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1 16: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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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快速發展中的印刷電子技術顯然已經形成為一個新興的產業，逐步引發了一場電子技術的革命。印刷電子技術的推進應用與材料科技、電子科技以及制造科技緊密相關，從而近些年電子電氣和化學材料領域的相關國際知名公司如西門子（Siemens）、因特爾（Intel）、摩托羅拉（Motorola）、東芝（Toshiba）、索尼（Sony）、飛利浦（Phillips）、三星（Samsung），樂金（LG）、惠普（HP）、通用（GE）、霍尼威爾（Honeywell）及巴斯夫（BASF）、杜邦（DuPont）、拜爾（Bayer）、默克（Merck）等紛紛拆巨資開展印刷電子技術方面的研究。歐盟早在第5、第6、第7框架計劃下已持續投入了數十億歐元進行了研發，美國、日本、韓國等工業發達國家也是如此。相關企業技術研發都致力于通過研究開發、集成制造不同功能的低成本印刷電子產品，來滿足日常生活的各種用途。一些知名咨詢公司如英國IDTechEx、德國PolyIC、美國NanoMarkets分析認為未來20年新興的印刷電子產業可以達到3000億美元，市場規模將會逐步比硅電子產業還要大。印刷電子技術不僅會影響電子業、封裝業、硅芯片業和顯示業，而且對印刷電路板（PCB）和傳統印刷業等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都會造成巨大的影響。
二、印刷電子與傳統制造電子的比較
目前傳統的微電子集成電路技術發展已經十分成熟，這是一種以半導體單晶硅為襯底材料的微電子集成電路技術，硅基集成電路制造工藝包括薄膜沉積、高溫燒結、光刻、腐蝕、封裝等，這種傳統制造電子所采用的蝕刻制備方法稱為“減法生產”。傳統集成電路制造技術的優點在于精度高、性能好，缺點則是成本高，而且蝕刻環節產生大量重金屬廢液，造成環境污染。另外，電子制造工藝中的高溫燒結環節對襯底材料有一定要求，柔性襯底材料，比如塑料薄膜、紙張、纖維等上面很難實現電子的制造。然而，印刷電子技術是將具有導電、介電或半導體性能的電子材料配成可以流暢印刷的功能油墨，按照所需電子線路設計印刷圖案，通過印刷的方式將這些特殊油墨印刷到襯底材料上。通過印刷方法將功能油墨層層疊加制備，完成對集成電路的各組成部件的制造，這種用印刷的方式制造集成電路的方式是一種“加成法”。
印刷加成制造技術工藝簡單，成本低，可實現大面積、大批量生產；免于蝕刻處理，沒有原材料浪費，環保無污染。雖然目前在產品精度和性能上還無法與傳統制作技術抗衡，但它對襯底材料沒有耐高溫、硬度等要求，因而應用范圍更廣。很顯然，印刷電子制造技術獨特的優勢與長處，可以補齊傳統電子制造技術中的“短板”，但它也有自身存在的缺陷與局限，并非所有的電子器件和產品都能通過印刷的方式進行制造。因此，可以預測印刷電子技術并不能完全取代傳統的電子制造技術。隨著先進功能材料研究研發和工藝技術上的不斷發展，印刷電子技術在產品精度等方面的性能已有很大的突破和提升。雖然，現在印刷電子與傳統的電子制造技術相比稍顯稚嫩，但是，印刷電子技術由于在“大面積、低成本、柔性化、環保”諸多方面的優勢，在以后的發展中探索、找準適合自身的應用與市場化發展空間將會獲得巨大的發展潛力。
三、印刷電子技術特點
印刷電子的制備工藝不單單是將印刷技術簡單的在電子制造中的重復，因此，在實際應用印刷電子技術進行電子制造過程中不要把印刷電子與傳統印刷完全等同對待。傳統印刷品如書刊、雜志、報紙的功能是用來看的，至于包裝印刷品其功能往往是用于運輸、保護、展示或者其他，而印刷電子產品，根據其實際用途主要在于做導體、半導體、絕緣體方面，無疑要求具備突出的電學方面功能。除了認識到產品形態與功能方面的區分，印刷電子與傳統印刷在制造工藝上也不能等爾視之。首先，從印刷材料的角度來看，印刷電子油墨與傳統印刷油墨顯然不是為了類似的需求進行制備的。
目前，油墨要求在傳統印刷中大多強調流變性與印刷方式的匹配，分散性與印刷效果的完美再現等方面，在印刷電子的應用中，印刷材料還要與電子產品所需要的導電性能、透明度等相適應。例如，目前為了實現電子產品的高精度、高分辨率，現有的材料已經很難滿足其要求，使得用到的原材料必須納米化。這也使得把近幾年來研究較多的納米材料應用技術與操作簡單、成本低廉的印刷電子技術聯系起來成為可能。毫不夸張地說，印刷電子材料的發展決定著印刷電子的發展，材料研發的問題目前國內諸多科研院所都在進行相關研究研發工作。例如，中科院化學所噴墨打印制備金屬納米顆粒導電透明膜的研究、中科院蘇州納米所柔性大面積印刷透明導電膜技術、北京印刷學院納米銀制備技術等。因此，印刷電子產業化工作與全面的了解、研究印刷電子材料是緊密相連的。傳統印刷設備不能簡單的直接用于印刷電子領域，要經過適當的改造。在產品的印前和印后處理等環節，印刷電子也會有一些不同于傳統印刷的要求。
四、印刷電子制備工藝
隨著印刷電子制備工藝的不斷發展，根據不同的印刷電子需求絲網印刷、凹版印刷、凸版印刷、膠版印刷、噴墨印刷等幾大印刷方式結合自身工藝特點在印刷電子技術領域都實現了應用。目前在印刷電子領域的應用最為廣泛的是絲網印刷電子技術，絲網印刷電子具有以下優點：（1）設備制備成本低，制版操作比較簡單；（2）對基材和油墨的適應性較強，不同基材或者不同的表面均可以印刷，油墨無論是親油型還是親水型只要可從網孔中漏印下來均可實現印刷；（3）印刷至基材表面得到薄膜的膜厚較厚，可達到幾十微米，遠遠厚于其他印刷方式，這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電子器件的電學性能。另外，凹版印刷、凸版印刷、膠版印刷等傳統印刷工藝技術分別因其高速、含揮發性溶劑、接觸印刷、高精度等方面的突出優勢也在印刷電子領域獲得了應用。目前，噴墨打印技術的推廣以及其優越的非接觸印刷工藝特點，在印刷電子領域具有巨大的應用價值。噴墨打印技術可以實現非接觸多點打印，制備多功能印刷電子，在電子產品制造、科學研究研發等方面實現了諸多應用。
五、總結
[關鍵詞]色彩管理；數字印刷；應用；實驗
中圖分類號：TP334.8；TS805.3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作為印刷技術數字化發展的代表技術――數字印刷，一方面已經應用于商務印刷、機關文印、電信印刷、包裝印刷等多個領域；另一方面，也是作為一個新生事物代表著印刷技術未來的發展方向。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數字印刷想要脫穎而出，就必須要保證數字印刷的色彩質量，因為色彩是人們獲取信息來源最為直接的的載體和途徑。
一、數字印刷中的色彩管理
色彩管理在數字印刷中的應用主要分為三個步驟。
（一）對設備進行校正及線性化的調整。在對設備進行校正的過程中，必須要選擇合適的參數設置，如在紙張類型、加網方式等設置上，都需要注意。其中用于校正頁面與輸出的曲線的測量值都必須要高于目標值，這樣印刷中的實地密度才能得以保證。當線性化的調整完成之后，第一步的校正內容也基本完成。
（二）對ICC特性文件進行制作。把用于測試的色標直接傳送至設備的服務器，在這個過程中要保證服務器中的設備管理是處于關閉狀態的。然后使用分光光度計來進行輸出色標的檢測，這樣通過色彩管理軟件的自動計算便能夠完成特性文件的制作。其中還可以通過色域映射功能，將設備中的色域壓縮至膠印可實現的色域。只有這樣才能使得數字印刷得到最好的印刷效果。
（三）將第二步中已經制作好的ICC特性文件置入色彩管理的操作流程之中，這樣就可完成色彩的轉換。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應該進一步的調用ICC特性文件，并且應用色標，將色彩管理前后的印刷效果進行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如果是電腦系統自動進行計算的，那么它的精確度是會有所降低的，所以，我們必須還要對嵌入的ICC特性文件進行不斷的修改和調整。
二、方正C5100中色彩管理的實用案例分析
文章以方正C5100為操作藍本，對具體的色彩管理作了詳細的介紹與分析。
（一）對設備進行校正及其線性化的調整
進行彩色印刷的設備是很容易受到其所處的環境的影響，如設備工作環境中空氣干濕度的影響、設備中墨粉量的變化、使用紙張材質的影響等等。所以必須要對設備進行校正，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設備能更加穩定的運行，保證設備中的最小性能的部件不會產生偏移的現象，因此必須要重視設備校正工作。而且隨著彩色印刷設備的不斷使用，還必須對其進行隨機式的校正。校正主要就是針對設備各項運行功能的檢查，其檢查的內容主要包括：對其工作環境中的干濕度進行測量；對設備中的剩余墨粉進行檢查；對所用紙張的材質和印刷適性進行檢查；對機器的預熱程度與時間進行檢查；對設備的輸出狀態進行檢查。按照上述流程一步步的完成，對C5100的設備校正就已經基本完成，接下來就是設備的線性化調整。
線性化曲線主要是用于調整階調分布的。操作步驟為：首先尋找到服務器上的線性化曲線工具，然后點擊，這樣便能夠打印出一個CMYK色條，然后再對該色條進行測量，完成設備中的線性化工作。當然在這個設置過程中，如果紙張的選擇有所差異，那么參數的設置也必須會有所差異，操作者只需要在表格中找到對應的合適數據，然后填入相應的位置，進而系統會對其進行自動的記錄與備案，并完成和生成線性化曲線。緊接著在輸出的過程中，還需要將C5100中的色彩管理選項關閉，并選擇上一步中已經生成好的線性化曲線，并對其分辨率、墨粉量和拼版模式進行設置，再放入合適的銅版紙，進而完成流程的導入，便可開始印刷。
（二）對ICC的特性文件進行制作
在特性文件的制作中，必須十分注意印刷樣張的選擇，并對其質量進行一定的審核，只有審核通過才能投入使用，因為目前數字印刷的效果和膠印的效果已相差不大，所以可以借鑒膠印中的一些衡量指標來完成對數字印刷中印刷樣張的選擇。以下是膠印的一些衡量指標，主要包括實地密度、網點增大和印刷色差等，在這其中還可以根據實地密度的數值來確定印刷條件是屬于正常情況還是非正常的情況。只有基本符合膠印的條件，數字印刷的特性文件的制作才能夠更加精準的完成。如果在操作的過程中，樣張的復印顏色出現一些異常情況，那么是可以使用微調曲線來進行調節的，這樣能夠更好的保證特性文件的準確性與精準性。在完成了一系列的樣張挑選過程之后，便可以進行特性文件的制作與編輯了。在該實驗中，我們采用Profile Maker的色彩管理軟件，應用SpectroScan來對色標進行測試，然后通過計算機自動生成ICC的特性文件，當然也可以對特性文件的色域、層次和灰平衡等進行調整，進而能夠更好的提高印刷效果。
（三）對前后的色彩管理進行對比
將自動生成好的特性文件嵌入印刷機的工作流程中，進而完成輸出，對經過色彩管理的前后樣張進行對比，可以更好的對彩色印刷質量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這個對比分析主要是基于主觀與客觀兩個方面的，主觀評價會受到個人偏好與知識水平的影響，客觀評價則主要是通過儀器測量給出檢驗結果。
1.在主觀評價中主要是分析測試版上的灰平衡條測試圖，如果灰平衡是中性，才能保證色彩的自然性與真實性。因為灰平衡主要是涉及到彩色和中性灰之間的聯系關系，通過這項指標可以更好的反應出該設備的偏色現狀，更好的指導設備的進一步校正，同時還可以用國標測試圖來對那些較為復雜的色調進行對比分析。
2.客觀評價首先是根據實地密度來評價的，在測試圖的實地塊上采取三個點來進行測試，最終測算平均值；其次是根據網點增大來評價；再次是應用色差對比；最后是應用色域對比。一般采用色標和特性文件輸出得到的色域與膠印的色域來對比，進而完成分析。
結束語
從實驗的結果可以分析出選擇的樣張的實地密度都在膠印規定的數值之內，而色彩管理的實地密度稍微有所上升，但是在黑色的實地密度是略微偏大的，這個現象也可能是在校正的過程中操作不完善造成的。同時色彩管理前后的樣張網點增大也是在規定的范圍之內；經過色彩管理前后的最大色差與總色差也有所降低；色彩管理后的樣張的色域領域與膠印的色域領域也是基本符合，這樣更加利于顏色的復制過程，從而提高彩色印刷的質量。
本文主要是對色彩管理中的一些注意事項進行詳細的分析，經過一系列的樣張選擇之后，在應用與色彩管理的程序中，檢測出來的數據都是較為準確和具有代表意義的，當然雖然上述的實驗數據在各項指標上已經達到了國家的規定標準，但是在實際的操作工作中，環境的選擇也是不容忽視的，這樣才能更好的保證設備性能的穩定，從而促進生產?？傊?，數字印刷中的色彩管理應作為一項十分精細的工作，在操作和輸出的工程中必須考慮到每一個可能影響其色彩的因素，然后進行統一協調的色彩管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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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學，1963年出生于河南省杞縣，1983年本科畢業于鄭州測繪學院地圖制圖與印刷專業。后又分別在西北大學和鄭州信息工程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并于2002至2003年在日本東京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上世紀80年代，陳廣學便開始從事地圖制版新材料、新技術的研究工作，他所參與完成的地圖彩色縮微技術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且首創感光撕膜片的單浴沖洗方法，使中國在這個領域上一直保持國際先進水平。
寒風刺骨的冬日，他走在祖國的大地上，測繪著每一寸土地；酷熱炎炎的夏天，他關在悶熱的研究室里，細數著枯燥的數據。但對他而言，寒風吹響了他前進的號角，烈日照耀著他前進的道路，陳廣學深知自己掌握的數據對于社會的意義，而他自己所做的就是不斷創新，勇攀高峰。作為中國測繪學會地圖學與GIS專業委員會委員，他是當年地圖制版工藝變革的推手，首次發現并提出單浴沖洗中的超加和作用機理，研制成功的“GS-II型正性重氮感光撕膜片”獲國家級新產品稱號，而他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國內這個領域的先驅。
作為第一發明人，陳廣學先后申報國家發明專利4項，獲專利授權3項；主持完成“地圖電子出版系統”、“地圖數字成像印刷系統”、“多功能無銀膠片自動沖洗設備”、“異同像混用重氮復制膠片”等十多項部級科研項目，主持或參與完成的科研成果獲省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1項，二等獎8項，三等獎9項。
華麗轉變 創建印刷專業
2008年，陳廣學以特聘教授身份調入華南理工大學，擔任輕化工程系主任，負責“印刷與包裝工程”新專業的創辦。開始了他傳奇的行業轉變之路。
陳廣學認為作為一個新成立的專業，必需要在學生培養和專業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才能在學校站得住腳跟。他將專業定位在培養從事產品包裝印刷裝潢和紙品研究與開發、企業生產管理等工作的高級工程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同時為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培養輸送可造之才。
他詳細制定新專業“印刷與包裝工程”的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他要求學生必需熟練掌握制漿造紙原理與工程、色彩學、印刷材料及印刷適性、制版工藝原理、印品質量檢測與控制、印刷圖像處理、數字印刷技術等專業內容，還要懂得計算機排版技術、包裝工藝等技術。
陳廣學非常重視新專業畢業生的就業情況，為新專業培養的畢業生謀劃了在印刷包裝及復合材料企業從事生產技術、管理工作，或到相關院校、研究機構、設計院從事教學科研、設計等工作，或到國內外經營制漿造紙及印刷包裝材料與機械設備的公司從事經貿等就業之路。
陳廣學教授主持完成“印刷工程”本科專業的籌備和申報工作，2010年獲教育部批準招生，正式成為華南理工大學輕工與食品學院一個新的專業。如今，在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下，華南理工大學的輕化工程系，已經成長為國家級特色專業、廣東省名牌專業。
潛心專研 深掘印刷科技
在主持輕化工程系教學工作的同時，陳廣學還堅持開展科學研究工作。調入華南理工以后，他先后持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印刷圖像顏色信息的高保真傳輸與再現研究”、制漿造紙國家重點實驗室自主課題“紙張表面特性與印刷油墨轉移及色彩再現性能關系的研究”、“數字印刷關鍵技術基礎研究”以及廣東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發揮輕工學科優勢，優化專業結構，構建印刷與包裝工程新專業體系”等課題研究。
在他主持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研究中，圍繞印刷圖像顏色信息的高保真傳輸與再現這一基本理論問題，在國內外學術期刊和國際會議上發表了30余篇高水平論文，其中被EI檢索的論文就有20多篇。2011年，他的《基于高保真顏色再現的色域拓展方法研究》刊登在《包裝學報》。陳廣學等人針對高保真顏色再現的需要，研究了多種拓展目標色域方法。這些方法包括基于新顯示技術的色域映射方法、改善紙張表面性能和采用多種數字印刷紙張、采用超過四色的高保真印刷方式等。
陳廣學等對多種擴大目標色域的方法進行研究，提出影響目標色域拓展的因素，并對這些因素進行實驗分析。實驗的結果表明，采用軟件方法與采用硬件方法對色域拓展的機理和效果并不相同。由此可以根據高保真顏色再現的具體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拓展目標色域。對于基于新的技術的色域拓展，通過新的映射算法，能夠實現色彩在不同標準下的轉換，并能夠充分利用目標色域的全部色彩空間；對于基本高保真數字印刷輸出的色域拓展，可采用紙張、油墨、加網方式和設備等的綜合方法，提高顏色再現的效果。
陳廣學等人的這一研究有助于進一步研究色域拓展的新方法，使顏色在傳遞過程中達到最佳的視覺效果。
陳廣學還主持制漿造紙國家重點實驗室的自主課題——“紙張表面特性與印刷油墨轉移及色彩再現性能關系的研究”和“數字印刷關鍵技術基礎研究”。制漿造紙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依托于華南理工大學，是國家重點學科，其一級學科“輕工技術與工程”在2004年全國一級學科評估中名列第一。
2011年，陳廣學等發表其課題研究成果《水性油墨在凹版印刷中的應用研究》。在文中，陳廣學先介紹了水性油墨的基本成份和特性，并通過水性油墨與常規溶劑型油墨的對比，詳細闡述了水性油墨在凹版印刷中的優勢以及在未來包裝印刷發展中的地位。
文章著重分析了凹印水性油墨的特點和優勢，指出其在使用性能上已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尤其在著色力、附著牢度以及光澤度等方面，甚至超過了溶劑型油墨的性能。而且，水性油墨本身是一種環保型油墨，無溶劑揮發，無溶劑殘留，尤其適用于食品、藥品包裝印刷。但是它依然存在油墨干燥速度慢，干燥能耗高，生產效率低，成本高等問題，急需研究解決。
文章最后總結，水性油墨的開發符合市場要求，也能適應市場要求。他認為，隨著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節能減排壓力的增加，在印刷材料上必然需要環保型的凹印水性油墨。
凝聚團隊 重產學研合作
通過調研，陳廣學發現珠江三角洲的印刷產業總產值占全國的三分之一。其中，數碼印刷飛速發展，并以其高效節能、可變數據等特點成為印刷行業的大熱門。他認為，傳統印刷有十多個環節，只能大量印刷，資源污染、浪費嚴重；而數碼印刷只要輸出數據即可進行操作，而且輸出數據和數量靈活多變，不會產生廢氣廢水，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但是，如今數碼印刷的核心技術均被國外企業壟斷，以致國內90%的數字印刷機都需要從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引進。雖然國內有少數擁有數字印刷自主研發設備的公司，但是國內數字印刷行業的研究人才依然緊缺。
論文關鍵詞：高等職業教育；印刷專業；人才培養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印刷術的產生推動了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隨著社會高科技的迅猛發展，信息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印刷行業也在經歷著一系列的變革和改變。我國印刷產業技術變革可以用“告別鉛與火”“進入光與電”來做一個形象的描述，“激光照排、電子分色、膠裝印刷”技術曾引導著我國印刷產業，也左右著當時的印刷學科教育?，F如今，印刷產業又面臨著新一輪的技術革新，工業數字化和全球化發展成為當今印刷行業發展的主題，它對印刷專業技術人才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站在數字媒體新高度，科學地重新構建印刷信息的表達和傳播方式，新的理論框架和工藝手段要得到學習，印刷學科內涵要得到深化，才能更好地開拓印刷學科的外延，培養把傳統紙質媒介與現代電子媒介、網絡媒介相互交融的跨媒介化的復合型技術人才，是印刷高等職業院校急需解決的課題?，F實情況不容樂觀，我國大部分高職院校印刷專業對變化飛速的社會和市場反應是緩慢和低效的。
我國是個印刷大國，印刷人才市場需求較大，如何使得印刷高職院校所培養出來的人才能夠在企業中發揮才能，就必須以市場為切入點，對原有的印刷專業人才教育模式進行改變，根據市場的要求確定人才培養的目標，及時調整印刷專業技術人才培養思路。
一、目前印刷專業技術人才培養現況
隨著近年來的印刷行業的高速發展，原來只有北京印刷學院、西安理工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開設了印刷專業，現在發展到幾十所高校都開設了印刷技術專業，學校的增加，對印刷專業人才輸送的數量有了保障，但是也隨之產生了很多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專業教學計劃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
印刷技術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但是印刷專業技術培養方案中的專業課程卻沒有緊跟時代的節拍。
我國高職院校的印刷技術專業是以全日制教育為主，教學模式基本相同，基本上都是以傳承前兩年文化和專業基礎課為主，后面一年進入專業課程的學習，很多高校并不是以市場需求來定專業課程，開設的專業課程與社會脫節，沒有突出自身專業特點和重點，這種死板的培養方案，導致培養出來的學生遠遠不能適應人才市場的需求。
（二）專業教材滿足不了社會需求
我們知道，印刷設備是隨著科技的發展和最新技術的產生而發展起來的，現在的高新印刷設備都是綜合于計算機技術、電子技術、機械技術和自動化技術等多學科為一身的。很多專業技術，例如：直接制版技術（CTP）、數字印刷等屬于當今印刷行業的高新技術都很有必要讓學生接觸和學習，但是，印刷專業教材建設過于保守陳舊，同一本教材使用率較高，對新知識的傳授造成了很大的障礙。所以說，印刷專業教材如果不能緊跟時代節奏，不能體現新技術新知識，學生在起跑線上就已經落后了，不能適應人才市場和用人單位的需要。
（三）實踐教學設施匱乏
印刷專業是一門強調實踐動手操作的行業，講究經驗的積累，例如：菲林出片、裝版、曬版、印前圖像處理等工序沒有足夠的動手操作訓練，光靠書本知識的灌輸是遠遠不夠的。這些專業課程都對實訓條件有一定的要求，在培養方案中，專業實踐動手操作課程也占很大的比例，如果實踐教學設施沒有及時跟上，對理論知識的消化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對培養高素質的印刷人才也會產生負面作用。
我們知道，印刷專業技術人才的培養是印刷學科建設的核心問題，印刷職業院校辦學實力主要體現在：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方面。基于印刷專業綜合性、交叉性、應用性強的學科特點，只有對印刷學科建設給予更多的重視和重新審視，印刷技術人才才能得到適應社會的更多發展。
二、高等職業院校印刷學科建設的內涵及問題
高等職業印刷教育的學科水平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基礎性工作基礎上，是一個復雜工程，包括師資隊伍、學術建設、實訓設備建設等硬件，努力發現印刷專業技術的學科規律，把印刷所包含的知識的創新、知識的傳播和應用推動印刷學科教育的建設，把握印刷學科教育的核心問題，進行科學的定位和科學的預見，打造適合社會發展的實用型印刷技術人才。
三、高等職業教育印刷專業技術人才建設基本思路
高等職業教育特點是注重職業性、實踐性。要搞好高等職業印刷技術教育必須要對學科建設有清晰的思路，定位明確，注重制度創新，狠抓實訓建設，只有這樣，印刷專業技術人才建設才有前進方向，才能更好地開創新局面。
（一）教學規范，要符合社會發展需要
印刷技術專業人才的培養離不開專業的教師隊伍和教學管理人員。專業定位、培養方案和教學大綱的制定需要進行認真的社會調研和討論，教學文件是培養學生的基礎，教學計劃的制定和實施必須以社會需求、市場導向為基礎，著眼行業的現狀和發展方向。印刷專業教研室在此基礎上對各專業課程的教學大綱制定要聽取意見，認真討論，以此確定各課程教學大綱的重點和實施方法。
（二）加強印刷專業產學結合道路
我們知道，印刷專業是強調動手能力的專業，在教學環節中本著互利互惠的原則加強與印刷企業的合作對教學十分有利。在經濟發達地區，有許多經濟實力雄厚，技術能力先進，發展潛力大的印刷企業，這些企業在生產中采用的新技術、新設備和新工藝的程度往往要領先于學校，加強與企業的合作，可以互通有無，學?？梢岳闷髽I資源開展課題研究，擴大實訓基地的建設，而企業可以利用學院的場地、師資和學生開展企業員工培訓等工作，這都是具有現實和長遠意義的。
（三）大膽改革教學內容
現有的印刷技術專業，從課程結構和授課內容上看，一些相關的專業教學內容對于現在的印刷產業的發展是滯后的，我們沒有把一些高科技、新理念及時補充到專業教學中來，一些公共基礎課與專業結合也不十分緊密，實踐教學走過場等等問題，都需要我們對原有的教學環節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四）引進新理念，編寫適應市場發展的專業教材
印刷專業科研工作，教材的編寫占的比重比較大。校校合作，學校與企業結合，是印刷專業教學很好的模式，來自一線生產企業的實際經驗和知識，放進專業教材當中去，可以很好地彌補專業教材的知識滯后性和互補性。
（五）專業師資的培養和引進
關鍵詞 數字出版 商業模式 數字編輯 數字技術 著作權 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 G230 文獻標識碼 A
作者簡介 張晗，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武漢430072，深圳大學教師，深圳518000
2010年，國內數字出版持續快速發展，新聞出版總署在數字出版政策方面打出組合拳，傳統新聞出版單位高調進入電子書市場，數字內容提供商進軍電子書產業步伐加快，手機出版發展迅猛，數字出版產業基地建設不斷加強，數字出版標準制定由民間自發轉向政府主導，數字出版的產業體系業已形成，整體收入近千億元人民幣。
用“數字出版”作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得到2010年有關數字出版的學術論文197篇(含行業信息52篇)，集中在《出版科學》、《出版發行研究》、《中國出版》、《科技與出版》、《出版參考》、《出版廣角》、《印刷世界》和其他新聞傳播類與印刷類雜志。參考業界職能部門劃分和學術文獻資料，可將獲取的學術論文大致劃分為以下幾個論域：商業贏利模式。數字編輯實務、數字技術支持、著作權管理、人才培養以及地區專項調研。
一、商業贏利模式
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的信息技術、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在本世紀初對全球出版業帶來了革命性的沖擊。這種沖擊不僅僅是一種新的技術范式對傳統技術范式的革命，而且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出版產業傳統的商業模式。
盡管數字出版產業的收入增長勢頭強勁，但總體上贏利模式尚未形成，僅僅是在學術期刊、網絡游戲、個別文學原創網站等領域有較好表現，尚不足以對傳統出版產業構成顛覆性沖擊。研究者認為，傳統的專業出版社具備許多有利條件，諸如擁有基于知識結構的定制模式、有相對固定的消費目標、有獨特的內容資源和較為知名的品牌、加密保護成本問題容易解決等，其數字出版的模式和路徑選擇可從專業數據庫、按需出版網絡出版、在線教育和光盤等其他數字產品人手。基于長尾理論，數字出版應當從消費主義向參與性生產主義過渡，從混合型向純數字型過渡，實現更低的成本和更大的銷量，充分發揮各種推薦系統和搜索引擎的作用，幫助人們沿著一條既舒適又符合個人品位的道路從已知世界走向未知世界。
商業層面的贏利無論對于傳統出版商還是新進數字出版商而言，始終是最關注的問題。那么，是否有一種成熟的商業贏利模式可供借鑒與參考呢?有學者將國內外已有的數字出版商業模式梳理為九種類型：專業期刊與圖書出版模式、數據庫模式、教育服務模式、電子書銷售模式、移動增值服務模式、網絡原創模式、廣告模式、“用戶創造內容”模式和按需出版模式。熊英、熊玉濤認為，提升客戶的支付意愿是數字出版商業模式要解決的主要問題?？蛻糁Ц兑庠傅奶岣叱酥Ц秾ο蟊旧砟芙o客戶帶來較高的使用價值外，還依賴于支付對象的公平性屬性、便利性屬性、排他性屬性和競爭性屬性等。熊玉濤從產業的角度將數字出版的贏利模式歸納為五種類型，即基于版本劃分的收費模式、與硬件捆綁銷售的模式、產業鏈橫向擴張模式、捆綁其他產品合作促銷模式和租賃／借閱模式。另有學者將我國期刊數字出版的贏利模式分為內容贏利、廣告贏利和服務贏利，并提出通過拓展個性化服務、利用交叉補貼模式、完善產業鏈延伸等方式創新期刊數字出版贏利模式。
但也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數字出版成為一種時尚、一種光明的前景、一種現實的壓力、一種先進的代名詞的同時，大家對于“數字出版”的內涵和外延并沒有一個公認的清晰的輪廓。傳統出版社還沒有找到數字出版的盈利模式，而官方的統計數據表明數字出版產業規模和盈利額卻在飛速地發展。這是相關管理部門利益最大化和學界研究風氣膚泛化的一種體現。
數字時代，傳統出版業的組織結構、出版流程、交易形式、出版規則都發生了根本變化，也對身處其中的出版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從編輯角度來說，電子書是傳統的編輯出書與數字技術結合的產物，其編輯過程與紙介質出版物沒有實質性的區別，甚至可以直接利用紙介質圖書編輯成果。但當數字出版發展到數據庫出版的時候，特別是在跨文本的情況下，其編輯工作就會與紙介質圖書發生較大的區別。
技術是引擎、內容是核心、渠道是關鍵。業界研究者認為，傳統出版業的圖書編輯須掌握跨媒體技術的綜合編輯能力，適應數字出版策劃，處理好電子出版物著作權屬關系，主動參與營銷策劃。同時，由于數字出版所具備的技術優勢使電子出版物的個性定制成為可能，編輯在開展工作時要在讀者群中進行更為細致的劃分來提供內容，注意讀者閱讀方式和閱讀習慣的變化、閱讀時空的變化以及讀者閱讀能力不斷提高的變化。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蔡繼輝、高蝴蝶指出，數字出版環境下編輯的作用與價值在于，海量無序信息的鑒別者、傳統“把關人”角色的延伸、個性化閱讀需求的服務者、內容資源整合加工者和知識信息的數字化傳承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李偉國提出了一種數字出版的架構和編輯方式即金字塔知識結構數據組織。將工具書置于頂部，中間部分是研究成果，底部是原始資料，各部分可以細分成許多層次，在樹狀結構知識庫的基礎上通過橫向知識鏈接而兼具網狀結構。
宋永剛對傳統圖書數字出版稿酬計算方式進行了探索，他認為，以廣告或網站流量為主要贏利手段的數字出版模式完全不再適用現有的“版稅”稿酬計算方式?？稍谠械陌窗娑愑嫵昊A上進行創新，以圖書個體作為定價單位的方式，將圖書單件或打包銷售，按照借閱次數計費；或者以圖書內的某段內容為定價單位的方式，按照瀏覽次數計費，甚至采用與數字出版商“分成”的模式。
三、數字技術支持
一直以來，技術在數字出版產業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引領著數字出版的發展。電子閱讀器在中國遭遇瓶頸，其原因非常復雜。一是缺乏高質量的圖書內容，二是網絡盜版使得硬件難以依靠內容盈利，三是產品自身缺乏突破性的創新。業界人士認為，現階段影響電子閱讀器普及的五大制約因素包括價格、可撓性、彩色、分辨率和尺寸。
中國手機用戶即將超過8億，手機用戶遠遠超過任何一款閱讀器。以手機為載體的數字出版產品是最新型的數字出版形式，但由于手機屏幕較小的局限以及當前手機硬件、軟件發展水平的限制，手機數字出版產品的效果還難以與紙書、電腦媲美。目前應用較為廣泛的是電子書、地圖、在線字典、本地字典、在線數據庫和在線閱讀。
浙江日報報業集團的范霄劍、蔣齊提出，數字化技術條件下的多通道復合出版是傳統報業整合新媒體業務、實現內容匯聚、快速模板化拼版和多種通道多載體內容的一條新途徑。多通道復合出版系統融合采、編、發流程中新聞采集、內容處理和多通道三個層次的工作，對來自包括紙質媒體見報版面的多種格式內容原料進行智能反解與標引輸出，形成統一的內容匯聚平臺，并以此為基礎建立起快速內容制作與再加工業務，形成適應多種新媒體載體要求的格式信息，完成多接口、多格式、相兼容的多通道復合出版，最終實現新媒體數字產品“一次制作，多元”的目標。上海印刷(集團)有限公司的潘曉東認為，數字出版市場與傳統出版市場一樣，強調市場分工。作為內容提供商的出版社在發展數字出版上偏重于電子閱讀器的開發，偏離了內容提供商的本分。而一段時間以來，不少出版單位積極建設自己的數字印刷工廠，同樣與社會強調專業化發展與強調投資回報的理念相背離。
目前業界普遍認為，數字出版轉型需要構建數字內容產品生成平臺和數字內容產品發行平臺。吳信訓、吳小坤提出建構“中國數字出版公共(交易)平臺”的設想。該平臺以云存儲技術為支撐，作為數字出版的承載平臺，提供數字出版的工具，建立起一條各類數字出版的生產、流通和結算渠道，并實現多樣化的終端。基于互聯網的存儲架構可進行智能的數據備份和分布式的存儲，具有高度的安全性。采用智能傳輸技術，進行跨平臺的網絡傳輸，全面支持移動應用，實現多源點數據傳輸。作為結算平臺，以安全可靠的實時結算技術手段為支撐，確保合作各方商定的合理且靈活適用的分成模式的實現，確保加入到平臺中的各個實體的經濟利益和版權維護。
四、著作權管理
著作權一直是出版企業核心競爭力中最重要的元素，然而很多數字出版企業目前卻處于版權困局之中。數字技術使海量知識傳播成為現實，海量作品的海量授權問題已成為制約數字出版發展的難題。傳統著作權授權模式無法滿足海量授權要求，授權要約模式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著作權授權問題，著作權權利限制也不適用于數字出版產業。著作權使用需求增加，但著作權授權模式并未改變，形成著作權需求和供給之間的巨大差異，甚至積聚成巨大的產業法律風險。
目前數字出版著作權保護現存主要問題有：版權保護意識較為淡薄、法律保護體系滯后以及缺乏有效的數字版權保護技術。研究者指出，必須完善著作權授權模式，協調著作權人、使用者和傳播者之間的利益。一是要制定和完善權利保護與限制的平衡機制，二是完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功能，疏通授權渠道，三是完善中介、版權等方式，構筑授權體系。
更有法律從業人士提出，沒有哪種單一的授權方式可以解決全部授權問題，數字出版企業要按自建的商業模式，組合運用直接授權模式、間接授權模式和默示式授權模式等多重授權手段，才能最大程度地突破版權困境，減少版權侵權的法律風險。穆青在其研究中指出，數字出版單位可利用知識產權的特性，從專利申請、建立著作權保護聯盟、商標戰略、技術秘密保護等方面提供知識產權戰略，提高著作權綜合保護和管理水平。
五、人才培養
數字出版的流程改變了編輯出版工作和形態，目前我國傳統出版業中積聚的主要為紙質出版物的內容策劃、編輯加工和營銷人才，數字化、網絡化、媒體化程度較低，人才問題已成為實現數字出版跨越式發展戰略目標的短板。柳斌杰署長多次強調，培養一批既熟悉專業出版知識，又掌握現代數字出版技術和善于經營管理的復合型出版人才，是刻不容緩的艱巨任務。數字出版人才的培養需要多個學科之間以及與出版行業、科技行業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這對高校編輯出版專業人才培養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有學者提出按照數字出版的出版與制作流程，建設數字出版專業的培養體系，設置前端、中端和后端課程，同時開設職業素質文化課程。數字出版類專業關鍵實驗設備包括系統軟件和硬件設備，常用設備和專業設備。另有學者認為，數字出版人才培養滯后甚至與數字出版產業發展脫節的主要原因是受限于學科建設和專業審批管理制度，并提出從八個方面構建數字出版人才培養模式：一是樹立大編輯、大文化、大媒體的教育理念，二是盡快組建一支精良的數字出版教師隊伍，三是增加并強化數字出版專業相關課程，四是數字出版教材建設亟待加強，五是大力加強學校數字出版實驗室建設，六是開放數字出版基地和數字出版企業實現“產學研”一體化，七是導人數字出版專業競賽和職業資格鑒定機制，八是加強數字出版高層次人才培養。
北京印刷學院的學者們以數字出版專業建設中的探索與實踐為例，對數字出版人才培養的背景與意義、目標與原則、定位與特色以及方向與模式等問題進行了探討。通過數字化出版的特征分析，提出應按照數字出版人才需求的不同層次定位，構筑數字出版人才所需的知識與能力結構。包括人文社科基礎知識、編輯出版專業基礎知識、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相關知識和新媒體技術知識，使其具備數字編輯業務能力、新媒體運用能力和市場運作能力，培養應用型復合人才、應用研究型復合人才和經營管理型人才。
浙江萬里學院的程艷林提出基于出版流程訓練的數字出版類課程合作改革的內容設計，包括以數字出版流程為內在邏輯的課程內容整合、以數字出版目標管理為導向的教學方法改革和以作品質量為考核依據的教學效果評價方式改革。
六、地區專項調研
學者們開始針對某一地區的數字出版產業或產業中的某一領域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這是2010年數字出版研究的新動向。
黃孝章、張志林對北京的數字出版產業發展態勢進行了研究，涉及數字出版物分類、數字出版產業鏈形態以及基本格局、數字出版人才需求和產業發展重點解決的問題等四個方面的內容。
論文摘要 紙質出版業自進入21世紀以來，已經遇到前所未有的發展障礙和嚴重挑戰?？梢哉f，紙質出版業的黑鐵時代正在悄然降臨，或許，形勢如嚴冬一般，冷凍了幾乎所有前行的腳步和機遇。電子出版，網絡閱讀，在線銷售，甚至圖書物流，時刻在向前邁進，時刻在自覺不自覺地蠶食著紙質出版業的領地。佇立于十字路口的紙質出版業迅速變得如紙一般地單薄脆弱，在無色的數字風暴中飄搖動蕩。就象當年電腦照排對鉛字排版的無情沖擊一樣，所謂數字化出版對紙質出版也同樣露出冷酷無情的表情。捅破這層紙有多難？
閱讀是為了活著。因此，閱讀又造就了出版。“但誰將成為主人，是作者還是讀者？”[①]1796年，狄德羅在其《宿命論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一書中發此一問。
無論怎樣，閱讀，都是我們的基本功能，如同呼吸一樣地不可或缺。亞里士多德舒適而疲倦地閱讀，圣多明克溫和而平靜地閱讀，童年的耶酥驚訝而認真地聆聽著廟中長老的講解，孔子悠閑而精致地給學生授課。凡此種種，都是人類在閱讀，是人類本性的高雅體現。于是，隨著閱讀的不斷進步，出版才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一、紙質出版業從幼稚走向黃金-白銀時代
人類出版業的興旺，還得歸功于人類自身的本性的提升。在中國人發明紙和活字印刷之前，人類對閱讀的渴望只能通過其他物質手段來實現，諸如石刻、絹帛、竹簡、羊皮、紙草等。早期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人們用長方形的泥板或石板，所謂一本書，就是由這樣的板組成；公元前12世紀的亞述時代的《中亞述法典》，是刻在一塊面積大約在6平方米大小的石板上的，如此大的“書”顯然不是給人拿在手里閱讀的，而是豎在地上供人閱讀的。中國漢代之前的石鼓文也是我們的祖先閱讀的一種“圖書”。很長時間里，東方人多用綢絹或竹簡，西方人更喜好羊皮，因此公元1世紀時期的詩人馬提雅爾告訴我們：“荷馬在羊皮紙頁里！《伊里亞特》與所有尤利西斯的冒險故事，普萊姆的王國的敵人！所有一切都鎖在一張皮革之內，折疊成數片小紙！”[②]也因此，錢存訓先生說：“中國古代用以書寫和記錄的材料種類很多，包括動物、礦物和植物。有的是自然產品，有的是人工制品；有些是堅硬耐久的，有的是柔軟易損的。刻在甲骨、金屬、玉石等堅硬物質上面的文字，通常稱為銘文，而文字記載于竹、木、帛、紙等易損的材料，通常稱為書籍?！盵③]可見，在紙張出現于世之前，人們用盡了很多可以書寫的材料來供人滿足閱讀之欲。
也許正是由于對閱讀的持續渴望和強烈的求知動機，我們的祖先發明了紙和雕版印刷術。1300多年前的中國隋代，今天才會更顯其偉大的雕版印刷開始出現。到唐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長安已有商家出售印好的字帖、醫書。20多年后，又出現了“印紙”。當時的詩人元稹曾提到有人拿著白居易的詩集印本換取茶油，可見，當時的印刷書籍還是有些值錢的。雕版印刷的快速發展，還得歸因于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佛教典籍如《金剛經》已經通過雕版印刷刻印于世。韓國考古發現了公元691年到704年間印刷的〈天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日本考古發現了公元770年印刷的《陀羅尼經》。
西方在引進了東方的發明——紙和活字印刷——后，首先也是在宗教領域大量應用這種先進的技術和物質材料，并對其加以更高水平的改進。來自羊皮紙時代的折疊印制方法，很快就遷移到紙質印刷上面。法國人在1527年由佛郎索瓦一世頒布法令，規定了他的王國內用于印刷書籍的標準紙張尺寸，用今天的術語來說，就是開本。西方世界出版活動的飛速進步，必須提到約翰·古登堡。這位1440年代的年輕的雕刻師在1450年到1455年間，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本由鉛字印刷而成的《圣經》。隨后，他的運氣使得當時的紅衣主教對這本《圣經》如此便于閱讀很是欣賞。于是，全歐洲都安裝了古登堡發明的印刷機，并開始于1465年、1470年、1472年、1475年和1489年分別在意大利、法國、西班牙、荷蘭和英國以及丹麥印制出了《圣經》。古登堡將圖書出版業提升了一個質的階段，導致出版活動的大發展。到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陸續成立了出版家協會、書商協會、出版商業機構、作家協會，并推廣版稅制度和便宜的“口袋書”。如果就出版業本身而論的話，那時的出版活動直至兩次世界大戰后期，始終處于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
二、紙質出版業的黑鐵時代的來臨
“每一種新技術都是一種‘創造性破壞’因素”[④]。鐵器及其相應的牛耕技術的發明和應用，曾經給農業文明帶來莫大的福音，它改變了農業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改變了社會階層的結構，改變了人際交往的方式，甚至改變了農業自身，導致其最終走向農業工業化和產業化。
紙和印刷術的發明與應用，同樣給出版業帶來巨大的出乎人們意料的變化，它改變了人類的閱讀習慣，改變了人類記錄和傳播文明的方式，改變了知識與社會的關系，甚至改變了人類發展社會的速度和力度。紙和印刷術就是出版業的“鐵器”，這場白色風暴，來得緩慢而又深刻，說它緩慢，是因為中國人發明出來紙到其大規模應用于世間，歷時一千多年；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到古登堡的鉛字印刷術的應用與推廣，歷時也有一千多年。說它深刻，是由于它們的出現，似乎給人類文明帶來了魔力，東西方的知識和智力的積累與進化，以“重力加速度”的推進，把文明進程的時間表大大縮短了。試想，算盤的出現大約在公元前550年的中國春秋時期，這種“計算器”幾乎一直統治到20世紀中后期。而電子計算機的出現到大規模的無所不在的應用，只用了短短的半個世紀的時間，隨后在更短的時間里，網絡及其相關技術的出現和應用，或將徹底改變未來出版業的結構和形態，白色風暴很快就會讓位于無色風暴。紙質出版業迎來了黑鐵時代。
現代出版業（盡管它很快就被冠以“紙質出版業”而顯出陳舊和落后的跡象）在向數字化出版轉型的過程中，會給我們這個世界帶來四個方面的變化。
1．人際溝通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人際交往距離的無限擴大、人際接觸面積的無限擴大和人類知識與智力的流通性加劇，積累度提升。可以理解，紙質書籍及其生產的難度的減小，尤其是20世紀后期計算機加入圖書印刷的行列，大幅度地提高了出版產業的生產力和生產效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計算機在出版業的應用，一夜之間將鉛字排版和相應的印刷技術與設備變成了廢鐵，大量的鉛字排版工人驟然失業，出版業瞬間告別了“鉛與火”的時代，計算機的無色革命很快替代了當年古登堡們所發起的白色革命。中國的王選簡直就是中國的古登堡，他創造的方正漢字電腦照排系統和平臺迅速地將中國的出版業提升了一個位次。由此帶來的是人際交往的距離飛快加大和人際接觸面積的飛快擴張。圖書的生產速度幾乎就象流水線上的汽車或電器，一排排地撲向書店的店鋪或圖書館的書架。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圖書品種每年就達到了10萬種之多，位列世界前茅。而數字化出版借助于網絡和由網絡支撐的大規模數據支持，更使得圖書傳遞給讀者的速度幾乎以分鐘或秒鐘來計算。過去人們在傳播知識或各種智力成果時，主要靠的不是圖書的廣泛發行，而是靠的口口相傳。圖書只是社會上流階層享受的奢侈品。試想，春秋時期的諸子們為了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不得不趕著牛車或馬車，“享盡了”四處顛簸之累和勞頓之苦，鼓動如簧之舌，唾沫飛濺地向各種對象述說自己腦子里的“之乎者也”。如果有了發達的出版業，何用如此辛苦和周折呢？美索不達米亞的社會曾存在過“抄寫員”這一階層，他們的工作職能就是抄寫各種文獻，發送訊息，傳遞新聞，記錄國王的欽令，登載法規，記下歷法有關的天文資料，記錄或計算賬務，抄錄醫生的處方，簽定合同，保存宗教典籍，甚至朗讀文學作品以娛樂他人，這樣的社會已經無法離開抄寫員而存在了。不過，無論怎樣，在沒有發達的出版業之前，人際的交往在時空方面均是有限的。而我們現在能夠隨意地閱讀或了解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存在過的思想家的智力成果，無論是論著還是書信，甚至是他們的片言只語?！墩撜Z》到《大小戴禮》到《孟子》到《孔叢子》再到《孔子家語》，我們都可以了如指掌?！独硐雵返健对娬摗返健逗神R史詩》再到《圣經》《古蘭經》，我們同樣可以了如指掌，只要我們愿意。那些逝去的人們的思想和感情甚至生活細節，都通過各種書籍的大量出版，流通于我們這個世界。我們可以花個小錢就可以買到先賢先哲的思想與心靈，就可以和他們進行心靈上的對話，這樣的交往在時空上似乎幾近時空隧道了。
那些可能已經化作夜空中幾點流星的先賢先哲們，他們同樣也很幸運，因為他們不用再費力勞神就可以把自己腦海中翻騰的各種思想觀點通過大規模的出版活動廉價地散播到世界的幾角旮旯，只要人們需要。他們早已泯滅的肉體可能幻化成活生生的思想，如常青樹般地直立于世，歌德的那句“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體現了這位詩人的先知先覺，出版業的發展把他的話變成了現實。于是，圖書館成為知識的集散地，出版社成為知識的生產地，書店成為知識的輸送地。
電子技術和網絡的迅速成長壯大，已經做好了將上述三者變成三位一體的準備。電子書、在線閱讀、網絡銷售、閱讀器等諸如此類的玩意兒正在將紙質出版業推向消亡的邊緣。有數據表明，美國2006年的電子書銷售額是2600萬，2007年上升至3200萬，2008年達到5300萬，3年增長24%。那樣的話，知識或一切智力成果每時每刻都可以輕松自如地灑向人間，我們好奇和求知的本性將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書籍從以往貴族階層的象牙塔中降臨人間，成為眾多商品中的一員，更成為網絡流通中的一個數據隨時呈現出來。我們的確非常幸運，但我們的紙質出版業可能不再高枕無憂了。
2．閱讀心理的變化
“閱讀就是書寫的禮贊?！边@話絕不帶任何矯情和做作的成分。書寫是需要讀者的，仿佛音樂需要聽眾，戲劇需要觀眾。沒有后者們的感官積極參與和給予熱烈的掌聲或鮮花，前者恐怕早就枯萎凋零了。從古希臘的悲劇到中國的元劇再到莎士比亞的戲劇再到百老匯的歌劇，沒有了他們的“讀者”，只會孤寂而亡。因此，只有當目光落在了書寫上，無論書寫在何種載體上，書寫因而有了生命和呼吸，先秦諸子、唐詩宋詞、四大名著、百科全書、文藝復興、宗教經典，所有的書寫，只因有了閱讀，那些冷冰冰的文字才會靈魂附體，生氣盎然。
有了紙質品和印刷術，閱讀赫然變得如此地方便，由此導致人性的放肆地釋放和宣泄。18世紀時期，人們的臥室都變得不那么平靜了，愜意地躺在床上閱讀，翻著一頁頁閃動各種靈光的紙，被文字奇妙的排列組合所感染所激動，讀者好象成了演員，表現著各種姿態，作者好象成了導演，演繹出一幕幕人間戲劇。學校教育使用紙質教材，推動了教育在世界各地的普及。人們已經習慣于用眼球左右或上下逐行掃描文字，并通過視神經將信息傳遞到大腦皮層。人們不會在為閱讀的物質材料所累，不用再使勁地捧著什么竹簡或羊皮甚至石板之類的東西，也不用再使勁地分辨著絹帛或紙草或樹皮上模糊不清的文字，閱讀成為一件輕松享受的事情，而且不再是貴族階層或上流社會所獨享的奢侈品。人們更加離不開閱讀，對閱讀的需求，如同饑渴對水和食物的需求一樣?？傊喿x心理由封閉走向開放，由獨享走向共享，由局限走向自由，由個體走向普及，由神圣走向去圣。
這一切還沒有來得及盡情地走向21世紀，數字化出版的巨大魅力幾乎在讀者冥想的煙斗還未燃盡，就使我們正在贊美的紙質印刷品黯然失色。谷歌目前已和10家圖書館合作，掃描1000萬種圖書轉換成數據，然后制作成電子文檔；書業網絡老大亞馬遜同樣也在建立規模可觀的數據庫。如此龐大的圖書數據庫使得我們在閱讀習慣上發生了變化，人們由原先的深度閱讀精細閱讀的心態轉變為淺度閱讀寬泛閱讀的心態。20世紀80、90年代后出生的人們已經習慣于在網絡上學習和閱讀。2008年底公布的國民網絡閱讀率以36.5%首次超過34.7%的紙質閱讀率。我們慣常的閱讀心態正在進入深邃的網絡空間，我們的閱讀心理正在發生質的變化。
3．消費偏好的變化
消費偏好是指消費者對特定的商品、商店或商標產生特殊的信任，重復、習慣地前往一定的商店，或反復、習慣地購買同一商標或品牌的商品。屬于這種類型的消費者，常在潛意識的支配下采取行動。圖書的消費偏好取決于消費者對某個領域的愛好和執著以及其學識與眼界的差異。
由于大規模生產書籍成為現實，而且現在的圖書往往和影視與游戲捆綁問世，因此，書籍消費者即讀者的消費偏好發生了變化，圖書市場越來越細分，消費對象越來越分層，銷售渠道越來越便捷。市場的細分由原來的根據品種的劃分細化為根據年齡、性別或職業的劃分。網絡和電子書的問世，圖書銷售的渠道日益便捷，由此導致消費偏好發生逆轉，表現在專業圖書選擇的跨越和職業用書的界限模糊。例如，專業圖書的隨機選擇的比例目前占到14%。紙質對圖書的分類已經無法滿足消費者的精細目標的需求，網絡搜索的便捷使得消費者在選擇具體圖書時更容易達成目標。閱讀器的出現，意味著過去的圖書館演變成可以隨身攜帶的數據庫（KINDLE在0.9厘米厚，285克重的體積內可以儲存1500本圖書）。讀者的消費偏好可以隨時發生變化。這樣的變化，牽動著紙質出版業必須做出“艱難而華麗的轉身”。象劍橋大學這樣有著400多年歷史的出版社，也在順勢而為，與微軟、谷歌、日立等公司結成聯盟。
4.交易方式的變化
以往的圖書交易，流程大致是出版社—書店—讀者。雖然廣告和營銷方式在不斷地發展，但口口相傳還是圖書最有效的銷售方式。這樣的流程曾經使出版業經歷了若干輝煌的時刻，但是，由于圖書本質的內在決定性（圖書是一種個體性很強的商品，它的消費對象的個體化注定了它應當是小規模小營銷的存在結構），庫存的大倒流已經引發出版行業的恐慌。小林一博說過：“出版商似乎特別喜歡大型書店建立分店增加賣場面積，其實是錯誤的。因為建立分店只是增加了庫存的空間。不要以為新建的書店一接受貨物銷售額就會提高，這是錯覺。賣不出去的最終要以退貨的形式返回來?！?/p>
網絡和數字化的出版形式，首先加速了大型書店的頹勢，一旦書店環節出現問題，直接受窘的就是出版社，因為整個這個業態鏈條并不復雜，同時中間環節對于業態的存在至關重要而又十分的脆弱。數字化出版首先將中間環節（書店或批發商）轉移到網絡上，不僅縮減了圖書和消費者發生關系的時間，而且無形中擴大了實際的銷售空間，同時大大減輕了庫存的壓力。這樣一來，圖書的交易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營銷模式和銷售渠道以及銷售成本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質變。
三、出版業的經濟學分析
飛矢不動悖論是古希臘數學家芝諾(Zeno )提出的一系列關于運動的不可分性的哲學悖論中的一個，通常把這些悖論稱為芝諾悖論。芝諾提出，由于箭在其飛行過程中的任何瞬間都有一個暫時的位置，所以它在這個位置上和不動沒有什么區別。中國古代的惠施也提出過“飛鳥之景，未嘗動也”的類似說法。
飛矢不動悖論說到底，和一個靜態的均衡有些相似。紙質出版業在上個世紀的穩步上升和越來越快的發展速度，尤其是開放的中國出版業飛奔的腳步，曾經給人一種錯覺，我們似乎不用擔心每個階段的局勢，因為每個階段都是一樣地繁榮熱鬧，如此局面好象已成定格，倒退不可能，消亡更不可能，只有永遠的繁榮興盛。我們浸泡在如此華美的均衡中幾乎可以不考慮任何變化，輝煌永在，美景不動。對此，我們應當進行具體的分析，使我們的事業更加理性一些。
1．增長-份額矩陣分析
UXspace用戶體驗研究中心tv h c#增長—份額矩陣如左圖所示，8個圓圈代表8項業務以及它們目前的規模和市場位置。每個業務的金額與圓圈大小成比例，每項業務的位置表明它的市場增長率和相對市場份額。UXspace用戶體驗研究中心 l z/z9t-ci;f!aE3t4g1|縱坐標上的市場增長率(marketgrowth rate)代表這項業務所在市場的年銷售增長率，數字從0—20％，當然還可列入較大的幅度。大于10％的增長率被認為是高的。橫坐標上的相對市場份額(relative market share)表示該戰略業務單位的市場份額與該市場最大競爭者的市場份額。
根據中國2004年的統計，全國出版發行業實現增加值1939.7億元，約占全國GDP的1.7%，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5%；全國新聞出版系統2004年的總資產逾2000億元，市場總銷售額1600億元。從賬面上看，這樣的形勢還是非常喜人的。這主要是由于國內出版業主營業務處于行業壟斷地位，產品結構和業務形態均處于金牛類以上的狀態，數字化出版尚處于發展階段，總體上并未構成對紙質出版業的大的威脅。
但要看到，由于全球范圍內數字化出版發展勢頭迅猛，紙質出版業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沖擊，國內出版業業已受到波及。而且，這種情形會很快在國內掀起波瀾，紙質的行業結構也在尋求新的發展出路。因此，這樣的形勢在進入2009年后不可能再繼續維持。如果根據市場進入均衡模式來看，身處壟斷地位的紙質出版社無法阻止或不能阻止新興的電子出版和數字化出版行為的市場進入，原有的均衡格局已經在悄悄地發生變化。
2．SWOT結構分析
優勢：作者資源的占有；閱讀心理習慣的慣性；著作權（版權）的占有；原有發行網絡的占有和影響；國家控制的書號資源的占有；國有贏利組織的優勢；已建立的品牌的市場影響力。
劣勢：飽和的圖書市場（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經銷包退的銷售模式；同質產品生產的資源浪費；原有銷售渠道的惰性；轉型的障礙和代價；與新生代閱讀習慣轉變的脫節；
威脅：逐漸喪失主導地位的紙制圖書；零售的困境；庫存的壓力；新價格體系的影響。
機遇：機構重組；市場拓展；主動和較快轉型。
上述四因素的大致分析，有些是中國出版業才會面臨的問題，有些則是全球出版業存在的共性問題。直接給目前出版業施加強大壓力的是繁殖力極強生命力極旺的網絡和以網絡為基礎的數字化出版，這可能將導致出版行業出現四方面的轉變，條陳如下。
= 1 \* GB2 ⑴編輯加工模式的轉變。編輯加工是圖書生產的首道工序。紙質的編輯加工從設計選題、組稿到處理文字稿件直至簽樣付印，都由編輯個體獨立完成，無須和其他方面產生密切聯系，例如前期市場調研、生產成本核算、圖書樣式設計、發行渠道開發、讀者售后服務等等，都和編輯沒有多大關系，一根煙一杯茶一支筆一桌一椅足矣。這是典型的手工作坊式的操作，個體性封閉性內向性極強，不具有現代社會商品生產的特質。
現代編輯角色已經分化成諸種分工，如策劃編輯、文字編輯、組稿編輯、技術編輯等，而整個編輯過程變成一個多點組合的系統流程。例如，選題策劃需要制訂詳細的時間表、組稿會議安排、策劃目標書、組稿底線等；選題上馬需要了解同類品種的市場現狀和動態、同質產品的出版情況、最佳上市時間、作者信息、成本核算、印數的邊際效應、首次印數估計、發行渠道的掌握等等；圖書投放市場后，要掌握銷售動態、每個時段的市場情況、讀者服務工作等等。如此流程需要反映在一個統一的編輯系統程序中，這需要各種數據庫的支持，因為編輯已然成為一項系統工程。而且，今后的編輯工作可能會全程在網絡上完成，一鍵完成的局面不是沒有可能出現。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們不要片面簡單地理解成，只要上馬一套編輯流程軟件，配上數量不一的電腦及其輔助設備，就可以稱得上是數字化出版了。真正的數字化出版，其最根本的關鍵在于數據庫的擁有，沒有龐大寬泛觸角四伸的數據庫，一切只是水中月鏡中花。有種戲言：當今世界上只有五臺電腦，一臺是谷歌的，一臺是IBM的，一臺是亞馬遜的，一臺是微軟的，一臺是雅虎的。戲言非戲，因為他們都擁有龐大的不可想象的數據庫，沒有數據庫的堅實支撐，網絡和電腦都是廢物一堆。
= 2 \* GB2 ⑵產品供給方式的轉變。按需印刷（POD）的技術的改進和完備以及和網絡的結合，徹底改變了圖書產品原有的供給方式。以往的產品供貨鏈中從印刷到批發商到零售商的流程因此而大大縮減，消費者可以不通過書店或其他圖書零售商即可直接獲得所需的圖書。
網絡銷售也直接改變了紙質的銷售模式，在線購物使得人們只要點擊鼠標或敲敲鍵盤，就可以買到所需產品。原有的上下游的關系一下子變得簡單明了，卻帶來很多顛覆性的影響，比如原有的相關機構可能一夜間不存在，原有的勞動關系可能一夜間徹底改變，原有的職業可能一夜間蕩然無存。
這種即時的供貨方式的最大好處，就是將庫存的概念解消掉，或成為數據庫存，減輕了出版機構的壓力，減少了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時，在經營管理上也變得更加靈活，如定價模式、生產計劃、公關費用都可以隨時調整或縮減。消費者也同樣獲得便利，購物成本會顯著減少。
供給方式的變化，意味著營銷模式的變化。市場營銷包括需要、欲望和需求、產品、價值和滿足、交換和交易、市場、營銷和營銷者等[⑤]核心概念，這些概念隨著經濟活動的變化而變化。圖書的供給方式的轉變，必然造成其營銷的一些核心概念發生變化，如產品的形態、交易的方式等。賣方的集合是生產商和供應商，買方的集合是市場和消費者。兩者的對接，構成了完整的經濟活動。數字化出版的供給大體由網絡完成，消費者面對的市場，是網絡在線。
= 3 \* GB2 ⑶出版結構的變化。你不能單靠編輯經營出版社，你也不能不靠編輯經營出版社。所謂出版結構，意即出版業的內在結構，基本上是平面的，編輯是人力資源的核心，選題是生產資源的核心。編輯和選題基本上是線性關系，一個編輯操作一個或幾個選題，各自有清晰的生產路線。目前所謂現代出版企業，不過是一座或幾座大樓加若干辦公室加若干必備的辦公用品而已，具體的結構還是以編輯個體的活動（附加由其延伸出去的相關活動）為主。
數字化出版似乎將上述平面構建成一個彌散的云狀。目前時髦的云技術正在應用于出版行業。所謂云技術，其核心是云計算（cloud computing），意為通過網絡將龐大的計算處理程序自動分拆成無數個較小的子程序，再交由多部服務器所組成的龐大系統經搜尋、計算分析之后將處理結果回傳給用戶。借助這項技術，網絡服務提供者可以在數秒之內達成處理數以千萬計甚至億計的信息，達到和“超級計算機”同樣強大效能的網絡服務。最簡單的云計算技術在網絡服務中已經隨處可見，例如搜尋引擎、網絡信箱等。未來如手機、GPS等行動裝置都可以透過云計算技術發展出更多的應用服務。進一步的云計算不僅具備資料搜尋和分析的功能，更復雜的如DNA結構分析、基因圖定序、解析癌癥細胞等，都可以透過這項技術輕易達成。這項技術可能會使出版結構呈云團狀，在網絡上觸角四伸，彌漫在各處。
= 4 \* GB2 ⑷管理模式的轉變。彼得·德魯克認為：“在動蕩時期，一個組織必須要既能夠經受住突如其來的打擊，又能夠充分利用突然出現的機會。這就意味著在動蕩時期，基本要素必須要得到管理，并且是得到有效的管理?！盵⑥]所謂管理要素，無非是指流動資金、生產力和未來成本。企業在動蕩時期的管理要素一般不會改變，需要改變的是其管理的細節。
國內出版業目前正處于一個極度擴張的狀態，集團形式的大量涌現，只是其業務多元化的外在表現，但有一點很明顯，整個出版機構的內部結構尚處于變與未變之間。一方面，出版機構的改制進程不容拖延，也不會回頭；另一方面，面對出版形勢即將來臨的質的變化，各具體的出版機構都將自覺或不自覺地作出相應的調整。
所謂應對調整，核心問題是要能使組織在巨變之時經受住風雨飄搖，度過最危險的時期。因此，自我主動變化，尤其是管理模式的變化，是應對的最佳策略。例如，針對新的投資方向的資金管理，新的業務領域的拓展的未來把握，現有生產力在新業務來臨時的精細調整，未來生產的成本預算和收益預期，現有組織結構的適時調節，原有管理機構的變化，諸如此類的改變，都將對現有的管理模式提出挑戰，如果不能與時俱進，組織就會落后于時代的變化，就會面臨出局的危險。
由于國內出版業傾向集團化組織形式，在規模和數量上已具備一定的實力，但集團化的結構復雜，組織多元，增加了機構內外的交易成本，也為適時決策和適時管理帶來一定的阻礙。象麥克·勞希爾或培生這樣的出版巨頭在迅速多變的美國出版形勢面前，已感行動遲緩，體態臃腫。相反，美國9萬多家中小出版社由于體態瘦小，組織精干，決策靈活，管理到位，模式多變，創新及時，行動靈敏，在數字化出版帶來的巨大變化面前應付有余，2008年整體銷售出現數倍增長。
四、捅破這層紙并不難
紙質出版業可能從未象今天這樣地尷尬，閱讀紙質出版產品的心理習慣正在悄然改變，那個時代的人們已經步入老齡化或準老齡化。新生代對網絡和數字產品的衷情正在急劇升溫，紙書的魅力相形見絀，黯然失色。與其讓數字來“算計”紙質，不如紙質主動轉變數字，這樣的轉身可能艱難，代價可能巨大，但也許只有轉身，才能看到另一片風景?；蛟S我們不該有什么悲哀，兩千年前出現的紙和一千年前出現的印刷術，配合得如此精妙，給世界帶來生機無限，我們對此始終抱著感恩的心情；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的出版形式同樣會給我們這個世界帶來無限生機，只要閱讀永遠存在。
[①] 阿爾維爾·曼古埃爾：《閱讀史》，商務印書館2002。
[②] 《閱讀史》，第157頁。
[③] 李零：《簡帛古考與學術源流》，第244頁。
[④] 菲利普·科特勒：《營銷管理：分析、計劃和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5頁。
1中國期刊數字出版技術的變遷
中國期刊數字出版技術發展的奠基
（1985－1993）漢字進入計算機是中國數字出版發展的基礎．黨的以后，我國實行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國家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由封閉半封閉社會逐步向全方位開放社會轉型，各領域蓬勃發展．在這一背景下，人們對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長，落后的出版技術已經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20世紀80年代，隨著電子計算機在出版行業中的應用，我國出版業迎來了巨大變革．第一，“748工程”實現漢字數字化，漢字進入計算機，中國出版業告別了“鉛與火”、迎來了“光與電”；第二，彩色照排技術實現國產化，中國印刷業走向了價廉物美的彩色印刷時代；第三，信息存儲技術實現數字化，磁、光等信息存儲技術奠定了我國出版領域數字化的基礎．在這一階段，計算機排版軟件在期刊出版領域得到了初步應用．我國先后研制了高校學報論文磁帶文獻庫和中文科技期刊光盤數據庫，發行了軟盤存儲形式的電子期刊．我國出現了數字期刊的萌芽．
中國期刊數字出版技術體系的初步形成
（1994－2004）1994年4月20日，中國正式接入互聯網，自此，互聯網技術開始在中國得到廣泛應用，中國“網絡時代”已經到來．互聯網技術在期刊出版領域中的應用給期刊出版工作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和變革．在這一時期，期刊采編、作者投稿、專家審稿、數據遠程傳送等都實現了網絡化，編、審、校、印、讀等環節的聯系更加緊密．方正排版系統、華光系列排版軟件等專業排版軟件在期刊出版過程中得到逐步應用．計算機直接制版（CTP）技術的應用，省去了傳統出版流程中的諸多環節，使期刊的數字化直接印刷技術得以實現，數字印刷工藝漸趨成熟．這一時期，出現了網絡期刊數據庫，實現了期刊的網絡化發行和網絡化閱讀．從這一時期期刊數字出版情況來看，在期刊的數字化生產方面，實現了期刊的數字化采編、數字化制版及印刷；在期刊的數字化流通方面，實現了期刊的數字化發行及其引致的受眾數字化閱讀．我國期刊數字出版技術體系已初步形成，期刊出版正逐步向網絡化方向發展．
中國期刊數字出版技術的創新與發展
（2005至今）2007年10月15日，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大戰略決策．這一戰略的實施，使我國期刊數字出版產業發生重大變革，實現了期刊數字出版技術的跨越式發展．2005年，我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IPV6核心網投入使用，大大加快了網絡傳輸速度．2009年，我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分別為三大通訊運營商（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發放了3張第三代移動通信3G牌照．2013年，又向其發放了4G牌照．IPV6核心網及3G、4G移動網絡技術的發展使中國期刊數字出版業發生了新的深刻變革．這一時期，在期刊稿件采編技術發展方面，集成了從采稿到發排的期刊出版全流程采編業務系統平臺的期刊網絡采編系統被廣泛采用，實現了期刊出版流程的自動化、網絡化、智能化及功能一體化；參考文獻輔助編校系統及學術不端檢測系統在期刊出版過程中得到了普遍應用，大大降低和減少了期刊出版過程中的誤差率及學術不端行為．在期刊的數字發行與閱讀發面，建立了一些“開放存取”（OA）期刊在線平臺，主要為用戶提供OA期刊的資源檢索和全文鏈接服務，期刊發行實現了開放閱讀、自由傳播和資源共享．移動網絡技術的應用及手機網民數量的增長促進了手機閱讀市場的壯大，手機期刊出版平臺迅速發展．
2中國期刊數字出版技術變遷的啟示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通過深入研究我國期刊數字出版技術變遷的過程，可以總結出一些規律、經驗和啟示．
期刊數字出版技術創新要有政府的引導和支持
現代技術創新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系統工程，呈現出越來越復雜的趨勢．實際上，在技術創新的過程中，政府是主要的組織者和協調者，其主要任務是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創建一個技術創新體系，并在其中起到引導、扶持、協調等重要作用；研究機構和大學作為技術創新的主要載體，在研發過程中不斷發現新知識、新技術，并使這些新知識、新技術形成體系化，使其達到能夠進入生產領域進行實踐應用的程度；企業則根據市場需求，在相關制度的安排下，把創新的知識轉化為新的產品，來滿足市場的需求，并能夠在這一過程中贏利．技術創新過程需要多方面力量的協同配合才能夠實現，單個企業沒有整合資源的能力，這就需要政府層面的宏觀管理和統一協調．縱觀中國期刊數字出版技術的發展歷程，政府發揮了重要的基礎性支撐作用，實施了一系列重要戰略，構筑了我國期刊數字出版技術創新的堅實政策基礎．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和中介組織的協調，“748工程”也不可能實現“漢字數字化”的重大突破，中國期刊數字出版技術的發展更無從談起．
期刊數字出版技術創新要以市場為導向
技術創新是產業創新的基礎．對于企業來說，技術創新和市場需求是推動企業發展的內外兩大核心動力，而持續的需求能夠為持續的技術創新提供市場條件．從一般意義上說，只要創新產品能夠進入市場并被市場所認可，創新企業才能夠得到技術創新的收益，而正是對這種創新收益的期望，才誘使人們不斷進行創新，從而能夠形成“技術創新市場認可獲得創新收益繼續技術創新”的良性循環．因此，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在政府的適度調節下，讓市場在具有經濟活動屬性的創新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是加速產學研結合，進而促進技術創新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期刊數字出版技術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技術形式不斷創新，市場規模迅速擴大，相關企業的技術競爭力不斷增強，但相對于我國整體科技進步而言，期刊數字出版技術創新的功能和效力還遠未得到充分發揮，技術創新仍處在初級階段．目前，我國的期刊數字出版技術創新大部分都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一部分企業，還無法形成規模，與市場導向機制方面還存在著一定的偏差，這勢必會影響到技術創新的步伐及質量．因此，依市場需求為動，以市場導向推進技術創新，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期刊數字出版技術創新的必行路徑．
業界的合理競爭是推動期刊數字出版技術創新的有效途徑
從產品生命周期角度講，技術創新不僅可以使企業抑制因產品生命周期變化而出現的收益遞減趨勢、延長產品市場占有周期，而且能夠通過控制市場技術領先權而獲得較為持久的高額利潤，保持企業的長期贏利．同時，業界的合理競爭會推動市場分工的逐步細化，而市場分工的細化又會使競爭更加趨于合理，形成較為健康的產業發展格局．業界競爭是形成企業技術優勢、找準自身市場定位的主要推動力量．在我國期刊數字出版產業的發展進程中，我國各專業期刊出版平臺在業界競爭的驅動下，在期刊數據庫產品方面注重培育自身比較優勢，形成較為明顯的差異，進而形成了競爭市場細化更加合理的競爭的市場競爭態勢，促進了我國期刊數字出版技術的發展和變遷．可見，業界的合理競爭是推動我國期刊數字出版技術創新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技術；教學；技術促進的學習
一 引言
近10多年來，數字技術已經融入了社會和生活的每一個角落?；ヂ摼W技術將整個世界連在一起，建成了一個“地球村”，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工作、交流和娛樂。技術對教學系統的沖擊更是有目共睹，電子白板、智能操作平臺、智能手機、平板電腦、云教育等已經走進校園，促使傳統的教學轉變為特征更為鮮明的“數字技術的”教學。然而，許多教育研究者似乎仍然沒有意識到，數字技術促進的教學，已經與電子時代的大不一樣了。這種“不一樣”，在技術前進的每一次浪潮中都會出現，只是被我們忽略了。在教育史上，技術的進步對各個時代的教學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本文以郭提出的“媒介技術史”框架為基礎，分析了5個媒介技術時代教學要素的演變，試圖從中找到“技術促進教學”的規律。
二 本研究中“技術”的含義
人類歷史上出現的“技術”多種多樣，千差萬別，哪一類技術與教育密切牽涉？這類技術具有哪些主要特征？以往的“教育技術”視角存在很多爭議。比如，這一術語到從引進國內之初到現在，引起不少人對教育技術是定位于“教育”，還是定位于“技術”的曲解，甚至誤解。無論是哪個時代的教學活動，離不開師生的表達、交流和溝通。哪一類技術會對師生的“表達、交流和溝通”產生影響呢？北京大學郭…從技術哲學、傳播學的視角而非教育技術學的視角，對人類歷史上有關教育的技術史資料進行了梳理，提出媒介技術的定義，強調媒介技術是對教學產生重要影響的技術。她認為，人類發展史上的媒介技術包括：口頭語言、象形文字、甲骨文、竹簡、木牘、羊皮紙、活字印刷、造紙術、黑板、粉筆、電報、電話、電影、廣播、電視、錄像帶、計算機、互聯網、平板電腦等等。媒介技術支持師生的表達、交流和溝通，具有符號表達、載體運輸、復制方式和傳播方式等4個關鍵特征。
我們在本文中采用了郭的媒介技術發展史的分析框架，將媒介技術發展史劃分為口傳時期、書寫文字時代、印刷文字時代、電子傳播和數字傳播5個階段（圖1）。以此為基礎，來分析教學的“技術”發展史。
三 教學的“技術”發展史
迄今為止，教學的“技術發展史”經歷了5個階段，下面我們將梳理這5個階段中技術發展促進教學的史實，以此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1 口傳時期
在口傳時期，媒介技術的主要特征是：以口頭語言為符號，以人為載體，通過人的口述、記憶等方式進行信息復制，信息傳播的方式是同步的、雙向的?？趥鲿r期最初可以追溯到哪里？從一些現存的落后少數民族地區的材料中，可以找到一些我們先民在口傳時代的影子。個別學者認為可能出現在舊石器時代的后期，但是現在還沒有更多的證據支持這一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一時期，人類運用口頭語言的能力已經非常嫻熟。這一時期延續到歷史哪一個階段？在古代中國，在象形文字產生的最初期，文字被掌握和使用的范圍是極有限的，掌握起來也極為困難，學習的人少之又少，無論是甲骨、獸骨還是后來的竹簡、木牘，都是不易書寫的材料，而且甲獸之骨、竹木笨重且難以制作，凡此種種原因，使得口傳時期至少延續到公元后3或4世紀。
2 手寫時代
在手寫時代，媒介技術的主要特征是：以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字母文字為符號，以莎草紙、羊皮紙、竹簡、木牘等為載體，通過手工抄寫進行信息復制，信息傳播的方式是異步的、單向的。與口傳時期相比，手寫時代的技術突破體現在：產生了文字。首先，文字的產生突破了信息保存在時間上的局限，使信息以莎草紙、羊皮紙、竹簡、木牘等為載體較為長久的保存，使社會群體的信息儲量有了飛躍性的增長，不同時代人們之間的“交流”成為可能。文字產生之前，前人的知識只能靠口教心受、代代相傳，后人不可能直接了解和感受，很多歷史知識在傳遞的過程中發生變異，成了“傳說”、“神話故事”。文字產生以后，前人的知識可以通過書籍的形式世代相傳，使得后代能直接與前人進行知識學習和思想交流。其次，文字的產生突破了信息在空間上的局限，使知識得以傳到遠處，使社會群體的活動范圍和交往飛躍性的增大，異地人們之間的交際成為可能。
3 印刷時代
在印刷時代，媒介技術的主要特征是：以象形文字、字母文字為符號，以人造紙為載體，通過印刷機進行信息復制，信息傳播的方式是異步的、單向的。與書寫時代相比，印刷時代有兩項技術突破：造紙技術和印刷技術。文字產生后，方便、耐用、材料易得的載體就顯得極為重要。紙草、羊皮、甲骨、竹簡、木牘和絹帛曾是手寫時代主要的文字載體。但是紙草、羊皮取材受到限制；甲骨、竹簡比較笨重：絹帛雖然輕便，但是成本昂貴，不易書寫。我國東漢時期蔡倫發明的“蔡侯紙”便于攜帶，取材廣泛，不受拘泥，迅速傳播開來。印刷技術的發明，使得人們有了充足的可供閱讀的書籍。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明，使得社會群體的信息儲量空前暴漲。
4 電子時代
在電子時代，媒介技術的主要特征是：以模電信號為轉換中介，以聲音、圖像、文字為表意符號，以錄像帶、唱片、電視等為載體，將聲音、圖像、文字進行復制，信息傳播的方式是異步的、單向的。與印刷時代相比，電子時代的技術突破體現在：（1）信息傳輸速度得到極大的提高；（2）聲音和影像可以被長久地保存。電子媒介的出現，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它大大提高了信息傳播的速度；傳播手段十分簡單，只要有一臺接收裝置，即可得到電臺或電視臺發出的信號；信息的內容大大豐富，種類也大大增加了，人們不僅可用聽覺代替視覺，而且用視覺可以看到真實的畫面。
5 數字時代
在數字時代，媒介技術的主要特征是：以電子脈沖信號為轉換中介，以聲音、圖像、文字為表意符號，以硬盤、光盤、移動設備為載體，將聲音、圖像、文字進行復制和傳播，信息傳播的方式是異步的或同步的、雙向的。數字時代的技術突破體現在：（1）用01數字信號代替了模電信號；（2）用開放的互聯網代替了封閉的電視網絡。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互聯網幾乎集中了所有媒介技術的優點，強有力地沖擊著教育領域。
四 技術何以促進教學
在梳理教學的“技術”發展史的過程中，我們時時會窺見技術促進教學的影子。下面將重點考察教學系統的幾個核心要素隨著技術進步的演進歷程，從中找尋技術促進教學的規律。
1 技術促進教與學的方式的演進
（1）技術促進教與學的方式的演進路徑
在口傳時期，人體本身就是技術。教師不僅要見多識廣，還要有較強的記憶能力、較強的語言表達能力、語言加工能力，他們通常采用有韻律、有節奏的韻文形式來傳授知識。這樣的教學方法易于記憶，易于傳誦，易于傳播，可以彌補當時沒有文字的情況下口耳相傳容易走樣和淡忘的不足。學生的學習方式以記誦為主，師生面對面進行教與學的活動，教師與學生是不分離的。師生的交流是由教師單向傳遞給學生，師生間少有互動。
在手寫時代，文字的產生使教學活動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在進入手寫時代的很長時間內，口述的教學方式仍然存在，但是因為文字的出現，羊皮紙、竹簡、木牘等可將教學內容較長久的保存，教學的儲量有了飛躍性的增長，教與學的方式豐富起來。學生的學習方式，由面對面學習，演變為既有面對面學習，也有自學的方式。學習者學習的重心也發生了變化：從口傳時期的強調吟誦、記憶，到手寫時代的死記硬背為主，并開始重視閱讀和理解。師生間雙向交流多了起來，演講、問答、論辯成為主要的教與學的方式。
在印刷時代，隨著造紙術和印刷術的進步，原來由教師獨占的、稀缺資源的教材，變為學生可以擁有的學習資源。書寫資料的抽象性、枯燥性，使得教師開始考慮如何有效地教學，如何選擇教學方法成為教師考慮的一個突出問題。直觀教學法、游戲教學法成為新的教學方法。而大量書籍的出現，為學生的自學創造了物質條件。教師和學生的初步分離成為現實。
在電子時代，隨著視聽技術的發明，除了面對面學習，遠程學習成為另外一種新興的學習方式。教師可以將教學內容錄制磁帶或錄像帶上，學生在家通過電視機、錄音機等就可以進行學習，學生的學習方式進一步豐富。在這一階段，師生徹底地分離。
在數字時代，互聯網技術對傳統的教學活動產生了極為巨大的沖擊。傳統的面對面學習和遠程教學各自難以克服的缺點，使得混合學習作為新興的、高效的教學方式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ヂ摼W技術引發了人們的學習方式的轉變，混合學習（blended learning）由此而生。美國著名教育技術學專家柯蒂斯·邦克在其編著的《混合學習手冊：全球化視野、本地化設計》中曾對混合學習作過一個界定：面對面教學和計算機輔助在線學習的結合（a Combination Face-to-Face Instruction with Online Learning）。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技術時代教與學方式演變的一條清晰的進路：面對面教學一遠程教學一融合面對面教學優點和遠程教學優點的混合學習。
（2）技術促進教與學的方式的發展趨勢
融合面對面教學優點和遠程教學優點的混合學習在今后的很長時間內都會成為主要的教學方式。美國教育技術學教授羅塞爾（Russell）對遠程教學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他考察了時間跨度為70年（1928-1998年）的355篇遠程教育比較領域的論文、號題報告和教學試驗總結。通過對學生的測驗分數、等級、學業表現以及學生滿意程度的比較，羅塞爾發現所有這些研究幾乎都得出一個相同的結論：接受遠程教育課程的學生和課堂面授的學生相比較，其學習結果沒有顯著差異。在2009年美國教育部網站上公開了一項大型調查報告《對在線學習的實證研究評價：對在線學習的元分析與評論》。這份報告報告對1996-2008年間在高等教育中開展的有關面對面教學、在線學習、混合學習的實證研究進行元分析，結果表明：混合學習是最有效的學習方式；其次是在線學習；而單純的面對面教學是最低效的一種。有學者預言，在未來的課堂教學中，混合學習的模式和方法將會越來越多樣化；所有的課程都將是混合式的課程，技術和教學內容將越來越好地融合在一起；混合學習的不斷發展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教育的全球化國際化，學生可以通過互聯網找到各種各樣的學習資源，和來自不同國家的地區有著相同興趣的學習者交流互動；混合學習將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個性化的學習，學習者可以以任何他們所喜歡的方式學習任何他們感興趣的內容。
2 技術促進教師知識體系的演進
（1）技術促進教師知識體系的演進路徑
在口傳時期，教師是“知識的倉庫”、“知識的集大成者”，教師擁有的這些知識的類型可以稱之為“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在手寫時代，文字的誕生隨之出現了教材。教師是教材的擁有者，同時他們還是具有一定閱讀能力的、文字書寫技術的熟練人員。教師擁有的知識的類型仍然為“內容知識”，但是相比口傳時期，信息量更大，內容更為豐富。在印刷時代，大量書籍的出現，使得教材已經不再是教師的特權，學生手中也可以擁有教材。在這一時期，顯然，教師不再完全是知識的權威，抽象的、難于理解的“內容知識”需要教師思考教學的效率問題，各種教學方法應運而生，教師在教學中通過使用自然實物、圖片、模型等實物教材，組織學生到實地考察、旅行等方法，盡可能地讓學生運用各種感覺器官來獲取知識。他們的知識體系中多了“怎樣教學的知識”，也就是教學法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在電子時代，視聽技術融入教學，技術開始從幕后走到臺前，從“潛在”變為“顯在”，真正進入研究者的視域。教師開始運用包括視聽技術在內的電子技術改進課堂教學，教師的知識體系中又增加了一種新的知識，即“技術知識”（Technological Knowledge）。在數字時代，互聯網集中迄今為止幾乎所有技術的優點，互聯網技術對教育的沖擊使得人們不得不從更深的層次思考技術，人們開始意識到，如果教師要適應數字時代，其的知識體系就不僅僅是“內容知識”、“教學法知識”、“技術知識”，或者舒爾曼提出的“學科教學法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CK），而是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TPACK）。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兩位研究者對TPACK給出的定義是：這是一種整合技術的教師知識的框架；該框架建立在舒爾曼（Shulman.L）的學科教學知識（PCK）基礎之上，并加入了技術知識：它是學科內容、教學法和技術這三種知識要素之間的復雜互動，是整合了這三種知識以后而形成的一種新知識形態。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技術時代教師知識體系演變的一條清晰的進路：“潛在的”技術知識一“顯在的技術”知識一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
（2）技術促進教師知識體系的發展趨勢
從不同技術時代教師知識體系演變的進路，我們可以看到，技術在教學活動中的重要性迫使人們不斷增加對技術的關注程度。由技術的“日用不知”、“習焉不察”到覺察到它在教學活動中的存在，再到認識到它的重要性，乃至將其作為教師知識的必要的組成部分。當前，在國際范圍內探索TPACK已經形成一種熱潮，涌現出大量的相關研究。其中，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豐富TPACK的內涵，將更多新興的技術以技術知識、技術教學法的性質融入TPACK中。就像電子時代的人們不再將寫字視為技術知識一樣，數字時代人們不再將打字視為技術知識一樣，數字時代的技術知識也會不斷更新，人們已經掌握嫻熟的技術會被人們“視而不見”、“習焉不察”，新的技術會不斷融入TPACK中。
其次，探索在不同年級、不同學科中有效形成TPACK的途徑。TPACK實際上包含了具體教學情景定的學科內容、學科教學法與技術之間復雜的關系，具有情景依賴性。因此，TPACK不能脫離學科情景、采用孤立的技術課程來傳授。由全美教師教育學院協會創新與技術委員會主編的《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教育者手冊》一書，詳細地介紹了TPCK在語文、數，學、科學、社會、外語、藝術和體育等學科領域的運用。該書指出，TPCK框架的構建，將有助于我們融合教與學中大量的復雜性和張力，以共同發展關于教師和學生的知識，進而改變技術在教育中的應用方式和教師的培養方式，促進從技術中心的視點轉向真正的、針對每一個學科內容領域的技術整合。
3 技術促進教材的演進
（1）技術促進教材的演進路徑
在口傳時期，教學內容幾乎全部保存在教師的大腦中，從嚴格意義上說，沒有教材。在手寫時代，人們將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字母文字刻在金石、龜殼、竹簡、木牘等載體上面，產生了最初的教材。最初的教材已經具備了現代教材幾乎所有的性質，通過教材人類的知識得以長久保存，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人們也可以通過教材進行交流。但是，由于簡牘、金石等都是笨重的東西，不易攜帶，不易在上面做筆記；絹帛雖然輕便，但是成本昂貴，不易書寫；教材內容的更新更是較難的事情。在印刷時代，教材可以批量印制，而且攜帶方便，在紙質教材上很容易做筆記，所承載的信息容量也大增，更新也變不再那么難。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手寫時代，還是印刷時代，教材還只能儲存抽象的文字信息。到了電子時代，隨著視聽技術的提升，使得知識的儲存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形象的、生動的影音教學內容開始進入課堂。在數字時代，互聯網、移動設備給傳統教材帶給了革命性的變化。電子教材已經進入世界各地的課堂，云書包也將在不久后誕生。電子教材把文本、學習資源、虛擬教具、虛擬學具、學習服務、學習終端等幾個方面有機的融成一個教學系統來滿足無所不在的學習需要，支持廣大教師、學生和家長反復使用，而且具有及時性、共享性、開放性、動態性、交互性特點。在媒體資源方面，它把文本、圖形、圖片、音頻、視頻、動畫、虛擬現實等媒介進行整合，并且具有動態性、生成性特點。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技術時代教材演變的進路：
教材的重量：笨重的——輕便的——沒有重量的
教材的數量：數量極少——數量較多——數量豐富
教材的容量：容量小——容量較大——容量極大
內容的更新：極其緩慢——更新較快——即時更新
（2）技術促進教材的發展趨勢
與紙質教材相比，電子教材的優勢巨大。電子教材的優勢體現在：它突破了紙質教材只有文字、圖片的限制，采取文字、圖片、音頻視頻、動畫相結合的方式，從視覺、聽覺、動態等方面將信息充分傳達給學生。它突破了紙質教材無法更新信息的限制，利用存儲技術可以隨時更新、自主增加或刪減教材內容，利用鏈接技術隨時隨地從網絡平臺上尋找學習所需要或感興趣的知識。電子教材還具有交互性，電子教材具有筆記功能和作業功能，可以將學生的學習數據完整地記錄下來，教師、家長可以通過電子教材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電子教材還具有攜帶輕便、環保、節能等優點。電子教材的信息容量前所未有的大增、教材內容更新的速度加快、教材更容易攜帶。
在電子教材未來發展中，隨著云教育技術的推廣，云書包有望問世。這種書包將各類教材匯入其中，這種未來的云書包不需要攜帶，只要有個賬號，在可以上網的地方就可以使用教材和完成作業。隨著技術的發展各種手持式智能終端的性能必定更加優化，會使得電子書呈現出新的優勢：電子教材內容制作趨于簡單，閱讀體驗更加人性化；更新方式快捷，出版周期縮短：呈現內容多媒體化，且媒體具有可操控性；閱讀軟件提供筆記、書簽、查詢、分享等人機交互功能，實現互動式的電子閱讀等：閱讀內容可在不同設備之間同步。
4 技術改善學習環境
（1）學習環境的演進路徑
在口傳時期，師生面對面進行教學活動，山川湖畔都可以作為學習的場所，學習的空間范圍狹小、時間范圍有限。在手寫時代，古代學校漸次誕生，并經歷了庠序、私塾、太學、國子監、書院等形態。教學活動的場所主要集中在這些“學校”里。在前兩個階段，包括文字的發明等技術對于學習環境的支持是“潛在的”，人們幾乎意識不到它的存在。在印刷時代，隨著班級授課制的出現，教學活動變得秩序化，教學場所變得“標準化”；由于大量書籍的出現，學生可以脫離教師進行自學，學習的時空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在這一階段造紙術、印刷術等技術出現，我們可以將這一階段稱之為“弱技術”支持的學習環境。在電子時代，學習環境在電子技術的支持下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和拓延，教學活動可以通過遠距離的形式進行，師生可以在更大的時空范圍內學習。現在技術的概念進入研究者的視域，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強技術”支持的學習環境。在數字時代，電子書、網絡技術和云書包的出現，使得學生可以隨時隨地進行學習，理想的無縫學習的理念將會實現，智慧學習環境成為可能。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技術時代學習環境演變的一條清晰的進路：“弱技術”支持的學習環境——“強技術”支持的學習環境——智慧型學習環境。
（2）學習環境的發展趨勢
在不遠的將來，理想的無縫學習的理念將會實現，智慧型學習環境成為可能。智慧學習環境具有以下特征：智慧學習環境可望實現物理環境與虛擬環境的融合；智慧學習環境可望更好地順應個性化的學習理念；智慧學習環境可望支持混合學習。從技術支持學習的視角來看，智慧學習環境的技術特征主要體現在過程記錄、情景識別、社群聯接、環境感知等四個方面，其目的是促進學習者輕松、專注和有效的學習。
黃榮懷認為，智慧學習環境是數字學習環境的高端形態。目前，智慧學習環境的理論和技術還遠未成熟。技術的發展將為智慧學習環境的構建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未來的一段時間，人工智能技術可望實現對學生學習過程的記錄和學習情景的識別，傳感器技術可望實現對學習情景和學習環境的感知，通信技術可望實現學習者的有效聯接，網絡普及可望對智慧學習環境的提供群眾基礎，富媒體技術與移動終端的普及也會強有力地支持智慧學習環境。
技術的發展除了對教學系統的4個核心要素產生影響外，還影響了教學模式的形態、學習評價的走向。技術的發展直接影響了課堂教學模式的形態，翻轉的課堂成為全球教育者討論的熱點話題。翻轉的課堂是在強技術支持下的一種新的課堂教學模式，它正在有力的挑戰傳統課堂。
技術的發展還促進了學習評價的改進，學習分析引起大家的關注。學習分析是指為了預測和指導人們的學習，通過智能數據、學習者產生的數據以及分析模型的應用，來發現信息和學習者之間的社會聯系。利用數據挖掘，數據解釋與數據建模的優勢來改善對教學和學習的理解，以及為個別學生量身定制更有效的教育。智能學習平臺技術支持的、即時的、全面的、個性化的學習分析，正在引起人們的濃厚興趣。
五 “技術促進的教學”研究對我國教學的啟示
我國當前教學領域存在的諸如提升課堂教學質量、提升學生核心素養等問題都可望通過“技術促進教學”來解決。
1 利用技術實現學習者個性化的、多元的學習方式
學習者有不同的個性特征，有不同的學習風格。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在未來的課堂教學中，教師應結合所在學校的主觀、客觀條件，將混合學習的模式和方法融合在更多的課程中，充分的挖掘技術優化教學方式的各個層面，最大程度上促進個性化的學習，使學習者可以以他們所喜歡的方式學習任何他們感興趣的內容。
2 增強教師“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
當前，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TPACK）已經引起了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隨著現代教育技術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教師應及時將新技術納入自身的專業知識結構之中，才能勝任新的環境下的教學工作，進而促進自身的專業發展。
3 利用技術優化教學資源
通過網絡技術、平板電腦、智能手機等技術支持的在線課程、電子教材，已經突破了“弱技術”對教學資源的種種限制，已經可以實現只要學生愿意學習，就可以隨處、隨時進行。在有條件的地區，教師應積極探索微型課程、在線課程、電子教材的使用與研發，處理好電子教材、在線課程與課堂教學的關系。
值得說明的是，19世紀萌芽時期的近代化中文報刊，是介于“報紙”與“雜志”之間的一種傳播媒介，所以有人稱之為“報紙雜志混合型”，亦有人泛稱之為“報刊”。盡管當時的宗教報刊在出版周期、版式設計與傳播內容上與今日之“雜志”頗為接近，但從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它們卻是近代化中文報紙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先驅[8]。所以，《臺灣府城教會報》也應被視為一份真正意義的報紙。為行文方便，本文一般以“報刊”指稱該報，有時亦簡稱其為“教會報”。
一、巴克禮與《臺灣府城教會報》的誕生
談到報紙的問世，必然要涉及印刷事業；因為沒有印刷活動，就不會有報紙的出現。目前有關臺灣印刷活動的最早記載，出自《中國印刷史論叢》（史篇）。書中稱，1807年（清嘉慶十二年），臺灣鎮總兵官武隆阿曾刻銅活字印《圣諭廣訓注》。但該書并未明確《圣諭廣訓注》是否在臺灣刊印。如果該活動發生在臺島，則應是臺灣最早的印刷出版記錄。但據考證，清道光年以前，臺灣鮮有中文印刷的記載[9]。臺灣第一部新式印刷機出現于1881年6月，是由基督新教英國長老會（Foreign Mission Schem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傳教士提供的，目的是“以備印刷羅馬字印刷品之用”[10]。而《臺灣府城教會報》的誕生，正是歸功于這臺印刷機。
創刊于1885年7月12日的《臺灣府城教會報》，乃是臺灣本地編輯、印刷和發行的第一份近代化報刊。因為它采用閩南語羅馬拼音“白話字”刊行，而非使用漢字出版，所以我們稱其為臺灣最早的大眾傳播媒體[11]。而它的誕生，則肇始于英國長老會的入臺與“白話字”的傳播。
1．英國長老會臺南開教
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一百多年，是基督新教宣教史上的空前拓展時期，基督的福音被傳播到幾乎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對人類生活的許多方面均產生了重大影響。1807年9月4日，英國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抵達澳門。他不僅是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的新教傳教士，而且被喻為該教在華傳教的“開山祖”[12]。之后，英國長老會對在中國傳播福音的興致與日俱增，遂派遣威廉?伯恩思（William C. Burns，1815―1868）于1848年前往香港。伯恩思1851年7月抵達廈門，成為該會在廈門地區開展傳教活動的第一個傳教士[13]。隨之，英國長老會便以廈門（1851年確立）和汕頭（1858年確立）為中心從事宣教活動。
1858年，中英簽訂《》，將臺灣南部的淡水開放為通商口岸。不久，打狗與基隆兩個港口也開埠通商。1860年9月，英國長老會駐廈門傳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1877）及駐汕頭傳教士馬查肯（H. L. Mackenzie，又名金輔爾）二人訪問臺灣的淡水及艋等地，宣傳福音并分發圣經及基督教宣傳品。他們發現閩南語在島上通行，也遇見一些在廈門聽過福音的人。而且，當地人對他們表示友好，樂于聽道。于是，他們便極力建議本國教會海外傳教部，讓其將臺灣發展并納入廈門傳教區[14]。這便是基督新教入臺宣教的契機與初始。
1864年，杜嘉德與同會另一名傳教士馬雅各（James L. Maxwell，1836―1921）及三位助手抵達臺南，進行為期三個星期的開教調研。1865年5月，馬雅各作為第一個正式前往臺灣履職的傳教士與其助手陳子路、黃嘉智、吳文水等至臺，并于6月在臺灣府城（即今臺南市）開始宣教工作，成立臺南教區[15]。
應該說，英國長老會在臺灣的宣教事業“是19世紀基督教大宣教運動的支流之一” [16]。
2．巴克禮與《臺灣府城教會報》的創刊
1875年，也就是英國長老會臺南教區成立10年后，該會年方26歲的巴克禮博士（Thomas Barclay，1849―1935）遠涉重洋來到臺灣。巴氏在臺宣教長達60年，酷愛府城，死后亦選擇長眠于斯，葬于臺南市基督教墓園。他是臺灣教育現代化的先鋒，其一生除創立臺灣第一所大學――臺南神學院外，還將基督教圣經由原典翻譯成閩南語羅馬拼音字，并推行“白話字”運動，加強教民文化素養的普及與提高[17]?！杜_灣府城教會報》的創刊，更是他對臺灣文化教育事業的重大貢獻之一。
臺南教區創立近20年，傳教區域逐漸擴大，教務聯絡也隨之日趨困難。當時來華傳教士人力有限，所以前往教區各地巡視教務的時間自然越來越少。另外，最初本土受洗的教徒大多為生活迷茫之人，本身對基督教義認識膚淺，極易在受到挫折時重新回復到原來的。因此，交流教會內部信息，堅定信徒耶穌信仰以及闡釋介紹基督教義，便成了燃眉之急的事。據后來創辦的“教會報”第81卷（1892年1月）載文回顧描述當時的情形：“教會愈設愈廣，教徒愈來愈多，每人境遇不同，所結的果實也各異，信徒見聞只限于附近地區，較遠教會的情形，要看教會報才能明白。凡是登在教會報的，均屬重要且需讓信徒明白者。如某處教會熱心興旺，有何好規約，有何好榜樣，或增設教會，盡力捐獻，增聘牧師，人數增長，值得別處教會學習。此外，教會有何毛病煩惱諸事，值得讓別處教會預先防患。再者，教會報會提供有才德者言論的園地。未有教會報之前，講經論道的傳教先生雖滿腹經綸，但只有附近的信徒能得到教訓，遠處者無法得到?！盵18] 由此可見，當時的教會特別需要出版發行一份報刊，以聯結遠近各地教會，穩固教會組織，使信徒互相勉勵；同時，教會也需要提供一個靈修園地，讓對教義有深刻體會者能充分表達自己的心聲[19]。
另外，西方傳教士入臺初始，使用的圣經、圣詩等傳教讀物均在廈門印刷。這對當時臺灣的傳教工作造成諸多不便。1880年5月，馬雅各返英，表示愿意提供一臺小型印刷機給臺灣教會。1881年6月，印刷機（包括附件，如排字架、鉛字等共11箱）運抵臺南。但是，當時無人知道印刷機的使用方法。同年10月，巴克禮利用首次返英度假的機會，入格拉斯哥學習撿字、排版等印刷技術。1884年1月，巴氏假畢返臺，即于臺南新樓前門附近興建一間印刷廠，并將之命名為“聚珍堂”，俗稱“新樓書房”[20]。
1885年7月12日，《臺灣府城教會報》創刊號面世，周期為月刊。創刊號為4面，從第二期起至以后數年均維持8面[21]。該報之所以在印刷廠建成后很久才誕生，主要是受當時法國軍隊攻擊臺灣的影響。雖然該報的創辦工作一直是在巴克禮的主持下完成的，但臺南教會直至1885年8月26日的教務會議才正式決定由他來主理社務[22]。巴克禮此后為該報的運作與發展奉獻了畢生的精力。
3．“白話字”的傳入與傳播
由于《臺灣府城教會報》自創刊至1969年3月的八十余年皆以本土化的“白話字”刊印，所以我們研究其創辦，還必須了解“白話字”產生的背景及其在臺灣的傳播。所謂閩南語羅馬拼音“白話字”（peh-oe-ji），即基督新教傳教士在廈門、臺灣一帶推行的一種以羅馬拼音來標識閩南語語音的文字。它在教會中一直流行，是最重要的傳播福音與教育信徒的語文工具，至今已有一百好幾十年的歷史[23]。
“白話字”傳入臺灣，主要歸功于西方傳教士?；叫陆虃鹘淌咳肴A后，為了更好地接近本地民眾，一般采用當地的語言作為傳教工具。19世紀初，為方便外國傳教士學習本地語言，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erst，1796―1857）、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44）等先后于1837年和1842年用羅馬拼音來標記閩南語，并出版學習用書。而將羅馬拼音法推行于實際應用者，則是駐廈門的傳教士，尤其是美國傳教士打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1819―1892）。打氏于1852年在廈門刊印一本羅馬拼音字的初學指南，并翻譯刊行《路得書》[24]。當時，入臺的外國傳教士大都學習過“白話字”。而且“白話字”也是他們學習本地語言的良好工具，普遍使用于傳教事務之中。他們不但習慣用這種文字書寫，還以它來翻譯圣經和編纂字典[25]。
另外，臺灣開教之初，入教的信徒中婦女幾乎沒有識字者，男子中能讀解漢字者亦不過十分之一左右[26]。當時的漢人信徒“大多屬于低階層，未受教育者居多”，“略識或不識漢文”乃早期漢人信徒的共同之點[27]。由于最初的信徒少有識字者，加上學習漢字相當困難，非三五年的時間無以為功。所以，想要信徒在短暫時間內具備閱讀能力，傳教士只得另辟途徑。這樣，他們學習本地語言的方法――即識讀閩南語羅馬拼音“白話字”之法，便成了最佳選擇，而且“白話字”容易學習，只需幾個月的工夫即可[28]。
巴克禮曾回憶說：“甫抵臺灣，我便確信三事，而且五十余年來的經歷讓我堅信此念。第一，若要建立一個健全而又富有活力的教會，所有信徒，不分男女，都必須自己研讀圣經。第二，使用漢字永遠無法達此目標。第三，使用羅馬拼音的‘白話字’便可達到目的?！盵29] 此外，巴克禮還在《臺灣府城教會報》的發刊詞中清楚表明：“我們所傳的道理都是神的教訓，假使不是神的道理，我不敢講。所以，我要請大家來看神的圣經，假使你們都能懂，以后就不必一定要外國牧師來講道理給你們聽。”“因為你們若自己可以看得懂圣經，受神的感化，雖然沒有人來解釋，你也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墒?，你們國家文字真好（意指深奧），很少人看得懂，所以，我們要另外用一種辦法，即寫白話字（指羅馬拼音的閩南語），來讓你們看，使容易認識。這種文字同音很少，我希望大家都愿意來學這種白話字，以后我印的東西，你們都可以看得懂，不要因為已懂得孔子的文字，就不來學白話字。同時，也不應看不起它，這兩種文字都有用處。不過，這種白話字看起來更容易明白，所以，我們要讀它，對以后再讀孔子的文字也大有幫助。”“總之，白話字要先學，假使你不讀的話，你便看不懂以后所印的東西。所以，我要奉勸各位，教徒或教友，男女老幼，識字或不識字的人，都要快快來學。”[30] 綜上所述，巴克禮認為，教徒要理解教會的教義，就一定要經由圣經入門，所以希望他們能自行閱讀圣經；而中國的文字很難學習，且甚少人懂，因此無論男女老少，無論識字與否，都要學識“白話字”。所以，創辦《臺灣府城教會報》選擇使用“白話字”，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
為鼓勵信徒學習“白話字”，1884年，駐廈門英國長老會牧師佟獻理（Tong Hian-Li，音譯）發起以“白話字的利益”為題的有獎征文活動，邀請廈門和臺灣所屬教會的會友參與討論學習“白話字”的好處。翌年，《臺灣府城教會報》創刊號中公布了評審結果，并將第一、二名的文章連載于后來的“教會報”上[31]。
二、《臺灣府城教會報》的歷史沿革
《臺灣府城教會報》自1885年7月12日在臺南創刊后，就始終肩負著神圣而頑強的歷史使命，不斷開拓發展。盡管歷經清朝統治、日本殖民以及民國治臺等政權更迭，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年8個月（1942年4月至1945年11月），以及由“白話字”版改為中文版的準備期間?？?個月（1969年4月至11月）之外，一直持續發行至今，被稱為臺灣發行歷史最悠久的報刊[32]。不過，雖然該報始終以臺南為基地（今社址仍在臺南市青年路），但其名稱卻是經歷數度變更。下面我們通過考察該報名稱之更易來考察其歷史發展軌跡。
1． 1885年7月――《臺灣府城教會報》
馬雅各醫生初抵臺灣之時，臺南乃臺灣首府。當時的臺南是臺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不僅人口繁多，而且商業昌盛，所以被長老會首選為傳教中心。因教會以臺灣府為據點創辦報刊，故該報命名為《臺灣府城教會報》也就不足為奇。雖然1887年原臺灣府改名臺南府，但該報名稱卻并未更改。
2．1892年1月――《臺南府城教會報》
“教會報”的第一次改名是1892年1月，也就是從第81卷起。其改名的詳明原由至今仍不得而知，因為既沒發表任何更改名稱的聲明，也未見其他相關史料記載更名之因。據吳學明博士推測，當時的臺灣府已易名臺南府，所以，該報改名為《臺南府城教會報》乃為當時政治現實之需要[33]。
3．1906年1月――《臺南教會報》
1895年中日結束，《》簽訂后，中國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日治時期，雖然臺灣地方行政機構數度變革，但“教會報”仍沿用舊名，未加變更。直到1906年1月，也就是從第250卷開始，該報才易名為《臺南教會報》。此次改名與上次一樣，理由不詳，而且改名時連刊頭設計也未加更易。也許如第一次改名那樣，是為了迎合當時的政治需要。
4．1913年7月--《臺灣教會報》
1913年7月以前，“教會報”主要以臺灣南部地區作為報道和發行的對象。而此前的臺北長老會，也一直期待創辦一份屬于自己的教會報刊。1911年9月12日召開的臺北長老中會第十三次會議，曾決議由陳清義研討創辦教會報刊之詳細事宜。陳氏通過市場調查，發現有意預訂該會欲出版之教會報者，僅250人左右。加之，當時南北教會合并之事已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商議，故1912年2月27日舉行之臺北長老中會第十四次會議決定“待日后望南北教會合成之后再行設法”[34]。于是，臺北長老會創辦教會報刊的構想便告暫緩。1912的2月、4月，臺北與臺南教會分別通過“南北教會聯合章程”，并于同年10月24日在彰化西門教會禮拜堂舉行兩會聯合的“臺灣大會”。1913的5月22日，“臺灣大會”決議將教會改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35]，并共同使用一種教會報刊。這樣，征得臺南教會的允諾后，“教會報”自1913年7月，也就是從第340卷始，易名為《臺灣教會報》。
5．1932年5月――《臺灣教會公報》
1932年3月1日，臺灣南部教會大會決議，將原屬長老會臺南會的《臺灣教會報》、高雄中會的《教會新報》和臺中中會的《福音報》合而為一[36]，遂自1932年5月起，亦即第566卷始，“教會報”又更名為《臺灣教會公報》。但隨著日本對英美仇視敵對程度的加深，該報至1942年3月發行第684卷后，迫于臺灣總督府的壓力，不得不?？?。
6．1945年12月――《臺灣教會月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高金聲牧師自籌經費，利用原《臺灣教會公報》的設備，以個人的名義申請復刊，同時將該報刊更名為《臺灣教會月刊》，并于同年12月發刊。但《臺灣教會月刊》僅出版一期（即第685卷）后，就被臺南長老會所接管[37]。
7．1946年2月――《臺灣教會公報》
1946年2月，《臺灣教會月刊》發行僅一期后，也就是從第686卷起，即恢復舊名《臺灣教會公報》出版，沿用至今。但期間亦有過幾次大的變化，如1962年將月刊改為半月刊；1969年3月出第1049、1050卷合刊后，由于受推行“國語運動”的影響，宣告停業，直到1970年1月（即第1051卷）放棄使用八十余年的“白話字”，改以漢字復刊；1973年12月（即第1088卷）又將半月刊改為周刊，直至今日[38]。
三、《臺灣府城教會報》的現代報刊特征
《臺灣府城教會報》雖是以傳播教會信息、溝通信徒靈修、開闊教友視野為主旨而創辦的，但其所刊載的內容卻異常豐富，所反映的文化也相當多元，而且充分顯現出現代報刊的特征。
1．“教會報”的主要內容
吳學明博士通過細致分析，將“教會報”的主要內容概分為以下幾個部分[39]：
一是報道教會內部信息?！敖虝蟆本唧w報道的內容包括各地教會的信息，中會、大會及傳教士會議的信息，主日學、小學、中學、女學及大學等各級教育機構的信息，英國宣教師或牧師巡視教會、問道、施洗的信息，各教會牧長的信息，以及本地和外籍傳教士所撰游記與見聞的報道，等等。這也是早期教會報刊的共同特色。
二是刊載信仰靈修知識。這主要表現在對教義的介紹和對民間傳統的批評?！敖虝蟆眲摽氖滓繕耍褪前l展增強教會勢力和堅定信徒靈修信仰，所以刊發了大量此類文章。如為增進信徒圣靈，刊載“主日神糧”、圣詩、查經等靈修文章。再如1887年發行的“教會報”，每張均印載有“主日神糧”；一些還刊登有“論彌賽亞”（第174―177卷）、“論祈禱”（第179卷、第230卷），或連載有“廟祝問答”、“辯神主論”、“天路歷程”等翻譯的傳教作品。這些文章可提供傳道或長老作禮拜講道用的參考材料。另外，臺灣民間是傳教士在臺所遇到的最大阻力，因而教會對之予以了不遺余力的批評。傳教士對本土宗教神明十分鄙視，對各地的迎神活動也多以其自身的價值標準加以評判，所以，“教會報”在所謂“破除迷信”上著力甚多，如刊登“北港媽的新聞”（第8卷）、“迎佛吵架”（第22卷）、“玉皇、天后、城隍的來歷”（第75卷）、“論偶像”（第178―191卷）、“禁“（第185卷）等文章。
三是宣導教會觀念主張。鑒于基督教義與臺灣傳統社會價值的差異，所以“教會報”刊載了大量相關論文，借以引導本地信徒建立正確的信仰觀念。特別是當時長老會禁止信徒吸食鴉片、纏腳、養媳、娶妾等行為，因此“教會報”在此方面予以了深入的討論。如“論喪事”（第57―62卷）、“縛腳的要論”（第75卷）、“論綁腳”（第186―189卷）、“勸人溜腳”（即勸人解放小腳，第154卷）、“臺南天足會”（第183卷）、“論鴉片的危險”（第49卷）、“論吸食鴉片”、“論救吃鴉片的人”（第31卷）、“論鴉片”（第217卷）、“論養女”、“請教婚姻的事”、“論利害孩童”、“勸戒嫁娶的條規”（第155卷）、“論風俗”（第180―181卷）、“酒、茶、檳榔”（第327卷）等文，就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四是擴展信徒知識。這些知識包括時事報道、天文地理與科學技術。時事報道方面，如“皇帝登基”（第14卷）、“臺灣要改做行省”（第11卷）、“”（即中日，第232卷）、“清國戰爭”（即1900年與八國聯軍之戰，第233卷）、“日俄交戰”（第233卷）、“歐羅巴洲的交戰”（第332卷）、“女王過世”（第191卷）、“英王即位”（第209卷）、“撞破大船”（即1912年4月14日鐵達尼號首航在大西洋沉船事件，第327卷）等。天文地理方面，如“蘇伊士運河”（第423卷）、“死?！保ǖ?15卷）、“世界最大間的旅館”（第517卷）、“呂宋”（第344卷）等。科學技術方面，如“銅線信”（即電報，第40卷）、“對時鐘的方法”（第134卷）、“如何看羅馬數字”、“火車的起因”（第189卷）、“飛行機”（即飛機，第315卷）、“蚊子毒的病”（第211卷）、“鼠疫”（第216卷）、“狂犬病”（第219卷）、“傷寒論”（第305―307卷）等。
另外，“教會報”還以精美的銅版畫，圖文并茂介紹各種動物，如獅子、驢、駱駝、鷹、刺猬等，介紹造紙廠、制糖廠、煤礦等，給讀者以賞心悅目之感。
2．“教會報”的現代報刊雛形
由“教會報”所刊載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該報雖然是為了傳教事業而創辦，但其所傳遞的信息卻遠遠超出了宣教的宗旨，既有記錄當時臺灣社會生活百態與重大事件發生過程的文章，又有類似文藝創作評論之類的作品――前者有如新聞報道，后者形同副刊小品，其功能與綜合性報紙無異[40]，可以說是臺灣現代報紙的雛形。
傳遞信息、監視社會、教化讀者、娛樂受眾，是現代意義報刊所必備的功能。“教會報”從創刊之日起，便以此作為辦報方針，且充分展示了這些特征。
在傳遞信息方面，“教會報”不僅刊載了大量教會內部的各類信息，還報道了許多臺島內外、國內國外的社會新聞。以1887年為例，就有“廈門火藥局”、“香港的輪船”、“府城內”、“汕頭”、“東港”等火災報道；有“黃河決堤”、“澎湖的消息”、“澎湖船難”、“臺灣鐵路”、“電報”等各類新聞。更難能可貴是，該報的時勢報道同樣具有相當的靈敏度與時效性。如中日期間，連續刊載兩國“交戰的消息”、“劉欽差的告示”、“和約的條款”等文，接著又發表“論日本國”、“日本的耶穌教”、“日本話的根底”、“日本的水災”等介紹日本國情與自然環境的文章[41]。
在監視社會方面，“教會報”始終把握時代的脈搏，注視民眾的思想，并進而發表與之相適應的評論。如基督新教入臺傳教之初，普遍遇到本地住民的抵制，其主要原因在于兩者宗教觀念相去甚遠。此時的臺灣社會民間信仰，特別是對宗教諸神的崇拜和對祖先的祭祀，可謂根深蒂固，嚴重阻礙了外國傳教士宣教事工的展開?！敖虝蟆奔皶r發表了許多討論和批評當時臺灣民眾宗教理念與宗教行為的文章，雖然其中的言論是從西方的宗教觀念出發，不一定獲得認可，但報紙主辦者的這種辦報策略，作為充分發揮傳播媒介對社會監視、引導功能的一種手段，還是值得稱道的。
至于教化讀者、娛樂受眾兩方面的功能，這是“教會報”創辦的根本目的與宗旨，自不在言。本文在闡釋該報的主要內容時已做詳明介紹，這里就不再贅述了。
四、結語
《臺灣府城教會報》不僅是“臺灣創刊最早的刊物”[42]，“臺灣新聞史的肇端”[43]，“為臺灣新聞傳播發展開創嶄新的一頁”，而且“在臺灣文化史上也是一件大事”[44]。它透過傳教士及臺灣本地信徒的書寫，在報道臺灣基督新教長老會百余年來的發展軌跡之余，也保存了相當部分有關臺灣社會動態的記錄，抒發出有別于官方文本的民間思想。如登載大量長老會最早在臺灣推動西式教育，教會各級學校生源狀況、學生數目、師資力量、課程設置、經費使用、教學評估等信息；登載教會所屬醫院及相關醫務人員的具體情況；登載早期傳教士對臺灣原住居民社群的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調查報告；登載有關“白話字”好處的討論以及這種文字在臺灣推廣、應用的情形；登載臺島民俗民情、對外交往、自然風物、天災人禍等等方面的記錄，均具有彌足珍貴的史料價值。可以說，它是研究臺灣教會史、社會史、交通史、語言史、文字史、文學史、藝術史、科技史等的活檔案。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深入發掘它的文獻價值。
注 釋：
[1]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插圖整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頁。
[2]曾虛白主編：《中國新聞史》，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25頁。
[3][13]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57頁，第192頁。
[4][8]〔新加坡〕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32頁，第5頁。
[5]陳才?。骸痘叫陆淘谀涎蟮膶θA拓教活動》，載《東南亞縱橫》2003年第7期。
[6][19][25][33][38][39][41][42]吳學明：《〈臺灣府城教會報〉及其史料價值》，臺北：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2002年10月16日―18日），第10頁，第2頁，第3頁，第6頁，第7頁，第7―9頁，第9頁，第1頁。
[7][32][43]張妙娟：《〈臺灣府城教會報〉標題目錄（1885―1895）》，載《臺灣神學論刊》第25卷（2003年）。
[9]辛廣偉：《臺灣出版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頁。
[10][22]Campbell,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p19, p66.
[11]林昌華：《甘為霖牧師―十七世紀臺灣教會史研究者》，載《臺灣風物》第54卷第1期（2004.3），第167頁。
[12]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頁。
[14][15][16][28]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北：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1995年版，第6頁，第7―8頁，第6頁，第72頁。
[17]張明蘭：《關于巴克禮博士的人與事》，省略.tw/20030524/news/nxyzh/
[18]《論教會報》，載《教會公報》第81卷，光緒十八年一月，第3頁。轉引至吳學明：《〈臺灣府城教會報〉及其史料價值》，第2頁。
[20][40][44]王天濱：《臺灣新聞傳播史》，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2頁，第73―75頁，第71頁。
[21][24]賴永祥：《教會史話》（第一輯），臺南：人光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頁，61―62。
[23]呂興昌：《白話字中的臺灣文學資料》，臺北：臺灣文學研究工作室，1994年12月6日，ws.twl.ncku.edu.tw/hak-chia/lu-hen--chhiong/lu-heng-chhiong.htm。
[26] M. Dickson, Letter, Jan. 31, 1872.The Messenger, May, 1872. p113.
[27]陳梅卿：《清末臺灣英國長老教會的漢族信徒》，載林治平主編《基督教與臺灣》，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96年，第79頁。
[29]Edward Band, Barclay of Formos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Ginza, Tokyo, 1936, (Reprinted by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1972.), p67.
[30]潘賢模：《臺灣初期的新聞事業》，載《報學》第2卷第5期（1959年），臺北：臺北市編輯人學會，第25頁。轉引自王天濱：《臺灣新聞傳播史》，第72―73頁。
[31]張妙娟：《〈臺灣府城教會報〉教育資料選譯――白話字的利益》，載《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4期（1999.5）。
[34]《臺北長老中會第十四回聚集之會錄（春會）》，1912年2月17日，第2頁。
[35][36]黃武東等：《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年譜》，臺南：人光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172頁，第26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