“末梢”流動

金融作為經濟的血液，在扶貧開發過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唯有進一步疏通金融血脈，發揮其資金融通與市場資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才能使扶貧開發精準有力。

這就需要找到促進“血液”循環的動力所在，找準血管中的“血液”流向，發揮金融合力以實現優勢互補。

不過從實踐反饋來看，金融“血液”向貧困農戶“末梢”流動仍存明顯卡殼。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表示，當前金融支持扶貧存在三大明顯障礙。

一是貸款定價存在兩難，照顧農戶往往難以實現商業可持續發展，追求可持續發展則使得農戶付息壓力過大。二是扶貧貸款成本控制難度大，農村信用體系缺失導致信用調查成本太高。三是銀行既有管理機制難以匹配國家扶貧大局，績效考核機制不支持銀行員工踴躍開發扶貧業務。這些約束因素必須盡快找到解決方案。

由于農村金融一直是我國金融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其存在市場競爭乏力、中介機構缺失、創新應用不足等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金融“血液”流向貧困地區。而事實也證明，金融扶貧工作開展較為出色的地方，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在農村金融體系建設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從而為金融扶貧建立起了“支點”。

對此，中國郵儲銀行行長呂家進認為，可以從五個方面著力，解決貧困地區資金匱乏難題。

一是建議在金融機構內部成立專門的扶貧金融部門，專注于扶貧事業，單獨設定配套的考核機制，與追求利潤的商業化原則隔離開。二是央行加大扶貧再貸款力度，給商業銀行提供低息資金，從根源上把扶貧信貸利率成本降下來。此外，可以考慮拿出一塊存款準備金支持扶貧事業。三是財政扶貧資金可以分出一塊成立“扶貧信貸擔保基金”，此舉可以大大鼓勵商業銀行加大扶貧信貸的意愿，具有較大的杠桿效應。四是建議國家層面盡快形成統一的貧困農戶信息系統，并且和銀行的信息系統進行對接，便于銀行針對貧困戶進行精準甄別、精準檢測、精準投放。五是銀行要和駐村工作隊強化合作，駐村工作隊可以發揮項目推薦、信用把關、減少信息不對稱等重要作用。

不過金融扶貧絕非一幕“獨角戲”，面對貧困地區各類主體差異化、多樣化的金融需求，需要發揮合力，優勢互補，才能徹底疏通扶貧開發金融血脈。

寧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李銳認為，金融扶貧要依托四大資源、瞄準四大領域、突出四大舉措。即重點依托財政扶貧資金撬動、政策性銀行中長期信貸、涉農商業銀行專項信貸投放、普惠性金融信貸這“四大資源”;瞄準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優勢特色新興產業發展、重點群體就業創新、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這“四大領域”;突出人民銀行切一塊、財政部門貼一塊、金融機構降一塊、存貸掛鉤激勵這“四大舉措”。著重鼓勵金融機構制定扶貧信貸的目標值、時間表和行動方案。 “互聯網+扶貧”的巨大潛力

當然，疏通扶貧開發金融血脈，還需找到“血液”循環的動力所在。好的扶貧產業項目能帶動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推動農民脫貧致富。

對此，寧夏吳忠市委書記趙永清認為，應抓緊總結推廣“發展產業脫貧一批”的成熟模式。

據他介紹，圍繞“造血能力”和“內生動力”，寧夏探索出了“龍頭帶動型”、“協會拉動型”、“金融撬動型”等9大可復制的產業扶貧模式。引導農民走進園區變工人，進入城鎮做商人，擺攤開店當老板，土地入股成股東，實現村村有產業、戶戶有門路、人人有活干。

以光伏+基礎設施+農戶的“產業聯動型”為例，屋頂光伏每年能夠給貧困戶帶來近3000元的電費收益，村級扶貧電站則每年能夠給村集體帶來20萬的電費收入。這不僅是針對扶貧工作，同時還能夠盤活農村工作中的‘空殼村’難題。

除了傳統的產業扶貧，在阿里巴巴副總裁孫利軍看來，“互聯網+扶貧”也同樣具有極大的潛力可挖。“但目前廣泛推進‘互聯網+扶貧’戰略仍缺乏三個關鍵要素。”孫利軍說。

一是缺乏貧困地區的“雙創”帶頭人，應鼓勵有創業激情和想法、經過互聯網洗禮、經過大城市洗禮的年輕人回鄉創業，鍛造農村的“雙創”帶頭人隊伍;二是貧困農戶缺乏獲取和分析海量互聯網信息，并以此為基礎來開展生產和銷售的能力，應加強縣域領導干部“互聯網+扶貧”的思想理念和頂層設計;三是缺乏高效廉價的農產品物流體系，當前物流方式低效昂貴，耗損甚大，應大力推動建設物流、信息流、支付流三合一的基礎設施，讓農產品高效率進城，讓信息高效率下鄉，讓交易高效率支付。

第3篇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力實施脫貧攻堅，是面向歷史的莊嚴承諾。“十三五”期間，平均每年有一千萬以上人口的脫貧任務，超常規的重任需要超常的智慧和謀略。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是打贏扶貧攻堅戰的基本方略。針對貧困人口規模龐大、貧困程度深、減貧成本高、脫貧難度大的多重挑戰，惟有“精準”施策、創新方式、健全機制，方能決勝“全面”。

《財經國家周刊》、t望智庫組成“精準扶貧調研小組”，在寧夏、貴州、湖南、新疆等多地考證調研，追蹤這場被稱為“非贏不可”的戰役進展。

在扶貧攻堅一線，記者看到，圍繞產業造血脫貧的內生發展模式，已探索出豐富的經驗;金融血液如何流向貧困戶的“毛細血管”，也不斷涌現出解決方案;互聯網、大數據等先進技術手段，被引入扶貧工作后開始顯現巨大潛力。

扶貧的艱巨性、復雜性不容小覷，不會一帆風順，也不會有萬能藥方。完成扶貧攻堅重大任務，需要采取新思路、激發新動力，通過一個個山頭的攻堅而獲全勝。 2016年3月20日航拍的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七百弄鄉弄平村的通村水泥路，“交通精準扶貧”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出臺的精準扶貧配套政策之一。

產業造血與改革活血

產業扶貧是新階段扶貧攻堅的重頭戲。

一個地方再貧窮，有了產業支撐，就有了造血功能與內生動力，就有望依靠自身的主動作為擺脫貧困。只有從“輸血式扶貧”走向“造血式扶貧”，從“救濟式扶貧”走向“產業式扶貧”，才能獲得永續擺脫貧困的基礎。

圍繞“造血能力”和“內生動力”，寧夏吳忠市的探索值得關注。

近年來，吳忠市陸續探索出了“龍頭帶動型”、“協會拉動型”、“支部推動型”等9個產業扶貧模式，一步步實現農民走進園區變工人、進入城鎮做商人、擺攤開店當老板、土地入股成股東、進城落戶變市民、技能培訓做職業農民，實現了村村有產業、戶戶有門路、人人有活干。

其中頗有成效的特色探索，是依托“光伏+”開展的扶貧模式，光伏+新農村、光伏+農牧業、光伏+工業觀光旅游、光伏+村集體經濟……當地農戶“靠太陽”能平均年入3000元，村級扶貧電站平均每年也能給村子創收約20萬元。

這個經驗即將推廣至全國。今年3月份，國家發改委、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能源局、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聯合《關于實施光伏發電扶貧工作的意見》，決定在全國具備光伏建設條件的貧困地區實施光伏扶貧工程。將光伏扶貧作為資產收益扶貧的重要方式，在2020年前，以整村推進的方式，保障200萬建檔立卡無勞動能力貧困戶（包括殘疾人）每年每戶增加收入3000元以上。

不過，產業造血也有深層難點。國家開發投資公司貧困地區產業投資基金總經理張元領表示，一些貧困地區的造血項目，規模小、效益不高、競爭力較弱、缺乏品牌，銀行信貸難，社會資本往往不愿意進入，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擴大再生產的能力不強。

張元領等受訪者還表示，貧困地區的企業多為中小民營企業，往往管理不規范，財務較為混亂，廣大貧困戶的財產權利更是分散、模糊，經營意識淡漠。這個現象加劇了各路資本“有錢投不出去”的尷尬狀況，說明在產業扶貧過程中，除了產業造血，也要強化改革活血。

在改革活血方面，貴州銅仁市探索的“三權、三變、三金”具有典型性。

所謂“三權、三變、三金”，即對農村住房、山林、茶園、果園等不動產進行確權辦證和價值評估試點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實施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林權“三權”抵押貸款，推動農村“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使貧困群眾成為流轉土地有租金、入股企業有利金、進園務工有薪金的“三金”農民，實現“三權、三變、三金”良性互動。

通過“三權、三變、三金”改革，銅仁農村“沉睡的資源”變成了“流動的資本”。在“十二五”期間，全市流轉土地129萬畝，發放“三權”貸款3.81億元，惠及貧困群眾5.6萬余人，項目區農戶通過專業合作社及農業園區股金分紅、土地流轉租金、園區務工收入，戶均增收1.2萬余元。

金融“血液”流向扶貧末端

金融是經濟的“血液”，也是貫穿在扶貧各個環節的重要“能量”。長期以來，金融“血液”向貧困農戶“末梢”流動明顯卡殼。

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分析，從實踐來看，當前金融支持扶貧還存在不少障礙。

比如，扶貧貸款的定價存在兩難，如果要照顧農戶，有時就難以實現商業層面的可持續發展，而如果追求可持續發展，提高利息，農戶付息壓力往往偏大。再比如，扶貧貸款的成本控制有相當難度，農村信用體系缺失導致信用調查成本過高。

中國郵儲銀行行長呂家進認為，現有的銀行管理機制也存在一些問題，難以匹配國家扶貧大局，此前的績效考核機制不足以支持銀行員工踴躍開發扶貧業務。這些約束因素需要盡快找到解決方案。

針對貸款成本高、商業銀行信貸意愿不高的問題，有專家建議，從外部層面而言，央行可以加大扶貧再貸款力度，給商業銀行提供低息資金，財政扶貧資金則可以分出一塊成立“扶貧信貸擔保基金”，降低扶貧信貸利率成本。

針對貧困戶信用體系缺失、信用調查成本高的問題，有專家建議，可在國家層面盡快形成統一的貧困農戶信息系統，并與銀行的信息系統對接，便于銀行針對貧困戶進行精準甄別、精準檢測、精準投放。

銀行也可和各類駐村扶貧工作隊強化合作，駐村工作隊可以發揮項目推薦、信用把關、減少信息不對稱等重要作用。

在扶貧一線，記者看到，不少地方圍繞“金融血液如何流向毛細末端”這個難題進行了大量探索。

分管扶貧工作的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李銳認為，從寧夏的實踐來看，金融扶貧的核心是依托四大資源、瞄準四大領域、突出四大舉措。

具體而言，即依托財政扶貧資金撬動、政策性銀行中長期信貸、涉農商業銀行專項信貸投放、普惠性金融信貸支持這“四大資源”，瞄準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優勢特色新興產業發展、重點群體就業創新、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這“四大領域”，集中實施“四大舉措”――人民銀行切一塊、財政部門貼一塊、金融機構降一塊、存貸掛鉤激勵。

湖南武陵山片區則通過積極探索，總結出了金融扶貧的“七個經驗”：以“一授、二免、三優惠、一防控”模式推進小額信貸的“麻陽經驗”;創新開發“信貸+就業擔保貼息+公司基地+農戶貸款”金融服務產品的“龍山經驗”;搭建起“銀農聯結”橋梁的“沅陵經驗”;“農戶建檔立卡+掛靠龍頭企業或合作社+政府擔保基金注入+設立扶貧貸款貼息專戶”的“武岡經驗”;以金融惠普服務推進精準扶貧的“張家界經驗”;攜手農商行對扶貧對象進行授信以精準投放貸款的“邵陽經驗”;政府牽頭設立經濟風險擔保基金并聯合升級擔保公司提供滾動擔保服務的“邵東經驗”。

隨著這些探索的深入，金融“血液”開始在貧困地區循環起來。

“互聯網+大數據”提高扶貧精度

“互聯網+”深入影響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對脫貧攻堅也有巨大潛力，全國已涌現出一大批較有成效的案例，比如阿里、京東等電商紛紛將其農村業務與扶貧工作結合起來。

記者發現，推進“互聯網+扶貧”，目前還有待充實三個關鍵要素。

一是貧困地區往往缺乏“雙創”帶頭人;二是貧困農戶往往缺乏獲取和分析海量互聯網信息，進而以此為基礎開展生產和銷售的能力;三是缺乏高效廉價的農產品物流體系，當前物流方式低效昂貴，耗損甚大。

貴州銅仁與阿里巴巴合作，通過電商扶貧實踐，提出了一個可參考的解決方案――建好“三張網”。

阿里巴巴副總裁孫利軍介紹，第一張網是“天網”，即培育基層領導干部“互聯網+扶貧”的思想理念和頂層設計。

第二張網是“地網”，即物流、信息流、支付流三合一的基礎設施。讓農產品高效率進城，讓信息高效率下鄉，讓交易高效率支付。

第三張網是“人網”，鼓勵有創業激情和想法、經過互聯網洗禮、經過大城市洗禮的年輕人回鄉創業，鍛造農村的“雙創”帶頭人隊伍。

除了“互聯網+”，大數據對提升扶貧的精準度同樣意義重大。貴州黔西南州的大數據精準扶貧案例可圈可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轄一市七縣，其中七個縣均為國家貧困開發工作重點縣，是典型的貧困地區。

針對精準扶貧發展普遍面臨的數據掌握不準確、政策上下不通暢、社會扶貧缺乏參與途徑等問題，黔西南打造了由一朵云（黨建民生數據云）、一張網（精準扶貧信息網）、一組中心（州縣兩級綜合決策協同中心）組成的大數據精準扶貧體系。從數據采集、數據管理、數據應用、價值實現等環節，構建了較為完整的信息服務鏈，支撐精準扶貧的全過程管理。

這個大數據精準扶貧體系，到底神奇在哪里？

黔西南州相關負責人介紹，它的關鍵在于解決了精準扶貧的四個核心難題――扶誰的貧？誰去扶貧？如何扶貧？如何退出？

以“扶誰的貧”為例，傳統確認方式基本上是線下人工排查，其中難免存在瞞報、人情等問題。

而大數據云平臺線上精準扶貧系統采用跨部門數據共享，針對貧困戶涉及的貧困指標，通過與公安戶籍、銀行存款、工商登記、政府公職人員、車管所機動車、房管局不動產、殘聯殘疾人等數據交換分析，能準確剔除不符合扶貧標準的人員，實現對貧困戶線上比對審計。

除此之外，大數據扶貧還能帶來一個巨大的便利――可以“隨時隨地扶貧”。

比如，精準扶貧云平臺根據應用場景開發移動手機APP，扶貧干部精確定位貧困戶，隨時隨地記錄貧困戶信息和扶貧工作情況，扶貧項目實施情況圖片、文字、影像信息上傳。有關部門可以隨時隨地查看貧困情況分析、項目實施分析、資金發放分析、扶貧干部工作效果。

以“非常之策”啃硬骨頭

各地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工作取得許多成果和經驗，同時，多個地方也存在不少具有共性的問題。

比如易地扶貧搬遷工作，其任務之繁重和緊迫性前所未有。

國家發改委數據顯示，從2001年開始至今15年的時間里，國家累計搬遷680萬貧困人口。而中央決定“十三五”期間要對1000多萬貧困人口易地搬遷，這意味著未來5年搬遷任務是過去15年的約1.5倍。如分解到年度計算，“十三五”年均搬遷任務是過去15年年均的4-5倍。

面對如此史無前例的“非常之事”，需充分估計難度并實施“非常之策”。

脫貧攻堅戰的另一個較為普遍的難點，是農民工返鄉返貧問題。

記者在調研中發現，當前有三個重要因素觸發農民工失業返鄉返貧：一是資源型企業大量關停導致用工減少;二是自動化水平提高和機器人規模化應用，對傳統制造業用工形成排擠;三是吸納了近6000萬農民工的建筑業降溫，房地產新開工樓盤減少，停工現象增多，大批建筑類農民工“半失業”或“準失業”。

農民工失業返鄉，將加大農戶返貧壓力，對扶貧工作形成挑戰。目前農村勞動力有7～8成外出務工，非農收入占農民家庭50%左右。承擔家庭經濟重擔的農民工一旦失業返鄉，家庭收入銳減可能返貧。

按國務院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2015年的數據，全國外出農民工達到1.68億人，30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約占60%，他們基本沒有農業生產經驗，在遭受沖擊的情況下，農業“蓄水池”功能失效，可能在結構轉型中形成長期失業群體。

受訪專家認為，想要鞏固扶貧成果，就要千方百計實現農民工“返鄉不返貧”。在政府引導和體制機制方面，有四項工作尤其值得重視。

一是專項抓好返鄉創業。針對農民工群體特征設計全方位創業輔導，鼓勵技校培訓基地、企業培訓基地、免費發放培訓券、農民工創業孵化器、互聯網+農業創業指導等，尤其要引導熟悉大城市的新生代農民成為創業主力。

二是拓展本地就業容量。引導發展休閑農業、觀光農業、創意農業等，挖掘推送適合返鄉農民工從事的非農就業機會。

第4篇

從2011年4月投資建廠，到如今五年過去，由天津濱海聚成投資有限公司打造的“s度”已經初露鋒芒，完成了在天然礦泉水和天然含氣蘇打水領域的品類布局，也開創了一個本土高端水品牌的蛻變奇跡。

2016年3月21日-24日，《中國經濟信息》記者參加了“2016s度綠色經濟――青海三江源生態保護行”調研活動，在為期四天的時間里，深度探訪s度水源地，在300平方公里的三江源腹地探尋津青精準扶貧的典范之路。

開創 度是津企的使命與責任體現

作為目前國家對口支援青海三省三市中第一個在青海正式落戶的外地企業，青海聚能s度飲料股份有限公司從一開始就體現出了精準扶貧的要義。時間是在2010年。天津濱海聚成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郭慶華清晰地記得，這一年云貴五省出現了嚴重干旱。為此，濱海聚成公司內部舉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捐贈活動。正是這次捐款賑災，讓郭慶華對中國水資源短缺的現狀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同年，天津市政府響應中央扶貧政策，確定落實對口幫扶青海省黃南州政策，并派出第一批援青干部遠赴黃南，從而拉開了對口支援黃南藏族自治州的序幕。郭慶華當時是以濱海優秀企業家的身份參加了青海黃南州的考察活動。這次黃南之行，讓郭慶華發現了傳說中的神m泉。

眾所周知，地處青海河南蒙旗的神m泉，在當地素有“圣潔之水”之譽，地質學家勘探得知，泉水經5萬米斷裂帶巖層礦化過濾后自然涌出，水齡高達19830年。在海拔3860米的高寒環境中，常年保持恒定的水流，富含多種珍稀礦物質和微量元素。

“那次考察我們就發現當地天然礦泉水的品質非常高，各方面的條件都適合進行高端飲用水產品的開發”，郭慶華表示，濱海聚成終于看到了企業轉型發展和響應中央精準扶貧之間的一個完美“契合點”。

2011年4月，濱海聚成正式決定投資1.5億元開設青海聚能s度飲料股份有限公司，并在當月付諸建設。在此之前的半年時間里，郭慶華董事長往返津青不下20次，與天津援青干部、青海本地干部交流、分析項目投資建設的可行性和前景。所以，最終才作出了這個頗具魄力的決定。

很難想象，一座工藝水平國內領先的高端飲用礦泉水廠能夠在4個月時間里就拔地而起并最終投產。如果考慮到惡劣的氣候、高原凍土、交通運輸和施工難度等重重困難，那么s度工廠和品牌的構建速度，無疑是一個奇跡。

當2011年11月s度天然礦泉水成功下線時，媒體還曾經用頗為驚詫的筆觸，描寫這一景尊扶貧的典范：“神m泉的圣水終于有機會流出雪山，流向世界，更多的人不僅知道了‘s度’，也知道了‘河南蒙旗’（河南蒙古族自治縣的俗稱）這個美麗的地方。”

經過五年的篳路藍縷式的創業，s度已然成為集天然礦泉水研發、生產、銷售、物流、服務于一體的綜合性高端飲用水企業，在本土企業締造高端水民族品牌的道路上再進一步。

開發的前提是絕對地保護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在參加青海代表團會議時強調，青海發展一定要生態保護優先，扎扎實實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保護好三江源，保護好“中華水塔”，確保“一江清水向東流”。

實際上，開發與保護并重，是s度建廠之初就奉行的宗旨。為保護這一地球生命水源帶上難得一見的“生態處女地”，s度早在2013年6月，就發起了“三江源生態”保護行動，并從企業層面成立了中國首支企業水資源保護隊――“s度三江源水資源保護隊”。

郭慶華介紹，為保護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的生態環境付諸實際行動，水資源保護隊將結合三江源保護區地質、水文地質條件、含水層的天然保護能力等情況，遵循因地制宜、合理的原則，建立科學、高標準的保護制度。

目前，保護區已達到三級圍欄防護措施，實施24小時監控與巡查，保證水源地保護區的安全無污染。據悉，s度水源地保護，已經納入到青海省及黃南州的“十三五規劃”之中，地方政府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就在今年的3月23日，河南縣當地政府授予s度300平方公里專屬水源保護區揭牌儀式正式舉行，這標志著，s度在對三江源區域環境保護與可持續開發中，將起到越發重要的意義。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

在為青海下達的攻堅扶貧的總動員提到，確保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牧區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強調脫貧攻堅一定要扭住精準，更加注重教育脫貧，更加注重提高脫貧效果的可持續性。

事實上，在精準扶貧的道路上，s度的每一步都可以說是緊扣時展的脈搏。s度的投資方濱海聚成早就在扶貧實踐中國總結出，精準扶貧的要義之一，就是激發出當地的“造血”能力。所以，通過產業的開發進而帶動稅收、就業，有效將當地資源優勢轉化成經濟優勢，對于貧困地區各項事業的發展都將大有裨益。s度品牌的建立，充當的就是為當地經濟“造血”的使者。

在s度誕生五年之際回眸其給當地經濟環境所帶來的變化，可以用立竿見影來形容。因為氣候條件惡劣，河南縣當地人素以游牧為主，生活艱苦程度可想而知。郭慶華透露，公司成立后，很快就吸引了當地50多人到企業任職，在用工高峰時段，員工人數則達到近百人。這些員工的平均月薪遠超當地的平均水平。而且，員工們享受著免費食宿、電視、網絡、體育等一應福利。

如果說薪酬和物質方面的激勵解決了當地員工的后顧之憂，那么職業技能和知識培訓，無疑是為他們開拓了更多發展的可能性。據統計，從s度建廠之初的2011年算起，不下百人次被派往西寧、天津學習培訓和參觀考察，這大大提高了來自當地的職工們的勞動技能和知識水平。

除了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當地的就業之外，s度在當地的慈善捐贈中鮮有缺席。為幫助當地生活困難家庭的孩子上學，郭慶華還先后資助60名貧困大學生。以前，這里的孩子上了大學后都很少回來就業，而郭慶華公司的成立吸引了很多大學生畢業回到自己的故土，在“s度”任職。

而因為s度的創建而帶來的輻射作用更是不容小覷。如今，名為“s度”健康之旅的旅行路線已經開辟，數以千計的游客紛紛踏上“s度”小路、品神m泉圣水。企業周邊的飯店、賓館營業額平均提高了30%，為企業配套的倉儲物流也日趨完善，有效地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第5篇

關鍵詞：精準扶貧；政策執行；基層組織；治理能力

中圖分類號：F12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7）01-0001-08

收稿日期：20160906DOI：10.13968/ki.1009-9107.2017.01.01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14JZD030）；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6YJC710010）

作者簡介：雷望紅（1991-），女，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鄉村治理。

一、問題的提出

2013年底，由中辦和國辦聯合出臺了《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提出，要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按照縣為單位、規模控制、分級負責、精準識別、動態管理的原則，逐村逐戶制定幫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實做到扶真貧、真扶貧，確保在規定時間內達到穩定脫貧目標。2014年初，中央和地方紛紛制定了精準扶貧的戰略規劃，地方政府逐步進入實施階段。

精準扶貧政策，試圖通過改“漫灌扶貧”為“滴灌扶貧”的方式，既能夠節約扶貧資源，又能夠有針對性地扶持貧困戶，但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面臨著多個層面的困境。一方面，在執行中出現目標偏離，表現為精英俘獲[1]、貧困戶參與不足[2]以及多種排斥現象[3，4]；另一方面，在政策落地時，會出現政策與村莊的不匹配現象，比如產業支持、安居扶貧等政策無法有效扶持貧困戶[5，6]。不僅如此，精準扶貧政策還會引起村莊激蕩，由于盛行平均主義思想，村民們要求對于政策資源進行公平分配，由此會引發上訪等問題，給村莊帶來新的治理難題，甚至會出現鄉村治理的“內卷化”[1，2]。

精準扶貧政策的目的在于扶貧，實現路徑在于“精準”二字，但從目前學界研究的整體上看，主流觀點認為精準扶貧出現了嚴重的不精準執行現象。關于精準扶貧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不精準執行問題，大致有三種解釋路徑：（1）從官僚體系的視角出發，認為是央地關系、社會控制和社會成本承擔等因素導致了執行困境[3]；（2）從村莊的內部特性尋找原因解釋，村莊社會環境、鄉土社會的特征、社區精英被俘獲、貧困群體集體行動的缺乏等因素影響了政策的執行[1]；（3）從政策本身進行解釋，認為精準扶貧政策本身具有內在悖論，由于忽略了扶貧對象的內部差異性，從而引發執行問題[2]。另有一些學者主張從轉型的角度認識當前的扶貧問題，從而理解貧困治理的復雜性所帶來的精準扶貧挑戰[7]。

精準扶貧政策的不精準執行，本質上是政策執行偏差問題。已有研究對于精準扶貧政策的理解與認識，從總體上來看，側重于從政策落地的制度基礎和社會基礎探討政策執行的狀況，而忽視了政策執行主體即基層組織的重要性。制度基礎與社會基礎具有不可逆性，從這些角度出發，對于政策執行的改善無法做到對癥下藥。若從基層組織的角度探討精準扶貧政策的執行問題，可以把握政策執行的情境性，因此能夠洞悉政策執行偏差的直接原因，從而及時糾偏。本研究立足于贛南宋村的調查經驗，呈現當地精準扶貧政策執行偏差，從基層組織的角度予以解釋，并以此為基礎，拓展理解當前我國農村資源輸入的組織困境。

二、精準扶貧政策的實踐個案

2014年5月，國務院扶貧辦等七部門聯合頒發了《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要求通過對貧困戶和貧困村進行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引導各類扶貧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扶貧到村到戶。贛南宋村宋村是贛南最大的行政村之一，全村在冊人口為8 837人，實際人口接近萬人（嚴格計生時期的黑戶多）。筆者于2016年7月4-24日在該村進行為期20天的調查。于2014年底開始集中精力開展精準扶貧工作，總共確定421戶貧困戶，1 468個貧困人口。2015年宋村將扶貧工作確定為中心工作，在具體的政策實踐過程中，該村存在著明顯的不精準執行現象。

（一）精準識別不精準

貧困人口與貧困戶的識別與確定，原則上要求申請評議，由群眾根據自己的家庭情況自行申請，由村組干部評議、公示公告，再由上級進行篩選和抽檢。在村委會具體的識別過程中，宋村干部為了減輕精準識別的麻煩，實際操作過程如下所述：

上面給了我們村1 468個貧困指標，基本上每7個人中有1個是貧困人口，指標這么多，誰是貧困人口根本辨不出來。具體分配的時候，村里按照人口比例分到小組，由小組長評選，再由包組組長進行確認，村里按照入選人口大致做個評選，砍掉條件明顯比較好的，留下條件差的。小組長評選時，有時也有私心，但主要權力還在村干部。

宋村村干部在精準確定貧困戶上，實際上面臨兩難困境：一方面，宋村分配到的貧困戶名額過多，貧困名額占到全村人口的15%，遠遠超過實際貧困人口；另一方面，宋村村民的經濟差異不明顯，村干部容易選出絕對貧困群體，但不易選出次貧困群體，名額分配的標準不易確定，即使按照民主評議的方式，也無法公平地識別和確定。因此，村干部不得不采取主觀評議的方式選擇貧困戶，避免群眾申請和民主評議，并通過打球的方式，將名單公布在村委會六樓的會議室。

2.權責不匹配的無力。精準扶貧的政策由中央層面作出，但由基層組織具體執行和落實。基層組織責任重大，對貧困戶的具體幫扶責任主要落在基層干部身上。一方面，他們需要親力親為為貧困戶出謀劃策、擬定計劃、支持脫貧，另一方面，他們需要做好規范化管理工作，跟蹤與記錄，如果出現紕漏，需要承擔失職的責任。在精準扶貧政策的執行上，基層干部既是政策的具體執行者，也是責任的直接承擔者。

然而，基層干部肩負的責任與享有的權力嚴重不匹配，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分稅制和農業稅改革以后，基層組織喪失了資源汲取能力，高度依賴上級政府的轉移支付，可支配資源極其有限；二是隨著官僚制的深化發展，上級政府對于基層治理的干涉程度強化，在面對鄉村社會的現實問題時，基層干部喪失了治理的靈活性。當精準扶貧政策出現時，基層干部一無充足資源，二無政策權力，只能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硬著頭皮，按照上級要求執行政策。他們一面利用國家政策，一面動用私人資源，試圖完成幫扶工作，但政策渠道未打通，如銀行設置種種障礙不給真正的貧困戶貸款，私人扶持也不易獲得，私人普遍不愿進行風險幫助。因此，幫扶干部們要真正完成幫扶脫貧工作難度極大。況且，一位幫扶干部面對幾十個貧困對象，難度可想而知。在權責明顯不對等的情況下，他們只好選擇性退步，只完成相對容易的形式幫扶工作，即通過文字脫貧的方式交差，以期在運動期限內糊弄過去。

3.壓力考核下的自保。目標管理責任制在權威體系內部構建了一套“責任―利益連帶”的制度性聯結關系，形成基層政權運行與地方社會的治理壓力[12]。目標管理責任制在基層組織中所營造的壓力氛圍，會促使基層干部通過策略主義的方式，尋求自恰的生存之道[13]。實際上，策略主義的運用，既是基層組織的治理智慧，也是基層政權不得已的選擇。

目標管理責任制具有明顯的目標導向，通過對目標達成狀況的考核進行獎優懲劣，但由于目標實踐過程不可保留，無法完整呈現，只能通過形式化的文字材料呈現出來。文字材料就如同一份考卷，在上級進行檢查時，如果“考卷”出現紕漏，上級“打分”低，不論平日里的工作做得多好，都相當于未實現目標。同樣，在向上呈閱工作材料時，如果數據不好看，與規定目標相差甚遠，也會受到上級的批評與懲罰。在壓力型體制之下，基層組織更加看重上級的考核工作而非具有實質意義的實踐工作，因此，基層干部會進行策略性轉換，將文字材料的準備工作置于政策執行之上。面對精準扶貧工作，宋村村干部最強調的是數據的“正確性”，他們要反復核對文本數據與網上數據，國網與市網的數據。在上級檢查時要確保所要回答的數據與貧困戶家庭的文本情況一致，以免在領導問話時回答失誤。在目標責任制下，政策落實通過文本形式的呈現，實際目的在于通過考核避免懲罰，以實現基層干部的自保。

（三）基層干部的政策定位

從基層組織的角度來分析精準扶貧政策的具體執行，能夠觀察到基層干部政策執行的情境。在基層治理資源有限、權責不對等和壓力型的考核體制之下，基層干部會對政策進行定位，選擇執行的方式與力度。盡管精準扶貧政策以政治運動的形式下達，但貧困具有相對性、流動性，消除了今天的底層，明天還會出現新的底層，今天解決一批，明天會新出一批，以突襲式的方式根本無法啃掉這塊“最難啃的硬骨頭”。在基層干部看來，這場針對貧困的運動式治理，“就是一陣風，很快就會過去” [14]，上級部門規定了目標達成時間，不論任務完成與否，在政治壓力之下，各級政府都必須“完成”既定目標。

在短促的扶貧運動中，基層政府一方面要在壓力考核下滿足上級目標達成的愿望，一方面要在基層治理資源匱乏、權責不匹配的情況下完成任務。他們需要在兩者之間尋找到平衡，既去完成任務，并讓上級在檢查時感到滿意，又不完全按照上級的要求做事。因此，精準扶貧政策在基層就被定位為隱秘的資源分配政策和文本制作工作，基層干部低調地將名額和資源分發下去，能否真正幫扶到貧困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數字考評呈現政策執行的樣態。在基層干部的這一政策定位之下，政策執行必然產生不精準執行現象。

四、國家資源輸入的基層組織困境

農業稅費改革后，公共服務型福利國家取代了控制提取型國家[15]，國家改“資源汲取”為“資源輸入”，通過項目下鄉的方式向農村社會輸入資源。在國家資源輸入的背景下，基層組織如何承接資源、如何執行國家政策成為一項重要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精準扶貧政策是國家的又一大惠農政策，基層組織在政策執行時所面臨的治理成本、權責問題和考核壓力等執行約束，暗含著基層組織的深層困境，嚴重制約了國家資源的輸入效率與國家政策的執行力度。

（一）資源輸入背景下的基層組織樣態

農業稅費取消以前，國家表現出強者形象，具有高度的專制權力[15]，保持著對于基層社會的強勢汲取。此時，國家為了保持對于基層社會的汲取能力，與基層組織結成合謀關系，默許和容忍基層組織的過激或違法行為，導致國家政權與農民關系的緊張狀態。基層組織則由于和農民在各項事務上密切互動，建立緊密關聯。稅改以后，國家改變治理思路，通過資源輸入不斷向農民示好，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關系迅速拉近。然而，由于中央掌握財政的分配權，形成了“中央財政喜氣洋洋，省市財政勉勉強強，縣級財政拆東墻補西墻，鄉鎮財政哭爹叫娘”的分配格局[16]，鄉鎮財力下降，可支配資源嚴重不足。鄉鎮不得不依賴上級的資源轉移，中央借機約束和規范基層組織的治理行為，導致基層組織日益喪失治理自主性。由此帶來的后果則是，基層組織與國家的信任關系被打破，與農民之間的關系日漸疏遠與惡化（見圖1）。

在基層組織治理能力日益弱化的狀況下，基層組織承擔的自上而下的任務與自下而上的訴求卻不斷增長。在稅改以前，基層干部對上主要完成收取稅費與計劃生育工作，對下主要則是解決矛盾糾紛和分配土地。國家加大向農村社會輸入資源以后，大力發展民生事業，將提高農民的收入和改善農民的生活環境作為重要工作。國家改善“三農”的宏愿落到基層組織，不斷累積的自上而下的任務堆積到基層干部身上，農民則借助國家對于“三農”領域的傾斜充分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對上的期待不斷高漲，基層干部承擔著來自于國家和農民日益增長的雙重任務（見圖2）。

參考文獻：

[1] 邢成舉. 村莊視角的扶貧項目目標偏離與“內卷化”分析[J].江漢學術，2015（5）：1826.

[2]葛志軍，邢成舉. 精準扶貧：內涵、實踐困境及其原因闡釋――基于寧夏銀川兩個村莊的調查[J].貴州社會科學，2015（5）：157163.

[3]左停，楊雨鑫，鐘玲. 精準扶貧：技術靶向、理論解析和現實挑戰[J].貴州社會科學，2015（8）：156162.

[4]鄧維杰. 精準扶貧的難點、對策與路徑選擇[J].農村經濟，2014（6）：7881.

[5]李博，左停. 精準扶貧視角下農村產業化扶貧政策執行邏輯的探討――以Y村大棚蔬菜產業扶貧為例[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4）：6673.

[6]付少平，趙曉峰. 精準扶貧視角下的移民生計空間再塑造研究[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6）：816.

[7]邢成舉，趙曉峰. 論中國農村貧困的轉型及其對精準扶貧的挑戰[J]. 學習與實踐，2016（7）：116123.

[8]邢成舉，李小云. 精英俘獲與財政扶貧項目目標偏離的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13（9）：109113.

[9]T B Smith.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J].Policy Science，1973， 4（2）：203205.

[10]周雪光. 運動型治理機制：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再思考[J].開放時代，2012（9）：105125.

[11]歐陽靜. 論基層運動型治理――兼與周雪光等商榷[J].開放時代，2014（6）：180190.

[12]王漢生，王一鴿. 目標管理責任制：農村基層政權的實踐邏輯[J].社會學研究，2009（2）：6192.

[13]歐陽靜. 運作于壓力型科層制與鄉土社會之間的鄉鎮政權――以桔鎮為研究對象[J]. 社會，2009（5）：3963.

[14]邢成舉. 壓力型體制下的“扶貧軍令狀”與貧困治理中的政府失靈[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5）：110.

[15]黃宗智. 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J].開放時代，2008（2）：1029.

[16]周飛舟. 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稅費改革對國家與農民關系之影響[J].社會學研究，2006（3）：138.

[17]孫立平，郭于華.“軟硬兼施”：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的過程分析[C].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2000：4245.

[18]吳理財. 應注意農村基層的選擇性治理[N].學習時報，20090112（5）.

[19]劉寧，黃輝祥. 選擇性治理：后稅費時代鄉村治理的一種嘗試性解讀[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1）：7984.

第6篇

2015年7月15日，貴州省委書記陳敏爾到羅甸聯社邊陽信用社調研時指出：現在群眾面臨貧困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缺資金，二是缺技術、缺技能。信用社把資金解決了，政府就能將其余問題解決。農信社對促進農民致富非常重要，要進一步擴大支農信貸規模，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為農業農村發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持。

為認真貫徹落實陳敏爾書記的指示精神，羅甸聯社積極主動作為，2015年9月7日，在木引鎮召開了羅甸縣農村金融精準扶貧試點工作會，拉開了羅甸聯社金融精準扶貧的序幕。

今年以來，羅甸聯社緊緊圍繞省、州、縣大扶貧戰略金融服務精準扶貧行動和省聯社“三做實一保障工程”總要求，創新“特惠貸3+2”模式，截至7月末，提前5個月在全州農信社率先完成全年“特惠貸”投放任務。今年下半年，羅甸聯社按照“高起點、全方位”原則，與貴州羅甸西南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合作，在玉都北殿省級現代高效農業示范園區積極探索“農信聯區、精準扶貧”試點工作，形成“示范園區+公司+合作社+農信社+貧困戶”的金融精準扶貧新模式。

參與入股分紅利

園區就業掙薪金

羅甸聯社以“特惠貸”為抓手，與園區合作，采取“貧困戶+合作社+公司+園區”模式，由公司作“特惠貸”全額還款保證擔保，鎮政府和村支兩委領辦成立合作社，由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轉變。

根據“特惠貸”扶貧政策，羅甸聯社向建檔立卡貧困戶每戶發放5萬元貸款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對“特惠貸”資金進行統一管理，并投資到公司參與園區建設經營，公司按7%的年息給貧困戶分紅。目前，邊陽鎮500戶貧困戶已獲得“特惠貸”資金2500萬元，并全部投入園區建設經營，貧困戶每戶每年將從公司獲得3500元的保底分紅，總計175萬元。

玉都北殿省級現代高效農業示范園區建成后，帶動1500余人就業，其中850人為產業工人。羅甸聯社與公司約定，對獲得“特惠貸”參與經營的貧困戶，公司需按每戶至少解決1個勞動力就業的要求優先聘用為園區產業工人，且貧困戶產業工人的工資收入要略高于非貧困戶產業工人。目前公司已按照約定聘用60余名貧困戶產業工人，每個工人每年將獲得約3萬元的薪金收入。如果實現500戶貧困戶每戶至少1人就業，貧困戶每年薪金總額將達1500萬元左右。

新型經營主體帶動

組團發展產業

羅甸聯社緊緊圍繞園區農業種植板塊“公司+農戶+020”運營模式，支持公司引用臺灣嘉農現代農業高科技種植技術，針對園區農業板塊統一規劃、統一種植、統一標準、統一管理、統一運營，打造綠色、生態、健康旅游園區。

通過“園區+中心+農戶”模式，配套設立臺灣現代高效農產品和精品果園研發中心，同時配套100畝育苗中心，中心與農戶簽訂協議，負責提供苗種和保價回收，羅甸聯社通過“特惠貸”和“致富通”小額信貸對農戶不足資金給予支持，再通過線上線下Ο2Ο電商平臺銷售系統讓農戶與園區共同發展，真正得到實惠。

通過“公司+基地+合作社+農戶”模式，支持園區打造貴州首家苗圃公園，預計栽培500畝適宜本地生長的苗木，建成生產型、觀賞型、環保型的生態花木苗圃基地，為羅甸城鎮建設和新農村建設服務。

由聯社與公司聯合，幫助村支兩委成立生態花木苗圃專業合作社，由苗圃公園提供廉價苗木支持合作社、周邊農民利用流轉土地、承包地、房前院后、道邊河床進行栽種。

同時，以園區農業種植板塊的高附加值精品果蔬和藥材為主，支持園區打造高效農業育苗區、精品水果區、有機蔬菜區和珍貴藥材區，采用“公司+合作社+家庭農場+種植大戶”等組團模式，帶動周邊農戶發展產業。

圍繞大扶貧戰略

實現產業鏈利益聯結

按照“農信聯區、精準扶貧”的總要求，羅甸聯社與公司、園區圍繞羅甸大扶貧戰略行動，以實施精準扶貧為目的，充分發揮園區驅動、公司帶動、農信推動作用，建立園區產業鏈利益聯結機制。

一是以公司為龍頭，由羅甸聯社提供一攬子綜合金融服務支持，按照統一的準入條件擇優選擇縣內企業共同建立園區企業產業鏈聯合會和1+11>12的平臺運營模式，按入會企業年均純利潤的3%提取聯合會基金，為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在養老、教育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幫助。

二是由羅甸聯社和公司各自出臺優惠政策，對入駐園區的企業（商家）由羅甸聯社做好優質金融服務，公司在商鋪購買、出租等方面提供價格優惠，建立起企業（商家）與合作社、農戶的利益聯結共同體，帶動產業發展、農民增收。

三是發揮園區輻射帶動作用，對園區轄內農戶、居民、商鋪統一進行立面改造、統一規范經營管理、統一經營服務理念，走共同發展道路，有力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

高起點支持

全方位服務

“農信聯區、精準扶貧”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由羅甸聯社獨家為園區提供“高起點、全方位”和“方便、快捷、靈活、高效”的一攬子綜合金融服務，并根據園區實際，制定出臺經聯社和公司認可的園區綜合金融服務實施方案并組織實施。

提供園區融資業務。一是在園區初期建設階段提供“特惠貸+扶貧再貸款”的低成本融資支持。今年起到2018年，羅甸聯社將給予園區建設不低于5000萬元的“特惠貸”信貸資金支持。同時，幫助園區積極協調人民銀行申請不低于1500萬元的扶貧再貸款支持。二是在園區投入運營和后期建設階段，積極為園區提供固定資產貸款、流動資金貸款、最高額可循環使用貸款、票據貼現、銀行承兌匯票等。三是在園區全面投入運營后，為入駐園區和園區范圍內的企業、商家、個體工商戶和農戶提供“貴園信貸通”“黔微貸”“致富通”等一系列信貸金融產品。

提供資金結算業務。一是為園區提供資金結算、代收代付、現金管理等日常資金結算業務。二是充分利用羅甸聯社科技信息系統與園區共同建設門票代售、消費無現金交易電子銀行系統。

提供電子銀行產品服務。全方位為入駐園區和園區范圍內的企業、商家、個體工商戶和農戶提供網上銀行、手機銀行、微信銀行、信合卡、POS機、多媒體自助終端等多種電子銀行產品，有條件的還可安裝布設ATM機。

打造羅甸首家現代高級農業示范園區“園區銀行”。配置專職客戶經理為入駐園區和園區范圍內的企業、商家、個體工商戶和農戶提供全方位的綜合金融服務。

建立高管人員聯系園區制度。由羅甸聯社理事長直接聯系園區，建立定期溝通交流制度，為園區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

此外，把誠信建設作為園區核心文化內容之一，著力打造誠信園區，讓游客和消費者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行得省心、游得開心、購得歡心。

第7篇

示范帶動，抓好“一個試點”

以十八洞村試點作為精準扶貧的突破口，探索出了“五個精準”經驗。

精準識別貧困對象。制定完善“三榜三審九個不評”程序，全村精準識別貧困對象136戶542人。

精準發展支柱產業。立足長遠，規劃并啟動特色鄉村游；瞄準中期，在縣生態農業科技示范區流轉土地1000畝建設精品獼猴桃基地；抓牢短期，鞏固發展煙葉、稻田養魚等特色種養業，發展苗繡加工和勞務經濟。

精準改善民居環境。在“三通”基礎上，將民族傳統文化保護與“五改”相結合，家家用上了放心電，戶戶通上了自來水，青石板路通到農戶大門口。

精準提供公共服務。完成村小學、村衛生室改建并完善相關設施，全村新農合和新農保參保率達100%，144名低保對象實現應保盡保，貧困學生實現應助盡助。

精準創新扶貧機制。推行“思想道德建設星級化評定”，每季度公開評選星級農戶，激勵群眾自力更生，建設家園。建立了苗繡等7個專業合作社，探索出“跳出十八洞發展十八洞產業”等產業扶貧新路子。2015年4月，十八洞村獲評全省文明村。

精準施策，把握“三個環節”

把握好“要扶誰”“誰來扶”“怎么扶”這三個環節，是搞好精準扶貧的重點。

在“要扶誰”的問題上，重視群眾參與監督。借鑒十八洞村經驗，群眾全程參與識別過程監督，杜絕優親厚友等現象。去年9月，在全省率先精準識別出貧困對象18773戶，74682人。加快構建“花垣縣精準扶貧信息平臺”，對貧困戶全部建檔立卡并錄入系統，做到動態實時管理監控，并通過對平臺大數據分析，實現扶貧資源更加有效的精準配置。

在“誰來扶”的問題上，重視幫扶力量整合。在全省率先設立鄉鎮扶貧開發辦并配備2名專職干部。采取“領導聯鄉、單位包村、干部駐村、一定三年”的模式，對全縣162個貧困村實行駐村工作隊全覆蓋，全縣干部與現有60684名貧困對象結成幫聯對子。所有工作隊員每個月駐村達到20天以上，并落實“三同”和“三個一次”，即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工作”，“幫扶單位分管領導每個月到駐點村開展一次檢查，主要領導每兩個月到駐點村開展一次調研，所有的干部職工每個季度到駐點村開展一次活動”。同時，把駐村幫扶納入幫扶單位領導班子、干部績效考核之中，作為“末位淘汰”的重要依據，對優秀的駐村干部優先提拔重用；對工作責任不落實、工作無起色的，堅決依紀依規予以問責。

在“怎么扶”的問題上，重視機制完善創新。按照總書記指示精神，把“種什么，養什么，從哪里增收”想明白，編制和完善縣鄉村三級產業扶貧規劃，堅持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游則游、宜商則商，大力發展農村脫貧產業。加快建設總投資50.7億元，規劃面積68.5平方公里，含“一園一帶七大基地”的現代生態農業科技示范區，已完成投資8億元，23家龍頭企業或專業合作社落戶園區，帶動2萬多農民在家門口就業。全縣形成種植煙葉、商品蔬菜、茶葉、油茶、水果和養殖湘西黃牛、鱘魚、乳鴿、大鯢、竹鼠等特色種養熱潮。

破解瓶頸，解決“三個難題”

解決好“缺資金”“缺技術”“缺市場”，是讓群眾真正脫貧的關鍵。針對“缺資金”問題。2013年11月以來，累計投入各類資金5億元，實現扶貧資金使用向“握指成拳”轉變。積極發展村級“互助金”等融資，推進5萬元以下無抵押、無擔保的小額扶貧貸款發放。推進股份合作幫扶、委托幫扶，由農戶以土地使用權、幫扶資金等入股或委托龍頭企業，每年獲取股權分紅或委托合同約定利潤，2352戶9444名貧困人口受益。針對“缺技術”問題。開展“車間授業、田間辦班” 等精準培訓，使群眾不出村、不離戶即可對接市場需求獲得實用技能培訓，2014年以來完成勞動技能培訓4.8萬人次，參訓務工人員就業率達97%。

針對“缺市場”問題，采取龍頭企業帶動、興辦合作社、家庭農牧場等方式，促進農民經營組織化、社會化、專業化，不斷擴大“訂單農業”覆蓋面，切實解決農產品“賣難”問題。全縣大型龍頭企業發展到15家，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345家，帶動普通農戶近4萬戶。

創新理念，做到“三個結合”

創新理念，跳出農村抓扶貧，跳出農業興產業，不斷拓寬精準扶貧路徑。

與加強民生保障緊密結合。整合各類資金投入民生領域，2014年，全縣民生財政支出達12.56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65.8%。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實現全覆蓋，低保做到應保盡保，新農合參合率達99.8%。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加大困難家庭學生資助力度，全縣157所農村學校全面實施營養改善計劃，惠及學生2.2萬余人。全縣99.7%的村通水泥路，90%的村完成農網改造，群眾生產生活條件不斷改善。

第8篇

縣檢察院堅持把做好精準扶貧工作作為踐行司法為民的重要抓手,真心為民，真情幫扶,為困難群眾辦實事好事，解決實際問題,努力幫助拔窮根、摘窮帽，贏得了群眾的廣泛贊譽。

該院首先以定任務的形式,每名干警都按照要求結對困難群眾,并且為了加強基層組織建設,還選派1名干警擔任扶貧“第一書記”,在開展精準扶貧過程中,詳細調查了解每戶困難群眾的實際,定期深入基層群眾,了解群眾困難和需求,找準服務群眾的突破口和著力點。

在進行精準摸底的同時,根據每戶情況的不同特點和原因,對相關困難進行梳理匯總,建立健全干警走訪民情筆記和幫扶臺賬制度,制定詳細的幫扶計劃和措施,提升精準扶貧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在建立幫扶臺賬的基礎上,干警通過本院和借助其他部門的力量,積極幫助群眾解決低保申請、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實際困難,以實實在在的成效體現工作的意義和價值。

此外,該院還完善需求首問負責制、限期辦結制和責任追究制,加強監督檢查考核力度,對精準扶貧建立考核機制,完善獎懲措施,倒逼干警一抓到底、善始善終,確保群眾反映的問題件件有著落、事事有回音,切實讓這項工作不走形式,不落空,讓干警在這樣的工作中踐行群眾路線、增強群眾觀念。

截至目前,該院針對結對幫扶的79戶困難群眾,協調相關部門，解決接通自來水、提供就業機會等困難95件。

第9篇

為了進一步抓好“三到村三到戶”扶貧工作，察右中旗委政府高度重視，6月18日組織召開了由駐村工作隊全體隊員及包扶單位負責人參加的三到村三到戶扶貧工作動員會，會上旗委書記趙向紅作了重要講話，明確了三到村三到戶工作是實現“精準扶貧、靶向療法”的重大舉措，是創新扶貧機制的著力點和重要抓手。進一步明確了駐村工作隊的責任和義務，8月初由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長劉秀率旗委組織部、扶貧辦負責人府就三到村三到戶工作進行了專項督查和調研，指出了各工作隊存在的問題，對下一步工作進行了安排部署。

一、認真抓好建檔立卡工作

按照自治區扶貧辦建檔立卡工作安排，為了切實做好我旗扶貧開發建檔立卡和信息化建設工作，建立健全扶貧對象識別機制，確保扶貧對象得到有效扶持，按照自治區和烏蘭察布市“三到村三到戶”扶貧工作要求結合我旗實際情況，制定下發了《察右中旗建檔立卡工作方案》，成立了旗鄉兩級領導小組，精心組織，求真務實、協調推進。組建了由內蒙古黨史研究室等7個廳局、烏蘭察布市市委辦等10個市直部門和旗、蘇木鄉鎮的干部、科技人員、大學生村官等313名工作人員組成的15個扶貧工作團，60個駐村工作隊，分別進駐60個貧困嘎查村，開展扶貧開發工作，目前各工作隊全部進入工作狀態。深入貧困村進行調查摸底，查找貧困村貧困原因，了解貧困戶的發展意愿，幫助貧困戶理清發展思路，制定貧困村村級發展規劃和到戶扶持計劃，圍繞村級發展規劃和到戶幫扶計劃落實幫扶措施。

按照貧困村、貧困戶識別標準和原則，經過駐村工作隊及旗、鄉、村各級干部的努力工作，我旗已基本完成貧困村、貧困戶、貧困人口的識別工作，共識別出貧困村60個，自治區貧困線以下貧困戶1.26萬戶3.62萬人，其中國家貧困線下1.1萬戶3.2萬人，自治區貧困線以下貧困人口占常住農牧業總人口的39.8%，國家貧困線以下貧困人口占農牧業常住人口的35.2%。

二、“三到村三到戶”扶貧項目進展情況

2014―2017年規劃實施60個整村推進項目村建設，一次規劃分年度建設，到2017年貧困村貧困人口基本兩不愁三保障。貧困村實現實現一產業、一項目、六個有和十個全覆蓋。人均純收入達到6000元以上。

我們按照《自治區財政扶貧資金使用和管理辦法》財政扶貧資金重點投向貧困村支持農牧業及相關產業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的要求，整村推進今后四年完成投資1.2億元，重點抓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科布爾鎮奶牛產業發展區：（涉及6個村）以提升貧困村奶牛養殖水平為主，加快奶牛養殖園區的升級改造和飼草料基地建設，新打配套機電井30眼，鋪設地埋管道4.8萬米，開發飼草料基地6000畝，種植青玉米等飼草作物，發展奶牛養殖業，升級改造奶牛養殖牧場3處。新建B級奶牛養殖牧場1處，進一步擴大奶牛養殖規模。

二是以巴音、烏素圖、鐵沙蓋為主的紅蘿卜種植區（涉及11個村）：以穩定紅蘿卜種植面積、提高種植水平和提高紅蘿卜品質為主，更新機電井60眼，配套管道9.6萬米，開發、更新、改造節水灌溉面積8000畝，種植紅蘿卜。

三是以廣益隆、土城子、鐵沙蓋、黃羊城、宏盤等馬鈴薯、葵花種植區（涉及30個村）：重點以開發膜下滴灌開發節水灌溉農田為主，發展馬鈴薯、葵花、肉牛養殖業，新打、更新配套機電井150眼，管道24萬米，修筑農田防洪工程8處6300米，開發節水灌溉面積2.4萬畝。種植馬鈴薯、葵花2萬畝，發展肉牛養殖500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