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2 15: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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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農民缺乏氣象科學知識
就目前而言，三農氣象宣傳教育缺位，氣象主管單位因管理、人力、財力關系沒有將氣象科學知識及時添加到農民培訓內容中，也缺乏相關深入農村的氣象宣傳教育工作，導致農民欠缺氣象科學知識，懂得氣象科學知識的人嚴重欠缺。此外，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人通常會選擇外出打工或經商，部分經濟條件較好的人也選擇遷居到大城市中，因此，無法在氣象服務信息中提出更多具有較強針對性的指導意見，嚴重降低了氣象信息在農村中發揮的作用。
1.2農業氣象服務針對性弱
農業氣象服務針對性弱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絕大部分氣象單位只單純提供糧食生產服務，但沒更深入地提供經濟作物、環境保護、資源利用、林業、畜牧業和農副產品行業等項目的服務；各級氣象部門對當地農業生產情況不了解，導致在為地方政府和農民提供氣象服務時，未能提供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和措施，在實際生產生活中，農民關注的焦點是天氣預報，尤其是農業年景預報、農事關鍵期，以及各種氣象災害事件的天氣預報；農業氣象未能提供一個能夠推廣良好技術及某一地區的農業種植布局的專業指導。
1.3氣象服務信息獲取渠道不通暢
現代農民主要通過電視、廣播、報紙、短信、網絡等方式獲得氣象服務信息，但我國目前的農村經濟水平還較低，無法完全普及網絡、有線電視，造成農民獲取氣象服務信息的渠道不通暢，且氣象信息的及時性也無法保障。這樣導致了農民未能獲取及時性的氣象信息，一旦遇到突發性、危害性大的氣象災害，氣象信息不能及時傳輸到每個農戶，給農戶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
2三農氣象服務存在問題的改善對策
2.1強化氣象工作為農民服務的意識
由于氣象與農業、農村、農民聯系緊密，雖無法為三農直接創造出豐富的物質財富，但氣象在生產中卻是十分重要的生產要素。為提高三農氣象服務工作質量，就要強化氣象工作者“以人為本、為民服務”意識，開發適用于農村使用的氣象產品。因此，氣象部門要觀測農業氣象、重大病蟲害氣象、生態氣象、大氣成分等情況，為現代農業氣象服務研究提供有效的監測數據。此外，還要積極更多符合“三農”氣象服務需求種、養業各個環節的氣象保障預報服務、新品種引種的氣候論證、特色農業發展的農業氣候區劃、農業氣象災害預警等產品。
2.2拓寬氣象信息渠道
氣象信息傳輸不順暢，會對農業、農村、農民帶來不可估計的損失。為拓寬氣象信息渠道，當地廣播電視部門應積極建立重要災害天氣信息綠色通道，保證氣象信息可在第一時間傳達到農村，及時指導農業生產及防御和減輕農村氣象災害的影響。同時，強化各種氣象災害預報預警方式的宣傳和教育，通過廣播、電視、簡報、電話和手機短信等讓農民快速獲取氣象信息，且讓農民可以清楚掌握最基本的氣象信息傳輸技能，更好地利用氣象服務，幫助其在遇到氣象災害事件時可立即做出相關應急措施。
2.3強化災害性天氣的預報和預警
由于氣象服務工作質量會對現代農業經濟造成直接影響，因此，要充分利用氣象服務中的基礎性、預測性和警示性功效，大力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步伐。相關氣象單位部門要積極建設綜合氣象觀測系統，確保在小范圍內為農業經濟提供準確性高的氣象預警和監測服務，利用天氣雷達、自動氣象雨量站、閃電定位儀等多樣化的現代氣象探測方法對災害性天氣進行準確的預報，促進農業經濟不斷發展，有效規避災害性天氣帶來的風險，保障農戶經濟效益。
2.4加強氣象服務的針對性
相關氣象部門應有針對性地提供相關氣象服務，與農戶進行積極的溝通交流，了解農民的心理狀態，充分了解農民在生產中遇到的難題，細心、耐心解答農民對氣象服務的不解和疑惑。通過氣象資料收集和普及，更有針對性和高效率地為農民提供更多優質的氣象服務。對于某些讓農民因氣象情況造成的經濟損失擔心與焦慮，氣象部門應當指導農民獲得災害天氣的預警和預防技巧，及時做好相應防護措施，避免經濟損失。
3結束語
一、實踐與問題：制約農林高校為農輸送人才和服務能力的機制分析
（一）農林高校為農輸送人才和服務的實踐探索
“解民生之多艱，育天下之英才”始終是農林高校追求的目標，近年來，農林高校牢固樹立“以服務為宗旨，在貢獻中發展”的辦學理念，深化農林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堅持農科教結合，積極投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偉大事業，為服務“三農”和新農村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擴大規模提升層次，多途徑為農輸送、培訓人才
自1999年高等教育規模快速擴大，高等農林教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農林高校辦學規模不斷擴大，辦學層次得到進一步提升，逐步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為龍頭，全日制本科教育為主體，專科教育為補充的比較協調發展的格局。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進程中，農林高校積極采取措施，多種途徑為農村基層輸送人才，主要有“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選調生”、“三支一扶計劃”、“農村教育碩士”、“大學生村官”、“大學生服務村居計劃”等項目，通過考研加分、設立獎學金、補貼或代償助學貸款等方式鼓勵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服務三農。此外，農林高校和地方政府共同實施的“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以定向招生、政府或學校代繳學費、畢業回村的方式，培養農村管理和致富帶頭人。
2003年，河北農業大學在全國率先提出并實施了“一村一名大學”工程，結合普通高等教育和新型農民培訓，突破傳統高等教育框架嘗試建立了面向農村的人才培養、輸入模式，為農業高等教育的發展、農業高等院校服務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了新思路，引起了廣泛關注，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2．加強學科建設，提高農業科技創新能力
近年來，農林高校不斷加強學科內涵建設，學科整體實力得到顯著提高，吸引、匯聚和培育了大批農業領域高層次創新人才和急需人才，科學研究能力顯著提升，為“三農”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服務能力明顯增強，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目前，全國共有涉農國家一級重點學科26個，二級重點學科60個，涉農博士學位點559個，涉農碩士點1417個（數字統計來源：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公布的數據），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學科專業體系。在為經濟、社會發展輸送高素質人才的同時，農林高校日益成為引領農業科技創新和新產品研發的一支主要力量。
3．致力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推動區域農業發展
從服務“三農”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宏偉目標出發，農林高校積極參與農業科技推廣體系建設，采取校企合作、校地聯盟以及建設農業科技示范基地（中心）等多種形式，送科技下鄉，服務區域農業經濟與農村社會發展，探索出了“太行山道路”、“專家大院”、“科技大篷車”等多個服務模式。據調查，“十一五”期間全國獨立設置的38所農林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經濟效益達1000多億元，產生社會效益5000多億元。
如河北農業大學通過糧食豐產科技工程，集合作物栽培、植物保護、土壤肥料、水利、農機、經管、食品等多個學科，集成了100多項技術成果，創立了河北糧食生產樣板區，輻射66．7多萬hm2，創造出每公頃出產小麥9700．5kg、夏玉米11154kg、兩熟總產19500kg及種植節水一半的集成創新技術體系，累計增產28．7億kg，累計節水33億m3，增加經濟效益64億元，為河北糧食生產綜合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強有力的科技支撐。糧食豐產科技工程系列技術成果先后獲得國家科技進步成果二等獎1項，河北省科技進步一等獎1項，二等獎2項，并且河北農業大學聯合多家單位開展糧食豐產科技工程研究入選2008年度中國高校產學研合作十大優秀案例。
4．運用現代信息傳播手段，創新農業科技培訓和推廣模式
由中國農業大學牽頭，聯合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華中農業大學等8所農林高校，在教育部、科技部、農業部等部委的大力支持和領導下成立的“農科教聯盟”，通過聯盟協作方式，利用中小學現代遠程教育工程平臺等現有網絡資源，采取“日校＋夜校，一師兼兩教”的模式所建立的農業教育培訓和科技推廣綜合服務體系。截至目前，共投入資金600萬元，初步建成了中心門戶網站和一批科技成果數據平臺及基于衛星、電視和互聯網的綜合信息服務平臺。網盟高校先后在河北曲周、陜西、江蘇等地建成了一批示范基地，成立了由100多名專家成員組成的專門服務“三農”的專家志愿團，農科教聯盟整合、制作并開發了30多個大型數據庫，180多個多媒體課件，100多小時農業實用技術電視節目，2萬多份農業科技資料（小冊子），以及1000G可容納2000多個視頻節目的“新農村社區文化數字視頻資源包”，開展了各類面向“三農”的科技與教育服務，探索出了一套新型的以高校為主體的農業科技推廣服務模式，直接服務鄉村干部和基層農民3萬多人次，輻射服務10萬多個農戶。
（二）制約農林高校為農輸送人才和服務能力的機制分析
農林高校在人才培養、科技創新和社會服務方面，為農業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但與服務“三農”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及現代農業發展的需求相比仍存在著差距，分析制約農林高校為農輸送人才和服務能力的機制主要有：1．農林高校在我國高等教育系統中處于弱勢地位農林產業在工業化的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社會認同度較低，農民是弱勢群體，農村處于“二元”結構的弱勢端。與其他高校相比，農林高校在長期為處于3弱勢的“三農”服務的過程中，在一些方面也同樣處于弱勢地位。因此，有人形象地把農業、農村、農民、農業高校作為中國的“四農”問題［4］。建國初期，國家重點建設的六所大學中，僅有1所農林大學（北京農業大學），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確立的96所全國重點大學，有11所農林院校，到2007年，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的107所大學，僅有8所農林大學，國家“985”重點建設高校39所，僅有2所農林院校。從表4中可以看出農林高校在我國的高等教育系統中明顯處于“弱勢”。2．農林高校吸引力不足，優秀生源少農林院校素來就是考生志愿填報的“冷門”。據調查，目前全國現有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共3060．5萬人，其中從事農林業的僅80萬人，僅占2．6％，我國農業科技人員在人口中的比例為萬分之一，而發達國家是萬分之三十到四十。因為農業、林業、畜牧、漁業等行業屬于艱苦行業，勞作條件差、風險概率比較高，有不少人寧可去學就業后收入較低的職業，也不愿意在農業上辛苦一生。據調查，國家重點建設的農林大學的本科新生實際錄取分數線基本上與各省確定的所在批次錄取分數線持平，與同一層次的綜合性大學、理工科大學相比，一般相差20分以上。大部分省屬農林大學新生錄取分數線一直在省（市）確定的分數線上下徘徊，生源質量相對呈較明顯下降態勢，在同層次的不同科類中基本處于“墊底”位置，造成農林高校招生難、招優秀生源更難，生源質量不高。
3．教育經費投入不足，辦學條件與發展需求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農林高校特別是地方農林高校，教育經費投入明顯不足。農林科技成果實驗和推廣投入大、公益性強、經濟回報低，農村生源多、貧困學生比例大，學費標準低等因素導致農林高校經費緊張，辦學條件差。近年來，教學投入雖有增加，但由于原有基礎薄弱，招生規模增長快速，實驗室、實踐教學基地建設滯后，校外實習基地難以滿足發展要求，學生實踐動手能力培養受到削弱，培養質量受到影響。
4．畢業生到基層就業的渠道不夠暢通
由于經濟體制轉軌、產業結構調整、國家機關機構精簡、農林企業不發達，市場化技術服務體系還沒有形成規模，農業推廣體系不夠健全，農林事業單位編制壓縮等原因，導致人才通往農林業基層就業的渠道不夠暢通。
一是國家人事制度改革與畢業生就業制度改革不同步。由于經濟體制轉軌、產業結構調整、國家機關機構精簡等原因，人員下崗分流，使畢業生的就業面變窄，而新增長的就業點，如國家實施的“選調生”“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三支一扶計劃”、“大學生村官”等，由于政策措施尚不配套，特別是國家對農林業沒有進行較大的行業傾斜，這些崗位對學科專業背景沒有要求，而這些崗位最適合具有農科背景的學生。
二是產業結構發展的不平衡。由于社會各部門之間的發展不平衡，造成了對各類人才需求之間的不平衡，專業的“冷門”將直接影響到畢業生的就業去向和層次，對于農林高校畢業生來說，一方面由于農林產業發展的相對滯后性，導致了社會提供的就業崗位遲緩；另一方面人們對農林高校畢業生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誤解，認為學農還是傳統意義上的種田、施肥等，學生沒有什么精深的知識和技能，不能勝任其他領域的工作，為此當農林高校畢業生在人才市場就業時就另眼相看，拒之于千里之外［5］。
5．農林高校的發展，需要行業部門的指導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后，農林高校脫離了原來隸屬的產業部門，雖然打破了行業部門辦學的格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行業部門對農林高校支持的力度。
長期以來，高等農林教育、農林業科學研究和農林業技術推廣機構分割的管理體制，使農林高校難以在科技研發、技術推廣上有大的作為，這種狀況嚴重影響了高等農林教育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經驗與啟示：增強農林高校為農
輸送人才和服務能力的對策探究增強高校為農輸送人才和服務能力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是“科教興農”戰略的具體體現。作為培養高層次農業人才的搖籃和匯聚農林科教拔尖人才的農林高校，肩負著服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歷史使命，要進一步加強內部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提升科技創新水平和農業推廣水平，并加強部門合作，促進農科教結合，增強為農輸送人才和服務能力。
（一）建立產學研合作專項經費，支持農林高校為“三農”服務
農林院校承擔著農業人才培養、農業科研、社會服務和產學研合作的職責，是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隨著“科教興農”戰略深入、解決“三農”問題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工作的穩步推進、糧食安全等，都需要充分發揮農林高校的作用，各級政府部門應設立農林高校產學研合作專項經費，重點支持高等農林教育的發展，提高農林高校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著力建設一批集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成果轉化與推廣、農民培訓和大學生創業實踐為一體的農林高校試點實踐基地，提高農林高校的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工作能力，進一步推動農林高校教育教學與農業科學研究、農業生產實踐、農業科技推廣的緊密結合，促進農林高校更好地服務于“三農”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國家的糧食安全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撐。
（二）建立多部門合作協調機制，提高學生實踐能力
高等農林教育工作涉及教育、農業、林業等若干政府行業部門，加強教育部門和行業部門的溝通和協調，探索和建立更加有效的體制機制，促進產學研結合，著力推動農林高校與行業主管部門、農業科研院（所）、農業企業的緊密合作，加強推動校地合作，逐步建成產學研合作基地，讓學生在產學研合作基地進行實習實訓，切實加強農科學生的實踐教學，提高學生在農業生產實踐中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加大農林教育的宣傳，探討實施涉農專業免學費制度
為培育農業科技高層次人才特別是領軍人才，穩定和壯大農業科技人才隊伍，要加大宣傳力度，宣傳高等農林教育服務“三農”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先進事跡，讓社會了解農林高校。在加大國家獎學金對農林高校的支持力度，探討給予農科專業學生與師范類專業學生一樣的免學費政策，吸引更多優秀生源報考涉農專業，讓學生“知農、學農、愛農”，培養一大批留得住、用得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善管理的農村實用人才［6］。
（四）完善農林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就業的渠道
打通農林院校學生到基層就業的渠道，制定相關政策，吸引優秀農科畢業生長期服務農業、終身服務農業。如在“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選調生”、“三支一扶計劃”、“農村教育碩士”、“大學生村官”、“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大學生服務村居計劃”等項目，制定相關政策，優先選調具有農林教育背景的畢業生，健全到基層履行服務期的畢業生代償學費和助學貸款制度。
如果我們像對待城鎮居民一樣來解決農村居民的養老問題，那么，我們也應該可以在農村推行一對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子女的生育政策。有時候，讓人感到很奇怪是，我們批評城鄉居民不平等時，我們為什么不批評城鄉居民在生育權上的不平等呢？難道在生育權上農民天生就應該比城鎮居民有“特權”？而且，我們似乎沒有理性地看待農民的這種“特權”給農民自己、社會進步帶來的危害。這以“特權”也似乎很沉重。
首先，農民自身的負擔加重。在現代社會養育一個子女的費用是很高的。這其中主要是教育費用，而不是養活子女的生活費用。在我國，農村子女的教育費用“蒸蒸日上”，學生入學的年級越高，費用往往越大。在某些地區，本應該實行九年義務教育，然而初等教育卻也成了一種產業。有些家庭甚至難以供養一個子女完成初等教育，更不用說支持兩個子女了。適齡兒童的入學率甚至出現倒退。而入學兒童率低意味著未來農民的素質令人堪憂。以后，社會又如何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呢？相反，城鎮居民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中央財政在義務教育上的補貼，比較輕松地就可以完成九年義務教育。這樣一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自然也就越來越大。當然，如果農民子女考上大學，在目前高等教育產業化的背景下，對農民也是一個不小的負擔。盡管到此他們可能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他們可能也快要破產了。因此，這一“特權”除了有助于支持家庭養老外，給農民帶來更多的是更重的負擔、更大的生活壓力，增加了社會貧困人口和低素質人口。當然，接下來，在某些人看來，鄉村政治民主推進受阻就有現實基礎了。低素質農民也繼續使得中國農業在傳統農業的模式上重復。
其次，農村人口增長過快，延緩了中國城鎮化進程。我國約三分之二的人口是農民，是城鎮居民的兩倍。而每年農村新出生嬰兒數可能近乎是城鎮居民的四倍，因為農村人口差不多是城鎮的兩倍，而每對夫婦生育的子女也是城鎮居民的兩倍。因此，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要遠高于城鎮。我們一方面要推行城鎮化，而另一方面我們的生育政策又加快農村人口的增長速度。這豈不是一個悖論？但是，如果我們一方面加快城鎮化進程，另一方面降低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那么，我國農民人口迅速會減少，三農問題恐怕也沒有今天這么復雜了。當前，農民進城途徑有三：（1）城鎮擴展到農村，農民變成城市人；（2）農民到城里做工；和（3）農民子女考大學。第一種途徑主要出現在江浙、福建和廣東等沿海一帶。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農民主要依靠第二種方式進城。然而，當前對農民工的歧視是眾所周知的。城鎮在相當大程度上是這部分農民的“旅館”，或者他們只是過客，原因在于城鎮的確沒有足夠的財力和能力來接納增長如此快、接受教育程度如此低的民工。第三種途徑造成的轉移的確有限。當前，我們期望主要通過第一種途徑來推進城鎮化。問題是，低素質人口是否允許全國各地都按照沿海的模式城鎮化？
第三，我們的許多改革也因農民人口增長更快而舉步維艱。例如，我們呼吁多年的戶籍制度改革就是一個例子。原因在于，取消戶籍制度以后，如此多的農民進城，城市就得部分地負擔其子女的義務教育經費，而且，這些農民的養老問題如何解決呢？還有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就不多說了。
第一個要素看土地。在很多討論中我都一再強調：事實上，我們國家農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隨著人口的增長，人均土地面積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動性，使它不可能象其他生產要素一樣，可以用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來調節。這使我感到，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在中國農村很難找到適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積不斷減少；二是由于土地承載的雙重功能。在農村政策研究領域中，人們都知道大包干以后國家不再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而轉由土地來承擔，這樣就形成了土地的雙重功能。中國農村的耕地不僅具有雙重功能，而且越來越多地轉變為以承擔農民的生存保障功能為主。
人們20年來約定俗成的共識是，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可以被簡化為“大包干”。但什么是大包干？
我在去年出版的《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一書別強調了一個觀點：大包干其實是一種形成制度改變的交易。80年代初期政府集權控制的解體、允許農民以集體所有的名義分戶承包土地，農戶實際上占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權和大部分收益權。政府之所以同意做這樣根本性的制度改變，是由于在原來的制度框架內交易費用太高。在這種以土地為中心的財產制度創新中，政府在放棄對農村土地和其他資產的控制的同時，也放棄了對占中國人口70%左右的農村人口的社會保障，例如對村社的行政管理、撫養鄉村鰥寡孤獨，以及其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給等；這些公共責任作為農民占有土地使用權的代價轉移到土地上。因此，在我們中國農村現行的基本經濟制度條件下，農村土地不能被單純地當作一種生產資料來完全交給市場處理。
第二個要素是勞動力。農業人口和勞動力嚴重過剩，是清末以來的長期問題，本來不是建國以來才有的現象。其實，人們只是對中國近代史上追求工業化導致二元結構體制下城鄉差別擴大引起更多的關注。現在中國農村有五億勞動年齡人口。另外，上到60歲以上的老頭老太太，下到半大小子，他們只要能動，總要到地里去干活，所以，農村整、半勞動力加起來不止五億，估計有六億以上。農業需要多少勞動力呢？一億多。那么總共有多少勞動力需要轉移呢？至少三四個億。往哪轉移？因此，如果勞動力不能轉移或者轉移得不那么順暢，在這種情況下，土地也不能增加，那么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效用只能遞減到零以下。盡管如此，勞動力仍然不可能減少，怎么辦？農民作為勞動力的擁有者，只能被迫減少勞動時間。按現行法律規定一個勞動力一年應該勞動300天，然而卻只能在農業上勞動20多天，那剩下90%以上的時間用來干什么呢，沒有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勞動力不吃飯，不消費，結果呢，一個活勞動所有的消費，也就是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過程，都得由土地產出來保證，假如他沒有外出打工的話。因此，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就不可能提高，不僅不能提高，實際上這些年農村的勞動生產率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資源嚴重短缺的地方，農業甚至連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都不行了。
第三個要素看資金。在上述情況下，作為龍頭要素的資金當然就進入不了農業領域。因為資金投入必須要產生利潤。但是，農戶家庭經營條件下的農業生產是負效益的，導致每年農業資金至少凈流出幾千個億。為什么農業資金會流出呢？農業生產連平均利潤都達不到，資金怎么會進來呢？有人說，可以通過政府的“農業投入政策”，用政策性的政府資金來加強農業投資，但這也是杯水車薪，且不說增加投入并不能增加產出，也不能增加產出效益，如果產出效益不增加，投資敢增加嗎？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億多農戶到底應該投給誰，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戶？事實上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結果是，投入大多數下達到有關部門，轉變為部門收益和鄉村基層負債的增加。
而且，90年代以來農業的硬成本每年增加10%，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農業的主產品幾乎沒有國際競爭力，大部分高于國際價格。這是硬投入方面。
軟投入呢？軟投入就是所謂服務，也同樣有成本問題。例如加強技術服務，提高技術含量，等等。硬成本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每年增加了10%，軟成本年平均起碼增加了9%，其結果是農業的負效益越來越嚴重。農戶調查顯示，1997年以后，家庭經營條件下，農業資金和勞動力的投入產出比逐年遞減，純收益已經是負值，1995年種植業畝均可以獲得340多元的現金收入，而到了2000年，畝均只能得到161元，下降了一半以上。如果農民真的以土地收入為主，那么在那些占全國1/3的農村人均土地不足一畝的地方，實際上一年一個人就只能收入100多元，這還沒有把勞動力的投入成本算在內。這樣看來，農村種植業人均每年一兩百塊錢的現金收入水平，怎么能保證農業的正常發展呢？
綜上所述，人們現在之所以終于接受了三農問題的提法，是因為“好一個農業了得”。這么多矛盾錯綜復雜地攪和在一起，使得我們至少在政策層次上不可能再討論純粹的農業問題。
學術界一般性地跟我們這些長期搞農村問題研究的人談市場經濟的ABC，本來就意義不大。我們是1988年最早提出農村改革是市場經濟取向的，那時面上的提法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市場如何在農村經濟中發揮作用的道理，當時我們就已經說得很清楚，有興趣的人不妨翻閱一下當時的資料再參與討論。但是，情況是在不斷變化的，十幾年過去，以現在這樣的國情矛盾制約，怎么搞單純農業領域的市場化？在目前這種三要素不能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的情況下，假如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跟不上的話，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農村中如何體現？市場的話語在農民和農村經濟的語境中變得很尷尬。而我們現在強調的這些政策，請問有多少在這樣的三農問題上是不尷尬的？人們應該知道，在過去的計劃體制中，農業其實從來就不是一種符合計劃經濟特征的生產，因此才有所謂“改造農民”的問題。由于人們對農村改革的認識過于意識形態化，以為農村改革就等于市場經濟。其實，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無法根本解決與分散小農的交易問題。但當人們把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具有政治正確性的話語放在這里的時候，似乎對現實問題就失去了解釋力。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當前人們提出的失去解釋力的那些認識誤區。
當前第一個重要的認識誤區是私有化。切不要以為，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解決農民問題，就能成規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規模經營能夠參與國際競爭。這個道理看上去邏輯完整，實際上似是而非。現在中國人均土地就是這么少，在南方有60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都低于0.8畝，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畝。土地已經基本上轉化為農民的社會保障，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把社會保障私有化？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積多于一畝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嚴重，旱魔肆虐，經常是數以千萬畝的土地遭受干旱，中國水土資源都嚴重缺乏，總體上水太少。盡管有些地方土地資源相對寬松，但水資源缺乏，仍然不能以所謂的耕地私有化來形成規模經濟，來提高生產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規模效益來參與國際競爭。這些所謂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理論來考量農業問題的思路，在目前我們這樣的資源環境中都要碰壁。
有人問，為什么不革新農業技術？靠技術創新提高農業效益。需知，任何一項技術都需要前期成本，這些前期成本誰來付？現在講知識產權保護，因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識產權，技術是要拿來賣的。更何況，分散的小農經濟條件下，哪個單家農戶能夠成為這種技術和投入的載體？
又有人說，為什么不提高產業層次？只有搞產業化才能解決農業的出路問題。不錯，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但在我們這里，農業主要投入品中，資金、化肥、農藥、種子等，以及產出品的加工、購銷領域基本上被壟斷了，產業層次如何提高？進一步看，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與負效益的農業結合起來嗎？當大部分涉農經濟領域幾乎都是被政府下伸的部門和政府控制的國有部門壟斷、并且憑借加強壟斷獲取利潤的時候，農業能產生利潤嗎？再說，搞產業化經營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產生利潤的農業領域從事生產經營，組織成本從何而來？
所以，以前約定俗成的看法，在今天復雜的三農問題面前都要重新思考。在最近一次座談會上，我提出，要“慎言三農”。為什么要慎言呢？因為學術界已經多年不了解基層情況，不做調查研究，往往習慣于在兩個極端上跳舞，往往缺乏對國情問題的常識，因此會犯一些幼稚的錯誤。
我說慎言三農，并非要占有話語權。雖然首先應該感謝大家關注三農，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哪怕再謙虛謹慎，有時候也會不耐煩十幾年來總被人家“耳提面命”；不愿意聽“今天的你我還在重復昨天的故事”。因為，人們往往用基于各種理論的約定俗成的概念來套到三農問題的解釋上，這的確有可能幫倒忙。如果沒有大量的實地調查資料的積累和政策經驗的積累，套上去會出現很多問題。其實我們現在遇到的復雜局面，在一定意義上與長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關。所以我大膽向學術界呼吁慎言三農。
摘要：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銀行業金融機構特別是涉農金融構如何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務，是目前必須認真研究的課題。本文從轄內農村金融支持農村經濟發展及金融服務狀況的調查入手，分析了轄區農村金融在支持“三農”發展和服務中還存在哪些難題和障礙，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對策建議。
一、承德市農村金融支持“三農”發展情況
(一)金融支農力度不斷加大
據統計，到2009年6月末，承德市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560．4億元，比年初增加129．6億元，其中涉農金融機構貸款余額231．4億元，比年初增加61．6億元．占比為41_3％．比去年同期增長34．4％。縣域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為208．6億元，占全市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的37．2％．比年初增加46．6億元，增長22．3％。縣域金融機構貸款中，三家“農”字金融機構貸款占比達到78．1％，其中農業發展銀行30．1億元占14．4％，農業銀行19．6億元占9．4％，農村信用社l13．7億元占54．5％。縣域貸款中81％為涉農貸款。從貸款投向看，農戶貸款106．3億元，比年初增加27．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44．7％，農村各類經濟組織貸款25．1億元，比年初增加7．5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70．2％；從貸款用途看，農林牧貸款49．2億元，農村基礎設施貸款38．1億元。截至2009年6月末，轄區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農業產業化貸款余額為7．5億元，其中，僅農業發展銀行投放農業產業化貸款就達4．19億元．農業銀行2．7億元。
(二)央行積極開展窗口指導
人民銀行承德市中心支行繼續鼓勵和引導各金融機構拓寬信貸服務領域，創新信貸產品，完善擔保機制．改進服務方式，采取多種有效措施支持有實力的農民工自主創業和返鄉創業，有效加大對“三農”的信貸支持力度，鼓勵金融機構出臺加大對“三農”信貸投放的扶持政策，為金融機構積極拓展“三農”服務保駕護航。一是利用小額擔保貸款等方式加大對農民212返鄉創業就業的信貸支持，如豐寧縣支行在組織農村信用聯社深入企業和農戶進行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工哺農”、“以農促工”的窗口指導意見，并指導農村信用聯社在工礦企業較多的鄉鎮開辦了“農戶借款、企業擔保、農戶到擔保企業務工、企業用農戶務工收入還款”業務，截至2009年6月末發放此項貸款余額5647萬元．取得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二是積極發展農村消費信貸，活躍農村消費市場；三是進一步加大對符合信貸條件的鄉鎮企業、縣域經濟勞動密集型小企業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信貸支持．發揮其輻射拉動作用，擴大農民工就業市場容量，鼓勵和支持農民工就地就近轉移就業；四是加強外匯管理和政策宣傳．為出國務工農民提供優質外匯服務；五是成立反假貨幣工作站。截至2009年6月末，全市已有215家反假貨幣工作站掛牌．約有400多名反假貨幣義務宣傳員，縣域反假宣傳員184名，占全市的85％。
(三)涉農金融服務產品不斷增加
農村信用社加大投放，實行信貸“增量、擴面、延伸”。截至2009年末6月末，全轄累放農戶貸款77．39億元，農戶貸款面達59％；全轄建立農戶信用檔案40萬戶，評定信用戶29．38萬戶、授信企業500余家．總授信額度達50億元。創新和推出了農民工返鄉創業貸款、勞動力轉移培訓貸款、財政貼息貸款、社團貸款和“個貸企還”等新型信貸產品。同時切實加強農村支付清算系統建設，近期推出了信通卡．全轄377家基層農村信用社開通了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6月末，累計發放農民工銀行卡4萬余張。為農民存取款提供了方便：農業發展銀行在支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綜合開發方面實現了突破，截至2009年6月末，共向以上兩方面投入資金達14．3億元，比年初增長101．5％。農業銀行今年以來利用“三農”課堂．對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進行培訓．通過發放惠農卡．推廣小額農戶貸款業務，提高了辦貸效率，有效地緩解了農民貸款難問題．在8個縣支行分別組建了“三農”業務工作組，并選派業務骨干充實“三農”業務客戶經理隊伍，全行“三農”業務工作人員已達75人，占員工總數的8％。截至6月末，農行累計發行惠農卡65734張，發放小額農戶貸款18000萬元，分別比年初增長1．1l倍和6．53倍，農戶小額貸款授信7500戶23250萬元；為1761個農戶注冊了個人網上銀行，為1075個農戶注冊了個人電話銀行．發展趨勢迅猛．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承德市商業銀行不斷延伸業務觸角，截至2009年6月末，在縣區設立分支機構4家，發放貸款13．22億元，成為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又一有生力量。
二、農村金融支持“三農”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資金供給不足難以滿足農村資金需求
一是由于承德轄區縣域經濟依然相對落后，經濟總量小、綜合實力弱、主導產業不強、經濟結構單一，以及基礎設施條件落后，交通不發達．加之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世界經濟增長的放慢，全市鋼鐵冶金、建筑材料、房地產等主導產業面臨著愈加增大的市場風險。另外縣域信用環境建設與銀行貸款投放要求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農業自然災害等多種因素，難以吸引金融資金向農村的流動。從調查情況看，農村改革和農村經濟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但由于農村金融機構提供的信貸資金比較有限，很難滿足農村資金需求。2008年縣域生產總值較2000年年均增速為21．6％，而縣域金融機構貸款2008年較2000年年均增速為8．6％．貸款增速大大低于縣域經濟增速．農村信貸資金不能很好的滿足快速發展的農村經濟需要。二是近年來全市農村資金外流問題呈日益加劇的趨勢。2008年末，全市縣域金融機構存貸比為43．5％，較2006年下降11．1％，縣域金融機構上存資金達175．39億元，較2006年增長了106．4％。三是農村金融機構資金余缺不能相互調劑，一些農村信用社支農資金不足，而農行有資金但無機構，兩者不能有效結合，金融機構存量資金不能發揮作用。四是郵儲銀行資金有余，但因成立機構較晚，貸款種類較少，信貸資金投放受到限制．其所吸收的資金不能充分用于支持“三農”。如承德市郵政儲蓄銀行2009年6月末存款47．5億元，貸款1．38億元，只占存款的2．91％。
(二)農村金融機構覆蓋率低難以提高金融服務質量
據調查，2009年6月末，全市縣域銀行業金融機構427家(其中縣城以下機構313家)，金融從業人員3156人．與2000年相比機構減少176家．與1995年相比減少358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的覆蓋率較低．目前有l0個偏遠行政鄉沒有金融機構，成為金融服務的空白區。如農業銀行豐寧縣支行最多時有11個營業網點，目前只保留縣支行1個網點，縣城以下無營業網點。農村金融機構單一，全轄縣及縣以下農村信用社就有323家，占全部機構的75．6％，郵政儲蓄銀行66家(其中代辦機構57家)，占15．5％。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場競爭，農村金融服務質量難以提高。
(三)金融產品短缺難以滿足農村金融多樣性的需求
一是農村既有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戶，也有新型合作經濟組織，既有種植業、養殖業，也有個體工商業、運輸業，既有內銷企業，也有外貿出口企業．不同的客戶對信貸產品的需求不同，對金融服務的要求不一。目前承德轄區農村信貸產品品種有限，僅有農戶小額信用貸款、農戶聯保貸款、助學貸款、抵質押貸款等少數金融產品，很難適應農村經濟發展需要。二是信貸資金供求結構不盡合理據調查，全市前7個月的信貸資金投入是歷史上最高的，但是投入交通能源基礎設施的多，投入“三農”及實體經濟的少，金融機構對“三農”提供的信貸服務中，生產性貸款多，生活性貸款少。截至2008年末．承德市農村信用社發放個人消費貸款5．41億元，僅占其貸款總額的5．04％。三是隨著現代農業的發展，對周期長、額度大的資金需求日益增加，但目前農村信貸仍以短期化、小額周轉性貸款為主．截至2008年末，承德市農村信用社短期貸款余額99．29億元，是中長期貸款的12．6倍。有的信用社因農業貸款風險較大，信貸投放有偏離農業的傾向．如某信用社2008年1—12月累計投放貸款954萬元，而鐵礦采選行業貸款就達790萬元，占比高達83％，農業貸款所剩無幾。農村信用社發放的小額貸款限額一般在1萬元左右，只能滿足簡單的農業生產，對于規模經營的資金需求明顯不足。同時，貸款期限設置不盡合理。
(四)結算和現金服務不到位難以滿足新農村多元化經濟結算的需要
截至2008年底，承德市轄區共開立各類結算賬戶1809505戶，其中鄉鎮賬戶619007戶。個人結算賬戶占總開戶的99．2％，所有金融機構全部接人個人身份聯網核查系統。但是轄區鄉鎮現代化支付系統覆蓋率低，支付結算服務的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后，目前農村的支付結算仍以現金、支票和匯兌等傳統結算方式為主。
(五)金融資金高利率難以體現對農村經濟的支持
農業屬于弱勢產業，受自然條件影響非常明顯，風險較大，并且農業利潤較低．在貸款利率上應給予優惠，但事實并非如此。農村信用社在對“三農”貸款利率的執行上全部實行上浮，并且浮動幅度較大，一般都在50％一l30％之間．有的一浮到頂，達到基準利率的2_3倍，沒有真正體現對“三農”貸款利率上的優惠，與國家大力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同時，貸款難的問題依然突出，據調查，87％的農戶認為目前貸款不能滿足其生產和生活需求。農業貸款的高利率既增加了農民負擔，又降低了農業利潤，同時農村資金偏離農業問題的存在，不利于“三農”健康發展。
(六)嚴格的銀行內部管理制度制約了金融機構支農作用的發揮
一是貸款審批權限的限制。目前，工農中建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縣級支行除存單質押貸款外。基本上沒有其他貸款發放的審批權，貸款審批權集中在省市分行，農業發展銀行對小企業和產業龍頭企業貸款審批權也集中在省市分行，因欠發達地區符合上級行規定貸款條件的企業較少，有的即使符合條件但由于金額較小，貸款審批往往受到限制。二是嚴格的責任追究，影響了基層行和信貸人員貸款投放的積極性。貸款責任追究制度的不科學、不合理問題影響了基層行和信貸人員貸款發放的積極性，造成信貸人員不敢放貸、不愿放貸。
三、對策及建議
(一)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構建競爭有序的金融體系
一個分工有序、競爭充分的金融市場上．金融組織的結構應當是既有大型、中型金融組織．又有小型甚至超小型的金融組織。因此，要加快縣域國有商業銀行綜合改革步伐；引導農業銀行、農發行縣支行加大農田水利、農業開發、農產品加工及其生態環境建設的支持力度；發揮農村信用社多年在縣域經營經驗等優勢，在服務“三農”中繼續發揮金融主力軍作用；加快郵政儲蓄銀行建設，督促郵政儲蓄資金“取之于縣，用之于縣”；放寬農村金融準入政策。讓不同類型、多種資本本著市場的原則進入農村，擴大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機構的試點范圍，提高農村銀行機構網點覆蓋率，形成種類多樣、自由競爭、覆蓋全面、互補互助、分區高效的銀行服務體系。放寬農村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使用限制，搞好區域內金融機構之間資金余缺的調劑，按規定在農村吸收的資金70％投放到農村使用，支持農村經濟發展。
(二)人民銀行不斷完善對農村金融的信貸支持政策
鼓勵所有金融機構履行其社會責任，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提高對“三農”的資金供給能力。一是充分利用再貸款、再貼現等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增加農業投入，并根據農業生產特點適當延長貸款期限。實行彈性利率政策，適當向農產品加工企業和與“三農”經濟密切相關的二、三產業傾斜。二是適當限制支農資金利率上浮幅度，正確處理農村信用社自身效益與社會效益、短期效益與長期效益的關系。三是規定國有商業銀行投入支農資金的比例，財政按比例給予貼息，保障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綜合開發和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所需要的支農資金。四是人民銀行適當降低縣域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對縣域和城市存款實行差別準備金管理。五是限定國有商業銀行資金上存比例，同時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商業銀行將盈余資金調劑到當地農村金融機構，為當地農村金融開辟更為廣闊的資金來源渠道。
(三)積極推進金融創新，提供適合于農業經濟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金融部門在貸款投放上要積極配合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把貸款投放到農村最需要的地方，促進“三農”又好又快發展。可以針對農村經濟的需求，積極進行信貸產品創新。一是貸款流程創新。充分考慮農業經濟的實際，重構適合縣域農業經濟的信貸流程，打造在無需擔保抵押的“少、短、快”資金需求渠道。二是信貸產品創新。在成本可算、風險可控的前提下，要量體裁衣，設計符合農業經濟需求的創業貸款、商鋪租賃貸款、整貸零還貸款等多樣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三是服務領域創新。在服務縣域地區傳統項目貸款的基礎上，不斷拓展金融服務農業經濟的領域，開拓在家庭作坊、勞務輸出、專利創業項目等領域的信貸，根據不同的貸款對象，適當擴大擔保抵押品范圍，解決小企業和農戶貸款難問題滿足欠發達地區農業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四)適當下放貸款審批權限，完善貸款責任追究辦法
各級金融部門要結合信貸規模，積極調整貸款投放結構，簡化信貸審批程序，應根據不同地區農村資金需求情況和小企業、農戶生產經營和誠信狀況，適當下放流動資金貸款審批權限，實行“綜合授信”，使其能夠在確定的融資額度內隨時獲得貸款，為農村居民提供快速、便捷的金融服務。制定科學的貸款獎懲管理辦法，對支農工作突出的基層機構和信貸人員給予獎勵。對貸款出現的風險，應分清主客觀原因，有區別的實行貸款責任追究，切忌實行“一刀切”，達到責權利相統一，保護信貸人員貸款支農的積極性。
(五)引導農村金融合理利率定價
目前，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已經放開了對小額貸款的利率限制，由金融機構自主決定利率水平。國際經驗證明，農村金融能否成功與利率政策關系極大，哪里分開了小額貸款的利率，哪里的正規金融活動就能夠順利的開展起來。農民就能得益。因此，利率定價不能“一視同仁”，要分類客戶，制定差別化利率，同時考慮不同經濟收入農戶的承受水平，在擔保方式、貸款期限、還款方式方面因人而異，滿足農民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國家扶持村鎮銀行的原始目標是為欠發達的農村地區注入資本，滿足農村和農業的融資需求，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以及作為風險高但效率偏低的弱勢農業經濟，它的天然屬性和發展模式嚴重受自然和市場條件的影響，這不斷驅使村鎮銀行調整資產結構，將資金轉移到盈利更多的標的上，致使滿足農村中弱勢群體資金需求的政策目標無法實現。這極易動搖村鎮銀行服務三農、支援新農村建設的市場定位。王修華等(2013)通過對重慶、四川、湖北等地19家村鎮銀行的貸款對象的調查數據發現，多數村鎮銀行把貸款服務對象重心放在縣域中小企業身上。從平均值來看，這些村鎮銀行對中小企業發放的貸款比例占貸款余額的將近一半，為46.1%，最高比例為87%，而對農戶和涉農企業貸款的比例平均值則分別為31.8%和13.4%，有的村鎮銀行甚至還沒有發放涉農企業貸款的記錄。
二、我國村鎮銀行服務“三農”功能弱化的原因
造成我國村鎮銀行服務“三農”功能弱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
(一)村鎮銀行商業性與政策宗旨的矛盾
政府設立村鎮銀行的目的是使之服務“三農”，但是，在對村鎮銀行的性質的規定上，銀監會頒布的《暫行規定》則明確表示:村鎮銀行是商業性金融機構，與一般商業銀行性質相同，要按照商業銀行制度設計和框架運行，把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作為經營原則，追求利潤最大化。村鎮銀行的趨利性就決定了要改變其偏好使之服務弱勢“三農”，前提是使他們獲得收益或者不減少他們的收益。村鎮銀行在制度設計上存在弊端，商業性定位與其履行服務“三農”的職責存在一定矛盾，結果，村鎮銀行在經營當中不知不覺地就發生了業務的偏離，不能完整地服務于“三農”(柴瑞娟，2009)。可見，如何既保證村鎮銀行商業上的可持續發展，同時確保其服務“三農”的宗旨不動搖，就成為村鎮銀行發展經營中的核心課題和改良方向。
(二)村鎮銀行發起人制度與政策宗旨的矛盾
《暫行規定》第25條明確規定，村鎮銀行最大股東或惟一股東必須是銀行業金融機構。此項制度被稱為“主發起銀行制度”。王勁屹，張全紅(2013)認為，村鎮制度采用“主發起銀行制”的創設安排，確保開始就讓設立行控股村鎮銀行，憑借主發起銀行的經濟實力和管理經驗盡量保證村鎮銀行的經營安全。事物都存在兩面性。“主發起銀行制”雖提升了經營安全性，同時卻也影響村鎮銀行服務于“三農”的宗旨。設立村鎮銀行的主發起銀行一般都在村鎮銀行中處于絕對的控股地位，這樣主發起銀行很容易會把新設立的村鎮銀行視作附屬或者分支機構，用自己追求高利潤的經營模式或其他考慮左右村鎮銀行的網點分布和經營方針，而不是去考慮設立村鎮銀行的政策宗旨。例如，近年來外資銀行匯豐積極設立村鎮銀行。截止到2013年8月，已在湖北、重慶、福建、北京、廣東等地設立了12家匯豐村鎮銀行，加上其下屬的10家支行，服務網點達到22個，是在中國內地中擁有最大的村鎮銀行網絡的外資銀行。分析人士指出，匯豐銀行是利用政策借助村鎮銀行的設立來達到布局中國大陸的戰略考慮，而不是為了響應政府的號召。
三、化解村鎮銀行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沖突的對策建議
(一)重新明確市場定位
姬雪萍(2011)認為，村鎮銀行要想找準定位，前提條件是清晰定位目標客戶群體——農民，大致可分為三類——貧困農民、脫貧致富的農民、“先富起來”的農民。相應的，農民狀況的層次性決定了村鎮銀行發展的階段性，根據以上三類情況，村鎮銀行的發展相應地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扶貧，集中發展種植、養殖業，解決農民生產生活中的資金困難；第二，共贏，在第一階段基礎上，村鎮銀行逐步建立起自己獨立或參與扶持起來的比較成熟的經濟區域，而且逐步引進了保險、擔保、理財、信息咨詢、銀行卡等相關金融產品，自身規模也有所擴大，即進入發展的第二個階段。第三，競爭，隨著農業產業條線的延伸和規模化實行，民營企業興起，村鎮銀行就能充分依托其投資方的外向型服務功能，這才得以充分顯現現代商業銀行的本質屬性。
(二)改革村鎮銀行發起人制度，鼓勵民間資本的參與
“主發起銀行制”不利于對村鎮銀行服務“三農”進行引導，造成村鎮銀行布局失衡，同時也打擊了民間資本等其他投資主體參與設立村鎮銀行的積極性。為了打破這種局面，必須對現行的村鎮銀行發起人制度進行改革，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村鎮銀行的設立與經營。應放寬發起人的限制。我國目前正在考慮對于民營企業設立銀行政策的放開，因此，可以規定一些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也能作為村鎮銀行的發起人，并進行一些試點。
(三)降低涉農貸款風險
關鍵詞村民自治民主國家市民社會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農村出現了村民自治，此后，它越來越引起研究者廣泛關注。村民自治研究不僅成為我國農村問題研究的一個熱點，而且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研究領域也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無意對所有村民自治研究作出概述，而只是試圖分析其中關系到我國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內容，并試圖通過對村民自治這一“標本”的解剖，提煉出某種理論資源；通過對當前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和“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兩大視野進行區分，對當前村民自治研究的新發展、新趨勢進行探討和展望。
一、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視野
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視野，指研究主要集中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運行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內容和形式，并以此為出發點，討論我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設。持這種視野的研究又因其對“民主”理解的不同側重，大致分為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偏重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實質內容對我國民主政治制度的作用，即認為村民自治的民主是對村莊場域內的公共資源的一種支配方式，而國家政治民主是對國家場域內的政治資源的一種支配方式，兩者是同質的；認為村民自治是中國建設民主的試驗點和突破口，把建設民主的試驗點和突破口放在農村，可以大大降低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成本和風險，既可以推動民主進程，又可以保持全國的政治穩定。他們以深圳市龍崗區大鵬鎮“兩票制”選舉試點工作的成功為例，認為這“標志著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已經開始由村民自治向更高層次的民主建設——基層政權建設邁進”。
后一種觀點認為，村民自治的民主對我國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示范意義主要是形式上的，村民自治產生的原因是農村的承包制突破體制的國家外殼時，國家急于以一種替代性組織填補國家治理真空；村民自治自身在發展過程中形成民主價值，作為“草根民主”的村民自治的民主價值是有限度的“，村民自治的形式示范效應遠遠大于其實質性”；“村民自治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在民主進程中，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規則和程序，并通過形式化民主訓練民眾，使民眾得以運用民主方式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益，從而不斷賦予民主以真實內容”；“對于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來說，一方面必須重視為民主創造外部條件，另一方面更不可忽視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民主形式實踐，通過在民主形式實踐中建立民主規則和程序，訓練民眾，為民主創造內在的條件，逐步實現由形式化民主到實體性民主的轉換。這便是村民自治給我們的啟示。”這可以看作是對村民自治的“民主”價值的一個總結。
上述兩類觀點，前者認為村民自治對我國民主政治制度建設有實質性價值，將社會民主(自治)和政治民主相等同，把作為“市民社會內部的民主發展”與作為主要政治體制的政治民主相等同，研究視野從村莊所代表的社會范疇不自覺地轉到了某種意義上與之相平行的國家這一政治范疇；后者則始終將視野限定于村民自治的社會范疇，只是在必要的時候揭示其對我國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形式上的示范意義。當然，前者的認識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從法律條文上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三個“自我”、四個“民主”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正式法律文本對村民自治的性質概括和定位。
有些研究者沒有區分這四個“民主”的程序和形式上的意義，以及三個“自我”所代表的村民自治的實質上的內涵，從而把社會民主和政治民主混為一談。從實際執行情況看，村民自治機構既是群眾自治的組織，又充當著國家在農村的“人”的角色，這使村民自治的社會獨立空間和政治體制內的民主的末梢不能從實際上分別開來，容易使人只看到兩者形式上的共同點而沒有看到其實質上的區別。羅伯特·達爾給政治民主的定位是：“在最低水平上，民主理論關心的是普通公民借以對領導行使相對強的控制的過程”④，而“獨立的社會組織在一個民主制中是非常值得需要的東西，至少在大型民主制中是如此”⑤。達爾這里前半句說的是政治民主，后半句說的是獨立社會組織對政治民主的作用，但獨立社會組織內部也可以有民主形式，社會空間內的民主形式使社會組織的運作更公平有效，也就是說，社會民主對政治民主的影響和推進只是形式的或外部的，而不是實質的與內部的。
持“政治民主”視野的研究者一般都認為村民自治制度具有“國家主導型制度變遷”的性質，認為雖然村民自治起源于群眾的自發行為，具有“誘致型制度變遷”的初始特點，但是大多數村民自治的相關制度都是由國家各級政府部門通過行政網絡推廣到全國各地的，而且在推廣這些制度的過程中對原生的制度作了選擇和改造。研究者從中國的民主政治(包括社會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現實情況出發，認為在中國民主政治制度變遷過程中，國家處于主動的地位，中國的民主政治有必要“自下而上”提供政治的社會基礎，但是國家的權力體制與村民自治的原則存在著結構性矛盾，不從制度結構上解決現代化進程中國家權力不斷向鄉村滲透和國家與鄉村的權力邊界問題，村民自治的發展限度是可想而知的。到此為止，村民自治“政治民主”研究視角的困難已經顯現出來了。正如這些研究者所說：“雖然更高一級的基層民主制度知識是一種可以交流和學習的知識，但是從制度供給的角度出發，中國村民自治制度向更高一級民主制度演進面臨無法回避的困難。”雖然村民自治對我國民主政治的建設從形式上有示范意義，但是如果沒有實質性的支撐，農村社會范圍內的民主形式又有多大示范意義?更何況村民自治本身的民主形式也并不規范，所以村民自治的社會民主沒有上升到政治民主的邏輯必然性。部分學者認為：“在國家民主和基層民主缺乏連接時，想不通過改革國家民主制度而享用基層民主的成果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似乎可以進一步認為，試圖找出村民自治內的社會民主對政治民主的直接而實際的作用是不現實的。
二、“國家與社會”視野下的村民自治
運用“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于中國市民社會研究，始于鄧正來和景躍進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2年11月創刊號上發表的《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一文。該文引發了一系列以“市民社會”為話語的研究。持“國家與社會”視野的研究者把國家與社會視為某種意義上的兩個平行體。正如鄧正來所說，這些研究者是想尋找一個與國家的體制外對話的模式。
科勒爾(Kelliher)發現，在非組織的、個體分散的中國農村，國家能夠影響社會的原因，在于兩者結構上的同一性而非社會獨立的組織化③。持“政治民主”視野的研究者基本上認同這種觀點。在從“政治民主”的視角觀察和分析村民自治出現困惑時，有研究者漸漸轉換了視野，從尋找村民自治與國家政治民主體制的“同”，轉而強調國家與社會的“異”，試圖找出促進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另一途徑。他們除了承認國家對村民自治的介入和巨大影響外，還看到了村莊作為一支獨立的力量，與國家進行著一種獨立的對話和博弈。“農村的經濟改革不僅突破了這一結構性外殼，而且使億萬農民成為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國家的體制性權力上收至鄉鎮，在鄉鎮一下便產生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這個社會空間是由一個個獨立的利益主體組成的，同時也有公共事務、公共權力、群己的界限，有了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博弈，也就有了民主的原始動機”④。這里說的“民主”是社會民主而不是政治民主。當然，“政治民主”視野和“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的視野有內在的聯系，因為民主可以看作是人民群眾對國家政治的參與方式，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個方面。
1998年“國家與社會關系”課題組“中國鄉村制度：歷史與現實”學術會議的召開，標志著對“國家與社會”視野形成共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試行十周年之際，《中國書評》5月號刊發了該次會議綜述和對徐勇教授專著《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主題書評。張小勁在《中國農村的村民自治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研究村民自治有兩個視角是應當給予特別重視的，其中之一是所謂國家與社會之關系的研究視角，其二是社區內部權力結構與權力關系的視角”。景躍進說：“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調整是消除‘鄉政村治’內在緊張的根本出路”，村民自治研究“忽視了一個基本的問題：政府行政管理的合理/合法性(抽象到理論高度，也就是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②。其實，早在1997年王旭就指出：村民自治制度實現了“國家與農民權力相互增強的績效”“，從長遠來看，一種相對和平而有序的民主化轉型過程是可能的，而國家的專制性權力在這過程中最終將被消解，其基礎結構性權力則得以保持甚至加強！”
持“國家與社會”視野的研究者認為，解體以后，“國家仍試圖改造農民傳統的生活理念卻無力安排村民的一切政治經濟生活”，國家介入基層社會的成本過大，沒有必要。
而另一方面村莊借國家的力量合法地擴大自己的利益空間和與國家對話的實力：“村莊正在利用非均質的國家來塑造村莊的邊界與整合村莊的利益。國家進退與村莊建構是同步的，村莊最終是與非均質國家一起完成自我定位和自我構造”。
那么，我國農村形成的獨立的社會空間有多大?我國村莊的自治程度又如何?對此，鄭法援引達爾的話說：“如果一個組織從事的活動被另一個組織認為是不當的，但任何其他組織——包括國家的政府———都不能阻止，也不能通過提高其行動的成本來阻止它這樣做，符合這兩個條件的組織才是相對自治的”，并提出了衡量村民自治制度中的社會活動空間的尺度：“農民組織首先必須在組織上獨立：能夠以一個獨立組織的主體資格參與社會生活，自主處理有關事務”，而我國村民自治的許多相關制度和職能設置都是由政府代為設計和規定的，村民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往往同時扮演村民的自治機構和國家“人”的雙重角色，國家可以按自己的利益和意愿比較容易地調整農村社會的權力和活動空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的村莊社會的自治程度還是十分有限的。
由于“國家與社會”的研究視野主要注重國家與社會間的利益權衡關系，而國家在“利益權衡中的絕對優勢決定了‘國家’可以隨時作出是否及多大程度上介入‘基層社會’的抉擇，國家一貫的利益取向也決定了并不因為基層社會的自治空間的大小而改變‘國家’與‘基層社會’關系的性質”，這樣“，國家與社會”的視野也就回到了前述“國家主導型制度變遷”的困境。
三、村民自治研究的新進展
以上我們區分了村民自治研究的兩種視野。在大多數論者的研究中，這兩種視野并不表現得涇渭分明，這與村民委員會往往同時扮演村民自治機構和國家“人”的雙重角色的現狀有關。兩種研究視野最終都把關懷點落在我國的民主政治(社會民主和政治民主)體制的建設上。有論者說：“對于村民自治的政治價值和政治意義不宜過分強調，那樣可能反會損傷村民自治的實效與進展”。也有論者說：“現在不是擔心民主來得太慢而是擔心民主來得太快，知識界不能提供足夠的理論支援和制度構造。”目前研究者基本上已取得的共識是，村民自治的實行是國家管理在某種意義上從社會的退出，同時村莊在村民自治中也為自身爭取了一定的“社會空間”。當代西方市民社會理論大師泰勒說：“就最低限度的含義來說，只要存在不受制于國家權力支配的自由社團，市民社會便存在了”。換句話說，社會從國家那里爭得一個不能與國家相混淆或者不能為國家所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這本身就是一個進步。從現有的研究來看，雖然當前學術界對村民自治的關注大多超越了村民自治本身，但無論持“政治民主”視野還是持“國家與社會”視野的研究者都認為，當前制約村民自治的主要障礙因素之一是國家的制度供給不足，尤其是裁量手段缺乏，使得地方政府在具體制度實施中隨意性過大，造成了村民自治發展的地區不平衡和形式化等問題。這些論者認為，當前國家頒布法律制度應強化制裁手段，對于違規行為尤其是政府的違法、違規行為，應予以司法制裁，對于村民則應提供法律救濟。對此賀雪峰評論說：“在當前的村民自治研究中，特別容易出現簡單化和直觀化的判斷，不能科學分析表象背后的真實。更糟糕的是，在村民自治研究領域，有些學者并未真正理解問題的復雜性即匆匆提出成套對策，由此嚴重損害了村民自治研究的嚴肅性和科學性。對村民自治制度供給不足和裁量手段太少的判斷，大致就屬于這種情況。”
前面已經提到，市民社會理論把重點放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是想在國家體制外的社會領域用功，這在某種意義上是轉移了研究的視線。當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因國家方面的動作遲延而影響互動效果甚至影響良性互動的可能性時，必須強調國家體制內的變革。這樣說并不是要回到“民主先導論”的作法上，而是指為使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健康持續地進行，國家必須對社會作出某種程度的讓步，使社會擁有更多的原生性資源。這一要求與“民主先導論”的不同之處是，它并不要求從結構上對現有政治體制作根本性的變革。這一要求在國家與農村社會的互動中表現為：給農民更多的經營自，給農民更完整的土地產權，使農村社會擁有更多的資源同時更少地受政治權力的直接干預，增強農村社會與國家對話的力量和主動性，這樣就可以避免一味強調制度變遷的“國家主導型”的性質。如果每一個具體情況都要有政策法規來規制的話，恰恰為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提供了機會，因此我們認為應給社會更多的原生性資源以實現更多的社會空間和與國家互動中的主動性，同時規范國家對社會資源的汲取方式，減少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隨意性。當然，我們并不是說不需要國家對社會的行為進行規范，相反在社會獲得更多的資源以后，更有必要加強和規范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和方式；但這種規范社會的行為本身也需要規范，而不能成為行政干預的借口。這一點正是法治社會的精髓所在。在村民自治研究領域，對國家與社會互動的具體研究是很缺乏的。在這方面，吳重慶對孫村的研究是一個有益嘗試。在《孫村的路：“國家—社會”關系格局中的民間權威》一文中，吳重慶通過對孫村的道路建設過程中展現的“權力的文化網絡”進行考察，提出了“‘合算’的國家”這一概念，并對國家與基層社會間的利益權衡關系進行了個案說明，但他“把‘國家’與‘基層社會’間的關系視為利益權衡關系，目的在于說明利益權衡的動態性決定了‘國家’可以隨時作出是否及多大程度介入‘基層社會’的抉擇，而國家一貫的利益取向也決定了并不因為基層社會的自治空間的大小而改變‘國家’與‘基層社會’關系的性質”。這表明他仍然沒有跳出“國家主導型制度變遷”定勢的影響，所以還沒有試圖從擴大農村社會的自主性來解決村民自治發展的瓶頸問題。
蕭樓、王小軍認為，在國家與社會視野的研究中，“關鍵路徑在以往的個案中總是未被深入探究”，因此提出了以“國家—社會”關系為視角，以權力問題為核心，以權力運行空間為背景，以正式或非正式政治組織為對象的村民自治研究框架，強調要著力從個案中考察村莊與國家的復雜的權力博弈：“國家在不斷地塑造著村莊，一如村莊在不斷地塑造著國家”；“國家獨占意識形態上的正統性的局面已經打破，村莊最終與非均質國家一起完成自我定位和自我構造。”但是他們的研究也并沒有突破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力量權衡的窠臼。
鄧正來在對北京三個民營書店所作的案例分析中，對以前“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中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理論進行了修正和補充。他吸取并改造了哈耶克關于“秩序原理”的社會理論，對其關于國家與社會互動中的完全“理性”的過程和結果提出質疑，提出了國家與市民社會互動過程中及其結果的“未意圖擴展”的概念，即“整個事態的發展過程及其結果是介入這一過程的各方抱持自己的意圖參與這一過程，卻在每一階段上和最后得到了事先未曾預料和計劃的結果”。他發現，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結果是“理性”行為和“未意圖擴展”的共同結果，“簡單地‘自上而下’強調國家政治經濟力量對于社會轉型的決定意義，或反過來，同樣簡單地‘自下而上’地看待社會轉型的‘民間動態’，都無法完整地覆蓋我們正在經歷的力量變局。”鄧正來這項研究成果的最大貢獻在于突破了“國家主導論”，或者說突破了“國家力量在與社會力量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總是處于主動或主導的狀態”這樣一種粗放的結論。如果說此前部分論者只是論證了國家退出某些社會空間、社會在某些領域內保持獨立的可能性的話，鄧正來則論證了出現這種現象的必然性，因為國家并不能完全控制它與社會互動行為產生的結果。他的研究試圖告訴我們，政治制度發展的真正動力是在政治之外，因而“國家主導型制度變遷”理論并不是鐵板一塊。這種探索為我們重新分析村民自治、為我國民主制度的建設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援。
那么，“未意圖擴展”在“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中是否具有普適性?或者換一句話說，村莊的社會權力與國家權力的博弈過程中是否也有鄧正來所說的“未意圖擴展”的結果、而不是國家和社會的完全理性的設計和行動的結果?村民自治研究如何擺脫“國家主導型制度變遷”的窠臼?一些研究者不管是否明確認識到，實際上已經在試圖解答這個問題。具體來說，一些論者的研究興趣已逐漸從與村民自治相關的政治制度轉向以下其他相關制度，以此試圖在政治領域以外尋找政治發展的推動力：其一，農村土地制度。有論者認為土地股份合作制是“農村制度的可行選擇”，因為“土地股份合作制既符合國家關于土地承包責任制的基本政策，又確保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的利益，有利于土地的規模經營和提高土地的生產效率”，但是這種制度創新給農村問題的解決帶來的效果是有限的；也有學者認為，我國農村土地所有權的完整性嚴重不足，由此產生了權利主體缺位、產權邊際模糊、物權債權化等問題，“村集體土地雖然法定由作為群眾自治組織——村委會經營管理，但是村委會實際上是以政府人形象作為政權末梢而存在的，因而村有土地事實管理者同樣也是政府”；又有論者指出，我國土地產權“正是由于沒有上升為物權，土地承包權的內容具有很大的隨意性，農戶對抗他人的侵權行為尤其是鄉村集體干部隨意調整、處置土地、更改土地合同行為的權利效力隨之降低”，農村土地所有制從多個層面影響了村民自治的績效。其二，農村稅收制度。有學者認為，農村、農民的一些權利保障可以通過建立合理的現代稅收制度確立起來，從而為村民自治爭取一個比較穩定的、外在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政治資源和活動空間③；又有論者指出，要對農村稅費制度進行深入改革，要徹底改革現行農業稅制，實行與城市相配套的現代稅收制度，廢除農業稅、屠宰稅、三提五統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各種農業稅費④，從而給農民更多的能與國家對話的穩定的社會資源，進而增大農村在自身發展問題上“自下而上”的體制創新的力量。
其三，村級集體資產、農村財政體制等因素。
一、郵政儲蓄銀行成立之背景
郵政系統長期承擔政策性業務，自郵電分家后無法自負盈虧，一直依靠國家財政補貼。1986年，中央財政面臨財力不足壓力，為減少對郵政系統的補貼，乃決定讓其恢復開辦郵政儲蓄業務，利用郵政現存的網絡優勢吸收存款。郵政部門所吸收存款不直接放貸，而是悉數上繳人民銀行統一運作，借此收取手續費傭金。1990年，郵政部門開始自辦郵政儲匯局，其吸收存款依舊全額轉存人民銀行，但以轉存利差作為盈利收入。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中國銀行業正處于深化“商業銀行商業化”改革階段，由于農業生產具有的高風險性、分散性、波動性、長期性，本著商業銀行貫徹“盈利性、流動性、安全性”之三性原則，原來充當農村金融主力的農業銀行開始戰略性撤退農村，撤并縣以下營業網點，上收貸款審批權，重點轉戰城市。1994年成立的農業發展銀行，原本定位于服務“三農”的政策性銀行，主要是為農業基礎設施、綜合開發等項目提供金融支持，但由于資金先天不足，在實際運作中困難重重，未能填補農業銀行退出后的空缺。為配合1998年的糧棉油流通體制改革，主管機關干脆讓農業發展銀行轉型，專職于糧棉油等大宗農產品購銷過程的資金融通，在流通領域實行封閉運行。如此一來，留存于農村的正規金融信用機構只剩下農村信用社，遠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農村金融需求，且農村信用社本身問題甚多，壞賬比率長期居高不下，使農村金融雪上加霜。郵政儲蓄依附于郵政系統，在農村有大量網點，作為“只存不貸”機構，其來自農村的存款轉存給人民銀行后，只有小部分可通過央行再貸款返歸農村，大部分都用于給城市經濟發展作貢獻。郵政儲蓄實質扮演了“劫貧濟富”角色，充當農村金融的“抽水機”，使農村本就緊缺的資金進一步萎縮，加劇了“三農問題”，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為了體現服務“三農”戰略，必須讓郵政儲蓄所吸收存款留存農村，同時人民銀行也想化解來自郵政儲蓄的巨額轉存款利息壓力，于是開始將組建郵政儲蓄銀行提上議事日程。2003年，郵政儲蓄實施革新，原有8000多億轉存款繼續留存于人民銀行，但此后新增存款由國家郵政局自主運用。經過四年的自主貸款試營，經過中國銀行監督委員會批準，中國郵政儲蓄銀行于2007正式成立。郵政儲蓄銀行資金巨大，如今反哺農村，可以有效緩解農村貸款難問題。在農村金融的市場結構上，一舉打破了農村信用社獨家壟斷的局面，引入競爭因素有助于整體經營效率的提高。
二、郵政儲蓄銀行與農村信用社的競爭比較分析
郵政儲蓄銀行在農村金融市場必須面臨直接對手農村信用社，雙方在競爭中各具優劣勢，必須揚長避短方能在市場中立足，下面就來對兩者進行比較分析。
1．郵政儲蓄銀行相對農村信用社之優勢
（1）品牌美譽度。郵政儲蓄依附郵政局開展業務三十余年，在廣大農村具有廣泛的基礎，擁有巨大的無形資產。郵政儲蓄銀行實行一級法人制，各級分支機構不具備法人資格，在總行授權范圍內開展活動，農戶視之為國家信用，認可度非常高。〔2〕反之，農村信用社實施多級法人制，鄉鎮級農村信用社都是獨立法人、自負盈虧的實體，抗風險能力弱。農村信用社歷經數十年的起起伏伏，多次因呆壞賬進行整頓，農戶在潛意識里有戒備心理，認為其遠不如郵政儲蓄銀行正規。因此，郵政儲蓄銀行在農村開展存貸款業務，借助其品牌優勢會受到群眾的廣泛支持。
（2）資金規模優勢。郵政儲蓄銀行成立之初便坐擁1．7億儲蓄存款，在規模上雄踞全國第五位，資金量豐沛，且之前一直奉行“只存不貸”模式運作，故沒有積累不良債權。這樣大的資金規模，有助于逐步提高單筆貸款的上限，在擴大零售業務的同時，亦可參與銀團貸款、同業拆借等批發業務。農村信用社在這方面劣勢明顯，總體資金規模偏小，且肩負大量不良資產，制約了其市場擴張計劃，很難滿足農村日益增長的融資需求。
（3）全國統一的結算網絡。借用郵政系統的科技優勢，郵政儲蓄銀行擁有自成系統的、全國統一的結算網絡，涵蓋31個省、市、自治區，將3．7萬個網點鏈接在一張大網之上，郵政儲蓄系統結算一體化，極為便利，大大溝通了城鄉之間的資金流通。郵政儲蓄銀行的“綠卡”工程實施通存通兌，方便了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匯款返家，以及家長給在高校讀書的孩子匯款。農村信用社的電子化水平比較落后，在跨域結算領域更是其弱項，很難與郵政儲蓄銀行相匹敵，在城鄉資金溝通上不太通暢，部分客戶可能會因此流失。〔3〕（4）零售貸款額度相對較高。郵政儲蓄銀行的一類支行對小額貸款的額度上限設為十萬，客戶辦理此項貸款非常方便，老客戶只須十分鐘，新客戶也會在三日內辦理完畢。農村信用社的小額貸款上限一般設為三萬，一旦超過上限則需向上級聯社報批，周期往往要一兩周。農戶貸款往往都是救急之用，對申請周期很敏感，故會青睞時效快的郵政儲蓄銀行。
（5）郵遞員可為農戶提供實時咨詢。由于郵政儲蓄銀行與郵政局具有廣泛合作，郵政局所屬的郵遞員每日穿梭于各村莊，有需要的農戶可向其咨詢相關貸款細節，正因為有此種人性化服務，郵政儲蓄銀行可將其觸角伸到農村各家各戶，大大擴展了宣傳半徑。農村信用社沒有觸角廣泛的郵政局支持，只能采用傳統方式經營，在潛在客戶挖掘上遠不如郵政儲蓄銀行那么主動。
2．郵政儲蓄銀行相對農村信用社之劣勢
（1）高端貸款客戶群有待開發。農村信用社駐扎農村50余年，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大型商業銀行紛紛撤離農村后，更是成為農村唯一正規金融機構，為農戶提供廣度很大的綜合性金融服務，與高端客戶已經建立了牢固情感紐帶。在農村尤其講感情，這些農村信用社的高端客戶不會輕易轉投郵政儲蓄銀行。郵政儲蓄銀行成立方六年，各項貸款業務才剛剛起步，無法與農村信用社直接競爭。郵政儲蓄銀行借助其郵政品牌優勢，存款端具有相當大比較優勢，然而在貸款端卻未能與存款端匹配，存貸比偏低。另外，郵政儲蓄銀行由于采用一級法人制，往往對外統一制訂貸款利率，靈活性不足，其利率又遠高于農村信用社，不成為農戶首選，以致在客戶群上只能逆向選擇，以高風險的次級客戶為交易對象，存在潛在風險。
（2）從業人員金融知識有待提高。郵政儲蓄銀行成立后，其人員大多直接由郵政從業人員劃歸，因此總體而言知識層次相對偏低。許多員工尚未能轉化思維，銀行技能不足，金融風險意識薄弱。〔5〕根據《2013中國金融年鑒》數據顯示，截止2012年底，郵政儲蓄人員結構中擁有本科學歷以上者只有38．8％，這樣的人員結構是與作為高技術含量的銀行業不相適應的。雖然近兩年郵政儲蓄銀行在市場大肆招兵買馬，但是此舉畢竟成本太高，只能加強內部培訓，讓人員的知識結構在工作實踐中逐步得以提升。目前，郵政儲蓄銀行一直不斷加強內部金融培訓，但仍不能滿足經營業務的快速拓展。農村信用社長期從事金融業務，人員普遍比較專業，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大型商業銀行退出農村地區時，趁勢接納了大批原商業銀行員工，使其整體專業結構大為提升。因此，從長遠來看，郵政儲蓄銀行要增強競爭力，還得不斷提高員工的職業素能，也只有人員專業化后，方可增強內在競爭力。
三、郵政儲蓄銀行面臨之問題
郵政儲蓄銀行如今在市場已運行七年，郵儲銀行各項業務全面推進，個人儲蓄存款余額超過4萬億，各項貸款余額近7千億，擁有本外幣賬戶數超過10億戶，客戶數達到5．5億人，資產規模已是銀行成立時的兩倍多，多層級利潤中心格局已經初步形成，可持續贏利能力進一步增強。郵政儲蓄銀行的年凈利潤在2007年尚為6．5億，到了2011年一下子跳到257．9億，增長勢態凌厲，說明當前扶助“三農”的準政策性銀行定位是成功可行的。然而，郵政儲蓄銀行在伴隨著改革與發展的同時，也逐步顯現出如下潛在問題，如不加以解決可能會影響其長遠發展。
1．在管理體制上必須理順與郵政集團公司的關系郵政儲蓄銀行是郵政集團公司的全資子公司，由于改革不徹底，在經營上存在產權界定不清。當前郵政儲蓄銀行的支行分為三類：一類支行、二類支行以及網點。一類支行為郵政儲蓄銀行直屬網點，可辦理存貸款和中間業務；二類支行歸郵政集團公司所有，除主要負責人由郵政儲蓄銀行派駐外，其他人員全部歸屬郵政集團公司。二類支行的管理控制權在郵政集團公司，員工實施混崗經營，由此會影響郵政儲蓄銀行的政策執行力。由于在安全防范、資金調撥、網絡運行上存在業務交叉，一旦出了問題很難劃清責任，構成了監管盲區；第三類為網點，完全隸屬于郵政集團公司，代辦郵政儲蓄與中間業務，所吸收存款轉由郵政儲蓄銀行統一運作，業務收入也歸郵政集團公司。郵政儲蓄銀行對網點無管轄權，僅有業務指導之責任，對違規人員無處罰權，同樣存在職責不清問題。
2．金融業務較為單一郵政儲蓄銀行為了體現服務“三農”戰略，主要向農戶發放小額信用貸款和存單質押貸款，占其貸款總量的80％（如圖1所示）。由于在貸款項目上過于謹慎，導致靈活度不夠，利率偏高，許多農村資金需求者不敢問津。根據2012年的資產負債表顯示，郵政儲蓄銀行從事資金業務時主要采用轉存款和風險最低的國債逆回購。2012年存放于央行與同業的存款余額有近20000億，貸款余額僅為11853億。郵政儲蓄銀行現階段存貸比過低，一方面說明郵政儲蓄央行謹慎經營，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其在貸款市場拓展力不足。
3．資本金偏低不利于抵御風險郵政儲蓄銀行自2007年成立以來，存款余額增速極快，短短五年規模擴大一倍有余。郵政儲蓄銀行資本金起初僅為200億，隨著市場份額的擴大，雖然郵政集團公司在此期間也數次增資，但依舊趕不上存款增加的速度。2010年底，郵政儲蓄銀行的資本金為300億，資本充足率是8％，根據當年銀監會的《中國銀行業實施新監管標準的指導意見》，規定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1．5％，非系統重要性銀行不得低于10．5％，以此新標準計，郵政儲蓄銀行尚未達標，必須增補資本。根據2012年最新數據，郵政儲蓄銀行的存款從1．7萬億升至4萬億，母公司郵政集團公司也將資本增至450億，只是母公司本身注冊資本為800億，所注入郵政儲蓄資本已超過其自身資本一半有余，若再采用全資控股模式已是力不從心。
四、郵政儲蓄銀行改革之思路
如今中國銀行業競爭非常激烈，作為新生的郵政儲蓄銀行必須走差異化道路，要充分利用網點廣布農村的特點，繼續實施服務“三農”的戰略，進一步鞏固農村市場份額。根據前面的分析，今后郵政儲蓄銀行要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
1．強化公司治理結構郵政儲蓄銀行脫胎于郵政系統，至今雖亦已成立六年，但在業務經營上依舊與母公司郵政集團公司有千絲萬縷關系，在二類支行出現人員重疊，很不利于金融安全與責任追究。因此，郵政儲蓄銀行必須與郵政集團公司進一步清晰產權，逐步走向人員獨立。郵政儲蓄銀行作為金融機構，必須設立相對完善的風險內控機制，構建有效的風險評價體系，從事合規性經營，避免重蹈之前農村信用社的覆轍。
2．遵循商業銀行慣例走上市之路目前，郵政集團公司是郵政儲蓄銀行的獨資股東，隨著郵政儲蓄銀行存款余額不斷擴張，為了維持資本充足率最低指標，母公司必須相應增加資本金，目前注資450億資本金已達郵政集團公司極限。另一方面，郵政集團公司主業在郵政，本身并無金融背景，很難制訂有效戰略計劃，不利于今后郵政儲蓄銀行的商業化轉型。因此，今后時機成熟時，需遵循商業銀行慣例走上市之路，引入戰略投資者，特別是國外有儲蓄銀行背景的股東，以便加強市場競爭力。〔7〕
3．加強新老員工的金融培訓郵政儲蓄銀行的大部分員工都是來自原郵政部門，金融專業技能薄弱，其員工知識結構相對其他五家大型商業銀行，在學歷、職稱比率上更是相差一大截。從表1中數據看出，郵政儲蓄銀行的學士比例為38．8％，但中級職稱以上比率卻只有3．3％，說明其近幾年為了提升員工層次，招聘了大量應屆畢業生，因年限之故尚未能大面積地晉升中級職稱。從一個側面來說，郵政儲蓄銀行缺乏有經驗的中堅金融隊伍，新招聘應屆畢業生需要在工作中繼續磨練，銀行必須給他們提供廣泛的培訓機會，加快其晉升職稱的步伐。
4．加強與同業金融機構的合作當前，郵政儲蓄銀行的貸款渠道有待拓展，存貸比過低，也就意味著許多來自農村的存款未能返歸農村。在此情況下，依舊要注重風險，不可為貸款而貸款，時刻關注貸款質量。在自身渠道尚未完全打開時，可有意識地加強與同業金融機構的合作，利用巨大的資金優勢向同業集中性辦理批發貸款。郵政儲蓄銀行固然給定位于零售銀行，但根據法的精神，此項規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服務“三農”，不要再扮演“抽水機”角色，那么只要向同業的批發貸款最終流向農戶，則可實現與零售業務殊道同歸。因此，郵政儲蓄銀行可重點向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三種新型金融機構進行批發貸款，一舉解決其資金不足之問題，又可借助其網絡解農戶融資之需。
5．利用區位優勢發展中間業務郵政儲蓄銀行在農村具有廣泛客戶群，這是一般商業銀行無法企及的區位優勢，要使優勢轉化為利潤，就必須大力發展中間業務。當前國家積極推廣農村保險，郵政儲蓄銀行可與各類保險機構合作，成為其在農村的點。在農村與龍頭企業合作，執行“企業＋客戶”模式的貸款，亦可通過龍頭企業或擔保公司，向農戶提供租賃服務。
(一)隨著這些年農村產業結構不斷調整，生產經營體制的不斷變更和發展，以前的救災救濟方式已經難以發揮對農村居民生活和農業生產的風險保障作用。商業保險的引入，能夠讓農村新的風險保障體系得到健全，同時還能夠有效的維護農村居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從而繁榮農村經濟，促進農業生產發展。
(二)商業保險在農村中的發展能夠幫助農村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很多問題。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數據表明，農村中人口老齡化的情況要嚴重的高于城鎮的情況，已經成為了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商業保險的發展，能夠有效的解決老年人的養老和醫療問題，減輕人口老齡化對于農村經濟發展的負擔，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三)商業保險的發展，能夠有效的防范和化解農民因為意外傷害和疾病等因素而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減少了農村居民因病返貧的現象產生，讓農村社會更加穩定，還有一些自然災害而引起的問題，如子女教育問題等等。商業保險在政府補貼的基礎上，少部分的資金投入，同樣能解決很多問題。
(四)商業保險資金投資功能的發揮，支持了農村的一些基礎建設，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從而讓農村的經濟發展和農村居民的增收增加和拓寬了渠道。同時在農村中，商業保險的發展還減輕了政府的壓力和費用，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養老基金虧空等問題。
二、商業保險在服務“三農問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中問題
(一)農村居民保險知識貧乏，導致商業保險發展緩慢
對于農村居民來說，他們有著對保險的需求，但是因為各方面因素的限制，農村居民雖然聽說過保險，但是真正對保險的了解可謂少之又少，并沒有把保險當做是一種有效的風險防范手段，因此他們的投保率及底。
(二)商業保險公司的經營本質是利益的最大化的追求
商業保險工作是一個企業，而企業是屬于盈利性的組織，其存在和發展的意義是利益最大化的創造和追求。而農業商業保險中，因為自然災害和一些設施的簡陋等等造成了商業保險的高賠付，這就和商業保險的目標相悖。再加上農村保險跨越的地域面積大。單筆保費低、業務分散等等，導致了商業保險公司服務成本的增加。
(三)農業保險的有效需求和供給不足
農村所需要的保險產品一般是那種繳費低、覆蓋廣、繳費靈活以及保障高的保險產品。而商業保險公司目前所經營的保險產品中，對于這類保險產品還比較缺乏。再加上農村居民的收入普遍較低，對于保險金的支付還存在著一定的困難，雖然國家近五年來對農村的農業發展和農民個人通過保險財政補貼方式，鼓勵和支持農民通過商業保險轉嫁經營風險，對農業發展和農民個人利益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但由于農民對保險認識的局限性，就導致了農業保險的覆蓋范圍較窄，規模不大，風險集中，商業保險不能在其中直接獲取經濟利益。
三、增強商業保險服務“三農問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能力
(一)加強商業保險知識的宣傳教育，讓農村居民的投保意識增強
商業保險能夠有效的服務“三農問題”，促進新農村的建設。能夠得到農村中，各級政府部門的支持，商業保險要利用好鄉、鎮政府部門，積極的做好農村保險知識的宣傳工作，加深農村居民對于保險的認識，比如可以在鄉鎮的街道上、各村的村委辦公點以及各個村落的重要路口等進行農村保險宣傳專欄的設置，宣傳當前的保險基礎知識、保險法規以及承保和理賠中的重要事項等等。還可以通過鄉鎮的相關干部進行集中的保險知識以及典型案例的宣傳，增加農村居民的投保意識。同時還要結合當地的教育機構進行保險知識的宣傳，特別是農村的中小學，讓他們從小就能夠得到保險知識的普及。
(二)處理好三種關系，確保農村保險市場的有序發展
一是要處理好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之間的關系。保險公司要把效益放在首位，但同時要服從、服務于國家，在獲得經濟效益的同時，還要兼顧到社會的利益，在為服務“三農問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中得到生存，求得發展。二是保險公司要處理好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雖然從目前來看，農村保險的見效慢、成本高以及費用大。但從長遠的利益來講，農村保險業務才剛剛開放，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三是保險公司要處理好企業本身和國家大局之間的關系。目前國家正在進行農村的社會保障問題的研究，農村急需的醫療、養老以及意外保險保障等，為商業保險公司的發展帶來了良好的機遇。
(三)把商業保險資金投入到新農村的建設中，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商業的保險的貨幣增值是靠保險資金的投資來實現的。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產業化進程的加快，多樣的經營形式的出現，農村可以進行投資的各種資源異常豐富。比如農村的畜牧業的發展，農產品的開發、沿海養魚業的發展各種閑置土地的開發利用等等，都為商業保險公司提供了廣闊的投資方向和資金運用的天地。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保險公司把資金投入到一些前景好的企業中，這樣就能夠實現農村經濟和企業經濟的雙豐收為“三農問題”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