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8 15: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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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RISP-DM方法論指導下，構建基于聚類的關聯規則數據挖掘模型，對保險業務數據進行挖掘分析。
一、數據準備
結合保險公司個人壽險業務數據庫的信息，可以概括為客戶信息表、保單信息表及理賠信息。將三張表中和挖掘主題相關的字段信息抽取，整合為一張寬表。
研究樣本中，年齡和保費都是連續型數據，將其轉化為離散化數據，有利于提高數據挖掘的效率。利用SQLServer2005的IntegrationServer工具加載數據表，建立多維數據立方體。
基于數據挖掘的保險交叉銷售模型應用
（一）構建基于聚類的挖掘模型
選取412(金彩明天兩全保險)、413（瑞鑫兩全保障）等為主細分變量，地區、保費、渠道等為輔細分變量。并保證輸入變量與輸出變量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建立聚類挖掘模型，得到聚類結構圖。
模型將數據分為10個群體，對每個群進行鉆取，結合剖面圖和數據傾向圖，判別其所具備的特征。10個分類的強弱勢特征如下表所示：
選擇保費10000和100000為臨界點，可見類1、類2、類3為低端客戶，繳納保費均在10000元以下，類4-8為中端用戶，繳納保費為10001到100000元之間，類9和類10屬于高端客戶，繳納保費均在100000元以上。
針對低中高端群組，結合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對群組的業務特征進行描述，低端群組特征分析如下表1-4所示：
低端群組消費特征描述：該群體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在初中以下，年齡偏大，大多在50―65歲之間，繳納保費的能力較低，都在10000元以下。由于S42（康寧終身健康保險）繳費較高，所以需求很低，此外S66（少兒保險）需求很少。同樣的方法，統計分析中端和高端客戶的群體特征。
聚類只能解決已經發生過的客戶消費行為，并不能對將來的消費行為和規律進行預測。在聚類的基礎上，對所有險種類別進行關聯分析，得出最強的關聯規則，從而有針對性的對各客戶群組進行交叉銷售。
（二）構建關聯挖掘模型
針對每一群組，構建關聯挖掘模型，關聯規則的默認算法是Apriori算法。通過運行關聯挖掘結構，得出依賴網絡圖。
對于每一群組來說，最強的險種關聯只是兩個或三個而已。選擇關聯最強的兩個險種：S43701，險種出現的概率為88.9%，重要度為1.9，為正關聯。說明低端客戶類1，在購買S43（康寧定期保險）的同時購買701（全家福意外卡）的幾率為88.9%，結合低端客戶群組的消費特征，較順應常理。得出的關聯規則是形如AB，代表如果購買了產品A，則同時也會購買保險產品B。具體情況如表3所示。
根據各個類別最佳的險種關聯，像所對應的群組中還沒有消費這種保險組合的客戶進行推銷，已經購買了其中一種保險產品的客戶，向其推薦另一款產品；或者在未來向某一類客戶推薦產品時，根據其收入和教育程度等客觀因素，判斷大致所屬的群組，推銷產品組合，以達到實現交叉銷售的目的。
結束語：論文對基于聚類的關聯規則交叉銷售模型進行實證研究，先從客戶角度出發，運用EM聚類算法對準備好的數據進行數據挖掘，得出自然的10個群組分類，然后對每一個群組，從產品業務角度出發，用Apriori算法對險種進行關聯分析，得出可以指導交叉銷售的規則。在客戶聚類的基礎上，找出保險產品潛在的關聯規律，制定有針對性的交叉銷售方案。
關鍵詞：人口年齡結構 居民儲蓄率 關系 撫養負擔
問題的提出
江蘇省作為我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2010年GDP排名位于全國第二。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江蘇省也保持著較高的國民儲蓄率，2010年已高達58.39%。江蘇省統計年鑒顯示，2010年城鄉居民存款儲蓄額已達23334.8億元，占當年總GDP的56.33%；企業部門儲蓄額為19148.59億元，占當年總GDP的46.22%；政府部門儲蓄額569.95億元，占當年總GDP的1.376%。從統計數據來看，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對江蘇省高儲蓄貢獻較大，企業儲蓄所占比例較小。
現有的關于高儲蓄率的形成原因，學術界對其有不同的解釋，比如：經濟的快速增長，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男女比例失衡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動等。
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江蘇省全省常住人口中，0-14歲人口為10230180人，占13.01%；15-64歲人口為59861916人，占76.10%；65歲及以上人口為8567807人，占10.89%。國際上將年齡在 65 歲及以上的人口總數占總人口數的 7%作為衡量人口老齡化的起點，根據該標準，江蘇省人口年齡結構在發生顯著變化的同時，老齡化程度也在不斷加快。那么江蘇省的高居民儲蓄率和江蘇省人口年齡結構之間是否存在相關關系呢？本文對此進行驗證。
人口年齡結構與儲蓄率理論介紹
現有的關于人口年齡結構與儲蓄率的關系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Medigliani（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LCH）。生命周期假說將人的一生分為年輕時期、中年時期和老年時期三個階段。一般而言，在年輕時期，家庭收入低，但因為未來收入會增加，因此在這一階段，往往會把家庭收入的絕大部分用于消費，有時甚至舉債消費，導致消費大于收入，這時家庭中基本上沒有儲蓄或有很少的儲蓄。進入中年階段后，家庭收入會增加，但消費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會降低，收入大于消費，因為一方面需要償還青年階段的負債，另一方面還要把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用于防老。退休以后，收入下降，這時需要依靠年輕時的儲蓄來消費，從而社會儲蓄率又會下降。1976年，Medigliani對生命周期理論進行擴展，認為儲蓄率會隨被撫養人口的比例上升而下降，隨勞動者人口比例上升而上升。
LCH理論是從微觀行為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儲蓄的關系，Coale and Hoover（1958）從宏觀角度提出了人口轉變過程的“撫養負擔假說”（Dependency Hypothesis，DH）。該假說認為，下降的嬰兒死亡率和上升的生育率導致勞動年齡人口背負的少兒撫養負擔上升，導致社會儲蓄隨之減少。隨著生育率的下降和經濟活動人口的急劇增加，勞動年齡人口背負的少兒撫養負擔減輕，社會儲蓄也增加。最后，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表現為巨大的老齡撫養負擔，這將削弱儲蓄力度并使經濟增長速度減緩。
文獻綜述
一些學者以生命周期理論和撫養負擔假說為基礎進行了相關實證研究。Loayza等（2000）在Schmidt（1996），Higgins（1998）研究的基礎上，運用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得出少兒撫養負擔比和老年贍養負擔比與儲蓄率呈負相關關系。Kraay（2000）通過不同國家截面數據的估計，認為老年撫養負擔比對社會儲蓄率存在顯著的負作用，而少兒撫養負擔比對儲蓄的影響并不顯著。汪偉（2009）運用中國1989-2006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得到少兒撫養比對居民儲蓄影響為負，老年撫養比對居民儲蓄影響為正，且均顯著。李魁（2010）通過采用全國30個省市1990-2006的面板數據，主要運用二步系統GMM法進行研究，發現少兒撫養負擔比對儲蓄率有負的影響，在10%水平上顯著，老年贍養負擔比對儲蓄率有正的影響，但是效果不顯著。王麒麟、賴曉瓊（2012）以1999-2009年的省際面板數據為樣本，運用Hausman檢驗，實證分析表明人口年齡結構對我國儲蓄率的影響存在明顯城鄉差異。
總體來看，關于人口年齡結構與儲蓄率的關系，至今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利用面板數據對儲蓄率進行整體的研究，較少將其細分，并且具體到省際的研究也較少。本文研究江蘇省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江蘇省關于人口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方面提供對策建議。
數據、變量選取
由于本文要考慮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選擇江蘇省1995-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儲蓄率和農村居民人均儲蓄率數據作為被解釋變量，以區分城鄉差別的特點。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儲蓄率（CS）和農村居民人均儲蓄率（US）分別是城鎮居民人均儲蓄額和農村居民人均儲蓄額與各自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作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解釋變量里，本文選擇少兒撫養比（FC）和老年撫養比（FO）作為衡量人口年齡結構的指標。假定N、L、O、C分別表示總的人口數量、勞動力數量（14-64歲人口數量）、老年人口數量（65歲以上人口）和少兒人口數量（0-14歲人口數量），少兒人口撫養負擔比FC用C/L表示，表示每100名勞動力要撫養的兒童數量，老年人口贍養負擔比FO用O/L表示，表示每100名勞動力要贍養的老人數量。從微觀上來講，人口自然增長率同居民儲蓄率存在一定的關系，所以引進江蘇省人口自然增長率，用NR表示。
以上數據由中國統計年鑒和江蘇省統計年鑒整理得來，由于考慮到各種數據指標的可得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數據區間選取為1995-2010年。
實證分析
由于時間序列往往存在非平穩性，為保證建立的回歸有意義，應先對各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再在此基礎上進行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并建立相應的誤差修正模型。
（一）平穩性檢驗
本文為考察人口年齡結構與與城鎮居民儲蓄率的關系，選取1995-201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測算，分析城鎮居民儲蓄率（CS）和農村居民儲蓄率（US）分別與少兒人口撫養負擔比（FC）、老年人口贍養負擔比（FO）、人口自然增長率（NR）的協整關系。各序列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結果可知，上述序列除人口自然增長率在原序列平穩外，其余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后均不存在單位根，為平穩序列。
（二）協整檢驗
從上述ADF檢驗結果可知，城鎮居民儲蓄率、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少兒撫養負擔比、老年撫養負擔比、人口自然增長率符合協整的必要條件。分別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各自變量進行OLS估計，建立回歸方程，結果如下：
CS=50.39658-1.586298FC+ 0.302968FO+2.728209NR （1）
t= 2.5987 -7.0439
0.294812 2.8644
R2 =0.9029， F=33.3552，DW=2.0091
US=-2.866137+0.970690FC+ 0.896333FO-4.244340NR （2）
t= -0.154251 4.498764
2.9103 -4.6510
R2 =0.9057， F=22.3758，DW=2.40739
上述模型回歸效果比較理想，然后對上述兩個回歸模型的殘差序列E1和E2進行平穩性檢驗，仍然采用ADF檢驗。若平穩則可證明上述變量之間是協整關系，具體結果見表2。
通過對兩個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E1和E2進行ADF檢驗，結果顯示，E1的t檢驗值為-6.971217，在1%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E2的t檢驗值為-3.872195，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說明兩個殘差序列均平穩，意味著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各指標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根據上述協整方程，分指標情況看：第一，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對農村居民儲蓄率影響為為正，并且影響效果顯著；老年人口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影響和農村居民儲蓄率影響均為正，但是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影響不顯著，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顯著的影響。第二，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負的影響大于老年負擔比對其正的影響，少兒負擔比每下降1個百分比，城鎮居民儲蓄率增加1.586個百分點；老年負擔比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城鎮居民儲蓄率上升約0.303個百分點。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大于老年負擔比對其的影響，少兒撫養比下降一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儲蓄率下降0.971個百分點；老年負擔比每上升一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儲蓄率上升0.896個百分點。第三，人口自然增長率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有正的影響，其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城鎮居民儲蓄率增加2.728個百分點；但對農村農村居民儲蓄率有負的影響，其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儲蓄率下降4.244個百分點。第四，從常數項來看，城市居民存在更多的自發性儲蓄行為，農村居民相對來說自發性儲蓄比較少，這個可能與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高低有關。
（三）誤差修正模型
上述分析證明城鎮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各因素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根據協整理論，存在協整關系的經濟變量之間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把各個影響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指標的短期行為和長期變化結合起來。先對各自變量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再進行回歸分析，納入誤差修正項，建立誤差回歸模型（3）和（4）：
DCS=12.46441+0.540489DCS（-1）+0.577721DFC+1.568364DFC（-1）-1.743938DFO-1.686220DFO（-1）+11.89308DNR-10.45389DNR（-1）-0.919043ecm （3）
上述誤差修正模型常數和誤差修正項的t值分別為：
t=（-1.958373），（2.965464）， （3.050599），（2.391702），（2.944830）， （2.952219），（-2.378873），（-2.763881， （-3.109256）
R2 =0.8919 F=21.29877
DW=2.553747
DUS=-14.39142-0.121804DUS（-1）-0.527489DFC-1.25919DFC（-1）+ 1.685201DFO +0.950451DFO（-1）+ 5.010568DNR-1.647784DNR（-1）- 0.591880ecm （4）
上述誤差修正模型常數和誤差修正項的t值分別為：
t=（-1.978498），（-2.332162）， （-2.402645），（-1.987975），（2.539363），（1.890086），（2.373466），（-2.063968）
R2=0.9124 F=21.419295
DW=2.018500
以上數據說明上述兩個模型擬合度較好，變量之間無明顯共線性。誤差修正項為負，說明均衡誤差對短期波動收斂于長期均衡有較好的調節作用。當城市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各影響因素之間出現不適應時，誤差項能夠在其中起到迅速調節作用。
（四）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為進一步考察年齡結構與居民儲蓄率的關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來判斷江蘇省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各影響因素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3、表4所示。
由表3可知，老年人口負擔與城鎮居民儲蓄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因果關系，少兒人口負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城鎮居民儲蓄率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
由表4可知，少兒人口負擔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與農村居民儲蓄率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老年人口負擔比與農村居民儲蓄率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
（五）脈沖響應分析
為了反映少兒負擔比和老年負擔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之間的長期動態影響，可通過繪制脈沖響應圖來衡量。
由圖1可知，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的影響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大約從第1年持續到第20年，影響最大的是前10年，在第15年后開始逐漸減弱。
由圖2可知，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的影響持續時間長達15年，影響最大的是前8年，在第10年后開始逐漸減弱。
由圖3可知，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同樣是個長期的過程，影響最大的是前5年，從第7年后影響開始逐漸減弱。
江蘇省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有顯著的負影響，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顯著的正影響，即少兒撫養比的下降使城鎮居民儲蓄率上升，農村居民儲蓄下降，這可能與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較大有關。江蘇省2010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為22944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為9118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大約是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2.52倍。城鎮居民收入較高，少兒負擔減輕了，在消費水平既定的條件下，能夠儲蓄的錢相對增加。老年撫養負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比較模糊，城鎮社會保障政策的相對完善，而且老人有更多的再就業機會等原因，使老年撫養負擔的增加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沒有太大的影響。農村居民收入相對較低，除去日常生活消費開支外，能儲蓄的錢相對較少。少兒負擔的減輕，農村生活條件的改善使農村居民消費能力增強。雖然農村養老保險政策正在逐步貫徹實施，但各地還是存在差別，同時人口撫養負擔對農村的影響年限長于城鎮，所以農村老年撫養負擔對農村居民儲蓄仍然存在正的顯著影響，預防性養老儲蓄在農村還是比較普遍。人口自然增長率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不同效應影響，進一步說明了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和農村居民養老保障體系的不成熟。
結論
本文對江蘇省人口年齡結構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協整關系和Granger因果關系進行檢驗，發現江蘇省少兒撫養負擔比和老年負擔比對江蘇省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并且少兒人口撫養負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城鎮居民儲蓄率存在因果關系，老年人口負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與農村居民儲蓄率存在因果關系。同時繪制脈沖響應圖，說明人口撫養比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長期動態影響，結果顯示，人口撫養負擔對農村的影響時間年限長于對城鎮的影響時間年限，撫養負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相對城鎮居民儲蓄率來說更加深遠。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筆者提出以下建議：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提高居民消費水平，特別要鼓勵城鎮居民消費，用消費拉動內需；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促使城鄉協調發展；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盡快完善和貫徹實施農村養老保障政策。
參考文獻：
1.Anselin，L.，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
2.Loayza，N.，Schmidt-Hebbel，K.and Servn，L.，What Drives Saving across the world，Review of Economincs and Statistics，2000，82（2）
3.Kraay，Aart.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2000，14 （3）
4.汪偉.經濟增長、人口結構變化與中國高儲蓄[J].經濟學季刊，2009（7）
關鍵詞：居民儲蓄率；劉易斯拐點；VAR模型；脈沖相應分析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6（9）-0026-06
一、選題背景及研究意義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20世紀70年代至今我國國民儲蓄率一直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儲蓄率仍處于上升趨勢。2005年全球平均儲蓄率為19.7%，我國儲蓄率則高達51%。2014年12月，我國居民儲蓄達到了49.9萬億元，人均儲蓄超過3.5萬元，為全球儲蓄金額最多的國家。
同時，我國在2000年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和勞動人口與老齡人口的贍養比分別達到7%和10：1，已進入老齡社會；2013年底我國老年人口已達到2.02億，老齡化水平達到14.8%，據預測，約在2025年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和勞動人口與老齡人口的贍養比將分別達到14%和5：1，進入深度老齡社會；約在2040年將分別達到21%和2：1，進入超級老齡社會。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優勢，源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和人口結構變化特有的人口紅利帶來的高儲蓄，以及高儲蓄支撐下的高投資造就的經濟高增長奇跡，形成了中國特有的“三高優勢”。中國經濟增長的優勢并未消失，中國經濟仍有較快增長的潛力。一是體制紅利仍有潛力可挖掘，二是人口紅利仍有從總量轉向結構和質量的空間，三是中國經濟的市場潛力巨大，四是目前還有相當部分的儲蓄資源在閑置或低效使用的狀態。
因此，我國的人口數量紅利可能已經結束，已經出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結構的變化將通過勞動力供應、儲蓄和技術進步三條渠道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研究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的影響，可以盡早掌握儲蓄變化趨勢及可能的影響，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依據。
本文在對劉易斯拐點和影響居民儲蓄率的因素分析基礎上，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因素進行綜述，在經濟增長速度、人口年齡結構、宏觀經濟制度（養老保險制度）等影響因素基礎上，結合劉易斯拐點理論，加入人口紅利（農業從業人員數量大）因素，進行定量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及理論依據
（一）關于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
1.劉易斯拐點概念的提出
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在題為《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余變槎倘保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1972年，劉易斯又發表了題為《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當二元經濟發展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第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在“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二元經濟發展到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第二階段后，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剩余進一步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足以超過人口的增長，該部門的工資最終將會上升。
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余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第二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二拐點”開始到來。關于我國劉易斯拐點的界定，據蔡P（2007）估計，我國大約在2009年達到“第一個劉易斯拐點”，在2015年達到“第二個劉易斯拐點”，日本學者田島俊雄（2008）同意蔡P的“第一拐點”的判斷，但其估計2013年左右達到“第二個劉易斯拐點”。
2.人口紅利
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由于年輕人口數量增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廉價勞動力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這一點，在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中也表現得較為明顯。而“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之間似乎有一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
3.人口紅利與儲蓄
人口結構影響儲蓄率是人口轉變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渠道，撫養負擔低的人口結構通過提高儲蓄率來促進經濟增長。高路易（2005）用固定資產形成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計算得出，改革開放24年，我國人口紅利期的儲蓄率始終在30%以上。王德文等（2004）采用列夫模型進行研究，得出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上升將減少儲蓄率，且結果均較顯著。
（二）我國高儲蓄率成因
目前對我國高儲蓄率成因分析，除了從高經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外，學者們也從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齡結構、預防性儲蓄動機和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進行了分析。
經濟增長速度。汪偉（2008）考慮到我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環境，利用1952-2006年省級動態面板樣本數據，通過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了經濟增長率、投資率和儲蓄率之間的動態相關性。結果顯示：經濟增長率對儲蓄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反向因果關系不成立。
目前對我國高儲蓄率成因分析，除了從高經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外，學者們也從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齡結構、預防性儲蓄動機和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進行了分析。
人均收入因素。殷興由、孫景德和張超群（2007）對1978年以來我國居民高儲蓄率成因進行研究時，采用了寧波市400戶家庭數據，在分析出居民不斷上升主要原因的基礎上，給出了量化比例。結果顯示：不確定因子、制度因子與收入因子中，收入因子是影響居民總儲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動力。杭斌、郭香俊（2009）認為，收入不確定性是我國城鎮居民高儲蓄率現象的主要推動力。
收入分配因素。有些學者從我國總儲蓄結構特征出發，運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資金流量表進行分析。李揚、殷劍峰（2007），翁媛媛、饒文軍、高汝熹（2010），徐忠、張雪春、丁志杰、唐天（2010）等通過建立計量模型對儲蓄率變化的原因分部門做了實證檢驗。一致認為，造成我國高儲蓄率的兩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儲蓄的不斷增加。汪偉、郭興強（2011）認為，目標性儲蓄可能是連接儲蓄率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一個重要理論渠道，收入不平等和居民的目標性儲蓄可能是造成我國居民高儲蓄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年齡結構。袁志剛、宋錚（2000）分析表明，人口老齡化會激勵居民增加儲蓄，我國居民高儲蓄率的一個主要推動力可能是人口老齡化。鄭長德（2007），鐘水映、李魁（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論，運用我國省級動態面板數據，對各地區人口轉變及撫養負擔變化對儲蓄率的影響進行了估計，結果均認為少兒撫養比下降會導致居民儲蓄率的上升。
宏觀經濟政策。何立進、封進、佐藤宏（2008）采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城鎮住戶調查數據，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對居民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養老金財富變化的外生性，可以作為財政因素來分析其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研究認為，養老金財富對于家庭儲蓄率存在不同的替代性，但不同的家庭替代效應有明顯差異。
以上研究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因素，大部分都是從單方面進行分析的，很少考慮綜合因素，本文將在綜合以上影響因素的基礎上，結合劉易斯拐點理論，加入勞動力變化因素，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人口撫養比上升會導致居民儲蓄率上升。
假設二：農村勞動力比重減少將導致儲蓄率上升。
三、人口結構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定義及來源
對于影響居民儲蓄率的因素，本文結合以前研究以及數據的可得性，考慮了經濟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人口撫養比、農業就業人口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視為宏觀經濟因素，用GDP表示；養老保險人口比重視為宏觀經濟政策因素，用EI表示；撫養比視為人口年齡結構因素，用TR表示；農業就業人口比重視為勞動力結構變化（人口紅利）因素，用RP表示；儲蓄率用RS表示。數據均為年度數據，考慮到養老保險制度從1989年才開始，故樣本數據區間為1989年到2014年共26個樣本。居民儲蓄率、撫養比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農業就業人口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來源于“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二）模型的構建
理論和學者的研究均表明，人口結構變化會對居民儲蓄率產生影響。這可以初步判斷人口結構與居民儲蓄率之間可能存在相關關系，但不能確定兩者是否存在明確的關系，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程度如何。因此，建立以下計量模型進一步研究：
RS=C0+C1*GDP+C2*EI+C3*TR+C4*RP+et
其中，C0為常數項，et為隨機誤差項。
在建立上述模型的基礎上，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是由Smis在1980年提出來的，目前各內部變量的沖擊主要是采用VAR模型）分析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沖擊影響，模型具體方法不再贅述。
（三）數據的檢驗及模型的建立
1.數據平穩性檢驗
本文以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在時間序列關系檢驗前，先要確定時序是否平穩。首先對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來判斷序列的平穩性，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檢驗時間序列是否平穩，檢驗過程中采用SIC準則確定滯后項，結果見表1。其中，D表示變量的差分，ADF檢測類別為（c，t，f），依次表示截距項、趨勢項和滯后項。通過SCI準則為序列選取合理的滯后階數進行單位根檢驗，可選用不帶任何項、截距項和趨勢項的方式進行選擇。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RS、GDP、RP、TR和EI都是不平穩的，RS、和GDP經過一階差分后是平穩的，RP、TR和EI經過二階差分后是平穩的。根據檢驗結果，數據不是同階單整的，需要進行協整檢驗，檢驗顯示可以建立RS、GDP、D（RP）、D（TR）、D（EI）的VAR模型。
2.VAR模型的建立及檢驗
通過平穩性檢驗，滿足建VAR模型的必要條件。首先，需要確定滯后階數，考慮到模型的解釋能力和保證模型的解釋能力，根據SIC準則，將VAR模型的滯后階數選擇為2階。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的結果看，RS方程擬合優度較好，R-squared達到了0.933651，說明VAR模型估計效果較好。
為了更好的分析人口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以及影響的貢獻度，需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進行分析，這需要檢驗VAR模型的穩定性，圖1表明VAR（2）模型的所有逆根都在單位內，說明VAR（2）模型是穩定的。
（四）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和檢驗可以得出本文構建的VAR模型是一個穩定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在此基礎上可以使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模型中的變量居民儲蓄率在受到其他變量殘差沖擊時的短期反應。脈沖響應結果見圖2。
通過圖2，我們可以看出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沖擊效果。從圖2的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結果看，當經濟增長率GDP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會產生一個負向的反應，然后在第3期產生正向反應并在第4期達到最大后一直波動，到第12期基本產生負向影響并在第19期趨于穩定，說明經濟增長率在中長期的影響還存在。當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波動EI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會產生一個正向沖擊，到第10期轉向負向影響并趨于平衡，說明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波動DEI產生的影響主要是短期的。撫養比TR產生一個正向沖擊后，在前8期為正向沖擊，轉為負向并在20期趨近于0，說明撫養比TR對儲蓄率的沖擊是短期的。農業從業人口比重波動DRP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由負向到正向沖擊波動，并在負向沖擊逐漸平穩，但中長期影響較小。
（五）方差分解
榱爍好的分析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程度，并區分影響居民儲蓄率的短期、長期決定因素，本文在VAR（2）模型的基礎上，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解出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的波動對居民儲蓄率變化的貢獻度，方差分析結果見圖3。
從表3可以看出，居民儲蓄率的變化主要受自身、宏觀經濟和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自身影響在前3期仍然比較大，為58.1%，這說明居民儲蓄率有慣性特征。同時，經濟增長率對居儲蓄率的影響一直很明顯，并隨著時間逐步增加，這說明居民儲蓄率受經濟增長率明顯，并且隨著時間推移會增加。養老保險人口比重雖然對儲蓄率也有影響，但比重一直很小。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在第7期增大到最大后，貢獻度在下降，這也說明了撫養比的影響是短期的。農村人口比重在初期對儲蓄率的影響貢獻度很小，但也有逐步增加的趨勢，這說明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將長期影響儲蓄率。
四、結果及建議
（一）經濟增長對儲蓄率的影響是明顯的
從理論分析看，經濟增長會增加財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儲蓄，這與我們在VAR模型基礎上的脈沖響應分析一致。實證分析表明，在短期內，人均GDP增長率與居民儲蓄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長期的關系是負相關，而且影響關系是長期的。這與以前研究結果有所不同，這可能與我國經濟增長長期以來是投資帶動，但部分投資是無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儲蓄資源。
（二）宏觀經濟因素和人口年齡結構因素的影響是短期的
從分析結果看，養老保險的人口比重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在短期都是正向的，但有所不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明顯要比養老保險的人口比重的影響大，這也是符合我國社會現實的，我國傳統文化的“養兒防老”的觀念根深蒂固，反而對社會養老不是很重視。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正向的，也與以前研究成果不一致，主要是因為居民在少兒撫養的觀念改變，更注重教育投資，這需要進行儲蓄，少兒撫養比在總撫養比例較大，從而出現在短期內對儲蓄率的影響是正向的。
（三）農業勞動人口比重變化對儲蓄率變動的沖擊不容忽視
根據劉易斯拐點理論，勞動力剩余到勞動力短缺會導致工資上升。而我國農業從業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隨著我國勞動人口結構的變化，已經出現了部分地區和部門勞動力短缺，工資出現上漲。這與我們研究的農業人口比重對儲蓄率變動的影響是負向的沖擊基本一致，說明我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導致工資上漲，從而引起儲蓄率上升。
鑒于此，提出以下建議。一是要保持經濟的合理增長速度。經濟增長與儲蓄率的關系是相互的。高儲蓄率伴隨著高投資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貢獻巨大，而經濟的快速增長也推動了儲蓄率的上升。在短期內，我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很難改變，于此同時儲蓄率上升也是必然的，要形成兩者的良性互動，經濟增長需要保持一個合理的速度，新常態下7%的增長率是合理的。二是通過新型城鎮化促進農業人口的轉移。我國新增就業人口減少的大趨勢不可避免，于此同時，農業從業人口比重過高還將存在，這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產生較大影響，需要通過產業升級、加快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等行業來吸納大量農業就業人口的轉移。新型城鎮化將是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應加快新型城鎮發展，促進產業升級和人口市民化。三是拓展投資渠道，促進儲蓄分流。較高的儲蓄率導致高投資率，影響消費；同時也導致我國銀行等間接融資比例過高，金融風險集中到銀行體系。因此，應通過金融市場、貨幣市場等多渠道創新，分流高儲蓄，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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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hang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the
Residents Savings Rate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wis Turning Point
Research Group
一、保持學習的原動力----好奇心。
學生往往剛學了兩句日常用語，就急著想干別的事情了。此時，創設問題情景，引導學生在原有需要得到滿足的同時不斷產生新的需要顯得至關重要。如果只簡單重復“What’s this?”學生怕是不愿聽了。于是，我拿出一個包：“I have some thing in my bag-guess. What’s this?”這一問，學生們紛紛舉手，把他們剛學的單詞都猜了個遍。終于，我打開包，又拿出一個包。“Bag!”全班哄堂大笑，他們怎么也沒想到“a bag in a bag”。就這樣，我們愉快地鞏固了所學知識，孩子們的好奇心也得以保持下來。給學生一個問題，再給他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Guessing Game”成了孩子們的最愛。
二、建立學習的加油站----自信心。
首先，讓孩子敢于出錯。
沉默期總是有的，但要盡力把它縮短，最簡單的方法創設密切配合和諧的教學氛圍，讓孩子明確初學英語時出錯是很正常的并不可笑，只要多說就能說好，孩子們學說英語的熱情被激發起來，也不用擔心“走調”。實在不得不說“NO”時，我總不忘配上一個寬容的微笑，并耐心地幫他糾正過來。當孩子有進步時，一句“How clever!”就能讓他鼓起自信的風帆。因此，教師在課堂上組織學生操練的時候，不必擔心學生的表達錯誤。實際上，學生并不是僅僅能模仿所接觸的語言。人們在掌握語言的過程中，都有創造、發揮的能力。只是人們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必然要經歷一個不斷犯錯誤的階段，我們對于學生的語言錯誤，要采取寬容的態度，不一定有錯必糾，而應該采取鼓勵的辦法，讓他們盡可能多的實踐。所以作為小學英語教師的我們，千萬不要因為糾正語言的錯誤而挫傷了學生學習英語的積極性。對勇于實踐的任何嘗試，教師都應該采取鼓勵的態度，同時也要明確地告訴學生，錯誤是不可避免的。要在課堂上創造一種輕松的、幽默、寬容的氣氛，讓學生對任何語言錯誤都一笑了之。如果心理壓力很大，感到緊張、焦慮的時候，即使他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在做練習，但是所學的語言卻不會進入頭腦中，而是被緊張得“蒸發”悼了。因此，我們英語老師在上完課以后，不妨多問問自己，“今天，我的表揚夠狠嗎？”
其次，發揮孩子的特長。
也許個別孩子學習英語確實吃力，心理上自信不足，害怕有余，好在每個孩子都有各自的特長愛好。老師不妨把他們的優勢帶進英語教學中來，歌唱得好的，請他領唱英語歌曲；畫畫得好的，請他幫忙繪制教學圖片，喜歡表演的，請他指導同學“play the story”……讓他們覺得“原來我也是很不錯的”。實踐證明，找準教學切入點，充分發掘孩子的特長，也能建立起他們學習的自信心。如：我所帶班上有位同學，上課時很少開口讀英語，更不用說與其他同學組織表演活動了。在課堂上無論我怎么引導，他就是怕張口說。但我發現他的英語單詞寫的很規范、句子也很符合標準。于是我就在他的作業上寫了幾句：“You’re great! 如果上課能開口讀，你會把英語學得非常好！”等批語，同時，把他的作業也作為樣本模范，讓全班同學學習。這樣，在他的成績得到肯定的同時，他克服了羞怯感和自卑感，上課能慢慢地開口說了，最后竟成了一名口語很棒的學生。
三、供給學習的太陽有----求知心。
如果說給孩子一次鼓勵就是加一回油，那么激起孩子的求知之心就是太陽能，能為孩子提供源源不斷的學習動力。
新奇有趣的東西能很好地引起孩子無意注意。教學上要不斷變換教學內容的呈現方式。讓學生感受到英語學習的多姿多彩，能激起孩子對英語本身的興趣。在學習“Boby”時，我讓孩子們“make a puppet”，當孩子們喜愛的卡通化合物“Zoom”最終出現的時候，他們高興得不禁拍手叫好，這讓孩子們體會到了英語學習的趣味性；在學“Happy birthday”時，我們可以開一個“birthday party”，這能使孩子感受到英語的實用性；我還請孩子們看英語動畫片，讀英文版的童話故事。
精當的表情和動作引起孩子的注意，讓復雜的東西變得簡單起來；英語教英語更需要豐富的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的配合。如在學“swim”時，我做出一個游泳的姿勢，孩子們也一邊“游泳”一邊讀單詞，很快就學會了，又如在學“fly”時，我做出一個小鳥飛的動作，孩子們也一邊“飛”一邊讀單詞。腦、口、手齊上陣，孩子們的學習效率有了很大提高。我常看少兒節目，動畫化合物和主持人時尚而充滿童趣的表情動作是我借鑒的主要對象，它讓英語教學變得更加活躍、有趣了。
營造自由的學習氛圍。只要孩子在積極主動地學習，就不必苛求他學習的。比如學習“Animal”時，我一邊教一邊模仿動物的動作，多數孩子跟我一起手口并用，我很高興；有的孩子沒做動作，但他們也在認真跟著讀，我同樣滿意；有孩子能保險單地做另外的動作，我更高興。在這種自由的學習氛圍當中，孩子們學習的主動性大大提高，求知心更強了。
論文關鍵詞：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現狀；困境
在現代社會中，養老保障制度是實現公民的生存權利以及其他****的重要問題，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受社會發展成果的主要途徑．也是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基本支柱，因此，在我國當前的社會生活中，建立完善的、包括城市和農村在內的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不僅是為體現每一公民的生存權和其他****，也是為實現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所必需的。
社會養老保障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在一個國家內部，這種基本權利對于每一個公民應是相同的，不應該因為公民的戶籍身份或居住地域而區別對待。長期以來，農村社會保障始終處于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邊緣，農民一直游離于社會的保障網之外。因此，及時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和體現社會公平。已日益成為關注農村問題的人們的共識。但是．就現階段我國所面臨的實際情況而言。實現這一目標的難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現狀及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和挑戰進行分析。
一、農村社會養老的現狀及原因
(一)農村養老保障的現狀
迄今為止。我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主要還只是面向城鎮人口，占總人口近80％的農村人口尚未被覆蓋．目前我國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農村總人口的7．36％以上，而城鎮的比重為6．29％，到2030年，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將達到17．39％，而城鎮的比例則為13．1％．負擔明顯低于農村。由于80年代以來長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慣性效應，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村老年人口的比重還將會繼續上升。市場化改革以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農村居民的相對地位進一步弱化．反映了農村居民生活風險的累積。
經歷了將近20年的時間，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確立。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心卻一直傾向于城鎮弱勢群體。對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忽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一大失誤。在缺乏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的情況下．農村人口的養老保障仍然只能憑借傳統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民政部于1991年開始試行
(二)形成農村養老現狀的成因
1．歷史原因
由于中國歷史傳統中儒家“孝道”思想的影響，農村老年保障在中國歷史和傳統上是以“家庭”為主。“家庭養老”是我國贍養老人的優良傳統，有著悠久的歷史，深厚的經濟社會基礎，“我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養老孝親是我國人民的傳統美德。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人民就把‘老有所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作為道德理想和現實的道德要求提了出來，使得當時及其以后的家庭具有了贍養老人的職能。直到現在，這種職能仍然存在。”囿于歷史和傳統思想的影響，使得社會對于農村養老保障問題的探索和改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的認識受到了一定的消極影響．自覺不自覺的導致了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工作嚴重滯后。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發展．以及現實社會中競爭的加劇、工作壓力增大等原因，“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涌現。家庭結構小型化，家庭內部重幼輕老和子女忙于工作，使家庭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狀況難以維系等．且維系家庭養老傳統文化中的孝道作用在不斷弱化；事實上家庭養老的作用在大大削弱。1991年中國老齡科研中心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資料表明我國農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養老的比例為63％：2001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農村家庭變化課題組”調查資料表明，這一比例已經下降為50％左右。從而使得農村傳統養老的方式“家庭供養加土地保障”的模式受到了強烈的挑戰。
2．經濟原因
從我國宏觀經濟情況看，雖然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有相當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國人口多、底子薄、東西部地區差距大、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當前要做的大事又非常多、攤子非常大(如基礎設施建設、西部大開發、三峽大壩、國防軍工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資)。所以，現有國家經濟實力與實際需求還不能很好地適應。因此，國家目前只能將社會保障的重點放在城市．這也是導致農村社會保障工作嚴重滯后的原因。從農村貧困人口的情況看。不僅存在著大量需要社會救濟的“三無”(無收入、無勞動力、無經濟來源)對象，而且仍有9000～15000萬左右的貧困人口。農村貧困人口“糊口”問題仍然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社會問題．解決數量龐大的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和溫飽問題，無疑需要一個極大的財力支持。而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財力非常有限，這就造成對農村養老保障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從而制約著農村養老保障工作的發展。從市場運作的角度來看。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由于運作成本較高．商業保險的利率不穩定，養老金的保值、增值困難，一般的農民難以承受其經濟壓力和風險，農民所能享受的養老金數額有限，顯然對農民的養老難以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故吸引力也不大。
3．社會原因
由于人口結構的特殊性。我國社會養老負擔特別重．在農村尤為突出。2000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1．3億左右，其中，農村老年人口大約有1億左右。其總量遠遠大于城市老齡人口，是世界上農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醫療衛生水平的提高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實施．我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已達到70歲以上．加上少兒人口的相對減少．導致了我國社會人口結構的老齡化速度加快。據“五普”資料表明，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占比重已經達到6．96％，現已跨入了老齡化社會。與世界上人口老齡化國家相比較，我國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而且，人口老齡化的水平是農村明顯高于城鎮．隨著流動人VI的增加，這種趨勢將會更進一步地增加。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現在的養老保障僅局限在城鎮人口中開展。從而導致了農村養老保障工作的滯后。
4．政治原因
從中央政策層面上看，對這個問題還處于研討和試點階段。“確實在理論界和政界關于農村是否需要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是不統一的。不主張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主要理由認為，農民尚沒有多大能力或沒有條件參加養老保險，農村家庭仍可以發揮養老的作用，開展社會養老保險沒有必要或者作用不大，加上農民家庭擁有一份土地，土地可以成為農民最后的保障”。可見，這些反對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述歷史原因的影響。對于“家庭、土地”養老。在新形勢下，特別是人世以后，將受到的巨大沖擊估計不足。盡管政治方面的決策，很大程度上與前面所分析的四個原因息息相關，但由于這些意見來自決策層面，這無疑對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中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造成一定的阻力。
二、我國農村養老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及挑戰
(一)面臨農村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困境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農村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度：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醫療、健康水平的不斷改善，我國人口平均壽命已從1949年的35歲上升到目前的70歲。生育率的下降與平均壽命的提高，使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迅速上升。據人口學家估計，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老年人口的比例將接近1／4，達到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時期。雖然農村的生育率明顯高于城市，但由于農村人口基數大和城市化道路吸弓l大批青年向城鎮轉移，本世紀我國農村老年人口比例將高于城鎮，使養老的絕對需求量擴大。屆時農村經濟仍然落后于城鎮，而老年的生活主要還是依靠家庭，必將使家庭養老壓力更加沉重。計劃生育政策產生的另一個結果是家庭小型化的趨勢。據統計，農村平均家庭規模已從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2年的4．13人。農村的獨生子女在大幅增加。“4—2—1”家庭結構在逐漸形成。以家庭養老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將使未來的子女在養老的問題上不堪重負。
(二)面臨WTO帶來的挑戰
加入WTO后，農業競爭越來越大。首先是我國農產品面對國際農產品壓力倍增，以糧食生產為例，我國糧食生產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發達國家幾乎為l00％。國外價廉物美的農產品的進入必將擠占我國農產品相當一部分市場．這無疑會導致一部分農民收入的減少。而且中國加入WTO后．國外農產品的進口量將會增加，從而必然對我國農產品的商業化、農村的產業結構產生強大沖擊與影響。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議我國農產品總體平均關稅在2004年前要降至l7％，重要農產品關稅則要降至14．5％，這就意味著受國家政策長期保護的農產品將面對國外農產品進入的競爭，使農村保障水平降低。其次是農業的現代化挑戰土地的家庭粗放式經營．在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以國際化和市場化為導向推進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和集中．發展農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和市場競爭力。而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要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業勞動力能夠穩定地進入非農產業，農民家庭收人來源主要依靠非農產業。二是要有可靠的社會保障能夠幫助他們抵御未來一系列事故風險，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所以必須在社會保障體系中。應建設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體系。
(三)“新三農”問題的緊迫性
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進入倒一個全面推進加速階段．一些社會矛盾更加突出。其中，“無承保土地、無穩定職業、元社會保障”農民(簡稱“新三農”，另一說法是指“元地農民、失地農民、農民工”)問題尤其值得關注。“新三農”們種田無地、就業無門、低保無份，許多人生活陷入貧困的邊緩，成為社會中新的弱勢群體。越來越多的農民生存權和發展權面臨嚴峻的挑戰。
論文關鍵詞：退役運動員；養老保障；制度重構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2年以后，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競技體育管理體制也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進行了相應的改革。但與我國競技體育的發展與改革相比，對運動員的社會保障明顯滯后，保障水平在全國各行業中屬于中下游水平。社會保障的滯后發展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尤其是退役運動員的生活保障問題，引起了廣大體育工作者和學界的極大關注，它已成為嚴重阻礙我國競技體育事業進一步發展的一大不利因素。因此，為退役運動員提供經濟補償和養老保障，解除后顧之憂，對我國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一、退役運動員的養老保障問題
養老保障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退役運動員養老保險是指運動員因職業的特殊風險損失和退役后養老的基本需要而給予補償的保險制度。我國對國家級運動員是有良好保障的。根據規定，運動員傷殘或者亡故，最高可獲得30萬元的賠償，擁有世界冠軍頭銜的運動員最高獲得60萬元的賠償。但畢竟，國家隊運動員和世界冠軍是少數，在競技體育中更多的是那些默默無聞的運動員，他們可能沒有得到過冠軍和榮譽，但是他們卻在訓練中付出同樣的甚至是更多的艱辛，落下各種傷病，他們是亟需保障的一個群體。此外，在各級各類的運動隊中，有些運動員在訓練初期被上一級教練選中，但在比賽中并未取得優異成績，甚至未曾正式進隊，教練又讓其回到原籍。這些運動員在訓練中沒有出成績，卻耽誤了文化課的學習，直接導致退役后的出路問題。由此，為各級各類運動員設立退役養老保險十分必要。2006年11月由國家體育總局、財政部、勞動和保障部三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運動員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出運動員的社會保障包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住房公積金等方面，《通知》將運動員養老保障工作納入到國家保障工作的制度體系中，使運動員養老保障工作進入制度軌道。但是，退役運動員的養老保障不僅涉及到我國社會保障的總體安排和制度設計問題，還涉及退役運動員群體的特質性，涉及到我國競技體育改革中各種制約因素。
1、養老保障的可及性問題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基本上把退役運動員的安置和擇業讓位于市場。而針對運動員群體特質性的社會保險制度安排卻沒有相應跟進，給退役運動員養老保障帶來很大的困擾。
第一，退役運動員的就業、生存壓力大，養老難保障。長期以來，我國的競技運動把運動成績作為質量管理的單一評價指標，運動員的生存技能過于單一，個體素質和社會需求相脫節，難以適應社會的需求。一旦退役，幾乎成為“文化知識的廢人”和“身體的廢人”，他們就業難、收入無保障、傷病多，生活問題難以解決，是勞動力市場的弱者。即便是政府加大了救助和幫扶的力度，保障面仍然很窄。據《北京晨報》報道，中國運動員保障主要集中在對“優秀”運動員的保障，如安置就業必須獲得過世界三大賽的冠軍，一般運動員退役后要自謀出路，生活難有保障。根據國家體育總局人事司2002年編制的《全國體育人事工作調研報告》，我國每年大約有3000名以上的運動員退役。在湖南等8個省區，處于待業的退役運動員，占全部在隊運動員人數的28．9％，占運動員編制總數的24．2％，其中寧夏回族自治區比例高達78％，是在訓運動員的3倍，滯留運動隊時間最長的達21年。另據《南方周末》報道，被譽為“金牌工廠”的遼寧體院，2002年積壓的待分配人員有數百名，2003年獲得各種冠軍的就有數十人。國家體育總局的數據顯示，2002年該省待業比率達34．5％。
與嚴峻的現實不相稱的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并沒有給職業運動員帶來有效的保障。這有我國整體上社會保障功能不強的原因，也說明職業運動員這個群體還游離在制度設定之外，從政策層面看，則是對運動員的保障無論是理念還是具體措施都相對滯后，但其中最重要的問題，還在于制度設計不完備，缺乏群體的特質性。
第二，制度設計缺陷，養老保障可及性差。1997年7月我國建立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模式，運動員的養老保險類比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模式，執行結果具有明顯的“不適應性”。首先，運動員作為特殊人群，他們退役之后身份各異，有國家干部、合同制工人、學生，更多的人處于待業狀態，如果將其簡單納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體系，必然存在因身份差異而導致的待遇不公。其次，那些長期處于待業或就業狀態不佳的傷殘運動員，很難形成養老金積累。因為現行政策規定享受基本養老保險金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達到國家法定退休年齡；二是在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范圍并且參加保險繳費期限滿15年，職工達到法定退休年齡且個人繳費滿15年。個人繳費年限累計不滿15年的，退休后不享受基礎養老待遇。競技體育的特點決定了運動員傷殘的不可避免性。傷殘不僅發生在運動當期，還發生在延遲性上。延遲性是指運動員的傷殘有一定的潛伏期，退役前沒有表現出來，退役后，由于身體機能的退化，傷殘逐漸表現出來，并且隨著身體機能的退化，傷殘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顯然，這一部分人退役后很難再就業或就業的穩定性差，養老金的繳費年限和累計繳費將無從談起。再次，目前的養老保險待遇偏低，保障功能有限。按規定，國發[1997]26號文件實施后參加工作的新人，繳費年限累計滿15年，退休后按月發給基本養老金，基本養老金替代率為59．2％，其中基礎養老金35％，個人賬戶養老金24．2％。無論是基礎養老金，還是個人賬戶養老金，制度設計作為參保者的養老金替代率，都只是勞動者退出勞動崗位那一時點的替代比例，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退休者的養老金相對收入水平會趨于下降。對于傷病纏身的運動員而言，工作年限短，日常需要耗費大量的醫療費，基本養老金顯然不足其用。
第三，制度涉及的對象性問題。首先是制度的指向性。究竟為運動員提供的養老保障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制度，還是僅僅作為國家統一制度在體育領域內的運用，是必須考慮的問題。這里涉及到運動員參保時間如何確定的問題，繳費記錄是否可被統一制度接受，保險費和保險金如何轉移接續?運動員退役后失業或待業的，只要個人愿意繼續繳費，是否可以視同繳費年限，領取養老金，該責任又由哪個部門負責?等等這些問題目前都沒有一個相應的政策框架。其次是覆蓋范圍問題。運動員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范圍是什么呢?目前沒有確定。即使我們認定運動員的養老保險應該覆蓋所有運動員，而不僅僅是優秀運動員，如何確定運動員的參保條件也是一個問題。有學者指出，運動員在訓期間身份較為特殊，有的是國家干部，有的是合同制工人，還有的是學生身份，對其納入到社會保險體系就存在一定的困難。因此，以什么標準界定運動員參保和參保待遇值得考慮。
2、體育保險發展緩慢，養老保險亟待開發
體育保險是指各商業保險公司，按照市場化和商業化的原則，為體育運動和體育產業提供的保險。自桑蘭、姜濤等事件后，我國已有2萬多名運動員自己付費購買了體育保險。但相較于國外成熟發達的體育商業保險，我國目前基本上還處于起步階段，發展相當緩慢。最早提出體育保險設想是在1995年3月，當時11位全國政協委員向八屆全國政協會議遞交提案，要求給那些曾為我國體育事業做出貢獻的優秀運動員、教練員建立傷殘保險和養老保險制度。1996年，香港南華體育會主席洪祖杭先生向中華全國體育基金會捐款1200萬元，用于建立專項保險基金，為國家隊運動員進行保險。同年5月30日國家體育總局正式批準設立中華全國體育基金會體育保險部，作為體育保險的職能部門。閉在國內，體育保險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體育產業保險，一類是運動員保險。從國外的成熟經驗看，保險作為一種商業性分攤損失、轉移風險的經濟手段，能夠更好的發揮其經濟補償作用。從我國的情況看，商業養老保險發展滯后，體育保險大多還停留在一些傳統險種上，缺乏針對性。主要原因在于：
從供給方面看，我國目前還沒有專門的體育保險公司，體育保險業務只是商業保險公司經營業務的一部分。由于受諸多因素影響，發展速度緩慢。表現為對體育保險市場開發的意識不到位、專業性不強、保險產品險種少、條款粗、理賠難、服務差等問題：一是險種少，投保人缺乏選擇空間。目前，國內專門的體育保險產品非常少，相關險種只有《綜合責任保險》和《意外事故保險》。僅有的險種，也存在費率高、條款缺乏靈活性等問題。生命人壽保險業相關人士表示，國內的體育保險產品大多是公眾責任險、人身意外險、財產險的變種組合，養老保險等產品在國內至今還是空白。二是條款粗。由于一些保險公司生搬硬套現有的格式化產品，條款不細，權利和義務規定和體育本身的特點不匹配，保障范圍不夠全面，難以滿足要求。三是缺乏熟悉體育、保險和法律的人才，尤其缺乏精通精算技術、理賠核賠技術及保險公估技術的人才，難于開展業務。四是業務對象過于單一導致逆向選擇，業務風險無法分散，使保險費率居高不下，缺乏市場競爭力。
從需求方面看，一是運動員的保險意識仍然不夠。長期以來，我國體育實行舉國體制，運動員由國家出錢培養，由國家撥發工資，有傷病由國家出錢治療，養老和轉業多由國家負擔，各種大型體育賽事的風險也由國家承擔，這種隱性的社會保險使體育運動主體缺乏風險意識，有的甚至心存僥幸。二是投保能力不足。投保能力是指體育運動主體客觀上有沒有能力購買體育保險。總體上看，雖然目前我國體育保險有非常大的潛在需求，但是一般運動員收入水平都不高，難以支付保費，一些俱樂部、運動隊及體育企業由于經營和管理體制方面的原因，經濟效益不好，也無力為運動員投保。
從外部因素看，一方面，體育保險經紀市場發展滯后。成熟完備的保險市場應包含保險人、中介人和投保人三大主體。體育保險經紀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歐洲已經有了成熟的運動員保險市場，通過經紀公司購買保險的投保人占投保總人數的50％。相比而言，中國的保險經紀市場發育較晚。全國僅有“中體保險經紀有限公司”一家專業體育保險中介公司，這與我國龐大的運動員保險市場極不協調。另一方面，現階段我國體育保險的相關法律法規覆蓋面窄、比較零散、條款陳舊，和現實脫節且不成體系，嚴重制約了我國體育保險業的發展。
二、退役運動員養老保障制度的重構
我國運動員平均每年的淘汰率大約為25％，如果恰逢奧運會、亞運會、全運會年，淘汰率甚至會達到或超過40％。每年平均約有2700名運動員退役，運動員的再就業面臨走向人才市場和雙向選擇的問題。考慮到運動員職業是青春的職業，運動員從青少年時期或更年少的時候就進入運動隊，這使他們失去了其他獲得機會，這些機會成本理應得到補償。運動員退役養老保險旨在為運動員因職業的特殊風險損失和退役后養老的基本需要給予補償。
1、強化政府責任，完善制度設計
運動員過去的養老問題由國家和職能部門負擔，改革后將運動員納入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是必然的選擇。但是，改革的成本不應該完全由退役運動員個人承擔。如果將退役運動員養老保險類同職工養老保險，要他們依靠個人賬戶養老，是不合理的，因為他們的個人賬戶基本上是空的，這實際上存在一個國家沒有對他們付出的貢獻做補償的隱性負債問題。為此，應該由國家通過專項財政支出來填補“空賬”。從長遠看，需要在制度設計方面更有作為。首先，必須強化政府主導作用，設立專項養老基金。其次，堅持公平性原則，調整和改變“一刀切”的做法，對從事運動強度大、易受傷、對身體健康危害大的運動項目運動員的養老保障作相應的政策傾斜，讓他們享受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養老保障待遇，這即是對運動員的生存保障，也是對從事高危運動項目的一種激勵。再次，堅持統一協調性，政府必須統籌退役運動員的就業安置、工傷保險、意外傷害險、醫療保險、福利與優撫問題，促進各項保障功能協調到位。
2、建立多支柱的運動員養老保障體系
考慮到運動員的特殊風險，應該建立一個多支柱的運動員養老保障體系。建立多支柱的養老保險制度是各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所遵循的一項共同思路，它既能夠減少政府責任，又能夠為被保險者提供更全面、更豐厚、也更安全的退休保障。我們認為，我國運動員的養老保障可包括基本養老保險、運動員補充養老保險、補償性養老福利金和商業養老保險等四個方面。
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養老金由政府從財政中列支，設立運動員保險專項基金，向所有運動員提供，其資金來源于體育事業經費。在繳費年限上可以考慮給予運動員一些特殊權利，如將人隊訓練時間視同工齡和繳費起點，縮短繳費年限，運動員退役后失業或待業的，只要個人愿意繼續繳費，可以視同繳費年限。在給付待遇方面，依貢獻不同給予區別：(1)對人隊時間較短、運動成績一般的運動員的給付。從運動員人隊當月起，參照社會養老保險繳費辦法計繳，由國家和個人分別按規定比例向個人賬戶注入基金進行積累，其總額與社會養老保險相當，運動員退役后即可轉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中。(2)對有卓越貢獻的運動員的給付。這些運動員的養老金給付應不低于傷殘或者亡故的賠償金額。
運動員補充養老保險。補充養老保險類同于企業年金，由國家體育總局設立，向所有運動員提供。采用待遇確定型模式(db計劃)，即運動員將來退休時的待遇水平是預先確定的，等到退休時直接支付養老金。待遇標準因工齡長短與貢獻大小而異。替代水平可參照企業年金替代水平的最高限即25％為界。補充養老金主要從福利彩票收入、體育賽事的門票收入、電視轉播收入、廣告收入、俱樂部冠名權等商業性收人中提取作為保險基金。
補償性養老福利金。運動訓練是一項青春職業，運動員大多數是從少兒時期就開始專業訓練，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超負荷的運動訓練，技術要求高、勞動強度大。短暫的運動生涯過后，不但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傷病，還錯過了人生的最佳學習時機，為國家奉獻了自己的青春。設立養老福利金作為對退役運動員的補償，是社會對他們的回報，也是黨和國家對他們負責和關心愛護的最直接體現。補償的社會學依據是社會交換理論，其重要特征是用代價和報酬分析社會關系。補償概念有兩點必須明確，其一是補償不同于獎勵，獎勵是針對人們的貢獻和成績而做出的，不涉及損失；其二是補償也不同于單純的賠償，賠償大多是針對損失而言。補償含有獎勵的貢獻因素和賠償的損失因素，是二者的結合形態。問補償金的給付以工齡為依據，資金來源于運動員培養費，可從中拿出部分作為運動員補償養老福利金。商業養老保險。在國家社會保障的制度框架下，大力發展體育保險事業，鼓勵運動員參加商業保險。國家體育行政主管部門應出臺相應的優惠政策。如參加養老保險的保險費直接從其個人所得稅中扣除，主管部門協助保險公司開發新險種，加強精算，降低保險費率等。就當前而言，鑒于我國保險公司開發的體育保險險種少、費率高、保障范圍窄等問題，體育行業可考慮加強行業自保和互助保險。事實上，在桑蘭事件后，我國已經建立起運動員的互助保險，但是這一制度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3、加強體育保險相關法制建設
立法是體育保險發展的關鍵和保障。到目前為止，國家出臺的《國家隊運動員傷殘事故程度分級標準》、《國家隊運動員傷殘保險事故程度分級標準定義細則》、《國家隊運動員傷殘保險試行辦法》等文件只涉及國家隊運動員傷殘保險事宜，對運動員退役養老和就業保險并沒有相關法律規定。所以，當務之急是盡快出臺與運動員退役養老保險相配套的法律法規。首先，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即將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的法律框架下，將運動員養老保障納入國家整體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并制定相配套的運動員養老保險條例。其次，將商業保險納入運動員養老保險體系，這不僅有利于進一步加強我國體育保險事業，而且還能夠利用保險公司的資金和技術力量，轉嫁體育運動的高風險，更好地保障體育事業的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目前，無論是保險界還是體育界，都還沒有明確的、完善的關于體育保險的法律法規，這在客觀上限制了體育保險的發展。我國對保險監管的基本法律是《保險法》和以《保險法》為核心的相關法規，包括《保險公司管理規定》、《保險人管理暫行規定》、《保險機構暫行規定》、《保險經紀人管理暫行規定》、《合同法》、《公司法》等，沒有專門的體育保險法規，僅有這些法規又不能滿足體育保險市場的需求，這直接導致了目前國內市場體育保險的具體事項涉及很多法律盲區，必然會導致操作上的不規范。再次，完善保險經紀人、人的資格考試制度、市場進入和退出制度及職業培訓制度。只有將整個體育保險制度化、規范化，才能促進養老保險及就業保險的穩定發展。
論文摘要：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建立，是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也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和體現社會公平。但是。就現階段我國所面臨的實際情況而言，實現這一目標的難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現狀及所面臨的現實因境和挑戰進行分析。
論文關鍵詞：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現狀；困境
在現代社會中，養老保障制度是實現公民的生存權利以及其他人權的重要問題，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受社會發展成果的主要途徑．也是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基本支柱，因此，在我國當前的社會生活中，建立完善的、包括城市和農村在內的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不僅是為體現每一公民的生存權和其他人權，也是為實現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所必需的。
社會養老保障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在一個國家內部，這種基本權利對于每一個公民應是相同的，不應該因為公民的戶籍身份或居住地域而區別對待。長期以來，農村社會保障始終處于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邊緣，農民一直游離于社會的保障網之外。因此，及時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和體現社會公平。已日益成為關注農村問題的人們的共識。但是．就現階段我國所面臨的實際情況而言。實現這一目標的難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現狀及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和挑戰進行分析。
一、農村社會養老的現狀及原因
(一)農村養老保障的現狀
迄今為止。我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主要還只是面向城鎮人口，占總人口近80％的農村人口尚未被覆蓋．目前我國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農村總人口的7．36％以上，而城鎮的比重為6．29％，到2030年，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將達到17．39％，而城鎮的比例則為13．1％．負擔明顯低于農村。由于80年代以來長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慣性效應，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村老年人口的比重還將會繼續上升。市場化改革以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農村居民的相對地位進一步弱化．反映了農村居民生活風險的累積。
經歷了將近20年的時間，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確立。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心卻一直傾向于城鎮弱勢群體。對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忽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一大失誤。在缺乏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的情況下．農村人口的養老保障仍然只能憑借傳統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民政部于1991年開始試行
(二)形成農村養老現狀的成因
1．歷史原因
由于中國歷史傳統中儒家“孝道”思想的影響，農村老年保障在中國歷史和傳統上是以“家庭”為主。“家庭養老”是我國贍養老人的優良傳統，有著悠久的歷史，深厚的經濟社會基礎，“我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養老孝親是我國人民的傳統美德。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人民就把‘老有所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作為道德理想和現實的道德要求提了出來，使得當時及其以后的家庭具有了贍養老人的職能。直到現在，這種職能仍然存在。”囿于歷史和傳統思想的影響，使得社會對于農村養老保障問題的探索和改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的認識受到了一定的消極影響．自覺不自覺的導致了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工作嚴重滯后。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發展．以及現實社會中競爭的加劇、工作壓力增大等原因，“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涌現。家庭結構小型化，家庭內部重幼輕老和子女忙于工作，使家庭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狀況難以維系等．且維系家庭養老傳統文化中的孝道作用在不斷弱化；事實上家庭養老的作用在大大削弱。1991年中國老齡科研中心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資料表明我國農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養老的比例為63％：2001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農村家庭變化課題組”調查資料表明，這一比例已經下降為50％左右。從而使得農村傳統養老的方式“家庭供養加土地保障”的模式受到了強烈的挑戰。
2．經濟原因
從我國宏觀經濟情況看，雖然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有相當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國人口多、底子薄、東西部地區差距大、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當前要做的大事又非常多、攤子非常大(如基礎設施建設、西部大開發、三峽大壩、國防軍工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資)。所以，現有國家經濟實力與實際需求還不能很好地適應。因此，國家目前只能將社會保障的重點放在城市．這也是導致農村社會保障工作嚴重滯后的原因。從農村貧困人口的情況看。不僅存在著大量需要社會救濟的“三無”(無收入、無勞動力、無經濟來源)對象，而且仍有9000～15000萬左右的貧困人口。農村貧困人口“糊口”問題仍然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社會問題．解決數量龐大的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和溫飽問題，無疑需要一個極大的財力支持。而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財力非常有限，這就造成對農村養老保障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從而制約著農村養老保障工作的發展。從市場運作的角度來看。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由于運作成本較高．商業保險的利率不穩定，養老金的保值、增值困難，一般的農民難以承受其經濟壓力和風險，農民所能享受的養老金數額有限，顯然對農民的養老難以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故吸引力也不大。
3．社會原因
由于人口結構的特殊性。我國社會養老負擔特別重．在農村尤為突出。2000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1．3億左右，其中，農村老年人口大約有1億左右。其總量遠遠大于城市老齡人口，是世界上農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醫療衛生水平的提高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實施．我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已達到70歲以上．加上少兒人口的相對減少．導致了我國社會人口結構的老齡化速度加快。據“五普”資料表明，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占比重已經達到6．96％，現已跨入了老齡化社會。與世界上人口老齡化國家相比較，我國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而且，人口老齡化的水平是農村明顯高于城鎮．隨著流動人VI的增加，這種趨勢將會更進一步地增加。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現在的養老保障僅局限在城鎮人口中開展。從而導致了農村養老保障工作的滯后。
4．政治原因
從中央政策層面上看，對這個問題還處于研討和試點階段。“確實在理論界和政界關于農村是否需要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是不統一的。不主張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主要理由認為，農民尚沒有多大能力或沒有條件參加養老保險，農村家庭仍可以發揮養老的作用，開展社會養老保險沒有必要或者作用不大，加上農民家庭擁有一份土地，土地可以成為農民最后的保障”。可見，這些反對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述歷史原因的影響。對于“家庭、土地”養老。在新形勢下，特別是人世以后，將受到的巨大沖擊估計不足。盡管政治方面的決策，很大程度上與前面所分析的四個原因息息相關，但由于這些意見來自決策層面，這無疑對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中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造成一定的阻力。
二、我國農村養老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及挑戰
(一)面臨農村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困境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農村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度：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醫療、健康水平的不斷改善，我國人口平均壽命已從1949年的35歲上升到目前的70歲。生育率的下降與平均壽命的提高，使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迅速上升。據人口學家估計，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老年人口的比例將接近1／4，達到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時期。雖然農村的生育率明顯高于城市，但由于農村人口基數大和城市化道路吸弓l大批青年向城鎮轉移，本世紀我國農村老年人口比例將高于城鎮，使養老的絕對需求量擴大。屆時農村經濟仍然落后于城鎮，而老年的生活主要還是依靠家庭，必將使家庭養老壓力更加沉重。計劃生育政策產生的另一個結果是家庭小型化的趨勢。據統計，農村平均家庭規模已從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2年的4．13人。農村的獨生子女在大幅增加。“4—2—1”家庭結構在逐漸形成。以家庭養老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將使未來的子女在養老的問題上不堪重負。
(二)面臨WTO帶來的挑戰
加入WTO后，農業競爭越來越大。首先是我國農產品面對國際農產品壓力倍增，以糧食生產為例，我國糧食生產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發達國家幾乎為l00％。國外價廉物美的農產品的進入必將擠占我國農產品相當一部分市場．這無疑會導致一部分農民收入的減少。而且中國加入WTO后．國外農產品的進口量將會增加，從而必然對我國農產品的商業化、農村的產業結構產生強大沖擊與影響。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議我國農產品總體平均關稅在2004年前要降至l7％，重要農產品關稅則要降至14．5％，這就意味著受國家政策長期保護的農產品將面對國外農產品進入的競爭，使農村保障水平降低。其次是農業的現代化挑戰土地的家庭粗放式經營．在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以國際化和市場化為導向推進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和集中．發展農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和市場競爭力。而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要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業勞動力能夠穩定地進入非農產業，農民家庭收人來源主要依靠非農產業。二是要有可靠的社會保障能夠幫助他們抵御未來一系列事故風險，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所以必須在社會保障體系中。應建設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體系。
(三)“新三農”問題的緊迫性
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進入倒一個全面推進加速階段．一些社會矛盾更加突出。其中，“無承保土地、無穩定職業、元社會保障”農民(簡稱“新三農”，另一說法是指“元地農民、失地農民、農民工”)問題尤其值得關注。“新三農”們種田無地、就業無門、低保無份，許多人生活陷入貧困的邊緩，成為社會中新的弱勢群體。越來越多的農民生存權和發展權面臨嚴峻的挑戰。
論文摘要:人口老齡化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經濟發展過程面臨的共同性話題，就上海而言，未來上海市人口老鈴化帶來的影響已逐漸凸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匾乏，勞動力不足以及社區為老服務發展滯后的矛質已開始成為制約上海市經濟發展的瓶頸，老齡化帶來的影響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長期存在，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影響以及尋求可行性辦法解決老齡化人口的贍養問題已成為政府和社會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據《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齡事業監測統計信息》公布，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全市戶籍人口1391.04萬人。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300.57萬人，占總人口的21.6% ;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萬人，占總人口的15.4% ; 7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160.65萬人，占總人口的11.5%;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53.44萬人，占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7.8%，占總人口的3.8%;100歲及以上老人836人，其中男性175人，女性661人。按照人口學測算標準，老年人口的年齡起點一般定為60歲或者65歲，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10%或者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7%的國家或地區被稱為進人老年型社會。上海遠遠超過這一標準，其分別超過測算比例的11.6%和8.4%，上海的老齡人口已經是其總人口的1/5，上海市城市發展已進人真正的人口老齡化時代。
一、上海市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按照上海市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公布的2008年最新上海人口生命表測算，未來10-巧年上海市步人老齡人口的數量會急劇增多，即將進人人口老齡化高峰時代。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與勞動力短缺矛盾、等待領取養老金養老的老年人口與社保基金嚴重不足矛盾以及外來新增勞動力人口與上海市現行戶籍政策等矛盾，都將給政府現行社會政策帶來巨大挑戰。
從上海市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人口檢測統計數據來看，在上海城市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近年來已表現出了新的特征。
1.從老齡人口總數來看，上海市60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逐年增高
從已有數據來看，近年來上海市老齡人口呈遞增趨勢，平均每年新增老齡人口數已超過10萬人。截至2006年底，上海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75.62萬人，占總人口的20.1 %，比上年增加9.25萬人，增長3.5% ; 2006年到2007年末，60歲及以上人口增加了11.21萬人，增長4.1%;占總人口比重從20.1%增至20.8 % ; 2007年末到2008年末，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增加了13.74萬人，增長4.8% ;占總人口比重從20.8%增至21.6%，達到300.57萬人。據預測，到2010年上海老年人口總數將達312萬人，約占總人口的23%。這一比例直向世界第一長壽大國日本的老齡化水平看齊。2020年，上海老年人口數字將攀升至500萬，而上海老齡化發展的趨勢要到2025-2030年間才會達到高峰。
就其原因而言，從世界范圍來看，上海市這一老齡化符合世界人口老齡化趨勢，可以講，現在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大多出嘗于1949年前二戰結束世界人口出生高峰期所生人口，上海解放前與解放后，作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命脈，一直保持著勞動力的充足狀態，由于二戰結束后短期的和平以及解放后發展大上海而遷入上海市的青壯年人口生育意愿的極高狀態，使得當時出生的人口極多，呈現出一個高峰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60年后的今天正好進人一個人口的老齡化時期。
2.從老齡人口年齡結構來看，上海市女性老齡人口多于男性，城市獨居女性老人越來越多
從上海城市老齡人口年齡結構來看，女性老齡人口多于男性老齡人口，并且呈現出隨著年齡的遞增，女性老齡人口所占整個城市老齡人口的比重越來越高，高齡女性人口越來越多。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6.9%，女性占53.1%;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5.3%，女性占54.7 % ; 7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3.6%，女性占56.4% ; 8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38.9%，女性占61.1%;10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20.9%，女性占79.1%。由此我們可以很顯著的看出，由于男女性別人口總數的不對等以及男性實際生命比女性短等現實因素的考慮，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上海市進人老齡化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的現狀仍然要維續一段時間，未來上海市的城市獨居女性老人數將越來越多。
3.從人口撫養系數來看，上海城市老齡人口撫養系數越來越高，總人口撫養系數越來越高
人口撫養系數是指人口中處于被供養年齡(一般指15歲以下和64歲以上)的人口與處于勞動年齡(15-64歲)人口的比，也被稱為年齡撫養系數。如果只計算巧歲以下人口與15-64歲人口的比，則該比值稱為少兒撫養系數;如果只計算64歲以上人口與15-64歲人口的比，則該比值稱為老年撫養系數。相關數據顯示，200(〕年人口普查上海市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撫養60歲及以上人口的老年人口撫養系數為26.1 % ， 2005年老年撫養系數為27.2% ，2006年老年撫養系數上升到28.1%，比上年增加1.0個百分點，2007年末，老年撫養系數再次上升到29.4%，比上年增加1.3個百分點，2008年末，上海市老年撫養系數為30.8%，比上年又增加了1.4個百分點。也就是說2008年開始，平均3.33個上海勞動適齡人口就要養活1個上海老齡人口，加上人口生殖過程中的少兒撫養系數的存在，上海城市總人口撫養系數一直在增加。
4.從城市人口未來發展趨勢來看，“純老家庭”日漸增多，高齡人口顯著增加
由于現代醫療技術的發達以及人口生活質量的提高，近年來，上海全市“純老家庭”越來越多，也即意味著老年人總數在上升，2004年上海市“純老家庭”總人數為70.%萬人，時隔2年后2006年上升到78.72萬人，2007增加到84.37萬人，2008年上海市“純老家庭”人數為86.38萬人，比2004年首次統計增加了15.42萬，其中80歲及以上“純老家庭”人數達24.26萬人，比2004年首次統計增加15.06萬人。從已有數據以及上海市人口生命表推測來看，由于家庭養老習慣的變更，未來上海市純老家庭總數還將有個上升的趨勢，同時高齡人口也會進一步增加，這部分“純老家庭”老人的生活照顧問題也將是研究與解決城市人口老齡化政策必須要考慮的現實性問題。
5.從老齡人口地區分布來看，城市不同地域間老齡人口差異顯著
從上海市老齡人口分布來看，截至2008年末根據已有數據，老齡人口最多的依次為浦東新區40.6萬人、楊浦區22.9萬人、徐匯區20.74萬人、普陀區19.21萬人、閡行區18.82萬人、虹口區18.26萬人、寶山區17.72萬人、崇明縣16.82萬人、閘北區15.17萬人、南匯區14.41萬人、黃浦區13.5萬人、長寧區13.33萬人、嘉定區12.3萬人、松江區10.88萬人、奉賢區10.59萬人、金山區10.51萬人、青浦區9.46萬人、靜安區7.72萬人、盧灣區7.57萬人。據《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齡事業監測統計信息》數據，"2008年末各區縣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該區縣總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靜安區、盧灣區和崇明縣，分別為24.9%，24.4%和24.3%;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金山區、寶山區和普陀區，與上年比分別增加1.0，0.9和0.9個百分點。2008年末各區縣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占該區縣總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靜安區、盧灣區和黃浦區，分別為5.5% ，5.5%和5.1%;高齡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普陀區、長寧區和楊浦區，與上年比均增加0.3個百分點。2008年末各區縣高齡老年人口占該區縣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黃浦區、盧灣區和靜安區，分別為22.9% ，22.3%和22.2%;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長寧區、普陀區和楊浦區，與上年比分別增加0.7，0.7和0.6個百分點。
二、上海市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現象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性問題，從上海來看，人口結構中的日益老齡化現象已經給上海城市化過程中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嚴重挑戰。
1.老年人增多，上海市社會保障體系面臨重新調整，財政負擔將進一步加重
上海市現在戶籍人口1391.04萬，上海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全國來說已經發展的比較健全，但從上海社會保障體系內部社會保險方面來看，現在上海的社會保險分為:①城市社會保險;這部分大約繳納的人數為450萬人，主要是針對上海市城市在籍人口繳納的。②城鎮社會保險;這部分人群主要有180萬，主要是上海城市郊區大量農轉非的失地農村人口。③農村社會綜合保險;大約為200萬人左右，主要是原來是農村戶口的人群繳納的農村保險，大多集中在區縣郊區地域。④綜合保險;這部分保險主要針對的是在上海市的流動人口而開設繳納的，大約為350萬人。⑤醫療保險;自愿參加，即在上海工作的人群都可以成為醫療保險的對象。
而現在上海的城市退休領取養老金的人口已經達到了206.51萬，占老年人口的68.7%、全市戶籍人口的巧%。根據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齡事業監測統計信息顯示，2008年上海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領取小城鎮社會保險人數為33.38萬人，領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人數為30.96萬人，領取征地養老的人數為19.21萬人;全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從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養老保障中獲得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為0.77萬人，獲得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為5.20萬人，獲得城鎮高齡無保障老人養老保障金人數為5.71萬人，農村無保障老年人獲得老年農民養老金補貼的人數為32.52萬人，農村五保老人獲保障人數為0.29萬人。初步測算一下，上海現在單就戶籍人口來說，用①中城市社會保險450萬人群繳納的部分保險金來養這206.51萬人，差不多就是2.18個城市人養1個退休老齡人口，僅依靠征收社會保險金的形式返還社會保障已經“失靈”，政府不得不財政補貼兜底補償社保基金的不足，加上財政在②③④⑤上的投人，上海市目前在社會保障體系財政負擔已相當嚴重，已經出現了社保基金嚴重穿底的現象，“社保基金嚴重穿底，僅2008年上海市級財政收入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180億元，占到了市級財政收人的17%-18%左右，而預計今年還需要增加60-70億才能把社保基金的窟窿補上。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依靠并提高財政支出比例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的情況將長期存在，甚至會越來越嚴重，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上海的老齡化問題。”(上海市市長韓正，2009盧由此來看，目前上海社會保險資金不足，社保基金中用于養老、助老、護老醫療費用支出的嚴重不足，現實社會養老問題的不到位，未來養老金缺口長期存在已是不爭事實，社會保障體系在人口老齡化以及政府財政負擔不斷加重的過程中面臨著重新調整的挑戰。 2.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上海市現有家庭結構模式的變化，年輕人負擔將越來越重
在目前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的情況下，人口的老齡化帶來的直接一個后果是家庭撫養負擔的加大，一方面，國家在老年人養老保障、養老金資金供給嚴重不足，另一方面，社區為老服務以及社區其他公共服務供給的嚴重不足，都使得老年人養老服務再一次回到了家庭養老的層面。而由于醫療技術帶來的人口壽命的延長，居家養老模式必然會帶來現有家庭結構模式的變化，居于中下層的勞動適齡人口撫養負擔未來將越來越重。
我們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出，未來上海市人口撫養系數將越來越高，隨著獨生子女政策實施20多年后政策效應的顯現，以及由于現代醫療技術的進步和人口生活質量的提高而帶來的人口壽命延長，未來獨生子女A和B結婚，處于勞動適齡人口的他們將要撫養其下面的小孩C以及可能4-8個其上面的老人(A和B各自的父母以及各自父母的父母)，由此，上海市未來勞動適齡人口家庭結構將發生變化，家庭總撫養系數也將越來越高，年輕人負擔越來越重。
3.本地勞動力就業人口減少、外地勞動力的引入，上海市社會政策體系面臨重新調整
由上海市15-64歲人口撫養比30.8% ， 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萬人，可以測算出來，15-64歲之間的勞動適齡人口為696.43萬人，剔除一部分高學歷尚在就學以及失業人口來說，也就是講目前上海市真正在籍適齡勞動力就業人數不足650萬人口，未來經濟發展過程中，本地適齡勞動力不足將成為上海市經濟發展后勁不足的制約因素，目前來看，外來勞動力的流人可能會為此緩解一部分壓力，但是外來人口的流人又會要求上海市現行社會政策進行新的一系列調整，例如，外來人口人滬戶籍問題、外來人口會保障以及其未來養老服務養老金問題、外來人口子女人學問題、外來人口的社會公共服務問題、外來人口的住房、道路交通、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問題等等，都使得未來上海保持經濟發展強勁勢頭，彌補勞動力不足必須要進行解決的政策調整問題。
4.城市人口的日益老齡化，未來可能阻滯上海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上海市越來越多的超過總人口1/5人口老齡化問題，使得上海市人口結構逐漸發生了變化，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帶來就業人數的變化，就業人數變化將會引起鏈鎖反應。而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信息經濟的來臨，高端產業在上海的發展，改造和淘汰傳統產業都會使一部分人失去工作，而這一時刻恰恰在當家庭收人出現危機時又面臨大量家庭養老問題的出現，政府又無力去全部解決社會養老問題。此時的人口日益老齡化將會影響到上海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使得我國目前的社會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面臨著重新變更的現實，“鑒于目前我國的產業發展都是著眼于近期的人口狀況和國內外的需求而建立發展的，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的進一步發展，原有的一些產業將不再需要甚至大量縮減，而原來沒有的或者很薄弱的一些產業，卻需要大量發展。”因而，在社會產業結構、投資結構發生變化過程中所帶來的轉型期的社會問題也必將會表現得進一步明顯起來，典型的就是上海市社會發展過程中人口、資源與環境之間的矛盾將有可能進一步加大。
三、應對上海市人口老齡化的對策思考
從世界范圍來看，人口老齡化已是當今世界各國共同需要面對的問題，由人口老齡化而帶來的如何應對老齡化趨勢，尤其是在為老服務方面已是各國都在積極探討的話題。然而對于上海而言，提前應對人口老齡化，發揮上海目前的資源和勞動力優勢發展社區為老服務事業，可能是應對上海目前人口老齡化的一項可行性辦法。
1.完善現有老齡人口養老服務體系，發展社區養老服務業
截至2008年底，上海市全市養老機構共計582家，其中，政府辦287家，社會辦295家，床位數共計80554張，平均每千位老人占有床位26張;全市居家養老服務機構共計229家，平均13125人享受1家居家養老服務機構服務;社區助老服務社共計234個，平均12844人享受1家社區養老服務社提供服務;老年活動室全市共計5547家，平均542人使用1家老年活動室;全市老年醫療機構(老年護理院、老年醫院)共計71所，平均每所為42334位老年人提供醫療護理服務;全市為60歲及以上老年人開設的家庭病床達41300張，平均每73人享有1張家庭病床數;全市共有老年學術組織、老年協會、老年文藝團隊、老年體育團隊、老年體協共計19706個，平均每153位老年人占有1個社團。因此，從總體上看，目前上海市養老、為老、助老服務體系嚴重不健全，為老服務的設施嚴重不足，服務的項目和內容也嚴重不健全，服務的質量和數量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還難以應對未來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因此，從長遠來看，要在社區興辦社會化養老機構，發展老年人社區養老服務，發展社區養老，社區助老為老服務，在滿足各個層次老年人需要的基礎上，發展以社區服務為主體的老年服務體系，建立以社區養老為主，鼓勵個人、家庭自助養老，實施社區助老、幫老，國家與社會資助養老等四級養老服務體系。
2.完善現有社會保障體系，健全養老金保障機制
通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就上海而言，健全養老金保障機制，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根本途徑還是需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構建和完善現有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資金的來源渠道和資金的管理方式，就目前來說，上海急需要盡快拓展和完善現有養老保障金資金的來源渠道，上海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一些經驗。比如為了緩解養老金的壓力，西歐各國養老保險體系實施的職業養老保障基金機制很好的解決了一部分資金的來源問題。“所謂職業養老保障基金，又被稱為企業補充退休金，一般由雇主和雇員共同承擔繳費費用，在西歐國家，通常該基金是從出資企業中獨立出來，由企業的雇主組織和工會協商建立，通過儲蓄、政府債券等多種投資渠道，提高基金的收益率，使職業養老保障基金保值增值。近幾年，西歐各國更是通過財政激勵和與有關合作方達成協議來提高職業養老保障基金，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英國，職業養老基金的覆蓋面就極廣，達到75%，資產規模超大，超過GDP的80% 。上海也應該從制度方面完善制度設計、加強制度創新、鼓勵支持發展企業年金繳納制度、配套實施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等多種形式的養老保險機制，形成國家、企業和個人相結合的多維養老保障體系，健全養老金保障機制。
3.延長退休年齡，實施柔性退休制度，延緩老齡化高峰
據相關部門測算，五年后上海市首批獨生子女父母開始依次進人退休年齡，并開始領取養老金，屆時老年人中八成以上為獨生子女父母。十年后，獨生子女父母數量將進人高速發展時期，每年將有20萬一30萬獨生子女父母進人老年階段。局時上海將在全國最早面臨獨生子女父母養老問題，家庭成員照料者嚴重不足將是未來最嚴峻的問題之一。從獨生子女社會承受力來看，獨生子女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社會撫養壓力，既要負擔好幾個老人的贍養問題，又要承擔子女教育負擔還得承擔自己的生活成本，獨生子女的生存壓力空前高漲。另一方面，按照國家現行統一退休標準，上海市男性人口年滿60歲實施退休，女性人口年滿55歲實行退休，從家庭結構和人口年齡結構來說，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的全部進步，還按照舊的退休標準實施退休制度，已經不能滿足現有年齡結構和經濟發展需要。從社會職業結構來看，60歲左右的人還能繼續在社會中發揮重要推動作用，45-65歲年齡段的人仍然還可以在社會重要部門崗位發揮作用，因而，上海能否延長退休年齡或者實施柔性退休制度，鼓勵并規定達到退休年齡的人口可以自愿選擇是否退休，實施老年人繼續再就業，以達到減輕獨生子女撫養負擔，減緩提前進人老年生活的老年人數增長速度，同時還能夠起到活躍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目的。
【關鍵詞】重慶衛視 節目內容 改版
2011年3月1日重慶衛視改版，其以建設“主流媒體、公益頻道”為目標，著力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著力打造自辦精品文化欄目，為觀眾提供更好的公益電視服務和良好的收視體驗。這次改版的突出變化體現在不播出商業廣告，減少電視劇和外購外包節目，增加新聞節目、自辦文化欄目、公益廣告和公益宣傳片幾個方面。
一、重慶衛視改版后面臨的問題
不播商業廣告，使得觀眾看節目更加方便，但是在電視劇的播出上還是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說電視劇的題材選擇上，是不是僅僅局限于播放弘揚主旋律題材的電視劇？其它題材的電視劇可不可以播?在我國，衡量“主旋律”電視劇有三條標準，即思想積極向上、藝術質量上乘、觀眾喜聞樂見。①在選電視劇的時候，如果只遵循前兩條標準，而忘記了第三條，電視劇播了都沒人看的話，收視率也就很難上去了。還有一個問題是，面對其他衛視的競爭，重慶衛視能不能原創些影視作品出來？這些都值得思考。
重慶衛視改版后收視率下降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收視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個電視臺的價值，外國的很多公共電視臺的收視率也常常不如商業電視臺。但是從節目內容上看，諸如英國的BBC、日本的NHK電視臺，都是更多地呈現一個社會的多元性，尤其是那些比較弱勢的聲音，所以，公共電視有更多文化性節目，更多深度報道。重慶衛視倡導“紅色文化”本無可厚非，但是中國的文化是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因此筆者認為，重慶衛視應該在以“紅色文化”為主導的前提下，同時傳播一些其它的文化，讓節目的內容更加充實些，應該倡導文化的多元化。
現在在同質化節目泛濫的環境下，節目的形式是很容易被模仿的，因此媒體想要突出重圍，吸引受眾，就要靠自己不可替代的節目內容。內容為王，才是媒體確立其形象的關鍵。因此，重慶衛視的改版，要把重心放在節目內容的創新上。但從重慶衛視的電視節目單可以看到，在很多時段播出的都是重播節目。重慶衛視應向國外的一些公共電視臺，中央電視臺以及其它省級衛視學習，借鑒它們中辦得好的公益節目。當有重大事情發生時，要制作大型專題欄目來弘揚主流文化，這點很重要，符合重慶衛視的“主流媒體”的定位，同時也不能忽視了民俗文化這塊，要在弘揚主流文化的基礎上，多發掘地域文化，為優秀的民俗文化提供舞臺，這樣更能體現重慶特色。
二、對重慶衛視改版后節目內容的幾點建議
我國目前的電視公益節目的主要類型大致分為電視公益廣告、服務類節目、以救助與幫扶弱勢群體為目的的民生記錄、公益電視活動產品四類。在這四點上，重慶衛視可以進一步創新。
1、重慶衛視改版后增加了公益廣告和宣傳片
每天播出60分鐘，比改版前增加了52分鐘。我國的公益廣告以提倡社會主義新風尚、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宣傳優秀民族文化、倡導社會公德觀念為根本，立足于使更多的公民樹立健康文明的行為規范。②正因為這一點，吸引觀眾注意力就非常重要了，要使觀眾“想看”并“想繼續看下去”，吸引注意力是施加影響的前提。我國的公益廣告普遍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宣傳味太濃，更像是一個說教短片。從思想意義上來看，公益廣告與公眾之間應該是一種平等交流的關系，而不是教育者與被教育者之間的關系。重慶衛視為了展示重慶改革發展生動實踐、頌揚先進模范和感動重慶人物等方面推出的公益廣告和宣傳片，主題立意沒有問題。關鍵的是在訴求方式方面，不能僅僅停留在信息傳播的層面上，而應該加強人性化訴求，將自發的一次轉化為自覺的終身行為。因此無論是公益廣告或是宣傳片都不能忽視觀眾的情感需求，要以情動人，在情感上讓觀眾產生共鳴。重慶衛視現在播出的公益廣告都是自己制作的，還可以選擇和企業聯手，由企業出資來制作公益廣告。這樣一來，既宣傳了企業的形象，也為電視臺帶來了一定的資金來源，也不違背公益的宗旨。
2、服務類節目也是不可忽視的類型
它可以不是一個完整的節目，甚至可以以節目中的小版塊形式出現，但要做到以下兩點：
（1）傳授新知識、新技能和生活中的小常識、小竅門。比如怎樣疊衣服可以減少空間等生活中的小竅門。
（2）無償為受眾提供有效信息。比如氣象信息和旅游資訊等等。除了平時介紹這些零散的服務信息外，還可以提供多個話題供公眾討論，比如房價、養老保險、高考政策等有關民生的話題，這樣不僅滿足了公眾的參與愿望，而且可以潛移默化地引導公眾關注焦點熱點問題，引導社會輿論的同時也能夠提高公眾的生活品質。不可否認的是，現在這類的服務性節目很多，推陳出新的關鍵就在于要給觀眾提供實用性的信息。如何在泛濫的服務信息中，找到對觀眾切實可用的信息，值得認真思考。
3、以引起社會公眾對弱勢群體的救助與幫扶為目的的民生節目，也可以當做一個重中之重來做
這種節目類似于深度報道，深入到公眾中去，挖掘弱勢群體最真實的生活狀態，揭示他們的生活矛盾和情感。此類節目滲透著濃厚的人文關懷，以公眾的日常生活中的困難為主要內容，喚起人們的同情與關愛之心，勇于承擔社會責任，幫助弱勢群體。通過真實、樸素、溫馨的節目格調，給電視屏幕帶來一股暖流。此類民生記錄能“從時代關懷、社會關懷、現實關懷出發選取那些社會群體性的題材，正視與反映生活的矛盾與現實，并進行及時的整體性的攝取，運用電視敘事與歸納分析，做出自己的價值判斷，以此引導人們作深層思考，希望引起社會的重視，且盡可能地緩解矛盾，解決問題。”③如果這類節目做得成功，不僅幫助了需要幫助的人們，也能夠提升電視臺的品牌形象。成都電視臺公共頻道在其民生新聞欄目《成都全接觸》中，推出大型人文關懷環節《特別幫助》節目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
4、電視活動產品指的是以受眾參與性社會活動為依托，以電視媒體為主要的手段，在活動進程中向觀眾進行同步展示的數量上形成一定規模的電視文本
電視活動產品既不同于單個編排的電視節目，也不同于固定播出的電視欄目，而是階段性編排的電視內容產品，整體來看具有較為明顯的層層遞進的儀式感。④公益類電視活動產品以受眾的高度關注和參與為核心，以創意和創新鑄造強大的傳播力，追求社會影響力的最大化。重慶衛視推出的《重慶好人》節目，其實就可以升級為一種電視活動產品。《重慶好人》展現重慶各行各業平凡人做出不平凡事跡的節目。當這些事跡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可以以此為主題辦一個主題晚會，來表彰那些平凡人做出的不平凡事跡。除了表彰類的電視活動產品之外，還可以推出一些有關慈善類的，讓企業和觀眾都參與其中，多做慈善，既可以宣揚主流文化，也滿足了大眾文化中受眾希望參與的需求。
公益節目關注公共利益，彰顯人文關懷，因此要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對于人與社會的關系，重慶衛視的很多節目都有涉及，但是在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這兩塊還需加強。制作出反應人與自然關系的節目，倡導公益環保，邀請全市人民一起參與其中，正好可以呼吁“森林重慶”的口號，既可倡導人們保護環境，也可向外界展示重慶良好的宜居環境。
經濟是現在人們關注的熱點話題，最好能聘請一些有專業的經濟知識的主持人，播出一檔演播室互動式財經類談話節目，采用談話的方式，可以把財經類節目從單調、乏味、枯燥的形式中解脫出來。因為純敘事性的小人物大故事這種類型的節目已經有了，而財經類的節目比較缺乏，需要加強。
還可以學習國外的一些經驗。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有全公益性質的教育頻道，不播廣告，不播少兒不宜的節目。借鑒教育臺的模式，可以播出一些知識型講座，或是有關旅游、健康等方面具有一定教育意義的節目，適合各個不同年齡階層的人看。在觀看電視公益節目的時候，觀眾能得到視覺、聽覺和心靈上的極大享受和滿足，在這種情緒狀態中，“教化”的內容能夠轉化為公眾內心的一種需要，應該說，電視公益節目是一種具有很大潛力的、寓教于樂的宣傳方式。“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指出:電視對觀眾施加的文化和哲學影響無以倫比，它正在取代家庭、教會和學校成為社會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⑤
如果說可以另辟蹊徑的話，社區類的節目也是個很好的突破口。重慶衛視可以和社區團體加強聯系，將社區里的一些活動搬上電視熒屏，這些節目的制作者可以是非專業的社區居民，用他們的視角拍攝他們身邊發生的事情，這樣不僅能隨時反映社區居民的需求和動態，也使公益電視與社區融為一體，有了更多的節目素材。
電視公益頻道應該以好的節目內容來吸引受眾，讓觀眾參與到公益中來，這樣才能凸顯公益節目的屬性。如果節目不能吸引人的話，觀眾不愿意看，傳播效果肯定為零。因此，重慶衛視節目內容的創新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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