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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7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總額1，179.1億美元。相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發展速度超過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存量處于比較高的水平。而與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相比，中國對外投資的流量處于較低水平，中國開展海外直接投資的實力還比較薄弱，海外投資企業數量、每年海外投資的金額與海外直接投資的累計總額都還比較小。而且，中國的海外投資大多數為中小型項目。在《財富》雜志公布的2008年全球企業500強中，僅有35家中國企業，且排名大多數位于下游。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戰略研究
1.以資源開發型產業作為突破口
我國現在還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并且大多數發達國家都經歷了從資源開發業—制造業—第三產業為主的發展過程。同時，由于國際投資環境日益改善，資源開采業對外投資的環境極為優越。對于一些行業，如采礦業、林業、石油開采業，世界上一些國家資源的供大于求，我國企業應該因地制宜的到國外去投資，開采、加工和運回國外的資源以滿足國內需要。
2.以制造業和貿易替代為海外投資重點
對我國現階段的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而言，投資重點應放在生產能力過剩、擁有成熟的適用技術或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制造業上。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在紡織、食品、冶煉、化工、醫藥、電子等產業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較優勢。此外，我國還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如家用電器、電子、輕型交通設備的制造技術、小規模生產技術，這些技術易于為他們所接受。
3.以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為未來的重點發展方向
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與國內產業結構高級化相一致的標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應該是技術密集型產業。通過并購當地高新技術企業或與當地擁有高新技術的企業合資合作，可以直接獲取一般技術貿易和引進外資所無法獲得的先進技術，然后將技術傳播回國內運用，從而加快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例如。聯想集團收購IBM的PC事業部。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戰略
1.以發展中國家作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區位選擇
我國地處亞洲，良好的合作關系以及相似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需求偏好等使得進入障礙較小；中國的紡織、服裝、家電、機械等技術成熟且競爭激烈的邊際產業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市場容量大，投資機會較多；還可以利用東道國享有的優惠貿易條件，把產品銷往第三國。
2.有選擇地增加對發達國家的投資
美國、加拿大、西歐、澳大利亞及日本等發達國家是目前世界上對跨國投資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區。因為其擁有優良的投資環境：經濟發展水平高，科技發達，基礎設施完善，社會穩定，投資法律法規健全，金融市場發達，各類人才豐富，是對外直接投資的理想場所。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獲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把掌握的高新技術反饋回國內。
3.積極謹慎地發展對獨聯體和東歐國家的投資
這些國家正處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急需外國在那里進行直接投資。這些國家擁有僅次于發達國家的工業基礎、民眾的教育和工人的技術水平，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廣闊的市場，但是其產品出口能力較差，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而中國產品物美價廉，比歐美產品更適合于該地區的市場需求。
四、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選擇戰略
1.重點發展具有壟斷優勢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其直接的效果是創造經營的中間產品的內部市場，避免外部市場交易的風險；使資金的轉移、稅賦的合理避逃有了通暢的渠道；同時降低了談判、詢價等交易成本；保證本企業的技術、技能等不外泄，以持續獲得利益。對資源尋求型的投資還可以保證母公司所需資源的穩定來源。
2.大力發展具有經營特色的中小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目前世界上的跨國公司大部分卻是以中小型企業為主，主要原因就是中小企業由于其擁有獨具特色的生產經營優勢。我國許多中小型企業都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勞動力成本低，產業轉移產品的原材料等要素價格也比較低廉；產權關系明晰的基礎上形成了簡明高效率的組織結構優勢；擁有符合當地市場需要的實用技術。
3.促進企業集群的對外直接投資
根據邁克爾•波特的競爭力理論，一個國家的成功是來自縱橫交錯的產業集群。國內有大量的企業集群地，如寧波的服裝、北京中關村的電子產業等。充分利用“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選擇的重要戰略。從跨國公司成長的角度看，
企業集群可以作為一跨國公司成長發展過程中內部化優勢的一種替代。
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
1.根據跨國公司的投資目的制定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主要是尋求國外的自然資源和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自然尋求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應以合資為主，有利于沖破對于自然資源開發的控制以及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學習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以并購、合資為主。這種進入方式能夠直接獲得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利用東道國的人才資源培養自己的人才，掌握先進技術，充分提高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
2.根據中國的行業特性制定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
一些中國有優勢的行業在進行產業轉移的時候，中國跨國公司應該以新建企業和合資進入方式為主要進入方式。現階段，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家用電器制造業和機床、自行車、鐘表等機械加工業是中國技術方面比較成熟的，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具有投資優勢，這些行業投資市場主要是經濟技術水平與中國接近的發展中國家和某些發達國家。
3.根據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制定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應以新建、合資為主，有利于發揮這兩種投資方式的優點，避免并購、獨資的劣勢。選擇新建和合資方式可以節約外匯資金，有利于利用當地企業的市場開發優勢盡快占領市場、彌補新建企業所需時間較長的不足，新建投資風險相對較小，而且許多發展中國家對新建合資企業比較歡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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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別或地區策略
選擇國別或地區時應遵循的總原則是：第一，選擇我們進去后有比較優勢的國家或地區，而不是全球遍地開花；第二，選擇我們進去后產品有市場的國家或地區；第三，依據不同行業的項目性質選擇確定是進入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第四，在其他條件相同時，采取由近及遠的策略，優先考慮周邊國家。
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企業實力、科技水平和產品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差距。我們擁有比較優勢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原蘇聯體系中的國家以及與我國西部相鄰的國家等。在發展中國家中，應盡量選擇那些市場規模較大、對企業產品需求較多、歡迎外來投資、且與中國保持良好經濟關系的國家。從中近期來看，發展中國家(包括經濟轉軌國家)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越南、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尼日利亞等國家，擁有眾多的人口和龐大的消費群體，經濟增長較快，并且我國許多產業相對于其國內產業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是許多國內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理想的目標國。另外，周邊國家與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比較接近，有的屬于同一個文化圈，相對來說，本國企業對周邊國家的投資機會和市場條件更熟悉，所以在這些國家或地區開展境外投資往往更容易成功，因此，周邊國家也可以作為我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國。當然，就具體的項目和具體的企業而言，只要我們有自己的比較優勢，只要產品有市場，我們也可以進入發達國家市場。
無論是到哪一類國家進行投資，都要注意對該國的投資環境進行充分的、具體的分析與評估。
二、行業或項目策略
科學地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或項目，要注意考慮到以下幾個因素：(1)不同產業所處的發展階段。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程度不同，對外投資企業決策者所應奉行的競爭戰略也應當有所不同。(2)中國企業自身的優勢。充分運用自身的優勢要素，才能獲得最大效益或比較利益。企業獨特的和通用的優勢要素共同構成了企業特有的競爭力，這是企業制定和選擇產業或項目策略的重要依據之一。(3)企業是遵循一元化發展還是多元化發展道路。原則上，一個企業在國內搞什么，到國外以后也應當搞什么，即堅持一元化發展和橫向發展。當然，中國企業走向境外時也可以開展多元化經營，但與一元化經營相比，要更為謹慎，因為多元化經營比一元化經營對企業優勢要素和競爭力的要求更高。
考慮到目前中國企業進行境外投資的可能性和世界直接投資發展的新特點，現階段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產業選擇的重點應包括成熟產業的外移、升級產業的追蹤、資源利用型產業的開發等，具體有：(1)境外加工貿易行業(即加工裝配型的制造業)。這一行業主要涉及機電行業和輕工服裝業，具體涉及到農用汽車、摩托車、小型農機具的組裝生產，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空調器等家用電器的加工裝配，紡織、服裝等輕紡工業的境外加工貿易等。(2)資源開發行業。發展境外資源類投資項目，開發國內緊缺的石油、天然氣、森林、木材加工、造紙、采礦、海洋漁業等自然資源開發的行業，可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過去的十幾年，資源開發型項目成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點，今后仍應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3)科技開發行業。這方面的企業分為三類：一類是通過對中國目前技術上仍屬空白或落后的東道國技術密集型企業的投資和參加管理，從中學習和吸取對方的先進技術，將技術帶回國內應用；另一類是在國外發達國家組建高科技新產品開發公司，將開發的新產品交給國內企業生產，然后再將產品銷往國外；還有一類是指鼓勵國內的高科技企業走向國際市場，進行境外投資，擴大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實現科技產品的國際化。(4)工程承包與勞務合作行業。中國具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在這一行業具有幾乎是絕對的優勢。(5)服務貿易行業。這類企業包括服務業中除承包勞務與合作行業以外的金融、保險、進出口貿易、商業批發零售、信息咨詢、運輸、旅游、教育等行業。中國在上述行業中的勞動密集型和勞動與資本密集結合型以及某些特色服務方面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
三、出資方式策略
現在已經辦起來的幾千家境外投資企業有不少是拿外匯資金{貨幣資本)作為出資物的。其實，到境外辦企業不一定都拿資金去，就像外商到中國來辦企業一樣，拿機械設備、技術(專利、商標或專有技術)、管理折股投資都是可以的。中國企業在機械設備、技術和管理方面已經具有一定的相對優勢，今后應鼓勵更多的企業利用這些優勢從事境外投資。即使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必須投入一定量的貨幣資本，也不一定都從國內輸出，而是要盡可能從當地或國際金融市場上籌集。
四、所有權策略
所有權策略是指國內投資企業(母公司或總公司)對境外企業的控制策略。所有權的形式有獨資、絕對控股、相對控股、參股和非股權投資等。
中國企業在進入陌生的國外市場時，一般應選擇合資企業的方式，實際情況也是這樣，將近70％的中國企業采用合資企業的方式。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大部分中國海外企業使用的是標準技術，生產成熟產品，因此借助設立獨資企業防止技術擴散的動機不明顯；設立合資企業是掌握國外先進技術和營銷手段的一個重要途徑；另外，中國企業開展對外投資的歷史較短，因而缺乏經驗，需要采取與外資相融合的方式，即與外資合作，向外資學習，積累經驗，降低投資風險。采用合資企業的方式，還要注意選好投資伙伴，理想的投資伙伴是境外投資成功的關鍵因素。
另外，中國企業進行境外投資，除股權投資外，還有非股權投資(非股權安排)。非股權投資的主要形式是通過與東道國企業簽訂技術、管理、銷售或工程承包等方面的合同，取得對該東道國企業的某種控制權。最常見的非股權投資是技術授權、管理合同和委托生產合同。企業采用作為直接投資替代物的非股權投資方式，不僅可以不用出資和少承擔投資風險，而且還可以使它們的技術、管理和銷售機制獲得令人滿意的回報。
五、技術策略
技術策略總的思路是：第一，重視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技術輸出與技術入股問題。第二，從中國的技術水平實際出發，輸出標準技術和適用技術。這些技術的特征除勞動密集型技術外，還有小批量和靈活性，這類技術的市場主要在發展中國家。第三，對于需要控制擴散的先進技術和特色技術，要通過建立獨資企業方式加以保護。第四，對外投資企業的技術創新策略。對外投資企業也要大力開發新技術和新產品，因為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要求企業不斷開發新產品，市場競爭的加劇迫使企業要不斷開發新產品，消費需求的變化需要企業不斷開發新產品。
中國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在輸出和轉讓技術時應講究策略：首先，把握轉讓時機。對于處在產品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技術應采取不同的轉讓策略：當技術處于創新階段和發展階段時一般應不予轉讓，因為如果轉讓我們掌握的具有壟斷優勢的技術，容易使我們喪失得來不易的技術優勢。當然，并不是說中國企業擁有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都不能轉讓，但企業對這類轉讓應建立一套評估機制，以便在促進技術轉讓的同時，又能保持中國的技術優勢。當技術處于成熟階段時，可以予以轉讓。當技術處于衰退階段時，要主動尋找買主予以轉讓。其次，選擇轉讓方式。可以向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學習，根據不同的情況分別采取技術入股、技術互換和以技術換市場等方式。再次，注意股權的差別。向境外子公司可以轉讓處于任何生命周期的技術以及高新技術，而向境外合資企業應只轉讓一般性技術。如海爾向馬來西亞輸出洗衣機技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最后，中國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應特別注意專利和商標等手段的使用以及企業的技術秘密和商業訣竅的保護，保護企業自有的知識產權，維持技術優勢。
六、經營當地化策略
經營當地化又稱經營屬地化或經營本地化，是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東道國獨立的企業法人身份，按照當地的法律規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國際上通行的企業管理慣例進行企業的經營和管理。
中國要在本世紀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必須解決好經濟增長與就業這兩個重要問題。一方面，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要高度重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另外，我國是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就業問題始終是國家關注的一件大事，所以我們一定要充分利用對外投資創造的各種效應來增加就業機會、解決就業問題。于是，下文擬從促進經濟增長與就業兩方面來探討對外投資的經濟效應。
1.經濟增長效應
(1)生產要素配置效應。生產要素是實現經濟增長的源泉，而我國生產要素結構比例嚴重失衡，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于是，必須通過國際交換，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為此，對外投資將發揮重要作用，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更好地利用國外自然資源。中國是一個自然資源比較短缺的國家，耕地和水，石油天然氣、森林、橡膠、銅鐵礦、等重要資源的人均擁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別是石油天然氣則是我國未來發展的戰略稀缺資源，現在已經在大比例地進口，有人估算到2010年，中國石油天然氣的進口依存度將接近或超過50%（江小娟，2004），這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我們不能完全依賴進口，因為它受到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通過對外投資參與國際資源開發，與那些資源豐富但缺少開發能力的國家合作，并且擁有對稀缺資源的股份，以保證我國重要資源供給的長期安全性。②更好地利用國外先進技術。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的綜合技術實力還是比較低的，人均技術水平也急待提高。到目前為止，我國利用國外技術資源的主要方式是引進資金與技術，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發展壯大，僅憑國外引進已遠遠不夠，對外投資可通過兩種方式來利用國外技術資源。一種是國內有實力的大企業到海外人力資源密集的地方設立研發中心或者設計中心，這不僅可以利用和發展原有的技術優勢，還能夠保持和尋求新的技術優勢（馬亞明等，2003）。另一種是到海外收購或兼并有核心技術的國外企業，通過利用已有的核心技術、顧客資源和品牌優勢，我們可以提高技術效率和技術競爭優勢，從而縮短時間、降低風險，迅速獲取經濟效益（李蕊，2003）。③獲得更多國外資本。中國對外投資極大地拓寬了利用國外資本的渠道，因為它不僅增加了我國的外匯收入，而且從東道國或國際金融市場上籌措到大量資金，由于實現了資本積累，從而突破了企業發展的資本瓶頸，結果企業可以擴大經營規模、優化資本結構、促進技術升級，實現企業良性發展。
(2)產業結構優化效應
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是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內經濟工作的重點，由于我國還未實現工業化、信息化與現代化，加上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我們必須抓住對外開放的契機利用對外投資來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①促進傳統產業的改造與升級。現在國內有相當一部分產業生產能力過剩，經濟效益不好，企業發展滯緩，這主要是因為國內商品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失衡所致，并非完全歸因與產品的質量、層次與水平。其實傳統產業的大部分產品適應一些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通過對外投資，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這些生產能力，將使這些資產繼續發揮作用、促進國內結構調整，減輕國內企業困境。②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面對世界科技的迅猛發展，一國的綜合國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科技發展水平，而高新技術則是其集中體現。然而，高新技術產業需要大量的技術開發投入，許多生產項目需要巨額投資，如果小批量生產，不能彌補前期的大量投資，企業就不會有投資的積極性。我國國內市場雖然容量巨大，但相對于一些高新技術產品，國內需求不足，必須以全球市場為目標，才能進行大規模生產和經營。因此，通過對外投資到國外市場與對手一起競爭將加速我國企業的技術進步，與此同時，國外企業的技術擴散也為我們高新技術發展提供了示范作用。
2.就業效應
就業是民生之本，擴大就業是我國當前和今后長時期重大而艱巨的任務。對外投資則是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一條主要途徑。它對就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如下兩方面：一是刺激效應，二是置換效應。前者是指對外投資導致國內就業增加，后者則是指國內就業被國外替代造成就業減少。對外投資主要通過增長出口來刺激就業，它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已越來越明顯，它的作用機制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企業的跨國經營特別是對外投資辦廠首先會帶來資本品的出口，從而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的出口，這必然會給國內就業產生拉動作用；第二、對外投資中的境外加工貿易中，所需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大多是從國內進口，增加了對國內產品的需求，關聯產業的就業需求增加；第三、企業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國際化競爭力增強，加深了對國際市場的了解，擴大了本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知名度，從而會拉動對母公司產品的出口，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就業；第四、我國對外投資多以制造業為主，相對而言，服務業的發展比較滯后，而在國外投資的競爭壓力將會提高我國的服務水平，由于服務業大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增加就業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伴隨對外投資規模的逐漸擴大，將對我國就業產生積極影響。
就對外投資的置換效應而言，目前在我國的作用效果并不明顯。因為對外投資對就業置換效應的強弱與母國對外投資的動因有密切關系，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的一個重要動因是尋求廉價的勞動力資源，而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原因是帶動出口和更好的利用國外資源，使生產要素配置更趨合理，再加上我國本身所具有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在長期內不會改變，這決定了我國企業在跨國經營中不會舍近求遠，而會充分利用這個比較優勢。所以對外投資對我國就業的置換效應很小。總之，對外投資不會減少國內的就業需求，相反會因為對出口的帶動和服務業的刺激而擴大關聯行業的就業需求，所以對外投資有明顯的就業正效應。
二、目前中國對外投資存在的問題
1.宏觀規劃和管理不夠完善
由于國家及政府鼓勵和支持國內有實力的企業到國外投資，所以許多不具備條件的企業也急于進入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競爭，但它們在企業制度、技術能力、人力資源、品牌優勢等方面均未達到進行國際經營的實力。政府在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規方面還存在諸多不健全之處，同時對企業到國外投資的資格認定、業績評估、過程管理等方面也還有許多不完善，造成了對外投資的企業水平參差不齊，導致企業未達到對外投資的預期目標。
2.企業規模普遍較小
雖然我國對外投資企業的規模較以前有了大幅度提高，但與國外企業相比差距仍很大，在競爭中常常處于劣勢。企業的投資規模偏小直接限制了規模經濟的形成和市場競爭力的有效發揮；另外工作人員少，大多數企業只有幾人或十幾人，很少有幾十人的，致使他們難以進行有效的分工與協作，導致企業很難沿著正常軌道順利發展。
3.技術研發能力薄弱
由于我國對外投資企業的規模較小，資本相對稀缺，用于技術研究與開發的資金并不充裕，特別是對外投資主體多以資源開發和貿易性開發投資為主，它們缺少技術創新的動力與壓力，另者，我們對海外企業人才的培養也不夠重視，缺乏高素質的技術與管理人才，結果我國對外投資行業的核心技術、創新水平、國產化程度并不高，核心技術仍來自于國外，自身沒有升級換代的能力，這意味著要受制于人，且在市場形式變化時沒有回旋余地。
4.企業管理水平偏低
由于中國企業在國外投資的歷史不長，經驗不多，所以對海外投資的管理存在許多不足。首先，中國對外投資的大部分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它們在人事管理中往往缺乏一套科學合理的選人、用人及人員變換機制，多數民營企業也存在相同的問題；其次，對企業財務管理不規范、不嚴格，缺乏一套科學有效的風險控制制度；再次，企業投資決策欠妥。投資可行性研究報告缺乏足夠市場調研，對市場需求和產品規模論證不夠，投資企業的產品存在著市場需求較小或生產規模不經濟問題，對重大事項的定奪缺乏影響力，在選擇合作伙伴方面經驗不足；最后，對經營者激勵約束機制不健全，往往存在著經營者謀取私利而損害企業利益的行為。
三、促進中國對外投資良性發展的對策
1.加強政府宏觀規劃和管理，為企業對外投資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要防止“定指標”“下計劃”式的發展方式，避免盲目發展、一哄而上，政府要做到真正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益、增強競爭力和長期發展潛力為目的，講求實效；同時政府要簡化審批手續，完善登記制度，加強對企業海外投資項目的監管
2.制定和完善促進企業對外投資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
盡管我國已經出臺了許多規章制度來規范對外投資企業的行為，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由于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性和國外投資狀況的不確定性，我國的企業還面臨著來自諸多方面的風險。國家應鼓勵支持國內有實力的各種投資主體開展對外投資，并在企業融資、稅費負擔、權益保護等方面給予配套支持；另外要為企業提供風險分擔機制，形成境外投資風險保障機制，鼓勵企業前去投資。
3.加強企業自身建設，積極推進企業改革
要實現對外投資的健康快速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且急迫的是提高企業自身素質，從根本上增進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具體而言，要至少作好以下幾項工作：其一、以現代企業制度為標準強化企業制度建設，形成企業多方利益主體的制衡機制，借鑒世界著名跨國公司的經驗，逐漸改進完善企業制度；其二、加大企業研究開發和技術創新力度，將自我技術創新同技術模仿改進有機結合起來，不斷提高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其三、形成人才選拔、任用、轉換、培訓等一整套良性循環機制，使我國在同國外公司的競爭中始終保持人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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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0.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億美元，年均增長31.2%，高出全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14.2個百分點。盡管浙江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迅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9年的499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萬美元，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可見，浙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都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為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實證分析。在國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很少，實證研究尤其是具體到某一省份的實證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較短，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少，占GDP和進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顯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會進一步凸現，研究這一經濟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雖然對各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但眾多的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只有二個：一是以芒德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Mundell,1957)；二是以小島清(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芒德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認為，由于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常常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地避開貿易壁壘，成為對外貿易的替代物，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互補模型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小島清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改變雙方的比較優劣勢的態勢，從而直接創造了對外貿易。無論是芒德爾的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如果兩者是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互補關系，如果兩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替代關系。以上主要是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而對于有其自身特點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對印度進行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上述結論的差異表明，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且這些研究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對于處在轉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意義甚微。由于國內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甚少，而具體到某一省份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更鮮有人為之，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歷年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均衡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由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善，樣本僅設定在1989－2005年之間。本文選取浙江年鑒和2005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衡量對外直接投資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FDI）衡量外商對浙江省直接投資量，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蔡銳和劉泉(2004)認為,F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的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同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也可能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為止累計的浙江省內外向對外直接投資值總和(ACFDI、AFFDI)。同時浙江省經濟增長較快,其影響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度量浙江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只有平穩的時間序列才能進行回歸分析。在此對序列采用ADF檢驗，其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別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表明這些變量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即零階單整。LnEX和LnIM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其差分后的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兩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一階單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該變量也是一階單整。對LnFFDI進行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二階單整。
綜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為二階單整序列。依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分析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近年來，不少國內外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均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拉動作用，著重分析兩者直接的相互影響關系，得到出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均衡關系而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長期穩定關系（張如慶,2005）。其研究的重點只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視了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的滯后推動作用。因此，本文為避免忽視進口的作用，首先單獨分析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出口、進口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綜合考察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依據DW值與t值，運用向后回歸法進一步篩選可以被替代的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變量，同時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線性和自相關。
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解釋變量）與出口額、進口額（被解釋變量）做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其殘差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方程(1)表示LnEX與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回歸方程(2)表示LnIM與LnC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根據表3與表4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作用較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關與異方差。模型估計式(1)、(2)的殘差序列為平穩性，變量lnEX、lnIM與lnCFDI、lnFFDI、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由回歸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0709%；FFDI每增長1%，EX將增長2.5622%；AFFDI每增長1%，EX將減少0.312821%；GDP每增長1%，EX將增長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起步較晚，相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說總量較少，所以對出口的貢獻程度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結果可知，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對出口貿易產生了正向影響，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浙江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從短期來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正向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卻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與一般看法和直接統計結果相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市場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
由回歸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長1%，IM將增長0.054923%；AFFDI每增長1%，IM將減少0.241292%；GDP每增長1%，IM將增長2.333%。同理，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對進口的貢獻程度也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方程可知，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進口的增長,說明對外直接投資中為了獲得自然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資源相對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實情，從而帶動了浙江省進口貿易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說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實現了生產和銷售的本土化,需要進口的原料更多地來自本土,從國外的進口減少了。
（四）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種具有特殊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成為協整分析的一個延伸。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而這種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短期出現了偏離均衡的現象，必然會通過對誤差的修正使變量重返均衡狀態，誤差修正模型將短期的波動和長期均衡結合在一個模型中。
由協整檢驗可以知道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浙江省生產總指數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惟一的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各模型分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誤差修正模型(3)中，協整關系對EX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則誤差修正作用降低了當期EX(彈性系數為-1.062)，EX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一定穩定性，而且誤差修正模型ECM項對應t值較高，說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短期比較穩定。
在誤差修正模型(4)中，協整關系對IM的增長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IM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修正作用也降低了當期IM(彈性系數為-1.115)。IM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穩定性，這體現著短期內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的穩定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外商直接投資額FFDI、生產總指數GDP與進口貿易額、出口貿易額之間的協整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增長、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可得出以下結論：
（1）從長期關系看，CFDI、FFDI、GDP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互補關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若干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在浙江省已經逐漸轉型,從追求人力資源優勢的生產型投資逐步轉向追求市場的市場型投資。這樣的轉變從長期的趨勢來看是十分明顯的,無疑明顯影響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長規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能產生出口引致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設備等出口的增加。
從前文實證分析來看，CFDI、FFDI、GDP與進口貿易之間也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表現為對進口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母國原材料的進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經濟實力雖位于全國前列，但資源極其匱乏，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許多重要的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幾乎完全依賴外省或是從國外進口。因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國外獲取自然資源、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它們對進口貿易無疑有強勁的促進作用。其次，隨著浙江省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已經或者將要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為保護本國利益所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為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能緩和雙邊經濟關系，化解貿易（張如慶,2005），從而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全局，現階段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與貿易額相比,比重還很小,2005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00158（注：根據2005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而世界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5634(注：根據2004年《世界數據報告》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通過加快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國際貿易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從短期關系看，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CFDI與出口貿易短期均衡關系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且t值顯著,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母國出口貿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限制到鼓勵的發展歷程(齊曉華,2004)。由于其規模太小,對進出口的影響還不及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得大。但據權威研究報告預測（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擴大。浙江省作為全國經濟強省也首當其沖，必然大幅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隨著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進一步增大，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直接的正相關關系將逐漸增強。
本文實證表明，浙江省CFDI與進口貿易也存在短期均衡關系顯著，CFDI與進口貿易的關系也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相比之下，CFDI對進口貿易的短期調整作用更強。
從浙江省當前貿易戰略出發,政府相關部門有必要充分重視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對能產生進出口貿易互補、創造效應的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各種政策優惠,從而鼓勵企業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往政府有關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與貿易有關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我們必須跳出這種思維模式，直接制定切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使浙江省企業步入國際化發展階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提升產業結構。
對企業界而言，加入WT0后,國內市場上國內外企業的競爭日趨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場而放棄進入國際市場,那么其國內市場份額勢必逐漸被吞食。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拓寬企業的生存空間，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投資促進貿易，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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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中國足吸收fdi的世界大國，占了流向發展屮國家fdi總量的三分之-。但另-方面，巾國也是世界資本的-大供給源，雖然口前巾國流出的對外直接投資(ofdi)相比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ifdi)規模還較小，但其增長速度不容小視。僅2017年一年，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幅就達到了 32%，中國的很多跨國大企業在國際商務中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746.5億美元1，創歷史最高紀錄，位居全球第五。
在全國各省市中，廣東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位列第一，達到了 116.3億美元。上海位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達到60. 43億美元。上海和廣東作為中_經濟的領頭羊，許多行業都是處于全w領先地位，尤其是制造業，而且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也還是以制造業為主。
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國的環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國的市場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觀層而的，這些h益增長的對外宵接投資究竟是由什么樣的企業貢獻的?剔除相同的宏觀經濟環境、不同的行業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國的影響，什么樣的企業更容易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生產效率與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乂有什么樣的關系?對企業層面的復雜差昇很難由一個籠統的調查闡釋清楚，因此只有通過對企業層面進行嚴謹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問題。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以下是論文的研究框架：
20世紀是一個高速發展的世紀，在這一百年里，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科技日新月異，經濟快速發展，國際環境日益穩定，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各國的對外直接投資（FDI）迅速發展起來。
一、世界直接投資的現狀
進入21世紀后，FDI繼續發展，2007年全球國際直接投資達到18333.24億美元，遠遠高于2000年創下的歷史最高水平。
2007年發達國家的流入量達到12476.35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了32%，美國仍然是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歐盟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最大的地區，幾乎占發達國家總流入量的三分之二。
發展中國家FDI流入量在2007年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4997.47億美元，具體來看，所有發展中地區的FDI流入流量幾乎均有所上升。
二、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方式分析
FDI有兩種進入方式：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科技進步加快和各國經濟自由化加強，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FDI存量和流量規模日趨龐大，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推動力。聯合國貿發會議《2001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2000年，全球跨國并購總價值達到1.1萬億美元，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所占的份額超過五分之四。一般情況下，外國直接投資較容易受跨國并購的影響，因此，這段時期跨國并購比新建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得更多。
2003年跨國的企業購并投資件數4500多起，在發達國家方面，美國是首位的跨國企業并購投資對象國。而在發展中國家方面，中國列首位，但在全世界則列于第四位。2003年跨國企業并購投資額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私有化進程的延緩或終結。
2005年跨國并購的交易額和交易量均有所增加:金額增至7160億美元；交易量增至6134宗，已接近1999年跨國并購達到第一次高峰時的水平。這樣高水平的并購盡管是跨國公司戰略選擇的結果，但也確實受到全球證券市場復蘇的推動。
2006年，并購仍在外國直接投資流量中占很高比例，但綠地投資也有所增長，特別是在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由于公司盈利的增長，利潤再投資已成為內向外國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大約占2006年全世界外資流入總量的30%，單在發展中國家就占到了一半。
2007年，跨國并購交易的金額達到1.637萬億美元，比2000年創記錄的水平增長了21%。因此，從整體上看，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對2007年全球跨國并購沒有產生明顯影響。
三、對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啟示
1、中國應增加對外直接投資，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水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改革開放后，經濟實力不斷增長，現在中國的外匯儲備也相當豐富，中國有條件有能力增加對外直接投資，特別是增加跨國并購，從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年在世界范圍內，跨國并購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中國要進一步發展本國經濟，就要順應世界發展潮流，采取并購的方式可以利用別人原有的銷售渠道，與新建相比，節約成本。
2、培養跨國管理人才。從整體上看，我國派往境外企業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較低，缺少從事跨國經營所必備的，既有專門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能，又通曉國際商務慣例，國際營銷知識和外語水平的跨國經營的高級管理人才。我國企業缺乏一整套適應國際市場競爭需要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許多從事跨國經營的企業還沒有建立起現代人力資本觀念，對人才資源管理的認識仍舊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層次上，導致外派人員專業能力和積極性都不高，遠遠不能適應跨國經營對人才需求的競爭需要。因此，我國要大力開發和培養符合國際化要求的復合型人才，在目前國內比較缺乏熟悉國際規則和東道國的市場法律的人才的情況下，還可以通過招聘優秀的國際人才來彌補靠自身培養的不足。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可以通過公開招募人才、建立培訓中心或者委托專業機構從事相關活動等方式，加強對人才的培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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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資額最大的國家，但是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發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以東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區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圈。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有87.84%分布在東部地區，9.09%分布在中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對華投資的如此不均衡，跨國公司進行投資區位選擇時考慮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獻回顧
英國學者鄧寧在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及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做了全新的解釋。他指出：一個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是有三個因素決定的，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鄧寧把區位優勢看作國際投資區位選擇的關鍵因素，并把區位因素歸納為市場因素、貿易壁壘、成本因素和投資環境，隨后又補充了語言、習慣等非經濟因素。
根據鄧寧的理論，伍德沃和羅爾夫對影響出口導向制造業國際分配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他們的分析，跟投資選址呈正相關關系的因素有：GDP、匯率貶值、免稅期限、自由貿易曲的規模、政治穩定因素、制造業的積聚度、土地面積等；而與選址呈負相關關系的因素有：工資、通貨膨脹率、運輸費用、工會組織等。
樸商天（2004）以中國市場為研究對象，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差異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對外開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勵政策與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工資水平、研發人力則對直接投資起著反作用。基礎設施對選址呈正相關關系，但對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正在減少。
這些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FDI區位選擇的動因，前兩個是以多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國的現實情況。樸商天雖然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但他只簡要的講述了影響地區性差異的因素，對某些區域存在著哪些具體的問題方面并沒有解釋。本文根據這些學者提出的因素，結合中國東、中、西部的具體情況，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啟示。
三、影響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張立（2002）對FDI在我國省際分布的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引入了各省執行FDI優惠政策的時間，結果顯示，各省執行優惠政策的時間先后對FDI的流入有著顯著的影響。我國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作為政策開放較早的地區，利用自己東南沿海的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建立開發區和工業園區，最先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的集中區。1992年中國開放內陸城市并實行也沿海地區相同的鼓勵政策，推動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近幾年外商對中西部的投資有所增長，特別是長江中上游地區，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貴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但中西部地區已經開始了引進外資的征程。
2勞動力成本及工資水平因素
勞動力成本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策的成本因素中最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強調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資水平，工資高低與外商投資呈負相關關系。樸商天（2004）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這一關系的正確性。作為人口大國，中國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這種成本競爭優勢對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勞動力導向戰略是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重要的區位選擇戰略。除了成本因素，勞動力素質也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特別是在一個東道國內部，低勞動力成本經常意味著低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更具有吸引力，這就是外資沒有因為勞動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區的原因。
但是過高的工資水平也會抑制外資的流入。以長江三角洲職工平均工資衡量的勞動力成本顯示，上海、寧波、杭州、南京和蘇州等地的工資水平，遠高于長江以北地區城市。工資成本對FDI分布的影響就是，未來的長三角地區外資可能會更傾向于投資到工資水平較低的周邊地區，甚至轉移到區外。工資成本的上升對長三角的外資流入是一個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區開發較早，當外資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而成本不斷攀升，對FDI起到了明顯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單位土地面積的GDP衡量，深圳、汕頭、廣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國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在引進外資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的比重在持續上升。
4.基礎設施質量
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港口和信息通訊等）和基礎工業的發展狀況決定著社會生產的規模和效益，特別是具備一定投資規模的大型企業，如果生存在一個基礎設施薄弱的經濟環境中，將會導致投資收益遞減。在我國，各地區的投資硬環境差異非常大，例如東部沿海的廣東省和江蘇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東部地區的交通線路綜合密度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區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僅為29公里/平方公里，與東中部地區相差甚遠，成為外資進入的“瓶頸”。
5集聚效應區域產業基礎是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發達工業化國家（hakrabarti，2003），外國資本在這些國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的分布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集聚效應（Figueiredoetal，2000），區域產業基礎越強，外資企業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該地區投資。Headetal（1996）對我國931家外資企業進行了研究，發現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產業基礎的城市——獲得了更多的投資，而集聚效應則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響。
對于集聚現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研究視角。他結合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科學，認為：聚集效應的關鍵是規模經濟，特別是外部規模經濟；聚集能導致生產某一種產品的平均成本下降，進而產生遞增的規模效應。聚集效應體現出一種路徑依賴，進而影響后續FDI的聚集(吳豐，2001)。外商直接投資的聚集效應體現在增量FDI的區位選擇受到特定區位的FDI存量的影響，即當某一地區的外商資本控制的廠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傾向于投資該區域國家或區域(許羅丹、譚衛紅，2003)。許羅丹、譚衛紅(2003)、王劍、徐康寧(2004)、吳豐(2001，2002)對FDI在中國表現出的聚集效應進行了研究闡述，均認為外商投資的聚集效應明顯。為了在運輸成本最小化的條件下實現規模經濟，制造企業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場或潛在市場區域選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區域產業基礎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具有雙向促進關系。資本的進入增強了該地區的產業能力，同時也強化了外資的集聚機制。以蘇州為例，該地區的IT制造業目前已具備了相當完整的產業鏈，在開發區周圍25公里內可以達到98％的產業配套率。這種配套體系在吸引跨國公司進入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州由此成為全球IT制造業最重要的集聚區之一。臺灣十大筆記本電腦公司有九家在蘇州投資，包括明基、華碩、華宇、臺達在內的臺灣20家最大的電子信息企業，有16家人駐蘇州，隨后相關配套企業相繼進駐，產品包括線路板、電腦配件、主機板、掃描儀、鼠標器、及電池和筆記本電腦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業，形成較為齊全的IT產業配套體系，這種產業鏈投資方式既使企業具備了較強的競爭優勢，又增加了蘇州招商引資的吸引力。
行業的地區集中可以提供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使得各種各樣的專業化供應商得以生存。在我國，另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是廣東東莞，這里集中了大量的來自海外特別是臺灣地區的計算機和電子設備制造商，是公認的全國電子產品配套能力最強的地區，在此設廠，有助于廠商增強其競爭力和建立競爭優勢。有了特定產業的聚集，就能吸引相關的FDI進入，而我國西部就非常缺乏這種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環節。
6“核心一”體系（CPS）。在對外直接投資比較集中的地區，往往會形成“核心一”體系（CPS），在空間一上的表現即為圍繞“核心”區域形成的“核心一”（CP）結構。因此，與核心區域的地理接近性，成為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我國“核心-”體系的結構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與投資國相鄰，易于吸引投資。例如我國廣東的東莞、深圳等地區，由于毗鄰香港，而成為外資最先進入我國的地區之一。山東的青島、威海等地則由于與日本、韓國接近，而成為日資和韓資集中的地區。CP結構形成后，會在該地區產生一種引力，企業在選址時將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業關系，形成集聚效應。第二種是對外直接投資在核心區域選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國配套企業進入，這些企業在核心區域附近選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為特點的區域。1993年，臺灣明基公司在蘇州新區投資設廠，同時還召集其臺灣核心配套廠商，吳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區位優勢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業人駐，從而在以蘇州為核心，以吳江為的地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協作體系為特點的CP結構。
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促進區域經濟特別是中西部經濟發展的幾點啟示：
1.接受并推行投資自由化
加快西部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進長期性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促進市場競爭原則，通過減少或消除特別針對外國投資者所采取的歧視性措施，取消市場準入限制，促進市場競爭。外國直接投資參與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潛力也非常巨大，要創造寬松的環境，鼓勵外資進入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優先發展領域，允許外資公平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或公共項目的公開競爭招標。二是享受國民待遇的原則，即外國投資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國投資者，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在稅收等方面“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貸款、融資、投資等方面“非國民待遇”的歧視性措施，嚴禁對各類外資企業亂收費和變相增加非生產性負擔。三是提供制度保護原則。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發揮市場經濟機制來促進投資自由化和吸引外資，同時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制定相應的競爭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資和貿易的負面影響對市場競爭的破壞效應。四是盡量減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瑣的政府干預。無論是提高企業經濟績效，還是提高西部地區整個經濟的效率，關鍵是增強市場的競爭性。在此意義上，投資自由化就是經濟市場化，競爭游戲規則的公平、公開化以及監督機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積極開發人力資源
就西部而言，開發人力資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義。因為西部地區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也是中國目前就業壓力最大的主要地區之一，由于政府投資本身創造不了多少就業，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對擴大就業、緩解失業壓力具有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政府不僅要實行直接影響FDI的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將人力資源開發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發展教育，積極培育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鼓勵外資企業對其員工進行人力資源開發以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增加中央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鼓勵少數民族控制人口增長，在逐步解決“收入貧困”的過程中逐步解決“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文化貧困”問題等。
3.實行跨國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
吸引跨國公司是中國和西部獲取全球知識與技術的重要來源，也是西部縮小與東部和發達國家知識與技術差距的重要途徑。提高西部地區產業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善待跨國公司，把吸引跨國公司的技術、資金與西部和中國相對巨大的消費市場等互補性優勢結合起來，吸引世界上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國際競爭力最強的跨國公司大規模投資于西部，并發展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的后項聯系，鼓勵與本地區著名的大企業聯盟，提高其市場競爭力。這是西部開發最好的吸引外資策略。
摘要:國際直接投資是以控制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目的的投資活動。加入WTO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逐步成為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利用外資的實踐過程中,我們必須認真分析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對中國的影響,并積極提出應對措施。
關鍵詞:WTO;投資;中國
1加入WTO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對我國產生的影響
1.1關于投資規模的影響
加入WTO以前,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一直處于低迷狀態。加入WTO后,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增長1190億美元,比入世前增長了34.2%,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538億美元,比入世前增長23.5%。目前,中國現存注冊外商投資企業23.6萬家,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已超過全國進出口總額的57%;已成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國之一。
以市場控制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的發展既有帶動和示范的一面,又對其自身和國內產業的成長構成抑制。表現在:國有企業因機制障礙越來越難以適應競爭加劇的形勢,國有部門的萎縮引起城市市場的相對蕭條,最終又限制了外資的發展,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及領導盲目追求招商引資的“政績”,重引資數量而忽視引資質量,相應的代價是,對不能進口或不可再生資源的大量消耗和對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使我們引進外資戰略的可持續性大大減弱。
1.2關于產業投向上的影響
與全球產業結構演變趨勢相適應,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也發生了從第一產業和傳統制造業向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的轉變。第三產業中的一些服務業,如金融、保險、不動產、商業等是國際直接投資的熱點。
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資的領域擴大,給外商帶來了更大的發展機會和空間。另一方面,這種領域的快速擴大,給中國企業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其次,開放市場后對人才的競爭加劇,人才價格可能水漲船高,盡管這種變化對人力資源利用和培育可以起到刺激作用,但同時也將提高服務業的成本和價格,使其低成本優勢受到削弱。
1.3關于投資地域的影響
入世前,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我國的東部地區。加入WTO后我國在積極擴大利用外資,著力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質量的同時,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相結合,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支持力度,外商直接投資地域向中西部轉移。據不完全統計,世界500強中已有80多家企業在我國西部地區投資或設立辦事機構,比入世前同期上升了85.3%。
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有利于培育全國統一市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外商加大對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使得一些投資項目并不是我國目前所急需引進的項目,同時也與我國的產業結構相違背。使得在我國產業結構中政策中應當優先發展的部門未能得到發展。
1.4關于投資方式的影響
加入WTO之前我國吸引外商投資的主要方式有合資經營、合作經營、獨資經營、投資控股、合作開發等其他方式。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上半期,建立合資企業是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市場的最主要形式,自入世后外商的新投資項目中,外商獨資項目開始超過中外合資項目,獨資形式在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獨資企業比重快速加大將繼續成為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吸收外商投資的一種趨勢,并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
這樣一來,獨資企業的投資方式更便于企業內部的管理和控制,對企業今后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另一方面,獨資企業的這種快速發展使原來合資的一方遭受了損失。各企業被外資控股后,我國參與經營的一方失去了管理和控制企業的權利,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控制能力會隨之下降,從而可能導致市場控制的失靈并引發經濟動蕩,造成利潤外流。從檢驗結果中可以得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滯后2期時存在一個協整向量，表明中國西南地區的城鎮化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某中長期穩定的關系。括號中的數值為T檢驗量，可以看出在5％的水平下，該方程通過檢驗。
(五)VEC模型建立
根據前文所述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構建本文的VEC模型：
上面估計的VEC(2)模型，方程(3)和方程(4)下面括號中的數值依次為各系數的t統計量檢驗值。顯然，上述兩方程中所估計的系數大部分在統計上達到顯著。同時方程不存在異方差和自相關，殘差序列具有平穩性且J—B檢驗(P=0．40)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上，回歸殘差序列均滿足正態性，方程整體擬合度較高，且模型通過平穩性檢驗。同時VEC模型AIC和SC的值分別為-7．13和-6．45，滿足模型有效性的要求，模型整體解釋力較強。
(六)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我們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檢驗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3(滯后期為2期)。
從因果檢驗關系來看，在中國西南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不是城鎮化率提高的原因，城鎮化提高時產業結構升級的原因，二者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這里有必要結合中國西南地區的具體情況做進一步的原因闡釋。
二、相關結論與政策建議
現階段，我國加快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既有內部發展的動力，也有跨越外部障礙、緩解外部壓力的原因。這就決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要有“戰略性”。總體來說，這種“戰略性”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投資目的戰略性，即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是跨越貿易壁壘還是尋求資源和技術的。二是投資地區戰略性，即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以及資源稟賦的實際情況，決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和數量。三是投資手段戰略性，即根據投資目的的不同，從綠地投資、跨國并購、合資以及股權收購等方式中選擇合適的投資手段。四是投資產業戰略性，即根據不同的投資目的，選擇不同的產業。其實，在實際的投資過程中，這四者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即根據投資的目的，以最佳的投資手段在最佳的投資地區投資最佳的產業，以求取得最佳的投資效果。
目前，根據經濟發展的現狀和需求，也為了促進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有效、有序、協調、健康發展，我國政府鼓勵國內企業境外投資重點投向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鼓勵有利于緩解經濟發展瓶頸的境外資源類投資，拓寬這方面投資合作的渠道和領域；二是鼓勵有助于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能夠帶動國內產品、設備和技術等出口和勞務輸出的境外生產型設施和基礎設施投資，并有助于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水平；三是鼓勵能夠通過境外投資獲得國際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專業人才的境外研發中心投資，提高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四是鼓勵中國的優勢企業到境外從事貿易分銷、銀行、電子信息、物流航運等業務，增強服務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因此，具體來說，根據我國的現實情況，投資戰略應該遵循以下原則：
（一）基礎資源尋求型的對外投資地區：發展中國家
雖然中國在勞動力要素上具有一定的相對成本優勢，但在某些自然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礦產、森林和土地資源等)上卻顯得缺乏。要使相關行業保持穩定的增長，國內現有的已開發資源，從質量和數量來看都遠遠不能滿足要求。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建立穩定的國際資源市場渠道是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因此，進行海外投資，開發資源就顯得十分必要。
投資的重點地區應該是：第一類，部分亞洲國家。例如，東南亞的森林資源，西亞、中亞的石油、鐵、鉀鹽等都對我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我國在這些地區投資具有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利因素。第二類，拉美、非洲、中東歐等國家。例如，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石油、鐵、銅和森林資源豐富，投資基礎良好；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扎伊爾、贊比亞等國的石油、銅、鉻、鐵等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豐富，都是我國緊缺的自然資源。
根據這些產業的類型，投資手段最好選擇與當地企業合資開發，或者是增資入股，跨國并購或者綠地投資的可能性比較小、難度比較大。
（二）邊際產業轉移型的對外投資地區：發展中國家
根據國際經驗，對于我國的成熟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要想轉移出去，大部分也必然集中在鄰近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一方面因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小，實力不足，只有在地理位置毗鄰，交通、通訊、信息傳遞等比較便利的地區才能顯出比較優勢。這就是中國企業多向東南亞國家投資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國企業將適用技術和成熟產業轉移到市場潛力更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這些國家從事加工貿易、建立生產制造裝配企業，可以較大地滿足東道國擴大就業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做到互惠互利，使投資順利進行。這就可以把我國的夕陽產業轉移出去，既可以緩解環境污染問題，又可以為我國承接新一輪的國際產業轉移做好準備。
投資的重點地區應該是：亞洲、拉美、非洲、中東歐等國家。這些地區的部分國家是我國紡織品、化工產品、機電產品、拖拉機、小型農具、自行車、玩具、鞋帽、手工藝品等商品的出口大國。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消費結構及消費水平同我國具有相似性及承接性，而且人口眾多，市場規模及潛力巨大。另外，這類產業基本上都是勞動密集型，勞工素質也無需太高、很容易就地轉化，同時創造大量就業機會，頗受當地政府歡迎。
這些國家和地區投資環境較好，而且為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所以，我國企業在投資時可以選擇在國外直接投資建廠或者合資等形式。
（三）核心技術尋求型的對外投資地區：美日歐等發達國家
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以租賃和商業服務、批發零售為主，這些項目的投資從短期來看具有營利性，但是卻沒有長遠的戰略意義。目前，我國正在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轉變成功與否以及速度快慢，主要取決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歸根到底還是要取決于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擁有核心技術的知識產權。目前，國際分工已經從產品分工發展到了要素分工，技術特別是高端核心技術的研發主要集中于美日歐等國家大型跨國公司的母公司，而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主要還是處于加工、組裝和制造等低端的價值鏈端點上，這就導致我國想通過利用外資提高技術水平比較困難。那么，怎么辦？一是通過自主創新研發技術，二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到技術研發中心獲得技術。目前國家已經大力提倡自主創新，但是還沒有重視通過到國外投資主動地獲得技術。
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應該以吸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緊跟世界潮流為目的，有戰略、有步驟、有實效、有重點地發展對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投資的方式可以跨國并購或者自己設立研發中心為主。目前，一些企業已經實施這種戰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上海復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日本等地設立高技術合資企業，并將先進技術轉移到國內，加速國內產品的更新換代；華為集團分別在美國的硅谷、達拉斯、瑞典、印度、俄羅斯成立了實驗室；海爾在美國設立了研發機構；長虹與東芝合作在日本設立研究與設計機構；聯想在香港和美國設立了研發和技術信息中心，并進一步并購了IBM的個人電腦業務。
有一個問題特別值得注意。目前，外包是跨國公司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我國企業在對外投資時，也可以通過外包的方式，讓國外專業性的企業為我國企業作代工，通過同時購并核心業務和剝離非核心業務進行業務整合，提高和培養企業對全球資源配置、整合、計劃和協調的能力。在技術研發和關鍵性零部件生產方面尤其如此。目前，已經開始出現“國內企業做品牌，海外企業做代工”的新現象。例如，國內品牌的筆記本電腦和手機都在大量利用海外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的企業做代工。2002年，聯想公司的所有筆記本電腦中70%到80%的PDA以及40%的母板產品均由臺灣地區的廠商負責生產。另外，美國和歐盟一直是對我國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和地區，中國也應通過強化投資繞過各種貿易壁壘，將貿易摩擦變成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緩解貿易摩擦。
二、投資風險問題
總體而言，目前我國企業走出去主要面臨以下風險：一是政治風險。例如，2005年，中海油斥資185億美元收購美國第石油公司尤尼科，因美國國會的阻撓而失敗。聯想收購美國IBM公司的個人計算機業務后，美國國會議員理查德·達馬托向國會提議審核聯想計算機的信息安全，這使聯想的業務發展受到制約。二是政策風險。例如，委內瑞拉政府宣布，把外資控股或獨資的石油、能源類企業收歸國有，外資方不能控股。因此，在委內瑞拉投資石油、能源的外國公司損失巨大。俄羅斯2006年年底出臺了關于整頓批發零售市場經濟秩序、規范外來移民就業等有關法規，使十萬華商受到損失。三是社會風險。2004年的西班牙燒鞋事件給中國商人帶來巨大損失。四是治安風險。2004年我國兩名工程技術人員在巴基斯坦被綁架；2005年1月，8名中國人在伊拉克被綁架。有關數據表明，2005年外交部參與處理的各類中國人海外安全事件為2.9萬件，2006年超過3萬件。五是市場風險。例如，TCL收購法國湯姆森電視機業務，由于市場變化快，導致銷售下滑、市場份額萎縮、虧損嚴重。
從具體地區來看，以非洲地區的尼日利亞為例，尼日利亞是中國企業開展業務較多的非洲國家，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國家，自然條件優越、石油資源豐富、市場規模較大；但是，投資的風險也比較大，主要表現為：首先，種族宗教問題錯綜交織，頻繁引發暴力沖突；其次，有組織持械犯罪猖獗，嚴重威脅社會安全；第三，勞資關系、失業問題和貧富差距極易引發社會動蕩；第四，根深蒂固，制約政府管治水平。目前，尼日利亞以搶劫、綁架等惡性犯罪為主要特征的社會安全問題已經非常突出。2007年1月，先后有5名和9名中國工人在尼日利亞南部的尼日爾河三角洲地區遭到武裝分子劫持。據粗略統計，2006年全年至少有178名外國人在尼日利亞遭到武裝分子綁架。
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機遇與風險并存的。我國企業“走出去”也是如此。我國企業既不能因噎廢食，因為有風險就持消極的態度，也不能視風險而不見，盲目走出去，而是要堅持積極、審慎的態度，時刻樹立風險規避意識，有效設置風險控制環節，穩妥落實風險防范工作，合理安排風險化解措施，實施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進有退的投資戰略。
從企業方面來說，企業應該從內部完善風險管理制度，做好前期的市場調研工作，充分認識、深入了解當地市場，審慎選擇交易方，盡量降低可能面臨的風險。準確定位和綜合權衡面臨的風險與機遇，結合企業發展目標，確定風險偏好，選擇承擔與預期收益和自身實力相匹配的風險。在風險發生時，企業可以通過分包和轉包的方式轉嫁一部分風險，或者在某些風險確定發生后終止合同，撤走設備，及時減少損失。
從政府方面來說，政府應該為企業對外投資做好保駕護航工作。可以通過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手段、進出口銀行的政策性融資手段、開發銀行的政策性支持手段、行業協會的信息咨詢等支持中國企業向海外投資，在出口融資、信息咨詢和應收賬款管理等方面為企業提供高效服務，為企業開拓海外市場提供安全保障。當風險發生時，如果有必要，政府可以出面幫助企業緩解風險和減少損失。
三、投資前景問題
從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來看，《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5年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330億美元，大約是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的17%，而2006年則達到了1930億美元，占全球流出量的16%。2005年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大約為1.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13%。1990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50億美元的只有六個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到2005年已有25個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超過了這個目標。雖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占據主要地位，但是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正逐漸成為國際舞臺上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可見，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投資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中的一種新趨勢。
從中國對外投資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對外投資累計已達733億美元，全球排名已由2005年第17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13位，一些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逐步提高，也形成了一批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和產業。但是，我國對外投資累計規模僅為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總規模的1%，約為外商對華投資累計規模的1/10。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我國對外投資仍將持續較快增長，這是我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到了一個新階段后必然出現的趨勢。目前，我國人均GDP已超過2000美元，這是一個標志性指標。日本1971年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時，經濟發展和對外經貿關系隨之出現許多新特點，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對外投資迅速增長。另外，國家政府各部門都在加大對企業境外投資的扶持力度，從外交、外匯、稅收、海關、信貸、保險以及多雙邊合作等多個方面給予支持。可見，我國企業“走出去”才是剛剛開始。
今后幾年，如果國內市場競爭壓力進一步增加、人民幣繼續升值、國際貿易摩擦持續加劇，企業對外投資的積極性將明顯提高，再加上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投資保障。因此，我國對外投資的速度將大大提高，規模將高于發展中大國的平均水平。有關專家預測：“十一五”時期，我國年均對外投資額可能達到150億美元以上，到2010年，對外投資額可能達到200億美元以上，五年合計對外投資額可能達到800億美元以上。如果國內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生產能力過剩問題進一步加劇，人民幣繼續升值，對外投資規模可能更大。到201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重要的對外投資母國，對外投資額在發展中國家排名進入前三位。
我國已經開始朝對外投資的大國方向邁進，對外投資加速增長。這意味著我國將從以吸引外資為主的階段轉向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的階段，我國企業將更多地“走出去”，利用國外的各種資源提高自己的競爭力，這對于促進產業升級與經濟平衡快速增長都有重要意義。
四、投資階段問題
任何戰略、政策或事情都有一個階段性，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時代內涵。例如，我國利用外資的政策已經從千方百計吸引外資的階段發展到了選資的階段。同樣，我國企業“走出去”也應該是一個廣義、動態的概念，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應該具有不同的含義。不管是從經典的投資理論來看，還是從現實的世界情況來看，一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情況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企業經營能力緊密相關。
根據中國目前的現狀以及未來發展趨勢判斷，可以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形式所迫，被迫走出去。由于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或者國外經濟的制約，為了保持本國經濟發展或緩和國家間的經濟矛盾，國家政府積極鼓勵本國企業走出去。目前，我國絕大部分對外投資都處于這個階段，我國對外投資就是去尋找資源、尋找市場、尋找技術以及跨越貿易壁壘。
第二階段：開拓國際市場，積累經驗。在被動走出國門之后，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被動走出國門的壓力基本被緩和，企業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在此基礎上，這些企業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繼續開拓國際市場，提高在國際上經營的能力。另外，國內的一些企業特別是具有競爭力的大企業也逐漸走出國門，爭取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當然，這個階段還是處于艱苦的開拓階段。目前，我國少數企業已經處于這種階段。例如，海爾集團在美國南卡州建廠，中興通訊和華為集團在國外拓展業務等。
第三階段：主動走出國門，全球配置資源。在經歷第二階段以后，很多企業已具備很強的國際經營能力和豐富的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配置全球資源的能力。從經營業績來看，已經開始贏利。此時，經過多年打拼的企業就開始積極主動地走出國門。在這個階段，由于企業已經具備國際經營的能力和實力，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形式就不僅僅是單一的綠地投資，可以通過外包、加工貿易等形式把非核心業務或者把所有的生產環節在世界各地進行最優化組合。目前，我國處于這個階段的企業幾乎沒有。
在這三個階段里，第一階段是由于國家特殊的內部和外部壓力導致的，所以，這個階段不是每個對外投資企業必經的階段。但是，第二、第三階段是任何一個企業的跨國經營行為都必須經過的兩個階段，而跨國經營行為卻是企業內在利益驅動的外在表現，是其在成長過程中對自身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的自然結果。在這三個階段的發展過程中，企業可能會經歷虧損微利可觀利潤、無品牌自主品牌的過程。
目前，我國對外投資的企業一般都是國內大型企業，這就決定了大型企業較多的經濟發達地區對外投資的數量比較大。2005年，在我國前500家大型企業集團中，有387家集中在東部地區，占企業總數的77.4%，中部地區59家，占企業總數的11.8%，西部地區54家，占企業總數的10.8%。可見，在短期內東部沿海省市對外投資將繼續保持領先地位。但是，隨著我國開放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對民營經濟鼓勵政策的出臺，我國將有更多的企業走出國門，開始開拓國際市場。
但是，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對外投資企業面臨全球商業革命的巨大挑戰。20世紀末發生了全球商業革命。此次商業革命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在跨國公司重組并購浪潮中所形成的高度產業集中，二是由核心公司，或者說是“系統集成者”對其所在價值鏈進行的“系統集成”的管理手段，三是在系統集成過程中所產生的對價值鏈各個層面的巨大集約壓力，即所謂的“瀑布效應”。在各個產業部門，擁有強大技術和市場營銷能力的系統集成者們在其眾多的供應商中積極物色佼佼者，通過“產業計劃”的形式選擇可以和他們在全球范圍內協作的聯盟供應商，因此出現了“瀑布效應”，即給全球系統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務的一級供應商受到來自系統集成者的壓力，進行購并，發展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領先地位。這些一級供應商同時通過同樣的產業計劃方式將這種變革的壓力傳遞給他們自己的供應商網絡。瀑布效應的結果是在全球范圍內，在各個層次和領域給系統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諸多產業都出現了高速的集中過程。結果就是全球價值鏈中高附加值的部分也正被源于發達國家的公司所占領。這意味著我國對外投資企業所面臨的挑戰比表面看來的更艱難，他們不僅面臨著要趕超系統集成者的巨大困難，而且要趕超供應鏈中每個層面的強大供應商。
總之，對外投資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探索過程，是一個道路崎嶇的開拓過程。在知識時代，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特別重視技術研發和自主品牌問題。企業對外投資成功與否，既與企業自身的選擇和決策有關，又與政府的政策和扶持有關。這就需要雙方緊密合作，共同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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