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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6）05-137-02
一、普京外交政策的背景
俄羅斯政權的更迭是在基本平穩的過程中完成的，雖然沒有大的沖突，但是社會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是依然存在的，普京在任期間，俄羅斯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擺脫貧困危機，整合已經瀕臨破裂的社會，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普京確立了外文政策的主旨，即恢復大國地位、為國內建設創造有利環境等原則。制定這樣的原則，是出于以下幾方面的考量：
第一，普京個人的經歷影響了其思想體系。普京長期從事情報安全工作，受“民族愛國主義”思想的教育，推崇鐵腕政治。同時，普京受當時改革激進派人物的思想影響，對西方社會的運行機制具有一定的了解，并表現出了認同，因此，普京在其任職期間，既保留了俄羅斯的有關政策，同時，在政治經濟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力求盡快趕上西方社會的發展步伐。
第二，俄羅斯的經濟處于貧困危機時期，普京上臺后，必然將俄國的主要精力放在解決國內問題上。對于俄國所處的經濟環境和社會地位，普京毫不避諱，他承認自己的地位下降，并力圖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實現自身的發展，用現實的眼光，看待國內經濟的發展問題。
第三，在歷史上，俄羅斯與西方的矛盾一直存在，現在依然不例外，雖然美國各界，已經不再把俄國視為頭號敵人，但是，美國依然貫徹對俄羅斯的防范性政策，雙方的摩擦并沒有隨著俄羅斯經濟的衰退而有所減少，面對內憂外患的國際環境，俄羅斯保持了低調的姿態，力圖緩和與西方的關系，并盡可能為了自身的發展，而在一些問題上和西方作出必要的妥協。
二、普京外交政策的內容
普京在位期間，其外交政策的成就引起國外學者的關注，普京在外交的理念、政策、風格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征。下面對其外交政策進行總結和概括。
（一）俄羅斯的世界大國定位
在蘇聯解體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俄羅斯對于自己冷戰后的國際身份和位置一直處于迷茫和徘徊的境地，普京這一大國角色的定位，結束了俄羅斯關于自身身份的猶豫，也成為了俄羅斯在外交政策中的靈魂所在，表明普京堅持在國際社會交往中，堅持自己的游戲規則，根據本國的利益和本國的邏輯，決定本國的事務，表明自己在國際事務的處理中，與其他大國有平等的話語權，而不需要遵循他國所提出的利益規則。
普京在執政期間的核心理念，就是堅持俄羅斯的大國定位，其他的理念，都是服從于這一外交理念。在俄羅斯的外交過程中，這一理念的核心地位，體現在其堅持走怎樣的國際道路，承擔怎樣的國際責任，選擇怎樣的國際發展目標。普京在當政期間，選擇這樣的外交政策，意味著其不會選擇在經濟放緩時期，去依附于西方某些大國，其大國定位，意味著其堅持獨立的國際角色，獨立的處理俄羅斯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各種問題。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國地位的定位，既可以指在普京當政的時代，俄羅斯的國際事務的處理，要堅持俄羅斯的大國身份來處理，也指的是俄羅斯要恢復自身以往在國際社會中所擁有的大國地位。但是，這兩種理解并不是割裂開來的，而是在精神上相互統一的。
不可避免的是，大國外交實質上也就意味著，在國際社會的利益界定中，俄羅斯堅持的是戰略進攻性外交，是以一種高姿態，應對來自國際社會的挑戰，在當時俄羅斯國內經濟亟待恢復的社會狀況下，這樣的高姿態必然對其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可以說，積貧積弱的俄羅斯，在國際事務的處理中，更多的執行的是精神上的大國外交，而實質上卻沒有能力和資源支持這樣的大國外交。
（二）多極化的世界結構
實際上，俄國理論界，一直反對多極化，其理論學者一直認為，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才會鼓吹所謂的多極化，因此，多極化理論應該是中國的聲音，是中國為了對抗美國而產生的理論。俄國積貧積弱的現狀，也不可能成為多極化中的有力的一極，最終受益者并不是俄羅斯，而是中國。這也就導致，雖然普京倡導多極化，但實質上，其在真正的外交過程中，一直是小心翼翼，也很少采用多極化這樣的字眼，當俄國的經濟條件出現一定的增長后，俄國斯才明確的表示，自己奉行多極化，并在多個公共場合，奉行多極化并積極推動多極化的發展。
2007年3月，俄羅斯正式發表了外交文獻《俄羅斯外交概述》，指出“單極世界的神話已經破產，世界是多極化的世界”。
奉行世界多極化，是俄羅斯外交政策的一貫主張，這與其大國地位的降落不無關系，可以說，冷戰后，兩分世界的格局已經改變，與其讓美國一支獨大，不如堅持多極化。普京所奉行的外交政策，讓俄羅斯從多極化的反對者，轉變為多極化的附和者，最終成為多極化的積極倡導者和擁護者，某種意義上，甚至成為多極化的積極的開拓者和先鋒者。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外交并不是在骨子里承認多極化的，奉行多極化，也是為了自身經濟的恢復，俄羅斯是有能力在短期內，迅速實現經濟的發展的，單從俄羅斯能源，尤其是石油能源所帶來的美元收益方面來看，俄羅斯是能夠在世界經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恢復其世界大國地位也是指日可待的。但是，這樣的恢復，是需要時間的。普京外交反對單極化，同樣，普京也反對兩極化，在其外交資料中明確指出，“在多極化正在形成的過程中，也要注意，不能滑向任何形式的兩極，歷史已經向我們證明，兩極分化，是一定會導致沖突和摩擦的，最終必然引發戰爭。”當然，我們不難猜測出，俄羅斯反對兩極世界，是因為，俄羅斯已經不可能成為除美國之后的另一極。
（三）依托歐亞、面向歐美的外交戰略布局
普京外交被理論界成為歐亞外交，也就是說，普京外交既以歐美外交為重點，同時又兼顧亞洲。歐美國家是俄羅斯的重要戰略安全利益伙伴，也是俄羅斯外交戰略中的重要的挑戰者和戰略壓力者，俄羅斯的外交也就是以歐美為參照對象的。同時，俄羅斯在外交過程中，也把歐亞力量作為其戰略依托，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和歐亞經濟共同體可說是第一層次，中俄戰略伙伴關系和上海合作組織是第二層次。
近年來，俄羅斯更加重視和亞洲地區的合作，越來越重視中俄關系和上海合作組織，其在外交報告中指出，“上海合作組織已經成為地區合作獨一無二的形式，它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證明了自己在維持大歐亞地區穩定中的作用”。
由此可見，歐亞地區，都是俄羅斯在外交過程中的具有重要戰略位置的地區，但是，其對俄羅斯的作用是不同的，歐美地區給予俄羅斯的更多是戰略壓力，亞洲地區給予俄羅斯的，更多是戰略支持。
（四）獨聯體一體化的長期目標
能夠實現獨聯體一體化，是普京外交的長期目標。普京外交放棄了全面推進獨聯體一體化的思路，轉而采取多層次的規?；七M方式。因為在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下，全面一體化是不現實的。普京制定了一系列目標，如在經濟上建立統一的海關聯盟，在文化上開拓共同的文化空間，最終目標是形成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機制安排，恢復和重建與獨聯體國家的聯系，并通過文化的聯系，加強獨聯體之間的文化認同。由此可見，獨聯體地區一體化，是俄羅斯在特殊的歷史時期的特殊安排，而不是戰術上的需要，這一安排也不僅僅是服務于外交，而是對獨聯體整個地區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外交的過程中，普京不僅僅關注經濟政治的聯系，開始從文化上尋求共鳴。
（五）發展能源和軍事兩大支柱
能源外交是普京外交時期的重要舉措，普京將自身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作為外交的重要戰略手段，將俄羅斯從世界所承認的核武器大國變成了能源超級大國，通過能源外交，來調控和影響與獨聯體國家，與歐洲國家，與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在這樣的能源面前，其他國家只能感到無力，除了接受俄羅斯的再度崛起，別無其他方法可想。美國國務卿曾經這樣形容俄國斯的能源外交政策：“俄羅斯將能源的橄欖枝伸向了幾乎每個國家，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天然氣供應者，他口袋里塞滿了美元，正在慢慢地崛起，最終將使經濟力量成為世界重要的政治力量”。不得不說，這一外交策略是成功的，能源是每個國家都需要的，它的力量遠遠高于擁有的卻無法實用的核武器的力量，既給俄羅斯帶來經濟效益，又提升了其政治地位。
軍事力量也是普京外交非常重視的，特別是在俄與美國和北約關系中，軍事力量是俄重要的后盾，在普京執政后的短短六年里，俄羅斯的軍費支出比以往增加了將近四倍，俄羅斯不斷進行大規模的軍事重建，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加緊部署新型戰略導彈，新一代戰略核潛艇下水，恢復航空母艦戰斗執勤等，甚至明確表示，在必要時，不惜使用核武器的力量，可見，普京對軍事力量是非常重視的，強大的軍事力量，也是普京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
三、 普京外交政策的評價
西方學術界對普京外交的觀點不一，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是“新帝國主義”說，認為普京的外交政策是在走帝國主義老路；另一種是“新蘇聯主義”說，認為普京外交正在重拾蘇聯外交的遺風。這些說法都反映了一個事實，即普京外交正在回到俄羅斯的外交傳統。
普京大國地位的確立標明了這個帝國對其過去的存在狀態的留戀，代表著其日后努力的方向。
其次，在普京執政時期，其外交也是建立在中央集權制度之下的，而以往無論是沙皇俄國還是前蘇聯，它的外交都建立在中央集權的政治基礎上。
論文關鍵詞：網絡外交；中國網絡外交戰略；中國網絡外交政策
一、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調整
（一）網絡外交決策與內外環境
互聯網的興起和普及改變了信息傳遞的基本方式，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渠道，也引發了外交領域的重要變革。自互聯網產生以來，伴隨傳播技術的進步與現代國際體系的形成，民族國家除借助武力謀求自身利益之外，也在利用網絡的國際化傳播來謀求國家利益，于是網絡外交和國際關系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行為的一部分。政策是黨和國家的生命，體現人文價值觀，關乎國家生存與發展，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是國家外交戰略和政策系統的重要部分，他們的制定與調整必須結合國內外環境狀況，包括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客觀實際情況，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國家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制定的科學化與合理化。
（二）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概念
國家的外交戰略結構，或稱國際戰略或對外戰略，是一個國家對一個相對較長時期關于對外關系的全局謀劃，它涉及國家對外目標的制定、實施對外目標的手段、國家對國際形勢、國際格局的認識與判斷，對本國利益與國際地位的追求，對大國關系、國際人文環境的認識。由此，可以對網絡外交戰略作出以下理解，網絡外交戰略，是一個國家對國際、國內網絡發展與運行環境認識和判斷的基礎上，結合國家自身的總體外交目標，對本國長期的網絡對外關系的全局謀劃。外交政策是外交戰略的組成部分，由國家的外交戰略所決定。它指一國處理國際問題和對外關系問題、進行外交活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行動方針。由此，可以對網絡外交政策作如下定義，網絡外交政策是指一個國家在明確對網絡外交目標的基礎上，結合國家自身的網絡發展與運行狀況，所指定的一系列處理國家網絡對外關系問題的基本原則和行動方針。
（三）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調整
網絡外交決策首先具有現實性，同國際形勢密切相關；其次具有針對性，既有目的的針對國際問題和國家內外環境；第三具有明確性，即充分利用互聯網這一平臺，對外本國明確的立場與態度；第四，具有相對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破壞本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誠信信譽形象；最后，是追求有效性，適應國際形勢，能夠實現國家制定的目標，使目標和效果達到最好的結合。
由中國學者歸納，中國的外交決策有三種類型：神經末梢觸動型，就是自下而上的決策過程；神經中樞刺激型是自中而上的決策過程；最高決策發動型是最高決策層為主發動的決策過程。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網絡外交決策大權在最高機構，外交部及其下屬機構在網絡外交決策中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互聯網絡傳播具有廉價、實時、共享和高度擴張的特點，因此能夠及時全面的掌握信息，并對信息的選擇更靈活，方便了參與外交的行為體及時溝通和交流，并在網絡平臺上形成輿論傾向，從而對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形成了深刻的影響。
（四）網絡外交決策的程序
網絡外交政策制定的程序主要包括：調查研究、制定方案、比較研究，最后上報，由中央決斷的工作程序。其中，信息的采集和傳播、議題的設置、制造公眾情緒和公眾壓力最終形成公眾輿論在外交決策程序中尤為重要。
1、信息的采集和傳播
網絡是外交信息的重要傳遞者，同時也是外交信息的最靈通者。所以，通過互聯網等各種途徑大量的收集情報，在進行調查研究網絡外交政策制定中尤為重要。
2、網絡外交政策中的議題設置
網絡能按照自己的選擇來突出和強調或隱瞞或者暴露某些事實，從而影響公眾對國際事務或外交政策的看法，形成強大的輿論導向，給外交決策帶來正面或反面的推動力。
3、制造公眾情緒和公眾壓力，形成公眾輿論
公眾的情緒是一種客觀存在，隨現實環境的變化和受刺激的不同而變化。善于遵從、引導、影響和控制公眾情緒已成為國家發展網絡外交的重要領域，對國家發展對外關系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二、網絡外交與中國和平發展的大戰略
（一）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輿情分析
“國際輿論環境就是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的評論，大多數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形成對該國的輿論并產生影響?！崩潇o客觀地看，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國際上很多人仍然不了解甚至敵視中國。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國的對外宣傳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但從國際輿論環境的總體態勢看，加強和改進對外宣傳依然是長期而又艱巨的工作。歷史的發展和現實的思考要求中國必須把網絡外交戰略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與外交戰略的重要位置，通過政府推動下的思想與信息的交流，以豐富多彩的形式向世界說明中國，把客觀、真實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傳遞給世界。
（二）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必要性
信息革命正在迅疾地改變著世界“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esBacon）在400年前寫道的，信息就是權力。”。傳統官僚機構的壟斷地位在信息的跨國大流通中被削弱，“對于自身社會有關的信息，政府已經失去了某些控制”，全球化的發展使世界各國公眾越發深切地感受到個人與世界的聯系日益緊密。全球意識的增強和利益相關性的切身感受，使世界各國公眾對國際關系、世界事務給予更高的關注。表達見解、參與國際事務的要求更加強烈，這對各國政府的對外政策產生日益重大的影響。“維持一致的、由精英把持的外交政策等級秩序越來越困難?！痹谶@樣的世界性潮流中，世界輿論日益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關鍵要素，軟權力則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致力于表達和運用的力量。網絡外交這一具有軟權力性質的非傳統性外交形式也越來越為各國政府所關注和倚重，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事也就尤為重要了。
三、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現實構建
嶄新的外交理念呼喚全新的外交實踐。中國網絡外交戰略的構建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是一項系統工程，把網絡外交融入中國總體外交框架更需要經受外交實踐的考驗。
（一）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思維與理念
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作為中國國家外交戰略與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與實施，必須遵守國家外交戰略與外交政策中的一系列最基本的原則與慣例。具體來說，要構建中國的網絡外交戰略、制定和實施中國的網絡外交政策，要遵循以下幾點理念：
1、要勇于承擔責任，在參與中提升自己。作為一個有著世界性影響的大國，我們要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勇于承擔國際責任，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事業做出貢獻。
2、要重視政策說明與辯護。外交事務雖然涉及到國家安全等復雜的戰略性問題，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須記住這樣一句話：一項沒有解釋清楚的政策是不會得到大家支持的?！?/p>
3、要重視政治文化與外交理念的傳輸。
4、信息提供要具有連續性與客觀性。在互聯網的時代，人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網絡上的信息淹沒。保證信息的連續提供，并對信息的客觀性負責，唯此才能真正發揮網絡外交的作用。最后，要堅持戰略和政策的原則性，國家性質和國家利益決定一國的外交政策。
（二）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外維建構
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外維建構是中國網絡外交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在互聯網絡平臺之上，中國對自己的認識與世界對中國的認識之間的差距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從運作的層次上看，中國的網絡外交戰略應該分為全球層次、區域層次和國別層次，依次推進，在序列優化中尋求高效能。
1、全球層次。全球層次是中國網絡外交戰略運行的最廣義層面，它從一個最宏觀的層面向世界說明中國，在全球互聯網輿論中給中國國際形象和國際信譽一個清晰的、有力的定位，在不涉及國際權力和利益的具體博弈中通過互聯網給世界各國公眾一個良好的感性印象。
2、區域層次。區域層次的網絡外交對象是世界范圍內廣泛存在的，尤其是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互聯網使用區域，如西歐、東北亞、東南亞和阿拉伯世界等地區的國家。作為一個區域性大國，中國網絡外交的核心首推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國家，其次為世界其他地區。
3、國別層次。國別層次也是網絡外交最基本最具體的層次，其主要對象是世界大國和中國外交政策所涉及的核心地區國家的互聯網使用主體。
（三）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內維建構
從內向性維度審視，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政策應本著把社會輿論的關注點作為網絡外交的出發點這一精神，及時回應國內互聯網平臺上的民眾，對我國外交事務的各類問題，特別是對于國際熱點問題，要加大分析和解釋的力度，而不只是對我國具體外交行為作原則性的解釋。
1、要適當加大中國網絡外交的透明度，拓寬公眾對中國外交問題了解的渠道，增加公眾與職業外交官在互聯網絡上對話的機會。
2、加強網絡技術研究和信息資源的收集整理工作。力爭在影響到未來網絡發展走向的網絡技術上取得一些關鍵點的突破，以便在未來新的全球網絡規則中取得一定的發言權，避免完全被動的局面。
3、要加強與國外網絡媒體的對話、改變國內網絡管理思路與體制，爭取網絡外交信譽。政府要盡可能地加快發展民間網絡外交力量，努力建構和諧網絡社會。根據網絡外交本身的特點，量身打造符合其自身發展規律的管理模式，少行政命令，多柔性引導。
[關鍵詞]鄭莊公；鄭國；外交政策
鄭莊公，名寤生，鄭國的第三代君主，公元前743年――前701年在位。他是春秋時期鄭國歷史上最有作為的一位國君，同時也是春秋早年中原地區最具影響力的諸侯之一，后代史家稱之為“鄭莊小霸”。鄭莊公挾父祖之威，內平叔段之亂；對外挾天子以令諸侯，遠交齊魯，近攻宋、衛、陳、蔡；伐許、克息、敗北戎，抗擊周桓王親率的諸侯聯軍，在國際舞臺上縱橫馳騁，一時威振中原，幾于霸主。仔細考察這一時期鄭國的發展歷程，鄭莊公靈活多變的外交策略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史學界對于鄭莊公時期鄭國外交的專門論述尚屬空白，因此，本人不揣淺陋，試作論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鄭莊公時期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
西周時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作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是整個國家政治軍事的最高首領，對國家擁有絕對的領導權。由于周天子的絕對權威，整個西周社會的秩序是穩定而和諧的，各諸侯國和平相處，即便有一些爭端，也由王室來調停處理。自周平王東遷洛邑以后，周天子的權威一落千丈，事實上逐步喪失了其“天下共主”的地位，漸漸失去了控制諸侯的能力?！岸Y樂征伐白天子出”變成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各國或為了爭霸，或為了生存，都開始了較大規模的整軍經武，擴軍備戰。
鄭國在西周時期建國很晚，先祖桓公姬友為周宣王之弟，公元前806年始封于鄭(今陜西華縣)。周幽王時，他看到西周王朝政局動蕩，天下行將大亂，為了鄭國未來的發展，鄭桓公遂向太史伯請教避禍之計：“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分析了天下大勢后建議說：“獨河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聽后大為贊賞，于是就接受太史伯的建議，將部分族人和財物寄居在虢、鄶之間。西周滅亡后，鄭武公率眾東遷，都新鄭(今河南新鄭)，逐步兼并鄰近小國，占有今河南省中北部一帶，成為周都洛邑以東的重要諸侯。當時鄭國北依黃河，西接周室，北與衛鄰、南連陳、蔡，東與宋相接。雖國土不大，但地處中原的中心交通便利，商業發達，經濟富強；當北方的晉和南方的楚尚未興起之時，只有東方的宋才可與之一較高下。
衛國在春秋初年，西面和北面都與戎狄為鄰，東鄰齊國，南接鄭、宋，正好夾在幾個強國中間，四面受敵，加之境內地勢平坦，國力又不強，簡直無從談起發展。當時鄭國的發展和強大，使它和宋最感壓迫，故在春秋初期，衛國常聯合宋國抵抗鄭國；秦國居于西岐之地，處諸戎包圍之中，當時主要精力用于經營河西之地，全力以赴與戎人戰斗，無力東顧，向中原發展，晉國西與秦交界，東連衛，其周圍戎狄雜居，加上內亂不止，使其無力外顧而成為中原舉足輕重的強國；西周末年至春秋初，楚國主要集中精力向南方發展，其勢力還局限于長江沿岸的武昌、江陵一帶。直到公元前740年楚君熊通自立為武王以后，其勢力才逐漸向北方發展；齊國在春秋初期版圖雖大但勢力不強，它雖有魚鹽之利，經濟富庶，但在春秋初期，這些資源還沒有很好的開發，以至于公元前706年北戎伐齊，齊國還要請鄭國出兵相救；魯國在今山東西南部，泰山山脈是它與齊國的天然分界。魯北依泰山、南鄰準夷，東臨大海，西與衛相接，西南與宋交界，西北汶水流域又與齊連界。春秋時期為爭領土常與齊宋兩國發生摩擦，宋的四面都是平原，地形難守易攻，周王朝只所以將其封在睢水流域的平原之地，就是為了便于控制它。春秋初期，宋的東南面是力量較為分散的東夷和淮夷，對其構不成威脅，南面的陳、蔡勢更弱，北面的魯、衛勢力也不強，只有西面的鄭國國力較強，使之倍感壓迫，所以春秋時期，宋鄭兩國矛盾較大，常常發生戰爭。
二、鄭莊公時期鄭國的外交策略
雖然從整體上看，當時中原地區的國際形勢，對鄭國的發展相對來說較為有利。然而，同時也存在著對鄭國發展十分不利的因素，鄭國的四鄰都是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相對較強的諸侯國，鄭國四周早已開發殆盡，不像楚、齊、秦等國周圍都有廣袤發展的空間。在這種背景下，鄭國要想有較大的發展，獲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就需要“虎口奪食”，靠侵奪宋、衛、陳、蔡等國的領土來壯大自己。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單靠鄭國一國的力量很難與宋、衛、陳、蔡等國聯合起來的力量相抗衡，在這種背景下，鄭莊公為了鄭國的發展，除依靠鄭國較強的經濟及軍事實力外，外交政策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具體來說，鄭莊公當時采取的外交政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挾天子以令諸侯
春秋初年，隨著周天子控制諸侯的權力和直接擁有的軍事力量日益喪失。此時，和西周時期相比，王室地位一落千丈，周天子已經不再具有實際上的天下“共主”的地位，“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疑”。雖然，就實力而言，周天子和諸侯不相上下，但周天子卻長期保有天下“共主”之名，還擁有成周八師這支不容忽視的軍事力量。因此，當時周天子在諸侯中還有一定的號召力，他在政治上的優勢是所有的諸侯國都不敢小看的。如《左傳》隱公四年記載：殺了衛桓公自立為君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州吁黨羽石厚)問定君于石子(石F)，石子曰：‘王覲為可?！唬骸我缘糜P?’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駨闹萦跞珀悺薄?/p>
鄭武公、鄭莊公相繼為周王朝卿士，為執掌周王朝大權的重要人物。《左傳》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襄公二十五年“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杜注：“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贝饲涫慨敽汀对娊?十月之交》“皇父卿士”和《長發》“降予卿士”所提到的有實權的卿士相同，可以左右周天子，行使周王朝的大權。精明的鄭莊公正是看到周天子在諸侯中的影響力，在對外擴張的過程中，利用自己王室卿士的身份打出了“以王命討不庭”的旗號，以周王名義，動員和調動王師及諸侯的力量，來討伐政敵以及不服自己管束和不利鄭國發展的國家，從而為鄭國在春秋初年鄭國的發展掃除障礙。如：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彪[公五年(公元前718年)，因“宋人取邾田”，“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彪[公九年(公元前714年)“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辈⑹孪劝逊ニ蔚臎Q定通知齊、魯兩國，組成鄭、齊、魯聯軍，共同伐宋。隱公十年 (公元前713年)“齊人、鄭人入J，討違王命也?！编崌酝趺ニ?，本來邀請了J國和許國，它們沒有派兵來助鄭，鄭莊公于是聯合齊國來討伐它。春秋初期的幾十年中，宋、衛兩國，是鄭國發展的直接障礙。鄭莊公每發展一步，都要直接或間接受到宋國和衛國的直接或間接威脅，因此，直接或間決反擊、討伐宋、衛兩國，便是鄭莊公的一個具體戰略目標。
2、遠交近攻，結強制弱
春秋初期在中原眾多的諸侯國中，實力較強的諸侯國主要有鄭國、齊國、魯國、宋國和衛國等。鄭國在武公、莊公時期利用鄭國地處中原地區中心的區位優勢，實行重商政策，大力發展經濟，因此，春秋初期鄭國發展速度很快。鄭國的發展使他的鄰國宋國和衛國倍感壓迫，因此宋、衛與依附于他們的陳，蔡兩國常常聯合起來與鄭為敵。當時宋、衛、陳、蔡集團不僅妨礙了鄭國的發展而且時刻威脅著鄭國的安全。齊、魯實力雖強但離鄭國較遠，對鄭國的發展構不成威脅。在這種形勢下，鄭莊公敏銳地感覺到，要想使鄭國獲得大的發展，必須制服宋衛陳蔡集團，這樣才能為鄭國的未來發展營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而要做到這一點，單憑鄭國一國的力量是很難辦到的，故而鄭莊公定下了遠交近攻，結強制弱的外交政策――遠交齊魯，近攻宋衛陳蔡。
魯國在春秋初期也是實力較強的大國，并與宋國屢結同盟，而宋、鄭世怨，所以魯、鄭也成仇怨之國。鄭莊公有心與魯結盟，一旦發現魯、宋之間有隙可乘，便及時地抓住時機。隱公五年(公元前718年)，鄭率領周天子的軍隊與邾軍會合，攻入宋國的外城。宋國派使者到魯國告急求救。魯隱公因對宋國使者的答話不滿，未派兵前往救援，魯、宋之間出現了裂痕。鄭莊公及時地抓住這一時機，在隱公六年(公元前717年)派使者到魯國，相約棄前嫌而修新好。并在隱公八年(公元前715年)提出：“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枋易許田?！痹诨腹?公元前711年)鄭莊公又一次提出：“請復祀周公，卒易枋田”而“以璧假許田”，于是鄭、魯結盟于越。盟辭上大書特書。渝盟無享國”。至此，鄭國與魯國之間關系日益親密、融洽，兩國成了合作伙伴。
鄭國和遠方的齊國、魯國結盟以后，鄭國再要抗擊鄰國入侵和向四鄰發展，就解除了后顧之憂，從而為鄭國的發展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3、分化瓦解敵方陣營，化敵為友
趙華勝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
俄羅斯和中亞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員
7月12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簽署了新的《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概念》，這不由使人想起八年前普京也在就任總統之初簽署了同名文件，從而開始了俄羅斯外交的新階段。
新“概念”出現在新總統上任之初，這顯然不是巧合。不過，雖然總統更替是新“概念”出臺的一個背景，但僅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未免偏狹。事實上，這個文件的醞釀和準備是在普京時期，它出現的真正背景是形勢的變化。新“概念”對此說得清楚，制定這份文件的原因就是國際關系的變化和俄羅斯的鞏固要求它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俄羅斯需要根據實力的增長重新考慮外交優先目標，提高它在世界事務中的責任。
在結構框架上，梅德韋杰夫版和普京版完全一樣，但在篇幅上梅版比普版增加了約60％，在具體內容上，也可以發現許多有意思的差別。
在普版中，俄羅斯的自我定位是世界大國和當代世界有影響的中心之一，但在梅版中“世界大國”不見了，這或許是因為俄羅斯感到已經不需要再強調它的大國地位，或許是俄羅斯對這一概念開始有另外的想法。
在普版中，俄羅斯把美國強化單極世界看作是對俄羅斯的威脅，并把建立多極化國際體系當作俄羅斯外交的重要目標。而在梅版中，單極化威脅已經消失，建立多極化國際體系也變為當代世界文化―文明多樣性的形成。對此也可以做多種解釋和理解，其中之一是俄羅斯認為單極化世界的構想已經破產，多極化結構已是現實。單極化和多極化矛盾已不是主要問題，不同文明的競爭成為更重要的競爭。
在對俄羅斯外交基本特征的描述中，普版的說法是連續性、可預測性和互惠的務實主義，并把平衡作為俄羅斯外交的突出特征。梅版換成了公開、可預測和務實，并在平衡之后增加了多方位。
在外交的地區優先次序上，梅版仍是把獨聯體地區放在優先的地位，其后依然是歐洲、美國、中國、印度、日本等，但不再使用“優先方向”的字眼，弱化了等次感。雖然敘述次序沒有變化，但具體內容卻有不同。在普版中，重點是與所有獨聯體國家發展友好和戰略伙伴關系，推動在獨聯體框架內各領域合作和一體化，而在梅版中，只是把獨聯體作為政治對話的論壇和經濟、人文、反恐合作的機制。俄羅斯還表示在市場經濟的原則上與獨聯體國家進行經濟合作。
對于俄歐關系，普版的表述是：歐洲是俄羅斯傳統的優先方向，俄羅斯把歐盟看作是最重要的政治經濟伙伴之一，目標是建立穩定和民主的全歐安全與合作體系。梅版已經不強調歐洲的優先地位，它的目標仍然是建立全地區的安全與合作體系，但這必須是真正的、沒有分界線的一體的歐洲，歐盟、俄羅斯和美國要在其中發揮平等作用。
對于北約，普版認為與北約的建設性合作對地區安全和穩定具有重要性，同時對北約擴大持負面態度。梅版改變了對北約的態度，它表示發展與北約的關系必須考慮北約是否平等對待俄羅斯，是否遵循國際法的準則，以及是否遵守俄與北約的有關協議。同時表示對北約擴大持否定立場。
對于俄美關系，梅版似乎比普版給予了更高的重視和更大的期待。普版只是說俄美關系對全球戰略穩定有重要意義，俄羅斯愿意克服俄美關系中的困難，繼續發展與美國的合作。梅版則進而對兩國經濟技術合作的巨大潛力寄予厚望，并提出跨越過去的戰略原則，建立俄美戰略伙伴關系，共同應對現實威脅。
轉到亞洲方向，梅版的基調比普京版有所提高。在普版中，與中國和印度發展友好關系被認為是俄羅斯亞洲政策最重要的方向之一，梅版把“之一”去掉了。關于俄中關系，普版的表述是將努力在所有方向發展與中國的互惠友好關系，其主要任務是擴大兩國經濟合作的規模，使之與政治關系相適應。梅版把發展互惠友好關系改成了發展在所有領域的戰略關系，其雙邊關系的主要任務是擴大經濟合作的數量和提高它的質量，這顯然是指改善兩國經貿關系的結構。還值得一提的是，梅版還提出繼續鞏固上海合作組織。對于俄印關系，梅版也將其從傳統的伙伴關系提高到戰略伙伴關系。俄日關系則沒有明顯的改變。
在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實施部分中，梅版增加了這樣一句話，就是“俄羅斯政府進行國家對外政策的實施”。這句話雖然簡短，但卻分量沉重，意味深長，其中的含義幾乎不需要解讀。
欄目主持 沈丁立
美國導彈防御的經驗教訓和未來道路
美國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羅伯特?約瑟夫從“美國導彈防御的經驗教訓和未來道路”角度分析，認為美國從以前發展導彈防御中獲得的經驗教訓有：①目前的導彈防御系統能力不足，過去幾屆政府也未達成一致的應對手段，導致錯失了一些最具潛力的能力。②必須糾正以下三種錯誤論斷：第一種是戰略導彈防御破壞穩定，將導致軍備競賽，激怒俄羅斯，破壞軍控目標；第二種是戰略導彈防御系統僅可能實現有限的中段攔截能力，不能防御更大規模的導彈攻擊；第三種就是目前沒有必要部署戰略導彈防御系統。為此，羅伯特?約瑟夫建議美國不應放棄助推段攔截技術，必須尋求先進的“宙斯盾”艦載助推段攔截能力，并探索其他所有可能的部署模式，包括天基模式。③導彈防御需要總統的支持。羅伯特?約瑟夫認為，如果美國沒有導彈防御，那美國本土將不堪一擊。因此美國總統必須積極推進導彈防御的研究、發展和部署，以應對各種可能的導彈攻擊。
美國面臨的全球導彈威脅
以色列導彈防御組織主任烏茲?魯賓從“美國面臨的全球導彈威脅”角度發表證詞，認為目前很多美國的敵對國都在研發各種導彈技術，對美國及其盟國構成了直接威脅。當前美國的導彈威脅主要來自中東地區的伊朗和東亞的朝鮮，兩個國家都在研究彈道導彈和空間發射器等技術，并且沒有放緩的趨勢。
重新評估“分階段適應途徑”（PAA）
美國凱尼恩學院美國民主研究中心主任托馬斯?卡瑞科從“重新評估‘分階段適應途徑’（PAA）”角度展開討論，認為美國目前的導彈防御雖然在政策及技術方面取得一定進展，但不能應對日益變化的導彈威脅。奧巴馬政府于2009年取消布什政府時期計劃在波蘭建立第三個地基中段防御基地和在捷克部署反導雷達的計劃，轉而追求“分階段適應途徑”，集中于應對近程導彈威脅，而忽視遠程導彈威脅。托馬斯?卡瑞科認為這一舉措既不明智，也不靈活，建議：①國會和奧巴馬政府需重新評估“分階段自適應途徑”；②在2014財年進行地基攔截彈的飛行試驗，改進現有的殺傷飛行器，研發“能力增強”-3殺傷飛行器，并重新開始研發于2009年取消的“多目標殺傷飛行器”（MKV）項目；③ 繼續提高“標準-3”攔截彈殺傷器和推進器的效能，并重新恢復其他能力以補充取消的“精確跟蹤空間系統”（PTSS）；④啟動下一代導彈防御系統的研發工作，需重新考慮采用定向能武器攔截導彈；⑤繼續推進在東海岸建立第三個地基中段防御基地。
美國導彈防御的關鍵缺陷
美國負責核查與執行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寶拉?德薩特從“美國導彈防御的關鍵缺陷”角度分析，認為目前美國導彈防御的缺陷有：①技術缺陷。包括：不能應對大規模的導彈攻擊，也不能應對帶有輔助突防措施（Penetration Aids）的導彈威脅；輕微的破壞行動（如網絡攻擊）即可破壞導彈防御系統的組件和系統；易遭受電磁脈沖（EMP）的攻擊；②政治缺陷。其中最顯著的政治缺陷：第一是導彈防御資源的不足或低效。為了進一步與俄羅斯簽署核軍控協議，美國以預算為理由削減或終止多個導彈防御項目，包括于2009年9月17日取消在波蘭和捷克部署第三個導彈攔截基地的計劃以及于2013年春季取消的“歐洲分階段適應途徑”第四階段等；第二是缺乏發展意愿。導彈防御除了需要技術能力和預算的支持，還需要強烈的發展意愿。
韓國外語教育政策歷史回溯
一國外語政策的制定，往往反映出國家經濟實力、國家安全政策、社會文化環境、外語教學理念等的變化。韓國七次教育改革中，外語教育政策也隨著政治形勢變化、國家經濟發展需求、社會進步、國民語言文化需求而不斷變更。
韓國建國初期（1954年-1963年），百廢待興，經濟力量薄弱，外語語言環境缺乏，因此，第一次教育改革中提出外語教育的目標是“掌握基本語法、會話能力”。這種低要求是與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相適應的。第二次（1963年-1973年）和第三次（1973年-1981年）教改時，隨著韓國經濟復蘇，急需大量高水平技能型人才。外語教育以培養學生聽說讀寫四項基本技能為基礎，為韓國的經濟發展提供實用型人才。第四次（1981年-1987年）和第五次（1987年-1992年）教改時，隨著韓國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舞臺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外語教育需培養能適應國際舞臺并能發展韓國文化的高級語言人才。第六次教改（1992年-1997年）開始，政府提出培養適合區域經濟發展的人才。外語教育由語言使用中心向語言交際中心轉變。第七次教改（1998年至今）的教育目標從強調整體教育轉向個體潛能的發現和個體創造力的培養。培養創新型外語人才成為外語教育的迫切需求。
我國外語教育政策歷史回溯
建國后，我國外語教育政策演變從歷史的角度可劃分為四個不同的時期：初創時期（1949年-1955年），動蕩時期（1956年-1977年），政策確立時期（1978年-1999年）和變革時期（2000年至今），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政策和實踐。
初創時期，由于當時的外交政策，學生一邊倒地學俄語。1953年教育部下達了科系調整的決定，直接導致大部分師范院校停辦了英語系。1954年教育部下達通知，初中不開設外語課。這兩項決定造成我國學生外語水平整體降低，高水平外語人才匱乏。可以理解的是，當時的外語政策是基于全國的政治經濟形勢需要。
動蕩時期，上世紀60年代初，由于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政府在外語教育方面采取了兩項重要措施：一是制定外語教育七年規劃綱要，二是建立一批外國語學校。由于的影響，七年規劃綱要并沒有真正貫徹執行。
1978年以后進入政策的確立時期。 1978年8月，教育部把大學公共英語和中小學外語教育提到日程上來，強調加快外語教育的發展。由于中國的改革開放剛開始，經濟基礎比較薄弱，外語教育進展緩慢。外語教育主要以傳授語言知識為主。有少部分外國語學院也嘗試復合型人才的培養。
進入新世紀，中國迎來經濟發展的黃金期，外企、合資企業對各類實用型英語人才需求急增。2002年4月，教育部高教司以《加強實用性英語教學，提高大學生英語綜合能力》開始大學英語改革，提出培養實用性英語人才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的目標。隨著時代的發展，單一的語言知識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已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也無法滿足學生的多樣化、個性化需求。2007年，教育部頒布《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指出大學階段培養學生在各自專業領域的英語交際能力。2010年出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到“擴大應用型、復合型、技能型人才培養規模”，“著力培養高素質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因此，外語教育的目標趨向多元化。
中韓兩國外語教育政策分析比較
首先，外語教育政策受到當時的社會歷史階段條件的制約。中韓兩國的外語教育政策作為國家公共政策、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都受到一國外交政策、經濟制度和文化理念的制約和影響。其次，中韓兩國外語教育政策均體現了多元文化理念。在全球化背景下，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跨文化交際技能成為必須。通過外語教育多元文化熏陶，促進學生對文化多樣性的尊重、相互理解，并最終鑒賞世界性的文化，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創新。最后，中韓兩國外語教育政策均促進了本國經濟的發展。韓國政府確立外語教育發展戰略，大大促進韓國企業的現代化，實現韓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我國的外語教育事業為我國的經濟發展也做出了巨大貢獻。
摘 要 1993年，隨著《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正式生效和歐盟的誕生，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也宣告誕生。該政策包括了廣泛的政策目標，而要實現這些政策目標則要輔之以有效的政策工具。2009年《里斯本條約》之前，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核心政策工具是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2009年之后該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是決定。本文統計了2000―2009年該政策產出的共同立場、聯合行動和決定的數量和地域分布，還統計了《里斯本條約》后2010―2012年新的綜合性的政策工具決定的數量和地區分布。在精確的數據統計的基礎上，本文對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產出進行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這一分析有助于我們細致、全面地了解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具體實踐。
關鍵詞 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 政策工具 共同立場 聯合行動
歐洲是資本主義的發源地和現代民族國家的誕生地。近幾百年來，西歐大國一直是國際政治、經濟和權力舞臺上的核心角色。民族國家間的權力角逐也使歐洲成為人類歷史上僅有的兩次世界大戰的發源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宣告了歐洲世界中心地位的喪失。但二戰對歐洲國家來說既是巨大的災難，又是巨大的契機。二戰后，歐洲國家痛定思痛，決心拋棄戰爭的恩怨，走共同發展的一體化之路。從1952年《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的正式生效到現在，歐洲一體化已經走過了60多年的歷程。歐洲一體化是以經濟一體化開始的，但從其發端起就有明確的政治目標，歐洲走了一條“先經濟、后政治”的發展道路。隨著經濟一體化的推進，政治一體化也提上了議事日程。二戰后，歐洲曾產生過雄心勃勃的政治、外交和防務合作的計劃和初步實踐，但都以失敗告終。但是，歐洲各國推動政治一體化的努力從來沒有放棄過。1970年，歐共體6國通過了“盧森堡報告”，該報告被認為是“歐洲政治合作的創始性文件”，宣告了“歐洲政治合作”（EPC）機制的確立，這是歐共體國家在外交和安全領域的第一個合作機制。1986年通過的《單一歐洲法令》第一次對歐洲政治合作給予了法律上的支持。1993年11月，旨在建立歐洲聯盟的《馬斯特里赫特約》（簡稱《馬約》）對原有的“歐洲政治合作”機制進行了擴展、強化和提升，并最終建立了“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簡稱CFSP）。1997年10月，《阿姆斯特丹條約》（簡稱《阿約》）對有關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條款進行了修改。后來，《尼斯條約》又進行了大的機制修訂。2009年，隨著《里斯本條約》的生效，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邁上了新的臺階。如今，經過20年的發展，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取得了很大進展。歐盟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成就，有賴于該政策設定了明確的目標，并輔之以切實有效的政策工具來實現這些目標。從1994年到2009年，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五種，其中比較核心的是共同立場（common position）和聯合行動（joint action）。2009年《里斯本條約》之后，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將幾種政策工具合并并簡化為一般指導原則（general guidelines）和決定（decision）。本文的主要內容旨在對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工具和政策產出（政策工具的應用）進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從而豐富對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實踐的認識。
一、 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目標
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工具是實現其政策目標的重要手段。1993年生效的《馬約》的前言宣布，成員國“決心實施一項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馬約》還在第J.1條中進一步列舉了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五項具體目標，之后的《阿約》又做了適當補充。概括起來，這些目標包括：第一，捍衛聯盟的共同價值、根本利益、獨立和完整。第二，通過各種方式加強聯盟的安全。第三，按照《聯合國》和《赫爾辛基最后文件》的原則和《巴黎》的目標保衛和平，加強國際安全。第四，促進國際合作。這主要包含兩方面具體的內容。一是發展合作，即歐盟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協助；第二個方面則是指“與所有國家發展友好關系”。第五，發展和鞏固民主、法制、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
可以看出來，《馬約》對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范圍的界定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是非常全面和寬泛，目標一和目標二主要是歐盟在國際上所要維護的自身利益，目標三、目標四和目標五是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要促進的國際利益。具體而言，這些目標不僅涉及外交、安全與防務領域，還囊括了保障人權、基本自由和鞏固民主等。“也就是說，《馬約》的條款事實上將歐盟外交、安全與防務政策幾乎所有的領域都無所不包地納入了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范圍?！标愔久?、古斯塔夫?蓋拉茨：《歐洲聯盟對外政策一體化――不可能的使命？》，時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頁。通過目標四可以看出，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范圍甚至還不排斥對外經濟政策，《歐洲聯盟條約》也允許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框架下實施某些對外經濟政策。第二是模糊性和不易操作性。比如對目標四的“促進國際合作”并沒有詳細的界定，只能通過歐盟條約的有關規定和歐盟理事會的有關決定來推理和分析。而促進人權、民主、法治等目標絕對不是僅僅靠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就可以實現的，這些模糊和寬泛的目標的實現必須要調動更為廣泛的資源和手段。第三是超前性。《馬約》囊括了“涉及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所有方面”（第J.1條）和所有“可能的范圍”，這使得它天然地具有超前性，“其確切范圍和內容是不斷變化的，總體而言，將隨著成員國能夠達成一致的對外政策領域的增加而可能不斷擴展”。房樂憲：《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及其運作》，載林張茂明、羅天虹主編《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與中國-歐盟關系》，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頁。后來的《阿約》、《尼斯條約》對這些領域的規定修改不大。
二、 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具有寬泛的政策目標，而要實現這些目標則需要輔之以切實有效的政策工具。根據《阿約》的規定，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主要有五種基本的政策工具：共同立場、聯合行動、決定、聲明和共同戰略。
（1） 共同立場（Common Position）。共同立場是歐盟構筑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基礎，沒有共同的立場，就談不上外交合作和軍事合作?！恶R約》第J.2條規定：“凡理事會認為必要之時，它應確定一共同立場。成員國應保證本國的政策與共同立場相一致?！薄霸趪H組織中和在國際會議上，成員國應協調它們的行動。它們應在此論壇上維護共同立場。”《阿約》規定：“理事會應采取共同立場。共同立場應確定聯盟對某一特定的地區性事項的解決辦法。各成員國應保證本國的政策與共同立場相一致?！边@項規定界定了共同立場的使用范圍。同時《馬約》和《阿約》對成員國與共同立場的關系的界定也意味著一旦確定共同立場，則該共同立場對成員國具有國際法的約束力。筆者的統計顯示，在2000―2009年間歐盟平均每年要通過29項共同立場，這些共同立場主要涉及四大類：對第三國有關政策的決定；對特定國際問題政策的決定；對第三國實施制裁的有關決定；對已有的共同立場的擴展或者修正。
（2） 聯合行動（Joint Action）。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中的聯合行動則是將共同立場付諸實施的具體表現。《馬約》當中第五編第J.3條總共7款，全部是對“聯合行動”的相關規定。這其中包括：第一，依據歐洲理事會的總方針，理事會決定某事務應納合行動。理事會確定聯合行動的特定范圍、特定目標、行動期限、聯合行動的手段、程序和條件等。如有必要，理事會還應規定此項行動的期限。第二，聯合行動將規約各成員國所采取的立場和所進行的活動。第三，當成員國擬議按照聯合行動確定本國立場或者采取本國行動時，該成員國應當及時通報情況。第四，在形勢變化急需采取措施而理事會未能作出決定的情況下，經考慮聯合行動的總目標，成員國可緊急采取必要的措施。聯合行動和共同立場的主要區別在于，共同立場更多地涉及歐盟對某一問題或者某一國家的立場和政策目標，以及為實現這一政策目標各成員國需要在國內采取的行動，如對相關法律的調整、改變與第三國的經濟和財政關系、實行武器禁運等。而聯合行動更多涉及必須動用歐盟資源在國外開展的操作性行動。筆者的統計顯示，歐盟平均每年采納33項聯合行動。尤其是2005年以后，隨著歐盟更多地參與沖突預防和危機管理行動，與此種事務相關的聯合行動呈現出大幅度的增長。
（3） 決定（Decision）。一般而言，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中的“決定”是部長理事會就該政策的機構方面的事務所做的規定。部長理事會可以通過對成員國有約束力的有關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決定（見《歐盟條約合訂版》第23條）。2004年后，除了有關機構方面的事務外，歐盟更經常用“決定”這一政策工具處理共同外交與安全領域的問題。從2000年到2009年，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通過了403個決定（年均40個）。2010年后，決定取代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成為主要的政策工具類型。關于決定的具體情況和量化的分析，筆者將以2009年為分界，在后面進行詳細分析。
（4） 聲明（Declaration）。聲明是歐洲政治合作機制最頻繁使用的政策工具，用來表達歐盟對歐盟外國家和國際問題的立場、要求和期待。聲明的表達措辭一般是方向性的、寬泛的，它只代表一種政策方向而不包含具體的行動。聲明的目的也僅僅是對國際問題表達歐盟的看法，一旦聲明發表，這一目標就得到實現。1972年，歐洲政治合作機制僅僅發表了兩項聲明，這也說明在20世紀70年代歐共體“用同一個聲音說話”是多么困難。歐共體發展成歐盟之后，聲明并不是歐盟幾個主要條約中明確規定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手段，但這并不妨礙歐盟頻繁地使用聲明。《馬約》簽署后的1994年，歐盟使用了110項“聲明”，后來，歐盟對聲明的使用達到了平均2―3天一項的頻率。近些年，由于聲明的使用太過頻繁和缺少實質性內容，歐盟對這一政策工具的實質性關注并不太多。歐盟的官方文獻顯示，2004年后，《歐盟活動年度總報告》不再詳細羅列出年度所有聲明的內容，而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也發表了“為數眾多（numerous） 的聲明”一語帶過。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聲明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中是可有可無的。這其實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了，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合作的制度化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它更多地關注操作性比較強的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所以，聲明相對而言就沒那么重要了。
（5） 共同戰略（Common Strategy）。共同戰略是 《阿約》新增加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工具?！栋⒓s》規定：“在成員國有重大利益的領域，歐洲理事會應決定共同戰略，由聯盟負責實施。共同戰略應規定其目標、期限以及聯盟成員國可資使用的手段”。“理事會應向歐洲理事會推薦共同戰略，并將之付諸實踐，特別是通過采取聯合行動和共同立場來實施?！保ā栋⒓s》第13條）。共同戰略由理事會向歐洲理事會推薦，由歐洲理事會以全體一致方式議決。歐洲理事會制定共同戰略之后，將由歐盟理事會根據特定多數表決程序制定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來加以實施。
在以上五種政策工具中，聲明是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最經常用的政策工具；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是最具有實質意義和最具操作性的政策工具；決定的使用雖然范圍擴大了、頻率提高了，但或許是由于習慣的原因，它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中的重要意義始終不如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共同戰略的使用則更少。
三、 對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產出的定量分析
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共同聲明、共同戰略、共同立場、聯合行動和決定等。共同聲明是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最常用的政策工具，但由于其太過寬泛和缺少實質性內容，在近些年，它并沒有受到太多關注。由于數目太少，對共同戰略的分析也意義不大。所以，筆者不打算對聲明和共同戰略單獨作分析，只是在必要時涉及它們。本部分筆者分析的主要是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最核心的兩種政策工具，即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同時，作者還將分析產出數目眾多，但在2009年《里斯本條約》前并未被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充分重視的另一政策工具，即決定。作者將根據歐盟官方網站的一手資料，詳盡地統計2000年到2009年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產出的共同立場、聯合行動和決定，并根據統計數據做出相關分析。為了分析問題方便，作者把以上每個政策工具運用的成果稱作“政策產出”。比如2008年歐盟運用了48次聯合行動這一政策工具，作者就稱為48項聯合行動政策產出。
1. 對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的定量分析
作者首先統計了2000年到2009年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采納的所有的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的數量（見表1）；然后，根據這兩種政策工具針對的地區，又進一步做了分類（見表2）。
根據對表格的分析，可以看出：
（1） 從數量上看，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的數量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從2000年到2009年，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年均確定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的總數大約是62個，其中31項共同立場、31個聯合行動。每年的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的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數量上升的速度在2005年后明顯加快。
（2） 從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的數量對比來看，2003年之前，共同立場的數量一直多于聯合行動的數量；2003年之后，聯合行動的數量則明顯多于共同立場的數量，差距較大的2007年歐盟確定29個共同立場，而采納了48個聯合行動。這其中最有可能的解釋是，2003年歐盟通過了《歐洲安全戰略報告》，該報告之后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CFSP）框架下的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ESDP）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使得更具有實質意義和實踐性的聯合行動的數量大幅度增長。
（3） 從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數量的地域分布上看，數據的統計表明：
首先，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最關注的地區是非洲地區。從2000年到2009年，歐盟在巴爾干地區的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的總數量是145個，年均145個，占年均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總數的近25%。
其次，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第二關注的地區是巴爾干地區。從2000年到2009年，歐盟在非洲地區的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的總數量是119個，年均10個，占年均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總數的20%。
第三，數據顯示，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關注的其他地區依次是：亞洲地區、中東地區和東歐地區。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數據還顯示，2006―2008年間，歐盟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擴展到了拉美地區和印度洋地區。在其他問題上，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的數量也在2006年后突然增長。
上面的數據和分析說明，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關注的地域選擇性非常強，地域分布差距很大、很不平衡。它最關注的是與其安全利益關系最密切的近鄰巴爾干地區和其原屬于歐盟國家殖民地的非洲地區。針對這兩個地區的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占了總數的45%。顯然，歐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實質上還缺少全球性的抱負和能力。但2006年之后在拉美地區、印度洋地區和其他問題上的新發展說明，歐盟正在朝這一方向發展。
2. 對決定的分析
對于“決定”是否是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工具這一問題，學術界一直有爭論。有學者認為，“決定”不是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工具。因為，首先“決定”是部長理事會就該政策的機構方面的事務所做的規定，原則上不涉及具體事務；其次，決定這一政策工具也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2004年之前，委員會的《歐盟活動年度總報告》中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部分總是列出一年中所有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的詳細情況，而在最后僅僅提到，歐盟“也采取了幾個（several）決定”，而幾乎不列出這些決定的名稱和數目。這說明，歐盟官方層面沒有充分重視決定。
而作者的統計（見表1）發現，2003年之后，決定這一政策工具開始被大量使用。從2000年到2009年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采納決定這一政策工具的數量總體上要多于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另外，決定的具體內容也不僅僅是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機構事務。實際考察后發現，在具體使用上，決定的使用往往比較靈活。這種靈活性表現在：
（1） 有時決定的形式和功能類似或者等同于共同立場。2007年3月23日，歐盟確定了一個關于對伊朗的限制性措施的共同立場（2007/140/CFSP）。之后，2008年6月和8月，歐盟相繼通過兩個共同立場來對它進行補充和修改；2008年12月，歐盟通過了一個“決定”，對其進行第三次補充。Council Common Position 2008/479/CFSP of 23 June 2008，amending Common Position 2007/140/CFSP concering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Ira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8：163：0043：0049：EN：PDF.
Council Common Position 2008/652/CFSP of 7 August 2008，amending Common Position 2007/140/CFSP concering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Iran，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8：213：0058：0070：EN：PDF.
Council Decision 2008/842/CFSP of 10 November 2008，amending Annexes Ⅲ and Ⅳof Common Position 2007/140/CFSP concering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Iran，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8：300：0046：0054：EN：PDF.
這說明，在具體使用上，決定和共同立場往往難以區分到可以通用。
（2） 有時決定的形式和功能類似或者等同于聯合行動。比如，2008年“有關任命歐盟對剛果安全部門改革咨詢與援助行動（EUSEC RD Congo）長官的決定”是以決定的形式出現的。但對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各種聯合行動分析后，筆者發現，歐盟的慣例是，類似這種“任命”都是以聯合行動的方式作出的。如果按照慣例，2008年“關于在乍得和中非共和國開始軍事行動的決定”一般應該是以聯合行動的形式出現的，但同樣也是以決定形式決策的。
（3） 對2006年、2007年和2008年的決定的考察?？紤]到決定有時類似于共同立場，有時類似于聯合行動的。筆者對2006年的45個決定分析后發現，其中14個類似于共同立場，31個類似于聯合行動；2007年的42個決定中， 有14個類似于共同立場，有28個類似于聯合行動；2008年的60個決定中，20個類似于共同立場，40個類似于聯合行動。對這三年中的決定的內容和功能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本質上來說，決定不是一種完全獨立的政策工具，因為它沒有非常清晰的使用范圍，它有時類似于共同立場，但大多時候，它類似于聯合行動?；蛟S正是因為它的靈活性，導致在實際上頻繁使用的政策工具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四、 對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產出的定性分析
（一） 反應型（Reactive）、積極型（Active）和行動型（Operative）政策工具
1985年，維勒在一個題為《歐洲外交政策的機構和機制的演進》Weiler， Joseph H.H， “the Evolution of the Mechanisms and Institutions for a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Flor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202，1985.
的工作報告中將歐洲政治合作機制（EPC）政策產出分三種類型：反射型（reflexive）、反應型（Reactive）和積極型（Active）。反射型政策產出只是為了宣示某些共同立場。反應型政策對特定事件作出反應并期待能夠影響這些事件。積極型政策產出往往設定政策目標、輔之以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并期待能夠達到特定目的。
維勒的分類方法對我們的研究有一定借鑒意義。但是，如果完全沿用20世紀80年代維勒分析歐洲政治合作的方法來分析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則顯然是行不通的。作者認為，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已經超越了反射型政策產出的階段，也即是說，基本沒有非常被動的反射型政策產出了。作者將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產出大致分為反應型（Reactive）、積極型（Active）和行動型（Operative）。從反應型（Reactive）到積極型（Active），再到行動型（Operative），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政策產出中成員國合作的程度和制度化的程度依次提高。
如果要把常用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工具分類的話。作者認為，大致來說，聲明是反應型的政策工具，它的主要內容是對某一國際問題表達歐盟的立場并且提出要求和期待。共同立場是積極型政策工具，它重在“確定對某一特定地區性或主題性事件的解決辦法”。聯合行動是行動型政策工具，它重在“處理聯盟的軍事行動據信為必要的特定情勢。聯合行動應規定其目標、范圍、聯盟可資使用的手段和實施條件。如有必要，還應當規定行動的期限”。從目前來看，作為反應型政策工具的聲明雖然每年使用的次數非常之多，已經接近或者超過200次。但《歐盟年度活動總報告》中近幾年聲明詳細資料的空缺其實也反應出它的作用及其歐盟對它的重視程度都在下降。從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創立以來，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的數量一直在持續增長，并且在大多年份，歐盟的共同立場要多于聯合行動。但2005年后，聯合行動的絕對數量和增長速度開始大大超過共同立場的數量和增長速度。也即是說，歐盟的行動型政策產出的絕對數量和增長速度開始大大超過積極型政策。總之，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中，反應型政策工具（聲明）、積極型政策工具（共同立場）和行動型政策工具（聯合行動）同時存在。但顯然，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合作重心正在逐漸地向行動型傾斜，這也說明了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合作在深化，合作的質量在提高，制度化的程度也在逐漸提高。
（二） “低成本”（lowcost）、“中等成本”（mediumcost）和“高成本”（highcost）的政策工具
作者認為，還可以把歐盟對外政策產出分為“低成本”（lowcost）、“中等成本”（mediumcost）和“高成本”（highcost）的政策產出三類。聲明是“低成本”的政策工具，因為不需要動用歐盟過多的資源；共同立場是“中等成本”的政策工具，它需要在歐盟層面提出解決辦法，并要求成員國國內采取與之相符合的政策；而聯合行動則是“高成本”的或者說高成本的政策產出，它規定行動的目標、范圍、手段、資源等等。聲明只是用來表達立場、提出要求和期待，是典型的“低成本”政策。
共同立場是中等成本的政策產出，以2008年2月歐盟有關對利比亞采取限制性措施的共同立場（2008/109/CFSP）為例Council Common Position 2008/109/CFSP of 12 February， concering restrictive measures imposed against Liberia，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8：038：0026：0027：EN：PDF.
，該共同立場主要包括兩部分：第一，確定共同立場的法理來源。第二，共同立場的主要內容。這部分內容包括五條條款：條款一，禁止成員國向利比亞銷售、提供、運輸或者出口武器、彈藥、軍事設備和備件等，也禁止對利比亞相關的財政支持；條款二，條款一的例外情況；條款三，成員國需要采取的具體措施；條款四，共同立場的生效日期；條款五，該共同立場將在歐盟官方文件中出版和。
聯合行動是高成本的政策產出。以2008年9月15日歐盟“關于對格魯吉亞監督任務（EUMM Georgia）”的聯合行動為例。Council Joint Action（2008/736/CFSP） of 15 September ，on the European Union Monitering Missions in Georgia，EUMM Georgia，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8：248：0026：0031：EN：PDF該聯合行動也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采取該聯合行動的歐盟條約依據和法理來源；第二部分，聯合行動的具體內容說明。這部分包括非常詳盡的19條條款：條款一，聯合行動的名稱（EUMM Georgia）和開始時間；條款二，對該聯合行動的基本說明；條款三，聯合行動的任務，包括穩定、正?；托判闹亟ǖ?；條款四，有關該任務的機構安排；條款五，任務的民事行動指揮官及其職責；條款六，任務的首席長官及其職責；條款七，任務的人員組成；條款八，任務和工作人員的地位；條款九，任務的指揮系統；條款十，任務的政治控制和戰略指導系統；條款十一，歐盟外其他國家對該任務的參與；條款十二，任務的安全保障；條款十三，對該任務監督功能的啟動；條款十四，對該任務的財政安排；條款十五，合作；條款十六，任務中秘密情報的；條款十七，對任務的簡單回顧；條款十八，任務的起止日期；條款十九，該聯合行動在歐盟官方文件中的出版和。通過對這個比較全面和典型的歐盟聯合行動的考察可以看出，聯合行動涉及對任務的目標、范圍、組織系統、領導機構、財政安排等全方面的安排，它需要動用歐盟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和資源，比起聲明和共同立場，它是名副其實的高成本政策產出。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結論：聲明是低成本的反應型政策工具，共同立場是中等成本的積極型政策工具，而聯合行動是高成本的行動型政策工具。在不同的問題上，或者一個問題的不同階段，歐盟用聲明、共同立場或者聯合行動等不同的政策手段。最近幾年的例子和數據表明，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中聯合行動的產出出現了大幅度的增長，這是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合作質量大大提升和制度化程度提升的重要表現。
五、 《里斯本條約》后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工具變化
2007年12月13日，歐盟成員國首腦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簽署了歐盟新條約《里斯本條約》，以取代《歐盟憲法條約》。2009年12月，《里斯本條約》正式生效。在政策目標上，該條約在原來的目標上新增了一些目標，如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消除貧困，鼓勵所有國家融入世界經濟；向受自然或人為災害的人民、國家及地區提供援助；推動基于多邊合作及全球良治的國際體系。另外，該條約對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進行了制度性的變革，主要如：再一次明確了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與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關系，并大大強化了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調整歐洲理事會，設立歐洲理事會常任主席，任期兩年半，可連任一屆；設立了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等；設置了專門的“對外行動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EEAS）。
《里斯本條約》對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工具也做了重大的改革。該條約規定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兩種類型：其一是一般指導原則，其二是決定。決定“用于確定聯盟的行動、立場、上述決定實施的安排以及加強成員國在政策行為（conduct of policy）方面的系統合作”程衛東、里靖超譯：《歐洲聯盟基礎條約――經里斯本條約修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頁。?？梢?，決定取代原來的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而成為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在2009年前的兩種核心政策工具中，共同立場重在表達立場，聯合行動重在將共同立場的內容付諸實施，這使得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在實踐中有某種程度的“分裂”。而如上文分析，決定則兼具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的共同特點，它可以將二者統一起來，加強成員國的“系統合作”。其二，通過對2000―2009年的決定的分析，作者發現，雖然在2009年之前的政策工具體系中，決定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但它具有巨大的靈活性，有時類似于共同立場，有時類似于聯合行動。也就是說，其實在2009年《里斯本條約》之前，決定已經具備了取代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的“潛力”，或者說它實際上已經在慢慢取代了共同立場和聯合行動而成為一種更具綜合性的政策工具。
作者還統計了2010年以來決定的情況。2010年，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采納的決定有124個，2011年是197個，2012年是159個。這些決定的地區分布如下（見表4）：
關鍵詞：國外外語教育；外語教育政策；外語人才；導向性；沿革；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G40-059.3；G6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3561（2016）34-0016-03
一、前言
高素質的外語人才，對于社會、經濟、科技、文化等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國是外語教育大國，主要體現在外語教育普及范圍廣、涉及人數多、重視程度高。自我國2001年秋在全國城市及縣城小學三年級開設英語課程起，學外語的人數節節高升，有專家預測再過幾年學外語人數將超過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人口總和。但我國還不是外語教育強國，表現為國民外語整體水平不高、外語運用能力較差、外語運用意識不強、外語教育規劃有時缺少系統性、宏觀導向性政策不明確、師資隊伍層面問題眾多等。目前國內的外語學術界和教育界對外語教育的關注逐漸增多，但微觀層面的研究較多，即外語教學是研究焦點，介紹、探究他國外語教育政策的文章鳳毛麟角，比較深入的多國別多角度的對比研究還沒有形成。
謝倩（2014：10）認為外語教育政策既指顯性的國家正式規則，如各國政府頒發的戰略、工作計劃、白皮書、行動計劃等正式政策文件，也包括隱性的非正式規則，如文化理念、價值觀、實施機制等軟規范。目前，我國仍行走在制定適合國情的外語教育政策的道路上，以前只過一些針對某些具體問題的文件，完全適應國情的外語教育政策仍在孕育之中。此外，教育部門下設的研究機構雖眾多，全面系統研究各國外語教育政策的部門卻僅有設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其致力于研究十多個非英語國家的外語（尤其是英語）教育進展情況。
造成有時外語教育政策缺位、宏觀教育理念淡薄、教育思路模糊、教育管理不得力等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文化因素的制約、有根深蒂固的外語學習理念的影響、有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因素。此外，外語教育教學歷史短暫、外語教育政策規劃相對滯后帶來的消極影響也不容忽視。如何實現由外語教育大國變成外語教育強國的質變，培養更多高素質的外語人才，眾說紛紜，但“師夷長技”一定是較快見效的做法之一。了解其他國家外語教育的先進經驗并科學借鑒，是發展外語教育的捷徑之一，有利于實現外語教育的終極目標――文化傳承。
二、國外外語教育成功的制勝法寶――導向性明確的宏觀外語教育政策
教育既是自下而上實施的過程，即學生――教師――學校――教育部門――國家，也是自上而下政策貫徹的過程，兩者同時運行，不可偏廢。任何一種教育若缺少執行者，則無以為繼。同樣，任何一種教育若缺乏國家綱領性政策的指引，則不成體系。外語教育亦然。根據本文作者多年的教育教學經驗，認為我國學生外語交際能力的薄弱源于教師，教師交際能力的薄弱源于應試教育，應試教育源于以前缺少國家綱領性的外語教學指南。因此，應從政策層面自上而下地進行改革，這樣，外語教育成效才能提高。
研究中發現，各外語教育強國在外語教育規劃方面有著自己獨到的經驗，值得參考與借鑒。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其開展外語教育的導向各不相同。有的是為了提升個人價值，如外語學習興趣、就業、跨文化交際等，也有的是出于社會價值的考慮，如政治、經濟、安全、文化、全球化等。但出奇一致的是，各外語教育強國的宏觀外語教育政策導向性非常明確。秦杰（2014，1：124-125）認為目前全球范圍外語教育政策走向體現在兩個方面：英語全球擴展和多元語言政策。
經歷過外語教育發展的低迷時期及自食惡果之后，美國以語言戰略保證美國的國家安全，實現美國經濟全球化的利益最大化、多元文化交融的社會價值取向。這一理念的形成，與美國教育部門眼光長遠、多種族性、安全意識及歷史教訓密不可分。經過9?11等事件之后，美國把外語的戰略地位上升到國家安全。美國移民社會的多種族性和語言多樣性，促使美國國家語言政策發生質的改變，英語中心主義的單邊政策退出了歷史舞臺，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理念深入人心，政策運行亦愈加順暢。從立法和行政的高度制定的《21世紀外語學習標準》《外語教育目標5C》（5C：Communication，Culture，Connection，Comparison，Community），充分體現“能用外語交際、體驗多元文化、貫連其他學科、比較語言文化特征、應用于國內外多元社區”的外語教育政策的核心思想。
英國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普遍認為，自己不需要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語言，導致英國外語教育出現落后的局面，也開始影響英國的經濟發展。痛定思痛，英國重新審視外語及外語教育對個人、社會、國家的意義和價值，提出順應時勢、適應國情的外語教育發展規劃，通過激發全體國民學習外語的熱情和動機，從而實現全面提高本國國民的外語素質、推動經濟復蘇、增強在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競爭力等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英國教育部門推出了系列重要文件《語言學習》《全民的外語：生活的外語――外語教育發展戰略》等，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和更加有效的外語教育政策來推動英國民眾的外語學習，提高全民外語水平。
澳大利亞在制定多元化外語教育政策時，對國家眾多方面的因素進行了綜合考慮：歷史上長期推行單語制帶來的嚴重弊端、19世紀以來的移民潮帶來的語言多樣性、外語教育的精英化向普及化的轉向、國家的行政特點、國際地理位置、國內復雜的語言人口分布、國家未來發展的需要、區域經濟的特點等。20世紀80年代的《國家語言政策》、90年代的《亞洲語言發展策略》《非英語語言教育申明》及本世紀初的《學校外語教育計劃2005-2008》等系列綱領性文件的相繼出臺，從國家政策層面保障了多語種外語教育及外語教育的持續性和連貫性。
歐盟有27個成員國，4億9千多萬公民，說六十多種語言。獨特的地緣特點、社會歷史、政治需求、文化維護等造就了多元化的歐盟外語教育，可以說歐盟外語教育是教育多元化、語言多元化和文化多樣性理念的典范。“強調外語學習的社會和政治功能，促進歐盟民主公民權的教育和社會融合，致力于個人多語能力的終身發展”是其教育理念的核心。“推動學習歐洲各國的語言，加強歐洲意識，培養歐洲公民”的理念，是伴隨著歐洲聯盟誕生及歐洲政治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而應運而生的。教育委員會頒布的教育白皮書《教育和訓練：以學習化社會為目標》，要求公民掌握三種共同體語言，強調了多語種態勢的必然性。《歐洲語言學習基本標準》及《歐洲語言教學與評估框架性共同標準》，整體提高和保證了歐洲外語教學的水平與質量。經過多年的潛心發展，歐盟的外語教育政策實現了從注重語言教學方式向注重語言教學內容及語種多樣性的轉變，為歐洲公民的人文素養、民主和寬容意識的培養起到了巨大作用。
亞洲諸國及地區也積極致力于推進外語教育的發展。在新世紀伊始，日本首相小淵惠三在政府資政報告中，公開闡明本土語言文化與外國語言文化的相互作用及關系（轉引自沈騎2011，9：65），其“開展文化交流、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思想不言自明。21世紀日本發展外語教育的思路愈加清晰，一方面強化英語交際能力的培養，另一方面順應國際大勢致力于發展多語種外語教育。韓國則把外語教育放在戰略發展的高度，加大對外語教育的投入，制定了一系列積極的旨在培養具有多元語言文化和國際競爭力的人才的外語教育政策，有效地推動外語教育開展，以適應其經濟社會的發展需求。蒙古于2001年出臺《提升外語教學質量中長期規劃》，進一步明確推動外語教育發展的決心和責任。《泰國國家語言政策》明確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除了母語教育之外，泰國還必須加強交際范圍更廣的外語語種的教育，充分培養國民的語言能力和交際能力，把外語教育從個人能力提升層次上升到國際交流層次。新加坡在語言政策確立后制訂了語言計劃，其規定重點學習四種語言，即英語、漢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這幾種語言的地位始終跟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聯系在一起。
以上國家采取的外語教育政策，都是從本國實際出發，本著國防安全、民族和諧、經濟發展、文化交流、國際競爭、個人提高、時展、民主公平等目標而制定的。它符合國家利益發展、順應時代潮流、政策客觀科學，國家、社會、個人訴求得到全面體現，把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統一了起來，因此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三、我國外語教育政策的沿革
外語教育政策制定，是涉及政治、經濟、外交、國防、教育、文化以及國際地位的大事（胡文仲，2009，5：15）。我國外語教育自成立至今已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在歷史的各個階段有著不同的外語教育政策，但外語教育政策始終深受國家的社會文化、經濟發展、時代背景和國際環境的影響。上世紀50年代上半期，俄語教育迅速發展。1958-1966年作為第一外語的英語教育逐漸恢復，上世紀80 年代重視科技英語，上世紀90 年代重視實用口語，現在“全民學英語”。外語教育的地位、外語語種的選擇，隨著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環境的變化而變化。近年來，隨著世界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面臨著技術革新、知識經濟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挑戰。新興進步的教育思潮不斷涌現，素質教育成為增強國家競爭力、確?？沙掷m性發展的關鍵策略，即強調個人發展、創造性和探索性。在1992、1993、1996年的中學英語教學大綱中，英語水平被看作素質教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Adamson博士在《中國英語：中國英語教育史》中所言，中國外語教育發展的過程，實際上是各種錯綜復雜的因素如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等交互作用與制約的過程（張沉香 2012，4：159）。
由上可見，外語教育政策一直隨著國家發展的預期目標和動態局勢而調整，但總的發展路徑基本一致：從過度強調外語教育的政治意識形態功能，到重視其促進經濟發展和國家現代化的功能，再到關注海內外先進教育理念，尋求國家和個人的共同發展，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簡言之，外語教育在曲折中不斷前進著，培養優秀的外語人才是時代的呼喚。
四、外語教育政策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1. 理論層面――社會價值與個人價值并重
任何國家的外語教育政策，都不能脫離政治、經濟、社會價值的取向。在世界各國的語言政策中，荷蘭強調滿足經濟需要、結合市場需求的特點尤其顯著（施健、余青蘭2008，7：159）。1988年開始確立的“荷蘭國家行動計劃”，更是世界各國外語教育政策的集大成者。社會經濟發展因素，一直是荷蘭語言政策制定的風向標。在早期的拉丁文學院，為了避免走向衰落，同時滿足蓬勃向上的經濟發展對語言能力的需求，開設了外語等實用性強的科目。為了滿足外貿和航運業的需求，荷蘭政府和工商界比任何其他歐洲國家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對外語人才的依賴，社會上自發地形成重視外語教育的風氣。在重視外語教育政策社會價值取向的同時，還要關注人的價值的實現?？v觀外語教育歷史，外語教育政策價值取向有時偏于工具性，是工具理性主導下的價值取向（張沉香 2012，4：159）。教育的本質最終是指向人的完善和發展，因此，外語教育政策應把人的發展和國家的發展放在同等地位上。
2. 操作層面――統一管理與長期規劃并重
操作層面上，對外語教育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整體地位和作用有時不夠重視，外語教育的開展和實施有時缺乏統一的管理和長遠的規劃。外語教育在探索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教育實踐探索的點滴成功并不是詮釋一國教育成效的唯一標尺，還需要國家層面的高瞻遠矚的規劃。未來外語教育事業的發展， 需要國家建立一個統一管理或是協調外語教育事業的機構，需要積極研究外語教育的應有地位（李宇明 2010，1：2）。統一管理的缺失和長遠規劃的匱乏，必然使外語教育的社會生態環境受到影響，外語教育的多樣性、和諧性、有效性和目的性有時難以實現，不利于深化改革開放、擴大國際交流與合作。
3. 本土化與國際化并重
李宇明認為，當前影響外語教育規劃的因素主要有兩個：國家開放和信息化。他認為中國正經歷本土型國家向國際型國家的轉變，外語是中國走向世界、世界來到中國、履行大國國際義務的必要條件。應當進行外語教育改革，融入世界大家庭，消除語言障礙，加強國際溝通，從而使世界各國人民更密切、更廣泛地相互交往，同步實現人的發展和國家發展。張正東（2005，12：16）提出制定外語教育政策必須考慮的幾個方面，即綜合考慮國情特點，外語語言的特點，外語教學目標、過程、方法，教學管理專門化，教師發展專業化，教學資源最優化，教育公平，國家安全等因素。這一提法，為制定外語教育政策開啟了思路。
五、結束語
總之，高素質的外語人才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要重視外語教育政策的制定，為國家培養更多優秀的外語人才。奈烏斯托布尼認為，外語教育有維持體制、興趣與愛好、象征、技能訓練、了解異國文化、交際等六項功能。但這些作用的實現，需要政策的保障。外語教育政策不僅關系到文化傳統的傳承以及下一代整體素質的提高，更是國家政治、經濟、科技發展乃至國家安全層面的大事。制定合適的外語教育政策，需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首先要植根于本國的外語國情和發展需求，避免在跨文化交際中逐漸喪失本土文化特色；其次，要從理念層面到操作層面多方位地權衡利弊；再次，借鑒外語教育強國的先進經驗也不能小覷；最后，外語教育規律也是制定恰當的外語教育政策時必須考慮的因素。正確的外語教育政策應以提高國民素質為出發點，有利于增強社會凝聚力，加強國際合作，促進文化多元化發展，有利于培養大量國家發展所需要的具有良好外語素養及寬闊國際視野的各類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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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租賃于20世紀50年代起源于美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融資租賃現已成為美國僅次于銀行信貸的第二大融資方式。20世紀80年代融資租賃作為改革開放的政策產物被引入中國，歷經三十余年的沉浮起落，近幾年融資租賃公司呈現“井噴式”發展。根據《2013年中國融資（金融）租賃行業發展報告》的統計，2011年中國融資租賃交易額已達到603.9億美元，僅次于美國的2 688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中國的滲透率僅為4.97%，相比于美國21%的滲透率，仍存在很大發展空間。
無論中外，政策都為租賃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以租賃市場最為發達的美國為例，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稅收抵免制度”吸引了大量投資人進入租賃行業，進而帶動了美國租賃業的蓬勃發展。近幾年中國融資租賃業的繁榮更是與政策息息相關，上海自貿區、天津東疆保稅區及深圳前海自貿區的政策優惠引發了租賃公司的集聚現象。
毫無疑問，我國目前的租賃政策對行業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但在兩方面還存在改進空間。一是與國外的租賃扶持政策相比，我國在稅務、會計、保險等方面的政策優惠尚不完備。比如租賃資產的加速折舊政策、降低租賃企業稅負、政府設立租賃專項基金等均是國外比較成功的政策案例。二是“假外資”租賃公司與“空殼”租賃公司的政策套利問題比較嚴重?！凹偻赓Y”公司利用外債額度的優勢開展資金通道業務，而“空殼”租賃公司空拿牌照獲得補貼，并不開展實際業務。顯然，這兩類公司的存在使得租賃公司促進設備投資、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大打折扣。
本文即基于政策扶持與規避政策套利兩個視角，借鑒國外租賃業的政策經驗，以期為中國租賃業提高政策成效略盡綿力。本文的創新之處主要有兩方面：
1. 本文從租賃業外延的五個方面（稅收、會計、法律、監管及其他）入手分類比較國內外租賃政策，該分類標準與中外租賃專家、學者的觀點一致。與現存文獻相比，本文除包含稅務、會計等財務內容外，也對法律、監管方面有所涉及，因此在政策內容的比較上更為完備、全面。
2. 以往文獻只提及了與租賃相關的扶持政策，而對如何規避“政策套利”現象鮮有涉及。本文分析了中國租賃業“政策套利”現象的成因及現狀，并對如何規避提出了相關建議。
二、 文獻綜述
目前已經有學者對租賃政策進行研究。比如周英章、金戈（2001）從稅收、保險、信貸、財政補貼等方面分析了國外政府對租賃業的扶持政策，并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李剛等（2009）對東方航空公司進行案例研究發現經營租賃的一個動機很可能是隱藏負債和降低資產負債率，進而建議不斷健全完善租賃會計準則、正確界定真實經營租賃和融資租賃；叢林（2015）借鑒愛爾蘭發展飛機租賃的政策經驗，建議我國政府適度放開融資和資本管制、簡化管理并促進關聯產業發展；高圣平（2014）從基礎設施投融資改革的視角，分析了基礎設施融資租賃交易的現實與法律困境，并提出“應善用法律解釋的方法，盡量減少過時的法律規定給金融創新帶來的桎梏”；孫磊（2012）對上海市融資租賃行業試點營業稅改征增值稅進行了利弊分析，認為改革有利于降低承租人稅負，但使得租賃公司的流轉稅負略有增加。
綜上，目前關于租賃政策的研究有些針對具體行業提出建議，有些則針對租賃業外延的某一角度（如會計、法律）。本文則從租賃業外延出發，對中外的賃政策進行全方位比較，希望為租賃政策構建出較為完善、清晰的框架，并對政策如何促進行業發展有所啟示。
三、 國外租賃扶持政策與中國政策現狀
本文采用史燕平關于租賃業外延的定義，從稅收、會計、法律、監管及其他五個方面對中外租賃業政策進行比較。
1. 稅收。作為租賃產業的支柱之一，稅收制度在美國租賃業的發展初期就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1962年美國稅法首次提出了“投資稅收抵免制度”（Investment Tax Credit-ITC）。根據ITC，在投資者投資設備的當年，其投資金額的一定百分比可以抵扣應納稅額。這一稅收優惠措施為出租人節省了稅收資金，出租人又進一步通過降低租金的形式將“稅收好處”轉移給承租人，最終吸引了大量企業涉足租賃行業。1981年，美國推行“經濟復興稅法”。該稅法進一步擴大了投資的稅收優惠力度，并對“真實租賃”（True lease）與“有條件銷售”（Conditional Sale）作了嚴格區分。除美國以外，英國、德國、日本與澳大利亞等國也實施過ITC政策，對國內租賃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我國在2000年也曾對國企實行過ITC政策，規定使用租賃引進設備的國企納稅時可抵消新增利潤納稅額的40%。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當應納稅額大于等于可抵免稅額時，政策才有效；否則政策的優惠效應不能完全發揮。當時我國國企業務虧損，因而ITC政策在較大程度上失效，未能達到期望的政策效果。
此外，降低稅率也是一種途徑。愛爾蘭即為“低稅負”的典型國家，其規定所得稅率為12.5%，遠低于我國的25%的稅率。低稅率促進了當地飛機租賃業的發展。
近年來我國各地政府陸續推出了適用于租賃業的多種稅收優惠措施，以天津為例，其現存的稅收優惠政策涉及營業稅、所得稅、契稅、出口退稅等多個稅種。值得一提的是，“營改增”對以售后回租占比巨大的中國租賃業是一記重創，改革后針對營業稅的政策或已失效，但在改革之前該類政策確實起到了吸引投資的作用。
2. 會計。在會計方面，美國對租賃業實行加速折舊政策以促進行業發展。折舊費用可以從應納稅額中扣除，因此每年的折舊費用越大，當年的稅收抵免越多。盡管租賃年限短于法定折舊年限，但稅法允許在資產租期內計提足額折舊，這進一步增加了租賃的“稅收好處”。
愛爾蘭在飛機租賃業占據“龍頭”地位，這與其靈活的折舊政策密不可分。在愛爾蘭，飛機的經營性租賃允許使用8年加速折舊，且殘值為零，這進一步降低了企業的稅負。
我國并未允許租賃業實行加速折舊政策。根據我國稅法規定，當資產的會計折舊年限高于稅務折舊年限時，不允許根據最低稅務折舊年限對資產計提折舊。該折舊處理方式使我國租賃企業的稅負顯著高于國際水平。
3. 法律。世界各國租賃業的立法情況不一，有些國家對租賃業專門立法，有些國家則并無專門立法。
對租賃業專門立法的國家有法國、巴西。法國租賃業受《關于從事融資租賃的法律》監管。巴西則在1974年與1981年分別頒布了《6099號法》與《巴西進口租賃法》，兩部法規對成立租賃公司的最低資本及資產負債比作了規定。特別地，巴西法律規定國外投資者只能擁有公司1/3的表決權和公司全部股本的55%，以保證本國企業的權益。
對租賃業不實行專門立法的國家有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等。英國的租賃業受合同法限制，日本租賃業受民法與商法限制。德國則依據股權結構將租賃公司分類，銀行股權比例大于20%的租賃企業受銀行法監管。
另外，還存在由專門立法向不專門立法轉型的國家，比如韓國。1998年以前，韓國租賃業由《租賃業促進法》管理；1998年以后，韓國取消了對租賃業的專門立法，租賃業由《金融業特別信用法案》管理。
我國并無針對租賃業的專門立法，與融資租賃相關的法律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合同法，一是物權法項下的擔保法。其中融資租賃合同隸屬于合同法分論，該分論為出租人與承租人之間的權利義務提供了法律參考。
4. 監管。根據世界各國的監管實踐，對租賃業的監管主要包括市場準入、最小資本要求、財務比率要求和經營范圍要求等方面。
俄羅斯、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對租賃企業的市場準入進行監管。在俄羅斯，主營業務中至少有40%來源于融資租賃業務的公司才能獲得租賃執照；法國租賃企業的成立則需經由全國信貸理事會的批準；西班牙的租賃企業審批由央行負責。在意大利，業務規模超過5 000億里拉的大型融資租賃公司必須在意大利中央銀行進行注冊。
在最小資本和財務比率要求方面，法國規定資本（及自有資金）與長期資產的比例需達到6∶10，資本（及自有資金）與總風險資產的比率不得少于1∶20；西班牙規定租賃企業的最小資本為500萬歐元，且資本充足率要大于8%；韓國在1998年對租賃業的市場準入由審批制改為登記制以后，租賃企業的最小資本也由100億韓元增加為200億韓元。
有些國家對租賃公司的經營范圍進行監管。比如日本的租賃公司不能開展房地產、證券及分期銷售業務。
我國主要對租賃業的市場準入與注冊資本進行監管。設立租賃公司的審批主體有商務部與銀監會，其中商務部負責審批內資試點租賃公司與外資租賃公司，而銀監會負責審批金融租賃公司。其中，內資試點租賃公司的最低注冊資金為1.7億元人民幣，外資租賃公司的最低注冊資金為1 000萬美元，且外商投資者的總資產不能少于500萬美元。
對于金融租賃公司，2012年以前規定最低注冊資本金為5億元，2012年的修訂后的《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將最低注冊資本金降低為1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的自由兌換貨幣，并提出了必須滿足8%的資本充足率要求。
5. 其他。各國對租賃業的相關政策除上述提及的稅收、會計、法律與監管以外，還包括保險與補貼等。如20世紀70年代，日本通產省服務產業局、中小企業廳和保險局聯合推出的租賃信用保險制度，為日本中小企業的設備更新與技術升級起到了促進作用。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政府通過租賃公司提供低利息的美元貸款，租賃企業通過“武士租賃”改善了日本的貿易收支情況。
我國的租賃業政策“特色”主要體現在：（1）鼓勵特定投資人（如江蘇鼓勵符合條件的港澳臺同胞投資者開辦租賃企業，廣東鼓勵小微企業及民營企業等）；（2）鼓勵特定行業（如天津鼓勵飛機、船舶，福建鼓勵新能源汽車、大中型醫療設備等）；（3）對租賃企業及其高管發放補貼（上海、天津均有開辦費補貼獎勵及高管與專業人員補貼）。
四、 租賃業政策套利現象及對策
目前我國租賃業主要存在兩類政策套利現象：一是由外資租賃公司借外債政策導致的“假外資”現象；二是由補貼導致的“空殼公司”現象。
在籌資方面，我國對外商投資租賃企業在借外債方面的政策十分優厚。根據規定，外資租賃公司可借外債額度為其凈資產的10倍。很多民企變身“假外資”租賃公司，專門利用該項優惠政策從事外債資金的通道業務。監管層目前也注意到了這一現象，通過規定租賃公司的實質業務、存續期限等打擊“假外資”。
為鼓勵投資融資租賃業，多地政府均向新開辦的租賃企業及企業高管發放補貼。以上海自貿區為例，根據《浦東新區促進金融業發展財政扶持辦法實施細則》，根據注冊資本不同，對新引進的融資租賃企業給予一次性補貼500萬元～1 500萬元不等。對注冊資本達到10億元以上的大型融資租賃機構高管給予每人一次性?。ㄗ猓┓垦a貼20萬元，對注冊資本1億元（含）以上的租賃企業高管也給予一定額度的人才補貼。優厚的補貼政策吸引了大量投資人，但也導致了“殼公司”。一些公司在注冊資金到位后套取補貼，空拿牌照而不發展租賃業務。目前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已采取約談租賃公司高管的方式調查業務狀況，說明監管層已開始關注政策套利問題。
其實，政策套利現象在中外均存在，政策制定者應通過一定手段對政策受益主體加以限制。如1981年的經濟復興稅法為保證受益主體為租賃業，其對“真正租賃”（True Lease）進行了界定，稅務局對“真正租賃”與“有條件銷售”進行嚴格區分。我國監管層在監管方式上，可從業務開展、繳稅情況、股東背景等多個方面排查“假外資”與“殼公司”。此外，由于資金通道業務大多采取售后回租模式，且回租資產大多為數額較大的舊固定資產，承租人以中小企業及制造類企業為主，監管層應對回租資產及承租人類型予以重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就租賃業外延方面的政策而言，我國在扶持力度上與國外相比尚有差距。表1對比較情況進行了總結。
五、 結論
通過前文對中外租賃政策的對比，我國租賃業政策在以下三個方面尚存改進空間：
1. 進一步加大會計與稅收的政策優惠力度。會計與稅收的政策優惠可以為企業減輕納稅負擔、節省財務成本。我國應考慮加速折舊政策、降低稅負等扶持政策，這對機等大型設備尤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