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6:37:13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民俗學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政府性路徑:重在加大政府的保障力度———此乃媒介素養教育發展之前提
首先,政府要在法令政策上引導媒介素養教育的開展。政府要完善各種相關的法規,規范媒介的傳播行為,保證媒介素養教育必需的良好社會環境。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政府有關部門還可以出臺相關政策,將媒介素養教育的要求和內容固定下來,成為各級教育的必要組成部分。例如在《未成年人保護條例》中增加相關的條文,或將未成年人媒介素養教育列入實事工程,從而以更強大的輿論引導、更充裕的經費投入、更廣泛的社會動員來推進此項工作。政府具有強制性和權威性,只有政府介入才能保證學校媒體素養教育的順利實施,政府必須頒發相關的課程綱要,使媒體素養課程在學校中具有合法的地位。這樣,媒介素養教育便能夠在學校和社會上引起人們的重視并正式開展。其次,政府應關注媒介素養教育,對媒介素養研究給予資金和人才支持,并積極推進大眾化的媒介素養教育,使媒介素養教育走向基層、走進群眾。在我國,相關部門已經作出了一些積極的嘗試,例如:在2004年1月,中國傳媒大學申請設置的傳媒教育碩士點經國家教育部備案批準;2004年7月,《光明日報》公布了國家教育部的重點招標課題“媒介素質教育理論與實踐”等。這些實踐活動,都表明了我國政府已經對媒介素養教育的推進采取了一些積極的措施。
作為一項社會系統工程,實施媒介教育大眾化,需要建立一定的組織機構來督導和協調此項工作。政府應該建立相應的督導與協調機構,有學者建議,由宣傳部門牽頭,組成新聞、教育、文化等部門共同組成的機構,負責此項工作的組織、協調,具體工作可由教育部門多承擔一些。采用這樣的方法可以更好地推動媒介素養教育。最后,媒體素養的師資培養更要靠政府介入,政府要考慮對一部分教師進行短期或中長期培訓,讓他們先到媒體素養教育的崗位上,并且還要把媒體素養的內容增設為師范院校的正規課程,培養未來的師資。這些都要靠政府出臺相應的政策規定,持續關注媒介素養教育,對媒介素養研究給與資金和人才支持。政府部門除了加大對媒介素養教育的政策、資金等支持外,還需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政府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提高政府機構工作人員的媒介素養,即對公務員進行媒介素養教育;二是提高政府部門的公信力,如完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和新聞發言人制度。政府部門率先提高自身媒介素養,首先要提升政府官員的媒介素養,對公務員進行媒介素養教育。政府作為社會結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自身的公信力影響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因此,對公務員進行媒介素養教育,讓公務員了解媒介在現代社會的作用,并提高他們運用媒介的能力。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媒介的廣泛應用,給公務員的處事能力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提高公務員的媒介素養,是政府部門提高自身媒介素養的途徑之一。提高政府自身的媒介素養,還要求政府完善信息公開制度和新聞發言人制度。2008年5月1日起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明確了我國4.5萬個政府網站應當承擔主動公開政府信息的職能,條例規定行政機關應當通過政府公報、政府網站、新聞會以及報刊、廣播、電視等便于公眾知曉的方式,主動公開政府信息。但是,北京大學公眾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的《中國行政透明度年度報告•2009》表明,我國政府信息公開、行政透明實施不盡樂觀,同樣是省級政府的門戶網站,在主動公開信息方面有著天壤之別。因此,政府應該主動公開信息的內容,特別是行政收費信息公布應及時、全面;通過明確公開時限和建立多部門公開信息的協調機制,保障主動公開的及時性、準確性;政府公報的出版要連續性強,分類細致,便于查閱;政府網站的集成度高、檢索功能完善、欄目設置合理,這樣才能發揮政府信息公開“第一平臺”的作用;新聞會制度必須規范化。
學校性路徑:重在發揮學校的主體功能———此乃媒介素養教育之主導
我國許多高校在新聞專業正式誕生前,都開展過對學生廣泛意義上的媒介素養教育。當然,現在我們所講的媒介素養教育已經超越了高校新聞教育的范疇,是更大范圍、更大規模、面向全社會的媒介教育。在媒介素養教育過程中,應該發揮大學的中堅力量。大學擁有雄厚的師資力量和先天優勢,因而大學應該作為率先實施媒介素養教育的主陣地,以大學為依托,對大學生進行媒介素養教育,應該成為當下中國開展媒介素養教育實驗和實踐的突破口。由于媒介素養教育和高等新聞教育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而高校新聞院系又有這方面最充足和寶貴的師資。因此,發揮大學的作用,充分依靠高等新聞院校,充分發揮新聞教師的作用,就成為開展媒介素養教育的最佳選擇。當前,媒介素養教育的相關課程并沒有在大學的專業教育中形成體系,對媒介素養有所涉及的只限于新聞等相關專業,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這種課程設置日趨落后。媒介素養教育不能只限于新聞等相關專業,應該在大學教育中擴大范圍,將媒介素養教育的范圍擴大到全部專業,使之成為基礎課程。林愛兵、王希華兩位學者在《面對當代受眾:媒體的素養教育》一文中談及在大學中施行媒介素養教育的兩種策略。第一種方法是以新聞傳播學專業為中心,向大學內部的其它專業和學生橫向輻射,也就是說讓新聞傳播專業擔負起探照燈的使命,通過新聞傳播專業的教師和學生的力量,將媒介素養教育的影響傳播到本校其它專業的學生。具體方法是,第一步將媒介素養教育輻射到本校一些相近的專業,比如文學專業、語言專業、藝術專業等;接下來將媒介素養教育進一步輻射到更大范圍的其他專業。還有一種可行的方法,就是是通過大學進行外部橫向鋪延,這種方法的范圍有所不同,指的是不同的學校之間進行交流。如大學與大學之間設有新聞、傳播專業的學科點相互溝通和合作,逐步豐富傳媒教育資源和經驗,建立成熟的媒介素養教育框架體系。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媒介素養教育需要的教材、組織相關專家進行師資培訓、組織媒介素養專業人員進行調查研究、收集資料、建立媒介素養專業網站、開設媒介素養教育論壇。等條件成熟后,向其它沒有媒介素養教育專業的院校提供教學支持、宣傳及推廣媒介素養教育等等。從上面這兩種方法可以看出,大學的媒介素養教育最主要的還是要學校來推進,這樣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因為自上而上地推廣媒介素養教育,能夠全面、有效地實施。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比較可行的方法,這種方法是自下而上的推進媒介素養教育,其推動主體為大學生。例如有條件的大學或者新聞與傳播院校可以選擇當地一兩所中小學或一兩家社會文化教育機構共同制訂實施方案,先做些試點工作,再逐步推開。利用大學的優勢在全社會推廣媒介素養教育。同時,大學的新聞組織或者新聞社團,還可以在校內開設新聞與傳播知識的選修課程和課外講座,面向其他科系的非新聞與傳播專業的學生普及媒介知識,推進媒介素養教育。
根據國外相關經驗,建立以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為依托的研究發展體系,開展切實的媒介素養研究工作,探究媒介素養教育領域的相關基本理論問題,且形成高質量的學術研究成果,從而推動這一領域的健康發展,是十分重要的。高等新聞傳播院校是媒介素養教育和培訓的重要陣地,他們是媒介素養教育的骨干力量,應該在大力宣傳和推廣媒體教育的基礎上提供媒介素養教育實踐經驗以及逐步豐富公眾媒介素養教育資源,建立較為成熟的大眾媒介素養教育整體體系,如編制媒介素養教育相關教材、進行媒介素養教育的師資培訓、調查研究各地區各層次媒介素養現狀、建立媒介素養專題網站論壇、向其它沒有新聞傳播專業的高等師范院校提供教學和培訓幫助等等。在大學院校中,新聞傳播專業則是高等師范院校媒介素養教育的樞紐,該樞紐不僅可給校內的其他專業提供支持,也可以聯結其他院校的新聞傳播專業來將媒介素養教育推向更廣更深層次。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創立、引進、推廣和發展新學科領域的重要陣地,它理應成為媒介素養教育發展的源頭。
媒介素養教育應該有一套完整的方案,媒介素養教育才能夠逐步推進。此外,媒介素養教育最關鍵的因素在于師資和教材。媒介素養教育,就是對媒介素養的相關知識進行教育和再教育,其基本點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媒介素養,一是教育。從這個層面來說,在大學中,進行媒介素養教育的教師,理想狀態下也應該有兩點要求,一是要懂得新聞傳播學的相關知識,另外還要知道如何對學生進行教育。大學應該承擔培養媒介素養教育師資的責任。培養師資的方式有兩種,一是以新聞院校為基礎,制定完善的培養計劃,對大學老師進行專業的媒介素養培訓,使之成為傳播媒介素養知識的先行者和實踐者。有新聞專業的大學或院校,有深厚的新聞傳播專業知識,課程建設也相對完善,而且具有傳媒教育的實踐經驗,因而,廣播、傳媒、新聞等大學或學院有責任為媒介素養教育的師資培訓提供人力和技術方面的支持。在培養方式上,除了正規的媒介素養教育師資培訓,這些有新聞和傳媒專業的院校還可以開展多樣性的在職培訓課程,暑假進修課程等等,對中小學校教師進行短期培訓,使他們具備媒介素養的基礎知識。兩種不同的師資培訓在培養目標、課程設置和評價體系等方面應有所區別,但都需要對媒介素養教育專業課程進行系統的學習,只有這樣,才可以富有針對性地提高媒介素養教育師資培養的成效。開展媒介素養大眾化教育,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要有一套適用的教材。媒介素養的相關知識,需要有一套教材,系統地進行講解,這樣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套好的教材,不但有利于教師進行教學,有利于學生學習,也為普通受眾自學提供了便利。因為,有了好的教材,許多人通過自學的辦法同樣可以達到學習的目的。因此,盡快編寫一套適合于向不同人群普及媒介知識的教材就成為當務之急。而目前的現狀是,我國目前流行的媒介素養知識相關讀本,大多數為泊來品,多為介紹外國的經驗,很少有結合中國實踐編寫的,有特色的教材。大學和媒介素養研究學者,應該為編寫具有中國本土色彩的媒介素養教材作出貢獻。且這些讀本應與新聞與傳播院校專業教材有所區別,應該具備通俗性和實用性。專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區別在于,專業教育主要在于培養學生的新聞與傳播理念和訓練學生掌握為社會與公眾服務的媒體操作技能,而面向大眾的媒介普及教育則主要在于普及媒介知識,培養民眾掌握和運用媒介更好地為自己的勞動、學習、工作、生活和娛樂服務的能力。
我國媒介教育現狀中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對未成年人的媒介素養教育不夠。由于未成年人集中于中學和小學,因而在中學和小學里面有針對性、科學地設立媒介素養教育課程,這樣才能富有成效地提高未成年人的媒介素養水平。國外和我國港臺地區的媒介素養教育處于領先地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媒介素養教育往往具有針對性,對受教育人群進行細分,從而采取不同的媒介素養策略。我們應該學習發達國家和我國港臺地區的媒介素養教育先進經驗,同時結合我國大陸的實際情況,在中學和小學里,科學地開展媒介素養教育。在我國的中學開展媒介素養教育應采取一種整合模式。整合是指從培養學生媒介素養的根本目標出發,整合多方面的教育資源,達到教育目標的優化組合。學校媒介素養課程實施可以采取專題講座、主題班會與學科滲透相結合的方式。學科滲透是對中小學生進行媒介素養教育的一種常用方法,具體作法是將媒介素養教育的基本內容融入到現有教育體系的學科教學中,不單獨另外開課。如在日常的教學過程中,對涉及到媒介素養的相關知識進行講解,以學科中的媒介素養成分為基礎拓展相關媒介素養的培養,同時兼顧其它學科中與該主題相關的媒介素養要素,并根據媒介素養成分設置相關任務或討論議題。專題講座是國外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的一種方式。在我國的中小學,尤其是一些落后地區的中小學,專題講座的方式還是比較少見。專題講座可以由專家指導或教師引導這兩種方式展開教學。具體作法是將媒介素養教育內容分成不同的模塊,以專題講座的形式開展媒介素養教育課程。隨著我國近年來的教育改革的逐步推進,初中新課程改革增添了綜合實踐活動課,這為媒介素養教育的開展提供了教學實施空間。利用初中新課程改革給老師提供的這些教學空間,結合學校自身的條件與時間安排,確定媒介素養教育的專題內容。班會也是對中小學學生進行媒介素養教育的一種方式。對中學生而言,學習課程繁多,學習時間緊張,所以在開班會過程中,可以以媒介素養教育為主題,對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實際問題進行討論,尤其可以針對最近發生的一些社會現象,比如:“追星問題”、“網癮少年”等,采用辯論、表演、討論等形式讓學生發表自己的見解看法,教師可以在最后總結評價。
家庭性路徑:重在樹立家庭的主動意識———此乃媒介素養教育之關鍵
除了學校對學生進行媒介素養教育之外,還要在全社會范圍內樹立家庭媒介素養教育的主動意識。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每個人的生活離不開家庭,家庭媒介素養教育的開展,首先要求家長具有一定的媒介素養水準。在閱讀時代和傳統媒體(報紙、廣播、電視等)時代,家長還可以充當一個知識的權威,對孩子進行閱讀、視聽方面的指導,家庭對孩子進行媒介素養教育起著很大的影響。而如今,到了互聯網時代,很多父母由于不接觸網絡,思想與孩子有了一定的代溝。年輕人由于接受更新潮的思想,容易接受新媒體,對社會新生事物也比較敏感,因而,在媒介融合時代,父母應該與孩子進行全方面的交流,了解孩子的思想和媒介接觸狀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給孩子予以指導和幫助。具體來說,成年人一方面要提高自身媒介素養水平,另一方面,在對孩子進行媒介素養教育的時候,要改變傳統的單向的傳受教育模式,把孩子看成是需要互相學習的朋友,增強互動,共同提高,甚至要放低身段,以孩子為師。和諧的家庭關系能給孩子以安全感并滿足其歸屬感,使其不會把電視和網絡當作緩解緊張的避難所,不會依賴電視來躲避現實世界的難題和宣泄自己的情緒,因而會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長。所以開展家庭媒介素養教育,還要注意營造寬松和諧的家庭氛圍。
媒介性路徑:重在加強和規范大眾傳媒的社會責任———此乃媒介素養教育之根本
媒介教育的起源主要來自媒介內容,媒介是媒介教育最顯而易見的傳達工具,作為信息源的媒體產業理應對媒體素養教育負責。部分大眾傳媒機構的社會責任心的丟失是當前高等師范院校學生媒介素養缺失的原因之一,對此,深化大眾傳媒傳播,同時規范大眾媒介引導其責任意識尤為重要。首先,我們可以充分發揮媒介的傳播優勢,推廣媒介素養的概念和內涵,促成全社會對媒介素養的重要性的認識;再者,媒介機構可以制作與媒介素養相關的學生關注焦點的主題片、紀錄片等從社會角度進行宣傳與討論。隨著大眾傳媒的發展,學生與社會的關系日益緊密,傳媒逐漸成為學生社會化的新的重要途徑,因此,媒介組織教育也應該成為媒介素養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媒體產業機構應當有媒體自律,從源頭上解決媒體內容對學生及社會發展造成消極影響,這就要求媒體機構當好把關人的角色,并且媒體從業人員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其次,大眾傳媒本應是社會公器,因此傳媒機構理應為媒體素養教育提供設備、資源與人才,為人們提供參與媒體實踐的機會。媒介組織可以發揮自身的傳播優勢,推廣媒介素養的概念和內涵,促成全社會對媒介素養重要性的認識。在德國、法國等西方國家,大眾媒介不僅報道新聞信息,還傳播媒介知識。例如,在報紙上開設專欄,專門講授媒介信息教育方面的知識;在電臺、電視臺定期舉辦知識講座,普及媒介知識,還通過電臺熱線參與給大家提供討論的機會或在網絡上開設專門的網絡論壇,組織網民們紛紛發表自己的意見、看法,進行交流或互動,并在必要的時候邀請專家給與問題的解答。這些活動本身,既利用了大眾媒介傳播優勢,又擴大了媒介的影響力,達到普及媒介知識、理論的作用。在我國,也有媒介在做這樣的普及與推廣的工作。
社會性路徑:重在營造社會整體的大教育氛圍———此乃媒介素養教育之基礎
地理教學過程廣義上來看,是指在遵循地理教學,貫徹地理教學原則的基礎上,實現地理教育目的和任務的過程。教師有目的、有計劃的指導學生主動掌握系統的地理知識、技能,培養學生學習能力,并形成一定地理科學思想觀念的過程。同時,在教學中,注重學生地理科學方法的培養,例如地理觀察、區域綜合分析、地理實驗等方法。在現代地理教學理念的指導下,生成性地理教學越來越受到教育學者的關注。
地理生成教學是一個師生共同學習、對地理知識內容積極的認識和建構的動態教學過程。在開放的地理課堂教學活動中,師生都處于多元變化中,教師需要敏銳的發現從學生的思考活動中顯現出來的各種信息,教師根據學生的需要做出合理的價值判斷,并把預設中沒有想到的有價值的問題和信息在教學中不斷的動態生成,特別是在教學過程中活動的設計,教師需要聯系學生的生活,創設情境,依據學生特點設計探究活動。探究是地理情境化教學的精神。地理學科的實踐性要求學生在地理情境活動中要體現自身的主體地位,鼓勵學生獨立自主地參加地理學習活動,成為學習的主人。教師通過組織和引導學生對地理學習資料分析、研究和討論,獲得地理結論,獲取地理知識,培養學生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讓學生關心社會,關注環境,關注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從而提升地理素養。
二、地理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高中地理課程體系中,主要是人口、資源、環境、發展等內容展開的,引導學生關心身邊發生的地理事件,比如人口、環境問題、資源利用問題,區域可持續發展問題等內容,增強未來公民的責任感。地理素養有利于公民良好的思維品格的養成,有利于公民環境觀的形成,更有利于公民國家意識、全球意識的養成。
所以在進行課堂地理教學時,教師要注重對學生地理情感的教育,努力營造探究情境,讓學生具備地理學科的求實、創新的地理科學精神和務實、實踐的地理科學態度。
一、民事訴訟行為的概念和發展
(一)民事訴訟行為的概念
在現代民事訴訟理論中,一般認為,民事訴訟行為是指民事訴訟主體所實施的能夠引起一定的訴訟法上效果的行為。這一界定,強調訴訟行為的訴訟法上效果,稱為“效果說”。還有學者主張“要件與效果說”,即不僅其效果,其要件也由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行為才是訴訟行為。[1](P331)訴訟行為受民事訴訟法調整,具有訴訟性質。然而,有一些訴訟行為不僅能夠產生訴訟法效果,也能產生實體法效果,比如,合法的行為就能夠產生中斷時效的實體法效果。
在民事訴訟中,各種訴訟主體的各種訴訟行為結成了相互關聯的行為鎖鏈和訴訟關系,推動民事訴訟程序向著判決這一目標而展開。各種民事訴訟主體如當事人和法院由于其訴訟地位不同所實施的訴訟行為亦相應不同。
當事人的訴訟行為,不同于私法行為,但同時也具有與私法行為相互交錯的一面,探討訴訟行為與私法行為的區別和關聯是訴訟行為理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法院的訴訟行為具有國家行為的性質,與當事人的訴訟行為和私法行為區別明顯。民事訴訟制度是以國家公權力(審判權)解決私權糾紛和保護私權的國家的正規的制度。民事訴訟是當事人訴訟行為和法院職權行為的集合,內含著當事人個人意志和國家意志,體現著當事人訴權、訴訟權利與法院審判職權的統一。
然而,國外的訴訟行為理論的主要內容是有關當事人的訴訟行為。這是因為,在采取處分權主義和辯論主義程序的條件下,事實上當事人的訴訟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訴訟的結果。[1](P309)由于訴訟行為本身是為取得訴訟法上的效果而被實施,因此,從程序上保證正當訴訟行為的實施,顯得極為重要。可以說,訴訟行為理論也是程序保障理論的重要基礎理論。[2](P223)
(二)訴訟行為的發展
在諸法合體的時代,實體法和訴訟法沒有分離,訴訟行為的法律規范散見于諸法之中,理論化的民事實體法學和民事訴訟法學并未產生,訴訟行為理論也未形成。實體法和訴訟法在體系上的分離,使得實體法上的法律行為具有了獨自意義,由訴訟法規范的訴訟行為概念也得以成立。訴訟行為概念的歷史,可以上溯到18世紀。在19世紀末,國外學者開始重視對訴訟行為的研究。訴訟行為理論的發展與訴訟觀、訴權論等發展軌跡基本一致。
據德國學者勒赫考證,“訴訟行為”(Prozesshandlung)一詞最早由18世紀德國自然法學者Nettelbladt(1717-1791)在其著作中提出的。勒赫在1976年發表的論文《萊特爾布拉特和民事訴訟》(NettelbladtundZivilprozeβ)中指出,盡管Nettelbladt提出了訴訟行為的概念,但由于其理論深受德國學說匯纂法學及私法訴權理論的影響,因此將訴訟行為等同于私法行為,訴訟行為不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Nettelbladt的這種認識實際上是私法一元觀或實體法的訴訟觀的體現。這種訴訟觀以實體法理論來解釋訴訟問題(包括訴訟行為),從而認為,訴訟法從屬于實體法,訴訟行為從屬于私法行為并且不具有本質上的獨立性。
隨著社會和法律的發展,尤其公法及其觀念和理論的發展,訴訟法被看作是公法,與實體法相獨立。這一時期的訴訟觀,早期是訴訟法一元觀,基本上是從訴訟法的角度來理解和把握民事訴訟問題。公法訴權說強調訴訟法的獨立性,進而為獨立的訴訟行為及其理論的生成創造了契機。自此,私法行為和訴訟行為成為兩個性質不同的概念。早期的訴訟行為理論建立在訴訟法一元觀和抽象公法訴權說基礎之上,只強調訴訟行為的訴訟法性質或公法性質,而忽略了訴訟法與實體法之間的合理關系,從而不能合理解釋:為什么一些訴訟行為(如合法行為等)可以產生實體法上的效果。
二元論的訴訟觀,是從實體法和訴訟法的聯結點上來理解和考察訴訟問題(包括訴訟行為)。按照二元論的訴訟觀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訴權學說(如具體訴權說等)的解釋,訴訟行為是受訴訟法調整的,然而也存在能夠引起私法效果發生甚至包括了實體法內容的訴訟行為(即訴訟法律行為)。至于訴訟法律行為的性質以及與私法行為之間的關系,在大陸法系主要有:兩性說、并存說和吸收說。兩性說主張,訴訟法律行為同時是訴訟行為和私法行為。并存說主張,訴訟法律行為是訴訟行為和私法行為并存的行為。吸收說主張,訴訟法律行為是吸收了私法行為的訴訟行為。吸收說認為,訴訟法律行為會引起實體法上的效果甚至包括了實體法的內容,這是因為訴訟法對實體法內容的吸收所造成的,但是并不影響訴訟行為的獨立性質。
對于此類情況,應依何種標準認定其行為屬訴訟行為抑或私法行為?大陸法系通說是主要效果說,此說認為,應視該項當事人行為的主要效果屬于訴訟法或實體法的領域而定,若主要效果為訴訟法而實體法上的效果為次要的,即認定該項行為是訴訟行為。根據主要效果說,當事人行為即使在訴訟開始以前或在訴訟外實施的,如果該行為主要目的在發生訴訟法效果,就認定其訴訟行為。例如,前當事人以書面授與訴訟權的行為、合意管轄的行為等。
二、法院和當事人的訴訟行為
(一)法院的訴訟行為
法院訴訟行為的最大特性是具有國家行為的性質或者說具有法定的職權性。法院的法定的裁判者的地位而決定了法院可實施審理行為、裁判行為和執行行為等。具體說,
法院的審理行為,即在審判程序中,法院就程序事項和實體事項進行審查核實的行為。比如,審查當事人的、反訴、訴的合并和變更、上訴、再審以及申請回避、期間順延、復議等,是否具備法定條件;審查核實證據是否真實合法、案件事實是否真實;審查訴訟請求是否有理等。
法院的裁判行為,這是法院最重要的訴訟行為,即在審判程序中,根據審查核實的結果,法院依法作出是否同意或許可的行為。裁判行為可分為判決、裁定、決定等。
法院的執行行為,主要包含:審查執行申請是否合法;決定采取具體執行措施、實施執行措施;主持和維持執行秩序等。在執行程序中,法院對于執行程序事項的爭議(如執行異議等)和實體事項的爭議(如異議之訴等)的解決,實際上屬于法院的審理和裁判行為。
法院的其他訴訟行為,比如,法院依職權主動指定或變更期日和期間、裁定中止訴訟程序和恢復中止的程序、調整辯論順序(對辯論進行限制、分離或者合并)、許可或禁止當事人陳述,等等。
法院的上述行為中,有關法院主持和維持訴訟程序和執行程序有序進行的行為,屬于法院訴訟指揮行為。
(二)當事人的訴訟行為
1.當事人訴訟行為的分類
對于當事人的訴訟行為,可以根據不同的標準予以分類。但是,大陸法系的訴訟行為理論比較重視取效性訴訟行為(Erwirkungshandlungen)、與效性訴訟行為(Bewirkungshandlungen)這一分類。
取效性訴訟行為無法單獨直接獲取其所要求的訴訟效果,必須借助法院相應的行為才能獲取所要求的訴訟效果。例如,當事人要求法院作出一定裁判的申請、被告以原告不適格為由請求法院駁回訴訟、當事人向法院提出調查證據的申請等等。當事人有關案件事實的主張和舉證行為也屬于取效行為。當事人取效行為只得向法院實施,法院也應當調查當事人取效行為是否合法及有無理由。
一般說來,取效性訴訟行為以外的訴訟行為都是與效性訴訟行為。與效性訴訟行為無須法院介入,即可直接發生訴訟效果。當事人的與效性訴訟行為大部分是對法院實施的,有些情況下也可向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實施,例如解除委托訴訟的通知等。與效訴訟行為可以是單方當事人實施的,例如當事人的自認、原告放棄或變更訴訟請求、當事人放棄上訴等,也可以是雙方當事人實施的,例如協議管轄、協議不、協議不上訴、協議變更執行方法等。這類訴訟行為中很多屬于當事人之間的訴訟契約,即當事人之間對于訴訟程序的進行和形態而達成的以直接發生訴訟法上效果為目的的合意。
大陸法系學者認為,有些訴訟行為可同時為取效行為和與效行為,例如,提訟,一方面發生訴訟系屬的法律效果,此為與效行為,另一方面也是取效行為,因為提訟須待法院的判決才有意義。[3](P460)
2.當事人訴訟行為與私法行為(民事行為)的比較
當事人訴訟行為與私法行為有著諸多區別。在法律規范方面,前者受民事訴訟法規范,后者受民事實體法規范;在法律性質方面,前者具有程序性和公法性,后者具有實體性和私法性;在法律效果方面,前者產生訴訟法上的效果(有些訴訟行為則可同時產生實體法上的效果),而后者產生實體法上的效果;在行為主體方面,前者須由有訴訟能力人實施,后者可由有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
當事人訴訟行為與民事行為還存在著如下兩個重大區別:
(1)訴訟行為采取“表示主義”,即訴訟行為的有效成立僅以當事人的表示行為為準。這主要是基于訴訟程序的順暢進行和安定性的考慮。訴訟是由前后不斷的多數訴訟行為有序構成的,后行的訴訟行為必須以先行的訴訟行為有效為前提才可進行。如果允許當事人以意思瑕疵為由任意撤回或撤銷訴訟行為,則不利于訴訟程序的順暢進行和安定性。這一點與民事行為存在很大的區別。因此,對于訴訟行為,原則上拒絕類推適用民法上的意思瑕疵可撤銷的規定。
能否根據訴訟行為的表示主義原則,一律拒絕行為人以受詐欺、脅迫或意思表示錯誤等為由撤銷訴訟行為?從保護當事人的角度來說,通常情況下,當事人取效訴訟行為可撤回;德日通說和判例認為,對于管轄合意、不上訴合意、訴訟和
解等與效訴訟行為,由于是在訴訟外實施并不直接牽連訴訟程序或影響程序安定程度不大,所以這些行為可以錯誤、詐欺、脅迫為由予以撤銷。近年來,德日有學者主張,對程序安定影響不大且對訴訟行為人利益有重大影響的訴訟行為,不宜適用訴訟行為的表示主義原則,可類推適用民法有關意思瑕疵的規定,準許主張其訴訟行為無效或撤銷。[3](P465)
(2)訴訟行為原則上不得附條件。在大陸法系,通說認為,由于后行的訴訟行為是建立在先行的訴訟行為之上,所以在訴訟中訴訟行為之間的關系必須確定,若訴訟行為附條件則無法符合訴訟行為之間關系必須確定的要求。訴訟行為如以將來不確定的事實為條件,則該訴訟行為的效果不確定,對方當事人和法院就必須等待該訴訟行為所附條件是否成就才可實施后行的訴訟行為,這種情況極為不利訴訟程序的順暢進行并可導致訴訟的遲延。
但是,也存在著例外,比如在訴的預備合并之中,允許訴訟行為附條件。訴的預備合并是指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原告同時提起主位之訴和備位之訴,原告請求:若主位之訴敗訴的,可請求就備位之訴進行判決。如果主位之訴獲得勝訴,原告不得再就備位之訴請求作出判決。因此,主位之訴敗訴是法院判決備位之訴的停止條件。再如,在預備抵銷的情形中,被告可同時提出:要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和若被告這一要求失敗則被告主張抵銷。
三、民事訴訟原則與訴訟行為
(一)訴訟當事人平等原則與訴訟行為
憲法中的平等原則(或平等權)在民事訴訟中則體現為訴訟當事人平等原則(或平等權)。從訴訟行為的角度來說,訴訟當事人和法院必須根據訴訟當事人平等原則實施訴訟行為。該原則要求當事人處于平等訴訟地位,享有平等的訴訟權利和承擔平等的訴訟義務;同時,該原則要求法院應當平等尊重、對待和保護各個訴訟當事人。該原則不僅強調當事人之間實體利益的平等保護,而且還強調當事人之間程序利益的平等維護。在這一方面,我國現行民事訴訟制度存在著需要完善的地方。就程序利益的平等維護而言,比如,我國現行撤訴制度沒有將狀送達被告后征得被告同意作為準許撤訴的條件之一,事實上狀送達被告后,被告為參加和贏得訴訟而付出了經濟費用等,并且原告撤訴后還可再行以致于被告將再次被原告引入訴訟而付出訴訟成本,可見,我國現行撤訴制度忽視了被告的程序利益(已付出的訴訟成本)及其對訴訟結果的期待利益,僅僅考慮了原告的權益,從而違反了訴訟當事人平等原則。
當事人平等原則實際上僅適用于民事爭訟程序和爭訟案件,并非完全適用于非訟程序(或非訟案件)和強制執行程序。因為非訟案件是非爭議的案件,非訟程序中并不存在或者不存在明確對立的雙方當事人,很少有適用訴訟當事人平等原則的可能性。強制執行旨在國家依憑公權力強制義務人履行法院確定判決等執行根據,迅速、經濟和適當地實現權利人權利,所以一般認為自不宜使執行義務人與執行權利人處于同等地位(即執行當事人不平等主義)。盡管如此,對執行義務人的合法權益和基本生活等也應予以充分合理的保護。同時,由于強制執行是個別執行,所以許多國家對于執行權利人之間采取優先執行原則并非平等執行原則。[4]
(二)處分原則與訴訟行為
處分原則是指訴訟的開始終結和訴訟對象由當事人決定。當然,當事人的處分權范圍限于私益的事項,在此范圍內法院不得予以干涉。當事人處分權的行使原則上取決于當事人的意志,法院不得為當事人而主動啟動訴訟程序、進行訴訟和解等;訴訟對象(或訴訟標的)原則上是由當事人自行確定的,法院的審判范圍應受其限制而不得以職權變更或替代訴訟對象而作出判決,否則構成對當事人處分權的侵犯。然而,對于具有公益因素的事項,當事人的處分權則受到一定限制,比如在外國民事訴訟中,對于公益性較強的人事訴訟以及非訟事件等,則限制或排除處分原則的適用,采行職權進行主義和干預主義,法院不受當事人意志的左右而依職權繼續或終結程序,也可以超出當事人請求范圍作出裁判。
再如,在大陸法系,訴訟要件一般包括:(1)法院對該訴訟擁有管轄權。(2)存在雙方當事人;當事人適格;當事人具有當事人能力和訴訟能力;當事人若缺乏訴訟能力,應由其法定人合法。(3)訴訟標的須是法院能用強制執行程序執行的;不受既判力拘束;沒處于訴訟系屬中;具有訴的利益。至于是否存在仲裁協議等訴訟要件,只有在被告提出異議時法院才予以考慮。一般地說,訴訟要件具有程序性和公益性,即是說具備訴訟要件是法院作出本案判決的前提條件,若具備訴訟要件則訴訟程序繼續進行下去直至作出本案判決;若不具備訴訟要件,訴訟程序沒有必要繼續進行,法院應當直接駁回訴訟而不受當事人意志的約束,從而避免不必要的訴訟,節約審判成本。因此,訴訟要件是法院職權審查事項,法院應依職權主動進行審查。[5](P75)
(三)辯論原則與訴訟行為
外國民事訴訟中的辯論原則(辯論主義)的基本涵義是:1.當事人沒有主張的直接決定實體法律效果的案件事實,不得作為法院判決的依據;2.當事人之間沒有爭議的事實,法院應將其作為判決的依據;3.原則上,法院只能對當事人提出來的證據進行審查判定。與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相對應的是司法消極性原則。辯論原則體現了當事人對判決基礎的案件事實證據的處分。按照處分原則,當事人有權處分其實體權利,在此延長線上,辯論原則意味著從程序方面尊重當事人間接處分自己實體權利的自由。[6](P109)
我國有必要根據民事訴訟特性,參照外國的合理規定,重塑辯論原則。[7]但是,考慮到我國律師的數量和質量,國民的法律水平以及整個的制度配置等,難以適應外國辯論原則運作的要求。因此,在遵行辯論原則的前提下,法官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失的,這方面可借鑒外國相應做法(如法官闡明權)。
根據強制執行(程序)的目的和特性,辯論原則不適用于強制執行程序。[8]至于強制執行中,發生的實體爭議(執行異議之訴)則須依照爭訟程序處理,當然適用辯論原則。非訟程序采用職權探知主義,不適用辯論主義,即當事人沒有主張的事實,法院可以依職權收集;當事人對事實的自認對法院沒有拘束力;當事人沒有提出的證據,法院可以調查。
(四)誠實信用原則與訴訟行為
現在,愈來愈多的國家特別強調誠實信用原則(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重要性,并將誠實信用確立為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我國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誠信原則,然而理論上已開始探討該原則及其在我國民事訴訟中的適用問題。誠信原則要求法院、當事人等本著誠實信用實施訴訟行為,誠信原則構成對法院、當事人訴訟行為的正當約束。[9]民事訴訟法上的誠信原則來源于道德上的誠實信用,但是作為法律原則,該原則屬于強行性規范,不允許訴訟主體約定排除適用。
訴訟實踐中種種因素導致了當事人之間實際的不平等,那么運用誠信原則對當事人加以約束是保障當事人平等實施訴訟行為的一個手段。[10]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是當事人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基本保證規范,其規范取向并不是對當事人自主性和自治性的限制,但是當事人的自主和自治又必須限制在正當的限度內,這種必要限制可由誠信原則來完成。[11]P80-81
(五)程序安定原則與訴訟行為
程序安定原則包括程序運行的穩定性和程序結果的安定性。前者是指當事人在對程序結果有一定預知前提下,有條不紊地實施訴訟行為。因此,訴訟法規定了重要訴訟行為的行使要件(如要件等)、程序進行的順序,從而方便當事人選擇程序和實施訴訟行為,并禁止法院和當事人隨意改變程序。后者是指由法院按照公正程序作出的判決,其終局性效力就應得到保障,禁止當事人就同一案件重復訴訟,也禁止法院就同一案件重復審判,即維護法院判決的既判力。[2]P80-83
既判力禁止就同一紛爭先后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所以法治國家原理要求以判決既判力制度實現法律和訴訟程序的安定性。一般說,相對于法律和訴訟程序的安定性和權威性而言,在具體案件上忍受錯誤判決的危害要小得多。在我國,判決的既判力因再審程序的頻繁發動而受到致命破壞。由此,本可以通過個案判決來構筑法的權威性和安定性及法律秩序或法共同體,在這樣的再審機制下,卻大失所望。
當然,因維護法律和訴訟程序的權威性和安定性而過分犧牲個案正義,這種制度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以及能否維護其權威性和安定性,也值得懷疑。因此,法律和訴訟程序的權威性和安定性不應絕對排除個案正義,在嚴格的法定條件下可以排除既判力,比如可以通過嚴格的再審程序對既判事項再次審判。
四、訴訟行為的瑕疵及其處理
當事人和法院必須遵從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程序和要件或者必須依據其所享有的訴訟權利和所承擔的訴訟義務而實施相應的訴訟行為。違背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法定程序和要件而實施的訴訟行為,則為有瑕疵的訴訟行為。違反誠信原則或善良風俗的訴訟行為,也存在著瑕疵。訴訟行為是否存在瑕疵,考察的重點并不是訴訟行為的內容而是其形式或方式是否與訴訟法規定相符。
在此,筆者從訴訟行為違背強行規范和任意規范的角度,扼要探討訴訟行為的瑕疵及其處理問題。
(一)違背強行規范的訴訟行為的處理
在民事訴訟法規范中,強行規范是法院和當事人必須嚴格遵守,不得任意違背或者以合意方法排除或變更其適用。關于、上訴和再審的法定條件,審判組織的組成、回避、專屬管轄、當事人能力、公開審判等規定屬于強行規范。強行規范是為了確保裁判的正確合法和訴訟程序的有序安定,具有公益性。
違背強行規范的訴訟行為,雖然構成程序上違法,但是訴訟行為并非必然無效,可以通過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救濟方法予以糾正和補救。這是因為基于程序安定性的考慮應盡量減少變更撤
銷訴訟行為,并且有瑕疵的訴訟行為對于當事人未必不利。
對于法院裁判的瑕疵,例如,審判組織的組成違法,沒有傳喚當事人,違背專屬管轄、回避、公開審判等規定以及把無訴訟能力人誤認為有訴訟能力人等而作出的裁判,原則上只能通過當事人提起上訴或再審取消或變更之。在國外民事訴訟中,如果當事人不提起上訴或再審,違反強行規范的訴訟行為或訴訟程序就維持原狀;而根據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即使當事人不提起上訴或再審,法院和檢察院也可提起審判監督程序予以糾正。對于法院證據調查等行為一旦出現瑕疵,就有可能影響到當事人權利的實現,所以這些行為原則上應予撤銷,不能通過追認使其有效。[1](P363)
一般說,當事人違背強行規范的行為,如果是取效性訴訟行為,法院應依職權進行調查處理,以不合法將其駁回;如果是與效性訴訟行為,法院應不加以考慮。對于違背強行規范的訴訟行為,當事人必須另外實施合法訴訟行為以代替之,即必須在有效期間內重新為無瑕疵的訴訟行為而獲得其預期的法律效果。必須注意,當事人有瑕疵的訴訟行為,并非當然無效,可利用追認等方法予以矯正。比如,無行為能力人的訴訟行為,經法定人的追認則溯及行為時有效,其瑕疵因此被治愈;法定人不追認的,該有瑕疵的訴訟行為則無效。在法院確定的補正期間,如果遇有危及無訴訟行為能力人利益的,可允許其在補正期間暫時為訴訟行為。當事人違背強行規范的行為在訴訟程序也能產生(非預期的)法律效果,比如,上訴人無正當理由超過上訴期間卻提起上訴,該上訴行為也能引起上訴審程序的發生,只是法院須以其違背強行規范為理由,裁定駁回其上訴。
(二)違背任意規范的訴訟行為的處理
在不危及程序的安定性和不違背訴訟公正的前提之下,為了便于當事人進行訴訟和保護當事人的利益,民事訴訟法規定了一些任意規范,這些任意規范的公益色彩并不重。當然,任意規范必須由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當事人才可援用。至于強行規范和任意規范的識別,一般是,民事訴訟法容許當事人合意、行使責問權的事項的規范就是任意規范,不容許的就是強行規范;或者說,僅為當事人利益而設的就是任意規范,非僅為當事人的利益而設的就是強行規范。當然,區分強行規范與任意規范,還須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立法精神及規范的具體內容來判斷。
任意規范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民事訴訟法明文允許當事人就某一事項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自己的意志作出決定的規范,例如協議管轄、申請撤訴等規定,違反此種規范的行為一般是由當事人主張是否合法有效。
另一種是有關當事人責問事項的規范。外國民事訴訟中,當事人責問事項主要包括有關法院的通知、傳喚、送達,訴訟行為的方式、期間,非專屬的管轄,訴訟程序的中止等形式方面的事項。法院或一方當事人違背當事人責問事項的規范時,當事人或對方當事人享有依法主張該行為無效的權利(責問權)。對于法院或當事人違反責問事項規范的訴訟行為,當事人主動舍棄或者在一定期間內不行使責問權,以后該當事人不得就同一事項行使責問權(即喪失了責問權),該訴訟行為的瑕疵因此得到了治愈。這是因為對于違反責問事項規范的訴訟行為,當事人舍棄或者喪失責問權,法院也沒有發現,法院或當事人基于該訴訟行為而實施了后行的訴訟行為,如果允許當事人行使責問權則將使該后行的訴訟行為歸于徒然,從而不利于訴訟程序的安定和經濟,也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
【參考文獻】
[1]〔日〕三月章.日本民事訴訟法[M].汪一凡.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
[2]劉榮軍.程序保障的理論視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陳榮宗、林慶苗.民事訴訟法[M].臺北:三民書局,1996.
[4]邵明.權利保護與優先執行原則[N].人民法院報,2001-4-9.
[5]〔日〕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訴訟法(新版)[M].白綠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6]〔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義與訴訟[M].王亞新、劉榮軍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7]張衛平.我國民事訴訟辯論原則重述[J].法學研究,1996,(6).
[8]王亞新.論強制執行與說服教育[J].中國社會科學,2000,(2).
[9]劉榮軍.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適用[J].法學研究,1998,(4);張家慧.當事人訴訟行為與誠實信用原則[A].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論叢[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本文作者:席·哈斯巴特爾作者單位:內蒙古師范大學
蒙古民間文學課教學中注重音樂知識的必要性
重視音樂知識是蒙古民間文學教材建設的要求。具有創新性和科學性教材,才能使學生開闊眼界、拓展思維、增加知識;重視蒙古民間文學教材音樂文化的挖掘,才能體現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譬如,祝贊詞藝人們運用的曲子多種,有的在民間廣為流傳,為了真實、準確反映祝贊詞,在教材編寫過程中有必要適當吸收祝贊詞曲,以充實教材內容。蒙古語言文學和蒙漢雙語專業的學生大多數來自民歌、說書、好來寶廣為流傳的內蒙古東部區。他們從小在左鄰右舍的熏陶下,成為民間藝術的愛好者。因此,蒙古民間文學課教材建設有必要吸收、借鑒并增加音樂知識,這是推進教材改革的有效途徑。重視音樂知識是“蒙古民間文學”教學內容的要求。教育創新涉及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組織、教學思想等諸多方面。在課堂上,以蒙古民間文學知識為主,適當運用音樂知識,是充實教學內容的要求。教材是教學的依據,而教學內容是根據教材而講授的內容,比教材內容更豐富、更靈活。民間文學作為文學專業教育的一個分支學科應有其自身的獨立教學空間,如過分強調其文學知識,不僅不能充分體現民間文學應有的特點,而只能是整個文學教育的知識補充。蒙古民間文學藝術價值部分主要有語言和情感方面的內容,教師在講授中主動挖掘其民間音樂知識,可使其內容更加具體化、系統化,有利于課堂教學的活躍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另外,對蒙古民間文學任課教師來說,掌握音樂知識也是很有必要的。譬如,說書藝人演唱一個英雄凱旋歸來時,英雄史詩和說書中運用的曲子根本不同,對于同一個故事情節的演唱,不同說書藝人所用曲子也不同。如果民間文學任課教師自己不懂音樂知識的話,就很難準確地解釋民間藝人們所使用曲子的來龍去脈,更不能正確地講述其深刻內涵。重視音樂知識是弘揚民族文化的要求。蒙古民間文學課具有自己的知識結構和理論體系。從體裁結構來看,有其他民族中很少或幾乎不存在的“世俗三律”、好來寶等體裁。這種體裁一定程度上反映著蒙古民間文學形式多樣性和內容的豐富性。蒙古民間文學所蘊含的音樂知識是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教學中注重音樂知識,是保護、挖掘、利用傳統文化的必要。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變遷,人們記憶中的民間音樂知識會越來越少,如果不能有效挖掘,很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被遺忘,甚至消失。譬如,民歌《喂豬歌》在東部蒙古地區廣泛流傳,該歌曲子節奏較歡快,旋律優美,遺憾的是在有關民歌書里沒記載。在教學過程中結合其歌詞和曲子進行講授,有利于弘揚民族文化。重視音樂知識符合素質教育的根本要求。實行素質教育是當前我國教育的一個主要教育方針,也是未來教育的一個大方向。民族高等教育的課程設置以實施素質教育為目標,以培養創新性人才為目的。從蒙古民間文學課內容來看,它不只是對學生進行文學知識的教育,而且也涉及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等諸多領域。在教學中將其中豐富的音樂知識充分發掘,系統講授,使學生掌握蒙古民間文學中音樂知識的奧妙,這樣有利于人文素質的提高。譬如,書寫文本中科爾沁民歌《正月瑪》有好幾種版本,有《正月瑪》、《圖什業圖正月瑪》、《阿古拉正月瑪》、《芒罕正月瑪》等,其曲調框架、人物角色、故事情節基本相同,不同版本之間有互文性關系,我們只要掌握其中一首的曲子,就很容易了解其他異文的演唱。如果學生對敘事民歌的學習只欣賞故事情節的話,就無法深入理解它的深刻含義,對所學課程片面、單純的學習,只會導致知識結構失調。
“蒙古民間文學”教學中音樂知識的運用策略
更新教學觀念,創新教學思路是運用音樂知識的前提。教學工作是一種探索性、創造性的實踐活動。成功的教學改革關鍵在于教學理念和教學思路的改進。在蒙古民間文學課教學中音樂知識未能充分得到運用的情況下,教師只有以敏銳的知覺、清晰的思路,不斷探索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突破口。蒙古民間文學課原有的教學模式,嚴重影響著音樂文化的深入挖掘。在教學過程中,民間文學教師需要更新教學觀念和教學思路。譬如,講授庫倫民歌《都來烏圖干》時最起碼把握三個層面。首先,對題材、情節、人物、語言、表達方式等進行分析,弄清該敘事民歌的書寫文本要素;其次,把握該歌曲子及其來源、演變等音樂要素;再次,對該歌信仰文化內涵進行探討。在教學中,往往注重第一層面的內容,而忽略第二、第三層面的內容。這種講授恰恰忽略了豐富的音樂文化和信仰文化。研究表明,該民歌曲子由博們(薩滿)迎接保護神時使用的曲子中演變而來,著名歌手琶拉吉演唱的《這種人》也沿用該曲子[2]。說書藝人卻吉嘎娃演說《木華黎》的故事時也運用了這個曲子。民間文學教師只有懂音樂知識,才能發現《都來烏圖干》曲子的來龍去脈,才能講清歌曲的深刻含義。很顯然,同一首歌曲,使民歌《都來烏圖干》、新歌《這種人》及說書《木華黎》成為互文性關系。為什么薩滿舞、民歌《都來烏圖干》、說書《木華黎》、新歌《這種人》中頻繁出現類似的曲子呢?這與其文化傳統有關。可以說,薩滿舞中運用該曲子是在長期民間傳播的過程中逐漸影響了民歌《都來烏圖干》、說書《木華黎》及新歌《這種人》等。總之,只要我們對其深入分析,探索產生、演變軌跡,不難發現其中的奧妙。充分認識民間文學的屬性是運用音樂知識的重要條件。文化屬性和藝術屬性是民間文學的兩種基本屬性,其中音樂成分是不可缺少的內容。在課堂上,對民歌、好來寶、英雄史詩、說書等體裁的教學,我們只從民間文學的表達方式、內容、結構、語言等方面著手,就很容易丟失音樂知識,造成知識結構的失調。這些體裁與曲子是分不開的口頭韻文系統,如果把它與曲子分開講授,很難體現其文化屬性和藝術屬性。民間文學的文化屬性和藝術屬性不僅體現在書寫文本中,而更重要的是在田野文本和音像文本中。如內蒙古庫倫、奈曼一帶傳播的《朱寶山》之歌曲子,就廣泛運用于好來寶、說書之中。我們只要掌握此曲子,就能分析其他相關領域的運用。民間藝人的精湛表演和老百姓聆聽的互動,也體現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藝術內涵。一名優秀的民間藝人,必須不斷探索民眾生活和民間藝術,起碼掌握幾十種曲子,才能完整地演說故事。他們演說時根據故事內容、聽眾愛好、場面的更換等,靈活調整各種曲子,達到最好的效果。民間文學教師如果對其準確掌握,可以為學生提供豐富的音樂知識,否則很難有效地講述其中的音樂文化內涵。另外,好來寶是一種具有表演性和動態性的藝術,而課本中的好來寶以靜態的書寫文本形式出現,未能充分體現文化屬性和藝術屬性。在教學過程中為達到動態化的教學效果,必須超出課本內容的約束,適當應用演奏、演唱技巧,也可采用多媒體設備演示說書藝人演唱的故事和英雄史詩錄像,還可根據教學內容,邀請民間藝人演說。從而豐富教學內容,活躍課堂氣氛。挖掘完整田野文本是運用音樂知識的有效教學空間。眾所周知,深入調查研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具有復雜性和艱巨性。學生應在任課教師的指導下有計劃、有目的地進行。譬如,利用寒暑假時間,組織學生到民間搜集民歌,在調查中運用攝像或錄音設備,將搜集的資料帶到學校。指導教師要以高度的責任感,對學生的作業認真批改,詳細指導,這樣有利于田野調查的順利進行。調查時,一是注意搜集整理民間文學完整的文本。所謂民間文學完整的文本為語言表述及其有關信息所構成的文本。如對民歌、好來寶、說書、英雄史詩等體裁作品的搜集,既要語言文本,又要曲子在內的非語言要素。一些民間文學教師不太識譜,直接影響田野調查的有效指導,加之多數學生不識譜,就很難完成民間文學曲子的采錄。二是注意對民間藝人藝術生涯資料的搜集。以往的蒙古民間文學搜集工作,主要側重于語言文本方面,忽略了民間藝人藝術生涯、演奏技巧、運用曲子方面的資料。過去雖然留下不少有名的民間藝人的資料,但對民間藝人的表演技巧、使用曲子、服裝等非語言要素的記載過于簡單,不符合采錄工作要求,也不能滿足學科建設需求。任課教師和學生應根據采錄工作的準則和要求,深入挖掘第一手資料和完整的文本。可根據民間藝人生活環境、性格、藝術才華、運用曲子等諸多方面,靈活全面進行采錄,這樣才能為教學提供有利信息。不斷學習音樂知識是準確運用音樂知識的關鍵。民間文學教師有必要主動接觸音樂人,提高自己的音樂知識水平,有利于民間文學的教學與研究。民間文學教師在音樂專業人員的指導下,掌握歌譜知識,并能把民間文學有關的曲子準確地講授給學生,使學生從中得到啟發和獲取文化信息。就蒙古民歌而言,很多民歌都有變異,而這種變異不僅表現在文學文本方面,更有意思的是在曲子方面。譬如,內蒙古東部區流傳的民歌《白虎哥哥》與《香蓮》的題材、情節、人物、表達方式、曲子等非常相似。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掌握其中的一個,就很容易掌握另一個變異的演唱。另外,有些民歌題材、故事情節、人物形象等相互有區別,但曲子基本相同。在內蒙古東部區流傳的民歌《特木勒》、《阿希瑪》、《念喜嘎》、《對姐昂嘎》等四首歌雖然題材、情節、人物等不同,但曲子基本相同,是一種曲子變異。民間文學教師將民歌與曲子聯系起來講授,使學生開闊眼界,擴展知識面和深刻領會傳統音樂文化。
關鍵詞:民俗學 民間文學 課堂教學 “生態平衡”
課堂生態平衡是指課堂教學中各要素之間相互構成、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種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相對穩定的平衡狀態。這種平衡狀態能使師生和諧共進,師生與環境相互應答,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學生個體的進步與發展。以往高校的民俗學與民間文學教學存在重理論、輕實踐的現象,課程教學與社會要求不相適應,重視課堂教學對課程的現實應用關注不夠,教學的生態失去平衡。因此,在高校民俗學與民間文學課程教學改革實踐中有必要引入生態思維和生態智慧,從生態學這個跨學科的角度去思考民俗學與民間文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認真研究民俗學與民間文學教學諸因素的相互關系,適度配合,強化諸因素之間的互補功能,保持民俗學與民間文學教學的生態平衡,促進課堂教學整體優化。
一、課堂教學資源平衡
教學資源是為教學的有效開展提供的素材等各種可資利用的條件,通常包括文本(即教材)、案例、影視、圖片、課件等,也包括教師資源、教具、基礎設施等。傳統的課程教學資源結構單一,教材常被視為課程教學的唯一資源,教師往往過分依賴教科書及教參,嚴重影響了學生學習興趣的激發和創造性的發揮。因此,高校的民俗學與民間文學教學要創造性處理教學資源,激發學生學習興趣,開闊學生學習思路,充實學生學習源泉,拓寬學生視野,給學生提供更為廣闊的學習空間。
(一)教材與拓展的平衡
教材是“教師在教授行為中所利用的一切素材和手段,它既包括了最標準的教科書,也包括了形形的圖書教材、視聽教材、電子教材”等。(P212)在傳統的課堂教學中,教材被簡單地理解為教科書,并進一步錯誤地認為教科書是知識的濃縮和精華,教科書便是知識的全部。對教材認識上的片面性導致了師生成為教材(教科書)的附庸,教師受制于教材,缺乏自主的、能動的教材駕馭意識,學生的視野被限于教材之內,教師教教材,學生學教材,致使“教學內容封閉、教學行為僵化,課堂環境也相應地沉悶、程式化”。在平衡的生態課堂教學中,教材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該創造性地使用教材,把“教教材”變為“用教材教”,對教材進行不斷地更新、拓展與補充,使教材跳動時代的脈搏,充滿生機和活力。為更好地拓展教材,在課前,教師可以讓學生查找與教材有關的資料,獲取必要的信息,以豐富課堂教學內容;在課中,教師可以針對學生知識的盲點去拓展和補充;在課后,教師可以把課堂中還需探索的學生感興趣的問題或相關內容帶出課堂,讓學生繼續研究。除了文字教材外,音像教材和多媒體課件也是教師需要善用的資源。文字教材內容詳盡,結構完整,體例合理,是學生必備和必讀的文本。音像教材是形象、生動地展現課程內容的輔助教材,它幫助學生理解和掌握課程內容,其教學目標是為輔導教師提供教學的基本思路,幫助同學理清學習線索,將知識點串聯起來,形象化展示相關知識內容。因此,在民俗學與民間文學教學中,要重視以圖片、音頻、視頻等資料作為課程教學的輔助,增加課堂教學的信息量。不少民俗文化相關網站,如中國民俗學網、民間文化青年論壇、中國民俗網、民俗文化視頻網、民俗網、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網、中國民俗攝影協會網、中國民俗文化攝影網、國家文化網民俗民風、海上風民族民間文化論壇、壯族在線等等都是拓展了的重要的教學資源,讓學生經常瀏覽這些網站上的文章,使他們更好地掌握民俗學的理論、方法,了解各種民俗文化現象,提高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認同與理解,拓展學生民俗知識的廣度和深度。
(二)課內與課外的平衡
課內一般是指課堂教學,它是教學的基本形式,也是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建構知識和培養能力的最主要途徑。課外亦被稱為“第二課堂”,指與課堂教學有關的課外活動,它是課內的合理延伸和有益補充,是課堂教學的輔助形式。課內課外,猶如蹺蹺板的兩端,要相互平衡,相輔相成。學生如果在課內學到的知識得不到課外的應用,那么知識對學生來說就枯燥乏味,就會變得毫無價值。對于大學生而言,要使他們學了民俗學與民間文學后,又會用掌握的相關知識服務于社會,教師就要注意把握好課內與課外的平衡,重視學生課外的實踐鍛煉,把他們所學的知識轉化成為能力。筆者和同一教研室的其他同事在教授民俗學與民間文學課程時,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加強課堂理論學習與課外社會實踐的對接。采用課內教學和課外實踐相結合的方式,在課堂實踐中通過參觀、現場模擬等方式加強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成立“大學生山歌隊”,請歌王來學校開講座和教唱山歌。同時我們還建立了多個田野調查基地,利用節假日,帶領學生做田野調查,然后讓學生撰寫調查報告。我們還鼓勵學生自己動手搜集各民族的民俗文物,參與學校民俗博物館的建設工作。積極配合學院的“讀、研、寫、演審美體驗工程”,組織學生在閱讀、研究民間文學作品的基礎上,寫出劇本并演出,使學生加深了對民間文學、民俗學知識的理解和運用,培養和提高了他們收集資料、表演合作、表達交流和科學研究的能力。
(三)教學手段的協調使用
改變單一的教師講授模式,豐富教學方式,多種教學手段靈活使用,相得益彰。在教學中要注意傳統的教學方法與現代教學手段運用的有機結合,采用開放、互動式多媒體教學,以理論講解、案例討論為主,并結合課堂幻燈、錄像材料進行實時教學。筆者在講授民間文學、民俗學課程時,注重參考相關教材,查閱大量資料,利用幻燈片、動漫技術授課,精心制作多媒體課件,從文學、人類學、歷史、宗教等角度來探討民間文學、民俗文化的多重意義。例如,在講到牛郎織女、梁山伯與祝英臺傳說故事的形成和演變過程時,筆者制作了20多幅幻燈片,內容有思考題、民間牛郎織女和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圖畫、牽牛星和織女星的天文星象圖、歷代記載牛郎織女與梁祝的典籍,讓學生聽《梁祝》小提琴協奏曲,觀看《董永與七仙女》電影和《梁山伯與祝英臺》戲曲。同時我們還建設壯侗語言文化網站等相關課程網站,建立教學QQ群和教師個人博客,開辟信息交流渠道,促進民俗文化和民間文學信息和資源的共享,實現師生之間的在線交流與互動,使教學充滿了魅力和活力。
二、課堂生態主體之間平衡
在民俗學與民間文學課堂生態化教學理念下,教師和學生都是教學生態主體,“只有主體之間的關系才能算得上相互關系,因為主體間的關系是互動的、雙向的,而主體和客體的關系是分主動和被動的,是單向的,因此不能成為相互關系”。(P179)過去的教學中,教師幾乎是一統天下,是課堂的主體,學生在課堂上少有發言的機會。高校教師更是如此,主講教師“一言堂”,教師與學生是強者與弱者的關系。生態化的課堂教學,師生之間應該是對話與溝通的平等、民主、合作的關系,教師首先要尊重學生、理解學生,平等地對待每一個學生,要把學生視為教學活動的主體,把自己作為學生學習的伙伴,讓每一個學生都能積極、主動、平等地參與課堂教學,給學生營造一個自主學習的空間。教師要真心做學生的知心朋友,是“平等中的首席”,而不是高高在上、無所不知的嚴師。要以平等慈愛之心待學生,師生情感交融,教學氛圍自然、寬松、和諧,學生心理自由,有心理安全感,敢想、敢問、敢說。筆者在授課時,總是精心營造和諧寬松的課堂氛圍,如在講授民俗文化在現代生活中的運用時,讓幾個學生說出自己了解的當代民俗應用現象,然后就新民歌創作、時裝與民族傳統服飾、民間文學與影視開發、旅游中的民俗應用、網絡文學與民間文學等等問題讓全班學生都參與討論,學生們都爭先恐后暢所欲言,氣氛非常活躍,收到了良好的教學效果。同時,在教學過程中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讓學生在不同的情境下有多種機會去應用他們所學的知識,也就是將知識“外化”,將所學知識靈活應用到實際生活中。如筆者利用星期六、星期天和寒暑假帶領學生到社區、到農村去采風,用在課堂上學到的田野調查方法去搜集民間文學作品,了解各種民俗事象與文化現象,并協助學校民俗博物館搜集一些民俗文物,使學生不僅在實踐中加深了對課堂知識的理解,也增強了他們的民族自豪感與社會責任心。
三、教學對象的動靜平衡
所謂“動”是指在課堂教學中教師運用啟發式教學方法,讓學生多動腦、多動口、多動手,敞開思路,廣開言路,讓每個學生都有表現自己的機會。所謂“靜”是指由于某種教學目的的需要,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有意安排短時間的寧靜狀態,以便讓學生默讀教材、思考問題。“注入式”的舊教學形式把教學對象——學生視作“容器”,課堂上只要求他們靜待教師的灌輸即可,根本無主動性可言。筆者認為,高校民俗學與民間文學教學的關鍵在于合理安排課堂的“動”與“靜”,讓學生把“動”與“靜”辯證統一地運用于生態課堂中,充分發揮課堂教學的實效性和多維性,提高課堂教學效率。首先,讓學生動起來。動,就是讓學生在教學活動中占主導地位,能積極主動地參與教學活動,在動中動手——表演,動口——討論、交流、表達;動腦——思考、梳理、歸納。課堂上,筆者經常采用模仿式、討論式、探究式等各種學習形式,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使學生學習的興趣得到激發和調動。這樣既培養了學生獨立鉆研的能力,又培養了他們解決困難、迎難而上的樂觀精神。其次,讓學生靜下來。靜,就是讓學生在教學活動中有充分的時間去發揮想象力、探究力和接受力,去理解新知識、運用新知識、歸納整理新知識。如在講解節日習俗時,筆者運用了動靜結合的教學方法,先是播放一段我國傳統節日的視頻,提問學生:你了解這些傳統節日嗎?節日習俗是怎樣的?你是怎樣過節的?你怎么看待傳統節日?讓學生安靜思考,然后讓學生按自己選擇的節日自由組合,分小組交流,最后讓各小組派代表參與全班交流:你最喜歡過哪個節?講講你過節時的情景,還可以說說有關節日的知識,小組其他成員可以補充。學生在動腦思考后進行討論,互動中促進了交流,在交流中學會了合作,在合作中引發了爭辯,在爭辯中激活了思維,大大提高了課堂教學效率。
新的時代對高校民俗學與民間文學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教學實踐中不斷更新自身的教育理念,探索新的教學思路,消除傳統的教學弊端,才能解決民俗學與民間文學教學活動中的失衡問題。因此,我們應努力構建課堂的生態平衡,優化教學活動,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學質量。當然就課堂教學生態而言,平衡總是相對的,不平衡才是絕對的。課堂教學的調控總是由不平衡到平衡,爾后產生新的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如此循環往復,把我們的認識和課堂教學改革,不斷推向新的高度,逐步實現民俗學與民間文學學科的“課堂教學素質化”。
新世紀廣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項目《生態學視野下高校民俗學課程的教學改革研究》(編號2010JGB024)、廣西民族大學教改課題《生態學視野下高校民間文學課程的教學改革與實踐探索》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陳紅.課堂教學中的“生態平衡”.教書育人,2009(22)
[2]鐘啟泉,崔允淳,張華.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每位學生的發展——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用要(試行)解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筆者經過多年的教學實踐發現:以民俗視角切入古代文學的課堂教學與實踐教學,恰當滲透和運用民俗文化因素,在增強課堂趣味性,調動學習積極性的同時,也促進了學生對所學內容的理解和掌握。更為重要的是學生知識面的拓展,文化素養的提升,古代文學教學效果的提高和改善也隨之取得成效。筆者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對民俗視角的切入與運用貫穿于課堂教學和實踐教學兩大途徑:
(一)課堂教學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滲透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基本由文學史和作品選兩大部分組成,具有相對固定的特點。從先秦文學、秦漢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學,這些文學歷史的脈絡基本不變,教學的內容無非是文學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學流派等內容。相對固定不變的教學內容若要講出新意和變化,只能依賴于評價視角的轉換和改變。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滲透與運用就是一種新的評價視角和教學思路,不僅能揭示出古代文學的內在文化含義,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從民風民俗視角切入教學,才能有效地消除學生的認知斷層,從真實的文化氛圍中領會作者的思想和創作意圖,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內容豐富繁雜,需要教師結合古代文學授課內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課件、圖片、實物等教學手段,全方位展示。
1.對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還原揭示講授者能否對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進行準確還原和揭示,首先關系到對作品的正確解讀。尤其對于古代詩歌來講,其蘊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著痕跡,講授者若昧于當時的風俗民情,難免有郢書燕說之失。如唐代詩人蘇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講授者若不了解“星橋”為古代元宵節期間令人觀賞的燈的名稱,就會想當然地認為是被燈裝飾的河橋,其實星橋即是一種燈的名稱。《云南府志》云:“元宵賞燈張樂,列星橋火樹于道。次夕長幼挾游,爆竹插香于其處,相傳以為祛病。”《宛平縣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賞燈夜飲,火樹銀花,星橋鐵鎖,殆古之遺風云。”可知這兩句就是描寫元宵節燈火的盛況,與真正的河橋無關。由此看來,古代文學教學應關注民俗資料,這樣才能保證講授知識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其次,對古代文學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還原和揭示還關系到對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別詩詞中“楊柳”意象的解讀和分析,講授者通常也會提及古人因“柳”“留”諧音而折柳贈別這一風俗習慣并解讀出該意象所蘊含的留念、惜別涵義,但僅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楊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內涵,從而也失去了對作品進行深層次理解的機會。筆者并不滿足于“折柳贈別”這一民俗行為的介紹,而是通過引用各種文獻資料進一步挖掘這一意象的深層文化內涵。如賈思勰《齊民要術》有記載:“正月旦,取柳枝著戶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陽雜俎》也談到“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至毒”;體現佛教教義的《灌頂經》中述及禪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龍,觀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眾生。受此影響,中國民間稱柳樹為“鬼怖木”,認為它有驅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圍繞“柳”展開的民俗活動已經非常豐富,如在門首屋檐插掛柳枝,頭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別等等。正是民間社會賦予“楊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種與楊柳相關的民俗活動,使這一意象不僅蘊含留念、惜別的含義,更蘊含著“驅兇求吉”的文化含義,積淀著深層的民族文化心理,從而成為送別詩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講解李白《子夜吳歌》中的“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或杜甫《秋興八首》中的“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適時地對詩句中的“搗衣”民俗進行還原:“搗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縫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種生產民俗,具體來講就是衣服縫制前的一種特殊勞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搗使之平軟便于縫制。同時運用多媒體播放唐代畫家張萱的《搗練圖》,其畫面展現的唐代婦女搗衣情景和搗衣工具形制會讓學生對搗衣民俗有更直觀的印象。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搗衣多是民間女子為征人備置寒衣,常與政局動蕩、戰爭頻繁息息相關。戰爭越頻繁,征夫越多,需為征夫制作寒衣而“搗衣”的現象越普遍,從而出現詩句中描寫的“萬戶搗衣聲”“寒衣處處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況下,學生自然會深刻理解作品所隱含的征人思婦的思念之情、盼歸愿望以及對社會動蕩、戰爭頻仍厭惡的復雜情感內涵。總而言之,這種對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還原與揭示,不僅能有效消除學生的認知斷層,開拓知識視野,更能有效地幫助學生理解闡釋文學現象,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
2.從民俗文化視角對古代文學史相關問題的闡釋解讀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內容除了歷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讀外,還包括各個時期文體樣式、文學思潮、重要流派、文學傳播及接受等相關問題的闡釋與分析,這是文學史部分的重要內容。許多講授者在講授文學觀點時容易流于單調、教條,使之枯燥、空洞,極易導致學生學習倦怠。如果能從民俗文化視角對相關問題進行闡釋和解讀,講授效果會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講解元雜劇這一文體時,都會提到其情節結構的大團圓模式,但多數講授者在此并沒有深入挖掘這一情節模式形成的深層原因和蘊含的文化意蘊,學生也只是機械性地記住了這個觀點而已,對此并沒有很深的體會。倘若對大團圓模式的成因能從中華民族崇尚圓滿的世俗心理、講究因果報應的民間信仰等角度進行闡釋解讀,講授效果會得到很大的提高。這樣從民俗文化視角所做的闡釋和解讀,不僅可以深化學生對文學史基本問題的認識和理解,同時對拓展學生思維空間,開闊視野,實現學習廣度與深度的有機結合也不無意義。
(二)實踐教學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應用一直以來,古代文學課程偏于理論教學,疏于實踐教學的狀況已經成為影響和制約該門課程教學效果提升的瓶頸。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強古代文學課程的實踐性,更好地開展實踐教學活動就顯得刻不容緩。筆者在該門課程的實踐教學中,也嘗試從民俗文化角度進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應用,不僅開展了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更有效提升了實踐教學的效果。
1.開展課外興趣小組活動眾所周知,興趣既是學習的動力和內驅力,又是激發學習者創造性思維的催化劑。故而課外興趣小組活動常常作為課堂教學的補充和延伸,成為課程實踐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文學課程的實踐教學也常常采用這一形式,只是如何運用該形式并取得相應成效需要教師提供視角和思路并精心組織。長期以來,筆者從民俗文化視角切入,圍繞“古代文學與民俗文化關系”之思路,有組織、有目的、有秩序地開展了相關課外興趣小組活動,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組織”指的是在筆者帶領和指導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學與民俗文化”群,學生自愿加入,建立興趣小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話題討論和活動開展都是圍繞“古代文學和民俗文化”相關問題進行,如讓群中學生利用網絡資源分門別類收集整理與古代文學作品相關的民俗文獻、民俗圖片等古代民俗資料或描寫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學作品;“有秩序”是從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問題討論,有條不紊進行。時至今日,在qq群空間已經了興趣小組所收集整理的與古代文學作品相關的農業生產、日常飲食、文房四寶、工藝器用、花卉草木、歲時節日、游藝娛樂、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資料和民俗圖片,以及古代民俗詩詞若干首。這些活動的開展,不僅激發了學生學習興趣,而且對拓展古代文學的學習空間以及提高學生收集整理資料的實踐能力也不無意義。
2.進行科研活動訓練一定程度的科研訓練,不僅有益于學生創新意識、創新能力的培養,更有利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學生參與科研項目和活動,進行科研訓練已成為高校實踐教學環節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的必要途徑。鑒于此,筆者在古代文學課程的實踐教學中非常注重對學生進行科研活動訓練,可以說是上一階段活動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經歷了一系列“古代文學與民俗文化”興趣小組活動之后,學生在產生濃厚興趣的同時必然會對相關問題有進一步探究的愿望。這時筆者就會圍繞他們提出的問題與之商討選題,提煉角度,開展研究,并進行論文寫作。經過這些科研活動的訓練之后,學生已先后寫出《唐詩中的冬至節民俗描寫》《唐代婚戀民俗詩代表作品舉隅》《古代節令民俗詩詞在當代生活中的價值和意義》等選題較小而不乏新穎、且適合本科生寫作的小論文。更為重要的是,這是學生真實參與體驗的科研活動訓練,再沒有其他活動形式能比這種真刀實槍的訓練過程帶給學生的獲益大。
二、結語
(一)課堂教學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滲透
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基本由文學史和作品選兩大部分組成,具有相對固定的特點。從先秦文學、秦漢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學,這些文學歷史的脈絡基本不變,教學的內容無非是文學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學流派等內容。相對固定不變的教學內容若要講出新意和變化,只能依賴于評價視角的轉換和改變。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滲透與運用就是一種新的評價視角和教學思路,不僅能揭示出古代文學的內在文化含義,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從民風民俗視角切入教學,才能有效地消除學生的認知斷層,從真實的文化氛圍中領會作者的思想和創作意圖,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內容豐富繁雜,需要教師結合古代文學授課內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課件、圖片、實物等教學手段,全方位展示。
1.對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還原揭示講授者能否對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進行準確還原和揭示,首先關系到對作品的正確解讀。尤其對于古代詩歌來講,其蘊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著痕跡,講授者若昧于當時的風俗民情,難免有郢書燕說之失。如唐代詩人蘇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講授者若不了解“星橋”為古代元宵節期間令人觀賞的燈的名稱,就會想當然地認為是被燈裝飾的河橋,其實星橋即是一種燈的名稱。《云南府志》云:“元宵賞燈張樂,列星橋火樹于道。次夕長幼挾游,爆竹插香于其處,相傳以為祛病。”《宛平縣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賞燈夜飲,火樹銀花,星橋鐵鎖,殆古之遺風云。”可知這兩句就是描寫元宵節燈火的盛況,與真正的河橋無關。由此看來,古代文學教學應關注民俗資料,這樣才能保證講授知識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其次,對古代文學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還原和揭示還關系到對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別詩詞中“楊柳”意象的解讀和分析,講授者通常也會提及古人因“柳”“留”諧音而折柳贈別這一風俗習慣并解讀出該意象所蘊含的留念、惜別涵義,但僅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楊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內涵,從而也失去了對作品進行深層次理解的機會。筆者并不滿足于“折柳贈別”這一民俗行為的介紹,而是通過引用各種文獻資料進一步挖掘這一意象的深層文化內涵。如賈思勰《齊民要術》有記載:“正月旦,取柳枝著戶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陽雜俎》也談到“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至毒”;體現佛教教義的《灌頂經》中述及禪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龍,觀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眾生。受此影響,中國民間稱柳樹為“鬼怖木”,認為它有驅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圍繞“柳”展開的民俗活動已經非常豐富,如在門首屋檐插掛柳枝,頭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別等等。正是民間社會賦予“楊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種與楊柳相關的民俗活動,使這一意象不僅蘊含留念、惜別的含義,更蘊含著“驅兇求吉”的文化含義,積淀著深層的民族文化心理,從而成為送別詩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講解李白《子夜吳歌》中的“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或杜甫《秋興八首》中的“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適時地對詩句中的“搗衣”民俗進行還原:“搗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縫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種生產民俗,具體來講就是衣服縫制前的一種特殊勞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搗使之平軟便于縫制。同時運用多媒體播放唐代畫家張萱的《搗練圖》,其畫面展現的唐代婦女搗衣情景和搗衣工具形制會讓學生對搗衣民俗有更直觀的印象。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搗衣多是民間女子為征人備置寒衣,常與政局動蕩、戰爭頻繁息息相關。戰爭越頻繁,征夫越多,需為征夫制作寒衣而“搗衣”的現象越普遍,從而出現詩句中描寫的“萬戶搗衣聲”“寒衣處處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況下,學生自然會深刻理解作品所隱含的征人思婦的思念之情、盼歸愿望以及對社會動蕩、戰爭頻仍厭惡的復雜情感內涵。總而言之,這種對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還原與揭示,不僅能有效消除學生的認知斷層,開拓知識視野,更能有效地幫助學生理解闡釋文學現象,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
2.從民俗文化視角對古代文學史相關問題的闡釋解讀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內容除了歷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讀外,還包括各個時期文體樣式、文學思潮、重要流派、文學傳播及接受等相關問題的闡釋與分析,這是文學史部分的重要內容。許多講授者在講授文學觀點時容易流于單調、教條,使之枯燥、空洞,極易導致學生學習倦怠。如果能從民俗文化視角對相關問題進行闡釋和解讀,講授效果會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講解元雜劇這一文體時,都會提到其情節結構的大團圓模式,但多數講授者在此并沒有深入挖掘這一情節模式形成的深層原因和蘊含的文化意蘊,學生也只是機械性地記住了這個觀點而已,對此并沒有很深的體會。倘若對大團圓模式的成因能從中華民族崇尚圓滿的世俗心理、講究因果報應的民間信仰等角度進行闡釋解讀,講授效果會得到很大的提高。這樣從民俗文化視角所做的闡釋和解讀,不僅可以深化學生對文學史基本問題的認識和理解,同時對拓展學生思維空間,開闊視野,實現學習廣度與深度的有機結合也不無意義。
(二)實踐教學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應用
一直以來,古代文學課程偏于理論教學,疏于實踐教學的狀況已經成為影響和制約該門課程教學效果提升的瓶頸。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強古代文學課程的實踐性,更好地開展實踐教學活動就顯得刻不容緩。筆者在該門課程的實踐教學中,也嘗試從民俗文化角度進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應用,不僅開展了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更有效提升了實踐教學的效果。
1.開展課外興趣小組活動眾所周知,興趣既是學習的動力和內驅力,又是激發學習者創造性思維的催化劑。故而課外興趣小組活動常常作為課堂教學的補充和延伸,成為課程實踐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文學課程的實踐教學也常常采用這一形式,只是如何運用該形式并取得相應成效需要教師提供視角和思路并精心組織。長期以來,筆者從民俗文化視角切入,圍繞“古代文學與民俗文化關系”之思路,有組織、有目的、有秩序地開展了相關課外興趣小組活動,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組織”指的是在筆者帶領和指導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學與民俗文化”群,學生自愿加入,建立興趣小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話題討論和活動開展都是圍繞“古代文學和民俗文化”相關問題進行,如讓群中學生利用網絡資源分門別類收集整理與古代文學作品相關的民俗文獻、民俗圖片等古代民俗資料或描寫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學作品;“有秩序”是從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問題討論,有條不紊進行。時至今日,在qq群空間已經了興趣小組所收集整理的與古代文學作品相關的農業生產、日常飲食、文房四寶、工藝器用、花卉草木、歲時節日、游藝娛樂、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資料和民俗圖片,以及古代民俗詩詞若干首。這些活動的開展,不僅激發了學生學習興趣,而且對拓展古代文學的學習空間以及提高學生收集整理資料的實踐能力也不無意義。
繼翻譯研究的語言學轉向和文化轉向之后,近年來翻譯界悄然興起了一種比較新的理論——生態翻譯學理論,它是在翻譯學跨學科研究和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轉型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以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中適應選擇論為基礎,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譯=適應+選擇”的理論范式,把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所謂翻譯生態環境是指“原文,源語和譯語所構成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人等互聯互動的整體”。在此基礎上,他又提出了生態翻譯學的概念,從生態學視角對翻譯進行綜觀整體性研究,它的特征之一是翻譯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同時以“生態學”和“翻譯學”為理論基礎,是具有跨學科特征的交叉研究。他提出“翻譯過程是一個適應選擇的過程,譯作需符合其所在的生態環境,即語言本身,語言的文化背景及交際的需要如目的語讀者的需求和翻譯任務發出者的要求”,生態翻譯學的基礎理論將翻譯方法簡單概括為三維轉換,即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三維度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其原則為“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譯評標準為最佳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生態翻譯學是從全新的視角對當代翻譯學理論進行研究,為翻譯研究開辟了新的領域。其理論和應用也越來越受到翻譯學界的重視。
二、生態翻譯學指導下的黑龍江民俗文化翻譯
(一)黑龍江民俗文化翻譯的語言維適應性轉換
語言維適應性選擇轉換是指翻譯工作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進行轉換。這種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層次上進行的。翻譯工作者在進行民俗文化翻譯的過程中,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形式,所以他們首先要做生態環境的適應者,在充分考慮翻譯的整體生態環境后。再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對譯出與翻譯生態環境相適應的選擇。從而對譯文進行轉換。例如:原文:哈爾濱冰雪大世界是獨具特色的冰雪旅游文化盛會。園區位于松花江北岸,是集冰雪動漫、冰雪演出、冰上雜技、冰雕展覽等項目為一體,將科技、藝術和文化完美融合的大型冰雪樂園。從20O0年起,已逐漸形成了南有三亞、北有哈爾濱的中國旅游新格局。譯文:HarbinIceandSnowWorldisauniqueicenadsnowtouristfestivalmce~ing.TheparkislocatedonthenorthshoreofSonghuaRiver,andisasetoficeandsnowanima-iton,iceandsnowperformance,iceacrobaitcs,nadcsulptuerexhibition,nadisaeprfectfusionofscience,artnadculture.Sinec2000,thenewtouristsituaitonhasbeengraduallyformedthatthereisSanyain8ouhter/lChinanadHarbininnorthernChlna.
(二)黑龍江民俗翻譯的文化維適應性選擇轉換
翻譯不僅是不同語言符號之間的轉換行為,更是一種極為復雜的文化轉換模式。由于不同的文化之間存在著語言思維、表達方式、民俗、美學、心理學等諸方面的差異,就使得在一種文化里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傳播到另一種文化時需要花費很大的力氣去解釋。這種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側重于關注黑龍江民俗文化和譯語文化在性質和內容上存在的差異,避免從譯語文化觀點出發曲解原文。因此,譯者在翻譯黑龍江民俗文化的過程中應盡可能地保留原語中的文化傳統和最大限度地再現原語文化,使讀者體會到原汁原味的文化差異和異域特色,實現文化維適應性選擇轉換。原文:“大秧歌源于2OO多年前的中國北方農村,是漢族傳統民間民俗舞蹈。9o年代成為一種群眾性自娛自樂的健身活動。”譯文:“Yan~oDanec,origiantingfromhteruralareainnorthernCihna200yearsago。VnagkoisatraditionalfolkdancepopulartllHnanaitonality.”。Y咄”是我們特有的文化娛樂運動,在我們境內游客的生態環境中耳熟能詳,但對于一些外國游客和讀者而言卻深感晦澀難懂,為了避免他們對此產生歪曲和誤解,我們使用了。YangkoDnace”使他們既了解了秧歌是一種民間民俗舞蹈,又可以突出黑龍江民俗文化的特殊性,豐富和發展目的語文化,擴大外國游客和讀者的文化視野,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跨文化交流,實現文化維的適應與選擇。
(三)黑龍江民俗文化翻譯的交際維適應性選擇轉換
在黑龍江民俗翻譯中的交際維適應性選擇轉換中,譯者除了要考慮語言信息的轉換和文化內涵的轉換,即考慮原文、原語、譯文、譯語的不同語言思維方式、表達習慣和文化背景,還要把選擇轉換的側重點放在交際層面上,關注原文定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實現了其信息功能、表達功能和呼喚功能。原文:“哈爾濱在20世紀初就已經生產啤酒,哈爾濱130啤酒廠已有百年歷史。主要品牌是‘哈爾濱’和‘新三星’。”譯文:“BeerDrinkignHarbinbegantoproduecbeerathtebeginnignofhte20century.Themainbeerbrandsare‘Harbin’nad‘ThreesttLr~8’.”啤酒作為一種文化載體,成為哈爾濱人們信息溝通、社會交往以及商品流通的橋梁。哈爾濱人喝啤酒實際上是一種社會交際的方式。在這里當某人邀請別人去喝啤酒或被邀請去喝啤酒的時候,就意味著雙方交際的開始。“Harbin”and“Three8tal~”是哈爾濱特有的啤酒品牌,這種譯法巧妙地保留了原語的發音,簡單直觀但深人人心,保留了原句中的文化差異和異域特色,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樣的表達尊重了原意,突出了哈爾濱特有的文化和地域特色,并能夠擴大游客對未知事物的文化視野,加深游客對該品牌的記憶,同時增加了哈爾濱啤酒的廣告效應,起到一個宣傳、呼吁的作用。
三、結語
(一)教材對民俗文化滲入的限制
首先,當前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內容過于空泛,缺乏適用內容。當前的中國民俗教材有《中國民俗概觀》(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民俗》(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中國的節日與民俗》(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中國民俗文化》(暨南大學出版社)等。這些教材除了個別版本附有多媒體教學光碟外,多數都只是書面講解,不足以表達民俗文化的勃勃生機和魅力。體例也和語言教材相近,分章節介紹的形式較適用于環環相扣的層層遞進式教學,而民俗文化教學,則應多以專題形式出現,才會讓學生們保持新鮮感,活學易用。其次,教材中對民俗文化元素關注不夠。除了高校教材外,近年來通俗教材主要有《文化中國:中國文化閱讀教程I》(北京大學出版社)、《東方韻味:中國文化泛讀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說漢語·談文化》(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等,但這些教材都是對于文化講陽春白雪居多,很少涉及民俗,深入民生的內容很少見。作為文化教材,對民俗文化的關注遠遠不夠。第三,教材沒有體現民俗深層教學意圖。當前教材全部是從拜訪、禮俗、禁忌、飲食、節日、見面、送別等民俗事項入手,忽略了實際效果的反饋,忽視了內在的民俗文化知識的深層次立體介紹,難以讓學生完全理解民俗文化的真正含義,甚至讓學習者對學習原本十分有趣的民俗內容感到索然無味。
(二)教師專業素養對民俗文化滲透的影響
教師對于民俗文化教學不夠重視,文化素養有待提升。很多漢語國際教育院校都將民俗文化課隨便安排,幾乎沒有專業的民俗學教師。不少人認為民俗屬于生活,無外乎就是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細微小事。覺得從小到大生活在其中,隨便一說就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來。而實際上中國的情況是民族眾多、地域廣闊,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并非了解得那么深刻。民俗課程背后有深厚的精神內涵和歷史淵源,閑聊的時候可以隨意,但上課則必須深入淺出、有理有據。民俗教學是一門嚴肅認真的課程,需要理論指導和框架支撐,絕非一時興起就決定講課內容或者心血來潮便能辦講座的。漢語國際教育工作者,應努力將較為枯燥的漢語知識和生動的民俗文化內容相結合,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際意識和對外國文化的感悟能力,這樣方能讓異域學生感受到同異質的文化,讓學生對民俗文化和漢語知識更感興趣。要時刻多了解本民族的豐富民俗文化,否則將出現被學生問倒的尷尬窘境。廣博的異域文化知識必不可少,知己知彼有利于教師妥善處理文化沖突,也容易讓學生產生文化認同感。
二、對外漢語教學中應滲入的民俗文化內容
(一)俗語中的民俗文化
俗語是漢語語匯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使用俗語可以更生動形象地傳遞自己的思想,因此,它在中國人的日常語言表達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漢語中,能夠反映民俗語義的詞匯有很多,包括成語、歇后語、諺語、俚語、慣用語等,能反映民俗的數不勝數。例如:“二百五”“東郭先生”“馬大哈”“炒魷魚”“鐵公雞”“綠帽子”“黑吃黑”等。還包括問候語、祝福語、道謝語、禁忌語、委婉語等,如:“請吃糖”“敲竹杠”“托福”“吹牛皮”“跑龍套”等。由此說明,民俗詞匯的生動形象是很適合對外漢語教學的。向學生講解詞匯的深層民俗含義,不僅能幫助學生理解民俗詞匯本身的意思,更能增強其語言感悟力。俗語中包含民族色彩。例如:漢族人“結婚”時常常說“請吃糖”,這里就體現了發喜糖的風俗習慣;近鄰日本人卻說成“請吃饅頭”;韓國人則說成“請吃面”……不同民族用的民俗詞匯完全不同,但表達了同一種含義。又如漢族過的“清明節”,即“二十四節氣”之一,要在這幾天里掃墓和踏青。其他還有“春聯”“冬至”“端午”“鬧新房”“做壽”等等。
(二)古典文學中的民俗文化
民俗與文學的關系密不可分。學習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時,常需要通過民俗心理、時代背景的深層挖掘才能使學習者正確理解語義,準確使用。例如: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有夸父逐日的勇敢堅韌,有精衛填海的悲壯舉動,更有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自我犧牲;有鳳凰非梧桐不棲、大鵬展翅九萬里的遠大抱負;有梁山伯與祝英臺不畏權勢金錢的生死戀情等等。在學習這些文學作品的過程中,掌握民俗文化對于理解漢語起到了關鍵作用。古典文學作品中最常見的就是以物喻人,用動植物意象來體現人的美好品格。這一點,同屬儒家文化圈的韓日學生相對比較好理解,例如韓國也同樣喜歡以蘭花來比喻人的高風亮節,所以教師在講解“梅蘭竹菊”這四君子以及“松竹梅”這歲寒三友的時候就會相對容易。但是對于不同文化圈的歐洲、美洲、非洲的學生來說,很難理解以物喻人的方法,更有甚者會對其產生誤會。此類民俗內容的教學,對外漢語教師應適當加以注意。
(三)風俗習慣
中華民俗文化博大精深、內容龐雜。外國友人與中國朋友初次見面時,常會被問起年齡、工作單位、收入、家庭情況、是否結婚、有沒有孩子等等個人信息問題,甚至有些人還主動為沒有男、女朋友的年輕人介紹異性,這些在西方國家是屬于隱私的范圍,屬于不禮貌的行為,而在中國卻很正常,甚至是一種普遍的表達關心、顯示親近的方式。所以在準備教學內容時,不僅應該透徹了解本民族的民俗習慣,更應該多多涉獵“異域風情”,與外國民俗文化多作比較,找出共性與差別,才能較好地理解外國人的民族心理,并據此來調整自己的授課內容,讓學生通過了解風俗習慣進而了解民俗詞匯,最后輕松愉快地學會語言知識和文化知識。
三、民俗文化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應用
(一)民俗文化教學與滲透的常用方法
俗語對于教學中民俗文化滲透而言既是內容,又是方式。有些俗語的意義比較好理解,像“冬練三九,夏練三伏”等;有些則需要在課堂中有目的地介紹一些涉及俗語或民俗詞語的歷史名人及其事跡,以此使學生了解民俗詞語或俗語的本意。可以用歸類法介紹與人名有關的成語、熟語、俗語、諺語、歇后語等。如關于諸葛亮的:“諸葛亮皺眉頭——計上心來”“諸葛亮吊孝——裝模作樣”“既生瑜、何生亮”等。這種方式可以讓學生對三國時期的歷史產生興趣,進而去讀《三國演義》,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如同義詞歸類。像“老婆”“屋里的”“孩子他媽”“太太”“夫人”“賤內”“拙荊”等一系列漢語中表達“女性配偶”一義的詞,我們可將其歸為一類,通過形成要素、地域等分類標準將一些俗語歸為一類,集中教學。又如諧音類的民俗,我們常常在年畫中會看到蝙蝠、魚等動物圖案,分別語義“福氣臨門”和“年年有余”;很多人家在結婚的時候會準備紅棗、花生、桂圓、瓜子,這四樣東西的頭一個字連在一起意思就是“早生貴子”,花生又有寓意為“花插著生”即兒女雙全的意思;還有就是在吃梨的時候,不能兩個人分吃一個,因為諧音“分離”;送別人禮物不可以送雨傘、時鐘,送男士禮物尤其不可以送烏龜或者是帶有烏龜圖案的東西或者是綠色的帽子等。
(二)風俗習慣教學
民俗學的解釋:中國婚俗為圖喜慶、吉利,多為紅色,加上吹吹打打聲勢極大,如此顯眼,很多妖魔鬼怪等“不干凈”的東西很容易盯上新人。為了防止“臟東西”騷擾,就在井蓋上鋪上紅紙意圖平安;原本紅紙上沒有東西,但是一旦有風紅紙即被吹開,難保平安,因此最初便在紅紙上擺上蘋果(蘋果,平果,取其平安之意),后期演變為紅色磚頭代替。對外漢語教學本身就是一種跨文化交際的行為,必然出現文化碰撞和文化比較。而學習者的目的多樣,有的真心仰慕中華文化,希望能夠多學習,完全融入當今中國社會,也有的只是學漢語,將民俗文化僅作為提升漢語水平的手段和方法。我們的目的是讓學生了解、理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慣,至于如何選擇,決定權在他們。作為引導者,我們應充分尊重他們的態度和選擇。不同文化之間的互相尊重是跨文化交際中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比如稱呼語的使用,在中國的北方,很多人習慣用親屬的稱謂來稱呼朋友、同事,以示親近,但外國人很不理解很難接受。反過來想,若他們真的稱呼我們二叔、大伯,我們聽起來也不自然。又如中國人的送禮方式。在講解的時候應讓學生全方位地了解送禮和收禮。比如我們常說“一點小意思”、“意思意思”和“你這是什么意思”,其中這三個“意思”是否一致?又該如何理解和運用?讓學生覺得感興趣而主動提出這樣的問題,有利于讓學生從整體上把握中國文化。再如過年的時候貼春聯,上聯是貼左邊還是右邊、春聯上下聯的平仄、春聯內容與自己身份的配合、福字要倒著貼等等,都應提醒學生注意,逐一進行了解和掌握。
(三)從文化精神出發展開民俗文化的滲透
有的學生僅僅是為了喜歡看中國的功夫片或者是對中醫十分感興趣,就開始學習漢語,了解中國文化。他們經常將自己看到的民俗文化現象同本國的文化內容相對比,甚至有時要將兩種文化一分高下。這不僅要求對外漢語教師要對兩種文化的內涵都有必要的了解,更要求教師擁有一顆平常心,在學生的思想出現一定問題的時候,用和諧的方法來解決問題,斷不可用“天朝文明”的眼光來看待文化中的諸多差異。
我們不能一味地推崇孔子的儒家思想,因為儒家思想畢竟尚未能夠成為讓世界各國都認可的普世價值觀。具體的民俗現象極富民族特色,差異讓我們的世界多姿多彩,使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好奇、驚異,而相同使人類得以溝通。我們習慣將差異性當作重點,常忽略同一性與相同點,這是不可取的,二者協調并重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比如在接受客人的禮物時,西方人習慣當面打開禮物并贊美一番,而在中國這樣做會顯得主人貪婪、無禮。在中國人家里吃飯時,不應把飯菜吃得精光,否則會有失禮節等等,諸如此類。
針對不同地域的施教要因人制宜。朝、韓、日等亞洲國家的學生,他們的生活環境與中國很相似,都深受儒家文化影響,除了語言不通(日語尚存在很多漢字,韓語、朝鮮語中百分之八十都是漢字詞,很多詞匯的發音甚至語法都和粵語很相似),待人接物的法則差別相對較小,可以使用成語、歇后語、典故等具有深層次引述作用的民俗文化概念。教師可以相應地多講一些打招呼、做客、送禮、請客等關乎生活禮節方面的內容。這樣的內容既是學生關心的,也是學生易于理解和接受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