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09 23: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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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比較效益下滑對糧食生產的影響越來越大。農民在糧食生產中的角色已由過去的“生產者”變成了“經營者”，種糧效益成為農民發展糧食生產的首要目標。農民種不種糧、種多少糧、種糧投入多大主要看比較效益。現在，一方面是生產成本不斷上漲。過去主要是生產資料成本上漲，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加速，近年來人工成本和土地流轉費用也在快速上漲。現在種一畝地，農資、人工、流轉租金算下來每畝成本要700元以上，正常年景可以實現純收入300多元，抵不上一個人三天的打工錢，遇上災年還會虧本。另一方面是價格上漲空間受限。現在國內外糧食價格倒掛，我國的關稅保護水平又低，進口對國內價格形成抑制和打壓，同時，受制于“天花板”效應，糧食生產成本上漲又不能在價格上得到體現。怎樣協調產業政策、價格調控政策和進出口政策，為國內產業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環境，使種糧農民獲得必要收益，將直接影響到國家糧食安全。
二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要求越來越迫切。我國農業資源“先天不足”，面對持續剛性增長的農產品需求，我國只能在日益趨緊的資源環境約束下謀劃農業生產。雖然這些年我國也采取了退耕還林、退牧還草、休漁禁漁這些養護資源、改善環境的措施，但還不具備像資源大國那樣長期、大范圍的耕地休耕條件，農業發展不得不依賴資源的高強度開發，資源環境的弦已經繃得很緊。要看到，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城鎮化率將以每年1個百分點以上的水平提升，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爭水、爭地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環境污染加速向農業農村擴散，農業發展面臨的資源環境約束不斷趨緊。隨著工業化城鎮化推進，每年要占用耕地600～700萬畝。糧食主產區的農業用水問題越來越突出，有的地方地下水資源過度開發，灌溉設施老化失修，區域性和季節性干旱頻繁發生，已經成為糧食生產的主要威脅。還要看到，目前農業資源利用方式也不夠合理，不同程度存在耕地“重用輕養”、大水漫灌、化肥農藥過量施用等問題，農業面源污染等問題日益突出，這與社會公眾對農產品質量安全、對城鄉生態環境的要求不斷提升形成反差。如何在農業發展的同時保持農村青山綠水和良好生態環境，也成為十分艱巨的任務。
三是加強農業支持保護面臨新的發展要求。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家財力增長，我國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力度不斷增強，為糧食生產“十連增”、農民增收“十連快”提供了重要支撐。但也要看到，在經濟運行的新常態下，加強農業支持保護面臨新的形勢，需要適時調整和完善相關政策。隨著整體經濟運行由過去的高速增長逐步轉向中高速增長，財政收入增幅也隨之放緩。有專家估算，按照我國目前的經濟規模，經濟增速下調一個百分點，GDP大約減少6000億元，稅收相應減少1000多億元。從2014年前三季度的經濟數據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7.4%，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8.1%。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要保持前些年“三農”投入快速增長的勢頭殊為不易。這就要求在繼續增加投入的同時，更加重視提高財政資金效率，充分發揮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撬動作用，進一步提高政策的指向性和精準性。經濟增速和財政增速放緩，還會影響到農民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的增長，這些變化都對農業支持保護政策提出了新要求，對國家糧食安全產生新影響。
二、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舉措
針對新的形勢，中央2013年底提出了新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即“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我們要立足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深刻理解、準確把握這5句話20個字的豐富內涵。
第一，在發展目標上，始終堅持以我為主、立足國內。就是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這是由我們的基本國情決定的。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國和消費國，受資源約束，需要有效利用國際市場和國外資源。但十幾億中國人不能靠買飯吃、討飯吃過日子。這是因為:一方面，國際市場調劑空間有限。目前全球的糧食貿易量僅有2500～3000億公斤，不到我國糧食消費量的一半，大米貿易量350億公斤左右，僅相當于我國大米消費量的1/4，既不夠我們吃，也不可能都賣給我們。另一方面，大規模進口不可持續。在糧食貿易上，我國的大國效應明顯，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賤。如果我國長期從國際市場大量采購糧食，可能引起國際市場糧價大幅上漲，不僅要付出高昂代價，也會影響我國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因此，只有立足于國內保障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才是可靠的。
第二，在發展優先序上，始終堅持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過去我們強調保全部、保所有，這是當時歷史條件下沒有辦法的辦法。現在耕地就這么多，需求又那么大，必須有取有舍，集中力量先保住最基本最重要的。綜合考慮未來一段時間我國農產品供需形勢和資源條件，首先要“保口糧”，其次要“保谷物”。也就是說，稻谷、小麥這兩個主要的口糧品種要做到絕對安全，進口只能是品種調劑，而玉米隨著飼料需求的快速增長，進口比例可以稍微高一些，但也要做到基本自給。這樣定位，絕不是減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責任，決不能誤讀為可以放松國內糧食生產，而是要合理配置資源，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一是優化品種布局。水稻核心是建設東北平原、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3個優勢區。東北地區著力發展優質粳稻;長江流域要穩定雙季稻面積，逐步擴大江淮粳稻生產;東南沿海地區要穩定水稻面積，著力發展優質高檔秈稻。種植面積要大體穩定在目前的4.5億畝以上。小麥核心是建設黃淮海、長江中下游、西南、西北、東北5個優勢區。種植面積要大體穩定在3.4億畝以上。玉米核心是建設北方、黃淮海和西南3個優勢區。目前，我國玉米面積5.45億畝，應保持基本穩定。二是支持重點產區。主產區是糧食生產的壓艙石，目前13個糧食主產省的產量占全國的75%，商品量占80%，調出量占90%。要加大對主產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逐步使800個產糧大縣的人均財力達到全國平均水平，調動主產區重農抓糧的積極性。鼓勵主銷區與主產區建立長期穩定、互惠互利的區域合作關系，加快建立主銷區對主產區的利益補償機制。三是扶持新型主體。從發展趨勢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越來越成為發展糧食規模化生產、提供商品糧的重要力量，也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點。要在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并保持長久不變的基礎上，引導土地有序流轉，扶持種糧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發展糧食適度規模經營，新增補貼要向這些新型經營主體傾斜，讓多生產糧食者多得補貼。
第三，在發展著力點上，努力確保產能、強化科技支撐。盡管實現了“十連增”，但我國糧食生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看老天臉色，糧食生產的穩定性、可控性還不高。目前，我國中低產田占耕地面積的2/3，有效灌溉面積僅占一半多一點。據專家測算，我們的高產田提質后畝產可提高5%，中低產田改造后畝產可提高20%，加起來就會新增生產能力500億公斤。提高糧食發展穩定性，最根本的是增強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近年來，我國農業科技取得了長足進展，2013年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5%;我國農業生產方式已由傳統的人力畜力為主轉向以機械作業為主，2013年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超過59%。農業科技和機械化發展，為糧食連年增產提供了有力支撐，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業科技水平差距還不小，潛力也不小。因此，實現確保產能，關鍵是做到“兩藏”:首先是藏糧于地。耕地是糧食生產的命根子，必須堅持既要保護耕地數量，也要提升耕地質量。要嚴防死守耕地紅線。雖然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顯示，耕地的賬面數字有所增加，但耕地還是那么多，產能也還是那么多，實際并沒有增加。對此，必須有清醒的“紅線意識”，耕地紅線要嚴防死守，農民可以非農化，耕地決不能非農化。要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保持耕地面積基本穩定，要劃定永久基本農田，確保“有地可種”。要切實加強耕地質量建設。大興農田水利，大力推廣旱作節水農業技術，加強耕地質量建設與管理。應加大涉農資金整合力度，集中新增千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農業綜合開發、土地整治等項目資金，大力開展旱澇保收高標準農田建設。到2020年，全國要新建8億畝旱澇保收高標準農田。其次是藏糧于技。解決我國農業問題最根本的出路在科技，要更加重視和依靠農業科技進步，走內涵式發展道路，給糧食生產插上科技的翅膀。要深化種業科技體制創新，強化種子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加快推進制種育種基地建設，開展重點品種聯合攻關，充分運用傳統育種技術和現代生物技術加快良種研發，選育一批高產、優質、高效新品種。推進勞動過程機械化，生產經營信息化。要完善農機購置補貼政策，在主產區推進水稻、小麥、玉米三大主糧全程機械化。我國農業信息化建設起步雖晚，但發展較快、前景廣闊。要推動信息服務進村入戶，直接面向農民開展政策、法律、市場、技術等全方位信息服務，發揮信息化對農業現代化建設的助推作用。
【摘要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是當代世界最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當代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個嶄新問題（Grosfeld,1990）。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關于市場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學說，但從總體上來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沒有一套現成的“過渡”理論或“轉軌”理論用來指導經濟體制國家改革的重大實踐。這意味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而且這個實踐本身就是對理論的重大發展和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就是整個社會的共產（共同占有和共同生產）、整個社會的自由聯合勞動、商品生產和競爭的消除、階級的消滅等等。顯然，這樣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形式是不能結合的。但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論文庫）產主義而言的。而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的科學社會主義（共（論文庫）產主義）是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正是基于當代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最高形態共（論文庫）產主義。就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言，我們的基本定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的根本定位。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做了科學的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一些學者在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形態的特征同市場經濟的要求聯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僅僅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較低生產力水平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實際上必然導致平均分配。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種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種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元的產權關系、包含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多元產權主體的存在提供了市場經濟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環境。
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藕合有其客觀依據和歷史必然性。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得以共同存在的一個前提。從歷史上看，商品經濟的生成確實是同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并沒有演化為以市場為中心在社會范圍的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這說明市場經濟的存在是以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為前提的，而分工越發達，單個私人資本容納社會生產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會分工與社會生產力這一矛盾的解決，一是通過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度，實現生產資料占有、使用的社會化，二是通過生產要素組織方式的變革實現財產占有與運作的社會化來解決的。從社會制度的角度來看，我們選擇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國家則是通過選擇了股份公司等企業組織形式來解決這一矛盾的。但問題的關鍵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消除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必然性，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因財產一定形式的社會化運作而使其經濟體制演變為計劃經濟體制，因此筆者認為把市場經濟區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不科學的。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聯系的或調節的對象是生產要素或財產的組織單位——企業，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場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樣的生產要素或財產組織形式使企業既能適應財產社會化運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場價格信號組織生產和經營的經濟主體。歷史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法人產權獨立于所有權，所有權與法人產權分離與制衡機制的創立，曾使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適應社會化生產要求，在社會范圍內組織生產。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對公有制財產組織方式的創新和所有制社會結構的調整，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創造條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與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的相藕合，也與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經濟低效率直接相關。本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是以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前提的，全部社會生產都要有組織地進行，社會對全部勞動和資源都要有計劃地配置和調節，商品也就隨之自動消失了。從理論上來說，計劃經濟同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共（論文庫）產主義是相同的。從計劃經濟的現實來看，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中的計劃經濟，共同特點都是排斥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其運行機制是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和行政手段來調節，計劃經濟運行的基礎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質是支配與強制，即國家對社會經濟實行全面壟斷和政（論文庫）府的超經濟強制，因而是一種“統制經濟”、“命令經濟”，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單純理解為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有三個最為基本的特征：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這與計劃經濟的基礎和本質是根本對立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借以產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礎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良出市場經濟。事實上無論是理論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還是實踐意義上的“統制經濟”都是同市場經濟相根本對立的。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那么就意味著不進行徹底的產權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種模煳認識是非常有害的。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真正的計劃經濟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后才會出現，而“統制經濟”實際上是超越客觀實際、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制度選擇。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還有著一種與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相適應的世界性背景和意義。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沒有國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場經濟的這種屬性必然要求打破國家或地域的限制，從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生產和經營，跨國公司的出現正是市場經濟這種本質屬性的外在表現。因此，世界經濟國際化、一體化的趨勢，無疑使中國經濟隔離于世界市場的“經濟魯賓遜”式的設計最終歸于夢想。世界需要中國，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如同一枚硬幣有正反面一樣，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為主體是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企業，而不是政（論文庫）府。因此，我國高度集中體制下的傳統的經濟模式中，政（論文庫）府作為一個超級的“經濟托拉斯”來與國外企業發生經濟利益關系和競爭，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導致經濟的X非效率。因此中國建立與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相接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便有了理論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據。我們把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置于國際大背景的坐標之中，就會看到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我們在市場經濟的總體氛圍的條件下的現實選擇。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我們可以說，中國加入WTO的實質是同市場經濟制度接軌。
二、市場化及其標準
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市場化改革就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和價值取向。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不少學者也對改革的市場化進程和改革的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于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我國已經進入由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時期。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即市場化及其判斷標準問題。
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場化；二是市場化有無標準；三是市場化的研究方法問題。
市場化是一個與市場經濟直接相聯系的范疇。國內學者和研究機構對市場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認為，市場化是指資源配置方式由政（論文庫）府行政配置向市場調節的轉化，具體說，就是“取消或放松國家對商品生產要素供求數量及價格的管制”。而較早系統研究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市場化進程是市場機制在一個經濟中對資源配置發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對市場機制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增強的演變過程。市場機制包括供求、競爭、價格、風險、利益機制等，是市場化理論含義的延伸［3］。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的過程這個定義非常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正統規范，但是忽略了市場經濟中作為市場主體的人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見物不見人。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自從19世紀末新古典主義的創始人馬歇爾等分析供給與需求以來，資源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分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供給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為市場主體的行為，因此現代經濟學把市場過程更多地理解為市場主體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另外把市場化單純理解為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會偏離市場化的本質。已如前述，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市場機制調節配置資源的過程，是有一定的理論假設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個完全競爭和市場化已經完成的經濟中，在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已成為既定前提的條件下，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場配置資源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市場經濟才被稱為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制度或經濟形式。經濟市場化就其本質來說，首先是經濟主體的經濟自由權利的確立、實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過程。經濟自由權既包括個人的財產所有權，也包括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市場化的實質就是經濟自由化。市場主體在明確的產權關系和平等互利的條件下，自主從事交易活動，交易雙方不僅能夠從中獲得利，而且還能夠創造合作剩余，這樣就使原來我們認為并不增加社會財富的交易活動具有了生產性，市場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也因此凸現出來。
第二個問題，關于市場化有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問題，專家學者們也是有不同的觀點。多數研究者認為市場化進程有絕對的標準。這種觀點最有代表性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要判斷和評價體制改革是否達到目標，就必須對測度市場化程度的標準作出界定，盡管這是一個難以統一的復雜問題，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就不可能作出統一的結論。所以，他認為，應以100％作為完全的市場化的標準，以0％作為完全計劃化的標準。其理由是由于各個市場經濟國家中政（論文庫）府干預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個國家對不同領域的干預、在不同時期的干預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來界定完全的市場化（盡管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達到100％），而以某一個市場發達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作為對比的基礎或參照系，那么，不同國家的比較就失去統一的標準，同一個國家的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期的比較也會發生困難。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市場化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相對意義［8］。持這種觀點的專家學者認為，計算或測度市場化程度的絕對值不是一個科學的方法，也不能從絕對值的意義上去理解市場化程度。說一個國家的市場化達到一個百分數，會給人一個錯覺，好像世界上存在一個100％市場化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并不存在；即使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調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市場化的內涵也相應改變，所以，不存在一個靜態不變的市場經濟標準。因此，對市場化進程的絕對評價是無意義的，而只能進行不同地區之間進程快慢的相對比較，即以名次之類的順序尺度進行衡量。
筆者認為，市場化不僅在性質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場化的過程在本質上可以看做是經濟自由化的過程，而且在標準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說市場化的含義是雙重的，既包含過程，也是指一定的標準，嚴格來說它是指市場經濟發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假設一個國家的市場化水平是從5％向10％過渡，我們就不能認為這個國家或地區是市場化了。這就意味著市場化不能單純是指過程而言的。其次對于標準來說，它是從靜態的角度對市場化的程度的一個限定，即規定了市場化的最低標準，比如說5％就不能說是市場化了。至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經濟交易越來越突破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范圍而在全球范圍組織經濟活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以及對不同地區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只能進行相對比較等觀點，并不能說明市場化本身是不能測定的，而只是說明市場化的測度的研究方法問題。
關于市場化程度的判斷標準，一般認為，市場化程度在15％以下可稱為非市場經濟或墳墓經濟，市場化程度在80％以上可稱為成熟或標準的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60％—70％之間可稱為準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40％—50％可稱為轉軌中經濟，市場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稱之為接近準市場經濟或轉軌中經濟。國內學者對我國目前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斷，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種估計，高位估計是65％，中位估計是55％—60％，低位估計是60％［7］。正是基于我國市場化程度已經基本達到或已經接近60％的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世紀5—10年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時期。我認為關于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基本上是比較準確的，國外的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據世界遺產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利用50多個經濟指標對世界150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化程度的評價結果，中國市場化程度大致相當于美國的50％，考慮到可存在的人為的偏差，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估計至多達到美國的60％—65％，處于這樣的水平，我們可以認為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對于十五期間，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卻有相當的難度。從西方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英國、美國和日本來看，英國大體上用了250年使英國成為標準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用了100年左右的時間成為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國封建制度幾千年，計劃經濟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一場深刻的長期的社會革命，對此，我們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如生產要素市場化問題、市民社會的建構問題等等，對此我們應當有科學的判斷和充分的思想準備。
市場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斷，需要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國內學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主要有：江曉薇、宋紅旭［5］提出的測算指標是：（1）企業自主度：包括企業的14項自，即生產經營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采購權、進口權、投資決策權、稅后利潤分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并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資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拒絕攤派權；（2）市場國內開放度：包括農業生產、工業生產、物資流通、商業流通、價格調節、投資管理；（3）市場對外開放度：包括進口依存序、非關稅壁壘，直接投資實際額；（4）宏觀調控度：包括稅收負擔、政（論文庫）府補貼、貿易管理、社會消費、信貸管理；國家計委課題組［6］是從商品市場（包括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的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入手進行測算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實際上就是國家已經放開、主要由市場進行調節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場的比重。顧海兵［7］則是從要素市場化方面進行研究。他提出的測度指標包括：（1）勞動力市場化，包括農村勞動力市場、城鎮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戶口管理體制及城鎮、城鄉的戶口封閉體制；（2）資金市場化，包括資金市場的主體結構、資金結構、利率結構；（3）生產市場化，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產三產業；（4）價格市場化，包括重要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和公用事業價格、房地產價格、醫療價格。陳宗勝［3］認為，對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的測度，最好按經濟體制自身的構成，即企業、政（論文庫）府、市場三方面展開分析。徐明華［8］則從8個方面進行了測算，這8個方面包括：（1）所有制結構：包括工業總產值中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非公有制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等5項具體指標；（2）政（論文庫）府職能轉變和政（論文庫）府效率：包括GDP與政（論文庫）府消費之比、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等6項具體指標；（3）投資的市場化：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非公有經濟投資的比重、基建投資中非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比重等3項指標；（4）商品市場發育：包括出口總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商品銷售額與工農業產值之比等3項指標；（5）要素市場發育：包括合同制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每萬人職業介紹機構數等5項指標；（6）對外開放：包括外貿依存度和人均實際利用外資2項指標；（7）經濟活動頻度：包括每萬人商業網點數、每萬人工業企業單位數等3項指標；（8）人的觀念：包括每萬人個體戶數、每萬人私營企業投資者數等4項指標。筆者認為，運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來探索研究市場化的程度判斷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實上每個指標體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運用不同指標體系判斷市場化程度的差異，而是對市場化進程的基本趨勢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筆者認為應當結合借鑒美國遺產基金會的研究方法，該基金會的經濟學家首先把經濟自由化定義為“對于政（論文庫）府在生產、分配、消費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們對經濟自由化指數的測量也是針對政（論文庫）府對于經濟所施加的束縛程度進行考察，因此這種考察的具體對象主要是政（論文庫）府的相關政策。這種考察是對影響經濟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產出”方進行考察；該機構共設置50項變量或指標，采用分值測度的方法進行“打分”和評估。這種方法的實質是考察制度因素對經濟自由化的影響及影響程度。當然影響一個和地區的市場化程度的差異還有人口素質、技術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慮進一步補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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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盛洪.關于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過渡過程的研究［J］.經濟研究，1996，（1）。
【關鍵詞】經濟收益；會計收益；收益質量
收益是會計的核心概念，也是會計信息使用者，特別是投資者最關心的問題。會計信息使用者通常以會計收益為基礎，通過計算每股利潤、權益收益率等指標，對企業獲利能力進行評價。在目前的企業財務報告框架下，會計收益尚不能夠全面地反映企業真實的經濟收益。有必要對影響質量的因素進行研究，并確定其信息質量特征，然后按照會計收益質量特征的要求，對現行的財務報告制度重新進行安排，如引入全面收益觀，導入資產負債觀等，并以此為基礎進行收益的確認、計量和報告。
一、收益質量概念的提出
收益質量概念的提出源于會計收益與經濟收益的不匹配所產生的會計收益質量低下問題。會計收益和經濟收益是企業收益的兩種不同形式，前者是一定會計期間內收入減去費用的差額，后者是企業一定時期內期末凈資產減去期初凈資產的差額。經濟收益只是一種理想化的收益概念，只有通過一定的工具才能被表達出來。到目前為止，會計是唯一被人們公認的最佳的收益計量工具。但是，會計在表達經濟收益的時候，往往受已有的會計觀念支配，降低了會計收益與經濟收益的關聯程度，從而降低了會計收益信息的質量。
（一）會計收益
目前的會計收益仍然以歷史成本為主要計量基礎、以權責發生制為確認基礎，將一定時期內的收入與費用相配比的結果。會計收益從財務資本保全觀念出發，強調已實現收入與相關歷史成本的配比，體現的是“收入費用觀”（交易觀）的要求。現行會計實務遵循的原則仍然是，收益必須能夠客觀計量，并且還必須通過交易予以證實。會計收益具有以下特征：
1.會計收益以交易觀為基礎
根據交易觀，只有經過交易檢驗的收益才能予以認定。在這一觀念之下，會計收益的確認要遵循實現原則，企業收益被劃分為營業收益和持產收益。營業收益的確定必須在商品或勞務銷售等關鍵性事項發生以后，才能予以確認，而持產收益因為沒有經過交易的檢驗，只能作為未實現收益而不予確認。
2.會計收益以分期假設為前提
會計收益是以會計分期假設為前提的，它是某一特定期間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果。所以，會計收益是以權責發生制為確認基礎，將當期收入與費用配比的結果。受權利和義務的約束，收入和費用的確認便逐步與現金失去了直接聯系。
（二）經濟收益
經濟收益是從實物資本保全觀念出發，所體現的是以現行價值或公允價值為基礎的全面收益觀，因此又被稱為“真實收益”。最早提出經濟收益概念的當屬亞當·斯密，他在《國富論》中將經濟收益解釋為：在總收入中減去維持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的費用。約翰·希克斯從經濟學的角度將收益進一步表述為：一個人的收益是他在期末和期初保持同等富裕的前提下可能消費的最大金額。
比較而言，經濟收益體現了企業收益的本質，使會計收益接近經濟收益一直是會計學界追求的目標。
二、收益信息質量特征
隨著企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會計信息的決策相關性，特別是預測價值受到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從決策相關性的角度看，會計收益質量可以由會計收益的真實性、現金保障性、可預測性等基本的質量特征來衡量。
（一）真實性
真實性即可靠性，它是會計信息的兩個最主要質量特征之一，另一個質量特征是相關性。可靠性是指會計信息能夠客觀如實地反映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它主要由中立性和可驗證性兩個次級質量特征構成。就會計收益而言，真實性是指會計收益能夠如實反映企業收益的經濟實質，即與經濟收益完全相關聯。為了保證會計收益的真實性，會計人員在運用會計原則，選擇會計政策的時候，應當不存偏見，不追求預定的結果，并保證會計收益的計量結果具有可重復性。
（二）現金協同性
現金協同性是指會計收益的確認是否伴隨著相應的現金流量流人，即現金對會計收益的支持程度。由于會計收益的確認是建立在權責發生制基礎之上的，是收入與成本費用配比的結果，收益并不直接等同于實際現金凈流入與真實財富的增加。通常認為，若會計收益伴隨著充分的現金流量流人，收益的內在信息質量就越高。
現金協同性概念的提出，源于人們對收益收益的安全性的擔憂。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認為，評價一個公司披露的收益質量有兩個原則，即公司呈報的盈余數據的客觀性和保守性，當會計報表的保守性和客觀性受到破壞時，收益質量就被認為是低下或危險的，基于這種質量低下的收益數據進行的公司價值評估和投資都充滿了風險。
（三）預測性
預測性是會計收益的核心價值體現，它直接決定了收益信息的有用性，從這一原則要求出發，會計收益只有同時具備了持續性和穩定性特征，才具有預測價值。
1.可持續性
可持續性主要反映的是歷史會計收益所表現出來的規律是否能夠在未來得以延續。基于這一認識，可以把會計收益分為永久性收益和暫時性收益。永久性收益預期將持續到公司未來會計年度；暫時性收益僅涉及當前會計年度，它主要是由偶然性收益、一次性收益和會計變更引起的收益構成的。永久性收益與企業收益的預測能力有很強的相關性，而暫時性收益沒有預測價值。
2.穩定性
穩定性是指企業總收益中將持續到以后會計年度收益的比重，它反映了企業收益水平變動的基本態勢。實證研究表明，收益越穩定，收益信息的質量就越高；收益波動劇烈，是企業收益風險增加的表現。穩定性是會計信息的預測價值所要求的，因為投資者都是厭惡風險的機會主義者。正因為如此，管理層往往存在強烈的盈余管理動機，以期平滑收益，盡管平滑收益不一定都是貶意的。
收益的預測能力是對收益的真實性、現金協同性的總括性要求。如果企業收益預測能力薄弱，則說明以上兩個特征中至少有一個是不符合收益質量特征。如果企業收益的預測能力強，則說明以上兩個特征均符合收益的內在信息質量特征。
三、收益信息質量特征的保持
（一）引入全面收益理論，增強會計收益的真實性
經濟收益是企業會計收益質的規定性，原則是講，會計收益應盡可能地與經濟收益保持一致。為此，就會計概念層面而言，需要引入全面收益理論，并以此為基礎，實現財務呈報目標從“受托責任觀”到“決策有用觀”的轉變；就會計準則層面而言，應當以全面收益理論為基礎，在收益計量方面導入資產負債觀，將企業凈資產的變化全面納入到會計收益概念之中。其實，自2o世紀5o年代以來，會計學界已經注意到經濟收益概念的優勢，并試圖建立一種與經濟學收益概念相吻合的會計學收益概念。例如，1985年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所闡述的收益概念已經全面地體現了資產負債觀。1998年，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全面收益表》準則，其意圖就是將資產持有利得納入收益表，以全面體現資產負債觀。
（二）保持中立性，控制盈余管理
決定收益質量的因素很多，如管理當局在廣告費、營銷費、研發費等酌量性費用的發生時間有一定的自由決定權，可以作為操縱收益的工具，從而影響收益質量。之所以要再次強調中立性，是因為會計收益的確認、計量和報告，只有在一個中立的環境下，其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才是有保障的。
（三）鞏固年報信息的地位
受權責發生制確認基礎的杠桿作用，會計收益報告的時間間隔越短，會計收益與經濟收益的偏離程度越大，收益質量越差。所以，拉長會計收益報告的時間間隔，會減小權責發生制的消極影響，從而有助于提高收益質量。所以，應當進一步鞏固年報在會計信息使用者心目中的地位，并充分保證年報的信息含量，盡管目前的技術手段已經可以實現會計信息的在線報告。
（四）補充現金流量預測信息
鑒于會計收益與現金流量不匹配，是影響會計收益質量，降低會計收益預測價值的關鍵因素之一，企業可以考慮在年報中同時向會計信息使用者披露收益預測信息和現金流量預測信息，供投資者進行比較分析，從而評價會計收益質量。
（五）提請投資者特別關注非持續性收益信息
由于企業非經常性業務帶來的收益不具有持續性，而且會影響會計收益的穩定性，從而會干擾人們對會計收益質量的判斷。所以，企業不但要按照會計法規的要求在年報中充分披露非經常性收益，而且還應當以適當的方式特別提醒投資者關注非經常性收益。
參考文獻
[1]周浪波,楊瓊.會計收益的質量特征探析[j].事業財會,2002(5)．
一、隨機行走的世界
對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認識和思考，一直以來吸引著各個時代思想家們的智慧。我們生活的這個宇宙本質上是什么樣的呢？是以一種有序的、有規律的方式在運轉還是無序的、雜亂無章的運轉？這種運轉能否為我們的智慧所認識？人們對這些關于宇宙問題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類自身的智力進化和卓越品質的重要動力之一。
在我們今天的視野所及的范圍，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思考的最有影響力的思想是由18世紀的思想家們做出的。18世紀的思想家們建立了近代最有影響力的哲學體系，他們設計了一個“有序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世界觀是一種“決定論”的世界觀，堅信這個世界正在按照某種已經設計好的秩序在運行。持有這個“決定論”觀點的人包括諸如牛頓、愛因斯坦等最偉大的自然科學家。這個體系的科學性則是由牛頓定律和對牛頓體系進一步思考的數學定律所保證的。當然，自然科學家們這種關于宇宙的信念和洞見不可避免的影響到了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思想家們，其中也包括經濟學家。
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的思想根基也是源于這樣的一種信念。他把這種自然科學的有序世界的觀點應用到人類社會里，形成了一種從看似“無序”到“有序”的觀念，提出了一個“和諧的經濟系統”的觀點。這種和諧的經濟系統的動力則是人的自利動機。
我們決不應該低估這種關于世界的觀點的影響力和洞察力。事實上，我們一直在這種“決定論”的世界觀下生活并做出各種與我們自身息息相關的決策。一種對于人類經濟社會的“完美和諧”的信念直接導致了大家對政府干預經濟的效果的質疑，并且主導了許多關于政府問題的爭論。這種“決定論”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我們對于自由經濟的信心和我們對于世界的信仰。
但是這一體系在歷經幾個世紀之后，遭到了懷疑。對于這種“決定論”的世界觀的挑戰來自于統計觀點，尤其是概率論的成功。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二者對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們說，消費函數是，其中，是自發消費，是可支配收入，c是邊際消費傾向。進而我們可以把消費函數寫作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數：。這個消費函數是更加廣泛意義上的數學若干函數中的一個。這個函數明白無誤地說明，居民的消費量將精確地取決于可支配收入、自發消費和邊際消費傾向。這種函數關系是一種確定性的關系。但是，我們知道，這種關于居民消費的斷言在現實中毫無疑問是會受到質疑的，居民的消費量并不是精確地取決于這幾個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這種消費關于自發消費、可支配收入和邊際消費傾向的關系是不確定的，或者說是隨機的，有著概率分布的。這就是二者之間的差別，持有決定論觀點的人依據一種確定性的函數關系認為，這個世界將會精確地按照數學定律所描述的那樣運轉。而持有統計觀點的人卻認為，即使是知道了這種關系，消費與其他幾個因素之間仍然是一種偶然的，不確定的，有著概率分布的關系。
我們把后一種對于世界的觀點叫做統計觀點，正是這種統計觀點，打破了原來思想家們頭腦中的有序結構。但是，這二者之間的分歧似乎是讓人迷惑的。因為，當我們在利用統計方法的時候，我們卻得出了一些幾乎完全可靠的定律。而且，統計總體越是偶然、紊亂，就越能更好地表現出統計規律和必然性。比如，我們投擲硬幣，當我們投擲的次數足夠多的時候，我們發現，出現正面和反面的概率竟然驚人地各是0.5。再比如，我們對于某種考試成績的統計發現，如果樣本足夠的大的話，成績分布將會呈現一種正態分布。并且，人數越多，成績就越呈現標準正態分布。更加令人驚奇的是，看起來我們做事情可能犯錯誤的情況也是有規律可循的，人幾乎不能隨意地犯錯誤！總之，某些看起來是無跡可尋的東西，似乎又都可以找到規律。這樣，決定論和統計觀點二者之間又有什么差別呢？事實上，二者之間的差別僅在于，統計觀點認為不存在絕對的定律，任何所謂的定律其實都是有著某種概率的“可能的”情形。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什么事情是確定無疑的。也就是說，這個世界是隨機行走的，各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尤其是在人類社會中，如果我們相信獨立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物質世界都是隨機行走的，那么人類社會也會表現出這種隨機性看來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這并不就意味著隨機行走的世界會因為其不確定性而無法認識，即使這種隨機行走的世界確實可能形成一種混沌狀態。我們能夠在“決定論”和關于世界的“統計觀點”那里架起一座橋梁。那就是：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定律，這些定律是對某些事情本質的一種最好近似，即使這些事情的本質可能并不是一元的。或者說，這個世界會從無序走向某種程度上的有序。對這些統計定律的發現，在我們的專業范圍內，就是計量經濟學的任務了。
二、隨機行走的世界與計量經濟學的任務
事實上，統計的成功應用在很早就已經開始了。大約在17世紀，有一位叫做格蘭特的英國商人就通過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殺、各種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這幾乎叫人感到驚奇！而且也是統計學的成功使得人們日益認識到，一個國家的定量材料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政府決策者，都應該思考數據。
計量經濟學就是為了在一個隨機行走的世界中探討統計性規律！因為只要知道了這個規律，我們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認識這個世界。但是要記住這種認識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根據需要，我們還可以根據這個規律來進行預測。進行預測是我們關心規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更加值得稱道的是，計量經濟學在推斷統計規律時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因為，我們對于這個世界的認識永遠是不會完全的，我們只能根據部分“樣本”來推斷這個世界的整體狀況。可以假設這樣一種情況：如果我們能夠對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進行完全的觀察，我們就期望可以得出一個關于這個世界本質的定律。可是，我們不能把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觀察到，也可以說，我們認識的局限是不確定性的來源。能否由樣本近似地認識整體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沒有一種堅信可以由樣本來推斷整體規律的信念的話，我們就不能建立這門學科。
這種由樣本來對整體進行推斷的方法是計量經濟學的主要方法。我們要通過一種叫做回歸分析的技術來達到這個目的。“回歸”這個詞最先由F.加爾頓（FrancisGalton）爵士引入。加爾頓研究發現，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這樣的一個趨勢：父母高，兒女就高；父母矮，兒女也矮。但是高個父母的兒女們在同齡人中并不像父輩那樣在同齡人中顯得那樣高，兒女輩的平均身高將“退化”到或者說“回歸”到全體人口的平均身高。這也叫加爾頓的“普遍回歸定律”。加爾頓在智力遺傳的方面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一般來說，天才是要遺傳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卻要比他們的父輩們平庸，也就是他們的智力水平將“回歸”到中等水平。但是，對于這種回歸背后的動力分析可能已經超出了計量經濟學這個學科的研究范圍，即使這種研究也許會導致一種有意思的哲學的建立：所有的有機組織都將趨于標準狀態！
回歸的現代意義則稍微有點不同。現代意義上的回歸是指，一個叫做因變量的量和其解釋變量之間的依賴關系。也可以說是一種相關的關系。實際上，回歸和相關是兩個極容易混淆的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既是因為這兩個概念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個世界的復雜性。哲學上宣稱，這個世界是普遍聯系的。這個宣稱的深刻性在于確認了世界上沒有什么是完全獨立的。比如，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社會死于癌癥的人逐漸增多，這二者是相關的。但是我們并不能就此認為，是現代社會導致了更多的人染上癌癥。再比如，這也經常被用來反駁統計結論，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的情況可能和這個國家一個時期的太陽黑子出現的情況存在一種相關關系，但是這種相關關系卻不能作為我們行動的任何指導。在這個問題的區分上，就是計量經濟學和統計學之間的分歧了。計量經濟學討論的是回歸關系，這種回歸的特點在于，我們試圖根據某些變量的數值來估計另一個量的數值，我們要依據這種關系進行預測。比如，我們試圖通過研究父母的身高來估計其孩子的身高。這種估計就要依賴于我們所關心的兩個量之間存在的一種理論上的聯系。而相關關系則充斥著統計學的各個方面。并且因為世界的普遍聯系性，相關關系是一種常態。
基于上面的差別，在回歸中，我們要求解釋變量是確定的，可以控制的，但是被解釋變量（因變量）可以是隨機的（被解釋變量正是我們要估計的）。但是在相關關系中，這二者并不加以區分。之所以說這兩個概念容易混淆是源于這個世界的復雜性，是因為，這個世界本質上就存在一種難以言明的精密聯系。我們實在不能夠足夠自信地認為我們可以確定哪些變量可以控制，哪些變量之間可以精確地被認為是一種回歸關系。比如，事實上，我們也可以找出一種機制使得癌癥和現代社會之間存在一種回歸關系，就像我們可以發展一種理論來說明，太陽黑子的活動和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存在著回歸關系。這個世界的復雜性要求我們必須對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持謙虛。同時請記住：具有回歸關系可能并不必然地意味著具有因果關系。在判斷因果關系時，我們必須要很小心。因為，這個因果關系很不好說，也許看似因果的兩個事件，實際上可能是互為因果的。就像佛經中認為的那樣：因果是循環的。
我們講了這么多關于計量經濟學的性質，實際上是為了表達我們這樣的信念：我們可以在一定的層次上認識世界，我們堅信這個世界存在著某些統計規律，應用這些規律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的錯誤”的前提下認識和改造世界。計量經濟學可以幫助我們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可以借助近似地描述了具有相關關系的變量間聯系的函數，主要是回歸函數，來描述這種關于世界運行的定律。
但是，計量經濟學在得到這個回歸函數時所使用的復雜的數學推導可能會讓我們在特定的時段感到計量經濟學的混亂和無序，即使在最后我們堅信可以實現一種理解上的有序。但是，過程中的痛苦可能會讓很多人駐足。這里，我們想提前接觸一下，那條駕馭計量經濟學研究內容的靈魂。
因為，認識世界的理論的建立來自于對世界本質表現出來的現象的分析。有兩種對現象進行分析的方式：一種是對現象直接進行操作。這種操作極其便捷，簡單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對天賦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處在于這種對現象的思考得出的結論可能廣受爭議。另一種方式則是對現象的屬性——數據來進行操作。過程中要遵循嚴格的科學方法。第二種方法就是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了，這種方法因為是用數據說話，可能爭議較少。但是，不利之處卻是，這種分析結論卻要嚴格的依賴于數據的質量，也就是說，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的質量不會比數據的質量更好。
盡管有這樣的困難，我們還是推薦計量的方法。因為，數據的質量可以通過統計手段和統計工具的完善加以解決。并且，根據我們的概率知識，即使這種有誤差的數據，其誤差也是有規律的，誤差情況總是會表現為正態曲線。那么如何來對數據進行操作呢？計量經濟學的思路通常是這樣：最簡單的情況下（雙變量回歸），在一個坐標平面上畫出散點圖，發現其大致的規律，通常我們可能發現，我們關心的兩個簡單量之間呈現一種類似于線形的關系（當然，也可能不是線性的，這種情況下需要更高深的數學工具）。把這種線形的關系利用解析幾何的知識轉化為直線方程并不困難。獲得了這樣的一個直線方程是一個極大的成功。因為，這個方程，就是在“某種程度的錯誤”的前提下的一種描述世界如何運行的定律。事實上，計量經濟學的任務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發現這樣的關于世界如何運行的定律。
但是，在從數據那里獲得一些關于變量間“規律”的方式也可以通過另外的方式來進行。也就是在使用數據之前，通過對先驗的知識進行演繹和推理從而得出一系列“定律”。這就是我們在數理經濟學中所看到的那些數理方程式。這些數理方程就是我們對世事認識的理論，這種理論能夠給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導。尤其是在確定我們所考慮的變量之間的可能具有的關系時很有作用。但是我們是否可以應用這些方程式來指導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并沒有得到證明。計量經濟學提供了一種這樣的證明。我們可以利用數據來檢驗這些先驗的定律是否符合實際，或者得出一種明確的可以應用于實際的形式，從而對數理方程做出了適合實際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國家中，因為不同的文化等隱性的制度因素，這些定律可實施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事實上，始于一種對世界認識的先驗的推理，建立一種解釋世事的假說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個學者的虛榮心。
因此，計量經濟學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說計量經濟學的靈魂是：通過先驗的演繹和推理得出理論模型，最好是數理模型。數理模型中會有參數，那么利用數據對這個模型的參數進行估計得出一條回歸方程，并通過假設檢驗來確認這個方程式。如果這個方程式滿足了理論建立時的要求，那么就證明了那個先驗的理論是正確的并且能夠利用這種理論進行預測。接下來的計量分析就是在這些思路下進行的技術探討了。
對計量經濟學這套思想方法和其技巧的同時掌握，是掌握這門學科并加以實際運用的重要素質。尤其是計量經濟學的技巧，是一個計量人的必備素質。因為我們一直堅信，偉大的思想來源于熟練的技巧。就像武俠中的“打狗棒法”雖然只有十八路，但是，一個使過無數次“打狗棒法”的丐幫幫主足可以因這十八招而笑傲江湖了。但是，如果過于沉迷于高級計量的數學推導，我們就很可能失去欣賞這門學科所固有的魅力的機會，并且因為數學知識的缺乏而造成的沮喪可能會阻礙對其進一步的學習，從而失去了領悟計量經濟學所蘊含的大量關于生活的智慧的機會。因此，這篇文章里，我們不對計量經濟學的技術過多的論及，而主要是看其蘊含的智慧之美。
三、計量經濟學：智慧之美
最能讓我們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計量經濟學這種從樣本推斷整體的思想。如果能夠認識到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復雜性的話，我們對這種思想可能會更加珍視。比如，如果我們有一種信念，比如相信我們能夠通過努力成為一個書法家。那么我們能夠怎么做呢？計量經濟學和書法家們都會這樣建議你：先選取幾十個字來，集中精力把這幾十個字練好，最好是臨摹以往大師們的作品。這樣，你就幾乎能夠發現寫好字的要領。因為，我們不能夠把這個世界上的字都練習到，我們只能夠由“樣本”來推斷所有字的寫法。并且，我們堅信這些“樣本”蘊含了足夠多的關于寫字的要領或者說是寫字規律的信息。這就是計量經濟學的智慧之一。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幾乎將這種計量經濟學的思想推廣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并且可以指導我們成就卓越。無論是學習、應試、還是搞藝術，甚至想要成為武林高手，都可以應用這種思想。“樣本”往往是我們窺看世界本質的窗口！有心人自會從這里得到無盡的啟發。
計量經濟學就像從一個古老的神諭里蹦出來的智慧精靈，它幾乎全面的改變了我們對于腳踏實地的看法！掌握一種過硬的分析數據的能力，無疑會全面的改變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這在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中是極其重要的。經濟理論經常地被認為是一門空洞無用的理論，這是在未有數據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見批評，先驗和演繹的方法，很多人認為，不能夠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有什么意義。但是，有了計量經濟學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就可以從數據出發來進行我們的分析和預測，這種工作方式無疑會培養我們踏實做人的人品。并且因為處理問題的獨特技巧和思維，掌握計量工具的人會得到青睞——來自上司和運氣。
在我看來，計量經濟學還對我們的人生哲學有著指導意義。人的一生其實只是一個短暫的瞬間，就好像那滑過天際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間的美麗。這瞬間如何解釋？采用一種什么樣的方式來度過這一個瞬間？
人不過是蒼茫宇宙中的一粒塵埃，如果這個宇宙尚且遵循著從無序走向有序，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將這個信念加以演繹到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中呢？！其實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個隨機行走的世界中的隨機行走過程。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在下一個時段，我們會經歷什么、會遇到什么，甚至我們對于我們未來的規劃都是不確定的。這個過程是隨機的、紊亂的、偶然的和無序的。但是，這種無序和紊亂最終會走向有序。用計量經濟學的說法，我們會從這些紊亂偶然的樣本中得到一個回歸方程。這個回歸方程就是我們的人生軌跡！
當然我們對于這個軌跡的認識永遠是后驗的。我們不可能在這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之前就得出一個回歸軌跡作為我們人生的預測，這種東西沒有預測意義。那么這種有序的觀念究竟能給我們什么人生啟發呢？
那就是：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對于發生于我們周圍的看起來是好事或者壞事的東西耿耿于懷，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太過挑剔上天對我們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國自古就有“福禍”的智慧之言。以一種應有的寬容心態來對待我們的人生無疑會讓我們感到快樂。甚至我們的職業追求也是如此，沒有什么絕對的好或者不好，我們的人生軌跡在我們某些年里需要紊亂和無序，根據計量經濟學的思想，越是紊亂和無序的樣本，我們就越容易得出穩定的統計定律——一條穩定的人生軌跡！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傳記就可以發現，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們可能做過記者，參過軍，被抓到過牢里，看起來和其最終的路徑有了很大的背離，可是這些背離最終回歸到這條路徑上。事實上，我們并不好確定，是不是這種每個階段的紊亂和無序最終造成了他們穩定的人生軌跡？！
人生需要這種隨機性。并且如果我們要想有一條穩定的人生軌跡，依照計量經濟學的理念，我們還要讓我們的人生經歷這一樣本足夠大。如何讓自己的人生經歷更多？如何讓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隨機性？那就是：我們要過主動追求的人生。當我們在生活中有意識地主動去追求時，我們就在客觀上豐富了自己的經歷，并且擴大了自己的人生經歷樣本。因為，在你主動追求的時候，才能夠發現驚喜和奇遇。消極和封閉的人生態度不利于擴大自己的人生經歷樣本，樣本不具有變異性，就難以得出好的回歸方程。我們都應該學學“蒼蠅的哲學”，蒼蠅的四處亂撞讓蒼蠅即使在被困的時候也有機會逃脫。這也許是更有含義的古語的一句話的意思吧：樹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們的追求中，因為，我們應該珍視隨機性，因此，對于得失就不必太讓自己負累。得失是隨機的。我們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許在這冥冥之中的東西面前，可能只是一個慈悲的玩笑。太過于在意也許是失去了更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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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質量技術監督工作的重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建設相應的檢驗檢測平臺。從目前的發展情況看，我國絕大部分地區的經濟社會已經進入了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推進的新階段，產業結構升級不斷加快，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對于質量技術監督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建設相應的檢驗檢測平臺，可以充分發揮其在質量技術監督工作中的基礎保障以及技術支撐作用，其意義是十分巨大的。(2)提升品牌策略，強化質量管理，為消費者創造出一個滿意的購物環境，為商家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推動我國產品質量的快速提升，更好地與國際市場接軌。(3)優化地方經濟發展環境。一方面，要嚴厲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確保市場競爭的公平公正，另一方面，要加大對地方知名企業和特色產品的扶持力度，政府部門要充分重視起來，加強引導和監督，以名牌產品帶動企業的快速發展，進而吸引優質資產，推動地區經濟的發展和進步。不過需要注意，必須避免出現地方保護主義，確保企業的健康發展。(4)改進服務方式。在質量技術監督工作中，要以產品質量為主抓方向，加快服務質監建設，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升級；同時，要建立完善的公共技術平臺，實現信息和技術的共享和交流，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促進質量技術監督工作作用的充分發揮。
二、做好質量技術監督工作的有效策略
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要想切實做好質量技術監督工作，需要采取相應的措施和對策：
(一)及時調整觀念
要想做好質量技術監督工作，相關工作人員需要及時對自身的觀念進行調整，認清形勢，強化責任，將提升服務質量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加快推進質量振興戰略，全面加強安全監管，在保證穩定增長的基礎上，尋求新的突破；鼓勵企業進行自主創新，對市場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同時，要加大執法力度，全力打擊假冒偽劣產品和違法違紀行為，嚴把產品質量觀，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出良好的外部環境。
(二)強化工作實效性
在市場中，部分產品是有季節性的，如農產品、服裝等，一旦過了結節，就會停止生產和銷售，消費者也不再使用，因此，質量監督工作應該保證實效性，在季節剛剛開始就要進行，并且保證檢驗的效率，將檢驗結果在第一時間以各種形式進行公布，使得消費者可以在季節內了解產品的質量信息，真正起到引導消費者和質量監督的作用。
(三)開展品牌建設品
牌效應一直都是引導市場經濟發展的關鍵，積極開展品牌建設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對于質量技術監督部門而言，要加強對于品牌的認識和研究，結合本地區的特色產品和服務，對相關企業進行扶持，推動其快速發展。同時，要加大同類產品的品牌整合速度，推進地區品牌建設，對品牌的使用進行規范和管理，并加強對于品牌產品的抽檢和復檢工作，確保品牌產品的質量。對于仿冒品牌產品的行為，要予以嚴厲的打擊，保護品牌產品的知識產權和外在形象，放大品牌效應。另外，要強化品牌產品的宣傳力度，鼓勵消費者選擇品牌產品，并組織企業積極開展對外交流與合作，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推動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四)完善工作體制
完善質量監督工作體制，強化監督部門自身建設，對于質量技術監督工作的有效執行是十分必要的。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質量技術監督工作的具體要求包括：注重科學發展，加快綜改示范，提升品牌效應，強化科學監管，確保優質服務，構建交流平臺。相關管理部門應該充分重視起來，當好推手，進一步發揮質量技術監督工作的推動效應、保障效應以及服務效應，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促進地區經濟的穩定發展。
三、結束語
目前的教學現狀而言，該課程的教學定位是理論課，在教學中強調知識體系的完整性、嚴謹性，以數學課的講授方式為模板，且課程國內教材過分偏重于數學和數理統計學理論的推導，邏輯性強，內容緊湊，數學公式多，并且教材內容與經濟學理論的結合不緊密。再加上農林院校學生的數學基礎相對薄弱，學習起來更為困難，導致很多學生對這門課缺乏熱情。如何激發學生學習計量經濟學的熱情、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以及定量分析方法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已成為“計量經濟學”教學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很多學校增設了“計量經濟學”實踐教學環節，目的是為了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但實踐教學內容選擇是否得當、教學安排是否合理、操作過程是否切實得到實施，對學生的學習效果起著不可忽略的作用。目前傳統的計量經濟學的實踐教學模式主要是以驗證式實踐教學模式為主，通常采用先講授后實驗與邊講授邊實驗兩種教學方式。對于前者這種教學方式致使學生的理論和實踐脫節，無法及時消化所學的理論和方法；對于后一種方式，盡管能夠使學生將理論聯系實踐，但也是一種“填鴨式”的向學生展示軟件如何操作，驗證書本內容，從而使學生被動地接受相應內容，亦步亦趨地模范教師所展示的內容。并且學生的實驗作業大多是教師結合典型案例或者書本中的例題和習題，而這些案例難免有些過于陳舊，不符合當下的實際情況，缺乏經濟熱點。這些顯然都不符合計量經濟學這門應用性極強的教學要求。完整的計量經濟學模型一般步驟：（1）模型理論設計—確定模型所包含的變量和模型的數學形式；（2）樣本數據的收集；（3）模型參數的估計；（4）模型的檢驗—統計檢驗、經濟意義的檢驗和預測檢驗。但目前實踐教學中實踐內容都是典型案例或書本的例題和習題，因此實踐中只需要進行模型參數的估計、模型檢驗和估計方法的操作，忽略了變量的選取，數據的整理和理論模型的構建，這使得學生不能全面掌握計量經濟學建模的步驟，更不能將所學的計量模型準確的用于實際生活案例，從而導致了學生學習興趣不大，動手能力不強。
2提高“計量經濟學”實踐教學的幾點建議
2.1提前讓學生做好軟件學習準備工作
包括安裝Eviews、閱讀Eviews軟件中英文操作手冊和相關參考書。在授課的前半學期，每2周采取一次“1節理論課+1節軟件操作課”的教學模式，通過“即學即用”的方式，鞏固和強化理論知識，對理論方法能進行基本的實踐操作。
2.2計量經濟學課程引入案例教學，并建立案例庫
目前，國內教材的案例過于陳舊，樣本數據偏少，模型解釋變量個數偏少，使用這樣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學生使用軟件處理數據分析數據的潛力；作為計量經濟學的主講教師，需要建立一套適合本校學生情況的案例庫。案例素材可以從本科生的優秀論文、教師的學術成果、專業期刊的學術論文中挑選從而建立有特色的案例庫，并注重選取與農林經濟研究密切相關的案例素材。案例教學是教師根據教學目的，指導學生對案例調查、閱讀、分析、講解和討論，傳授分析、解決問題的理論方法，加強學生對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培養應用能力。并且通過案例教學，讓學生切身感受理論知識與實際應用之間的關系，激發學生進一步探索的興趣。
2.3推行課程論文
[關鍵詞]應收賬款；環境會計；計量模式
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而我國在資源開發過程中忽視環境保護，治理速度趕不上破壞速度的問題十分嚴重。其生態環境惡化是由生產的自發性與生態環境社會矛盾引起的。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生產者在經營中所費和所得是以貨幣形式計量的，只有直接用貨幣表現的那部分支出和收入，才反映到生產者的成本與效益中，不以貨幣表現的那部分成本及效益（如工廠對環境的破壞，或林業經營對環境的改善）則不計入到成本與效益中。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者為自身的利益而犧牲社會利益，即以破壞生態，污染環境等方式向社會轉嫁成本，以達到個人利益最大化。由此便提出了對環境進行描繪、量化的要求———即環境會計計量，以便真實反映企業的所費與所得。
一、環境會計計量對象的價值
（一）從環境價值轉化為求其效用的大小。由于環境會計計量對象相當一部分不是勞動的結果，按馬克思的理論即沒有價值，但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環境會計計量對象是具有效用的。所謂效用是指商品能滿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指消費者在消費商品時所感受到的滿足程度。效用這一概念與人的欲望是聯系在一起的。它是消費者對商品滿足欲望能力的一種主觀心理評價。環境資源雖不是商品，但其符合效用定義的實質。因此需用西方經濟學中效用論學說探討環境會計計量的理論基礎，否則無法對環境資源這一非商品性的資源進行價值定位。
（二）環境會計的計量單位可采用貨幣單位。由于效用是“滿足程度”的度量，在商品經濟條件下，貨幣充當一般等價物，可作為計量單位，也可作為效用單位的計量單位。
（三）環境會計計量的基礎可采用機會成本、邊際成本、替代成本。環境資源雖然不是通過交換形成的價格，不能建立以交換為基礎的計量基礎，但環境資源是有效用的，而且是稀缺的，人類將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追求環境資源效用的最大化。其環境資源究竟有多大的效用是很難計量的，如張家界國家公園的風景價值，直接估計其價值有困難，可考慮采用機會成本。機會成本是選擇成本，是指因采取某一行動方案而失去來自其他要供選擇行動方案的最大潛在效益。當采用諸方案中最優方案時，次優方案的潛在效益為其機會成本。
基數效用論認為效用有總效用和邊際效用。總效用是指在一定時間內從一定數量的環境資源消耗中所得到的效用量總和，用公式表示為：TU=F（Q）。邊際效用是指在一定時間內增加一單位資源消耗所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用公式表示為：MU=TU（Q）Q.從經濟資源稀缺這一前提出發，當一定數量的經濟資源有不同的用途，如何配置這些資源實現其效用的最大化，可引進邊際效用與邊際成本的均衡概念。邊際成本是指在短期內增加一單位的產出量時所增加的成本，其公式為：MC（Q）=TC（Q）Q.從環境會計的角度看，邊際成本應包括邊際直接成本（整個社會的成本）、邊際外部成本（環境對人類的影響）和邊際用戶成本（另辟資源的成本）。
環境資源效用的最大化應包含用于滿足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的最大化，即未來的效用。當效用單位可采用貨幣單位時，未來效用的計量應引進貼現率的概念，在計量環境資源的價值時，則按貼現率進行調整。
（四）計量環境資源的退化也是環境會計計量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直接計量環境資源的退化，可能很困難，但我們可以考慮用替代成本來間接計量。替代成本是為消除和補償可能出現的后果發生的費用。如計量土壤流失的損失營養成分時，可以考慮用保持其營養成分所施化肥的價格來計量土壤流失的損失。
（五）采用經濟計量學方法進行計量。環境會計引用邊際價值原理，旨在說明環境資源變量的關系，一個變量的單位增量所導致的另一個變量的單位增量，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達到變化過程不能或不值得再繼續進行的邊緣或限度，為了計算變量、增量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應采用數學方法。因此，采用精確數學方法計量，就突出了計量方法精確性與事物復雜性之間的矛盾。人們面對復雜的環境系統，對它進行有意義的精確化能力就低，當復雜性超過一定界限時，不確定性就不容忽視了。而經濟計量學恰恰是解決觀測中的隨機統計關系的不確定的方法，因此經濟計量學在環境會計的計量中將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個體環境會計計量對象的計量
（一）價值回歸還原法。此方法是將被污染的個體價值還原成基年時未被污染狀態下價值，其計價基礎中包含直接使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直接使用價值可采用該個體的市場交換價計量，間接使用價值的確定則必須考慮該個體的成因以建立數學模型。比如，一棵樹的間接使用價值包括生態功能、水土保護功能、觀賞功能等，把功能設為A1A2A3，則有觀測矩陣A=（A1A2A3），設系數向量β=（β1β2β3），Y=（y1y2y3）為評價向量，則有Y=Aβ+U，U為隨機誤差向量。根據此模型求出β，再給出相關參數，就能求出間接使用價值。
（二）影子價格。從數學意義上講，影子價格是最優規劃的對偶解或拉格朗日函數的拉氏乘子，即目標函數發生的增值；從經濟學意義上講，影子價格不是價格，是某種資源投入量每增加一個單位年帶來的追加效益，實際上也是資源投入的潛在邊際收益。影子價格反映產品的供求狀況和資源的稀缺程度，資源越豐富，其影子價格越低，反之，即資源的數量與產品的價格影響著影子價格的大小。從費用效益原理分析，資源稀缺則影子價格高。在市場機制比較充分時，以市場機制比較完善條件下的市場價格為基礎，調整求出影子價格。此方法比較適用稀缺物種的計量。
（三）機會成本法。對于稀缺資源的計量。在同一資源可供不同選擇時，可采用機會成本法計算其價值。
（四）危害資本化法。危害的各種表現通過市場的手段替換為貨幣值，再除以一個適當的貼現系數，得出其價值。比如汽車尾氣的污染值可通過其引起的呼吸系統、心腦系統疾病的治療費用的貼現來計量。而貼現系數要結合人的生命周期來考慮。
三、系統環境會計計量對象的計量
（一）建立宏觀數學模型。環境資源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是自然、經濟、社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耦合的系統，而且各要素是不相容的。當系統的復雜性增大時，精確化的能力減少，在達到一定程度時，復雜性和精確性相互排斥。此處的數學模型與微觀個體的情況相似，只不過方程不再是單一的而是聯立的，要考慮的解釋變量多一些，基本形式還是Y=Aβ+U.
（二）系統投入資本化法。有時系統的價值難以計量，可采用價值替代的辦法加以解決。替代價值就是能夠使系統有價值或保持其價值的投入資金和維護資金。比如一些風景名勝區的系統觀賞價值難以確定，但這些景區之所以有較大的商業價值，是與宣傳、建設、維修保護密切相關的。因此，可將人工投入資本化作為系統的價值。貼現系數可采用計算期的存款利率。
（三）效益數學模型。環境資源不僅有價值，而且能夠給人類帶來一定的效益。環境效益通常包括：一類是直接效益，如耗用自然資源給人類帶來最終消費品的效益，稱為發展效益；一類是間接的舒適性效益，如一段河流給人類帶來優美的自然風景的效益，稱為保護效益。這兩種效益是相互排斥的，如耗用自然資源的發展效益，要伐木、采礦等等，這些活動改變了原始環境，環境會計的計量就是要找到一個適當的值，使發展效益和保護效益達到均衡。應以此均衡點作為系統的計價基礎。發展效益可以根據項目的收益來計量，保護效益的計量可根據發展效益估計，或計量一個優于發展效益的估計值。由于環境效益涉及子孫后代，因此，估計時應引進貼現率的概念。保護性效益和發展性效益均衡時的公式：bOp=AB，A=∑Tt=1bOd（1+I）-t（1+r）-t-[C+Otd（1+I）-t]，B=∑Tt=1bOp（1+a#）t（1+I）-t，bOp：保護現值等于發展效益現值起始年的保護效益值，它以a#速率增長，以I比率貼現；bOd：起始年的發展效益；C：投資費用；Otd：年操作和保養費用；bOp：價值1元的起始年保護效益；I：不變的貼現率；T：相應的保護相應終止年；R：變化系數；T：相應的發展相應終止年；a#：保護效益增值的年平均率。
四、環境會計對象量的計量
由于環境會計的計量對象大多是宏觀的東西，因此精確計算其數值難度較大。數理統計的方法不可避免地要運用到其數量確定上來。無論是基年數、發生數還是現存數的取得都要考慮樣本抽取的典型性與總體的一致性，并便于用概率論的理論去作推斷。通常要求樣本x1x2x3…xn中每一個觀測值都與總體X具有相同分布，且彼此相互獨立，即獨立同分布。對無限總體，只要隨機抽樣即可，對有限總體可采取有放回地重復隨機抽樣。此外，要保證統計量具有良好的統計性質，如無偏性，有效性，一致性，當無偏性與有效性發生矛盾時，要力保有效性。
總之，環境會計的計量主要是確定數量的單價，數量的確定主要是運用統計學的方法，單價的確定相對復雜，要結合數學、經濟學、相關產業的基礎學科，是一項系統工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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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許家林，蔡傳里中國環境會計研究回顧與展望[J]會計研究，2004，（4）。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二、粗放型與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
關于“粗放”、“集約”概念的使用，最早見于農業經濟學中，當時稱“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后來才被引申到整個經濟領域。最初，粗放經營的含義是指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分散投在較多的土地上，進行粗耕簡作的經營方式；集約經營則指在一定土地面積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進行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前者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廣種薄收，增加總產；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細作提高單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剩現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設投資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長表現為居民消費水平的緩慢提高。
知識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源已成為決定企業興衰的主要因素，人力資源會計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也毋庸置疑，作為一門會計學領域的新分支，其產生和發展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它不是純抽象的理論，應是實踐性非常強的一項工作，在我國實施人力資源會計是必然的趨勢。筆者在此就人力資源會計的確認和計量問題進行一些淺薄的探討，還望各位專家批評指正。
一、進行人力資源會計核算的基礎和原則
（一）在探討人力資源會計核算之前，首先要弄清以下三個基礎性問題：
1.人力資源是企業的一項資產（隨后還有闡述）。
2.人力資源是通過負債的方式取得的。
3.在核算人力資源的時候，既要核算其取得、開發與使用成本，又要核算其原有價值。其中取得和開發成本屬于資本性支出，應將其資本化，作為資產處理；使用成本屬于收益性支出，應將其費用化，計入當期損益。人力資產原有價值應作為資產的一部分進行核算，同時作為“租用人力”增加一項負債。
（二）人力資源會計核算的確認原則
1.重要性原則。人力資源是企業的重要經濟資源，應重點加以體現，尤其是那些不可替代人力資源的信息、數額巨大的培訓項目等。
2.配比性原則。當人力資源數額較大，涉及多個會計期間時，應遵循配比原則對其價值進行合理攤銷。
3.歷史成本原則。
將招聘、培訓和開發人才等一切人力資源方面的支出均作為人力資產和成本，其數據是根據原始發生時的金額歸集的。
4.相關性原則。企業人事管理部門，它對于職工的管理不僅是看其工資發生額的大小，而且重要的是如何合理配置人力資源，所以要求人力資源會計提供的信息應體現相關性原則。
5.效益成本原則。人力資源會計在很多方面發揮了較大的作用，但在核算時還應考慮對那些核算成本較高，對決策意義不大的核算項目可不予揭示。
6.劃分資本性支出與收益性支出原則。將遞延資產中的職工培訓費、費用中的職工教育經費、數額較大的培訓費、招聘廣告費、稀有人才離職損失費予以資本化，將工資福利費等各期發生額均衡的支出計入費用，作為收益性支出。
二、人力資源會計核算的內容和方法的確認人力資源會計核算內容包括如下幾點：
（一）人力資產的核算。人力資產就是企業所擁有的人力資源的總價值，包括人力資產原有價值、人力資產取得和開發成本，以及進知識經濟下人力資源會計確認和計量問題研究馬雅麗河南省三門峽市市政工程處472000行人力資產評估時的增值部分（減值時沖減）。
1.人力資產原有價值。在企業取得前由于勞動者已經具備一定的知識、技能而具有一定的價值。它被企業擁有后，原有價值依然存在，因此它應作為人力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對其進行計量有一定難度，這可以由會計學會等權威部門研討制定統一標準，由國家頒布實施。
2.人力資產附帶成本。企業在取得或開發人力資源時，總要發生一定的費用。如付給招聘人員薪金和津貼，招聘廣告費、測驗費，如教育培訓人員的工資津貼、教材費及學費等。
這些都應作為人力資產附帶成本，記入人力資產價值，平均分攤在勞動合同期內。
3.人力資產評估增值（或減值）部分。人力資產價值除了受勞動者的知識技術水平影響外，還受勞動者的職位、年齡、身體健康狀況及敬業程度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所以，定期對人力資產進行評估很有必要。評估增值增加人力資產價值，評估減值則沖減人力資產價值。它可由權威的人力資產評估機構，結合每個人的情況，采用科學的方法統一評估確定。
4.租用人力的核算。企業一開始擁有人力資源，就負有合同到期時無條件地把這部分人力資源歸還給勞動者的義務，從而形成負債——租用人力。它在數值上應等于人力資產原有價值加上人力資產評估增值（或減去人力資產評估減值）。
5.人力資產使用成本的核算。企業在使用人力資源時，要支付工資、福利費等，并發生其他相關支出；此外還有與各期收益相配比而攤銷的資本性支出（人力資產附帶成本攤銷）。這些都構成了人力資產使用成本。
（二）人力資源會計賬戶設置的確認為了進行人力資源會計核算，應設置以下賬戶：
1.“人力資產”賬戶。該賬戶根據其內容構成，下設三個明細賬戶：
（1）人力資產原值。本賬戶核算具有不同標準的勞動者在進入企業前就擁有的價值量。企業在取得人力資源時記借方，在勞動合同到期勞動者離開企業時記貸方。期末余額在借方，表示期末人力資產原值結余額。
（2）人力資產附帶成本。本賬戶核算企業在取得或開發人力資源時所發生的必要支出。支出發生時記借方，在合同期內分期平均攤銷時記貸方，直接沖減“人力資產”價值。期末余額在借方，表示尚未攤銷的附帶成本。
（3）人力資產評估增值。本賬戶核算在對人力資產進行評估時的評估增加額或減少額。評估增值時記借方，評估減值時記貸方。當勞動者離開企業時全額沖減該項人力資產的增值額。期末余額在借方，表示增值量；期末余額在貸方，表示減值量。“人力資產”賬戶屬于長期資產類賬戶，根據勞動者在企業的重要程度、貢獻大小，可按部門或個人設置明細賬，以反映人力資產的分布情況。
2.“租用人力”賬戶。
該賬戶屬于長期負債類賬戶，核算企業在勞動合同到期時需要償還給勞動者的那部分價值，包括人力資產原值和評估增值部分（減值時沖減）。當企業取得人力資源及評估增值時記貸方，當勞動者離開企業及評估減值時記借方。期末余額在貸方，表示企業還需償付給勞動者的價值量。
3.“人力資產成本費用”賬戶。
該賬戶屬損益類賬戶，核算人力資產的收益性支出如工資、獎金、勞保福利費等，以及應與本期收益相配比而攤銷的資本性支出（人力資產附帶成本）。它應屬于管理費用、銷售費用、制造費用、生產成本、營業外支出等賬戶的二級賬戶。當費用發生時和附帶成本攤銷時記借方，期末結轉損益時記貸方，結轉后無余額。
（三）人力資源會計報告的確認
1.人力資源要素在會計報表中的披露方式。通過對人力資源的核算、計量及賬務處理，使得人力資源價值能在財務報表上客觀地列示。
在資產負債表中，“人力資產”在“無形資產及遞延資產”項后列示，“租用人力”在“長期應付款”項后列示。損益表中，“人力資產成本費用”包含在管理費用、銷售費用等項中，并不直接列示出來。
2.人力資源會計報表與傳統會計報表的關系：人力資源會計報表與傳統會計報表的框架是一樣的，只是在傳統會計報表里加入了人力資源的增減變動、使用情況，從而使得包括了人力資源的資產負債表，其資產總額比傳統會計報表的資產總額要大；在兩種損益表里，包含了人力資源的損益表對人力資源的成本、費用處理是當期的人力資產攤銷額，而在傳統的損益表里，當期有關人力資源方面的支出全部作為當期費用，這就造成了兩種損益表計算出的損益也不同。但是人力資源有別于物質資源，其內容比較復雜，僅僅靠財務報表來揭示人力資源會計信息遠遠滿足不了信息使用者的需要。所以還應附加以下報告：
3.人力資產投資報告。主要用來提供企業人力資產管理所應耗費或已耗費的成本信息。通過把人力資產實際投資額和計劃投資額相比較，分析投資目標是否達到等。
4.人力資源結構及變動情況報告。主要用來反映人力資源的結構；并通過人力資產期初期末余額及人員數量的比較，反映人力資源變動情況，從而給企業決策者提供有用信息，以決定人力資源投資方向，使人力資源結構趨于合理化。
5.人力資源效能報告。用來反映人力資源的使用狀況；通過分析，了解人力資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是否每個勞動者都發揮了自己的潛能，以便決策者及時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人力資源利用效益。
三、人力資源會計的確認與計量問題
（一）人力資源會計的確認人力資源能否作為企業資產，這一點是會計學者爭論的焦點。因為這一問題是關系到人力資源會計能否存在的關鍵，所以，須加以詳解：所謂資產須具有以下三個要素：
1.必須是一項經濟資源，未來可提供收益；
2.為企業所擁有或控制；
3.可以用貨幣計量其價值。
首先，人力資源以人為載體，通過生產活動可以體現其價值，人力資源可為企業創造經濟價值，提供未來收益。其次，人力資源能夠用貨幣進行計量。人力資源作為一種經濟資源，就需要企業進行取得、開發與使用，而取得與開發需發生相應的成本支出，使用要形成資源耗費，這種成本支出與資源耗費都是能以貨幣計量的。
最后，人力資源也是企業可以實際控制的。一些學者認為：人力資源是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其所有權歸勞動者所有，而企業無法擁有對勞動者的所有權，從而也就無法擁有和控制人力資源。人力資源的所有權屬于勞動者個人，勞動者具有流動性，但是，一旦勞動者被聘用為企業員工，企業即取得了對職工受聘期間的勞動能力資源的使用權。所以，人力資源是可以為企業所擁有和控制的。綜上所述，人力資源是可以定義為資產的。超級秘書網
（二）人力資源會計的計量
人力資源計量是對人力資源上的投資進行計量，對人的勞動技能已經創造或可能創造的價值加以計量，是為了把握人力資源的現狀和變化情況，從而為賬務處理、價值管理以及最終提供完整的會計信息奠定基礎。而人力資源會計的計量問題是決定人力資源會計是否可行、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的關鍵，因此要努力抓好人力資源會計的計量工作。將人力資源資本化，就涉及到人力資產的計價問題，而對人力資產的計價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對人力資產應按照其獲得、維持、開發過程中的全部實際耗費支出作為人力資產的價值入賬，這種方法稱為成本法；另一種方法認為，對人力資產應按其實際價值入賬，而不應按其耗費支出入賬，因為企業獲得、維持、開發人力資源的過程中的支出往往與人力資產的實際價值不符，對人力資產應按其實際價值入賬，該方法稱為價值法。這就成就了人力資源會計的兩大分支——人力資源成本會計和人力資源價值會計：
1.人力資源成本會計常見有三種方法：
（1）歷史成本法該法是以人力資源的取得、開發、安置、遣散等實際成本支出為依據，并將其資本化的計價方法，歷史成本法操作簡便，數據確鑿，具有客觀性和可驗證性。此法運用于一般企業。
（2）重置成本法該法是指在當前的物價條件下，對重置目前正在使用的人員所需成本進行計量的計價方法。它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由于現有雇員離去導致的離職成本；另一個是取得、開發其替代者的成本。
（3）機會成本法該法是以企業員工離職使企業蒙受的經濟損失為依據進行計量的計價方法。這種計價方法接近于人力資源的實際經濟價值，但與傳統會計模式相距較遠，導致核算工作量繁重。適用于雇員素質較高、流動性較大且機會成本易于獲得的企業，如會計師事務所等。
2.人力資源價值會計每個員工的個人價值，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人力資源群體價值的大小，但又不是人力資源個人價值的簡單相加。為滿足管理需要，人力資源會計既要對外披露企業人力資源的群體價值，又要提供企業內部管理決策所需的人力資源的個人價值，所以，人力資源價值的計量，既要反映群體的經濟價值，又要提供個人的經濟價值，兩者互為補充，這就是人力資源價值的主要特點。
人力資源價值會計的計量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1）工資報酬折現法。該法是將一個職工從錄用到退出企業為止預計支付的全部薪金，按一定的折現率折成現值，作為人力資源的價值。這種方法以職工的工資支付額為基礎，有一定的合理成份。但它只把補償價值作為人力資源價值，在實際應用中會高估或低估個人的預期工作年限，人力資源創造的價值也可能會高于或低于其工資，這都影響到人力資源價值的準確性。
（2）未來收益折現法。該法是將企業未來收益中由投資于人力資源所得的那部分視為人力資源的價值。計算方法是在人力資源的預計有效使用期限內，企業各年預計凈收益之和乘以人力資源的投資額占企業總投資額的比例。該法適用于群體人力資源價值的計量。不足之處是沒有反映人力資源的交換價值，低估了人力資源價值，且由于未來凈收益、人力資源使用年限均含有不確定性，故不可避免地帶有較強的主觀性。
（3）隨機報酬價值法。該法是通過人力資源為組織提供的服務、所創造的價值來計算人力資源的價值，其價值取決于人在組織內目前或未來所擔任的角色和實際擔任該角色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是隨機的，通過綜合考慮人力資源對組織的預計服務年限、服務狀態的價值及其概率來估計人力資源價值。該方法在計算過程中所考慮的因素比較系統全面，數據比較客觀，用其估算的人力資源價值更容易被接受。但這種方法忽略了其他資產對組織收益的影響，因此有可能高估人力資源的價值。
人力資源會計是一門會計學領域的新分支，其產生和發展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它不是純抽象的理論，應是實踐性非常強的一項工作。從目前來看，人力資源會計操作實用性還比較差，但這也正是會計學人所努力研究探索的方向。基于此，筆者對人力資源會計確認問題進行了非常淺薄的探討，可能其中還有許多偏頗甚至是錯誤的觀點，還望各位專家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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