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6: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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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theeconomygrows,whathappenstothestandardofliving?當經濟的發展，會發生什么變化的生活水平？Ifpricelevelsincreasesignificantly,thenthenominalGDPmayincreasebuttherealGDPisunchanged.如果價格水平顯著增加，那么，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可能會增加，但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不變。Foreconomicgrowthtobehelpfultothepopulation,thepricelevelmustremainrelativelyunchanged.經濟增長是有益的人口，價格水平必須保持相對不變。Inotherwords,therealGDPmustincrease.換言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必須增加。Whentheeconomycangrowsignificantlyandinflationisheldstable,theincreasedincomeisspreadtothepopulation.當經濟可以顯著增長和通貨膨脹保持穩定，增加的收入是蔓延到人口。Thisoftenresultsinanincreaseinthestandardofliving.這往往導致增加的生活水平。Anincreaseinthestandardoflivingentailsthatpeoplearebetteroffbecausetheyhavemoremoneytospendongoodsandservicessoldatarelativelystablepricelevel.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們需要更好的，因為他們有更多的錢用在商品和服務的銷售相對穩定的價格水平。Whatarethefactorsthatleadtoanincreasedstandardofliving?是什么因素導致增加的生活水準？HowareincreasesintherealGDPspreadtothepopulation?如何增加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蔓延到人口？
Whenanumberofeconomiesareexaminedovertime,aninterestingphenomenonbecomesevident.當一些經濟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有趣的現象很明顯。GroupsofcountriesseemtoconvergeintermsofrealGDPpercapita.國家集團似乎收斂方面的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Insteadoftherichgettingricherandthepoorgettingpoorer,intermsofeconomies,similarlyorganizedeconomiesapproachoneanotherinthelongrun.不是富人越來越富，窮國越來越窮，在經濟，同樣的辦法組織經濟體中的一個長遠目標。Whatarethefactorsthatallowthistooccur?是什么因素，允許這種情況發生？Howcananeconomicadvisorhelpacountrytoconvergewithothers?如何才能經濟顧問，幫助一個國家銜接他人？
ThisSparkNotewillcoverthetopicofeconomicgrowth.這SparkNote將涵蓋專題的經濟增長。Withinandbetweeneconomies,economicgrowthisveryimportantbecauseitdirectlyaffectsthewellbeingofthepeopleinvolvedintheseeconomies.內部和相互之間的經濟，經濟增長非常重要，因為它直接影響到人民福祉參與這些經濟體。ThisSparkNotewillintroducetheimportantfactorsineconomicgrowthovertimeaswellasinthephenomenonofconvergence.這SparkNote將推出的重要因素在經濟增長中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在趨同的現象。Throughagroundinginthesesubjects,abetterunderstandingofhowtheeconomygrowsovertimeiswithinreach.通過接地的這些問題，更好地了解經濟增長在一段時間內是可以實現的。資本-身體和智力財產，利用勞動生產的商品和服務。
CapitalExpenditure-Moneyspentonincreasingtheamountofcapitalinafirmoraneconomy.資本性支出-貨幣用于增加資本金的公司或一個經濟體系。
CapitalStock-Thetotalamountofcapitalinaneconomyorinafirm.資本庫存-總額的資本在經濟中或在公司。
Convergence-ThetheorythatallindustrializedcountriestendtoapproachoneanotherovertimeintermsofGDPpercapita.收斂-的理論，所有工業化國家的做法往往一個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GDPperCapita-NominalGDPdividedbythetotalpopulation.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GDP除以總人口。Thisindicatestheamountofacountry’stotaloutputthateachmemberofthepopulationtheoreticalhasaccessto.這表明，數額對一個國家的總產出，每個成員國的人口理論獲得。
GoldenRuleLevelofCapital-Thelevelofcapitalwhereconsumptionandsavingsareoptimized.黃金規則水平的資本-資本的水平在消費和儲蓄得到優化。
GrowthLevel-Thelongtermrateofgrowth.增長水平-的長期增長率。
GrowthRate-Theshorttermrateofgrowth.增長率-短期增長率。
HumanCapital-Intellectualproperty,likeeducationandscientificdiscoveries,thataffectsthelevelofoutputinafirmorcountry.人力資本-知識產權，如教育和科學發現，影響到的產出水平在一個公司或國家。
Industrialized-Describescountriesthathaveaninfrastructureandgovernmentamenabletoindustrialdevelopment.工業化-介紹國家，基礎設施和政府服從的工業發展。
Infrastructure-Physicalmachineryandtransportationthatisinplacetoaidinindustrialization.基礎設施-物理機械和運輸，這是為援助工業化。
InternationalMarket-Themarketforgoodsandservicesthatspanscountries.國際市場-市場對商品和服務，其中涵蓋國家。
Labor-Workerswhoutilizecapitaltoproduceoutput.勞動-工人誰利用資本產生輸出。
LaborProductivityGrowth-Anincreaseintheamountofoutputagivenunitoflaborcanproduce.勞動生產率增長-數額增加的產出某一單位勞動可以生產。
NominalGDP-Thetotalcurrencyvalueofallgoodsandservicesproducedinanationaleconomy.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總貨幣價值的所有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國家經濟。
OpenMarket-Amarketforthesaleandpurchaseofgoodsandservicesinwhichallcountriesmaycompete.開放的市場-市場買賣的商品和服務，使所有國家可以與之競爭。
Output-Goodsandservicesproducedbyfirms.輸出-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公司。
PhysicalCapital-Machineryusedbylaborintheproductionofgoodsandservices.實物資本-機械所使用的勞動生產中的貨物和服務。
Production-Thecreationofoutput.生產-建立輸出。
ProductionCapabilities-Thecapitalthatallowsagivenamountofpotentialoutput.生產能力-資本，允許一定數量的潛在產出。
Productivity-Theabilitytoproduceoutput.生產力-能夠產生輸出。
Prosperity-Thecreationofahighstandardofliving.繁榮-建立一個較高的生活水準。
SavingsRate-Thepercentageoftotalincomethatissavedforfutureconsumption.儲蓄率-在總收入的百分比是保存為未來的消費。
Standardofliving-Thelevelofeconomicwellbeingenjoyedbymembersofapopulation.生活水平-的經濟福祉所享有成員的人口。
TechnologicalProgress-Theadvancementoftechnologyovertimeduetoscientificdiscoveries.技術進步-技術進步在一段時間內，由于科學發現。
Trade-Thepurchaseandsaleofgoodsandservicesbetweenentities.貿易-買賣之間的貨物和服務的實體。
一．引言
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宏觀經濟調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說不通。例如，把政府開支當作經濟系統外部的所謂外生變量，這怎么行呢。政府開支受制于稅收，而稅收多了，利潤、工資就會減少，否則錢從那里來？又說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量是個外生變量，對國民經濟能夠起到調控作用。我不否認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量對國民經濟能夠起到調控作用，但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調控作用呢？或者說貨幣發行的依據究竟是什么呢？舉個簡單的例子，貨幣發行量增加一倍，國民經濟將會怎么樣？我認為數據一定令人興奮：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當然，物價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據1998年由國家統計局編寫的《中國統計年鑒》計算過，從1952年－1997年，我國名義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8.5%（張金水，1999，第92－95頁）。2003年我國GDP增長率才9.1%，真是小數見大數。貨幣調控國民經濟的“威力”可見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談旁人的調控方法，本文依據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簡單介紹一種國民經濟的調控方案。
二．國民經濟調控原理
筆者曾經在網文［3］中，根據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原理，將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Y一步步分解為固定資產折舊，消費C，追加投資I和政府開支G（不考慮進出口）：
再假定固定資產折舊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為f，消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這樣，由式（1）可以得到關于投資的方程式：
I=(1－f－b)Y－G(3)
國民生產總值Y中有一部分是稅收和規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為τ，稅費額就是τY；國家對式（3）中的投資額可能也要征收投資調節稅，設這項稅率為q，0≤q＜1，稅費額就是qI。這樣，總的稅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開支G跟蹤總稅收T，按照總稅收T與政府開支G的差額進行調控，調節關系式為：
假定政府開支G跟蹤總稅收T，按照總稅收T與政府開支G的差額進行調控，調節關系式為：
式中β>0，稅收多于政府開支時可以增加政府開支。另外，投資額I扣掉調節稅以后的實際追加投資額為(1－q)I。所以，設資本存量為K，則實際資本存量的增長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設資本量為K時，產出的國民生產總值為Y，資本產出率為u，則有下式：
Y=uK(7)
資本產出率u的意義是：投資1億元，每年的產出為u億元。現在歸納一下經濟系統的運動方程：
給定初始條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經濟系統的結構圖，見圖1所示。
由圖1可以看出，經濟系統在不考慮進出口的情況下，是個封閉系統，不存在什么外生變量。這是一個自我成長系統。我們地球就是個封閉的經濟系統，它并沒有得到外星人的資助，經濟成果不是也發展到今天的水平嗎！
三．經濟系統的求解
對上述經濟系統的運動方程進行整理可得：
初始條件是：t=0，資本存量為K(0)，政府開支為G(0)。對上式稍加運算，改寫成矩陣形式如下：
下面為了有個具體的結果，代入數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數矩陣A如下：
對上式采用拉普拉斯變換求解，s為變換變量，則有：
對上式求反變換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則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給出結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數據可知，年經濟增長率為7.6%。
四．經濟增長率的討論
在通常情況下，由矩陣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關于年經濟增長率r的公式：
將前面的數據代入得：r≈0.075=7.5%，與上面的結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資本產出率、降低稅率、減少浪費、提高調控效率都能夠加速經濟增長。
由圖1可以看出，這里對投資采取了適當課稅的調控策略，既可以抑止過度投資，又起到扶持投資不足的平衡效果。調控過程中，要始終保持政府開支對稅收收入的跟蹤狀態。
五．結束語
有些學者，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型，與“真實經濟過程”相比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數幾乎是不存在的，甚至這些系數很難找出可觀測量，因為有可能這些關系本身在統計上是不成立的。”（鄭輝，2001，第89頁）而本文所列經濟模型中采用的經濟量、經濟參數，都是真實經濟活動中的變量、參數，如墊付資本、周轉率、折舊、工資、利潤、投資、稅收、GNP、稅率，等等，由過去和現在的經濟變量和參數的數值，調控將來的經濟變量的數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種目標函數，也可以探討最佳路徑。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動不動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說得再頭頭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經濟系統不是什么穩定平衡系統；如果經濟系統是個穩定平衡系統的話，我們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會。
有文獻借托外賓的話說：托賓（JamesTobin）寫道：“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任何論文如果沒有運用‘微觀基礎’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任何研究報告如果被懷疑違背了‘微觀基礎’的戒律，就逃脫不了同行的批評；一個新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論文中假設的關系式是用‘微觀基礎’方法推導出來的，他就很難在學術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鄭輝，2001，第70頁）我的這篇文章，既沒有運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微觀基礎’，又不講“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據西方民間經濟學家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卻也討論了經濟增長和宏觀調控，這當然難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可悲下場。
參考文獻
［1］鄭輝，2001，《資本控制與短期宏觀經濟動態穩定》，復旦大學出版社。
[論文摘要]：經濟增長問題是宏觀經濟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內容，長期以來，人們對經濟增長理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產生了各種不同的理論和思想。這一方面反映了人們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各種因素的認識過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對各種因素的相對重要性以及各種因素間的相互關系有著不同的看法，對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對于促進我國經濟高速、穩定、持續的增長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指導意義。
一、關于經濟增長
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定義有不同的觀點，最常見的有兩種。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是指一個經濟所生產的物質產品和勞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的持續增長，也即實際總產出的持續增加。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經濟增長是指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實際產出的持續增加。
其實，每種定義都有其優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國經濟實力的變化，那么實際總產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實際產出的增長就有決定意義，在本文中，我們將經濟增長定義中的實際產出的持續增長放松為實際總產出的增長。
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學中爭議最大的領域之一，長期以來，為了對經濟增長尋求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對經濟增長問題的論述最早見諸于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從那時起，經濟增長就一直沒有被經濟學家所忽略，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經濟增長便成了經濟學中的核心問題，經濟增長理論有了極大的發展，各種理論相繼出現下面對主要的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進行簡要地回顧和分析。
二、世界各國經濟理論對比分析
(1)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可以說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思想淵源。它的某些結論，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觀點，如同最初出現的那樣，至今仍是爭論的話題。古典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源于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當時英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處于一個大變革時期，工業革命已經拉開序幕。經濟學家必須對工業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基本促進因素及其發展結果予以科學的解釋。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分析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在古典經濟學家中，對經濟增長間題論述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馬爾薩斯、李嘉圖等人。但在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圖所提出的增長理論。
亞當·斯密在其經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書中，最早論述了經濟增長問題。其增長理論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引入了勞動分工；二是區分了“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兩類勞動，他認為生產性勞動占全部勞動的比例以及勞動分工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決定國民財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斯密同時強調，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因此勞動生產率與需求之間建立了互相促進的關系，對一個人勞動生產物需求的增長會提高他的勞動生產率、實際工資以及他對其他人的勞動生產物的需求，這就構成了經濟增長的推動力。
“生產性”勞動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價值，即可生產價值，而“非生產性”勞動則不能夠。經濟增長能否維持下去，取決于全部勞動者中有多少勞動者愿意從事生產性的勞動，這解釋了為什么有的經濟的增長能夠持續下去的原因，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1817)中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個重要的概念：報酬遞減規律，他對增長理論的貢獻主要有兩點：一是指出經濟增長最終將趨于停止，即達到所謂的“停滯狀態”；二是將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聯系在一起，說明了國民收入分配在經擠增長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資，得到的回報會不斷減少，因此得出一個悲觀的結論；經濟增長最終會停止。決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樣也會導致經濟增長最終走向停止，這是因為勞動力生產出的剩余中，資本家的份額在不斷下降，這一方面減少了儲蓄，另一方面，利潤率的下降減少了對投資的刺激作用，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投資和積累過程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封建社會發展緩慢的關鍵原因在社會產品中絕大多數被用于非生產性消費，而不是生產性投資，古典經濟學家所分析的經濟增長過程遵循收益遞減的規律，經濟增長過程從長期來看將趨于停止，最終結果是一種停滯狀態。但從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經濟發展并沒有出現停滯的跡象，這表明古典增長理論關于經濟增長的描述并不科學。后來的經濟學家指出古典增長理論的一個最明顯的不足之處是他們關于規模收益遞減的假定。他們沒有觀察到技術進步，只把增長過程看作是人口增長和資源消耗與資本積累和市場擴大之間的競賽。(2)新古典增長理論經濟增長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的核心問題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索洛(RobertSolow)的《對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貢獻》(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長理論源于對哈羅德一多馬增長理論中缺陷的修正，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缺點之一是假定生產技術是不變的，對于一個給定的儲蓄率，能夠實現均衡的有保證的增長率只有一個唯一的數值，但是實現充分就業的穩定增長的條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難實現。所以，即使經濟能夠沿著一條均衡增長的軌道向前發展，那么這條軌道將猶如“刀鋒”，一樣狹窄，一旦偏離這條軌道，經濟增長的路徑將表現為累積性的經濟擴張或經濟收縮，為了克服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薩繆爾森等經濟學家提出了一類新的增長模型，這類模型的一個共同特點是：認為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刀鋒”式的增長路徑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業的穩定增長可以通過市場機制調整生產中的勞動與資本的配合比例來實現，同時，索洛等人還指出：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不是資本積累和勞動力的增加，而是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索洛的增長理論包含了許多重要的經濟內涵，但其理論框架卻比較簡單而又極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論模型的核心是關于總量生產函數性質的假設。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的生產函數具有下面的性質：
(i)規模收益不變；
(ii)生產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
一、對內生增長理論的回顧與反思
20世紀80年代誕生的內生增長埋論,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從理論發展的角度分析,內生增長理論主要的貢獻在于將“知識”或“技術”在模型中內生化。正如瓊斯(Jones,1999)所言,內生增長模型對于洞察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有許多深刻的見解,其理論精髓——內生增長特征是很“迷人”的。內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既是經濟增長之源,又是“知識”內生積累的結果。這樣,經濟增長就取決于經濟系統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長理論那樣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內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論分析所采用。從實踐意義和影響看,內生增長理論主要是為政府的政策運用找到了新的空間和領域,并受到了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知識對他人、社會有溢出效應,生產知識的個人又不能內化這種效應,因而知識產出不足,這就為政府干預從短期需求向長期供給的轉變提供了理論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論上,政府的作用僅僅被局限在調節總需求方面,而對供給方面如技術進步等,則無能為力。
但是,內生增長理論的結論中,卻出現了正的規模效應。所謂規模效應,即長期經濟增長率與經濟規模(一般用人口規模或人力資本數量代表)成正比。這一結論不符合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瓊斯(Jones,1995)通過對經濟合作發展組織(0ECD)國家經濟進行時間序列分析,并將其國內從事R＆D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數目作為“經濟規模”的測量標準,結果發現,盡管“規模”在過去幾十年中增長了好幾十倍,但總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卻是不變或下降的,正的規模效應并不存在。那么,在內生增長理論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規模效應呢?
從產生規模效應的內生增長模型看,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羅默(Romer,1986,1987,1990,1991)為代表的模型,一類是以格羅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義為代表的模型。羅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數形式(簡稱D-S形式)為假定前提,這種函數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實質是各種產品之間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換言之,任何個人的產品創新活動不會對他人造成負的影響;在此條件下,羅默給出了一個關鍵的假定:知識或技術存量對其自身增長具有不變規模收益。正是這一極特殊的假定條件,導致了正的規模效應產生。與羅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義者考慮了一種能夠抵消規模效應的因素——“偷生意效應”。它是熊彼特“創造性毀滅”過程中取走原有產品壟斷利益的效應,或者說,對原來的知識創造者是一種負效應。但是,在格羅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個公司生產同一類產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這種“偷生意效應”不夠強,因此,模型分析的結論中仍然存在正的規模效應。
因此,正的規模效應之所以存在,關鍵在于忽視或低估了個人的產品創新活動對他人的負影響。如果將這種影響加以重視,很可能會消除規模效應,甚至改變原來的結論。
二、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及其評價
近期經濟增長理論正是順著既要能消除規模效應又能保留內生增長理論“精髓”的方向發展的。大致來看,有兩條思路。
一條思路是瓊斯(Jones,1995;1999)、艾欽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對模型進行一般化處理。他們的分析保留了內生增長理論中最終產出部門和“知識”生產部門的兩部門模型框架,從而保留了“知識跨時擴散”的本質特征,但放棄了內生可積累要素具有不變規模收益的強假定條件,從而得出了無規模效應結論。
在瓊斯的兩部門模型中,知識存量的產出彈性不再像羅默的模型那樣設定為1,而是假定為一個比1小的數。這一假定本身強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識存量對其自身積累的貢獻遠不如R＆D內生增長模型所設想的那樣大。假定條件的修改,使瓊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經濟增長中的規模效應,在那里,均衡經濟增長率取決于知識生產部門內生要素的產出彈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資本規模。
艾欽和托洛夫斯基則更進一步認為,瓊斯的無規模效應模型仍然是一種特殊情形。他們構筑了一個更為一般的兩部門無規模效應模型,并將瓊斯、羅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們的結論是,假定全部內生要素在知識生產部門和最終產出部門的總產出彈性不同,那么,經濟長期增長率將遵循“短邊”原則,由總產出彈性最小的那個部門來決定,而與經濟規模無關。
瓊斯、艾欽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雖然從形式上消除了規模效應,但是,他們卻并不能說明為什么不會存在規模效應。瓊斯不能說明知識存量對自身積累的產出彈性為什么小于1;艾欽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說明,究竟哪一種情況下,一個部門的總產出彈性會大于或小于另一個部門。而且,在他們的模型結論中,政府政策對長期經濟增長率并不具有相關性。因此,他們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純理論上的意義。
另一條思路則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義經濟學家開辟的,他們從特定的研究視角來分析規模效應問題。阿爾文.揚(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貝里特(Peretto,1998)等為代表的增長模型,集中于對“偷生意效應”的分析,提出了一種消除規模效應的新方法。
以阿爾文.揚的模型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從兩個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創新活動而“偷去”創新者的創新利潤流,即不僅通過產品的質量創新而且通過產品模仿來分割創新的壟斷利益,這樣,“偷生意效應”就大大加強。揚的分析得出了一個與以往內生增長理論相反的結論:經濟規模愈大,參與分割創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應”就越強;而且,如果“偷生意效應”主要通過生產模仿產品來分割原有壟斷利益時,將出現負的規模效應。由于揚的模型中經濟規模對長期增長可能具有正、負或無規模效應,而且他的模型是從特定的角度進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論結論具有明確的政策含義。按照揚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簡單地對所有研究部門實行“遍地開花”式的資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勵產品的模仿,從而只影響收入水平,而不能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勵產品的質量創新,并根據R＆D的研究深度實行重點資助或配額資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因此,阿爾文.揚的政策含義是:政策資助應該向創新難度大的人員或項目傾斜。
約法諾維克(Jovanovic,1997)則通過加入一個“學習成本”的假定條件來減弱或消除規模效應。約法諾維克認為,在羅默的兩部門模型中,實際上暗含了“知識”可以無成本地進入最終產出函數的強假定,然而實際上,工人必須學習怎樣使用“知識”,也就是說,需要支付“學習成本”或“知識消化成本”。如果將這一條件考慮進羅默模型,最終產出部門的成本將增加,規模收益也將有一個絕對的上界,從而使得規模效應減弱甚至消除。按照約法諾維克的觀點,假定工人在生產中需要“學習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進技術而不是最先進技術,從而更傾向于生產模仿產品而不是創新產品,這就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阿爾文.揚的“偷生意效應”假定。
從實質上看,在阿爾文.揚和約法諾維克的模型中,存在一個共同的暗含假定,這就是:模仿產品或次先進產品雖然成本低于創新產品,但一定存在市場需求約束:正是這種產品約束導致了對生產人口或人力資本的需求約束。因此,內生增長理論的規模效應將因這種約束大大減弱、消除甚至為負。
到目前為止,近期增長理論并沒有完全解決經濟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一方面,近期增長理論中的長期經濟增長率雖不依賴于經濟規模,但仍嚴重地依賴于外生人口增長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還沒有得到有利的經驗支持。盡管如此,近期增長理論在理論上還是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體現在:第一,發現了無規模效應的均衡增長路徑并論證了其存在性。在這些模型中,長期經濟增長率要么取決于生產函數的產出彈性,要么取決于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實質上二者均取決于生產函數的結構參數。第二,經濟增長模型被進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內生增長模型之所以產生規模效應,實際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資本稀缺而物質資本不稀缺的假定,這種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發達國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長理論實際上則放棄了這種強假定,代之以個更一般的情形,這樣,就出現了規模效應為正、為零或為負的多種結果。第二,與以往的內生增長理論相比,近期增長理論的政策含義更具有針對性。在以往的內生增長模型中,由于簡單地假定技術或“知識”的外部效應不能被個人內化,因而任何用于技術或“知識”部門的政策都將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近期增長理論則表明,只有范圍更窄的重點資助政策才對長期經濟增長有正的影響。三、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對中國的現實意義
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對于中國來說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的。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究竟達到了一個什么樣的階段?中國經濟究竟又面臨著怎樣的矛盾?我們認為,集中到一點,就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需求約束”經濟時代。或者說,中國經濟發展的短期效應時代已經基本結束,今后的經濟增長,將越來越依賴于長期因素。
中國經濟的需求約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工業產品需求;一是勞動力或人力資本的市場需求。
第一,工業產品的需求約束已變得越來越嚴重。集中表現為:工業品供過于求的矛盾進一步突出,工業企業生產能力閑置過剩,產品大規模積壓。根據2000年國內貿易局商業中心對國內市場上609種主要商品的調查,供過于求的比例高達79.6%,比1998年增長了47.8個百分點;根據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900多種主要工業品生產能力中,生產能力閑置20~33%的,占27.2%,閑置50%以上的,占18.9%;在產品積壓方面,根據統計顯示,近年我國工業產品每增產10%,就有1%的產品積壓(王萬山,2002)。
第二,勞動力或人力資本的市場需求面臨嚴重約束。1997年全國失業工業數為1200萬左右,2000年這一數字上升到2173萬。即使是本來稀缺的人力資本,也同樣面臨市場需求約束。2000年全國本專科畢業生平均就業率僅為80%,其中,專科畢業生的市場需求量不到30%(胡永遠、李少斌,2001)。特別是2003年夏季以后,隨著高校擴招后首屆畢業生走上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的市場需求更加不容樂觀。
進一步分析發現,受到嚴重需求約束的,主要是低檔次工業產品和低檔次人才。與之相反,高檔次產品和人才卻面臨短缺。例如,我國已連續三年居世界產鋼量第一,但一些高質量、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品種,供給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場占有率只有60%,冷軋硅鋼片、鍍鋅板僅占30%,不銹鋼板僅占20%;精密機床、遠洋船舶等產品的50%還依賴進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許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對碩士以上人才敞開大門“歡迎”;一流大學畢業生還是供不應求。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低檔次產品和人才過剩,而高檔次產品和人才短缺?主要還得從供給行為找原因。從產品生產者來說,生產低檔次產品有幾個明顯的好處:模仿成本遠遠低于技術創新成本;市場經營、開發的風險小;能很快填補市場需求空白,等等。從而,即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樣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搶奪了原來創新者的市場利潤,并不能對經濟的長期增長做出貢獻。例如,改革開放后中國加大了引進外資與技術力度,但企業引進技術的目的只是為了生產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礎上再創新的企業僅占18.75%,而且,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遠遠不夠。以1994年為例,國有大中型企業用于技術引進的支出為275億元,而同期用于這些技術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億元(李以學,1999)。同樣地,如果個人投資教育的目的,只是獲得一張高等教育文憑,那么,個人就會走文憑捷徑,熱衷于職業教育或技能教育,因為這類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見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為例,1998年參加本科自考的實考人數為102萬,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遠,2001),其中雖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計劃的約束問題,但至少可以從非普通教育的持續“火爆”看出個人投資技能教育的熱情。因此,從中國的經濟實際看,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由于產品或知識創新的相對成本太高,企業、個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創新。
而且,在中國過去的二十幾年中,宏觀環境尤其是政府的行為,對這種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國有企業產權不明導致企業行為短期化,不愿進行有利于長期增長的技術創新;財稅分權改革助長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復建設,導致全國市場產品過剩;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創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產品所“肢解”,從而大大削弱了企業創新的激勵。尤其是政府長期充當著技術創新、教育投資的主體,有限的財力卻“胡子眉毛一把抓”,結果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項目都難以到位(李啟明,1999)。
總之,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已經告別了產品的“短缺經濟”時代,同時又承受著巨大的過剩人口壓力;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場需求緩解一部分需求約束,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低檔次產品的過度出口將惡化中國的國際貿易條件,不是長久之計。中國目前乃至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缺乏的是高質量的創新產品和高水平的創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長理論的政策含義,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針對性,更有重點。換言之,政府的政策應該放棄對一般技能型人才培養和國內“模仿產品”項目的支持,而應對新知識、新產品的創造與國外引進,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謂“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
具體來說,政府的政策應該集中解決普遍存在的“短視癥”問題。“短視癥”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總想“多快好省”,快出產品,快出“知識”,快出人才。這種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奮進,但也極易導致浮夸和行為短視。政府如果熱衷于“趕超戰略”,就會形成一個導向。整個社會都會跟隨。一個政府,一個企業,如果過分關注自己任期內的“短期業績”,就會損害長期的增長與發展。因為,重大的科技創新或技術創新,都難以在短期內顯出明效。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國改革開放20余年,生產大大發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數量大大上升了,這是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但根據世界權威機構——瑞士國際管理與發展學院網站的《世界競爭力年鑒》,1998年中國的世界競爭力排名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排名,1999年中國競爭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個中原因就在于,中國在重大科技創新與產品創新方面相對于其他國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長理論的說法,就是:產品、勞動力數量對整個經濟來說,只有“水平效應”,沒有長期增長效應。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應該重點圍繞糾正“短視癥”而展開。
第一,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目前,國有企業政企仍然沒有完全分開,國有企業經營者和政府官員的目標函數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任期內目標最大化。因此,國有企業的行為短期化有著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讓國有企業真正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讓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
第二,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這實際上涉及到創新者利益的保護問題。過度保護創新者的壟斷利益,不利于知識和技術的傳播與共享;但反過來,如果不有效保護知識產權,創新者的創新收益就會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竊者所大肆分割,嚴重損害創新激勵。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必須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時期,我們正好憑借加入WTO這一契機,以嚴格遵守WTO關于知識產權保護規則這一有利背景為前提,有效保護企業、個人的科技創新成果,通過鼓勵重大科研創新,提升整個國家的科技競爭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準確。政府支持知識、技術創新,無庸質疑,這也是內生增長理論包含的政策含義。但進一步分析發現,問題有兩個:一是這一主張以個人、企業完全缺乏知識、技術創新動力為前提,顯然這一假定條件并不符合經濟事實;二是這一主張以政府不面臨財政約束為前提,這一假定也不現實。在有限的財力約束下,在個人、企業具有強烈“模仿”動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優選擇,就是有效縮小自已的“勢力范圍”,集中財力,支持重大創新項目和創新型人才的培養,著眼于長期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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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宏觀經濟調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說不通。例如，把政府開支當作經濟系統外部的所謂外生變量，這怎么行呢。政府開支受制于稅收，而稅收多了，利潤、工資就會減少，否則錢從那里來？又說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量是個外生變量，對國民經濟能夠起到調控作用。我不否認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量對國民經濟能夠起到調控作用，但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調控作用呢？或者說貨幣發行的依據究竟是什么呢？舉個簡單的例子，貨幣發行量增加一倍，國民經濟將會怎么樣？我認為數據一定令人興奮：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當然，物價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據1998年由國家統計局編寫的《中國統計年鑒》計算過，從1952年－1997年，我國名義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8.5%（張金水，1999，第92－95頁）。2003年我國GDP增長率才9.1%，真是小數見大數。貨幣調控國民經濟的“威力”可見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談旁人的調控方法，本文依據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簡單介紹一種國民經濟的調控方案。
二．國民經濟調控原理
筆者曾經在網文［3］中，根據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原理，將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Y一步步分解為固定資產折舊，消費C，追加投資I和政府開支G（不考慮進出口）：
再假定固定資產折舊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為f，消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這樣，由式（1）可以得到關于投資的方程式：
I=(1－f－b)Y－G(3)
國民生產總值Y中有一部分是稅收和規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為τ，稅費額就是τY；國家對式（3）中的投資額可能也要征收投資調節稅，設這項稅率為q，0≤q＜1，稅費額就是qI。這樣，總的稅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開支G跟蹤總稅收T，按照總稅收T與政府開支G的差額進行調控，調節關系式為：
假定政府開支G跟蹤總稅收T，按照總稅收T與政府開支G的差額進行調控，調節關系式為：
式中β>0，稅收多于政府開支時可以增加政府開支。另外，投資額I扣掉調節稅以后的實際追加投資額為(1－q)I。所以，設資本存量為K，則實際資本存量的增長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設資本量為K時，產出的國民生產總值為Y，資本產出率為u，則有下式：
Y=uK(7)
資本產出率u的意義是：投資1億元，每年的產出為u億元。現在歸納一下經濟系統的運動方程：
給定初始條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經濟系統的結構圖，見圖1所示。
由圖1可以看出，經濟系統在不考慮進出口的情況下，是個封閉系統，不存在什么外生變量。這是一個自我成長系統。我們地球就是個封閉的經濟系統，它并沒有得到外星人的資助，經濟成果不是也發展到今天的水平嗎！
三．經濟系統的求解
對上述經濟系統的運動方程進行整理可得：
初始條件是：t=0，資本存量為K(0)，政府開支為G(0)。對上式稍加運算，改寫成矩陣形式如下：
下面為了有個具體的結果，代入數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數矩陣A如下：
對上式采用拉普拉斯變換求解，s為變換變量，則有：
對上式求反變換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則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給出結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數據可知，年經濟增長率為7.6%。
四．經濟增長率的討論
在通常情況下，由矩陣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關于年經濟增長率r的公式：
將前面的數據代入得：r≈0.075=7.5%，與上面的結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資本產出率、降低稅率、減少浪費、提高調控效率都能夠加速經濟增長。
由圖1可以看出，這里對投資采取了適當課稅的調控策略，既可以抑止過度投資，又起到扶持投資不足的平衡效果。調控過程中，要始終保持政府開支對稅收收入的跟蹤狀態。
五．結束語
有些學者，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型，與“真實經濟過程”相比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數幾乎是不存在的，甚至這些系數很難找出可觀測量，因為有可能這些關系本身在統計上是不成立的。”（鄭輝，2001，第89頁）而本文所列經濟模型中采用的經濟量、經濟參數，都是真實經濟活動中的變量、參數，如墊付資本、周轉率、折舊、工資、利潤、投資、稅收、GNP、稅率，等等，由過去和現在的經濟變量和參數的數值，調控將來的經濟變量的數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種目標函數，也可以探討最佳路徑。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動不動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說得再頭頭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經濟系統不是什么穩定平衡系統；如果經濟系統是個穩定平衡系統的話，我們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會。
有文獻借托外賓的話說：托賓（JamesTobin）寫道：“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任何論文如果沒有運用‘微觀基礎’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任何研究報告如果被懷疑違背了‘微觀基礎’的戒律，就逃脫不了同行的批評；一個新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論文中假設的關系式是用‘微觀基礎’方法推導出來的，他就很難在學術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鄭輝，2001，第70頁）我的這篇文章，既沒有運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微觀基礎’，又不講“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據西方民間經濟學家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卻也討論了經濟增長和宏觀調控，這當然難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可悲下場。
參考文獻
［1］鄭輝，2001，《資本控制與短期宏觀經濟動態穩定》，復旦大學出版社。
關鍵詞：經濟增長；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實施機制
1經濟增長因素分析
意見分歧的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含義和增長源泉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與其熱情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目前我們并未形成對增長及其源泉的統一認識。較為普遍接受的庫茲涅茨關于經濟增長的定義是：“一個國家的增長可以定義為給居民提供種類日益繁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基礎上的。”上述定義表明經濟增長直觀表現為用GDP或人均GDP衡量的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而技術進步和制度調整則是增長的源泉。
經濟增長理論對增長源泉的分析經過了從要素稟賦論、技術決定論到制度決定論，從關注非制度因素到關注制度因素的變化。哈羅德－多瑪模型作為將凱恩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動態化和長期化，在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苛刻假設條件下，得出儲蓄率是經濟增長決定因素的結論，即
G=S/σ
(其中，G是經濟增長速度，S是儲蓄率，而σ是資本產出比)。
新古典的索洛－斯旺模型放松了哈羅德－多瑪模型關于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設，通過引入總產出函數，否定了資本差別以及資本回報率的差別與人均產出的正相關關系。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表明在穩定均衡狀態下，人均產出只受技術進步因素的影響，而與其它因素無關。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內生增長理論）主要的貢獻是將技術進步作為內生變量引入經濟增長模型，并認為研發和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羅默，1990）。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內生技術的新增長模型從本質上都屬于增長的技術決定論。舒爾茨雖然通過分析美國教育水平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人力資本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的觀點。但其實質仍然是要素稟賦決定論，只是將資本要素從物質資本拓展到了人力資本，考慮了勞動力供給者質量對增長的影響。要素稟賦論和技術決定論能從不同側面解釋發達的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增長的實際，但對于轉型國家經濟增長現象卻缺乏足夠的解釋力。
以諾思為代表的經濟增長制度決定論者并不否認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而是進一步分析技術進步的動力。在其著作《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1990）中，諾思將技術變化速度的差異歸結為巨大的市場規模和完善的產權，而這兩個因素本質上都具有制度的特征。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市場規模的大小受交易費用的制約，高昂的交易費用不僅阻礙市場發展，甚至導致市場無法形成。低效率的市場是資源不能完全自由流動，必然限制分工和專業化的程度，阻礙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另外，由于技術進步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效應，缺乏對技術創新有效的產權保護必然導致創新不足。“從過去一直到近代都未能建立系統的產權制度，是技術變化緩慢的根源。”（諾思，1990）。基于上述分析，諾思利用交易費用分析工具，結合產權理論和國家理論勾畫了制度、制度變遷和經濟績效的理論框架。
諾思將制度分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實施機制三個層面。正式制度包括政治（司法）規則、經濟規則及契約。其中政治規則被廣義地定義為政治團體的等級結構、基本決策結構及支配議事日程的明確特征；經濟規則用于界定產權；契約則包含著對交換中一個具體協議的條款。非正式制度來源于社會流傳下來的信息以及我們稱之為文化的部分遺產，包括行為規則、行為規范和習俗。真實經濟中人的有限理性、信息非對稱及機會主義行為導致與制度相關的不完全契約的形成，從而帶來制度實施問題。諾思的研究表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用的發揮有賴于有效制度實施機制的建立。制度正是在以上三個層面的相互作用中通過降低經濟中的不確定性、為經濟主體提供穩定的預期和良好的激勵而促進經濟增長。雖然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將制度分解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實施機制三個層面，但并未對三個層面在不同國家（cross-country）經濟增長中的具體作用和相互關系進行詳盡的研究。本文將推進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解釋，分析制度的不同層面在轉軌國家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2正式制度與經濟增長
雖然從理論上嚴格界定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仍然存在困難，因為兩者或許只是一個程度上的問題。（諾思，1990）但由于正式制度相對非正式制度表現為較弱的制度剛性和較弱的排他性，對于轉軌國家的增長分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區分仍然具有現實意義。雖然經濟學家對于正式制度中政治制度、產權制度和契約制度對增長的影響仍然存在不同意見，但普遍認可的是有效產權制度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從經濟增長的歷史來看，西方國家興起的歷史進程印證了了產權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這方面最據代表性的研究是諾思《西方世界的興起》及《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最典型的國家是荷蘭和英國。
從理論角度分析，有效產權制度是使個人收益率盡量接近社會收益率的產權制度，明晰的產權制度是市場競爭的必要條件。按照波斯納的分析，有效產權具備三個基本特點：產權的廣泛性（universality）所有的資源都應存在歸屬，除非資源不是稀缺資源（意味著所有經濟資源都存在產權）；產權的排他性（exlusivity）；產權的可轉讓性（transferability）。具備上述三個特點的有效產權將通過降低社會的交易費用、優化資源配置來促進經濟增長。其作用具體表現為：產權將減少不確定性，為經濟行為主體提供穩定的預期。因為產權制度作為一種重要的制度安排，給定了經濟行為主體的行為選擇集，降低了經濟交往中的交易費用；產權具有將外部性內部化的功能。無論正外部性還是負外部性的存在都將降低資源的配置效率，明晰的產權將使外部性內部化，實現社會收益和個人收益、社會成本和私人成本的等價，實現社會資源最優配置；產權具有激勵功能。“有恒產者有恒心”，產權的最主要權能是收益權，明晰的產權將為產權主體提供穩定的預期收益，從而誘使其提高努力水平、增加消費和投資，促進經濟增長。
3非正式制度與經濟增長
非正式制度在市場經濟中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因為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正式制度也只是決定選擇的總約束中的一小部分（盡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諾思，1990）。正式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一方面表現為作為正式制度的互補品，通過對正式制度的拓展、闡明與修正，發揮制度的互補效應；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作為社會公認的行為準則和內部實施的行為標準可以在經濟增長中獨立發揮作用。
1993年諾思在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發表演講時指出,離開了非正式規則,即使“將成功的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正式政治經濟規則搬到第三世界和東歐,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經濟實績的充分條件。私有化并不是解決經濟實績低下的靈丹妙藥。”同樣的正式制度和憲法規則強加于不同的國家，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后果。正式制度只有在社會認可,即與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歷史和理論都表明，正式制度的演變從非正式制度的“邊際”演變開始的，從產權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不存在絕對的權利。正式制度由于高昂的制度執行成本的存在，使制度執行并不總是完全的，而是存在“余地”。因而，在正式制度的邊界上，實際上是非正式制度發揮了協調的作用非正式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獨立作用，在沒有國家和正式制度的習俗經濟中的突出作用已經得到人類學的證明（科爾松和波斯納，1980）。但即使在現代經濟中，非正式制度也普遍發揮作用。
對轉軌國家而言，強調非正式制度在經濟增長中作用具有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多數轉軌國家在“趕超戰略”的指導下，總是希望盡快通過改變正式制度實現經濟體制的轉軌獲取顯著的經濟增長效應。由于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又必須經歷長期的過程，“急功近利”的轉軌國家就可能只注重對正式制度的移植，而不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引導。開放經濟的條件下，對正式規則和慣例的大量移植可能在短期內帶來經濟增長效應，但是缺乏非正式制度的支撐，正式制度面臨高昂的制度執行成本。這種成本突出表現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持續的不相容,即移植的正式規則與持續的(或傳統的)非正式約束的偏離。因而轉軌國家要保持經濟可持續的穩定增長，必須充分發揮非正式制度在規范經濟主體行為、降低交易費用中的作用。
4制度實施機制與經濟增長
制度作為一種約束經濟主體行為的規則，本身具有不完全性，而且受到經濟行為主體主觀偏好的影響（機會主義），因而制度實施機制對制度功能的實現至關重要。從嚴格意義上講，不能實施的“制度”不能成為制度。（青木昌彥，1994）非正式制度由于是經濟行為主體在重復博弈中自發演化形成的，因而具有自我實施的特點。但是正式制度的實施，一般要依賴獨立的第三方實施機制。制度實施機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業主要表現在：第三方實施機制的成本大小，不同制度實施機制會產生不同的制度執行成本，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實施機制應該具有最低的交易費用；第三方實施機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還取決于實施機制本身的公正性，即第三方自身不存在機會主義行為。
不同的制度實施機制存在不同的交易費用。就促進經濟增長而言，有效的制度實施機制應該最大限度促進制度的“自我實施”，降低交易費用。由于制度本身是作為經濟主體的“共有信念”而存在的，具有規范性和規制性。因而，制度的實施需要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合作，有效的制度實施機制必須以滿足經濟主體的個人利益為前提，否則制度不可能實施。這一點對存在“集權慣性”的轉軌國家非常重要，因為長期以來強調國家和社會利益高于個人利益，企圖通過社會強制來實現統治者的目標。但由于這種制度設計是以“犧牲”個人利益為前提的，在個人并非都是“毫不利己”的情況下，必然帶來高昂的制度執行成本。漸進式改革中形成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本身反映了利益分歧造成的制度實施困難。
第三方實施機制的公正性能夠給經濟主體提供穩定的預期，通過對“違規”行為的有效威懾達到制度實施的目的。由于國家在社會中的重要作用，使其成為市場經濟社會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實施機制。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國家在制度實施的過程中并非完全“公正”。“諾斯悖論”表明，政府在受到官僚體制和利益集團的影響下，并不總是做出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裁決”，政府時常做出違法行為。由此可見，建立有效的第三方實施機制關鍵在于約束作為最大制度供給者的政府的行為。經濟增長的實踐也表明，一個有效政府和有限政府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之一。對于轉軌國家而言，重要的是打破“軟政權”，改變政府官員權力凌駕于法律之上的弊病，實現經濟主體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維護法律權威。在漸進式改革中容易形成阻礙制度變革的利益集團，因而有效政府的關鍵是作為“全民”利益的代表政府不受制于利益集團的牽制，真正實施有利于增進整體社會福利的制度和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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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進口貿易經濟增長機制
在研究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時，進口始終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減因子，然而從長期來看，進口通過突破供給約束、創造有效需求、升級產業結構等手段對促進經濟增長。
一、進口促進經濟增長的機理
1.突破供給約束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需要多種生產要素，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擁有經濟增長所需的全部生產要素，某種要素的稀缺就會造成經濟增長的瓶頸。通過進口國內短缺的原材料、關鍵設備等要素來緩解國內資源約束的壓力，彌補了國內供應的缺口，促進了國內經濟增長。
2.創造有效需求
一國潛在的消費需求，并不總是能夠由國內的生產所能滿足，如果沒有進口商品，有些潛在的消費需求就不能最終形成消費支出，不利于經濟增長。國外商品的進口，尤其是新產品的進口，會培育國內消費者對該種商品的需求，當需求達到一定的水平時，會刺激進口國國內該種商品的國產化趨勢，同時也帶動國內其他相關產品的需求，進而推進經濟增長。
3.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進口貿易可以使資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產業中，提升國家的產業結構，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相對低的產品通過進口獲得，使本國的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發展中國家進口技術和設備生產進口替代品，隨著對引進技術的逐步消化、吸收和創新以及規模經濟的形成，產品質量得到提高，生產成本逐漸降低，再加上本國的資源和勞動力的優勢，最終在國際市場上建立了競爭優勢，產品由以前的進口變為出口，一國產業從無到有，再到強大。進口貿易推動了經濟增長，也加快了產業結構的演進。
4.促進技術進步
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主導性因素,對于發達國家來說，通過進口獲得技術,可以節省時間,減少浪費和開發不成功的風險。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通過技術貿易,即進口先進的產品、技術和設備,來獲得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還可以加速國內產業的發展,幫助當地企業發展,進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二、我國進口發展現狀
我國加入WTO以來對關稅進行大幅度削減，目前的關稅總水平已經從入世前的15.3%降到目前的10%左右，隨著關稅的降低及部分非關稅壁壘措施的取消進口貿易也得以突飛猛進的增長，2006年和2007年進口額分別達到7916.1億美元和9558.2億美元增長率均高達20%和20.8%，位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以及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從商品結構來看，初級產品和制成品的進口比例仍與入世前相當，保持在20%和80%左右，但進口結構卻發生了變化。一是國內短缺的投資類、資源類商品進口大幅度增加。2007年我國初級產品進口2429.8億美元，比上年增加29.83%，其中原料、燃料進口增長迅速，鐵礦砂增長達61.6%，原油增長達20.1%。二是先進技術和關鍵設備進口增加。以決定一國現代化程度的裝備制造業——機電產品為例，到2007年進口總額高達4125.1億美元，與2006年相比增加了554億美元，增長了15.5%。
對能源和一些高新技術產品、資本設備的進口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加速，但從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我國經濟面臨的潛在國際風險。
三、對我國進口的若干建議
1.重視進口對經濟的作用
要認識到進口對GDP的拉動作用,保持進口與出口的均衡發展。中國現在急需調整貿易發展戰略,即不要一味地追求貿易順差,而要在注重出口貿易增長的同時,也要重視進口貿易規模增長,要以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為目標,形成雙向對流的貿易增長格局,充分發揮進口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2.優化進口貿易結構
中國應從宏觀上調控進口產品的商品結構,從而帶動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積極做好稀缺資源和先進技術的進口。對于國內稀缺、生產成本高的資源型原料可用進口原料予以替代,并進行國內的戰略儲備。對國內支柱產業和技術落后產業則可采用進口促進策略,著重引進關鍵設備和創新技術,在分享國外技術進步和創新成果的基礎上,加快我國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以保證國內經濟、對外貿易長期健康發展，提升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
3.采取一定的扶持政策
在優化進口貿易結構、將進口政策與產業政策緊密結合的基礎上,政府可以對有利于產業優化的進口行業給予一定的扶持政策,促進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并加以吸收和創新。要提高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進口地位,通過建設多元化、規范化的進口企業,并對其監管和規范,促進中國進口貿易的健康、有序發展。
參考文獻:
[1]姜鴻: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和對策分析[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12)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持續了約20年的高速增長。1978－2000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52％。這一增長速度，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高速增長時期的年均增長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高速增長期大體也持續了20年左右。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期以后，都出現了減速的過程。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都經歷了類似的發展過程。中國經濟發展在經歷一定時期的高速增長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現減速的情況。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已經呈現出這種趨勢。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經濟的現實增長率已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約平均10％左右，過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間。這一趨勢將左右本世紀最初十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率。
中國現實經濟增長率之所以下降，主要背景是：經濟發展由資源、供給約束型轉向市場、需求約束型，由粗放的數量擴張型轉向同時追求效率與質量的集約增長型；中國經濟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要求以及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壓力。同時依靠制度變革帶來的生產要素重新配置（主要是農村勞動力和資源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的勢頭減弱也是增長下降的一個原因。但是，由于目前中國在人均收入、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和國際化水平等方面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別是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明顯的差距，而國內城市與農村之間、東部與西部之間的發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中國經濟蘊含著較大的經濟增長潛力。無論從需求的角度還是從供給的角度看，支持經濟增長的力量依然很雄厚。因此，中國經濟的減速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仍能保持相對快速的增長勢頭。中國經濟在本世紀初可以實現7％－8％左右的平均增長率，考慮到國內外發展條件的變化，個別年份升至上限9％，降至下限6％，也是有可能的。在此范圍內起伏，均可視為正常的發展。
如前所述，1998－2001年，中國經濟一直在7％－8％的增長速度區間運行。但這幾年中國經濟的現實增長率，低于潛在的經濟增長率，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人估計，我國現時潛在增長率在9％上下，有的估計，在8％－10％之間。由于就業狀況不佳，社保措施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使居民消費需求受到遏制；由于最終消費需求不振，及在準入、融資等方面的限制，社會民間投資的增長也受到遏制。這幾年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通過支持政府投資對拉動國內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內需不足的問題一直縈繞著我們。外需增長也受到國際局勢和市場形勢不確定因素的影響。需求不足的市場約束，使我國潛在的增長能力難以發揮出來。
現實經濟增長率明顯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的證據，是我國社會資源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無論是人力資源、財力資源、物力資源都有較大的余力沒有發揮。人力方面，大量勞動力資源未充分利用，使就業壓力增大。物力方面，產品嚴重過剩，生產能力閑置，社會庫存增加。資金方面更是供大于求，目前我國城鄉居民儲蓄超過8萬億元，金融機構的存貸差由1998年的9174億元，上升到2001年的31302億元，平均增長率高達50．5％，大大高于同期存款增長的速度，導致存貸差占存款總額的比重升到2001年的21．8％，今年6月底存貸差已達到34007億元，即目前有1／5的銀行信貸資金沒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儲蓄無法轉化為投資。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續難解，通貨緊縮的陰影揮之不去，物價呈現出長期性回落的趨勢。
今年我國經濟形勢好于預期，現實的經濟增長速度將比去年加快。我們希望經濟增速加快的勢頭能夠持續下去。當然我們不能指望現實的增長速度回復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兩位數的高峰。然而經過努力，現階段的潛在增長速度是可以達到的。只要我們努力增加內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財力物力人力資源動員起來，這個目標是能夠實現的。
就業優先的增長模式和效率與就業并重
目前，我國未能充分利用的社會資源潛力中，最為醒目的是勞動力資源。與資金資源、物質生產力資源相比，后兩者受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影響較大。而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則是我國的重大資源優勢，它不僅對短期增長起作用，而且是長期發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中國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無與倫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國勞動力的豐富目前卻形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由于人口基數大，且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勞動參與率較高，今后10年至20年又處于勞動力資源增加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勞動力逾千萬。加上失業下崗人員，農村待轉業的剩余勞動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萬以上個工作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只有約800萬個。并且，隨著科技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所能吸納勞動力的彈性系數逐漸降低。目前我國勞動力人數約7．5億，相當于西方發達國家勞動人口4．35億的1．73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要安排這么多就業崗位。中國就業問題的出現又是經濟轉型過程中，為提高經濟效率而付出的代價，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成本。中國大量人口的就業壓力，源于極大的勞動力供給與有限的資源（自然資源、資本資源）之間的矛盾。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應采取就業優先的增長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資源優先的增長模式。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白皮書》中說，中國政府始終將促進就業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性任務，通過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這項積極的勞動就業政策在實際執行中遇到許多復雜的情況。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觀念成為思想理論界多數人的共識，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其主要著眼點在于促進提高效率。其結果是在提高中國經濟效率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帶來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和基尼系數的急劇上升；同時效率優先要求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加速資本替代勞動的過程。另一方面，雖然政府將控制失業列入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但眾所周知，宏觀政策有四大目標（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理論上應同時兼顧，實際上不同時期往往各有偏重。如在“軟著陸”時期，宏觀政策的取向事實上是以穩定物價為優先。1997、1998年以來，政府雖然努力以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但事實上并不是以就業作為中國經濟運行與發展的優先目標，而是以就業增長作為經濟增長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副產品。但是應當注意，經濟增長不一定帶來相應的就業增長，有些部門（農業、礦業、某些制造業等）的經濟增長還伴隨著就業的下降。問題在于，就業增長并不單純取決于經濟增長一個因素，而是取決于經濟增長和就業彈性的變化兩個因素。因此，為解決就業增長，就必須一要經濟增長，二要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有人估算，如果能保持“七五”規劃每年7％的經濟增長速度，將就業彈性由目前的0．1提高到0．15，那么“十五”期間就能解決4000萬個以上的就業崗位。我國當前就業彈性呈現下降趨勢，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綜合措施減緩、阻滯這一趨勢，乃至進一步促進提升就業彈性。這需要在技術進步與結構調整的政策上作出大量復雜的
研究與動作，正確解決效率與就業的關系。
效率與就業這一尖銳的矛盾，決定著中國未來的政策選擇和經濟發展。用犧牲效率與效益來擴大就業機會，將使中國喪失國家競爭力，永遠淪于落后境地。而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效率效益，將使更多的人進入失業行列。那么解決效益與就業的唯一出路，是采取效率與就業兼顧并重的政策。中國發展經濟的空間和容量是這么大，完全能夠一方面有選擇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關鍵產業、骨干企業的資本和技術的密集度，以增強它們的國際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同時發展以制造業為骨干的傳統產業，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大力發展資本技術型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環節，大力發展服務行業，大力發揮民營中小企業吸納更多就業崗位的作用。這當然需要制定和實施一整套協調配套的政策措施。我以為只要政策措施對頭，以上兩個方面的發展是應該可以并行不悖的，既可以達到效率提高的目標，又可以達到充分就業的目標，是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唯一妥善途徑。
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優先目標，不僅是基于我國勞動力資源豐裕不得不作出的決定，也是國際上達成的共識。前不久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就業議程》強調，創造就業機會不再是經濟政策的副產品，而是宏觀經濟戰略和國家政策的總目標。就業不僅是生存手段，還是融入社會、給后代帶來希望的手段。就業問題的重要性怎么強調也不過分，何況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保障充分就業與社會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要繼續實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以來，我國連續幾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利用國債資金進行重點建設，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抑制了通貨緊縮趨勢，而且加快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同時又實施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在貨幣供應量方面多數時候進行擴張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1998年從過去“適度從緊”的政策開始實現宏觀政策的轉變時，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都是中國條件下“擴張性”政策或“松動性”政策的一種變換的提法。“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性實質是無疑問的。貨幣政策只是因為考慮防范金融風險和穩定幣值，才賦予“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復雜的內涵。它既包含反對通貨緊縮的內容，又包含反對通貨膨脹的內容（戴根有）。這樣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們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這兩項政策已經實行了四年。其成效有目共睹，其問題眾說紛紜。宏觀調控政策一般是短期政策，這兩項政策是要繼續堅持下去，還是改弦更張？
拿積極財政政策來說，國債投資對促進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是無疑的。但長期使用這一手段，一方面會增強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作用，與市場化改革目標相悖；政府投資一般效率也比較差，國債投資逐步傾于低收益或無收益項目，出現國債投資效用遞差現象；政府工程質量難以保證，而且容易發生腐敗。隨著時間推移，積極財政政策的消極方面日益顯露。但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據我看有三個條件。一是國際形勢明顯好轉，外需增長強勁。二是民間投資出現機制性復蘇繁榮，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形成自主成長機制。三是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達到或超過警戒線。目前看來，國際經濟形勢緩慢回復，但不確定因素仍在。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自主成長機制緩慢形成，但不能替代政府投資的拉動。國債余額占GDP比重尚未達警戒線，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雖逼近警戒線，但赤字警戒線還有伸縮余地。綜合上述情況，積極財政政策仍不能完全淡出，其內容應加以調整。國債規模應當控制，但仍應發揮效力，以保證經濟運行的基本穩定。
再拿貨幣政策來說，現在貨幣供應量并不低。M2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有力地支持了國債投資和大行業、大企業的發展。然而近幾年由于中央銀行貨幣供給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匯儲備持續增長，而國內信用中用于支付政府部分又迅速增大，同時銀行貸款總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資產所抵銷等原因，投入實體經濟的資金受限（夏斌），企業部門特別是中小企業感到資金偏緊，也是不爭的事實。今年近幾月來，各種口徑的貨幣供應量增長幅度比上年末和今年初計劃均有提高，特別M0、M1增速上升，金融運行趨于活躍，加大了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目前，穩健貨幣政策朝松動方向的這種調整，仍需繼續，以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好轉的勢頭。貨幣政策不能僅僅被動適應經濟增長的需要，而要積極促進現實的經濟增長，使之向潛在的經濟增長率靠攏（劉國光）。
如前所述，我國目前現實的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社會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總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過去，依然是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格局。為對應此種問題，除在結構、體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長期以外，還得運用宏觀調控政策，進行治理。宏觀調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說，可分三種情況：1當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現實的經濟增長率高于潛在的增長率，出現通貨膨脹趨勢時，需要采取緊縮性的政策；2當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現實的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的增長率，出現通貨緊縮趨勢時，需要采取擴張性的政策；3當總供給與總需求大體相當，現實經濟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差距不大，無明顯通脹與通縮趨勢的跡象時，就應采取中性的政策。這是經濟學的A．B．C，宏觀經濟政策要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1.1消費價格
價格對消費結構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消費價格總水平的變化意味著消費者可支配的貨幣能夠購買到的消費品的數量和質量的變化，這就促使消費者在消費和儲蓄之間以及各種金融資產之間做出重新選擇，從而使消費結構發生變化[2]。消費品之間的比價變化也會影響人們的消費結構。一般來說，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較小；而一些高檔奢侈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較大。正因為各種消費品的需求價格彈性不同，所以它們之間的比價變化會影響人們對不同消費品的需求量，進而影響消費結構。
1.2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決定產品結構，決定消費結構，是影響消費結構的又一個重要因素。首先，消費資料主要來源于第一、三產業及第二產業中的輕工業，它們的發展狀況及在整個產業體系構成中的比重直接決定了廣大居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其次，三次產業內部的結構變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三次產業內部結構的變化直接決定了居民消費的具體品種，反映了消費結構微觀層次的變化。如第一產業內部種植業、畜牧業的結構，對人們食物消費結構中的糧食、水果、肉蛋奶的消費有直接的影響。
1.3消費傾向
消費結構和儲蓄之間也是有著密切的關系的。雖然近年來鎮江城市居民消費傾向（消費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穩定在63%左右，但邊際消費傾向呈現出較大差異。
2鎮江市居民消費結構實證分析
2.1恩格爾系數分析
恩格爾系數是指用于食物的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例。2012年鎮江城市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39.3%，比2000年的42.7%下降了3.4個百分點。按照恩格爾系數劃分貧富的標準，鎮江城市居民已處于相對富裕階段。但是恩格爾系數的下降不僅源于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上升和生活水平的急劇提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居民消費觀念的多元轉變。因此從總體上講，鎮江城市居民生活仍處于小康階段，正在逐漸走向富裕。
2.2邊際消費傾向分析
2012年鎮江城市居民總體的邊際消費傾向為0.413，這說明在新增可支配收入中，41.3%用于了生活消費。其中，食品、教育文化娛樂與其他商品和服務的邊際消費傾向最高，分別達到0.077、0.070和0.098。城市居民在基本的生活滿足后，更加注重飲食的豐富化和科學化，教育的多樣化和層次化，旅游和美容等成了城市居民十分熱衷的消費項目。由于國家住房調控等政策的實施，居民在居住需求方面的意愿降低，居住的邊際消費傾向僅為0.009。
3鎮江城市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
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鎮江經濟運行逐步從生產主導型轉變為消費主導型。市場化程度越高，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牽動作用就越大，其規模、結構和增長速度，是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條件之一。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對經濟的發展起到助推器的作用。從基本生活消費為主的初級階段到以家用電器及耐用品等向高檔化方向發展的第二次、三次消費階段的升級，對電子、鋼鐵、機械制造等行業產生強大的驅動力，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4鎮江市經濟增長對居民消費結構的影響分析
經濟增長對消費結構傳遞機制可以歸納為經濟增長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需求增加消費結構改變經濟進一步增長，具體如下：
4.1經濟發展推動消費增長
由于資料的限制，消費對經濟的貢獻可用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代替。2008年至2012年期間，鎮江市地區生產總值由1491.83億元增長至2630.42億元，四年間增長了76.3%；而相對應的，鎮江城鄉居民收入四年間分別增長了54.7%和66.8%，城鄉居民消費性支出增長了51.6%和60.0%。隨著經濟的增長，居民消費（收入）也有了較快增長。
4.2消費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程度促進經濟增長
一方面，不同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賣方市場，市場經濟條件下為買方市場，供過于求，消費者的需求導向決定著市場的發展導向，消費品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貨幣分配形式增強了消費的選擇性和自主性，拓寬了消費渠道。
4.3以智能化為特征的信息產品引導消費，實現質的飛躍
近年來，信息產品進入家庭，無論是從數量擴張和質量提升都達到相當高的速率。移動電話、家用電腦等擁有量成倍增長。十年來，城市居民家庭彩電擁有量增長49.0%、照相機增長22.0%、攝像機擁有量增長3.7倍；移動電話增長3.7倍，家用電腦增幅達到7.4倍。消費產品的智能化、網絡化和數字化也預示著未來居民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5實現居民消費結構合理化的基本對策
消費結構的合理化作為一個動態的運行發展過程，客觀上存在著一些標準來幫助人們判別消費結構是否已趨于合理。這些標準主要包括生理標準（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經濟標準（消費結構應與生產力水平、生產能力、資源承載能力和經濟承受能力相適應）和社會標準（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等。
5.1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千方百計提高鎮江居民的收入水平，盡快扭轉鎮江居民收入水平長期低于蘇南地區平均水平被動局面，不僅可以有效地促進區域消費水平的提升，而且還能啟動目前較為低迷的消費市場。因此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增加居民收入，將對消費需求的回升產生一定的推動作用，從而促進鎮江居民的生活消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結構升級步伐的不斷加快。
5.2積極調整產業結構
多年來，鎮江憑借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和自然稟賦，堅持錯位發展，揚優求特，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現階段，鎮江應當做好以下幾方面文章。一是建立健全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二是建設好協作配套園區。按照發展壯大產業鏈、加速培育產業集群的整體思路，培育一批競爭力強、帶動作用大的優勢骨干企業。三是以發展現代農業為重點，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
5.3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善消費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