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8-21 1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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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西方啟蒙運動之后，隨著人的理性和主體性的覺醒，在工業(yè)革命帶來的現代觀念語境條件下，先后催生了印象、后印象、立體、構成、未來等各種藝術風格和諸多流派的登場演繹。一般來說，我們認為的西方現代繪畫藝術的發(fā)端大概要源自于馬奈的繪畫作品《草地上的午餐》。
畫面上那有違傳統(tǒng)道德和生活邏輯的兩個女固然是引起當時人們爭論的焦點，但事實證明，畫面呈現的平面感與弱化再現的構成因素，卻是后來現代審美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征。不幸的是，這種物質審美特征隨著西方現代藝術的發(fā)展最后在二十世紀中葉之后的極簡藝術和緊隨其后的觀念藝術中幾乎喪失殆盡，最后連繪畫本身都幾近取消，終于現代藝術在所謂“純粹”中概念化和哲學化。
的確，我們很難想象現代繪畫的歸宿居然是在純粹的“哲學化” 和“概念化”中終結的，事實上，被公認為現代繪畫藝術起源的馬奈的作品卻并不是純理性的哲學概念的外化。wWw.133229.Com盡管形式主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典型的現代主義表征，——這個我們可以從其后的立體派、構成主義等風格作品上明顯看到這種“工業(yè)社會”生成的美學特點。但對于馬奈那違反邏輯的“大片色塊”和“大塊面”的構圖來說，也并不完全是純粹的抽象樣式，或者僅僅是略帶平面空間的意味，盡管我們現在已無法知曉當時馬奈的真正意圖，但也許這樣處理才使得畫面本身更像一幅符合現代審美語境下的作品。正如當時左拉評論的那樣：“馬奈并沒有承擔描繪某種抽象思想或某個歷史事件片段的工作。” 也就是說，馬奈既能從一般的敘事性題材中抽取出偶然的和非規(guī)范的審美因素，同時又避免了哲學化的絕對形而上。
的確，美學終究不等同于哲學，我們知道，盡管美學與哲學這兩門學科看似若即若離，其實，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正是基于美的特質才保持了它的獨立性并賦予了它與哲學并行不悖的特殊地位；于是才有了黑格爾將物質呈現的“美”斷言為“理念的感性顯現”；克萊夫·貝爾的形式主義理論盡管為此后的抽象主義大開了方便之門，但他的“有意味的形式”顯然向人們昭示著其形式仍在審美的范疇之內，他對其界定為“以一種特定方式組合的線條與色彩的組合，激起我們審美情感的某些形式和形式關系。”
毫無疑問，當格林伯格那極端的“非常接近裝飾”的現代主義繪畫理想最終實現時，此時的現代主義風格樣式仍然顯示著二十世紀中葉前衛(wèi)藝術實驗性的蓬勃生機，為什么呢？因為它仍然還沒有取消物質上的審美形式。
我們不妨對照傳統(tǒng)意義上那些強調體積空間的自然主義構圖格局與現代主義早期繪畫中那些二維平面性畫面上的形式，除了造型和空間形式的處理不同之外，我們將會看到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物質審美特質和美學形式仍然是兩者的共同之處。盡管現代審美有別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審美”范式。遺憾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后的現代主義繪畫最終拋棄了這種物質審美因素，終于使現代主義繪畫走向枯竭已成為不可避免。
可以說，物質審美的缺失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物質的失落，是對具有審美意義下的物質因素的取消和否定。勿庸諱言，物質審美的缺失，藝術的純粹哲學化，將無異于藝術的自殺！
假若說西方現代主義繪畫是在十九世紀末對以三維透視為主的自然寫實的傳統(tǒng)審美的可信性提出質疑的話，那么早在我國晚唐時期，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就指出：“傳移模寫，乃畫家末事。”并提出了“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 [1]一說，這種經營構成的審美思路是在繼謝赫的“六法論”上的一個發(fā)展和提升，多少有些類似現代的審美傾向，與西方現代繪畫的形式美學和構成美學是不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呢？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方對寫實繪畫的變革是基于兩種不同的哲學觀、認識論和審美價值取向為出發(fā)點的，同時兩者的變革所產生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也是不同的。同時也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兩者從發(fā)生的時間和社會文化背景上不可同日而語，但藝術品味卻往往并不因此而出現先進與落后之分。
有意思的是，對于這一點在以后這兩種藝術主張的生成和發(fā)展過程中卻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結果：中國是以“文人畫”的水墨審美形式取代了傳統(tǒng)的寫實形式，最高精神品格的審美樣式是追求“逸格”，筆法上體現的正如宗炳提出的“山水以形媚道”[2]。《宣和畫譜》中云：“進乎妙，則不知藝之為道，道之為藝。”其妙處是“道藝合一”，正如宗白華所解釋的：“‘道’尤表象于‘藝’，燦爛的‘藝’賦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給予‘藝’以深度和靈魂。”然而，西方的現代繪畫卻在以后自由地實驗各種各樣的觀念和材料運用之后，最后完全超脫了以物質審美作為依托，變成了純精神的抽象概念。
值得耐人尋味的是，以西方慣有的以物質審美方式介入藝術的傳統(tǒng)一夜之間幾乎徹底顛覆。這使得觀念藝術家伯爾金（v.burgin）無不沮喪地驚呼：“我于1965年被迫放棄了繪畫，因為它是一種陳舊過時的技巧，這真是一個十分殘酷的原因。” [3]
物質審美的缺失讓藝術家的無奈竟至如此，這無異于是對西方現代繪畫的一個嘲弄。
參考文獻：
[1]何志明、潘運告編著 .《唐五代畫論——歷代名畫記》（第一版）[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 1997.4
藝術史論專業(yè)課程
主要課程：藝術概論、古代漢語、中國通史、世界通史、考古學概論、繪畫基礎、美學原理、世界美術史、中國美術史、西方設計史、中國古代美術史研究專題、西方現當代美術史研究、美術史專業(yè)論文寫作、中國現當代美術研究、世界美術史研究專題、美術理論與美術批評等。
藝術史論專業(yè)就業(yè)方向
藝術史論專業(yè)培養(yǎng)具備中外藝術史與藝術理論等方面的基本知識，能在各級文化部門、美術館、博物館，以及報紙雜志、廣播電視、出版機構、文化公司等單位工作的復合型人才。
藝術史論(美術史與美術理論)專業(yè)一直是美院中比較冷僻的專業(yè)。近幾年，隨著美術院校的擴招和美術考生隊伍的擴大，美院史論系才逐漸被越來越多的考生注意并引起他們的興趣。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fā)展，作為經濟發(fā)展的“晴雨表”，與國外相比，國內設計藝術行業(yè)起步的時間比較晚。
畢業(yè)生可以在文博系統(tǒng)、高考、美術研究院所、出版社等行業(yè)從事具有專業(yè)知識的鑒定、研究人員、教師和編輯等工作。其中相當數量的畢業(yè)生通過研究生學習之后，進入了高等院校、職業(yè)學院和中學擔任藝術課程教師。
1.掌握藝術學學科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
2.熟悉各個藝術門類的基本知識，掌握藝術學綜合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能力;
3.具有藝術鑒賞和藝術批評的基本能力;
4.熟悉黨和國家關于文化藝術和文化產業(yè)的各項方針、政策和法規(guī);
5.了解藝術學科的理論前沿、應用前景、發(fā)展動態(tài)和行業(yè)需求;
關鍵詞：西方現代藝術史 課程教學
筆者畢業(yè)于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在地方高校從事過八年西方現代藝術史課程的講授，在教學中深感地方高校美術專業(yè)開設西方現代藝術史課程勢在必行。雖然事實上國內地方高校大多數從事美術教育的史論教師往往沒有機會去國外美術館、博物館實地考察，但并不妨礙這個群體在理論層面的總結和在教學過程中積累經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使得我們對西方現代藝術的了解渠道變得更加廣泛，藝術專業(yè)的學生對西方現代藝術的渴求也變得更為迫切，這就需要課堂的講授有效而準確地提供相關的信息，以此作為引導，可以直接影響到藝術專業(yè)學生創(chuàng)作的視角和主旨思想，甚至是學生今后的藝術觀念。往往激進的、另類的、反潮流的藝術行徑更容易引起成長中的藝術專業(yè)學生的注意，他們甚至會反思、模仿、超越這樣的行徑，于是授課當中所采取的客觀評價與主觀的灌輸相比其價值與意義就變得格外重要。那么，如何采取相對的客觀性？總結起來，筆者想從以下幾點展開探討。
一、教材版本應符合授課學時、授課對象、授課內容的要求
國內近30年來對西方現代藝術的翻譯書籍層出不窮，從最初的簡譯到專門研究，甚至很多融會中國作者思想的著作都大量出現。像目前列入國家“十一五”教材建設規(guī)劃的張堅著《西方現代美術史》（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甄巍的《西方現代美術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目前比較通用的版本偏重于國外藝術史學家研究的翻譯本或旅外藝術史學家的研究著述，比如天津大學鄒德儂等1983年翻譯的阿納森的《西方現代藝術史――繪畫?雕塑?建筑》（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劉萍君1979年翻譯的赫伯特?里德的《現代繪畫簡史》（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還有王受之2002年編輯的《世界當代藝術史》（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陳麥1988年翻譯的愛德華?盧西?史密斯的《1945年以后的現代視覺藝術》（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國內專家、學者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邵大箴先生的《西方現代藝術思潮》《現代派美術淺議》，朱銘的《西方現代美術流派介紹》，常寧生的《反叛與超越――現代西方繪畫藝術》等。
從事西方現代藝術史課程教學過程中，教材的甄別和自編顯然要對上述國內外相關研究著述做系統(tǒng)的理解，取長補短，注意一些新體例的變化和一些新視角的注入。但最為重要的是，仍然要明白教材有別于科研文章，課程安排要有一定的適用性。西方現代藝術史課程在一般高校美術專業(yè)的課程設置當中往往是2―3學分，學時通常被壓縮到32學時，只有非常少的專業(yè)是56學時。32學時按照美術專業(yè)課程設置也就是兩周的時間，通常文化課的安排是一周兩節(jié)，1―16周結課。那么相應的教材版本選擇就要根據授課學時、授課對象、授課內容來進行安排。比如現在通行的阿納森的版本，該書鴻篇巨制，內容全面，從19世紀末一直敘述到20世紀中葉，全書24章共753頁。顯而易見，該書為至今國內學習西方現代藝術不可多得的一個資料版本，尤其是阿納森的透視空間解說，更是給了讀者全新的角度來理解西方現代藝術的變遷。阿納森的24章內容即使有所側重，把建筑內容刪除，仍然是無法完成原先設計的工作量。最為重要的是，阿納森的版本對20世紀70年代后的內容多沒有涉及，這是很大的遺憾。另外像王受之的《世界當代藝術史》，教材從20世紀60年代后按照流派更迭的過程安排了16章內容，全書195頁。這本書內容還是比較新的，條理清晰，顯然，編者有著豐富的從事教育工作的經驗，概念歸納的方式很適合講解，同時作者在美國講學，能夠掌握第一手的資料信息。缺陷在于其框架設計并不嚴密，是按時間、派別、國別，作者在設計的時候并沒有很好地區(qū)分，在教學中使用的時候，教師還要有機地甄別。另外該教材的時間段20世紀60年代能不能作為西方現代藝術史課程講授的起點呢？很顯然，必須從20世紀初葉開始，這就需要另外一本教材進行補充，該教材不具備西方現代藝術史的啟蒙作用。此外該書書名的世界兩字并不確切，準確的應該是《美英當代藝術史》，其他國別在書中篇幅較小，只能做旁證而已。而高校現行的教材征訂機制明確不支持該教材的征訂，因而該教材只能作為西方現代藝術史的課外閱讀補充資料。而國內一些專家的相關著述雖然是諸多片段文章的匯集，但背景介紹得很充分，苦于沒有新版，原著也沒有相應的藝術作品圖片對應，閱讀時略顯枯燥。相反，現在出版的許多新版教材，在體例和框架、圖片和印刷方面都遠遠超過此前的書籍，教學時間上也安排得很合理，但是急于出新導致了語言文字不夠通俗，很多學生讀不明白，教師也體會不到其意圖。這類教材還是應該多向前輩學習，以對西方現代藝術做簡明透徹的教學引導為宜。
二、授課講解方式多引入課堂互動和多媒體影像教學
西方現代藝術史的授課方法通常是傳統(tǒng)的板書式講解方式，因為更多涉及圖像的教學，西方現代藝術作品需要通過投影的方式直觀展現給學生，因此，運用多媒體教學成為當下藝術史講解的主流教學方式。在授課方法上，在按照教學計劃充分準備好講稿后，課件變得尤為重要，首先，它必須圖文并茂，文字必須簡練，提綱挈領，且要條理清晰，準確地將概念、背景、主題人物、代表性的作品以及代表性的風格、思潮產生的影響等內容闡釋清楚。其次，還要非常注重有選擇性地選取要講解的作品圖片，這些圖片應符合講解內容并且是藝術流派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在選擇作品時，教師必須仔細甄別，不要輕易從互聯網上選取沒有經過檢驗的照片。比如莫奈的《日出?印象》，此幅作品在網上可以搜尋到幾百種不同的版本，雖然是細枝末節(jié)不同，但藝術講解也會產生很大偏差。所以需要我們多找些好版本的圖片以及國外美術館的矢量大圖，還要多對照作者對作品描述的資料來辨認其是否與原圖匹配。教師的講解方式因人而異，方法手段不限。有的采用嚴謹的理論推導，有的采用啟發(fā)式的梳理，有的采用趣味式的生平故事等等，由淺入深，力爭使課程生動，學生易于接受。互動的授課方法在西方現代藝術史課程中也變得極為重要，觀念的理解此刻似乎變得凸顯，即學生在課程中如何去觀看，如何去理解。教師要有意識地采用設問的方式，讓學生參與到現代藝術創(chuàng)作的情境當中，使其身臨其境感受這種思維方式。還可以讓學生去嘗試和仿效現代藝術的創(chuàng)作方法和手段，在課程中評述自己的感受。教師此時也要善于總結和梳理，根據學生的掌握程度來調整課程的進度，重在提高學生對現代藝術的興趣，使其由對現代藝術創(chuàng)作之路的迷茫到理解，進而樂于參與。西方現代藝術史內容龐雜，學生在學習時不易找到頭緒，對于有興趣課后復習的學生，教師還需要提供一些條理明晰的復習資料，促進學生對知識點的掌握。
多媒體影像除了囊括藝術家的照片、藝術作品外，還有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紀錄片和相關藝術電影。國外美術館、博物館錄制了大量的現代藝術紀錄片，聘請了許多藝術史家、藝術家等藝術事件的當事人來陳述這段過程，且將作品存放在美術館中。像美國紐約現代藝術館、法國蓬皮杜現代藝術館、美國芝加哥現代藝術館等，都能近距離直觀地使學生通過影像得出真實的感悟。另外藝術影片有故事情節(jié)，舞臺戲劇效果極具感染力，學生在觀看時常常不由自主地被影片的故事內容及畫面效果所吸引，從而引發(fā)出對現代藝術的濃厚興趣。比如觀看好萊塢藝術影片《弗里達》，既彌補了課程理論教學缺乏直觀性的不足，也增加了西方現代藝術史課堂教學的生動性。諸如此類的影片還有《梵高傳》《波洛克》等，都能提高課程教學的趣味性，增加學生們對西方現代藝術史的興趣。
三、學生作業(yè)需要合理疏導
藝術實踐類學生往往對史論專業(yè)有排斥心理，在交結業(yè)論文時比較敷衍，甚至有抄襲的情況。高校教師在此方面需要有些智。一是盡量少安排以論文方式結課的考查，多增加些閉卷考試。因為藝術類的學生平時寫作的課程訓練不多，惰性較強，作業(yè)通常到最后一天才動手，結果可想而知，很難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西方現代藝術史流派眾多，藝術風格多樣，名詞性的內容還是需要大量的記憶和背誦才能更好地理解知識點，所以采取閉卷考試不失為一種合理的方法。第二是結題作業(yè)可以采用互動的方式，給學生們布置相應的研究課題，讓他們做好調查過程、調查匯報內容、PPT課件等主動性參與的環(huán)節(jié)，這種方式對于學生的成長很有幫助，如果課程時間允許，不妨一試。第三是結題的題目要設計得相當合理，結題論文必須符合一定的標準，教師也需要做大量的批注工作，甚至還可以讓學生臨摹西方現代繪畫流派的一種風格，看其在臨摹過程中對風格、思想的掌握程度，等等。具體的方法還有待于各種探索，但總體要求還是需要學生掌握西方現代藝術流派的演變規(guī)律，熟悉代表性藝術家、藝術作品等常識性知識點。
我不知道現代的學科系統(tǒng)是否也像電腦的界面一樣，變幻無窮。有些評論家用“寓言的機器”描述寓言敘述的多向性，把玩著語義。不過，任何一個寓言的界面呈現，極易成為文本的想象游戲。當中世紀但丁的地獄之行進入現代電腦的編碼程序中，其途徑經過在線數據庫，得到的卻是一張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間圖像。
美術理論，顧名思義，是對美術之理（或曰道）的思考與論述。道，既是規(guī)律又是途徑，涉及本質問題，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為題，必然進入哲學的發(fā)問與解答。故理論一詞，往往追究本質，探討美術的發(fā)生意義以及內容與形式的審美關系，探討造型藝術自身構成的諸種要素及組合規(guī)律。在人文社會學科中，美術理論與美學最易接近，甚至被認為是美學的分支，似乎等同藝術哲學（英文ART就是指視覺的造型藝術，即我們所謂的“美術”）。當人們企圖用“藝術哲學”這一學科概念代替“美術理論”時，是否表明他們就是站在哲學的立場研究造型藝術呢？
美學，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認識的科學”，（注：此為德國鮑姆加登在MeditationesPhilosophicae（“哲學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學科概念，詞源來自希臘文αíσCησíS（感覺、知覺）；1750年，又著附圖一書。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學》，第二版）一書亦如是說（"scientiasensitivecognoscendi"——感官鑒別的科學），至1757年第4版時，改稱“美的科學”。參見［日］竹內敏雄主編《美學百科辭典》，池學鎮(zhèn)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頁。）研究感性認識的規(guī)律。“美學”成為一個學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種學術意向——將一個哲學的認識論問題提升到科學層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對這種做法，認為將人們的感性判斷納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討其所謂科學的規(guī)則是一種錯誤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驗感性論”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統(tǒng)覺之先驗統(tǒng)一”的原理，否認表象在經驗直觀中的必然聯系，而認為“表象之相互關系，實由于直觀綜合中統(tǒng)覺之必然的統(tǒng)一”。見［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藍公式譯，商務書館，1960年3月版，第105-106頁。）但在20世紀初，康德的意見在東方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時“科學主義”正風靡東亞，尤其是日本和中國。日人以漢名“美學”對譯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傳入中國。（注：1907年10月創(chuàng)刊的《震旦學報》第1期“美學”欄目，刊載侯毅譯的《近世美學》（［日］高山林次郎著）。）時至1918年，北京美術學校創(chuàng)辦，即在高等部中國畫和西洋畫兩科設置“美學及美術史”公共課程，美術史分設中國繪畫史和西洋繪畫史，“美學”課程實為美術史學概論，近似美術理論。（注：《北京美術學校學則》（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總務廳文書科編《教育法規(guī)匯編》，1919年5月。參見章咸、張援編《中國近現代藝術教育法規(guī)匯編》(1840-1949)，教育科學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頁。）
若回溯中國美術理論的傳統(tǒng)，始終未曾進入哲學內部，與其建立系統(tǒng)的聯系（哲學或文學理論向美術理論滲透，是單向度的外部關系），更無“科學”一說。古代中國，具備理論形態(tài)的造型藝術，主要是畫論與書論（雕塑業(yè)和建筑業(yè)，其理論多在技術規(guī)范，盡管亦有審美的文化的諸種意識貫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論體系）。古代中國的畫論與書論自六朝后歷代不斷，前后相系，是專論，號稱“畫學”、“書學”，或“畫論”、“書論”。以“理論”的性質而言，是密切聯系創(chuàng)作實踐的一種闡釋體系，不是純粹形而上的思辨體系。因為是闡釋，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觀念，四講品位，史論評三者共為一個理論整體，且與創(chuàng)作實踐形成辯證的互動關系，這是中國古代美術理論的系統(tǒng)定位。
美術學是20世紀初出現的一個新學科概念，意味著“美術”研究將成為一門獨立的知識系統(tǒng)。但國人最初使用“美術學”，著眼點卻在美術史學。1907年，國粹派的刊物《國粹學報》第26期“美術篇”欄目，發(fā)表劉師培的文章《古今畫學變遷論》；第30-31期連載劉師培《中國美術學變遷論》（未完稿）；第31期還刊登劉師培《論美術援地區(qū)而論》一文。（注：參見《國粹學報》第26期（第2年第1號）、第30-31期（第3年第5-6號），上海國粹學報館，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這是由傳統(tǒng)“畫學”、“書學”概念轉向“美術學”概念之最早例證。劉師培所用“美術學”，就是美術史研究，或稱美術史學。這是當時的風氣，受西學影響，對各種對象的研究，均以“學”名冠之（含有科學的名義）。所以，劉師培的“美術學”概念，并不是將傳統(tǒng)的中國美術理論整體提升到學科層面上，而僅僅將中國美術史作為一門學科獨立出來。若認真考究，中國人“理論”的概念彈性很大，可指稱某種學問或學說，也可指稱某種學科或某一領域相對于實踐的知識部分。中國古代的美術理論多歸學理研究一類，與創(chuàng)作實踐相關。所謂相關，一及創(chuàng)作實踐，二級欣賞與批評實踐，故其技法原理、創(chuàng)作觀念及評判標準等，都在此列。究盡中國畫學，古時品評議論及理法文章，均屬“理論”。1937年，于安瀾將中國古代繪畫典籍分三，先后編輯出版《畫論叢刊》、《畫品叢刊》和《畫史叢刊》，其“論”、專指“畫法畫理”，而欣賞與接受理論，則以“品第鑒別”之類單列。1942年，沈子丞編《歷代論畫名著匯編》，將理法著作與品評著作一并收入。這是在現代學科意義上，對中國古代繪畫理論第一次系統(tǒng)的知識整理。
不過，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作為一門獨立的現代學科建制的還是美術史學（在中央美術學院設立美術史系），它基本沿用歷史學的學科規(guī)范。美術理論因無學科建制，相關研究人員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學系、藝術系，或美術學院的理論教研室、美術研究所等單位，——作為純粹思辨形態(tài)的造型藝術理論，往往進入哲學或美學系統(tǒng)；而作為一般造型技藝理論或與本體形態(tài)相關的闡釋理論，往往以課程的方式出現在專門的美術院校。1978年后，在專業(yè)美術院校和藝術研究院設立了“美術歷史與理論”的學科名稱（簡稱“美術史論”），至此，美術理論才進入學科建設的門檻。
“美術歷史與理論”正式改稱“美術學”是1990年的事（這里無意將兩者等同，但二者之間的關系尚待討論），而將“美術學”確定為“二級”或“三級”學科，則到了1992年（注：1990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專業(yè)目錄調整會議決定，將“美術歷史與理論”改稱“美術學”，并向全國正式頒布。1992年11月，國家技術監(jiān)督局《學科代碼表》，“美術學”以二級學科的名義出現，包括理論研究和創(chuàng)作研究等下屬三級學科，原“美術歷史與理論”亦以“美術學（三級學科）名之，但內涵有變。）。二級學科的“美術學”，基本上包含原先術科的“美術”系列，從術科到學科，意味著增強學術含量，全面提升學術品質。原先依附創(chuàng)作實踐的美術理論同樣提升到“學科”層面，而且和美術史學合并成為三級學科的“美術學”。在二級學科的大系統(tǒng)內，美術理論和創(chuàng)作實踐還是一個整體，只是更強調了美術的本體性研究和學科獨立性，強調理論和實踐的相互促進關系，促使技藝性學科在建制上不斷完善。同時，作為三級學科的“美術學”，在概念的內涵上，絕不等同于劉師培時代的“美術學”（注：參見鄧福星《關于美術學及其它》，《美術觀察》1998年第1期，第55頁。），在學術立場上，重新確立了中國美術理論“史論評”三位一體的傳統(tǒng)。由此，美術理論亦開始以學科的名義真正進入學術系統(tǒng)，但問題也接踵而來：其學科性質如何？學科規(guī)范何在？學術閾場如何界定？
如果說，美術理論進入藝術理論系統(tǒng)或美學系統(tǒng)，還有既成的規(guī)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術學”的新建系統(tǒng)，所有的一切必須重新鏈接，重新規(guī)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專業(yè)教學課程的設置是學科最明顯的標識。在美術學院，除了美術史外，有關的理論課程為藝術概論、透視學、解剖學、色彩學等，均作為專業(yè)基礎理論的共同課，這種狀況幾十年不變。作為學科的基本理論，我們主要關注“概論”。早期的《美術概論》，有黃懺華的著述（1927年，參照日人及歐洲人的著作），20世紀50年代則搬用蘇聯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藝術概論》），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幾本國人編寫的《藝術概論》，特別是80年代初文化部組織編著的《藝術概論》，幾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理論教研室才編寫出一本《美術概論》。一門學科，如果連“概論”的課程都不完備，還能說些什么？
概論者，一為基本原理的闡述，二是歷論的通詮，三是基本范疇的解說，藉此進入歷史文本研究。如果我們研究歷代的美術理論，關注的不會是概論，而是時論。無論中西，真正能體現彼時彼地他者理論觀和價值觀的，不在概論而在時論。概論是總結，時論是現狀研究，關注時下美術現象，以既定價值標準，審視與評判美術實踐之主體與客體及其相互關系。因此，時論既是批評文本，又是歷史文本，在歷史片斷中直接傳達創(chuàng)作觀念與審美意識。事實上，在美術理論的發(fā)展歷史中，概論之寂寂與時論之煌煌，對比極為鮮明。無怪乎，中國文學理論史，常冠名以“中國文學批評中”或“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注：參見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1927年版；郭紹虞《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為《中國文學批評史》。）；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評，是西方的概念，與中國傳統(tǒng)的藝術理論（如文論、畫論、樂論等）并不相符。理論不等于批評。若論中國的美術批評，與其說它接近理論，毋寧說它接近品鑒。中國古代的品鑒就是一種時論，是理論最直接的應用與表述，其方式可點評可議論，可指正可判斷或褒貶、品第。
二、學科概念
常言，美術理論是一門研究與考察美術活動和美術現象，探求其規(guī)律的人文學科，是一個關于美術的知識系統(tǒng)。研究者必須將他對美術現象的感受與體察之經驗轉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將它整理成首尾一貫的合理體系，它才能成為一種知識。我國美術理論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貫的知識系統(tǒng)？
我們可以對美術理論進行整體描述，但總是模糊的。一個成熟的學科，必須要有相對明確的研究對象，要有相對固定的學術規(guī)范，在高校還要有相應的教學實體，包括教材。中國的美術理論的學科建設問題，長期以來有教學和研究實體，卻無教材無規(guī)范（技法理論除外），且研究領域渙散，一直無法走上正常的學科建設軌道。如果檢測近20年來我國所有美術理論研究方向的碩士或博士論文，你會得出什么結論？你能看到一個學科的外輪廓么？不可能。眾多選題中，既有美學問題研究，也有形式本體問題研究、形態(tài)研究、批評研究、心理學研究等，還有一些跨學科的邊緣性的研究選題。我們什么時候能從邊緣地帶劃出一道清晰的學科界限？或在學科內部建立一道學術底線？解決這個問題，似乎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系統(tǒng)性處理，即將現有的各種知識系統(tǒng)化，尋找各個知識系統(tǒng)（小系統(tǒng)，模式塊）間的相互鏈接。鏈接的情況還得進一步處理，分析其知識導向與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學科圖表上顯示其內在的與外在的各種關系。
不可否認，理論學科的研究對象比歷史學復雜，可是否研究對象自身的復雜性就造成美術理論研究的不確定性？科學研究的意義就是將復雜的問題有序化。一個系統(tǒng)的學科會建立自身的研究基點，確立基本范疇，建構一系列的學科概念。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一再提倡美術本體研究，可為什么還是一再徘徊在學科邊緣而無法進入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似乎學派還不是問題的關鍵，每一學科都存在不同學派不同學說，但都不會影響其學科的整體規(guī)范，不會淡化以至解構學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時期如此。每一學科也都會出現新興的交叉學科，都會模糊、淡化甚至重復學科的研究對象，同樣也不會改變本學科藝術質。美術理論為什么會存在這么一個學科概念，卻無明確的學科定位和學科規(guī)范呢？因為歷來中國美術理論就缺乏一個大的系統(tǒng)建構。
當我對自己所接觸的知識進行整理時，發(fā)現中國歷史上所謂“美術理論”，都只是一個個“知識點”，缺乏系統(tǒng)性，沒有自己的學科歸宿，或者說缺乏一個系統(tǒng)網絡接納這些知識。追求系統(tǒng)知識，并非就是“唯科學主義”。科學，包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也關系到人文學科(humanities)。顯然，美術理論屬于人文學科，研究重點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嚴及其自我實現的內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個體性和審美價值觀，是關于美術現象的整體價值評述。但是，美術理論也涉及到人與對象物，人或對象物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需要觀察、統(tǒng)計與邏輯推理，這就涉及到“科學”，涉及到觀察與理論的關系問題。中國歷代的美術理論，幾乎都是品評賞鑒，或者說都在某種價值預制的前提下進行的理論評判（即“你能觀察到什么，說明你擁有什么樣的理論”）。在許多情況下，理論先于觀察，有時則交替進行，先發(fā)現而后評價（不過是既定理論體系的補充、拓展與完善），一個總結性的評價將現象定性定位，構成知識點，隨后便發(fā)生轉移。以價值觀為基點的系統(tǒng)性理論建構，應有一個時間維度。但我們又無法辨別當一個系統(tǒng)理論出現時，是否標志著一個時期的開始抑或完結？譬如，我們該如何評價顧愷之的“形神論”與謝赫的“六法論”？顧愷之是歷史的決結，而謝赫是新時期的開端？我以為，無論何者，都只是一個“知識點”的問題，未成體系。理論體系與時期并無絕對的必然的對應關系。一種理論體系可以概括一個時期的實踐狀況，也可以跨越幾個時期，而一個時期也可能出現幾個不同的理論體系。我們只能根據理論表述自身的性質決定體系的存在。文化系統(tǒng)比較好確認，它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時間軸和區(qū)域空間的標定。美術也一樣，作為人類造型的活動和現象，也從屬于各個不同的文化系統(tǒng)，而研究這些活動和現象的美術理論，也必須成為一個自在的體系，并在不同體系之間建立對話和交流的關系。
在“美術學”、“美術理論”等學科概念上，中國和日本的學術界有著比較接近的看法。
可以對證以下兩個文本：
(1)《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卷中的“美術理論”詞條，總定義是：“關于美術實踐的科學總結。”后分兩種含義：一是廣義，泛指史、論、評三者：二是狹義，專指基礎理論。以學科的概念論，當屬狹義。美術理論學科的研究對象是：所有的美術現象自身（包括創(chuàng)作、欣賞、作品和作者）、美術與社會外部的關系、美術理論自身；其任務是：原理研究、技法研究、史學理論研究等。最后，串講了中外美術理論的發(fā)展源流，比較兩者間的形態(tài)和功用，結論：“由于美術實踐的多元性、多層次性和復雜性，并且總是在不斷地發(fā)展，所以，美術理論不應該也不可能是獨尊一說和凝固不變的。”（注：《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第524頁。）
(2)日本學者竹內敏雄主編《美學百科辭典》，其“美術學”詞條言其概念相當于“藝術學”（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ofart，法文Sciencedeart），表示很多含義。德文Kunst指造型藝術，日文無對應詞，故以“美術學”相譯。——“美術學泛稱造型藝術的學問研究”，這是廣義，其下屬“體系美術學”和“美術史”兩種。什么是“體系美術學”？“即研討一般造型藝術的本質和意義，闡明造型藝術各領域的特征、界限、相互關系等”，且“關于美術史的原理論和方法論及風格論跟體系研究頗有直接聯系”（注：［日］竹內敏雄，前引書，第197頁。），最后，又特別說明“狹義上則除了美術史，專指體系研究”。
對學科性質，《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用語是“科學總結”，竹內敏雄的用語是“學問研究”，均十分小心地避開“科學”或“人文學”的概念。我國美術界在1990年以前沒有明確的“美術學”學科定位，日本學者在20世紀初就對應德文Kunstwissenschaft，明確提出“美術學”的學科概念，這概念相等于我國當時的“美術理論”，或者說，作為學科概念，其廣義的“美術學”已等于我國現行的三級學科之“美術學”，而狹義的“美術學”，即“體系美術學”等于我國“美術學”下屬之“美術理論”學科。
什么是體系美術學？竹內敏雄主編的《美學百科辭典》將其分為兩大基本問題：一是“美術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術？”前者是哲學的發(fā)問，涉及美術本質；后者是在形態(tài)學意義上發(fā)問，涉及美術本體的基本構成要素、種類劃分以及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形態(tài)風格。那么，美術理論的研究領域是否就是本質論和形態(tài)學？美術理論就是放大了的內容與形式相統(tǒng)一的知識系統(tǒng)？以邏輯推論至此，竹內敏雄的所謂體系美術學，狹義上就是美術基本理論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單個的美術作品，而是整體的美術現象，它的廣義，也等同于《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卷》中“美術理論”概念的廣義之解。看來，“美術理論”的概念表明亞洲人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學術規(guī)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學規(guī)范）統(tǒng)攝東方的美術經驗，從而建立一種跨文化的理論研究體系。
三、學科圖表
美術理論的知識系統(tǒng)包括基本理論、應用理論與交叉學科三大板塊（見下圖：美術理論學科圖表）。基本理論研究是學科基點，以原理論為核心。所謂“原理論”，即質性研究，規(guī)定美術的本質特征及其相關概念，回答“美術是什么”及“什么是美術”這兩個最基本問題，由基本命題擴展出相關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疇——直接以哲學化的思考確立某種藝術觀。由原理論直接導向論方法論研究，其任務一是規(guī)定美術理論體系的總體建構方式，二是探討理論的思維法則、研究路向、系統(tǒng)結構法，三是研究美術理論方法自身的歷史現象與規(guī)律。此外，基本理論還向“學術閾”和“創(chuàng)作閾”延伸，一方面是實踐主體的理論，闡述美術活動過程中主體的性質與作用，在人（創(chuàng)作主體、接受主體或批評主體）和作品（理論文本）之間建立一個闡釋體系和評價體系；另一方面是歷史客體的理論，闡述人類歷史中美術作品的發(fā)生原理、形態(tài)流變及類型性質，在作品（理論文本）和社會（歷史語境）之間確認一個意義系統(tǒng)和文化類型。二者直接體現著理論的雙重性——以歷史性的眼光確認某種文化觀，呈現出某種自在的社會性；以主體性的研究確立某種批評觀，呈現出某種自為的實踐性。顯然，美術理論以原理論、實踐主體理論和歷史客體理論三者構成一個基本理論系統(tǒng)，其學科性質由原理論部分決定。傳統(tǒng)學科就在原理論部分建構一元化的結構體系，其內限性強，相對封閉——如果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會導致整個系統(tǒng)崩潰（如表現論對反映論的否定，價值賦予理論對本質論的否定等等）；而現代學科建制依然保持這種大結構框架，但基本理論部分卻呈現開放的多向包容的態(tài)勢，尤其是在本體的質問達到十分激烈的時候，原理論基本模塊就會開裂，出現各種不同的學說與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組構的基礎模態(tài)——種非本質論的外化傾向。
美術理論系統(tǒng)的開放性真正體現在外部邊緣的兩大學科系列：進入創(chuàng)作閾的右向系列為應用學科，進入學術閾的左向系列為交叉學科。二者的研究閾場可增可減，完全是動態(tài)的開放的，隨著對象的變化而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隨著區(qū)域的轉換而變化。按常理，進入學術閾的學科模塊其學術性較強，有較大的研究空間；進入創(chuàng)作閾的學科模塊其實踐性較強，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多受對象制約。應用理論的研究對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針對造型藝術自身的實踐，為實踐活動提供理論支持。說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規(guī)范成為應用理論的研究特點，對象成為純粹的研究客體，可使用科學的實驗的手段，以實證或否證的方法進行研究。交叉學科的范圍更為廣闊，可變性大，性質最活躍。第一，與傳統(tǒng)的人文學科或社會學交叉，如美術史學理論、美術社會學、美術心理學、美術人類學、藝術哲學或造型美學等；第二，與新興學科交叉，如比較美術學、闡釋美術學、發(fā)展美術學。另有一些兩棲類學科，如美術思潮史、美術理論史、美術批評史等，論學科性質應屬于史學系列，但研究對象的屬性則在美術理論范疇（未列入學科圖表）。交叉學科是學科分化的現象，處在學科外沿，也是學科的前沿，不斷對外交換，激勵學科發(fā)展，開拓學科視野，研究傳統(tǒng)學科邊界上的“遺漏問題”或傳統(tǒng)學科無法包容的“新增問題”。
附圖
美術理論學科圖表
分析上列圖表，可見基本學科模塊亦可成為課程模塊。眾所周知，課程建設是學科建設的基礎，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應用理論和交叉學科兩部分的課程容易切入，易于規(guī)范，因為有章可循（參照西方既有的學科課程），且又相對獨立，有各自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基本理論部分的情形卻不相同，在西方也沒有權威的或比較完整的美術原理著作。所有關于“藝術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學范疇內，研究對象幾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藝術，極少涉及西亞或東亞地區(qū)。比較美術學的研究剛興起，遠未深入，未能闡釋人類造型活動最普遍的規(guī)律并提出相關的藝術法則（是否存在普遍規(guī)律和通行法則，此處暫不討論）。理論闡釋有著很強的針對性，即特定的對象、特定的語境和特定的概念術語所形成的一系列規(guī)限性的表達。中國現代的美術理論面對的不僅僅是中國傳統(tǒng)的書面創(chuàng)作體系（這是最低限度的說法），而是在中國本土由現代的中國人所進行的種種造型實踐活動，或曰，與視覺相關的美術活動（暫且使用“美術”概念，既是約定俗成，亦無更加恰當的詞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屬于西學體系，或中西結合的現代實驗。以怎樣的理論話闡釋這種美術現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評價？理論依據是什么？基本理論的問題最多最復雜，直接訴求個體的感性經驗，一時難以澄清，故也無人問津，或無法問津。
四、學科話語
學科建制是對話語的限制。任何一門學科都有自身的命題，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統(tǒng)，通過學術體制確立知識－理解模式。它強調在特殊的語境中討論理論問題，而不是先驗地假定問題的答案，推行非語境化的脫離實踐的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
學科概念系統(tǒng)的話語重構，曾流行的兩種說法，一是實現中國古論話語的現代轉換，二是實現西方現論話語的中國化。在中國，現代美術理論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外來學科，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傳統(tǒng)學科，傳統(tǒng)中國或現代西方的學科概念和范疇都同時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質上均不對等，交流的勢態(tài)相差亦大。現在理論學科的系統(tǒng)框架是在西方理論思維模式影響下產生的，話語符號是中國的，言說對象是現代的，文化意識層面還有傳統(tǒng)的觀念，概念系統(tǒng)的話語方式與系統(tǒng)之間不是絕對的文化對應關系，中國古代的理論話語依然進入。系統(tǒng)是被開發(fā)的，話語是靈變的，其準則只在于自身的理論立場和對象的特性表達。
美術的概念與范疇是對美術樣式的藝術功能、社會作用及審美規(guī)律的一種抽象表達。有關樣式的分類、流變及藝術特征的理論，必然形成相應的范疇體系，樣式的歷史沿革又導致理論范疇的推移變化。在古代中國，就有三次大的變化：一從漢代的“君形”論到六朝的“暢神”論；二從六朝的“形神”論到宋代的“形意”論；三從宋代的“意象”論到明清的“逸興”論。其中，六朝和宋代是兩個轉折點，而形神論的核心概念是“暢神”，形意論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樣式的審美特征轉換與概念范疇的推移變化基本一致。問題是到了現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義思潮和狹隘的民族意識驅動下，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疇泛濫成災，失去了對象性；另一方面在文化激進主義思潮和開放的全球意識下，西方現代藝術中流行的概念范疇也泛濫成災，同樣失去了對象性。或許我們不能單純地責怪現代中國美術理論的失范與混亂，因為創(chuàng)作實踐本身都處在探索實驗階段，無所適從。舊范式被批判，舊理論被質疑，舊概念被顛覆，傳統(tǒng)的語境喪失了，在“解構”和“多元”的現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時代，我們能否期待一個共通的美術樣式及其相應的概念系統(tǒng)？顯然不能。因此，中國古代的理論話語是否需要實現所謂的“現代轉換”？西方現論話語是否需要實現所謂的“本土化”？其實，這個問題可以簡化——對古論話語的重新詮釋，就是“現代轉換”；在自我意識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論話語，在漢字符碼上實現意義的重新組接，使之成為當下有效的理論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歷史文化的轉型或外來文化的輸入，都存在這種現象。若究深意，在“現代轉換”和“本土化”口號的背面，則隱藏著一個“新中心”論，或期待著一個新的話語霸權。本文提出的，“話語重構”，不是要建立威權話語模式，而是在清理（讓概念系統(tǒng)進入各自的話語模式）之后，以大系統(tǒng)的鏈接方式建立一個新秩序，即在社會公共的話語空間實現某種理論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進行對話。
五、學科建設
當代西方最流行的文化研究，不是劃定學科界限，而是要建立跨學科的知識探索領域，打破傳統(tǒng)學科的封閉性及其狹隘的話語生產方式，促使研究者從“技術知識分子”的角色中走出，提倡關心總體性的、傳統(tǒng)的思想家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從而促使理論研究者能夠批判性地介入公共的社會政治問題（注：HenryGiroux,DavidShumway,PauiSmith,JamesSosnoski:Theneedforculturalstudies:resistingintellectuaisandoppositionalpublicspheres,參見JessicaMunnsandGitaRajan編：Acultural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andNewYork,1995,pp647.）。對中國而言，這種文化研究的知識傾向非常接近中國傳統(tǒng)儒家的“文人”品性，即家國政治的學術情結和廣泛的人文關懷。但在現代的中國和西方，學術方面的諸種現象都有著相悖逆的發(fā)展傾向。比如，人文化傾向與科學化傾向，本質論傾向和非本質論傾向，整體的辯證的與局部的分析的，系統(tǒng)的與非系統(tǒng)的。在造型藝術方面，則寫實的與抽象的（暫且使用這一對不甚確切的概念），具象的與意象的，視覺的與觀念的等等，幾乎都是逆向發(fā)展。學科的建設和發(fā)展是否也存在著逆向現象？建立專門的知識領域，厘清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型，是現代中國學科建設的基本任務。對于自然科學和一般的社會科學而言，一向如此（現今，亦開始將目光投向邊緣地帶，注意跨學科的研究，甚至跨越科學和藝術的邊界）；而中國的人文學科，尤其是藝術學科，卻明顯規(guī)范不足（中國學術界“史論結合”的傳統(tǒng)就是一種文化研究的態(tài)度）。
美術理論研究要不要提倡文化研究？或曰，是否消解學科邊界，進入跨學科的文化研究（注：S·霍爾指出，文化研究是由多種形構組成的系統(tǒng)，擁有多種話語（在福柯的意義上，文化研究是一種話語的建構），具備一系列不同的方法與理論立場，且所有立場都處在爭論中。參見StuartHailCulturalStudiesandIt’sTheoreticalLebacies,見L.Grossberg等編：CulturalStudies,Routledge,1992.pp.278.）狀態(tài)？對照上述的學科圖表，“交叉學科”部分就是跨學科的研究。新時期以來，中國美術理論界著述最多的，在交叉學科不在基本理論。在論文撰著方面，活躍的也是“邊緣性研究”，這已成為現時存在的普遍狀態(tài)。
美術學是人文科學的組成部分,是一門研究美術現象及其規(guī)律的科學,美術歷史的演變過程、美術理論及美術批評均是它的主要內容。美術學要研究美術家、美術創(chuàng)作、美術鑒賞、美術活動等美術現象,同時也要研究美術思潮、造型美學、美術史學等。此外,美術學還要研究本身的歷史 即美術學史,就像哲學要研究哲學史一樣 。美術學既可以運用自己特有的方法進行研究,也可以借鑒哲學、美學、心理學、社會學、文藝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因此對美術學的研究還可以同其他學科的研究結合起來,形成美術學研究的邊緣地帶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學科,例如美術社會學、美術心理學、美術市場學、美術信息學、美術管理學等等。這里,“美術”二字的涵義有時會擴大到書法及攝影等造型藝術領域。通過這一界定,美術學的基本研究對象包括美術史、美術批評與美術理論,構成了對“美術”這一現象的研究,這在我國已經形成美術學的基本框架。
然而遍覽歐美各地大學的學科設置,卻并不存在一個所謂的“美術學”的概念。至今還沒有與“美術學”對應的英文詞匯。歐美的美術史研究,且以德國為例分析,強調美術史本身的社會文化意義的派別影響最大。特別是潘諾夫斯基圖像學的研究方法成為美術史研究的主流,美術史巨子貢布里希更將圖像學的觀點進一步推延到人文學科的其他領域等等。在此意義上,美術史實際上是借美術的外殼,承載社會文化的歷史內容與含義。設在綜合性大學里面的美術史學科,大都擁有獨立的系別。如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英國的劍橋大學,牛津大學這些知名大學均有美術史研究的專業(yè)。另外也有將考古與美術史并置的,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就有名為“考古與中國藝術史”。美術理論,美術批評學科,常設在綜合性大學的哲學系美學專業(yè)。當然,也有一批藝術院校有美術理論專業(yè)。
總之,國外還沒有一個可以能夠包含史、論、評含義的美術學概念。同時,也似乎不存在一個學科管理意義上的美術學。在中國古代美術文獻中,常常把畫評、畫史、畫論結合在一起進行探討。例如南齊謝赫的著名批評著作《古畫品錄》便是這種體例。謝赫在這部著作開頭,就對畫品即繪畫評論做出概括,“夫畫品者,蓋眾畫之優(yōu)劣也”,接著對繪畫的功能和作用發(fā)表見解:“圖繪者,莫不明勸戒,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覽。”這段話便是他的美術觀念和繪畫理論的表述。謝赫提出的繪畫六法,即品評繪畫的六條標準: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這六條標準成為此后繪畫批評中的根本原則,也成為我國古代美學理論的重要內容。由此可以看出批評理論和美術作品研究也可以進入史的范疇,中國古代畫論常將史和批評融匯其中。
美術批評與美術史、美術理論是三個既有聯系又有區(qū)別的學科,它們卻構成美術學的基本內容。美術批評學可以作為美術學的一個重要的分支加以研究,當然在批評學領域,美術批評學也可以作為批評學的一個分支,與文學批評學、音樂批評學等并列。美術批評運用一定的批評方法與原則,對美術作品的形式、語言、題材、內容、思想和風格進行品析、評判,揭示其價值,分析其優(yōu)劣,或者對美術現象,美術思潮、美術流派、美術活動進行分析評價,揭示其內在規(guī)律和發(fā)展趨勢,這種活動就是美術批評或者叫美術評論。美術評論和當前的創(chuàng)作實踐活動聯系比較緊密,批評家要參與美術活動,及時了解創(chuàng)作動向,推動創(chuàng)作活動的發(fā)展,美術批評家有時還可參與策劃美術展覽,組織創(chuàng)作研討等活動,因此美術批評也是一項操作性、現實性比較強的活動。而美術批評學則是從理論上總結批評規(guī)律,提出批評觀念、批評標準和方法,或者總結歷史上的批評成果,建立起理論形態(tài)的批評學科。
美術史是由美術史家和歷史學家或考古學家對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美術作品、美術文獻、美術遺跡進行發(fā)掘、研究、探討,客觀地揭示美術發(fā)展的歷史過程和基本規(guī)律的科學。中國第一部比較系統(tǒng)的美術史著作是唐代美術史家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它開創(chuàng)了撰述中國美術史先河。西方美術史學科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6世紀意大利畫家瓦薩里寫作的《大藝術家傳》。這部書記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杰出畫家和雕家的生平、活動和創(chuàng)作,為后人研究文藝復興美術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該書首次出版于1550年。西方藝術史學科的真正建立應以18世紀德國藝術史家溫克爾曼出版《古代藝術史》作為標志。這樣,中國的《歷代名畫記》早于瓦薩里約700年,早于溫克爾曼約900年。所以,中國美術史的學科建立實際上始于盛唐。美術理論是對美術問題的理論探討,通過對繪畫、雕塑、建筑、工藝美術及設計藝術作品也可以包括書法及攝影的功能與作用、基本特征、形式、結構、語言、風格及其中的審美規(guī)律和思想活動,揭示美術的普遍特點與規(guī)律。美術理論在狹義上主要是指美術基本原理,在廣義上則可以包括美術美學、美術哲學、美術心理學、美術社會學等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講美術批評理論也是美術理論的組成部分,但鑒于美術批評理論和美術評論活動相對的獨立性,因此美術批評和美術理論常常分成兩個相對獨立的學科進行探討。
在對美術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客觀地揭示作品的創(chuàng)作年代、材料、作品的題材內容等,但當美術史家對其內容和形式進行探索時,也必然要與用一定的批評方法和藝術觀念及價值標準對作品做出評判,而在這一過程中,批評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固此美術史不可能完全離開美術批評。美術批評還是聯系美學、美術理論與美術史、美術作品的橋梁。由此看來,美術批評與美術史、美術理論是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三者成為美術學的基本內容。
美術學是人文科學的組成部分，是一門研究美術現象及其規(guī)律的科學，美術歷史的演變過程、美術理論及美術批評均是它的主要內容。美術學要研究美術家、美術創(chuàng)作、美術鑒賞、美術活動等美術現象，同時也要研究美術思潮、造型美學、美術史學等。此外，美術學還要研究本身的歷史 即美術學史，就像哲學要研究哲學史一樣 。美術學既可以運用自己特有的方法進行研究，也可以借鑒哲學、美學、心理學、社會學、文藝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因此對美術學的研究還可以同其他學科的研究結合起來，形成美術學研究的邊緣地帶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學科，例如美術社會學、美術心理學、美術市場學、美術信息學、美術管理學等等。這里，“美術”二字的涵義有時會擴大到書法及攝影等造型藝術領域。通過這一界定，美術學的基本研究對象包括美術史、美術批評與美術理論，構成了對“美術”這一現象的研究，這在我國已經形成美術學的基本框架。
然而遍覽歐美各地大學的學科設置，卻并不存在一個所謂的“美術學”的概念。至今還沒有與“美術學”對應的英文詞匯。歐美的美術史研究，且以德國為例分析，強調美術史本身的社會文化意義的派別影響最大。特別是潘諾夫斯基圖像學的研究方法成為美術史研究的主流，美術史巨子貢布里希更將圖像學的觀點進一步推延到人文學科的其他領域等等。在此意義上，美術史實際上是借美術的外殼，承載社會文化的歷史內容與含義。設在綜合性大學里面的美術史學科，大都擁有獨立的系別。如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英國的劍橋大學，牛津大學這些知名大學均有美術史研究的專業(yè)。另外也有將考古與美術史并置的，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就有名為“考古與中國藝術史”。美術理論，美術批評學科，常設在綜合性大學的哲學系美學專業(yè)。當然，也有一批藝術院校有美術理論專業(yè)。
總之，國外還沒有一個可以能夠包含史、論、評含義的美術學概念。同時，也似乎不存在一個學科管理意義上的美術學。在中國古代美術文獻中，常常把畫評、畫史、畫論結合在一起進行探討。例如南齊謝赫的著名批評著作《古畫品錄》便是這種體例。謝赫在這部著作開頭，就對畫品即繪畫評論做出概括，“夫畫品者，蓋眾畫之優(yōu)劣也”，接著對繪畫的功能和作用發(fā)表見解：“圖繪者，莫不明勸戒，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覽。”這段話便是他的美術觀念和繪畫理論的表述。謝赫提出的繪畫六法，即品評繪畫的六條標準：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這六條標準成為此后繪畫批評中的根本原則，也成為我國古代美學理論的重要內容。由此可以看出批評理論和美術作品研究也可以進入史的范疇，中國古代畫論常將史和批評融匯其中。
美術批評與美術史、美術理論是三個既有聯系又有區(qū)別的學科，它們卻構成美術學的基本內容。美術批評學可以作為美術學的一個重要的分支加以研究，當然在批評學領域，美術批評學也可以作為批評學的一個分支，與文學批評學、音樂批評學等并列。美術批評運用一定的批評方法與原則，對美術作品的形式、語言、題材、內容、思想和風格進行品析、評判，揭示其價值，分析其優(yōu)劣，或者對美術現象，美術思潮、美術流派、美術活動進行分析評價，揭示其內在規(guī)律和發(fā)展趨勢，這種活動就是美術批評或者叫美術評論。美術評論和當前的創(chuàng)作實踐活動聯系比較緊密，批評家要參與美術活動，及時了解創(chuàng)作動向，推動創(chuàng)作活動的發(fā)展，美術批評家有時還可參與策劃美術展覽，組織創(chuàng)作研討等活動，因此美術批評也是一項操作性、現實性比較強的活動。而美術批評學則是從理論上總結批評規(guī)律，提出批評觀念、批評標準和方法，或者總結歷史上的批評成果，建立起理論形態(tài)的批評學科。
美術史是由美術史家和歷史學家或考古學家對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美術作品、美術文獻、美術遺跡進行發(fā)掘、研究、探討，客觀地揭示美術發(fā)展的歷史過程和基本規(guī)律的科學。中國第一部比較系統(tǒng)的美術史著作是唐代美術史家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它開創(chuàng)了撰述中國美術史先河。西方美術史學科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6世紀意大利畫家瓦薩里寫作的《大藝術家傳》。這部書記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杰出畫家和雕家的生平、活動和創(chuàng)作，為后人研究文藝復興美術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該書首次出版于1550年。西方藝術史學科的真正建立應以18世紀德國藝術史家溫克爾曼出版《古代藝術史》作為標志。這樣，中國的《歷代名畫記》早于瓦薩里約700年，早于溫克爾曼約900年。所以，中國美術史的學科建立實際上始于盛唐。
美術理論是對美術問題的理論探討，通過對繪畫、雕塑、建筑、工藝美術及設計藝術作品也可以包括書法及攝影的功能與作用、基本特征、形式、結構、語言、風格及其中的審美規(guī)律和思想活動，揭示美術的普遍特點與規(guī)律。美術理論在狹義上主要是指美術基本原理，在廣義上則可以包括美術美學、美術哲學、美術心理學、美術社會學等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講美術批評理論也是美術理論的組成部分，但鑒于美術批評理論和美術評論活動相對的獨立性，因此美術批評和美術理論常常分成兩個相對獨立的學科進行探討。
在對美術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客觀地揭示作品的創(chuàng)作年代、材料、作品的題材內容等，但當美術史家對其內容和形式進行探索時，也必然要與用一定的批評方法和藝術觀念及價值標準對作品做出評判，而在這一過程中，批評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固此美術史不可能完全離開美術批評。美術批評還是聯系美學、美術理論與美術史、美術作品的橋梁。由此看來，美術批評與美術史、美術理論是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三者成為美術學的基本內容。
[關鍵詞]中國文藝學 日本近代文藝思想 中間人
歷史上，日本一直是在學習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形成并發(fā)展著自己的文化。但近代以來，這種狀況卻發(fā)生了逆轉。近代日本在吸收和融會西方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為東西方思想的交匯點。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包括文藝學領域內，日本對于中國學術近代化的完成都起到了傳播西方思想和學說之“中間人”的重要作用。
“文藝學”作為一種現代形態(tài)的學科，在我國雖然是在20世紀中、后期才得以建立和發(fā)展，但20世紀初的“西學東漸”以及將西方一些近現代的學術思想、觀念、體系、方法譯介到中國，對中國文藝學科的創(chuàng)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文藝學西學東漸的途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直接從西方輸入，一是間接從日本輸入。其中，近代日本作為輸入西方文藝觀念、文藝理論、藝術批評和藝術史學的“中間人”，對中國文藝學科由古典形態(tài)向近代形態(tài)的轉換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為現代形態(tài)的中國文藝學科的建立和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16世紀末到18世紀中期西方耶穌會士東來及其“學術傳教”活動是歷史上東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學術界稱之為第一次西學東漸。這對中日兩國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接受西方先進文化的契機，但兩國的統(tǒng)治者和知識分子對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態(tài)度。導致了此后兩國文化發(fā)展的不同進程。
在日本，西學的傳入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640年以前的南蠻文化和此后的“蘭學”。由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突出表現在、社會思想和倫理觀念方面。南蠻文化時期大量傳入的西方科學技術如天文歷法、地理學、航海術等經過曲折的發(fā)展，為日本近代文化的產生作了準備，并在此基礎上興起了“蘭學”。蘭學時期，大部分日本知識分子對西學基本持肯定、歡迎態(tài)度，而且不遺余力地進行翻譯和宣傳，對蘭學在日本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而幕府統(tǒng)治者對西方文化在采取了長期的反對甚至鎮(zhèn)壓政策之后，也逐漸認識到蘭學對于發(fā)展生產和鞏固統(tǒng)治的積極作用。因此，19世紀初，蘭學成為被統(tǒng)治階級所承認、為政權服務的“公學”，得到幕府的保護和支持。這些積極的外部條件使得蘭學能夠在日本得以長期穩(wěn)步地發(fā)展并不斷得到普及。蘭學通過近百年的科學研究活動，加深了對西方科學內涵以至社會原理的體系性理解，并形成了一個獨立從事西方科學研究的社會群體。由此，“蘭學”成為日本社會與西方先進文化聯系的紐帶，為“明治維新”和日本近代文化的崛起打下了制度上、科學上以及思想上的堅實基礎。
而在一衣帶水的中國，十九世紀后半葉，中國社會延續(xù)兩千多年的封建統(tǒng)治日漸衰敗，長期處于封閉狀態(tài)下的中國人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然而事實上，不論是在科學技術層面、社會制度層面還是思想文化層面，中國都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1840年的。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在內憂外患的情境之下，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睜眼看世界”。他們不僅僅以科技層面的聲光電化之知識、堅船利炮之技藝為滿足，還要求進一步探究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以及哲學社會科學思想和學說。可以說直到這時，中國人才開始真正認識到西方文化的先進性和全面學習西方文化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以各種哲學社會科學思想學說為中心的西方文化思想開始廣泛傳入中國，在中國知識界形成了第二次“西學東漸”的熱潮。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西學東漸帶來了近代形態(tài)的西方文化，對于中國古典形態(tài)的文藝學來說，也同樣經歷了一次近代化的啟蒙。西方近代美學和文藝思想的輸入推動了中國的文藝學從古典向現代的轉變。這一轉變涉及其性質、內容、形式、方法、體例及思維方式等各個方面，從而使中國文藝學的近代化成為可能。
文藝學西學東漸的途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直接從西方輸入，一是間接從日本輸入。其中，近代日本作為輸入西方文藝觀念、文藝理論、藝術批評和藝術史學的“中間人”，對中國文藝學科由古典形態(tài)向近代形態(tài)的轉換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為現代形態(tài)的中國文藝學科的建立和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近代以來，日本學習西方文化的狀況達到了空前的。明治維新之后的“文明開化”運動使得日本僅用了短短幾十年的時間便取得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過一、二百年才取得的成就。日本向西方學習的成功也刺激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愿望。但當時從中國直接去歐美以及翻譯西文著作比去日本并翻譯日文書籍相對困難得多，而且日本已經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并且經過了篩選和消化。因此向去蕪存菁的臨國日本學習，比直接向西方國家學習要簡便有利得多。當時的一些開明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如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說：“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jié)而酌改之。”[1](《游學第二》)“我取徑東洋，力省效速”[1](《廣譯第五》)。可以說，中國人把通過中日文化交流的渠道來學習和吸收西方文化看作了一條可以事半功倍的捷徑。而向日本學習的主要途徑就是派遣留學生。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派往日本的留學生多達五萬余人。大批的留日學生為傳播西方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們在日本接受了許多新思想、新知識。并通過翻譯日文書籍將這些新文化介紹到國內。
西方近代美學和文藝思想同樣大多是由留日學生根據日文書籍或西方原著的日譯本翻譯介紹到中國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文藝學由古代到近代的轉型已經基本完成，在學科體系、范疇、觀念、方法等方面都已充分吸收、融合了西方思想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可以說已經基本具備了近代化學科的性質。文藝學領域內日文書籍的大量翻譯和廣泛傳播，對中國古典文藝學的各個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促使中國的文藝學開始向近代化學科轉變。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翻譯日本文藝學著作的數量不斷增加，水平也不斷提高。因此，郭沫若在評論中日文藝學關系時認為：“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筑成的。……就因為這樣，中國的新文藝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禮的。”[2](P33)可以說，中國文藝學近代轉型的過程。主要是一個向日本學習的過程，中國近代文藝學的各個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日本的影響。
日本文藝思想對中國的影響首先表現在近代文藝學美學概念和范疇的引入。日本人在接受西方新思想、新學說時，除了用日語直接音譯西方外來語之外。還利用漢語的意譯法創(chuàng)造了大量新詞匯。文藝學領域內的許多重要概念 或范疇如“哲學”、“美學”、“文學”、“美術”等，最初都是日本學者借用漢語翻譯西方著作時確定下來的。由于這些用漢語表達的概念或范疇大都比較準確地把握了西方文藝思想的內容與特征，因此中國學者在翻譯日文書時也都普遍沿用了這些表達方式。關于這種情況，中國近代美學的開創(chuàng)者王國維曾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作過較為公允的評價。他說：“數年以來，形上之學漸入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間之驛騎，于是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我國之文學界，……夫普通之文字中，固無事于新奇之語也，至于講一學，治一藝，則非新增語不可。而日本之學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則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要之，處今日而講學，已有不能不增新語之勢。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勢無便于此者矣。”[3](P387)這些新學語的普遍使用，表明了西方先進的文藝思想已經進入中國文藝學的視野之中，成為近代文藝學所表達的內容。
由日本傳入的新學語的接受和使用一方面使許多基本范疇和概念在中國文藝學中確定下來，為中國近代文藝學體系的形成做了必要的準備：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美學和文藝觀念的更新，促進了中國文藝學在表達方式上的變革。
表達方式的變革在話語特征上體現為對美學和文藝理論的表述更加準確和規(guī)范。中國古典文藝學的話語表述特征是詩意化，思想家們慣于用名言雋語、比喻例證的形式來表述自己的思想。日本新學語的引入，使中國古典文藝學向近代形態(tài)的轉換有了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上的支持。這對于近代文藝學所要求的清晰、精確的邏輯分析話語模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更為重要的是，表達方式的變革在外在形式上體現為文體表現形態(tài)的轉換。中國古典文藝學以“詩話”、“詞話”為主的文體形態(tài)受到沖擊，具有近代特征的“新文體”逐漸被接受和運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些留日學者借鑒日本經驗，主張沖破中國傳統(tǒng)的文體規(guī)范，變革舊的文體形式，開展了一場具有近代意義的“文體解放”運動。
由日本傳人的“新學語”帶來了大量的新知識和新見解。對于正處于啟蒙時期的中國文藝學來說，新知識意味著新的思想內容，新見解則代表著新的文藝觀念，而這些都遠非中國舊有的“詞章”、“典故”所能包容。因此。表達新的思想內容和新的文藝觀念的需要帶來了文學體裁的變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梁啟超倡導的“詩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梁啟超“文體改革”的主張直接受到日本文學的影響。他在《夏威夷游記》一文中提出“詩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其靈感就是來自于對日本明治時期的政論家德富蘇峰作品的閱讀感覺。“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別開生面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于是也。”[4](P191)所謂“詩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引進“歐西文思”，即要在詩文中表現西方的新思想、新精神。要達到這一目的，新文體的語言就應該力求通俗化，做到通俗易懂，平易暢達，并“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4](P191)，以便徹底沖破古文規(guī)范的限制，更自由地表達作者的情感。作為文體改革的主要倡導者，梁啟超不僅提出理論上的主張，而且身體力行，廣泛借鑒并學習日本新文體的風格。他在作文章時“不避排偶，不避長比，不避佛書的名詞，不避詩詞的典故，不避日本輸入的新名詞”[5](P220)，努力嘗試各種新的表達方式。這種日本化的新文體對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幾使一時之學術，浸成風尚。而我國文體，亦遂因此稍稍變矣。”[6](P95)
日本近代文藝思想的大規(guī)模引進與吸收，不僅使中國文藝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思想材料和新的表現方式：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文藝學具體的學術存在形態(tài)也在日本近代文藝學的強勁影響下自然而然地開始了由古典向近代的轉換。這種轉換以方法的更新為依據，以體系的建構為目標，以各種新的文藝思潮、流派的引介為具體內容，在文藝學原理、藝術史學、文藝理論和批評等方面都有所體現。
中國文藝學中關于美學和藝術原理的基本體系，主要是受到日本藝術理論家黑田鵬信的影響。他的《藝術概論》一書是一部系統(tǒng)講述藝術一般原理的著作。其內容包括從藝術的本質特征到藝術的創(chuàng)作欣賞、從藝術分類、藝術起源到藝術內容形式和風格流派等，包含了藝術理論中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問題。這是最早被翻譯成中文的有關藝術理論的書籍，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問題不僅在當時為中國藝術理論體系提供了范式，而且其中的主要部分至今仍沿用在中國藝術概論的教學過程中。此外，黑田鵬信的另外兩部著作《美學綱要》和《藝術學概論》也被譯成中文。這三本譯作對于中國美學和藝術基本原理體系的形成產生了深刻而又持久的影響。
在藝術史論方面，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對日本美術史家木村莊八和板垣鷹穗等人的系列西洋美術史著作的譯介，是當時重要的理論成果。其中魯迅翻譯的日本學者板垣鷹穗所著《近代美術史潮論》對中國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本書將近代美術如何演進到現代美術作了全面的闡述，揭示了西方現代主義美術思潮發(fā)生的根源和必然性。這本介紹西方近現代美術史的演變過程的著作，不僅為中國美術界提供了近代新的藝術及其思潮的信息，而且也為中國的美術史研究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方法，使中國近現代美術思潮的產生有了必要的理論準備。當時，學習和借鑒日本的成果成為開展近代意義上的藝術史論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許多后來很有成就的藝術史論家都曾翻譯過日本學者的著作，并借鑒其內容、方法及體例等進行近代藝術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成果。
在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方面，日本對中國的影響更為顯著。“五四”以后，中國文學界徹底擺脫了封建文化的制約。開始全面吸收近現代新的文藝思想并應用到文藝創(chuàng)作和評論當中去。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當時中國新文學的主要人物幾乎全部都是留日學生，如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他們在倡導新文學的同時還翻譯了很多日本書籍，其中以廚川白村的影響最大。他的代表作是魯迅翻譯的《苦悶的象征》，在引言中，魯迅先生給予這部作品如下的評價：“……作者自己就很有獨創(chuàng)力，于是此書也就成為一種創(chuàng)作，而對于文藝，即多有獨到的見地和深切的會心。”[7](P296)廚川白村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的達十四種之多，他的文藝思想一度成為中國文藝理論的準繩，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文藝學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許多藝術家、文藝理論家、文藝批評家也都是留日學生，他們接受了日本和西方新的文學和藝術思潮，寫作了大量理論文章，內容涉及藝術本體論、藝術創(chuàng)作欣賞及批評理論、藝術思潮與當代藝術評論等諸多方面。他們對近代文藝理論中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都作了深入的思考，使從國外學到的思想和理論真正融入到中國文藝學之中，為中國近代文藝學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
可以看出，中國文藝學由古典形態(tài)向近代形態(tài)的轉換是在日本這個“中間人”的作用下發(fā)端、開展并逐步完成的，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歷史事實。因此，在繪制中國現代文藝學發(fā)展史的構圖中。在“中國”與“西方”之間添加“日本”這個板塊，對于更全面地認識中國文藝學的歷史和現實，以及更好地進行東西方文藝學領域的交流，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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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之后進行四場專題演講。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藝術史系的韋陀教授的《大黑天和大悲空金剛》，介紹甘肅武威西夏博物館收藏的兩尊金銅造像，在與永樂款金銅佛比較分析后，認為在研究特定時代藏傳佛教由藏入漢的過程中，將特殊造像風格的作品與其它相同風格的作品進行比較分析的方法具有重要作用。日本愛知大學立川武藏教授的《俄爾寺曼荼羅全集的版本》，厘清了俄爾寺曼荼羅全集不同版本間的異同。陜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建林研究員發(fā)表的《西部古代巖畫與其它古代遺跡的關系》，重點講解阿里地區(qū)分布于羅布措環(huán)湖周邊古代巖畫遺跡。這些考古新發(fā)現和研究成果充實了對早期考古發(fā)現的深入研究。最后，由美國堪薩斯大學藝術史系資深教授瑪莎?霍夫勒演講的《西方收藏的明朝中期的漢藏唐卡》，就西方收藏的這批唐卡作品的款識、材質、風格進行分析，區(qū)分出“成化”與“正德”兩組，并試圖將其制作背景與北京護國寺進行聯系。霍夫勒教授的演講，展示了深厚的漢學背景對于研究漢藏風格作品的重要。
在此后的兩天會議中，研討會分多個主題進行論文宣讀與討論。
在以“早期考古”為主題的討論會上，藏族學者、來自博物館的夏格旺堆館員發(fā)表《林芝地區(qū)早期文明的考古發(fā)現及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張亞莎教授發(fā)表《鳥圖騰與古象雄王國》，兩者皆關注于佛教傳人以前的早期文明，顯示了各自考古學與民族學不同背景的治學方法。
在“吐蕃與敦煌”的討論會上，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霍巍教授對近年流散于海外可認定為吐蕃時期的大量文物進行調查、分析，提出這些文物極可能是出自吐蕃時期王陵級大墓的盜掘品。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熊文彬研究員發(fā)表《唐蕃古道上吐蕃時期的大日如來造像》，重點分析了今年新發(fā)現的兩處大日如來造像風格，并指出大日如來是吐蕃時期最為流行的信仰之一。青海考古研究所許新國研究員發(fā)表《都蘭吐蕃郭里墓棺板畫報告》，這是青海吐蕃遺址的新發(fā)現。另外，藏族學者、大學洛桑扎西發(fā)表《解讀(巴協(xié))中“藏式佛像”之說》，試圖從文獻與遺存中勾勒出佛教初傳時期佛像的面貌，從而提出已被遺忘的“藏式風格”存在的可能。
在主題為“苯教與民俗學”的討論會上，美國魯賓藝術博物館的杰夫?瓦特研究員發(fā)表《鑒別苯教藝術的關鍵特征點》。目的是在苯教宗教作品的鑒別中提出了一套系統(tǒng)的分類方法，希望籍以激勵其它學者在此領域進行交流和評論，最終創(chuàng)新總結出一種更加完備有效的研究方法。四川大學考古系李永憲教授發(fā)表《試析吐蕃的“赭面”習俗》，首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李福順教授發(fā)表《羌姆面具藝術》，研討會關于這一主題的內容，主要是藏傳佛教藝術世俗信仰、習慣的佛教化和佛教的世俗化，可見藝術與生活二者之間的相互滲透和融合。
在“早期(11―14世紀)藝術”的主題討論中，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史研究所盧恰尼茨教授延續(xù)其對于喜馬拉雅西部藝術風格的關注，試圖將喜馬拉雅西部藝術的流傳推演至17―18世紀。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景安寧教授發(fā)表《曼荼羅緣起》。不同于傳統(tǒng)學界強調的印度起源說，景安寧教授認為中國古代的“式盤”是曼荼羅的直接源頭，從而認為密宗曾受到道教與漢傳密宗的影響。瑞士亞洲佛教藝術研究院的米夏埃爾?漢斯先生發(fā)表《元代薩迦寺的尼藏與藏漢金銅佛像中是否存有阿尼哥風格?》，則對一般認為與尼泊爾藝術家阿尼哥相關的作品做了重新回顧與評估。
在“早期(西夏、元)藏漢藝術”的主題中，首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漢藏佛教美術研究所謝繼勝教授發(fā)表《賀蘭山：達摩多羅、伏虎羅漢、布袋和尚與藏傳佛教羅漢圖像的糾結――西夏、元時期中國美術史多元風格的分析》，其認為宋、西夏時期，禪宗繪畫中的一些人物形像體系影響了賀蘭山佛像造像系統(tǒng)，之后逐漸滲透到的羅漢造像體系和蒙古地區(qū)，由此可見12―13世紀中國美術史多元風格的成因。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史論系尚剛教授發(fā)表《大都會博物館藏大威德金剛緙絲唐卡分析》，推測此件作品原是為了元泰定帝制作，但因政權更替而供養(yǎng)人改為元文宗兄弟。德國波恩大學亞洲與伊斯蘭藝術史研究所貝納特?布諾斯卡姆研究員發(fā)表《布達拉宮藏不動明王緙絲唐卡的年代問題》。關于這件不動明王唐卡的年代，先前學界粗略定為13世紀早期；布諾斯卡姆在對這件作品進行深入分析后，認為應為14世紀早期的作品，并與蒙古皇室成員有關。
在“明清時期漢藏藝術”的主題研討中，學者論文集中探討明清時代受到漢地影響的藝術作品。其中，法國國家科學院特約研究員艾米?海勒博士詳細地分析了一套竹巴噶舉巴喇嘛唐卡肖像繪畫，就其產地和年代等問題進行了更深一步研究并提出新見解。藏族學者、來自博物館的巴桑羅布先生發(fā)表《試考雪堆白造像藝術及其歷史》，利用達賴五世等傳記數據，重構了拉薩雪堆白造像廠的歷史發(fā)展，彌補了佛教造像本土化特征最明顯時期的藝術史空白。故宮博物院胡國強副研究員分析了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17世紀藏地所造銅鎏金楊柳枝觀世音像，分析其藏文款識和造像風格，指出此楊柳枝觀世音像為歷史上漢藏文化藝術之間相互交流、融合的產物。故宮博物院徐斌先生發(fā)表《寺院的格薩爾信仰――由更慶寺的一組唐卡談起》，論述了藏族本土文化和民間文化的佛教化及佛教的世俗化。進而如何反映于藝術領域。
在“明清時期藏漢藝術”的主題研討會上，學者則集中探討明清時代漢地制作的藏傳佛教建筑與藝術品。其中，美國加州大學史維東教授發(fā)表《乾隆皇帝地宮的設計：對圖像學和漢藏藝術元素的理解》，針對裕陵地宮藏傳圖像元素進行識別，并試圖將其放入整個藏漢藝術的背景中來評價。法國國家科學院研究院伊莎貝爾?夏何露研究員《北京、內蒙及安多地區(qū)清代佛教建筑之比較――回廊式都剛風格》，探討格魯派“都剛”經堂在內蒙與漢地的應用。首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吳明娣副教授發(fā)表《明清時期藏傳佛教法器與漢藏藝術交流》，分析和內地收藏的明清時期藏傳佛教法器，說明明清時期漢藏藝術之間的緊密聯系。
現代美術學院美術教育專業(yè)的課程設計應以現代中小學美術教師綜合素養(yǎng)的建設為基礎，以推動中小學美術文化的普及，推動中小學生人文素養(yǎng)與綜合能力的完滿為核心價值目標。本科四年的美術教育專業(yè)，美術師范生所要學習的課程應包括基礎文化知識類課程，普通教育基礎理論類課程，美術教育理論與實踐類課程，美術理論與專業(yè)實踐類課程，藝術文化素質拓展類課程等五個部分。
1.基礎文化類課程應涵蓋基礎人文學科和部分自然科學學科的文化常識。它是作為教師素養(yǎng)的基本保障和學習鉆研更深層的藝術教育以及美術文化的基礎。一般大學都會開設諸如大學語文、大學外語、哲學基礎、現代計算機基礎與應用等文化課程。這些課程一般不作為學生專業(yè)技能的主體學科而開設，應該在具體內容和程度上合理配置。
2.普通教育基礎理論類課程是教育類專業(yè)的通修課程，包括教育學、教育政策與法規(guī)、教育心理學、教師口語、現代教育技術研究等課程。這些課程的開設是所有教育專業(yè)學生的基礎理論與素養(yǎng)的保障，也是學生獲取教師資格證的必修課。
3.美術教育理論與教學實踐類課程是美術教育專業(yè)學生的第一大核心專業(yè)課程。它具體包括：美術教育史、美術教學方法論、美術教學實踐（或美術教育見習與實習）、現代美術教育研究與論文寫作等。往往在美術學院的教育專業(yè)中很多學生并沒有把這些課程當作專業(yè)核心課程來看待，更多的是把它們籠統(tǒng)的歸類為文化或理論課程，這是本質性的錯誤。造成這樣的認識究其原因根本來自于學科教育中對這些課程的性質、作用以及價值的忽視。加上美術學院大的教學環(huán)境中對美術實踐類課程的推崇與側重，也是使其形成的重要因素。加強對這些課程的核心地位的引導也是專業(yè)課程建構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4.美術理論與專業(yè)實踐類課程是美術教師美術專業(yè)素養(yǎng)的基礎。它的地位僅次于美術教育類課程，是美術教育專業(yè)課程構成中的第二大核心。對于它的構成應具有現展的課程觀念，應具有包容意識和綜合意識。其中美術文化理論課程應包括：美術史、美術概論、美學（或藝術哲學）、美術批評、現代美術研究、藝術比較學等。其次，美術專業(yè)實踐類課程可以因不同的校本資源來合理配設。建議開設課程包括：造型基礎（以現代開放的素描實驗為基礎）、色彩基礎（色彩知識與主觀色彩表現實踐）、自由繪畫（自覺的、自主的、非特定媒介的繪畫實踐）、現代媒體藝術、綜合藝術實踐（以社會生活與現實為背景，開展總體的、綜合的、多元的視覺表述、藝術策劃）等。另外，傳統(tǒng)的書法、國畫、油畫、工藝設計、版畫、雕塑（或陶藝）、水彩、水粉、攝影等可以以選修的形式開設，具體的內容則以鑒賞和基礎技法訓練為主，點到為止。
5.藝術文化素質拓展類課程是美術教育專業(yè)學生綜合素質得以滋養(yǎng)與豐滿的途徑。各學校應結合自己的辦學基礎開設相關的拓展課程以供學生選學。在這個板塊中綜合類大學相較于美術學院更顯得得天獨厚。建議所開設課程應盡可能的寬泛和豐富。可開設的課程如：藝術人類學、藝術市場學、音樂鑒賞、現代藝術傳播與媒體研究等。對綜上這些課程的課時配比需依據美術教育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的目標以及各學校資源的整合、綜合利用的整體考量之后來設計。建議在第一部分基礎文化類課程中做到文理兼容，理論性與應用性相結合。在第二部分普通教育基礎理論類課程中，盡可能做到對先進的教育理念與經典的教育理論綜合闡釋，兼容并蓄使其具有包容性。在第三部分美術教育理論與教學實踐類課程中，應盡可能多的展示國內外最優(yōu)秀的美術教育理論與教學方法。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學習、研究與調研、總結相結合。在第四部分美術理論與專業(yè)實踐類課程的設置中，應以前瞻的眼光來看待發(fā)展中的美術文化，以作為素質教育要求下的中小學生的美術需求為出發(fā)點，以美術教師綜合的現代美術能力的培養(yǎng)為目標來設計。在第五部分藝術文化素質拓展類課程的設計中，應充分的考慮到現代美術教師應具有的藝術文化素養(yǎng)的廣博性和可延展性。具體到每個課程板塊的比重，因第一、第二部分為國家調控課程，已基本固定。第三、四、五部分的課程內容應至少是等分的比例。其中第三部分美術教育理論與教學實踐課程的比例應保持2：3左右。第四部分則較為復雜，建議美術理論課程與美術實踐課程的比例為2：1；美術理論課中傳統(tǒng)美術文化與現代美術文化的比例應保持2：3左右；創(chuàng)造性、實驗性美術實踐課程與傳統(tǒng)技法實踐課程內容的比例至少保持1：1的比例，甚至2：1。在美術實踐課程中民間美術的研究與實踐內容應占到其總內容的1/4左右。現代美術信息的收集與整理，創(chuàng)造與管理也應該在所有課程中有所涉及。第五部分藝術文化素質拓展類課程應兼顧到傳統(tǒng)與當代、理論與生活實踐相互補的原則。如此設計與配比是基于對現代美術師范生的自身素質的需求而考慮。總體設計理念是立足當代美術文化的多元性與包容性，以美術的發(fā)展為前瞻，以美術文化的傳統(tǒng)為滋養(yǎng)。也只有具備了當代意識的美術教師，才能在美術傳播中緊密的聯系生活，發(fā)覺現實世界的審美本質。
二、現代高等美術學院美術教育專業(yè)課程實踐研究
明確了美術教育專業(yè)課程組織的方法與原理，還應該對不同的美術課程實踐有一定的理解和認知。課程的實施包括課程定位、課程研究、課程實踐、課程總結與評價四個部分。
1.課程定位是課程實踐的基礎。每一門課程都具有自己獨特的價值，具有不可替代的設計目的。特定的課程針對受教者產生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同時也促使受教者在某一方面得到完善與發(fā)展。每一門課程與其他課程都具有關聯性，相互聯系、相互補充、互為基礎。認識每一門課程的目的、意義與價值是進行課程實踐的開始。在美術教育理論與教學實踐課程中所羅列的美術教育史、美術教學方法論、美術教學實踐（或美術教育見習與實習）、現代美術教育研究與論文寫作課程就具有關聯性。其中美術教學方法論是美術教學實踐的前提和指導。美術教學實踐是美術教學方法論的具體應用與檢驗。美術教育史是理論與實踐知識的補充，現代美術教育研究與論文寫作則是所有這些課程的總結與深化。這幾門課程的安排也應由淺入深，由理論到實踐，再由實踐到理論總結。
2.課程研究是針對不同課程的具體內容、秩序、組織、知識點、難點、重點的深入研究和思考。對課程的深入研究是課程實施的關鍵和保障。比如在美術理論課程中，美術史的內容就應該有所側重。因為課程時間的限定，合理分配教學內容就成為一個新的課題。對于非藝術史論專業(yè)32課時的西方美術簡史授課內容里，西方傳統(tǒng)美術文化與現代美術文化的內容合理的比例應該是40%比60%。而在中國美術簡史的教學中，32課時的教學時間里對中國傳統(tǒng)美術文化與現當代美術文化的比例則應該是70%比30%左右才更合理。在美術實踐課程里，自由繪畫的提出和設立則意在模糊傳統(tǒng)的國畫、油畫、版畫等狹隘的畫種界限。鼓勵學生自主的選擇工具媒介，自覺的尋找適合自己的藝術造型語言。從而自由的吸納更多元的美術技巧，創(chuàng)造更為原創(chuàng)的、豐富的視覺信息。
3.課程實踐是對課程的具體實施和體驗。不同的美術課程實施的方法存在極大的差異，沒有絕對的正確與標準。教師在課程實踐的過程中應保持主導的地位，參與與旁觀相結合。理論性課程建議以學生課外的資料收集、整理，加課堂討論為主。教與學雙方提出問題以學生自主研究并解決問題為目的。美術史類的課程則建議以比較美術的方法來展開。實踐類的課程也由學生自己提出方案，學生個體獨立實踐與集體小組實踐相結合。教師適時地旁觀與指導整個過程，但不能生硬地左右學生的實踐成果。
4.課程總結與評價是課程實施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也是理性的思考課程實施中的具體問題與客觀的界定課程得失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評價則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對課程實施的評價，另一個是對課程中學生學習的評價。建議課程實踐中及時記錄相關信息和整個過程。課程結束時總結得失，并記錄下學生的學習感受，思考存在問題并解決問題。對課程中學生的學習評價則應該以形成性評價為主，既對學生在本課程學習行為的開端與整個過程以及學習結束為終止的所有表現如實的記錄。以學生本人的學習態(tài)度、學習進展的程度來綜合評定其學習成績。美術教育課程的設計、構成與實施并不能如此簡單的歸納與梳理便得以完整和清晰的。它基于對現代教育理念、國情特色與人文素質發(fā)展的需求而來，這些因素相互矛盾、互相磨合且互相妥協(xié)。
三、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