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8 15: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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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項調查助力新疆建設
為貫徹落實全國對口支援新疆工作會議精神，增強新疆發展能力，制定新疆農業發展規劃做出貢獻，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決定協助國家統計局新疆調查總隊開展新疆農副產品進入北京市的渠道及品種的調查。
接受調查后，北京局隊領導十分重視。北京調查總隊總隊長潘瑤召集有關處室商討此項工作，指出北京局隊堅決貫徹落實對口支援新疆工作會議精神，要從講政治的高度圓滿完成調查任務。副總隊長邢志宏作為主管領導親自組織、安排，部署調查。相關處室迅速組成了由業務骨干參與的調查組，在一個月內完成了調查的布置、收集數據，整理資料和調查報告的撰寫工作。
近日，應國家統計局新疆調查總隊的邀請，邢志宏一行6人攜全部調查資料和1.5萬宇的《新疆農副產品進入北京市的渠道及品種調查報告》赴新疆交流調查情況，共同評估分析調查結果。
新疆調查總隊領導高度評價北京局隊這次調查工作，認為此次調查對新疆農副產品打開市場、擴大銷路、創立品牌提供了幫助，并希望北京局隊在今后工作中繼續加強對新疆發展的信息支持。
陜西局
建立農村數據處理新平臺
近期，陜西省統計局改革延用了多年的農村統計數據處理辦法，建立了新的農村統計數據處理平臺，并于日前對全省十一個市區和107個縣(市、區)統計局的150余位農村統計業務骨干進行了新數據處理程序培訓。
新的農村統計數據處理平臺建立在當前全省農村統計方法制度體系基礎上，適應了新時期農村統計工作改革變化的新形勢，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數據處理上報平臺簡單、直觀，新手能在最短時間內熟悉數據的錄入、審核、上報；
二是數據處理可拓展性強，非常適應當前變化快的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形勢；
三是數據導出導入方便，快捷，為各級農村統計部門及時整理、分析數據提供了便利；
四是數據處理系統還特設置了操作人員交流平臺，便于操作人員在操作過程中及時與上級管理員及專業人員交流，及時處理操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
據悉，新農村統計數據處理平臺上線后普遍受到了用戶好評。
海南局
完成全省公眾幸福感調查
近期，海南省統計局統計監測中心利用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系統開展了海南省公眾幸福感調查。
該調查根據隨機抽樣原理隨機抽中并成功訪問了800位海南居民，調查對象基本涵蓋了全省各社會階層和職業群體，調查內容為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社會幸福感等方面的評價，并形成了《海南公眾幸福感調查報告》。
調查表明：近年來海南公眾幸福感有了較大提升。九成以上的居民對在海南生活、工作或學習感到幸福；90.63％的居民對家庭生活感到幸福，社會和諧穩定；居民對海南社會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指數為92.21％，工作積極性高。該調查報告也反映了海南省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掀起一輪輪“幸福”熱潮的雖然是幾個不同的研究機構的研究報告，但引起人們的思考卻是一致的――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700美元，國人對生活品質的追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政府在從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務型政府的轉變中，怎樣滿足財富增加后人們不斷變化的幸福感？
來自官方的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也從2000年的39.4％，下降至2004年的37.7％。這一系數雖然與發達國家30％以下的水平相比仍有距離，但專家在比較后指出，目前中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水平達到了啟動以居民住房消費和交通、通訊消費為標志的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臨界點。
上世紀70年代的手表、縫紉機、自行車，80年代的彩電、冰箱、洗衣機，直到近5年，老百姓正進入到一個以教育、購房、買車為主要內容的新“三大件”消費時期，這種變化是否讓人們感到更幸福？
2005年年底，中國社科院的經濟藍皮書《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的分報告《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調查報告》稱，在對生活幸福感的調查中，七成城鄉居民感覺生活是幸福的，同樣，也有七成城鄉居民對未來生活持樂觀預期的態度，認為未來生活會“變得很好”或“變得比較好”。
但有意思的是，這次調查發現，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財富并非幸福感的決定性因素，個人經濟狀況滿意度、個人職業狀況滿意度、個人社會保障滿意度和養老憂慮是影響居民總體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
2006年年初，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也了一份與幸福有關的調查，他們的數據表明，一個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與居民對其城市的幸福度沒有顯著的關系。與收入水平和賺錢機會相比，城市的生活節奏、便利程度、人情冷暖、自然環境等軟性因素對城市幸福度的影響更大。
其實，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們從對國外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的研究已經證實，當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后，財富將不再是人們感到幸福的絕對要素。
國外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當GDP和民眾的幸福感之間不再有聯系的話，政府的政策還要僅僅致力于讓GDP處于上升軌跡嗎？
2003年，當我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時，學界有這樣的聲音，稱我國面臨兩類轉變：一方面是當人均GDP處于1000美元~3000美元時，我國正處在從一般溫飽社會向全面小康社會過渡的關鍵時期，公共需求逐漸由消費型向發展型升級；而另一方面，我國還面臨著政府職能轉變，逐漸從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務型政府轉變。
兩類轉變的交叉點是政府怎樣通過轉變職能滿足老百姓公共需求的升級，專家的另一個說法是，要讓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劉玉文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退休研究員，最近，他寫給國家發改委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被放到了這個部門的政府網站上。他說：“要實現小康，首先要解決就業這個頭等大事。只有充分就業，才有收入來源，才有可能去支付衣、食、住、行、娛樂、教育和醫療的費用，才談得到實現小康。同時要提高社會福利保障水平。”
或許在劉玉文看來，就業和福利是幸福的基礎，也是他希望政府“十一五”期間做的民心工程。其實“十五”期間，我國在就業、社會保障方面已經有了一些值得圈點的數字，官方的數據是2005年年末，全國城鄉就業人員達到7.6億人左右，比“九五”期末增加了4200萬人。
積極的就業政策實施幾年來，在促進就業特別是國企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方面發揮了作用。“十五”期間，有1800萬國企下崗失業人員實現了再就業。
盡管專家們認為，民眾的公共需求正在由消費型向發展型升級，但政府部門并沒有停止對提高百姓吃穿住行品質的關注。
瘦肉精、吊白塊、農藥殘留……在人們的飲食越來越豐富的今天，在食品生產加工和流通領域中，一些企業受利益驅使，鉆了國家標準缺失的空子，偷工減料、以次充好。
然而，當你真的去詢問周圍生活的人“你幸福嗎”？答案卻出乎我們的意料。從不同機構的不同調查來看，生活在北京的人們，幸福指數處于相對較高水平。
一座城市人民的幸福，跟環境、財富、個人價值等緊緊聯系在一起。是什么讓北京人覺得生活是幸福的呢？
2016年12月12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舉辦的《社會心態藍皮書：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6）》會在京舉行。報告稱，現階段北京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處于相對較高水平。
在這份報告中，具體指數并未對外公布。報告從社會感受與生活目標、社會公平與社會信任、流動性與城市認同以及網民社會心態四大部分入手，依據數字調查報告，全面分析了社會幸福指數的差異。
幸福指數，很簡單的四個字，然而，在社會學上，它涉及的問題太廣泛，涉及的領域也很復雜。
幸福感節節攀升
2012年9月12日，北京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與中荷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聯合《中國20城市居民幸福感》調查報告。報告稱，在調查的全國20個城市中，大連、沈陽等遼寧居民幸福感最高，其次是天津及山東的城市，而北京居民的幸福指數則低于全國平均指數，北京也因此成為此次調查中的“幸福低谷”。
在這里，問題來了。僅僅4年之后，北京居民就變得感受到幸福了？幸福感真的是會節節攀升的嗎？
在詞條搜索中，關于幸福指數的定義很繁雜。其中有幾點提醒我們：幸福指數并不是快樂指數，財富多少對幸福指數的影響不是主要的，對城市的滿意度跟幸福指數高低沒有最直接的關系……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日本。在一項針對世界34個國家幸福指數的調查中，權威報告顯示，雖然日本人在可支配收入、工作狀r、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等方面的得分均超過平均數，但日本民眾普遍自我感覺“不幸福”，僅40%的民眾對生活滿意。調查發現，日本失業率極低，在15?64歲民眾中，70%的人都有穩定收入來源，而34個國家的平均數只有65%。日本人經常抱怨工作時間太長，他們平均一年工作1714個小時，但34國的平均數卻達1739個小時。日本人平均預期壽命為82.7歲，為34個國家中最高。單從單項指標來看，多數日本人應該感到幸福，然而事實卻是相反的。
那么，幸福指數到底是什么，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又是從何而來？
幸福感是一種心理體驗，它既是對生活的客觀條件和所處狀態的一種事實判斷，又是對于生活的主觀意義和滿足程度的一種價值判斷。它表現為在生活滿意度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積極心理體驗。而幸福指數，就是衡量這種感受具體程度的主觀指標數值。“幸福指數”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國王提出并付諸實踐的。20多年來，在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南亞小國不丹，國民總體生活得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幸福指數”涉及的11個因素為：收入、就業、住房、教育、環境、衛生、健康、社區生活、機構管理、安全、工作與家庭關系以及對生活條件的整體滿意度。
從上面的名詞解釋可以看出，幸福指數是一個綜合性指數。即便11個因素中10個因素滿意度都很高，如果其中一個因素的滿意度過低，也會造成社會整體的幸福指數偏低。
這也正是北京居民幸福指數偏高的原因。
從環境來看，北京的交通擁堵問題，大氣中霧霾的問題雖然嚴重，但并沒有達到人們不能忍受的程度。另外，因為政府一直積極面對這兩項問題，不斷出臺各種政策進行治理，也讓北京居民在對交通、環境的未來發展上有著良好的期待。有數據表明，北京居民對于霧霾的治理75%以上的人認為，政府治理力度令人滿意，并對治理的結果持有好的預期。由于各個發達城市都曾經面臨過相同的環境問題，北京人普遍認為，霧霾的治理前途光明。
從收入、就業角度看，北京整體收入偏高，尤其是2012年之后，各個行業的就業很穩定，雖然物價漲幅很大，但相對于收入來說，北京人平均收入尚能滿足生活的需要。
而教育、衛生、健康、社區生活這幾項，可以說，北京人是相當自豪的。北京有全國最好的教育機構，有最好的醫院，這讓北京人的幸福指數大大提升。身在北京，你最不缺的就是文化環境，各種文化娛樂大幅度地滿足了北京人精神層面的追求。
對于北京人來說，不論是老北京人，還是北漂一族，北京總是以包容的態度，從容的氣度海納百川。這個城市的融合度很高，個人發揮的空間很大，幸福指數在全國排名偏高，很容易理解。
對于2012年的調查，多數北京人認為，近些年來，北京的規劃與城市建設腳步發展很快，北京人的幸福指數確實可以用節節攀高來形容。
北京人：我的根在這里，
我的幸福在這里
隨著城市腳步的發展，城市范圍的擴大，越來越多的北京人從老城區遷往了郊區。最開始，很多北京人不能接受。小風的爺爺奶奶就是其中的兩位。他對筆者說：“世世代代生活在城里，我的爺爺奶奶對于遷往郊區生活是最不能接受的。當初搬遷的時候，爺爺和奶奶大有就要背井離鄉的架勢。然而，隨著發展，爺爺奶奶慢慢開始喜歡上了新的居住環境。首先，告別了大雜院，生活便利了很多，上廁所、洗澡都不再是問題。這幾年，四環以外的小區建設是有目共睹的。商場、餐館、便民設施、網絡越來越完備。現在，誰還會為了買東西進城啊？網絡的發展更是快，坐在家里什么東西都能收到，想吃什么手機下單一切搞定。爺爺奶奶雖然歲數大了，可是都知道讓我們年輕人用手機下單，生活方便度，有哪里能媲美北京？小區里的綠地多，沒事誰還會去公園？爺爺奶奶天天和周圍的同齡人在小區空場聊天、下棋，那日子過得別提多滋潤了。”
對于北京的老年人來說，幸福指數在全國居于第二。日前，“中國老年人政策進步指數”在北京。該指數主要針對我國各省市老年人社會服務、福利待遇、健康等多項指標評估。“中國老年人政策進步指數”由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與智睿養老產業研究院聯合，首次對全國31個省份（除港澳臺）的老年人政策環境進行評價，并對老年人政策和服務發展趨勢作出判斷。據該指數顯示，中國老年人政策進步指數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依次是：浙江、北京、上海、山東、江蘇、貴州、福建、陜西、甘肅、山西。其中，北京在政策環境、老年人社會服務、社會福利和老年健康與教育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包括持續向60?79歲重度殘疾人、80歲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發放100元養老（助殘）券；較早出臺了《養老設施專項規劃》。
對于大多數年輕的北京人來說，生活的方便舒適是他們幸福感的來源。而從“根”的角度來說，北京人也有著幸福的感覺。郎先生是一位30多歲的老北京人，生于斯長于斯的他，對北京的熱愛是眾多土生土長北京人的一個縮影。他說：“對于北京人來說，提及幸福感，首先就要說一說歸屬感所帶來的幸福，用咱北京話講叫‘踏實’。無論您走在繁華鬧市還是胡同深處，您都有種在家的感覺，這種幸福來自地域優勢，更來自根植于這里的城市情結。以我為例，北京不但給予了我生命，更為我帶來了無盡的創作源泉，這些創作也為我的事業打下了越來越深厚的發展基礎。坐在自己家里，寫自己家發生的故事――這點對于一位創作者來說，是一種難得的幸福。此外，生活在北京，幸福感同時來自國家優質資源。北京作為國家的特殊地位，治安保障、民生建設、文化發展等領域均處在全國發展的第一梯隊中，身處這樣一座城市的人們，無疑成為了受益者之一。正因為如此，有越來越多企業與機構樂于在北京或是建立根據地，或是打造夢想之舟。這不但為北京人帶來了便捷、豐富、優質的服務體驗，更提供了多樣的發展機遇。可以說，只要您對自己有一個準確的定位，并樂于付出，肯于努力，在這座城市里都會得到收獲。”
北漂一族：文化與寬容是我的幸福來源
中國是一個人情的社會，這種現象在小城市更是如此。王陽陽來自江蘇某縣城，在女兒5歲以前她在縣城的銀行工作，有一份在別人看來不錯的工作。女兒5歲這年，她和做服裝生意的丈夫因為“小三”的原因離了婚。盡管從婚姻角度看她是受害者，然而，在眾人的眼中她卻并非如此。在她的家鄉，大家普遍認為，丈夫出軌并不是什么大事，做妻子的人應該更多的是寬容對待。更何況，她還是生的女兒，而“小三”卻給丈夫生了個兒子。在離婚前，周圍的親戚很多人竟然勸她：“你只給他生了個女兒，你老公都沒跟你離婚，你干嗎要離婚？”親戚的不認同，周圍同事也是多以看笑話的心態對她，讓從小要強的王陽陽毅然決然地帶著女兒離開了家鄉。多數江蘇人都喜歡去上海發展，但是王陽陽離開的時候，恨不得離家鄉越遠越好，于是，她選擇了北京，成為了北漂一族。
在北京，她經過同學介紹在一家小公司做出納，由于她肯吃苦，工作努力，慢慢從出納做到了會計，5年之后又跳到了一家大公司出任財務主管。生活慢慢好起來，從開始居住的地下室，搬到了四環以外的居民樓里。女兒也從上打工子弟小學，轉學到了一家民辦小W。說起幸福感，她說：“在別人看來，也許我發展得沒什么特別之處，只不過是個公司職員。然而，對我而言，我通過自身的努力，在北京有了立足之地，我有很強烈的歸屬感，尤其是在思想意識上。生活在北京，周圍的人不會問你私生活到底怎么回事，為什么從家鄉出來，在思想意識上也沒有家鄉那種女人就應該為男人活著的壓抑感。這個城市太大了，也許有人會說這里不是家鄉，會寂寞，我卻不覺得。我覺得個人的生活不應該成為別人議論的對象，北京這個城市在思想上自由、開放。我在這里有一種新生的感覺。盡管壓力很大，可是我覺得未來只會越來越好。我的女兒也很喜歡北京，在這里，她如魚得水，跟周圍的孩子非常融洽，更重要的是沒有人問她關于爸爸和媽媽離婚的問題，她活得很自在。”
正如王陽陽說的，北京是非常包容的一座城市，無論你是哪種形式漂在這里，無論你認識還是不認識這里的人，只要你對生活充滿著熱情，對工作保持著激情，你總能在某一個位置上找到自己的發光點，哪怕僅僅只是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微光，也依然能夠照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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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泉州；外來務工人員；幸福感
當前幸福感問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無論是中外學界還是各級政府，都將幸福感問題納入重要的研究范圍。在這一背景下，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問題也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國家統計局的報告顯示，2009年度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2978萬人。這一龐大人群的幸福感問題關系到全國各地社會的健康和諧，但目前相關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本研究選取泉州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為視角，對這一現實問題作一粗淺探討。之所以使用“泉州外來務工人員”的提法，而非籠統的“泉州農民工”，是因為考慮到泉州經濟文化環境的特殊性，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問題更加復雜和影響深遠，且這樣圈定范圍會使研究更有針對性。
一、泉州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對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
（一）幸福感研究及其在當今社會的重要地位
人們對幸福感的研究由來已久，從亞里士多德提出“幸福是終極的和自足的，它就是一切行為的目的”，到1950年代幸福感研究在美國的興起，幸福始終是人類關注的話題。西方現代意義上的幸福感研究以華?威爾森（WannerWilson）在1967年撰寫的《自稱幸福的相關因素》為標志，該文對當時有關幸福感的研究進行了回顧與總結，并深入分析了什么是幸福，經濟增長是否一定會導致幸福感水平增加等問題。其后幸福感的研究經歷了從基礎的調查描述到幸福理論的建構，再到精確測量量表的制定等，逐漸形成較為成熟的體系。目前研究者大多認同Diener的概括：所謂主觀幸福感，是個體“根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性評估”。
我國對幸福感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并迅速引起廣泛關注，如學術界對幸福理論的熱烈探討和系統整理；杭州、西安等地紛紛開展居民幸福指數的測量；深圳把樹立“幸福感”作為發展的新標尺，近年來關于幸福感的論文更是不勝枚舉。由于我國研究幸福感的時間不長，各地的研究依據和測量方法不一致，而幸福感的特殊性又使得本土化的研究理論和工具至關重要，所以各地的研究結果雖具較大參考價值，但可比性較差，說服力不強。而且，對外來務工人員這個弱勢群體的幸福感進行專門研究的并不多見，因而在這方面的深入探討尚有較大的空間和價值。
（二）提升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對促進泉州社會的健康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泉州外來務工人員超過百萬，占全市人口近1/5。他們從最基層支撐起泉州各行各業特別是工業的發展。這些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是衡量泉州社會是否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晴雨表。提升他們的幸福感，既可以保障其基本權益，同時也可以提高其工作效率，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對于泉州這個擁有眾多中小加工企業的城市來說，正常發展更是離不開廣大外來務工人員，這一點在曾經發生過的“民工荒”中得到深刻驗證。2003年的“民工荒”使得泉州當時的缺工量最高時曾達到了十幾萬人之多，直接影響到企業的順利運行。后來經多方努力，問題得到解決，但隱憂仍然存在。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9076萬人，比2008年下降8.9%；在中部地區務工的為2477萬人，增長33.2%；在西部地區務工的為2940萬人，增長35.8%。在這種情況下，關注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對促進泉州這一東南沿海城市的健康發展顯得尤為重要。
（三）對提高泉州的知名度、促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起到重要的宣傳作用
近年來，隨著和諧社會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各地政府部門也意識到強調幸福感的重要性，紛紛組織學者研究探討本地居民的幸福感問題，重視幸福感的評選、排名，那些幸福感較強的城市較好地提升了本身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當前，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和發展受到全國矚目。為推動經濟區的健康發展，社會各界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初步成效。而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把經濟區的良好形象塑造起來并宣傳出去。泉州作為該經濟區建設的重要陣地，本身的形象和對外宣傳都具有深遠影響。
在這方面，外來務工人員也是一個重要窗口，他們來自全國各地，是泉州與外界溝通聯系的重要渠道，盡管他們大多來自基層社會，但對應的面相當廣，且近年來各界對農民工問題一直熱切關注，更容易產生廣泛影響。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越強，其宣傳效果無疑會越好。反之，如果不重視這些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導致問題迭出，其負面影響也是毋庸置疑的。
二、泉州外來務工人員幸福感的狀況
泉州外來務工人員在幸福感方面存在一定優勢，有些措施和政策還走在全國前列，但也有和其他城市通常存在的一些共同問題，以及泉州本地的特殊問題。近年來，泉州地方政府和企業對外來務工人員有針對性地采取了系列措施，特別是2003年的“民工荒”之后，泉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幾年間連續出臺多項優惠政策，改善用工環境，維護農民工權益。這些措施的實施，有力地保障了泉州外來務工人員的權益，使其幸福感有顯著提升。具體方面這里不再一一列舉。以下主要指出泉州外來務工人員在幸福感方面遭遇的特殊問題。
（一）泉州外來務工人員在幸福感方面面臨的主要問題
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有其獨特性，影響其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歸屬感和認同感。考慮到這一因素，泉州外來務工人員在幸福感方面還是存在較多問題，特別是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首先來參考全國其他地方農民工在幸福感方面遭遇的問題：章洵在武漢的研究發現：相對于過去在農村來講，認為自己“更加不幸福”的比例有所上升；另據吳靜對浙江農民工的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指標大大低于浙江居民幸福平均分。
這些研究數據顯示，在影響外來務工人員幸福感的因素中，與本地城市居民和本地文化的融合問題才是一個深刻而復雜的難題，如感覺城里人瞧不起自己、社會不公平、與在農村相比更加不幸福等，其實說到底都是這個問題。本研究在對泉州部分外來務工人員的調查走訪中也發現，相當數量的人認為與泉州本地居民之間存在很大的隔閡，如他們也明顯感覺到本地居民自我優越感很強，瞧不起自己，而且本地居民之間普遍使用閩南語方言交流，他們完全聽不懂以至于交流障礙巨大，距離感更強。這些問題都屬于較深層次的問題，單靠普通的行政手段無法從根本上解決。
（二）泉州經濟文化環境的特殊性加劇了這一深層次問題
在泉州的企業中，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和家族企業占主導。由于受客觀條件的制約，中小民營企業在原始創業階段，通常無法營造良好的文化環境并對員工進行充分的人文關懷，當前這些企業在文化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但這一背景因素在今天也還有一定的影響。同時，泉州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本地居民的努力積累和智慧打拼，知名企業家基本上都出自本地。這與廣州、深圳等城市有很大不同，后者是依靠政策等優勢吸引全國各地的人才聚集創業，本地居民為外地企業家打工服務的現象相當普遍。目前還沒有外地投資客在泉投資的具體數字，但從現有資料來看，這個比率非常小。這樣在泉州地區就形成本地居民的優越感，并對外來務工人員容易產生一定的排斥甚至歧視態度。
另外，泉州地方語言所隸屬的閩南語系也相當特殊，由于特定的歷史地理原因，閩南語在發音和構造上都極為特殊，外地人很難聽懂。而本地居民在交談時基本上習慣使用閩南語，甚至排斥使用普通話，從而形成外來人口了解閩南文化的第一道也是很堅固的一道屏障，這一點在全國其他城市也不多見。這種語言文化環境再加上前面所說的經濟環境，合起來便形成了外來務工人員認同和融入本地文化的強烈阻力。外來務工人員在這種環境下很難形成有效的歸屬感，幸福感也因此大打折扣。
三、提升泉州地區外來務工人員幸福感的有效途徑
（一）在繼續完善現有措施的基礎上，積極改善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環境
提起基本待遇和生活環境，人們往往會想到工資的增加和企業用工環境的改善，這些無疑是最先要考慮的，泉州本身在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較好的成效。但除此之外，還有大的生活環境和基本待遇的改善問題，如公共設施的改善。外來務工人員相對屬于低收入群體，他們分享一個城市的進步，也是促進他們在打工所在城市感覺幸福的重要方式，主要是依靠公共設施等大的環境，如便捷的公交通道、適合他們的休閑場所等。這些正是泉州城市發展的弱項，對外來務工人員造成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因此，在確保外來務工人員基本待遇得到有效提高的同時，政策制定還應著重考慮凈化環境、便利交通設施、提高治安水平等方面。
（二）充分挖掘泉州歷史文化資源，加強外來務工人員對本地文化的認同
影響外來務工人員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與本地居民和本地文化的隔閡，如果他們能夠了解并認同本地文化的精神內涵，也就會更好地融入本地社會，甚至可以營造一定程度的歸屬感，并從根本上提升其幸福感。對于這一點，泉州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閩南文化中有著豐富、優秀的底蘊和內涵，可以對外來務工人員產生獨特的吸引力和積極影響。例如，閩南文化中處處展現的愛拼敢贏精神，尤其是華僑們早期創業發展的經歷，與闖蕩他鄉的外來務工人員有著一定的相似之處，很容易引起他們的欽佩和共鳴；尊師重教、愛國愛鄉、閩臺一家的傳統則會進一步提升他們的自豪感，并對自己的工作產生更高的價值認知……
向外來務工人員宣傳閩南文化的途徑有很多，如企業、社區或政府部門都可以組織相關的講座、印發宣傳資料、組織參觀學習等。另外，提倡和鼓勵本地居民使用普通話，也可以促進外來務工人員與他們的交流，減少隔閡。
（三）營造友善開放的氛圍，吸納外來務工人員參與本地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
外來務工人員的勞動汗水早已和泉州融合在一起，城市同樣也屬于他們。因此，積極營造開放友善的環境，鼓勵和吸納外來務工人員參與本地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既可以提升他們的幸福感，也是泉州城市發展的方向和選擇。為此，可以定期在社區等地方組織一些本地居民與外來務工人員的對接活動，增進雙方的了解和互信，各取所長、互幫互助。同時，將一些優秀的外來務工人員吸收進來，參與到本地的政治生活中，從根本上融入本地生活。為此可以出臺相應的政策措施加以鼓勵。
幸福是人們始終在追求的終極問題，泉州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更是個復雜的綜合問題，對于泉州這樣一個地級城市來說，有如此數量的外來務工人員，既是財富又是挑戰。有效促進這些外來務工人員幸福感的提升，既是泉州本地政府和居民的責任，也是其發展的內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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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有閑一族嗎？
CCTV經濟生活大調查由央視經濟頻道發起，整合國家統計局的專業調查優勢和郵政的渠道優勢，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閑暇經濟研究中心參與分析工作。調查聚焦了公眾最關注的經濟生活話題，通過數據描繪2011年中國經濟走勢，提煉國民幸福觀。
“調查通過明信片寄回的形式，配合的人比較多，回收率達到80%以上，這在大規模調查里是比較罕見的，回收率高，調查結果更有代表性。”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胡大源認為，不同于社會調查的發放問卷，本次調查是按統計規律來做的抽樣調查，也叫概率調查，結果非常接近全國的實際情況。
除了一直以來備受關注的居民幸福感調查，今年的亮點是新增加了國人休閑時間和休閑活動的調查，調查試圖尋找國人收入增加后，在時間分配上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同幸福感的關系。
早在2008年，國家統計局就在全國十省市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時間利用調查，調查樣本涉及1.8萬戶家庭的4.5萬人，選取一工作日和一休息日跟蹤受訪者，并按時間順序每隔15分鐘記錄其活動，調查很細致，數據量很大。
據胡大源教授介紹，今年央視關于閑暇的調查結果同2008年很接近，調查發現，閑暇的利用方式能影響受訪者的幸福感。
“不排除有些人會很熱愛他的工作，工作時間就是最幸福的時候，但絕大部分人的幸福感并非在工作時產生。換句話說，在很多人看來，工作時間延長，幸福感是不增加的。”
幸福真正產生是在可自由支配的時間，這就是產生幸福感的時間——閑暇時間。
閑暇之于幸福
閑暇時間，是指除生存必需時間、社會義務時間、家庭義務時間之外的所有個人可支配時間。閑暇時間可被分為三種類型：必要型閑暇時間、受教育時間和享受型閑暇時間（包括休閑時間、旅游時間、文化娛樂時間）。
社會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顯示，休閑時間充裕有助于提升幸福感，而休閑時間少，過于忙碌，會降低幸福感。此次CCTV經濟生活大調查的數據也證實了這一說法：在感覺“很不幸福”的受訪者中，有接近20%的人沒有休閑時間；而在感覺“比較幸福”的受訪者中，這一比例約為5%。有休閑時間不一定覺得很幸福，但缺乏休閑時間，幸福感一定會大打折扣。
調查同時反映了現階段我國人均休閑時間較少的現狀。其中，8%的受訪者沒有休閑時間，超過65%每天休閑時間在3個小時之內，休閑時間在3小時以上的受訪者只占調查人數的26%，其中大于5小時的更是不到7%。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閑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魏翔介紹，從國際水平來看，雖然每年“有閑”的標準會有浮動，但整體趨勢是歐洲人每天有5小時休閑時間，美國稍低于歐洲，每天約有3.5-4.5小時。比較看來，國內的工作時間比歐洲要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國人的休閑時間同國際水平還有距離。
在地域上，閑暇地區的分布和經濟發展程度也有一定關系。根據調查，休閑時間比較少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從遼東半島到長三角，包括天津和北京，這些區域收入水平比較高；而休閑時間比較多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收入水平較低的西南地區。將這兩種分布比較時可以看到，收入和閑暇，似乎處于兩者不可兼得的狀態。
但進一步研究調查報告，可以發現年休閑時間的多少同收入也有一定關系。年收入2萬元以下的人群中，12%沒有休閑時間，在這個收入水平的受訪者中，擁有1-2小時休閑時間比較普遍；而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中，只有不到6%的人沒有休閑時間，2-3個小時是占最大比例的休閑時間段，閑暇在3小時以上的超過30%。
調查中，70%的受訪者年收入在5萬元以下。由此可見，我國大部分人還沒有達到“閑錢兼得”的境界，對他們來說，休閑是種比較昂貴的商品，需要靠收入來購買。這多少說明一個道理：在收入沒有達到“門檻”之前，人們很難實現“有錢有閑”的狀態。
如果說，閑暇是幸福感的基礎，那么收入水平則可影響這種幸福感的層次。但根據這次調查，國民休閑活動比較單一，大部分人都熱衷于上網和看電視，而且多數會選擇娛樂類節目，選擇出門看電影、戲劇，參加培訓的人并不多。這種休閑方式多少有些被動，不利于激發創新意識。
但這也是很多人無奈之下的選擇，筆者一個在外企工作的同學就曾感嘆，高收入者能選擇的休閑活動很多，我們卻不得不用些“經濟”的方式，有時候，不是我們不想休閑，而是沒有資本休閑。
“這種情況下，需要配合社保和收入提升。”據魏翔在美國的研究，習慣于被動休閑還有文化方面的問題。“中國人網聊的時候美國人喜歡閱讀。還有，我們崇尚靜態休閑，很多人對體育鍛煉潛意識里就不積極。”
魏翔還談到了一些在美國的見聞，比如中國人鍛煉時間很少，收入高的人也是如此，而且從整體上看，鍛煉的比例在下降，這和美國的數據形成鮮明的對比。美國人收入越高，健身的人越多，他們崇尚積極生活的態度，追求勻稱、健康的身體。
“因此，休閑教育是重要議題，需要在中國推行。同時，國家有責任將更多稅收用于公共休閑設施的建設，提供更均衡的分配機制。如果分配失衡，富人不光在收入上占有絕對優勢，在生活享受方面也是這樣。”
另外，收入確實會影響休閑質量，但本質上關系并不大。生活觀、性格、社會保障體系、民主化進程等因素，才是影響休閑質量的主要因素。“在個人層面，要轉變觀念，學會用生活引領經濟，了解生活的目的。”
總之，要擺脫這種無奈，收入分配調整和社保提升勢在必行，這是對閑暇的基本保障；同時，人們在學會工作的同時，更要學會休閑、學會生活。
民生幸福既是經濟發展的目的，也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實施民生幸福工程，就是要把民生實事進一步制度化，讓人民群眾生活每年都有新改善、新提升。江蘇省政府高度重視民生工作，始終把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為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2010年底江蘇省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下更大工夫，像安排經濟工作一樣安排民生工作，像落實經濟指標一樣落實民生指標，啟動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切實解決好人民群眾關心的住房、物價、收入分配、就業和社會保障等熱點難點問題，讓人民群眾在改革發展中得到更多實惠。江蘇省《“十二五”規劃》中，更是將民生問題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通篇文字中，改善民生方面的內容占了22%，這是以往從來沒有過的。而且，“七年倍增計劃”明確提出了要做到“兩個同步”，即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增長同步，使“倍增計劃”更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十二五”規劃》把“促進勞動者充分就業”、“實施居民收入七年倍增計劃”、“加強和完善社會保障”、“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和“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等，作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集中反映了新時期人民群眾的強烈期待，改善民生的重點更加明確，思路也更加清晰。
2011年全國兩會期間，總書記對江蘇工作提出了“六個注重”（注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注重加強自主創新、注重發展現代農業、注重加強文化建設、注重加強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注重加強干部隊伍建設）的新要求后，2011年4月21日，江蘇省委十一屆十次全會立即做出《關于又好又快推進“兩個率先”在新的起點上開創科學發展新局面的決定》，提出實施包括“民生幸福工程”在內的“八項工程”。2011年6月20日，江蘇省委常委會召開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關于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意見》。意見指出要突出“四個群體”增收，拓寬“五大增收渠道”，強化基本公共服務，全面增加居民的工資性、經營性、財產性、轉移性收入，促進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2011年8月19日，江蘇省《關于大力推進民生幸福工程的意見》正式出臺，人民網、新華網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三家權威媒體均以“收入倍增計劃”6字作為文眼，統率“民生幸福工程”，可謂突出了江蘇的“民生之重”。
案例背景：民生問題與居民幸福感關系密切
1. 貧窮成為影響人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幸福指數是對人們通常所說的幸福感的一種量化，即人們根據一定價值標準對自身生活狀態所作的滿意度方面的評價。有的學者指出，幸福指數反映的是人們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們對生活總體以及主要生活領域的滿意感、在現實生活中體驗到的快樂感、由于潛能實現而獲得的價值感。還有的學者指出，幸福指數是人們根據一定價值標準對自身生活狀態所作出的滿意度評價，影響幸福指數的因素主要包括社會發展水平、歷史文化背景、個人所處社會階層、個人生存狀況和改善預期及其實現程度。
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影響幸福指數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經濟無疑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沒有一定物質財富的積累和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談不上國民的幸福感。據有關調查報告顯示，在當代中國，人們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貧窮，大約54.6％的城鎮居民和66.4％的農村居民將貧窮列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質因素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才會越來越大。國際經驗表明，當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000美元之后，人們對公共教育、醫療衛生、就業、社會安全保障以及社會公平等非經濟因素的需求就會越來越強烈。
許多研究發現，在較低經濟收入階段，經濟收入與幸福感之間是成正相關的，在經濟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這種相關程度就很低了，收入對幸福很少甚至沒有影響。相對于發達國家，我國還處于經濟收入較低階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眾幸福感的重要影響因素。中國社科院所做的《2010中國城市居民幸福感調查》顯示，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成為影響相對收入，進而影響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當前社會條件下，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差距處于合理范圍，避免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是提高社會幸福感的有效手段。調查中也發現，有自有住房居民的幸福感高于租房居民，生活滿意度幾乎等同于幸福感，對未來預期也對幸福感很有影響。
這些都說明，民生問題與居民的幸福感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總理曾經指出，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清楚地表明了和諧社會建設的目標。科學發展觀下的社會發展不再僅僅關注經濟的增長，也不是以現代化為我們的終極目標，而是切實回歸以人為本的層面，關注民生問題，關注人民的感受。幸福感、尊嚴這樣的心理感受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衡量指標。
2. 不斷加長升級的江蘇“幸福公式”
“民生幸福”是一項涉及經濟社會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2011年全國兩會期間，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在《小撒探會》節目中寫下的幸福公式是：2011+人民群眾收入增加+分配公平+大學生找到理想工作=幸福。羅志軍解釋說:“人民群眾的收入增加和分配的公平是社會關注的熱點，也是政府工作的重點；江蘇是一個教育大省，對于大學生群體，找到理想的工作，就是幸福。江蘇的戰略新興產業目前有兩萬億的產值，預計到2012年能達到三萬億，到2015年能達到五萬億，甚至達到七萬億，占了工業經濟總量的60%，這樣大的結構轉變，需要大量符合新結構的人才來支撐。這樣的發展新階段，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有了很大的好轉。”
關鍵詞 幸福感 顯性因子 隱性因子 幸福悖論
一、 引言
經濟學在對生產、消費等實體經濟的研究中產生了對效用滿足等主觀感受的分析,效用理論的出現是經濟理論史上的一個重大創新,為研究經濟行為對人類福利的影響奠定了基礎。但由于效用理論過于嚴格和理性的假設(如完備性、傳遞性等),使效用概念在分析經濟行為上出現了與人類真實福祉(即幸福)相背離的現象。現代行為經濟學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現實中人類的行為選擇并非都具有一貫的理性,記憶偏差、適應水平、參照點依賴等非理性心理機制的大量存在,極易導致消費者偏好的變化,使人類的行為選擇偏離其根本福祉。這些導致偏好變化的心理機制的現實證據的大量發現,引發了效用理論的幸福意義上的革命。現在,幸福研究已逐漸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幸福是比效用更復雜更深層次的人類心理體驗,效用反映的只是人們行為選擇上的顯示性偏好,兩者在研究層次、研究目的上都有很大的差別。現代經濟學把研究重點放在效用上,以效用替代幸福,不僅會造成經濟學研究與人類根本福祉目標的偏離,而且會導致人們對幸福規律的認識偏差。比如,經濟學通常假設效用是隨著消費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而消費水平又通常與收入、財富正相關,因此把效用等同于幸福,就會得出財富或收入越多就會越幸福的結論,實現人類幸福的手段就變成經濟增長和收入增加了。這在理論上妨礙了經濟學對幸福問題的深入研究,在實踐中則導致人類對物質財富、感官享受的過度追求。
*謝識予,復旦大學博弈論與數量經濟中心,Email: syxie@fudan.省略,通訊地址:上海市國權路600號,郵政編碼:200433;婁伶俐,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理論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Email: 061015047@fudan.省略;朱弘鑫,復旦大學經濟學院,Email: zhuhongxin@fudan.省略;本文得到上海市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資助,編號:B101。本文的電話調查得到復旦大學傳媒與輿情調查中心的協助,44位經過培訓的復旦大學學生擔任本調查的電話訪問員,在此表示感謝;感謝匿名審稿人的寶貴修改意見,文責自負。
大量調查顯示,現代社會的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比過去有了大幅提高,但人們的幸福感不僅沒有明顯提高,反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心理問題。這使得經濟學家開始意識到只重視經濟發展并不能帶來幸福感的必然提升。特別是收入和幸福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相關性的“收入幸福悖論”(后面簡稱“幸福悖論”)的發現(Easterlin,1974),更激發了經濟學家研究幸福問題的興趣,此后開始了對收入和幸福關系的一系列研究和對幸福悖論的理論解釋。
關于收入和幸福關系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幸福悖論主要是在高收入國家的時間縱向比較研究中明顯存在,在低收入國家中則較少存在,而在國家之間或一國內部的橫向比較研究中則呈現出較為復雜的表現形式。比如,時間縱向比較研究發現,在過去50年中,美國人和日本人的幸福感并沒有隨財富的成倍增長而增長,歐洲自1973年以來,也沒有增加,幸福感狀況表現為一條幾乎沒有變化的水平線(Mayers,1996;Veenhoven,1984;Frey and Stutzer, 2002)。而在人均收入較低的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收入和幸福之間則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Diener and Oishi,2000)。跨國研究發現了1.5萬美元的幸福臨界點,在人均收入低于1.5萬美元的國家組別中,收入對幸福的貢獻較為明顯;在人均收入超過1.5萬美元的國家組別中,收入對幸福的影響較弱(Inglehart and Klingemann,2000; Layard,2005)。對收入與幸福的橫截面數據的進一步研究則發現了收入對幸福的邊際影響呈現遞減的對數曲線規律,即隨著收入的增加,邊際幸福報酬遞減(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這些實證研究結果對于更好地認識收入和幸福之間的關系,理解幸福悖論有著重要的意義。對于幸福悖論的成因,伊斯特林自己用經濟學的“相對收入假說”、心理學的“定值理論”或 “享樂適應”理論進行解釋(Easterlin,1974,2001,2002),西拖夫斯基則認為是富裕社會的過度舒適妨礙了人們感受幸福的能力(Scitovsky,1976)。后來學者以心理學的“享樂水車”理論為基礎,劃分出更為細致的水車效應,如“滿意水車”(Kahneman et al.,1999)和“社會水車”(Bruni and Porta,2005)等理論,強調相對消費和地位(positional)競爭等社會性攀比行為在幸福悖論中的作用。
經濟學家對人們在收入、消費、地位等方面的攀比行為已經有過廣泛的研究。比如,凡勃侖(Veblen,1899)發明了“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詞來描述消費行為的社會性;西拖夫斯基最早研究了消費和地位之間的聯系(Scitovsky,1976);荷詩(Hirsch,1976)創造了“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的概念以強調相對社會地位的角色。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礎上,弗蘭克(Frank,1985a,1985b,1999)進一步根據受他人行為影響的敏感程度,將人類的消費分為“顯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和“隱性消費”(inconspicuous consumption)兩大類,通過人們在這兩類消費領域的不同行為特征的分析來對幸福悖論進行解釋。這一理論思想對于我們深入理解幸福悖論產生的微觀機理有著重要的啟發。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和人們的生活水平均有了很大的提高,攀比性和炫耀性消費也日益突出。這些社會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對我國居民的幸福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幸福悖論在我國現階段是否同樣存在?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研究。但目前對我國居民幸福感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都非常少。理論研究方面,田國強、楊立巖(2006)將心理學和經濟學中的攀比理論和“忽視變量”(omitted variables)理論統一起來,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框架下研究人們的幸福問題,探討了幸福悖論問題。但他們的研究并沒有涉及中國人的幸福狀況。實證研究方面,大部分學者的研究是針對特定人群幸福程度的測量和分析的,包括中國化的幸福量表的心理測量學屬性的檢驗分析(邢占軍,2005),對中國大陸部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調查(奚愷元,2006;邢占軍等,2008),對大學生的幸福狀況的調查(嚴標賓等,2003),對老年人的幸福感調查(趙立軍和劉旭華,2002)等等,只有少數學者用相對收入、預期(欲望)等比較行為對影響我國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Knight et al.,2007)、城鄉居民幸福感差異的原因(羅楚亮,2006)進行了探討,但國內根據經濟學理論探討收入幸福規律和幸福悖論在我國存在性的研究還是較為少見的。
本文將在以往學者提出的顯性消費和隱性消費、社會攀比等概念和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剖析幸福與效用的區別和聯系,對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和生成機制進行理論分析,并在科學調查的基礎上,對影響我國居民幸福感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對幸福悖論在我國是否成立等理論命題進行檢驗。這對于把握我國居民幸福感的生成規律,科學評價我國的發展戰略和政策等都有重要意義。
二、 顯性因子和幸福悖論:理論分析
人的幸福感是由外在事物刺激而引起的內在主觀體驗[ZW(]有關幸福的詳細定義參考Veenhoven(1984),pp.2228。。外在刺激既可以包括商品消費、收入增加等可以用貨幣計價衡量的經濟因素,又可以包括親情交流、健康休閑等無法用貨幣計價衡量的非經濟因素。前者容易被人的認知思維所明確感知,后者多為人的情感體驗而難以被人的認知思維所把握。例如,商品消費在帶給人情感享受的同時會摻雜較多的認知評判體驗,而親情交流則可能沒有嚴格的認知比較思維的參與。二者帶給人的幸福體驗截然不同。因此我們根據認知敏感程度的大小,將影響人類幸福的經濟因素稱為顯性因子,非經濟因素稱為隱性因子,同時將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應的“消費”體驗分別稱為顯性消費和隱性消費。
本文認為,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可以用貨幣計價、衡量,人的認知比較容易產生,人們對其進行消費時會獲得情感享受上的體驗,但這種體驗極大地受到社會標準的導向和影響,在人際之間會產生明顯的炫耀性和攀比,使商品消費帶給人的幸福感由于社會比較的參與而發生變異和扭曲。如一個人實現了對某種商品的擁有,他會把這種實現的結果與自己擁有的、自己最想實現的、別人擁有的進行比較,這種相對地位的高低最終會影響到該人的幸福感大小。
人類認知偏差的普遍存在是現實中幸福與效用發生分離的主要原因之一。認知攀比會使人們在對顯性因子的追求過程中偏離幸福的軌道,得到的只是效用或功用上的滿足,而不是真正的幸福。在顯性經濟領域,外在刺激通過人的神經心理機制所產生的幸福是經過效用中介折射后的幸福。內在的幸福感受帶有明顯的效用或功用的痕跡。比如人們更換更快更奢侈的車子或越來越大的房子追求的是其炫耀性功用,首先產生的是效用上的滿足,而非直接的幸福。所以,在研究幸福時,我們可以把效用作為顯性消費和幸福之間的價值中介,通過幸福和效用的關系,效用和商品數量的關系,來間接把握幸福和商品消費之間的關系。
因為顯性消費的效用中介有邊際報酬遞減的性質,這種性質傳導到幸福的形成過程中就會導致顯性消費的邊際幸福遞減。而且受人的生理閾值的明顯約束,效用并不一定能全部轉化成幸福。許多人在獲得消費效用的同時不僅沒有感受到幸福,而且會感受到痛苦。因此商品消費帶來的幸福感的邊際遞減可能更快。另外,顯性消費所具有的社會攀比效應還會產生資源浪費、惡性競爭等負外部性,造成較大的社會福祉損失(Ng,2003;Frank,1999),因此顯性因子對幸福的邊際貢獻會進一步受到影響,邊際遞減更快。
與顯性消費相反,親情交流、婚姻生活等隱性消費和幸福之間則具有直接的聯系,其消費享受多為純粹的情感體驗,較少摻雜社會比較的因素,無需效用中介的作用,對幸福的生成有更直接顯著的影響,因此不會受到邊際效用遞減性質的影響。此外,隱性消費帶給人的精神享樂的無限性,對社會生活也會產生積極的反饋效應,通常有正的外部性,因此隱性消費往往具有邊際幸福遞增的性質,對幸福的作用遠遠大于顯性因子。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的一個理論命題是:
[HTH][STHZ]命題1:[ST]顯性因子具有邊際幸福遞減傾向,隱性因子存在對幸福的邊際遞增作用。隱性因子在幸福生成中的作用遠遠大于顯性因子。
可是,現實中人們往往相對看重顯性消費,特別是地位性商品、奢侈炫耀性商品的消費,而忽視家庭生活和健康鍛煉等隱性消費(Frank,1999,2005)。現在根據命題1中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所具有的不同性質,就可以在理論上解釋現代社會中人們在享受了經濟財富巨大增長的實惠后,幸福水平卻沒有相應增長的“悖論”了。因此證明命題1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幸福悖論做出理論解釋。
收入,作為“顯性因子”的典型代表,最容易在人際之間產生攀比和競爭的負外部性,相互之間的人際競爭,使絕對收入水平對幸福的影響較小,決定幸福的收入變量主要表現為相對收入水平。相對收入越高的人越幸福,越低的人越不幸福。所以在某一固定時點,收入與幸福之間會呈現一定程度的正相關關系。又由于收入的邊際幸福遞減趨勢不可避免,所以在收入與幸福的橫截面數據的研究中會發現正向遞減的對數曲線規律。而在時間縱向比較研究中,由于社會攀比所造成的個體幸福感在社會比較線上下的提高和降低會一一相抵,這就使時間序列的社會平均幸福感水平呈現總體不變的長期趨勢,出現明顯的幸福悖論。因此,我們可以將收入與幸福的悖論關系進行如下更為具體的命題總結。
[HTH][STHZ]命題2:[ST]在時間縱向比較中幸福未必隨著收入水平的增加而相應增加,在橫截面比較中幸福是收入的增函數,收入與幸福存在對數曲線關系。
由于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影響機制存在較大差異,本文在注重顯性因子尤其是收入對幸福的影響之外,也把研究視角拓展到家庭、婚姻等隱性生活領域,以探討幸福形成的一般機制。
由于幸福的產生與一國的體制、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所以在幸福形成的一般機制的探討中不能忽視這些因素的影響。但制度性因素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這里我們可以把它作為既定的環境變量進行處理。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把幸福函數寫為:
其中,E是文化、政體、地域等環境因子,E ―表示其對幸福的“定值”屬性。C是顯性因子,包括收入、物質條件、工作成就、物價、經濟發展等。U(C)是顯性消費的效用函數,表示顯性消費通過效用中介產生幸福的機制。I是隱性因子,包括年齡、性別、個性、婚姻、家庭、健康、生態環境、人際關系等。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影響一般具有如下性質:H/C0,以上性質基本上刻畫了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兩種不同作用規律。
在我國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顯然也存在比較普遍的攀比行為,背后主要是“面子”問題。這會產生很強的顯性消費負外部性,從而導致顯性因子的邊際幸福遞減傾向。但我國傳統上又是重視家庭生活和親情關系的國家,因此隱性因子對幸福的正面作用也比較強。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決定了我國居民的幸福感可能有其特殊的規律和特點。我們將在實證部分對這種規律進行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收入呈現不均衡增長的態勢,收入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絕大多數人的絕對收入雖然在不斷增長,但相對收入并沒有提高。因此在認知攀比的作用下,我國居民的幸福感不一定會隨著收入的增長而增長。由于我們的調查只能得到截面數據,實證研究也只能對命題2中橫向比較的結論進行檢驗。
三、 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一) 數據調查[KH*2]
為了實證研究我國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因素,檢驗理論分析結論,我們采用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CATI)方法,通過問卷調查獲得了上海居民幸福感的相關數據[ZW(]問卷調查對象是居住在上海地區的年滿18歲的中國公民,共調查2381名被試,獲得有效樣本808份。。對一個地區居民的幸福感進行單獨調查,可以排除自然環境和地域文化差異等定值因素E的影響,揭示個體特征、生活狀態、社會經濟因素等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對深入研究我國居民幸福感的內在規律有重要意義。
該調查包括有關個人特征、生活狀態、社會經濟環境滿意度、物價房價變化的影響和對一些社會經濟問題的看法五方面內容,涉及性別、年齡、職業、收入、經濟發展、股市、房價、物價、利率政策、政治活動、環境治理、醫療社保、人際關系、健康等25個問題。其中股市、房價、物價、家庭月收入等是影響幸福的顯性因子,人際關系、婚姻、健康、環保等是隱性因子。調查方法是李克特式的量表調查方法,如讓居民用0分(表示“一點也不幸福”)到10分(表示“非常幸福”)的11級打分法對自己的幸福程度打分,通過對定性結果的有序賦值得到相關數據。在具體統計中,我們對調查得到的原始數據進行了方便分析的歸并處理,對性別、婚姻、年齡、職業、、子女狀況等定性變量進行了啞變量設置。
調查獲得的808份有效樣本的幸福程度自我打分分布情況如表1。實際打分居民的幸福感中位數是8分,眾數也是8分,平均幸福程度為7.15分,標準差是1.756。其中大多數居民的幸福水平在5分(代表既不幸福也不痛苦的中性狀態)以上,66.5%的居民的幸福感介于6和8之間。這與文獻中國外居民幸福感狀況的調查結論很接近(Argle,1999,2001;Veenhoven,1993;Diener and Diener,1996;Rojas,2005)。
(二) 收入與幸福關系的檢驗
首先用調查獲得的808份有效數據對我國居民收入與幸福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同時對命題2的橫截面結論進行實證檢驗。文獻中收入與幸福關系的研究通常以沒有控制其他人口統計學變量情況下的幸福和收入的兩變量簡單回歸為基礎(Easterlin,2005;Frey and Stutzer,2002;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為了使研究結果具有可比性,本部分也將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這里采用的幸福數據是居民對自己幸福感的主觀打分,收入取的是把家庭月收入的區間平均值。采用的回歸模型為:
其中,H是幸福感量值,Y是家庭月均收入,μ是隨機誤差項。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收入與幸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但對數收入的回歸參數僅為0.38,R2=0.027685,說明收入盡管呈現與幸福感的顯著正相關性,但卻只能解釋幸福感差異的極小部分。表2的回歸結果與橫截面數據研究文獻得到的普遍結論相吻合。根據回歸結果得到的收入幸福曲線如圖1所示。
圖1意味著收入的邊際幸福遞減規律的成立,驗證了命題2的收入幸福對數曲線關系,證明“幸福悖論”在我國是存在的。圖1顯示,大約在家庭月收入5000元人民幣[HJ*4/9]左右存在一個臨界點,在5000元以下收入對幸福的邊際報酬遞減趨勢明顯,在5000元以上邊際報酬逐漸趨近于0,收入增加對幸福的影響越來越微弱。
(三) 影響幸福的因子分析
本部分用808份樣本數據對隱性因子和顯性因子對幸福的影響進行分析,同時對命題1進行檢驗。因為幸福數據是排序等級數據,而且需要考慮的解釋變量較多,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具體采用的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i是自變量向量的行數或分層組數,j為被解釋變量H的分類,j=1,2,…,10。αj為常數項,Age、Gen、Mar、Rel、Edu、Occ、Chi、Jus、Med分別代表年齡層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層次、職業、子女狀況、公平與效率選擇、媒體選擇等有關被試的個人信息的人口統計學變量。Pri、Ach、Hea、Hom、Com、Mec、Env、Eco、Sal、New、Sto、Hou、Rat和Soc分別代表物價上漲影響、理想實現程度、健康水平、對同性戀的包容度、人際關系、醫療和社會保障狀況、環境治理、經濟發展狀況、家庭月工資、新聞關注范圍,以及股市、房價、利率政策和社會活動的影響程度。這些變量放在u(•)函數中是因為調查得到的是這些變量的主觀感受程度,而非這些變量本身。,β,τ,ρ,ι,θ,[AKw-D],λ,ο,χ,δ,γ,ξ,[XCa19.tif],ω,ζ,ε,,σ,φ,μ,κ,ψ分別為解釋變量對應的系數。
1. 回歸結果
808份調查數據的有序logistic回歸的主要結果如表3所示。表3列出了10個幸福等級所對應的常數項和主要解釋變量的參數估計情況,刪除了“媒體選擇”分類變量的參數估計情況。
注:這里采用的是Logit連接函數,下同。
a這里參數設為0,啞變量設置以該變量為參照,下同。
表4輸出了模型的擬合檢驗結果,模型總體檢驗的似然比統計量(-2 Log Likelihood)的顯著性水平P值為0.0000.05,表明模型擬合數據。比例優勢假定的P值為1.000>0.001,表明采用logit連接函數的模型擬合較為理想。
模型擬合優度評價的另一個指標是偽決定系數(PseudoRSquare),與一般回歸模型的決定系數不同,它們在取值和意義解釋上與真正的決定系數均存在較多差異,只能作為模型擬合優度的參考。表5給出了logistic回歸的三個偽決定系數:Cox and Snell、Nagelkerke和McFadden,其值分別為0.287、0.294和0.091,只能解釋應變量變異的一部分。由于它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決定系數,并不能以此來斷定模型的擬合情況,關鍵還要看模型的經濟學幸福邏輯意義如何。
2. 回歸結果分析
本部分就logistic回歸中發現的相關規律進行解釋。logistic回歸是通過回歸系數來解釋優勢比(Odds Ratio,OR)。回歸系數表示的是對數優勢logit(p ∧)的平均改變量。優勢比是被用來作為自變量對應變量作用效應大小的指標。二者的關系為:OR=exp(bj),其中,bj為回歸系數。
從表3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對幸福負面影響最大的是物價上漲,其回歸系數為-0.376,優勢比為exp(-0.376)=0.69,表明受物價上漲影響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低于受物價上漲影響程度小的居民,即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受物價上漲程度的影響每增加1單位,幸福感位于有序分類高端的優勢將改變0.69倍,受物價上漲影響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優勢是影響小者的0.69倍,且該變量通過了Wald統計量的顯著性檢驗(P=0.000
其次對幸福存在負面效應的因素還有對同性戀的認同度(優勢比為0.77)、股市的影響(優勢比為0.94)、利率提高的影響(優勢比為0.98)和政治活動的影響(優勢比為0.95)。除了對同性戀的認同通過顯著性檢驗外,其他3個變量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而且利率提高和政治活動的影響的優勢比幾乎接近1,表明受利率提高和政治活動影響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優勢與影響程度小的居民的幸福感優勢沒有太大差別。相比于物價因素,這些政治經濟因素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的關聯影響較遠或難以覺察,人們在評價幸福感時常常會忽視這些因素。對這些因素,在進一步的分析中可以考慮刪除。
對幸福正面影響最大的是人際關系滿意度,其回歸系數為0.437,優勢比為1.55, P=0.000,說明對人際關系滿意度高的居民的幸福感顯著高于意度低的居民,人際關系滿意度對幸福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他對幸福有正向影響的自變量還有理想的實現程度(優勢比為1.18,P=0.020)、健康狀況(優勢比為1.34,P=0.000)、醫療社保(優勢比為1.22,P=0.001)、環境治理(優勢比為1.27,P=0.000)、經濟發展(優勢比為1.17,P=0.088)、家庭月收入(優勢比為1.04,P=0.320)、新聞關注范圍(優勢比為1.04,P=0.020)。其中,理想的實現程度、健康狀況、醫療社保、環境治理和新聞關注范圍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新聞關注范圍(優勢比為1.04)對幸福幾乎沒有影響,說明該變量與幸福關系較弱,在以后的分析中可以不予考慮。而經濟發展、家庭月收入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且對幸福的影響均較弱,尤其家庭月收入優勢比僅為1.04,說明家庭月收入高者的幸福感優勢僅是低者的1.04倍,驗證了收入與幸福之間不存在顯著正相關的悖論現象。
在無序分類自變量中,男性比女性的幸福感明顯低(回歸系數=-0.426),其優勢比為0.65,且通過顯著性檢驗(P=0.003),說明性別在幸福決定中存在不容忽視的影響。上海男性幸福感優勢只為女性的0.65倍,這與文獻中大部分學者的研究結果相吻合(Brody and Hall,1993;Cheung and leung,2004)。這可能與性別的社會角色認同的差異有關,相比男性,女性的社會責任感較少,生活壓力較少,對生活更容易滿足。
相對于學生,農民(優勢比0.35,P=0.043)和企業主(優勢比0.44,P=0.043)的幸福感顯著較低。在所有職業分類中,農民是最不幸福的人,其次是企業主、單位員工,而學生的幸福感是最高的,這說明中國社會在高速發展過程中對底層農民和創業企業主的生存壓力的關注是不夠的。
在婚姻狀況中,未婚者、離異者均比已婚者的幸福感低。未婚者的幸福感優勢是已婚者的0.51倍(優勢比為0.51,P=0.064)。離異者的幸福感優勢顯著低于已婚者(P=0.000),其優勢比為0.06,即離異或其他婚姻變故者的幸福感優勢只有已婚者的0.06倍,而已婚者的幸福感優勢是離異者的16.67倍(1/0.06),二者的差距非常明顯。這一發現也與文獻中的研究相吻合(Inglehart,1990;Russell et al.,1994),表明婚姻生活能夠提供親情網絡的情感支持,提高個體的積極情感水平,對人的幸福感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是幸福感中最強的預測指標之一。此外,子女狀況、受教育程度、年齡、對幸福均沒有顯著影響,可以在進一步的分析中予以刪除。
綜合以上分析,物價、理想實現程度、健康、對同性戀的認同度、人際關系、醫療社保、環境治理、新聞關注范圍、婚姻、性別10個變量不僅與幸福優勢的相關程度較大,而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P
(四) 顯性因子與隱性因子的特性檢驗
進一步地,以優勢比作為衡量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邊際貢獻大小的近似指標,以優勢比是否大于1作為邊際貢獻遞增或遞減的分界線,對命題1的隱性因子的邊際幸福貢獻遞增的性質和顯性因子的邊際幸福貢獻遞減的性質進行驗證。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物價(優勢比為0.69
在隱性因子中,理想的實現程度(優勢比為1.18>1)、健康狀況(優勢比為1.34>1)、人際關系(優勢比為1.55>1)、醫療社保(優勢比為1.22>1)、環境治理(優勢比為1.27>1)等隱性因子的邊際幸福報酬均存在明顯的遞增趨勢,其中健康狀況和人際關系的邊際遞增趨勢明顯。以健康狀況為例,健康狀況的滿意程度每提高1個等級,幸福優勢將改變1.34倍,幸福感出現明顯遞增。而且,以上對幸福的邊際增進作用明顯的隱性因子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對命題1提供了有力支持。唯一一個出現邊際幸福遞減傾向的隱性因子是政治活動的影響(優勢比為0.95
這些實證檢驗結果表明,隱性因子對人們的幸福感的作用遠遠大于顯性因子,幸福不是來源于人們投入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的收入變量,而是來源于需要經營的人際關系、婚姻、健康等隱性因子。這是一個與人們直覺反差很大的“悖論”結論。現實生活中人們對顯性因子過度追求的做法帶來的只是炫耀性效用的滿足,而不是幸福感的提升。所以在提高人們的幸福感上,如果在經濟因素上做文章的話,不是直接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而是抑制通貨膨脹和改善就業。這對目前普遍存在的盲目收入攀比敲響了警鐘,因為這不僅無益于提高人們的幸福感(回歸結果中家庭月收入的優勢比僅為1.04,幾乎對幸福感沒有影響),而且由于收入攀比能夠擠壓人們用于隱性消費的時間,反而起到了消減幸福感的反作用。實證驗證結果對命題1和命題2均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也對本文的理論結論進行了充分驗證。
根據表3的參數估計值,參照計量方程(3)可以寫出累加概率有序logit模型:
其中,Pri代表物價上漲的影響,Ach代表理想的實現程度,Hea代表健康水平,Hom代表對同性戀的包容度,Com代表人際關系,Mec代表醫療和社會保障狀況,Env代表環境治理,Gen代表性別, Occ代表不同職業,Jus代表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選擇,Mar代表婚姻狀況。
可見,從方程(4)到方程(6)各累加概率logit模型除了常數項呈逐漸增加的趨勢外,各自變量對應的回歸參數都是相同的,表明各幸福等級的影響因素的內在作用規律是一致的,隨著幸福等級的提高累加概率是不斷增加的。
四、 結論與政策啟示
通過以上2個命題的實證檢驗,本文理論部分的主要結論均獲得了較好的驗證。隨著收入水平的增加,中國(上海)居民的幸福感并沒有同幅度的增長,家庭月收入對幸福的影響存在邊際遞減的雙曲線規律,而在控制其他變量之后,收入對幸福幾乎沒有影響。“幸福悖論”現象在中國明顯存在。在幸福影響因子的檢驗分析中,人際關系、婚姻、性別、健康、醫保、環境等隱性因子對上海居民幸福感的貢獻要遠遠大于物價、股市、利率、收入、經濟發展等顯性因子。隱性因子存在較為普遍的邊際幸福報酬遞增規律,而顯性因子則存在較為普遍的邊際幸福報酬遞減的規律。
上述研究表明,影響居民幸福的主要因素不是顯性經濟因素而是隱性非經濟因素。經濟的高速發展并不是增進人民幸福的有效手段。如何更好地協調發展經濟社會各項事業,有效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本文的實證研究結論可以為此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啟示。
第一,普遍提高收入水平不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正確途徑。
中國居民收入對幸福的邊際遞減規律的發現,意味著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增加幸福感上,比提高同等幅度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要顯著地多,這表明經濟發展中過度重視人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對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有一定的偏差。國家在收入分配政策上,需要防止一刀切,要把收入提高的重點放在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上,這對于提高整個國民的幸福水平和改善幸福分布狀況均有顯著的效果。
第二,提高國人幸福感需要在隱性因子上做文章。
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收入、物價、房價、股價等顯性因素并不是增進居民幸福的主要因子。相反,一些隱性因子,如婚姻、性別、職業、醫保、人際關系等卻是影響人們幸福的主要因素,政府應該在減少離婚率,提高男性幸福感,減少農民、企業主的生存壓力,改善醫療和環境質量、和諧人際關系等方面多做文章,這才是提高全民幸福水平的有效途徑。
第三,經濟發展應堅持有利于福祉的正確方向。
幸福研究表明,經濟發展不應以越來越高的收入或越來越奢侈的消費為目的,發展成果不應浪費在社會攀比性強的炫耀性效用的滿足上,而應該重視醫療健康、環境保護等隱性保障或隱的加強,切實落實到提高居民幸福感上,這才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
目前我國的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等公共物品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在國際上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與印尼、菲律賓等落后國家持平,在提高國民福祉、建設福利經濟社會上尚存在較大的操作空間。在全球經濟處于不景氣的“谷底”階段,我國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剛好比在全國上下都忙著賺錢的“峰頂”時期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發展和加強影響幸福的隱性因素上,搞好醫療、教育、交通、環境,讓人們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去關注自己的健康,去享受親情,去更好地休閑和享受生活,讓人們從賺錢的繁忙之中走出來,真正地體會幸福生活,這樣可以在金融危機期間,有效地提高人們的幸福水平,營建一個國民幸福指數最大化的和諧社會。
總之,經濟發展應該是一條“幸福最大”的“中庸之道”,而不是螺旋上升的“GDP增長”之路。在這條“中庸之道”中,一邊是不與金錢掛鉤的工作制度,一邊是要與親情掛鉤的休閑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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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 幸福感
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陸續進入城市，目前占到農民工總數的60%，數量超過一億人。他們對職業的期望值更高，渴望得到社會的認可，享受物質與精神雙重文明。然而在“渴望”和“現實”之間的距離讓他們感到迷惘、彷徨、焦慮和不安。深入了解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現狀，分析影響其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對構建和諧社會來說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現狀與特征
全國總工會將新生代農民工定義為：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他們追求個人進步、職業發展，渴望融入城市，而現實中，他們承擔著繁重的勞動，領著不足以支撐他們在城市“落地生根”的微薄工資，生活在困惑、迷茫甚至對抗的情緒中。
1、收入水平低，勞動強度大。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沒有任何社會資源，只能憑有限的文化和技能在制造、加工、服務等技術要求不高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打工。這類企業往往通過降低人力成本、增加勞動工時等手段來獲取利潤，基本工資水平定得很低，農民工“要想多掙錢，就得多加班”。據國家統計局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89.8%的農民工每周工作時間超過法定時間。深圳市總工會在對深圳這一新生代農民工主要聚集地深入調查后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月收入僅1838.6元，收入在1800元以上的只占36.7%。嚴重用工超時和薪酬過低對農民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2、職業培訓的需求逐漸增多。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接受過正規學校教育，對“知識改變命運”有著深刻的理解，他們逐漸意識到知識與技能帶來的勞動力價值遠遠比體力價值更高。在市場競爭愈發激烈、新生代渴望改變低收入、高強度工作現狀的雙重壓力下，參加職業培訓，掌握一門甚至更多職業技能的愿望十分迫切。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觀已從老一代的“有工就打、有活就干”轉變為現在的“學技術、重發展”，從而有資本選擇一份勞動強度適中，工作環境好且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工作。
3、融入社會的愿望愈加強烈。據調查顯示，盡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務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實際需要相差甚遠，但超過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愿在城市留下來，27.4%的希望一直留在城市參與城市建設和分享城市發展成果。他們渴望得到城市的認可，渴望“市民”身份及社會融合。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長子中所說，“盡管城市社會對于農民工經濟接納、社會拒入，但新生代農民工并沒有因制度性障礙和城市社會的拒入而放棄市民化意愿，相反，他們積極地表現出自身的主觀訴求，以期早日融入城市社會，成為城市社會的一員”。
4、權利意識不斷提升。隨著報紙、網絡等信息傳遞工具的全面普及，新生代農民工獲取信息的能力更強了。快速傳播的信息、多元化的社會思潮使他們的權利意識、自我意識不斷提升。他們愈發渴望獲得尊嚴和社會地位，希望能在企業經營、社會發展、公共政策等關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務中享有話語權。據一份在深圳東莞塘廈鎮的調查顯示，73.62%的人認為政府應該保護他們的基本權益不受損害，41.72%的人有加入工會的愿望。顯然，新生代農民工渴望讓企業、媒體、政府機構和人民大眾聽見自己的聲音。一旦他們的聲音不被重視，“用腳投票”就成為他們主張自己權利最為便捷的手段，沿海地區的“民工荒”正是新生代農民工權利意識不斷提升的寫照。
二、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缺失原因分析
國家統計局推出“幸福感”這一軟性指標用來考察人們生活質量的高低和社會發展程度。幸福感度量要素主要包括生活與職業狀況、居住環境、人際關系、社會認可度、身心健康、經濟社會發展、對未來的預期等方面的內容。新生代農民工渴望有質量的生活，而現實中卻是工作強度大、勞動報酬低；他們渴望接受技能培訓從而獲得職業發展，而現實中他們能接受再教育的機會微乎其微；他們渴望融入城市，而現實中城市對他們抱有不同程度的歧視；他們渴望維護和主張自己的權利，而現實僅僅只給了他們謀生的機會，政治權利無從談起，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
1、農民工追求提高收入與企業追求壓低人力成本的矛盾。生活與職業狀況是影響人們幸福感的一項重要因素。當收入不能滿足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時，幸福感就會降低。處于轉型期焦慮中的中國，許多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能贏得世界市場的訂單、獲得高額利潤要歸功于勞動力成本的低廉。這些企業使用大量廉價勞動力進行生產，技術水平較低的農民工往往被看成流水線上的“工具”。如今，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然到了非轉型不可的階段，低勞動力成本優勢已經逐漸喪失，企業本應通過產業升級、切入價值鏈的中高增值環節來擴大利潤空間。而現實中，企業的眼光卻還是瞄準于盡可能地壓低勞務成本。欲提高收入水平而不可得，嚴重降低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
2、渴望接受技能培訓與再教育機會缺乏的矛盾。心理學家katja調查發現，對于青年人而言，從工作學習中獲得的滿意情緒，與幸福感呈現出正相關關系。據中國勞動力市場網的信息，2009年城市勞動力市場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過專門職業教育、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中專、職高和技校水平的勞動力，這部分占總需求的56.6%，目前只有二成左右新生代農民工滿足這一要求。新生代農民工渴望通過專業技能培訓來提升自己的“擇業資本”，獲得有發展前景的、穩定的、能讓自己從中獲得滿意情緒的工作。而現實中，社會培訓機構少，培訓費用高，企業內部培訓機會稀缺，由政府或第三方組織主導的公立培訓體系尚未建立起來，讓新生代農民工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感到無助、彷徨。
3、市民化愿景與社會認可度偏低的矛盾。新生代農民工希望以在城市打工為平臺徹底改變自己與生俱來的“農民”命運，有融入城市的強烈意愿。但由于歷史、制度、政策、社會文化的影響，“進城打工”并沒有明顯改善他們的境遇。“他們一般沒有原來生活的經驗，對于生活滿意程度的參照主要是遷入地居民的生活，缺少父輩那種對生活的滿足感。相反，當他們較多地體會到與遷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時，便會在心理上產生更多的被歧視感和被剝奪感”。加之80后、90后目前本身就處于敏感、躁動、安全感低、自我意識強的青春期，強烈的被排斥感加劇了他們的焦慮心理，渴望融入現代城市文明卻遭到城市的種種歧視和不公正待遇，使他們變得更加自卑和敏感。
4、追求公民權利與保障制度缺失的矛盾。與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經歷著更加顯著的城鄉分裂和兩級分化。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和顯而易見的社會排斥迫使他們追求自己作為公民的權利。然而，戶籍制度使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養老、醫療保障、子女教育、文化設施和享受社會公共服務等方面享受不到與城市居民平等的權益和保障；在與企業的勞資關系方面，他們仍處于極其弱勢的地位，民主參與程度低，工會的保護作用并未完全發揮出來，企業內部也缺少暢通溝通的渠道。“中國新生代農民工從行為特征來看，已經具有第二代移民的心理特點，即要求與城市居民更多的平等權利。如果這個需求得不到回應的話，可能產生更多的對抗行為”。
三、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需要“四化”管理
新生代農民工在勞動報酬、職業發展、社會認可度、制度保障等方面的需求與現實存在嚴重矛盾，因而，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關鍵在于解決上述四大矛盾。他們的工作環境、工作時長和薪酬體系是否受法律的保護，他們有無職業發展的空間，他們的人格是否得到城市的尊重、他們的權利是否得到制度保障，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1、產業現代化——加快產業升級，提升人力資本價值。歷史經驗表明，國際上產業轉移的過程都伴隨著勞動力價格的變化。要改變新生代農民工低收入、高強度的工作現狀，需要徹底改變現有的以廉價勞動力為盈利基礎的產業模式，擺脫對低成本勞動力的簡單依賴，加快自主創新，提升盈利能力，最終實現由勞動力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轉變的產業升級，繼而使勞動力價格得以躍升。企業應注重勞動力與先進技術的有機結合，開發新型制造業、服務業等經濟產業；同時在要素投入上，注重依靠充分開發和培育人力資源來促進經濟增長，最終實現產業結構和人力資本價值的協同成長。
2、員工知識化——建立培育機制，營造人文關懷。新生代農民工更加關注自我發展，這需要較高的技術技能水平做支撐。各級政府、企業、工會、社會組織可以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有針對性地為新生代農民工開展職業教育與技能培訓。重點將職業教育、技能培訓與工作崗位的具體需求聯系起來，增強培訓的可預期性和有效性，從而真正實現“學有所用”、“學有所成”，滿足他們的成就動機。同時，企業可以與社區、新聞媒體和文化機構合作，根據農民工工作實際情況，以開設網絡學習室、成立技術輔導小組、周末培訓班、組建農民工觀摩團、開展交流會等靈活多樣的培育方式，提高農民工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素質。
3、社會開放化——降低市民化門檻，提高社會包容性。魯克等(rook,1984)的研究表明：社會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可提高幸福感，汪向東(1988)、解亞林(1993)的研究也發現，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顯著相關。富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城市是提高農民工社會滿意度的重要支撐。全社會應努力形成一種接納氛圍，徹底消除對農民和農民工的歧視，為他們提供自我展示和自我發展的平臺；政府應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城鎮化步伐，摒棄制度性歧視，給予他們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同時增強社會成員間的信任感和認同感，提高全社會的整合程度，促進城市經濟資源、教育資源、文化資源的合理分配，保障新生代農民工擁有平等的發展機會。
4、制度完善化——加快制度變革，完善保障體系。加快制度變革、完善保障體系是賦予新生代農民工公民權利的必經之路。建立起能夠覆蓋所有農民工的基礎性社會保障體系，尤其要加快養老、醫療和子女基本教育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同時，社會保障部門、勞工部門應該加強對企業的監管，督促企業維持其社會責任，并通過法律規范、引導組織發育等多種途徑確保新生代農民工在企業經營、社區發展和公共事務中發揮作用；在企業內部，應推進參與型組織文化，保障內部溝通順暢，授予新生代農民工參與企業事務的權利，增加其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提升滿意度和幸福感。
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了留在城市的機會，但并未提供保障這一群體合法權益的制度體系，這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市民化進程和幸福感。如果說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升人力資本價值是保障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基礎，那么提高他們的職業技能，增加他們在城市活動中的參與度，則是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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