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6: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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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評”作為最先進的西方文論之一傳入中國，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語言意識的轉變。瑞恰慈在他的文學批評思想中，對語言與思想的關系進行了討論，對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進行了劃分。他認為，思想與語言之間是直接的因果關系，思想是因，語言是果，語言是表達思想的符號。而語言又可分為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文學語言是用以喚起某種情感的，是情感語言；科學語言是用以指稱某個對象的，是符號語言。瑞恰慈的語言觀使中國學者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對語言意識認識的輕慢。中國古代文論早有言意之辯，文學語言是文學的載體還是本體成為言意之辯的核心話題。中國傳統載體論語言觀認為，語言是文學的載體，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和思維工具，是外在的媒介，本身沒有獨立價值。古典詩學的儒道佛三家，雖信奉的本體論各異，語言觀卻驚人地一致，他們都認為語言只是文學的載體。儒家的“詩言志”、孔子的“辭達”說，都認為文學語言是言志、載道的工具，是文學的載體。莊子也提出，載意之言與捉兔之網、捕魚之笱性質相同，作用一致，語言無非是獲取意義的手段和工具，意義才是目的。一旦獲取意義，達到目的，作為工具的語言便毫無用處，可以被忘卻，這就是所謂的“得意而忘言”。佛家禪宗的布道方式是“拈花微笑”“當頭棒喝”，其要旨是避免拘執于語言而迷失本源，因此只有廢棄語言才能悟道。這種對言意關系的認知深刻地影響了幾千年來中國文學批評的語言意識，在文學批評中，載體論的語言觀是反映論和表現論的基礎。反映論認為，文學語言是反映社會現實的工具。表現論認為，文學語言是表現作家和人物內心的載體，語言一旦完成了反映社會現實和表現人物內心的任務，就可以被遺忘了。這種批評方式一直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主流，由于長期以來人們只關注語言的載體性能，而沒有認識到文學語言本身的價值，中國文學批評的主要任務便是在語言的背后去尋找文學作品的“歷史意義”“現實意義”和“審美特性”了。中國傳統文論中語言意識的薄弱，給中西文化交流帶來重重阻礙，也使得人們的思想交鋒陷入困境。“西學東漸”之前的中國文論多是思想意識的辯論，而較少關注于語言意識的準確表達。“新批評”的引入，促使中國學者重新思考思想與語言的關系，更為重視語言在文學中的重要作用，李安宅便是其中之一。在瑞恰慈的影響下，李安宅開始關注語言與思想的關系，深入探索文學語言的意義，開始實現了語言意識的最初自覺。他在《意義學》一書中指出：“凡事都是先有自覺，然后才有系統的研究，普遍的進步。涌現于現代思潮的有自我意識，社會意識，種族意識，性的意識等，正不妨添上一個‘字的意識’或‘語言意識’。”李安宅意識到了語言意識長久的沉默狀態，主張喚起文學研究的語言意識：“研究語言、分析語言、改良語言，使它成為我們的隨手工具，沒有人為物役的毛病，是我們的歷史使命。”［2］11由此可見，對于語言意識的重新認識和呼喚語言的自覺，成了李安宅一代學者的歷史使命。這種使命感警示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對語言意識的輕慢與回避，也進一步宣揚了語言意識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建設的必要性。瑞恰慈也熱情地回應了李安宅關于語言意識自覺的呼喚。瑞恰慈在華執教期間，體驗到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對于“科學”的熱情。但他認為，“科學”的實質不僅僅是技術的進步，更為重要的是采用一種以語言意識為核心的思維方式，“中國人需要科學，并不像現在許多人覺得那樣，以為科學是什么把戲，實在因為科學是一種思想的途徑”。他認識到，中西語言觀念是存在差異的，“在西洋，則對于語言作用的見解，不管是公開地或是秘密地，都有支配我們底思想的力量，支配了兩千多年”。中國的情況則相反，“中國的歷史里面，對于語言的結構與種類，不同的字眼所有的種類不同的作用，都沒有發展成固定的理論”。瑞恰慈指出中西語言觀念的差異源于思想觀念的不同，西方在語言意識的基礎上建立了科學，科學精神的完善推動了科學的進步，語言意識是科學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中國必須關注語言與思想的關系，關注語言研究，強化語言意識，才能構建現代科學精神，才能真正地引進西方的科學。“新批評”的語言觀是西方眾多語言理論中的一種，但是對于中國文學批評界來說，“新批評”采取理性的態度考察思想脈絡，研究語言內涵，建構科學認知方式，這無疑是喚醒“語言自覺”的第一聲春雷，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一種有益補充。當然，“五四”以后中國文學批評的“語言的自覺”還是比較模糊的，由于“新批評”與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異質性，使得“新批評”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受到限制。再加上特殊的政治歷史條件，內有國內戰爭，外有俄國十月革命，“五四”時期對西方文論的接受由“先進”的歐洲文論轉向了蘇俄文論，在之后半個世紀的時間內，蘇俄文論一直在中國文論中占據主流地位。可是毋容置疑的是，中國文學批評借鑒“新批評”所喚起的“語言的自覺”，推動了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的轉向，是文學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語言意識的覺醒也為文學回到文學本身，表現更高的生存意向和更復雜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可能，這是從語言載體論轉向語言本體論的必經之途。對于文學語言本體的重視也就意味著對文學所表達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內容的刻意疏離，這為中國文學批評鋪陳了一條不同于社會政治歷史傳統的詩性超越之路。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界掀起了“文學本體論”大討論，這一文學批評盛事進一步證實了文學語言本體論建構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二、本體建構：語言轉向條件下文學本體的倡揚
如果說“五四”以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借鑒“新批評”的語言觀，從而引發了對于傳統載體論語言觀的反思，那么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本體論”大討論則實現了本體論語言觀的建構。20世紀80年代，“新批評”思想卷土重來，文學語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學批評的焦點。“新批評”倡導對文本進行語義分析，主張文本細讀，從而使文學批評回到文學語言形式本身。這一理論的重申大大拓寬了中國文學批評家的理論視野，新時期的批評家反思傳統的載體論語言觀，開始從本體論的高度定位文學語言，不僅表現在批評實踐上，還表現在具體的文學創作實踐中，從而掀起了“語言本體論”的熱潮。從“新批評”與中國文學批評本體論語言觀建構的關系來看，“文學本體論”的理論來源于“新批評”。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陸續地翻譯、介紹“新批評”的相關理論和批評家。到了20世紀80年代，對于“新批評”的翻譯、介紹與研究呈現出系統化、規模化態勢，其中楊周翰、趙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們撰書立著和發表重要論文，介紹和傳播“新批評”理論。趙毅衡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了當時國內研究“新批評”的扛鼎之作《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對“新批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還陸續出現一批“新批評”的譯介，如劉象愚翻譯的《文學理論》、趙毅衡編譯的《“新批評”文集》等，構建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新批評”的知識譜系。后來有評論家稱：“英美‘新批評’派的文學本體論是我國文學理論最近幾年來出現的文學本體論的來源之一，國內的文學本體論的呼喚者也自覺地向‘新批評’派尋覓理論武器。”［4］從此處可以得知，中國文學批評呼喚語言本體論，與“新批評”的文學本體論有極大的關聯。“新批評”的價值，在于為中國文學批評回歸本體提供了理論資源，但是，它不是通過自身的理論體系來證明的，而是通過對統治中國已久的反映論的批判來實現的。其次，“新批評”本體論語言觀是對“反映論”的糾偏，是對載體論語言觀的顛覆。自“五四”以來，一直統治中國文學批評界的是反映論的文藝觀。“反映論”與“新批評”的文學本體論最為抵牾，“文藝觀是反映論的，這被認為與新批評的本體論主張截然對立”［5］69。在此基礎上，“新批評”作為一種“清道夫”式的文論，主要的使命是擾亂學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們對傳統反映論文藝觀的懷疑，對載體論語言觀的批判。因此，“新批評”的存在意義是通過對“反映論”一統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學批評界的既定秩序，使人們對權威和傳統產生懷疑，為中西文論的融合開拓空間。故而，“新批評”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的重要價值：一方面，憑借“文學本體論”闡釋文學語言在文學中的本體地位；另一方面，通過批判“反映論”，建立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新秩序。基于以上兩個原因，在“新批評”的影響下，20世紀80年代后的中國文學批評批判了載體論的語言觀，轉而關注文學語言自身的價值和意義，建構本體論的語言觀。在進行“文學本體論”大討論時，對于文學的本體究竟是什么這個核心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大體經過了由“作品本體論”到“語言本體論”的轉變。“作品本體論”以作品為核心，其主要理論內涵是文學活動以作品為重，文學批評應面對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內部進行研究，才可窺見文學的本質，文學研究與作者、世界、讀者等無關。持“作品本體論”的批評家主要有陳曉明、胡經之等。“作品本體論”的觀念主要來自“新批評”的韋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現代語言學派的影響，不難看出“作品本體論”中包含著“語言本體論”的影子。“語言本體論”的一派則以語言為旨歸，高揚文學語言的本體價值。1985年底，黃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須重視文學語言本身的價值，“文學作品以其獨特的語言結構提醒我們：它自身的價值。不要到語言的‘后面’去尋找本來就存在于語言之中的線索。”［6］這既是對文學語言的本體意義的強調，也是對傳統的語言載體論、工具論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試論文學形式的本體意味》一文中表達了相同的思想：“所謂文學，在其本體意義上，首先是文學語言的創作，然后才可能帶來其他別的什么。由于文學語言之于文學的這種本質性，形式結構的構成也就具有了本體性的意義。”［7］“語言本體論”將把語言與形式合二為一，形式是內容化了的形式，內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語言建構了文學的本質，建構了人類世界，批判了語言意識薄弱的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在文學創作界，20世紀80年代的作家們也開始秉持本體論的語言觀。語言在文學創作中不再是反映現實的工具、承載內容的載體。語言就是文學本身，是文學的本體，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語言與內容相互依存、融為一體，文學創作的生命就是語言革新。在“文學本體論”大討論背景下涌現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現出了對于語言形式創新的關注。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余華的先鋒系列小說、于堅的詩歌，都醉心于語言的革新。他們以語言形式的創新為文學創作開拓了一個嶄新的空間。作家們不僅在創作實踐中關注語言，而且在批評實踐上也闡發了他們對語言意識的重視。汪曾祺提出：“中國作家現在很重視語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語言不只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應該提到內容的高度來認識語言不是外部的東西。它是和內容（思想）同時存在，不可剝離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附加的，可有可無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8］1從汪曾祺的這段話看來，語言于文學處于顯要的地位，而當時創作界對語言開始充分地重視，其語言觀念也開始發生轉變。20世紀80年代中期，文學批評界和文學創作界共同致力于語言意識的轉變，文學語言觀由語言載體論轉向語言本體論，為文學語言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礎。“新批評”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與其說二十世紀是一個批評的時代，不如說二十世紀是一個以本體論批評為主調的時代”［9］。而西方各種文論在中國的“理論旅行”或多或少暗藏著“新批評”的潛流，“盡管在它之后，西方還涌現了諸如結構主義批評、原型批評、后結構主義批評等等批評流派，但這些批評流派在形式本體的意義上基本都是沿著‘新批評’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發展”［9］。因而，“文學本體論”大討論的意義在于，它確立了文學語言的本體地位，實現了從語言載體論到語言本體論的轉向，改變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既有型態，促進了文學語言觀念的全面變化，推動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新的語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本體論”大討論只是一種理論倡導，給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提供了一種文學研究的新途徑，即從文學內部、文學形式來探討文學，卻未建構一個完整的理論系統。無論是“作品本體論”還是“語言本體論”，都是文學研究的一種中介，旨在將已被割裂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連接起來。被“新批評”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在理論重構過程中，遮蔽了“新批評”自身的理論豐富性，“新批評”被后世所詬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細讀”法等也漸漸地與“文學本體論”大討論之后中國的理論氛圍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評”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只是暫時的“親密”。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文學本體論”大討論沒有使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走向“本體論”，而是最終走向了“主體論”。
三、價值重建：后現代語境下價值判斷的重建
(一)真情流露的本色之美
明代通俗文學批評之美在于，對圖書內容以真情評介，以抒發自我情感為主，做到了以情喚情。比如，針對于《玉茗堂批評焚香記總評》，湯顯祖謂之“其填詞皆尚真色，……無情者心動，有情者腸裂。”可見，批評的內容為真情所致。在《(太霞新奏)序》中，馮夢龍也表達出“發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的看法，主張批評要以“真”為要則，做到真情流露。明代批評家在“真情”理念的支持下，推動了當時文學的發展。在明代批評家而言，“真情”并不僅僅是指實情感，更多的是對自然物的追求，可謂是對宋明理學的對抗，也突出了明朝通俗文學中倡導人性解放的一面。
(二)寓教于樂的娛情之美
明代通俗文學批評所強調的不僅是對文學作品的看法，更多地體現為教育性，但是卻具有娛樂色彩。比如，在對《隋煬帝艷史題辭》批評中，委蛇居士提出了文學批評不僅要“振勵世俗”，還要“娛悅耳目”。但是，在批評家對文學作品進行批評的時候，會從主觀的角度出發進行評述，根據文學作品的性質選擇批評的側重點。批評家如果對于文學作品以娛樂定位，在批評論述中就會以風趣幽默的語言闡述。比如，在《水滸傳敘》中，汪道昆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通俗小說的特點是大眾化、通俗易懂，因此為“太平樂事”。佚名在《新刻續編三國志引》中對于通俗文學的定位是“以豁一時之情懷”，可見明朝時期小說的娛樂功能是濃重的[2]。娛樂是手段，教育是目的，這就是明朝通俗文學的特點。因此，明朝文學批評的主要作用是教化。
二、明代商品經濟將通俗文學批評推向繁盛
明代通俗文化的重要支撐者是市民階層，隨著城鎮經濟的壯大，人們開始注重精神追求，但是基于通俗審美情趣的定位，所喜愛的文學既不傾向于政治經濟，也不像儒生那樣附庸風雅，而是以文學為樂，陶冶身心的同時，可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明朝的商品經濟推進市民生活節奏的加快，使得靜雅的文學作品無法滿足人們的生活特征，更為被市民所接受的責任娛樂性強的作品。當文學與通俗緊密相連，就使得文學更為接近大眾群體，并將人們的審美情趣體現出來，且對于市民起到引導性作用。文學批評在通俗文學作品中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對人們的鑒賞能力與文學作品思想的銜接，特別是使用通俗的語言表達，更能夠對于讀者發揮提示的作用，引導讀者選擇適合于自己閱讀的作品。
關鍵詞：白先勇；文學批評；風格特色；藝術技巧；“創作室批評”
白先勇以小說創作著名，但在小說創作之余，亦寫有不少批評文章。盡管他聲稱其評論性的文章，只是對幾位作家“作品所下的一個注解，不能算為深入研究……”“對文學的一些看法，全憑創作時的親身體驗，及閱讀小說的一點心得”。
但在事實的層面上，這些并不能否定他的文學批評的價值所在。自1979年以來，大陸的白先勇研究不斷取得突破，但成就主要局限在他的小說創作領域，而在某些方面還尚處在拓荒階段(如對白先勇散文的研究)，對于他的文學批評的考察更是少人問津。毫無疑問，白先勇作為海外華文文學作家的杰出代表，對其研究我們應呼喚整體性、全面性的研究視閾，這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研究上早巳成為司空見慣的事。鑒于此，本文試圖以白先勇的文學批評文章作為考察對象，就它的批評對象、批評特點以及與作家文學創作的關系、意義等作出嘗試性的論述。
白先勇的文學批評文章主要收錄在他的散文集《驀然回首》和《白先勇文集》第四卷的“文藝評論”輯中。這些批評文章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1)絕大多數是為一些作家作品所寫的序和自己閱讀作品的讀后感；(2)在不同場合就小說藝術與別人的對談；(3)一些學術性較強的論文如《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流浪的中國人．——臺灣小說的放逐主題》等。白先勇所評論的作家，多為臺灣和海外華文文學作家，如施叔青、叢、歐陽子、琦君、馬森、王禎和、杜國清、林幸謙、荊棘等，顯示了他對某一特定地域作家群體的關注。與此同時，他的文學批評也表現出視野的廣闊性，在一些文章中就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外國作家作品以及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發表了深刻獨到的見解就其所評論的作家作品來說，文體是多樣化的，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無不涉及，當然評論最多的還是小說，這自然與他的文學創作本身情況有關。
與當下一些文學批評中頗為盛行的硬套理論的做法截然不同，白先勇的批評文章是建立在文本細讀基礎上的感性領悟，帶鑒費l生，體式自成一格。這特別表現在他為一些作家作品所寫的序及讀后感之類的文章中。在這類文章中，他往往在開頭或結尾以一種散文化的語言概括出某一作家作品的特色風貌。雖然白先勇對這種風格特色的把握還談不上具有“歷史定位”的性質，但也可成不移之論。例如他評說琦君，開門見山，把琦君筆下所特有的感傷氣表達出來：“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閱一本舊像(相)簿，一張張泛了黃的相片都承載著如許沉厚的記憶與懷念，時間是這個世紀的前半段，地點是作者魂牽夢縈的江南。琦君在為逝去的一個時代造像，那一幅幅幽幽的影像，都在訴說著基調相同的古老故事：溫馨中透著愴痛。”這種總體風格特色的把握是白先勇文學批評的特點之一，它意在給予讀者一開始閱讀或閱讀后都有一個非常鮮明的印象，而文章的其余篇幅則引領讀者去體味和理解這種印象。這當然可以看成是批評的操作程序問題，但也不失為是一種有特色的批評思維方式。白先勇不樂于使用那些流行的批評概念，諸如內容、形式、主題、思想，等等，這在于他不愿意“把文學一座七寶樓臺，拆得不成片斷”紛拼。在他看來，小說是文學，是藝術，那么以渾然感悟的方式則更能接近藝術真諦。
對作家作品總體風格特色的把握，白先勇顯然繼承和借鑒了我國古典批評中感悟印象的方式。他把捉和傳達某一部作品和某一位作家的風格特色時，所依賴的主要是直觀感性的印象，甚至他在小說創作中的形象思維也滲入其中。他在為施叔青《約伯的末裔》所作的序中，對施叔青小說的主題“死亡、性、瘋癲”的揭示就完全采用形象畫面的方式。鹿港漁港的魚、腐爛的蟹、貓的尸體、棺材；土寮門口肥大的土；老瘋婦為漁郎兒子招魂。三組畫面分別對應著施叔青小說的三大主題。這其中沒有多少分析性的文，全憑直觀的藝術感悟力。我們如果要在白先勇的文學批評中尋找所謂的理論支撐的話，那是徒勞的，但他憑藉著小說家對藝術的靈敏，對所評論的作家作品總是能契人到他們的特質之中，并顯得不甚有所偏頗。
如前所述，白先勇善于對作家作品的總體風格特色進行把握，意在使讀者獲得一個較鮮明的印象，其余篇幅則旨在去做引領大家體味和理解這種印象的工作，但在具體如何“引領”的問題上，白先勇在文學批評中卻是有所側重的。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白先勇十分重視對作家作品的藝術技巧和藝術表現進行分析。這種分析在他的很多文學批評文章中，是占了相當大的篇幅的。在為歐陽子的《秋葉》所作的序中，他開宗明義，將歐陽子小說的特質表達出來，認為“歐陽子的小說有兩種中國小說傳統罕有的特質：一種是古典主義的藝術形式之控制，一種是成熟精微的人類心理之分析。前者表諸于她創作的技巧，后者決定她題材的選擇。”斟接下來他詳細分析了歐陽子是如何做到對小說“形式之控制”的。認為“嚴簡，冷峻的語言”、“單一觀點的運用”及“反諷”手法的采用使歐陽子小說的藝術形式造成了奇妙的效果，“歐陽子小說中嚴謹的形式控制，使她的小說免除了我們中國小說的兩種通病：一種是感傷主義，一種是過火的戲劇性。”圈懈從而高度肯定了歐陽子小說的藝術成就。又如為叢小說《秋霧》所作的序，同樣以大量筆墨著重叢娃小說藝術表現特點上的分析與概括，從而認為“對小說中的細節有效的控制與巧妙的安排”和“小說文字中比喻的塑造”是叢娃小說的最大藝術特色。可以說，這種偏重于對作品藝術技巧和藝術表現進行分析的文字在他的文學批評文章中是非常常見的，而白先勇文學批評的這一特點，正顯示出他對文學藝術本體特征的重視。
白先勇如此重視藝術技巧、藝術表現的分析，與他自己的文學觀(小說觀)和文學批評觀是完全契合的。他對文學所持的一貫看法是：“小說可以描寫政治、哲學、心理種種人生萬象，但萬變不離其宗，小說既然是文學，其永恒價值仍應以文學標準衡之。”這樣，他便首先就確立了“文學首先是文學自身”這一對文學本體特性的認識。由此他論小說藝術，就不憚其煩地講小說技巧與內容的關系、“觀點”的運用、人物的出場和場景、對話的描寫等，原因在于他“個人認為小說是，是種藝術，絕對要以藝術形式、技巧來判斷是否完整。這個比較靠得住，比較客觀的批評方法”。而在《談小說批評的標準》一文中，他為成功小說批評所歸納的三條標準中，更是將藝術標準列在第一條的位置，認為“作品的文字技巧及形式結構是否成功的表達出作品的內容題材：這大概是小說批評的第一塊試金石。”研明乎此，再回頭來看他的文學批評文章，其之所以花大力氣來做藝術技巧、藝術表現的分析，就顯得非常自然和讓人理解了。
但是，白先勇重視對藝術技巧和藝術表現進行分析，并不意味著他流于技巧“趣味主義”，實際上他也是很注重作品思想成就的。在前面舉例到的他對歐陽子小說和叢小說的評論中，就高度肯定了兩位作者作品的思想力量。認為歐陽子對人類心理特別是愛情心理的抽絲剝繭則讓人獲得了“真正的愛情，是永遠的痛苦”圈的深刻體認，而叢娃的作品則充溢著“一股對生命渴求的力量”。這表明在小說藝術與思想關系的看法上，白先勇并不趨于極端，他所反對的是將兩者割裂開來的做法。在《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這一對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作家品評的文章中，他就很顯明地表達了這一主張。在這篇文章中，他著重比較分析了魯迅、茅盾和巴金的創作，高度肯定魯迅的《吶喊》《彷徨》，對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則持批評態度。原因在于魯迅作品“冷靜客觀，不帶夾評”的藝術表現使作品“激進叛逆的社會意識”得到了很好的節制；而茅盾《子夜》的人物描寫“止于浮面”，巴金《家》的對話是“一種非常不自然，矯揉造作的語言”，雖然社會意識強烈，但藝術描寫失敗。雖然這種品評仍著重對作品藝術技巧和藝術表現進行分析，但其中很明確地體現出了白先勇追求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兩相平衡的批評觀念，反對那種以“小說中的社會意識是否合于某種社會政治的教條主張作為小說批評的標準的做法”。
白先勇在文學批評中重視藝術技巧和藝術表現的分析與他的文學觀(小說觀)和文學批評觀是完全契合的，這其中實際上已顯示出他的文學批評帶有艾略特“詩人批評
家”的“創作室批評”的特點。因為這一批評觀念實質上是白先勇創作經驗的歸納與推廣，換句話說，即這一批評觀念是其創作觀念的反映與延伸。
艾略特經常被人看作是現代文學批評的一位開山祖師，但艾略特卻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文學批評純粹是屬于“詩人批評家”的批評文學，只是一個詩人在從事創作時的一種副產品，因此他又稱這種文學批評為“創作室批評”。在《完美的批評家》中，艾略特自報家門，公開承認他是一個詩人批評家。“本文的作者就曾極力主張‘詩人批評家批評詩歌的目的是創作詩歌’。……如果說批評是為了‘創作’或創作為了批評，我現在認為那是愚昧的……但是我還是期望批評家也是作家，作家也是批評家。”因此他只討論與他自己創作有關的理論，或評論影響過他的作家和作品。這樣他所道出的只是一個有創作經驗的藝術家的經驗之談，是其創作經驗的總結。“當他談創作理論時，他只把一種經驗歸納和推廣，當他探討美學問題時，他就比不上哲學家那樣有本事了。……所以簡單地說，當詩人批評家論詩時，他的理論見解，應該從他所寫的作品來考察。”帶著這樣的觀點來看白先勇的文學批評，我們可以發現白先勇的文學批評和他的文學創作是有著密切聯系的。
就藝術技巧和藝術表現來說，白先勇本身就是一位非常講究小說技巧的作家。在談到自己小說創作程序時說，“多是先有人物。我覺得人物在小說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比故事還要重要。就算有好的故事，卻沒有一個真實的人物，故事再好也沒有用。因為人物推動故事，我是先想人物，然后編故事。編故事時，我想主題。有了人物，我常在腦海里轉，這個人物有什么意義呢?……”罔這種重視人物的小說觀念必然會造成他對茅盾《子夜》中吳蓀甫的多次“獰笑”表示不滿。至于對話描寫，他認為是“小說里很重要的技巧”“寫對話絕對是真實生活里面的話”，“不是這樣講的話，你就不要寫”。這樣，他自然也會對巴金《家》中人物對話的“新文藝腔”加以指責。因此，他在文學批評中注重對藝術技巧的品評完全可以視作工作經驗的一種總結和文學見解的一種反映。另外，在他所評論的作家作品中，我們似乎總能發現這些作家作品所滲透的創作情懷在白先勇的創作中都有著某種程度的回響，這也可以歸于“創作室批評”的只討論與自己創作有關的理論的批評狀態。
在《天天天藍》這篇散文中，白先勇追憶了自己上世紀80年代與沈從文在美國的會見。在這篇非評論文章中，他認為沈從文最好的幾篇小說比魯迅的《吶喊》《彷徨》“更能超越時空，更具有人類的共性”，他特別提到沈從文小說《生》中玩木偶戲的天橋藝人的喪子之痛是“人類一種亙古以來的悲哀”。聯系白先勇的創作，這評人之語實在亦是評己之語，因為白先勇作品中彌漫的那種歷史滄桑和人生無常之感正是人類的一種亙古以來的悲哀。所以，他評林幸謙的散文，對作者敘寫兩位殘障弟弟的作品倍加推崇。“手足的遭遇，使得林幸謙深切的體驗到人世的悲苦，而他對大弟、小弟以及所有弱者的同情，正是構成一個優秀作家的基本賦性。”評杜國清的《心云集》，認為“《心云集》中的愛隋是一種絕望后的激情。……因此，在《心云集》中，我們深深感到的是一種地老天荒無可奈何的萬古悵恨”。評奚淞的創作，特別指出奚淞創作對中國神話，尤其是有關生命之謎，之爭這個主題的巨大興趣。評馬森的長篇小說《夜游》，特別關注小說將人類關系，異性、同性、雙性的愛情觀做了各種不同的比較與剖析。評田納西·威廉斯，認為“他寫的卻是一些人類最基本的感情，愛情幻滅的痛苦，人生俱來的寂寞，對過去光榮之追念”。如此等等，若與白先勇的文學創作兩相對照起來，我們可以發現：凡是白先勇在自己創作中有興趣表現的主題以及自己創作中滲透著的精神情懷，他在評論他人與此相關的作品時往往很快地加以捕捉并作充分的評述，原因即在于作家們的這些主題表現和創作情懷正是白先勇自己所高度認同的。在此意義上，白先勇的文學批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作是其創作的一種延續。
在對一些外國作家和作品進行評論時，白先勇則充分表現出重在評論對自己影響較大的作家和作品。“如果要說哪些作家影響我較深，我想是福克納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當然，托爾斯泰更偉大了，只是前二者對我個人寫作影響較大”。所以，在《聯合文學·為大專學生開書目》欄目中，白先勇推薦的
［關鍵詞］生態女性主義；倫理文化；文學倫理批評
20世紀是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大發展的世紀。受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影響,文學研究過多地局限于語言和文本現象,熱衷于對形式、文體、技巧等實證、實用性的研究,而忽視了文學的道德教化功能。環境問題、社會問題乃至人類的精神問題的復雜多樣化促使文學研究重新關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類自身的精神訴求。20世紀80年代,西方文學評論界開始逐漸由集中注意研究語言本身及其性質的能力(內部研究)轉移到注意研究語言同上帝、自然、社會、歷史等被看作是語言之外的事物的關系［1］。20世紀90年代,作為生態批評支流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迅速成為西方文藝評論界的“新星”。
一、生態危機:生態女性主義的發展契機
現代工業的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早在19世紀已經引起人類的注意并開展形式多樣的環保行動。20世紀50年代中葉,以“公害事件”為代表的環境問題,引起世人的更為廣泛關注,人們意識到環境污染嚴重損害公眾健康,并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從而爆發了一場新的社會運動——生態運動。生態主義者反思人類行為,質疑啟蒙時代以來的理性至上論,揭示人類中心主義才是生存危機的根源。為探求人類的出路,生態主義圍繞非人類的道德身份展開爭論,形成形式多樣的環境倫理。
生態女性主義是環境倫理中的最新發展,是女性主義和生態主義的結合。一百多年以來,女性主義經歷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經濟和受教育權利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義，和20世紀20—60年代的以爭取女性社會文化身份為特征的激進女性主義的洗禮。在生態危機和環保運動的激勵下,在婦女參與環保運動的實踐基礎上,生態女性主義于20世紀80年代在歐美蓬勃發展起來。它借助解構主義,深入挖掘當下生存危機根源——父權制的男性中心主義觀并進行顛覆性批判,力圖構建一種新的環境倫理文化,為人類的持續謀求出路。
二、新倫理文化的建構:生態女性主義的活力源泉
人類社會經歷了從人類初始階段對自然界的尊崇、恐懼、依附的生存意識(即自然倫理階段),到對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環境從人類生存視野中逐漸隱退后的對社會利益的關注(即社會倫理階段),再到現今環境問題帶來生存危機而反思后的尊重、愛護自然,尋求人與其他萬物平等依存(即環境倫理階段)的倫理認知和革新過程。可以說,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是倫理道德的修整重構過程。生態女性主義正是生態語境下倫理革新的表現形式之一。它廣泛借鑒其他流派思想,特別是生態思想和傳統女性主義思想,批判父權文化體制下的二元對立價值等級思維模式和工具理性主義傳統,以顛覆西方主流的父權——男性中心主義倫理觀,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點的倫理價值體系。
首先,它追求整體和諧和生命解放，反對壓迫。對“各種形式的統治和壓迫相互交織”［2］的認同是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基點。在肯定自然界獨立的內在價值,賦予所有非人類(如動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關注所有與自然——心理、性、人類和非人類——有關的統治同時，生態女性主義反對各種社會統治形式(種族、階級、年齡歧視及軍國主義、殖民主義等),將所有被父權文化貶為他者的邊緣弱勢群體如女性、黑色人種、同性戀、酷兒(queer)等視為盟友,認為沒有自然的解放,沒有其他邊緣群體的解放,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婦女解放,從而將其倫理關照的對象擴大到最廣闊的領域。
其次,它吸收生態批評的整體性觀念，尊重差異,贊美多樣化,認為差異、多樣性是生態系統和諧穩定的保障。其多樣性既包括生物物種的多樣性,又包括人類個體的個性和社會生活風格及地方風俗的多樣性等。人類對自然的掠奪,對物種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簡化。現代商業社會的技術和競爭將人異化為失去生氣和個性的生產機器。在技術和利益的驅使下,統一的文化觀念和文化方式無孔不入,誘導現代人的拜物心理,泯滅人的個性,使社會生活風格“齊一化”,文化也因簡化失去其多樣性魅力。
第三,它呼吁建立一種基于互惠和責任原則而非統治原則的生態倫理觀，強調感性如關愛、尊重和公正的倫理價值。生態女性主義關注人類與非人類存在物的關聯性,從女性與自然在生理、心理和體驗上的關聯出發,提出重新界定人類自我的身份,拋棄以人類——男性為中心的抽象獨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態的關聯自我［3］。生態女性主義認為,人類只有意識到自己與世界萬物千絲萬縷的聯系,才能從根本上關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權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為和思維方式,還“他者”公正,尊重和關愛“他者”。唯如此,人類和自然才能和諧相處。
生態女性主義者不僅多角度解構父權制思想,還多層面建構新倫理文化。一些女性主義者以恢復對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儀式來贊美女性與自然的聯系,并用人類學家對史前期的母系社會的考古發現論證女性文化建構的可能。普魯姆伍德提出重新闡釋大地女神蓋亞,認為認可地球的母親身份有助于人類尊重和關愛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倫理道德觀。一些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對基督教神學進行改造,把上帝理解為母親或女性。溫德爾把上帝稱為我們的母親,因為“上帝的父親形象適用于父權制社會中的人格形成”［4］。沃倫根據IrisYoung對傳統分配模式的社會公正性的剖析,探討基于該分配模式的環境公正性,指出由于傳統的分配模式是靜態的物質傾向的,不重視社會進程中的社會關系,因而無法對生態群(如物種、數量、自然棲息地等)的狀況給予足夠關注,無法建構“生態的關聯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視并體現關愛和尊重的重要價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語境才是適合生態道德生長的土壤［5］。這些頗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倫理文化設想,為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開拓了新空間。
三、生態女性主義: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新視角
文學作品是現實生活的某種反映,是人類理解自己的生產勞動及世界的一種形式,是為滿足人類道德情感或觀念表達的需要而產生的“一種富有特點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認為“真正的藝術和批評服務于一種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類思維方式、規范人類行為并以最終解決人類生存危機為己任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潮,其倫理特性必然從社會層面延伸到精神層面,從對現實社會中的道德現象的評價和規范及對其倫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學批評領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它遵照生態女性主義倫理道德觀念,將性別(女性)和自然結合起來探討文學。它在關注人倫道德的同時注重弘揚生態倫理道德,成為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新視角。
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對文學與女性及自然環境關系的研究。大體而言,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透過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棱鏡來閱讀文學文本,使文學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視的要素凸現甚或更為顯眼,促使文學批評家對文本的傳統要素如風格、結構、修辭和敘述,形式和內容有新的發現,加強探討文本中不同角色——人類與自然之間,文化與自然之間,不同種族、階級、性別、性取向的人之間——的聯系與差別，探討影響人類與自然,人們相互之間關系的差異與聯系的因素［8］7。在文學批評實踐中,批評家必然會提出這樣一些基本問題:自然和女性在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現的(是次等的、低級的、破壞性的、缺乏理性的還是美麗的、充滿慈愛溫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著何種角色(是受貶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還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獨立價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間的關聯性是如何在作品中體現的，以及作品中表現的倫理價值觀與生態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標準:即是否體現整體的關聯性;是否體現對男女、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整體和諧、多樣而相互依存關系的追求;是否反映對兩性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人對自然的征服、支配、壓迫和統治等問題的探討;是否有助于重新認識人與其他萬物的關系;是否有助于人類重返和重建與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諧關系;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導生態智慧,喚起人們的生態意識等。
生態女性主義在從文化哲學領域切入文學批評的過程中,文學批評家和人文學者承擔文學批評的責任,以發展一種文學批評體系來反映和促進生態女性主義運動的政治目的，這一責任是以文本閱讀為基礎的。首先,通過閱讀各個時期的文學文本,揭示文學作品中反映的自然與女性的關聯,探尋在文學領域中對女性對自然兩種統治和壓迫的歷史文化根源。生態女性主義神學者對《圣經》進行對抗性閱讀,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確立男性對女性和自然雙重統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為父權——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過重讀文本,得出新的結論,以改變傳統的文學史,重建文學經典。一方面，將被忽視的被埋沒的體現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評價,納入經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貶為閨閣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認可,曾被嘲諷為無病的美國女海洋生物學家卡遜的《寂靜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細心觀察和細膩描述被譽為文學、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結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審視以往經典文本,頌揚體現整體關聯的、洋溢著關懷同情、慈愛溫情的作品；抨擊體現父權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擴張性的、彌漫著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經典地位。如:被奉為個人英雄主義經典的《魯濱孫漂流記》體現崇尚權力、征服、統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畝農田》、斯坦因貝克的《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類貪欲支配下給土地所造成的損失，以及人的身體、特別是女性的身體與土地的緊密聯系,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劇局面,體現了生態女性主義思想。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在文學批評實踐上,努力發掘該文類的寫作特征,總結和建構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從而修正傳統文學的價值取向［9］。這一方面可以帶領文學創作者認知、關照、表現社會生活、世俗人生,進行文學創作,深化文學的審美價值;另一方面引導讀者的文學欣賞,通過發揮典型人物的啟示作用和“揭丑”文學的警醒作用,影響人們的文學乃至文化“消費”觀,改變人們行為方式,從而實現文學的社會教化功能。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評。它以新的批評尺度為文學倫理批評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它借助文學宣傳生態女性主義,倡導生態智慧,強化環境意識;它不僅重新釋義文本,還積極推動社會和人生的建構;它弘揚關愛、平等公正、聯系依存的生態倫理觀,不僅有利于促進建立人與自然、男人與女人自然和諧關系,也有助于推進各“亞”文化群,如有色人種文學、黑人文學、少數族裔文學、流散文學（diasporicliterature）等從邊緣走向被關注的中心,使人類聽到不同的聲音,從而最終建立“一個免除了有害物質和生態災難威脅的社會……一個免除了壓迫和毒害的社會,一個免除了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毒害的”［10］)生態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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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術形態；批評文體；中國古代文學批評
中圖分類號：I206.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972(2008)03-0093-05
中國歷史上每個時期均有其獨特的學術形態：先秦的子學、漢代的史學和經學、魏晉南北朝的玄學、宋明的理學等。學術形態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具有傳承性和輻射性，不僅會超越時代繼續發展演變，而且能頑強地滲透到新出現的學術形態中去。它們共同影響著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發展，也影響著批評文體的創造與選擇。
筆者認為，中國學術形態對古代文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對批評文體產生影響則主要體現在方法論方面：先秦子學的對話模式使得古代文論長久呈現出一種“以說為論”的批評形態；史學的敘事傳統，孕育了中國古代的文論敘事，漢代出現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現的詩話、詞話，是古代文論敘事的最為常見的文體；經學的“傳”、“注”與“章句”等形式，直接啟發了后世評點，評點中的夾批、旁批和評注等皆由此而來；玄學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論家在討論某些難以理喻、難以示范的理論問題時常常借助于隱喻，隱喻體于是成為古代文論中重要的批評體式。
一、子學之“對話”與批評文體
先秦諸子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著重要位置，為后世學術提供了豐富的養料，后世的文學、文論深得諸子學說的滋養，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文學與文論。
何謂諸子學說?《文心雕龍?諸子》曾云：“諸子者，人道見志之書。”劉勰眼中的諸子學說是一些“人道見志之書”，這里的“道”，應該是指諸子們認識自然和社會過程中總結出的規律。
先秦諸子由于代表著不同的社會群體，其思想主張千差萬別。思想理論的自由，諸子個性的張揚，使得子學文本的言說方式呈現出多樣化、個性化的姿態。然而細觀諸子文本，發現不同的文本表現出的對話模式卻是驚人的一致，諸子們喜歡在主客問答的對話中表達他們的思想，闡述他們的理論觀點。
諸子學說都是在游說、講學和論辨中產生的，諸子文本多為這些活動的真實記錄，對話理所當然成為最基本的表達方式。《論語》是孔子和當時一些統治者及其門徒、朋友談話的記錄。很多章節寫出生動的談話場面，人物對話口吻、神情態度都寫得十分逼肖。《墨子》是墨翟及其門人的言語記錄。其中《耕柱》《貴義》等五篇是對話體，語言樸實明晰，條理清楚，富有邏輯性。《孟子》也是對話體，是孟軻游談論辯的記錄，在語言文字上已相當鋪張。孟子能言善辯，善于向別人陳述自己的主張，語言明晰流暢，意無不達，形象生動。《莊子》是莊周一派著述的輯錄，其中不少是莊周和時人或者弟子談話的記錄。《莊子》中，不僅修養極高，神通廣大的至人、神人、圣人時常妙語連珠，就連缺臂少腿、形貌殘缺丑陋的王駘、申徒嘉、叔山無趾，哀駘它之流。甚至形形，離奇古怪的動植物，也不時在進行對話，以此來闡明莊子及其后學形形、離奇古怪的思想。《荀子》《韓非子》基本脫離了對話體，表現了專題論文的完整形式。盡管如此，藉對話形式闡述理論觀點仍時有存在。從《論語》到《韓非子》，我們可以窺見諸子文本中主客對話形式由實(真實)到虛(虛擬)發展到虛實相間，然后逐漸演變成為一種議論手法的歷史過程。不管是描寫還是議論，主客問答即對話形式是先秦諸子文章中采用得最為普遍的表達方式。對話體既有著極強的思辨性，更具有鮮明的審美特性。論證形象直觀。行文極具審美張力和雅俗共賞的審美魅力。由“說”成“論”于是成為子學的一個突出特征。“論”與“說”本來就存在互相融合的可能性，“論”之理論性與“說”之教諭性、“論”之感情性與“說”之形象性，成為了互相融合的內在依據。先秦諸子學說的對話模式以及由“說”成“論”的學術形態對中國古代文論著述產生極大的啟示作用，古代文論長久呈現的“以說為論”的批評形態就是一個顯著的證明。
漢代以降雖然沒有先秦百家爭鳴的言論環境，文人士子也逐漸喪失了高昂的精神魄力。但他們骨子里對立德立言的追求從來沒有改變過。對先秦諸子人格精神的向往也從來沒有終止過，歷代士子無不崇尚諸子，他們讀子書、研子學、習子體，這股研習諸子的熱情延至近代都沒有消退。劉勰深刻地洞察到這點，他在《諸子》篇說：“夫自六國以前，去圣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后。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以揚雄的《法言》為代表的那種用“言”、“語”來立“論”的言說方式就是一個絕好的證明。揚雄他們的著作大多標榜“咸敘經典，或明政術”，但正如劉勰所說：“雖標論名，歸乎諸子。”這些著述沿承子學文本的對話模式，在“或問”、“或曰”等擬設虛構的對話中，文學批評思想得以形象呈現。從文本言說形態上來說，我們可以看到先秦諸子對話影響下的鮮明印跡。
宋代，一種獨立的批評文體――“詩話”出現。詩話自誕生始，就帶著諸子“對話”影響的痕跡。詩話最初是一種口頭的和社交的話語形式，后來行之于文字變成書面文本時。就成了那些口頭詩歌創作與談詩論賦社交場景的追想性記錄，保留了許多文人討論詩作詩法有趣對話的原始記錄。生動有趣的對話模式，奠定了詩話“以資閑談”的基調和輕松活潑的漫談風格，如果說詩話最初確實是憑借著歐陽修在文壇的聲望發展起來的。那么最終它能成為古代文論使用最廣的一種批評文體，靠的還是自身獨特的魅力。詩話不僅著述繁富，蔚為大觀，還帶動了一系列類似文體，諸如賦話、詞話、曲話的出現。形成中國文論史上一道亮麗的風景。追尋詩話的歷史根源，應該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諸子學術，其“以說為論”的對話形態在詩話里得到發揚，而詩話亦憑借著“以說為論”的形態使其自身成為一種獨特的文體形式，盡情彰顯了它獨特的風格趣味。
二、史學之“實錄”與批評文體
在中國所有學術中，史學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它與其它學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又是其它學術發展演變的重要基石。每種學術史都是一種史學，因此史學成為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窗口。
早在上古時期，人們就有了以史為鑒的初步意識，《詩經?大雅?蕩》就有了這樣的詩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以夏商史事為借鑒，周代人才能更好地處事。到春秋戰國時期，以史為鑒意識變得愈發強烈了，《戰國策?趙策一》提出：“前事之不忘，
后世之師。”史學雖為歷史記錄之學，但其所蘊含的經世致用精神，透過歷史記錄表現出來。因此歷朝歷代統治者都十分注重史的現實作用，把前朝興亡盛衰的經驗教訓，變成治理當今現世的明鑒。
中國的史學產生于春秋時代，劉勰《文心雕龍?史傳》溯史傳體之源，稱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劉知幾《史通?敘事》討論史官文化的敘事傳統及敘事原則。亦視《尚書》、《春秋》為濫觴：“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于寡要；《春秋》變體，其言貴于省文。”《尚書》是最早的歷史文獻匯編，《春秋》是最早的編年體國別史。而“務于寡要”、“貴于省文”則是它們的語體特征。這也就是《文心雕龍》反復論及的《尚書》辭尚體要、《春秋》一字褒貶。《尚書》《春秋》的體勢及體貌，構成中國史官文化的敘事之源。
史學與史官密切相連，從上古時代的南史與董狐等被稱為良史以來。確立了中國史學據事直書的傳統。這種據事直書的精神，以后則成為以儒家價值觀為中心之傳統史學的重要標準。也提高了中國史學表述的客觀性，因此中國史書皆是一個事件接著再敘述另一個事件的形態，在事件之間似乎沒有聯系性，但實際上。那些史料是經過一番篩檢，按照一定原則整理出來的事實。史書體裁基本上可分為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三種。編年體史書以時間為經，史事為緯，反映出各歷史事件的關系。紀傳體的重要特征是以大量的人物傳記為主要內容，呈現出記言與記事結合的狀態；紀事本末體以記事為主，詳細敘事歷史上各大事的來龍去脈，完整敘述整個事件的過程。
史書的實錄性敘事極大地影響了古代文論的言說方式。《尚書》與《左傳》關于“詩(樂)言志”的記載，實為古代文論敘事性言說之濫觴。語出《尚書》的“詩言志”和語出《左傳》的“季札觀樂”，都是在歷史敘事的語境中出場的。《尚書?堯典》對“詩言志”的記載，有人物(舜與夔)，有事件(舜命夔典樂)，有場景(祭祀樂舞)，有對話(舜詔示而夔應諾)，敘事所須具備的元素一應俱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的“吳公子札來聘”實為“樂言志”，與舜帝的“詩言志”相映成趣。季札觀樂而明“樂言志”，也是在歷史敘事中生成的。之后司馬遷著名的“發憤著書”論也是誕生于歷史的敘事中，《史記?太史公自序》詳細地敘述了著《史記》的前因后果，描述了自己的家世和人生遭際以及發憤著書的過程。史學的敘事傳統，孕育了中國古代的文論敘事。漢代出現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現的詩話詞話，是古代文論敘事的最為常見的文體。序跋最初是作者在文章或著作寫成后，對其寫作緣由、內容、體例等加以敘述、說明。明代徐師曾解釋說：“《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但他又說序文“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敘事”(《文體明辨》)。也就是說，議論與敘事本來就是序文的兩種功能，兩者并沒有絕對的界限，大量的序跋在議論中敘事，在敘事中議論，彼此交融。
“詩話”之體遠肇六朝志人小說，而“詩話”之名卻近取唐末宋初之“說話”或“平話”。“說話”是小說，是文學文體；“詩話”是文論，是批評文體。“民間說話之‘說’，是故事，文士詩話之‘說’，也一樣是故事；二者所不同者，只是所‘說’的客觀對象不同而已。”“說話”與“詩話”，雖然敘事內容有別，但敘事方式卻是相同的。當然，“說話”(文學敘事)可以完全虛構，“詩話”(文論敘事)則以征實為主，后者與中國史官文化的信史傳統及實錄精神血脈相聯。北宋歐陽修早年撰寫過《新五代史》和《新唐書》，史書經世致用的實錄型敘事，深刻地啟發了他晚年的詩話創作，那些“退居汝陰”之后寫下的“以資閑談”的詩話，秉承的就是歷史追憶性的微小敘事傳統。歐陽修之后，司馬光也同樣進行兩類敘事：史學實錄和文論敘事，前者有《資治通鑒》，后者有《溫公續詩話》。
除此之外，史學著作的體例對古代文論批評文體影響也極為深巨。“論贊”是史著一種獨特的評論方式，史學家往往詳記史實后在篇末對歷史現象和歷史人物進行直接評述，《左傳》“君子曰”成為史論之濫觴，之后司馬遷《史記》有“太史公曰”，于是這種形式遂成定制。班固《漢書》用“贊曰”，范曄撰《后漢書》除用“贊曰”，另加“論曰”，陳壽《三國志》用“評曰”，來表達對史實和歷史人物的評價。中國古代史著這一體例影響了后世文學評點，其篇末論贊是評點這種批評文體篇末或回末總評的直接淵源。明代歷史小說評點，還直接保留了“論曰”這一形式，如萬卷樓本《三國志通俗演義》題“論曰”、《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題“玄真子論曰”、《列國前編十二朝傳》題“斷論”等，帶著明顯的史著體例影響的印記。
三、經學之“傳注”與批評文體
儒學定于一尊之后，儒家典籍的地位也相應地上升至經典的位置，“經”成了所謂“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經學是關于儒家經典的學問，通過闡釋儒家經典的思想內涵，用以指導人們的思想和實踐。經學最基本的研究對象就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典籍“十三經”。從個人角度言，學好儒家經典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實現自己的偉大抱負；從政權角度言，儒家經典確立了君權的絕對權威，令天下士子臣服在他的腳下，甘愿為大一統的政權服務。這樣來看，儒家經典的價值確實是無與倫比的。經學的根本任務就是揭示這種價值，從而發揮儒家學說的治世效能。清代學者朱彝尊的《經義錄》，著錄兩漢到清初的經學著作8400余部，經學家4300多名。據此，不難想見古代經學的繁榮狀況。
經學研究者在不同的時期走著不同的治經路徑。漢儒重小學訓詁與名物考訂，其學術特點是注重訓詁文字，考訂名物制度，務實求真，不尚空談。宋明理學旨在闡發儒家經典所蘊含的義理，褒貶議論，重視發揮。可見，經學是不斷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以原始儒家的思想理論為核心，以學術研究為方式，為統治階級建構一種政治理論體系的活動。
無論如何，漢代最為流行的解經形式“傳”、“注”與“章句”，成為歷代經學最基本的研究方式。根據《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的分類，我們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詩》類，《毛詩》傳、箋各一種；《書》類，《尚書》傳一種；《禮》類。《周禮》注一種，《儀禮》注一種，《禮記》注一種；《春秋》類，《春秋公羊傳》解詁一種；另外還有不屬于六經范圍而被后世視為“經注”的《戰國策》注一種。《孟子》章句一種，共計九種。西漢經類傳注的產生與不斷出現，是適應了當時經學傳布需要的。讓更多的人準確把握儒家思想的“微言大義”，從而揭示和發揮儒家經典中所隱含的義理。進而達到詮釋經學義理和揭示儒家經典宗旨的目的。
治經的學者采用“傳”、“注”與“章句”形式細致而充分地闡釋經文，一方面對字、句的意義加以解釋，包括句讀點勘；另一方面又對經書作分章闡
說，從而對經書獲得從宏觀到微觀的多層面的理解。這種方式直接啟發了后世評點，可以說，“文學評點中的總評、評注、行批、眉批、夾批等方式，是在經學的評注格式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漢代經學的點勘評注，發展到魏晉，在經注之外，子、史、集三大門類的典籍都進入了注釋的范圍，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等在當時以及后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再歷經唐宋，直至明清，從唐孔穎達注《五經正義》、李善注《文選》到呂祖謙《古文關鍵》、真德秀《文章正宗》，再到明代中期唐宋派諸家的評點選本，評點這一文學批評形式被文論家廣泛運用，之后運用于戲曲與小說這兩種文學樣式上，更是蔚為大觀了。
經注對評點形式的影響主要在體例上，“經注一體”是后世評點注文與正文一體的體例之源，經學家將傳注或附于經文之下，或附于整部經文之后，或附于各篇各章之后，甚者將傳注與經文句句相附，這些方式都是為了便于讀者閱讀和理解。評點中的央批、旁批和評注等皆由此而來，于是運用文字、音訓等治經方法以進行文學批評已然成為時尚。
四、玄學之“得意忘言”與批評文體
美學大師宗白華先生對魏晉這個時代有個著名的論斷：“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從漢末開始，社會動蕩不安，大一統的觀念瓦解。正統的儒家思想失去了約束力，魏晉士人看透社會的黑暗，開始以一種出世的心態和追求來面對多變的社會，于是在思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隨之發生變化，從統一的生活規范，到各行其是、各從所好，任情。
魏晉玄學是在那樣一個特定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企圖調和“自然”與“名教”的一種特定的哲學思潮。在劉宋時，玄學與儒學、史學、文學并稱“四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非常流行，代表著魏晉的時代精神，它把人從兩漢繁瑣的經學中解放出來，以老莊(或三玄)思想為骨架，用思辨的方法討論天地萬物存在根據的本體論問題。從思想發展上看，玄學是對漢朝學術的一種揚棄。相對于兩漢經學來說，它對人們起著思想解放的作用，用形而上的“本體論”取代了形而下的“宇宙論”；但它又不是純粹的老莊哲學。而是對先秦老莊思想的一種發展，玄學納入《周易》，調和儒道。
一種新的哲學思潮出現。其在內容和方法上必定是創新的。魏晉玄學在內容上主要探討“有無”、“本末”、“才性”、“言意”的關系問題，擯棄有名有形的具體事物，而專言形而上的抽象本體和絕對精神。湯用彤先生曾總結說：“玄學者，謂玄遠之學。學貴玄遠，則略于具體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論天道則不拘于構成質料，而進探本體之存在。論人事則輕忽有形之粗跡，而專期神理之妙用。夫具體之跡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體。無名絕言以意會者也。跡象本體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為一切論理之準量，則實為玄學家所發現之新眼光新方法。”針對如此抽象的本體論問題，玄學家們必然要提出思考問題的新方法，王弼的“得意忘言”之法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得意忘言”語出《莊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這段話強調在言意關系中，“言”是工具，“意”是目的；“言”的目的在于“得意”，即在于表達意思，因而不能拘泥和執著于作為工具的“言”而忘卻了“得意”的目的，相反，只要意思表達清楚，能夠使人領悟，忘卻了“言”也無妨。“得意忘言”成為玄學家們思考問題、闡述觀點的基本方法，也揭示出唯有透過豐富而具體的語言，才能理解玄學抽象問題的本質所在。因此隱喻成為玄學論著中常見的修辭格，隱喻作為一座橋梁。引渡人們通向意義的彼岸。花草蟲魚、山川景物成為喻體，但它們所喻的對象不是某一個概念或事物而是一種完整的思想，所喻的意義包含在對喻體的整體理解之中。隱喻使人們對這種嶄新而抽象的哲學思想的特點有較為深刻和準確的把握，從而為玄學思想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玄學對魏晉文論影響深遠，玄學中著名的“有無”、“本末”、“才性”、“言意”之辨，直接促進了魏晉文學理論的產生。且受玄學“得意忘言”方法論影響，在富于詩和哲理色彩的中國古典文論中，古代文論家在討論某些難以理喻、難以示范的理論問題時常常借助于隱喻，他們既然無法直接地堅實地把握住文藝作品中言和意、形式與情感等變動不居的現象關系，求助于隱喻是最佳途徑。隱喻體于是成為古代文論中重要的批評體式。
歷代批評家通過構筑鮮明的意象來隱喻批評意旨。晉陸機《文賦》論創作云：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營魂以探賾，頓清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其中每一個意象都發揮著隱喻功能，聯結起來就是對整個創作過程的隱喻性描繪。
用“象喻”說詩也是唐代文論最常用的話語方式。如果說作詩用“象喻”肇自，那么論詩用“象喻”則盛于李唐。據《舊唐書?文苑楊炯傳》，初唐張說敘論當世之詩人多用象喻，諸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孤峰絕岸，壁立萬仞”、“麗服靚妝，燕歌趙舞”等等，一連串的象喻評說一系列的詩人，佳句如潮，頗具規模和氣勢，令人應接不暇。
唐代論詩詩中用隱喻最為絕妙者當屬《二十四詩品》。《二十四詩品》用詩歌的風格和意境說詩歌的二十四種風格和意境。在《二十四詩品》中，“象喻”繁多，司空圖用來品貌詩之風格意境的，既有人物形象，亦有自然景象。唐代詩文理論的象喻之法，至唐末表圣蔚為大觀。南宋嚴羽《滄浪詩話》以禪喻詩，是最為典型的隱喻式言說。嚴羽在推舉盛唐詩之“興趣”時，使用了諸多禪語來喻指，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金翅擘海，香象渡河”等等。嚴羽藉禪的意象來隱喻詩境的靈動之美、虛實交合之美以及韻味無窮之美。金人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使隱喻批評文體有一個大的轉折，他注重畫龍點睛式的精細批評，如論建安詩歌：“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用“坐嘯虎生風”這樣頗具力量的形象來隱喻建安時期詩歌風格的剛健與豪放。清代劉熙載《藝概》也使用隱喻，如：“花鳥纏綿，云雷奮發，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詩不出此四境。”用四種“景”隱喻四種“境”，此種隱喻式言說，形象而簡潔，深刻而生動。
關鍵詞：解構主義；文學理論；反邏各斯中心主義；反二元論；異延
一、 解構主義的起源與理論主張
解構主義作為一種思想運動和哲學思潮，其思想主要源自“雅克?德里達和米歇爾?福柯的指引”（黃勇，2004）。在文學批評領域，主要集中在美國耶魯大學文學教授保爾?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羅德?布魯姆和杰弗里?哈特曼四人身上。解構最簡便的定義為對構成西方思想按等級劃分的各種對立關系的批評，要解構這種對立關系目的在于顯現它不是自然的和無法避免的，更是一種建構，是由依賴于這種對立關系的話語制造出來的，并且還要顯現它是存在于力圖拆解和重新描述它的解構作品之中的結構。解構試圖消解結構主義提倡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在場形而上學話語，而以思想和語言游戲對“中心化”的結構主義加以拆解。解構主義領軍人物德里達以解除“在場”為其理論的思維起點，以符號的同一性的破裂、能指與所指的永難彌合、結構中心性顛覆為“差異性”的意義鏈為自己的理論做出了推演展開。他認為語言的意義是獨立存在的、非先天的，永遠處在變化之中，這樣就能把語言、符號和文本從邏各斯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二、 從“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反叛”解讀《懺悔錄》
《懺悔錄》中，盧梭在都靈的一個貴族家庭當仆人時，偷了一條“玫瑰色和銀色相間的小絲帶。”當他被人們發覺時，他說是一個年輕的女仆把絲帶給他的，言外之意她試圖勾引他。在當眾對質時，他一口咬定是女仆瑪麗永偷的，從而誣陷了一個從未傷害過他的純潔清白的姑娘。然而，在《懺悔錄》前三章敘述的各種各樣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多少有點不道德、令人為難的情節中，正如上述敘述的，盧梭選擇將瑪麗永事件和具有特殊感情意味的絲帶作為策略安排在文本中并以特別炫耀的口吻講述的情節，實際上卻是一個大騙局。在《懺悔錄》第二章的開始敘述中，盧梭沒能限制自己只敘述“真正”發生的事。按照絕對事實來看，他只是承認自己犯下了錯，不應該誣陷瑪麗永，卻沒有真正告訴或暗示讀者盜竊事件的真實動機，因此他沒有真正意義上為自己辯解，這就毀滅了懺悔話語的嚴肅性，從而使它自我毀滅。不言自明，盧梭誣陷瑪麗永這一發人深思的事件，證實了《懺悔錄》主要并不是一部懺悔的文本。
從解構主義策略來看，“瑪麗永事件”體現了掩蓋和暴露的重疊，揭示了盧梭《懺悔錄》內在的對懺悔的顛覆機制。文本表面上看是以懺悔為主題和中心，而實際上“《懺悔錄》的自我拆解將盧梭堅持懺悔前提下的掩蓋和暴露問題逐步呈現出來，最終將假借懺悔的名義對一部分事實做出掩蓋、對一部分事實做出暴露”（陳太勝，2011）。“瑪麗永事件”透露出懺悔者的內心情感和表述行為之間的不一致性，致使懺悔的語言在聚合作者的認識和表述偷竊絲帶兩個方面產生了歧義。按照盧梭的懺悔，他發覺自己不應該誣陷瑪麗永，同時又在文本中解釋把罪責歸咎為女仆瑪麗永的原因是“我依據出現的第一個對象為自己辯解”。這無疑與盧梭將偷竊歸結為對女仆瑪麗永的愛相互矛盾。當盧梭視“瑪麗永事件”的此種行為為虛構時，這恰好證實了盧梭寫作《懺悔錄》的真實目的所在，盧梭骨子里是需要證明自己的，因此他借助寫作來清洗自己的罪行。他的喋喋不休似乎證明了他面對真實時的自我底氣的先天不足，正因為他無法走出懺悔的陰影，結果他不斷清洗罪行的辯解行為恰恰不斷地證明了罪行的顯豁。
三、《德伯家的苔絲》中的反二元對立模式
《德伯家的苔絲》是哈代的成功之作，描述了出身于貧困農村家庭的少女苔絲不幸的遭遇和悲慘的命運。在探究苔絲的悲劇成因時，亞歷克常被認為是苔絲悲劇的元兇。的確，哈代花了不少筆墨塑造亞歷克這個人物的反面形象。然而，他在對亞歷克這個人物的否定性描寫中，也摻雜著某些肯定性成分，造成了某些自相矛盾的效果。并且，由于不同時代的不同讀者前理解不同，亞歷克不完全是徹底的反面人物，他也有某些正面特征。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工業轉型期，亞歷克的開放性思想在某些程度上體現了新時代的前衛思想。他站在時代的前頭，不拘于傳統習俗的束縛，因而他的思想難免與這個時期還未進化的傳統思想產生沖突。從某個角度看來，他思想上的開放性是有悖于傳統觀念的。由于傳統道德觀在亞歷克生活的這個時代中仍占主流，他的新思想也就順理成章地被認為是負面的了。正是人們傾向于帶著傳統的前知識結構去解讀亞歷克的人物形象，在閱讀中與哈代在小說中所表現出來的傳統思想重疊并產生了異延，因而形成了全面否定亞歷克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看法。這種定性的前理解在文本閱讀中產生了相應的互文性，而這種互文性在全面理解亞歷克的話語及做法時形成了思想痕跡，由此構成了對亞歷克否定性的界定。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已完成轉型的今天，人們的思想觀念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放和轉變。因此，“傳統批評對亞歷克的徹底否定性評論顯得過于絕對化、極端化，這樣的評論對亞歷克是不公正的”（陳媛媛，2010）。
四、 結語
解構主義是西方整個后結構主義思潮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應用于文學領域的解構批評是一種具有顛覆性和破壞性的閱讀理論和實踐，它質疑并挑戰了語言系統所謂確定文本邊界、總體與明確意義的功能。總的來說，解構主義文學批評發展了英美新批評“封閉閱讀”的基本概念，以修辭性的文學語言為文學本體，但同時又反對“有機整體”的文學觀，主張依據作品文字所隱含的內在結構及其同讀者之間的心靈交往，依據讀者閱讀過程中文本文字間游戲式的互動來闡釋意義。本文通過對盧梭的《懺悔錄》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進行解構主義的文本分析，更好的闡釋了解構主義文學理論在文學作品分析中的具體運用。這種文學批評理論破除了一切整體化的傾向，打破了文本封閉自足的界限，使文本在讀者多樣化的參與下形成跳躍的、充滿活力的意義言說。（作者單位：大連外國語大學）
參考文獻：
[1]陳太勝.20世紀西方文論新編[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2]陳媛媛.《德伯家的苔絲》的解構主義解讀[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2011.
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
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界定獨立建構體育學學術批評體系，其次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必須弄清什么是“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關于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問題，時下呈現出兩種不同主張。第一種主張認為，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是體育學學術成果，即把體育學學術成果當作批評的對象，主要對體育學學術成果進行評判，持這種主張的人為數不少，也具有比較廣泛的影響。第二種主張是以整個體育學術活動體系（體育學學術實踐主體和體育學學術實踐的成果）作為批評的對象，它不但對體育學學術成果展開評判，還對體育學學術觀念、品格、環境、思潮、流派以及學術批評自身進行判析。我們比較贊同第二種主張，并傾向對“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作如下的界定：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包括學術主體、成果、理念、風格、思潮、流派、運動以及學術批評本身，即包括一切體育學學術活動系統。比如李力研“科學研究必須老老實實——因楊杰、周游兩作者而說的話”以作者（學術主體）為批評對象，盧元鎮“中國體育社會學科進展報告”以中國體育社會學學術成果為評判對象，趙山成“試論茅鵬的學術思想”以茅鵬及其學術思想為對象，黃卓“關于體育科研中的責任與道德問題”以學術責任和學術道德理念為對象，陸一帆“體育生物科學研究方法置疑與推敲”以學術方法為對象，張力為“研究報告評價標準的界定與聯想”以學術成果報告標準為對象，楊正云、王穎“論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學校體育思潮的歷史變遷”以學校體育思潮為對象，王新、鐘明寶“芻論體育批評的含義及其形態”以體育學學術批評自身為對象等等。可見，體育學學術批評，是對體育學術活動系統中各種具體學術現象，從科學的觀點出發，作出思想性、理論性及價值性諸方面的評價。從表面上看，我們對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范圍如此界定，似乎與體育理論的研究對象基本同等。事實上，它們有較大的區別，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具有其自身顯著的特點。具象性所謂具象性特點，是指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是各種“具體的體育學術現象”，或者是一項成果，或者是一個或幾個學術成果主體，或者是一種學術思潮，或者是一種學術研究方法，或者是一種批評方法，或者是批評的主體等等。體育學學術批評正是對這些具體要素有針對性地予以研究。毫無疑問，體育學學術批評這種具體的局部研究當然也要聯系其它部分甚至體育學整體，但是，它是由具體而整體，其研究的中心始終是具體的體育學學術現象，也可以說，體育學學術批評是局部微觀研究。這是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一個基本特點。集中性所謂集中性，是指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主要集中在“學術成果”這個基本要素上，也就是說，體育學學術批評是以“學術成果”作為體育學學術批評最基本的對象，其它各種體育學學術批評活動，如“體育學學術主體”批評、“體育學學術理念”批評、“體育學學術風格”批評、“體育學學術思潮”批評等，只不過是“學術成果批評”的延伸，或者說是在此基礎之上的批評對象的轉變。之所以如此立論，從根本上說是因為“體育學學術成果”是體育學學術批評系統各要素的核心，是體育學學術意識形態最常見、最基本、最直接、最活躍的形體和存在方式。體育學學術領域里的一切學術現象一旦離開了“體育學學術成果”這一具象形體，就無法存在，也就不稱其為體育學學術現象了。所以，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第二個特點是極具集中性。現代性所謂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具有現代性特征，是指體育學學術批評主要是以現實的、最新的多種多樣的體育學術現象為主要對象。盡管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偶爾會投射聚焦在過去某個歷史時期的一個點上，但這種偶爾的投射聚焦往往也是為了評介該對象的現實意義與價值。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體育學學術批評是對當代現實體育學的研究，屬于一種共時性研究。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這種現實性特征，一是來自體育學理論發展的宏觀驅動，二是來自體育學學術批評價值的內在要求。因為體育學要發展，體育學學術批評要前進，都需要以新理論、新實踐、新成果為研究對象，也只有通過對開創新領域和出現新論斷的批評與評價，才能實現真義上的進步。所以說，“現實性”特征直接決定著體育學學術批評的意義、價值和生命。由此，可以說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就是體育學術活動中各種具有一定新質的具體的體育學術現象。其中，最新的體育學術成果是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基本對象［3］。學科性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與體育學學科內涵和外延緊密相關，體育學學科內涵和外延的所有成果部分都應該是體育學術批評的對象，如果其內涵與外延超出體育學學科領域，則不應成為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因此，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具有學科性特點。這是體育學學術批評區別于其他批評的最顯著特征，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確立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時候，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注意。第一，我們必須客觀、公正地面對各種體育學學術批評實踐，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而是主觀主義、片面主義當頭，偏于一隅，就可能使體育學術批評有失公允。第二，我們的研究必須是對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全面整體的研究。如前所述，盡管我們對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作了簡單、靜止、孤立的解說。但在體育實踐中，這些對象并不是簡單的、靜止的、孤立的，而是復雜的、運動的、龐大的、有機統一的系統整體，體育學學術批評必須把它作為一個系統整體予以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系統的而不是孤立的研究。只有盡可能的全面真正地占有體育學學術批評的研究對象，才可能保障獨立建構體育學學術批評體系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體育學學術批評的性質
體育學學術批評的性質，是獨立建構體育學學術批評體系需要解決的另一個重要基本問題。搞清這個問題，有利于體育學學術批評在體育學中的合理定位，有利于體育學學術批評的自身建設，更有利于體育學學術批評的科學化發展。首先，體育學學術批評是體育學中的一門獨立的應用性理論。誠如楊黎明所指出：“如果按傳統的方法將體育學劃分為體育學實踐和體育學理論的話，我們認為對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合理定位應該放在‘它是體育學實踐與體育學理論之間得以連接的紐帶和橋梁’這樣一個認識層面上。因為體育學學術批評源自體育學實踐，而體育學實踐通過體育學學術批評上升為體育學理論，體育學理論又反過來指導體育學學術批評，并通過批評促進體育學實踐的進步。如此周而復始，就構成了體育學的運動發展歷程。”［2］體育學學術批評，一方面聯結著體育學實踐，另一方面聯結著體育學理論，是體育學發展過程中具有獨立性質的中心環節，更是體育學各分支學科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共同發展的重要樞紐。正是由于體育學學術批評的這種特殊地位，決定了體育學學術批評是一門具有獨立性和實踐性的“應用理論”，而不像體育學理論屬于“基礎理論”。其次，體育學學術批評是一門科學，是一種創造性的科研活動。體育學學術批評使用邏輯推理方法、歷史方法、數理統計方法、比較方法等科學方法，去進行概念、判斷、歸納、演繹、推理，從而對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進行證偽、辯駁、爭論、分析、綜合、評價，從根本上講，這個過程就是“獲得或者接近真實真理”的科學過程。體育學學術批評也因此而就具有了科學的一般屬性。從思維的方式上看，體育學學術批評在對體育學術現象進行評價時，與科學研究主要運用抽象思維而基本不用形象思維一樣。在進行歸納、比較、分析、綜合之后，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再深入到體育學術批評對象的本質，揭示錯誤的理論，總結客觀的規律，以更科學的理性認識形成真實的體育理論，這就使體育學學術批評具有了科學的性質。從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上來看，體育學學術批評與科學研究一樣，都是一種自覺的理性思考和假設驗證活動，它們都以一種冷靜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研究對象，都以一種客觀公正的標準追求真理。從這個意義上講，體育學學術批評具有科學的屬性，又可以稱之為“科學批評”。總體上講，體育學學術批評的性質具有科學的因素，但不是科學的附庸；是體育學中一門獨立的應用性理論。
文學批評在文化發展的早期時，它們幾乎都是以句子的形式寄生在先秦的古籍之中，這就是所謂的古代批評性文體的寄生性。古代傳統批評的這種特點在作品中最直接的表現便是文學批評與文學文本(即批評與對象)二者合二為一，二者一起構成了文學批評文本。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評點式的批評方式。評點式的批評是對詩文和小說、戲曲作品進行的評賞。它們迥異于現代紙媒批評的長篇大論以及邏輯性的思維和思辨性的語言，首先它篇幅短小，有時候甚至只是一句話;其次它不對文章做深入探究，只是遵從自己的內心世界，由直覺出發來點評。所以他們寫出來的批評大多是是一種對文章的欣賞或者賞析，類似于我們現在說的讀后感。在正統文學批評中，這種短小、靈動的文學批評已經絕跡，但是在新興的網絡文學批評中我們又可以看到這種文學批評方式的復活。例如下面對滄月的《七夜雪》的評論:“我喜歡妙風。他不爭不搶，卻是最后陪薛紫夜到人生終點的人。我喜歡他的和煦溫潤喜歡他的與世無爭喜歡他的風雅冷傲。我知道他是幸福的，他在薛紫夜的故居走她走過的路，他不會后悔。其實我不喜歡這樣的結局，我不希望他救瞳(薛明介)，他是一只從一開始就抱著反噬之心的毒蛇，他會成為霍展白的敵手，會領導西域魔宮掀起再一次的武林血腥。我更恨他帶走我最愛的紫夜，你們不會明白，我到底有多喜歡那個兇惡霸道的死女人。她有雪懷，有那個抱著她給予她最后溫暖的男子。她有霍展白，有那個陪她喝酒一醉方休劃拳直至盡興的過命藍顏。她有雅彌，有那個永遠帶著一臉和煦如春風的微笑的人，他會一直愛著他直到生命終結。所以她是幸福的。我知道她是。”［6］這種點評式的評論方式已經成為網絡文學批評的主流方式，它沒有了學院式文藝批評所宣揚的鴻篇論述與嚴密分析，剩下的只是一種讀者本身的切實感受。因此，古代文學批評和網絡文學批評具有一些共同點:首先在篇幅上，二者都相對較短;在結構上，它們都崇尚自由松散;在創作方法上，二者都是以敘述、抒情為主。但二者也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差異:古代傳統文學批評其文本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藝術水準，它們在欣賞別人的作品的同時其自身也成為了一部作品來供別人欣賞，比如說，蘇軾在《評韓柳詩》中說:“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7］嚴羽說:“詩者，吟詠情性也。……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相比之下，網絡文學批評雖然偶爾也能出現如此佳作，但是在總體上卻很難達到這樣的高水準。這主要是因為兩者批評主體的文化程度差異所致，古代文學批評主體是精英階層，而網絡文化批評的主體則主要是從一般群眾中誕生，兩者的文化層次決定了批評水準的不同。再者，專業文學批評家所謂的精英意識與網絡文學所宣揚的自由精神是矛盾的。這樣一來，專業文學批評家是很難融入到網絡文學批評里面來的，網絡文學批評沒有了專業文學批評家的參與，自然就不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文學批評家。再者，網絡文學批評其本身就具有反權威、反理論的特點，它重在對網絡文學做一種感性的批評，伴隨而來的便是缺乏一定的理性分析，從而難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文學批評家。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專業的文學批評家有意識地進入網絡文學批評領域。正如葛紅兵所言:“一個有眼光的批評家應當有發展的視野，應當能透過事物發展的點滴跡象窺見它未來的可能性。網絡文學目前正是需要這樣的批評家。”
二、意象化的詩性語言
與西方所宣揚的認知、思辨的批評方式有所不同的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更加注重一種體驗式的感悟，這種感悟與需要妙悟的詩歌有著許多的相通之處。西方的文學批評更多的是需要條分縷析的邏輯性語言，而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則通常需要意象化的詩性語言直指作品最本質。因為古代文學批評的主要對象是詩歌，即便明清時期小說也加入到了其中，但是詩歌自始至終的主導地位沒有改變，受這一主體對象的限制，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語言主要為詩性的語言。如司空圖有名的《二十四詩品》，其本身就是耐人咀嚼的詩篇，如其第一品:“大用外排，真體內充。……持之非強，來之無窮。”這種感悟式的語言一般不會直截了當地將批評者內心的感受說出來，它需要讀者再去進一步地感悟，通常對于批評者的批評讀者也可以得出幾種結果出來。這種批評方式是受到禪宗思維的影響，以佛祖拈花一笑為例，摩訶迦葉會心一笑，但是迦葉究竟明白了什么，這是語言說不破的。禪是作為一種個人體驗存在的，若以名言相傳，即使存在下去也是沒有意義的。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采用了意象化的語言去表現自我的感受，這也就形成了文學批評如詩歌般“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特性，這其中的奧妙也不是言語所能演繹得出來的，必須“自家實證實悟”。正是由于用意象化的詩性語言入文，使得古代文學批評本身也是一種作品，顯得玲瓏剔透。如朱權《太和正音譜•古今群英樂府格勢》云:“商政叔之詞，如朝霞散綵。范子安之詞，如竹里鳴泉。徐甜齊之詞，如桂林秋月。楊澹齊之詞，如碧海珊瑚。李致遠之詞，如玉匣昆吾。鄭庭玉之詞，如佩玉鳴金。劉庭信之詞，如摩雲老鶻。吳西逸之詞，如空谷流泉。
秦竹村之詞，如孤云野鶴。馬九皋之詞，如松陰鳴鶴。”這種意象化的語言在注重條分縷析的傳統文化中很少見到，但是在網絡文學批評中是可以尋到的。如:“讀金庸的小說，很難放下，常常不自覺地發笑，讀完后，一片輕松，便似雨后天空，更有十分的清澈。看古龍的小說，也很難放下，但卻常常從小說中跳出來，自覺承不起主人公的寂寞和無奈。讀完仍回味那烏云雷電的壓迫。金庸的小說便如一首江南的采蓮曲。古龍的小說似一幅塞北的孤旅圖。”———十三少帥《讀金庸看古龍》雖然網絡文學批評中的這種語言還不成熟，水平遠不及古代文學批評，但是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網絡文學批評確實在有意無意地借鑒古代文學批評，并且結合當下文學現象，保留了自己的特征，就像金庸小說中的“北冥神功”吸取別人的長處又沒有丟失掉自己的優勢。在對待文學作品的態度上，兩者卻是一致的。它們都將文學作品視為一個整體，一個自由的整體，所以錢鐘書先生才說:“這個特點就是，把文章通盤的人化或生命化。”［12］我們把文章看成我們自己同類的活人。兩者進行的都是感悟式批評，這種批評作為一種個人體驗，很難用語言說清楚或者說即使說出來別人也未必懂得，因此不如直接用一種來營造一種整體風貌，這種風貌不能用邏輯性、思辨性的語言來表達，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意象化語言的出現，而網絡文學對傳統文學的繼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依附于網絡文學而產生的網絡文學批評就一定會對古代文學批評有所繼承，相對于前面提及的兩個繼承，這種語言的繼承相對來說是比較明顯的。
三、結語
論文關鍵詞：新批評；解構批評；含混；細讀；有機整體
保羅·德·曼(1919—1983)，是解構主義文學批評團體“耶魯學派”的中堅人物，其修辭閱讀理論是美國解構批評的基石。而在解構主義之前，文學批評理論的主導是形成于二三十年代、盛行于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評”理論，并且新批評后期中心“耶魯集團”代表人物布魯克斯和沃倫也長期在耶魯大學執教，因此，新批評對德·曼的修辭理論的影響是必然的、直接的。德·曼早期寫過兩篇論述新批評的文章，分別是1956年的《形式主義文學批評的終結》和1966年的《美國新批評的形式與意向》，對新批評既有積極肯定和吸收運用，又有批判和改造。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論述德·曼與新批評的關系，借此揭示解構主義文學批評對新批評的繼承與批判。
一、對“內指性”文學語言觀的承繼
新批評的文學語言觀念，是建立在科文區分的基礎上。作為一種形式主義批評流派，新批評強調文學語言的特殊性，其奠基人瑞恰茲率先區分了語言的科學用途與情感用途：“我們可能為了依據而運用陳述，不論這種依據是真是偽，這是語言的科學用途。但是我們也可能為了這個依據所產生的感情和看法的效果而運用陳述，這是語言的情感的用途”，也就是說，科學語言是以邏輯推理為基礎的符號語言，具有指示功能，是“外指的”，要求指涉清晰、意義明確；文學語言則不要求邏輯認知上的真偽判斷，是情感語言，只具有情感功能，是“內指的”，以表達或激感態度為己任。
新批評之所以把文學語言歸結于情感用途，原因在于他們認為藝術最根本的因素是作者創作時的原始經驗，藝術的真實是文學與經驗的一致性。從文學生產過程來說，作者在形式上盡可能地建構與原始體驗相契合的語言結構，批評家則回溯作者的歷程，通過仔細、精確地研究意義形式，來獲得形式所由生的經驗。“他(指詩人)的任務最終是使經驗統一起來。他歸還給我們的應該是經驗自身的統一，正如人類在自身經驗中所熟悉的那樣。而詩歌，假若是一首真正的詩歌的話，由于它是一種經驗，而不僅僅是任何一種關于經驗的陳述，或者僅僅是任何一種經驗的抽象，它便是現實的一種模擬物——在這種意義上說，它至少是一種‘模仿’。”相比較19世紀末實證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批評，新批評堅持的依然是“摹仿論”立場，不過其摹仿的對象不再是外在的歷史現實，而是作者內在的意識狀態。
新批評的創新在于對語言的重視上升到了本體論的高度。作者經驗只能通過文學語言來傳達，語言擔負著使文學成為文學的責任，它也是批評家還原作者原始經驗的可靠途徑，傳統的歷史、實證的方法對于文學意義闡釋來說是不夠深入的，必須把語言引入文學意義研究。新批評的研究視野發生了重大轉變，從社會歷史內容和作者思想內容轉到了文學語言這一新的主體上來，這一轉變影響深遠，新批評之后的批評理論，無論意識形態研究還是文本形式研究，都不可避免地運用到新批評式的語言研究。對于德·曼修辭閱讀理論來說，它更是有不可或缺的理論奠基意義。德·曼曾經明確表示自己的分析屬于語言學和語義學的范疇，他和新批評家一樣，把研究重心放在文本內部，以文學語言為文學活動的中心。
然而，對于文學摹仿作者經驗的觀念，德·曼是堅決否定的，認為這種摹仿根本不可能達到也不應追求。他認為意識、語言、現實之間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文本并不是作者經驗的載體，更不能看作是作者和讀者這兩個主體之間的交流，這是因為，文學語言不僅僅是包含或反映經驗，更重要的是建構經驗，即喚起讀者過往的經驗，形成新的情感體驗。建構完全不同于單方向的意指，文學語言具有自我言說的獨立功能，批評的任務不再是去發現形式所意指的經驗，而是探討形式如何積極主動地建構一個個新的世界。這一過程不再是摹仿而是創造，不再是交流而是參與。
在此基礎上，德·曼進一步否定瑞恰茲所說的文學語言的交流作用。依據新批評的觀念，文學語言之所以是模糊的、情感性的，是因為經驗本身是模糊和情感性的，文學雖然具有復雜的意義，但最終目的還是要實現作者和讀者的交流。德·曼則批判之，他抨擊瑞恰茲“不僅把詩歌語言貶到了交流語言的層次，而且不斷否認審美經驗和其它人類經驗的區別”。德·曼依據康德審美無功利的思想，認為交流作為有功利、有目的的活動，是不應作為文學經驗的價值的，因此他在新批評對科學、文學語言區分而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詩性語言和交流語言的分別。他認為，只有隱喻化和修辭化的語言才是詩性語言，并且由于語言的修辭性，也必然導致了確定意義的不可實現，文學文本的指稱或意義變得模糊而難以確定。德·曼還進一步推廣到非文學文本中去，認為即使是哲學、政治、法律等文本，也因語言修辭性而存在矛盾、虛構和欺騙性，并最終導致不可閱讀。
二、對“含混”理論的突破
“含混”是瑞恰茲的學生燕卜蓀沿用的術語，指文學語言的多義形成復合意義的現象。新批評把復義看作文學語言的特性，賦予“含混”新的理論意義，正如瑞恰茲所說：“如果說舊的修辭學把復義看做語言中的一個錯誤，希望限制或消除這種現象，那么新的修辭學則把它看成是語言能力的必然結果。”“含混”或日“復義”理論，是新批評對于文學語言的重要發現。
燕卜蓀的代表作《論含混的七種類型》以文本本身含混以及潛在隱喻空間的新穎見解吸引了德·曼的目光。在燕卜蓀所討論的七種含混類型中，德·曼認為，只有第一種和第七種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含混，只有它們才關涉到詩歌語言的本質。這是因為，只有這兩種表明意義是無可確定的，其它類型的含混都能通過情境或上下文的語境得到界定或澄清，因而是偽含混。德·曼需要這種不確定性來說明“存在本身所具有的深刻的分裂”：“(和解的任務應該)讓讀者承擔，因為和解并不發生于文本之內。文本不解決沖突，而言說沖突。”也就是說，文本內部具有多重意義，這些意義彼此之間會有矛盾和沖突，德·曼贊賞燕卜蓀對文本內部矛盾的含混意義的揭示，竭力從文本的意指結構中抽取出互為沖突的力量來，主張讓沖突作為沖突存在而并不試圖予以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