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25 12: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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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本體思想下的翻譯本體探究
不同的翻譯學家對翻譯從不同角度有著不同的認識。自從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以后，翻譯研究的領域由內部轉向外部，研究的視角由原文轉向譯文，研究的方法由規定轉向描寫，研究的重心由語言轉向文化、認知。除了翻譯界以外，越來越多的其他學科也把目光投向翻譯研究，翻譯的領域越來越大，翻譯是什么變得越來越模糊，如翻譯是科學，翻譯是藝術，翻譯是重寫，翻譯是操縱，翻譯是叛逆，翻譯是解釋，翻譯是文化行為，翻譯是政治行為等不一而足。弄清翻譯是什么的問題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試圖從形而上的哲學高度探討翻譯本體問題。
中國古代農耕有著無法取代的地位，在人們眼里草木是人類賴以生存和依靠的最根本的依靠。《詩經》的《大雅》中有“：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這里的“本”的含義是指草木的根、干。逐漸在有的典籍中，逐漸出現了用草木的根本比喻社會人事的說法。《莊子知北游》中說“：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顧；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憫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根本。”這里的根本具有天下萬物根據的含義。“本”還有事物的根據、根基或主體的意思。如《論語學而》中：“君子務本”。對“本”的重視，是農耕社會中哲學研究的一個特色。“體”的最初的意義是身體，人體。“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能近取譬”是中國先哲創建的哲學范疇和建立哲學體系的基本方法。所以哲學家十分關注與身體直接相關的感受和體驗。所以“體”首先與人對自己的直接體驗有關。《禮記大學》中說“：心微寬體胖”。《論語微子》說“：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除了指身體之外“，體”還有“實體”“，形體”，“形狀”“，卦形”“，卦狀”的意思。《易經系辭上》有“：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本體”二字，很早就出現了，大量使用是在宋明理學中。其最初含義是“本來面目”“，本來狀態”。后來“本體”的含義擴展為“根本性狀”“，根本依據”“，根本源泉”等意義。唐代佛教經典《大日經》中有：“一身與二身，乃至無量身，同入本體。”這里的本體已經超越了有形的事物而進入了無形之境。到宋代“本體”已經成為哲學界普遍通用的范疇。張載在《正蒙太和》中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這里的“本體”指天下萬物本來恒有的狀態，具有最抽象最普遍的哲學范疇的基本屬性。中國哲學中“，本體”含有“最高”“、最根本”、“最重要”的意思，指無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來狀態。
東晉僧人道安，他在《摩訶缽羅蜜經抄序》中指出，翻譯有“五失本”、“三不易”。在道安看來，佛經翻譯必須要“案本”，而何為“本”，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道安認為，翻譯的目的正是因為人們不通異域之言，因而需要譯者傳達，使其通而曉之。由此看來，這個“本”指的是經文“大意”。然而，從道安的“五失本”的表達來看，“本”又可以說是包括了內容、形式及文體風格的。一“失”指經文形式的更改；二“失”指經文文體風格的改變；三、四、五失指經文內容的刪簡。可見,道安對“本”的理解遠遠超出了他的同代人,他在對翻譯之“本”的闡釋中不自覺地把內容、形式、風格和意義結合了起來，認為它們都是意義的組成部分。這在當時無疑是非常先進的觀點。這樣，形式、風格、內容和意義的關系構成了翻譯的本體論即“翻譯是什么”的論題。然而受其所處時代的影響，中國哲學在沒有發展到對本體有著充分認識的時候，道安沒有能從正面找到翻譯的本體，而是從側面指出翻譯的“五失本”“、三不易”。他不拘泥于字面形式，而且追求翻譯內容、風格，抓住了翻譯的“根本”，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本體”對“根本”的重視。而近代的錢鐘書先生飽讀詩書，深諳中國國學之道。在中國哲學對本體有充分的認識前提下，錢鐘書先生受其潛移默化的影響，對翻譯是什么即翻譯的本體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化境”。
“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紀有人贊美這種造詣的翻譯，比為原作的‘投胎轉世’(thetransmigrationofsouls)，軀殼換了一個，而精神資致依然故我。換句話說，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于讀起來不象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里決不會讀起來像經過翻譯似的。”從錢先生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翻譯本體的理解與中國哲學中“本體”的解釋不謀而合，翻譯的本體就是翻譯無形而永恒存在的本來狀態。無論“化境”能不能達到，“化境”就是就是翻譯的本來狀態。在中國哲學體系下，本體是無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來狀態。翻譯的本體是“化境”，可以說是翻譯的一種理想狀態，根本狀態，本來狀態。但從實際翻譯來看，受源語和譯語差別、文化知識等等因素的影響，會有道安說的“五不翻，三不易”現象，“化境”很難或者根本不能實現。“五失本，三不易”從側面體現著翻譯的本體。而說翻譯是科學，翻譯是藝術，翻譯是重寫，翻譯是操縱，翻譯是叛逆，翻譯是解釋，翻譯是文化行為，翻譯是政治行為等等，都是翻譯本體的具體化，是本體的某個方面。
認知視域下翻譯客體探究
從字對字翻譯，意對意翻譯，到動態對等，文本類類型，再到最佳關聯，翻譯的對象由最初的靜態語言現象，到重視讀者反應，到被視為跨文化交際行為，這體現著人類認知的不斷發展，由對世界（客體）的認識，深入到主體的認識，再到主體和客體之間關系的認識。翻譯活動隨著人類認知的發展不斷拓展，翻譯理論也經歷了由文本為中心到讀者為中心，和文化的轉向，認知轉向。翻譯的客體大概由詞、意義、意義及其語用范圍、意義及其文化、意義及語篇發展到概念內容及識解能力。翻譯的客體發展過程也是人類認知發展的過程，受人類認知水平的決定，也是人類認知發展的結果。翻譯是不同語言之間的活動，各種語言有著不同的語法和特點，現有的翻譯理論都是以某兩種或幾種語言為研究對象的。雖然語言不盡相同，但是語言背后的人類認知本能是一樣的。隨著人類認知水平的發展和認知科學的發展，在翻譯理論呈現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多元局面下，認知視角為翻譯理論體系的建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p#分頁標題#e#
羅馬時代的“字對字”翻譯可以說是名副其實，人們用拉丁語最貼近的語法對等語替換希臘語的每一個單詞。這樣，羅馬人閱讀譯文時可以把希臘原文與拉丁譯文逐字對照。這與當時人們對希臘源文的崇拜、敬畏有關，也與當時的翻譯范圍狹窄有關。當時翻譯僅僅局限于經典著作和宗教文獻翻譯。“字對字”的翻譯方法將單個的字詞作為了翻譯的客體。公元前1世紀的西塞羅和公元4世紀晚期的圣哲羅姆提出了“意對意”的翻譯，將“字對字”的翻譯客體拓展到了意義，包括語言的風格和力量。奈達將翻譯客體拓展到意義及其語用范圍。奈達從語義學和語用學理論以及喬姆斯基的句法結構理論獲得啟示，并借用其中的概念和術語提出形式對等和動態對等。功能主義學者霍爾茲-曼塔利將翻譯視為涉及文化轉換的“信息傳遞綜合體”。哈蒂姆和梅森的研究考慮到翻譯的語用和意符層面，以及各類話語和話語所屬不同社會的社會語言和意涵問題。認知視角下，翻譯過程被視為有源語文本觸發的心理場景的激活和能夠在最大程度上表現或刻畫該場景的目的文本的選取。翻譯的客體是概念內容和識解能力。
翻譯客體的不斷演化，從不同側重點強調了翻譯主體指向、認識和改造的對象某一方面，如形式、意義、文化、語篇等等。而概念內容和識解能力將這些方方面面全都涵蓋起來，實現了概念內容和識解能力的譯文就實現了形式、意義、文化、語篇等等方面最大程度上對源語文本的心理場景的激活。概念內容和識解能力是認知語法的兩個術語，可以被借鑒到翻譯理論中。概念內容由一系列的認知域組成的，識解能力是人們用不同方式描繪或構建相同場景的能力。認知學法學家蘭蓋克認為語法認知觀必須建立在語義之上。翻譯同樣要建立在源言語和目的語語義的充分理解和掌握基礎上。蘭蓋克指出意義是概念化的結果，概念化指的是心理經歷的任何一個方面，包括對物質的、語言的、社會的及文化的等經歷的理解。但他也強調對語義結構作完整及確定的描繪是不現實的。語言意義都是開放的，在范圍上是百科全書式的，意義要依賴語境及對世界的百科知識來理解。語言的意義不是自足的或界限分明的成分。意義建立在概念化之上，建立在人類的世界知識上。意義包括語義內容及人對該語義內容的識解，而識解的方式各有不同。意義是內容和識解作用的結果。認知域給我們提供了內容，認知能力給了我們識解。一個語言表達的概念內容是由一系列的認知域提供的。認知域構成意義的基礎，但它們本身卻不是語言表達的意義。作為認知主體，人們可以強調不同的認知域，其結果是同樣的客觀事實不同的語義表達。在翻譯理解原文和譯文輸出時，對不同認知域的強調通過識解的不同維度的側重來實現，尋求譯文最大程度上對源語文本心理場景最大的激活。
建構主義肇始于20世紀60年代,并于90年代隨著多媒體的普及而充分發展。該理論強調學習者的主觀能動性,尤其重視真實學習情景的構建。同時,協作學習也是建構主義的核心觀點。建構主義強調“知識不是被動地接受的,而是認知主體在先前知識和經驗的基礎上積極主動建構的”(黃梨,2011),圍繞“情景”、“協作”、“會話”和“意義構建”四個主題展開建構知識體系。建構主義教學模式應“以學生為中心,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有教師起組織者、指導者、幫助者和促進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協作、對話等學習環境要素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首創精神,最終達到使學生有效地實現對當前所學知識的意義構建目的”(王湘玲,寧春巖,2003)。“建構主義理論無論是對我國外語教學理論本身的研究還是教學實際效果的提高都有重大啟示作用”(黃慧,王海,2007),建構主義在科技英語教學師資不足的情況下,能最大限度發揮學生的學習能動性,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和團隊協作精神,從而“帶動外語教學理念、教學模式、教學條件、師資培訓等方面的變革”(同上)。
二、建構主義對科技英語翻譯教學的啟示
在建構主義指導下,科技英語翻譯教學圍繞以下環節展開:
1.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注意激發其創造性科技英語自身晦澀難懂的特點會讓學生難以建立興趣。這就需要教師在課程設計環節精心準備,注意興趣的調動和學習動機的引導,從而讓學生帶著問題去主動學習,并能發現問題,總結規律,在學習過程中鍛煉其創造性。
2.發揮教師在建構知識過程中的引導作用教師應注意角色轉換,改變“一言堂”式的被動傳授,通過各種預設問題逐步把學生帶入自主探索的過程。
3.重視“協作”在知識建構中的積極作用教學是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師生之間應建立起一種協作機制,而非上對下的管理機制。同時,學生之間以集體討論等形式開展活動,促進團隊精神的培養。
4.利用先進教育技術教學引入多媒體、慕課、微課等先進的教育技術,在知識建構的過程中能提高教學和學習效率,優化最終的學習成果。
三、科技英語為主體的翻譯教學模式及策略
理工科院校的優勢集中在理工科專業上,學生對本專業知技能的掌握,對本專業前沿理論的了解將極大促進學生的擇業和職業發展。因此,依托院校的理工科優勢學科,在翻譯教學環節引入理工科專業的英文文獻,不僅利于跨學科、跨專業發展理念的實施,還能培養學生翻譯技能,增加學生對本專業英文文獻語言特點的了解,也拓寬了專業知識面。科技英語翻譯教學模式的確立要求在教學意識形態、師資建設、教學手段、教學質量保障體系上投入精力,開展系統的建設工作。
1.教學意識形態轉變教學管理部門及教師改變意識,統一行動,讓管理者、教師、學生都能正確認識科技英語翻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校方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引導是實現科技英語翻譯課程體系順利建設的重要保障。
2.師資建設英語教師對科技英語存在畏難情緒,使科技英語相關課程難以開展。因此,選派優秀教師赴國內外進修科技英語是師資建設的必要環節。同時,在本院校理工科專業中,選擇有海外教育、深造背景,具備高素質英語能力的教師,配合英語教師共同開課也是師資建設的可行途徑。只有不斷開拓思路,遵循跨院系、跨專業發展的理念,才能充分利用現有師資力量,建設翻譯教學團隊。
摘要：引進“翻轉課堂”教學有望加強醫學人文教育教學中思維與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以我校醫學人類學課程“翻轉課堂”教學改革實踐經驗為基礎，本文討論了醫學人文課程“翻轉課堂”中學生與教師、理念與工具、課堂內與課堂外、師資與課程的關系。
關鍵詞：醫學人文；翻轉課堂；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26-0129-02
一、導言――當醫學人文遇上“翻轉課堂”
醫學人文教育能培養醫學生作為“全人”的通識，健全其知識結構，助其正確看待醫學與社會的關系，使用人文知識和方法強化臨床技能，正確處理臨床實踐所面對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形成良好的醫德醫風[1]。然而，我國目前的醫學人文教育面臨一系列挑戰，其中之一就是醫學人文類課程教學方式較陳舊，以課堂講授為主，與實踐脫節，不利于思維與實操技能培養[2-6]。移動互聯網催生的“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為醫學人文課程改革帶來了契機，通過重新調整課堂內、外的學習時間，將學習決定權從教師轉移給學生，有望讓學生獲得更實在的思維訓練和實操技能學習[7]。
二、醫學人類學公共選修課的“翻轉課堂”教學改革實踐
此番“翻轉課堂”的改革嘗試是針對我校四、五年級醫學專業本科生醫學人類學公共選修課開展的，希望通過局部實施“翻轉課堂”教學模式，探索加強醫學人文課程思維培養、實操訓練、學習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徑。
1.重新設計教學流程和教學方案。選擇醫學人類學課程中醫療多元化、健康與疾病、過度醫療化等幾項重點內容或專題作為“翻轉課堂”的切入點，進行教學內容、教學程序的重新設計，并相應改革課程考核體系。教學內容上，以學生為中心重組教學內容。第一，把課堂外學習納入教學設計，基本知識的學習以學生自主學習和討論為主。第二，課堂內教學采用基于項目的方式進行，根據教學內容，設計有助思維訓練或者實際問題解決的專題辯論、研究和案例等項目，在課堂上進行小組式學習。教學程序上，以課堂外學習為先導，按照從易到難、從淺入深的方式安排課外學習內容，每個關鍵知識點配注解和相關提示，引導學生自主安排學習節奏。加強學生互動，設置一些環節讓學生能就知識點展開在線討論，在相互激發和思維鍛煉中深化理解。以課堂協作和老師指導為輔助，提出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讓學生以小組為單位自主尋找解決方案。教學考核上，設計了4∶2∶4結構的三個層次綜合考核體系，以在線小測驗的方式考核學生課堂外對基本知識點的學習（40%），以平時成績考核課堂互動狀況和思維辨析能力（20%），以小組項目成果考核問題解決能力（40%）。
2.教學資料制作和平臺搭建。首先，設計、制作用于移動網絡的多媒體教學資料。把傳統教案、教科書和參考資料進行綜合整理，根據教學內容選擇制作成適合“翻轉課堂”教學的資料。如，設計腳本，把知識點講解制作成網絡小視頻或動畫；整理、編輯參考資料，制成小型電子書或網頁；設計在線測試的試題庫；設計對知識點的在線討論問題。然后，搭建并維護移動互聯教學互動平臺。使用學校moodle在線課程系統搭建課程教學平臺，并建立班級微信群和QQ群作為輔助，初步形成四大功能區塊：有教學視頻、電子書和討論區鏈接的自主學習區，對設定主題或自選主題進行在線探討的討論區，具有在線考核、評分和講評功能的在線考核區，以及學習資料的上載、下載區。
3.教學評估、意見反饋及持續改進。醫學人類學課程“翻轉課堂”教學模式已總結為一套教學大綱，內含章節內容、教學組織方式、教學媒介、學時、考核方式等。教學實踐一輪之后，通過觀摩、訪談、評分等方式收集了改進意見，并據此進行持續改進。學生感受到學習途徑變的多樣化，覺得自己在學習中有了選擇權和自，體會到了學習的價值，大部分學生能積極承擔起自己的學習責任。授課老師反饋教學質量和效果有所改善，和學生面對面互動時間增加了，有利于實施個性化和差異化的教學，發現學生動腦、動手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思辨、團隊合作、與人溝通和實際操作能力得到明顯鍛煉，課程考核成績較理想。教學督導和教學管理部門評價，“翻轉課堂”的教學模式新穎，教師角色轉變為輔助型教練，課堂氣氛活躍，有推廣意義。
三、醫學人文課程“翻轉課堂”實踐的反思與討論
醫學人類學課程的“翻轉課堂”實踐提示，在醫學人文教育中應用“翻轉課堂”理念要注意以下幾組重要關系。
1.學生與教師的關系。學習有幾種主要途徑，一是，以教師為中心的灌輸式學習；二是，學生通過實踐，在做中學，自己生成知識；三是，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通過討論、合作、互動，相互學習。傳統的醫學人文課程偏重第一種學習，“翻轉課堂”后，以后兩種學習為主，通過基于項目的小組學習和課堂討論，鼓勵學生們相互學習。學生從被動接受者轉變成知識的主動吸納者、制造者、思辨者，承擔學習的主要責任。教師從知識傳授的中心轉變為學生自主學習的引導者、輔助者。
2.理念與工具的關系。“翻轉課堂”開始于互聯網在教學中的運用，但是已經超越互聯網應用，發展成一整套翻轉教師與學生角色、翻轉課上與課下學習內容、翻轉自主與被動學習的教育理念。本次教學改革設計了課堂討論、線上自主學習、小組項目、現場答疑、辯論等多種師生互動的教學環節，互聯網的應用僅是其中一部分。網絡只是實現“翻轉課堂”理念的途徑和工具之一，“翻轉課堂”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課程的網絡化、信息化程度不應該作為評價“翻轉課堂”理念貫徹程度的標準，謹防用工具綁架理念。
3.n堂內與課堂外的關系。“翻轉課堂”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把學生的課堂外自主學習納入課程設計，使課堂內、外學習相輔相成。醫學人類學課程改革將不需要教師親自講授的基礎知識點制作成小視頻和電子文本等網絡資源，鼓勵學生進行課堂外學習，然后帶著疑問、感想、案例回到課上參與討論和小組項目，通過課堂內學習實現知識的深化、內化和應用。學生覺得課程設計很有意思，但學習時間投入比其他沒有使用“翻轉課堂”教學的同學分課程大，感覺“不劃算”。這既反映出高校醫學生學習醫學人文課程的功利心態，也反映出“翻轉課堂”實踐需要能計算課堂外學習時間的學時計算方式。“翻轉課堂”的平臺搭建、資料準備、課堂設計比傳統課堂需要更長備課時間、更多投入，可是在目前的教學工作量計算中無法體現，一定程度上打擊了教師教學改革的積極性。處理好課堂內、外的關系是“翻轉課堂”教學管理的關鍵。
4.師資與課程的關系。醫學人文類課程屬于醫學與社會人文科學的交叉學科課程，要求教師既要諳熟社會人文科學的教學，又要熟悉醫學實踐，對師資質量有較高要求。實踐“翻轉課堂”教學，要求教師不單要能熟練掌握傳統課堂教學技巧，還必須能駕馭視頻錄制、電子資料制作、網絡平臺使用、網絡課程方案規劃等新技能，對師資有更高要求。而且，“翻轉課堂”教學需要大量師生互動與生生互動，適合小班教學，因此，需要更多高質量師資以滿足授課需求。然而，目前醫科高校醫學人文教育普遍“重醫輕文”[8]，對醫學人文師資的激勵、培育和支持不足，很難保證醫學人文課程“翻轉課堂”模式對師資數量和質量的要求，在全校醫學人文課程中推廣“翻轉課堂”理念及實踐還面臨較大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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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生課堂提問；教師反饋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851（2013）-03-0226-01
一、學生課堂提問
1.學生課堂提問的界定
課堂提問是師生之間產生相互作用的重要形式和表現，也是師生雙方信息交流和情感溝通的重要方法，還是促使學生進行自主性學習與創造性學習的主要手段。課堂提問效用的發揮直接影響著課堂教學目標的達成與課堂教學質量的高低，更重要的是它關乎著學生在課堂上的獲益程度。從課堂提問的種類這一角度出發，學生課堂提問也是其中之一。因為此類研究甚少，所以此處無法對學生課堂提問進行定義。但是從“提問是試圖引出言語反應的一種狀態”。這一定義中，筆者將學生課堂提問理解為學生在課堂教學活動中，通過思維所引出的一種主動提問的學習行為方式。
2.學生課堂提問的重要性
新課改中提到：“學習是一項參與性的活動。學生學習的方式是實踐，不斷實踐，直到學習成為他們的第二本性為止。”然而，通過觀察可發現，學生在課堂上幾乎是有問難提。因此，我們應尊重學生在課堂上的主體地位，將疑問的權利還給學生，充分地意識到學生課堂提問的重要性。
培根曾說過：“如果你從肯定開始，必將以問題告終；如果從問題開始，則將以肯定結束。”愛因斯坦，則在更高的境界上闡述了此觀點：“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因為解決一個問題也許僅是一個數學上的或是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去看舊的問題，卻需要有創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標志科學的真正進步。”質疑問難，是探究學習的一種方式，也是陶行知先生一貫的治學準則。學生能因疑生問因問生思，有利于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因此，在教學過程中鼓勵學生進行課堂提問，培養學生勤于思考、敢于提問的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學生課堂提問能有效提高教師的授課能力。從傳統教學模式上看，課堂傾向于師問生答這一提問模式。但是，在這樣的課堂中，不僅學生的提問意識愈發減少，學習方式逐漸走向被動；教師所應具備的課堂應對能力也會逐漸下降，這樣的課堂提問模式成為了教師教而不思的溫床。對此，學生課堂提問無疑是一劑良藥，可以激發教師的斗志，加強教師的應對能力，增加教師的知識量。因此，學生課堂提問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學生本身，也在于教師。
二、教師反饋
1.教師反饋的意義
教師反饋是指在課堂教學情境中，教師采用語言、非語言等形式對來源于學生的信息作出回應的教學方式。在課堂上，教師反饋占用的時間極少，但教師反饋的意義卻很大。從反饋的對象來思考，教師的反饋讓學生可在提問后，體驗成功增加學生的自信心，使學生感到教師給予的尊重。此外，教師的反饋還可激發學生求知欲，促使同學開拓思維。在此過程，學生不僅在能力上有所提高。從反饋的主體來思考，教師的反饋也讓教師本人獲益匪淺。一方面，教師可以因為學生的課堂提問，構建更為縝密、龐大的知識體系，提高授課水平，利于教師的職業成長，并增加教師的自信心。另一方面，教師的反饋有利于創建融洽的教學氛圍。
2.教師反饋的方法
常見的教師反饋方法：
（1）拒絕反饋：教師，尤其是“新手”教師經常擔心課堂計劃完不成，便通過此法來保證授課進度。但這樣會極大挫傷學生提問的積極性，甚至讓學生的問題意識、思辨精神不復存在。
（2）搪塞反饋：大部分教師都會盡量避免使用拒絕反饋，而選擇搪塞。出現此種回答，不僅是因為教師擔心課程進展被打亂，還因為教師本身對該問題不夠清晰明，為了掩蓋自己知識儲備的不足，就會用一些模棱兩可的推辭、簡單重復或是無意義的“贊揚”搪塞學生，導致學生一頭霧水，不知所措。
（3）課后反饋：許多老師在遇到學生的提問后會誠懇而簡潔地回答，這樣不僅可以保證課程的進度，也給學生以提問的成就感，激發學生的提問意識。但這種反饋會使學生在此過程中依賴于教師，進入被動學習狀態。
（4）課上反饋：教師在備課時會根據課程的需要，從學生思維水平以及心理特點上設計一些學生提問的環節，教師會思考學生可能提出的問題并加以準備。從而可以在課上對學生提出的問題對答如流，使問題成為課程的導火索，環環相扣。此外，有些教師并非經過預設，只是認為學生的問題具有價值而進行的課上反饋。在此過程中，不僅教師會因自己的解惑而產生成就感，學生也會有獲取知識的喜悅。但是這種反饋方法也忽視了學生自主解決問題的過程，使課堂的中心依舊是教師。
一、 學科性質:語文學科教學近十年來的研究重心
1. “工具性”與“人文性”之爭的學術關注度
“工具性”與“人文性”,是近十年來語文學科教學領域研究者普遍關注的核心范疇。這場關于語文學科性質的討論,肇始于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仍時有研究文章見諸報端。統計中國知網(CNKI)1996至2008年間以“人文性”為主題的全部文章及其中涉及“語文”主題的文章數量(見下圖),自2001起,“人文性”成為整個學術領域普遍關注的熱點,其中,語文教學研究領域對于“人文性”的關注又尤為突出。
“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爭論源于當時語文教學問題的集中爆發。語文教育大討論中涉及到的語文教學存在的問題包括考試評價、課堂教學、教材編制等方方面面,但是各個層面的問題最終都被歸咎于語文學科的性質問題。人們期望通過厘清語文學科性質來解決語文學科教學的所有難題,帶領語文教學步出“誤盡蒼生”的困境,學科性質之爭因而受到空前的學術關注。
2. “工具性”與“人文性”之爭的表述與實質
“工具性”與“人文性”之爭的結果首先出現在2000年頒布的《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和《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中,其表述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稍后在2001年頒布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和2003年頒布的《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中,則進一步表述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發現“新課標”中的表述存在諸多問題:在實踐層面,“新課標”明確指出的“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并不能帶給語文課堂教學以切實細致的指導,廣大一線語文教師陷入了迷茫與試誤之中。在理論層面,有研究者認為“這一表述有其歷史進步性,但與其把它看成對學科性質的一錘定音,還不如把它視為對上世紀末關于語文教育大討論的總結”①。工具性與人文性并不屬于一對范疇,“用不科學的含混的概念來為語文課程定性,以致引起種種誤解和歧義”②。
近十年來的語文學科“工具性”與“人文性”之爭,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60年代與80年代的“工具性”與“思想性”之爭。其實質就是歷史上的“文”與“道”之爭。“文”與“道”的說法最早是由唐代韓愈和柳宗元提出來的,“文”為形式,“道”為內容,“文”和“道”說的是語言形式與思想內容之間的關系。形式與內容是同一個對象的不同存在形態。在人們的實際使用語言的過程中,語言的形式與內容總是如影隨形、無法割離的。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語言形式為表,思想內容為里。沒有形式的內容與沒有內容的形式,都是不存在的。世紀之交的語文學科性質之爭,之所以用“人文性”替換“思想性”,有其世界性的文化大背景。20世紀人類在工業化進程中獲得巨大成果的同時,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面臨環境極端惡化、生態遭到破壞、能源逐步匱乏的人類共同困境,教育界的一個重要對策是:復興人文主義教育。20世紀70年代以來,蘇聯、日本等發達國家,紛紛提出“學校的人化”和教育的“人化”“人性化”“人道化”等主張,這種世界性的人文主義思潮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國的教育界,進而影響到我們的語文教育。然而,“工具性”與“人文性”之爭,仍然是一個關于語言的“形式與內容”的老問題,且歷史上已達成過“文道統一”的共識。
二、 方法論反思:“語文學科性質研究”的邏輯與視角考察
1. 語文學科性質研究的邏輯謬誤
分析眾多研究者對于“語文學科性質”的研究,采取的思路大致有兩種基本類型:一為概念分析,具體研究形態為對“語文”二字進行拆分解析,“語文”二字被拆解為“語言、文字”“語言、文學”“語言、文章”“語言、文化”等多種情況,基于拆分的基礎再進行解釋說明,從而得出語文學科的性質;一為歷史梳理,1949年葉圣陶擔任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在討論舊有的“國語”“國文”兩門課程時,提議一律更名為“語文”,葉圣陶說:“口頭為‘語’,書面為‘文’,文本于語,不可偏指,故合言之。”③
考察這兩種基本思路背后的深層邏輯,研究者采取了如下的思維模式:語文學科是一個既已存在的事物,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對其進行分析研究,看其究竟是何性質,工具性?人文性?或者其他?然后根據語文學科的性質,再來確定語文教學的目標,從而帶動關于語文學科教學的一系列問題的解決。無論是從概念分析的角度還是從歷史梳理的角度進行的研究,都屬于上述思維邏輯的具體表現。
謬誤發生于思維之鏈的起端。將語文學科教學的系列問題寄希望于學科內部根本性基礎理論問題的解決,這當然是可以的。但是,首要理論問題是否是“語文學科性質”,則大可值得深究。語文學科是業已存在的客觀實體,還是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之下為了學生的語言發展而作的主觀設置?早在語文獨立設科之初的1902年,梁啟超就撰文提出要確立正確的教育宗旨,認為“他事無宗旨猶可以茍且遷就,教育無宗旨,則寸毫不能有成”④。語文學科教學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其教育價值觀和學生發展觀,應該說,這是一個靈魂問題。學生的發展和教育的機制不是一個可以脫離社會歷史條件而存在的純“科學”問題,由于社會歷史條件及其對人的身心發展的要求的變化,人們對于語文教學有一種價值的預設,有一種預期能夠實現的目標,這是在主觀上預先建立起來的教與學的形象。價值預設決定了語文學科教學的具體形態,而不是本末倒置。這提供給我們今天的研究一種新的思維角度,在討論語文學科的性質之前,我們首要應考慮的是:在今天的現實條件下,我們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樣的語文教育?這是一個關于語文教學的價值問題,而不是一個關于學科性質的事實問題。事實與價值的倒置,實然對應然的替換,是關于“語文學科性質”研究的論證過程中表現出的邏輯謬誤。
2.語文學科性質研究的視角局限
所謂研究視角就是觀察、分析、解釋一個事物或一種現象的特定角度,是研究者所采用的深層次的途徑和哲學觀。任何一個視角都意味著一套從基本的范疇、命題到方法原則構成的理論的話語。研究者以“語文學科性質”為切入點來進行研究,反映的是一種從客體的角度去解釋分析的“實體思維”。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明確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所以,結果竟是怎樣,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發展了,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的。”⑤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闡述了兩點:一是批判舊唯物主義,因為它僅從客體而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事物;二是強調人的感性活動,即實踐。長期以來,人們對于語文學科性質的研究囿于機械唯物論及形而上學研究方法的視角,將文與道、內容與形式放在二元對立的兩極,往往強調一面而忽視和排斥另一面,遮蔽了語文學科教學中主體的實踐與活動。語文教學內在地蘊涵著教育中的價值、關系、過程和多元活動,語文教學不是一種“作為事實”的存在,而是一種“作為關系、過程和價值”的實踐樣式!
“語文教學”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僅有“語文”,更有學生、教師與社會生活,是一個人與語言、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多維互動過程。關注于“人文性”與“工具性”問題的研究,存在著一個明顯的概念轉化,即以“語文”替換了“語文教學”。我們無法以一個靜態的“語文”概念來代替一個動態的“語文教學”過程。一切的教育價值理念與課程設計,只有進入具體的教學場域,才能具有現實意義,只有通過教師與學生在特定教學情境中多樣化的學習活動,才能真實地達成。一個學科的基礎理論,必須是“基礎的”理論,換言之,基礎理論是相對于“應用理論”和“技術理論”的理論,是能解釋、說明這門學科中最為基本的范疇的理論及其體系。把語文學科教學研究的基礎理論問題脫離語文學科教學與學生、與教師、與社會生活等多重復雜的關系來進行理解與研究,漠視了語文教學的過程屬性與過程價值。“我們過去總糾纏在人文性、感悟和工具性等概念中,這是沒有意義的。”⑥ 我們必須要從對于“語文是什么”“語文應是什么”的思考轉型為“語文教學是什么”“語文教學應是什么”的思考。前者是一種封閉的、靜止的、平面的分析研究,忽略學生主體與客體的雙向對象化運動,以及運動中的多種語言活動形態對主體的發展效應。后者則是一種開放的、動態的、立體的分析研究,關注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狀態。二者的研究視角、思維方式無疑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三、 “回到原點”:語文學科教學研究的論域轉換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為語文學科教學研究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歷史機遇,搭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實踐平臺。隨著學校層面的深刻變革,教學實踐中出現了許多新的、涉及語文教學領域的基礎理論問題。一個學科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要不斷對其理論體系和思維方式等問題進行批判性反思。無論是學科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還是外在社會變革的迫切要求,都呼喚著語文學科教學理論研究重心的轉移以及論域的轉換。
“回到‘原點’的思考是重建體系的出發點。”⑦“‘原點’,具有‘起點’和‘終點’的雙重性。作為起點,是一事物發展的內在邏輯起點,是具有生命力的最核心的基本要素。作為終點,是原點發展的文化積累的結果,是起點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因此,‘原點’是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一個范疇。抓住了原點,就抓住了問題的根本。”⑧
“回到原點”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把握語文學科教學研究的主題、研究的起點。教育與教學,使一個人從自然的人成為社會的人,因此,教育教學,就是對人的生成、變化和發展的把握。語文學科教學只有從學生成長和發展的角度來理解它,才能無限接近其本意,實現學生真正、真實的語言發展。活動是主體發展的基本方式,學生的語言發展是在言語活動中生成、在言語活動中表現、在言語活動中轉化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語文學科教學就是科學、合理地為學生組織、設計和展開多種形態的語言教學活動的過程,學生的知識習得、能力形成與情意發展都是在言語活動中,通過言語活動而實現的。語文課堂教學應當成為語文教學研究的主戰場,回到課堂教學,探索學生通過言語活動,如何實現語言及其自身的發展,這就是回到了語文教學的“原點”。重視學生主體,抓住“活動”這一重要范疇,可以幫助我們從根本上把握語文學科教學研究的基礎理論問題,對于學科的理論構建與實踐改進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前語文教學領域的研究需要轉換研究的論域,從“活動”的角度來看待語文課堂教學中現存的問題。言語活動既是學生語言發展的基本方式,對于研究者來說,也是研究學生語言發展問題的重要概念工具。言語活動表現為不同的形態,并指向不同的發展目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綜合運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框架,作為我們的理論依據和分析思路,對言語活動的形態、機制等命題進行考察,以期使研究有進一步的突破,從而更好地指導實踐。語文學科教學研究同樣面臨研究視角的轉換,從“實體思維”轉向“關系思維”,從靜態的、單純的邏輯分析,發展到動態的、多方位、多層次的辯證分析。視角是我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不同的視角會使我們對語文教學產生更多嶄新的認識。
總之,“語文學科性質”研究體現的是一種靜態的“機械的認識論”的思維方式。語文學科教學研究需要建立起一種基于“關系”“過程”與“價值”的思維方式。回到課堂教學的“學生言語活動”研究,便是主體意識、價值意識、過程意識和實踐意識在具體研究論域中的實現。我們呼吁語文學科教學領域通過研究論域的轉換,用本學科的話語方式和立場,通過對語文教學這一現象的描述與解釋而形成逐步成熟的基礎理論與話語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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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錢夢龍著《訓練――語文教學的基本形態》,《課程?教材?教法》2009年第7期
③葉圣陶著《葉圣陶集(第25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梁啟超著《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華書局1989年版
⑤馬克思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⑥李節著《語言學視野中的語文教學――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王寧教授訪談》,《語文建設》2008年第9期
⑦[美]馬?J?阿德勒著《哲學的誤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關鍵詞：文學翻譯；文學翻譯批評；目的論；可行性
中圖分類號：H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4）03-0224-02
一、引言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功能目的論極大地推動了翻譯理論的發展，將翻譯從局限于語言層面的窘境中擺脫出來，同時也為翻譯實踐提供了多元化的視角。但是有關功能目的論究竟能否用于指導文學翻譯，仍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有些學者認為目的論只對非文學文本有效，對文學文本沒有指導作用。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功能目的論理論對于文學翻譯其實是具有一定的影響和指導作用的。在文學翻譯中，許鈞教授認為：“一個成功的翻譯，不再是原文與譯文之間的封閉性轉換，而應考慮到文化因素、讀者審美習慣等諸多因素對翻譯的制約與影響力。”也就是說文化因素以及讀者因素均應被納入文學翻譯的范疇。這與功能目的論強調語境以及受眾等因素決定翻譯目的有著異曲同工之處。畢竟，根據功能目的論，在翻譯行為過程中，譯者采取的翻譯方法和策略必須要與翻譯目的相適應，不同的翻譯目的意味著最終生成的譯本也不盡相同。由此可見，文學翻譯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功能目的論的理論主張的。
而文學翻譯的良性發展與文學翻譯批評又密切相關。尤其在翻譯事業蒸蒸日上的情況下，為了促使文學翻譯質量進一步提高，使文學翻譯活動走向成熟和完善，人們更傾向于借助翻譯批評。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國傳統的文學翻譯批評雖然已經擺脫了“挑錯式”和“感想式”的不良傾向，但“仍將自身囿于文本之中，仍旨在對譯者的技能和素質提出要求”。不過，自90年代以來，尤其在進入21世紀之后，國內對于文學翻譯批評的研究已然有了長足的進步，對于文學翻譯批評的研究也逐漸由作者中心論和文本中心論轉向了譯者中心論和讀者中心論。更有學者提出，應將文學翻譯批評視為多維動態化的認識活動，應與其他學科理論相結合，從而進一步發展文學翻譯批評。因此，借助功能目的論的指導，同時將原文作者、翻譯發起者、譯者和譯文作為文學翻譯批評的衡量標準，重點關注翻譯的跨文化交際功能，對于文學翻譯批評來說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本文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對比分析文學翻譯批評與功能目的論在理論軌跡上的相似之處，論證功能目的論對于文學翻譯批評的適用性。
二、功能目的論
功能主義翻譯理論主要由威密爾和曼塔利進一步發展，反映了一種由語言學方法以及比較正式的翻譯理論向以功能為導向的翻譯觀念的范式轉換，在20世紀70年代，有一種面向目的語言文化的翻譯研究傾向。而且這些翻譯理論打破了傳統的文本中心論的翻譯觀點，使得譯者更多地關注譯本以及目的語讀者，關注譯本的社會效應和交際功能。功能主義理論擺脫了先前公認的以對等為基礎的語言學理論，拓寬了翻譯研究領域，并且賦予了翻譯更多的含義。
目的論是功能主義理論中最為重要的一項理論，“skopos”是意為“目的”的希臘詞，在20世紀70年代由威密爾作為翻譯目的的專門術語被運用于翻譯理論當中。它衍生于曼塔利的翻譯行為理論，認為翻譯不僅僅是一個代碼轉換過程，更是一種由目的決定的特定的人類行為。正如威密爾所說，翻譯就是在“目的語情景中為某種目的及目的受眾而產生的語篇”。很顯然，為了強調目的，目的論對翻譯采取了一種預期態度，恰好與強調來源于源文的方法理論中采取的回顧態度相反。
根據目的論，所有翻譯遵循的第一條法則就是“目的法則”：翻譯行為的目的決定整個翻譯行為的過程，即“結果決定方法”。這里所謂的目的一般都是指交際目的。這樣一來，便將焦點從原文轉移到了翻譯目的上來，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同時對文學翻譯乃至文學翻譯批評進一步研究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助益。
三、功能目的論指導文學翻譯批評的可行性
（一）理論分析
功能目的論究竟能否用于指導文學翻譯，歷來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同的學者對此有不同的見解。功能目的論創始人威密爾將反對派意見大致劃分為兩類，第一類：并不是所有的行為都有目的，特別是文學文本，根本不存在目的性，所以批評者認為功能目的論只能用于非文學文本；第二類：并不是所有的翻譯都被賦予了一定目的，這一論點同樣是針對文學。對此，威密爾進行了反駁：首先，目的性已經包含在行為這一概念之中，不存在沒有目的的行為。其實，行為本身并沒有目的，行為的目的來源于行為參與人或觀察者對其的解釋。文學翻譯作為一種行為，就必定具有一定的目的；其次，譯者在文學翻譯過程中，總是會不自覺或自覺地以某個特定的譯文接受者群體為對象，使譯文在目的語環境中具有某種特定的功能，這其實就是譯文目的一種變相的體現。這樣一來，就完全排除了認為文學翻譯沒有目的的說法。文學翻譯作為一項有目的的翻譯行為，其特定目的就必然會在翻譯過程中影響和制約著譯者的翻譯。那么，在對文學翻譯作品進行批評時，也就必然要考慮到翻譯目的這一因素的存在。可見，功能目的論對于文學翻譯批評來說，是十分具有指導意義的。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文學載體可以說是社會文化的濃縮，與文化因素緊密相關。與此相關的文學翻譯實際上是一個以文化為背景的語言轉換行為。這與曼塔利將翻譯行為定義為“為實現信息的跨文化、跨語言轉而設計的復雜行為”的觀點不謀而合。根據功能目的論，翻譯作為一種交際互動的行為，其行為特征與翻譯過程中的參與者――發起人、委托人、原文作者、譯者及譯文讀者緊密相關。而在文學翻譯中，原作、原作者、譯作、譯者以及讀者這些因素都被涉及到，并且這些因素之間同時還互相關聯互相影響。所以在進行文學翻譯批評時，也應將上訴因素納入考量范圍，對譯本質量進行全面、總體的衡量。正如方夢之所說：“文學翻譯批評不僅要致力于闡述原語和譯語在語義、表達方式層面上的靜態對等，文化、思想、意蘊、風格上的動態對等，而且要揭示在翻譯過程中作為原語的讀者/譯者對原著/作者是如何創造性地接受性傳達給譯語的讀者/接受者的。”可見，批評者在面對同一原文本的不同譯本時，應該詳細了解不同譯本各自涉及的文化背景、譯者、譯文讀者等因素，加以綜合對比分析，追尋不同譯本背后的目的，從而判定譯本是否達到預期目的，符合特定文化語境條件之下的目的語讀者期待視野，而不是單單肯定其中一個自認為好的譯本，對于其他譯本則一棒子打死，棄而不顧。
由此可見，功能目的論與文學翻譯批評實際上在理論軌跡上有著契合之處，所以將功能目的論用于指導文學翻譯批評是十分可行的。
（二）實踐論證
光從理論層面來論證可行性遠遠不夠，還需要通過實踐的檢驗。我國就有學者從功能目的論角度對具體的翻譯文本進行比較，如比較分析了《紅樓夢》兩個英譯本、《飄》的兩個譯本、《哈克貝利?芬歷險記》的兩個中譯本等，這些論文探討了不同的翻譯目的對選擇何種翻譯策略的影響。譯者根據翻譯目的的不同，相對應地采取歸化、異化等翻譯方法以及其他符合翻譯目的翻譯策略，譯文是否滿足特定翻譯目的應該作為評判文體翻譯好壞的標準，并且允許和鼓勵譯者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允許不同風格類型譯本的存在。還有些學者結合功能主義目的論，直接對國內的文學翻譯作品進行批評，例如對晚清小說翻譯的批評、對《紅樓夢》中詠蟹詩的兩種譯文的比較分析、對《苔絲》兩個中譯本的批評等，種種的研究實踐都證明了功能目的論用于指導文學翻譯批評的可行性。
我們也曾從實踐方面嘗試將功能目的論用于文學翻譯批評，分別從語境、參與人以及譯本充分性三個方面對《格列佛游記》的兩個中文譯本進行了對比分析，得出不同的語境以及參與人決定了譯本的翻譯目的不同，進而決定最終生成的譯本也不盡相同。正如方夢之在她的著作《譯學辭典》中所說：“闡釋名著有多種可能，不同的譯品各有千秋。文學翻譯批評的目的不是簡單地肯定其中的一種，恰恰相反，它應該為各種可能性鳴鑼開道。”因此，評判一個譯本的好壞，不能僅僅局限于語言層面，還要從語境、參與人等方面對譯本的質量進行評判，看其是否滿足特定的翻譯目的。
四、結束語
總的來說，功能目的論為文學翻譯批評打開了思路，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將其用于指導文學翻譯批評不得不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將功能目的論用于指導文學翻譯批評，不僅不違背之前所倡導的文本中心論抑或讀者中心論，并且很好地將兩者融合在了一起，互相彌補了雙方的不足；同時也將原文作者、譯者、文化語境等因素納入考量范圍，使得文學翻譯批評更加全面且完善。再者，文學翻譯批評尋求功能目的論的指導這一做法，也符合將來的理論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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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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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浪潮下，目前絕大多數國家都致力于打破文化、語言及思維上的壁壘，在經濟、貿易、技術領域加強合作交流。這一發展趨勢也對各種類型的翻譯（文獻編譯、合同翻譯、陪同口譯、同聲傳譯等）提出了越來越高的數量及質量上的要求。因此，合格譯員的培養日漸成為大學外語系及各類培訓機構教學工作的要點。對于德漢譯者的培訓而言，科技文獻的翻譯訓練又應當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因為我國在機械、電器、汽車制造等行業可借鑒德國經驗之處尤多。作為一名主講“科技翻譯”的德語教師，筆者認為“功能主義”翻譯學派的理論十分適合德漢科技翻譯教學，值得介紹推廣。
一、“功能主義”翻譯理論應用于德漢科技翻譯教學的可能
德國“功能主義”翻譯學派發端于上世紀70年代德國女學者萊斯（K. Reiss）提出的基于文本類型學的翻譯策略甄選法，經萊斯的合作者、美因茨大學翻譯學教授弗米爾（H.J. Vermeer）的“翻譯目的論”及女學者曼塔利（J. Holz-M ntt ri）的“翻譯行為論”發展為比較成熟的體系，又通過譯員培訓專家諾德（C. Nord）以英語撰寫的理論總結及大量教材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強烈反響。顧名思義，“功能主義”翻譯學派格外重視對翻譯文本在目的語境中“功能”（或曰“目的”）的研究，認為這一功能的順利實現比孤立地忠實反映源文本意圖或形式更為重要。在這一流派看來，譯文雖需與源文本關聯協調，但其自身也可在特定語境中具備獨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脫離“神圣原文”的束縛。據此，“功能主義”翻譯學派將確立目的文本的功能排在了翻譯工作的首位，把與客戶（翻譯任務委托者）的溝通視為譯者工作的基礎及出發點。
“功能主義”理論因其倡導者皆有長期譯者培訓經驗而與翻譯教學結合緊密，操作性較強
。西方研究者普遍認為，該理論對文本功能及類型的劃分有過分簡化之嫌，因此在文學翻譯領域適用性有限。但是對于各類功能較為單一、文體特征顯著的應用文，“功能主義”卻能提供十分有效的翻譯指導，所以尤其適合成為特定專業領域譯者培訓的理論依據。
“德漢科技翻譯”在我國應用技術類本科院校德語系中主要被定為高年級學生的限制類選修課，其授課目標通常為提升學生的技術翻譯水平，培養服務于特定行業的譯員。但這門課的其實際授課效果卻往往與預設目標相去甚遠，個中原因較為復雜。除了新編教材相對匱乏、學生語言能力及科普常識都較薄弱之外，落后的教學模式也對“德漢科技翻譯”的授課效果制約頗多。據筆者觀察，一部分翻譯教師沿襲了始于詞句講解，終于作業評價的傳統教學法，授課形式與“高級德語”或“德語閱讀”無異，只介紹微觀的詞類、句型翻譯策略，不推廣宏觀的語篇、讀者接受及跨文化交際視角，向學生傳授的翻譯法跟企事業單位中譯者的工作嚴重脫節，不利于學生畢業后融入職場。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在德漢科技翻譯教學中采取實踐性極強的“功能主義”理論，除了培養單純的語言應用能力外，也將對文本分析、文本編輯、客戶溝通等實用能力的訓練整合進授課內容。
“功能主義”理論在大學德漢科技翻譯教學中的應用可能性主要基于以下兩點：一、學術界十分認可功能主義對實用文本翻譯的指導，而常見的科技文獻基本全部屬于實用文本；二、功能主義強調翻譯目的的確定性及翻譯情境的真實性，而開設“德漢科技翻譯”課程的大學基本都具有一定行業背景，因此可以為課堂練習提供大量真實且新鮮的翻譯材料，還能一并附上翻譯委托人及譯文使用者的要求，有利于教師在課堂內模擬譯者的實際工作環境。同時也可邀請校內“雙師型”技術人員（非語言教師）從可用性、合規范性等角度點評學生作業，使譯文的評判標準包含更多的語外因素。
以下，筆者將主要從文本分析角度介紹“功能主義”理論在德漢科技翻譯教學中的具體應用。
二、“功能主義”文本分析簡介
“功能主義”文本分析的主要提倡者克里斯蒂安娜·諾德是一位曾任教于歐洲多所大學翻譯系的德國女學者，她教學經驗豐富、理論著作等身，影響廣泛，是“功能主義”翻譯學派的重要旗手。諾德認為，“功能主義”翻譯理論能“給應用文本及文學作品的翻譯戴上一頂理論性—教學法的帽子”（Nord 1993: 8）理想的譯文應當同時符合兩項要求：“功能性”（Funktionsgerechtigkeit）與“忠實性”（Loyalitaet）。也就是說，相對于原文，譯文雖可以擁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譯者的翻譯行為也必須受到先定的、基于文化規范的譯文接受者期待的約束（Nord 1993: 17）。
“署名”這件事，說起來不是什么大事，但當我們把它和人格、境界這樣一些操守聯系起來的時候，卻發現在“署名”這樣一件小事上，也能展現出大的人生境界來；雖然只是小事一樁，凸顯的卻是大人格、大境界。
蔣路先生是著名的俄蘇文學翻譯家、人民文學出版社資深編輯，他的身上，具有一種可貴的甘愿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而且助人不圖名，情愿做無名英雄。由北大李賦寧教授主編，劉意青、羅經國等教授編撰的《歐洲文學史》一書在出版前，曾交由蔣路先生校訂，同為編輯的艾珉女士回憶說：“北京大學當時主管《歐洲文學史》工作的羅經國老師告訴我，看了蔣路加工的《歐洲文學史》，他們都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整部書稿改得密密麻麻，所有史實或細節，他都已核實訂正；結構欠合理處已重新調整，有的段落甚至改寫或重寫。在他們看來，蔣路遠不止是編輯，而且是重要的作者之一，可是請他參與署名時，蔣路卻堅決謝絕了。”學者藍英年先生也曾在回憶文章中談到了蔣路的另一件“拒絕署名”的往事：“蔣路對《歐洲文學史》的校訂已經充分說明他的歐洲文學史知識何等豐富。此外他擔任過《瑞典文學史》和《捷克文學史》的編輯工作，他加工后的《捷克文學史》，判若天淵，質量上有極大的提高，致使編者看后非要他署名不可，他當然又謝絕了。”翻譯家凌芝在《蔣路文存》編后記中也寫到了一件相類似的往事：“《生活與美學》的譯者主動提出，請蔣路將他這本由英文轉譯的舊譯本根據俄文校訂。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往往被人視為畏途，如同改造一幢舊房屋，既要用新材料表現現代感，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風貌，這實際意味著比重譯一遍還難！可是蔣路做到了。盡管由于年代的久遠和當事人的離去，許多細節已漸漸暗淡起來，但責編蔣路究竟為這本書獲得了新生。成稿時，連俄文版書名《藝術與現實的審美關系》也恢復了它的原貌。看了改文，十分滿意，主動把‘蔣路校’三個字寫在他名字后面，卻被蔣路毫不猶豫地勾掉了。后來再一次把他的名字寫進后記，結果照樣被勾掉了。”
林增平先生長期致力于歷史的研究，并取得豐碩成果，成為研究歷史的權威。前些年，有關部門決定出版一部《史》，林增平先生便受邀擔任其中部分章節的撰寫工作，而且他還與另一位歷史學家一起負責這本書的統稿工作。在這本書第一卷出版前，有的編委提出，要將林增平先生署為第一主編，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同意，大家都覺得這是實至名歸，沒想到林增平先生卻堅決反對，堅決不同意將自己作為第一主編，極力要求將別人作為第一主編。事后，林增平先生曾與孔祥吉先生談及此事，他感慨道：“做學問切不可爭名逐利。眼睛盯著名利二字，文章就不可能行之久遠。”就這樣，在林增平先生的一再堅持下，這本書出版時，將另一位學者署名為第一主編。林增平先生的這種淡泊名利、推賢讓能的人格風范，感動了許多人。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先生也曾拒絕過署名。那是1986年，錢學森閱讀了一位學者的科學論文，讀后給這位學者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這位學者很感激，便主動提出在時，準備把錢學森的名字同時署上，錢學森立即回信說：“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的作者中是不對的，我決不同意。這不是什么客氣，科學論文只能署干實活的人。要說我曾向您提過一兩點有用的參考意見，那也只能在文章末尾講上一句。這是科學論文的原則，好學風，我們務必遵守！至要，至要！”
很多教授，出于虛榮心，在學生研究發現的科學論文上硬要署上自己的名字。這樣的做法，與蔣路、林增平及錢學森相比，境界之高下顯而易見。就如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出太陽的七彩光輝一樣，署名這樣一件小事，也可以反映出一個人令人仰望的道德品質，這是一種已經稀缺了的人格修為，但這種修為卻不會被歷史的塵埃湮沒，會永遠閃耀著光芒。
（新鄉醫學院外國語言學系，河南 新鄉 453003）
【摘 要】學術界一致認為，科技文體的主要功能是傳遞信息，科技翻譯以準確傳遞原文信息、再現原文信息功能為最終目標。然而，很多學者認為科技文體及科技翻譯毫無美感可言，專門從事科技翻譯的譯者亦較少關注如何挖掘原文的美并在譯文中再現這種美。醫學英語及醫學翻譯情況亦是如此。鑒于此，本文首先探討醫學英語在句法層面的美，即簡潔美、邏輯美和修辭美，然后，結合翻譯美學理論，通過實例分析在醫學英語翻譯實踐中譯者應如何再現原文的這些美。
關鍵詞 醫學英語；簡潔美；邏輯美；修辭美；翻譯美學
基金項目：此文為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基于歷時英漢平行語料庫的醫學文獻翻譯研究”（14YJC740084）；2014年度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醫學漢英平行語料庫的研制及其在翻譯實踐教學中的應用研究”（2014-gh-717）；2013年度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醫學文獻英漢平行語料庫的創建與應用研究”（2013-QN-517）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張志全（1983—），男，河南南樂人，碩士，助教，研究方向為翻譯學、醫學英語。
王連柱（1981—），男，山東鄆城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為語料庫語言學，英語詞匯學。
0 引言
當今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國際間科技交流日益頻繁，科技翻譯已成為科技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科技文體主要包括科學專著、科學論文、科技文獻及科普讀物等，涉及自然科學各個專業的題材。學術界一致認為，科技文體的主要功能是傳遞信息，科技翻譯以準確傳遞原文信息、再現原文信息功能為最終目標，而文學文體的主要功能是美感功能和表情功能。因此，許多學者認為科技文體及科技翻譯無美感可言，美感功能是文學文體的專屬。很多專門從事科技翻譯的譯者亦較少關注如何挖掘原文的美并在譯文中再現這種美。作為科技翻譯的一種，醫學翻譯情況亦是如此。部分研究已開始關注醫學論文摘要翻譯中的美[1]，對醫學英語的美及在譯文中如何再現這種美的研究遠遠不夠。
1 翻譯美學理論
作為譯學的邊緣學科，翻譯美學是運用美學和語言學、文化學的基本原理來探討翻譯中的語際轉換的美學問題[2]。翻譯美學認為，翻譯是審美主體通過審美中介將審美客體轉換為另一審美客體的一種審美活動，其中審美主體是譯者，審美中介是譯者的審美意識，審美客體是原文和譯文。翻譯正是譯者對原文的美感體驗產生一種美感凝結，然后用另一種語言再現出來的美學思維活動。翻譯美學指導下的醫學英語翻譯實質是使譯文與原文達到同等的美學效果，其過程實為美學取向的過程。從事醫學翻譯實踐時，譯者須具備敏銳的審美意識，在準確理解原文、分析原文美學特征的基礎上，在譯文中既要忠實再現原文信息，也要再現原文的美學特征，同時還要使譯文在審美價值、審美體驗等方面符合譯入語的規范。
2 醫學英語的美及其翻譯
科技英語語言簡練，邏輯嚴密，行文規范，文體正式，醫學英語屬于科技英語之范疇，其美學特征在句法上主要表現為：簡潔美、邏輯美和修辭美，其中簡潔美主要體現在大量使用名詞化結構上。下面將分別探討醫學英語的這些美，并分析譯者應如何再現原文的美，所有實例均出自筆者所授醫學英語課程教材《醫學英語新教程》[3]，譯文均為筆者提供。
2.1 簡潔美
大量使用名詞化結構是醫學英語的一大特點，因為醫學文體要求“行文簡潔、表達客觀、內容確切、信息量大、強調存在的事實，而非某一行為”[4]。醫學英語中，名詞化結構可使表達客觀、句型簡潔。翻譯時，一般要按照漢語表達習慣譯成動詞結構，以符合譯入語的語言審美規范。
（1）Clearly， greater activity results in greater energy expenditure.
譯文：很顯然，活動量越大，消耗能量越多。
例句中“greater activity”和“greater energy expenditure”是由動詞“act”和“expend”形成的名詞化結構。若不將之譯為對應的動詞結構，譯文不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和審美規范。
（2）The effectiveness of corticosteroids as treatment for many inflammatory diseases has been approved.
譯文：已證實，皮質類固醇可有效治療多種炎癥性疾病。
例句中“The effectiveness of…”是由形容詞“effective”所形成的名詞化結構。若按字面意思翻譯，譯文看似忠實原文，實則拗口，不如將之與后面的動詞構成動詞結構，這樣才符合漢語的語言審美規范。
2.2 邏輯美
科技英語最具特色的美就是邏輯美[5]。科技英語在表述科技事實和概念時，常用邏輯嚴密、結構嚴謹的句式闡釋因果、條件等邏輯關系。譯者應仔細分析原文的句式結構，理清其中的邏輯關系，用符合漢語表達習慣的句式準確傳達原文的推理關系，再現原文的邏輯美。
（1）Physiological stress represents a wide range of physical responses that occur as a direct effect of a stressor causing an upset in the homeostasis of the body.
譯文：生理性應激是指一系列由某種可導致機體內環境穩態紊亂的應激原直接誘發的身體反應。
例句中“that”引導的定語從句、介詞短語“as a direct effect of”和非謂語動詞“causing”共同構成原文嚴密的邏輯關系，其中“causing”邏輯主語是“a stressor”。翻譯時，應理清這些邏輯關系，以漢語“的”字結構再現原文的邏輯美。
（2）The success of physiology in explaining how organisms perform their daily tasks is based on the notion that they are intricate and exquisite machines whose operation is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譯文：生理學可成功解釋生物體是如何進行日常活動的，這是由于生物體就好比是結構復雜且靈巧的機器，其操作過程受物理和化學規律的調控。
例句是個復合句，主語中包含一個how引導的賓語從句，謂語中包含一個that引導的同位語從句，其中還包含一個whose引導的定語從句。翻譯時，應首先分析原文中復雜的句式，理清三個從句與上下文的邏輯關系，原文中代詞“they”在漢語中需明示出所指，并用“其”翻譯原文中引導詞“whose”，以再現原文的邏輯美。
2.3 修辭美
修辭手法并非文學文體的專利，在科技英語中的應用日益增多。優秀的英語科技文章及其譯文也是富有美感的[5]。科技英語中常用的修辭手法包括排比、暗喻、借代等。翻譯時，應竭力保留原文的修辭色彩，再現原文的修辭美。
（1）Our heart beat increases to the point of pounding， blood pressure rises， respiration quickens， and perspiration increases.
譯文：我們的心臟砰砰直跳，血壓升高，呼吸加速，出汗增加。
例句有兩種修飾手法，一是由“pounding”構成的擬聲法，一是由三個分句構成的排比或平行結構，句式相同，以加強語氣。翻譯時，應再現原文的修辭色彩。
（2）In fact， the seeds of disease often lie within the adaptive mechanisms of the body itself， mechanisms that constitute a potential two-edged sword.
譯文：事實上，疾病的種子往往存在于機體自身的適應機制中，而這種機制本身可能就是一把雙刃劍。
例句有兩處暗喻的修辭手法，一處是“the seeds of disease”，將疾病比喻成植物，一處是“mechanisms that constitute a potential two-edged sword”，將機體的適應機制比喻成一把雙刃劍。翻譯時，應保留原文的比喻色彩，再現原文藝術化的語言和修辭美。
3 結語
作為科技英語的一個分支，醫學英語在句法上具有簡潔美、邏輯美和修辭美等美學特征。醫學翻譯和文學翻譯一樣，不僅要求譯者忠實再現原文的內容，語言表達通順流暢，而且要求譯者具備敏銳的審美意識，能清楚認識漢英兩種語言審美的異同，竭力再現原文的美學價值，即所謂“雅”，給譯文讀者以美的享受，也有利于譯文整體質量的提升。
參考文獻
［1］李亮，范武邱.醫學論文摘要英譯的美學視角[J].中國科技翻譯，2014（2）：12-15.
［2］劉宓慶.當代翻譯理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9.
［3］王蘭英，王玉安.醫學英語新教程（上冊）[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4］李清華.醫學英語實用翻譯教程[M].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