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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競爭力；旅游親和力；旅游供給；培育；杭州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2)05—0032—09
一 “旅游競爭力”中的“旅游親和力”
(一)值得注目的《旅游競爭力報告》
說起“旅游競爭力”，研究者們大多會聯想到世界經濟論壇(WEF)對全球旅游競爭力的分析。除了一些專家解讀和相應研究外，這個分析主要體現在該組織多年的系列報告中。世界經濟論壇《旅游競爭力報告》①是從2007年起開始的。在連續4次的報告中，中國旅游業的表現非同凡響，因為它著著實實地邁出了三大步——從2007年124個國家和地區比較中的第71名，一躍到了2008年130個國家和地區中的第62名，再到2009年133個國家和地區中的第47名，再到2011年139個國家和地區中的39名，從全球中等偏下位置上升到了中等偏上的前1／3的位置，所以也令世界震驚。就像2011年該報告的分析所述，“從旅游消費市場的主體來看，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西歐和北美市場仍舊繼續發力，但是在最近10年，在中國一直保持著每年7.2％的令人佩服的增長勢頭的時候，北美卻只有年均復合增長率1％的微弱增長，而西歐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甚至是-0.7％”。
世界經濟論壇《旅游競爭力報告》中的“旅游競爭力指數”(Travel&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dex)共有3級指標：第一級指標有3大板塊，分別是“旅游監管架構”(T&T regulatory framework)、“旅游商業環境和基礎設施”(T&T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infrastructure)、“旅游人力、文化、自然資源”(T&Thuman，cultural，and natural resources)。第二級指標共有14根支柱，分屬于前面的3大板塊。第一板塊“旅游監管架構”下共有二級指標5組，它們分別是“政策法規”、“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安全保障”、“健康和衛生”、“旅游的優先次序”。第二板塊“旅游商業環境和基礎設施”下也共有二級指標5組，它們分別是“空中交通基礎設施”、“地面交通基礎設施”、“旅游設施”、“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行業的價格競爭力”。第三板塊“旅游人力、文化、自然資源”下共有二級指標4組，它們分別是“人力資源”、“旅游親和力”、“自然資源”、“文化資源”。二級指標下的第三級指標每年的數量并不完全一樣，2011年共75個類項(2009年為73項，2008年為71項)。
從表1不僅可以看出《旅游競爭力報告》指標體系的結構，還可以看出在2011年與2009年旅游競爭力比較中，一級、二級指數變化反映出中國的發展與進步。
(二)中國“旅游親和力”落在了全球百名之后
如果回溯“三級跳”之前的2007年，那時中國在該指標體系里低于全球中等水平的類項是很多的；而在“三級跳”之后的2011年，中國高于全球中等水平的類項明顯增多(表1)。然而，在這可喜的發展中，中國在第二級指標里卻仍然有個大項落在了全球的后面，表1反映的“14根支柱”的第12根“旅游親和力”(12thpillar：Affinity for Travel&Tourism)，現在仍然排在全球的第124名(得分為4.1分)。
在《旅游競爭力報告》的二級指標“旅游親和力”，實際是由3個子類項構成的：“12.03對旅游活動的擴展推薦”(extension of business trips recommended)，以“當國外企業高管們第一次為經營目的訪問貴國時，你們如何推薦他們將其行程擴展為旅游休閑”作衡量標準(1=微乎其微；7=盡可能地推薦)，《旅游競爭力報告2011》中，中國得4.9分，全球排名第105。“12.02居民對外國游客的態度”(attitude of population towardforeign visitors)，以“在你的國家如何歡迎外國游客”作為衡量標準(1=非常不歡迎；7=非常歡迎)，中國得5.9分，全球排名第110。“12.01旅游的開明度”(tourismopenness)，以“旅游經費和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作衡量標準，中國得1.7分，全球排名第122名。
顯然，這里所說的“旅游親和力”就是國家和地區的居民對外來游客表現出的好客度，他們是不是能夠給游客的旅游活動更多的幫助和指引；為了提高旅游服務質量，國家和地方是不是對旅游發展給以更多的投人；而旅游親和力的發揮也就為國家和地方帶來了更多的旅游收入。當然，世界經濟論壇的《旅游競爭力報告》也許還有它的不完整或者不準確之處，但是絕不會有故意的不當操作。因為不僅報告中的有關數據大多來自中國或具有權威性的國際組織，而且報告中也列出了2011年中國的25個“優勢項”(即超過該年本國或本地全球排名的類項)，甚至中國也有11個類項在全球排在了前10名(其中有3項全球第一，1項全球第二，1項全球第三)。
城市化進程高速發展
日前，中國社科院財貿研究所研究員倪鵬飛博士在揚州舉行的第5屆城市競爭力國際論壇上表示。當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了《2007/2008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
據了解，本次報告涉及全球5大洲、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0個代表了當今世界不同地域和不同發展水平的城市，使用了 GDP 的規模、人均GDP、跨國公司的勞動指數、專利申請數、價格優勢、人均增長率等9項客觀指標對全球500個城市的競爭力進行研究。
報告顯示，在全球城市競爭力排名中，中國有59座城市進入500強。和兩年前的排名相比，中國一線城市排名大幅上升，上海從兩年前的第69位躍居第41位，北京從第70位上升至第66位，深圳由第73名升至第64名。
在一些局部指數排名中，中國城市也表現不俗。例如在跨國公司落戶指數前10名中，北京列第9、上海第10；人力資源競爭力前20名中，北京列第16；軟件環境競爭力前10名的城市中，香港位居第3；全球聯系競爭力前20名的城市中，上海排14，香港排17；全球10個最成功的城市，深圳和揚州占據兩席。
相關專家也表示，如今，中國城市經濟快速發展，城市競爭力不斷提高，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已經進入高速發展期。
競爭力增長快速
令人矚目的是，報告中，中國的一些城市競爭力增長最快。在2001~2005年GDP5年增長世界 20名中，中國包頭、呼和浩特、煙臺、東莞、 中山、惠州、濰坊 等15個城市成為近5年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城市。
倪鵬飛表示，從競爭力增長排名看出，中國城市的發展，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沿海地區優先發展轉變為各地齊頭并進共同發展。西部的包頭、呼和浩特，中部的南昌、蕪湖，已與東部沿海發達城市齊頭并進，共同引領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使得中國各個區域經濟發展覆蓋面逐漸擴大。
報告顯示，經濟規模最大的十個城市占500個城市GDP總量的 27% ，全球城市競爭呈現寡頭壟斷格局。同時，全球城市收入水平空間分布崎嶇不平，世界經濟核心區一些頂級城市越來越強，與其他城市差距越來越大，世界經濟邊緣地區一些落后城市進一步衰退。
具有權威地位的報告
在目前全世界各種讓人眼花繚亂的測評中，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一直保有其權威地位。自1979年起，世界經濟論壇就開始對每個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力進行評判，是目前國際上從事競爭力排名最著名的機構之一，通過對每一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綜合因素的考評，推出一年一度的《全球競爭力報告》。該報告是世界范圍內關于國家競爭力最全面的評判報告。
《2013-2014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的推出，正值世界經濟從二戰后最嚴峻的一場經濟危機中緩慢復蘇之際。這次的經濟危機不僅深刻地轉變了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顯著提高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當發達經濟體還在探索如何增強經濟發展動力之時，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已然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強大力量。自然，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聯系的本質也發生了變革，而且新興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
在此背景之下，《報告》認為過去的一年在重建全球信心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所以“復興”較上一年更為可靠。許多曾經預測的風險并沒有成為現實，例如：美國沒有從“財政懸崖”墜落；歐元區沒有解體；中國經濟“硬著陸”的擔憂目前也消退了。盡管全球經濟有更多的積極表現，但是仍然有些不確定因素的存在。例如歐元區將近兩千萬的失業人口，日本高昂的預算赤字等。
三十年以來，世界經濟論壇的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致力于研究及設定支撐國家競爭力的因素。從一開始，論壇的目標即是為參與者提供深刻的見解和拋磚引玉，希望在參與者之間引起關于最優戰略和政策問題的討論，以幫助國家克服困難，提高競爭力。在近來頗具挑戰性的經濟條件下，《報告》旨在作為一個稱職的批評者，以提醒各國注意完善的經濟結構基礎對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性。
揭秘全球競爭力指數
全球競爭力指數由世界經濟論壇在2004年推出，競爭力是指決定一個國家生產力水準的政策、制度和其他條件的集合。全球競爭力指數由基礎條件、效率推進、創新與成熟性三大因素決定；三大因素又被具體化為12項指標來衡量一國綜合競爭力狀況。競爭力指數的總分就是這些指標綜合計分的結果。
基礎條件包括：制度、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環境、醫療衛生和基礎教育，四項指標各占25%；效率推進則包括：高等教育與培訓、商品市場效率、勞動力市場效率、金融市場發展水準、技術就緒度、市場規模，六項各占17%（即1/6）；創新和成熟性包括：商業成熟度以及創新，兩項各占50%。
一個健全的、公正的制度環境的重要性對進一步鞏固脆弱的經濟復興越來越明晰。因為它不僅影響到了企業的投資決策、生產的組織，而且在社會財富的分配、決策風險的承擔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而市場規模影響著生產力，因為一個大的市場規模，更有益于企業去發展規模經濟。
世界經濟論壇的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對“創新”十分推崇，他表示：“一個經濟體想要在未來實現繁榮，創新就尤為關鍵。……我預計，‘發達’和‘欠發達’國家之間的界線將逐步消除，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將更多使用‘創新豐富’和‘創新貧乏’這樣的標準來區分這些國家。”
一個具有高商業成熟度的國家，無疑是擁有完善的商業網絡和產業配套設施，如此一來，國家在貨物和勞務的生產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當基礎資源消耗殆盡時，這兩個因素對于一個處于高級發展階段的國家來說顯得至關重要。
另外，為了更好地對各國家及地區社會及環境競爭力進行評估，2011年10月開始，世界經濟論壇宣布調整競爭力評價方式，引入可持續發展因素，將“可持續發展競爭力指數”作為競爭力排名的重要衡量標準。
主要國家排名情況
今年的競爭力排名的前十名中，六個歐洲國家、一個美洲國家、三個亞洲國家和地區。狀元是蟬聯五屆的瑞士，新加坡和芬蘭分別為榜眼和探花。美國相較去年上升兩位，居第五名，中國香港和日本位列第七名和第九名。
探究瑞士、新加坡、芬蘭等小國居于全球競爭力前列的原因，世界經濟論壇競爭力負責人瑪格麗塔·哈努茲給出了這樣的回答，“看看排名前十位特別是前三位的國家，就會發現創新和公共機構是競爭力的關鍵。這些國家和地區擁有出色的創新能力和強有力的公共機構。”
以芬蘭為例，其創新競爭力世界第一，所含各項指標排名為：創新能力第二、科研機構質量第十、企業研發投入第三、高校-企業聯合研發投入第二、政府采購先進技術第21、科學家與工程師效用第一、每百萬人口的公共專利數第一。
新加坡制度框架排名第三，基礎設施排名第二，充分發揮了其“船小好調頭”的優勢，能夠與時俱進地進行改革，能更早地擺脫危機陰霾。
哈努茲認為，美國在過去四年的競爭力排名一直在下降，今年的上升得益于其完善的金融市場，政府效率的提高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美國排名的上升對于世界經濟來說，真可謂是一個好消息。
包括中國在內的“金磚國家”作為新興經濟體，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中國排名29位，與去年持平，領先于南非（53）、巴西（56）、印度（60）、俄羅斯（64）。印度的排名連續四年下滑，《2013-2014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的合著人之一、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和基準網絡研究中心副總監、經濟學家蒂埃里·蓋格指出：“如果說五年前，每個人都對印度的潛力表示樂觀的話，那么今天人們不知道這種潛力能否變為現實。……對這個仍有四分之一人口處于極端貧困的國家，企業投資者的耐心、信心和希望正在褪色。”
解讀中國的競爭力
說到中國在全球競爭力中的排名，筆者認為，中國的競爭力在過去五年內均處于30名之前本身就是一項成就。畢竟中國如此龐大，使得每一項提高競爭力的努力都變得更加困難。然而，當我們仔細分析上述競爭力指數時就會發現只有在最重要的幾個指標上均有所作為才能夠名列前茅，這對于大國和小國而言，實現難度的差異太大了，因此很多小的經濟體將重點放在發展其核心競爭力上反而更容易提升和保持自身的排名。
在諸多評估指標中，非常值得肯定的是中國在市場規模以及宏觀經濟環境中的表現，分別位列第二名以及第十名。金融市場發展水準、商品市場效率、高等教育與培訓、技術就緒度的排名較為靠后，分別為54、61、70、85名。余下指標的排名則在30-50名之間。
世界經濟論壇10月30日公布了2003－2004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芬蘭排名第一，重新成為最具競爭力的國家。
自1979年起，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每年都要一份全球競爭力報告，對各個國家的經濟運行情況進行評價并作出排名。世界經濟論壇是根據宏觀經濟指數、技術指數和公共機構質量這三項標準對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作出評判的。
報告指出，美國雖然在技術領域具有領先地位，但在公共機構以及宏觀經濟環境方面存在著薄弱環節，這使其從去年的首位降為第二。排名第三至第九的國家和地區依次為瑞典、丹麥、臺灣、新加坡、瑞士、冰島、挪威。
英國和加拿大降至第15和第16名，主要是因其公共機構的質量下滑。德國和法國由于在公共機構和技術領域的優勢，排名較去年有所上升，分別為第13位和26位。
臺灣和新加坡是亞洲競爭力最強的兩個經濟體。臺灣的優勢在于技術領域運行出色，新加坡則因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公共機構的質量而得分。日本因技術領域的革新，排名升至第11位。
盡管許多歐洲國家對全球化的態度模棱兩可，全球競爭力報告卻顯示，歐洲國家為在全球化經濟中參與競爭而作的準備普遍好于其他地區。
中國排名下滑
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排名較上一年度略有下滑。中國的成長競爭力指數在102個國家和地區中名列第44位，商業競爭力指數在95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46位。兩項指數分別較前一年實際下降4位和7位。然而在競爭力排名下降的同時，中國經濟仍在快速發展，即使是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也沒有擋住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腳步。因此有學者認為全球競爭力報告并未準確地描述中國經濟狀況。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奧古斯都博士承認全球競爭力報告有其局限性，但他認為通過報告可以了解各經濟體增長和繁榮的關鍵，分析各經濟體的強項和弱勢，因而有助于企業領導者和政策制定者作出決策。
中國在宏觀經濟指數中的排名位列第25，這是相當不錯的；但其他兩項的名次分別為第65位和第52位，這使得中國的最終排名落到后面。奧古斯都博士說，全球競爭力報告不僅要描述國家現在的經濟水平，還要尋找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中國在技術和公共機構質量方面的欠缺，說明中國經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03增長競爭力指數排名前10位
中國零售業十大風云人物
11月17日，第九界中國（上海）零售業博覽會上評選出"2003中國零售業十大風云人物"。此類評選在中國零售業界還是第一次。博覽會組委會認為，入選者有的在購并潮流中風云突現，有的高舉"價格大旗"異軍突起，有的雖然默默耕耘但始終奇跡般地堅守區域老大的位置，因此，當之無愧。
亞洲銀行業: 脆弱的復蘇?
英國《銀行家》雜志最新排出"2003亞洲銀行200強"，并刊文指出，亞洲銀行業的持續進步取決于各國監管當局如何應對突發事件。
表面上看起來，亞洲（包括大洋洲地區，不包括日本）銀行部門已經走出了1997-1998金融危機的陰影，正處在緩慢而持久的復蘇進程中。2002年，前200強銀行的一級資產總值比2001年增加5.5%；資產總值增加 15.8%，達到54330億美元；稅前利潤總額增加 6.5%，達到3279.9億美元。不過，從2003年初開始，伊拉克戰爭和SARS爆發等一系列突發事件，對這種復蘇構成了很大威脅。加之在印度尼西亞發生的恐怖活動和在菲律賓出現的軍事騷亂等諸多事件，使得這種復蘇體現出很強的國別特征。一個國家（或地區）宏觀經濟基礎穩固與否，政府當局正確快速應對政治經濟沖擊的能力如何，將決定這種復蘇能否持續下去。
在前200強銀行所屬的國家和地區中，香港在過去5年間經歷了衰退，今年又遭受了SARS的打擊，加之地產業持續低迷，銀行業的日子也就更難過。2002年，香港11家上榜銀行的稅前利潤總額減少3.7%，為51.78億美元。
不過，比起臺灣來，香港的麻煩就是"小巫見大巫"了。臺灣地區41家上榜銀行稅前總虧損達31.45億美元。對一個出口主導的經濟而言，世界經濟的下挫真可謂"感同身受"。除此之外，臺灣銀行業的問題還在于過度競爭，因而亟需重組和資本金的注入。
相形之下，泰國經濟可謂"全線飄紅"。國內需求增加，出口轉旺，2002年GDP增長5.2%，通脹降至0.7%，失業率也降至2.4%。不過，不良貸款還是銀行業的一個大問題。
[關鍵詞]知識競爭力 評價體系 區域競爭力
[分類號]G352.1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外先后出現了關于區域競爭力評價的相關研究，即通過評價找到影響區域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及各因素的貢獻度。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區域競爭力評價進入了新的研究階段――知識競爭力評價。
1 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演化
區域競爭力評價體系的研究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密切相關，其研究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末)，工業經濟時代的國際競爭力評價階段。這一時期的區域競爭力評價主要是以比較各國的經濟實力為主，評價指標全部是硬指標，而且指標體系比較龐大，指標間的關系松散，研究對象也主要是工業化國家。代表性的評價體系有1979―1998年間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GCR)和洛桑國際管理發展研究院(IMD)的《世界競爭力年鑒》(WCY)。
第二階段(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2001年)，工業經濟時代向知識經濟時代過渡的國際(城市)競爭力評價階段。這一時期區域競爭力評價的范圍從工業化國家逐步擴展到包括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發展中國家以及轉型經濟國家；評價指標體系主要是測評社會在知識的投入與產出狀況及其反映知識經濟時代國家創新體系的知識創新、知識流通與知識應用。代表性的評價體系有1998年－2001年間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GCR)和洛桑國際管理發展研究院(IMD)的《世界競爭力年鑒》(WCY)及其國際經濟組織的知識經濟測度體系及國家創新體系。
第三階段(2002年－)，知識經濟時代的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階段。這一時期區域競爭力評價的范圍涉及全球主要地區和國家。以羅伯特?哈金斯協會提出的“世界知識競爭力指數”(WKCI)為標志，WKCI首次對全球經濟體的知識經濟發展狀況進行綜合度量和分析，是衡量各地區知識容量、能力、可持續性以及將知識轉換成經濟價值和該地區居民財富程度的整體綜合基準。至此，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產生并成為當前研究熱點。
2 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類型與結構研究
對區域知識競爭力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80年代學者們對知識經濟的理論研究。
198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馬克盧普在其著作《知識：它的生產、分配和經濟意義》中提出知識經濟概念。隨后，OECD將知識經濟定義為“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1996年以后，國外出現了一些國際組織機構對知識經濟測度的指標體系，筆者認為這些指標體系是對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初步研究；國內外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類型大致分為4個方面：
2.1知識經濟測度的指標體系
美國是第一個對知識經濟測度指標體系進行研究的國家。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進步政策研究所分別于1996年、1998年設計了知識經濟測度的指標體系：“知識評價指數”與“美國國家新經濟指數”。美國國家科學院認為，近年來世界變化加速，而驅動力來源于技術創新和知識革命。該體系構建了6大指標23個細分指標；美國進步政策研究所于1998年提出美國國家新經濟指數，用以對美國各州在知識經濟各項重要指標上的發展狀況給予評分并做出排名，總計包括5大類17個細分指標。此后，OECD、APEC、澳大利亞知識經濟機構、新加坡、中國國務院信息辦公室分別于1999年、2000年制定了對知識經濟測度的指標體系。
從各國及國際組織機構所構建的知識經濟測度指標體系可以看出，知識存量、知識創新、知識應用與轉換在區域知識經濟發展中已經成為提升區域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對知識經濟測度指標體系的研究是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研究的起點。
2.2國際(城市)競爭力綜合測評體系
國際(城市)競爭力綜合測評體系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國外以世界經濟論壇(WEF)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每年分別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和《國際競爭力年度報告》為代表，這兩個競爭力報告自2001年以后，不約而同地加重了對“知識能力”要素的量與質的關注以及對其指標的不斷修正，如表1所示。
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將這些機構對各國競爭力的排名作為評價自身國際地位、制定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參考依據。
國內對國際(城市)競爭力評價體系的研究主要是對國際三大競爭力報告的競爭力排名的介紹分析以及城市競爭力評價體系的構建。倪鵬飛建立了10多個測評指標用來測量國內城市競爭力并進行排名；此外還有尹玉龍評價體系、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評價體系、王秉安等提出的福建省區域競爭力評價體系、肖紅葉等的區域競爭力評價研究和中國人民大學競爭力與評價研究中心研究組提出的“三位一體”的國際競爭力評價體系。其他主要的相關研究有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的嚴于龍以地區經濟實力、對外開放程度、政府作用、金融活動、基礎設施、管理水平、科學技術和人力資本8大類要素作為衡量我國地區競爭力的基本要素，用主成分分析法計算1980年與1995年地區經濟競爭力的排序；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姚先國教授建立的評價區域競爭力的體系，從地區經濟實力、經濟國際化程度、基礎設施、政府管理、金融環境、企業競爭力、科技和人力資本8個方面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評價，并對各因子的各個指標進行省際間靜態和動態的比較分析。吳玉鳴、徐建華、李建霞構建的我國區域信息發展水平評估指標體系；王福新對國內33個城市1996―1998年三年間的“城市內部經濟競爭力”進行排名。研究選擇國內生產總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價指數等指標進行比較，但該研究沒有清楚交代城市內部經濟競爭力的理論內涵、指標體系，僅對計算過程和結果進行了說明與比較。黃宏亮把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逐級分解到10個系統層、31個狀態層和103個變量層，從而建立起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的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中各類指標的相應權重，直觀地展示了各省經濟綜合競爭力和分層次競爭力的狀況，對省域經濟綜合競爭力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構分析與趨勢分析。
國際(城市)競爭力綜合測評體系的制定與研究為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2.3國家創新體系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知識創新活動社會化和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創新活動的組織運作越來越具有國家或全球規模特征。1987年，英國蘇塞克斯大學的
弗里曼首次提出“國家創新系統”的概念。之后，各國的研究者越來越多地從國家或區域的層次上研究知識創新的組織結構網絡、網絡中各種活動主體的相互作用機制以及由此而決定的特定國家生產、傳媒和使用知識的能力與效率。
1997年，OECD推出《國家創新系統》研究報告，該研究報告是從國家創新系統這一整體出發研究個人、企業和機構之間的知識與信息的流動，研究的重點已從傳統的投入一產出分析轉向對創新活動過程的分析。1998年OECD公布的國家創新系統專題研究報告簡本提出了從創新企業網絡、產業群、人力資源流動和組織結構關系等4個方面對國家創新系統的運行績效進行分析和測度的指標體系。為了測評OECD國家在知識經濟的發展程度、迎接全球化挑戰的能力以及國際競爭力的表現，1999年，OECD正式發表《科學、技術和產業計分表：知識經濟基準》一文，該文建立了一套反映知識經濟時代國家創新的指標體系，測評的焦點在知識創新、知識流通與知識應用。該指標體系包括12個大項，44個中項指標。
為了評估國家創新體系的強度，波特和斯特恩1999年建立的國家創新力指標體系發表在華盛頓國際競爭力會議上。該體系包括4大指標10個細分指標，并使用統計上的回歸分析和數學模型，用以辨識那些與國家創新績效以及相關貢獻緊密聯系的因素。
2000年，歐盟理事會制定了歐盟創新計分牌(EIS.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目的是關注歐洲企業政策與競爭力，希望能讓會員國了解其在創新績效上的優勢與劣勢。該體系的內容主要包括知識經濟的主要動因及數個創新產出指標，共4個大類16個二級指標。EIS指標體系總結了創新績效的主要方面。根據歐洲理事會提出的“歐洲創新計分牌”大綱設計的這一指標體系，2001年反映創新活動的指標增加到17個。2005年歐盟與聯合研究中心(JRC，Joint Research Centre)密切合作，進行了EIS自2000年歐洲理事會首次提出后的第5次修訂。通過這次修訂，評價總體創新指數(Summary Innovation Index，SII)的EIS指標體系經過改良增加到現在的26個，創新指標種類由原來的4類增加為現在的5類，新處理方法通過評估指標間的相關性，允許忽略某幾項并增加在新的方面影響創新績效的數據信息。
國家創新體系側重對國家創新能力與績效的測度，反映知識經濟時代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是知識創新、知識流通與知識應用。國家創新體系強度的評估指標成為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主要內容。
2.4區域知識競爭力測評體系
2002年，英國羅伯特?哈金斯協會(RHA)首次提出了“知識競爭力”的概念，并建立了《世界知識競爭力指數》(WKCI)，通過該指數評價體系對全球主要地區和國家的知識競爭力進行評價。
RHA的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與WEF的全球競爭力指標體系、IMD的國家競爭力指標體系在指標設計、評價理論與方法、要素構成等方面不盡相同，但對“知識能力”要素的指標設計方面卻隨著時間的推移，不約而同地加重了對其量與質的關注以及對其指標的不斷修正。可見國際競爭中“知識競爭力”的核心地位越來越突顯。
國內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研究剛剛開始，除了對RHA的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WEF的全球競爭力指標體系、IMD的國家競爭力指標體系的介紹與評價外，一些學者在參照羅伯特?哈金斯協會的《世界知識競爭力指數》及世界經濟論壇(WEF)《全球競爭力報告》和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世界競爭力年鑒》的有關“知識能力”指標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國情對個別指標進行處理與更換，構建我國的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
林善浪，王健(2008年)構建的我國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共三個一級指標：知識要素層、資源要素層和市場要素層，8個二級指標。
張川蕾(2008年)在構建知識競爭力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采用因子分析綜合評價方法，對我國31個省市2003―2005年區域知識競爭力進行了定量評估及比較分析，采用由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知識資本、地區經濟產出和知識的可持續性5個一級指標下的16個二級指標來進行分析。
相麗玲等(2008年)在分析國際三大競爭力評價體系的基礎上構建的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采用由知識經濟產出、人力資本、知識資本、金融資本、基礎設施、知識的經濟轉化能力6個一級指標下的18個二級指標來進行分析。
曹如中等(2008年)將城市知識競爭力指標分為與知識資本有關的指標、與知識創新能力有關的指標、與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有關的指標、與知識基礎設施有關的指標、無法歸類的其他指標5個一級指標59個二級指標。
3 區域知識競爭力的評價方法與模型研究
目前國內外建立的區域競爭力評價方法有數十種之多，每種評價方法都各有其特點，但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主要區別在確定權重上。
一類是主觀賦權，所采用的方法是專家從不同角度對研究對象打分，但難以避免主觀因素對評價結果的影響，如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判法等。如WEF的全球競爭力指數將經濟發展分為三個階段：要素驅動階段、效率驅動階段和創新驅動階段，并給出了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三類要素相應的權重，如表2所示：
一類是客觀賦權，所采用的方法避免了人為因素帶來的偏差，但往往忽略指標本身的重要程度，有時確定的指標權數與預期不一致，如主成份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值法等。在IMD的國家競爭力指標體系中，不管每個二級指標所含具體指標數目的多少，IMD都賦予其5％的相同權重。IMD認為這種賦予相同權重的方法可以提高評價結果的可靠性，同時也有助于確保與過去評價結果間的高度兼容性。因為統計數據有時會出現誤差或過于冗長，固定權重就可以起到如防火墻的功能，防止因權重不同所引起的問題的放大。同時，IMD也使用了統計數據和調查結果兩種類型的數據來分別評價定量與定性問題。其中硬性的統計數據在所有測算指標中所占權重將近2／3，而來自年度問卷調查的數據等軟性指標占所有指標權重的1／3。
我國現有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方法多采取主成份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對知識區域競爭力評價模型的研究有林善浪，王健構建的知識競爭力層次模型；曹如中等構建的知識競爭力決定因素鉆石模型和城市知識競爭力決定因素循環鏈；相麗玲等構建的知識競爭力模型。
4 結論
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產生，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知識經濟測評體系、國際(國家)競爭力評價體系、城市競爭力評價體系、國家創新體系走向歸一的必然。
知識經濟測評體系的研究是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研究的起點。國際(城市)競爭力綜合測評體系的制定與研究為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提出奠定理論基礎。國家創新系統的制定與研究對國家創新能力與績效的測度，反映知識經濟時代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是知識創新、知識流通與知識應用。國家創新體系強度的評估指標成為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主要內容，為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中知識創新能力的測評提供了科學的參考。
目前，國外的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皆出自權威機構，RHA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可謂區域知識競爭力評價體系的代表，其全球知識競爭力排名對許多國家和地區評價自身的國際地位、制定國家發展戰略的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2009年3月17日,一份名為《全球國家創新能力排名》的報告把美國霸主地位所面臨的潛在危機擺在了全世界的面前。這份出自波士頓咨詢公司的調查報告顯示,美國已經將國家創新能力的桂冠拱手讓給了新加坡,排名慘跌至第八位。而這并不是我們第一次看到美國政治經濟地位的危機,美國也曾積極采取手段,力圖捍衛自己的地位。
美國競爭力計劃
打響美國地位保衛戰
早在2005年5月,美國科學院就專門成立了一個由20人組成的繁榮21世紀全球經濟委員會,旨在完成美國國會交給的一項任務――評估美國技術競爭力。經過緊鑼密鼓的調查和討論,同年10月,一份題為《站在風暴之上》的報告被擺在了美國前總統布什的面前。
布什認真翻閱著這份沉甸甸的報告:“2004年,世界各地正在耗資10億美元建造120個化工廠,其中有1個建在美國,50個建在中國”;“2004年,有60萬畢業于中國研究所或高等學校的工程學專業的學生,這個數字在印度是35萬,在美國是7萬”;“2001年,美國工業界用于訴訟的費用超過了研究和開發的費用”……
這些裸的數字讓布什再也坐不住了。為了保證美國經濟政治地位,布什在2006年1月31日國情咨文中向世界宣布了雄心勃勃的“美國競爭力計劃”(ACI)。
這是一項希望依靠科學與工程領域基礎研究的進步來提升競爭力的宏偉大計,從2007年和2008年美國的預算投入也可見美國競爭力計劃的這一良苦用心。
2007年美國財務預算中就包括59億美元的美國競爭力計劃的經費,其中13億美元用于聯邦政府新增投入,46億美元用于R&D(基礎研究與發展)的稅收減免。這一稅收政策主要是針對進行R&D研究的企業施行稅收減免,鼓勵企業的開發性研究。
2008年這一預算支出繼續提高。NSF(美國科學基金會)、DOE(美國能源部)科學辦公室、NIST(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的核心實驗室成了美國競爭力計劃的寵兒,預算經費較前一年分別增加了8.7%、15.6%和15.5%。
然而,令科學界遺憾的是,2007年和2008年,聲勢浩大的美國競爭力計劃的預算并沒有全部被國會通過。但布什的科學顧問John Marburger(約翰•馬伯格)表示:“雖然如此,至少他們通過了與美國競爭力計劃最昂貴部分相關的一整套稅收整改措施。”
可以說,《站在風暴之上》揭開了美國暗處的傷疤,而美國競爭力計劃打響了捍衛霸主地位的戰役。這一計劃的實施顯示了美國對科學和工程領域基礎研究重要性的深刻認識。
計算機與信息技術
成為戰役主力軍
NSF成為美國競爭力計劃的寵兒,自然肩負著提升美國競爭力的歷史重任。其主任Arden L. Bement(阿登•比門特)表示:“NSF在美國競爭力計劃中扮演著主要角色。而我們的投資重點是通過發現基礎原理來創造有價值的技術,同時,通過研發世界級的設備和基礎設施來促進科學研究,改革科研方式。”
Arden L. Bement所提到的研發世界級的設備和基礎設施正是CISE(計算機與信息科學工程)的主要任務。CISE是NSF的一個研究領域,主要負責計算機和信息科學工程領域的基礎研究,維持、升級全球計算機和通信基礎設施,為科研和教育做準備。可以說,正是由于計算機和信息技術是提升其他領域研究效率、促進研究方式改革的基礎,CISE自然而然地成為這場戰役的“主將”。
從2007~2009年的財務預算報告中可見,CISE的工作重心之一“落戶”GENI(網絡革新的全球環境)。GENI是一個開放的、大規模的試驗設施,其目標是在全球通信網中進行革命性的研究,改變互聯網及分布式系統的設計本質,是實現ACI宏偉目標的重要研究內容。
正如2007年CISE的預算報告中指出的那樣:如果沒有GENI,那么現代互聯網的局限性就會阻礙網絡的革新。而通過網絡革新發展新一代網絡信息體系也是CISE的主要研究方向。
除此以外,信息軟件安全、人工智能、設計高端軟件工具,例如信息的整合、管理、分析的理論和工具等都成為了CISE的“主打”領域,也是ACI實現競爭力提升的得力助手。
在ACI 的促進下,2007~2009年,NSF在CISE領域三年的預算投入逐年增加,分別為5.2669億美元、5.74億美元和6.38億美元。科研經費增加、重視程度提高也讓CISE收獲了碩果,“為提高美國競爭力貢獻了最直接的力量”,2009年的預算報告中這樣總結了兩年多來的工作。
在有線和無線網絡領域,CISE正通過整合計算機、通信、網絡科學的理論基礎并借助GENI設備重新設計下一代互聯網的應用基礎。
另外,研究人員發明了一種能夠提高無線通信服務質量的工具。這個工具能夠檢測出衰弱的無線信道的信息,使信號的頻率和能量更加有效、充分地得到利用。
同時,基于Wi-Fi網絡的、便宜且高質量的視頻技術也在資金支持和多方努力下應運而生。
而在人工智能方面,一種運用軟件并結合傳感器設計的電子紡織服裝“現身”,它可以感應到穿衣者的外形和行為,適應穿衣者現在的狀態。
不僅如此,在網絡信息安全方面,CISE也下足功夫,發明了能夠協助數據擁有者進行數據辨別的工具,使其在公共信息的時候保證機密信息的安全。
在全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利用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助力美國競爭力提升的優勢已經初顯,并且已成為這場“保衛”大戰的利刃。
奧巴馬時代:戰役將繼續
在金融危機的艱苦日子里,奧巴馬順利接手了美國總統的“權杖”。被人們稱為“互聯網總統”的奧巴馬更加堅信網絡信息技術能夠幫助美國立于不敗之地。
早在奧巴馬登位之前,他就向公眾宣布了自己的互聯網計劃:保護互聯網的開放性;促進媒介傳播途徑的多元化;通過技術改革政府職能,促進信息交流,同時使施政更加民主化。
這位“互聯網總統”還將部署下一代寬帶的計劃列入議程中。奧巴馬提倡不分富人和窮人、不分城市和農村普及網絡,認為寬帶是每個美國人都需要的服務。
而這一切都可以看做是奧巴馬為提升美國競爭力所奏的序曲,而他在自己的網站中也表示將繼續開展美國競爭力計劃:繼續加大力度投資基礎科學研究;對投資創新研究的企業采取永久性課稅扣除;保護知識產權以及專利系統創新。
奧巴馬的決心在其2010年的預算中有所體現。在最近公布的2010年預算中,奧巴馬政府計劃撥給NSF 70億美元,這一計劃比2009年預算高了1億美元。雖然預算支出提高幅度不是很大,但是也表明了奧巴馬希望繼續提高美國競爭力的想法。
關鍵詞：商業銀行；國際競爭力；評價指標；改進建議
隨著我國在2001年加入WTO起金融市場逐步對外開放，新鮮血液的注入帶來了機遇也伴隨著未知的風險與挑戰。以四大國有商行為主的改革逐漸深入，我國商業銀行的國際競爭力顯現，但是與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國際地位較低，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和缺陷。
國內對國際競爭力的研究開始于1989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WEF）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簡稱IMD）已經具備較為成熟的國際競爭力評價理論體系，所以我國政府于1995年和WEF、IMD合作，參與《全球競爭力報告》所有項目的比較和全球競爭力排序。
一、國際競爭力理論
由于研究背景和角度不同，國內外尚未形成統一的國際競爭力的概念，國際競爭力的理論也有較大的差距。目前較為成熟的是WEF和IMD的國際競爭理論，其中都涉及到對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研究，又以IMD的研究更為被大多數國家所采用。
1.IMD國際競爭理論。2006年出版的《國際競爭力年度報告》建立了一個由4層、312項指標構成的評價體系，通過將指標分成一二兩級，以對比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力。《國際競爭力年度報告》將競爭力歸結于四個主要因素（main Competitiveness Factor）：經濟表現、政府效率、企業效率和基礎設施。對于其中每個因素又進而分為5個二級指標，分別為國內經濟、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就業、價格、公共財政、財政政策、制度框架、商務法律、社會框架、生產力和效率、勞動力市場、金融、管理實踐、態度和價值觀、基本的基礎設施、技術基礎設施、科學基礎設施、健康與環境、教育，來衡量國家競爭力在不同方面的表現。
2.WEF國際競爭力理論。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每年都會一份《全球競爭力報告》（WEF-GCR），作為國際競爭力研究領域中認可度極高的權威報告，一直備受各國政府的重視。WEF是按照要素分類指標進行競爭力評價分析，其數據主要來源于有關機構的統計數據和向參與評比國家發放問卷得到的調查數據。八類要素項目有不同的比重，其中開放程度、金融環境、政府管理、勞動各占1/6，基礎設施和技術兩項各占1/9，管理程度和法律法規各占1/18。
3.商業銀行國際競爭力評價。國際上現行依據金融業對國家經濟的影響程度來衡量一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研究的指標包括：（1）國家政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2）銀行規模（資產位于世界前500家銀行的數目）。（3）銀行業資產占GDP的比重。（4）利息加息率。（5）金融業的法律法規健全程度。（6）國家金融教育的普及程度。（7）金融交易的透明度和可信度。（8）一國勞動力市場上金融人才資源的情況。（9）人均信用卡持有數和交易額度。
我國由于技術和能力的限制，對于商業銀行國際競爭力的評價指標主要包括6個方面，即盈利能力、資產流動性、安全性、銀行規模、人力資源、技術創新。
二、我國商業銀行國際競爭力分析
1.銀行規模分析。這一指標通過統計一級資本排名位于世界前1000家之內的銀行數量來對一國的銀行規模進行評價分析。圖反映了我國商業銀行在2016年的規模狀況。最近幾年技術的成熟與突破再輔以國際化程度加重，國際金融業界競爭加劇，全球銀行也在逐步提升自己的競爭力，通過擴大規模，降低成本，增強抗風險能力，爭取搶占更多的市場份額。從一級資本來看我國商業銀行排名逐年上升，目前已連續4年位居世界第一，可以說我國商業銀行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且走在一條逐步擴張的道路上。
2.銀行經營能力分析。經營能力主要從銀行資產收益率、資本流動性等方面考慮，我國排名世界第一的商業銀行2016年資產收益率約為1.30%]，排名第三的美國摩根銀行同年資產收益率為1.00%[4]。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經濟政治軍事的頭號強國美國，它的金融行業是達到了高度發達的水平，所以從數據可以得出，我國商業銀行在收益率方面基本和世界其他銀行相持平，且呈逐步發展狀態。但這并不能說明我國商業銀行經營能力已達到其他國際銀行水平，若以凈利潤來衡量，工商銀行2016年約為1800萬左右，美國摩根銀行則為460.830萬美元，可見我國商業銀行仍然與歐美銀行間存在著較大差距。
3.人力資源分析。作為知識密集型行業的商業銀行在當今知識經濟潮流的大背景下，同步提升素質與能力的高質量金融人才是銀行競爭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我國商業銀行在高學歷人員方面的比重明顯不如中小型銀行，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小型y行擁有更加靈活的選人用人機制，吸引了大量雙高人才。
根據對我國商業銀行核心資產數據報表的分析發下這樣一個結果：在一級資本、核心資本方面我國銀行相對于國際大型商業銀行已經具備了一定撼動的實力，但從資產質量、人力資源、社會信用和國際化程度來看，我國商業銀行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報告》提出網絡就緒指數 （Network Readiness Index， NRI），用來評估一個經濟體是否在以下方面做好了全面利用信息技術的準備：信息通信技術的基礎設施、獲取成本及確保最優使用的必要技能；政府、企業和個人對信息通信技術的采納和使用情況；商業和創新環境，政治和監管框架；信息通信技術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網絡就緒指數（NRI）使用了公開渠道獲得數據以及“高管意見調查”的研究結果。“高管意見調查”是世界經濟論壇與由全球167 家領先的研究機構和商業組織組成的合作伙伴網絡共同開展的一項全面的年度調查，調查對象超過15000 名高管，提供了網絡就緒關鍵領域的洞察和意見。
《報告》用網絡就緒指數考察全球144 個經濟體，位列前十名的經濟體為：芬蘭、新加坡、瑞典、荷蘭、挪威、瑞士、英國、丹麥、美國、中國臺灣。在亞洲經濟體中，中國臺灣（10）、韓國（11）、香港（14）、日本（22）、馬來西亞（30）位列前30名。由于對信息通信技術的采用率停滯不前，中國排名下降了7位，降至第58 位，被“金磚國家”之一的俄羅斯超過。“金磚國家”的排名表現普遍不佳。除非對信息通信技術、技能和創新進行恰當投入，否則“金磚國家”成員在過去所取得的持續快速增長勢頭或遇險阻。
最近，由WTO經濟導刊與國際著名智囊機構AccountAbility共同編譯的《國家責任競爭力》正式出版了。該書以AccountAbility的多年研究成果為依托，以其定期研究報告《責任競爭力狀況2007》為主要來源，集結了眾多世界優秀專家對責任競爭力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反映了企業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領域關于責任競爭力的最新理念和實踐。
該書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領域一個重要的新概念--國家責任競爭力。國家責任競爭力反映了國家競爭力與一個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狀況之間的關系。它帶給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從國家、產業和企業層面的許多新思考。
第一，國家責任競爭力將決定一個國家在全球市場中的經濟地位和作用。它使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意義的認識有了新的高度。一個國家的企業社會狀況將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國家責任競爭力是未來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形態。而一個國家的責任競爭力取決于三個方面，包括一個國家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的政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狀況，公民社會支持監督和推動作用以及這三者的結合程度。這些因素及其有效結合將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對全球資源的利用和經營，從而將決定一個國家在全球市場中的經濟地位和作用。
第二，產業責任競爭力將有助于產業鏈的全球性升級。責任競爭力理念無論是對發達國家, 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責任競爭力的提高都有顯著的指導作用。特別是為發展中國家升級其產業鏈，獲取和開發全球性品牌升級其產業鏈起到直接的推動作用。
第三，企業責任競爭力將決定企業未來的核心競爭力。責任正在重塑市場競爭規則，對企業利益相關者負責的全面責任競爭時代正在取代過去的那種以價廉物美為法則的時代。責任正在重塑未來市場，這個市場將回報那些以正確的方式管理責任的企業和經濟體。如以應對適應氣候變化為例，在未來能給負責任企業帶來至少5000億美元的市場。因而，企業開發和利用自身的專業優勢，在解決關系和影響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甚至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課題的同時，如氣候變化、節能減排、消費者權益、貧富差距、男女平等發展、生態資源、反腐敗等，還能增強企業經濟效益或競爭力，企業就增強了責任競爭力，企業就能贏得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