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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除息日套利;稅負效應;邊際投資者稅率;稅收客戶群效應
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s the tax effect and tax clientele effect of Chinese stock markets during 2002 to 2007,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that price changes on ex-dividend days reflect the relative taxation of dividends and capitalgains for the “representative” investor,and there are tax clientele effect in Chinese stock markets.
Key Words:arbitrage opportunity on ex-dividend,tax effect,marginal stockholder tax rate,tax clientele effect
中圖分類號:F830.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2265(2009)06-0074-05
一、引言
Miller和Modigliani(1961)在無稅負或資本利得稅和紅利稅相等,及其他假設條件下得出股利無關理論。在資本利得和現金紅利利得課稅比率不同的情況下,Miller和Modigliani指出,市場將出現稅收客戶群效應,即高股利收益率(Dividend Yields)的股票將吸引股利稅負相對低的投資者,而股利稅負相對高的投資者則傾向于投資低分紅的股票。這時股利政策的制定就要考慮到公司投資者群體的稅負情況。
二級市場是否存在稅收客戶群效應,關系到公司的股利政策是否能夠達到使得股東稅后收益最大化的目標。如果能夠從實證數據中發現公司股利政策和邊際股東稅級的明確關系,就可以為Miller和Modigliani的理論提供一個佐證。同時,利用除息日的股價行為(除息日稅負效應)推導出公司的邊際股東所得稅率,是公司財務決策中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數據。另外,檢驗市場是否存在稅收客戶群效應,也是對市場投資者是否理性的一個驗證。
Elton和Gruber(1970)提供了一個利用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計算邊際投資者稅率,進而檢驗市場是否存在稅收客戶群效應的方法。在國內外股票市場上,普遍存在股權登記日股價與除息日股價之差小于每股分紅D的現象。對此Elton和Gruber認為是投資者在選擇投資或者變現一支股票時,會根據自己的稅負情況選擇在除息前還是除息后買入或賣出。這樣在達到均衡時,便可以推算出該支或者該類股票的邊際投資者稅率,從而可以驗證Miller和Modigliani提出的稅收客戶群效應。
Kalay(1982)指出,由于市場上在除息日前后套利的存在, 并不能反映某類股票投資者(區別于套利者)的稅負情況。即使 在不存在套利機會的范圍內,也不能用 的估計值來推導邊際股東的稅率。因為 是一個平均值。它可能是那些不存在套利機會范圍內的股票的值與在范圍之外的 值的均值。這樣,就包含了短期套利的交易結果和交易主體的稅負效應的混合作用。因此,邊際股東的稅率不能從除息日的股價變動中推出,除息日股價的變動不完全是由稅負效應引起的。
針對Kalay的批評,Elton和Gruber(1984)認為Kalay低估了交易成本,考慮到交易成本后,即使是市場中交易成本最低的證券經紀人也沒有可能進行短期套利,因此在除息日,不存在短期套利交易影響均衡價格的可能,均衡價格完全是稅負效應的結果。
目前A股市場這方面的研究有,毛端懿(2001)對滬市1994―1999年間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結論是:不能拒絕除息日股價相對于股權登記日股價下跌等于每股現金股利的假設;滬市不存在稅收客戶群效應,不存在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因此不能用除息日股價變動與每股股利的比值來推斷公司的邊際投資者稅率。徐麗(2004)對深市1995―2000年之間的數據進行了分析,其結論是:市場存在除息日股價的稅負效應,但是不存在因現金股利和資本利得的稅收差異而產生的稅收客戶群效應。
二、稅負效應及稅收客戶群效應的檢驗條件及檢驗方法
(一)確定A股市場是否存在除息日前后的套利機會
對投資者套利可能的檢驗:
如果一個交易成本為 、股利稅率為、資本利得稅率為 的投資者,在股權登記日買入,在除息日賣出以套利,則其將獲得 ,如果有:
即其獲利小于要付出的成本,則這種套利不可行。整理得:
如果一個交易成本為 、股利稅率為 、資本利得稅率為 的投資者,在股權登記日賣出,在除息日買入以套利,則其比一直持有相對多獲得資本利得收益 ,多交資本利得稅, 少獲得紅利收益 。如果該投資者根本沒有資本利得,即其最初的購買價高于 ,最終的出售價又低于,那么他的套利相對收益最大化,為
如果有:
則這種套利不可行。整理得:
總體的套利不可行的區間為:
其中
(二)對稅負效應和稅收客戶群效應的檢驗
如果A股市場的投資者由于交易成本的原因都無法在除息日套利,那么除息日的股價變動將取決于該股票的邊際投資者稅率,也即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
如果投資者在除息日前后賣出股票,他將面臨兩個選擇,在股權登記日賣出股票,或者在除息日賣出股票。前者,每股將獲得股權登記日的價格減去資本利得稅。后者,每股將獲得除息日價格
和每股現金股利D減去現金股利稅收,再減去資本利得稅收 。當投資者在這兩個選擇上沒有差異時,這兩種情況下的收益必然是相等的,即:
整理得:
當市場均衡時,將反映的是各種投資力量使其達到的均衡值,從此均衡值就可以推出各種投資者形成的一個邊際投資者的稅率的情況。
如果投資者決定在除息日前后買入股票,在股權登記日購買則相比除息日每股要增加現金流出
增加稅后紅利收入,減少未來的資本利得稅 。市場均衡時有:
其中,n是投資者股票預期持有期,k是風險調整后的折現率。
整理得:
當n=1時,其和(1)式是相當的。(1)式是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的已實現資本利得形式。
當投資者預期持有期足夠長,或者投資者無法確定未來是否總體上肯定會有資本利得,從而導致其不將資本利得稅納入當前考慮因素時,我們有:
這是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的未實現資本利得形式。同樣的,關于均衡值及邊際投資者稅率的分析也可以類比于這種形式。
在得出邊際投資者稅率后,可以對邊際投資者稅率和股利收益率進行相關性檢驗,如果結果顯著為正,那么稅收客戶群效應就得到驗證。
三、A股市場除息日是否存在套利機會檢驗
我們整理了2002―2007年只有現金紅利分紅的上市公司股價及分紅數據樣本。剔除分紅額很小(每股2分及以下)的數據,因為極端小的每股紅利將使得 的方差很大。剔除了2002年6月24日、2007年5月21日、2007年5月30日、2007年5月31日的數據,在這幾個交易日,由于政策的因素,市場振幅巨大,最終得到了2838個樣本數據。利用這些數據,對A股市場的除息日稅負效應、稅收客戶群效應進行實證檢驗。
國內稅收方面,個人在2005年6月12日前的現金股利所得稅率是20%,資本利得稅率為0%。2005年6月13日到2007年現金股利所得稅率是10%,資本利得稅率為0%?；鹩捎谠谑盏浆F金紅利時已由發放企業代扣個人所得稅,而基金的投資收益無其他方面的稅收,所以基金面臨的稅負情況和個人投資者一致。一般企業所得稅情況是:特區或開發區內15%,其他地區33%,外資企業的所得稅是15%。金融企業(證券公司、保險公司)買賣股票的收益要先交營業稅(也是對資本利得的課稅),營業稅2002年為6% ,2003年以后5%。QFII的稅收在資本利得方面一直不明確,目前的實際稅負執行情況和國內基金是相同的。社?；鸬亩愂帐亲顑灮莸?免征所有所得稅,而且印花稅先征后返。
交易成本方面,我國投資者的交易成本主要是印花稅、證券交易經手費、證券交易監管費以及上交所方面的過戶費?；?、QFII、證券公司、保險公司沒有傭金費用。2002―2004年對應的是2‰的印花稅稅率,2005、2006年是1‰,2007年5月30日印花稅由1‰調整為3‰。經手費和監管費合計為0.1875‰,上交所的過戶費為每1000股1元。再考慮到會員的席位費和交易單元費用,交易成本比率可以認定為:印花稅+0.2‰。個人投資者稅負與基金相同,而交易成本比基金要高,基金如不能套利,個人投資者必然也不能套利,所以對個人投資者可不予考慮。一般企業的套利成本也高于證券保險等金融公司,所以也不予以考慮。
根據前面的計算方法,可以得出A股投資者的
無套利區間(見表1)。
可以看出,由于2003年進入市場的社?；鸾灰壮杀痉浅Ｐ?因此理論上其存在套利機會。但是另一方面,數據顯示,A股市場的除息日開盤價比除息價6年時間的均值在1.004,且統計上顯著大于1,如果1年進行100次這樣的套利,年化收益率將達到50%,這顯示社保基金并沒有進行套利?？赡艿脑蚴巧绫；饘嵭械墓芾砣酥贫?其管理人的收益是占管理資金一定百分比(
其他投資者大部分情況下,由于印花稅成本的存在是無法套利的。少部分的套利機會存在,由于其不具有操作的統計基礎,也無法具體實施套利。這樣A股市場除息日均衡價格就完全是稅負效應的結果。
四、A股市場除息日稅負效應檢驗
我們先對2838個樣本數據進行計量分析。首先,檢驗除息日開盤價是否顯著異于除息價,結果如下:
作wald檢驗,發現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異于1,即除息日開盤價顯著異于除息價,且要大于除息價。其次,我們檢驗這種差異是否是由于指數當天的漲跌引起的,即檢驗“除息日開盤價=除息價+指數當日漲跌幅×除息價”是否成立。對數據作OLS估計得:
作wald檢驗,發現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異于1,無法用指數當日漲跌來解釋該差異。
可見,除息日開盤價是顯著異于除息價的,且不能用大盤的漲跌來解釋這種差異,說明市場存在除息日股價下跌小于每股分紅D的現象,即存在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
下面,我們用 的值來估計邊際投資者稅率。由國內不同投資者的稅負情況,可以計算得到不同投資者的或數值(見表2)。
計算得到2002至2007各年及總體的
的統計均值及統計顯著性P值(見表3)。
從表3中可以看出,經指數調整的 數值除2005年較高外,其他年的與總體值比較接近,而且2002―2005年其值逐漸增大。也就是說,市場的邊際投資者稅率是基本穩定且在這段時期稍有下降的。
未經指數調整的 值在2007年有一個急劇的下降,但經指數調整后這個下降幅度變小。2007年由于股市處于一個單邊上漲期,導致對
的數值影響很大,因此2007年統計值的急劇下跌是一種偶然現象。
綜上,由于 顯著不為0并且小于等于1,A股市場在這一段時間存在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通過表2和表3的對比可以看出,在總體上整個市場的邊際投資者稅率為33%。當然,這個總體的邊際投資者稅率對于單個公司沒有意義,單一公司應根據自己或和自己分紅收益率接近的公司除息日股價數據計算其邊際投資者稅率。
五、稅收客戶群效應的檢驗
我們將數據按照D/P數值從小到大分成10組(見表4),計算每組的均值,用spearman相關分析檢驗是否隨著D/P的增加,也相應增加。如果正相關性存在,則意味著高的D/P對應著低的 ,即市場存在稅收客戶群效應。
對總體數據的D/P均值與均值作spearman相關分析得:相關系數為0.745,P值為0.013。
另外對2002―2003年的D/P均值與 均值做spearman相關分析得:相關系數為0.709,P值為0.022。對2004―2005年的D/P均值與
均值做spearman相關分析得:相關系數為0.103,P值為0.777。剔除 方差最大的一組數據后的spearman相關分析得:相關系數為0.517,P值為0.154。對2006―2007年的D/P均值與均值做spearman相關分析得:相關系數為0.430,P值為0.214。剔除 方差最大的一組數據后的spearman相關分析得:相關系數為0.867,P值為0.002。
從結果可以看出,分別剔除了2004―2005年、2006―2007年的一組異常數據后(這兩組數據都是分紅很小而導致方差很大的數據),總體上和分階段的D/P與 都是顯著正相關的,說明A股市場存在稅收客戶群效應。市場上不同類的投資者對股票分紅偏好不同,紅利稅相對低的投資者偏好高股利收益率的股票,資本利得稅相對低的投資者更傾向于獲得資本利得。與前面已有的關于國內市場的研究對照,可以看出,經過國內證券市場的逐步發展,投資者逐漸趨于理性,傾向于投資高分紅股票的投資群體逐步形成。
六、結論
由于市場交易成本的存在,A股市場除社?；鹜?其他各類投資者不存在除息日套利的可能。除息日股價相對于股權登記日的下跌顯著小于每股分紅,A股市場存在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由此可以推算每類股票的邊際投資者稅率,從而作為公司財務決策的一個參考依據。D/P與 都是顯著正相關的,說明A股市場存在稅收客戶群效應。A股市場不同稅負的投資者對不同分紅的股票具有偏好,因此股利政策對上市公司股票價值具有影響,上市公司需要制定合適的股利政策最大化其公司價值。與國內較早的研究結果相比,說明隨著國內證券市場的發展,投資者更趨于理性。另外,由于存在重視上市公司分紅的投資者群體,目前監管層提高對上市公司現金分紅的要求,對這一群體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毛端懿.滬市除息日股價變動的實證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2,(1)。
[2]徐麗.我國股票市場除息日股價行為的實證研究[D].碩士學位論文。
[3]Avner.Kalay, 1982, “The Ex-Dividend Day Behavior of Stock Price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Clientele Effect”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37, No. 4 (Sep., 1982).
引言
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改革（簡稱“營改增”）是指將之前由稅務機關征收營業稅的稅目改為征收增值稅。在“營改增”擴圍至房地產業后，房地產企業應是最能直觀感受到稅制環境變化的市場單位，稅負高低的變化將直接影響到房地產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為能切實反映房地產企業在由營業稅改征增值稅之后的流轉稅稅負變化情況，本文以增值稅的計算公式為基礎，運用微觀財務分析的方法，并借用生產法對進項稅額進行估計，采用房地產上市公司企業年度財務報表數據對其的稅負做出計算，以求能夠反映“營改增”的對房地產企業的稅收負擔的改變情況。
一、微觀財務分析方法
增值稅的一般計算規律即為：應繳納增值稅稅額=增值稅銷項稅額-增值稅進項稅額。
其銷項稅額的計算中，依照現行的房地產業“營改增”稅制稅率安排，改革后其應稅增值稅稅率為11%。
房地產業進項稅額包括主營業務成本、新增固定資產、土地出讓金等幾個可抵扣進項稅額擴展項。主營業務成本可抵扣進項稅額即為房地產業成本中可抵扣增值稅額的部分。其中主營業務收入可從上市公司年報中的財務報表項目附注中獲取相應的數據，本年新增折舊可從年報中的現金流量表補充資料中獲取，人工費用使用年報中資產負債表內的應付職工薪酬這一項的數據。土地出讓金一項本文參考相關研究成果選取主營業務成本的30%作為估算。主營業務成本的可抵扣比例本文通過運用生產法按中間投入的比例做出估計。
在房地產企業新增固定資產中，房屋、建筑物等企業自有的不動產納入營改增進項稅的可抵扣范圍，兩者的抵扣稅率分別使用17%與11%的增值稅率。
鑒于地價占房地產業成本的比重較大，土地出讓金及相關土地成本能否作為進項抵扣稅額將極大的影響房地產企業的增值稅額大小。依照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頒發的相關文件規定指出，本文統一以房地產企業地價成本的11%作?橥戀爻鋈媒鸝傻摯勱?項稅額。
二、樣本企業微觀財務測算
為篩選出具有代表性的房地產企業作為微觀財務測算的分析樣本，本文從滬深兩市以房產開發與銷售為主業的上市企業中進行篩選，同時結合上市公司的年度財務報表披露信息的詳細與完整程度，最終篩選出綠地控股、萬科A等10家房地產業“營改增”微觀財務測算樣本企業。根據前文所給出的計算方法，本文從這些上市公司2015年報中獲取其主營業務成本、主營業務收入等數據進行增值稅各款項的計算，在計算現行稅制情況即房地產業“營改增”后的增值稅率為11%的增值稅進項稅額與銷項稅額。
在分別獲得了房地產企業的增值稅進項稅額與銷項稅額后，將兩者相減即可得到其該企業在“營改增”之后應繳納的增值稅額。再通過與該企業原應征繳的營業稅稅金進行比較，即可直觀的反應“營改增”對企業稅負帶來的變化。這里所使用的樣本企業應繳納營業稅額均來自其當年度年報中財務報表項目附注內的營業稅金及附加一項的數據。結果如下表1所示。
三、結語
營業稅改增值稅作為我國目前最重要的稅制改革措施，自2013年從在交通運輸行業以及部分現代服務業試點實施以來，改革范圍逐步擴展到經濟市場的各行各業，對于完善我國稅制體系，實現稅制管理方面的結構性減稅，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營改增”改革的持續深化，酒店服務行業納入“營改增”稅制改革范圍已經指日可期。實施“營改增”以后，由于企業納稅的稅率、計稅方法都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因此，對于酒店行業的稅負也會產生直接的影響。深入分析“營改增”對酒店行業稅負的影響，完善“營改增”政策在酒店服務行業落地以后的納稅籌劃管理準備工作，已經成為企業管理工作的重要內容，這對于提高酒店企業對外部政策環境與市場形勢的適應能力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酒店行業“營改增”實施的政策背景分析
營業稅改增值稅是國家一項重大的稅制改革，在試點實施以來，國務院曾經明確提出要力爭在“十二五”期間全面完成“營改增”改革，因此酒店行業的“營改增”政策勢在必行。在酒店行業等生活型服務行業的增值稅稅率方面，按照國家相關政策稅率或定在6%左右。然而“營改增”的實施卻也面臨著困難重重的問題，如現階段我國的酒店很多是基于其他的實體企業，特別是以基于房地產開發企業、交通運輸企業等等，在增值稅發票的開具上，如何確定營業稅納稅稅率的主體，以及營業稅改正增值稅以后，酒店行業是否可以向其客戶群體開具增值稅發票等等，這些都是直接關系到酒店企業稅負的問題。因此，深入分析“營改增”以后對酒店行業的效益影響，應該全面的分析“營改增”政策對于酒店行業的具體稅負影響，進而合理地制定“營改增”政策的稅務籌劃措施。
三、酒店行業“營改增”以后稅負影響的具體分析
（1）酒店行業的經營情況分析。具體的分析“營改增”政策對于酒店行業稅負的影響，首先，應該準確地掌握酒店行業的經營狀況，尤其是收支項目等內容。現階段，在酒店企業中，經營的業務內容主要是住宿與餐飲。因此，收入內容主要是通過住宿與餐飲實現。支出項目則主要包括了酒店企業的員工工資支出、食品酒水類成本支出、低值易耗品支出、水電燃氣供暖等能源費支出、外購服務支出、固定資產類支出、其他運營支出等幾類項目。其中員工的工資支出、外購服務類支出以及其他類支出等并無進項稅項目，而材料采購、能源支出等則可以獲得進項稅稅額。
（2）酒店行業稅負分析。在實施“營改增”改革以后，在酒店的銷售收入的計算分析上，由于增值稅是價外稅，因此在進行酒店的增值稅納稅稅額的計算上，計算公式為銷項稅額=酒店行業的銷售額×稅率/（1+稅率）;應納增值稅=酒店行業的銷項稅額-能獲得可抵扣發票額;其中增值稅額比例為應納增值稅/銷售額;結合酒店行業當前的經營狀況下，“營改增”政策對酒店行業的具體稅負影響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酒店行業作為非常典型的現代服務行業，由于成本支出中人力資源成本所占的比例相對較高。所以在營業稅中人力資源環節的增值額相對較高，如果酒店企業的人力資源成本在酒店企業的總支出中所占比例較高的情況下，“營改增”政策會造成酒店企業稅負的大幅增加。第二，酒店企業在經營運轉過程中，酒店企業前期的固定資產投入數額非常高，而企業正常運轉以后的物料投入相比固定資產的投資較少。因此，酒店前期項目建設中的建設成本占到酒店總投入比例較大，但是這一部分支出如果無法實現進項抵扣的話，同樣也會造成酒店企業“營改增”以后稅負的增加。第三，酒店行業的運轉過程中，由于供應商非常的多，尤其是對于食品原料等，供應商不僅規模小，而且常常是個體戶，這些原材料的采購成本中，有相當一部分比例難以取得相對應的進項稅發票，因而會造成酒店企業一些采購產品無法抵扣進項稅，并進一步造成酒店企業稅負的增加。
四、“營改增”以后酒店企業最大程度控制稅負的措施分析
（1）成本控制管理策略。在成本控制管理方面優化管理降低增值稅額，需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集中在人力成本、固定資產管理以及供應商選擇上。首先，針對人力資源成本無法獲得進項稅抵扣的問題，酒店企業可以積極地探索采取服務外包的方式，將企業的內部的增值額逐步的轉移到外部，進而降低應納稅額。其次，在固定資產的購置上，酒店企業如果進行改造建設時，特別是裝修計劃，盡可能地控制時間，在增值稅改革推行之后全面展開，已盡可能地增加增值稅的可扣除額度。第三，針對酒店企業經營所需要的所有材料采購，尤其是針對鮮活食品等材料，應該盡量選擇能開具增值稅發票的供應商，特別是專業合作社等，以免由于無法開具增值稅發票造成自身的稅負增加。
（2）市場策略的調整。在“營改增”實施以后，酒店企業根據營業額的不同將會劃分為一般納稅人與小規模納稅人兩類，一般納稅人可以向下游產業鏈提供增值稅發票，小規模納稅人則不能提供。因此，實施“營改增”以后，在酒店企業的稅務籌劃上，應該充分考慮“營改增”的產業鏈環環抵扣的特點，與酒店的下游企業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盡可能地提高酒店企業的市場效益。對于一些小規模的納稅人，由于不能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稅負雖然會有所下降，但由于無法出具增值稅發專用發票，同樣會造成客源吸引力的減弱。因此，應該注重通過價格優勢，積極的拓展市場。
（3）提高酒店企業的納稅籌劃水平。酒店行業“營改增”實施以后，企業管理部門應該更加重視財稅方面的管理，尤其是按照成本效益的原則進行企業的納稅籌劃，以科學合理、合法合規的納稅籌劃來降低企業的稅負。在酒店企業的納稅方案的籌劃制定上，應該確保稅收籌劃的前提就是嚴格遵守企業的稅法法律以及法規政策，避免由于各種非法逃稅行為造成稅務機關的罰款。
（4）做好稅收銜接以及稅負突變的準備措施?！盃I改增”政策在酒店企業正式實施以后，在實施的初期，由于可能國家在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會造成酒店企業出現一些不適應的現象，這就要求企業必須提前分析“營改增”政策可能造成的各種影響，準備好“營改增”的相關銜接處理配套措施。同時，在“營改增”實施的初期，由于企業在進項稅抵扣、增值稅發票開具以及納稅籌劃方案制定等方面可能缺少相關籌劃經驗，導致稅負增加，在這種形勢下，企業更應該準確全面的分析稅負組成，并進一步的深入分析降低稅負的具體可行措施。
五、結語
“營改增”作為結構性減稅的制度改革措施，并非簡單的普惠制稅制改革，對于酒店行業的稅負產生的影響也就必然是多方面的。酒店財務部門，應當深入細致的分析“營改增”對于企業稅負的具體影響及其主要影響權重因素，進而預先制定“營改增”實施以后的應對策略，以降低企業稅負的劇烈波動，確保酒店企業的平穩發展。
（作者單位為青島萬達艾美酒店）
參考文獻
[1] 王紅艷.營改增對企業效益影響探析[J].財經界（學術版），2013（07）.
關鍵詞：商業銀行；稅收；經營績效
中圖分類號：F810.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3-0029-02
引言
銀行經營績效的好壞直接關系到銀行競爭力能否得到提升，而稅收其對銀行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稅負主要通過兩個方面來影響銀行經營績效的，一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稅負水平的變化直接影響銀行費用扣除，從而影響銀行的利潤水平；二是在不同的稅負水平下，銀行的經營行為會有變化，進而影響銀行的利潤。下面我們就用數據進行實證檢驗，進一步驗證稅收與銀行經營績效的關系。
一、實證分析
（一）樣本的選取
本文擬選取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以及招商銀行、浦東發展銀行、興業銀行、交通銀行、民生銀行、中信銀行、深圳發展銀行等八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作為研究對象，樣本期間為1997―2009年，除去個別缺失的數據共采集面板數據140個。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7―2008》、《中國金融年鑒1997―2009》和巨潮資訊網中各銀行公開的年報，對于因統計口徑變化有出入的數據進行了相關的計算整理。使用工具為Eviews 統計軟件。
（二）變量的選取及選取的原因
1.國際上通用的衡量銀行經營績效的指標是資產利潤率（ROA）和資本利潤率（ROE）。資產收益率（ROA）= 稅收凈利潤/資產總額，反應銀行資產的綜合利用效果和總體盈利水平。ROA越高，說明資產的利用效率越高，也說明銀行在增加收入和節約資金使用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營業稅稅收負擔率（YYS），指銀行實際繳納的營業稅及附加的稅額與主營業務收入的比率。目前金融業涉及的流轉稅包括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印花稅和具有稅收性質的教育費附加等稅費。
3.企業所得稅稅收負擔率（SDS），指銀行稅前會計利潤實際繳納的企業所得稅稅額與稅前利潤總額的比率。所得稅稅率的調整將會直接影響商業銀行的稅后凈利潤，進而影響銀行盈利能力的高低。
4.資產費用率（CBF），即營業費用與資產的比率。我們用資產費用率作為衡量銀行經營成本的變量。經營成本通過影響銀行利潤來影響銀行績效的，這個變量反映了各個銀行在管理和組織結構上的差異，以此來考查銀行資產使用效率。
5.貸款市場份額（DKE），是各銀行發放國內各種貸款的比重，反映了各銀行的市場占有率。銀行通過擴大貸款份額對其盈利有正的影響。顧客在貸款時也會選擇信譽度好、信用等級高的銀行，因此該變量反映了銀行營銷水平的高低，是市場的結構變量。
（三）模型的設定
通常情況，表示面板數據模型的一般形式為：
yit = αit +βitxit+uit， i =1，2，…，N t = 1，2，…，T （1）
這是考慮K個經濟指標在N個個體及T個時間點上的變動關系，其中N表示個體截面成員的個數，T表示每個截面成員的觀測時期總數，yit是被解釋變量，αit表示模型的常數項，反映被遺漏的體現個體差異的因素影響，βit表示估計參數向量，xit是影響截面單元的解釋向量，uit是隨機誤差項，反映被遺漏的體現截面與時間同時變化的因素影響，uit相互獨立，且滿足零均值、等方差的假設。
在參考路君平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ROAit = β0i +β1YYSit +β2SDSit +β3CBFit +β4DKEit + uit
其中，ROA=稅后凈利潤/資產總額；YYS=營業稅及附加/營業收入；SDS=企業所得稅/稅前利潤總額；CBF=營業費用/資產；DKE=發放貸款額/國內金融機構總貸款額。
通過該模型我們分析各因素對資產利潤率的影響，也就是對銀行盈利能力的影響，并重點分析營業稅的扭曲效應。
（四）結果及分析
本文在用Eviews 計量統計軟件進行檢驗時分別列出加權和不加權條件下模型的檢驗結果，采用加權的目的是減少由于截面數據造成的異方差的影響。
由回歸結果知道R2=0.8651，說明擬合程度是比較高的，除貸款市場份額外各解釋變量的t值在5%的水平下是顯著的，因此自變量的選取能夠較好的解釋銀行經營績效的變化。
首先，從系數上我們得出銀行的營業稅稅收負擔率、企業所得稅收負擔率與資產收益率之間存在負相關的關系，即稅收負擔率越高，銀行的資產收益率就會相應較低。當營業稅收負擔率每增加1%時，銀行的資產收益率就減少0.078%；而當企業所得稅的稅收負擔率每增加1%時，資產收益率會降低0.003%。由于資產收益率本身是一個數量級很小的指標，其微小的變動實際上都代表著業績的大幅改變，所以實證檢驗也得出稅收對銀行盈利能力存在著負效應。
其次，商業銀行的資產費用率對其資產收益率產生正效應影響，且自變量的系數達到0.127，好像這和我們感知上認為的銀行資產費用率越高利潤率就越低存在著矛盾。對此的解釋為在銀行的利潤表里，工資是記入“營業費用”賬戶的，增加經營成本的投入，有利于銀行引進優秀的人才，改善銀行經營環境，從而獲得更高的回報。
最后，市場份額與銀行的資產收益率負相關，但兩者未產生顯著相關影響。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上市以前，中國銀行業的市場化程度較低，各銀行還沒有完全擺脫計劃經濟時期的歷史包袱。并且中國長期實行的是利率管制制度，即使大銀行也無法憑借其市場力量來制定有利的存貸款利率以獲得超額利潤。
二、實行新《企業所得稅法》對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
中國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深化，國內銀行業面臨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如果繼續對內外資銀行實施差別稅收，將使內資銀行長期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而且有損于市場的公平競爭，不利于市場經濟的成長發展。因此，2008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企業所得稅法》取消了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也為保證銀行公平競爭創造新的稅收法制環境。
稅改前銀行的企業所得稅實際稅收負擔明顯偏高。銀行利潤總額增加，所得稅相對降低，使得稅后凈利潤增加。從圖可以看出，各商業銀行自2008年起，凈利潤占稅前利潤總額的比重明顯增加，且都在75%以上。凈利潤增加了，銀行的經營績效提高了，進而調動各商業銀行的盈利積極性，同時也增強了中國內資銀行的國際競爭力，促進金融業的發展。
近幾年，銀行繳納的企業所得稅已占了銀行繳納總稅收的一半，因此新稅法通過降低稅率、增加稅收優惠等方法對銀行經營績效的正效應是顯而易見的，這也再次證明了稅收政策的調控作用及其對商業銀行盈利的影響。
結論及相關建議
通過對稅負與銀行經營績效的實證研究可以看出，過高的稅收負擔對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同時也降低了銀行的抗風險能力，不利于金融行業的穩健運行和發展。隨著金融業的全面開放，國內銀行業面臨外資銀行大量涌入的激烈競爭。因此，進一步降低營業稅稅率、優化金融稅制結構，能夠提高中國商業銀行的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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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反傾銷反傾銷稅福利
一、反傾銷稅的福利經濟理論分析
根據經典博弈理論，我們假設對外貿易活動是一個一次性博弈，有A，B兩個理性國家，每個國家都獨立自主的制定貿易政策，每個國家的純戰略有：自由貿易，限制貿易。實際上A、B兩國都選擇“自由貿易”對博弈雙方來說是最佳結果。但經過分析：對于A國，當B選擇自由貿易時，A的占優戰略是限制貿易；當B選擇限制貿易時，A的占優戰略是限制貿易，從而A的占優策略是限制貿易。同理，B的占優戰略也是限制貿易。于是我們得到該博弈的占優策略均衡為（限制貿易，限制貿易），是一個負和博弈，雙方兩敗俱傷，形成了“囚徒的困境”。這和目前世界上貿易戰不斷的情形是相吻合的。作為理性的國家來說，都有動機和對方談判，從而達成一個協議——合作博弈，來改變“囚徒的困境”。
當進口國政府對出口國企業征收反傾銷稅，使得在進口國市場商品價格上升，使消費者要花更高的價格才可獲得商品，減少本國的消費者剩余，但將增加本國的稅收和本國企業的生產者剩余。進口國政府通常根據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和稅收三者權重最大化的原則決定是否征收反傾銷稅。
二、反傾銷稅的征收對進口國福利影響的實證分析
1.反傾銷稅對進口國消費者福利的影響
進口國消費者是傾銷的直接受益者，自然也是反傾銷的直接受害者。若把消費者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對進口產品征收反傾銷稅無疑減少了消費者剩余，降低了消費者的福利水平。當傾銷和其后的反傾銷發生時，進口國消費者與被傾銷企業之間的矛盾開始出現。生產企業希望通過反傾銷來維持一個較高的市場價格，而消費者當認識到存在國外競爭企業傾銷壓價的機會時，則希望爭取這一機會，以擴大自身的福利。反傾銷稅使國內商品價格得到了提高或維持，生產企業得到了保護，但卻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而一國政府多數時期注重的是生產者利益而非消費者利益，所以進口國消費者在整個反傾銷過程中無疑成為了最大的受害者。消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福利，必然會選擇價格略高于被征收反傾銷稅方、但要遠低于本國同類商品的第三國的進口商品，消費者的這種選擇使得政府的產業保護政策失效，國家整體福利進一步下降。
2.反傾銷稅對進口國生產者的福利影響
價格的提高和國內產出的增加使國內廠商從實施反傾銷稅中受益。這樣進口國生產這種產品的產業受到保護，反傾銷稅起到保護作用，產業保護效益就是使生產者剩余增加。但征收反傾銷稅，往往都是以犧牲消費者剩余為代價的。經計算可知征收反傾銷稅對產業進行保護的結果是消費者剩余的損失大于生產者剩余的損失，因此，可得出征收反傾銷稅實施產業保護很難達到正效應或者福利均衡。由于反傾銷稅作為貿易保護措施的無效性，使得受到保護的企業往往缺少競爭條件下那種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結果是產業發展緩慢，無法在政府保護條件下通過技術創新創造屬于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而依靠保護、缺乏核心競爭力，卻又可以獲得政府保護，使得受保護產業的競爭力進一步下降。最終導致消費者選擇境外第三方商品進行替代，這一選擇的結果，使政府所有的保護政策失效、國內相關產業徹底失去競爭力。
3.反傾銷稅對進口國總體福利的影響
對進口國來講，征收反傾銷稅是否具有經濟合理性取決于反傾銷稅對該國的整體福利的影響。如果生產者利益的增進超過消費者福利的損失，則整個國家會獲得凈福利改善；反之，國家總體福利惡化。對反傾銷稅總體福利效應的一般均衡分析表明，反傾銷稅會給進口國造成凈福利損失。
[關鍵詞]稅收負擔；投資效應；消費效應；出口效應；儲蓄效應
稅收負擔反映國家與納稅人之間的稅收分配數量關系，是一個國家稅收政策與稅收制度的核心內容，也是判別一個國家稅賦輕重的重要指標。它在實質上反映與調節國家與納稅人的利益關系。稅收負擔效應是指政府課稅多少對經濟產生的不同反應與效果。稅收負擔過輕會影響國家財政收入，而稅收負擔過重則會損傷企業和納稅人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只有稅收負擔合理化，才能保證國家與納稅人之間利益關系的協調與和諧，才會對經濟發展產生最佳的效應。研究稅收負擔效應，對我國稅制的設計與稅收政策的選擇，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及應用價值。
由于稅收負擔效應主要通過稅收的三大職能即籌集財政收入、調控經濟運行、調節社會分配關系來實現，而稅收的上述三個職能又具體貫穿和體現于投資、消費、出口及儲蓄等重要的經濟活動中，因而必須深入分析稅收負擔的投資效應、消費效應、出口效應及儲蓄效應。
一、稅收負擔對投資的效應
稅收負擔對投資的效應主要表現為刺激投資與抑制投資兩個方面。以往研究者一般把稅收負擔對投資的影響分為對政府投資的影響和對私人投資的影響，我們這里只研究稅收負擔對私人投資行為的效應。我們認為，征稅是國家行為，國家投資也是國家行為，國家除了在一些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和重要國有骨干企業保留投資外，一般應退出逐利的投資領域，而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民間資本不愿意進入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上。所以，政府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投資是不需要用稅收杠桿調節和引導的，而稅收對民間投資的效應才是我們的研究重點。
相對政府投資而言，非政府行為的投資即企業投資和個人投資一般統稱為民間投資。這類投資的基本特征是以投資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它與政府投資的目標有著原則性的區別，只要有獲利空間，個人和企業就愿意投資。而政府投資有些完全是出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或者政治需要，經濟效益的考慮是次于政治利益考慮的。稅收對個人和企業投資的影響，可以是鼓勵性的，也可以是限制性的，它主要是通過稅收負擔的高或低來推動不同時期和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政策目標的實現。
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各國政府一般都致力于擴大民間投資，并且利用稅收政策來保持其持久力，延長其發展穩定期。特別是當經濟增長緩慢、需要擴大投資時，在稅收政策上常采取降低稅率、擴大稅收優惠和允許加速折舊等減輕稅收負擔的措施來刺激投資，比如企業所得稅一般就充當這個重要角色。如果對資本的邊際收入征稅，可能使投資的邊際收入下降，進而抑制投資行為；如果允許某些資本成本項目進行稅前扣除，降低資本成本，則能鼓勵投資行為。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任何旨在提高資本成本的稅收措施，都將抑制投資的增長；而任何旨在使資本成本下降的稅收優惠措施，都將刺激民間投資意愿。各國運用稅收負擔影響民間投資行為的方法通常有以下幾種：
1 調整稅率。調整企業所得稅稅率會直接影響投資人的所得稅稅負，企業所得稅稅負的高低又直接影響投資者稅后利潤的多少。企業所得稅稅率越高，可供投資人分配的稅后利潤越少；反之，投資人利潤就多。例如，我國企業所得稅法就規定，對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低稅率直接刺激了民間資本競相發展高新技術。有人提出，稅收對民間投資的影響最好是無影響，保持稅收中性。如果政府不發揮稅收杠桿的作用，不利用民間投資的逐利性，那么一些投資數額大、投資回收期長而政府又無力投資的項目，可能永遠也無法進行。當然，如果不是需要政府發揮“看得見的手”作用的項目，還是要設計合理的稅負水平，盡量減少稅收負擔對投資決策的影響，以充分發揮市場“看不見的手”的作用。
2 稅收優惠。它是指根據國家一定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要求，對生產經營活動中的某些特殊情況給予減輕或免除稅收負擔。對應征稅款依法減征稱為減稅，對應征稅款全部免除稱為免稅，對外資企業還有再投資退稅等方式，以達到刺激投資的目的。稅收優惠可以按照不同的標準進行分類：一是從時間上可劃分為定期減免和不定期減免。前者限于在規定的期限內給予減稅免稅，過期一般不再繼續享受減免照顧，比如對新辦外資企業的所得稅“免二減三”的政策。后者是對特定納稅人和特定征稅對象在一定范圍內給予的減稅免稅，沒有固定的減免時間限制，比如對安置殘疾人員及國家鼓勵安置的其他就業人員所支付的工資，可以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加計扣除。二是從性質上可劃分為政策減免、困難減免和一般減免。政策減免是指配合國家有關政策所給予的減稅免稅，如對基礎產業、農業投資所得的免稅，對部分外商投資者投資所得的免稅等。困難減免是指對納稅人因特殊情況納稅有困難而給予的減稅免稅。如汶川大地震后，國家對受災地區的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營業稅、房產稅、契稅、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車船稅、進出口稅等稅收給予減免。一般減免是指其他一般性的減稅免稅。三是從與稅法的關系上可劃分為法定減免和非法定減免。前者指基本稅法中明文規定的減稅免稅；后者指基本稅法規定以外的由行政性法規規定的減稅免稅。減稅是對投資者的所得少征一定比例的所得稅，以達到鼓勵投資的目的。再投資退稅是政府將已經征收的稅款，在投資者將投資收益進行再投資時予以退還，以鼓勵其擴大投資規模。
3 折舊方法。從折舊方法來看，企業所得稅中的折舊政策對投資具有較大的影響。在稅法上允許加速折舊是鼓勵投資的主要措施，如果所得稅制度允許的折舊率高于實際應該折舊率，則企業的計稅所得就會相應減少，企業所得稅負就會減輕，投資人就得到了稅收鼓勵，從而可能加大投資。我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的固定資產由于技術進步等原因確需加速折舊的，可以縮短折舊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舊的方法。比如，軟件加速折舊規定，企事業單位購進軟件，凡購置成本達到固定資產標準或構成無形資產的，可以按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進行核算。內資企業經主管稅務機關批準，其折舊或攤銷年限可以適當縮短，最短為2年。再比如，特殊設備加速折舊規定，對促進科技進步、環境保護和國家鼓勵投資的關鍵設備，以及常年處于震動、超強度使用或受酸、堿等強烈腐蝕狀態的機器設備，經報國家稅務總局批準，可縮短折舊年 限或采取加速折舊的方法。這些減輕稅負的稅收安排，較好地引導了民間投資的方向和領域，促進了國民經濟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和優化。
與減輕稅收負擔對投資的鼓勵效應相對應，加重稅收負擔對投資則有抑制效應。當經濟發展過熱，需要抑制投資時，國家可在稅收上采取限制性措施，如提高稅負、減少稅收優惠和降低在稅法上允許的折舊率，相應加大投資人的稅收負擔而使其減緩或削減投資。前幾年為抑制房地產過熱，國家通過征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的方式控制建設規模；為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減少人們的儲蓄，國家曾對存款利息開征20％的利息所得稅；為控制“炒房團”對商品房價格的推升，國家出臺了2年內轉讓房產征收20％的營業稅以及個人所得稅的規定，等等，這些都有效地發揮了稅收負擔對投資的抑制效應。
二、稅收負擔對消費的效應
稅收負擔對消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稅收負擔的輕重會通過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對居民收入在消費和儲蓄之間的配置產生影響；二是稅收負擔會改變不同商品的稅后相對價格，稅收的收入效應(減少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將降低消費者的消費數量，其替代效應將使得消費者對不同商品的購買量發生變化。也就是說，稅收負擔不僅會改變消費者的消費水平，而且會對消費者的消費和儲蓄，以及不同商品的相對購買量等產生結構性影響(為了分析的簡便，我們在此重點討論稅收通過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對消費水平和不同商品相對購買數量的影響)。具體而言，稅收對家庭消費行為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兩個方面。所謂稅收對消費的收入效應是指因為承擔稅收減少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從而降低了家庭的商品購買量；所謂稅收對消費的替代效應是指通過稅負轉嫁使得商品的相對價格上漲，出于節約費用的考慮，家庭會減少對課稅或重稅商品的購買量，而增加對無稅或輕稅商品的購買量，也就是用無稅或輕稅商品替代對課稅或重稅商品的消費。
實際上，收入水平是家庭消費決策的硬約束，理性的家庭會根據商品的價格高低，選擇不同商品的購買量組合來實現效用最大化。政府的課稅會直接或間接地拿走一部分收入，從而降低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比如提高個人所得稅稅率就會直接減少個人收入；提高消費稅稅率會提高商品價格，間接增加家庭的購買支出，降低其實際收入水平。所以，在國家增加稅負的情況下，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必然難以維持原有的消費選擇，為了實現最大效應，它只有兩個選擇：要么減少購買量和消費量，即產生收入效應，要么對原有的消費組合進行調整，即減少對稅率相對較高的商品的消費，增加對稅率相對較低的商品的消費，也就是用一種商品替代一部分另一種商品的消費。
三、稅收負擔對出口的效應
當前，研究稅收負擔不能僅僅局限于在國內經濟和市場條件下就稅負論稅負，還要以全球化視野來考量稅收負擔問題。事實上，稅收負擔的確定已經成為一國出口商品參與國際競爭的一個重要政策手段。
1 降低稅收負擔是提高本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主要手段。在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現代社會，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在消除貿易保護和關稅壁壘以及非關稅壁壘的承諾下，靈活運用稅收負擔提高本國產品競爭力的主要載體是出口退稅率。國家通過給企業退還整個流轉環節的稅收，使其產品以零稅率或者低稅率進入國際市場，以提高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同時，也促進了出口導向型國內企業的發展，增強就業吸附能力，為國家積累大量外匯儲備。實踐證明，降低出口企業的稅收負擔，也就是提高出口退稅率，對促進我國外貿出口和經濟增長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通過出口退稅，不僅降低了企業的稅負，而且能有效促進本國經濟增長。突出表現在三方面：一是能擴大企業的海外市場，促進生產力發展。尤其是其產品在國內消費有限的企業，出口貿易能夠給企業帶來廣闊的市場空間。在我國南方沿海地區，一半以上的中小企業依賴出口生存，這些企業的產品主要靠低廉的價格占有市場，如果不能以低稅或元稅價格進入國際市場，那么企業毫無出路可言。二是可以為經濟增長積累必要的外匯儲備。經濟快速發展需要引進國外先進設備、技術和原材料等，外匯儲備必不可少，擴大出口是換取外匯的重要途徑。多年來，我國一直保持較大的貿易順差，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前三，2008年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一。不管如何評價高額外匯儲備帶來的弊端，但實實在在的儲備畢竟增強了我國的抗風險能力，提升了我國參與國際貿易談判的話語權。三是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和國際分工。出口貿易為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包括信息資源的獲取、技術人才的培養等。可以說出口貿易使一國的生產與世界聯系起來，促進了生產力進步和經濟增長?？梢姡愂崭軛U是推動出口貿易增長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
出口退稅還可以在世界范圍內維護商品的公平競爭。因為各國稅率千差萬別，即使勞動生產率完全相同的兩個國家也可能僅僅由于國內稅負的不同而在同一產品的價格上有很大的差異，造成不公平競爭。只有退還出口產品在出口國國內生產和流通過程中已交納的全部稅金，使出口貨物以不含稅的零稅價格進入國際市場，才能真正實現公平競爭。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曾對出口退稅有過專門論述。他認為，商人和制造業者，不以獨占國內市場為滿足，卻為他們的貨物謀求最廣大的國外銷售市場。但由于他們的國家在外國沒有管轄權，他們要獨占外國的市場，簡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來說，他們只好請求獎勵輸出。在各種獎勵中，所謂退稅，似乎是最合理的了。
出口退稅的主要稅種為增值稅。增值稅是按增值額的大小實行多環節征稅，無論產品經過多少環節，都可以計算出各環節所繳納的稅款，并采用發票扣稅的辦法，使每個環節所含增值稅稅款更加清晰，便于把各環節已納稅款核算出來退還給企業。通過稅負杠桿降低出口產品的稅負，對進口產品征稅或者征收高額的稅收，會較好地滿足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需要。外貿比較優勢原理告訴我們，進口產品必有一部分是屬于國內短缺的資源和產品，而出口產品必有一部分是屬于我國優勢的產品，通過進出口貿易循環，不僅改善了國內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結構，還會產生經濟總量擴張的結果。
總之，調整出口產品稅負，對經濟有深刻影響。第一，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國家對附加值含量不同的產品實行高低不同的退稅率，發揮“稅收誘因”效應，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第二，由于各地區出口占出口總額中的比重不一樣，不同產品出口退稅率的差別，以及出口退稅的政策傾斜等，也會影響到地區經濟結構。第三，出口退稅主要是針對增值稅而言的，增值稅為中央和地方共享稅，在中央財政并未拿到全部稅收的情況下，要求中央全部退稅，會對中央和地方財政負擔結構產生影響。
2 相機調整稅收負擔是提高稅制競爭力的有力武器。從全球視野看，國際稅收競爭(包括有害的國際稅收競爭)已經成為一個主權國家權衡和調整稅收負擔的重要考量依據。全球化是21世紀世界經濟最為突出的特點，各國經濟躍過區域性的藩籬與壁壘在全球范圍內競爭并尋求最佳資源配置。其直接的正面外部效應反映為全球經濟總量的增長，但是對于稅制的發展，卻有著正反兩方面的作用。就其積極意 義來看，全球化促進稅制協調發展、鼓勵各國拓寬稅基、降低稅率，進一步實現稅收中性。但是，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也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專門吸引那些沒有實際經營活動，純粹為實現利益最大化而避稅的公司前去“投資”。相關國家和地區為了保護自身利益，競相降低稅率，提供稅收優惠，結果嚴重扭曲了貿易與投資方式，侵蝕了有關國家和地區的稅基。在預算支出不變的情況下，稅負向地域流動性較差的經濟活動和要素轉移，從而影響有關國家和地區稅制結構的公平與合理，并對正常的經濟活動產生負作用。
根據oecd的統計，從1985～1994年的10年間，西方7國在低稅地區(主要是加勒比海地區和南太平洋島國，一般被認為具有避稅港性質)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了5倍。美國的海外投資在過去15年內增長了1400％。oecd認為，資本的流動和經濟活動的位移導致稅基國際化，從而動搖了有關國家的既定稅收權益。有害稅收競爭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來的。
國際稅收競爭的存在，使得主權國家自主改革稅收制度和運用稅收政策的能力不斷受到侵蝕。國際稅收競爭尤其是惡性稅收競爭的目的是吸引非居民稅基，把生產要素與經濟活動引向本國。優惠的稅收政策將會影響跨國企業的投資決策和經營地點的選擇，從而使富有流動性的資本、人才和技術從高稅負國轉移到低稅負國。因而，主動降低稅收負擔參與國際競爭，以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并防止資本外流，發展國內經濟，增加就業，提高本國企業的競爭力，也是提升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世界銀行在對兩類國家近20年的數據進行分析之后發現，那些選擇通過向其他企業和公民征收較少稅收收入進行競爭的國家，經濟增長得更快，而選擇高稅收的政府和國家，其經濟增長速度就要慢一些。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稅收競爭使各國稅制經歷著某種趨同的過程，減稅是其普遍采取的政策手段。對于已經加入wto的我國來說，為了進一步吸引外資和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對世界性稅制改革的趨勢和經驗是必須認真考量的。
3 有升有降的稅收負擔有助于協調保護和開放的關系。伴隨著關稅水平的不斷降低，國外的商品和服務正在大量進入我國市場，稅收政策面臨著開放和保護的兩難選擇。根據業已達成的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稅收所能提供的保護是有限的，必須結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進行有效的保護。要明確哪些行業具有比較優勢，能夠走向國際市場；哪些產業還不具備國際競爭的能力，但卻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保護，才能使其最終走向國際市場；哪些產業目前還沒有開發和生產能力，其國內需求主要依靠進口解決。然后，針對不同的行業制定不同的稅收政策。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在我國一般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少數高科技產業，為了鼓勵它們出口創匯和開拓國際市場，要進一步貫徹落實國家的出口退稅政策，加快出口退稅的進度，增加出口退稅的指標；同時，給予高科技產業特別的優惠政策。如允許設立風險投資基金，并稅前列支；對于那些不具備國際競爭能力的主導型產業，則應千方百計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保護性措施。當然，保護不是目的，而是要在保護的過程中謀求發展，最終使自己足夠強大。以農業為例，加入wto以后，我國每年進口糧食的配額增加到2100萬噸，配額之內實行1％～3％的低關稅，配額之外繼續實行高關稅，但要逐步從以前的30％～40％降至14％～17％。由于我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大低于農業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這樣勢必會對國內農產品的價格和農民的收入造成沖擊。如果按照國際比較優勢的原則，我們似乎可以采取放棄農業生產、所需糧食從國外購買的辦法。但是，我國是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不能指望別人來解決，這是一個糧食安全的問題，涉及一個國家主權不至于受制于人。因此，稅收政策首先必須能夠促使農民在生產的品種結構上進行調整，鼓勵其提高科技含量，改良品種；其次，不斷加大農業投入，強化支農惠農措施，大幅度增加農民收入。當然，按照國際分工的要求，一個國家沒有必要生產一切它所需要的東西。因此，對于某些并非事關國計民生的弱質產業，政府可以放棄對它們的扶持；如果繼續扶持，一方面政府將承擔本來應由企業承擔的風險，另一方面造成資源配置過度分散，不利于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形成。所以，在稅收政策導向上，應盡量減少給予這些弱質產業稅收優惠，充分發揮市場優勝劣汰的作用。
四、稅收負擔對儲蓄的效應
關鍵詞：增值稅與營業稅 經濟影響 福利效應
1979年以來，增值稅在我國稅收制度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隨著我國經經濟的快速發展，增值稅也在不斷地改革、不斷地優化，目的是更加適應經濟的發展，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尤其是在服務業迅速發展的21世紀。作為企業應當繳納相應的稅收，例如增值稅和營業稅，增值稅和營業稅在不斷地改革和發展過程中，能夠為企業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一定的福利效應。
一、增值稅和業務稅相關定義
增值稅從計稅原理上說，增值稅是對商品生產、流通、勞務服務中多個環節的新增價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種流轉稅。營業稅是指對在中國境內提供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和銷售不動產的行為為課稅對象所征收的一種稅。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增值稅與營業稅有著不同的發展趨勢，不同的福利效應。隨著稅收總收入的不斷變化，增值稅與營業稅的變化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其中營業稅增幅較大。隨著第三行業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增值稅在稅收總收入中的比重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為了適應第三產業迅速發展的21世紀，征收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將給國家帶來更多的福利。
二、增值稅與營業稅的相互關系
（一）增值稅與營業稅的價格效應
在經濟領域中，價格效應是指征收進口關稅后使國內消費者和生產者面對的價格上升所產生的效應。增值稅與業務稅的價格效應可以從兩個方面體現，一是體現在二者對產品稅負的影響。增值稅的產品稅負率與產品生產環節長短無關，在生產環節中增值稅可以在環節中環環抵扣，而業務稅則沒有這樣的反應，業務稅是隨著生產環節的增加而增加的。某種程度上說，增值稅所產生的福利傷害效應小于業務稅的福利傷害效應。二是增值稅在生產各環節中環環抵扣出現中斷時則會有不同的影響。中斷所出現的影響體現在稅收中性的大小上，中斷則必然出現稅收中性減弱，減弱階段的不同稅收中性產生減弱的效果不同。中斷發生將會導致產品的最終稅負率大于環節征收增值稅。
（二）增值稅與營業的經濟比重影響
在國民生產總值不斷上升過程中，增值稅、營業稅與經濟增長有著不同的關系。自1994年以來，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持續的增長中，增值稅與業務稅則出現了快速的增長，相比業務稅的較穩定增長，增值稅在08年金融危機時出現過增長下降的趨勢保持。在經濟增長速度變化的情況下，增值稅與業務稅的變化趨勢并不相同，增值稅與經濟增長的方式相同，而業務稅則基本不受影響，依舊繼續上升的趨勢。另外，由于增值稅的增收是按照增值額進行增收的，營業稅是按產品生產環節的全部流轉進行征收的，導致增值稅的增長方式更加接近經濟增長的實際方式。在服務業迅速發展的現代經濟來說，營業稅的增收對于企業發展能力有一定的限制作用，為了適應企業的快速發展，實現增值稅取代業務稅是有利于現代經濟發展模式的。
三、增值稅取代營業稅改革極其福利效應
國家的發展程度決定著國家的產業結構，同時也對國家的稅收制度有一定的影響。在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在國家產業結構中所占的比列逐漸有所下降，取而代之是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稅收制度為適應這種產業結構的發展，增值稅取代業務稅的改革方式正是國家稅收制度的發展途徑。
（一）增值稅取代營業稅的必要性
隨著國內生產總值呈現的不斷上升趨勢增值稅與業務稅都有相應的發展趨勢，但增值稅更貼合國民經濟的運行軌跡。另外營業稅的彈性稅收高于增值稅的彈性稅收，營業稅造成鏟平的重復征稅，對于企業和產品的發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應的影響力，長期的營業稅重復征稅并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穩定的發展。總之增值稅增長方式更加是應于經濟的增長方式，表現的更加科學。增值稅取代營業稅的稅收制度對于第三產業――服務業快速發展的現代經濟發展模式能夠表現出更多的優越性。同時由于稅收制度所影響的相應的效益也會更加突出?？傊鲋刀惾〈鸂I業稅是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措施，不僅有利于企業經濟的迅速發展，同時有利于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最終受益于人民群眾。
（二）增值稅取代營業稅難點
增值稅取代營業稅對于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增值稅取代營業稅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著很多難點。首先應當注意的問題就是營改增將會造成地方性可用財力減少，這對地方性經濟的發展將會產生一定的限制作用。營業稅是地方第一種稅，在營改增過程中必然會減少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對于地方政府長期穩定的發展必然會產生影響。
營業稅改為增值稅的另一難點則是不用的行業增收的標準稅率問題。目前我國增值稅所應用的領域有交通運輸業、建筑業、金融保險業、郵電通信業、文化體育業、娛樂業、服務業、轉讓無形資產和銷售不動產九個稅目，不同的產業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不同，所應支付的稅率也應當差別。如何注入產業優惠因子，在擴大征稅范圍的同時按不同稅率征收，以體現對不同行業的優惠策略，是增值稅取代營業稅在各行業順利進行首先應當考慮的問題。目前，我國采取稅率優惠政策，對于企業從事環境保護、節能節水、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等領域，或是購買研發設備，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等給予稅率優惠。稅率優惠政策不僅能夠促進企業自生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在相應的行業領域具有一定的指導、引導作用，對于整體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
增值稅取代營業稅涉及到政府財政體制的重構問題，直接影響區域性的經濟發展，影響經濟和社會的整體發展。營改增涉及到稅收制度的改革，在實施過程中需要各級政府的支持，缺少政府的支持則必然會影響整體經濟的發展。然而政府財政體制的重構對于地方性的經濟發展有一定影響力，對于加強地方政府支持營改增策略的實施缺乏說服力?？傊瑺I改增制度的實施在缺乏地方支持的情況下，難以表現出措施的優點，表現出經濟快速發展的優勢。
（三）增值稅取代營業稅難點的應對措施
為了確保稅收制度更加的完善、規范，在營改增的過程中，采取相應的措施解決難題是非常有必要的。對于政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等不以盈利為目的的經營活動采取相應的減稅負原則，將其按照小規模納稅人進行納稅。對于發展空間很大的廣播影視服務采取增收增值稅制度，減少行業中重復征稅的現象發生，同時有利于社會化分工的發展。對于增值稅的征收采用增值稅的專用發票，明確增值稅的使用范圍，有利于增值稅的抵扣鏈條更加完整，環節稅負上升的現象。在營改增的過程中，要尊重原有利益的分配格局，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相應利益，確保營改增政策得到地方性經濟的支持。
（四）增值稅取代營業稅經濟影響
增值稅取代營業稅提高了增值稅的稅率，增值稅的稅率有益于財政收入的增加，則必然增加了財政收入。對于原有營業稅的比例對財政收入的影響也會帶來相應的改觀，對于營業稅比例高的，在改革后則會帶來財政收入的大大提升。其次不同的增值率對財政收入的影響不同，增值率高可抵扣的進項稅少，對營改增的影響就小。
（五）增值稅取代營業稅的福利效益
營業稅相對增值稅帶給消費者的福利損傷較高，在營改增之后，可大大降低稅收所產生的福利損傷程度。營業稅和增值稅都是間接稅，對于相應的產品企業來說，稅率的增高必然會加大成本的投入，對于產品的銷售價格也會提高，這最終影響的是消費者。對于不同的消費者來說，增值稅與營業稅所產生的福利效應不同，但從整體角度出發，營業稅所帶來的福利損傷程度較高，增值稅取代營業稅后，降低了企業的稅率，減少了產品的相對成本，相應的帶來了更高的福利效應。同時增值稅由于不受生產延長、生產復雜程度等的影響，更加有利于社會分工和專業化，同時也避免了重復征稅的現象。總之，增值稅相應的在不同角度的影響力稅率，降低了稅率，影響了產品的價格，降低了產品價格，對消費者的福利產生了很高的影響。
四、結束語
增值稅與營業稅都屬于間接稅，相對營業稅來說，增值稅具有征稅范圍廣，稅負公平的特點，減少了重復征稅現象的發生，可在一定程度上實習稅負的環環抵扣，對于消費者來說具有更高的福利效應。本研究在分析了增值稅與營業稅不同角度的影響力及福利效應，指出在一定領域將營業稅改為增值稅更加有利于第三產業迅速發展的現代經濟模式，能夠提升稅負的福利效應，對于不同的消費者有不同的福利，會增加低收入消費者的福利，降低高收入消費者的福利，同時更加有利于社會分工，有利于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平新喬，梁爽等. 增值稅與營業稅的福利效應研究[J].經濟研究，2009
【關鍵詞】 “營改增”； 稅負； 納稅人； 消費者
“營改增”自試點以來，有關“營改增”是減稅還是增稅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稅率是衡量稅負的主要標志，“營改增”的稅率選擇無疑便成了學者們研究的焦點。李星、劉紅藝（2012）研究認為，在增值稅“擴圍”改革過程中從低適用現行增值稅稅率，可以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譚郁森、朱為群（2013）從增值稅中性的角度提出，在“營改增”過程中，強調地區和行業差異，增加更多檔次的低稅率，勢必會大大增加稅制的復雜性，影響增值稅中性優勢作用的充分發揮。他們利用投入產出法測算出我國增值稅稅率為12%是較為合理的，并提出了過渡期相應的過渡措施。在既有的研究中，很少學者就“營改增”的不同稅率選擇對相關納稅人及最終消費者的稅負影響進行研究。本文分析了“營改增”試點行業的屬性特點，并在此基礎上結合增值稅的抵扣制度，來探討“營改增”的不同稅率選擇對相關納稅人及最終消費者的稅負影響，進而提出稅率改進的建議。
一、“營改增”試點范圍特點分析
目前“營改增”試點范圍為交通運輸業與部分現代服務業（包括研發和技術服務、信息技術服務、文化創意服務、物流輔助服務、有形動產租賃服務、鑒證咨詢服務）。交通運輸業與現代服務業在生產中占有重要地位，與制造業的關系非常密切，其所提供的服務絕大部分都不是居民直接消費，而是由生產性企業購買，服務產生的價值將通過價值鏈傳遞到最終消費品上。由于流轉稅的稅負轉嫁特性，雖然最終消費者不是納稅義務人，但其卻是流轉稅的最終稅負人。因此，交通運輸業與現代服務業在流轉過程中被征收的稅收，最終也通過流轉鏈條轉嫁到了消費者身上。
二、稅負指標選擇與基本假設
（一）稅負指標選擇
衡量稅收負擔的指標有很多，宏觀的有國內生產總值稅負率、國民收入稅負率等，微觀的有總產值稅負率、增加值稅負率、凈產值稅負率等。本文在研究分析時采用增加值稅負率指標。
增加值稅負率=增值稅稅額÷企業增加值
根據增值稅的原理，商品價值由C+V+M組成，增值稅是對商品中的V+M進行征稅。流轉稅具有轉嫁性，選擇該指標有利于分析商品或服務在每一環節增加值的實際稅負。當然這些稅負最終由消費者來承擔。
（二）基本假設
實際生活中的商品與服務流通環節比較多，本文為了方便分析，作如下假設：假設1，把整個服務與生產活動簡化為三個環節，分別代表服務、生產、零售環節，且三個環節連續；假設2，把服務提供環節看作整個生產過程的起點，對服務提供環節中的一般納稅人的進項扣除簡化為零，也就是如果前面環節有稅款，則全部體現在本環節；假設3，為了便于分析，此處假設所有環節增值額為100，每個環節的銷售價等于商品的進價加上本環節所承擔的增值稅；假設4，每個環節抽象為只經過一個納稅人；假設5，因原營業稅納稅人“營改增”后的小規模納稅人對鏈條的狀態影響較小，所以本文不研究原營業稅納稅人“營改增”后的小規模納稅人情況，且其也只有一個3%征收率，研究它對本文的意義不大，故分析時只考慮原營業稅納稅人“營改增”后為一般納稅人（以下都稱為“營改增”后一般納稅人）的情況；假設6，假設各環節不存在免稅情況，也不存在其他不能抵扣情況；假設7，生產環節與零售環節納稅人分為一般納稅人與小規模納稅人兩類，并假設一般納稅人從一般納稅人進貨的進項稅額可以抵扣，從小規模納稅人進貨不可以抵扣。生產環節與零售環節一般納稅人的稅率為17%，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為3%。
基于上述假設，可以得出以下四種流轉過程：
（1）“營改增”后一般納稅人生產環節一般納稅人零售環節一般納稅人消費者
（2）“營改增”后一般納稅人生產環節小規模納稅人零售環節一般納稅人消費者
（3）“營改增”后一般納稅人生產環節一般納稅人零售環節小規模納稅人消費者
（4）“營改增”后一般納稅人生產環節小規模納稅人零售環節小規模納稅人消費者
三、稅負率計算
以下基于上述四種流轉過程對各自的稅負情況及最終消費者整體稅負進行列表計算。在進行稅率比較時，選擇“營改增”后一般納稅人的稅率為6%、10%、17%三種情況（選擇其他稅率分析結果類似）。
（一）生產環節為一般納稅人，零售環節為一般納稅人的計算結果（見表1）
（二）生產環節為小規模納稅人，零售環節為一般納稅人的計算結果（見表2）
（三）生產環節為一般納稅人，零售環節為小規模納稅人的計算結果（見表3）
（四）生產環節為小規模納稅人，零售環節為小規模納稅人的計算結果（見表4）
四、“營改增”稅率選擇對相關納稅人及最終消費者整體稅負的影響分析
（一）對“營改增”后一般納稅人的稅負影響
從上述結果可以看出，對“營改增”后一般納稅人，也就是其自身影響來說，隨著稅率的不斷提高，其自身稅負不斷加重。
（二）對生產環節納稅人的稅負影響
從表1、表2計算結果可以看出，“營改增”稅率選擇對生產環節一般納稅人與小規模納稅人的稅負影響結果是相反的，即隨著“營改增”稅率的不斷提高，其下一生產環節一般納稅人的稅負率不斷下降，而其下一環節的生產者如是小規模納稅人，則隨著“營改增”稅率的不斷提高，其稅負不斷升高。
（三）對零售環節納稅人的稅負影響
從表1的結果看，如零售環節一般納稅人從一般納稅人處進貨，則“營改增”的稅率選擇對其沒有影響；從表2的結果看，如零售環節一般納稅人從小規模納稅人處進貨，則隨著稅率的提高，其稅負將不斷提高；從表3的結果看，零售環節小規模納稅人從一般納稅人處進貨，則其“營改增”的稅率選擇對其稅負沒有影響；從表4的結果可以看出，零售環節小規模納稅人從小規模納稅人處進貨，隨著“營改增”稅率的不斷提高，其稅負也不斷提高。
（四）對最終消費者的稅負影響
從表1、表3的結果看，只要生產環節為一般納稅人，不管零售環節為哪類納稅人，最終消費者的稅負都不會因為“營改增”稅率的改變而改變；從表2、表4的結果看，只要生產環節為小規模納稅人，最終消費者的稅負都會隨著“營改增”稅率的提升而不斷加重。
五、“營改增”稅率選擇建議
各行業所承擔稅負的輕重將直接影響各行業的切身利益，而稅率必然是影響各行業稅負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在“營改增”的過程中，如何合理選擇稅率，將直接影響“營改增”的順利推進。針對“營改增”的稅率選擇，本文給出如下建議：
一是從最終消費者稅負的角度看，在不增加最終消費者負擔的前提下，“營改增”的稅率應選擇低稅率。
二是從平衡各方現有利益的角度看，“營改增”的稅率宜選擇與改革前稅負相同或略有下降的稅率，以利于改革的順利推進。
三是從增值稅中性的角度來看，增值稅宜采用單一稅率的形式，但從“營改增”的實際來看，目前立刻統一會造成稅負上升企業的反對，因而增值稅稅率宜適度下降并逐步過渡到統一稅率。對此譚郁森、朱為群（2013）已提出了較為可行的過渡期做法。
四是綜合上述分析情況，在短期內，價格調整不可能一步到位，也可以說稅負的轉嫁不可能一下完全轉嫁給鏈條上的下一環節，各方利益博弈可能非常激烈，因而當前稅率選擇應盡可能與行業改革前相一致，以便于“營改增”的順利推進。但從長期看，稅負會通過價格傳遞給最終消費者，前面環節受稅率選擇的影響較小，特別是對于一般納稅人來說更是如此。因此，為了不扭曲經濟，宜逐步過渡到統一稅率，以充分發揮增值稅中性的作用。
【參考文獻】
【關鍵詞】 肝硬化頑固性腹水；自體腹水濃縮腹腔回輸術
本研究觀察本科2011年5月～2014年5月采用自體腹水濃縮腹腔回輸術治療方法， 治療肝硬化頑固性腹水46例， 收到了較好療效，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本科2011年5月～2014年5月收治肝硬化頑固性腹水患者98例， 男75例， 女23例， 年齡28～71歲， 平均年齡51歲。經知情同意， 采用隨機對照研究方法將患者分為對照組（52例）和治療組（46例）。其中乙肝肝硬化79例， 丙肝肝硬化12例， 酒精性肝硬化7例。排除伴有急、慢性肝功能衰竭、肝癌、上消化道出血、自發性腹膜炎、肝性腦病等嚴重并發癥患者。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治療方法 應用尼普洛株式會社（日本）生產的NIPRO引流泵及NIPRO聚醚砜膜空心纖維透析（PES-150DS）對治療組患者進行自體腹水濃縮回輸術治療。對照組采用常規治療。
1. 3 檢測方法 肝功能用貝克曼全自動生化分析儀監測， 試劑購自貝克曼庫爾特實驗系統公司；彩超使用美國通用彩色多普勒超聲分析儀。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7.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1. 5 療效判定標準 顯效：患者腹水消失， 不伴隨癥狀， 能完全自理；有效：患者腹水有明顯減少， 基本不伴隨癥狀， 基本能自理；無效：患者治療前后各指標變化不明顯。總有效率=（顯效+有效）/總例數×100%。
2 結果
2. 1 兩組患者均無死亡和嚴重并發癥發生。治療組的總有效率93.5%， 對照組為71.2%。顯示治療組療效優于對照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 2 治療組患者治療后尿量增加、腹圍縮小、白蛋白升高、腎功能改善明顯優于對照組（P0.05）。見表2。
3 討論
腹水是肝硬化最突出的臨床表現， 75%以上的失代償期患者有腹水。腹水的形成機制為鈉、水潴留， 其與下列腹腔局部因素和全身因素有關：①門靜脈壓力增高；②低蛋白血癥， 致使血液成分外滲；③淋巴液生成過多， 淋巴液自肝包膜和肝門淋巴管滲出至腹腔； ④抗利尿激素增多致使水的重吸收增加；⑤繼發醛固酮增加致使鈉的重吸收增加， 導致水鈉潴留；⑥有效循環血量不足， 腎血流量減少， 排鈉及排尿量減少[1-3]。
頑固性腹水是肝病晚期常見的嚴重并發癥之一， 內科治療極為棘手， 通常采用傳統的治療方法是限水、限鹽、利尿、間斷補充白蛋白等治療[4]。該方法的缺點是大劑量利尿劑易造成電解質紊亂、蛋白丟失和肝性腦病等并發癥， 同時需要大量補充白蛋白， 治療時間較長， 而且對反復出現的腹水及頑固性腹水效果較差。單純放腹水治療只能臨時改善癥狀， 易造成蛋白丟失， 2～3 d內腹水迅速復原。本組46例患者經給予腹水濾過濃縮回輸術治療， 腹脹、呼吸困難均明顯減輕， 腹圍明顯降低， 尿量明顯增加， 腎功能改善與文獻報道一致。
對于晚期肝硬化伴反復出現的大量腹水或頑固性腹水， 單純利尿劑治療效果差， 腹水濾過濃縮回輸術治療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只是暫時緩解癥狀， 不能阻止病程的發展， 況且肝硬化失代償期的患者常合并有自發性腹膜炎、肝性腦病、上消化道出血等嚴重并發癥， 限制自體腹水濃縮腹腔回輸術治療的臨床應用， 最終只有行肝移植治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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