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7-20 05: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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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國和小國在經濟環境、產業結構、市場規模等方面都存在差異，致使合作成員國之間在成本分擔和收益獲得上存在不一致的情況。因此在傳統的經濟合作理論分析框架下我們假設區域合作成員國在權利上是平等的且合作是完全互惠的。目前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還有較大的上升空間和增長潛力。兩國若想更好地進行區域經濟合作，在合作博弈下，需要滿足一系列的充分必要條件。
命題1：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各成員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參加經濟合作所導致的各成員國的直接收益損失。證明：，，=（1，2，3，4，5，6），當國損失部分直接收益從而使得其他合作成員收益提高時，反映在國收益上的增加量我們不妨設為，國參與國經濟合作時的直接收益損失量設為。合作是相互的，同理可以得到及。那么此時，國與國經濟合作時帶來的收益的凈增量為{（）+（）}。因此，,{（）+（）}是所有參與合作成員國收益的凈增量。顯然，只有{（）}0且{（）}0同時都成立的時候，各成員國家才會參與區域的經濟合作。通過命題1分析可知，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充分條件是各成員國通過有效的磋商，協調相互之間的利益分配并最終達成有約束力的利益分配協議，以此約束雙方之間的經濟行為。合作的必要條件是中印雙方紡織品服裝貿易間的互補性。若滿足了上述條件，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給各成員帶來的收益的增加定會大于不合作時所能獲得的收益。
命題2：假設中印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為，與其他第三國的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為′，即有′。若國不能同時參與和′的經濟合作聯盟，則有國參與聯盟′使聯盟收益的增加量要大于國參與聯盟使聯盟收益凈增加的量。證明：令=｛′｝，表示成員國屬于聯盟′而不屬于聯盟，由命題1可知，對于，當與國達成合作協議的，其相應的聯盟收益凈增加量{（）+（）}0時，則有,（{）+（）}0。命題2得證。
定義1：成員國對聯盟即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收益的邊際貢獻為（）（），其中（）表示國不是中印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的成員國時聯盟的值。
定義2：對′，若參與國參加聯盟′的邊際貢獻大于參加聯盟的邊際貢獻，即（′）（′）（）（），則稱合作博弈（，）是凸的。引理1對效應可轉移的博弈（，），若存在固定的數值（其中，）使得和，（）=（）+（）+,（+），則Shapley值為（,）=（）+0.5,（+）。為簡化模型方便分析，假設參加中印經濟合作的行為對非成員國沒有影響，成員國對非成員國的政策在參與合作前后沒有變化。于是，我們可以將特征函數定義如下：其中，0是合作之前各成員國自身的保留效用；為結成聯盟時聯盟全體成員國獲益的總和；為未參加聯盟的成員國（但仍屬于）對聯盟造成的損失；表示未參與聯盟而與聯盟以外的成員國（但在內）合作所可能獲得的收益。與命題1的論證類似，對，有（）=（）+（）+{（）+（）}令=，=，=，則（，）=0+=1+0.5=1{（）（）}對于區域經濟合作博弈（，）而言，Shapley值為：（，）=0+=1+0.5=1{（）（）}，=1，2，如果結成聯盟卻沒有發生效用轉移，則成員國得到的收益為01+=1，=1，2，。由上述博弈模型分析可知，每個成員國參與經濟合作所得到的收益等于合作卻沒有效用轉移時的收益加上合作停止時收益之差的二分之一。顯然，這意味著各成員國一直保持合作狀態所獲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時所得到的收益。命題3：所有成員國都參與合作時，其處于核心Shapley利益分配矢量給每個成員國分配的利益補償量將為=0.51（[（）（））]，=1，2，。證明：對任意的成員國和，是國與其他成員國合作而不與國合作時得到的收益，是國不與國合作時導致的損失。因此，國不與國合作時的收益的凈增加量為。同理，為國不與國合作時的凈收益。所以，補償給成員國的總凈收益是成員國與國之外其他所有成員國合作凈收益之和減去成員國與除國之外其他所有成員國合作凈收益的一半。通過上述模型分析可知，從不合作中獲得較多收益的成員國應該從獲得收益較少的成員國中得到利益補償，這顯然不符合區域經濟合作的目標。因此，為達成區域經濟合作協議，促進區域經濟合作，從區域經濟合作中獲取收益較多的成員國應該給予獲取收益較少的成員國一定的利益補償。同時，獲益較高的成員國在補償獲益較少成員國后，其福利水平仍比未參與經濟合作前有所上升。[4]從上述三個命題的證明及分析中可以得知，區域經濟合作的必要條件為合作各方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充分條件為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各成員國從自身實際出發，通過有效的溝通和磋商，積極協調彼此之間的利益訴求，以求達成具有一定約束力的利益分配協議，以制約雙方的經濟合作行為。同時建立一套公平、有效、完整的利益補償機制，使獲利更多的一方通過利益輸送補償區域經濟合作過程中獲利較少的一方，以此均衡雙方利益，從而形成雙方互利共贏的局面，實現雙方效益的最大化，最終保證各方貿易合作的可持續發展。[5]由此可知，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需要滿足貿易互補性、合作后福利提高、利益分配合理等幾個條件。
二、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一）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互補性分析
中印兩國作為紡織品服裝大國，其實在紡織原料、技術等方面，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存在著很強的互補性。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和出口國，雖然紡織原料豐富，但相對于國內強大的生產能力來講，供應還顯得相對不足。為滿足國內的需求，中國每年都需從美國和印度等國家大量進口紡織原料。而印度擁有世界最大面積的棉花生產，同時又是世界第二大纖維素纖維生產國，還是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生絲生產國，另外還擁有世界最大產量的黃麻生產。紡織原料豐富且品種齊全，且相對于印度國內的生產需求來說還有較大剩余，每年都有大量原料可供出口。因此，在天然紡織原料這一方面，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存在著較強的互補性需求。另一方面印度紡織品服裝業雖然擁有豐富的天然纖維，但人造纖維相對不足。印度由于人造纖維生產起步較晚，企業生產規模都較小，人造纖維的產量無法滿足印度國內的巨大需求。為滿足國內紡織品服裝產業發展的需要，每年印度都需從國外進口相當數量的人造纖維。而中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在人造纖維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由這幾個方面可以看出，由于資源稟賦的差異，中印紡織品服裝業間存在著很好的互補關系。互補性的存在將促進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為兩國發展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合作形成了良好的現實基礎。為更直觀地展示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互補性程度，本文用貿易互補性指數進行實際測算。貿易互補性指數由經濟學家PeterDrysdale于1967年提出，旨在分析和衡量兩國貿易互補性程度。單個產業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定義公式為：為出口國對進口國在產品上的貿易互補性指數，表示國產品的進口額，表示國總的進口額，為國產品的出口額，為國總的出口額。值變動的范圍為0到1。值越是接近0，則意味著出口國和進口國在產品出口進口方向上吻合程度差，也即兩國在產品上的貿易互補性程度較低；而當接近1，則表示出口國出口的產品和進口國進口的產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兩國在產品上具有較強的貿易互補性。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數據庫中2001年至2013年中印紡織品服裝相關數據2001年至2013年無論是中國出口與印度進口的紡織品服裝貿易互補性指數，還是印度出口與中國進口的紡織品服裝貿易互補性指數都呈大于0且非常接近1的趨勢。雖然各年份中國與印度的貿易互補性指數有所波動，但整體而言自本世紀之初以來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互補性指數都非常高，保持大于0.9且無限接近于1的狀態，這意味著中印兩國在紡織品服裝雙邊貿易上存在著巨大的貿易互補性。兩國在紡織品服裝貿易方面聯系較為緊密，相互依賴程度較高。近年來，中印兩國間的紡織品服裝雙邊貿易額保持著穩定的增長速度且每年的貿易額占兩國總的貿易額的比重均超過10%以上。這一貿易事實也很好地佐證了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間貿易互補性的特征。因此，綜上中印紡織品服裝產業間互補性分析可以看出中國與印度在紡織品服裝產業上各有所長，優勢互補，具有較強的貿易互補性。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相互依賴程度高，貿易增長空間大。若兩國能分工協作，充分利用兩國紡織品服裝業之間的互補性，進行產業內的貿易合作，必能很好地促進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的發展。以上分析指明了貿易互補性是兩國貿易合作的重要現實依據，這為進一步擴大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內貿易的合作提供了一個現實基礎，說明兩國實行紡織品服裝業的貿易合作是現實可行的。
（二）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福利收益—損失分析
1．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福利收益第一，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經濟互補帶來的福利收益。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一個重要現實基礎是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存在的貿易互補性，這也是兩國進一步加強貿易合作，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條件。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互補性將有利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分工與協作，從而更好地發揮兩國間的經濟互補性，進一步擴大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往來。同時也將有利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帶來福利的提升。第二，市場規模的擴大帶來的福利收益。目前受世界經濟低迷的影響，兩國紡織品服裝的傳統出口市場需求疲軟，且為保護本國自身紡織服裝產業的發展，貿易保護主義也進一步加強。在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因素不斷增加的背景下，為保持并促進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的良性發展，中印兩國須開拓新興市場。而中印兩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大發展經濟體，兩國國內市場空間巨大。因此，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之間的合作將大大提升市場容量，增加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量，從而帶來貿易收益福利。第三，關稅和非關稅等貿易壁壘的降低帶來的福利收益。受政治、文化等相關因素的影響，印度一直未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且近年來在兩國貿易中，中國一直處于順差狀態，而印度則一度處于逆差狀態。為保護本國產業，縮小兩國之間的貿易逆差，印度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加強，貿易摩擦顯著增多。除一般的關稅措施外，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手段得到大量運用。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嚴重阻礙了兩國間的貿易發展。而自由貿易能帶來經濟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若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實行貿易合作，降低甚至取消關稅和非關稅等相關貿易壁壘，推行自由貿易，將極大地提升兩國的福利收益。
2．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福利損失第一，關稅損失帶來的福利損失。為促進中印兩國貿易的自由化，提升貿易效率，降低甚至消除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關稅必不可少。而關稅的降低甚至消除定然會對兩國造成一定的稅收損失，但從整體的經濟效益來看，這一損失并不值得擔憂。關稅的降低甚至消除將大大地降低企業的產品出口成本，提高貿易收益，也將會使消費者收益。第二，貿易競爭造成的福利損失。目前，中印兩國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和出口國。由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存在一定的類同性，導致雙方在世界市場上競爭激烈。若兩國實行自由貿易，推行紡織品服裝間的貿易合作，定然會給對方市場造成一定的沖擊，加劇企業間的競爭。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將有利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的優勝劣汰，升級產業結構，增強國際競爭力。綜合上述福利收益損失分析，可以得知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帶來的福利收益將遠遠大于引致的福利損失。
（三）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利益分配分析
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經濟合作的過程中任何有損合作的行為都會造成其自身收益的下降，只有坦誠地按相應的規則制度和對方合作，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選擇貿易合作對中印雙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一直保持合作狀態所獲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時所得到的收益。穩定的生產資料才能讓民眾的心踏實下來，置土地是生產資料中最為重要的。使民有“百畝之田”“五畝之宅”“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其三是“以德治國”的執政思想。董仲舒堅持“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賦斂，省搖役，以寬民力”。（《食貨志》）同時，他認為“德治”還要重教化，“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庫序以化于邑”。儒學發展到漢代已趨于成型，其提倡治國要施仁政，要輕刑罰，輕徭役，盡量減輕民眾的負擔和懼怕之心，以仁德的方法對民眾進行管理，使“德治”在漢代廣泛推行，諸子百家，獨以儒術治國，形成德刑兼用的治國原則，體現了儒學對治國理政的深度關懷。
三、結語
[論文摘要]近年來，中美雙邊貿易的不平衡問題，特別是中美貿易巨額順差問題，引起人們的關注，中美貿易平衡問題顯然已成為中美經貿關系的焦點。對此，該文分析了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主要成因和相關應對策略。
1中美貿易現狀
自上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以來，雙邊經貿合作不斷擴大。據中國官方統計自中美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增長86倍，年均增長17％。至2005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由1978年的10億美元增至2116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場，美國也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2007年兩國貿易額更是突破3020.8億美元。
然而隨著雙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日漸凸顯。近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增加。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此后美國對華貿易開始呈現逆差，并持續增長。據中國海關統計，1993年中方順差為63億美元，2000年中方順差297.4億美元，2001年則為281億美元，2004年為873億美元。2005年為1141.75億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別達到1442.6億美元和1633.2億美元。而據美方統計，1979年至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為3億美元，2000年為838億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億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貿易逆差高達1620億美元。2005年則突破2000億美元，2006年達到2325億美元。2007年1至11月，對華貿易逆差也已達2375億美元
隨著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拉大，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也日趨增多。自1980年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進行首次反傾銷調查開始，迄今美國已對中國產品實施了100多項反傾銷措施，其涉及的中國產品范圍非常廣泛，包括紡織品、自行車等多種產品。并且中美貿易摩擦正從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高技術產品轉移，從商品貿易向服務貿易轉移。貿易摩擦的對象由原來的初級產品轉向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帽等又轉向資本密集型產品，如化工、輕工、鋼鐵、汽車等，更進一步向高技術產品轉移。美國已成為世界上對我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訴訟最多、力度最大的國家。
2中美貿易失衡主要成因
2.1雙方統計方法和口徑不同導致雙方統計數據差異
(1)統計方法不同。中美雙方統計采用不同的貿易統計標準進行衡量。美方采用總貿易制，以國境作為統計界限，對進入美國境內存入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倉庫的貨物均列入統計；而中方采取專門貿易制，以關境作為統計界限，存入保稅倉庫的貨物不作為統計，因此造成美方統計范圍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劇。美方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而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中美兩國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經我國香港轉口的。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出口的60％以上是經過以香港地區為主的第三方轉口的，而轉口到美國的商品額中的29％是在我國香港增值的。貨物離開中國后在第三方增加的價值，顯然不應計算為中國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統計因忽視轉口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此外，美國還因出口統計不完全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值。
(2)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導致雙方統計上的差異。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對一般的進口貨物，通常是根據進口商的申報來判定原產地，被判定原產地為中國的貨物被記錄為來自中國的進口而不考慮是否實際上由中間方出口或者貨物在中間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國記錄成自中國的進口很有可能是應該記錄為自其他中間方進口的。
2.2中美兩國產業結構不同
2004年我國GDP普查數據顯示三大產業的GDP比重分別為l3.1％、46.2％、40.7％。顯然我國經濟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而2005年美國三大產業占GDP的比率分別為2.8％、23.4％和73.8％，到2005年則分別為23％，22％和75.7％。顯然美國經濟結構已經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而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具有本地化生產的特征，內需傾向突出，制成品的進口對本國生產、消費結構形成補充，因而進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國由于是過度消費國家，儲蓄率極低，從而導致國內投資和產出或者說供給不足，需要大量進口，而中國又因為自己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承接了大量由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地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淘汰轉移的制造業，并且質量又明顯優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國家和地區，因此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家庭最終消費結構難以與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進口需求也相對不旺盛。所以由此兩方面原因，所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3世界產業結構調整
2.3.1東南亞國家對華的產業轉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這些國家在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把他們在美國的一部分市場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形成中國與歐美發生貿易順差，而與亞洲周邊國家發生逆差的貿易格局。
2.3.2美國對華直接投資
美國及西歐一些發達國家在其產業結構升級調整過程中也逐漸將國內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其中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銷售和向母國返銷占據很大份額。有數據顯示，中國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國跨國公司向母國進行返銷，中國對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貿易，產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裝物件基本上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的，加上其他運輸和管理成本，約占到該產品的85％左右，而中國獲得的加工費為數甚微，僅占15％左右。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中國出口商品80％以上來自外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各國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原產地統計標準已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國家問的貿易關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家貿易統計制度，中美兩國在雙邊貿易統計數據上的巨大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2.4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貿易結構扭曲，加劇中美貿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制定了“出口管制條例”，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商務部將中國列入全面禁運的國家名單。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雖然逐步放松了對華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規定和執行過程中，仍保留有許多歧視性規定。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國會在美對華出口管制問題上的壓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臺后，進一步惡意地實施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諸如通過制定相應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規、頒布出口管制目錄(如商業管制目錄CCL、美國軍用品管制目錄USML和核管理委員會管制目錄NRCC)、執行許可證審議程序、強化執行機制與懲處力度等手段來管理和控制軍民兩用物品和技術的出口.
高技術本是美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之一，但這一優勢并未在中美貿易中體現出來。在高技術領域，美國一直保持生命科學、電子電機、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術貿易上對華貿易順差,且在電子電機和航空技術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順差相對較大。然而在生物技術、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術貿易上，美國卻一直存在著對華貿易逆差。特別是在信息與通訊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了521億美元，這些舉措不僅未消除美中兩國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反而更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貿易順差。
3應對策略建議
3.1加快開放我國服務業，擴大美國對華服務貿易
由于美國在服務產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并且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一直比較感興趣，而中國服務業根據WTO要求也應逐步開放，因此中國逐步開放服務業，不但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發展，還可以減小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3.2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
目前亞洲、北美地區一直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而歐洲，以及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非洲在我國出口地區結構中所占比例甚小，這使得我國外貿與北美、亞洲市場的依賴度過高。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一直保持在21％左右，對美國市場的過分依賴也導致了貿易風險的加大，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直接影響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而且由于貿易不平衡和貿易摩擦問題，中國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因此，為改變這一局面，政府必須積極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系。
3.3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積極的調整
如上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轉口貿易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外資公司或跨國公司。外資的進入雖然有利于國內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的有效利用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重復投資，不僅不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還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壓力和破壞。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及時的引導和調整，不僅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3.4推動經濟結構升級
加強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產品以及以轉口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產品，從而導致實際獲利小而兩國順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國應當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依靠科技創新和應用，以政府政策為依托，大力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業；加快對相對滯后的醫療、教育、交通、環保、住房和金融服務等行業發展，并且適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體制，以擴大內需，促進內向型經濟發展。
3.5完善人民幣匯率體制
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進；實施“微幅、雙向、穩中爬升”的調控；適當放大浮動區間；同時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這樣不僅淡化給予美方在其國內定價過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國對外購買力的提升，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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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貿易條件 外商直接投資 關稅率 匯率 貿易條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的含義是進出口商品比價，它反映了出口相對與進口的盈利能力。貿易條件的優劣直接關系到各國切身的貿易利益，它與比較利益一起被認為是國際貿易的兩個基本問題，各國政府及研究學者對貿易條件的變動也都十分關注。 加入WTO以后，中國的對外貿易經歷了快速增長。據海關統計， 2006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達17604.0億美元，貿易總量排名第三。然而，伴隨著出口的大量增長，我國對外貿易出現了出口價格相對于進口價格下降的局面。2011年4月，央行副行長郭樹清指出：長期以來中國的出口價格水平下降，進口價格水平上升，這是典型的貿易條件惡化表現。
一、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狀況 1.貿易條件的含義及計算 在國際貿易中，貿易條件的最初含義就是價格貿易條件(NBTT)，它是一國出口商品平均價格與進口商品平均價格的比率，其計算公式為：NBTT=(Px/Pm)·100，Px代表一國出口商品的價格指數，Pm代表一國進口商品的價格指數。本文依據SITC分類標準，采用帕氏公式來計算中國貿易條件指數。 帕式公式：Pxt=∑pitqit/∑pi0qit Pmt=∑pjtqjt/∑pj0qjt 其中，Pxt和Pmt分別表示第t期的出口和進口價格指數。pi0和pj0分別表示基期(1983年為基期)第i種商品的平均出口價格和第j種商品的平均進口價格。pit和pjt分別表示第t期第i種商品的平均出口價格和第j種商品的平均進口價格。qit和qjt分別表示第t期第i種商品的出口數量和第j種商品的進口數量。 2.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趨勢 中國貿易條件變動趨勢圖 從圖1中可清晰的看出，中國貿易條件在1983年～2006年間呈波動性下降，趨于惡化的趨勢。1983年～1985年間，貿易條件階段式上升，由1983年的100下降為75.05。第二個明顯的貿易條件上升階段為1988年～1991年。其他時間段，中國貿易條件均有較為明顯的惡化趨勢。 二、中國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現實中，貿易條件變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響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其影響程度是多少呢。本文運用國際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為依據，選取影響因素作為模型參數，搜集1983年～2006年間的樣本數據，建立影響中國貿易條件變動的回歸模型，最終來考察這些因素與中國貿易條件變動的相關程度。
1.模型說明 假設大國情形，且顯著性水平為5%。參數包括：GDP指數，以1983年GDP為基期計算。出口商品結構指數(RMP)=(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初級產品出口總額)×100，以1983年RMP為基期。外商直接投資(FDI)，本文采用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單位為億美元。實際關稅率(T)=(進口關稅實際征收總額/總進口額)×100%。匯率(R)，本文采用人民幣對美元的年平均匯價，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2.模型建立與檢驗 利用1983年～2006年的數據，以貿易條件指數(NBTT)為因變量，GDP、出口商品結構指數(RMP)、FDI、實際關稅率(T)、匯率(R)為自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考慮到FDI與GDP的相關性及FDI的滯后效應，將FDI的數據滯后一期處理。 NBTTi=a0+a1GDPi+a 2RMPi+a3FDIi-1+a4Ti+a5Ri+ei(i=1，2…24) 運用SPSS15.0，對以上模型進行線性回歸，得出模型中R2=0.923，R2的修正值等于0.902，模型的擬合優度高。樣本相關系數R=0.961，表明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的線形相關性強。 DW=1.755，接近于2，所以模型不存在自相關。 資料來源：SPSS15.0輸出結果 從表2可得出，貿易條件指數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多元線性回歸方程：NBTTi=37.672-0.010GDPi+0.015RMPi-0.009FDIi-1+3.818Ti+0.045Ri。 自由度為18的臨界值t0.025(18)=2.10，常數項、GDP、FDI、T和R均通過了t檢驗。表明解釋變量GDP、FDI、實際關稅率和匯率對貿易條件有顯著性影響。 出口結構指數未通過檢驗，因此對回歸模型進行修正，在原來的回歸模型中剔除RMP這個自變量，再進行回歸。結果如下： NBTTi=39.864-0.005GDPi-0.012FDIi-1+3.710Ti+0.045Ri t值: (2.492-2.365-2.877 4.8782.154) t0.025(19)=2.09，各個自變量均通過t檢驗 F=50.847>F0.05(4，19)=2.90，通過F檢驗，說明總體回歸方程是顯著的R=0.965 ，R2=0.915，R2的修正值為0.897，說明模型的擬合優度高。 3.模型結論 從回歸方程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GDP、FDI的變動對貿易條件產生負向影響;實際關稅率和匯率的變動對貿易條件產生正向影響。 (1)經濟增長與貿易條件 中國經濟增長與貿易條件存在負相關關系，符合西方經濟學中的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其他要素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一種要素數量的增加將會降低使用該要素商品的相對價格，如果該商品是出口商品則貿易條件將惡化，反之亦然。 (2)FDI與貿易條件 FDI的增加使得貿易條件惡化，這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向有關系。根據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如果FDI流入的是東道國的出口優勢部門，那么將使出口部門的產出增加、價格降低，貿易條件惡化，反之亦然。在我國自2001年起，70%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向了制造業。制造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導致出口商品價格，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下降。 (3)關稅與貿易條件 實際關稅率即進口關稅率的系數為正，說明我國征收關稅起到了改善貿易條件的作用，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正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后我國利用關稅來調節貿易條件的空間越來越小。
(4)匯率與貿易條件 中國匯率貶值對貿易條件有改善作用。根據國際經濟學中瓊·羅賓遜夫人的結論，這可能是由于中國與外國的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之積小于中國與外國的進出口需求彈性。即當 SmSx 三、改善中國貿易條件的措施 針對中國貿易條件總體上趨于惡化這一事實，改善中國貿易條件勢在必行。那么，如何扭轉中國貿易條件惡化的趨勢呢?我們以中國貿易條件實證分析的結論為事實依據，從影響貿易條件惡化的各種因素入手，提出改善貿易條件的可行措施。 1.調整出口型的經濟增長偏向，抑制過熱投資 調整中國經濟增長方向，實現從偏向勞動密集型部門的增長向偏向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部門增長的轉變。鼓勵技術進步的重點偏向于進口替代部門，引導企業投資于該部門的研發活動，并給予財政補貼、稅收支持、信貸支持。另外，經濟增速的放緩將有利于抑制貿易條件的進一步惡化。其具體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產品的合理定價，投資降溫及理順國內能源價格等。
【論文摘要】中印兩國互為鄰國，也是世界上經濟產出增長率最快的兩個國家，雙邊貿易額在近10年內增長了近20倍。同時兩國貿易摩擦態勢也愈演愈烈，目前印度已經超過美國、歐盟等發達經濟體成為對華發起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本文以中印貿易摩擦所面臨的新形勢為出發點，分析兩國貿易摩擦的新特點，并且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論文關鍵詞】中國；印度；貿易摩擦
21世紀以來，中印雙邊貿易迅速發展，與此同時，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也逐年上升。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印度出臺了一系列針對中國產品的貿易救濟手段，對中國出口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響。那么，中印貿易摩擦呈現怎樣的新形勢，具有什么特點，應采取哪些措施加以應對？本文將集中回答上述問題。
一、中印貿易摩擦的新形勢
印度一直是貿易救濟領域較為活躍的國家，1994年，印度對中國產品展開反傾銷調查，由此揭開對華貿易摩擦的序幕。十幾年來，中印貿易摩擦不斷發展，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印度更是開始超常規地使用貿易救濟措施，中國成為印度貿易保護措施的主要對象，中印貿易摩擦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8年，印度對中國共發起17起貿易救濟調查。2009年，印度全年對華貿易救濟調查達到26起，從涉及的行業看，包括：化工產品12起，鋼鐵2起，紡織3起，汽車2起和其他產業7起。從貿易救濟的形式上看，包括反補貼1起，保障措施9起，特殊保障措施7起，進口限制措施1起。
除了對華頻繁發起貿易救濟下的各類調查以外，2008年下半年以來，印度還不斷地推出對中國出口產品的貿易歧視措施，主要包括對一些中國出口產品采取不合理的進口限制措施和重征進口稅。例如，頒布進口禁令，先后禁止中國玩具、牛奶等產品的進口，還對中國部分鋼鐵產品重征進口稅。上述歧視性的貿易措施，不僅在中印雙邊貿易關系中從未有過，在中國與其它WTO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交往中，也從未出現過類似情況。
與2009年相比，2010年印度對華貿易調查的案件數有明顯的下降，全年僅為11起。但是，橫向比較，印度對華貿易摩擦仍令人擔憂。以2010年上半年為例，共有13個國家（地區）對華啟動37起貿易救濟調查，在這些貿易救濟調查中，歐盟啟動了7起，位居各國之首，占比為18.9%；其次即是印度，為6起，占比達16.2%。在發展中國家啟動的19起貿易救濟調查中，印度啟動的調查數則位居首位，占比31.6%。這6起案件均為反傾銷調查，占同一時期印度對外反傾銷調查數的1/3，位居各國之首。從中國的角度看，印度則是同一時期對華反傾銷最多的國家。這樣一來，印度已成為金融危機以來對我國商品發起貿易救濟案件最頻繁的國家。
二、中印貿易摩擦的新特點
進一步觀察這一階段的中印貿易摩擦，不難發現，除了發生的頻率提高之外，該摩擦還呈現出以下一些新的特點：
（一）印度對華發起貿易摩擦的形式以反傾銷為主，但趨于多樣化
相比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對華貿易保護措施，2007年以前，印度對華發起的貿易摩擦手段顯得比較單一，主要是反傾銷，保障措施僅為1起。2008年后，印度對華發起的貿易摩擦中，反傾銷案件的總數及所占比重依然最大，但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反補貼措施都開始應用，且有不斷增加之勢，其中僅2009年1月，印度對中國發起的6起貿易救濟立案調查，就包括反補貼1起，保障措施2起，特殊保障措施2起以及進口限制措施1起。
（二）印度對華發起的貿易摩擦涉案金額增大
2005年之前，印度對華反傾銷案的數量雖多，但大部分案件的涉案金額較小，2005年之后，印度對華貿易調查案的涉案金額開始大幅提高。2008年后，涉案金額更是屢創新高。其中，2008年印度對華貿易調查涉案金額達16.7億美元，比2007年增長20倍。僅2008年10—12月，印度即連續對華發起10起反傾銷調查，涉案金額達15.4億美元。這一時期的子午線輪胎案、青霉素工業鹽案、熱軋鋼案涉案金額均過1億美元，青霉素工業鹽案金額達2.3億美元，成為國際上對華醫藥產品反傾銷涉案金額最大的案件，而熱軋鋼案則達到創紀錄的6.86億美元。
（三）印度對華貿易摩擦觸及新的領域，對個別產業影響深刻
一直以來，印度對華貿易摩擦的產業比較集中，涉及的多是勞動密集、低附加值的產品，主要包括化工產品、藥品、紡織品、日用品和鋼鐵產品等。金融危機以來，在傳統領域摩擦頻繁的情況下，印度對華貿易調查開始觸及新的領域，最典型的案件是，2009年4月，印度對我國生產的同步數字傳輸系統（SDH）發起反傾銷調查，涉案金額達8.8億美元，這是中國高科技產品遭受的首起反傾銷案件。 轉貼于
與此同時，在我國部分產業所遭遇的貿易摩擦中，印度已成為最主要的發起國，對這些產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以2009年為例，當年共有8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石化產品啟動貿易救濟調查。其中，印度就啟動了12起，占比52.2%，位居首位。而在國外對華紡織產品發起的19起貿易救濟調查和對有色金屬啟動的6起貿易救濟調查中，印度也分別和美國、澳大利亞同時位居首位。其中，在紡織品貿易救濟中，印度和美國啟動的調查數均為3起，占比各為15.8%；而在針對有色金屬的貿易救濟中，印度和澳大利亞啟動的案件均為2起，各占1/3。
（四）印度對華發起貿易摩擦的隨意性增強
金融危機的爆發使本就奉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印度對華發起貿易摩擦的力度進一步加大。印度政府為了保護國內企業，增大了對中國產品發起貿易摩擦的隨意性。比如，2008年10月，印度專門針對中國的電力設備設置標準。同時，印度存在對同一產品前后多次發起調查的情況，如2008年5月對瓷磚反傾銷日落復審做出繼續征稅裁決，2008年10月又提起瓷磚反傾銷，并于2009年10月裁決征收反傾銷稅。而2009年以來，印度大量使用的貿易救濟手段轉變為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相對反傾銷而言，這兩種措施具有更強的主觀隨意性，而且周期極短。
三、中印貿易摩擦的應對策略
（一）加快產業升級，提高產品附加值
中印兩國主要生產國際分工中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技術含量低、競爭性和可替代性強使這些產品貿易容易引發摩擦，貿易摩擦的破壞力也尤其突出。當前印度制造業結構調整的趨勢并不明朗，產業優勢依然集中在低技術含量的產品生產上，產業升級明顯慢于中國。因此，中國應抓住這一時機，加快產業升級，提高自身產品技術含量，出口中、高附加值產品，減少利用低價戰略向印度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數量，避免成為印度貿易保護的主要對象。
（二）針對印度的國家貿易政策實行產品差別化，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
研究發現，中印兩國貿易摩擦涉案集中的產業均是印度國內重點發展并且實行貿易保護的產業。因此，在對印度出口商品時，企業應該針對自身產品做好出口計劃，注意避開受印度政策保護的商品領域。同時企業應做好并完善自身的貿易預警機制，控制商品的出口增長率。另一方面，企業應該實行多元化市場戰略，降低自身對單一目標市場的依賴程度。
（三）增強企業應對保障措施的能力
2009年以來，印度大量使用的貿易救濟手段轉變為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尤其是專門針對中國的特保措施。對于中國企業而言，應對保障措施的經驗和能力還比較欠缺。對此，企業平時要對產品的原始資料多做整理和積累，應該在行業協會或者商務部的幫助下及時應對，同時要注意進行積極的法律抗辯和游說工作，力爭用數據和事實證明自身在調查期內并沒有擾亂對方市場。
【關鍵詞】 服務貿易;中國;印度
一、前言
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世界服務貿易出于萌芽狀態,主要以商品貿易的補充或輔助形式存在。隨著世界大市場的行程以及第一次產業革命的發生,國際服務貿易在極大地促進商品貿易發展的同時,自身也進入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發展階段。一戰和二戰時期,服務貿易的發展是比較緩慢,到了20世紀70、80年代,隨著貿易理論的發展,各國政策對自由貿易的推動,服務貿易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到1995年,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后,服務貿易作為一個獨立于貨物貿易的單獨領域成為世界貿易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烏拉圭回合談判的重要成果――《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中將服務貿易的分為4個部分:(1)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即在一個成員方境內向任何其他成員方境內提供服務;(2)境外消費(Consumption Abroad),即在一個成員方境內向任何其他成員方的服務消費者提供服務;(3)商業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即一個成員方的服務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員方境內設立商業實體提供當地話的服務;(4)自然人流動(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即一個成員方的服務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員方境內提供服務。
目前,世界范圍內,發達國家,憑借服務業悠久的發展歷史和服務部門良好的基礎條件、以及在現代技術變革中的優勢地位,在國際服務貿易中占主體地位,如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家。但從20世紀90年代末,發展中國家憑借資源、勞動力等方面的優勢以及政策上對服務業的重視,其服務貿易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其中一個典型的代表就是印度。作為一個和中國一樣的人口大國的發展中國家,印度的服務貿易的飛速的發展有著其獨特的方面和值得中國借鑒的方面。
二、中印服務貿易現狀及分析
(一)中印服務貿易現狀
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1978年,到20世紀90年代經濟的飛速發展舉世矚目;印度的改革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但是直到90年代,印度迫于外匯危機,開始大范圍的改革,走上了市場經濟改革之路。與中國不同的是,印度對國內市場的開放程度一開始就大于中國,在取消了眾多的許可證制度之后,大量的跨國公司進入印度。在政府的支持下,印度發展起來不少著名的服務業的信息技術公司,如著名的Wipro公司、塔塔咨詢服務公司和信息系統科技公司(Infosys)等。
(從下表中可以看出)中印兩國服務貿易在進入21世紀后有了快速的增長。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服務貿易出口額基本上一直小于進口額,印度的服務出口額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就一直領先于進口,對拉動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說,中國的服務貿易凈額基本上為負,印度的服務貿易處于盈余狀態。
中印服務貿易出口/進口額比較
根據中經網數據整理
中印服務貿易凈額比較
根據中經網數據整理
中國的市場開放以后,主要以招商引資發展,發展加工制造業為主,印度由于受基礎設施條件差的制約,加工制造業一直不能如意的快速發展;相反,服務業,如服務業外包,IT卻發展迅速,得到了“世界后臺辦公室”稱號。在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比較中(從下圖可以看出)中國服務業出口占GDP的比重不到4%;印度從2003年開始此值就超過了5%。但是由于服務業對從業人員的素質的要求相對較高,服務業對緩解就業壓力的起到的作用仍是很有限的,遠遠比不上加工制造業對就業的貢獻大。
中印服務貿易出口占GDP的比重比較
根據中經網數據和聯合國統計司數據整理
(二)中印服務貿易差異的分析
中印作為世界上的兩個人口大國,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同處亞洲,均是發展中國家,在服務業上的差異主要由以下的原因造成。
1.高等人才要素方面。首先印度較中國具有語言優勢。印度的官方語言為英語,對其接受西方國家的服務外包業有著不同于中國的優勢。其次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自20世紀90年代的市場改革開始,印度政府加強了對高等教育業的發展,在教育和研發方面投入的經費占GDP的比重一直高于中國,政府興辦大批高等院校,一流的高等教育使印度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科技人才資源庫,據世界經濟論壇統計:2005年,印度工程師名列全球第三,數量九倍于中國。印度的人才資源和研發環境發揮出巨大的吸引力,IBM、英特爾、微軟、惠普等近200家大型跨國公司紛紛在印度設立研發中心,印度也因此有“世界科技實驗室”的美譽。在這一因素的影響下,印度的第三產業發展迅速,服務貿易出口額在GDP中占有重要位置,同時服務產業也是印度的第一大產業,貢獻率大于第一、二產業。
2.政策支持。印度政府在產業政策上采取的是“三、二、一”的產業發展思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服務業的發展上,也就是先發展了第三產業,再發展第一、第二產業。而中國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采取的是沿著從農業到制造業,再到服務業的發展道路循序漸進的,印度則部分地采取后一種經濟增長的道路。印度在第三產業上的大作為是其服務貿易增速大于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3.基本要素方面。印度和中國在基本要素方面有用比較多的共同點。首先印度與中國同屬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神秘的歷史文化遺產,豐富的國土資源及多民族、多宗教等特征,構成了印度獨特的旅游資源,這一資源若得到合理的開發和利用,同樣會成為印度服務貿易的潛在優勢項目。其次印度具有在總量上與中國相仿的廉價勞動力,目前已有10億人口,適齡就業人數與中國相當。但是由于印度崇尚“精英教育”,其人力資源呈現出極端的兩級分化態勢,相伴340萬名精英的是近5億文盲,這無疑制約了印度人力資源潛力的充分釋放。這是印度和中國在發展服務業中具有的比較優勢,對服務貿易的的出口具有正向作用。兩國不同的在于,對服務貿易的需求不同,也就是為什么中國服務貿易的進口遠大于印度的服務進口。中國的國內市場需求潛力大于印度:首先從人口規模來看,雖同為人口大國,中國人口多于印度;其次從收入水平來看,中國高于印度;再次從消費結構來看,中國的恩格爾系數已降至40%左右,印度仍在50%以上,說明印度的消費結構仍以實物消費為主,服務需求滯后。
三、對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政策建議
服務業的現代化是一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同時服務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也有重要的作用。伯格斯(Burgess)于1990年指出,既是服務部門的服務產品,服務技術的國際擴散也會對收入分配和貿易條件產生影響。由于服務貿易可以通過“干中學”和外溢效應促進國家制度創新,可以促進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另一方面服務貿易和一般的對外貿易一樣,可以擴大市場規模,且制度創新可以降低市場交易費用。發展服務貿易對我國來說有著重要的意義,面對目前服務貿易相對商品貿易來說較弱的發展狀態,可以在以下方面進行政策方面的加強:
1.必須重視教育投入,解決人才瓶頸。印度對教育的高度重視和對科研的高額投入應能夠對我們形成啟示。印度的“精英教育”和英語優勢,為印度的發展培育了一大批高素質專業人才。在服務業中,印度人承擔了類似納稅申報、會計報表分析、投資分析,甚至醫學CAT掃描的影像分析等服務業務,中國在高層次技術和知識型密集服務業上與印度相比很大差距,人力資本是推動第三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必須加大教育投入。
2.推進消費結構升級,優化產業結構。目前中國服務貿易的內部結構以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為主,這是基于比較優勢貿易理論基礎上的現實選擇。中國要想使服務貿易有更好的發展,必須優化服務貿易內部結構,跟上世界服務市場的步伐,在發揮自身原本優勢外,分階段、有重點的發展高層次的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行業,在優化服務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中實現服務貿易的現代化。
3.強化政府的作用。印度政府制定了軟件發展的長期戰略,在全國建立17個軟件技術園區,對進入這些高科技園區的內外公司實行優惠政策,如免除進出口軟件的雙重賦稅,放寬中小企業引進計算機技術的限制,允許外商控股75%～100%,BPO公司進口的資本貨物免關稅,全部產品用于出口的軟件商可免除所得稅等。中國政府應逐漸減少對部分服務業的干預,對具有戰略意義和處于幼稚期的服務業實施適當的保護,為服務企業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其次,進一步加大服務業吸引外資的力度,在與外國同行競爭與合作中迅速提升服務水平。
4.促進服務貿易與相關產業協調發展。在重視工業化的同時也應高度重視服務業的發展,積極培育生產市場,依靠技術進步促進消費業向生產行業轉化。通過使企業內部現存的大量內在化服務不斷外在化,來增加生產需求,提高中國服務貿易的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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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中，薛克翹先生洋洋40余萬言，把自先秦至2000年兩千多年的中印關系勾畫出來，不僅方法科學可信，資料空前豐富，而且具有極高的學術意義和價值。薛克翹先生從經濟、文化、政治三個層面及民間和政府兩個渠道探討了中印關系。該書說明，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中印交流始終沒有中斷過，有時文化交流盛行，有時經濟來往密切，有時民間交流多，有時政府來往密。相比起來，中印交流更多的時候是民間交流，民間人士如僧侶、商人等的來往占據整個中印交流的舞臺。民間交流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主旋律，民間交流譜寫了中印兩千多年的友誼史話。可以說，中印(實際上是中國與南亞諸國)兩千多年的友誼史在中國對外關系中是獨一無二的和無與倫比的，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像印度這樣與中國保持了這么長久的友好關系。這正是筆者品讀《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時悟到的。概而言之，中國與某些國家的所謂友好關系時而出現波折，起伏跌宕，與中印兩千多年的以民間交往為主導的友好關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可以說，中印兩千年的交往是中印兩個民族的交往，是真正的心的交往。一句話，中印交流，質在人心。這使筆者進一步聯想到，六七十年代中印關系最差的時候，印度也沒有拿做文章，一直堅持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一個中國政策。這與它在2008年的表現是一致的。除了以上啟示之外，《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還促使筆者在更深層面思考中印關系的今天和明天。
上面說過，中印交流史在中外交流史中是獨特的，是中國與其他國家或民族的交流史所不可比擬的，一者因其源遠流長，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二者因其面廣層深，民間、政府兩條渠道，經濟、文化、政治全面開花；三者因其涉及學科多，漢學、傳統印度學、佛學、藏學、蒙古學、敦煌學、吐魯番學、絲路學、現代南亞學等都與中印文化交流有關；四者因其影響深遠，抹去印度文化因素的中國文化(包括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和中國文化因素的印度文化都將是不完整和不完美的。所以，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是中印學者面前的一個意義重大的學術課題，在世界全球化、多極化的今天，這一課題尤為重要。做好這一課題，不僅能使我們厘清中印友好史的來龍去脈，明白中國文化中的印度因素和印度文化中的中國因素，理解兩國文化的相似和相異之處，進而探究其影響，搞清雙方文化交流的規律；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類似本文開頭的現象，為中印關系在今天和明天的發展服務。
薛克翹先生曾就讀于北京大學印度語言文學專業，師從劉國楞、季羨林、劉安武、金鼎漢等老一輩印度學前輩，具有印度語言文化的堅實基礎，同時具有深厚的中國語言文化功底，是我國研究這一課題的最為合適的人選之一。其實，薛克翹先生在撰寫此書之前已經在這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除相關學術論文之外，他發表了四部著作：《佛教與中國文化》(1995)、《中國與南亞文化交流志》(1998)、《中印文化交流史話》(1998)和《中印文學比較研究》(2003)。這四部著作是作者多年來的極為厚實的相關學術積累，是《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的前期準備和必要基礎，更是其成功的重要保證。
正如薛克翹先生在《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中所表明的，這一研究在中印兩國相關領域中一直是顯學，關注者甚多，研究成果頗豐。研究者中的佼佼者有梁啟超、向達、張星娘、許崇灝等前輩，有季羨林、金克木、常任俠等大家，也有改革開放后取得成就的劉安武、林承節、耿引曾等先生，還有更晚一些的王邦維、郁龍余等學者。薛克翹先生和王邦維、郁龍余等屬于一批，是中國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的“后起”之秀。當然，這里的“后起”是相較而言，實際上，他們現在都已屆花甲之年，在今天的印度學界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前輩，是國內當今印度學界的支柱和基石型人物。諸前輩在中國的印度學領域著述甚豐，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累累成果。同樣，印度的學者在這方面也有不俗表現(參見《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第555～567頁)，在相關領域同樣取得了可喜成績。
憑借自己深厚的語言及文化功底(古漢語、印地語及佛學等)，薛克翹先生自然會收集研究相關成果，《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也自然受益于這些成果。但不止于此，前人沒有論及的時代同樣出現在該部著作中，其中的第七章和“后記”尤其值得提及，前者探討的是后至2002年前后中印交流的內容，后者則把這一內容一直延續到2007年年中。為此，作者搜集了相關材料，并科學整理，合理使用，為中印交流史增添了全新的一頁。《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的資料之全不言而喻，難能可貴。
《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的學術意義更為重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雖然擁有眾多大家的研究成果，但薛克翹先生絕不人云亦云，多有自己的價值判斷。筆者感觸最深的是作者在第三章中對中國僧人赴印求法的結論性總體觀點：“從微觀上講，他們(中國僧人)不遠萬里、不畏艱辛，甚至不怕付出生命的代價，體現了一種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種對信仰的虔誠；從宏觀上講，這也是兩種文化在撞擊一吸收一改造一融合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因為只有通過深入的了解、反復的切磋才能達到深層次的溝通，才能達到完美和諧的融合，而撞擊和改造的過程必然是痛苦的。因此，從文化交流的意義上講，西行求法運動的掀起就不僅僅是宗教信徒的個人行為，而是一種民族進取意識的顯現；求法者的使命就不僅僅在于取回幾部‘真經’，而且還在于民族文化的改造和發揚。”(《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第75頁)。由此出發，作者在充分掌握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僧人赴印求法的事實的基礎上，探討了中國民族的進取意識以及中印文化的融合過程，指出了中華文化所具有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特點。與此相仿，作者在討論中國文化對印度文化影響的時候，充分肯定了中國僧俗人等的貢獻，認為他們有的在印度生活多年而后回國，有的干脆老死印度，對印度文化的影響不言而喻，只不過由于印度文化的包容性及復雜性今人尚未總結出來罷了。這實際上解決了長期以來的一個問題，即中印文化交流的單向性問題。許多人認為，在中印文化交流過程中，印度文化是單向流向中國的，中國文化是單純的吸收者。其實，尼赫魯、季羨林和阿馬蒂亞?森等不少中印有識之士已經充分認識到，我們兩國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通過研讀《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讀者應該可以明確發現所謂單向流動的觀點的局限性。實際也如此，文化交流必定是雙向的，在中印文化兩千余年的交流過程中，印度文化影響了中國，反之中國文化也影響了印度，只不過有潛顯之別罷了。《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以無可辯駁而又異常豐富的史料證明了這一點，應當說這是該書的一大學術貢獻。
二、薛克翹先生的新著雖名為文化交流史，但讀者不難發現，其中除了涉及上文提及的漢學、傳統印度學、佛學、藏學、蒙古學、敦煌學、吐魯番學、絲路學、現代南亞學等純學術純文化領域，還涉及政治、交通、經濟等多方面，實際上是一部中印全面交流史，而非只局限于文化。從某種角度說，《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是撰寫和考察中印政治關系史、中印經濟貿易史、中印交通史等的必備材料，其對中印政治、經貿、交通的探討和論述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三、這部著作中的以后的內容是全新的，是他人目前還沒有系統涉獵過的，因而是作者對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突破性貢獻。通常說來，我國的史類著作很少涉獵當代問題和事件，但薛克翹先生打破常規，因而使該書與現實的聯系更加緊密。這不失為一大貢獻。
四、通讀薛克翹先生新著之后的最大感受是“以事實說話”，這甚至是該書最明顯的特點。作者不厭其煩，每每以例證所言。書中人有古今之分，古人有張騫、鳩摩羅什、法顯、玄奘等，今人有譚云山、師覺月、季羨林、金克木等；物有大小之別，大者有中國的四大發明、印度的佛教，小者有棉花、海貝、糖，如此等等，給人以充實感和厚重感，令人感慨中印交流的唯一性和特殊性，從而使人能夠更加正確地對待和把握當今的中印關系。
論文內容摘要：后金融危機時代，各國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加劇，新的貿易壁壘層出不窮,這使我國解決貿易糾紛、促進出口面臨更大的困難。本文回顧了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的淵源，介紹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現狀及特點，剖析了貿易保護主義實質和影響，最后提出我國應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策略。
目前世界各大經濟體都面臨復蘇無法持續的危險。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內需重振乏力；歐洲受債務危機沖擊，不得不提前退出經濟刺激政策，經濟復蘇步伐明顯放緩；日本經濟因日元持續走強受損；而復蘇勢頭一直保持強勁的新興發展中國家,近來經濟增長也已顯著放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于2010年9月10日發出警告，全球經濟復蘇下行風險正在加大。為應付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嚴重衰退的壓力，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持續加劇。中國面臨的國際貿易環境更加復雜和艱難，出口形勢不容樂觀。
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理論淵源
在國際貿易發展的不同時期，貿易保護主義理論都為各國政府實行市場干預和貿易保護提供了理論依據。其相關理論主要有：一是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理論。重商主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準備時期建立起來的一種經濟學說，推行的政策是禁止貨幣輸出、獎出限入、保護關稅政策和發展本國工業，其實質是貿易保護理論。二是漢密爾頓的保護關稅說。為了保護和發展制造業，漢密爾頓主張政府加強干預，實行保護關稅制度。該主張對美國政府的內外經濟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也為落后國家進行經濟自衛與先進國家相抗衡提供了理論依據。三是保護幼稚工業理論。
古典貿易保護主義是一種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是經濟落后的國家用以對抗經濟發達的國家的理論工具。而金融危機后，各國紛紛推出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是競爭性貿易保護，甚至是對高端產業的保護，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更加深遠。
國外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的現狀和特征
我國一直是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重點區域。金融危機后，一些國家對華貿易保護手段更加頻繁，保護手段更加多樣化。
（一）貿易摩擦案值越來越大
金融危機后，各國紛紛采取獎出限入的貿易手段保護國內經濟，
我國很多出口產品遭到貿易保護主義的限制，貿易摩擦案值越來越大。
2006年我國貿易摩擦涉案金額為21億美元；2007年為46億美元；2008年增至61.4億美元，2009年激增至127億美元。2010年1至8月，國外對華發起79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約100.3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6.2%和121.2%。2010年9月16日，歐盟對原產于我國的數據卡進行反補貼立案調查。該案是歐盟首次對我國出口的同一產品同時進行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三種調查，涉案金額約41億美元，是迄今為止我國遭遇涉案金額最大的貿易救濟調查（孫韶華、施智梁，2010）。貿易保護主義的日益加劇對我國外貿出口勢必造成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貿易保護手段多樣化和綜合化
貿易保護中的主要手段。全球金融危機下，我國遭到貿易救濟調查數量呈上升趨勢，而反傾銷和保障措施仍是國外對華貿易救濟調查的主要手段。
2009年國外對華發起116起貿易救濟案件，比2008年增加9起，反傾銷和保障措施是國外對華貿易救濟調查的主要手段，二者合計占對華貿易救濟調查總數的88.8%。2010年1至8月，國外對華發起反傾銷調查50起，反補貼9起，保障措施13起，特保7起，共計79起貿易救濟調查，同比增長16.2%（梅新育，2010）。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升溫，使我國解決貿易糾紛、促進出口發展面臨更大的困難。
貿易保護手段的多樣化。據世界銀行統計，自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推出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主要包括：
反傾銷。2009年9月份，阿根廷連續對我國產品發起多項反傾銷立案調查、復審立案調查和最低限價措施等。提高關稅。美國總統奧巴馬9月11日決定，對從我國進口輪胎實施為期三年的懲罰性關稅。購買本國貨。美國國會于2009年2月13日通過了總額為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其中包括：凡方案中涉及工程、建筑用鋼和其他制成品全部由美國制造。出口補貼。2008年12月，美國的通用和克萊斯勒公司獲得了政府總額為174美元的救助款。
（三）貿易摩擦國家由發達國家擴展至發展中國家
貿易壁壘成為全球性的普遍現象，不僅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也頻頻使用反傾銷措施來保護本國的企業。
2009年國外對華共啟動116起貿易救濟案件，發起國集中，阿根廷、美國和印度總計占58%，其中印度位居首位，為26起；美國次之，為23起；位居第三位的是阿根廷，為19起；歐盟位居第四位，為7起。2010年1至8月，共有17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79起貿易救濟調查，其中印度22起位居首位；美國次之，為14起，且涉案金額較高（梅新育，2010）。這一輪貿易保護主義正從少數發達國家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蔓延，對于復蘇仍不強勁的我國外貿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挑戰。
（四）產品范圍由傳統產品向附加值較高的產品擴展
經濟危機后，國外對華貿易救濟調查不僅涉及傳統產品，部分附加值較高的機電產品和冶金產品開始成為調點。2010年上半年，國外對華37起貿易救濟調查涉及電子、紡織、化工、建材、輕工、冶金、有色金屬、造紙和金屬制品9個行業。其中，涉及冶金的案件為8起，位居首位；其次是建材和化工，均為6起；位居第三的是輕工，為5起（見圖3）。
國外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的實質
面對經濟復蘇緩慢、強勢美元衰退，國外為轉移經濟矛盾而對華貿易摩擦加劇和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下，我們要從實質上加以認識。
（一）貿易保護主義是對被保護國的一種財富掠奪
實行新貿易保護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貿易保護國憑借所謂的國際慣例和金融規則，利用金融工具和匯率手段等合法形式來掠奪別國的財富。最近幾十年世界上先后爆發的拉美經濟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日本經濟衰退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都是發達國家借國際收支不平衡或推動匯率巨幅波動進行的國家間巨額財富轉移，而被迫接受匯率升值和國際收支調整的國家都承受了驚人的財富損失和巨大的經濟發展衰退。因而以貿易摩擦加上匯率升值的要挾在本質上也是一種掠奪，只是更為隱蔽，且持續時間更長，危害性更大。
（二）貿易保護主義使保護國承受損失
民間信仰的“現實”基礎與邏輯前提
漫談文化遺產保護與民族文化傳承
慶陽民居室內裝飾品紋樣構圖研究
數字化技術對云南劍川木雕藝術延續和發展研究
岳麓書院建筑的風水文化解析
湘西州紅色旅游發展的SWOT分析與發展策略研究
論我國男女應否同齡退休問題
原始儒家倫理政治的范導功能及其當代檢視
中國傳統文化繼承方法芻議——以批判繼承法與抽象繼承法為視角
論刑事法律的社會團結功能
試論中國傳統法文化與現代法文化的本質區別
規范重復司法鑒定制度的構想
文學是“心理狀態”的表現——錢鐘書論文學的本質
“竹簾”背后的中國——1949-1971年《時代》周刊的中國報道評析
論網絡影評的產生與發展趨勢
傷痕、反思文學中的暴力敘事
論劉勰對曹丕《典論·論文》的接受
管窺艾米莉·勃朗特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緣起
語言接觸與傣族親屬稱謂的演變
試論畢摩與梯瑪的現實基礎及合理性
土家族婚禮中“講禮行”的論辯內容及其意義淺議
土家族占卜習俗述略
論人的多維屬性
希臘二元精神之下的模仿說
老子“無名之樸”的和諧管理思想
論檢察權的外部配置——以司法權力結構的平衡為視角
論我國農村金融組織立法存在的問題與完善
律師自治的制度分析
論我國危害列車運行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
論社會死刑廢除意識的塑造
當今我國離婚婦女合法權益保障現狀及對策
國際貿易組織對社會規章影響理論模型——以歐美農業多功能性為例
基于VAR模型的我國GDP與M2對CPI的影響
和諧社會構建中的國民收入分配體系探悉
營銷主管授權管理分析
共生理論視角下的武陵山經濟協作區發展戰略的基本路徑探析
更新農民落后觀念,建設湘西州新農村的思考
論鳳凰縣鄉村旅游的開發與保護
陽羨詞僧弘倫及其創作探略
土家族“收神瘋”儺儀的象征人類學解讀
武陵山腹地廩嘎人當代薤露歌藝術性略論
女性人類學視野下的侗傳統族社會
彝族祭祖儀式及社會功能
試析侗錦中的鳥文化
論中國欠發達地區城市形象定位
論清代湘西苗疆的“邊墻貿易”政策
湖南本土房地產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路徑
論非常態領導意識
澄清對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誤解
上海合作組織與中印關系
淺析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認識論特質
汶川地震后捐款從眾現象分析
國際經驗與中國小額信貸的發展
城鄉統籌中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研究
我國公務員制度的特色與創新——從比較法的視角
我國名人廣告風險防范機制的構建——從鄧婕的三鹿奶粉事件引發的思考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中國現代法治建設的阻滯
本屆深圳文博會以“貿易，文化遠航”為主線，延續了供求兩旺、交易活躍的可喜局面。合同成交額再次遠超意向成交額，合同成交額1049.39億元，約占總成交額的63.03%；意向成交額491億元，約占總成交額的29.5%。此外，零售金額和拍賣金額分別為97.87億元、26.76億元。
此外，本屆深圳文博會采取了一系列新舉措增強國際性，共有來自93個國家和地區的16347家海外采購商前來參展。我國文化產品出易額達到123.82億元，占總成交額的7.44%，同比增長7.46%。
——《中國文化報》外商投資中西部九省包裝印刷項目可享優惠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日前聯合2013年第1號令，公布（（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2013年修訂）》，該目錄自6月10日起施行。
該目錄包括全國22個省（區、市）鼓勵類產業條目。其中印刷包裝類條目有3種：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海南9省將包裝裝潢印刷品印刷列入；內蒙古、廣西、、新疆4區將少數民族特需用品、工藝美術品、包裝容器材料列入遼寧省將金屬包裝、自動化立體倉庫及倉儲物流設備制造列入。
廣電動漫類條目有3種：云南、湖南、海南3省將廣播電視節目、電影制作業務（限于合作）列入；海南將電影院的建設、經營（中方控股）列入；吉林、黑龍江、安徽、四川4省將動漫創怍、制作（廣播影視動漫制作業務限于合作）及衍生品開發列入。
兩部委公告稱，根據（《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國務院令2002年第346號）的規定，屬于該目錄的外商投資項目，享受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優惠政策。符合該目錄規定的外商投資在建項目，可按照該目錄的有關政策執行。
——《中國新聞出版報》
“愛閱讀-愛戲劇”都市文藝生活主題季啟動
5月18日，值北京圖書大廈成立15周年之際，由北京圖書大廈、繁星戲劇村、中國戲劇文學學會，北京戲劇家協會共同主辦的“愛閱讀·愛戲劇”主題活動在北京圖書大廈正式啟動。
這是一次“圖書”與“戲劇”首次跨界合作的有益嘗試。圖書和戲劇都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的兩種表現形式，一部戲劇也可以說就是一部活動的書。把戲劇引入書店是為了增加書店的多元化文化元素，更好地發揮和增強書店文化平臺的功能和作用，更好推廣和普及戲劇。同時通過把讀者引入劇場，更好地延伸閱讀的外延功能。
“愛閱讀·愛戲劇”系列活動，倡導都市文藝慢生活，提升市民精神生活品質。旨在創新文化產業宣傳的新模式，引領文藝生活潮流，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助力西城區“文化興區”的戰略建設。這一項“文化惠民”活動，讓舞臺劇更具有普遍性、廣泛性、群眾性，讓文化產品更加貼近百姓，培養小劇場戲劇愛好者，傳遞戲劇文化，豐富市民文娛生活。
——人民網
中國數字出版信息網開通上線
由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主辦的中國數字出版信息網日前開通上線。
據了解，該網站依托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具有的政府資源、背景優勢及品牌影響力，旨在建立基于互聯網的行業資訊和商務運營平臺，為全國數字出版企業服務。目前，網站設立了資訊、成果、需求、獨家四大欄目，為業界提供海內外數字出版行業的最新資訊、成果、需求等信息，并推出歷屆國家數字出版會議會展資料。
——中國出版網
盛大文學首次版權拍賣
5月18日，盛大文學起點中文網首屆版權拍賣會亮相深圳文博會，十部作品現場全部拍出。
這十部作品包括忘語的《凡人修仙傳》、月關的《步步生蓮》等，預計首印版稅總額將達到600萬元人民幣。盛大文學公關市場總監王晶介紹，通過種種渠道，讓“版權合作競拍”常態化，可將優秀的網絡文學作品推薦給更多人，也可以使更多的好作品獲得好的出版渠道，保障作家的收入。
——《深圳特區報》
武漢“移動圖書館”試運行
5月26日，武漢圖書館“第25屆圖書館服務宣傳周”在武漢辛家地的24小時自助圖書館舉辦首場活動，工作人員向路過市民演示新亮相的“武圖移動圖書館”。“只要下載一個手機客戶端，即可享受武圖豐富的數字資源。”
“武圖移動圖書館”的四大主要功能，包括一站式館藏檢索、個人圖書館、信息服務訂閱、數字資源免費獲取。據介紹，通過以上功能，可檢索全市公共圖書館資源的館藏地點和借閱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