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6: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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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將推動我國的改革進入新階段，例如：經濟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對政府的壓力，徹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全面的市場競爭，加快企業改革，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越來越具緊迫性；經濟全球化強調金融的國際化，金融部門的市場化改革將首當其沖。
加入WTO為我國提供了新的改革動力。加入WTO是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全面開放階段，逐步放開包括金融、保險、電訊、會計、咨詢、旅游等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我國加入WTO，目的是通過開放市場來解決經濟轉軌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開放倒逼改革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新特點，以全面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大破除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從而在改革開放中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加入WTO，給我國經濟改革留下的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有限。進入新世紀，改革更具緊迫性。加入WTO，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轉軌的緊迫性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改革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同時，改革又要面臨國內外的雙向壓力。既有國內壓力，又有國際壓力。前20年我們的改革雖然存在國際壓力，但是因為沒有加入WTO，一些規則的遵守帶有很大彈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懲罰。因此，改革的內容必須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從這個意義說，加入WTO是我國的第二次開放，第二次改革。
二、經濟全球化將促進經濟轉軌國家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的結構性重大變化。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我國應當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
我國按照WTO的規則參與經濟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產業結構、體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為此，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在于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在保持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抓住機遇，適時地實施和推進結構性改革，就能加快體制創新，從而為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的較快發展提供真正動力。
結構性改革是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它強調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經濟調控規則的改變，主要目的是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及規制環境。我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經濟體制轉軌正面臨著許多新的矛盾和挑戰：其一，我們采取的漸進式改革的方法在實踐中取得歷史性成就，同時改革中積累和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結構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現出來，日益對改革進程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形成制約；其二，無論是在宏觀經濟層面或經濟運行層面，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改革交織在一起，結構調整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為結構調整注入新的動力與活力。這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重要特點；其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快和我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從外部對我國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進程提出新的要求，帶來新的動力和壓力。
由于體制性的結構問題成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實行并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新形勢下改革的重要選擇。推進結構性改革，對我國“十五”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對促進經濟的較快增長，對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都會產生重要的作用。應當說，20多年的改革實踐已為結構性改革創造了很好的基礎。在當前宏觀經濟和社會都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實施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也是比較有利的。
推進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制度創新的關鍵所在。經濟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實質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逐漸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過程又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轉軌有機聯系在一起的整體。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是面對新舊兩種體制的結構性矛盾，加快培育發展新體制因素，并逐漸形成新體制的合理結構，以充分發揮新體制結構的整體優勢和作用。因此，結構性改革階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聯系，又表現出這一階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強調體制創新在推動經濟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結構性改革不僅僅在于注重一項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視制度結構的合理性。因為任何一項制度都有其結構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為補充。制度的互補性及其合理結構是一項新制度充分發揮效應的基礎和前提。
——強調改革的配套性。由于體制的結構性特點，配套改革的結構性改革階段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結構性改革注重整體改革的配套性、系統性。我國現階段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國有企業要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農村改革要與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經濟體制改革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結構性改革既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時也要求與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結合。伴隨經濟改革產生的矛盾和問題，已超越了經濟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將成為一個大趨勢。
——強調法制化建設對推進改革的作用。以立法來保證體制創新的自覺性和目的性，同時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目標。沒有法治的體制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就難以確定。保護已有的改革成果，規范未來的改革行為是結構性改革對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與產權保護（包括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制建設對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具有關鍵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約束政府行為是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和任務；三是加快與重大改革措施相關的法律制度建設，例如，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這對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十分重要。
經濟體制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本質上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因素不斷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轉變過程必然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結構有機結合、整體轉變的過程。順應效率和發展的要求逐步推進和實現這種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革，對經濟轉軌國家來說最具實質意義。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適應于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推進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尋求出路，也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正在共同致力實現的目標。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和經濟體制轉軌國家，我國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規律性。當前，我們既要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矛盾，比如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但更要關注在我國經濟轉軌的特定時期，優化制度性結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轉軌的特點，我國應當通過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
實踐證明，經濟全球化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我國的經濟轉軌已把縮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議程。為此，要把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進行有效協調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并由此使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之間相適應。經濟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革和重新調整，在此過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損。關鍵是經濟改革能夠兼顧利益相關各方，并通過相應的社會改革對利益受損者以及社會弱勢群體給予合理的補償和救助。伴隨改革開放的過程，我國原有的社會利益機制、利益格局以及相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改革新階段，迫切需要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做出主動的、積極的調整。這已成為當前我國改革所面臨的突出矛盾。
以人
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將在新時期改革進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眾在改革過程中受益和得到實惠，是過去20多年我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我國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廣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F實生活中與人民群眾利益相背離的現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改革的預期，挫傷了人們理解、支持和參與改革進程的積極性。這突出地表現在各種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門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傾向突出，腐敗蔓延；伴隨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口增多，城市貧困人口增加；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并由此產生種種結構性矛盾和問題。
在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下，在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我們的改革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是進一步推進改革，并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應當客觀地分析改革的基礎和條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動力。新時期推進結構性改革，需要格外強調廣大群眾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視廣大群眾擁護改革的程度和參與改革的熱情。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應當始終是改革的根本出發點。
市場經濟的優勢在于它在不同社會及文化中的差異性及適應性。在某種意義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人民市場經濟，是廣大人民群眾作為主要獲益者的市場經濟。因而它的根本優勢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不斷獲取利益基礎上的廣泛參與。作為順利推進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保證，明確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增強改革的透明度，讓廣大群眾了解改革的進程和內容，并使他們中的多數在改革中獲益，過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們順利推進結構性改革應予堅持的重要原則。
加快推進產權制度改革，打造與新體制有效運行相適應的制度性、社會化的基礎。改革進入新的階段，實現產權制度改革的突破至關重要。產品短缺是計劃經濟體制突出的特征和現象。但從制度的缺陷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最大的短缺是產權的短缺，它的基本特點是產權主體的單一化。這是傳統經濟體制下不可能產生競爭、沒有經濟活力的制度原因。經過20多年的改革進程，我國的產權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經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時也應看到，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任務還遠未完成。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漸展開和深入，產權主體的社會化成為一個必然的要求和趨勢。結合我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以無償和有償相結合的原則，多種途徑實現企業家、尤其是創業型企業家的價值，規范推進具有我國特色的職工持股制度，有效構建企業與職工的利益共同體，由此推進產權主體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社會化的轉變，打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制度基礎，是新時期經濟改革的重要任務。此外，要從法律上賦予和保障農村土地產權關系，為農民增收創造根本性的制度條件。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富論》中闡明了著名的“看不見之手”機制，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在利益驅動下，主觀上為自己的微觀經濟主體可通過分工和交易而客觀上為社會工作，從而實現自利與互利、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相互聯系。故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并不像重商主義者聲稱的那樣，一定是非贏即輸的，而是可能實現“雙贏”的。經濟主體的“利己”不應通過損人去實現，而應通過利他來實現。具體途徑為，社會各經濟主體按自己的特長實行分工，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后通過市場進行交易，從而在總體上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顯然，交易活動一旦越出本國范圍，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就出現了。斯密的這一理論被稱為絕對優勢理論。這一理論雖然解決了國際貿易產生的重要動因，但卻無法回答一個問題，即如果一個國家在任何商品生產上都沒有絕對優勢，那么這個國家還能不能參加上述國際分工?另一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相對優勢)理論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不論一個國家的經濟處于怎樣的狀態，經濟力量是強是弱，技術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確定各自的相對優勢，即使總體上處于劣勢，也可從諸多劣勢中找到相對優勢。比較成本的關鍵在于比較。
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回答了斯密絕對優勢理論無法回答的問題，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上的比較成本差別呢?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簡稱H—O理論)對此作出了解釋。該理論認為，在不同國家同種商品之生產函數相同的條件下，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在于各國或區域生產要素相對稟賦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產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別。因此，各國應當生產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充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稀缺要素的產品。這一邏輯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國之間單位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國的生產函數都是相同的。與此不同，李嘉圖的理論則認為各國比較成本的差異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之差別造成的，也即各國的生產函數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時期內這類不同性保持不變。在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理論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量，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市場結構為完全競爭。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這兩個理論被稱為“古典貿易理論”。在H—O理論中，勞動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產規模報酬仍然不變，市場結構仍為完全競爭。H—O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
無論是“古典”的，還是“新古典”的貿易理論(我們不妨將這兩者合稱為傳統貿易理論)，所強調的比較利益結構都是建立在一國產業之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的。通常的情況是，發展中國家缺資本和技術，而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便宜的優勢。發達國家則具有資本和技術方面的優勢。因此，比較優勢的貿易格局一般表現為：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或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則進口后者，出口前者。應該說，上述理論在解釋現實中的某些貿易格局上是相當成功的，并曾在相當長時期內構成了國際分工與貿易理論的主流，但它們終究存在著局限性。
無論是以勞動生產率差異為基礎的相對優勢理論，還是以生產要素供給為基礎的資源稟賦理論，其比較利益產生的前提是各國的供給、生產條件不可改變，資源和生產要素不能在國際間流動，這種傳統比較優勢具有靜態的特征。但處于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生產要素、資源可以在國際間流動；自然資源通過技術進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資源可以通過人力資本投資而以“質量”上的優勢彌補“數量”上的劣勢。這表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并不一定具有動態的競爭優勢。
新貿易理論的形成與不足
由于傳統貿易理論是以“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為基本假定的，故很難解釋二戰到1975年間出現的大量新現象：國際貿易的壟斷競爭、新技術保護主義、產業內貿易等。事實上，這些現象都可以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不完全競爭”予以概括。
瑞典經濟學家林德爾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間要素稟賦條件及生產函數并無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區際差異也可引致互利的貿易。他指出，許多國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種類相同、但品牌不同的產品。它們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利益在多數情況下表現為消費者由于買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業品而獲得了效用。故產業內貿易可以得到解釋。在這類貿易中，產品差異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謂產品差異化是指在同類商品或服務中，廠商通過質量、功能、款式、品牌、廣告、售后服務等環節上的努力使自己經營的一種具有某種特色。它與不完全競爭，尤其是壟斷競爭相聯系。在壟斷競爭的市場中，產品之間的類似性會使它們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從而導致競爭；而產品之間的差別性則導致一定程度的壟斷。產品差異程度越高，產品的可替代性越小，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越低，其結果是廠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產品的價格。而這是以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傳統貿易理論所無法解釋的。針對傳統貿易理論的不足，以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除了產品差異化以外，該理論中最重要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規模經濟。即指企業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因參與國際貿易導致市場擴大從而使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的增加而下降。與傳統貿易理論相比，新貿易理論大量運用產業組織、市場結構、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和思想來構建新的理論模型，使國際貿易理論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然而，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建立在規模經濟基礎之上的新貿易理論仍然沒有兼容傳統的比較優勢，故其對貿易現實的解釋能力仍然沒有一般化。1985年，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一書的出版，標志著新貿易理論趨于成熟。該書綜合了各種新的貿易理論，提出了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從而把新貿易理論提升到基礎理論的高度，使其適用性進一步增強。該書提出的一個貿易模型不僅導入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因素，符合壟斷競爭假設的條件，而且還兼容了傳統比較優勢，從而使新貿易理論更一般化，解釋力更強。該模型表明，第一，產業間貿易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基礎之上的，勞動力資源豐富國之所以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凈出口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凈進口國，起決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較優勢。第二，產業內貿易則是建立在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基礎上的，即使兩國具有同等的技術水平和相同的資本—勞動比率，兩國同產業的廠商仍將生產異質產品，消費者對外國差異制成品的需求仍將引致產業內貿易。由于對規模經濟的追求，貿易雙方一般只能生產種類有限的產品，然后通過產業內貿易來增進雙方的社會福利。第三，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產業間貿易和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為基礎的產業內貿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貿易理論的上述改進使其成為當今的主流貿易理論。但由于該理論是產生于市場經濟相對發達國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沒有從發展中國家的“視角”來看問題。對一些可能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貿易的線索也沒有進一步研究。例如(1)新貿易理論假定各國市場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為基本理論分析框架，從成熟的市場經濟運行之角度考察國際經濟和貿易，因而對正處于經濟轉型的中國來說，缺乏針對性和適用性。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國內資源的優化配置是由產權清晰的企業和市場機制自動實現的，國內貿易機會假設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慮。(2)新貿易理論揭示了技術對貿易之間的正面促進作用，但對后起發展國家如何利用技術因素實現“趕超”沒有深入探討。(3)新貿易理論并沒有為發展中國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較優勢內涵的三個層次
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顯然，中國經濟要迎接經濟全球化及加入WTO帶來的嚴峻挑戰就必須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但是我們認為，要避免落人“比較利益陷阱”，這種比較優勢的內涵不可局限于傳統的狹義的層次，而應突破現有理論的窠臼，拓展為以下三個層次。
1．比較優勢I：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
任何一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都會受到其國內資源稟賦和比較成本的制約，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處于“初級階段”。從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按照傳統比較優勢進行生產和貿易還不能過早地放棄，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改革開放以來，利益驅動觀念普遍增強，市場機制將經濟資源更多地配置到能體現和發揮中國勞動要素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并通過這些產業之產品的出口，實現了大規模的“資源轉換”，即以本國的低位資源換取國外的高位資源，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當前及今后中國仍需繼續充分利用傳統的比較優勢，其理由有：
(1)當前全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產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約束。
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若目前全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出口，將面臨嚴重的要素投入約束，這些要素包括資本、技術、人才等。繼續發揮傳統的以要素稟賦和比較成本為核心的比較優勢可以為新興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積累資金、技術，培養企業家才能，從而為技術創新、突破生產要素的投入瓶頸和促使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升級打下基礎。
(2)繼續發揮傳統的比較優勢有利于中國提高資源在宏觀層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觀經濟學的原理表明，宏觀層次上的資源利用不足和利用過度都是經濟缺乏效率的表現。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業(不論其是隱性的還是顯性的)意味著實際GDP低于潛在的水平。目前我國農村有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亟待轉移。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的資金、技術相對稀缺，成本較高，勞動力相對充裕，成本較低，而一國經濟競爭力與它提供的商品和勞務的成本高低緊密相關，過早地放棄傳統的比較優勢，只會導致欲速則不達。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區發展不平衡，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將至少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得到保持。我們應充分利用發達國家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將其技術相對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生產環節轉移過來。為此，要破除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就一定是技術落后產業，以及認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就不能利用我們低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舊觀念。隨著現代技術，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等向越來越多的產業滲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含量也會大大提高。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在資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中，包括高新技術產業中也有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故發展技術含量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生產環節是發揮中國經濟比較優勢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國企業在任何一種產品的生產中，都應重視在更重要的生產經營環節中積累，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例如，在紡織品生產中，我國企業已經在加工環節具有比較優勢，但在高質量面料及輔料、設計等生產環節尚不具有優勢。再如，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既取決于生產環節，也取決于流通環節，有時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這種情況下，努力開拓自己的國際營銷渠道就更為重要。
2．比較優勢Ⅱ：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
從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現有的建立在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基礎上的比較優勢將逐步減弱。一方面，中國人均占有資源數量本來不豐裕，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國內資源消耗顯著上升，導致國內不少資源性產品(包括農產品)的價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過國際市場。另一方面，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工資水平必然會不斷上升?？梢灶A料，國內市場化進程愈快，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改變也愈快，轉換出口商品結構的要求愈迫切。同時，資源、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收入彈性低，隨著中國外貿規模的迅速擴大，外部市場需求的約束力顯著上升。低檔、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從長期來看呈不斷惡化的趨勢。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會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因此，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的選擇必須著眼于享有貿易促進技術進步的動態利益。
一般而言，技術變動的源泉有二：一種是經過專門研究開發而產生的，這種技術變動是一種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結果。另一種則是通過貿易等經濟行為接受“技術外溢”(Spillovers)而學來的，稱為“干中學”(Learningbydoing)。這里所說的技術不光是生產技術，還包括管理知識。在大多數情況下，所謂技術進步并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而只是通過接受“技術外溢”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并非有意轉讓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不管什么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案芍袑W”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技術外溢中獲得的。國際貿易具有重要的“技術外溢”效應和“干中學”效應。通過貿易活動可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經營理念，并將其“外溢”到國內產業。實際上，貿易是與企業家及技術專家的進進出出相關的。由于他們的進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術穿過國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轉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須了解國外的市場需求，外國買主的訂單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設計、款式、生產工藝、用料，成本等多種有價值的信息。這類“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可構成中國經濟廣義比較優勢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后發優勢是指在世界上存在眾多發達國家的條件下，較落后的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已走過的經濟發展道路(或軌跡中)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或教訓)，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作出更明智的發展戰略選擇，從而避免走“先發”國家已走過的“彎路”，以更短的“捷徑”、更快的速度縮短自己與發達國家之間經濟水平上的距離。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僅僅依靠從內部演化出現代經濟結構的過程是極其緩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出局了。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結合自己的國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是發揮中國原有比較優勢的重要舉措。為此，中國今后在發展經濟中應注意以下幾點：
(1)重視國內的區際貿易。
中國地域遼闊、區際間資源稟賦差異顯著，國內貿易發展尚有很大潛力，國內區際分工和貿易可以降低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成為其國際競爭力的一個來源。為了加快國內統一商品與生產要素大市場的形成，提高資源在空間上的配置效率，應大力發展全國區際交易網絡，允許企業跨地區發展和兼并，切實推行政企分開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護本地企業的利益沖動，從而降低自然及人為原因引起的區際交易成本。
(2)重視擴大開放，積極與國際上的跨國公司建立長期合作的關系。
我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東道國。這實際上是國際經濟社會對我國政治穩定、經濟健康發展的肯定。我們要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從產業結構調整角度出發，把利用外資與國內經濟結構升級緊密聯系起來，以此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是跨國公司，特別是大的跨國公司。在“入世”、外資跨國公司大量進入情況下，我國企業與外資跨國公司的相互關系，既有激烈競爭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資企業的當地化戰略往往需要尋求中國當地企業作為合資合作伙伴。在合資、股權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國企業有可能通過股權紐帶與外資跨國公司形成某種“激勵兼容”機制，從而加快我國企業進入國際銷售網絡的步伐和創新進程。
(3)重視用現代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
高技術是一個動態、相對的概念，對于傳統產業，應該利用現代適用技術，技術創新是以市場需求為出發點和試金石的，它不僅是高新技術產業的主要特征，也是傳統產業增強競爭力的必由之路。技術成果在技術上最優并不自動等于經濟上也是最優。如果某項成果實施成本過高或難以產業化，就只能處于“樣品”階段。在產業內貿易量趨于增加的背景下，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產與出口什么產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運用什么技術和方法來生產這種產品。例如，同是生產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種的方法生產，也可用機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術去生產。欲將我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比較優勢轉化為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有兩條途徑。其一，通過技術創新，將高新技術，包括從國外引進后消化、吸收的技術與我國的勞動力結合，生產在市場上有競爭力的產品，這時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同是高技術產品，但在我國生產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價格競爭優勢。其二，通過技術創新，對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行深加工、細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場接受的產品差異特性。這時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同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我國企業生產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價格競爭優勢。這兩條途徑也可兼而用之。
3．比較優勢Ⅲ：競爭優勢與制度創新
在不完全競爭的當代世界經濟中，國際貿易是按包括了競爭優勢在內的廣義比較優勢進行的。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建構在完全競爭的世界里，而競爭優勢則建構于不完全競爭的基礎之上，這是傳統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區別所在。在現實世界中，傳統比較優勢僅僅表明了價格競爭的一種潛在可能性。事實上，比較利益的獲得是要以產品實現價值為前提的。在完全競爭的世界里，不存在規模經濟與公司活動，產品是同質的，不存在非價格競爭，故比較優勢直接體現為價格競爭優勢。因而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競爭的世界里，價格競爭優勢不但來源于比較優勢，還可能來自于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因素。我們認為將競爭優勢概念納入到廣義的比較優勢體系中去，有利于從理論上更好地指導今后中國經濟的發展。
影響一國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國經濟學家M·波特提出來的。他認為一國的產業國際競爭力取決于四個基本因素：即生產要素需求、相關支撐產業、企業的經營戰略、組織結構與競爭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兩個輔助因素，即機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關競爭優勢的上述決定因素對于一國提高其產業國際競爭力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同時也對廣義比較優勢概念內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競爭優勢理論的局限性在于視制度因素為給定的前提而沒有予以關注。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創新來推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構成了中國經濟廣義比較優勢內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1)制度創新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與有形資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復地產生收益相類似，人們通過教育和培訓投資后，一旦擁有了熟練的技術，也可憑借技術不斷獲取較高的收入，故可把勞動技能視為一種資本，即人力資本?？唆敻衤陉U述新貿易理論的論著中多處引用“人力資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將人力資本視為某種“存量”。經濟理論中的另一概念“學習曲線”也內含著人力資本的積累可導致動態生產效率提高的觀點，但這一概念沒有把技術進展與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訓方面的投資聯系起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國的制度因素制約了該國人力資本的積累，那么該國的社會發展和財富積累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反之，則可能形成某種良性循環，即一國的制度創新可更多地激勵社會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投入，由此導致該國經濟競爭力的增強和財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強的能力增加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創新所致的人力資本增多可以構成一國經濟增長和外貿發展的“內生變量”。
在企業層次，人力資本對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突出地表現在企業家作用的發揮上。在國際商務領域，交易比國內商務更加復雜，履約保障也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業家才能。新貿易理論將規模經濟視為貿易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因，而企業的規模實際上是企業家能力的函數。企業家能力的發揮是企業規模發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見規模經濟的重要來源之一是企業家的人力資本。因此，若一國的制度因素能對企業家擁有的特殊人力資本形成提供足夠的激勵，就可以更快地產生一大批熟諳國際貿易和海外市場的企業家，從而直接影響該國國際貿易的發展，促進其原有比較優勢的發揮。
經濟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各種制度安排中，產權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確保障是最有效的。薩伊曾指出：“安穩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資本和勞動的果實乃是誘使人們把這些生產要素投入生產用途的最有力動機?！睆睦硇灶A期的角度來看，產權明晰的制度可為人們進行人力資本自我投資和積累提供確切的預期，故可對一國具有國際水準之企業家群的產生提供可持續的有力激勵。歐洲諸國早年大批具有國際水準的企業家的涌現及由此導致的海外商貿的發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筆者認為，在當前中國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中，注意用創新的制度將貨幣收入、股權、住房、福利等一攬子綜合經濟利益與企業員工(尤其是企業家)的貢獻業績緊密聯系起來并予以保障是極為重要的。對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既應看到相當一部分人口素質差、就業人口文化程度低這個嚴峻事實，也要看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可塑性。通過制度創新加強全社會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更加重視教育和職業培訓，無疑是培育中國經濟競爭優勢的戰略舉措。
(2)制度創新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組織結構，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要提高國際貿易的效益，必須改善中國企業的組織結構，由單純的買賣觀念轉變為全面市場介入的現代國際營銷觀念，建立信息來源準確、渠道通暢、反映靈敏的國際營銷網絡，從原來只能把產品賣給中間商、轉口商，轉變為把產品直接賣給進口商、批發商，甚至大型超級市場和連鎖店，努力提高單位出口額的利潤。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提高國際競爭力為目的的企業組織結構演進需要遵循兩條原則。其一是產權明晰的原則。企業組織結構自我演進得以進行的根本條件和邏輯起點是允許并鼓勵經濟主體(包括企業和個人)對自身利益的正當合法的追求，并通過制度對人們以貢獻性努力而得到的正當利益予以維護。舍此，經濟主體就會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費用的動力，企業組織結構自我演進的活力源泉就會被堵塞。產權明晰有助于中國企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斷探索建立一種更能節約交易費用、生產費用和組織費用的新的組織結構。其二是資產重組的效率導向原則。在市場經濟中，無論是托拉斯還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動因就是人們對提高經濟效率的追求。對于參與國際經貿的大批中小企業而言，可以股權或契約等方式將自己的產銷活動納入大企業(集團)的經營體系，還可以通過商會、行業協會等機構建立相互支持、補充、服務的橫向聯系，以形成某種“群效應”(clustering)，從而大大降低參與國際商務的交易成本與風險，增強自身的國際競爭力。
(3)制度創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發揮引導作用，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戰后50余年的經濟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義的“守夜人”。劉易斯曾指出“沒有一個國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積極刺激下取得進步的。”對于中國而言，通過制度創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第一，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總體上經濟欠發達，但從局部看，仍有經濟上較為發達的地區。只要政府積極予以引導和扶持，可以使這些地區率先成為對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具有強大吸引力的地區。這些地區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出口高技術產品和轉移技術的機會，加快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和適用技術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創新，結合本國的資源優勢，進行規模經營，降低成本，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以爭取更大的比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過加大經濟對外開放的力度提高本國已經擁有之要素的品質。例如，外貿的發展不僅可以更多地引進及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而且能使本國企業由此掌握國際市場上更多的經貿信息，更多地了解國外的技術、生產和市場需求態勢，感受國際市場競爭的壓力，激勵技術創新的增多。這在高新技術變化與更新速度快、產品生命周期短的現代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
第三，政府可以依據“窄幅移動帶”(TheNarrowMovingBand)原則，盡可能正確地選擇特定的關鍵產業予以適當的政策支持。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優勢往往是人們努力創立的，而不是與生俱來的，政府在支持高技術產業領域問題上經過慎重決策是可以避免失誤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國政府在選擇那些能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關鍵性產業，如計算機、電信、生物技術等產業方面發生信息不完備的可能性較少。因此，世界各國政府對這些產業大多予以支持。此類產業一旦獲得成功，通常可產生廣泛的外部經濟，且能占領相應的國際市場份額。這種戰略貿易政策的著眼點不是一般的保護幼稚產業，而是在關鍵產業領域內創造比較優勢。當然，政府的“保護”必須是暫時的、積極的，必須與促進企業努力參與競爭結合起來，而且應盡可能取得別國的諒解。同時，政府也要努力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為企業提供良好的外部經營環境。應該指出，國家是國際經濟潮流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經濟主體，國家之間的差異，政府效率的差異也可納入一國比較優勢的范疇，而對國際貿易產生深遠的影響。對于處在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來說，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其本身應構成制度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
經濟全球化無疑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大背景，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無法擺脫它的影響，發展中國家也不例外。在這個過程中，發展中國家所面對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首先，經濟全球化時代，制定全球化規則的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主要世界性組織大都為富國所控制，這就使當前的全球化規則側重于發達國家，成為發達國家維護其利益的工具。發展中國家雖然也能利用已有規則，但無論在自身經濟實力上，還是占世界經濟的比重上，都只能成為已有規則的遵守者，而非制定者。對此，發展中國家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其次，經濟全球化時代，知識的傳播與使用離不開人的作用，隨著人才流動日益加快，世界各國對人才的爭奪更趨激烈。發展中國家花費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財力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在全球化自由流動的旗幟下紛紛流向發達國家，而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人才卻少之又少。因此，發展中國家在這場沒有硝煙的人才爭奪戰中無疑是最大受害者，人才流失現象已嚴重危及了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使發展中國家陷入了貧困惡性循環的怪圈。在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知識資本的作用顯然應大于物質資本和貨幣資本的作用，沒有掌握知識資本的人才，什么發展都不可能。
再次，在經濟全球化下，發達國家最希望達到的目標是利用全球化自由開放的口號，利用已有的全球化規則，達到向發展中國家推銷過剩產品、打開發展中國家這片廣闊市場的目的。他們推銷的僅僅是他們的產品，附帶著他們的價值觀和文化，而不是生產這些產品的能力。因此，技術是排除在外的。不僅如此，發達國家還要千方百計地壟斷其先進技術，以達到其壟斷市場的目的。盡管全球化時代國際貿易獲得了迅猛發展，貿易的領域也不斷擴大，由—般商品貿易發展到勞務技術貿易，但貿易保護主義并沒有消亡。一旦發展中國家想獲得這些技術，即使是對發達國家而言早已不是先進的技術，也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這如同因特網和信息技術，盡管發展中國家也能對之利用或享受到其帶來的便利，但核心技術仍牢牢地控制在少數發達國家手中。相反，由于發達國家最先發展了這些技術，他們已從因特網和信息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運用中獲取了巨大的利益。
二、提升發展中國家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策略
當前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競賽并非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這存在著歷史的原因，發展中國家只有正視這種差距的存在，才有發展的動力。發展中國家盡管落后于發達國家，但存在著借鑒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可能性。經濟全球化加速了資金、人才、技術和信息的流動，這使得發展中國家比以往任何時期更容易學習和借鑒到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從而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的幾率大大增加。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確有不少國家和地區利用后發優勢實現了經濟發展。較典型的是日本，日本戰后能從一片廢墟中發展成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獲益于大量引用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從而創造了一個時代的經濟奇跡。所以，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而言，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對策主要有：
首先，重視新技術的運用，以信息化推動工業化。經濟全球化的飛速發展離不開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動力。發展中國家在前三次科技革命中都落后了，面對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只有奮起直追，才有可能后來居上。對傳統產業，如紡織業和鋼鐵業，通過引進和運用新技術給它們注入新的活力，如廣泛運用計算機和人工智能提高其競爭力；對新技術革命下誕生的新興產業，如互聯網和生物工程等領域，由于發達國家也剛剛起步，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引進吸收和聯合攻關，爭取在一兩個領域獲得突破，發展成適合本國國情的主導產業，并以主導產業的發展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和升級。
其次，重視制度因素。制度因素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后進國家的后發優勢變為“后發劣勢”。同樣，—個良好的制度，又可以成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騰飛的“助推劑”。沒有一個良好的制度支撐，發展中國家想要實現長期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可能的。怎樣為本國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呢?由于各國的情況各異，因而并不存在—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解決辦法，但各國可以根據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逐步推行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以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在改革中摸索適應本國發展的道路。同時，發展中國家應加強立法，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為技術的引進和開發保駕護航。
再次，重視適用技術的引進，通過引進而帶動國內的技術開發與創新，實現引進、吸收、開發的良性循環。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主要體現在對世界知識和技術存量的開發利用上，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就在于能夠利用前人的知識和技術存量，引進適用于本國發展的技術，實現趕超戰略。當然，引進的目的還在于最終能自主開發，正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所揭示的道理一樣，通過引進帶動國內的技術的模仿與創新，從而促進國內產業技術水平的整體提升。
最后，重視人才的作用，實現由引進技術到自主開發的轉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世界各國對人才的爭奪也將越來越激烈。在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時代，人的要素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大，國與國的競爭最終將體現于人與人的競爭。馬克思提出的生產力三要素中，人的因素始終是排在首位的。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能否發揮出來，還在于能否有效地利用世界已有的知識和技術存量，而能否有效利用這些知識和技術，則取決于高素質的決策者、技術人才和勞動者。
總而言之，隨著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全球經濟秩序和格局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對原有的全球經濟體制也產生了一些質疑，但從根本上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是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經濟全球化仍將是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而作為發展中國家就要認清形勢，順應形勢，保持清醒的頭腦，并采取相應的對策，在危機中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加快本國的經濟發展，努力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這就是目前發展中國家主要面對的首要問題。
(一)經濟落后,人才匱乏2013年貴州省經濟增速躍居全國第一,但總體經濟實力仍然很弱,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基礎欠缺。雖然貴州省政府和人民都在積極建設全省文化事業,推行一系列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要與其他省市相比較,只是杯水車薪。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不僅需要文化資源基礎,同時也需要大量技術創新人才的支持。而貴州省屬于西南貧困省,人才吸引能力弱,人才資源匱乏成為阻礙貴州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原因之一。
(二)文化旅游資源開發不成熟旅游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密不可分,文化與旅游的融合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文化產業是一種抽象形式,需要利用旅游產業為載體來表現。貴州省旅游資源豐富,但旅游資源分散且整合開發難度大,并且宣傳力度不夠廣泛,很多人對貴州的認識停留在很片面的層次上。另外,貴州省旅游產業大部分是依托自然景觀資源,旅游產品大都只是對自然資源的初級加工,復合性差,業態品種單一,基礎配套設施不夠完善,總體發展不成熟,導致文化創意產業的探索發展路徑比較模糊。
(三)全省整體文化發展不均衡,項目層次低貴州省文化以省會貴陽市為中心向四周各縣、市輻射,并呈衰退減弱勢。各地區經濟文化發展極為不平衡。省內目前已有一批省文化產業示范基地,但是缺乏高端、大型、創新的項目支撐,并且大部分已有項目屬于外層面,核心特色性較弱。省內比較有代表性的文化產業園區例如多彩貴州城、貴州水田國際旅游文化創意產業園、仁懷名酒文化產業園等正在建設中,項目未來影響力與成效性不可預期。
(四)文化產業管理體系不完善貴州省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在貴州經濟欠發達,文化基礎設施薄弱,體制不夠完善的基礎上形成良好的文化市場,需要政府完善融資體系,給予文化產業政策性支持,鼓勵更多的文化企業入駐貴州,引進先進技術充分發揮利用貴州省先天資源優勢。另外,文化產業管理體系不夠完善,涉及的相關部門職能界定不清,管理效率低,導致資源的不合理和無序的開發利用。
二、發展建議和對策
(一)有效合理地開發文化旅游資源貴州省總體地勢不平,旅游自然資源雖豐富但開發難度大,由于經濟政策等原因許多自然資源并未充分挖掘。另外,已開發的部分資源存在開發定位不明確,旅游產品單一等問題。建議由政府主導合理有效開發自然資源,通過精確論證及規劃后再開發,避免自然資源的浪費。
(二)利用品牌效應和現代傳播方式有效宣傳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的結合是貴州省目前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必然趨勢,而如何有效地宣傳貴州省特色文化是貴州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關鍵。結合國內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成功案例,比如迪士尼樂園,通過塑造一系列卡通形象,捧紅了米奇,維尼熊等卡通明星。吸取經驗,可以通過塑造貴州民族文化形象,借用“多彩貴州風”等品牌力量帶動,結合現代傳播方式,以動畫片敘述或其他形式,對貴州省民族特色進行宣傳。同時開發相應的文化旅游產品吸引游客消費,并將貴州文化傳播出去,以旅游產業為載體彰顯貴州民族文化特色。
(三)將傳統文化產品與創意產品有效結合貴州省的文化產品大部分停留在對文化旅游資源的初級加工層面上,缺乏創新性和復合性。建議由政府主導充分整合資源,融入創意元素,利用現代先進技術等方式對文化產品進行升級。發展民族產業,以民族活動為突破點,開展各類民族展覽會,結合貴州傳統特色產品和文化,開發符合時代潮流的創意產品,吸引資金和人氣,帶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四)健全體制,營造良好的文化產業市場環境良好的體制是文化創意市場順暢運作的保證,貴州省應拓寬文化產業融資渠道,完善文化產業的管理體制。推行一定的扶持政策,為各類文化創意項目和文化相關企業提供發展的平臺和機會,促進文化創意產業與其他產業的相互流動;規范相關部門,明確管理職權,提高管理效率。政府計劃與市場控制共同作用,調節經濟和監管市場,營造良好的文化產業市場環境。
三、結論
目前，我國企業對于外匯風險也正采取多種方法積極管理應對，如改為非美元貨幣結算，運用多國貨幣周轉支付，降低美元貨幣結算比重；貿易融資、靈活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同時加大產品國內宣傳力度，增加國內銷售比重；加快調整結構，轉變落后的生產方式，提高產品質量，以優質產品博得更多銷售市場，從而獲得更多利潤等。其中，貿易融資以其低成本的優勢成為我國企業防范外匯風險所普遍采取的辦法。通過貿易融資，企業可以提前收付資金，在很大程度上規避了外匯風險，并且提前回籠的資金可以加快企業運轉，解決涉外企業現金周轉問題，商業銀行的快速發展，也為企業采取這一途徑提供了相應的便利。在運用遠期金融工具管理外匯風險中，眾多中小企業敢于積極嘗試外匯掉期業務，風險規避成果顯著；同時遠期結售匯交易也頗受歡迎，一些外資企業和在外國有分支機構的中國涉外企業使用境外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交易來規避外匯風險。這些風險管理措施的有效運用，反映了我國企業外匯風險防范態度有了質的改變，進步顯著，聯系我國當前國際形勢，在應對外匯風險時有了初步的外匯風險管理體系，這一體系應對匯率連續波動的潛力日益展現。
2我國外匯風險管理中暴露的諸多問題
受我國外匯政策限制和金融市場的一系列影響，在外匯風險管理的實際發展中還是不可避免地凸顯出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2.1企業面臨外部環境的制約首先，企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匯政策的限制，眾所周知，中國金融市場資本項目本身沒有徹底開放。恰當地說，我國外匯市場目前的發展十分不成熟，與西方發達完善的資本主義外匯市場還有一定的差距，并不能稱之為完全市場條件下的金融性外匯市場，資金流通就受到必然程度上的限制；并且，我國外匯經營實行較為嚴格的管制，滯后了我國外匯市場的發展，加之人民幣不允許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外匯市場以幾家國有銀行為主體，也毋庸置疑地造成了外匯市場的壟斷性和排他性，偏離了國際化完善外匯市場的發展方向。其次，受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國金融市場不發達，金融服務設施不配套，外匯風險規避工具品種單一、結構也相對有限，自然在企業遭受外匯風險的摧殘時，不能為企業外匯風險管理提供強有力的支撐；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立法機關至今也沒有正式出臺一部十分完善的關于涉外企業國際經營的風險管理法律或條例，這無疑加劇了企業在海外市場拓寬國際經營時所面臨的外匯風險，法律的缺失不僅僅限制了企業的發展，更給國家相關部門的執法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2.2企業對外匯風險管理的認識有待提高在外匯風險管理中，國家毫無疑問應該提供強有力的政策支持，給企業提供良好的避險環境，而企業作為外匯風險承擔者的主體，更應在外匯風險管理中一馬當先，但是目前企業對外匯風險管理的認識水平及成本支出都不容樂觀。由于長期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直處于一個單方面上漲的穩定態勢，且我國的涉外企業、外貿公司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庇護下運行，在國家政策幫扶下成長，缺乏自負盈虧的經營理念與文化管理氛圍，因此企業規避外匯風險的意識比較淡薄，不愿意在外匯風險治理上投資，普遍缺乏外匯風險管理的積極性和強烈的危機感，因此提高企業風險管理意識可作為企業風險防治的一道突破口。同時我國風險管理的教育起步較晚，在應對實際的外匯風險問題時，必然缺乏一些能夠從戰略制高點出發應對外匯風險的管理人才，從而導致外匯風險防范達到的效果常常不能盡人如意。此外，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在外匯風險防范中，企業總體對匯率工具不夠了解，企業對金融衍生工具的認知也存在誤解和偏差，簡單地把衍生工具等同于炒匯工具，企圖在匯率的波動中投機獲利，一味盲目操作，并不把風險管理放在第一位，結果是便導致更大程度上的虧損。企業只有牢固樹立起風險防范意識，才能積極主動管理外匯風險，而不是將匯率風險完全歸咎于一些政策性因素，以及一些非人為因素，從而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3外匯風險管理的應對策略
3.1強化企業外匯風險管理的意識企業只有充分認識到外匯風險所帶來的重大影響，才能牢固樹立風險防范意識，在實際業務中積極主動地應對可能出現的匯率損失，這也是應對外匯風險的根本所在。為此，要加大匯率風險防范的宣傳力度，大力普及國際金融知識，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讓企業廣大員工理解匯率風險，明白企業不是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機分子，不能在盲目押賭中承受匯率波動所帶來的收益或損失，想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利用外資，提升我國涉外企業競爭能力，就要腳踏實地搞經營，通過產品盈利，為我國企業開辟更為廣闊的成長空間。
3.2企業發展中禮聘高級外匯管理人才準確地預測匯率變化趨勢是有效防范外匯風險的前提條件，而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投資自由化的升級，使得匯率更加復雜多變，準確地預測匯率趨勢無疑是一項高技術含量的業務活動。這就更需要外匯管理人才熟練掌握各類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方法，具有淵博的國際金融知識、敏銳的政治感知能力、專業化的財務分析能力，能夠及時根據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采取相應的風險管理措施。技術性人才是國家發展的動力源泉，是一個國家最優質的生產力，積極培養尖端外匯風險管理人才是防范外匯風險的重中之重。因此，聘請以及培養高級外匯管理人才對于匯率風險的防治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3.3調整企業內部結構，設立風險防范部門我國絕大部分中小型涉外企業雖然面臨著嚴峻的外匯風險問題，但是由于風險意識的薄弱、外匯技術人才的稀缺，都沒有設立起相應的外匯風險管理部門以及匯率波動預警機構。正是由于內部風險管理機制的不健全，才致使外向型企業在面臨外匯風險時不能及時采取合理的方案措施加以補救，增加了外匯風險管理的難度。所以企業內部應當建立健全外匯風險管理機構，有效規避外匯風險在企業內部的發生，之前國內企業在經營發展中并未重視這一方面的問題，今后的發展計劃中應將這一方案措施提上日程。
3.4加強企業與金融機構的合作聯系，實現互利共贏外匯風險管理是一場持久戰，需要企業源源不斷地投入大量財力物力與智力，如果只是企業單打獨斗，勢必會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黯然失色。而金融機構有著得天獨厚的政策優勢和專業優勢，對匯率波動風險的實際掌控能力較強，所以企業應充分利用國內金融機構的優勢，在實際經營發展中，與金融機構建立密切的友好合作關系，利用金融機構推出多樣化的外匯管理及服務項目，輔之以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避險工具，如此定能在外匯風險管理的道路上有所收獲。同時合作關系的建立，可以給企業提供借鑒金融機構風險防范經驗、策略的機會，從而進一步增強企業的風險管理能力，有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4結語
（一）保護職能。所謂保護職能，就是發展中國家運用政府的力量，保護本國的產業安全，防止產業主導權轉移；保護本國經濟資源的有效開發和利用，防止外部勢力的掠奪；保護生態環境，實現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它是由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落后性所決定的重要職能，它不是一種封閉的、排斥外部經濟聯系的保護職能，而是在與世界各國經濟特別是發達國家經濟發生廣泛聯系的全球化過程中所形成的正當保護職能。
1.保護產業安全。WTO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組織形式之—，目前有144個成員，其中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在WTO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原則下，發展中國家從商品市場到投資領域全面開放，民族產業安全問題因此變得十分突出。首先表現在發展中國家不少產業的產品技術含量與發達國家相差較大，在規模經濟方面也落后于它們，外國商品的涌入將極大地沖擊這些比較劣勢產業，威脅其生存和發展。其次是外資可能控制發展中國家部分產業與市場。和發達國家的企業特別是跨國集團相比，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資金、技術、人才、機制、品牌、信息、營銷等方面都處于劣勢，外資進入國內，有可能導致一些產業主導權轉移，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再次是產業結構不合理狀況將加劇。在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加速把傳統產業、夕陽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外商投資大都集中于資金回收期短、見效快、能夠保證獲得穩定的投資收益的加工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使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低度化、趨同化問題嚴重，加工工業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復建設現象，妨礙其產業的升級換代。最后是國家對產業宏觀調控能力下降。外資企業一般從自身利益出發制訂其發展規劃，而不以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重，其活動往往與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產業政策不相符合，而且由于外資（主要指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一般都有強大的政治背景，發展中國家不能完全控制其活動，導致產業政策的效力減弱。
為了確保本國的產業安全，發展中國家政府應該建立一套綜合的產業安全保障體系。一是按照國際慣例、WTO有關協議和各國實踐，建立科學的產業保護機制。包括嚴格的保護程序，客觀的判斷標準，完善的法律依據和健全的執行組織。二是采取切實的產業保護措施。根據WTO對發展中成員的優惠條款，在遵守WTO協議的前提下，通過完善關稅制度，建立不違背WTO規則的非關稅壁壘，實行特定商品的數量限制，提高貨物出入境監管水平與效率等措施，可以有效地保護本國產業。三是提升本國民族產業的競爭力。即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步伐；運用市場力量加快企業間的購并聯合，改善民族企業組織狀況，提高產業整合度；加大對企業的技術支持力度，提高民族產業技術水平。通過這些政策行為提高民族產業抵御風險的能力和競爭力，增加安全系數。四是制定科學的引進外資的策略，合理引導外資的地區和產業流向，將引進外資與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結合起來，適時推進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
2.保護經濟資源。20世紀5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逐漸擺脫殖民統治，紛紛建立起獨立的民族國家，被帝國主義通過公開手段全面掠奪經濟資源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發達國家（尤其是超級大國）變相掠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資源的現象依然存在。它們或者通過附加條件的“援助”方式迫使發展中國家接受各種不平等條件，或者利用價格“剪刀差”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遭受損失。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的今天，這種變相掠奪愈演愈烈。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既要學會利用外國資本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爭取更多外援，也要防止外國資本的掠奪性資源開發行為，通過各種措施最大限度地切斷經濟剩余的外流；既要善于利用發達國家已經擁有的先進生產技術設備和管理手段，也要增強民族經濟的自主性，依靠挖掘本國經濟資源來保持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防止和避免由于外國勢力的“經濟制裁”帶來災難性的經濟損失。
3.保護生態環境。在發展中國家中，除了一批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外，大多仍然處于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工業化早期的生態環境破壞問題嚴重困擾這些國家，尤其是今天經濟全球化形成的國際分工使發達國家將越來越多技術水平較低資源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污染環境的企業向這些國家轉移，加劇了這些國家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浪費的程度，影響它們的可持續發展。發展中國家政府要積極履行保護生態環境和資源的職能，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的關系，在國內通過環境立法和環保教育，強化國民的環保意識，提倡一種有利于生態穩定的消費方式，并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盡可能降低自然資源的消耗量；在國際經濟交往中，要更加重視環境安全問題，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要制定嚴格的環境標準和技術標準，限制國外高污染、高能耗產業的進入，并通過國際組織督促發達國家停止無休止地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原材料用以大肆揮霍的做法，共同保護和改善人類的生存環境，實現本國乃至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培育職能。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培育職能，包括三個方面：—是培育市場職能，即促進市場發育，加速市場體系形成，為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創造良好的條件。二是培養人才職能，即大力發展教育，重視人才培訓，造就千百萬現代化建設人才。三是培育新經濟增長點職能，即努力培育和扶植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三大培育職能都是由發展中國家的特點決定的。
1.培育市場。從某種程度上說，經濟的全球化就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各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直接決定著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程度都比較低，突出表現為：人為壟斷嚴重；市場主體缺乏或錯位，即企業沒有成為市場主體；國家缺乏真正的企業家；各生產要素市場欠缺或發展不成熟，導致市場機能長期處于無法運作的狀態；市場服務體系不健全，市場中介組織力量薄弱；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窄；市場規則不完善等。這種較低水平的市場發育狀況很難支持和保證本國經濟的高效和快速發展，也導致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擔中處于不利的地位。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達到趕超目標，就必須加速市場發育進程。為此，政府要充分發揮培育市場的職能，包括明確市場主體，劃定市場邊界，通過構建市場主體立法體系，保持對市場主體待遇的公平性，這是公平競爭的首要條件。在此基礎上，建立完善的市場體系，強化市場秩序法的功能，特別是通過制定和實施反壟斷政策法規，制止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防止長期固定的市場支配力的形成和市場支配力的濫用，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格局。此外，政府還可以通過提供市場信息、糾正經濟行為的外溢性、補充不完全市場、擴大競爭范圍即在公共部門和政府管制行業引入競爭機制等措施維護競爭的公平性。
2.培育人才。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國的經濟競爭力從根本上來說取決于該國的科技水平和勞動者素質，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是教育還是科技，都存在較大差距，人才不足是發展中國家加速經濟發展的重要約束因素，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一批善于經營的企業家隊伍，沒有一批高素質的科技人才，沒有成千上萬的掌握現代技術的熟練勞動力，沒有一批善于宏觀管理和獻身于現代化事業的政府管理人才，就不能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健康的發展。發展中國家政府應該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大力發展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種形式的職業教育，積極培養各級各類人才，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為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根本保障。
3.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往往依托于傳統產業的發展，因為傳統產業（如初級產品）生產具有一定的資源優勢，可實現靜態比較利益。但傳統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十分有限，要實現趕超目標，必須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使新興產業成為支柱產業，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一些比較成功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也證明：政府只有重視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形成現代支柱產業，才能形成穩定的增長基礎，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學習職能。經濟全球化擴大與深化了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能夜郎自大、自我封閉，而要在日益擴大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中加強學習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長處，不同民族文化的優點。對于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種學習又具有特殊的涵義，這就是向先進的國家學習現代化的生產技術、科學的管理經驗、經商本領、社會文化和經濟制度等。這是—個向先進國家全方位學習的過程。這種學習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是國民（個人）自發的學習，一是有組織的學習。發展中國家的后進性和實現趕超目標的任務決定了它們不能單純采取個人自發學習的方式，而要采取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學習方式，即要求政府履行特殊的組織人民向先進國家學習的職能。與個人自發的學習相比，政府有組織有計劃地安排和推動向發達國家學習的活動，目標明確，阻力小，影響大，能夠減少向先進國家學習的時間和成本，以較小的代價獲得較理想的效果。政府的學習職能具體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直接派員。即有計劃地選派一些素質好的官員、技術人員、學生及工人到國外參觀訪問、留學、技術培訓和學術交流等，使他們較快地掌握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成為推動本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先驅力量，并通過這些人回國后發揮擴散效應，加速學習進程。
2.技術引進。即通過大力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聘請外國專家等，把外國的先進技術移植到國內，使更多國民不出國門就能學習到先進的技術和經驗。
3.制度借鑒。即政府依靠其自身優勢和整體功能，將先進國家實踐證明有效的經驗和管理制度吸收進來，為我所用，從而加速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促進管理的科學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4.信息傳播。即通過各種知識和信息傳播手段（包括書籍、廣播、影視、通訊、學術交流等），介紹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體制、生產手段、信息網絡、文化觀念等，使眾多的人了解國外的技術、體制和文化，了解本國與他國的差距，從而引起觀念的更新，增強加速本國經濟發展的緊迫感。
5.鼓勵個人自發學習行為。即政府在采取有組織的學習行為的同時，鼓勵個人自發學習行為，通過各種優惠措施鼓勵個人自費出國深造和鼓勵他們學成后回國工作。
（四）創新職能。創新是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證。人類歷史的近展特別是當今世界的競爭表明，哪個民族和國家善于創新，它發展就快，就強大，就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誰因循守舊，誰就落后，在世界上就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哪個民族和國家在歷史上某個時期善于創新，這個時期它就發展迅速，就強大，什么時候它創新少了，它就開始落伍。發達國家無一不是通過創新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發達國家走前人未走過的路，本身就是一種最大的創新。發達國家的政府通常是創新的最大保護者，甚至是創新的誘導者和推動者。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政府如果不重視創新的作用，過分強調仿效發達國家已走過的發展道路，把著眼點放在營造發達國家當時發展經濟所需要的條件上，充其量只能做一個“好學生”，只能沿著他人的足跡緩慢前進，不可能實現跳躍式的經濟發展。因此，發展中國家要在較短時間內用較小的代價趕超發達國家，同樣離不開創新。
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有三個方面：一是制度和體制上的創新。即從國民經濟發展全局上把握有利的發展機會，把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與本國國情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具有本國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二是戰略上的創新。即在吸收先進國經濟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具有創新性的經濟發展戰略。三是技術上的創新。即在技術選擇上跳過發達國家經歷的某些環節，直接選擇最新技術，并轉化為適用技術。發展中國家政府在保護、誘導、推動創新方面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有通過政府才能有效地建立國家創新體系。政府在建立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主要任務是：逐漸形成一個有利于創新的社會大環境，形成尊重知識、重視教育的良好社會風氣，樹立創新觀念，建立創新機制，增強全社會的創新意識；實現科技與經濟的密切結合，提高科學研究的針對性，縮短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時間，提高科技在整個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培養創新性人才，為科技經濟的發展提供強大的后盾。政府建立國家創新體系的政策行為包括：成立管理創新的專門機構，制定適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高科技發展規劃和計劃，并圍繞這一規劃制定一系列具體措施；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增加對重大基礎研究項目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投入；改變教育模式，推進知識創新與傳播；鼓勵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鼓勵創新主體之間的合作，協調科研院所、高校、企業之間的關系，建立政府為主導，產學研三位一體的科研體制；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保護知識產權；鼓勵國際間的創新合作，等等。
當然，發展中國家政府也要履行一般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必要職能。如通過履行宏觀調控職能，來維持經濟總量的平衡，確保金融的穩定，促進經濟結構的合理化與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提供基礎教育、基礎科學和新興科學研究、交通與通訊事業等公共產品和服務；控制人口增長，保持社會穩定，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國內環境等等。只不過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對于發展中國家政府來說，履行上述四大經濟職能顯得尤為緊迫，具有突出的意義。
［收稿日期］200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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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全球化下西方保險監管模式的轉換
從世界范圍來看，150多年前，現代保險監管模式誕生便選擇了嚴格的保險監管模式，并一直朝著正向強化的方向發展。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西方保險監管出現了改革勢頭，逐步放松了對保險業的管制，其保險監管模式逐步由嚴格向寬松轉化，主要表現為集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監管于一體，成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部門，使保險監管受益于銀行、證券監管的技術和信息優勢；放寬對保險資金投資領域的管制，支持保險企業上市和兼并，推動金融混業經營；放松對保險條款、費率的管制，以保險人的償付能力監管為核心；集保險業的監管與服務于一體。
西方保險監管模式的轉換與經濟全球化下保險監管的約束函數和目標函數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第五次并購浪潮在全球范圍內席卷而來，以銀行業、保險業為主導的現代金融產業是這次全球并購潮中的重中之重。外部競爭環境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這種外部約束條件的變化誘導了西方金融業的金融創新，導致金融業務的相互交叉，使得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三者的行業邊界逐步淡化。但遭到了建立在唯一的穩定性目標之上的嚴格的監管模式（即銀行、保險、證券業分業經營，保險企業內部壽險、產險不得同時經營以及三者分業獨立監管）的強約束限制。西方發達國家保險監管機構不得不重新審視持續近一個半世紀的保險監管的穩定性目標函數，并對保險監管目標函數加以修正，由一維的穩定性目標轉為多維的目標函數，即穩定性目標、效率目標（改善本國保險競爭環境，推動本國保險業的新一輪發展）和擴張性目標（在全球范圍內開拓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保險市場，并為發達國家組成更為強大的金融保險跨國公司進行新一輪兼并創造條件）以及其他目標。其中，效率目標是第一性的，它是實現保險體系的長期穩定性目標和長遠擴張性目標的前提條件。因此，放松保險管制，建立密切配合的保險監管模式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各保險監管機構的必然選擇和努力方向。
二、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的特點、假定前提及其效用分析與西方現行的寬松的保險監管模式相比，中國現階段保險監管從整體上仍然屬于較為嚴格的監管模式，其獨特性表現為：（1）單一的分業監管機構。1998年成立的中國保監會為全國商業保險的主管機關，獨立行使保險市場的監管職能。（2）直接的實體監管方式。著力于對單一保險企業的直接監管，即通過一系列法規條文嚴格規定了保險企業的經營準則，如保險企業的創設制度以及業務監督、財務監督、人事監督制度等等，并由保險監督機構（保監會）貫徹執行。而對保險業整體的間接的中介監管指標-償付能力要求不高，采用單純的固定最低資本額模式，監管力度不夠。（3）嚴格的監管內容。對保險企業的監管內容不僅涉及范圍廣，并且限制性很強。突出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對保險企業的組織監管，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我國《保險法》規定內資保險企業創設的開業資本最低限額為2億人民幣，且必須為實繳貨幣資本。這一規定不僅大大超過了發達國家的相關要求（如英國為10萬英鎊，日本為3000萬日元，法國為500萬法郎），也遠遠超出了我國對一般股份有限公司開業資本100萬人民幣的要求。對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則規定了更為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而對保險企業的組織形式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和國有獨資公司。第二，對保險企業經營活動也作了嚴格的限制。我國《保險法》規定：保險人在經營范圍上不能兼業兼營；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的基本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由保監會制定，其他險種的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應當報監管機構備案；保險人的資金運用，僅限于銀行存款、國債、金融債券方面。
中國現行嚴格的保險監管模式，當且僅當在下述假定前提條件下發揮效用：（1）完全封閉經濟或次級封閉經濟環境，即在一國經濟下，假定不存在外部保險力量的競爭或外部保險力量薄弱，對內資保險企業的競爭性影響可以忽略不計；（2）內部保險市場的不完全性。包括保險市場主體不完全、保險市場客體不完全，尤其是保險市場結構呈現出強壟斷性，即一國國內保險市場結構為完全壟斷型或寡頭壟斷市場模型，并且保險市場容量很大，保險需求量強大于保險供給量；（3）計劃機制在一國保險資源的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市場機制存在嚴重缺陷，在保險市場中基本上不發揮作用，即便發揮作用，效果也不明顯；（4）保險業為一國的幼稚產業，其保險密度與保險深度與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遠，保險業處于一國的初級發展階段；（5）資本市場不成熟，資本市場自身的投機性風險很大；（6）保險監管體系處于初級形成階段，包括保險法規體系不健全、保險監管機構、保險行業自律組織不成熟；（7）保險市場缺乏信息傳導機制，信息不對稱現象尤為嚴重；（8）保險監管技術落后。對保險業的監管尚未形成一套科學有效的指標體系，更難以建立起以償付能力為中心的全國性保險監督預警系統；（9）社會宏觀經濟穩定，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地增長，并且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有利于保險業的發展；（10）國民整體文化素質較低，缺乏必要的保險知識和保險識別能力。
根據上述假定前提條件，我們將中國保險業步入經濟全球化之前的保險監管模式劃分為兩個階段分別分析其適用條件和效用狀況。其中，第一階段為1980-1991年期間。這一時期先后僅有英、美和日本的16家保險公司在中國設立代表處和聯絡機構，中國保險業的發展幾乎處于完全封閉的經濟環境之下；而中國保險市場上僅有四家保險公司，截至1991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保費收入占當年全國保費收入的98%，中國保險市場近乎處于完全壟斷市場模型；1991年保費收入僅為239.7億元，保險深度為1.11%，保險密度為20.93元。①保險業是中國新興的幼稚產業，處于初級發展階段；保險資源完全通過計劃機制配置；資本市場幾乎不存在；保險監管體系尚未形成，保險監管機構為中國人民銀行非銀行機構管理局的保險處，并僅有一部臨時性的、行政管理性的保險法規，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企業管理暫行條例》，對保險企業的設立及其經營、財務等方面均無具體規定，法律效力不明，保險監管乏力；保險市場存在嚴重的信息壟斷，缺乏透明度；宏觀經濟盡管出現過兩次較大的經濟波動，但實際GDP年均增長率仍為8.7%.②上述現實條件與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條件基本吻合。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在這一時期的效用較大。主要表現為：保險體系的穩定性強，保險企業經營性風險很小。然而，由于存在對保險企業的過度保護，保險管制費率過高，保險企業獲得巨額壟斷利潤，使得保險供給量難以達到社會最優需求量，壟斷勢力造成的無謂損失大。從整個社會效用來看，這一時期保險體系穩定性大于效率，一定程度上產生了政府失靈。相對而言，其監管模式使這一時期的政府有效高于政府無效。
第二階段為1992-1996年，這一時期是中國保險業迅速成長的時期，保險市場開始實質性地對外開放，自1992年美國友邦保險公司在上海成立分公司開始，這一時期出現了12家外資保險公司，1家中外合資保險公司，但外資保險力量未能構成對中國保險業發展的威脅，可以說中國保險業仍處于次級封閉的經濟環境之中；中國保險市場由四大家保險公司擴大到9家保險公司，但四大保險公司壟斷著中國保險市場，尤其是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占絕對壟斷優勢，中國保險市場處于寡頭壟斷甚至完全壟斷階段；由于外資保險力量的介入和國內新生的保險供給主體的加入，這一時期保費收入由1991年的239.2億元增加到1996年的776億元，年均增長率為27.72%，保險深度由1.11%上升為1.14%，保險密度由20.93元增加到110.65元，③在中國保險領域驗證了“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理。盡管如此，整體上講，中國保險業仍然處于初級發展階段；保險資源仍主要依靠計劃機制配置，市場機制開始引入保險市場，但存在嚴重的缺陷；保險監管體系處于初步形成階段，1995年中國第一部正式的保險法規《保險法》頒布，保險監管機構由原中國人民銀行保險處升格為保險司，專門負責保險市場的監管。這些均為保險監管的法制化、正規化鋪平了道路；中國資本市場初步形成，但市場發育程度很低，其運行缺乏公開性、公平性、公正性，投機性很強；保險市場存在著嚴重的信息阻隔，信息傳導機制尚未形成；宏觀經濟雖出現過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通貨膨脹，但實際GDP年均增長率仍高達11.58%.④因此，這一時期的現實條件基本符合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的假定條件。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在這一時期的邊際效用和總效用均較大，一方面體現為存在著較高的相對效率，中國保險業在這一時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發展，保險企業獲得了遠遠高于世界保險平均利潤率的報酬。另一方面，保險體系的穩定性并沒有因保險業的快速發展而受到影響。主要是因為：一是這一時期保險企業數量不多，市場競爭程度不高，保險公司能獲得高額的利潤，因而保險企業的償付能力未受到保險業高速發展的沖擊；二是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實際GDP年均增長率高達11.58%）有力地支持了中國保險業的穩定、發展；三是這一時期較高的通貨膨脹率⑤不僅沒有對中國保險企業的償付能力產生負面影響，反而產生了較強的正面效應。與此同時，這一時期也存在著較嚴重的效率損失，具體表現為：第一，中國保險市場引入競爭機制的同時，現行保險監管模式未能及時有效地引入規范的市場機制，導致中國保險市場無序競爭的開始，規范中國保險市場競爭行為的監管目標幾乎化為烏有，為后來低效的保險監管留下了“后遺癥”。第二，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的管制，使得保險費率仍大大高于邊際成本，投保人的一部分消費者剩余為保險人侵占。第三，1993-1995年嚴重的通貨膨脹使得投保戶保單的現金價值貶值，既嚴重侵蝕了投保戶的經濟利益，又影響了保單的保障性。整體來看，這一時期現行保險監管模式的正面效應大于其負面效應，政府監管相對有效。
綜上所述，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在1980-1996年間取得了預期的監管目標，即實現了保險體系的穩定、微觀層面豐厚的利潤以及宏觀層面民族保險業的高速發展，這主要是由于這一時期中國保險業所處的現實環境與其監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條件基本吻合所致。
三、經濟全球化下中國保險監管模式的兩難選擇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保險監管面臨的現實環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突出表現為中國保險業的封閉經濟環境已為中國保險市場較大規模的對外開放所打破。截至2000年6月，外資保險公司的分公司有11家，中外合資保險公司10家，1家外資保險公司正在籌建，有17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資保險公司在華設立的代表處有202個，其中一百多家外資保險公司提出申請，等候進入中國保險市場。伴隨著中國加入WTO的日益臨近，近5年內中國保險市場將對外資保險公司全面開放，中國保險業即將置于開放經濟環境之下，國內保險市場的國際競爭程度將趨于白熱化。與此同時，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做出了重大的調整，自1996年以來，央行連續7次銀行利率大幅降息，年利率由調整前的10.28%降為現在的2.25%.在這樣的現實狀態下，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必將受到嚴峻的挑戰：一方面，計劃機制配置保險資源在實際運行中遇到障礙。經濟全球化給中國保險市場帶來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而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的計劃管制，誘使保險企業通過提高保險傭金和變相回扣提高市場競爭力，長此下去，其結果是保險成本不斷攀升，加之資產運用手段單一，資產收益得不到保證，經濟效益急劇下降。保險企業的實際費率已到了危險的邊界，最終會導致某些保險公司破產，投保人的利益也無從保護。另一方面，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也使得中國保險體系呈現出嚴重的危機。中國現行保險期限結構的不對稱，我國保險公司多以長期負債為主，資產運用卻以短期的銀行存款、國債為主，保險資金運用渠道的狹窄，央行的七次降息，導致壽險公司的資金盈利能力日趨不足，出現嚴重的利差損失。加之1992-1996年中國保險業盲目的數量擴張，年均保費增長率29.6%，使得中國保險業在現行保險監管模式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償付能力壓力，中國現行保險體系存在著嚴重的危機。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經濟全球化下中國保險市場的全面開放，國內外競爭的加劇，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導致現行保險監管模式的某些重大的假定條件不能有效地得到滿足。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不僅效率目標難以實現（保險企業盈利逐年下降，保險業發展速度逐年放慢），而且初始目標—穩定性也無法達到（內資保險企業的長期償付能力和國內保險體系的穩定性均遭到嚴重威脅）。實踐證明，中國現行保險監管模式至少是不完全適用的。
然而，經濟全球化下，也存在著現行保險監管模式適用的其他諸多假定條件。主要有：（1）內部保險市場的不完全性。一是保險市場結構的高度壟斷性，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和中國人民人壽保險公司兩家的市場份額仍高達70%.二是保險市場主體的不完全性，不僅表現為現有保險主體資格存在問題，而且保險市場中介主體殘缺不全，保險公估人缺位。三是保險市場客體的不完全性，表現為97%的再保險市場為國外再保險公司把持；（2）計劃機制在保險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嚴格的產品報批制度使保險公司缺乏充分的產品設計、開發自，保險公司未能成為保險市場的經濟主體；（3）保險市場缺乏信息的獲取、加工、披露、反饋的良性循環機制，導致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加劇了保險市場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
顯然，中國保險市場的微觀基礎仍很不健全，存在較嚴重的無序化競爭行為；資本市場盡管有較大的發展，但尚不規范成熟，其投機性風險仍很大；中國保險業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盡管近20年來中國保險業的發展速度較快，但據有關資料統計，1999年的保險深度僅為1.7%，保險密度為110.65元，而1998年世界平均保險密度為271美元，瑞士則高達4654.3美元，保險業發達國家宣揚保險深度都在10%左右⑥；中國現行保險監管體系不完善，尤其是保險法規不健全，保監會1998年才成立，保險行業自律組織極不完善；保險監管技術落后，尚未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管指標體系，全國性保險監管預警系統更難以設立；國民文化素質仍然較低，尤其是保險知識普遍缺乏，保險判斷能力很差。這些現實條件仍然適用于現行嚴格的保險監管模式而不適應于寬松的保險監管模式。因此，從近期來看，不能完全放棄現行保險監管模式，經濟全球化下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也使得中國保險監管機構不敢輕易放松對保險企業的管制。
顯然，經濟全球化下中國保險監管模式的兩難選擇既取決于目標函數的難以確定，同樣也取決于時間維度的考慮。某一階段的保險監管模式的具體選擇在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長期均衡和可能導致的短期失衡之間的權衡，其監管的具體模式必然處于上述兩種模式的邊界之內。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從長期來看，經濟全球化下中國保險監管模式應逐步向國際通行的寬松的保險監管模式過渡，其前提是必須改變不符合寬松保險監管模式的現實約束條件，并隨著其約束條件的變更，對現行保險監管模式進行漸次的邊際調整，以避免短期嚴重的失衡，最終形成完善的寬松的保險監管模式，以實現保險監管的穩定性、效率以及適度保護民族保險業的目標。為此，中國保險監管應致力于下述幾個方面：
1、理順國內保險市場的微觀基礎，如明晰保險公司的產權，健全保險市場的主、客體，建立和完善保險市場的信息傳導機制，逐步放開保險費率的管制，引進規范的市場競爭機制，確保保險市場的穩定有序的競爭環境，以達到當前規范性監管的目標。
2、進一步規范中國資本市場，變短期的投機性市場為長期的投資性市場，從而為拓寬保險資金的運用渠道，建立穩健的投資環境創造條件。
3、健全保險監管體系，尤其要根據經濟全球化下中國保險業的現實環境變化適時地調整過時的保險法規，并形成完整的法律體系。完善現行保險監管機構和保險行業自律組織，加強社會輿論的監督。
4、在全社會范圍內通過多層次的教育體系，借助各種宣傳手段，培育國民的保險知識水平和保險辨別能力。
5、根據中國保險業的國情，借鑒西方先進的監管技術，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償付能力指標體系，逐步將一年一度的年終檢查式的事后監管轉變為以信息傳導機制為基礎的日常監管，最終向風險監管模式過渡。
6、在當前堅持“分業經營”原則的同時，加強在某些金融產品經營和金融業務領域的交叉試點，盡快建立銀行、證券、保險三個監管部門的協調、對話制度，為最終混業經營、統一監管打下基礎。
注釋
①③⑥周駿、朱新蓉、李念齋主編：《2001中國金融市場發展報告》，第208頁、213頁、212頁，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②根據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的有關數據整理。
（一）加劇了對人才的競爭經濟全球化在擴大企業的經營范圍的同時也大大縮短了各國市場在空間上的距離，而企業的生存目的就是要取得足夠大的市場，獲得市場先機，而這一前提就是企業要有足夠強的競爭實力，企業競爭實力的增強取決于內部優秀人才的共同努力，因此，在當前的企業競爭中，競爭的重點開始轉變為對人才的爭奪，尤其是對技能優秀且熟知國土文化的綜合型人才的爭奪，這對企業的長遠發展是極為有利的，這就增加了企業間對人才的競爭力度。
（二）員工組成的多元化員工組成的多元化是每一個參與國際競爭的企業所面臨的必須問題。員工組成的多元化主要是由母國員工、外派員工、本地員工以及第三國員工構成的。這些員工來自于不同的國家，其自身的教育背景、文化構成以及價值取向各有差異，雖然這種方式可以實現企業在多種文化的相互影響下取長補短，增強企業活力，但是從另一角度來講，這種多元化結構會導致不同文化間發生沖突現象，給企業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因此，就需要企業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加大對這一層面的重視力度。
二、經濟全球化下的國企人力資源管理策略分析
從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經濟全球化對國有企業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因此，對于國有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工作來說就要根據以下幾方面開展：
（一）立足全球，提高人力資源管理的戰略位置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企業經營思路和方針需要放長、放遠、放大，要有全球化的思維和理念，立足于全球來開展經營活動，這樣才可以保證管理思維的先進性，把人力資源管理以戰略性模式開展，作為企業經營目標和發展規劃制定的主要依據，提升人力資源在企業結構中的地位，對人力資源的結構構成要做到全面詳細的科學化分析，對企業現有人力資源政策與在全球范圍內吸引、激勵自己所需要的人才是否一致，對現有的人力資源管理方式能否促進企業的全球化經營戰略的實現進行探究。
（二）加大對優秀人才的管理人力資源雖然是企業的核心資源，但是僅僅擁有是完全不夠的，還需要對這些資源進行科學的管理，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的價值，激發出內在的創造性，可以采取人本管理的模式，人性化管理，充分尊重員工的個性，肯定員工在企業中占據的重要位置，為員工的工作環境創造良好舒適的條件，同時也要制定公正合理的獎懲制度，進一步提高員工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增強對企業的忠實度。
（三）采用先進的信息技術，提高人力資源管理水平經濟全球化雖然縮短了企業間的市場距離，但是并不代表采用國際化經營就必然會促進企業的發展，國家化的經營策略會導致市場分散、機構分散以及員工的分散，給管理和溝通帶來很大的不便，因此必須借助信息技術這一快捷手段，通過企業內部的構建，借助網絡技術可以把企業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構有效的連接，給溝通和管理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使人力資源的管理信息傳遞更為及時高效，而且在一些專業性的軟件輔助下，可以使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更加的規范有序，節省了時間，從而提高了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的效率。
三、結語
一、誰坐上了經濟全球化列車
發達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美國通過制定規則受益。迄今美國在推動世貿組織、經合組織框架下投資自由化談判的同時，已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超過40項雙邊或區域投資協議，廣泛制定與投資相關的國際制度、法律、規則等，以求在深入發展的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過程中維護和擴大其利益。2004年，美國GDP占全球的34%。根據美國財政部最新數字，上世紀90年代.美國出口占其經濟增長的25%，支持了1200萬人就業，20%的工廠就業直接依賴于貿易。農民1／3土地上的作物用于出口，占總銷售額的25%。美國每年還大量出口技術、專利、商標和標準.獲取的特許和許可費逐年增加.僅通過版權貿易每年就賺取5000多億美元.占GDP的5%。美國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2005年美國海外投資收入增至4656億美元。美國還通過大量開發性投資，控制和利用海外自然資源.保障能源和原材料供應，促進其全球范圍優化配置資源。
我國也抓住了經濟全球化的戰略機遇。2005年，我國對外貿易超過1.4萬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68倍，年均增長16.8%。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連續14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世界500強中已有400多家來華投資。加入世貿組織4年吸收外資2200多億美元，占1978年以來外資總量的l／3強。我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超過600億美元，對外承包工程1500億美元.對外勞務合作400億美元，已有49家企業進入全球最大225家國際承包商行列。我國進出口稅收占全部稅收的18%，外商投資企業稅收占全部稅收的20%。國家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融入經濟全球化不僅引進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也促進了思想解放和觀念更新，極大地推動了市場取向的改革。目前，我國95%左右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已由市場形成：融入經濟全球化，與大國共同利益不斷提升：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合作水平迅速提高.經貿合作不斷擴大：廣泛參與了世貿組織、亞太經合組織、上合組織、亞歐會議、“10+3”等多邊和區域經濟活動。目前，我國正在商談的自由貿易區9個，涉及27個國家和地區，涵蓋了對外貿易的25%。我國融入經濟全球化，有效地緩解了經濟發展瓶頸，明顯提高了國際地位。
印度和墨西哥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也分別推行了面向經濟全球化的市場化改革，走上了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道路。印度積極發揮本國在語言和人力資本方面的優勢，借助政府大力扶持，積極承攬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服務外包業務，成為世界主要軟件出口國之一。墨西哥則于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在發展中國家中率先實現與發達國家經濟一體化，使經濟發展獲得了穩定的國際市場和資本、技術來源，由于國內政局動蕩、資本市場開放過度等原因，墨西哥曾在1994年底出現過金融危機，但經過短暫調整，經濟重新恢復平穩增長。
國際社會上的一些國家，盡管希望參與經濟全球化，但由于其經濟結構以農業和傳統服務業為主，缺乏現代制造業，也缺乏有效的促進投資和積累的機制，而被排斥在經濟全球化之外。也有少數國家對經濟全球化仍持否定態度，主張回避經濟全球化，甚至對抗經濟全球化。
二、發達國家應對經濟全球化采取了哪些措施
1.改造戰略產業，培育優勢產業和經濟新增長點。歐美發達國家通過提高航空航天、生物制藥、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術領域的競爭力，鞏同全球化競爭中的先發優勢。美國是世界上制定國家信息產業戰略最早、頒布國家信息產業政策最多的國家.并把信息技術的擴散作為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關鍵。瑞典、芬蘭等北歐國家也看準信息革命契機.加大科教投入，提高勞動力素質.涌現出愛立信、諾基亞等通訊業巨頭.在全球競爭中贏得了主動。航空工業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高技術產業，歷來受到發達國家的高度重視。美國、歐盟和以色列等國和地區加大對航空科研的支持力度，甚至以政府補貼方式投入巨額資金，極力推動航空工業的發展。
2.增強“政府”在經濟全球化治理中的作用，保持各階層的利益平衡與社會穩定。長期以來，經濟全球化一直沿著兩條主線來展開：一條是跨國公司主導的貿易投資全球化.另一條是國家層面推動的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使國家之間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政府在維護產業利益、緩解社會矛盾、提升綜合國力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3.推進就業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保持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發達國家經濟社會也存在一些結構性矛盾，特別是西歐各國政府面對經濟困境，紛紛著手對勞動力市場、社會保障體制進行改革。北歐國家在享有高福利的同時，保持了較高經濟增長，政府與雇主、工會等社會伙伴建立了通暢的對話機制，維系了相對靈活的勞動力市場。
4.在推進全球化的同時，有針對性地加強對貿易與投資的保護。經濟全球化并沒有泯滅“民族國家”的政治使命。美國雖以貿易自由主義的倡導者自居，但仍竭力對落后產業實行保護；歐盟長期以來都是全球實施反傾銷等貿易救濟措施最為頻繁的地區；日本的許多重要產業一直以來就是“保護重于開放”。當前，發達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上升，主要表現在：
（1）貿易保護主義。貿易摩擦不僅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展開，而且在主要發達國家之間日益加劇。歐盟在頻頻啟動反傾銷程序，對來自中國、越南的皮鞋以及中國的彩電征收反傾銷稅的同時，還與美國就農產品和客機補貼問題摩擦不斷。
（2）投資保護主義。美歐等國家和地區通過修改相關投資法規，對可能影響其自身利益或國家安全的外國投資設限。2003年，美國出臺《保護重要基礎設施和資產的國家戰略》.確定12個重要基礎設施部門，其中，包括農業、水資源、公共衛生、應急服務、國防T業、申信飛能源飛運輸、銀行金融、化工、郵電、信息技術等。2005年法政府頒布法令，列出外國公司須得到部一級批準才可投資的戰略性部門的清單，其中，包括賭博、證券、研發、竊聽設備、與產品安全相關的審查服務、重要基礎設施的信息體系、密碼服務、武器裝備生產、涉及國防部合同的設計和設備供應等。目前，加拿大議會也正醞釀修改《加拿大投資法》，將外國投資的審查范圍從某些價值很大和敏感部門擴大到任何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部門。
（3）更加苛刻地限制勞動力流動。當前.經濟全球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發達國家允許甚至強制資本自由流動，但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人員特別是普通勞動力的流動。美國為保護國內就業市場，2005年底通過新移民法.嚴懲雇傭非法移民行為。
5.強化跨國企業的社會責任，疏緩政府的外部壓力。企業社會責任包括兩個方面，在企業內要構造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和諧共贏的氛圍，在企業外要主動承擔對生態環境，對社會各利益相關者的義務?，F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都在制訂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如美國的SA8000、英國的AAl000、德國零售貿易外貿聯合會的AVE等，對解決全球化帶來的社會問題提供了新的平臺和渠道。
三、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亟待調整哪些利益失衡
我國進一步參與經濟全球化，當務之急是要高度重視和調整日益突出的五大失衡利益：
1.上下游產業利益失衡。由于在全球范圍配置資源的成本不斷降低.下游產業常常從國外購買質優價廉的資源，致使部分上游產業在國內的市場受到擠占，處境艱難。2002年以來.我國棉農至少損失183億元。2005年，我國進口大豆2659萬噸，拉低了國內市場價格。2006年硫酸進口是量增價跌，國內部分磷復肥企業的硫酸裝置停產，新建大中型裝置開工率僅維持在60%左右。
2.消費者和商品與服務提供商利益失衡。隨著我國經濟開放度提高.進口快速增加，國內居民能夠消費到種類更多、價格更廉的商品和服務.同時也加劇了很多行業的競爭壓力。不少名優產品、老品牌或被國外品牌吞食.或被市場淘汰。零售業全面開放后.我國流通企業與國外零售業巨頭競爭越來越激烈.一些實力弱的企業將面臨困境。
3.區域發展利益失衡。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戰略.對抑制地區差距擴大產生了重要作用.但目前還沒有從根本上扭轉這一勢頭。中西部與東部人均GDP的差距.由1978年的1：1.6拉大至1990年的1：1.8.2005年又進一步拉大至l：2.9。人均GDP最高的上海與最低的貴州之比達13倍，遠高于目前美、歐、日等發達國家1.5～3倍的水平（美國歷史上最大差距是7倍）。
4.能源資源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與價格形成能力失衡。我國能源和資源在國際市場上的定價權與采購量不成正比。2005年，國際市場主要能源和資源價格上漲，我國多支付300億美元。2006年前5個月，因油價上漲我國多支出86億美元。國際價格波動傳導，還引起國內產業利益失衡。交通運輸行業是石油消耗量的大戶，全行業受到較大沖擊。
5.“走出去”和“引進來”失衡。從全球來看，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和吸收外資的平均比例為1：3左右.遠高于中國1：l的水平。我國對外投資總額僅占世界投資的0.5%.對外工程總額僅占世界的2.1%，勞務輸出僅占國際勞務市場的1.5%?！白叱鋈ァ眹乐販?，企業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資源，也加劇了國內產業競爭，特別是產能過剩行業，不僅開工不足、利潤下降.而且還成為國際貿易摩擦的焦點。
四、如何順應來勢兇猛的經濟全球化潮流
經濟全球化競爭本質上是一種能力之爭。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獲益程度取決于政府、企業以及相關群體應對經濟全球化的能力。進一步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要存提高三種能力上下工夫：
1.提高謀求高端分工利益的能力。目前.我國擁有自主品牌的出口企業不足20%，自主品牌出口的比重不到10%，名牌更是寥寥無幾.真正掌握研發、營銷等利潤豐厚的核心環節的產品不多。以美國羅技公司在我國生產的旺達無線鼠標為例，該鼠標在美國的售價為4l美元，其中，羅技公司拿走8美元.批發商和零售商拿走15美元。摩托羅拉等原料供貨商也拿走15美元，留在我國僅3美元，工資、能源、運輸和其他管理費用等均包含其中。
2.提高保障我國全球利益的能力。截至2005年底，我國境外企業資產超過2000億美元.境外中資機構和企業1.1萬家.存外從業人員超過60萬人.分布存近200個國家和地區。2005年.每天平均有近40億美元貨物進出國境，1.7億美元的資金流入，8.5萬中國公民出境旅游.我國利益已遍布全球各個角落。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因素相互交織，“反全球化”運動有一定市場。近幾年來，危及我國境外資產和人員的安全事件時有發生，進一步深人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海外利益將更加廣泛.迫切要求加快構建海外安全保障體系。
3.提高與世界各國和諧發展的能力。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的經濟、貿易分別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倍和4倍的速度增長，對國際供求格局帶來巨大影響，貿易摩擦增多。因此，只有實現與世界各國和諧發展、互利共贏，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的持續發展，保障中華民族根本利益。
進一步參與經濟全球化.必須深入研究一些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面臨的困境及緩解之策，借鑒和吸取其已有的經驗教訓。當前.尤其要跟蹤研究重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改革動向，關注國際上有關經濟全球化問題的理論和政策動向。
（1）立足于建立內需主導型的開放型經濟。對大國經濟而言，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內需.因此，必須抓緊建立以居民消費為主的內需主導開放型經濟。在我國目前發展階段，投資和資本積累仍是增長的重要動力，是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的必經之路。要加強對我國宏觀經濟失衡問題的研究，把重點放到如何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挖掘巨大消費潛力等現實問題上來。
（2）優化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當前，我國對外貿易遇到了快速發展和質量不高的問題。客觀來看，數量擴張成就了我國世界貿易大國的地位。但今后應選擇優化外貿（包括出口）發展的道路。一方面，要優化外貿結構.在優化商品貿易的同時，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包括運輸、設計、咨詢、軟件開發、旅游、廣告、金融、保險、銀行等。另一方面.要大力優化貨物貿易結構，當前應適當提高三個成本：提高勞動力成本，強制上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改善職工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制定最低工資等：提高國內資源成本，應調整資源稅：提高環保成本.讓制造污染的企業無利可圖，失去出口競爭力。在不喪失基本競爭力的前提下，有步驟地提高這些成本，推動簡單加工逐步升級。
（3）利用規則對關鍵產業加以保護和扶持。我國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積極參與并推進全球化，符合我國的利益取向。但全球化不是簡單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對外開放更不是放任自流。發達國家的貿易投資保護主義警示我們，經濟高度發達的歐美各國尚不愿出讓本國的重要產業和市場，發展中國家更不能過度出讓戰略產業控制權。我國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要確保國家對真正關系經濟安全和國計民生的戰略產業、重點企業的控制力。在國際貿易中，要熟悉和運用世貿爭端解決機制的程序和規則，增強對國際經濟政策的影響力和發言權，維護我國正當的貿易利益。
（4）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妥善處理我國轉型期的各種社會矛盾。我國正處于“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顯期”經濟轉型、體制轉軌與融入全球化這三個過程相互“疊加”。借鑒美歐的經驗教訓，妥善處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我國轉型期的各種社會矛盾，有助于我們不斷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要特別注意兼顧效率和公平、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東中西部協調發展，妥善解決就業、教育、醫療、養老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5）在提高社會福利與保持產業競爭力、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之間尋找平衡。當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較為活躍，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得到了發揮。但我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保持勞動力市場競爭力和健全社會保障體制成為“兩難”。對中國這個“未富先老”的人口大國，要不斷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投入，財政預算應繼續向社會保障、公共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事業傾斜，向困難群體傾斜。
（6）堅持發展中大國的戰略定位。通過務實合作，努力擴大與發達國家的共同利益。加強與新興大國協調與合作，妥善處理與發展中國家利益訴求差異。在競爭與合作中善謀長遠，強調以互利促進合作，以共贏實現發展。
（7）更深入地參與經濟全球化及其相關制度建設。積極支持重新啟動世界貿易組織多哈談判進程.爭取更多國家承認我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充分利用多邊機制，參與全球重要經濟政策的討論和制定，提升我國對市場經濟規則制訂和修改的影響力。引導和推動全球化向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持續快速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方向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