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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意象”概念的發展源遠流長，在中國，“象”首先是作為天地萬物可觀之象而存在，`《系辭·上》開篇有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1997：76）；而后對意象這一概念又進行了發展，分別提出了“得意忘言”和“意以象盡，象以言著”，集中闡述了言、象、意之間的關系。而真正將“象”從哲學、宗教論域引入到文學批評理論當中去的是南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他在《文心雕龍·原道》篇中提到：“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壁，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1958：1）這里作者已經把自然之象作為文學表現的對象。在西方，“文學意義的“象”的概念最早產生于古希臘文藝理論所使用的術語‘eilōn’（2005：134）漢語解釋為“意象”、“像”。此后柏拉圖提出的理念或理式 （idea 或 eidos）和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提出的“行動之象”進一步論及了文學之“象”這一概念。然而“意象”這一概念真正成為西方美學界一個基本的美學范疇始于二十世紀西方意象主義詩歌的興起。意象主義的發起人之一的龐德認為：“意象”不是一種圖象式的重現，而是“一種在瞬間呈現的理智與感情的復雜經驗”，是一種“各種根本不同的觀念的聯合”。（1984：202）在這里西方的意象具有心理特征其含義是可變的。由此可見，“意象”的發展源遠流長，它具有民族性和歷史延續性，其背后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
2.《瓦爾登湖》中的意象類別及特征
美國超驗主義作家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創作的《瓦爾登湖》于1854年第一次出版，迄今為止已經出了近一百五十多個版本，被譯成四十多種語言，與《圣經》等一同被美國國會圖書館評為“塑造讀者的二十五本書”。目前國內對梭羅及其《瓦爾登湖》的研究方興未艾，但對于《瓦爾登湖》作為本文由收集整理文本在中國的翻譯情況的研究還略顯不足，只有少數幾篇論述文章，如李毅于1984年在《對〈瓦爾登湖〉中譯本的幾點意見》中分析了徐遲譯本的語言層面，指出了徐遲在翻譯時所犯的錯誤；孫勝忠于2004年在《從文化傳譯看梭羅walden的三個中文譯本》中將原文和譯文進行對照，從文化傳譯的角度指出了三個譯本（徐遲、吳明實、王光林）中在神話、典故和出處等方面的疏漏和錯誤；此外還有幾篇碩士論文用現代翻譯理論來探討《瓦爾登湖》在中國譯介的。迄今為止，還鮮有對《瓦爾登湖》中意象漢譯作系統的論述。本論文嘗試以多元系統論為研究方法，以描述翻譯學為討論依據，以《瓦爾登湖》中意象的類別為基點，來探討徐譯《瓦爾登湖》中意象所采取的策略以及采取這一策略背后的動機。
下表所列為《瓦爾登湖》中的意象按其來源所進行的六種分類以及各自所占的數目和百分比：
由上表可知：其中動物類意象所占比重最大為27%；位居其后的分別是其他類意象和自然類意象，分別占22%和19%；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故事類意象和顏色類意象各占12%和6%，其所占比例雖小，卻對理解原文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瓦爾登湖》中出現的動物類意象多為可愛型的、正面的。比如畫眉（thrush）、云雀（lark）、杜鵑（cuckoo）、小鴨子（duck）和小老鼠（mouse）等等。這主要與作者那平和的心態和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有關。對于植物類意象，同樣給人以鮮明的形象感，具有特定的文化內涵。比如有代表虛假的雛菊（daisy），外表悲傷的柳樹（willow），愛情的玫瑰（rose），代表純潔的百合（lily），代表和平的橄欖（olive）代表痛苦的苦艾（wormwood）代表忠貞的紫羅蘭（violet），代表青春的蒼松（pitch pine），代表慷慨自由的棗樹（date tree）以及代表“長盛不衰”的棕櫚葉（palm leaf）等。
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是西方文化發展的兩大源頭，是西方文明發展過程西方文化所獨有的文化瑰寶。希臘羅馬神話的一大特點就是神的擬人化和象征性。也就是說，每個神的背后都有著特定的文化內涵和象征意義。作為基督教經典的《圣經》同樣積淀在西方人深層的文化心理意識中，同希臘羅馬神話一樣，家喻戶曉，耳熟能詳。因此，西方人經常借助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故事來以古喻今，以人喻事，以古事喻理?！锻郀柕呛分谐霈F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故事類意象共97例，每一個意象背后都有特定的文化內涵，比如有《圣經·舊約出埃及記》以色列在曠野中得到的神賜“天糧”（manna），希臘神話中曾殺死納米谷中的雄獅，九頭獸，亞馬遜女王，三個身體的怪牛等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文藝女神繆斯（muse），以及羅馬神話中的命運三女神帕爾茜（parcae）等等。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中出現的意象最大程度上的突顯了意象的文化積淀性這一特征。
作為《瓦爾登湖》中比例最小的意象類別顏色類意象，同樣具有其特定的文化內涵，即文化積淀性特征。比如在西方，紅色（red）代表熱情如火，藍色（blue）代表憂郁，白色（white）代表純潔等等。
關鍵詞： 多元系統理論 翻譯文學 局限性
一、多元理論理論的提出
1978年，伊塔馬?埃文－佐哈爾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間發表的一系列論文結成論文集，以《歷史詩學論文集》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統”，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種文學系統的聚合。認為，各種符號現象，即文化、語言、文學與社會等由符號主導的人類交際形式，只有當做系統而不是毫無聯系的因素構成的混合體時，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與研究（Even-Zohar，1990）。后來這一理論被用于翻譯研究。
二、多元系統理論在中國的影響
由于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特殊的國情，直至八十年代末國內學術界對它仍知之甚微。九十年代初，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及走出國門進行國際學術交流的學者越來越多，才開始有人接觸到了多元系統理論，九十年代末才真正把它介紹到國內學術界。
這一理論遲遲未能在華人文化圈內產生較為熱烈的反響，一是該統理論本身比較艱澀，牽涉的學科又過于龐雜，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等；二是我國翻譯界對翻譯的研究和關注較多地仍舊停留在文本以內，而對翻譯從文化層面上進行外部研究的意識尚未確立。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統理論文章一直沒有完整的中文譯文。
近年來這一理論在中國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多元系統把翻譯放在語言、文化和社會這些宏大的背景下來考察，開拓了翻譯研究的新視野。
三、多元系統理論與翻譯文學
1924年，梯尼亞諾夫在論文《文學事實》中提出，文學事實是一個“關系實體”；1927年，在《論文學進化》中又提出，文學的進化在于“系統的變異”，即處于文學系統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學被處于邊緣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學所取代。所謂的文學作品、文學類型、文學時代、文學或文學本身，實際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這些特征的價值取決于它們與網絡系統中其他因素的相互關系。這樣的文學其實就是一個系統。但這個系統絕非靜止而是不斷變化的。文學現象必須在共時和歷時的層面上進行關系研究。從共時角度，文學似乎是一個和諧、平衡和靜態的系統；從歷時角度，文學內部充滿了沖突和變異。文學的演進和發展在于系統內部持續不斷的陌生取代熟悉、創新取代傳統的運動。文學系統包括處于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學和處于邊緣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學。
長期以來，文學翻譯處于文學研究的邊緣，評論文學翻譯的標準大多是先驗性的，重原文文本輕譯文文本。20世紀70年代以后，人們開始對先驗性的“等值”標準提出質疑；描述性的、動態的翻譯研究應運而生。人們將翻譯文本中出現的“差異、謬誤、模棱兩可、多元指涉，以及‘異質’的混亂”視作“文化意識形態直接影響特定文學抉擇的寶貴資源”。
佐哈爾強調應該把翻譯文學看作一個系統，將其納入文學多元系統。各種翻譯作品或翻譯形式在文學多元系統中可能起一級或二級的作用，關鍵在于它們在譯入語這個多元文化系統中所處的地位。為此，佐哈爾勾勒了三種使翻譯處于主要地位的歷史條件：
1）當某一多元系統還沒有形成，也就是說，某種文學還“幼嫩”，尚處于創立階段；2）當一種文學（在一組相關的大的文學體系中）處于“邊緣”位置，或尚還“弱小”，或兩種情形皆有；3）在一種文學中出現轉折點、危機或文學真空之時（Even－Zohar，1990）。
第一種情況如以色列，第二種情況如低地國家，第三種情況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那時現存的種種文學模式對年輕作家沒有吸引力，他們就轉向國外尋求（“五四”中國翻譯）。在這幾種情況下，原來的文學不但要借助翻譯文學來輸入新的思想和內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譯來提供。因此，翻譯活動會變得頻繁且重要，占據了中心位置，并且扮演了創新的角色。
四、對多元系統理論的分析
多元系統論將經典化的產品與模式和更加富有流動性與多樣性的邊緣產品與模式系統地聯系在一起，使一些在傳統上被忽視的文本和形式得以再現。翻譯規范的運作方式、翻譯的操縱性質和翻譯的效果都被置于更加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中，因而翻譯研究成為文化史研究。（Hermans，1999：118）
多元系統理論的方法論以文學的系統概念為基礎進行的描述性研究，將翻譯文本接受為既成事實，探討造成其特定本質的不同因素。這種研究方法給翻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然而佐哈爾聲稱要客觀地觀察系統間的相互作用，以一種非精英的、不帶任何價值標準的模式來摒除各種偏見的觀點是不無問題的。但正如赫曼斯指出的，觀察要做到絕對客觀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人總是從某個文化和歷史的語境或某個多元系統的位置進行觀察的（Hermans，1999：36）
另一個局限性在于它一方面強調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忽視非主流形態的作用。社會是多種意識形態共存。承認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主流與非主流的意識形態都會影響譯者及其翻譯策略。這樣，不論是翻譯文學處于Even－Zohar所概括的三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情況，一個社會的翻譯行為也不會是如他所說的那么單一，而應該是復雜多樣的。
五、結語
多元系統理論在當前國際譯學界有很大的影響，雖然多元系統還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它開辟了一條“翻譯最終超越規約美學的道路”，為翻譯，特別是外國文學的譯介開拓了更為廣闊的研究領域有直接的關系。隨著時代的發展，它必將得到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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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多元系統理論 魯迅 翻譯策略
一、多元系統理論簡述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 是以色列學者伊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 于20 世紀70 年代提出來的一種文學理論。該理論認為各種由符號支配的人類交際形式，如語言、文學、社會、經濟、意識形態等，形成一個開放的、動態的大系統，即一個網絡系統。文學本身是一個多元系統，可以劃分為經典文學、非經典文學；、兒童文學；原創文學、翻譯文學等一系列互相對立的系統。這些系統相互交叉、相互依存，但它們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處于中心，有的處于邊緣，而且這些系統處于相互對立和不斷的斗爭中。在不斷的斗爭中，中心和邊緣的位置可以轉化。在一定的條件下，處于中心地位的系統會向邊緣移動，而處于邊緣地位的系統則有可能占據大系統中的中心地位。
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位置既可以是主要的，又可以是次要的，視當時該文化里其它文學系統的狀態而定。通常翻譯文學在文學系統中處于邊緣位置，但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它的地位也可以發生轉化。佐哈爾提出，在以下階段或條件下，翻譯文學可以占據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1）當文學多元系統還沒有完全確立，即文學還處于發展初期。(2)當文學多元系統在大多元系統中處于邊緣或弱勢時。(3)當文學多元系統出現轉折、危機或真空時。
根據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當翻譯文學處于文學多元系統的邊緣位置時，譯者的主要工作就是為外國的文本，找來最佳的現成二級模式，其結果是譯本的“充分性”不足，“可接受性”增大；反之，當翻譯文學在譯入語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位置時，翻譯活動是參與創造移入語文學中的一級模式，這時，譯者的主要任務就不是在本國的文學形式中尋找現成的模式，把原文套進來，而是譯者不顧一切地打破本國的傳統規范。在這種情況下，譯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說，當翻譯文學處于文學多元系統的邊緣位置時，譯者傾向于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而當翻譯文學處于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時，譯者則傾向于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
二、魯迅翻譯策略的多元系統理論闡釋
1.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看魯迅翻譯的時代背景
魯迅的翻譯活動從1903年翻譯雨果的隨筆《哀塵》開始。當時的中國處于晚清時期，清政府閉關鎖國的政策使人們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仍盲目地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實際上從18世紀到19世紀中期，西方國家已進入到快速發展階段。這種發展不僅體現在經濟和社會方面，而且體現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學上。西方的文化和文學變得繁榮，涌現出了大量杰出的作家及作品。相反，在腐朽的清政府統治下，中國的國力衰敗，加上西方列強入侵，中國被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經濟和文化也幾乎進入停滯階段。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開明的知識分子認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須學習西方。而學習西方當時最可行的辦法便是翻譯西書。起初，他們把西方的強大歸因于其先進的科技。隨著與西方列強的進一步接觸，他們覺得是西方先進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使其繁榮。最后他們意識到文學在西方國家的發展和文明進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梁啟超等人的大力倡導下，一些開明的知識分子認為文學，尤其是小說有改良社會、喚醒民眾的作用。于是大量的文學作品得到譯介，由此，文學翻譯活動便活躍起來；到了五四時期，人們高舉“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大旗，通過翻譯改造中國的舊文化，使翻譯活動達到了。
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來看，當時的中國經歷了一系列政治和社會劇變，在文化和文學系統方面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中國文化曾經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統中處于中心地位，到了清朝，中國文化發展非常緩慢甚至已經停滯。另一方面，隨著西方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其經濟得到巨大的發展，文化也繁榮起來。因此，中國文化逐漸落后于西方文化，在這個新的文化多元系統中也處于落后地位。中國的文學多元系統也不能繼續保持其原來的中心地位，而在這個大多元系統中逐步走向邊緣。根據多元系統理論，當文學多元系統在大多元系統中處于邊緣時，翻譯文學會占據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所以從晚清到五四前后，中國的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
2.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看魯迅的翻譯策略
魯迅的第一部翻譯作品是1903年從日文轉譯的雨果的隨筆《哀塵》，后來他又翻譯了儒勒?凡爾納的兩部科學幻想小說《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以及路易斯?托侖的《造人術》。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受當時翻譯風氣的影響，魯迅在翻譯這幾本書的過程中采用的基本是歸化的翻譯策略，即“意譯”的方法：對原文任意刪改，用文言文進行翻譯，并借用了中國傳統小說的“章回體”形式。比如他在翻譯《月界旅行》時，就把原來28章的小說改成14回；《地底旅行》原文有45章，翻譯后僅剩下12回。后來談到這些翻譯時，連魯迅自己也說“雖說譯，其實乃改作”。
1909年，魯迅與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出版，代表了魯迅翻譯策略上的一個重大轉變。從這本書的翻譯開始，魯迅就放棄了之前的“意譯”方法，而采用了“直譯”。在《域外小說集?序言》當中，魯迅說：“《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這里的“近世名人”指的就是林紓。這句話不僅表明了在翻譯《域外小說集》時，魯迅（以及周作人）采用的譯筆質樸，還表達了魯迅對以林紓為代表的當時的譯意風尚的不滿。所以在翻譯時，即使人名和地名，也是直接的音譯，而不是改用中國人名地名。此外，他又加入著者小傳，并把小說中的一些典故，加以括弧注解，一些不太重要的資料，以及“未譯原文”，都錄在書末的“雜識”中。這樣忠于原著的譯法，與當時流行的“意譯”法有很大的區別，代表了魯迅“直譯”的主張。在此后的翻譯實踐中，魯迅堅持用直譯的方法。1924年，在為譯作《苦悶的象征》寫的《引言》中，魯迅說：“文句大概是直譯的，也極原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在1925年為所譯的《出了象牙塔之后》寫的《后記》中他又強調：“文句仍然是直譯，和我歷來所取的方法一樣：也竭力想保存原書的口吻，大抵連語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顛倒?！痹诶碚摲矫妫捕啻螌λ姆g方法進行論述和爭辯。1929年，魯迅在《〈托爾斯泰之死與少年歐羅巴〉譯后附記》中寫道：“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于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去了原來了精悍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就是所謂的‘沒有出路’――了?！?935年在《“題未定”草?二》中更是明確地提出：“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它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氣呢？……如果還是翻譯……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它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兩個方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風姿?！笨梢?，自《域外小說集》之后，不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魯迅都堅持“異化”的翻譯策略。
之前提到，當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時，譯者的主要任務不是在本國的文學形式中尋找現成的模式，而是打破本國的傳統規范，因此他們往往采取“異化”的翻譯策略。在魯迅從事翻譯的時期，中國的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按照多元系統理論，譯者應該采取“異化”策略，但是魯迅在翻譯初期仍是采用的“歸化”策略，這是不是說多元系統理論解釋不了魯迅翻譯這一“特殊現象”呢？事實上，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從邊緣到中心都是一個逐步的過程，而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而且譯者對一個國家文化地位的認識也需要一個過程。當魯迅意識到中國文學的落后地位之后，便放棄之前的“歸化”策略，轉而采用“異化”的策略，這正論證了多元系統理論關于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內的文化地位制約譯者翻譯策略的正確性。
三、結語
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基本確定了翻譯文學跟譯入語文化文學在不同情況下的不同關系，并認為翻譯活動實際上是由譯入語文化里的各個系統所決定的，從而為翻譯學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視野。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審視魯迅的翻譯策略，我們能更好地理解魯迅翻譯的時代背景和文化因素，以及為什么他會從意譯轉向直譯，并堅持主張異化的翻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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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內容摘要：在晚清的文學翻譯中，尤其以偵探小說翻譯數量最為眾多，最受大眾歡迎，影響最為深遠。本文通過簡要介紹晚清的偵探小說翻譯熱潮，根據伊塔瑪·埃文一佐哈爾(itama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統理論，分析了當時偵探小說翻譯熱潮興起的緣由。本文旨在指出此次偵探小說翻譯熱潮并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它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和文學傳統背景。
偵探小說(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說中一個新的類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以翻譯偵探小說著稱的周桂笙說：“偵探小說，為我國所絕乏，不能不讓彼獨步。蓋吾國刑律訟獄，大異泰西各國，偵探之說，實未嘗夢見”(周桂笙，1904:3)。作為中國翻譯小說的一種類型，偵探小說在近代譯介較早，1896年至1897年《時務報》英文編輯張坤德最早翻譯了柯南·道爾的四篇福爾摩斯探案，并刊載在《時務報》上，題為《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隨后，許多外國偵探小說家如愛倫·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奧(milegaboriau)、鮑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陸續被翻譯過來。到1911年左右，中國作家幾乎將世界上所有的偵探小說都翻譯一遍，其數量之多，用阿英的話說：“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據資料顯示，當時投身這股翻譯偵探小說熱潮的譯者有程小青、孫了紅、周桂笙、悉若等數十人，其中不乏林紓，周瘦鵑等翻譯大家。由此可見，域外小說中偵探小說的翻譯在當時尤其風靡。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一佐哈爾(itama even-zohar)于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一種理論。該理論以俄國形式主義文藝理論為基礎，汲取了結構主義、一般系統理論與文化符號學的積極因素，將翻譯文學視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子系統。
一 晚清偵探小說的譯介
晚清時期，翻譯活動明顯比創作活動活躍，“就翻譯書的數量，總有全數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陳平原也認為，1896-1916年這20年間出版的小說“具體數字很難準確估計，但這20年小說出版中譯作占壓倒優勢，卻是明顯的事實(陳平原，1989:29)”。當時的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多元系統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發揮著比創作小說更為重要的影響。翻譯偵探小說作為當時翻譯小說的主流之一，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占據了主流的地位，其“數量之多(約占全部翻譯小說的四分之一)、范圍之廣(歐美偵探名家幾乎都有譯介)、速度之快(翻譯幾乎和西方偵探小說創作同步)”(郭延禮，1996:81)、影響之深在當時翻譯小說界可謂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偵探小說翻譯熱潮之緣由
在當時，偵探小說翻譯熱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藝術內容與形式：它內容新穎，“給中國讀者提供了全新的閱讀體驗”(劉揚體，1997:281)；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背景都起到了關鍵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偵探小說在當時的繁榮是晚清社會政治文化因素與譯作之間互動選擇的結果。
佐哈爾認為，翻譯文學在三種條件下會在目的語的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下面我們將針對這三種條件分別探討分析。
1. 第一個條件——晚清時期新小說處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數具有改良意識的文人將文學作為政治改良和社會變革的手段，梁啟超等竭力倡導“文學救國”，提倡譯介西方小說，以作為開啟民智的工具。晚清偵探小說大量譯入以致形成偵探熱，大約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時期達到頂峰。由于當時中國所處的內外交困的歷史環境，人們痛感科學力量的偉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說中祈望新的民主體制，在科學小說中領略科技的魅力，在偵探小說中獲得公平法制”(張萍，2002:53)，而且晚清時期正好是中國傳統的文學體系行將崩潰，而新文學體系又尚未完全確立之際(1919年爆發的五四為中國新文學體系真正確立的分水嶺)，翻譯文學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承擔起了啟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個條件——晚清小說處于弱小狀態
小說這一文學題材在中國傳統文學多元體系中一直是邊緣化的角色，屬于“小道”，寫小說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正是因為中國本土小說長期處于邊緣和弱勢的地位，它們不具備足夠的影響力來對翻譯小說進行限制和打壓，只能放任它們泛濫流行。
傳統小說的弱小使得它無法擔負起當時的社會環境賦予小說的任務——改良圖志；因此，梁啟超等人倡導“小說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說的力量實現新文學的發展，從而改變國家的落后地位，翻譯文學在當時就一躍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占主導地位。
3. 第三個條件——晚清傳統文學受到沖擊，處于轉折點
晚清翻譯小說的可以說是隨著“小說界革命”的興起而來臨的。梁啟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飲冰，1989)。把小說視為“改良群治”，救國救民的關鍵，雖說只是傳統的“文以載道”觀念的延續，但前人多對此不甚重視，梁啟超等卻借此提倡小說。但是他們所提倡的新小說卻不是中國原有的古典小說，因為中國傳統小說為“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飲冰，1989)。至此，中國原有的傳統小說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真正意義上的新小說又尚未誕生，所以外來的翻譯小說自然進入了梁啟超等人的視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譯小說，因此域外小說變得身價百倍。在這股變革洪流中，原以詩詞歌賦為文學正宗的傳統文學體系受到了極大的沖擊，正在處于佐哈爾所說的何去何從的轉折關頭。當形式新穎、內容扣人心弦的外國偵探小說介紹到中國時，國內讀者的注意力為之吸引，促使了翻譯熱潮的產生。
清朝末年，國內各種矛盾尖銳，經濟處于崩潰邊緣，中國社會無可避免地在各個方面都將經歷巨大的改變。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和整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反應近代中國的這些變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變革之中。為了引進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國沉悶的思想界，文學界掀起了一個譯介外國作品的。
偵探小說翻譯之所以在晚清出現熱潮，不僅得益于偵探小說本身內容新穎、蘊含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還由于翻譯和社會文化語境之間相互選擇 和促進的動態關系。借助于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不難發現，晚清時期傳統文學的地位受到沖擊，而新的文學體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同時又由于偵探小說與當時社會、文學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偵探小說翻譯之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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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新疆外宣英譯，多元系統理論，邊緣性，充分性，本土化
一、引言
隨著中國與世界各領域的對話日趨頻繁，新疆作為中國的一個子系統也逐步參與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中。新疆外宣英譯活動頻繁也是史無前例的。筆者打算結合埃文· 佐哈爾創立的多元系統理論對新疆外宣英譯呈現的特點進行描述。
二、理論簡介
多元系統理論是埃文· 佐哈爾與20世紀70年代在發展了俄國形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將翻譯作為文化系統中的子系統來看待。他認為語言、文學、政治、意識形態等是相互作用的若干元素的混合體，他們共同構成一個多元系統。這個多元系統是動態的、異質的、系統的。他描述了動態分層和系統產品，還強調系統的歷史性，不能把歷史事物錯誤的看作一系列互不相關的事件（1990）。隨后佐哈爾的弟子，著名翻譯理論家，以色列學者吉迪恩·圖里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他主要對影響譯者的因素進行了描述。他認為譯者所從事的翻譯行為要受制于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詩學和贊助人等因素的影響，不受外界潛質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譯行為并非真空，譯者要考慮上述因素的影響來篩選文本。他提出了三類規范：初始規范本土化，預備規范和操作規范，由此衍生出翻譯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譯選擇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英國當代翻譯理論家西奧·赫曼斯（2004）繼續發展了多遠系統理論，他認為圖里的規范提醒我們，譯文不可能與原文同一，譯者的介入無法避免，無法被清除。國內最早對多遠系統理論譯介的是楊自檢教授，隨后張南峰（2002）、謝天振（2002）、廖七一（2004）等也分別作了譯介和評論。張南峰教授認為“多遠系統理論是跳出文本外對翻譯進行研究”，謝天振教授評價說，“該理論對中國漢譯外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辜正坤,劉宓慶結合該理論形成了新的翻譯理論假說。該理論擺脫了以往僅從語言學角度解讀翻譯的缺陷，翻譯活動推向了前臺，放在大的社會環境中進行探討
三、對新疆外宣英譯的解讀
1．新疆外宣英譯的邊緣性與發展性
多元系統內的各子系統地位不平等，有的處于邊緣，有的處于中心，他們之間處于斗爭和交替中。從《西域翻譯史》（熱扎克·買提尼亞孜，1997）和《新疆現代翻譯史》（陳世民，1999）中，我們發現新疆翻譯從周朝開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漢語和西域個少數民族語之間，其次是與俄羅斯，中亞各民族之間的翻譯交流。英譯活動在新疆翻譯史上幾乎是一片空白。雖然有極個別的作品，如《福樂智慧》《江格爾》等被外譯，也是由他國人根據他們的需要節譯的。新疆外宣英譯在新疆翻譯史上處于邊緣地帶。
直至90年代，隨著國家倡導以開發新疆的旅游資源帶動全區的經濟發展，有些書籍不斷被譯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瑪依奇觀》、《中國烏魯木齊》、《新疆新貌》、《福樂智慧》。隨著新疆英語教育和對外的發展，新疆也開啟了英文網站，新疆電視臺也有了自己的英語頻道，新疆各地成立了一些對外翻譯公司。新疆大學與2001年起本土化，開始招收翻譯方向的碩士，一部分學者開始參與全國英譯漢，漢譯英的探討?！墩Z言與翻譯》，《新疆大學學報》及全國其他期刊上不斷有關于新疆地名，新疆旅游，新疆飲食等英譯規范探討的文章。從以上信息我們可以看出，新疆外宣英譯初出茅廬，在中國外譯系統中還處于邊緣地帶，翻譯理論發展還很弱小，翻譯實踐中存在很多的問題。但新疆外宣英譯這個子系統也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張力，新疆外宣英譯也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而發展起來。
2．新疆外宣英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
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和翻譯策略有很大的影響（埃文·佐哈爾，1990）。新疆外宣英譯在文本選擇和譯者的翻譯策略上受到譯者本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縱向觀察中國外宣英譯書目名稱：《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瑪依奇觀》、《中國烏魯木齊》、《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譯書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與中國發展新疆的以旅游為先鋒帶動全疆經濟發展（鄧新民，2000）的政策上。而西方譯者對新疆的英譯因受其固有的對新疆的認識而出現片面性和錯誤的解讀。如：though 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 Levinson，KienChristenson,1999）從譯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歷史。而整句話更反映出他所在的意識形態對新疆心懷叵測的政治意圖。而這就需要我們新疆本地的譯者站在愛國，愛自己的家鄉的立場上清楚明了地給以回應。不能讓我們在解讀自己的文化上出現“失語”現象。
3．部分新疆外宣英譯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連城指出，外宣英譯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外國人了解中國。圖里在解釋“翻譯規范”時，將其稱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1998）。目標語讀者的接受性是譯者在外宣翻譯中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譯者在進行外宣英譯時，應了解外國人對我國外宣英譯的普遍的態度.外國人認為中國的大眾媒介過于呆板，我國讀者喜歡的華麗抒情性的文體，在外國人看來只能是減少傳播的清晰性和效果，甚至被認為是空洞和冗長，夸大宣傳。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國的計量單位，或使用修飾性的計量給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覺。新疆外宣英譯存在此類問題，請看以下的譯例：
（漢語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 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國人喜歡用“早些時候本土化，什么什么事情過后，后來，曾經”，等中國人自認為的大事來表示時間段。殊不知，這只會令外國人費解，增加文本解讀的信息量。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時間，不得而知，還不如直接告訴那一年的時間為好。以及“later”，直譯為漢語的隨后，但在時間差上，與漢語的隨后有一定的差別，漢語的隨后強調動作發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強調這一點。所以該英譯文本內容拖沓，簡單的信息被復雜化，令人費解，其結果是削弱了英譯文本的可接受性，宣傳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戰。
4．新疆外宣英譯的“本土化”
雖然我們在外宣英譯時，將讀者作為影響英譯的因素之一進行考慮，但作者和讀者不是評判譯文的唯一標準（埃文·佐哈爾，1990）外宣還在于宣傳自我，讓外國的讀者了解到不同于他們本國的別樣的風土人情或是打破他們“憑借想象捏造出來的形象”（薩義德），這樣就不能按照尤金·奈達所謂的“譯者必須完全滿足讀者的需求”來進行翻譯，而是讓“異質的東西”（埃文·佐哈爾，1990）存在，創造一種陌生化的翻譯，旨在體現“本土化的翻譯”（姜秋霞，2009）。本土化的翻譯是楊憲益在英譯《紅樓夢》時保留的風格，他認為宣傳自己的文化就是要保留自己文化中最本質的東西。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緣政治（唐立久本土化，2009）和新疆通用語言的多樣性就決定了宣傳新疆文化，就要如實將新疆文化最本質的東西展現給世界讀者，其一來打破部分國家對新疆的蓄意的捏造，其二讓的文化走向世界。（漢語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Xinjiang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a little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 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wells connected by 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unique landscape.（Wang Hairong，2008）
該文本即從讀者接受角度出發，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首先，簡單明了將吐魯番的氣候狀況及其成因，并在講述氣候成因過程中清晰呈現了吐魯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讓外國游客了解了吐魯番不同于西方現代的灌溉技術。內容新穎、豐富但不刻板。其次，對吐魯番和坎兒井的名稱英譯上，遵循了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條例》的有關規定，“譯名處理以當地主要少數民族的地名稱謂為譯名的基準。”（謝旭升，2009：112）
四、結語
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使新疆對外宣傳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新疆外宣英譯是新疆對外宣傳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譯在日益強大的中國對外宣傳中處于邊緣地位，新疆外宣英譯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識形態影響和譯者解讀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譯想從邊緣走向中心，還需處理好在原文與意識形態，讀者接受性之間的關系；譯者也需加強對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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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描寫性翻譯研究 文學翻譯批評 應用
描寫性翻譯的研究范式及應用一直在翻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其在文學翻譯批評系統中具有很強的發展潛力，本文通過對描寫性翻譯研究及其如何應用于文學翻譯批評的概述，通過著重分析其在《難忘的歷程――〈紅樓夢〉英譯事業的描寫性研究》一文中的應用，指出描寫性翻譯研究自身的特點，并探討如何將該研究范式更好地應用于文學翻譯批評之中。
1.描寫性翻譯研究的定義
1972年，James S.Holmes在第三屆國際應用語言學會議上發表的論文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正式提出描述翻譯研究的概念，并將其納入自己構想的翻譯學框架中的純翻譯學分支之下。描寫學派的代表人物Gideon Toury以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特別是其中關于翻譯文學的行為的假說）為基礎，發展出了一套面向目標系統的理論和方法框架，將之用于以“翻譯規范”（translation norms）概念為核心的描寫性翻譯研究，即從目的語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翻譯，并用一系列的“規范”來盡可能客觀地描述所有制約翻譯現象的因素。
綜上，描寫性翻譯研究就是：“在研究翻譯的過程、產物，以及功能的時候，把翻譯放在時代之中去研究。廣而言之，是把翻譯放到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文化之中去研究?！保═ymoczko，2004：25）通過客觀中立的觀察和描寫，試圖探討翻譯的起因，以及翻譯在社會上所發揮的作用。
2.描寫性翻譯研究的特點
同傳統的規定性翻譯研究相比，描寫性翻譯研究在研究的對象、角度、方法和目的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具體如下。
（1）研究對象的寬容性。
Toury指出：“翻譯就是在目的系統之中，表現為翻譯或者被認為是翻譯的任何一段目的語文本，不管所依據的理由是什么?！保挚穗y，2001：43）因此，各種各樣現實翻譯活動中存在的翻譯現象及各種另類的翻譯手段都能成為描寫性翻譯研究的對象――描寫性翻譯研究解構了傳統的翻譯理論，擴大了翻譯研究的范圍。
（2）研究角度的宏觀性。
描寫性翻譯研究將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目的語的社會文化環境，將翻譯活動置于社會、歷史、文化的大環境之下，對其進行全面歷時性描述，“給予各種各樣的翻譯以正確的定位”（林克難，2001：44），避免了拘泥于微觀的文本分析造成的直譯與意譯等爭論。
（3）研究方法的實證性。
Toury認為，我們應該將譯文視作“‘目的語’文化中的既成事實”（Toury，2001：23），采取“還原語境”的方法，通過大量的實證材料去研究與這一翻譯行為有關的多項因素，進而對多種翻譯現象作出客觀的描述和解釋，并且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研究結果應該相互驗證。這種方法促進了翻譯研究的學科化，對于確立翻譯研究的學科地位極有幫助。
（4）研究目的的客觀性。
描寫性翻譯研究經常自問自答的問題是：“是什么因素促使譯者選中了這篇著作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譯文在入語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林克難，2001：44）描寫性翻譯研究不對譯本作出是非得失的價值判斷，而是滿足于尋找譯者的決策和選擇偏離常規的原因。它試圖建立一套以目的語為中心的翻譯理論，通過對目的語文化系統中翻譯文本的系統描寫，從而揭示制約翻譯活動的各種因素，建立解釋和預測相關現象的原則和參數體系（申連云，2004）。
因此，描寫性翻譯研究為翻譯研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推動了其發展。
3.描寫性翻譯研究與文學翻譯批評
描寫性翻譯研究發端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才得到一定的響應，其研究陣營形成壯大于七八十年代，而九十年代，描述翻譯研究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作出了所謂的“文化轉向”；與此同時，在早期描述翻譯研究的基礎上產生的女權主義及后殖民主義翻譯研究有取代主流描述翻譯的趨勢（具體的發展過程可見（林克難，2001：44；韓子滿、劉芳，2005：111―112），此處不再贅述）。
二十一世紀初，描寫性翻譯研究在大陸開始得到一些學者的重視，并且被運用到文學翻譯批評之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兩篇是2003年1月發表在《外語與翻譯》上的《靜態與動態在翻譯中的表現――柳宗元的〈江雪〉英譯文分析》和2003年9月發表在《中國翻譯》上的《難忘的歷程――〈紅樓夢〉英譯事業》，兩者分別體現了將描寫性翻譯研究應用于文學翻譯批評的兩種途徑：前者是將功能語言學理論與描寫性翻譯研究方法相結合，而后者從多元系統理論的新視角將描寫性翻譯研究方法引入翻譯批評，提出了描寫性翻譯批評方法。下文將以《難忘的歷程――〈紅樓夢〉英譯事業》一文為例，分析描寫性翻譯研究的實際運用。
該文共分為三個部分，在引語部分介紹了多元系統理論及相應的描寫性翻譯批評方法論，著重點出為何要采用此方法來研究《紅樓夢》英譯事業――描寫性翻譯研究的特點在于全面歷時，非常“適用于對多年以前產生的翻譯文學或是不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同一文學作品的不同譯本進行研究”（陳宏薇、江帆，2003：46）。
在第二部分，即描述性翻譯研究方法具體運用的部分，作者采用了總―分―總的結構：首先綜述，將所有譯本置于“時代”之中，說明不同譯本的產生主要源于譯者的不同理解，以及特定的歷史因素的不同影響。然后，為了客觀清楚地分析大量材料，作者將《紅樓夢》的整個英譯事業分為三個階段，并配以兩幅表格。在作歷史性描述時，作者的重點在于分析譯本產生時的歷史、社會和文化環境，并據此總結出譯本的翻譯目的、采用相應發表形式的原因及譯本的社會功能。其中，作者對第三階段的兩個譯本所作的分析和比較最為詳細，包括譯本（產物）的形式、譯者的決策、翻譯的過程及譯本的社會功能。另外，作者不僅對譯本作了宏觀研究，而且對一些譯本中作了微觀比較，例如王良志、王際真譯本中對人物姓名的獨特英譯比較等。通過實證性分析，我們可以得知英譯《紅樓夢》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地位。最后，作者再次通過事實證明，英譯《紅樓夢》在英語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變化。
在結論部分，作者對全文作了總結，并照應引言部分，重述全文所要闡明的三個要點。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描寫性翻譯批評方法在作此類譯本分析時的明顯優勢。但同時，要做好一項描寫性翻譯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其過程是比較艱難的。
4.結語
描寫性翻譯研究將社會、歷史、文化等宏觀因素引入到翻譯研究當中，注重對翻譯過程和翻譯作品中的不同現象進行歷時與宏觀層次的客觀描寫，不僅可以對既往的翻譯現象作出相應的解釋，而且能夠形成一些對未來的翻譯現象產生預測的理論原則。其作為純理論研究對翻譯實踐的指導性雖然沒有應用理論研究那樣強，但是，在應用理論方面，尤其是作翻譯批評時，研究者若能將規范性研究和描寫性研究相結合，增強描寫性，減弱規范性，相信會使自己的觀點更具有客觀性和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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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莫言作品；譯介；翻譯模式
中圖分類號：I046 文獻標識碼：A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全球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中國文化，中國文化走向全世界并與國際接軌，已經成為了刻不容緩的問題。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政府為了解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發起了“熊貓叢書”計劃。通過這一計劃項目，我國共譯出了195部文學作品，然而并沒有取得預期的目標。21世紀，我國政府又啟動了《大中華文庫》，翻譯作品數量依然龐大，然而也遠遠未達到中國文化走向全世界的效果，成功的作品寥寥可數。
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關鍵。2012年，莫言成為了首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這一事件對于我國文學作品走向世界和海外傳播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和示范作用。因此，關于莫言作品英譯文本的譯介與翻譯模式的研究對于我國文化走出去有著實際的意義。
一、莫言作品英譯文本的譯介模式
文化作品的翻譯是一個社會性很強的文化交流過程，包括原作、譯者的身份、翻譯過程、翻譯作品的傳播等多個環節。其中，一個好的譯者對于文化作品的推廣有著很大的推動和影響作用。目前，中國文化作品的英譯的譯介有三種形式：一、母語是中文的譯者，有林語堂，張愛玲等；二、母語是英文的譯者；三、母語是中文和英文的譯者，譬如，漢學家顧彬教授，葛浩文夫婦等。三種譯介形式中，以美國漢學家葛浩文和中國太太林麗君為典型代表，也更占優勢。這是因為在譯介過程中，譯入語譯者既能考慮到譯入語讀者的思維和語言習慣，又能夠以多元化的立場保留文化的民族性，做到兼收并蓄，從而避免語言理解上出現的問題。莫言作品的翻譯者隊伍是比較龐大的，知名的譯者中就有瑞典的陳安娜，日本翻譯家井口晃，以及美國漢學家葛浩文。
其中，葛浩文曾被稱為是莫言作品英譯的接生婆，對莫言作品的成功英譯做出了比較大的貢獻。葛浩文在翻譯中國文學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作為一個雙語功底很好的漢學家，對中國現代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并且具有為讀者負責的強烈譯者倫理，始終與原作作者保持友好關系，及時溝通，盡最大可能忠實于原文。他翻譯的作品涉及長篇小說、文論翻譯、詩歌翻譯、散文翻譯、文論編輯、英文論著、中文論著和學術論文等類別。到目前為止，葛浩文已經翻譯了25位作家50余部作品，翻譯的短篇小說多達40余篇。莫言于2000年3月在科羅拉多大學演講時曾說過，如果沒有葛浩文杰出的工作，他的小說也可能被別人翻成英文在美國出版，但絕對沒有今天這樣完美的譯本。葛浩文的英譯工作使西方人開始了解和認可莫言的作品。莫言作品的中西合譯，尤其是西譯中審對于我國其他文化作品走出去是有著一定的啟示作用的。
二、莫言作品英譯文本的翻譯模式
20世紀70年代初，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爾提出了佐哈兒的多元系統理論。 它描述的是一個多元文化系統內各文化系統之間的關系、斗爭和地位的演變。在整個體系里各系統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處于中心，有的處于邊緣。與此同時，它們之間存在著永無休止的斗爭，所處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根據這一理論，當翻譯文學在譯語文化系統中位于主導位置時，翻譯文學的語言特色和詩學形態會越接近原著，原著中大多數的新元素被介紹到譯入語文化系統中。反之，當翻譯文學處于譯入語國家文化系統的次要位置時，譯者選擇屈服或遵守本土文學系統內的規范，在譯入語文化系統中尋找已有的文化翻譯模式，從而使譯者不得不放棄或修改原作里的內容或形式，以便實現譯文的可讀性。
佐哈兒的多元系統理論正好印證了莫言作品英譯文本成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葛浩文、陳安娜等譯者在對莫言作品的英譯中遵循了歸化的翻譯原則，對莫言作品進行了厚譯與文化補充、結構重組、隱喻翻譯等，從而滿足譯入語目標讀者的文化思維模式與審美閱讀習慣。
（一）厚譯與文化補充
夸梅?阿皮亞于1993年在其論文《厚譯》中提出的一種翻譯策略，也就是厚譯。它的意思是指通過注釋和評注的方式來補充作品的譯入語的語境文化，從而幫助目標語讀者更好地接受與理解作品的內容。厚譯是用來彌補翻譯中文化損失的一種有效的翻譯方法。在對莫言作品《豐乳肥臀》中上官家七個女兒的翻譯時，葛浩文就是采用了厚譯的翻譯策略，在音譯的基礎上補充了厚譯。七個女兒的翻譯如下：
來弟Laidi（Brother Coming）； 招弟Zhaodi （Brother Hailed）； 領弟Lingdi （Brother Ushered）；想弟Xiangdi（Brother Desired）；盼弟Pandi（Brother Anticipated）；念弟Niandi （Brother Wanted）；求弟Qiudi （Brother Sought）
葛浩文通過對這些名字采取厚譯的方法，很好的詮釋了那個年代中國人重男輕女的思想，降低了譯入語讀者對文章的理解，同時也使全文充滿了趣味性，增強了小說的生命力。從閱讀與理解的角度來看，厚譯給讀者提供了大量的背景信息，幫助了讀者順利的接受異域文化的特色，彌補了文化的差異性，幫助了作品在異質文化中有效傳播，是翻譯異質文化中一種很好的手段和策略。
（二）段落的重構
在對莫言作品進行翻譯時，葛浩文考慮到文章的條理和情節的松弛度，適當地省略了全文中的不太重要的情節，從而使譯作集中圍繞在主要的故事情節上進行展開，便于讀者的理解。例如：《紅高粱家族》中，有些角色的出現很突然，跟前后主要故事的推展缺乏關聯性，葛浩文考慮到讀者的理解，將類似的部分刪掉了。此外，考慮到讀者的接受程度，在尊重原作的基礎上，葛浩文發揮了自主性，刪除了跟故事情節關聯性不大的細節，重新對部分章節和句子進行劃分和組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掃除讀者的閱讀障礙，促進了莫言作品在譯入語讀者中的推廣。
（三）隱喻翻譯
隱喻是語言交際中的一個常用的方法，可以起到化難為易，把抽象化為具體的作用。隱喻的翻譯是語言翻譯中一個很特殊的問題，也是所有語言翻譯的縮影。莫言作品因為具有豐富的中國社會文化背景，蘊含的意義十分豐富。葛浩文在翻譯莫言的作品時，靈活地調整了語言的表達方式，采用了直譯、意譯、省譯等隱喻翻譯策略，幫助了讀者輕松地閱讀，理解中國的文化。
例如，他將諺語“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狈g成了：The monk can run away， but the temple stays. 諺語“人是鐵，飯是鋼”翻譯成了：People are iron and food is steel.這兩句中，葛浩文都采用了直譯的翻譯策略，表達了原句的趣味性。而在對另一句諺語“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進行翻譯時，為了讓英文讀者理解這句話表達的意思，葛浩文又用了意譯的翻譯策略，翻譯成了：Justice has long arms. 另一句 “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會漏掉一個壞人”翻譯成了：A good person ha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and a bad person has no place to hide.這兩話的翻譯雖然跟原句的表面意思差距很大，卻真實地表達了原句的真實含義。莫言作品《生死疲勞》中有一句“自吹自擂，難成大器”，直接省譯成了一個單詞“braggarts”，此處，譯者用了省譯的翻譯策略，忠實地表達了原文的意思，而又避免了語意上的重復。
三、結語
莫言的作品蘊含著豐富的中國文化背景和特色，對莫言作品的成功譯介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文化作品在國外的傳播，可以讓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中國文化。然而，莫言作品中的大量的傳統文化也給譯者帶來了很大的困難，葛浩文等譯者在對莫言作品進行翻譯時，靈活地采用了厚譯、段落重構、以及直譯、意譯等隱喻翻譯策略。一方面遵循了歸化的翻譯策略，忠實了原著。另一方面又進行了靈活的調整，迎合了美國讀者的閱讀興趣，幫助他們更好的理解和接受莫言作品。因此，葛浩文對莫言作品的英譯翻譯策略值得我們的學習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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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翻譯教學的主要任務不僅是幫助學生了解、掌握翻譯技巧，實現詞句之間的簡單對等，更應該培養學生對于各種信息工具的綜合使用能力。將超文本網絡技術應用于翻譯教學突破了傳統教學的局限，更新了翻譯課的教學資源，有利于培養學生翻譯能力。
2000年盧思源教授就曾提出，“當前高等院校的翻譯教學和口、筆譯翻譯人才的培養都是跟不上我國社會發展和需求的……國家對翻譯人才的需求早已不限于文藝領域，涉及當代社會經濟、科技等實用領域的翻譯已上升為翻譯實踐的主體”。Ci7然而，時至今日，大多數高等院校的翻譯課程設置仍以語言文學為主，大多數英語專業的畢業生在工作以后，在從事商務往來、產品宣傳、新聞、法律、金融、廣告等實用性文體翻譯時感到捉襟見肘，難以勝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目前的翻譯教學大多仍以教師為中心、以教材為主導，教學素材局限于有限的翻譯教材和雙語資料，教學內容主要著重于翻譯技巧的傳授和講解。然而，作為語言教學的一部分，翻譯教學的主要任務不僅是幫助學生了解、掌握各種翻譯技巧，實現詞與詞或句與句的簡單對等，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雙語轉換能力和各種語言信息工具的綜合使用能力。
因此，筆者認為在超文本網絡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研究如何在超文本網絡技術的支持下發揮網絡資源優勢，更新翻譯教學資源，培養學生翻譯能力，拓展翻譯理論教學，對于翻譯教學和翻譯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超文本網絡技術的內涵
超文本(hypertext)一詞誕生于1965年。當時，為了讓計算機能夠響應人的思維，方便地提供人們需要的信息，美國專家泰得·納爾遜(Ted Nelson)提出了一種利用計算機技術把相關文本組織在一起的方法，他將這種方法命名為“超文本(hypertext)"從此，“超文本”一詞得到世界的公認，成為表示非線性信息管理技術的專用詞匯。
超文本技術是一種將信息以非線性的網狀結構進行存儲、組織、管理和瀏覽的計算機技術。它包含結點(Node) ，鏈( Link)和網絡(Network)三個基本要素，并以結點為單位組織信息，在結點與結點之間通過表示它們之間關系的鏈加以連接，構成表達特定內容的信息網絡。超文本技術使用超鏈接的方法，將自然語言文本和計算機交互式地轉移和動態顯示線性文本的能力結合在一起，在文檔內部和文檔之間建立起非線性的網狀結構，使讀者在閱讀時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從當前閱讀位置直接切換到超文本鏈接所指向的位置，利用超文本機制提供的聯想式查詢能力，迅速找到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和有關信息。
在現實操作中，英特網就是一種超文本信息系統。英特網的一個主要概念就是超文本鏈接。它使文本不再像一本書那樣是固定的和線性的，而是可以自由地從一個位置跳到另一個位置。超文本可以鏈接世界上所有其他含有信息的計算機，在網上可以激活任何一點進人另一個點，一個信息單位可以連接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3j超文本網絡技術的發展突破了傳統文本的線性閱讀方式，不僅極大地推動了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也為翻譯教學提供了嶄新的研究視角和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超文本網絡技術在翻譯教學中的應用
楊柳在其《信息化翻譯教學的圖景》中曾提到“就翻譯教學而論，信息素養就包括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檢索、分析、選擇、存儲、利用、創造和傳遞翻譯信息，提高翻譯能力，解決翻譯的實際問題，從而提高個人素養的能力。這是以信息素養為目標的翻譯教學模式和傳統的翻譯教學模式的顯要區別”。[4j翻譯作為一門綜合性的學科，不僅要求學生熟練掌握英漢兩種語言，還要求學生對東西方文化背景、特定翻譯課題的專業知識都要有深人切實的了解，同時還要具有利用網絡獲取、存儲、提取信息，并進行檢索和咨詢的能力。
將超文本網絡技術引人翻譯教學，將大大拓展翻譯教學的發展空間，其特有的網狀鏈接方式和強大的搜索引擎功能，不僅能為教師和學生提供超出課堂和書本的廣闊資源，還能有效地培養學生利用網絡工具輔助翻譯的能力。
(一)有利于翻譯能力培養
正如Kiraly所言，翻譯能力在當今社會指一種“復雜、高度個體化、社會化的進程，有文化、認知以及直覺相互作用形成”，Csl，培養翻譯能力應著眼于提高譯者對翻譯中涉及的因素的敏感程度，并使其學會運用適于自身的輔助工具。在超文本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譯者的翻譯能力不僅取決于他的語言水平，還取決于他使用翻譯工具的能力，而目前最有效最強大的翻譯工具無疑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是一種檢索、報道和存儲網絡信息資源的檢索工具，通常由檢索軟件、數據庫、索引和過濾器組成。Cs7強大的搜索引擎為翻譯學習者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使學生們可以迅速高效地檢索和獲取網上的專業信息。目前常用的搜索引擎主要有谷歌( google. com ) ， AltaVista ( altavista.com)、百度( baidu. com) ， Wisnut ( wisnut.com).Excite(www， excite. com)等。這些搜索引擎不僅能夠幫助學生順利查找到與翻譯相關的背景資料，對于翻譯專有名詞和專業術語、檢驗譯法的準確性、判斷譯文的規范性均能起到很好的輔助作用。
筆者曾經在課堂上選用美國《紐約時報》上的一則關于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上市的相關報道給學生作為翻譯練習，該報道中涉及大量金融機構名稱、金融專業術語以及地道的英文表達方式，給學生翻譯造成了一定的困難?，F以該文最后一段為例:
And now， major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ies like American Express， General Electric， Deutsche Bank and Allianz are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Now， analysts say， comes the real test. "The whole strategy behind the IPOs is not that these banks are perfectly reformed， but that they’ re good enough to be listed，" said Stephen Green， senior economist at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這段話的語言表達并不難，也幾乎沒有任何生詞，可是學生在剛開始翻譯時卻覺得無從下手，雖然手頭有各種詞典，卻難以找到相關信息，后來筆者指導學生學習利用超文本網絡技術，使用搜索引擎來輔助翻譯。通過檢索和查詢，學生很快了解到上述金融機構的正確譯名，并在不同的語境中體會了短語“jump on thebandwagon’，的真實含義，從而很快地完成翻譯任務，順利給出了譯文:
現在，美國運通、通用電氣、德意志銀行、德國安聯等主要金融服務公司紛紛順應潮流，進軍中國金融市場。分析家們認為，現在才是真正考驗的時候。渣打銀行資深經濟學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指出，“首次公開發行背后的總策略并不在于這些銀行漂亮地實現了改革，而在于這些銀行業績良好足以掛牌上市。”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期翻譯過程中，幾乎所有的學生都犯了一個錯誤，即把“Stephen Green’，直接音譯為“史蒂芬·格林”或“斯蒂芬·葛霖”，而沒有想到對該譯名進行進一步的查詢和核實。但是，通過搜索引擎的檢索，我們知道渣打銀行的“Stephen Green"是一位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因為在中國工作的關系，他專門為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王志浩”，國內的相關報道都一致采用該中文名字，而非他的英文名的音譯。更為重要的是，在英國的金融界還有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匯豐銀行的全球總裁也叫“Stephen Green"，他的中文名字一般翻譯為“斯蒂芬·葛霖”。兩個Green先生英文名字完全相同，兩人的學習背景、工作經歷和從事行業也極其相似，但其姓名的中文翻譯卻大不相同。如果不是借助搜索引擎，恐怕一般的學生甚至較為資深的譯者都難以正確地翻譯出本文中的“Green”先生的名字。 除了搜索引擎，基于超文本網絡技術的在線翻譯詞典、雙語語料庫等眾多網絡翻譯工具都為翻譯學習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在進人信息化時代的今天，翻譯教師在課堂上除了傳授基本的翻譯知識外，還要指導學生學習使用上述工具，才能夠真正培養學生的翻譯能力、提高翻譯效率和翻譯質量。
(二)有利于教學資源更新
翻譯課的教學資源一直是困擾翻譯教師的一大難題。鑒于翻譯課的特殊性質，傳統的翻譯教材所呈現出的線性文本模式使學生們打開課本就直接看到原文和譯文，極大地制約了學生在翻譯中的創造性和自主能動性，因此，幾乎所有的翻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都不得不拋開教材，另外搜集資料。而傳統的資料搜集方式通常是由教師翻閱大量書籍，查找合適的雙語對照語篇，再根據課程進度加以編排，應用于課堂教學。由于紙質文本的局限性，教師在教學資源搜集過程中，往往耗費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卻難以找到幾篇題材新穎、內容恰當、難度相當的教學素材。超文本網絡技術所具有的資源豐富新穎、內容更新及時的特點則可以有效地克服這一弊端，改變傳統翻譯教學資源落后、教材陳舊的缺點。
在浩如煙海的超文本網絡資源中蘊含著豐富的雙語文獻資源，運用搜索引擎和雙語語料庫，教師能輕而易舉地檢索到大量的雙語信息，特別是其中一些時效性強、內容新穎的雙語資料，不僅可以有效地用于翻譯訓練，還能極大地激發學生的翻譯興趣，將這些信息用于輔助翻譯教學，既更新了教學資源，又拓展教學思路、增強教學效果。
2008年11月4日，奧巴馬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當晚發表了著名的獲勝感言“Change has come toAmerica"，該演講語言優美、難度相當，且蘊含了豐富的文化背景知識，是作為翻譯訓練的極好素材。我在第一時問搜集到相關的中英文語料，將其加以修改并配以奧巴馬演講時的視頻，制作了多媒體課件，應用于翻譯課堂教學，受到了學生的熱烈歡迎，而這樣的資料即使在一年后恐怕也難以在紙質的翻譯教材中找到。
時隔一年，奧巴馬卜任后首次訪華.于2009年11月16日在上?？萍拣^與中國青年對話，并發表了名為"Z see China’s future in you”的演講，引起了中國學生的廣泛關注。我同樣將該演講中的精彩部分作為教學資源，制作成多媒體課件，指導學生進行翻譯，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這些演講詞的翻譯訓練使學生接觸到了鮮活的翻譯資料，體驗了真實的翻譯場景，不僅有效地訓練了學生的翻譯能力、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還使翻譯教學真正做到了資源更新與時俱進，授課內容與社會發展同步。而這一切，無不歸功于超文本網絡技術的強大力量。
(三)有利于理論教學拓展
目前，隨著翻譯研究的逐漸深人和翻譯學科地位的不斷提高，翻譯理論開始被引人翻譯教學。先進的翻譯理論不僅可以指導學生進行翻譯實踐、理解翻澤現象、開展翻譯批評，還可以為英語專業的學生撰寫翻譯類畢業論文提供理論基礎。因此，越來越多的翻譯教材中開始引人翻譯理論介紹，根據叢滋杭的分析和整理，我國翻譯學者一直在努力嘗試將先進的翻譯學理論引人翻譯教材。如陳宏薇的《漢英翻譯教程》中“結合對比語言學、語用學、篇章分析學、文體學、文化學、美學和其他相關學科知識，講述漢譯英的理論基礎與方法”;方夢之的《翻譯新論與實踐》把語言學、社會符號學、心理學和思維學放人教材;王宏印的《英漢翻譯綜合教程》吸收了現代語言學、心理學、文藝學、傳播學和翻譯學的最新成果;呂俊、侯向群《英漢翻譯教程》以傳播學的框架結構將各種內容歸于其中;葉子南的《高級英漢翻譯理論與實踐》著重培養譯者的翻譯觀，通過對中西方譯論的介紹，激發讀者對翻譯的深刻思考，并增加了對西方學者的翻譯思想介紹。
上述翻譯理論的引人，對于翻譯教學無疑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但僅僅依靠某一本教材或介紹某一種理論已經無法滿足新時期學生理論學習的要求，而超文本網絡技術的引人則迅速有效地解決這一難題。
國際譯聯的會刊I3abe1雜志一直是翻譯界的理論前沿，各種最新的翻譯思想和翻譯理論總是在第一時間出現在該雜志上，然而在國內一般高校的圖書館卻很難看到該雜志的蹤影，而通過超文本網絡功能強大的搜索引擎，我們卻可以迅速找到該雜志的出版社網址。登陸網址http;//www， benjamins. corn/c:gi-bin八_seriesview. cgi’} series=Babel就可以看到13abe1從1984年至2009年的所有文章的日錄和摘要，并可以在線汀閱相關文章的全文，同時該網頁還會提供某一期雜志的全文PDF版本作為樣本供讀者下載閱讀，讀者可以在線免費下載全文，非常方便。而如果想要查看加拿大的著名翻譯研究期刊Meta，只需登陸頁面 eru-dit. org/ en/revue/meta/，就可以在線訂閱并下載1991至2009年的論文全文。同樣，要了解英國著名翻譯專家Mona Baker的翻譯研究最新動態，我們只需要通過搜尋引擎就可以查到其個人主頁，登陸monabaker. com網站就可以看到她出版的所有學術著作和她寫的所有論文。通過搜索引擎，我們還可以輕易地查找到以色列特拉維夫學派的代表人物、多元系統理論的倡導者之一Gideon Toury教授的個人網頁 tau. ac. il/}-toury/。在該網頁上，我們不僅可以查閱其代表著作的概要并在線訂閱該著作，甚至能夠直接看到其多篇著名論文的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