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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管理會計學者在研究中大量引入經濟學理論。1986年,Watts和Zimmerman在《實證會計理論》中指出:“本書旨在介紹建立在經濟學基礎上的經驗性會計文獻的重要理論和方法論。”該書介紹了有效市場假說、資本資產計價模型、市場失靈、公共產品、信息不對稱、企業理論、公共選擇、管制理論及契約理論等在會計理論研究中的應用。齊默爾曼(2000)以機會成本概念和組織理論作為管理會計研究的基本框架,寫出《決策與控制會計》。
在管理會計研究中,經濟學相關概念的使用比例非常高(50%),經濟學成為解釋會計現象的一種工具,或是用會計數據來驗證經濟理論的一種手段。同時,許多經濟學家也認識到會計學的重要作用。科斯(1990)認為,會計理論是企業理論的一部分,在經濟研究中,應很好地利用會計數據,因為會計數據能夠讓經濟理論定量化,所以經濟學家應學習會計學,理解會計數字的含義。國內管理會計學者除了對純會計理論進行探討外,也做了很多基于經濟學理論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會計理論研究中所應用的經濟學理論幾乎都是經濟學,尤為著名的是“過程的控制與觀念的總結”。這一時期,會計學界也引入了西方的一些會計理論,但側重于從會計角度進行規范論述,并沒有涉及過多的經濟理論。此時對管理理論、組織行為學理論等卻引入較多,如“會計管理”的創立以及會計行為學的研究。筆者認為,《會計研究》1992年第6期發表的《科斯定理與會計準則》(劉峰、黃少安,1992),標志著我國會計學者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開始。此后,有會計學者介紹了實證研究方法,瓦茨、齊默爾曼的《實證會計理論》有了中文譯本。《經濟研究》刊載的相當一部分會計論文也是實證會計研究的文章,主要是利用國外成熟的模型對中國市場進行檢驗,其中所用的經濟學理論大都來自于國外實證會計文獻。會計學者對企業理論、產權理論、理論和管制理論等進行了深入研究,發表了一些富有創見的成果。
近年來,公司治理理論成為會計學者應用的主要理論,在會計論文中出現的頻率很高。我國的《會計研究》雜志是一本具有較大影響的學術刊物,該刊自1981年以來,已刊載一定數量的管理會計方面的論文。我們選取1981～2000年《會計研究》上中與管理會計(包括成本會計、成本管理和業績評價等)有關的363篇論文,進行有關涉及基礎理論研究的描述性統計,剔除管理會計與其他理論結合的199個樣本,表2表明,經濟學在國內管理會計研究中出現的次數最多,應用頻率最高。
二、借鑒經濟學的精度、廣度與深度
(一)借鑒經濟學的精度———以研究方法為例
會計的研究方法根源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規范與實證會計研究像經濟學研究一樣,把規范法和實證法引入會計研究中。下面我們將對經濟學研究方法以及規范會計研究在20世紀的歷史進程與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推演進行簡單的回顧。最早區分規范經濟學與實證經濟學的是西尼爾,而對實證經濟分析與規范經濟分析做出更嚴格區分的是大衛•休謨,他提出所謂的“休謨判別法”:從事實性、陳述性的說明不能推導出規范性、倫理性的說明,亦即不能從“是”中推導出“應當”。休謨提出了實證經濟分析與規范經濟分析的判別標準,即實證經濟分析研究“是”與“不是”的問題,規范經濟分析研究“應當”與“不應當”的問題。同樣,規范會計研究著重于說明會計“應當是什么”,而不限于說明會計“是什么”,因而規范會計研究不滿足于現有的會計慣例,而是從邏輯性方面概括說明怎樣才是良好的會計實務。規范會計理論的主要研究方法有演繹推理法和歸納推理法兩種。
(1)演繹推理法
它是從一定的會計基本概念出發,推導出研究對象的邏輯性結構。演繹法的推導程序為:大前提—推導結論—驗證—具體問題。其主要步驟為:確定財務會計的基本假設或目標;說明會計基本假設或目標對財務會計的指導作用;根據既定會計假設和目標,推導相關的會計基本原則和會計基本概念;以會計基本原則或會計基本概念來指導會計實務,規定會計的具體處理程序。演繹法的優點是,可以保持相關會計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使會計理論的構建具有邏輯嚴密性。其缺點是,推理的正確性取決于假設前提,如果假設前提錯誤,則整個推理得出的理論結構將是錯誤的。
(2)歸納推理法
其特點是,通過對大量現象進行觀察,然后加以分類,從中概括出有關概念的內在聯系,再把它們組織或表述為理論。歸納法的推導程序為:觀察—分類—概括—驗證。歸納法的優點在于,它不受預定的模式束縛,把理論概念或結論建立在大量現象的基礎之上。但是,該方法的正確性取決于觀察對象的代表性。由于選擇觀察對象的范圍和代表性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一定準確。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西方會計理論研究主要是以會計假設為前提,推導出會計原則、會計準則以及會計處理程序。70年代以后,隨著新技術革命、決策理論及行為科學等新興學科向會計領域的滲透,會計理論研究主要以會計為前提,推導出會計信息質量特征、會計要素、會計確認、會計計量與會計報告的標準。實證會計研究作為一個與傳統規范會計研究特點迥異的研究學派,其目的不在于提出會計“應當做什么”,而在于解釋會計“是什么”、“為何是這樣”,并據以預測未來的會計行為及其影響(羅勇、賈鴻,1998),它是根據實際效用或現實因果關系來選擇會計概念、原則、準則和各種程序。實證會計研究的基本步驟為:(1)提出理論假說和有關假設條件;(2)建立理論模型并得出主要結論;(3)對理論假設模型進行經驗驗證;(4)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提倡在會計理論中引入實證研究的是美國會計學家M.C.Jensen,他在1976年發表的《關于會計研究和會計管制現狀的反映》中指出:“由于規范的理論占優勢,會計研究是不科學的。”實證會計研究能解釋已存在的會計現實“為什么會是這樣”,以及為什么會計人員要從事這樣的工作。自1968年鮑爾和布朗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發表之后,實證研究成為西方會計研究的主流,也使得管理會計的實證研究成為可能。管理會計的實證研究可以表述為:實證研究認為會計理論的目標是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而這也是經濟學大部分以經驗研究為依據的研究的基礎;以對假設的實證檢驗代替研究人員的價值判斷,對預先提出的理論性假設不是進行一般性的推演,而是采用可觀察、可檢驗的實際證據來進行檢驗和說明;實證會計研究以定量分析為主,廣泛采用精準的計量和數理統計分析方法,分析實際數據,對假設進行檢驗,這使管理會計研究的結論具有較高的準確性。
(二)借鑒經濟學的廣度———以理論為例
人是行為人,而委托人是行為影響的一方。人根據契約為委托人做事,委托人依據契約對人給予獎勵。企業的股票持有者與企業經理的角色是不同的,后者是經營(run)企業并做出決策,而前者是在契約簽訂生效后擁有(own)企業,對企業有剩余擁有權(residualclaimant)。剩余擁有權會產生剩余控制權(residualcontrol),這是一種可以后發制人的機動權(Berle&Means,1932)。理論說明,委托人和人有不同偏好,并且都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人具有機會主義行為,這將導致道德風險(Moralhazard)、成本(包括簽約成本、監督成本、保證成本和剩余損失)的產生。1976年,Jensen和Meckling首次提出成本概念,認為成本是企業所有權結構的決定因素,緣于管理人員不是企業的完全所有者這一事實。標準的委托—理論建立在兩個基本的假設之上:一是委托人對隨機的產出沒有直接的貢獻(即在一個參數化模型中,對產生的分布函數不起作用);二是人的行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觀察到(雖然有一些間接的信號可以利用)。在這兩個假設下,有兩個基本命題:(1)在任何滿足人參與約束及激勵相容約束而使委托人預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勵合約中,人都必須承擔部分風險;(2)如果人是一個風險中性者,那么就可以通過使人承擔完全風險(即使他成為惟一的剩余權益者)的辦法來達到最優結果。委托問題的產生有四個原因,即授權和控制權分離、不確定性和分散投資風險、科層組織結構中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有限理性和個人能力的約束(向榮、賈生化,2001)。委托人需要一種控制系統來使人按委托人的目標來行事,這種控制系統包括三個部分:決策權的分配(誰負責做決策)、業績計量與評價(向誰報告何種信息)、獎勵與懲罰(收集到的信息與人報酬之間的關系)。契約和決策的形成需要以信息為基礎,而會計和審計正是與這種信息的收集和傳播有關,因此,理論可以用于會計和審計研究中,以分析不同管理會計、財務會計和審計程序的效率特點(ChatfieldM、RVangermerch,1996)。對會計領域問題的研究最有影響的學者有:Holmstrom(1979,1982)、Jensen和Meckling(1976)、Watts和Zimmerman(1978,1983)等。理論可以深入到會計學研究的各個領域(JensenMC,1986),其對管理會計的貢獻在業績評價方面更為顯著。例如,在業績評價指標的選擇中,用理論來解釋會讓我們更深地理解會計基礎與市場基礎、財務基礎與非財務基礎、相對基礎與絕對基礎等矛盾。
需要說明的是,股東雖然可以通過審計者加強對經營者的監督,內部審計、民間審計都對審查會計信息、降低信息風險承擔重要責任,但在現實中,由于內部審計組織不夠健全,地位尚不獨立,民間審計會受到審計委托、審計費用和市場競爭等因素的影響,難以或不愿審查虛假會計信息,甚至出現審計師與企業合謀的問題(陳關亭,2001)。
(三)借鑒經濟學的深度———以產權理論為例
我們首先對產權、交易等概念的歷史演進及重要性做一個簡要回顧,然后闡述管理會計借鑒制度經濟學的必要性。完全競爭模型被構建出來,該模型的基本前提假設,如理、公司的規模不經濟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其假定還有一個與產權相關的隱含假定是支撐完全競爭模型的基礎:商品的供給與需求是決定價格的市場條件,對它們的利用反映了私人產權的制度安排;要實現完全競爭,所有的稀缺資源必須是私有的、明確的,并被有保障地擁有。這是從完全競爭模型或者近似完全競爭的模型中推導出的結果,也是由私人分散控制資源而引起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產權制度隱含在完美的假定中,在對與價格具有同樣作用的因素的研究中,對產權安排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1934年,康芒斯在《制度經濟學》中提出交易的范疇。他認為,“使法律、經濟學和倫理學有相互聯系的單位必須本身含有沖突、依存和秩序這三項原則”,“這個相互的單位便是交易”,“一次交易,是制度經濟學的最小單位”,交易“不是實際交貨那種意義的物品交易,它們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對物質的未來所有權的讓渡與取得,一切決定于社會集體的業務規則”,“交易是所有權的轉移”。1937年,羅納德•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中第一次提出交易成本。之后,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將等于社會成本”。后來有學者將其擴展、引申為:如果市場交易費用為零,不管權利初始安排如何,當事人之間的談判將使資源配置實現最優;如果交易費用不為零,不同的產權安排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可以通過明確的產權之間的自愿交換來達到資源配置的最佳效率。
為了優化資源配置,制度對產權的初始安排和重新安排是必要的。科斯定理說明,通過改善企業內部組織制度和企業產權制度,可以不斷地降低企業內外部交易成本,提高企業效益。然而,交易、契約、產權的關系如何?哪些類型的交易適合于企業合約安排?哪些類型的交易適合于市場合約安排?威廉姆森(1985)從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三個方面區分了交易類型,認為涉及高度專用性資產且經常重復發生的交易,適合于在企業內部進行。顯然,資產專用性對于為何通過企業配置資源給予了很好的解釋,但它不能解釋威廉姆森提到的作為“賣者”的企業為何存在。
借鑒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與邏輯演進,管理會計的現代應用必須滲透到制度經濟學提及的眾多理論(如交易成本理論、產權理論和制度安排等),否則,“如果沒有產權的界定、劃分、保護、監督等規則,沒有產權制度,產權的交易就難以進行,產權制度的供給是人們進行交易、優化資源配置的前提”。
三、經濟學對管理會計的啟示
(一)實證研究(計量經濟學)的精度———對現代管理會計研究的啟示
無論管理會計(作業成本會計與作業成本管理、綜合記分卡、KAIZEN成本計算、產品生命周期成本計算、行為會計、環境和戰略管理會計、智力資本管理會計等)的發展趨勢如何(余緒纓,2001),無論管理會計研究的內容由內深化與向外擴展如何并舉,無論管理會計的選擇指標從滯后性向前導性怎樣轉變,無論管理會計的貨幣性與非貨幣性分析怎樣結合,現代管理會計的特點、重點及難點研究,都需要計量經濟學的背景支持與后臺支撐。計量是會計的一種屬性,也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二)理論(信息經濟學)的廣度———對現代管理會計的詮釋
傳統的管理會計都假定信息是無成本的,或者至少不存在因信息而導致的成本差異。但是,信息經濟學理論表明,任何信息都有其特定的成本,信息成本因具體情況而異,信息系統只能根據具體情況來加以選擇。理論在信息經濟學的基礎上,從委托人與人獲取信息的角度,結合人的行為因素,在管理會計中得到應用。
1.有助于管理會計人員在備選決策方案中做出正確選擇
在理論體系中,管理會計信息可以為兩種不同性質的目標服務:(1)用于優化委托人或人將采用的決策的環境進行事前評估,即修正信息;(2)用于評價決策執行的結果,以便在委托人或人之間按照契約的規定來分享上述成果,即業績評價。決策前信息和決策后信息的作用以及對委托人和人利益的影響,有助于管理會計人員在備選決策方案中做出正確的選擇。例如,業績評價與激勵人的最優努力相關,而人的努力不能被直接監督,如果沒有建立業績與報酬相聯系的、能夠反映績效的管理會計信息系統,就不能激勵人為委托人而努力工作。
2.對管理會計理論與實踐出現偏差的原因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
管理會計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應用都面臨現代企業存在的一系列委托關系:董事會與經營者之間的委托關系、股東與董事會之間的委托關系、企業經營者與會計部門之間的委托關系、股東與審計者之間的委托關系等。從委托的機制來看,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決定著管理會計理論與實踐出現偏差的可能性與原因。
(1)委托人與人的目標、利益、風險不同
由于所有權與控制權彼此分離,現代企業存在著一系列關系。委托人和人因各自利益、目標不同,所承擔的風險也各異,在某些情況下,一方追求效用最大化時,會損害另一方的效用最大化。
(2)契約的不完備與信息的不對稱
會計實務的變化難以預料,這不可避免地使會計法規、會計準則的制定存在滯后性。這些法規、準則不可能把會計實務中所有的情況都包括在內,只能對會計的總體目標、總體原則以及不同的會計處理方式做出規定,而對會計處理程序和方法的規定則相對靈活,這使人在進行會計信息披露時有很大的變通余地。契約的不完備再加上信息的不對稱,使得人可以利用占有會計信息的優勢和契約的缺口,選擇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會計程序及會計處理方法,對會計信息進行“加工”,對自身的業績進行夸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會計信息的質量。
(三)產權理論(制度經濟學)的深度———對現代管理會計的提示
1.從交易費用的定性到定量分析
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深度已經滲透到管理會計研究層面能夠涉及的深度,如產權理論涉及的交易成本概念就屬于制度經濟學的內容。在交易成本理論中,交易成本包括外部交易成本與內部交易成本,涵蓋了監督成本、信息取得成本、組織制度成本以及不確定性原因引起的成本等。這些都可以歸結為機會成本,即選擇不同制度形式的生產或消費所損失的機會成本。在成本管理會計理論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機會成本理論,這里的機會成本是指選擇最優方案而舍棄次優方案所喪失的收入,其實質是選擇不同企業組織形式、生產要素配置與管理方式的問題,它貫穿于投資決策、生產組織和產品銷售等過程,是既定制度約束條件下的機會成本。對企業交易費用、機會成本在定性基礎之上進行定量研究,已成為管理會計的核算分析內容。制度經濟學研究正在更為深入地展開,將會為管理會計的領域開辟新的研究空間。
2.以資產的流動性劃分資產到從專用性角度劃分資產
資產的分類一般都遵循一個原則:以資產的流動性為標準,對資產進行分類和管理。按流動性劃分資產存在的一個很大問題是,信息使用者既不能獲得關于無形資產的準確價值計量信息,也不能獲得有價值的評估信息。其原因是:(1)存在不能獨立存在的無形資產,這些無形資產與企業的有形資產相結合無法分離,而能夠分離的無形資產價值又往往是在企業經營有形資產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所以人們難以清晰地界定其范圍;(2)流動性劃分與無形資產的相關程度很低,按照流動性進行劃分的資產雖有利于描述有形資產的特性,但不能有效地描述無形資產的特征,也就是說,流動性與無形資產的相關程度很低,信息使用者如果僅利用現有的財務報告信息,是很難評價無形資產價值的。資產專用性并不是為描述無形資產而提出的,但從會計的角度看,專用性對資產進行另一種分類,能夠從財務報表中挖掘更多信息。我們可以對資產的專用性進行一下回顧。
1985年,威廉姆森將描述交易的主要維度分為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次數。資產專用性,是指為支持某項特殊交易而進行的耐久性投資。專用性資產一旦被用于某種交易,它就無法在不發生巨大損失的前提下轉移到其他交易中。由此可見,資產專用性表明資產有專門用途,其收益依賴于它所支持的專門交易。資產專用性包括地點專用性、實物資產專用性、人力資產專用性、完全為特定協議服務的資產專用性以及名牌商標資產的專用性。交易的不確定性,是指由于交易雙方的協議不可能完全,在交易過程中就可能因為一方的機會主義行為而出現一些預料不到的情況。在雙方進行了專用性投資的情況下,由于不確定性的存在,雙方的交易關系更加復雜化,進而出了對契約關系進行調整的要求,并因此對組織與交易的匹配關系產生影響。交易發生頻率,是指交易雙方進行交易的經常性或重復程度。采用垂直一體化方式,能夠提高契約關系的穩定性和調整性能,但垂直一體化會增加組織管理費用。因此,只有對較高頻率的交易實行縱向一體化,在經濟上才是合理的。需要補充的是,考量交易的另一主要維度應涉及交易效率,交易效率對分工水平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它隨合約自、合約結構的優化、產權保護程度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四、結語
[關鍵詞]社會政策經濟學社會健康保險政策養老金經濟學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會政策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社會政策針對貧困、失業和社會供養等等問題規劃藍圖，因而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社會政策的制度設置應當被視為對具體社會問題的回答，要理解一項社會政策制度設置的應力，我們必須理解它為什么要建立。一個國家的制度選擇要考慮它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對于探詢在不同制度結構下，社會政策產生什么樣的后果，經濟理論是一個有用的分析手段。維也納大學經濟學系羅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專著《社會政策經濟學》，運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對社會政策的研究基礎進行了深入的探索，為社會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筆者將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內學者，以期拓寬我們社會政策研究的視角。
1、社會政策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和計量方法
1.1社會政策的范圍：
社會政策范圍不僅覆蓋資助貧困人口，還包括幫助人口中的其他社會弱勢群體。從實踐上講，社會政策的內容應當包括：（1）健康保險，（2）退休人員和老年人的供養，（3）幫扶失業者，（4）有關家庭的政策，（5）貧困。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
1.2社會政策的目標：
為了評價社會政策的效果，我們必須清楚所提出的社會政策計劃的原因，否則，我們無法評價社會政策的福利效果。社會政策的目標有：（1）反貧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險），（3）再分配，（4）規定有利于弱勢群體的契約結構（例如，勞動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會政策計劃，其目標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貧困計劃不是為全體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險的主要目的，盡管反貧計劃對減少貧困有貢獻，對于貧困人口來說非常重要。基本養老金是反貧非常重要手段，但幾乎不適合防止風險的計劃，特別是對于私人退休供養。我們并不清楚建立社會保險計劃的原因，個人要面對許多風險，其中一些風險可以通過商業保險避免，如防止火災、汽車被偷等等。社會政策計劃則不涉及防止火災和汽車被偷遭受的損失。但大多數國家針對一些不測事件，建立了社會政策計劃。因此，我們將思考，為什么一些風險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而其他的則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賴以設立的最重要的風險有：（1）失業，（2）疾病，（3）殘疾，（4）與退休有關的財富損失，（5）壽命超過個人資產和財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從富人征收財富轉付給窮人，這個概念太狹窄，不能很好地說明社會政策計劃的范圍。我們需要區分四種再分配類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財富，在個人或家庭戶之間進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體內，根據個人或家庭戶的具體特征進行的再分配。（3）個人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將個人或家庭戶在某個時點的錢挪到相同個人或家庭戶另一個時點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時刻出生的人必須支付給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從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際再分配。第一、二、四種類型是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第三種類型是個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會政策的經濟學方法
經濟學家們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社會政策。這種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學家探討人們面對不同的選擇，將如何行動。經濟學家把社會現實看作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但社會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視的危險局面，在這種局面下，理性個人不可能做出連續的選擇。而且，對于一些人，理性選擇假設不適用，例如，精神有障礙的人。限制選擇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會政策的背景。
社會政策分析使用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技術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戶效用最大化。這些限制包括預算限制和現存的管制。例如，最長工作時間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適當的數學，即受約束的最優化技術。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圖表分析通常足夠了。
1.4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
就社會政策來講，存在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按照個人受影響的方式進行區分，社會補助金有：（1）只針對貧困或首要針對貧困的社會援助計劃；（2）對所有那些主要通過與工資收入相關聯的支付繳費款的人員的計劃；（3）針對所有公民的計劃。如果第一種方式是社會政策的核心，減少貧困是它的主要目的。這種類型社會政策的意圖可以與自由思想相聯系，即支持窮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給市場。在第二種方式社會政策中，保護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標。第三種類型的社會政策希望為每一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護，同時，保護工人的收入。有人認為，社會民主思想支持這種類型的政策。20世紀90年代，這三種類型政策的區分越來越模糊。當評價不同社會政策體系的實際運行情況時，這些區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們同樣需要對國家作為社會政策的管理者和國家作為社會政策計劃的組織者的差異。我們也可以區分不同的社會政策的組織結構：（1）國家組織健康服務等活動。國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務。如果服務的平等性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話，國家組織活動是一種切合實際的供給方式。（2）國家為社會政策建立特別機構，使之為社會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這些機構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組織領域和活動范圍，在這種情況下，機構之間不存在針對顧客或活動領域的競爭。這些的機構通常按照職業界限來劃定。（3）國家強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補貼付款，但把組織的機構留給市場。
2、社會政策的經濟學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與福利經濟學定理[2]
討論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果，必須提及比較的標準，否則，不可能闡述一項計劃的引入以及它的實施范圍是否有利于或者減少福利。
前面已提過，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再分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目標，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發現如何用最低成本實現這些目標，以及這樣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呢？用保險防止不測事件和確保個人自身的再分配？人們能自我照料嗎？社會政策對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意的、必要的補充。為了理解這種背景下社會政策，我們需要探討介入市場體制的運行。第一個問題是：商品和服務只通過市場分配給個人，這種經濟的后果是什么？這是一般均衡理論所探討的。有兩個問題需要提及：（1）有均衡嗎？均衡是價格的向量。（2）如果有，這樣的均衡從社會想望的意義上講，是件好事嗎？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對社會政策特別有意義，在一些情況下，自愿合約不被社會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賣身為奴。在什么情況下，認識均衡在特殊意義下是件好事，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種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種極端不平等的分配。關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論的有一個強有力的定理：在某種經濟狀態下，市場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們從一般市場均衡理論導出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定理。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損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嚴格的條件下，通過再分配資財可以實現每一個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給競爭的市場。第二個定理能用于社會政策的背景嗎？這有一個很大的益處，因為這樣，國家可以把它的活動限定在再分配。這個命題的基本內涵是政府征稅，以資助特殊群體。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在大多數情況下，征稅和轉移支付產生大量的分配效應，因此，沒有任何分配效應的再分配是不切實可行的選擇。
2.2不確定性分析
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經濟學中分析不確定性問題，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預期效用函數或者叫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NM效用函數不是處理不確定性問題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卻是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從數學上講，NM效用函數的優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經過適當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經濟學定理）的基本結果有效。不確定性對于社會政策具有重要意義，即使在帕累托意義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確定性得到解決后，情況變得相當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壽命超過他們的預期和他們積累的財富資源，解決這樣問題的一種方法是保險。不測事件有關的涉及社會政策的基本問題是：為什么可以通過市場來保險來防備有些不測事件的發生，而對其他一些不測事件，則不存在市場保險，必須由社會政策來補充？
是否存在與不確定性相聯系的特定的市場失靈？從帕累托意義上講，保險市場有效運行的條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條件有兩個（1）事件的獨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對稱，與不對稱信息相聯系，導致非帕累托最優均衡的兩個問題：一是逆向選擇（事前機會主義），另一個是道德風險（事后機會主義）。這些都是研究社會政策經濟學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會政策的經濟原因
首先是風險分離與保險金供給不足。在不同的保險計劃中，風險分離不被社會想望，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規范方面的原因：為什么具有不同風險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險費？二是如果出現信息不對稱，風險分離可能導致保險金供給不足。避免風險分離的一個辦法是建立社會保險。當社會保險建立后，它不可與以能夠分離風險的保險公司為競爭對手。因為保險公司會拿走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而把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留給社會保險。這并不是說就沒有競爭，但風險分離必須被抑制，抑制的辦法是，強制保險公司為申請人提供一份合約。另一個辦法是，競爭的社會保險機構之間橫向補貼，即擁有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必須給擁有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提供補貼。一種風險，由于它產生惡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場保險公司不愿為它保險，而社會保險機構可以為它保險。社會保險是在一種制度安排內保險和再分配收入的設置。
第二個方面是經典的市場失靈觀點，即信息不對稱。由于信息不對稱，市場分配的結局是非帕累托有效，從這個意義上講，出現市場失靈。這可以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是沒有被覆蓋的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然而，如果抑制個人所屬的群體產生成本，可以看到，在這種情況下，高風險群體被約束在市場中，那就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3]
2.4社會政策的效應
不管社會政策的意圖是什么，我們必須考慮社會政策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有時候，這種考慮會被拒絕，因為一些人認為社會政策頒布的目的是應當將經濟考慮置于一邊。但社會政策經濟學探討的是：經濟學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討論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否應當實施，而是分析社會政策應當怎樣實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達到社會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會政策計劃有兩種類型的效應：一是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應(distributiveeffects)。這兩種分配的意思幾乎一樣。之所以做出區分，是為了分析兩種不同的問題：A型分配問題是分析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影響資源的使用，即在引入養老金制度后，總的儲蓄是更高了還是更低了，以及勞動供給由此受到怎樣的影響。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務如何影響社會政策計劃的供給，這是總的福利問題，不考慮在不同人群之間如何分配。對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討既定的福利總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詢的是誰受惠和誰支付的問題。盡管在許多情況下，這兩個問題不可能被明確地區分，但為了分析的方便，必須做出區分。
2.4.1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應最重要的原因是通過實施社會政策計劃，相對價格改變。價格變化是因為某種商品或活動變的便宜了，以及資助計劃需要繳納保險費改變其它商品或活動的相對價格。為了了解稅收或收益如何通過改變相對價格影響經濟活動，我們可以使用標準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在家庭戶理論和公司理論中，有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之分（具體分析略）。這些A型分配效應是目前許多國家社會政策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社會政策背景下討論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應包括：（1）勞動力需求和勞動力供給（如養老金計劃、失業保險、貧困減少等）。（2）儲蓄和消費（如養老金計劃、健康保險等）。（3）使用免費和（或）補貼價格供給的商品和服務（如健康服務、住房補貼、貧困減少等）。
2.4.2D型分配效應。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收入分配的效應時，我們必須對下列問題做出判斷和假設：
（1）、比較分配的標準是什么？我們是使用“歷史上既定的分配”還是使用“理論上解釋性的分配”作為標準呢？一個現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理論分析，使用理論標準更可取，不應把這條標準看成規范標準——一個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體假設下的奏效的分配。經濟學可以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產生什么樣的變化。
（2）、計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樣的計量單位？一方面使用以個人、家庭戶或家庭為計量單位的數據，會使研究的結果產生差異；另一方面的問題是數據的可得性。在一些國家，關于家庭戶的收入數據很難得到。
（3）、再分配或保險？我們不能從理論上區分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提供保險好還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時候，把再分配計劃看作保險是一個有用的方法。因此，當探詢一項計劃的垂直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當探詢一項計劃的水平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規模、發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繳費和補助金的歸屬，即：誰得到補助金，誰繳費？社會政策法規只從形式上規定誰必須納稅和繳費，誰接受補助金，而不決定誰實際承擔稅收負擔和誰實際得到補助金。“稅收歸屬”探討這些問題。
（5）、應用研究，使用解釋性的案例，還是使用真實數據，哪個更好？在大多數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歡用實際數據，但研究社會政策時，使用實際數據會出現問題的。這些問題是由于在終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現的。首先，研究者會需要幾十年個人化的數據，這樣的數據很難得到，因為缺乏對過去幾十年數據的系統處理，另外，還因為被分析的制度設置存在的時間不夠長。其次，在使用經驗數據的時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應和結構變遷的效應。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過程的收入數據，但由于不同的時間環境，收入發生變化了。由于經濟增長，對于特定的同批人來說，收入增加對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垂直再分配是無關緊要的。[NextPage]
3、應用分析
在這部分，我們重點介紹社會健康保險政策和養老金政策。
3.1社會健康保險政策
3.1.1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兩種方法
在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文獻中，通常有兩種方法：一是精選的假設方法，另一個是社會政策方法。精選的假設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種資本儲存，這種資本存量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這種方法為基礎進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標準的微觀經濟學理論。社會政策方法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上：就衛生健康問題來說，只有在技術的可得到的情況下，才有特殊服務需求在衛生健康與其它商品消費之間沒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這種方法不探究衛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衛生健康服務的效用，不考慮衛生健康服務消費與其它商品之間的選擇。這種方法是大多數涉及衛生健康的社會政策立法的基礎。這兩種方法只有在事實的和規范的假設下才切合實際。精選的假設方法假定關于自己的衛生健康服務消費，人們能夠并且應當做出決策。社會政策方法則拒絕這種觀點，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務。我們可以把這兩種方法與事前和事后的觀點聯系起來：經濟方法采用事前的觀點，它考慮預期效用；而社會政策方法關心實際結果，采用事后的觀點。每種方法都不全面，因為一種方法忽視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種方法包含。概括地說，精選的假設方法忽視了需求問題，而社會政策方法沒有考慮提供衛生健康服務的經濟問題。
3.1.2公共健康保險的目標：規范方面的問題
（1）貧困。讓一些收入太低買不起保險的人能夠得到健康服務。（2）維護人口健康。一項成功的政策不僅減少疾病發生率，還要提高健康水平，這是一種定位于輸出型的目標。還有一種定位于輸入型的目標，即保證良好的健康服務的供給。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人口健康并不隨著醫生和醫院床位數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會健康政策要覆蓋沒有被商業保險的風險。（4）實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計劃。（5）實行有利于高風險人群的再分配計劃。
3.1.3A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應，它影響一個國家經濟資源的使用。我們要關注的問題是社會政策是否導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隨著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歸結于（1）價格上漲。我們必須對價格上漲與質量提高做出區分，因此可以說，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價格上漲引起的。（2）政治和社會的因素。許多國家越來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衛生健康服務，部分歸結于政治和社會因素，即越來越多的人享受服務、健康服務延伸到都市以外、過去被認為是偏離行為現在被看作是健康問題。（3）人口演變。人口參數的變化會影響健康支出：預期壽命增加和人口構成的變化。（4）技術進步。由于技術進步，許多醫療服務變得便宜了，但同時刺激新的醫療產品的研制，增加醫學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制度具有許多D型分配效應：人與人之間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際的再分配，以及個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再分配。評價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的基礎是公平保險。評價再分配的數量，必須假設收益和成本的歸屬。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假定在社會健康政策體系中沒有赤字或剩余。假設社會健康政策體系僅僅是一項以健康服務成本為標準的保險、別無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應建立在這樣的假設的基礎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還要考慮社會地位和教育等問題。
3.2養老金經濟學
3.2.1養老金制度的理論基礎：與基金制度比較，非基金制度的長處
要了解養老金制度的運行情況，我們很自然地假定人們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討最優的儲蓄量是多少。為了方便起見，通常把養老金制度放在一個特殊的框架內，即迭代模型中來分析。假定把一個人的一生分為兩個時期，每個時期有兩代人，一個人在第一時期工作，在第二時期不工作、如果沒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費儲蓄金。再假定他只關心自己的消費，不打算留下遺產，進一步假定死亡的時間是確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階段的消費，c2是第二階段的消費。如果沒有公共養老金，他必須考慮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為儲蓄，r是利息率，結果是最優儲蓄數量為s*。在封閉經濟中累計的儲蓄決定資本存量。
為了討論公共養老金引入后的效應，需要區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繳費比率不大于人們自愿選擇的儲蓄率，那么，限制不會改變（b：對養老金制度的繳費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義務儲蓄擠出自愿儲蓄，那么最優儲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計劃，并且繳費比率定為β、養老金為p，那么個人面臨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養老金制度既沒有赤字也沒有剩余，β決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兩個時期消費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話，∂s/∂p<0，非基金制養老金計劃的引入減少了私人儲蓄。在實行PAYG（現收現付）制的國家，由于較少的資本存量，利息率更高，邊際勞動產量更小，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結果：第一代的消費增加，而后代的資本存量更少。這對福利有何意義呢？為了比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異，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標準（具體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長，實行PAYG制使所有幾代的福利更好。
通過引入非基金制確保所有幾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個假設是：什么時候通過要素W，一代人與下一代產生捐贈，W相當于勞動生產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較兩種養老金制呢？如果繳款率不超過最優儲蓄率，那么基金制養老金計劃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為了比較兩中制度，我們需要比較兩種收益率。假定繳款率b不變，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勞動生產率（W=1+w），n表示人口增長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優。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那么引入PAYG制將確保帕累托改進。從長遠來看，我們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低，這就是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進的原因。概括地說，將PAYG制轉為基金制通常不會產生帕累托改進。
3.2.2A型效用：勞動力供給
大多數國家的有效退休年齡在下降，分析這個問題必須假定養老金制度不改變個人財富，即這種養老金是一種公平養老金。尤其是如果一個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財富不變。如果有公平養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個具體年齡退休？假定一個人的效用函數分為消費和閑暇兩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費，lt表示閑暇。他從t=0工作到N；儲蓄率為s；繳款率為b。那么c+b+s=1。終身效用是（T為最大生命跨度，c為一年的消費）：
U(c)N+[(U(c)+v)(T-N)]=U(c)t+(T-N)v
人們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養老金
養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預算限制減少到Tc≤N
如果沒有遺產，他消費所有工作期間所掙，養老金不影響退休時間。如果有借貸限制，情況就不同了。如果貸款的利息率明顯高于儲蓄利率，那么養老金制度會影響退休決策。C*表示工作期間最優消費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優的消費，因此他在工作期間的消費是1-b，。最優化問題變為（Cr表示退休期間的消費）：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繳費率相當于增加養老金，降低退休年齡。但實際上幾乎沒有什么養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齡和最低繳納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稅收規定可以使用于工資收入和退休收入，還有對提前退休的特殊規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沒有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一般理論，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完全取決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釋。許多養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應，主要是由于收入與生命預期的相互作用。與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預期壽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預期的差異，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計劃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較不同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應，必須考慮其他社會政策計劃，如社會援助、健康服務等。
影響再分配總量的三個重要方面是：（1）性別。女性預期壽命長于男性，平等對待男女的公共養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預期壽命更長，公共養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狀況。大多數養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養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為女性預期壽命比男性長。如果幸存者養老金制度根據經濟狀況調查結果確定補助，那么幸存者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單身有工資收入的家庭戶，如奧地利。
3.2.4人口變遷與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
預期壽命的增加和總和生育率的下降減少勞動人口，這兩種人口學要素的變化對養老金制度產生的影響有：（1）從絕對數和占GDP上講，加重養老金負擔。（2）為了保持養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須增加繳款比率。（3）繳納的保險費的收益率顯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規模發生變化。[NextPage]
4、評論
羅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給我們這么幾個印象：
第一、多學科交叉研究問題。羅斯那先生不僅使用了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方法作為分析社會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礎，還在分析過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將經濟學與政治學巧妙地結合起來。另外，將人口學的變量（如預期壽命、生育率、人口增長、撫養比等概念）納入到分析中來。當然，這在西方學者中并不希奇，但對于我們研究社會政策來說，仍然是富有啟發性的。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一般比較熟悉或習慣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領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關注去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運用相關學科知識的時候，知識結構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來。常常是研究經濟學的不熟悉社會學，研究人口學的不熟悉經濟學和社會學。錯用、誤用其他學科概念、理論和方法的現象時常發生。單一的知識結構是遠遠不能社會政策研究的，社會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口學、統計學等學科甚至是自然科學的知識背景，不僅如此，還需要在研究中把這些知識綜合起來，作到融會貫通，只有這樣，社會政策研究的根基才會厚實。從我們閱讀的大量的西方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社會科學的文獻來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種趨勢，我們需要補課并迎頭趕上。
第二、社會政策的理論基礎。經濟學有新古典主義、后凱恩斯主義、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學等學派，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體現了新古典學派的思想，羅斯那先生的社會政策經濟學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讓人想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的研究[4]。但不管怎樣，羅斯那先生為我們研究和制定社會政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他提示我們社會政策不僅僅是對社會問題簡單的描述和提出解決的辦法，社會政策更是一門學問，需要有理論基礎。廣泛地說，在經濟學內部，不僅新古典主義，其他學派同樣能夠為社會政策提供理論基礎，其他學科的理論如社會學理論、政治學理論等也是如此。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做社會政策研究，習慣于就某種社會問題和現象提出問題、進行就事論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礎理論的闡釋，使得政策建議顯得單薄、空泛，缺乏說服力，往往是一項社會政策研究學術論文不象學術論文，政府工作報告不象政府工作報告。象中國這樣一個國情復雜的國家，一種社會問題涉及許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種學科的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政策的原因進行闡述，并在研究中總結出一套有效的理論。
第三、社會政策的研究范圍。一般來講，社會政策應當有其研究的范圍，不能將其外延泛化。羅斯那先生總結了發達國家的經驗，將社會政策限定在五個方面，并指出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對這種限定可能會有爭論，但我們認為這種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們需要做的是，根據我們國家的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中國社會政策的范圍和研究領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擴大或縮小，在內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減少，值得進一步探討。時下，學術界和政府界關注的農村養老保險和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等等，他們與社會政策的關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會政策的效應。羅斯那先生區分了社會政策兩中不同的效應，我們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應主要從物的或者說是資源總量方面反映社會政策的效應，D型分配效應則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他的這種劃分為我們評價社會政策的實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啟示我們進一步分析：除了這兩種經濟學的效應，是否還有其他效應呢？比如，社會政策的政治學效應是什么、社會學的效應是什么，這些都需要我們發揮空間思維能力，認真思考。羅斯那先生的兩中劃分對于我們建立和實施一種嶄新的社會政策評價體系和評價的手段也是很有意義的，而且評價體系和評價手段也應當是多樣化的。如果一項社會政策研究有理論基礎，恰當的方法，細致的實證分析和可行的評價體系，那是再好不過了。
第五、社會政策的適用性。羅斯那先生明確指出，他的社會政策經濟學的研究是針對發達國家的，對于東亞國家和窮國幾乎沒有涉及。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市場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們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會結構，他們的社會政策主要針對城市人口的，他們沒有也不會涉及農村人口。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城鄉差別仍就很大，二元結構還要持續很多年，我們的社會政策顯然與西方國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異。通常我們做社會政策研究時，對城市和農村問題是分別論述的。所以，我們必須考慮西方社會政策經濟學在中國的適用性。我們借鑒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決不能盲目地追隨，盲目的追隨會使我們失去方向。我們借鑒要善于從社會政策經濟學中體會其活躍的思想火花和開放的學術精神。我們研究和制定一項社會政策時需要考慮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發現有關社會政策的制度結構的信息，從中發展出中國的社會政策經濟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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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一、知識經濟的時代意義
按照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建立在知識信息的生產、存儲、使用和消費之上的經濟。從我們所看到的不少資料表明：人們在強調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時，主要是區別于物質、資本在生產中起主導作用的物質經濟和資本經濟而言的。與依靠物資和資本等這樣一些生產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相區別，現代經濟的增長則越來越依賴于其中的知識含量的增長。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的創造中其功效已遠遠高于人、財、物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成為所有創造價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識經濟的提法可以說正是針對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創造中的基礎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認為知識經濟僅僅是區別于所謂的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其一，人類經濟時代的劃分有自然經濟、工業經濟，但沒有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的提法。其二，一個經濟時代的劃分重要的不是生產什么而是用什么生產，這里包含一個重大的區別，即一定社會的主導生產工具及由此形成的產業，這顯然不是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所能反映的。而知識經濟不但從知識在生產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主導經濟增長的知識性產業已經形成。對此美國經濟學家羅默提出，要求在計算經濟增長時，必須把知識列入生產要素函數中。因此OECD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正是揭示了知識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并準確地反映了知識經濟的現實。所以，我們從經濟時代的角度來認識知識經濟，才能切實地反映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歷史性變化和人類社會已進入一種嶄新的生產方式這一偉大現實。我們認為知識經濟是繼自然經濟、工業經濟在人類財富創造形式上的嶄新時代。我們稱之為知識經濟的，就必須使這種稱謂有相應的經濟學理論基礎。這需要一個切入點，這個切入點顯然不是目前報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證知識經濟的提法，而應是論證知識經濟何以可能的理論基礎，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二、知識經濟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沖擊
知識經濟對經濟理論的沖擊首先是基礎理論。知識經濟的出現使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必然要合理解釋和反映這種社會經濟生活的新本質，從而在更新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基石上構建指導人類新的經濟實踐的經濟學。事實證明，經濟學的一些研究領域已經初步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著這種新經濟的沖擊。尤其突出的是貝克爾的人力資本論、發展經濟學、市場營銷學及一些管理性經濟學科，這不斷地加大著部門經濟學科和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分離。我們已經看到了知識經濟的現實，但我們用以解決問題的理論并非建立在這種現實基礎之上。這便是舊理論無所作為的必然。縱觀人類社會全部的經濟活動無外乎這樣兩個內容，其一是社會財富的創造問題，其二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這里我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第一個問題，形成這一問題的核心內容是一定社會的財富是什么？如何實現這種財富的增長？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集中地形成了該社會的經濟學基礎理論即價值理論以及增長理論。我們從經濟學角度考察一定社會所追求的新的社會財富是什么，如何創造出來，不能不看到，新的社會財富的創造總是受制于當時社會的生產方式。從古代社會的錢物積累表現出的社會財富，及與之相應的注重農牧和戰爭掠奪的財富增長形式，到威廉·配第實質性地揭示出農業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財富創造中“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里的勞動成果是直接地表現為社會所認可的社會財富。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萌芽的到來，重商主義堅定地認為商業貿易創造價值、增進社會財富。事實上商業貿易只是轉移現實的社會財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創造新的社會財富。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類經濟的核心，揭示了生產創造價值這一人類社會財富增長的實質。在資本主義進入典型機器大工業化生產條件下，馬克思完善和發展了勞動價值學說（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資本主義財富增殖的剩余價值學說）。這些理論集中說明的是在一定經濟時代里新的社會財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的。自然經濟時代，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人的勞動力，勞動也主要是人的體力勞動；工業經濟時期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先進的機械力，尤其是工業經濟的成熟期，以機器為主的機械力勞動成為社會財富基本的創造形式。新增加的社會財富完全是表現為滿足人們各種各樣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價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會認可的多少都直接地決定于生產它們所使用的技術的先進性。這使工業經濟時代的勞動價值論典型地表現為價值的技術決定論。當人類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知識經濟時代，反映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創造的勞動價值理論在新的生產方式中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
首先，在現代化的企業生產中，人們認識到外在于勞動過程的知識性的管理也成為創造商品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學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創造價值的第四個要素。而管理正是隨著人們對企業自身性質認識不斷深化所形成的知識和信息，管理人員正是運用這些知識和信息，服務于生產過程而現實地增加產品的價值。美國德爾福集團甚至提出企業知識管理，認為這是現代企業成功的關鍵。指出“雖然知識管理的首要目標不是技術，但是公司將發現，它們在知識經濟中如果離開了知識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競爭力。”（《參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場自由競爭中企業所投入非生產性領域的大量廣告費、贊助費及各類社會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產領域，按勞動價值理論是不會創造價值的。現在恐怕沒有企業界的朋友會否認這方面投入的豐厚回報，在這些非生產性領域的投入極大地提高了處于自由競爭市場中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這些知識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響著消費者的選擇，對商品無論在價值大小以及實現多少上都起著關鍵的作用。
第三，現在主要讓我們來看使工業經濟時代躍升到知識經濟時代的先導產業———信息產業。美國人不無自豪地指出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最大的新的經濟增長源，約占近年美國經濟增長的40％。如果你對這個數字還缺乏敏感的認識，那么你對這組數字肯定會感興趣：一個發展才十幾年但已擁有資產2000億美元的微軟電腦公司和已經發展一百多年才擁有400億美元資產的通用汽車公司，后者曾是美國工業經濟時代的象征之一。微軟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給你直接可以消費的面包、汽車或實實在在的鋼鐵。它提供給社會的只有處理信息的計算機和載滿了能滿足你對知識管理需要的各種軟件，這里幾乎沒有辦法用勞動價值理論來分析，最高級的知識在這里直接轉化為最大的價值，過時的知識在這里也一文不值。同樣的編程人員、同樣的工作強度，但可能所創造的價值相差懸殊。這里價值形成的唯一基礎是以其知識含量的高低來比較的。其他如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光電子產業等等高新產業中，知識是與他們所能創造價值的大小、所能實現價值的多少直接地聯系在一起的。也許僅僅因為一個連字符的遺漏而使數十億美元化為烏有，也許僅僅因為一個新的配方而價值倍增。在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實現形式，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財富已直接地與人類最寶貴的知識掛鉤，這不但突破著舊的社會財富觀，而且直接使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新的社會財富。
綜上所述，知識正自在地存在于當今源源不斷被創造出來的新的社會財富中，深刻地改變著經濟學的基本范疇的內涵及基本理論。正如我們分析的，一定經濟時代新創造的社會財富，總是最深刻地反映著一定經濟時代的社會生產的實質，并通過這個實質使一定時代的社會生產方式向更高級轉化。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切都是財富，一切都不是財富，對新增社會財富的考察必須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結合。如果說工業經濟時代商品的價值主要指一定技術條件下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的大小體現出在勞動時間多少上的競爭，那么知識時代的商品價值則主要是指在無差別人類勞動中所蘊含的知識和信息，價值的大小體現在勞動中對知識和信息的競爭。我們創造的新財富是未知的，但我們通過當前的勞動卻現實地改變著已經形成的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這個循環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們在現實消費需求中所消耗的社會財富總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會財富是以空的數字指標表明社會生產的創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是唯一的，因此對一定生產方式下新形成價值的那種核心要素的競爭便是社會經濟增長的實質。而這種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積累，也就是對新增的社會財富的分割、占有和積累。從這個意義上看，OECD定義的最后一句，不無道理。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與工業時代相適應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亟待發展。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說明知識經濟是存在的，使知識經濟有合理的理論基礎，把我們看到的現實和我們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的理論有機地統一起來。
三、知識經濟對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改變必然意味著傳統經濟學的增長理論、貨幣理論、周期理論及其他一些理論都必須重構
知識經濟正以其在現實中的迅猛發展向我們展示出現代經濟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和增長形式，使傳統經濟學理論所揭示的內涵式增長、外延式增長、規模經濟增長、投入產出等增長理論都表現出嚴重不足。
首先，知識在現代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已徹底改變了傳統人、財、物要素配置所帶來的增長。
其次，知識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參與生產的形式完全不同于傳統要素，并形成新興的主導產業。
再次，同傳統工業經濟的規模相比較，依賴知識創造效益的增長正表現出同一產業的分散組合和不同行業間的技術融合，很難從規模化的投入和產出上進行分析。
最后，知識在當今社會新財富創造中的獨特性和基礎性，使我們對形成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并不能直接地從生產領域或某一產業中去尋求，增長的因素或動力也許是直接地存在于生產領域之外。知識經濟條件下，也許真正導致增長的投入在一些非生產領域而并非生產領域。只有我們把上述問題研究清楚，我們才能找到知識經濟條件下促進主導產業形成、推動經濟增長的有效作法。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曾明確指出主導產業對一個時代的經濟起飛具有決定意義。曾因煤、鐵為主導產業相互推動而促成戰后經濟奇跡的日本在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業調查會總經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訊產業可以說是21世紀最典型的主導產業。如果說20世紀基本上是發動機和電動機占主導地位的‘動力的世紀’，那么21世紀將是通信、廣播和電子計算機技術三位一體的‘信息的世紀’”。在這一問題上有的同志以產業升級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識經濟時代我們面臨的機遇。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在這樣產業巨變的經濟時代，最能代表知識經濟特征的產業是主導產業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這一產業在根本上只是為知識經濟時代的其他產業提供生產手段。而各國在此基礎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導產業仍然是要和國際分工、本國經濟現實相結合。知識經濟向我們展現出不同于工業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和高效益，無疑有更深刻的增長方式在現實地發揮作用，這就使我們更要深入研究知識經濟增長理論，理解現代經濟增長的內涵和實質，在未來的發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長政策和計劃。并由此出發考察知識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市場、人力、管理等等相關經濟因素在新的經濟狀態中的運動規律，從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識經濟的理論。
關鍵詞：分工就業新興古典經濟學專業化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我國的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為此國家采取了各種措施和手段來解決日益嚴峻的就業問題。本文試圖從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角度論述我國的就業促進戰略。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失業理論
新興古典經濟學以超邊際分析來復興古典經濟學思想，把研究重點放在分工與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上。在楊格看來，分工包含著三個方面：一是個人的專業化水平；二是不同專業的種類數；三是生產的迂回度。而生產的迂回度是工業化的一個主要特點，工業化發展的程度越高，迂回生產鏈條的長度就會越長。伴隨著新技術的產生和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提高，一個國家的工業化或經濟增長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分工水平演進的過程，表現為個人專業化水平加深，生產的迂回程度提高，迂回生產鏈條上每個環節的產品種類數增加，而這意味著不斷出現新的專業和分工領域。
根據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失業是與分工相關聯的一種經濟現象。如果沒有分工，整個社會都處于自給自足的狀態時，不存在失業；當整個社會處于完全分工狀態，每個人都進行專業化生產時，社會也沒有失業。失業發生在一定水平的分工階段上。從一般意義上講，當分工演進機制受阻，原來的專業化生產不能進行時，從事專業化生產的勞動力既不能重回自給自足狀態，也不能躍進到新的分工水平狀態，失業便會產生。具體而言，新興古典經濟學解釋失業有三種方法。
第一種方式是分工網絡的可靠性，即交易風險來解釋失業現象。在新興古典產權理論中，若每個交易都有一個失敗的風險，則當外生交易效率改進時，均衡的分工水平會上升，而整個經濟分工協調完全失靈的風險也上升。但是因為外生交易效率改進時，增加的分工好處大于增加的總外生交易費用和增加協調失靈風險的壞處，所以人們會從這些相互沖突的效果之間的最優平衡角度，同時選擇高分工水平和高協調失靈的風險。而高分工水平意味著商業化程度、大市場容量和高總量需求，分工協調失靈的風險則意味著人們在協調失靈中可能被迫回到自給自足的低生產效率。因此，整個經濟分工協調失靈的風險意味著大規模失業的風險。
第二種方式是所謂整數理論來解釋失業現象。所謂整數問題就是瓦爾拉斯均衡存在的整數條件，即能產生最高效用的角點均衡中，選擇專業化模式的角點均衡人數必須是整數。假定一個經濟中只有3個人，當交易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時出現分工，瓦爾拉斯全部均衡意味著每個專業有1.5個人，這與整數條件不符。因此瓦爾拉斯均衡可能不存在，但如果3個人中有一個人的生產率低于其他兩人，則瓦爾拉斯均衡仍會存在。而兩個生產率高的人會發現，與生產率低的人進行分工將會影響他們的收入。所以，他們將會形成一個瓦爾拉斯均衡并將生產率低的人排除在分工之外。生產率低并不是這個人被排出分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整數條件不滿足。因此他是在愿意卷入分工且當整數條件滿足時也能卷入分工，但卻因整數條件不滿足而被迫處于市場和分工之外。這類失業就是非自愿失業。
第三種方式是分工結構的變化來解釋失業。當交易效率或生產函數的參數變化時，均衡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貿易品種類數、均衡的迂回生產鏈條的長度都會變化。這些變化就會要求某些人改行。若改行的費用很高，則在分工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產生失業現象。由于分工的特點是專業化熟能生巧的正面影響，所以改行也意味著過去的專業經驗突然變得無用，而新入行者永遠趕不上已有很多專業經驗的人，因此再也難以找到就業機會。也就是說，一旦失業，就失去了邊干邊學的機會，因而效率會更低，形成惡性循環。
新興古典經濟學從分工角度探討了失業產生的根源，在現實經濟中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尤其是對處于高度分工水平的發達國家。我國現階段的分工水平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還比較低，新興古典經濟學提供了一個認識失業的新視角，對研究我國的失業問題具有啟示意義。
分工演進阻滯是我國就業形勢嚴峻的重要原因
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分工可以帶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好處，但同時又增大了交易費用。當交易效率十分低時，分工帶來的好處小于交易費用，經濟體系處于自給自足狀態。當交易效率外生改進時，經濟體系就會從自給自足向完全分工演進。供給和需求是分工的兩個側面。隨著分工演進，社會的商業化和市場化程度也會隨之發生演進。經濟發展的實質是從分工不發達的經濟體系演變為分工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系的過程。
有學者從經濟增長的角度分析分工和就業的關系后指出，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就業問題只是市場需求的問題，總需求不足自然會導致對勞動力需求不足，失業也就成為市場機制排出剩余勞動力的必然結果。在以分工——就業為基礎的、關于經濟增長的新的分析框架下，市場需求是內生的，刺激需求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最終辦法，就業問題應該放在以分工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框架中去考察。這個新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不同于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本質區別在于分工演進不足。由于分工水平低下，市場機制所能起到的基礎性調節作用也是低效的，經濟增長的速度雖然較快，但其質量水平卻不高，就業水平不高也就不可避免了。我國的就業問題是由低水平分工和低人力資本積累造成的，一味地靠刺激內需、增設工作崗位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為分工擴張創造更大的空間，提升分工水平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基本途徑。
楊小凱（1998）認為經濟發展的實質是勞動分工的演進，而失業或隱形失業或是由于分工水平低，大多數人自給自足，找不到專業化的就業機會，或是分工水平很高時，由于大分工網絡造成的協調失靈風險高，加上轉業的困難等原因造成。但在經濟起飛、分工演進加速的發展中國家，失業不是大問題。正如臺灣、香港、溫州經濟起飛時不但不會有失業，反而勞力不足要從外地進口勞力。從一般意義上講，充分利用分工經濟的效果，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來緩解目前的就業壓力。隨著分工的演進，產業鏈會不斷加長，會促使中間產品專業生產者人數增加。但是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的制度還不完善，制約了分工的自發演進。
我國分工演進阻滯的具體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不少地方政府抱著“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一味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地區經濟結構，甚至不惜動用行政力量直接干預跨地區的分工，這種“自足自給”經濟布局使得不少地區的分工長期處于低效率的狀態，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分工的自發演進。二是很多企業的誠信程度不高，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不完善，使得不少企業認為企業之間進行交易的風險比較大，內生交易費用較高，因此寧可自己組織生產產品，也不愿意進行分工。這無疑是影響分工演進的重要因素。三是企業組織缺乏彈性。當企業內部組織生產某種產品的零部件的成本過高時，企業本應該放棄“自給自足”的方式，把這種零部件外包給專業化的企業，但這樣做往往意味著要影響到原有的機構和員工的利益，從而使得這種專業化的分工因為遭到這些機構和員工的抵制而不能實現。企業組織的僵化現象在國有企業中尤其普遍，嚴重阻礙了整個社會分工的深化。
以分工促進就業是我國就業促進戰略的指導思想
根據上面的分析，透過失業現象的表面，可以認識到我國分工的自發演進受到阻滯，分工水平不足，不能創造出更多的工作崗位，是造成我國失業現象嚴重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國各級政府在制定就業促進戰略時，應當確立以分工促進就業的指導思想，在各個方面采取有利措施促進分工深化，為分工的自發演進創造一個適宜的制度環境。
政府應當放棄片面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經濟結構思想，真正樹立起社會化生產的觀念，放手讓企業進行自發的分工協作。政府的行政干預往往會扭曲企業之間的分工行為，造成生產效率和交易效率的低下，最終壓抑分工的深化。
加快全國性的企業信用檔案體系建設，將目前分散在諸如銀行、工商、稅務等不同的政府部門和單位的企業信用數據進行集成，建立一個完整的企業信用數據庫。定期向社會公布那些資信不好企業的名單，讓資信不好的企業在市場上既籌不到資金也找不到合作伙伴，從而抑制欺詐、違約等內生交易費用的發生，讓大多數守信的企業能在一個相對良好的市場環境中，打消顧慮積極進行企業之間的分工合作。
改革我國的戶籍管理制度，促進勞動力的自由遷徙和就業。社會化大生產的性質決定了勞動分工不可能只局限在某一地區，而是全國甚至全球范圍內的，勞動分工的這種超區域性意味著勞動力應當能夠自由地跨區域進行流動，這樣才能保證勞動分工的最終實現。因此，國家應當改革沿襲數十年的戶籍管理制度，打破區域之間勞動力流動和遷移的藩籬，建立起適合勞動力進行自由遷徙的制度安排。
我國各地區的分工水平有很大的差異，就業結構呈現出很強的區域性。從總體上看，東部地區以及省會城市分工水平高，就業機會相對較多。但在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尤其是資源枯竭的礦城，軍工企業密集的大三線地區，以及非省會城市的老工業基地的人口結構老化，人才流失嚴重，近年來就業崗位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在減少。這三類重點地區成為當前就業困難群體最為集中、就業矛盾最為突出的地區。對于這類地區，政府除了有計劃的改造原有產業結構和布局以增加就業機會外，還應當鼓勵勞動人口進行流動遷移，讓有工作能力的群體積極參與到全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勞動分工。
在市場經濟中，社會化大生產所進行的勞動分工是自發形成和不斷演進的，政府運用行政力量進行有意識的分工安排往往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有時反而會擾亂正常的分工秩序。分工的演進有賴于交易效率的提高，而交易效率的提高取決于能夠有效減少交易費用的合理制度安排。我國正處在復雜的經濟轉軌時期，政府應當不斷地審視和分析與分工有關的各項制度運作的有效性，及時清理以前出臺的各種阻礙和抑制分工的政策措施，為分工創造相對寬松和合理的制度環境。與此相應，分工的深化則會不斷地創造出更多的工作崗位，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促進就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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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彬彬．分工與就業：一個新的經濟增長分析框架[J]．發展經濟學論壇，2004（1）
在現實生活中，信息不對稱現象廣泛存在，不對稱信息可能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逆向選擇是事前發生，指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參與交易的一方可能隱藏自己的私有信息，借著提供不真實的信息以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但是這種行為卻損害了另一方的利益。道德風險是事后發生，指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參與交易的一方在雙方簽訂契約后會作出某種選擇，一旦契約中所包含的刺激設計不佳或是沒有考慮到信息不足的缺陷，極可能會引起一方渾水摸魚，致使另一方權益受損。例如在同質的情況下,花巨資廣而告之的商品因為比不做廣告或少做廣告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所以它們更容易為消費者接受；在“囚徒困境”中，囚犯互相不知道同伴是什么樣的選擇，因而選擇坦白交待；產品市場上著名的“檸檬市場”(次品市場),賣主比買主擁有更多的關于產品的信息，從而產生了較大的信息差價，逐漸地買方會刻意壓價,而賣方通常會選擇以次充好，形成惡性循環。信息不對稱理論是信息經濟學的核心，信息經濟學就是研究在不確定、不對稱信息條件下如何尋求一種契約和制度來安排規范當事者雙方經濟行為的理論。
二、稅收征管工作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分析
稅收領域中的信息不對稱具體表現在政府與稅務機關、稅務機關與其他部門、稅務機關內部、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本文主要研究征納雙方以及稅務機關內部不同層級、不同部門以及稅務工作人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一）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稅收信息本身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稅收法規的復雜性以及納稅人作為“經濟人”追逐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征納雙方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天然存在。
1.從稅收政策方面看，稅務機關是信息優勢方。
稅務機關作為稅收法規的參與制定者和解釋者，其對稅法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必然高于納稅人。同時，納稅人經濟能力與知識水平的不同也會影響其對稅收法規的掌握與理解。如果納稅人長時間地不能獲取充分信息，就會對稅務機關缺乏信心,對納稅行為產生抵觸，導致納稅遵從度和納稅人滿意度的降低。由于信息的獲取和處理需要付出成本,因此在獲取稅收政策方面投入大的納稅人比投入少的納稅人掌握更多的信息，這時不對稱信息可以被看作是對信息成本的投入差異。具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可以憑借信息優勢獲利，這些納稅人利用掌握的信息進行稅收籌劃，少繳稅款正是為了補償先前付出的信息成本，是利用信息投入差異獲取利潤，實質上是資本的獲利性在另一種層面上的體現。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這種行為可以激發其他納稅人學習稅法的積極性，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稅法的完善，促進整體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
2.從納稅人生產經營方面看，稅務機關是信息劣勢方。
稅務機關獲取納稅人的信息主要通過要求納稅人申報的各種報表及相關資料，一方面由于納稅人稅收知識的欠缺，可能會存在非主觀錯報的情況；另一方面有些納稅人為了少繳稅款，可能會故意隱瞞真實情況或者提供虛假信息。稅務機關掌握的信息越少，就越難發現納稅人的偷漏稅行為，納稅人違法成本很低，在利益驅動下這些納稅人傾向于提供更少的信息，以獲得更多的收益。這種行為不僅造成國家稅款源流失，而且嚴重破壞了公平公正原則，降低了依法納稅的納稅人的市場競爭力，由于稅務機關很難區分誠信納稅人與非誠信納稅人，久而久之，越來越多的納稅人會選擇隱瞞信息或提供虛假信息，出現阿科爾洛夫在《檸檬市場》中描述的“劣幣趨良幣”現象，造成納稅人整體質量的下降和誠信納稅人的減少，這就是信息不對稱引起的納稅人逆向選擇。
（二）稅務機關內部的信息不對稱
在稅務機關內部，由于不同層級、不同部門、不同人員掌握的資源不同，也會出現信息不對稱現象。
1.從不同層級方面來看
上級稅務機關掌握本地區的宏觀數據，但是不能完全掌握某下屬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稅源分布情況，同時也不能完全了解下級稅務機關征稅的努力程度。這種信息不對稱會造成下級稅務機關從本位主義出發，出現應征未征或者收過頭稅的現象。
2.從不同部門方面來看
稅收管理部門掌握納稅人的基礎資料，收入規劃核算部門掌握納稅人的繳稅情況，稅政部門掌握稅收政策，信息部門雖然掌握的數據比較全面，但是缺乏稅收業務知識。這種信息不對稱會造成信息利用效率降低，有時還會存在多頭采集的現象，加大稅收成本，也會造成納稅人的不滿。
3.從稅務機關與稅務工作人員方面來看
稅務工作人員更加了解納稅人的生產經營情況和納稅情況，同時稅務機關不可能完全了解稅務人員的家庭情況以及工作能力。這種信息不對稱會引發稅務人員的“道德風險”，具體表現在稅務人員不努力工作，或者利用信息優勢尋求信息租金。
三、解決稅收征管工作中信息不對稱的對策建議
（一）建立良好的信息傳遞機制
1.主動對外提供信息。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認為：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過向信息貧乏的一方傳遞信息獲益。所以稅務機關應該率先共享信息，加強稅法宣傳，創新納稅服務手段，以此來換取更大的納稅遵從。例如可以對納稅人進行分類，根據納稅人經營規模、行業、性質的不同，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稅收專業服務，有針對性地解決困擾納稅人的稅收難題。
2.減少信息傳遞環節。
在信息科學研究領域，著名的美軍傳遞有關哈雷彗星命令的案例說明信息在一級級傳遞的過程中，從上到下不斷發生變化，最終得到一條面目全非的信息。也就是說信息傳遞的環節越多，出現消減、誤差或者變形的概率就越高，減少信息傳遞環節是實現信息準確傳遞的關鍵要素。所以在稅收征管體制上可以嘗試進行機構扁平化改革，合并內部機構，減少中間層級，重點抓住兩頭，即基層工作人員的信息采集和總局、省局的信息。
3.加強信息共享。
整合不同部門掌握的信息，消除信息孤島，特別要重視整合后的信息應用，讓所有部門共享統一信息。統一操作標準，規范流程，努力將一線稅務工作人員掌握的納稅人信息全面納入管理系統作為征管依據，同時還可以防范信息不對稱背后隱藏的道德風險。
4.加強培訓。
通過對納稅人和稅務機關數據采集人員進行培訓，強化數據質量意識，減少由于非主觀因素形成的信息不完整和不準確。
（二）設定合理的獎懲機制
1.建立納稅信用等級制度。
對失信納稅人采取在社會上公告、增加檢查頻次等方式，引導和提升納稅人信用意識，營造誠實、自律、守信、互信的社會信用環境。對信用等級較高的納稅人，開辟綠色申報通道，享受更多的納稅服務和一定的稅收優惠，簡化辦理涉稅申請的手續。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納稅人申報納稅的積極性，確保申報資料的真實、準確；另一方面稅務機關也減少對他們的稅務檢查力度，降低征稅成本。
2.建立考核機制。
主要針對稅務機關內部，包括信息質量考核、績效考核、風險點考核等。例如：對按照規程操作，數據采集質量高的工作人員給予獎勵，反之則進行教育與處罰；對稅務人員執法過程中容易出現風險的關鍵點定期審核、公布，防患于未然。對稅務人員的激勵考核機制應以鼓勵稅務人員努力工作為目標，同時防范道德風險。
（三）加快信息化建設
推行征管手段現代化、全程化，建立涵蓋稅收各項工作，貫穿數據采集、審核、加工、分析、應用各個環節的信息系統；為納稅人提供多渠道、便捷、高效的辦稅系統，提高納稅人獲取、申報信息的能力；使用先進工具簡化信息采集，例如建立電子影像系統，保證信息一次采集，永久使用；建立規范統一的數據交換標準和平臺，積極獲取第三方信息，加快全社會的信息共享。
（四）強化信息甄別
運用審計技術對納稅人信息進行分析審核，包括兩個方面：
1.對稅務人員采集信息的審計，測重于審核采集信息的完整性、準確性和及時性。
根據數據采集標準，對不完整信息進行提示或，根據數據內在邏輯，查找可能不準確的數據，根據工作規范要求，排查超過時限未辦結的任務。例如：稅務人辦理稅務登記后，在一定時限內要求稅務管理人員對其進行納稅限定，可以定期對超期未限定的納稅人進行篩選，防止漏征漏管。
2.對納稅人申報信息的審計，側重于審核申報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實性。
通過對納稅人申報的各種資料，如納稅申報表、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基本信息表等進行比對，尤其是要和第三方信息進行核對，如從工商部門獲取的股權轉讓信息、國土部門獲取的土地信息、建交部門獲取的立項信息等，同時還要對本地區相似企業進行橫向對比，甄別納稅人申報信息的真實性。
四、結語
從研究的對象來看,生態經濟學是生態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經濟學是研究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規律及其應用科學的總稱。包含理論經濟學、技巧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經濟數量分析和計量方法、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生態經濟學是從生態學系統來看待社會經濟問題,研究生態變化的經濟因素。包含部門生態經濟學、理論生態經濟學、專業生態經濟學、地區生態經濟學。是研究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復合系統—生態經濟系統的抵觸運動發展規律及其應用的經濟學分支。
生態學與經濟學兩個名詞同源于希臘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關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問題與管理。生態經濟學是一門跨生態學和經濟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互交叉、滲透與有機結合形成的一門新興的交叉邊緣科。具有綜合性、整體性、戰略性和實用性特點。
在中國它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間,生態經濟學在中國有很大的發展,旨在整合生態與經濟系統,供給新的思考方向,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許多有遠見卓識的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及時投入這一嶄新的學科研究與應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內容。在推動建立全民生態意識和用生態經濟理論指導中國現代化建設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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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制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逐步發展并在實證領域起重要作用的一門學科。它主要研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或社會公共機構如何依據一定的規則對市場微觀經濟體進行社會或經濟干預管理，具體指規制機構以自然壟斷規制和市場進退規制為主要手段，對企業的進入、退出、產品的價格、服務的質量等方面進行干預。規制經濟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公共利益規制理論、規制俘虜理論、新規制經濟理論、激勵性規制理論等。本文擬就規制理論的演進進行簡要的概述，力圖使人們對規制理論的發展脈絡和前景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為構建根植于中國市場經濟的規制經濟學理論上的準備。
二、公共利益規制理論
公共利益規制理論是規制理論的最初理由，在規制理論領域居于正統地位。該理論認為，規制發生的原因是存在著市場失靈，涉及自然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在這些情況下，政府對市場規制具有經濟學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種作實證理論的規范分析(anormativeanalysisasa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納，1974)。該理論把政府對市場的規制看成政府對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應，它包含著這樣一個理論假設，即市場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會導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規制是源于公共利益出發而制定的規則，目的是防止和控制受規制的企業對價格進行壟斷或者對消費者濫用權力，并假定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眾對市場做出無成本的，有效的計算，使市場規制過程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維斯庫斯(1992)提出自然壟斷的永久性理論和短暫性理論，認為應當動態的對待自然壟斷產業的規制。
但是，公共利益規制理論還存在許多缺陷。1、公共利益規制理論規范分析的前提是對潛在社會凈福利的追求，然而卻沒有說明對社會凈福利的追求是怎樣進行的(Viscusi，Vernon，Harring，1995)2、規制并不必然與外部經濟或外部不經濟的出現或與壟斷市場結構有關(波斯納，1974)。3、斯蒂格勒和福瑞蘭德(1962)的研究表明，規制僅有微小的導致價格下降的效應。
三、規制俘獲理論
該理論認為利益集團在公共政策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規制的供給是應產業對規制的需求(立法者被產業俘獲)，或者隨著時間的推移規制機構逐漸被產業控制(規制者被產業俘獲)。
它是由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發起的(Stigler，1971；Peltzman，1976；Posner，1979；Becker，1985)。他們認為：政府的基礎性資源是強制權，它能使社會福利在不同人之間進行轉移；規制的參與雙方都是理性的，通過選擇行為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規制的供給與利益集團收入最大化的要求相適應，通過規制，利益集團可增加其收入。斯蒂格勒的經典論文《經濟規制論》首次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規制的產生，將規制看成經濟系統的一個內生變量，由規制的需求和供給聯合決定。
佩爾茲曼(1976)進一步完善了斯蒂格勒的理論，他證明了最優規制價格處于利潤為零時的競爭性價格與產業利潤最大化的壟斷價格之間。立法者、規制者不會將價格定為使產業利潤最大化得以實現的價格。最有可能被規制的產業是那些或具有相對競爭性或具有相對壟斷性的產業。在競爭性產業中生產者將從規制中大量獲益；而在壟斷產業規制中消費者將從規制中獲益。
利益集團規制理論完全超越了公共利益規制理論的公共利益范式，將經濟人假設引入到對政治家的分析中，將規制置于供求分析的框架下，更貼近現實，也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四、新規制經濟理論
麥克切斯尼(McChesney，1987；1997)在對規制經濟理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構建他的抽租模型，即是新規制經濟理論。他認為，規制機構利用規制手段保持規制企業的壟斷地位的目的在于設立一個租金，以便讓規制企業來奪取這個租金，通過這種方式，規制機構希望從企業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回報。由此可見，規制為規制機構創造了尋租的場所，其實質就是創造租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
拉豐、泰若爾以信息不對稱及其框架下的委托——理論作為分析前提，正式將新規制經濟理論融入到主流規制經濟學中，該理論主要有兩點突破，一是引進信息不對稱，建立起規制的委托——分析框架，改變了傳統規制理論只注重需求方，而將供給方作為“黑箱”處理的缺陷。他們認為，對規制收買的正確分析必須考慮信息的不對稱，倘若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受規制企業不可能抽取租金，因而也沒有影響規制的激勵。在拉豐，泰勒爾看來規制經濟學研究的重點不應批判是否存在規制俘獲的威脅，而是如何針對規制俘獲設計一套相應的規制機制，以減少或避免規制機構被規制俘獲的可能。
五、激勵性規制經濟理論
在litterchfld(1983)等經濟學家的努力下，20世紀80年代激勵性規制實踐在英國開始產生，90年代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得到廣泛應用。80年代中期開始，Baron和Myerson(1982)將微觀經濟學理論中的新理論，新方法引入規制理論，規制經濟學在委托一一理論，機制設計理論(mechanismdesigntheory)和引入信息經濟學(informationeconomics)等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在Laffont和Tirole(1993，1994)將激勵理論和博弈論應用于激勵規制理論分析后，規制經濟學達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峰。
在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下，以刻畫最優規制為目的，設計激勵機制。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使現有運營商充分考慮其成本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通常被稱為以業績為基礎的激勵規制。其次，賦予運營商更多確定收費服務的自由度，從而使運營商更加趨于商業原則經營。這種價格更接近拉姆士價格結構。激勵性規制經濟理論主要內容包括特許投標理論、可競爭市場理論、區域間比較競爭理論價、格上限規制理論等。
論文關鍵詞：網上教學設計；情境教學法；新聞情境
《國際貿易原理》是電大開放教育會計學專業本科的一門選修課，主要講授國際貿易領域的基礎知識和一般原理，其理論性、系統性和專業性強的特點十分突出。傳統的網上教學設計常常讓學生在學習這門課程的時候，由于對這樣的經濟學理論課程感到復雜深奧、晦澀難懂，因而產生畏難情緒。同時，感覺經濟學理論學習和現實生活有距離，很難學以致用，從而失去學習的興趣。這些都會給做好本課程的教學工作提出挑戰，要求教師對網上教學設計不斷創新。筆者在近年來的教學實踐中，依據情境教學法和對本課程開放教育學員學習情況的客觀分析，嘗試規劃并逐步實施一套基于新聞情境的網上教學設計。
一、網上教學設計的依據
(一)情境教學法
受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思潮的影響，國內外許多學者從建構主義的視角出發，重新思考知識和學習的性質以及教育活動諸要素，表現之一便是情境教學(contextualteachingandlearning)成為教育理論界的焦點之一。情境教學法是指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有目的地引入或創設具有一定情緒色彩的、以形象為主體的生動具體的場景，以引起學生一定的態度體驗，從而幫助學生理解講授內容，并使學生的心理機能能得到發展的教學方法。情境教學法的核心在于激發學生的情感。
新聞情境是可創設的一種情境。教師可以通過在網上展示與課程相關的新聞文字和圖片或播放新聞視頻，引導學生進入新聞情境中，了解和理解新聞，并對新聞事件做出合理的分析和判斷。學生在這種切身的體驗過程中，會主動探求必要的理論知識，并無意識地自覺加以運用。
(二)本課程學生分析
參與本課程開放教育學習的學生絕大多數屬于在職的成人，利用業余時間學習，工學矛盾突出；文化素質、學習素質普遍較差，學習的主動性和自信心不足，不習慣獨立自主的學習方式；大多數學生以通過考試為最終學習目標。另外，會計學專業的學生學習本課程缺乏足夠的經濟學知識準備。學生希望降低學習門檻，節省學習時間，取得學習效果。
二、網上教學設計的規劃
(一)明確教學目標
通過基于新聞情境的網上教學設計，充分調動學生的情緒進行體驗式學習，充分發揮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動性，對本課程中不同層次的知識點和能力要求，達到識記、理解和運用的不同標準。并在這一過程中，逐步提高學生的學習素質。
(二)劃分教學模塊
教師根據本課程的教學內容和要求，劃分出I、II、III三大教學模塊(如下圖)。
I是教學體驗模塊，包括新聞素材、新聞背景、新聞關鍵詞、新聞解讀、和新聞評價5個子模塊。合理選擇新聞素材十分關鍵，既要能夠迅速有效地將學生帶入新聞情境，又要能夠盡可能多地涉及到課程教學內容。新聞背景的提供是課程教學內容的主要載體，既為學生完成新聞情境的體驗活動提供幫助，又向學生展示了本課程的相關知識要點。將新聞素材中出現的本課程中的重要概念設為新聞關鍵詞，讓學生識記這些專業術語。新聞解讀幫助學生真正讀懂新聞，不僅看到事件的表象，還能理解表象背后的更深層次的含義。
新聞評價讓學生無意識地自覺運用經濟學理論、觀點和方法，表達意見和立場。
II是教學目標模塊，這是一個虛擬模塊，在課程網頁上沒有相應的實際內容，包括情境創設、知識要點、識記、理解和運用5個子模塊，與I的5個子模塊一一對應，與III的子模塊息息相關。它既是是教師在創設新聞情境時的教學目標，也是要求學生達到的學習目標。
III是教學效果反饋模塊，包括選擇題、名詞解釋、判斷題、辨析題、簡答題、論述題、案例分析等多個子模塊，表現為不同類型的習題及參考答案，體現了識記、理解和運用等不同層次的教學要求。教師可以從學生的答題情況了解教學效果，學生也可以通過答題了解自己的學習效果是否達到預期。
(三)填充教學模塊
以下是筆者提供的一個范例，僅供參考。
說明：由于模塊II是虛擬的，因而只列出模塊I和模塊III的填充范例
三、網上教學設計的實施
在電大在線平臺上，可分別或同時在課程論壇、課程網頁和多媒體資源展示區實施基于新聞情境的經濟學理論課程網上教學設計。
(一)在課程論壇發起討論
教師可以在課程論壇上定期或不定期地發起主題帖，提供新聞素材和新聞背景，標出新聞關鍵詞，引導學生通過論壇討論跟帖的方式參與新聞解讀和新聞評價。這種實施操作的采用了師生互動的模式，教師持續的對討論的引導和控制顯得至關重要。雖然沒有習題，但學生在論壇里的表現可以作為教師檢驗教學效果和完善教學過程的重要依據。
(二)設置“課程新聞榜”欄目
教師可以在課程網頁上設置“課程新聞榜”欄目，在欄目內以時間為序或以教學內容為序，分設若干個文件夾，文件夾名稱即為新聞標題。每個文件夾中設置上述模塊I和模塊III，供學生進行體驗式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