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3 11: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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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美文化;視角;差異
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東方大國 ,其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美國雖然是個歷史僅二百多年的國家,但其經濟、文化十分繁榮,是世界強國之一。 由于地理環境、歷史背景、發展過程等因素的不同,中美兩國文化也呈現出巨大的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倫理性與認知性
中國傳統哲學是講倫理的,中國古代賢哲注重人事而輕視自然。中國哲學所講的自然常被納入人文意的范疇之內,因而形成自然與人文不分,主張“天人合一”。以儒家為代表的先哲對世界的認識主要不是由于對自然奧秘的好奇,而是出于對現實、社會、政治、倫理和道德問題的關注。人是認識的對象與核心,探索自然只是為解釋社會、政治、倫理和道德的現實問題提供例證,因而從自然現象中尋求相應的啟示。
與中國文化不同的是,西方哲學是求知識型的,倡導對宇宙、自然的探索和認識,而非中國的人生哲學、倫理哲學。西方文化注重探索自然奧秘,追究宇宙起源,哲學家把探索和認識自然的本性看成自己神圣的使命。哲學家們熱愛智慧,崇尚理性,不斷地探索自然。著名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求知是人類的本性”“,哲理的探索起源于對自然萬物的驚異”;培根相信“知識就是力量”,即人可以用知識戰勝自然。近現代西方人進一步發展了古希臘先哲們崇尚自然、追求知識的傳統,以探索自然奧秘作為科學家和哲學家共同感興趣的研究任務。隨著自然科學的進步與發展,西方人不斷排除臆想和猜測,以自然界本身的原因來說明自然現象,從物質的本身解釋其種種屬性,從而產生了以實驗為基礎的逐層深入的邏輯分析方法和思維模式,形成了西方科學認知性的思維方式。
二、主體性與客觀性
中國古代先哲們也對宇宙進行過探討與思考,只不過是非常籠統、模糊、簡約的,提出宇宙是一個整體,是運動的、和諧的、平衡的,中國的主觀性思維不以大自然作為認識的對象,不把認識自然作為探索自然的目的,而是以主客一體實現“盡善盡美”的整體和諧境界為目標。大多數中國人很注重情感體驗層次上的意象思維,個人的情感需要、評價和態度在思維和處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使用。由于過分重視情感因素和心靈體驗,導致中國人在思維上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確定性,沒有形成形式化和公理化的思維傳統。在個人心靈體驗中直接把握事物的意義,或從具體感受中抽象出一般原則,使中國人很自然地將主觀情感投射到自然萬物之中,使自然萬物皆具有人的特點。
西方社會往往以客觀主義精神把人視為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首先把視線投向自然世界,然后再把這種源于自然世界的思維轉向了人類生活世界。西方思維方式注重理性,注重客觀性。比如說西方人看到一條河,就會將河當作一個客觀物體來觀察,然后對其進行分析。比如河水從哪里來,為什么會有河水,為什么河水往一定的方向流,然后對其進行定義,一旦定義之后,所謂的“河”一詞就有一個必然的意義,而不能是其他的意義。而以后每當看到河的時候,就必然將其對應在“河”這個詞的概念上。
三、具體性與抽象性
從總體上看,傳統的中國文化思維方式具有較強的形象性,而西方文化思維方式則具有較強的抽象性,這種不同的側重和選擇,都植根于各自的民族文化土壤。
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尚象”,《周易》以“觀象制器”解說中國文化的起源,漢字以“象形”推衍構字之法,中醫以“觀面象察舌色”診治疾病,天文歷法研究“觀象授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以觀“天象”預測氣候變化,美學則以“意象”為中心范疇,將“意象具足”視為普遍的審美追求。漢文化 “尚象”的文化傳統形成了偏重具體形象的思維方式。
西方人在對客觀世界進行認識和解析的過程中,以探究世界的始基為最終目的,以分類方法為主要手段,試圖從物象的類別中提出該類物象的共相,再遞級上升做純思的抽象概括,將各類物象的共相歸在一起,形成柏拉圖所稱謂的“理念世界”,而各類共相的表達方式往往是以概念為內核的語言符號,不像漢語的共象仍以象語來表達。西方文化“尚思”的文化傳統形成了偏重抽象的思維方式。
四、直覺性與邏輯性
中國的傳統思維注重實踐經驗知識,注重整體思考,因而注重直覺體悟,即通過直覺從整體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認識對象的內在本和規律,追求豁然貫通,頓悟。因此對事物的認識只滿足于描述現象和總結經驗,而不追求對感性認識的深層思考與對現象背后本質的哲學思考。
西方思維傳統注重科學、理性,重視分析、實證,借助邏輯,在論證、推演中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西方人重視認識論和方法論,重視語言分析,包括語法、語義、語用分析,都與思維方式的邏輯性密切相關。
五、意象性與實踐性
中國傳統意象思維方式亦稱為象征,是用某種具體的形象的東西來說明某種抽象的觀念或原則,是一種由具體到抽象的飛躍。這種思維方式的優點是富于靈感,帶有跳躍性和創造性,但它的缺點是不夠嚴密、精確,缺乏科學性。從這種思維可以明白為什么中國古人長于文學藝術的創造,而乏于科學技術的創新。
實證性是西方思維方式的一大特征。西方的實證性思維重視語言的作用,把語言作為思維的工具,認為要把概念與觀念具體化,必須借助語言。語言是概念的形式、觀念的結構、溝通的媒體。
六、模糊性與精確性
古代中國人把宇宙看作是混沌的整體,思維對象是模糊的,思維主題也是模糊的,以模糊的思維去認識模糊的整體,用模糊的方法和工具整體、綜合地把握其總體特征,注重事物間的普遍聯系,不注重對事物分門別類、分解剖析。注重定性把,忽視定量分析。
然而精確性是西方近代思維方式的一大特征。西方近代實驗科學注重對事物分門別類、分析解剖,重視定量分析和精確計算。
七、求同性與求異性
中國封建社會的一體化政治結構要求個人和社會的信仰和觀念一元化、一體化、同步化,造就了傳統文化的“大一統”思想。
不同于東方人“異中求同”的思維習慣,西方人的思維習慣則是“同中求異”。西方人的思維趨于多元化,注重多思路、多方向、多角度、多側面、多層次、多方法,尋求新的方面,新的途徑和解決問題的新方法,重視追根窮源。
八、后饋性與前瞻性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習慣于從以往的事件中獲取經驗教訓,立足于過去。中國人重視歷史,崇拜祖先,尊重經驗,推崇傳統,偏向于注重時間而非空間,有較強的歷史意識,而較弱的空間意識。
與之相反,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注重與向前看,著眼于未來。西方對自然奧秘富于好奇和想象,不斷探究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對未來的發展善于提出預測和預言,不斷探索、開拓并創新。
九、內向型與外向性
中國傳統思維注重內向自求,因此求穩、保守、節制。內向性思維導致中國人求穩的心理和好靜的性格。自然靜,人也靜,以靜對靜,只有靜才能體悟自然、自識本心,才能悟出人生真諦、尋求人際和諧。
西方開放思維的對象傾向于外界,重視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甚至征服自然,尋求外部世界對人最有價值的東西,追求自由與個性,因此求變、好動,富有全球觀念和宇宙意識。
十、歸納性與演繹性
中國古代先哲從主體意向出對實踐經驗和內心體悟加以匯集、總結、歸納、濃縮,成為圣言、格言等,多為意會、領悟的結果。
但是西方注重形式邏輯,注重演繹法,把它看做是“能產生科學知識”的論證工具。演繹法不僅成為西方學者構建理論體系的一種手段,而且成了西方人比較習慣的一種思維方法。
綜上所述:中美文化的差異是悟性與理性。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本質上是悟性主義,表現為主客體合一的主體意向性思維。西方哲學思維方式本質上是理性主義,表現為主客體二分的主體對象性思維。■
作者簡介:
關鍵詞:雕塑;差異;中西方藝術
中圖分類號:J3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104(2007)03-0079-03
如果說歷史是人類譜寫的一部氣勢宏偉的交響曲,那么雕塑藝術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獨立的樂章。雕塑是造型藝術種類中最早出現的重要的藝術表現形式,也是建筑藝術以外的另一種表現實體空間的藝術。雕塑是有三維空間的由人類創造的存在于實際空間的立體形象。像米開朗基羅的《大衛》、羅丹的《思想者》、中國的四大石窟、兵馬俑等都是極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遠表現動態,甚至完全靜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種內在的運動,一種不但在空間、也在時間上持續的伸展的狀態。人們可以從這一瞬間的造型中想象靜態向動態的轉變,想象行為的連貫,持續的活動過程,從而體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體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質材料后面的體溫和感情。雕塑是可視的、可觸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識形態及較高審美意義的實體。雕塑藝術是世界藝術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傳統文化土壤上的一顆常青樹。
在人類的文明史上,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是兩大最鮮明的文明。盡管兩者都產生于奴隸制和封建制這同一種社會基礎上,都受制于人類思維發展和文化藝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但由于社會歷史條件、文化傳統、民族審美心理的差異,故而在雕塑藝術上形成兩種各具特色的藝術風格。
一、題材差異
中國社會是一個農業社會,中國田園牧歌式的鄉村文明,使人與自然及生態系統始終保持著和諧的關系。因而中國早期雕塑題材以動物為主,《四羊方尊》、《蓮鶴方壺》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宗教佛像也成為中國傳統雕塑的表現對象之一,最有名的當推云崗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和敦煌石窟這四大雕塑群,此外還有大量的寺廟造像。同時在中國厚葬習俗的影響下,君主及達官貴族大勢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為中國雕塑藝術上的又一珍寶,最具代表性的就屬秦始皇陵的兵馬俑。
對比之下,西方的社會基本上是一個宗教性的商業社會,城市化的生產培養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險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陸路交通發達,同東方交流廣泛,這一切都有利于科學、文化和藝術的發展。神話傳說是兩方雕塑題材之一,如希臘人認為每一種自然現象都是神的力量顯現的結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體現,神同人一樣有血有肉,有喜怒哀樂。不同的是他們長生不老、神通廣大而已。就在這樣一個環境下產牛了關于繆斯、阿波羅為主神及其統率下的繆斯的神話。
對人體美的表現也是兩方雕塑家們的又一題材。體育競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臘社會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體育競技大多以身體的方式進行,這也許是為了在競技比賽的同時顯露強悍,優美的體型。這種社會風尚的流行無疑給雕塑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和創作的環境,給比賽勝利者雕像也成為雕塑家的一項任務。如米隆的《擲鐵餅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異
在中國人看來,主體與客體相通、感性與理性共融,視“天人合一”為宇宙觀核心,相信天人感應、天人相類。這種思想的必然結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確信人們心中所要抒發的東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應的事物,并以其恰當的方式表達出來。漢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馬踏匈奴、躍馬、臥馬、臥牛、伏虎、野豬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馬踏匈奴》。為了表現霍去病的赫赫戰功,作者別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氣勢軒昂、莊重雄強的戰馬,馬的神情果斷沉著,仿佛在時時刻刻警惕著,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敗將掙脫而逃,體現出霍去病“匈奴未滅,無以為家”的堅定意志。雖然沒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過《馬踏匈奴》整個作品不難體現他的品格與精神,使人聯想到英勇無敵的青年將軍,似乎聽到擊敗匈奴的勝利呼聲。其它石雕也分別體現出將士們不顧艱險,浴血奮戰的英雄氣概。
《昭陵六駿》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戰馬的雕刻形象,藝術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駿的立、行、奔、馳的健美姿態,并顯示六匹駿馬那英勇而溫順、剛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飽滿剽悍,神韻充沛飛揚,層次轉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變化,具有節奏感。雕刻的是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頌了李世民的偉業豐功。
除了表現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績外,也成為體現當時統治階級權力的載體。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韉,上托寶瓶,頭施籠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儀仗,其寓意為“太平有象”――動物失去了自身的個性特征和活力,成為皇權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國雕塑藝術中舉不勝舉。而西方則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現題材基本上是以人體為主,就算是神話人物也是以人為衣缽,體現人體的美。每個時代的雕塑家幾乎都共同關注人體與精神的統一。如古希臘雕像就是通過人物整體,在單純與靜穆中顯示出一種理想的美。黑格爾說過,“希臘民族性格的特點在于他們對直接呈現的而又受到精神滲透的人身的個性具有高度發達的敏感,對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這就使得他們必然要把直接呈現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滲透的軀體,作為一種獨立的對象來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來欣賞。”①(注:參見[德]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第三卷(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58頁。)
三、表現手法上的差異
雕塑是三度空間的立體造型藝術。雕塑品的實際體量與繪畫的虛擬體量從視覺感受上是不一樣的,繪畫中的虛擬體量要達到雕塑的實際體量是完全不可能的,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種不同的表現手法帶給人的視覺沖擊和震撼是其它藝術形式無可替代的。
作為精神的實際存在,西方人體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獨立價值,它不是憑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憑借光線與陰影的變幻以展現形體的空間實在性,因此西方人體雕塑是嚴格意義上的空間藝術,在20世紀以前,希臘雕塑的物理性的立體空間概念,成為西方雕塑家共同參照的范式。
中國美學突出強調情景交融,虛實相生,藝術家們共同追求著那種“天地渾溶一氣,明暗高低遠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營造著“往不復,天地際也”的獨特空間。北京天壇的圜丘面對著一片虛空的天穹,以整個宇宙作為自己的廟宇,反映出中國人與生存方式密切相關的時空互滲的空間意識。因而中國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實體出現的,而是盡可能采用“借景”、“虛實”等種種方式,以求與自然景象合為一體。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過背景熱烈激昂的雕繪故事的陪襯和烘托,而顯得更加寧靜和睿智,從而彌補了獨立的圓雕在表現空間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構成了一個空間形式包含時間節奏和動感的藝術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確立的“以山為陵”的體制,使陵墓、陵前雕刻與自然起伏的山勢巧妙結合,令觀者“身所盤桓,目所綢繆”,西方那種瞬間直觀把握的空間感受在這里變成長久漫游的時間歷程。
除了空間表現手法上的差異,中國雕塑以寫意為主的表現手法與西方雕塑的寫實性表現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國雕塑很晚才與實用美術真正分離,在漫長的歲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實用美術的一種裝飾手段。裝飾不求再現,只追求表現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國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講究描摹寫實,在塑形上注重寫意傳神,氣韻生動,虛實相生,“神似勝于形似”,這種中國式的美學觀念可以說貫穿了整個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時表現出一定的寫實性,也只是比較細微而已,在本質上依然屬于意象性造型。正因為中國藝術以表現、抒情、寫意見長,追求藝術意境,中國古代雕塑也具有濃郁的東方情調和意境特色。“所以漢代那些女陶俑會有著細柔的腰肢,有著如盛開的喇叭花一樣美麗形狀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態;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會有著不可言說的微笑,并且在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著內心的智慧和遠離塵世的灑脫風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薩會有著如血脈在流淌搏動的肌膚和薄如蟬翼的透體天衣;宋代晉祠的彩塑侍女會有著美人魚一般的身段。”而我們在欣賞的時候,必須使用我們本民族的藝術標準和審美習慣,才能夠真正感覺中國古代雕塑“以形寫神”的藝術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們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寫實性雕塑。這種寫實性雕塑風格的產生是由于“模仿說”的明確提出。古希臘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最好的藝術必須“照事物的應當有的樣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種自然的本能”。強調對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發端于古希臘的西方藝術傳統。“模仿說”如同一面鏡子,反映視覺的真實。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與《大衛》都是對人體的真實再現。并且,圍繞著人體塑造,古希臘令創造出一系列的標準法則,如1:7和1:8的人體比例。文藝復興時期又創立了透視學和解剖學兩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納太羅、米開朗基羅等還親自動手做人體解剖實驗。這些都是為了能更好、更準確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畫雕塑形象而服務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異
中西雕塑藝術家都重視線條的表現力,重視以線條造型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線僅服務于造型。黑格爾認為速寫或草稿卓越的表現了畫家的天分及其特點,安格爾認為線和形愈簡練愈美和有魅力。可見線條對畫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對雕塑特別是圓雕來說,線的因素更是不見其痕跡,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團塊和體積、重視三維空間的立體效果,素描中的線條只是充當表現這種效果所界定的輪廓線。米開朗基羅曾說過,一個好的雕刻作品即使從山上滾下去也不應有一處磨損。中國古代雕塑和繪畫都來自于原始實用美術,從彩陶時代起,繪塑便相互補充,緊密結合。中國雕塑不僅吸收了繪畫的線條色彩的特點,而且還習慣在雕塑上繪色描線。中國古代長期繪塑不分家,而且對繪畫更為重視,因而雕塑具有了明顯的繪畫性。這種繪畫性導致中國雕塑區別于西方雕塑追求團塊和體積,因而是線條在雕塑中發揮重要的造型輔助作用。雕塑家“運刀如運筆”,通過富有彈性而又豐富多變的線條,或表現飛奔的情態,如漢代的“四靈”瓦當、龍門蓮花洞中的飛天等;或表現不同質感;或表現不同體型;或表現不同個性……。總之這種“凈化了的線條”既體現了各自的時代風格,又具有各種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風,剛柔相濟,狀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國雕塑中線條的靈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國古代雕塑還喜好在雕塑上繪色。如新石器時代的彩陶藝術、戰國的隨葬木俑、漢代的畫像磚石,唐宋的“影壁”形式,無不是塑繪與雕繪相結合的產物。晉唐以來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繪畫的風貌,莫高窟盛唐時期的彩繪菩薩,設色濃艷華美,體態雍容華貴,生動的表現出盛唐時期的貴族婦女的風度神韻,這種藝術效果充分顯示了中國雕塑家的創造才能和民族特色。這與西方雕塑很少設色區別也很大。在這方面,西方雕塑與其它門類藝術之問有著嚴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獨立的表現方法。從古希臘時代直到20世紀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設色者,中間僅18世紀法國“洛可可”風格產生時,出現一叢敷彩的建筑裝飾雕像,以適應王室貴族的審美趣味和感觀享受。但那種凈素妍雅。強調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則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盡力排除從色彩的優越性中擇取繪畫的輔助方法。法國雕塑家法爾孔奈說過:“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確定的范圍之內,它就不會喪失自己任何一項優點;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繪畫的全部手段,它就會受到失敗的威脅。這兩種藝術各有各的表現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異
雕塑是使用真材實料來實現作者的創作意圖的。材料不僅有堅硬的質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樣借物傳情,發揮和延伸設計者的思想。如花崗石的堅硬能使人產生出堅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潔白能使人產生出純潔無暇之感等等。羅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雙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膚下似乎流動著生命的血液,假使沒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銅來鑄造,那么可想而知我們將無法欣賞到這動人的一幕。
關 鍵 詞:民族性 表現 意境 透視
中國畫與西畫的本質區別在于其民族性的不同,進而衍生出藝術自身表現方式和技術特點的各異。所謂藝術的民族性,就是指由民族歷史的思想文化所決定并體現的區別于其他民族同類要素的特質,它是藝術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內因。同時,藝術的發展是建立在歷經千年而不衰的民族思想文化、審美觀念和審美理想基礎之上的。中國畫,特別是由于中國文人的參與,逐步把這門藝術同中國古代的宇宙觀和認識論結合起來,把藝術表現同人與自然的關系結合起來,形成了一整套獨特的藝術體系,也構筑了中國畫藝術與世界其他民族藝術的本質區別。
中國人的宇宙觀其實是受道家、玄學思想影響而形成的。道家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貫穿了中國傳統繪畫的始終。而西畫則更加崇尚自然、科學和理性。中國繪畫的藝術個性主要表現在意象和氣韻兩個大的方面,用氣韻來表達神采。由于氣韻是以人的個性情調為主要內容,所以在繪畫中個性風格同樣是指一種個性化的精神特征,中國繪畫的這種側重于內在精神氣質方面的特征,與西方側重于外在形式語匯差異的個性表現特征明顯不同。具體表現在:
一、表現語言的差異
“空”的意境與“有”的實相
中國哲學中長期存在著“有”與“無”、“虛”與“實”的論爭,中國藝術精神的出發點便是“無”,所謂道的境界就是“無”的境界,“無”生“有”,“有”生萬物。WWW.133229.COM“無”之所以生“有”,在于“無”中充盈著創造動能的“氣”。宇宙大氣流行,衍生萬物,所以中國藝術以氣為本,中國繪畫是一個“氣”的世界。在這個氣韻流貫的世界中,有音樂式起伏流動的旋律和舞蹈式回旋變化的節奏,以氣為根本的中國畫的構成,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是把時間和空間結合在一起,用一種流動的眼光、移動的立場攝取世界。流動的眼光、變換的視覺,也就是中國畫中所談的散點透視的方法,這早在山水畫之前的人物畫中就已形成了。因為情節中存在明確的流動時間,畫家需要把不同時間、地點、情節表現在同一時間、空間和構圖之中。
從“無”出發,以氣為本,決定了中國畫尚虛、尚空的意境。在空寂處見靈動,在靈動中見精神。強調人與宇宙、自然的情感交流。能空能虛是實現中國畫意境的重要前提;虛實相生相變,虛實對立統一,是中國意境構成的辯證法。在中國畫中,有形亦可以虛,無形亦可以實,如云、水、煙、霞,繪畫時不用筆墨便化為虛像,畫中的空白在實物的對照下,又顯示出云、水、煙、霞的實景。
這種以氣為根本的中國畫,落實在“意象”的塑造上,便是通過筆法和墨法追尋物象的骨氣,賦予自然物象以生命感、運動感、靈動感。因而中國畫要求筆墨不被物象的表面形式、表面形象所拘束,筆墨的點、線、皴、擦必須從實體中解放出來,這樣就導致對逼真的光影體感表現的遺棄。由于受西洋雕塑、實感、體面的影響,出現了暈染法,但最后暈染只深藏在淺的節奏中,對體面只做出一種暗示。中國畫的主要語匯始終是線,因為線是時間和空間、情感和理性相融匯的語言,線的韻律是大氣流行和變化的具體形象。
西畫藝術的出發點是“有”的概念
西畫是從實體出發,實體是主動的,占據空間的,并在空間中流動、生存、伸展。表現在西畫藝術上,就是采用幾何學的透視法,把人的視覺幾何化。通過光影透視表現遠近、明暗層次,把人的視覺物理化。總之,西畫借用科學的合理而真實的空間感表現著自己實有的空間意識。西畫同古希臘的雕塑有著淵源關系,在二度空間表現三度空間,使繪畫真實再現,物體仿佛可以撫摸。這種有節奏的明暗和光影,加強了對物體結構塊面的理解,由此而來,線在光影中消失了,只有面和體積的存在。所以西畫(現代派之前)大都否認了線的存在,不過在作畫時又難以完全逃避線條,因此就從純科學的角度去解釋線條,認為線只是面的壓
縮。
二、色彩上的差異
中國畫的色彩,在傳統繪畫理論中有南齊謝赫《六法論》中的“隨類賦彩”一說,它比較尊重物象的固有顏色,但是并不是機械的“自然主義”,而是敢于突破物象本身的色彩特點,代之以從情感中醞釀的色彩。畫家的色彩感不同,從而導致作品的色調也不一樣,如齊白石晚年的花卉用色艷麗,而吳昌碩的色調含蓄而雅致。
所謂“色彩感”是畫家對自然界色彩進行抽象而產生的一種情緒,山水畫尤其注重這一點。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說:“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靜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這是畫家在一年四季中,經過觀察而得出的感覺。中國畫的色彩具有濃烈的裝飾性,顏色單純而不失凝重,更趨于非理性。傳統的水墨畫,強調墨即色,墨分五色,這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的水墨畫是開了“抽象”的先河,比西畫的抽象要早很久。
在西畫中,對色彩的規律的研究已系統化、科學化。色彩本來就是光線的具體化,物體的顏色是千變萬化的,光線的變化而導致物體色彩的變化,物體的色彩是固有顏色和環境顏色的綜合體。這種色彩的時間和空間的變化在印象派(馬奈、莫奈、德加、雷諾阿等)和后期印象派(凡·高、高更等)中被發揮得淋漓盡致。
因為色彩是最容易被我們感受到的,在現實世界中自然物象的色彩不論是明快還是暗淡,是強烈還是柔和,都會直接地影響人們的精神。所以,色彩不僅是西洋繪畫的重要的造型手段,也是西洋畫家表現感情的重要手段,這一點上,西畫和中國畫可謂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
三、觀察方法的差異
西畫十分強調觀察方式的必要和重要,注重通過寫生來仔細觀察、研究物體,直到它變成心中的“第二自然”。所以模仿的方法和數學邏輯,構成了西畫中科學再現客觀世界的基礎。這種理性的形式分析方法,始終是西方藝術觀察、理解世界的主要方法。在中世紀,人們認為“一切藝術和科學都是以數為基礎”,認為美是適當的比例和鮮明的旋律。文藝復興時期則把藝術上的形式主義拉到科學的懷抱。達·芬奇在一個圓形里分析了人體的比例數及其整體上的圓滿,運用幾何的方法對人體作了既精確又理想的歌頌。事實上,諸多的藝術家又是著名的數學家、建筑師。在整個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都陶醉在幾何、透視、解剖等形式的分析中,而在以后的各個時期的作品中,很難找到文藝復興大師們那些具有理性的精確和結實的素描。這里所說的其實也是西畫寫生的一大特點,即真實地再現對象,也就是形象的再現。
而中國畫的傳統觀念與這種觀念完全是大相徑庭。中國畫強調的是“意象”,是畫者情感化的物象。強調“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游于山水間”,通過對物象進行默記、整理,用高度概括、凝練的語言表現物象,撇開一切能左右物象形態的瑣碎的東西,使物象更加集中而具有表現力。這樣一來也就忽略了時空對物象的約束,可以更好地表現物象的精神氣質,如山水畫里面“畫山不看山,畫樹不看樹”的理念就是講的這個道理。
四、構圖中的處理方式不盡相同
中國畫家對于構圖不是從形式上看待,而是從觀念上把握。這種觀念的把握不是靠理性分析去認識,而是靠身心去體悟。中國畫家對構圖的體認,使得中國畫家對于形式和內容的統一有著天生的自覺,甚至在他們心目中,諸如虛實變化、疏密變化、開合起伏、平衡和諧等等形式因素本身亦是“道”的體現,故而不遺余力地開掘其意義,將其提升。正是這種有意無意地將形式湮沒在內容中的事實,使得中國畫家們一直未能對形式,諸如構圖作一番單獨的、翔實的、綜合的研究。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畫構圖的迷失,相反造就了一系列獨特的構圖觀。如因為強調天地同觀,因而產生了咫在千里的“映遠法”和散點透視,產生了“天地位”;強調陰陽關系,因而注重虛實、疏密、接勢、回勢之說;強調時空一體,便有了長卷式構圖……
中國畫的構圖其實就是經營位置,其主要的構圖規律就是運動透視(散點透視)的具體運用,可以把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物象相互聯系在一起,這是西畫所不能的。再就是經營黑白,所謂計白當黑,知白守黑,注意畫面黑白的安排處理及虛實相生的變化。
而西畫則比較尊重科學,采用合理的焦點透視來表現事物的變化規律,采取科學的切割方法(包括黃金分割的方法),在不同的視點和視角中表現不同的物體,更趨于科學和理性。發展到現代,不論是中國畫或西畫,在構圖上都傾向于構圖的標志性:把自然的空間進行更有序的組合,打破常理,使之更規范,更具藝術感染力。
另外,這兩個大的畫種的工具材料和作品的形式也不一樣,中國畫的工具材料決定了其技術特征:“三礬九染”,作品的結構形式豐富多彩,強調詩書畫印合一。而西畫則充滿著理性的光芒,畫面厚重,色彩豐富,有很強的表現力。
當然,中國畫和西畫在發展中相互不斷地影響著。國畫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也不斷地吸取西畫的一些長處,比如透視、解剖、寫生以及光色的研究。這期間老一輩畫家如徐悲鴻、林風眠都做了不朽的貢獻。林風眠在《東西藝術之前途》中總結說:西方藝術是以模仿自然為中心,結果傾向于寫實一面,東方藝術是以描寫印象為主,結果傾向于寫意的一面。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畫的寫實性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而這一點又是與院體風格的西化分不開的。
19世紀中葉以后,歐洲出現了東方美術熱,西方現代繪畫中流動著東方的血液,閃爍著東方的神采。表現在繪畫方面,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中國及日本畫入歐洲,被人采用,便發生了‘印象派’……”馬帝斯為中國的線描藝術所折服,其作品“單線平涂”的裝飾性和克里姆特對中國藝術的研究與借鑒,在他們的許多作品中都打上了中國畫風格的烙印,還有如凡·高等許多畫家都受中國畫很大的影響。但不管怎樣,藝術只有根植在民族的土壤中,才會保持自己獨特的發展和個性的魅力。中國畫也好,西畫也好,不管如何發展或融合,但評定其藝術價值的最重要的標準——藝術作品從內容到形式的高度統一和完美,這一點是不會變的。
參考文獻:
[1]《繪畫,東西方文化的沖撞》,王慶生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11月
[2]《中西美術比較》,孔新苗、張萍 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1月
摘要: 本文以Hall所提出的高語境文化與低語境文化交際理論為指導,分析了中美兩國由于不同語境而造成的文化上的差異。
關鍵詞:高語境;低語境;文化;差異
一、引言
語言與文化二者既緊密聯系,又相互區別,人們通常把語言稱作文化的載體,它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鏡子。語言的使用不能脫離文化而單獨存在。1987年萊文等把文化比作海洋中的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往往很少,大部分隱藏在水下,露出水面的部分指文化的表層,如語言,飲食,穿著等;隱性部分指觀念,價值,交際規則等,這屬于文化的深層。[1]語言作為文化表層的一部分,其發展和使用都受到了深層文化的極大影響。而且文化具有民族性。本文從霍爾的高語境和低語境交際理論出發,分析中美在文化方面的差異。
二、高語境與低語境交際理論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T. 霍爾( Edward T.Hall ) 在1976 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書中, 頗有見地地提出文化具有語境性, 并將語境分為高語境( High Context ) 與低語境(Low Context ) 。霍爾認為[2]:“任何事物均可被賦予高、中、低語境的特征。高語境事物具有預先編排信息的特色,編排的信息處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僅有微小部分存于傳遞的訊息中。低語境事物恰好相反, 大部分信息必須處在傳遞的訊息中, 以便補充語境中丟失的部分( 內在語境及外在語境) 。”也就是說:“高語境( HC) 傳播或訊息即是絕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質語境中或內化在個人身上,而極少數則處在清晰、被傳遞的編碼訊息中。低語境(LC) 傳播正好相反,即將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編碼中。” 由此, 我們可以看出, 高語境中語義的承載主要不是語言性的, 而是非語言和語境性的。語義主要從存儲的非語言及語境中衍生出來,信息不是包含于語言傳輸中, 而在低語境中。語義的主要載體是語言本身,非語言的及語境性信息對語義的影響是有限的, 語義主要包含于進行交際的語言中。高語境中的信息解碼更多地依賴交際者雙方共享的文化規約和交際時的情景, 而低語境中的信息解碼則主要在言語中,交際信息對語境的依賴性小。霍爾通過研究得出結論:“有著偉大而復雜文化的中國就處在天平的高語境一方”, 而“美國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較低的一方”。中國文化具有高語境特性而美國文化就具有低語境特性。
三、不同語境文化產生的深層理論和現實根源
每一種語境文化都有其獨特的一套系統,指導人們日常生活的言行。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地塑造了人的思想,以至于人們形成了一種價值意義上的條件反射。這些價值觀念包括行為的準則、思維方式、認知準繩、處世哲學、推理模式、評價規范、道德標準,成為人們的集體無意識和民族性格的基石。
1. 天人合一與天人對立: 中國傳統哲學強調的是對立面的和諧和相互滲透, 即對立中的統一, 美國文化強調的是對立面的相互斗爭轉化, 即統一中的對立。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到后來的董仲舒“以類和之,天人和一”成為“天人感應”的思想觀念。美國人則將世界萬物對立起來:工作對娛樂,成功對失敗,好對壞。由于美國人容易對事物作兩極化的思考,所以很難使他們接受第三種,而不是用兩種范疇思考問題,由此,形成對待事物習慣分析的思想方式和重邏輯的
思維模式,以及求精確的言語觀。
2. 群體取向與個人主義取向: 以群體和等級為紐帶的東方人際關系是一種互補 (complementary) 與垂直 (vertical) 的關系而以個人為中心的西方人際關系則是一種對稱 (Symmetrical) 和水平 (horizontal) 的關系。群體取向還包括他人取向,表現出中國人的傳統美德: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強調為集體犧牲個人。他人取向表現為“人言可畏”,中國人做事先考慮別人怎么想,在出現沖突和矛盾時,強調“以和為貴”。與中國文化相反,美國人極端崇拜個人主義。西方的個人主義據說淵源于15 世紀的文藝復興,由17 世紀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 發揚光大,強調隱私權,自由至上和標新立異等等。
3. 經濟發展: 中國屬于農業國, 民眾安土重遷, 彼此相互熟知, 聯系密切, 有著長期共同的生活經歷和背景, 形成“高語境”文化。而美國正好相反,屬于工業國,人口遷徙量大,速度快,加上“個人主義”和“隱私”觀念,使人們相互之間不易培養共同的生活經歷和背景,在交流中不得不依靠語言來表達,由此形成“低語境”文化。
四、高低語境引起的中美文化差異
1.間接的表達方式。中國歷史源遠流長,中華民族孕育了豐富而獨特的民族文化。中國文化強調“和”的境界,以群體為核心,以家庭為單位,維護群體和睦,注重倫理道德,推崇尊老愛幼。中國人崇尚含蓄品性,是內向的集體性格。中國文化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天人合一,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的精神消融于自然界之中,人與自然的和諧狀態[5] 。中國文化是高語境文化的代表,其東方民族思維方式具有直觀綜合的基本特征,比較注重從整體方面把握對象,故認識中的模糊色彩比較突出。在表達方式上,則注重含蓄、了解和信任,不依賴于文字或條約。寧波大紅鷹經貿有限公司在各雜志上所登廣告的廣告詞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念深植于中華民族文化之中的自然流露,引起受眾特有的感受和共鳴。給人一種天上人間融于一體的意境。廣告內容雖與商品、服務本身并無直接關系,但它依賴富含文化內涵的構思,和富有象征哲理的語言編碼,展現民族的哲學觀與價值觀。
2.直接的表達方式。美國文化是典型的低語境文化。它強調以個體為核心,注重個人作用與利益。美國人體現出理性化的文化精神,其思維方式以邏輯分析為主要特征,傾向于認識的細[6] ,追求確定、精確的認識,排斥思維中的不確定性、模糊性。依據美國人的認知思維模式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于信息傳播中對文化背景的共融性要求不如中國高,并且文化標識不如高語境傳播明顯。如美國一家郵遞快件公司COLOR DIRECT為其服務推出的廣告詞“SO ⋯⋯YOU WANT TOMAIL A STRAWBERRY SURBET ?”(想通過郵局郵寄一份草莓冰淇淋嗎?) 簡潔直白的一個問句將其快速、安全、包羅萬象的服務表現得淋漓盡致。
五、結語
由于高語境文化和低語境文化在文化取向、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時間取向、社會規范等方面差異甚大,跨文化交際始終都是一個大問題,那么來自高低語境文化的人們如何才能成功的交際筆者認為,首先要了解高低語境文化的差異,其次是要做到相互理解,寬容。在交際時最好能做到換位思考,多站在對方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和組織語言。最后就是建立信任---依據交際雙方之間的言行舉止及可信度建立彼此之間的信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斷地縮小不同文化之間的差距,從而促進不同文化間的更好交流。
參考文獻
[1]文秋芳.英語口語測試與教學[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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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德根. 跨文化交際學[M]. 長沙: 中南工業大學出版社,2000:181.
[4]賈玉新. 跨文化交際學[M].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134
[5]阮恒輝. 廣告運作實務[M].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
【關鍵詞】文化差異;商務談判;策略
中美之間經濟和貿易往來使得商務談判成為必然,但是由于兩國之間存在著文化差異,談判者在談判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溝通障礙和不必要的誤解。Greet Hofstcd (1994:5)形象地說文化是“mental software”,“the collection programming of the mind which distinguishes the members of one human group from another”。他這種“心靈軟件”使得每個人都是自己文化氛圍熏陶下的產物,使得人的行為舉止受其文化制約,而文化又是通過人的行為予以體現。從另一方面說,這就限制了人們對異國文化的理解。文化差異缺乏敏感的人用自己的文化模式為依據來評價另一種文化中人們的行動、觀點、風俗,往往會導致文化沖突。對于國際商務談判而言,對于文化差異缺乏了解,準備不足以及處理不當都會增加談判難度,影響其順利進行,甚至不歡而散。
目前,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商務談判在雙方經貿往來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本文試圖通過中美在語言溝通、價值觀、談判風格差異的比較來分析其對商務談判的影響,了解文化因素如何影響談判。這樣有助于談判者預見談判的進程,及時調整談判策略,最終達到圓滿的協議。
1 語言溝通的差異
中國屬于高語境文化國家。在商務談判中,中國談判人員感情內斂,不喜歡輕易流露自己的感情,這種表現會使己方在談判中陷于不利之地。中國談判人員也不喜歡輕易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表達看法的方式也比較含蓄,其間接的表達方式以及一些非語言要素如眼神、手勢、沉默時間的長短都是傳遞信息的重要因素,領會字里行間的言外之意很重要。另外,中方談判人員子啊談判桌不喜歡激烈的沖突,也不喜歡直接了當地拒絕對方,而傾向于注重和諧,保全雙方的“面子”。除此之外,因為中國是高度注重上下級等級觀念的國家,對許多談判細節方面都有很嚴格的要求,所以中方人員談判風格非常正式嚴肅,也比較嚴謹保守。
美國屬于低語境文化國家。總體而言,美國人大多性格外向,直率熱情,他們的喜怒哀樂大多通過他們的言行舉止表現出來。在商務談判中,美國談判人員喜歡直接了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斷發表自己的意見,傾向于直接的溝通和交流,對“是”與“否”有明確理性的界定,即使對對方所提出的建議或條件不能接受,也傾向于毫不隱晦、不加含糊地直言相告,而不喜歡拖泥帶水、模棱兩可的回答。面對沖突時,美方談判人員通常愿意直接面對問題,提出批評,討論具有爭議的問題,并堅持自己認為是“事實”的意見。他們對“面子”并不在意,傾向于公開不同意見,喜歡采取進攻性的強硬手段,喜歡積極為自己辯護,往往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同時,美國是高度崇尚平等與自由的國家,對等級劃分的概念不強烈,所以在商務談判中,美國人更傾向于非正式和平等的關系。
2 價值觀念的差異
價值觀念是“決定人們所持看法和所采取行動的根本出發點”,“價值觀決定了人們會有什么樣的信念和態度”(胡文仲2003:202),價值觀影響著人們理解問題的方式,也給人們帶來強烈的情感沖擊。在不同的文化中,價值觀念會有很大的差異。
2.1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
在美國,獨立、自由、和個人平等的觀念非常濃厚,他們交流方式比較注重現在、自我和實際行動。在美國文化中,本人可以代表公司作出決策,美方派出的談判代表通常有足夠的權利。
但是在中國卻不是這樣。中方談判成員通常比美方要多,其行政級別也比美方復雜,甚至真正具有決策權的人卻不是談判組成員。在談判過程中,中方談判組通常要將每一個階段的談判結果向上級匯報,上級領導需要一段時間審批,或同意或提出新建議,這些意見再傳達給談判組成員。這種決策機制延長了談判時間,美方對此也十分失望,認為這種談判者不過是errand boys(跑腿的)。這種決策機制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幾千年來孔子思想的影響,它促進加強了社會等級制度,因此在中國縱向的上下級關系始終有某種程度的盛行,并影響著個人的言行舉止;再就是總的來說中國人也接受了在社會生活包括商務談判中缺乏自或自不高的情形。
2.2 一元的時間觀和多元的時間觀
美國是一元時間取向的典型代表。對他們而言,時間就是金錢和財富。談判中充分利用時間是一個重要的目標,他們要求做任何事都要嚴格遵守日程安排,該做什么時就做什么;到了結束時間時,無論任務完成與否都應該停止,不能影響下一項工作安排。美國人非常守時。他們使用時間十分精確,每個時間段都有安排有不同分項的任務,在談判時他們嚴格按照時間段將安排的任務依序完成,然后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此外,美國談判者喜歡速戰速決,他們習慣于在談判中直奔主題,清楚明了地闡述自己的要求和意見,并希望在相對短的時間內達成協議。
中國是多元時間取向的國家。中國人在使用時間方面比較隨意,靈活性強。他們可以根據需要隨意支配時間;在同一時間段內可以討論多個主題;結束時間到達時,如果沒有完成任務則將繼續對議題進行討論,不希望時間限制、妨礙任務的完成,對時間的長短也不會有非常嚴格的控制。與美國談判人員相比,中國談判人員在國際商務活動中更注重建立長久的合作關系,所以他們會把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相互介紹、增進了解、建立友誼方面,因此談判持續時間比美方長。
3 談判風格的差異
在面臨復雜的談判任務時,不同國家的人可能用不同的方式來做出決定。了解這些差異有助于在商業談判中預測對方的反應并做出相應決策。
3.1 對爭執與沉默的態度差異
通常在談判中,美國人會公開表示不同意見,喜歡采取進攻性的強硬手段,如威脅、警告等,甚至以提訟宣告談判破裂或者發出最后通牒相要挾,這往往使談判對方感到不舒服,甚至認為受到了侮辱。對美國人來說,談判中交流信息是相對直接的,如果從對方得到的信息含糊不清,他們會感到不愉快。他們推崇爭執,認為爭執是解決問題的最快途徑。談判中美方多是直言快語急于求成,在談判中常說“Don’t beat around the bush”(不要拐彎抹角),“Get to the point ”(開門見山),“What’s the bottom line?”(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交談中最忌諱沉默,一旦交談中出現間斷和停頓,馬上會插話填補,因為沉默使他們感到不安和窘迫,他們認為沉默預示著出現麻煩或有所隱瞞或拒絕。
而在我國,人們常根據隱含的意思和話外之音去理解信息傳遞者的意圖。儒家思想對我國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如孔子的“吶于言而敏于行”,“和為貴”,因此中國人提倡多聽少說,三思而行,認為多言是破壞和睦,造成沖突的禍根。這種交流方式是與我國的集體主義文化分不開的,目的是在交流中避免沖突,維護和睦,照顧各自的面子。所以在談判中會避免公開爭論和沖突,用謹慎的不顯眼的微妙方式解決爭議。在我國,沉默,根據語境和情景可以表示多種意思,如:“你說得對,請繼續說下去”、“我正在考慮你的問題,讓我想一想”等等。人們對于談話中暫時出現的間斷和停頓可以理解和接受,并從中判斷講話者的意思,并把沉默作為說服的手段之一。
3.2 對合同的態度
美國人認為,交易最重要的是經濟效益。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最可靠的方法是依靠法律。他們特別看重合同,認真地討論合同的條款,而且特別重視合同違約的賠償條款和合同適用法律。其談判隊伍除包括商務談判人員、技術談判人員和財務談判人員外,還有法律談判人員負責合同文件、合同中各項條款、保險和法律解釋的磋商。一旦在執行合同條款中出現意外情況,就按雙方事先同意的責任條款處理。因此,美國人在商務談判中對于合同的討論特別詳細、具體,以便在執行合同中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決各種問題。
而中國文化是注重關系的,中方談判的目的更多的是為建立和發展一種長期的合作關系。所以,達成的協議是雙方進一步發展合作關系的一種框架。談判被看做雙方建立友誼和共同開始工作的象征,簽訂的合同代表著長期的互利合作的開端。中方并不象美方那樣嚴肅地看待合同。如果情況有變,他們通常還要對已經簽訂的合同條款提出改動意見,這讓重視合同條文的美國人怒氣沖沖,認為中方談判者無法理喻,對于美方來說,合同是神圣的,是具有約束力的。而中方往往認為合同真正履行之前,一切都不是最終的。
4 結束語
中美談判雙方來自不同的文化,有著不同的溝通方式和說服策略。無論是中國式的還是美國式的談判模式都不是十全十美,談判中,我們不能以自己的文化背景為標準去理解和評價對方,我們應熟悉對方文化,增強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減少由于文化差異造成的不穩定因素,根據對方的文化和談判風格制定和修正自己的談判策略,避免中國式談判模式的消極影響,這樣才能增加對談判對方行為的可預測性,從而在談判過程中變得更為主動,增加達成協議的機會。
【參考文獻】
[1]Hofstede,Greet.1994,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M]. London:Harper Collins Business.
1.崇尚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中華文化崇尚集體主義,人們之間相互依賴,團結合作,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矛盾時,將集體利益放在首位;這與美國文化不同,美國文化崇尚個人自由,追求個人利益,因此,美國的財務會計信息主要是為了滿足個人使用者(Inpidual Users)的需要,而中國首先是為了滿足機構(尤其是政府)的信息需要。
我國《會計準則》明確規定,“會計信息應當符合國家宏觀管理的要求,滿足有關各方了解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需要,滿足企業加強內部經營管理的需要。”在這一對我國會計目標的闡述當中,突出了我國會計信息應首先滿足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崇尚集體主義的文化特征在會計準則制定中的具體體現。反顧美國,在其第1號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提出“編制財務報告應為現在和潛在的投資者、信貸者以及其他用戶,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便作出合理的投資、信貸和類似的決策”,把投資者和信貸者的信息需要放在了最為顯要的地位,而國家或政府的需要則沒有明確提及,應該說,這與美國崇尚個人主義的文化傳統正好一脈相承。
2.大權距(Large Power Distance)
權距是指權威(或管理當局)的集權程度,在一個權距大的里,集權程度較高,等級結構(Hierarchy)嚴密,下級必須服從上級,管理的重心在管理者;在一個權距小的社會里,集權程度較低,分權較為普遍,上、下級之間協商共事,管理理論的重心在雇員,而非管理者。我國長期以來屬于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盡管改革開放以來,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簡政放權的改革,但相對于美國等西方國家來講,我國顯然屬于典型的權距大的國家。由此可以想見,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較難集思廣益,準則往往會流于籠統,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而且財務會計信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呼應權力擁有者(Power Holders)的需要,這一點實際已被實踐所證明。例如,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主要是官方 財政部會計司來制定的,會計實務界和學術界的影響甚微。這樣勢必會暴露許多準則內容考慮不周的。例如,我國對長期工程合同僅分為固定造價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兩類,而美國會計準則中,除了固定造價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外,還包括成本不加成合同(Cost-without-fee Contracts)和工料合同(Time-and-material Contracts)兩類,顯然,我國實踐中存在著成本不加成合同和工料合同,它們沒有被包括在《長期工程合同》準則中,應該說與我國權距過大不無關系。至于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相對于美國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則更為籠統、簡單,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經難以駕馭、指導具體會計準則的制定,更可見“大權距”的文化特征對會計準則制定的影響。
再如,在我國,符合條件的借款費用發生時,即應予以資本化,而在美國,除了應滿足“借款費用發生時”這一條件外,還應滿足“資產支出正在發生”和“為使資產達到其預定可使用或可銷售狀態所必要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兩個條件,借款費用才允許資本化(國際會計準則亦是如此)。兩相比較,我國借款費用資本化的條件要比美國來得寬泛,相應地,在相同情況下,我國資本化的借款費用一般會比美國多,不可否認,我國準則這樣規范與我國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水平有關,但也不能排除,我國準則規范的這種做法沒有準則制定者對財稅利益目標需要的考慮,因為我國的做法無疑可以減少期間財務費用,以增加企業當期利潤和國家稅收收入,而這樣做,也只能在大權距的文化環境中為了管理當局(即權力擁有者)的利益需要才會較容易地變為現實。
3.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強(Strong Uncertainty Avoidance)
規避不確定性是指文化成員對未來不確定性或未知狀況的感知態度。如果一個社會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強,那么這個社會就有許多法律和規則來規范和維持人們的信仰和行為,而且社會成員也有這種需求以據以減少其所面臨的不確定性情況。如果一個社會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弱,則相反。霍夫斯蒂德(1987)認為對于會計制度,最好將其理解為是一種減少不確定性的方式,因此,在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強的社會里,其會計制度往往比規避不確定性意識弱的社會來得詳細具體。如我國長期以來,各行各業各種經濟業務均有相應的會計制度,事無巨細,幾乎均作規范,即使在1993年《企業會計準則》實施后,我國仍然頒布了13個詳細的行業會計制度來指導會計行為和會計業務的處理。企業會計人員在碰到新的經濟業務時也是首先尋找會計制度看有無相應規范,若無相應規范再向國家財政機關要求規范,然后才作相應處理。可見我國會計文化中具有明顯而強烈的規避不確定性的趨向,同時也可見在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當中。如在我國會計準則制定的方案中,就在短期內制定了幾乎包含會計業務各領域的30個具體會計準則(征求意見稿),其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將來頒布實施時有關經濟業務無相應準則可循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再比如,我國單獨制定了《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準則,對這兩張報表編制的基本要求、項目、結構、附注均作了詳細而具體的規范,并提供了相應的范式,從而可直接指導會計人員的編報工作。這是我國有較強的規避不確定性的文化特征在會計準則中的又一體現。而在美國、國際會計準則中均沒有為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制定相應準則,相關內容僅散見于其他會計準則有關信息披露的規范中,因為美國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相對較弱。
4.陰柔強于陽剛(Masculinity Over Femininity)
陽剛社會崇尚財富、競爭、成就,如美國;陰柔社會崇尚關系融洽、為人謙恭、關心弱者和生活質量,如中國。中美在這一方面的文化差異勢必會影響到兩國的會計準則。如我國的《職工福利》準則主要規范企業向職業提供的各種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和其他額外福利,而美國的會計準則僅以職工退休金為規范對象,可見兩者之差異,而這差異又與兩國文化中對陽剛、陰柔各有倚重不無關系。因為中國文化偏好中庸之道,崇尚“和為貴”,注重通過溫和方式協調職工與企業、職工與社會乃至職工相互之間的關系與矛盾,因此,即使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市場經濟中,企業仍須向職工提供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福利,以縮小貧富差距,安定民心,促進社會穩定與發展。相反,美國社會偏好優勝劣汰,金錢至上,因此,企業除了向職工提供合理的薪資和退休金外,甚少再向職工提供其他福利,職工的社會保險和住房支出均由己出,企業不再負擔,當然也就沒有必要再做相應的會計規范了。
5.職業化水平低(Low Professionalism)
美國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開始建立會計職業團體,致力于會計職業自身的有序發展,從而為美國會計始終保持較高的職業化水平和自我管制能力奠定了基礎。如今,美國會計準則是由其民間會計職業團體自己制定的,大量的經濟業務可以依賴其會計人員自身的職業判斷來處理,這些均對其會計準則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與美國相比,我國會計的職業化水平明顯偏低,無論是會計職業的自我管制能力,還是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均捉襟見肘,差距甚遠,從而反過來只能遵循法律法規的要求和法定管理制。比如,我國會計界的職業管理是由財政部(即官方)來具體管理的,非民間的自律管理;我國的會計準則亦是由財政部來負責制定,而非民間制定,這些均與我國會計職業化水平較低直接相關。至于因我國會計職業化水平低而導致的我國會計準則內容與美國、國際會計準則的差異則俯拾皆是,如我國會計準則規定的收入計量只能采用總價法,美國既允許采用總價法,也允許采用凈價法,國際會計準則只允許采用凈價法。我國沒有采用凈價法的原因就是如果按凈價法計量收入,則需依賴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事先對未來現金折扣、銷售折讓、銷售退回等進行估計,比較復雜,依我國的會計職業水平難以達到這一點。再比如我國對承租人融資租賃資產和負債的計量中,直接以租賃付款額的原值入帳,沒有考慮折現因素,而美國、國際會計準則則都規定要考慮折現因素,主張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入帳,產生這一差異原因亦同出一轍。
6.強調統一性(Uniformity)
如前所述,我國文化崇高集體主義,以集權的等級管理結構維系政經與人際關系,講求“仁、禮、忠、孝”、“恭敬不如從命”,均體現我國文化是偏好整體的統一而非個體的靈活與主動。反映到制度或會計準則中,就是需求不同會計實務的統一和企業不同期間會計的一貫,較少給企業留下因地制宜進行會計處理的余地。我國會計改革前實行的統一會計制度即是這一文化現象的翻版;會計改革后,雖然希翼給企業會計人員以一定的靈活性,但在實踐中卻難以擺脫這一文化。比如《企業會計準則》在界定其適用范圍時,就規定該準則“適用于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企業”,同時又規定“會計處理方法前后各期應當一致,不得隨意變更”等,都明顯地留下了“大一統”中華文化特征的烙印。相對而言,美國的會計準則僅適用于股份公司,其他類型企業可參照進行會計處理,但不強制要求。對會計方法選擇的一貫性也持靈活態度,美國在其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第二輯 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中指出:“在會計期間,會計原則由此期至彼期的一貫,如果走得太遠,會阻礙會計的。對于一種優選的會計方法,作一次變更,總是要犧性一貫性的,但是不作變更,會計就無從發展了”,它認為,只要符合成本 效益原則,就應允許實行會計變更。美國文化注意個性發展、注重個體的能動性與靈活性,由此可見一斑。
7.偏好穩健(Conservatism)
在一國會計文化中,會計人員偏好穩健還是樂觀無疑會影響到會計業務的處理和會計準則的制定。那么,文化究竟具有穩健主義特征還是樂觀主義特征?從亙古以來國人信奉的“有備無患”、“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等觀念,到今日國人遠高于他國的儲蓄率,均從不同側面反映出中國人偏好穩健而非樂觀的文化特征。由此可以推論,在我國會計準則規范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報告和會計方法的選擇時,理應體現穩健性原則,以與我國的文化特征相呼應。然而從我國各具體會計準則來看,盡管部分規范體現了穩健性原則(如固定資產允許采用加速折舊法,和開展費用于發生時一律計入期間費用等),但從整體上看,穩健性原則體現不足,甚至有不少會計處理方法有違穩健性原則,明顯“樂觀”。如我國對同類非貨幣性資產的交換不確認損失,收入確認的條件比國際會計準則來得寬泛,應收票據、其他應收款不計提壞帳準備等。這說明我國會計準則在這方面受文化影響不大,反過來,主要是受、因素的影響所致。但我們認為,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的平穩發展和市場發育的日趨成熟,會計原則必將重現我國穩健主義的文化本色。
8.保密甚于透明 (Secrecy Over Transparency)
一般而言,美國文化被公認為是一個透明、開放、公開的典范,而中華文化則是一個含蓄、神秘、束縛較多的樣本。這種文化差異,直接體現在中、美會計信息披露上的懸殊差異,即我國會計準則中要求披露的事項較少,而美國要求披露的事項多而且十分詳細。比如我國收入準則要求在會計報表注中披露收入確認所采用的會計政策,而美國還要求披露正常和重復發生的收入數以及不正常的或偶爾發生的收入數;美國損益表中包括停止經營、會計政策變更的影響和會計估計變更的影響等項目,而我國損益表中則沒有這些項目;再如美國除要求披露計入當期損益的研究和開發金額外,還要求披露有關研究和開發協議的信息(包括重復條款、每期發生的成本和盈利等),而我國對后者的披露就不作要求。
通過上述,我們可以看到我國文化傳統的特點及其對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所產生的影響(當然上述觀點還有待進一步的經驗驗證)。以下我們再利用會計文化觀來對我國會計準則制定中所出現的一些原則問題略作剖析。
1.關于我國在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應用穩健性原則游移不定的問題
關于我國在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對穩健性原則應用的態度問題,近年來爭論頗多,分歧較大,從純文化傳統的角度來講,我國在制定會計準則時應該充分體現穩健性原則,而從當前我國政治、經濟狀況的角度來講,我們又不具備普遍應用穩健性原則的充分條件(尤其是宏、微觀經濟條件),這兩大因素交互作用,注定了我國在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中,對于穩健性原則的應用舉棋不定,難作決斷。具體到每一項經濟業務上只能兩相權衡,看孰重孰輕,再作結論。而在目前準則的實際制定過程中,往往受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甚至文化因素的影響,這也就決定了我國目前會計準則從總體上講穩健不足的局面。
2.關于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的應用問題
實質重于形式,無論在美國還是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均將其作為重要的會計原則貫穿于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當中,而我國在《企業會計準則》中沒有將它列為一項會計原則,在各具體會計準則中也很少見到這一原則被貫徹其中。對于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的態度,中外大相徑庭,令人費解。我們認為,如果從文化的角度去探究其中的原因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眾所周知,所謂實質重于形式,是指我們在處理經濟業務時除了要看其形式外,更應注重其經濟實質,換句話說,我們應該按照經濟業務的實質而非法律形式來進行會計處理。很明顯,采用實質重于形式原則要賦予會計人員較大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要求會計人員具有較高的職業判斷能力,要求為風險偏好型。而我國崇尚集體主義、集權程度較高(權距大)、規避不確定性意識較強、職業化水平低和重統一性、輕靈活性的文化特征使得應用實質重于形式的前提條件較難滿足,因而會計人員只能或只求遵循經濟業務的法律形式來進行會計處理。這可能便是我國輕禪實質重于形式會計原則的文化動因。
3.關于借鑒國際會計慣例與堅持中國特色的關系問題
論文關鍵詞:《刮痧》,中美文化,沖突,根源
國產電影《刮痧》以熱門的移民文化主題、傳統的敘述手法,引發了國內外對跨文化主題討論的熱潮。該影片展示了一個中國移民家庭在美國生活的一段插曲。許大同夫婦在美國奮斗八年,對美國文化甚是精通,不但事業小有成就,并決心融入美國生活。許大同之父,一位傳統中國老人,在美國探親期間替孫子用刮痧療法治病,引發了一系列的中美文化沖突。
影片中,在親情、友情、個體與群體、思維模式、人際關系、法律觀念諸方面的中美文化沖突主題極為鮮明,受到了國內外評論界的廣泛關注,探討和研究的角度也有諸多不同。本文主要分析《刮痧》中中美對“刮痧”理解的沖突,闡釋導致這一沖突的根源,為進一步解讀影片、研究中美文化差異提供一定的參考。
一、《刮痧》中中美對“刮痧”理解的沖突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而中國傳統醫學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是一門研究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和防治的學科。中醫注重的是平衡氣、血、陰、陽,從而協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中醫的陰陽說、經絡說注重整體觀察,診斷的手法是望、聞、問、切、察言觀色,臨床經驗口耳相傳,師徒相授。
刮痧是中醫中的一種輔助療法。刮痧就是“利用刮痧器具,刮試經絡穴位,通過良性刺激,充分發揮營衛之氣的作用,使經絡穴位處充血,改善局部微循環,起到祛除邪氣,疏通經絡,舒筋理氣,驅風散寒,清熱除濕,活血化瘀,消腫止痛,以增強機體自身潛在的抗病能力和免疫機能,從而達到扶正祛邪,防病治病的作用。”[1](P9)正是因為有如此之多的功能和療效,刮痧成為中國最常用的家庭療法之一。電影《刮痧》中的小丹尼斯中暑了,來美國探親的爺爺由于不懂西藥上的英文便以中國民間傳統療法刮痧為孫子治病,事后許大同知道后并不以為奇,其妻子則以默認的方式認同了。相信我們中國人,特別是在農村,如果中暑了,經常采用傳統而常用的中醫療法—刮痧。
而西方醫學注重生理學、病理學、解剖學的研究,注重化驗、透視、切片、照影等科學驗證手段。因此,作為一種經驗醫學,中醫對于只具有科學實證頭腦的美國人來說,自然難于理解。
在《刮痧》中,許大同在法庭上試圖對刮痧進行解釋:“這是一種傳統的中醫療法,中醫認為,人體的七經八脈,就像無數條小溪流向江河。人的身體是一個復雜的生命脈絡,氣在全身流動,氣沉丹田。”[2]許大同基于人體生病的理解是一個陰陽調和得過程,但美國人聽了他的解釋后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能被美國人所接受的、用現代科學話語解釋的、刮痧的概念是“凡是針灸,按摩能治的,刮痧都能治。它應用的是熱脹冷縮原理,通過刮痧造成局部毛細血管擴張,以增加血容量和血流量,有利于促進血液循環,改善或重建人體自然生理循環系統。”[3](P159)中國人對丹尼斯背上因刮痧而留下的淤痕的解釋是為了治病,這是美國人萬萬不能接受的。
在中醫學中,刮痧這種經絡學說實際上也是實證的科學,不過是一種陰性科學。而美國人覺得只能拿人體外部的儀器去觀察、去做實驗,從未想到過人本身也可以是一種實驗儀器。不同的文化體系和文化背景,決定了來自于某種文化的人對另一種文化的認知和理解的差異,因而產生的文化沖突也是尖銳的。從表面上看,中美醫學的不同成了產生整部電影中一系列誤會和矛盾的根源。
二、中美對“刮痧”理解沖突的文化根源
電影《刮痧》中中美對“刮痧”理解的沖突顯而易見,引起這一沖突的文化根源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文化沖突實質上是哲學觀點迥異的表現
從哲學層面上來看,人類的社會活動和言行無不受到哲學觀念的制約,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哲學觀,因而文化差異實質上是哲學觀點迥異的表現。
中國的哲學以儒家和道家為代表。孔孟哲學強調的是“仁、義、禮、智、信”,尋求人倫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規范與有序;而道家哲學則推崇“陰、陽、五行、八卦”,以天、地、人、物為研究對象,認為天地萬物皆為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4](P45-63)中醫的陰陽學說是基于中國古代哲學思想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哲學范疇,即中國古人認識世界的樸素自然觀。這充分顯示了主客體認同的關系,體現了“天人合一,天中有人,人中有天,天人之際,合二為一”的中國哲學思想。
美國人的哲學則注重對自然和宇宙的探索與認知,以自然為認知對象,力圖認識自然、把握自然、改造自然。美國人的哲學重科學、重理性、重分析、重實證,是自然哲學、科學哲學。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創立的形式邏輯對人類思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兩種思維方法(歸納法、演繹法)、三大基本規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以及論證的三大要素(概念、判斷、推理)大大豐富和發展了人的思維能力,形成了美國人的哲學思想和文化基礎。
西醫正是建立在這種科學哲學思想基礎之上的。如解剖學,把人每個部分肢解開來,用化驗、透視、切片、造影、CT、同位素描等科學的驗證手段和理論來逐個研究。如果用西醫的理論來解釋中醫的七經八脈是解釋不了的,用中醫的陰陽之說解釋解剖學的方法也是解釋不出來的。基于哲學思想觀點的迥異以及美國人對中醫療法缺乏了解,中美雙方對“刮痧”理解產生沖突就顯得情有可原,影片中法庭上的激烈辯論和沖突也就在所難免了。
(二)文化沖突本質上是思維方式差異的呈現
思維是人腦反應和認識客觀事物的意識活動,思維是溝通語言和文化的橋梁。可見,思維方式隸屬于文化范疇,并體現于民族文化的一切領域。并且思維方式是歷史的產物,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思維方式,每一時代的思維方式都具有其鮮明的時代特征,體現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水平以及社會狀況。因此,文化差異本質上就是思維方式差異的呈現。
中國的傳統思想不注重語言的邏輯分析,而注重語言所指稱的抽象意義。漢語是意象性語言:以形表意,言簡意賅,詞匯沒有形態變化,斷句不嚴,句子結構沒有焦點,但內容上自足,詞義、語用因素大于語法因素。中國人注重“意在言外”,注重在語言背后的“象”和“意”,以形象符號隱藏意義,把意象看得比語言還重要。因此,中國人的思維具有形象和意象思維的特征,其思維方式定式為意象—聯想—想象。
在《刮痧》影片中,控方律師竟不惜用許大同給兒子講的《西游記》里的孫悟空偷吃蟠桃宴、打翻煉丹爐、大鬧天宮的故事來證明許大同具有暴力傾向。這種莫名其妙的罪名無疑激怒了許大同,進而法律強行剝奪了許大同對兒子的監護權,由美國兒童福利局照看丹尼斯。控方律師這種推理和判斷的思維方式無疑給了許大同沉重一擊,同時美國人的思維方式也表現了淋漓盡致。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同,美國人的思維借助概念—判斷—推理的邏輯形式認識世界、認識事物。他們對《西游記》的理解不可能像中國人那樣去理解《西游記》故事背后所聯想的言表之外的社會文化。影片中的控方律師采用邏輯思維的方式來求證、推理、判斷,從而得出結論,使許大同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這種思維方式的差異在法庭辯論中充分地顯示出來。
(三)文化沖突根本上是文化身份不同的體現
“集體身份”,根據哥勞斯伯格的理解,是指“人們屬于某個單一群體的持久性標志”,包含“這樣的一些共享的感情和價值觀,認同于某個具有公共性記憶的延續性與共同的經歷和文化特性的某個群體”。[5](P13)集體身份起源于對“我們”和“他們”之間差異的歷史性認識,但作為對文化者的基本界定方式,這也是對文化差異的本質化結果。然而,隨著全球化的同質效應的擴展尤其是移民群體的擴張,傳統的地緣、血緣等身份傳承模式幾乎面臨被顛覆的局面,國別身份、民族身份以及種族身份在某些移民國家已逐漸模糊和淡化,文化身份反而成為了歸屬感的最后家園。在身份建構中,文化不僅有其自身本體存在的意義,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論的意義。
刮痧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代表著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的異質之處,其文化內涵是中國文化身份的表征。對許大同這一代移民來說,在美國生活多年以后,對中國文化的記憶變得模糊,身份也變得游離,“他們只能生活在破碎的歷史記憶與文化選擇的交叉地,正在承受著被美國文化同化的‘身份危機’,而無法正確定位自身的文化身份與認同”。[6]刮痧沖突的發生,一方面徹底打破了許大同的美國夢,另一方面也使他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身份問題以及刮痧對在異國他鄉回歸文化身份的重要意義。在法庭上,他為刮痧做辯解,堅持刮痧的合法性,表明了自身向集體身份的回歸以及中國文化的認同。
對于美國文化來說,刮痧對于集體身份的延續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發展改變了國內的文化構成,造成了文化與身份的多樣化現狀。不同文化的和睦相處的理想可以實現,但“中心與邊緣”的現實卻無法改變。[6]換句話說,美國文化的純潔性和統一性,也受到了多元化的威脅,同樣存在多樣化和碎片化的困擾。因此,對待刮痧療法,美國文化固執地堅持其自身文化知識系統,斷然拒絕接受這種異質文化。主流的美國文化竭力消除來自異國文化的威脅,暫時維持“文化熔爐”的現狀,保持自身文化的純潔性和統一性,同時對移民施加文化壓力,迫使其放棄自身文化記憶,接受并認同美國文化身份。
總的來說,如果許大同能夠突破對文化身份的理解,認識到移民身份中潛在的復雜性,相應地改變捍衛刮痧與中國文化的策略,從而文化沖突的發生以及文化身份的對立可能會避免。
中美兩種文化身份的對立影響了中國移民身份的重構,并使其在兩種文化身份的沖突中左右為難,無法維持平衡。
引起中美文化沖突的根源,不但體現了兩國文化差異,也為我們解決這些文化沖突提供了思路。
四總結
文化因為差異的存在而碰撞,在碰撞中也會有融合。文化沖突在影片中算是一種瘀病,需要刮痧才能把經脈的兩端連在一起。中美文化沖突是客觀存在的,我們要做的不僅是分析它,更需要解決它。因此,我們要認真學習和研究中美文化,吸收和利用兩種文化的精髓,同時以積極的態度了解和尊重文化差異所帶來的信息誤解,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中架起一座橋梁,讓異質文化中的人相互理解,從而實現文化之間的理解與溝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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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家輝.《刮痧》letv.com/ptv/pplay/26506
[3]姚二龍譯.民俗論[M]大眾文藝出版社, 1998.
[4]吳康.孔孟荀哲學[M]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987.
關鍵詞:商務談判經濟文化差異
一、引言
談判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常見、最不可或缺的活動之一,它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與文明的進步而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論文百事通說起談判,我們的腦海中肯定會出現這樣的一幅場景:一群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的商人在談判桌前為各自的利益據理為爭。但何謂“談判”?其一般的含義指的是在社會生活中,人們為了滿足各自的需要和維護自身的利益,雙方妥善地解決某一問題而進行的協商。而“商務談判”指的是談判雙方為實現某種商品的交易,對多種交易條件進行的協商。由于不同地域、民族、社會文化的交往與接觸,從而導致了不同國家間的不同談判方式和風格。因此,在從事商務活動尤其是跨國的商務活動時,必須了解和掌握不同文化間的聯系和差異,在進行談判的準備和組織時,更要明白這些差異對談判的影響,只有積極地面對這種影響才能實現預期的目標。
二、了解中美商人的特點是商務談判的必要條件
1.美國客商在從事商務談判中的特點
美國是我國的一個重要貿易伙伴,他們是我們在日常的國際商務談判中常見的對手。總體來說,美國人的性格外向,開朗,表現為直率、自信、果斷、熱情,而且充滿幽默感。由于他們大多數是移民,因而使美國人有較頑強的毅力,以及樂觀自信,勇于進取的開拓精神。他們樂于吸收新鮮事、新思想、受傳統束縛較少,同時他們受猶太民族追求利益的秉性影響,重實際、重功利、以成敗論英雄。但由于幅員遼闊,美國人受地域差異的影響,談判風格迥異。
(1)東部地區商人的特點。東部有13個州,以紐約為中心、經濟、金融、貿易一直處于領導地位,東部的居民以猶太人為主,特別是紐約市是他們聚居的地方(有二百余萬猶太人),所以猶太人在東部的經濟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由于猶太人的勢力大,在加上他們的性格使然,在日常的商務談判中,他們對什么都很苛刻,頭腦靈活,具有商人意識,精通業務。在談判中喜歡和善于討價還價,而且對合同吹毛求疵,常常會因為各種理由而尋求毀約。
(2)南部地區商人的特點。南部12州土地廣闊,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都十分豐富,自然資源主要以石油精煉、石油化工和海洋開發為主。南部人較為保守、隨和,他們待人誠懇,直爽無欺;但有些商人較性急,喜怒哀樂形于色,心地好而脾氣大;訂合同也希望詳細明了,但他們重視契約,也重視信用。
(3)西部地區商人的特點。西部是指以加州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地區,相對于美國其他地區來說,西部開發較遲,商業經驗也較淺;但西部資源豐富,財力也足,所以要開拓美國的市場,西部是一個上佳的選擇。這里的商人生意經驗略顯生疏,契約訂得詳細、周全、明確;他們性格直爽,較容易進行商談。而且他們往往做事親力親為,講究信用,喜歡與人交往;在談判過程中,能很快拍板做決定,和對手談判十分認真,且重視契約合同。
2.中國客商在從事商務談判中的特點
亞洲是世界經濟發展和貿易的中心之一。而在亞洲的國家和地區東亞無疑是世界經濟最活躍的地區,這里有經濟實力僅次于美國的日本,有在經濟改革中最為成功的中國,以及除新加坡以外的亞洲“四小龍”的其他三個地區也在此范圍。
(1)大陸地區商人的特點。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我們的祖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華文明。由于中國文化的淵源來自中庸儒學,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國人在談判中有他們獨特的風格。中國人待人注意禮節,重人情,講關系,故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中國人吃苦耐勞,具有很強的韌性;談吐含蓄,不易直接表露真實思想;工作節奏總體不快,比較保守,不輕易冒險;工于心計、足智多謀。在談判桌上,中國人卓越的才能和獨特的謀略,常常令其對手不敢輕視;在大多數時候由老板親自出面談判,即使在談判之初由人或雇員出面,最后也要由老板拍板才能成交。而善于討價還價是我們在談判中表現出的又一個特點,這在世界上頗有名。
(2)港臺地區商人的特點。港臺兩地的商人都是談判中的高手,在談判過程中,切入談判主題較快,都是我們強有力的對手。在國際商場上,他們已經樹立了獨樹一幟的風格。總體來說,他們都極重禮儀,喜歡在討論實際內容前進行禮節性的拜訪或送禮,目的在于建立良好的關系。但在實際的談判中,臺灣商人會平靜、含蓄地與對方談,在其間用“逐步緊縮”的方式與對方談,所謂“逐步緊縮”是指開始大方,而后逐步縮小讓步幅度;而香港商人則剛好相反,他們開始時堅持討價還價,做出小讓步,然后視情況增大幅度,這就是香港人在談判過程中慣用的“逐步升級”的方法。香港人大多數熱情好客,講究禮節,注重身份地位,喜歡討吉利,而且他們知識豐富,精于討價還價,故有人稱他們兼容了日本人的善于討價還價,英國人的精明慎重,美國人的講究效率的特點。
三、為何會存在這種差異且怎么注意
1.分析中美間的文化差異
由于交通工具的進步,生活狀況的顯著改善,國際活動的日漸增多,國家與國家、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往日益趨于頻繁。因此,我們無論是接待外賓來訪或是自己出國訪問、旅游,亦或者是像我們今天所要談到的“國際商務談判”,這些都必須建立在我們了解該國的文化傳統與習俗上,我們只有在掌握這些的基礎上,處理事來才會得心應手,事半功倍。
《莊子?秋水篇》云:“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作為世界三大文化體系之一的中國文化傳統就像大海一樣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一個國家人民的生活方式與行為習慣都會受到地理和歷史的束縛。英語國家的地理特征和歷史遺產不同于中國。所以英語國家人民的生活方式與行為習慣也自然在許多方面不同于中國人民。例如在中國,人們見面時常習慣問:“你吃飯了嗎?”或者問:“你去哪兒?”以此向對方表示問候之意,不管什么時候,不管對方是回答“吃了”還是“沒吃”,雙方都點頭而過。這個習慣對于西方人來說,實在難以理解。他們認為,如果你問他吃飯了沒有,就是想邀請他去就餐,或吃點東西。若你聽到對方回答:“沒吃”而又不發出邀請,對方就會認為你在耍弄他。如果你問他去什么地方,他則會認為你干涉他的私事。這就是兩個國家由于風俗習慣不同,造成了對事件本質上認知的區別。
又例如,與中國人“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的觀念不同,美國人信奉的是為自己而活,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因此美國人掙錢的動力是為了享受生活,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質量,至于自己的父母或孩子,則不是自己關心的問題。父母有自己的養老金和社會福利,而孩子18歲就
獨立生活了,所以他們掙的錢盡可以放心大膽地花在自己身上。而中國人則不同,他們首先是為自己的身份而奮斗,有了身份后就拼命賺錢,當然掙錢不是為了享受生活,而是為了后人:兒子女兒、甚至孫輩。因為他們存在著這樣的心態,自己這一代創業時吃盡了苦,應該讓孩子生活得更好些。所以可以用一句話歸納上述中美兩國人的區別:“中國人是為他人生活,而美國人是為自己活著。”這主要就是兩國文化傳統方面存在著差異所致的。
2.不同文化下應注意的談判禮儀
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不僅語言不同,其價值、立場、傳統、風格、習慣、經歷也有較大的差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其獨特的言行舉止、性格特征、思維和行為方式,以及談判風格。中國和美國在有些文化及社會差異上是根深蒂固的,這樣就迫使我們在進行商務談判時不但要了解對方國家的傳統、文化及習慣,更要懂得尊重和迎合;這樣才會有助于商務活動的順利進行。
美國人的談判方式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這是由于美國是當今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早期到達北美的歐洲定居者就自認為“美國是上帝的選國”,“是一塊未沾染舊世界罪惡的圣土”,而生活在這塊“上帝新選擇的土地”上的人是“上帝的選民”。所以美國人擁有著這樣的一種信念:即美國過去是,現在還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根據美國人的文化習俗,我認為我們在與他們進行商務談判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1)美國人時間觀念很強,赴約一定要準時。如果說不能按時到達,應打電話通知對方表示歉意。因為在美國人看來,時間就是金錢,如果不慎占用了他們的時間,就等于你偷了他們的美金。而他們有句諺語就是從中而來——“不可盜竊時間”。
(2)美國人不隨便送禮,但卻十分講究包裝。這是因為在美國包裝和裝潢對商品的銷路具有重要的影響。給美國人送禮時,注意不要送雙數,因為他們認為單數才是吉祥的。
(3)與美國人做生意,“是”和“否”必須清楚。這是一條基本的原則,當無法接受對方提出的條款時,要明白地告訴對方不能接受,而不要含糊其辭,使對方存有希望。
(4)美國人法律觀念極強。美國人認為:交易最重要的是經濟利益,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最公正、最妥善的解決辦法就是依靠法律、依靠合同,而其他的都是靠不住的。
中美文化本質上的相悖,兩者間的內在矛盾是產生摩擦的主要原因。而中美在經濟利益上的相互補充又將兩國吸引在一起,導致雙方為文化上的歧義做出妥協。解決中美之間的問題,文化差異同樣不是對決的理由;恰恰相反,中國文化經過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洗禮,具有極強的包容性,因此兩國的商人在進行商務談判時,應盡量做好準備工作,不讓文化差異成為我們中美貿易關系長期友好發展的攔路虎。新晨
四、結束語
以上詳細分析了中美兩國間的文化差異及其對國際商務談判的影響,這對任何從事跨文化商務活動的人都提了個醒。每個國家間的文化差異是客觀存在的,當人們在進行跨文化的商務談判時,我們應克服一切困難,入鄉隨俗,知已知彼,共同努力創造一個能適應雙方的經濟文化環境。
總之,由于中美文化與習俗差異的影響,在談判桌上各自的談判作風表現出很大的不同。有時談判桌上的困難甚至完全是由談判作風的不同而導致的。因此,了解中美談判作風的差異,有助于我們找到建設性的溝通渠道。發現導致彼此誤解或對立的真正原因,并且有效地利用我們在談判作風方面的某些優勢,克服某些方面的弱點,積極駕馭談判過程,把握談判的方向和進度,使自己最終贏得談判的勝利。
參考文獻:
[1]鄒建華陳騰華:現代商務談判實務.中山大學出版,2000年
[2]何伶俐:高級商務禮儀指南.企業管理出版社,2003年
[3]周叫興:商務談判原理與技巧.東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
[4]王黎:談判決定成敗.學林出版社,2006年
關鍵詞: 獨立學院 英語教學 文化教學 文化差異
1.前言
外語教學中,傳統教學方法多偏重于語言知識教學而忽視了目的語的背景知識。這就產生了語言學習中的文化障礙,從而造成學生對目的語的誤解或誤用。[1]在大學英語尤其是獨立學院英語教學中,文化教學仍然屈從于語言教學之下。這就使英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十分有限。
國際交往日益頻繁,隨之而來的,是凌駕于語言交際之上的文化碰撞。因此“在當今語言教學中強調文化教學,或者說語言與文化相互交織,已經見慣不驚。也就是說:語言教學中沒有文化參與已經變得不可能”。[2]
《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2004年)規定:大學英語課程不僅是一門語言基礎知識課程,而且是拓寬知識、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質教育課程。因此,大學英語教學應適時、適度地導入相關的文化知識。[3]
我國獨立學院所設置的專業大都和涉外商貿有關,這就要求這些學校的英語教學包含文化教學,尤其是跨文化交際的教學。
本文以獨立學院的涉外商貿特征為背景,闡述中美之間的文化差異,討論獨立學院英語教學中文化教學的重要性與可行性,并就如何在獨立學院英語教學中進行文化教學從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提出建議。
2.文化在英語學習中的作用
2.1語言與文化
克萊爾?克拉姆說:“語言是我們進行社會生活的基本手段,當它作用于交際背景之下,它便與文化通過多種復雜途徑發生緊密聯系。”在他看來,語言傳達、體現并象征文化現實。[5]“當文化的學習得到大力提倡的時候,它所強調的不僅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而且強調語言現象與社會事件、社會結構、社會階層與文化參照物之間的關系。”[6]
2.2文化在英語學習中的作用
學習者在學習語言的時候,總是盡可能地走近該語言的使用者: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也就是說,一個人要學一門語言,就必須學習這門語言所包含的文化。以此,語言教學與文化不可分離。學習英語不能僅僅是學習英語單詞、理解其意義。文化教學是學習者在真實條件下用目的語進行正常交際的重要保證。獨立學院學生學習英語的目的就是用英語進行正確地交際。這就要求學生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學習英語國家風俗習慣和行為方式,這些都是文化的基本要素。
3.中美文化差異
在涉外商貿活動中,成功的交際需要對隱藏在談判對手背后的文化差異有充分的了解。中美文化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3.1不同文化模式
文化除了指信仰與價值外,還包括態度、規范和物質方面。它既指人們對人們用以感知世界的方式及其條件,又指人們的生活方式。中美文化主要有以下差異。
3.1.1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美國特有的模式,廣義上講,它指個體唯一性、特殊性,以及完全有別于其他個體的特征,是“自然的基本單位”。但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則主要強調集體主義,也就是集體主義先于個人主義。漢語中的“國家”就常常被理解成先“國”后“家”。
3.1.2物質主義。對很多美國人來說,物質總是生活的主要部分,他們把追求物質財富與身體舒適視為自己的權利,并且常常以財取人,物質主義表現在眾多方面。中國則強調精神生活力求回避物質存在。
3.1.3科學與技術。西方文化一直相信所有問題都能用科學來解決。西方人傾向于對客觀性、實證性和科學方法的重視。這與中國文化中的主觀性、神秘性和直覺的價值觀相沖突。
3.1.4進步與改變。美國人非常重視進步與改變。他們通過自助改變自己,甚至連改換居住地的速度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要快。他們不滿于現狀,每一代美國人都想有改變的機會,這種追求進步與改變的信仰如此強烈,因此美國人很少害怕冒險與開拓新的領域。很多古老而又傳統的國家,比如中國,見證了人類文明的興衰,不太認可改變、進步和勇敢,常常對美國人的行為方式感到費解。
3.1.5工作與休閑。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工作是必要的,并且值得精力付出,是一種控制和表達強烈情的感狀態的手段,是通向名譽、金錢和權力的金光大道。對辛勤勞動的主要回報,就是休閑,它也是美國人的價值觀。對美國人來說,玩是他們掙來的。它是對一定時期工作壓力的緩解。他們在玩耍中找到真正的快樂。中國人則常常提倡為國家和社會作貢獻而不辭辛勞。[7]
3.2不同世界觀
世界觀是一種文化對上帝、人性、自然、存在問題、宇宙、生命、死亡、疾病,以及其他影響其成員怎樣感知世界的哲學問題的價值取向。世界觀起源于文化,給予我們世界觀的主要文化因素是宗教。在美國,基督教是主要的世界觀,但在絕大多數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很多人則信仰佛教。[8]
3.3不同歷史
美國的歷史十分獨特,其主要文化相對比較年輕,而且主要是在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形成的。首先,那些最初到達大西洋海岸的人帶來的是很多英國人的價值觀,法律體系,以及十六世紀比較流行的商業組織。其次,這些定居者到達之后就面臨因移民而產生的新市民浪潮,這就產生了“大熔爐”、“燉湯”或“什錦沙拉”等文化比喻。殖民地居民珍視個性,不拘形式,重時效。環境因素對定居者產生心理影響。暴力形成文化是美國歷史的另一方面。[9]
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年文化歷史的國家。中國歷史的很多具體方面對中國人世界觀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最重要的是物質與文化相互孤立。即使在今天,人們也相信中國是“文明中心”。另外一個持續了幾千年并且還在繼續的是宗族觀念。[10]
4.獨立學院英語中的文化教學
在與外商的交往中,僅僅懂得目的語還遠遠不夠,因為交際或談判活動涉及的不只是語言意義本身,還包括文化碰撞和文化包容,這就要求外語教學涵蓋文化教學。
文化教學的內容大致可分成六個方面。
地點。外語學習者需要度所學語言的地理概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個人與生活方式。在文化教學中,重點應放在人上――他們的生活方式、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以及價值觀。
公民與社會。應指導學習者識別不同社會、不同職業、不同經濟和不同年齡的重要社會群體,以及他們所表現出的地域特征。
歷史。學習者需要有機會了解目的語國家或地區的重要發展史,包括少數民族發展史。
制度,包括教育制度,社會福利,經濟制度,軍事與人民,宗教制度,政黨,媒體。
文藝與其他成就。學習者應該能夠獲得了解和欣賞藝術、音樂、作家作品的能力,能像本地人一樣了解目的語國家重要人物和成就。[11]
文化教學課有選擇的以下方法。
創造真實的課堂環境。教室的各種裝飾和擺設、海報、卡通、地圖、剪報、教具展示、各種票據、時刻表、菜單等,為目的語社區創造一種有形的可視化效果。對于語言社區中語言使用的實現在地理上和心理上遠離教室的這一外語教學環境來說尤為重要。
提供文化信息。如錄制英語歌曲、新聞報道、討論和角色表演等。
撰寫研究論文。有的學生能夠通過閱讀、演講、討論和辯論對目的與文化和社會加以學術研究,這很重要。通常情況下,可信資料的缺乏要求學生通過文化探索接近文化,而不是直接從已知書本上獲得。
隨著經濟與生活方式全球化加強,對外交流越來越頻繁。許多外國人來中國投資、工作或學習,為學生學習英語國家文化提供了另外的機會。鑒于此,對英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還可在真實生活中引入目的與文化(包括讓以目的語為母語的人走進外語教學課堂,或者將學生帶進二語環境),利用文化社區資源(在城市的很多社區,由于移民而出現以不同語言為母語的人生活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外國人則構成了在外語環境中學校外語的文化資源)[13],出國,等等。
5.結語
獨立學院要真正獨立和繁榮于中國教育舞臺之上,就必須更加關注國際交流,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涉外商貿人才的需要。以此為契機和目標,英語教學的改革必須考慮到不同語言的文化差異。只有這樣,大學英語教學才能真正成為教學生更加有效地理解和使用英語的教學。在這一點上,獨立學院教師對文化教學的研究就顯得迫在眉睫。
參考文獻:
[1][3]姚力之.大學英語教學中的文化導入.湘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148.
[2][4][6][11][13]Stern,H.H.Patrick Allen & Birgit Harley.Issues and Optional in Language Teaching.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5:205-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