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2 15: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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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生產、貿易以及金融領域的成長，他們快速地與全球市場融合，為我們講述了增長的故事，同時也引起了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根據世界銀行的統(tǒng)計，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躍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占全球總投資額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所持有的財富和金融資產也大幅度增加，外匯儲備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它們的財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資產已經成為國際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然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其中也經歷了種種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會成為一個標志性的歷史階段，正是從那時起新興經濟體所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開始重塑未來的全球經濟與政治。首先，最為重要的莫過于前蘇聯(lián)的正式解體，這個國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艱難的經濟轉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舉行的選舉將納拉席哈•拉奧(P．V．NarasimhaRao)推上了權力的寶座，印度開始推行經濟自由化、積極參與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國加快了自1978年就開始的經濟改革的步伐，從那時起，中國創(chuàng)造了連續(xù)二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最后，1990年納爾遜•曼德拉(NelsonMandela)總統(tǒng)將南非帶入了國際舞臺。這一系列事件匯集在一起，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并標志著全球化新紀元的到來。[1]然而事實證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夠促成新興經濟體的長期繁榮與穩(wěn)定增長。華盛頓共識的盛行使得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面對金融自由化的誘惑時改革太過魯莽和倉促，新興經濟體一個接一個地受到沉重打擊，從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韓國、馬來西亞、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從1998年的俄羅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經濟總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國和印度外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間，新興經濟體終于迎來了強勁的增長勢頭，中國繼續(xù)其令人驚嘆的增長速度，印度也表現出持續(xù)增長的趨勢。而且，被稱為“金融危機”代名詞的拉美地區(qū)也開始以全新的姿態(tài)出現在全球經濟舞臺當中，人均GDP連續(xù)多年增長幅度超過3%，但亞洲的表現仍然最為搶眼。在全球能源價格不斷回升的背景下俄羅斯經濟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進轉軌模式在經歷了必要的陣痛之后逐漸顯示出其優(yōu)勢。“金磚四國”(BRICS)成為了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間，全球經濟增長中BRICS貢獻了30%，與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貢獻率則從70%下降為40%，BRICS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例也顯著增加，如今已達到13%。[3]
2008年美國次貸風暴引發(fā)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陷入二戰(zhàn)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美國2009年第二季度經濟衰退3．8%，失業(yè)率達10%，同年日本經濟更是衰退5．4%，為所有發(fā)達國家之最;歐元區(qū)同樣未能幸免。但是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這場危機似乎是驗證了他們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機最為嚴重的2009年新興經濟體平均增長率為1．5%，與發(fā)達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在新興經濟體當中，中國經濟保持了8．7%的增長，印度為5．6%，印度尼西亞也高達4．6%，新興經濟體扛起了引領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經濟增長80%的貢獻率來自新興經濟體，來自發(fā)達經濟的貢獻率僅為20%。由工業(yè)化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共同組成的G20取代過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經濟政策走向的G8，成為協(xié)調國際經濟政策的常設性論壇，象征著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中，新興經濟體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全球經濟格局一直處于動態(tài)的演化過程之中，由國家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所引起的不同國家集團之間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變動的原動力。在1500年之前，中國和印度處于世界經濟發(fā)展的領先者地位，工業(yè)革命之后西歐取而代之，二戰(zhàn)之后，美國迅速崛起，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力量，與德國、日本共同引領著全球經濟興衰。但是如今這一體系已經松動，那些過去曾被擠到的新興經濟體正重新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心，從而推動國際經濟格局發(fā)生改變。
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
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總有一些國家領先，又讓位于新來者，再又被別的新來者超過，落后者不會是絕對的貧困，領先者也不會絕對的衰落，歷史的變遷就是這樣。[4]新興經濟體的興起將推動全球經濟重心不可避免的東移和南移，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趨勢日漸明朗。全球經濟增長引擎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的輻射效應遍及整個高收入國家以及發(fā)展中國家，該國的經濟政策對于全球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持久動力。這就要求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它能創(chuàng)造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快的GDP增長率。[5]歷史上，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和領跑者一直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從15世紀，隨著西方世界興起，經濟重心從古老的東方轉向了西歐。從葡萄牙、西班牙到荷蘭，再到英國，以及后來的挑戰(zhàn)者法國、德國、日本，發(fā)展到今天的美國，他們都曾作為全球經濟格局的締造者而存在，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但是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世界所有國家都遵循著自然的腳步，如個體一樣自有其生命周期。[6]
從2002年開始，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國家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發(fā)達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間，他們的貢獻率幾乎超過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機期間他們更是完全支撐了世界經濟的增長，發(fā)達經濟體的貢獻率分別僅為0．04%和－0．07%。[7]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是衡量新興經濟體影響力的一種方式，從世界銀行所開發(fā)的多維度增長極指數(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為清晰的看出歐元區(qū)、美國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對世界經濟影響力的逐漸下降，而以BRICS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則是呈現上升之勢。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國的平均多維度增長極化指數為26．2，全球排名最高，說明中國經濟發(fā)展對全球的巨大溢出效應，美國、歐元區(qū)、日本分別以20．33、10．86、5．59緊隨其后，說明傳統(tǒng)的全球三大經濟引擎雖然已經日漸式微，但是目前為止仍然起著重要作用。韓國、俄羅斯、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進入前十五強，其數量已經超過發(fā)達經濟體。以上只是典型事實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機打擊之下新興經濟體為什么能夠對全球經濟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力?答案就是南南貿易聯(lián)系的加強。在過去的數十年時間里，南方國家②的總體經濟規(guī)模不斷增長，年均增長率高達4．6%，至2010年，南方國家的總產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貿易額從1990年占全球總貿易額的7%上升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貿易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6%，與前一個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趨勢是由于亞洲工廠的出現、全球生產網絡中中國作為生產過程的最后組裝地所推動的。亞洲發(fā)展中經濟體在南南貿易中扮演主導型角色，該地區(qū)的貿易量就占到南南總貿易額的四分之三，而他們與中國的貿易額單獨就占40%。[8]僅2006年和2007年，亞洲發(fā)展中國家就吸收了中東地區(qū)總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總出口的9%。中國正在南南貿易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過對一組新興經濟體的考察，發(fā)現從2000年開始，它們經濟的發(fā)展更多的是依賴中國而非G7，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強，G7的影響力卻在不斷下降，2000—2009年期間，新興經濟體與G7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僅為0．267，而與中國的相關性為1．115。[9]Garroway更進一步將研究的范圍擴大到整個低收入、中等收入國家，并得出相似結論。[10]
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斷地從南方國家運來，拉美、非洲和中東等南方國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進而增加對制成品的消費，其中許多制成品就是產自中國和亞洲。中國以及東亞各經濟體通過自身的高速增長，輕巧地打開了整個南方世界經濟增長的閥門，并帶動了相關國家的共同復蘇。雖然人們不應夸大上述“反饋回路”的規(guī)模，中國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托起整個世界，不過，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也因此能夠不受西方國家普遍衰落影響而強勢復蘇，進一步通過南南貿易的擴張對全球產生溢出效應，引領世界，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多極化趨勢日漸清晰。
三、新興經濟體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經濟增長格局同樣會帶來國際金融格局的變化，新興經濟體的國際金融實力與其在全球經濟及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極不匹配，這種情形在未來必將得到改觀。未來最為核心的問題是國際貨幣體系如何能夠適應新興經濟體不斷壯大這一不爭的事實，促進國際合作減少保護主義和貨幣爭端，減少全球經濟運行的風險和波動性。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矛盾。在如今的貨幣體系下，美國貨幣政策的改變即使對于其國內立場而言是適當的，也可能會給其它國家?guī)頌碾y。對于1980年代新興市場的債務危機，當時美國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難辭其咎;1994年美國貨幣政策的收縮毫無疑問加劇了墨西哥經濟所面臨的困境，最終導致了比索的崩潰。美國長期的貨幣寬松政策同樣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fā)如出一轍。[12]
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發(fā)行國，其經濟政策需要與保持貨幣價值、貨幣供應量穩(wěn)定增長與全球貿易平衡相一致，如果這些目標發(fā)生沖突，風險就會加劇。如果儲備貨幣發(fā)行國長期保持國際收支赤字，情況會變得非常糟糕，因為該貨幣體系是由市場信心來支撐的，歷史上正是這種情形最終擊垮了作為世界主導貨幣的英鎊。如今的美國正面臨著同樣的情形。美國作為全世界最終消費品的最大消費國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貢獻者，其貿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點，幾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機使其經常賬戶逆差大幅度縮減，但是危機過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預測到2015年，其逆差將達到6381．7億美元。與此同時，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統(tǒng)計，2010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高達1．29萬億美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62．1%，2011年惡化趨勢明顯，前半年赤字已經超過9000億美元，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計全年財政赤字會將達到1．48萬億美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攀升至69．4%，僅利息開支就達到GDP的1．49%。美國正朝著危機的方向發(fā)展。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將會受到“雙赤字”(巨大的國際收支逆差以及不斷膨脹的財政赤字)的影響而日趨走弱。目前的擔憂是美國可能正在接近曾經的儲備貨幣發(fā)行國都曾經歷過的臨界點，在這一臨界點上美元的過度發(fā)行導致全球對美元和美元資產信心的喪失。歷史經驗表明，美元統(tǒng)治的終結將如其他國際貨幣一樣不可避免。[13]
新興經濟體的情形則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大多數新興經濟體財政狀況良好，債務水平大大低于發(fā)達國家，外匯儲備大規(guī)模增加，國際投資地位顯著改善。2010年底新興經濟體所持有的外匯儲備躍升為5．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儲備的66%。美國如今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而新興經濟體則成為主要的債權國。2009年底，美國的債務幾乎超過一半由新興經濟體持有。[14]新興經濟體憑借自身雄厚的外匯儲備逐漸在國際資本市場顯示出影響力，其中以中國、東亞和其他中東國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銀行預計至2025年中國的國際投資凈頭寸將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為61%，而美國進一步下降為－69%;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投資凈頭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將大幅度提高。在不遠的將來跨境資本流動的主導權將更大程度的向新興經濟體傾斜。新興經濟體中的強勢貨幣將隨本國經濟規(guī)模的擴大、金融實力的增長而顯示出越來越大的外部性，國際化程度隨之提高。世界銀行預測了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三種情形:繼續(xù)保持美元的主導地位、美元和歐元以及某一亞洲貨幣三足鼎立、單一儲備貨幣(SDR)。
根據當前世界經濟的發(fā)展格局，未來國際貨幣體系自然演化的結果將是多極化的出現，通過市場的自然選擇將會逐漸建立一個適應區(qū)域貿易集團(如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其中包括實力仍然超群的美元。與單一世界貨幣相比，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的劣勢是損失了一定程度的網絡外部性，規(guī)模經濟的收益減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貨幣體系與如今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相比將提供更大的穩(wěn)定性。[15]歷史證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儲備貨幣可以同時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幾十年中，盡管英鎊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但是法國法郎和德國馬克在歐洲大陸仍然被廣為使用。如今美元成為主導，然而歐元、英鎊和日元同樣作為儲備貨幣而存在。在主導貨幣之外始終會存在類似“輔幣”的幣種，它們作為人們一種分散風險的自然選擇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匯儲備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據絕對優(yōu)勢地位，歐元占比27．4%，英鎊占比4．3%，日元也保持著3%的比例。[16]
未來伴隨著新興經濟體的成長，以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人民幣毫無疑問將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興經濟體中最有望成為與美元、歐元并駕齊驅的幣種。從歷史上看，儲備貨幣從一種貨幣向另一種貨幣轉變并非突發(fā)事件，而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美元取代英鎊的地位花費了幾十年的時間，當時市場普遍預期英鎊將退位，不過該過程比預期緩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貨幣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撐帶來的慣性等必然是長期的過程;同時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還沒有哪個國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國在二戰(zhàn)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導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維持至今。如今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充其量只處于初級階段，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貨幣還很少進入各國的儲備籃子，因此在國際金融領域新興經濟體可以大有所為，但任重而道遠。
四、新興經濟體崛起過程中的挑戰(zhàn)
1.新興經濟體未來可持續(xù)增長的能力
新興經濟體持續(xù)多年驚人的經濟增長速度帶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樂觀的同時不應忽視當前新興經濟體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和挑戰(zhàn)。首先關于其未來可持續(xù)增長的能力。在過去的200多年世界經濟史中，只有產生了爆炸性技術創(chuàng)新的國家才能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要求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它能創(chuàng)造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快的GDP增長率。領先生產率的產生主要是由劇烈的技術創(chuàng)新和制度創(chuàng)新決定的。爆炸性的技術創(chuàng)新會帶來一系列具有突破意義的新技術，刺激生產率在未來一段時間里快速提高，對經濟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之后這些新技術將在國內的各個行業(yè)之間推廣，并打破國家的界限向周邊國家擴散，帶動周邊國家經濟的發(fā)展。世界銀行對典型的新興經濟體從1965年至今的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考察，結果顯示從1960年以來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產率(TFP)所推動，從1990年開始，俄羅斯也出現相同的趨勢。但是在拉美地區(qū)、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以及南非，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始終不明顯;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貢獻率甚至出現了負值(平均值分別為－8%和－37%)。①這些TFP的數據是沒有區(qū)分技術創(chuàng)新和技術模仿的，在中國和印度，技術對于增長的巨大貢獻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術模仿而非技術創(chuàng)新，在這兩個國家創(chuàng)新活動更多地表現為數量的增加，[17]這種現象是全球新興經濟體的通病。中印較高的技術進步貢獻率可以從經濟趕超的角度進行解釋。然而隨著中印與發(fā)達經濟體技術差距縮小，新興經濟體的后發(fā)優(yōu)勢消失之后，它們驚人的經濟增長率還能否持續(xù)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通過對歷史的觀察我們發(fā)現利用國內市場作為經濟活動中的協(xié)調機制對于技術創(chuàng)新的出現是最重要的。無論最初的英國還是后來的美國，他們最重要的共同點就是依賴自身的國內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場中的價格機制作為國內生產決策的出發(fā)點，保持旺盛的國內需求才能有效地將本國消費者的偏好傳遞給生產者，國內市場成為了創(chuàng)新的主要來源。如今新興經濟體大多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巴西和拉美依賴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羅斯經濟原料化現象嚴重、面臨現代化的迫切任務;新興經濟體國內消費市場受到嚴重擠壓，消費相關的服務部門遲遲未能發(fā)展起來，因而技術創(chuàng)新活動出現的幾率遠遠小于歐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擺脫對出口的依賴，充分利用國內市場，加大對教育和研發(fā)的投入，培育技術創(chuàng)新的火苗，是新興經濟體最終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重中之重。
2.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挑戰(zhàn)
國際貨幣體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扮演與貿易實力相符的金融實力，其實質也是要求其本國貨幣逐步推進國際化進程，擴大本幣的外部性，向當前仍然處于貨幣金字塔頂端的美元發(fā)起挑戰(zhàn)。美元的信譽無可置疑地主要歸功于美國的政治穩(wěn)定和良好的通貨膨脹控制記錄(如今已經受到侵蝕)，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持續(xù)高效和開放。新興經濟體的貨幣想要成為國際貨幣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8]首先，歷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話，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選取一種給定的貨幣，由于這個原因多重穩(wěn)定均衡決定世界交易貨幣。其次，貿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種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占有較大份額的貨幣具有一種自然優(yōu)勢。再次，自由且完全發(fā)展的金融市場。最后，對貨幣價值的信心，價值不會不規(guī)則波動。如今新興經濟體中最有潛力的人民幣也僅僅部分滿足了第二個條件。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實力僅僅是有限的提升。[19]自由且完全發(fā)展的金融市場是貨幣國際化的內部支撐，目前我國仍不具備深度且有效的資本市場。通過提高國內金融系統(tǒng)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強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場過度落后于實體經濟無疑會阻礙貨幣國際化的進程;資本賬戶的控制使得人民幣無法在國際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網絡。因此，逐漸開放本國金融市場，讓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達到輸送國內流動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國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動離岸人民幣業(yè)務，這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國法治建設還較為落后，只要我們不能在這一最為基礎的方面取得顯著進步，外國投資者就會遲疑于投資在岸人民幣資產。新興經濟體在看到伴隨國力上升本國貨幣逐漸成為多極貨幣體系中的一員時也應當注意到伴隨而來的不利因素。就國內而言，首先，更大的貨幣需求波動，中央銀行會特別擔心國際化將造成對貨幣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難。其次，貨幣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和德國政府曾經擔心如果允許外國居民獲得本國資產，資本流入將導致貨幣升值，使得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這種擔心使得他們不愿推動本國貨幣扮演更多的國際角色。在國際領域，在美元衰落和新興經濟體中某些貨幣崛起的過程中，各國之間的“貨幣戰(zhàn)爭”必然加劇，因為在公共機構中并沒有看不見的手來保證帕累托最優(yōu)的出現，各國缺乏某種形式的協(xié)調時將會使全球金融系統(tǒng)在達到穩(wěn)定均衡的過程中出現較為激烈的博弈。從經濟角度看，適應區(qū)域貿易集團(如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有可能在不同區(qū)域之間產生敵對關系，由此逆轉貿易和金融自由化進程。從政治方面來看，貨幣競爭可能轉變?yōu)閲乐氐牡鼐壵螞_突。市場驅動的通貨競爭會改變全球的資源和權力分配，導致更多的緊張和不安全，并對全球穩(wěn)定和合作的大好機會產生潛在威脅。[20]因此，新興經濟體與發(fā)達國家之間通過各種機制進行充分的對話和協(xié)調、增進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關重要的。
關鍵詞：發(fā)達經濟體 新興經濟體 發(fā)展
1、前言
伴隨發(fā)達經濟體以及新興經濟體的交叉發(fā)展，令兩者更深入的互相依存以及依賴。同時發(fā)達經濟體以及新興經濟體互相競爭更加激烈。我國證券報消息報道，穆迪對新興經濟體的增速預測在2013年將達到百分之五點七。同時穆迪明確，新興經濟體的發(fā)展增長與發(fā)達經濟體發(fā)展增速的下滑、以及資本流動密切相關，各類新興經濟體的發(fā)展復蘇較發(fā)達經濟體更加快速。為明確兩者具體差別，我們可通過不同國家競爭力標準的制定選擇，進行分析研究。
2、國家競爭力反映標準
經濟學分析階段中，對于國家競爭力的定義較為抽象，從客觀層面來講，對國家競爭力形成作用影響的成因包含政治、文化建設以及經濟發(fā)展等眾多領域。對具體指標則可進行細分，首先制度層面，包含公共以及私人機構制度。前者對物權以及知識產權形成保護，將提升國家綜合競爭水平。基礎設施指標包含兩類，即交通設施以及通訊交流與能源設施等。前者涵蓋總體交通運力狀況、里程總量、港口以及機場規(guī)模等。后者則涵蓋電力供應、電話業(yè)務、移動通信應用量等。
宏觀經濟也是反映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涵蓋財政平衡、社會儲蓄量、通脹標準以及債務狀況等。該類因素影響宏觀經濟發(fā)展的可靠穩(wěn)定，同時作用于政府經濟發(fā)展變化。基于市場波動性不能有效的進行資源分配，進而會引發(fā)供需失衡問題，因而需要借助財政以及貨幣策略進行有效防控。提升國家競爭力，做好健康以及初級教育尤為重要。健康指標包括疾病、預防接種、平均壽命等比率，初級教育則囊括具體的工作質量以及入學百分比等信息。
商業(yè)成熟度涵蓋國內供應商總量以及整體質量水平、集群化建設、競爭發(fā)展優(yōu)勢、價值鏈水平、分布管控、生產工藝水平、營銷范疇等。發(fā)展創(chuàng)新指標涵蓋革新水平、研究開發(fā)機構總量以及投入研究總量、產學研應用結合狀態(tài)、科技人員配備總量等。該類指標對國家提升科技創(chuàng)新水平以及綜合競爭力將形成顯著作用影響。
3、發(fā)達經濟體同新型經濟體相關指標對比分析
就上述論證的指標內容以及不同發(fā)展時期各個國家競爭發(fā)展力附加的指標權重，我們通過對兩類經濟體的計算研究明確，發(fā)達經濟體涵蓋的效率指標、基礎要素、創(chuàng)新同綜合數據沒有明顯的差別。也就是說，發(fā)達經濟體不同指標數據水平較高同時呈現出了合理均衡性。而新興經濟體上述因素則同綜合指標繪制系列線形成了較大的距離，與發(fā)達經濟體相比呈現出稀疏性特點。這樣不難看出，新興經濟體指標數量水平呈現出一定的不均衡性。
4、有效應對策略
在科學對比分析下我們不難發(fā)現，新興經濟體呈現出相對較弱的競爭力，具體影響因素則包括制度層面、相關基礎設施、教育事業(yè)以及宏觀經濟發(fā)展等。新興經濟體持續(xù)擴充的人口總量需要較多食物以及基礎設施，對各類防護以及安全管理的重視漸漸提升，為此應由多層面入手，提升新興經濟體下國家的綜合競爭力。
基礎要素層面，應進一步優(yōu)化政治體制以及企業(yè)管理制度。政治工作中應做好家庭財產以及知識產權的管理保護，體現法律效力以及獨立性，對各類犯罪腐敗行為進行全面打擊，提升政府單位實踐工作效率。同時，應有效節(jié)約商業(yè)成本，強化政治管理透明性。企業(yè)制度層面，應實現全面更新改革，提升財務報表綜合審計水平，做好小股東利益的科學保護，提升董事會實踐工作效率。對企業(yè)投資應強化保護，推進市場發(fā)育以及管理監(jiān)督的合理配套。
另外，應做好新興經濟體各類基礎設施的管理建設，有目的做好優(yōu)先管理安排，擴充就業(yè)機會，對消費形成有效刺激。應進一步優(yōu)化各類通訊以及能源應用設施，提升電力供應總體質量水平。應進一步優(yōu)化宏觀管理環(huán)境，確保社會的長久穩(wěn)定，實現財政平衡預算，有效管控通貨膨脹，提升綜合儲蓄率，有效管控政府債務總體規(guī)模，提升我國信用等級水平，實現對外貿易的有效平衡。
應進一步優(yōu)化健康教育，注重初級教育管理。在效率指標層面，則應做好高等教育管理，擴充投入，提升科技教育比例，豐富網絡資源。對在職員工應強化培訓管理，提升商品整體市場運行水平，管控地方競爭發(fā)展集中性，降低課稅影響。另外，應有效協(xié)調市場勞資關系，緩解個稅負擔，科學應用人才，實施按勞分配，推進人才的快速自由流動，完善收入分配管理。
金融市場發(fā)展管理中，應提升服務有效性，開創(chuàng)優(yōu)質的金融服務系統(tǒng)，簡化企業(yè)銀行貸款流程，提升風險資本整體可用性，強化流動資本綜合管控，履行必要的債券互換管理制度，進而推動金融市場的深化發(fā)展與持續(xù)創(chuàng)新。應進一步做好技術儲備，實現技術消化以及成果合理轉讓，提升新技術手段綜合實用性。應不斷的吸引國外市場投資，引進現代化技術手段，加強新型通訊手段應用，提升實踐工作質量與效率。再者，可擴充市場規(guī)模，對消費形成有效刺激，推進市場的科學轉型，擴充對外開放程度，實現同國際市場的有效對接。
創(chuàng)新指標層面，應優(yōu)化商業(yè)制度，擴充商品供給，加快商業(yè)集群建設發(fā)展，提升企業(yè)綜合競爭力，擴充價值鏈，完善分銷管理控制，強化專業(yè)化管控，降低壟斷特權。新興經濟體呈現出科技創(chuàng)新水平有限的問題，因此應繼續(xù)提升創(chuàng)新水平，擴充科學家以及技術工程人員總量，優(yōu)化科研工作水平，增加研究開發(fā)經費支出。同時應實現校企合作，做好知識產權管理保護，暢通高科技產品提供獲取途徑，進而真正縮短發(fā)達經濟以及新興經濟體差距，獲取全面提升。
5、結語
為提升綜合國力，贏取市場競爭主動，我們只有針對國家競爭力衡量指標，做好發(fā)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對比研究，制定科學有效的實踐策略，方能真正創(chuàng)設顯著效益，推進市場經濟的快速、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
參考文獻：
關鍵詞：金融創(chuàng)新；新興經濟體；穩(wěn)定性影響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10月20日
一、金融創(chuàng)新與新興經濟體的內涵及其關系
（一）金融創(chuàng)新的內涵。什么是金融創(chuàng)新？許多知名學者就其概念進行商榷，但最終沒有得出一致的答案，但總歸來說，就是在經濟利潤的驅動下，促使人們不斷探求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金融結構、新的金融服務等等一系列的相關因素，進而變更現在所運行的金融體系，實現利潤效益的最大化。當然，金融創(chuàng)新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金融概念的理清也是一個過程。總而言之，對金融創(chuàng)新概念的理解可以試圖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來解釋。
從宏觀層面來說，金融創(chuàng)新就像人類發(fā)展一樣是一部不斷更新的歷史，它的發(fā)展往往與金融界的重大事項緊密相連，金融界每一次登上一個新的臺階，都是金融創(chuàng)新推動的結果。在此層面上的金融創(chuàng)新呈現以下特征：時間跨度特別長，波及范圍特別廣，且形式多種多樣。之所以呈現時間長，是因為每一次創(chuàng)新從開始到結束都是一個過程，都需要時間來完成；之所以范圍廣，是因為創(chuàng)新不僅僅在技術領域還包括服務領域、市場機制、結構體系以及與銀行相關的一系列業(yè)務。
從中觀層面來說，金融創(chuàng)新的內涵要比宏觀層面的內涵更加清晰，中觀層面的金融創(chuàng)新局限在金融領域的技術以及產品上，通過對這些金融項目進行更新，進而在制度上進行創(chuàng)新，從而提高金融所創(chuàng)造的經濟效益。
就技術創(chuàng)新而言，是指運用新的技術或者重新組合各個要素，從而制造出新功能的產品。就產品創(chuàng)新而言，是指新生產出來的產品具有傳統(tǒng)產品所不具有的新性能，也提高了原有產品的質量，整體上性價比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就制度創(chuàng)新而言，則是指變更原有的管理、形式、規(guī)則等，從而使整個系統(tǒng)的效率都在原有程度上有所提高。就此層面的意義來說，這是政府和金融機構為了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轉嫁金融風險，把風險限制在最低限度，積極地適應不確定性的經濟環(huán)境變化而做的努力調整。
從微觀層面來說，金融創(chuàng)新單單指金融工具的創(chuàng)新。從創(chuàng)新實踐上來看，微觀層面的金融創(chuàng)新分為四種類型：信用創(chuàng)新型、風險轉移創(chuàng)新型、增加流動創(chuàng)新型以及股權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型。
（二）新興經濟體的特征。自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來，“新興經濟體”這一新的名詞開始進入人們的世界，那么如何對新興經濟體進行一個明確的定義？如何正確的審視新興經濟體在當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新興經濟體在全世界經濟發(fā)展中又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怎樣處理同發(fā)達國家與加強自身合作的關系？這些問題是自20世紀末期以來都討論的話題，至今也沒有得出一個明確的令人滿意的結果。但是都認同的是新興經濟體是指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qū)經濟持續(xù)不斷的蓬勃發(fā)展，進而成為新的經濟實體，主要是指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再者，從20世紀70年代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逐步提高對外開放程度，經濟迅速增長，呈現趕超態(tài)勢，城市化、工業(yè)化步伐不斷加快。另外，在金融危機的浪潮中，雖然新興經濟體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但是主要的沖擊在發(fā)達國家，且新興經濟體在危機過后恢復崛起的勢頭很是強勁。
（三）金融創(chuàng)新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關系。那么新興經濟體與金融創(chuàng)新有何聯(lián)系呢？新興經濟體能夠快速的發(fā)展離不開金融創(chuàng)新的推動，金融創(chuàng)新是新興經濟體持續(xù)發(fā)展、后勁充足的動力，崛起中的新興經濟體日益改變著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掀開了人類邁向新世紀的新篇章，但是這一過程的發(fā)展離不開金融創(chuàng)新的支持。金融創(chuàng)新給新興經濟體帶來機遇，促使其發(fā)展，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fā)展助力，這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充分認可。根據數據統(tǒng)計，這些新興的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發(fā)達國家，而金融的創(chuàng)新又給新興的經濟實體注入新的活力。
除此之外，金融業(yè)屬于第三產業(yè)，在21世紀一個國家和地區(qū)能否抓住第三產業(yè)的機遇發(fā)展自己，關系著這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隨著新型經濟體的增多和發(fā)展，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日益有聲，建立新的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也有了希望。舊的國際經濟格局是由發(fā)達國家主導的，他們才是最大獲益者，促使著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新興經濟體登上歷史舞臺，將有利于構建平衡、穩(wěn)定、互利互惠的格局。
二、金融創(chuàng)新對新興經濟體穩(wěn)定性的影響
新時期，經濟領域的環(huán)境十分復雜，盡管金融創(chuàng)新促進新興經濟體經濟不斷增長，但是經濟的過熱就會出現通貨膨脹，國際性金融危機的影響也制約著經濟的增長速度，影響著新興經濟體經濟發(fā)展的穩(wěn)定性。總而言之，金融創(chuàng)新對新興經濟體來說有利也有弊，金融創(chuàng)新的積極影響體現在：第一，相對于投資者而言，投資者可以審時度勢選擇比較安全的金融方，增多了選擇項，提高了投資者實際的效益收入；第二，對于籌資者來說，為籌資者提供了多種多樣的籌資渠道，使其能夠聚集社會上閑散資金，為其提供了資金保障；第三，對金融機構而言，減少了程序處理的流程，節(jié)約了時間，大大提高了資金運轉的效率；第四，對經濟發(fā)展本身而言，打破了資金流通堵塞的障礙，促進經濟迅速的發(fā)展。但是，金融創(chuàng)新也不可避免的伴隨著一系列的消極影響，給世界各國，尤其是處于發(fā)展中的國家?guī)砹藝谰奶魬?zhàn)。金融創(chuàng)新產生了新的金融工具，這些新的金融工具貨幣性較強，給貨幣政策如何制定、如何實施帶來了困惑。與此同時，金融創(chuàng)新給金融界帶來了新的機遇和競爭，因此金融體系本身的穩(wěn)定性就大大減弱，這些矛盾的存在對經濟的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新時期，世界各國普遍呈現出經濟增長放緩的態(tài)勢，出現放緩態(tài)勢一是由于需求不足；二是由于國家政策的影響。由于金融危機給各國帶來了牽連性的影響，一些發(fā)達國家開始實施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以緩解金融創(chuàng)新帶來的壓力。金融危機產生的市場疲軟不僅僅在發(fā)達國家，也表現在一些新興經濟體的發(fā)展中國家，因此需求乏力將是各國面對的一種經濟常態(tài)。
（二）新興經濟體面臨巨大的環(huán)境壓力。自從爆發(fā)了金融危機，世界各國都在積極地尋找支撐新一輪經濟增長的產業(yè)，其中，低碳經濟被人們提上了討論的日程，要發(fā)展低碳經濟就要試圖改變傳統(tǒng)的能源結構，開發(fā)清潔能源，研發(fā)高新技術支持能源的循環(huán)利用。然而，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沒能在低碳經濟原則上達成一致意見，但可以肯定的是，倡導低碳經濟的生活方式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可想而知，發(fā)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yè)化進程，而新興經濟體工業(yè)化進程還是正在進行時，以重工業(yè)為主的第二產業(yè)還是支撐產業(yè)，低碳技術、低碳經濟的實施無疑會限制新興經濟體的發(fā)展。
（三）商品價格持續(xù)上升。在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前的10年間，世界各國的大宗商品，其價格都有所上升，有的還出現了大幅度的上升。在金融危機爆發(fā)以后，商品價格有的呈現回調之勢，但總體上仍然會持續(xù)增長。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全球商品可以在世界范圍內流通，更重要的是，一些發(fā)展中國家都逐步邁向工業(yè)化的發(fā)展進程。金融創(chuàng)新對新興經濟體而言確實是一個難得的機遇，但更多的是一項挑戰(zhàn)，因為發(fā)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相比掌握著更多的資源。
三、金融創(chuàng)新背景下新興經濟體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的路徑
在金融創(chuàng)新背景下，新興經濟體的出路在于能夠適時調整經濟增長模式，以便可以實現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性的發(fā)展。而今，新興經濟體在經濟領域取得了一些成就，這些成就給新興經濟體帶來了掌聲，這就在客觀實際上掩蓋了新興經濟實體追求經濟發(fā)展與快速積累的矛盾。在新的發(fā)展階段，新興經濟體迫切需要探尋出一條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道路，跳出大多數國家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一）培育中產階級，擴大內部需求。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業(yè)的創(chuàng)新帶來的機遇是共享的，帶來的危機也是波及各國的。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新興經濟體不應該被外部的需求減少打垮，因為新興經濟體內部還有未開發(fā)出來的潛在消費者，即隨著經濟的發(fā)展不斷形成的中產階級群體。像中國、巴西等這些新興經濟體要設法把潛在的消費者變成實際的消費者，培育正在發(fā)展中的中產階級群體，激發(fā)其消費需求，給予其消費能力，創(chuàng)造各種條件發(fā)揮自身存在的優(yōu)勢資源。
（二）調整產業(yè)布局，推動產業(yè)升級。20世紀末期，經濟全球化趨勢加速發(fā)展，發(fā)達國家把自己成熟或者增加值低的產業(yè)向外轉移，轉移到新興的發(fā)展中國家以降低生產成本，獲取最大的效益。從客觀角度來講，發(fā)達國家產業(yè)的轉移推動了新興經濟體走上工業(yè)化的進程，因此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發(fā)達國家以金融服務業(yè)為主，發(fā)展中國家以產品制造業(yè)為主的局面。在未來的發(fā)展中，新興經濟體應該調節(jié)自身的產業(yè)結構和布局，推動自身的產業(yè)實現升級，適應發(fā)達國家的需要，另外還要抓住改革創(chuàng)新中的機遇，為提升國際競爭力爭取更多的主動權。
（三）完善市場機制，創(chuàng)造制度環(huán)境。在金融創(chuàng)新的背景下，會出現越來越多的新情況，發(fā)現越來越多的新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有一個制度來規(guī)范實施。再者，金融創(chuàng)新要想順利進行，也需要健康的市場機制來保障，沒有好的市場秩序，金融創(chuàng)新就是一紙空談，金融業(yè)也會加大經濟的不穩(wěn)定，從而使經濟陷入困境。總之，新興經濟體能否在完善的市場體制下實現調整，既關乎自身命運，也關乎全球經濟的健康發(fā)展，這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新興經濟體與發(fā)達國家共同努力。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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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復蘇步伐之強勁遠遠超出預期。IMF在2010年1月26日的《世界經濟展望》最新預測中將對2010年世界產出的預測大幅提高至3.9%,上調了0.75個百分點。世界銀行在1月20日的《2010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將2010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上調至2.7%。
不平衡是本次世界經濟復蘇的一個突出特征,主要表現為新興經濟體相對于發(fā)達經濟體更為強勁的增長。
2009年,發(fā)達經濟體負增長3.2%,明顯低于-0.8%的世界經濟增長率。世界經濟沒有嚴重惡化應該歸功于發(fā)達經濟體以外的因素,其中尤以中國和印度等國為甚,中國2009年經濟增長8.9%,印度為5.6%。
在工業(yè)產出方面,主要新興經濟體均已實現增長率轉正,而這一數據更加凸顯了世界經濟復蘇狀況的不均衡:美國、德國和日本等發(fā)達經濟體中,僅日本在2009年12月實現了5.3%的小幅增長;韓國、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國在2009年底則都實現了10%以上的強勁增長,尤其是韓國2009年12月工業(yè)產出增長率高達34.9%;俄羅斯和印尼等國雖然出現了連續(xù)兩月的工業(yè)產出正增長,但漲幅僅為1%-2%;墨西哥和土耳其兩國的工業(yè)生產仍然處于收縮狀況,盡管程度有所減輕。
新興經濟體工業(yè)產出率先復蘇并不能說明這些國家已經與世界其它經濟體、尤其是發(fā)達國家“脫鉤”,從另一個角度看,反而是“掛鉤”的明證。因為發(fā)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狀況的改善和國際貿易的正常化是新興經濟體工業(yè)產出增長的重要動力。
隨著宏觀經濟狀況的好轉,主要新興經濟體的物價有所回升,通脹壓力加大。為了救助危機,各主要政府都實施了數額巨大的財政刺激政策和極其寬松的貨幣政策。盡管這些都是避免大衰退的必要舉措,但更為審慎的看法認為,私人預期與實際經濟活動的逆轉可能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政府沒有及時認識到這種逆轉并且迅速收回過剩的流動性,那么通貨膨脹可能馬上躍升至難以接受的地步。
從新興經濟體近來消費者價格指數的情況看,絕大多數國家的CPI仍然維持在2%-6%的可控水平,并且基本上明顯低于2008年9月危機爆發(fā)前的狀況。印度與俄羅斯可能是兩個例外。俄羅斯在普遍的物價回升中維持了2008年10月以來CPI下降的趨勢,而由于食品價格連續(xù)加速上漲,印度2009年12月的CPI同比增長率高達14.97%,以至于1月29日印度央行將商業(yè)銀行的現金儲備率上調75個基點,成為金磚四國中第一個收緊貨幣政策的國家。
整體看,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目前的主要政策目標依然是穩(wěn)定增長。通脹的壓力雖然在增長,但是考慮到世界經濟仍處于復蘇初期,并且此后可能維持低速溫和增長態(tài)勢,政策刺激仍然是各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所以一般而言,短期內通脹的壓力仍然是潛在的。
對全球各大經濟體來說，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經濟蕭條。隨著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的經濟迅速復蘇，多數新興經濟體都重新進入了經濟繁榮時期，此前的蕭條被復蘇所彌補。
在主要新興經濟體，貿易和外部需求越發(fā)旺盛，消費者和企業(yè)對經濟的信心都在提高，信貸資金流在增加，勞動力市場的供需關系在收緊，現有的政策和經濟形勢也刺激了資本項目的資金流動。在此環(huán)境下，仍然帶有經濟刺激作用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使得很多新興經濟體表現出越發(fā)明顯的經濟過熱信號。
由于經濟過熱、國內需求越發(fā)旺盛，主要新興經濟體都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高通貨膨脹率帶來了一系列問題，首當其沖是食品價格問題。在新興經濟體，食品消費占據了消費者日常消費的很大一部分。在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過程中，食品價格的上漲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食品價格上漲最容易影響到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因此也很容易釀成社會。由于單個國家很難對高企的全球糧食價格采取有效的措施，對于新興經濟體來說，最迫切的是要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確保低收入家庭獲得足夠的生活保障，保證社會的穩(wěn)定。
為了應對通貨膨脹的壓力、緩和速度過快的國內需求增長，許多新興經濟體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通過提高利率來收緊貨幣政策。這一點在巴西體現得最為明顯。巴西在2010年進行了3次加息，使得其實際利率達到了全球大型經濟體的最高水平――其利率已經在2011年1月達到了11.25%。
巴西寬松的財政政策和快速增長的信貸使得其國內需求狀況出現了過熱跡象，從而導致了通貨膨脹。資本項目的明顯過剩進一步刺激了巴西國內經濟。
在把本國的利率水平推到一個令人驚訝的高點之后，巴西正面臨著高利率本身帶來的風險――這些風險也在警示其他新興經濟體。過高的利率不僅可能會損害實體經濟、導致所謂“經濟硬著陸”的發(fā)生，同時還會因為國內國外明顯的利率差而吸引更多的境外資本流入境內。如此就會對本國貨幣造成更大的升值壓力。有些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幣值已經偏離了國家經濟的基本面水平。
巴西央行顯然也意識到了這種風險，不得不在高通貨膨脹和高利率的夾擊下做出妥協(xié)。3月30日，巴西央行表示，如果要把2011年通脹率控制在5.6%以下，巴西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會過于高昂。
巴西國內的利率遠遠高于其他國家的利率，巴西貨幣雷亞爾也一直呈現出升值的勢頭。這些因素導致巴西負擔的外部債務迅速增長。巴西的外債從2010年底的2568.24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2月底的2711.11億美元，新增外債142.87億美元，其中短期債務增加的速度遠遠高于中長期債務增加的速度。
巴西政府已經注意到了外債激增的情況。他們開始通過一些謹慎的宏觀措施去抑制這種國外貸款。當然，巴西的現狀還遠遠談不上外債危機或支付危機，巴西經濟也有足夠的彈性去應對來自外部的沖擊。盡管如此，當前外部債務迅速增長的趨勢必須得到有效控制。
除了提高利率之外，收緊財政政策、限制公共開支也有助于抑制經濟過熱。財政政策收緊是配合貨幣政策收緊的一項必要措施，如此才能給中央銀行以足夠的空間，從而避免將貨幣政策收得過緊。巴西政府已計劃在2011年削減財政預算500億雷亞爾。有人擔心，由于巴西要分別在2014年和2016年舉辦世界杯和奧運會，這兩項大型國際賽事帶來的場館修建等基礎設施投資會對其削減預算政策造成影響。不過，巴西是一個很龐大的經濟體，其公共支出大約占到巴西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40%，數目十分可觀。因此，在舉辦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奧運會的必要投資之外，巴西還可以有足夠的財政預算削減空間，使其理性地去應對各項公共開支。
整體提升
依照2007年度競爭力排名，美國依然處于第一，新加坡位居第二。如果以美國為“原點”或“零點”，那么，新加坡相對于美國的競爭力“綜合年度增長率”為大約1％，即兩個經濟體之間的競爭力差距縮小了大約1％。中國香港2006年度競爭力排名第二位，2007年度雖然“綜合年度增長率”提升大約1.4％，卻排名第三位。中國臺灣的競爭力盡管也有大約1％提升，卻從第17位落至第18位。依“綜合年度增長率”衡量，40個經濟體得以保持或在2006年度基礎上提升競爭力，意味著它們與美國之間的差距正在縮小。
2007年度升幅最大的經濟體是德國，從第25位升為第16位。相比之下，與美國之間競爭力差距正在加大的經濟體僅為15個，其中南非降幅最大，從第38位降為第50位。就此，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得出結論：多數經濟體正展開“一場趕超美國的競賽”。
洛桑國際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斯特凡納?加雷利教授解釋說，不僅列出各個經濟體2007年度的排名，而且展示它們追趕全球競爭力“領頭人”美國的能力，在世界競爭力報告中尚屬首次。
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從1989年開始年度世界競爭力報告，作為評估依據的數據對應于“經濟表現”、“政府效率”、“企業(yè)效率”和“基礎設施”4大類323項指標。這家教育和研究機構成立于60多年前，自詡在全球有50家合作伙伴，收集與競爭力相關的數據已超過20年，數據的豐富程度堪稱“世界之最”。
總部在瑞士首都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也每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但依據的數據類別不同，評估的方法也有差異，所獲結果因此與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年度報告相差極大。
世界經濟論壇去年9月的《2006年至2007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列出125個經濟體，其中瑞士的競爭力排名第一位，芬蘭和瑞典分處第二位和第三位，美國則從前一年度的第一位降至第六位。
新興可畏
依照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評估標準衡量，加雷利說，“新興經濟體正在挑戰(zhàn)工業(yè)化國家在競爭力方面長期保持的優(yōu)勢”。
《2007年度世界競爭力報告》的作者認為，中國內地、俄羅斯、印度、斯洛伐克、愛沙尼亞、瑞典、奧地利、澳大利亞、丹麥、瑞士和中國香港的競爭力近年來取得了“強勁改善”。這些進步明顯的國家和地區(qū)不少屬于新興經濟體。報告尤其指出，中國、俄羅斯和印度合計持有1.7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構成了對經濟和商業(yè)實力格局的調整。東南亞、印度、中國、俄羅斯和海灣國家正在全球范圍內買入工業(yè)資產。但是，報告作者提醒道：新興經濟體即使競爭力排名迅速提升，也不意味著它們已經處于競爭力最高的群體。與進步最快的經濟體形成對照，印度尼西亞、意大利、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土耳其、菲律賓和法國等經濟體的競爭力呈現下降趨勢。
加雷利告誡說，印尼等經濟體盡管依然在特定領域內實實在在地擁有競爭優(yōu)勢，但它們如果不改善總體競爭能力，“或遲或早，將會落到世界競爭力評估范圍以外”。作為世界競爭力研究中心的創(chuàng)始人，加雷利預見，工業(yè)化國家不會“容忍”經濟和商業(yè)實力格局的調整，不會把自己的一些傳統(tǒng)優(yōu)勢領域拱手出讓給新興經濟體。所以，“我們今后一年將面對保護主義措施增加的局面。就‘不公平貿易’向世界貿易組織的投訴數量可望增加。”
他說，從2007年開始，伴隨新興市場轉變?yōu)樾屡d經濟大國，繼而對原有“競爭力秩序”發(fā)起挑戰(zhàn)，國際經濟關系將會變得更為緊張。
而且，在歐洲和美國，“保護主義的新面目與過去相比將會更為‘內斂’，企業(yè)自律、環(huán)境保護、知識產權或社會權益保護將成為（掩飾保護主義）的全新關鍵詞”。
中國升位
在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確立的評估體系內，中國內地的競爭力排名2007年度為第15位。
《2007年度世界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內地的排名2003年度為第27位，2004年度第22位，2005年度第29位。躍升最快的時段是2006年度，從前一年度的第29位一躍而成為第18位。
中國內地競爭力2007年度繼續(xù)上升的原因是4大類指標全面提升，其中“經濟表現”從前一年相對于其他經濟體的排名第三升為排名第二，僅次于美國；“政府效率”從排名第17升為排名第八；“企業(yè)效率”從排名第27升為第26；“基礎設施”從排名33升為28。
在“政府效率”方面，中國內地2003年度排名第22，2004年度排名第21，2005年度第20，2006年度第17；本年度躍升9位，幅度最大。
就“基礎設施”而言，中國內地過去歷年分別排名第36、35、36和33，本年度上升了5位。
“商業(yè)效率”過去歷年排名第38、第30、第41和第26；“經濟表現”則排名第三、第二、第三和第三。這兩大類指標本年度都有1位升幅。
報告所列中國內地2007年度改善最大的10個指標是：境外直接投資總額、境外直接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支持商業(yè)開發(fā)的城市化程度，政府預算盈余或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政治穩(wěn)定系數，高級管理人員數量，逃稅發(fā)生率，高技術產品出口，境外直接投資累計，基礎設施維護和開發(fā)，海外向境內直接投資總額，風險資本，商品出口和監(jiān)管力度。
金融危機是誰惹的禍
歷史來看，金融危機總是內部政策失調、外部政策誘發(fā)的結果，是資本大規(guī)模跨國流動催生泡沫、泡沫破滅所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上世紀拉美和亞洲爆發(fā)金融危機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內部政策失調。首先，過早的資本賬戶自由化，為國際資本大規(guī)模流動提供便利。上世紀80～90年代，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將全球資本賬戶自由化推到新的高度。缺乏必要的資本管制防火墻，投機資本泛濫。其次，貨幣錯配，外債風險加劇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前夕，主要發(fā)展中國家的外債占國民收入比率高達40%，其中又以短期外債為主。外資撤離時出現踩踏效應和償付危機。其三，外匯儲備不足，支付能力惡化加劇信心危機。如上世紀80～90年代，主要的亞洲新興經濟體經常賬戶逆差不斷擴大。1995年，泰國等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GDP比率接近10%。資本外逃時，外匯儲備不足，對外支付能力迅速惡化，加速金融市場信心崩潰。最后，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給危機提供了土壤。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一方面使得本幣高估，另一方面，為維持匯率會加速外匯儲備消耗的隱患被做空的投機者所利用。
跨國資本大規(guī)模流出是金融危機爆發(fā)的觸發(fā)器。危機過后，發(fā)達經濟體常采取低息寬松的貨幣政策，釋放大量的流動性。而新興經濟體具有較高的成長性和利息回報，其風險資產為國際資本所青睞。國際資本大規(guī)模涌入，催生資產泡沫。當發(fā)達國家經濟回暖，加息收緊流動性，跨國資本大規(guī)模回流，新興經濟體出現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爆發(fā)金融危機。
相似的金融危機前奏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與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似，全球進入流動性擴張周期，寬松程度史無前例。美歐日等發(fā)達經濟體基準利率持續(xù)維持近零水平，與新興經濟體的利差明顯高于上一輪危機爆發(fā)前期。更甚者，非常規(guī)貨幣政策的實施擴張了資產負債表。巨量的流動性源源不斷涌入新興經濟體。
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經濟體開始復蘇，吹響了國際資本回流的集結號。美聯(lián)儲宣布自2014年1月開始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每月資產購買規(guī)模從850億美元降至750億美元，這只不過是預期中的一只靴子終于落地而已。事實上，資本早已開始逃離新興經濟體。從2011年下半年至2013年底，巴西雷亞爾和印度盧比已經累計貶值40%，2013年4月至12月印尼盾累計貶值23%。
這次或有不同
和上世紀爆發(fā)的金融危機相比，有著相似的危機過后泛濫的全球流動性，有著相似的資本大規(guī)模流動和金融市場大幅波動。但這次或有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新興經濟體國內政策和金融環(huán)境有了較大改變，上演相似悲劇的可能性不大。首先，新興經濟體普遍加強了資本管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后，管制措施進一步強化，并獲得國際認可。其次，國際收支改善，外匯儲備增加，應對危機能力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前十年，新興經濟體共享全球化的紅利，經常賬戶由逆差轉為順差，積累大量外匯儲備。其三，貨幣結構趨于合理，外債依賴程度降低。上一輪危機后，新興經濟體更多用外商直接投資（FDI）和股權投資替代外債。世界銀行統(tǒng)計數據表明，亞洲發(fā)展中國家的外債占國民總收入的比率已從上世紀90年代末的40%下降至20%以下。最后，匯率制度有所調整，靈活性增加。可見，新興經濟體集體發(fā)生貨幣危機繼而爆發(fā)金融危機的內部環(huán)境已改變。
在全球經濟緩慢復蘇的大背景下，新興經濟體的強勁增長備受矚目。2010年，Ell經濟增長率達7.95％，是以G7＋AUS(指G20中除歐盟以外的發(fā)達國家)為代表的發(fā)達國家經濟增長率(2.53％)的近3倍，是世界經濟增長率(4.77％)的近一倍。
在此次危機中，新興經濟體與發(fā)達經濟體都經歷了經濟增長率的急速深度下跌以及復蘇期間的快速大幅反彈。2007～2010年，新興經濟體增長率分別為8.73％、6.04％、2.82％和7.95％，發(fā)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24％、－0.06％、－3.44％和2.53％。四年來，這兩類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態(tài)勢因而呈現出深“v”形狀。
受高失業(yè)率、產能過剩和私人部門消費和投資不振等因素影響，2011年發(fā)達經濟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新興經濟體2011年經濟增長率將隨著政策刺激的逐步撤出以及發(fā)達經濟體增速放緩而降低。2011～2015年，新興經濟體將保持6.7％～6.8％的增長率，高于1980～2006年的平均水平(5.12％)；而發(fā)達經濟體盡管保持T2％以上的經濟增長率，但是其水平將低于1980-2006年平均2.62％的增長率。
盡管自2000年以來新興經濟體與發(fā)達經濟體增長率波動的趨同性越來越明顯，并且這一趨勢在目前還將延續(xù)，但是同樣顯著的是，從長期看(1980～2015年)，兩者間經濟增長率的差距在加大。在危機影響最為深重的2009年，新興經濟體與發(fā)達經濟體增長率的差距甚至超過6％，這再次表明，新興經濟體相對強勁的經濟增長是本次金融危機中世界經濟能夠較快觸底反彈的重要原因。
長期的相對高速增長使新興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不斷增長，并且在2002年后速度明顯加快，這一趨勢在金融危機期間也未被中斷。1980年，發(fā)達經濟體占世界GDP總量的63.8％，新興經濟體僅占13.9％。2010年，發(fā)達經濟體的份額下降至53.2％，新興經濟體增長至24.6％。預計至2015年，發(fā)達經濟體所占的比例將進一步降低至48.5％，新興經濟體占29.3％。這意味著26年間，兩者占世界GDP份額的差距由原來的近50％縮小至不到20％。
國際貿易：新興經濟體進出口強勁反彈
在國際貿易領域，新興經濟體進出口的強勁反彈與發(fā)達經濟體的疲軟復蘇形成鮮明對照。如果將2006年12月的出El／進口額設定為100，截至2010年12月，Ell的出口指數已經高達161，而G7＋AUS僅為114；同期E11進口指數達到173，G7＋AUS僅為114。
從國際貿易增長中獲益的主要是兩類國家：大宗商品出口國與經濟走勢良好的新興經濟體聯(lián)系緊密的國家。拉美、中東、俄羅斯和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國出口迅速增長，其動力主要來自于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所導致的貿易條件改善以及新興經濟體對于大宗商品的旺盛需求。新興經濟體在依靠出口增加實現經濟快速復蘇或強勁增長的同時，其持續(xù)高速的增長又通過貿易渠道外溢至與其聯(lián)系緊密的伙伴國，促使這些國家的產出相對較快增加。例如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有力帶動了澳大利亞、印尼、新西蘭等大宗商品出口國，以及德國、日本、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等資本品出口國經濟的增長。
同時研究顯示，新興經濟體間的內部貿易正在快速增長，并且尚存在巨大的發(fā)展?jié)摿ΑＲ浴敖鸫u四國”為例，巴西、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等四個BRICs組成國均已經發(fā)展成世界性的貨物貿易大國，相互間的依賴程度也明顯提升。相應地，BRICs各組成國對主要發(fā)達國家市場的依賴性降低。我們在HS六位碼基礎上對1999年和2009年BRICs各組成國出口至不同市場商品種類和數量的變動情況進行了對比分析，發(fā)現這四個國家之問的出口商品種類和數量增加最多，對G7＋AUS次之，對世界其他地區(qū)出口商品的種類和數量增長最少，甚至在個別國家還有所減少。在HS六位碼基礎上我們對BRICs各組成國與其主要貿易伙伴相互間的競爭互補情況和競爭壓力情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顯示，總體而言，BRICs各國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競爭性大于與主要發(fā)達國家的競爭性，但從發(fā)展趨勢看，BRICs各國與主要發(fā)達國家競爭性提升的速度遠遠超過與新興經濟體競爭性的提高。并且，BRICs各國感受到的來自內部貿易的競爭壓力遠小于來自外部世界的同一壓力。
全球資本流動：新興經濟體面臨巨大挑戰(zhàn)
與國際貿易類似，全球資本流動格局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新興經濟體作為全球直接外資目的地和來源地的相對重要性將不斷上升。同時，大量資本持續(xù)流入也使新興經濟體面臨巨大的挑戰(zhàn)。
通貨膨脹高企是關于資本流入的主要擔心之一。然而，如果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衡量，幾乎所有E11國家的通貨膨脹都處于十年來的較低位。通脹壓力比較大的是印度，2010年預計通貨膨脹率高達13.2％。即使是在危機最嚴重的2009年，印度的通貨膨脹率也高達10.9％，甚至高于2008年的8.3％。仔細審視可以發(fā)現，新興經濟體CPI權重構成主要包括，食品、飲料、煙草、服裝、鞋類和家具等生活用品和能源，以及交通、通訊、文化、娛樂、教育等服務。CPI的相對低位說明，資本流入沒有引起上述商品與服務價格的上漲。原因有兩個，一是新興經濟體匯率的變動使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本國物價影響相對有限；二是資本流入了CPI指數未涵蓋的領域。更多的證據表明，資本大量流入影響的不是消費者物價水平，而是新興經濟體的股票和房地產市場。
如果將2006年12月設定為基期(即當月股票指數為100)，到2010年12月，Ell股票指數為168，相對于基期上漲了三分之二；G7＋AUS股票指數為94，相對于基期下跌了7％。自2007年1月以來，EII與G7＋AUS股票指數的最低點均出現在2009年2月，當時E11股票指數為64，G7＋AUS股票指數為59。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此后一年半的時間里，E11股票指數上漲了兩倍，G7＋AUS股票指數僅上漲了不到60％。而2009年和2010年E1 1的經濟增長率為2.8％和7.9％，也就是說相對于2008年，真實產出增加了11％。G7＋AUS的經濟增長率為－3.4％和2.5％，真實產出減少了1％。
【關鍵詞】新興經濟體 金融危機 存款保險
一、新興經濟體危機的產生原因
關于新興經濟體的定義不一而足，根據經濟增長的速度、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制度因素與政治因素均可以對其作界定。本文認為所謂新興經濟體，是指那些處于工業(yè)化進程中的經濟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在2009年博鰲年度報告中，明確地將G20中的11個發(fā)展中國家定義為新興經濟體。
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發(fā)展中國家更積極地參與國際分工，在發(fā)展的過程中憑借其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與資源成本吸引發(fā)達國家的資金、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在依靠要素投入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提高其生產效率，保持著一個較為穩(wěn)定的快速增長速度。然而，新興經濟體對信用手段的使用缺乏經驗，往往操之過急。首先，新興經濟體通常對銀行部門缺乏監(jiān)管，同時銀行缺乏甄別與監(jiān)督借款人道德風險的專門技術。其次，新興經濟體的政府往往濫用財政手段。最后，新興經濟體對外依存度（進出口貿易額與GDP的比例）過高，均值高達83%，相對于發(fā)達國家的37%高出了整整46個百分點。
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收益與風險無法達到最優(yōu)的匹配，由此社會風險的集聚速度便會相對高過社會資產積累的速度，當達到一定程度時便會飽和。屆時，凡是一個微小的波動均可能引發(fā)危機。如1994年至1995年爆發(fā)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至1998年東南亞經融危機與2001至2002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機。
二、應對新興經濟體危機的策略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huán)境下，某個國家的經濟危機往往會產生連鎖反應而影響到其他國家。例如1997年的東南亞危機便是由泰國開始，之后逐漸擴散到鄰近國家的。為了使中國免受其他國家金融危機的影響，筆者建議如下：
（一）建立健全存款保險制度
在世界范圍內，金融體系的管理者與監(jiān)督者們致力于尋求金融體系的穩(wěn)定。在建立與健全有效的金融風險防火墻的過程中，存款保險制度無疑是核心環(huán)節(jié)，比較典型的是美國模式和德國模式。美國模式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主要由政府出面組織，帶有強制性；資金來源比較廣泛，除卻投保銀行的保費之外，還可以通過投資證券、發(fā)行債券或向聯(lián)邦政府借款等方式達到籌資的目的。德國以商業(yè)銀行為主導，而三大銀行集團為銀行體系核心，這些銀行均為全能型銀行，與實體經濟緊密相連。為了避免德國政府強有力的干預，三大銀行集團分別設立了自己的存款保險系統(tǒng)。
美國與德國的模式各具特色，均與其經濟環(huán)境的自身特點與歷史進程相適應。因此，在存款保險制度建立方面，應該考慮到我國銀行業(yè)自身特點。首先，我國銀行一直并還將長期處于金融體系的核心地位。其次，各地銀行與地方政府、國有企業(yè)的關系密切，是其資金來源的主體。再次，銀行體系一直蒙受中央政府的隱性擔保。最后，我國正處于利率自由化的重要階段，隨著利率自由化進程的深入，銀行間的競爭必然加劇，由此帶來的存貸利差降低終將導致銀行傳統(tǒng)業(yè)務的衰落。
由上述現狀看來，中國如想成功抵御新興經濟體危機所帶來的打擊，必先鞏固我國的銀行體系，而鞏固銀行體系的第一步便是實行存款保險制度。為此，筆者有以下建議：首先，在存款保險適用性范圍上，可以采取強制性與自愿性相結合的方法。其次，我國可以由單一費率逐漸過渡至差額費率模式。最后，我國應當立健全與存款保險制度相匹配的法律與制度。
（二）深化金融改革
如果說建立健全存款保險制度是勢在必行的一步的話，那么這一步的選擇完全是為了為金融改革保駕護航。對于金融改革深化的方向，筆者認為主要有一下幾點。
首先，繼續(xù)深化利率改革，今年七月，我國已經允許各大銀行對銀行間買賣的大額存單自由定價。其次，以上海自貿區(qū)為契機，不斷加深匯率自由化的改革進程。再次，鼓勵中小企業(yè)的發(fā)展，這是以發(fā)展其他融資投資方式相適應的。其一，以利率自由化增加商業(yè)銀行間的競爭力度。其二，相關政策向風投、基金與信托方面傾斜。最后，加強國際協(xié)作，這是由金融安全問題具有國際性決定的。
（三）發(fā)展實體經濟
從根本上來說，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所解決是在一定時間與一定區(qū)域范圍內資源分配的問題。具體到金融行業(yè)來講，金融行業(yè)存在的價值與金融政策的改革的目的均在于引導資金能有效地流向實體經濟。具體措施包括加快醫(yī)療、養(yǎng)老保障與教育改革，加快產品的升級換代，盡快完成出口導向型向內需型的轉型，隨著出口額不斷擴大，外匯占款的持續(xù)增加進一步加劇了我國的通貨膨脹，匯率風險也不斷增加。一旦新興經濟體危機爆發(fā)，必然會影響到我國的進出口行業(yè)。因此，我國應當刺激內需，由出口轉內銷以便消化相對旺盛的生產力，讓人民享受到更多改革開放的成果。
參考文獻：
[1]趙巍.美德存款保險制度比較研究[D].吉林大學，2007.
[2]王勛，方晉.新興經濟體崛起[J].山西財經學報，2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