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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固定匯率制度的支持者認為，長期穩定的匯率水平有助于人們建立穩定的
預期，為國內外投資者的決策制定提供一個確切的基礎，促進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的發展；而未來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會對投資決策制定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國際貿易和投資。雖然企業可以在遠期外匯市場上和期貨市場上進行對沖操作以規避風險，但這意味著交易成本的上升。在發展中國家中，由于外匯市場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對缺乏，它們在浮動匯率面前尤其顯得束手無策。極端的易變性意味著貨幣錯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發生，而這將導致資源配置不當，減少投資和外貿，引起經濟增速降低，這對于缺乏遠期套期保值的國家來說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動匯率制度的倡導者聲稱，作為本國貨幣的外國價格，匯率可以在外匯市場上由供求決定，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價格信號往往是最優的，有利于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同時，很多經驗研究證明，匯率的短期易變性對于貿易的影響是極小的。而且，被觀測到的匯率易變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實際風險。即使該風險在外匯市場受到壓制，它也會在其他場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發出來（Frankel,1996）。（例如，美國為避免因實際供求因素導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
匯率制度選擇的中間派和靈活派則認為，匯率變動對產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且可能與經濟實體的特點及初始條件有關。因此，應對外部沖擊的合適政策應該是具有本國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二、匯率制度與通貨膨脹
實施釘住匯率制可以約束釘住國政府貨幣政策。當釘住國的通脹率與被釘住國的通脹率嚴重背離時，資本的跨國流動將使釘住國貨幣面臨貶值或升值壓力。若釘住國通脹率顯著高于被釘住國，資本外流將造成貶值壓力，為了維持釘住匯率制將減少甚至耗盡其外匯儲備。所以這種約束可以看成是一種貨幣紀律。理論和經驗分析給出三個理由，證明釘住匯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貨膨脹：（1）釘住匯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標，同時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脹的承諾更加可信；（2）釘住匯率可以幫助價格和工資制定者圍繞一個新的低通脹均衡協調它們的行動和預期；（3）釘住匯率制度提供了一個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業能夠在高通脹時期渡過后，將它們從海外撤回的離岸資產轉化為本幣資產。（在浮動匯率制下，沒有這樣能重建本幣資產的自動機制，因為央行沒有義務購買撤回本國的以外幣計值的資本）（Bruno,1995）。
浮動匯率制下反通脹措施的緊縮性比固定匯率制下更強（通常導致過高的實際利率和
本幣高估），因此浮動匯率制下很多穩定措施都失敗了。即使在浮動匯率制下反通脹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顯比在釘住匯率制下高。以波羅的海沿岸的兩個鄰國為例，愛沙尼亞采用了貨幣局制度，拉脫維亞早期采用了浮動匯率制度。兩國都成功地結束了轉軌時期的高通脹，但拉脫維亞經歷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據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資料，愛沙尼亞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長率為-7%、6%、6%，而拉脫維亞的同期增長率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脫維亞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釘住匯率制（Sachs,1996）。
三、匯率制度與匯率的波動與背離
資本流動性的增大容易產生匯率的波動性和背離問題。由于可以通過市場消除與不確定性相關的即期匯率波動，所以匯率的波動性并不是個嚴重問題。背離比波動性更嚴重，因為持續的高估對經濟的長期競爭力和就業有重要影響。相對價格的變化可能引發高成本的資源配置。Meershwam(1989)證明，匯率持續性高估可能導致競爭力的永久損失。
在固定匯率制下，均衡匯率的制定是一個難題，中央銀行并不比市場更“英明”。市場總是在發展變化，而均衡匯率的調整總是滯后于市場需求的變動。因此，固定匯率制雖然避免了匯率波動性問題，卻面臨匯率的背離問題。
在浮動匯率制下，由于貨幣市場的調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場的調整速度，存在匯率超調（Overshooting）的問題，從而導致匯率可能長時間處于沒有經濟基本面支撐的水平。此外，投機者的套匯與套利行為可能加大名義匯率的波動幅度。
未實行釘住貨幣時實際匯率的變動幅度遠遠大于實行釘住匯率時的幅度。同樣，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的偏差在未實行釘住時也比實行釘住時大得多（除了被釘住的貨幣處于一系列廣泛的管制情況以外）。實際匯率這樣大的變動幅度恰恰說明了名義匯率的變動幅度要遠遠大于同時期的通貨膨脹率差異變動。20世紀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動匯率制度都有一個典型的特征，即“善惡循環”。各國貨幣在經歷超過正常水平的通貨膨脹后，其貨幣貶值速度和幅度都超過了由通貨膨脹率差異決定的長期均衡水平，然后開始升值，貨幣的升值也超過了長期均衡水平。貨幣快速貶值削弱了貨幣當局穩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達到金融穩定的難度（阿里巴，2000）。
在浮動匯率制下，當國際貨幣市場上出現明顯的不均衡時，投資者就會轉移資金以獲取利潤，這將導致實際利率的變動，于是預期利率的變化就會產生很大的結構性影響。預期利率變動而引起的實際利率變動將影響長期資本運動的形式。為了國際貨幣市場的均衡而發生的即期利率變動，將會引起國際資本市場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匯率制度與內外沖擊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市場價格信號劇烈波動的情況時有發生，而浮動匯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夠較快地調整以“絕緣”外生性沖擊造成的影響。對外貿易的商品價格波動越大，匯率浮動的可能性越大，因為浮動匯率有助于隔絕外國價格的動蕩對國內價格的沖擊（梅爾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認為，與固定匯率制度相比，浮動匯率制度最大的優勢在于，即使名義剛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調整經濟以應對實際的貿易沖擊。實證分析表明，在發展中國家，彈性匯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經濟體避免受實際干擾的影響。浮動匯率在貿易沖擊形成后，能更好地調整實際產出。人們似乎不必擔心浮動匯率對貿易沖擊的影響，因為當受到負面沖擊的影響時，浮動匯率制度可以使名義匯率相應的貶值。
弗里德曼同時認為，如果價格輕微波動，那么改變名義匯率以應對實際匯率調整的沖
擊，與商品和勞務市場的過度需求推動名義價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時間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沖擊是真實的，從理論上說，浮動匯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選擇。實際上，實行浮動匯率制最大的優勢在于它能給予實際的沖擊以平穩、適當的調整。當國內價格是粘性的，那么為應付沖擊而發生的改變是緩慢的，一個負面的實際沖擊（如出口需求或貿易的下降）會導致名義匯率的貶值。對貿易品的需求減少時，匯率貶值會降低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彌補負面沖擊帶來的不利影響。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義價格下降時，名義貶值會增加其國內價格，這又有利于經濟得到一個更平穩的調整。也就是說，在彈性匯率制度下，匯率起著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匯率制度則不得不依賴國內價格的緩慢改變以走出蕭條。換句話說，釘住匯率制度必須承受負面沖擊帶來的影響。而且，中央銀行必須阻止本幣貶值，否則用外幣購買本幣將會導致貶值發生。這是一種內在的緊縮，它會引起就業率大幅度的下滑。對20世紀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國和阿根廷來說，為重新安排相對價格，渡過漫長而痛苦的緊縮時期是必要的，這也意味著保持固定的名義匯率要付出代價。
浮動匯率制度平息沖擊的另一種方式是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當實際的負面沖擊存在時，政府能夠采取措施減輕衰退。在彈性匯率制度下，國家可以通過貨幣擴張的方式來應對沖擊。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的增加只意味著儲備的外流而對產出沒有任何影響。
但是，固定匯率可以更好地處理內部沖擊，如通脹率或利率的暫時性變動等，外匯儲備的增減可以作為一種緩沖器，以避免匯率的無謂頻繁波動。國內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越大，釘住匯率的可能性越大，因為國際貨幣的流動是一種減震器，它可以減少國內貨幣供應的變動對國內價格的影響。如果實行固定匯率，國內貨幣的過量供應會使資本外流，因為部分超額貨幣可以通過國際收支赤字來消除。在浮動匯率下，過多的貨幣供應量仍然滯留在國內，并使國內貨幣貶值（梅爾文，1991）。
不同匯率制度相對優勢的存在，是以影響經濟體的沖擊的特征為基礎的。當沖擊來自國內貨幣市場，固定匯率制度會自動阻止沖擊影響實體經濟；如果確實發生了需求沖擊，在貨幣當局購買外匯儲備以阻止本幣升值的同時，貨幣供給將會增加，而實際產出不變。相反，彈性匯率制度則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實際貨幣需求減少到實際貨幣供給未發生變化時的水平。因此，如果這些沖擊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這就是贊成固定匯率制度的一個理由。
五．匯率制度與貨幣危機、銀行危機、債務危機
固定匯率制很容易受到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這是因為固定匯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機者認為持續高估貨幣遲早要向市場均衡匯率回歸。投機沖擊可能引發貨幣危機，迫使一國放棄固定匯率制度。本幣貶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債的銀行和企業債務成本高企，加上央行為捍衛本幣匯率而提升本幣利率所造成的銀行利潤率下降以及企業國內債務成本升高，從而引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代爾蒙德和代布維格（DiamondandDybvig,1983）系統論述了固定匯率制下的清償力危機。嚴格釘住匯率制度限制了貨幣當局擴大國內信貸的能力，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但卻不利于銀行穩定。在貨幣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國內銀行體系沒有最后貸款人。在一個銀行規模小、存款保險制度不完備的金融體系中，這可能造成自負盈虧的銀行倒閉。相關模型表明，貨幣局制度通過加大產生銀行危機的可能性來減少形成國際收支危機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貨膨脹價格可能是金融體系不穩定所特有的現象。與貨幣局制度不同，在固定匯率制下，中央銀行愿意充當最后貸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國際收支危機而不是銀行危機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動匯率制并不意味著與危機絕緣。浮動匯率制國家也可能同時遭受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雙重打擊。以美國為例，美國之所以能夠在經常項目長期巨額逆差的壓力下保持美元堅挺，是靠長期源源不斷流入的外國資本。而資本項目的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們的主觀預期和對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國經濟的放緩和美國股市泡沫經濟的破滅改變了人們對于美國經濟與美元的預期，外國資本的抽逃將對美元造成巨大的貶值壓力。為了減緩資本抽逃的沖擊，美聯儲很可能調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會進一步加深經濟的低迷。也就是說，美國終將為其經常項目赤字付出代價，長期累積的風險終將爆發。反對彈性匯率制的另一個原因是，在發展中國家里以美元計價的債務普遍存在。那么本幣名義匯率的貶值將增加美元債務的輸送成本，并導致企業的接連破產及財政危機的發生(CalvoandReinhart，1999)。
Eichengreen和Arteta(2000)指出，經驗證明未能揭示在匯率制度和銀行危機之間存在任何聯系。近年來較為流行的“原罪論”說明，如果一個國家金融市場不完全，即一國的貨幣既不能用于國際借貸，甚至在本國市場上也不能用于長期借貸。那么一國的國內投資不是面臨貨幣錯配（借美元用于國內項目），就是面臨期限錯配（用短期貸款作長期用途）。如果出現貨幣錯配，匯率貶值將造成貸款的本幣成本上升，使企業陷入財務困境以致破產；如果出現期限錯配，利率上升也會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業陷入財務困境以致破產。在這種國內金融極端脆弱的情況下，不論是采用固定匯率還是浮動匯率，都難以避免危機的爆發（張志超，2001）。
六、匯率制度與貨幣以及鑄幣稅
根據三元悖論（TheImpossibleTrinity）,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固定
匯率制和獨立的貨幣政策。因此，在資本帳戶開放的前提下，一國實行釘住匯率制度意味著自己貨幣（MonetarySovereignty）的部分讓渡。在釘住國和被釘住國的商業周期和經濟結構存在顯著差異的情況下，釘住國內外平衡的任務就只能依靠單一的財政政策。但是，根據丁伯根法則（TinbergenRule）,要實現一定數量的政策目的必須要有同樣數量的政策工具，單憑財政政策不能夠同時實現內部和外部均衡。根據蒙代爾分派原則（MundellAssignment），貨幣政策應該用于實現外部均衡，財政政策應該用于實現內部均衡。同時，米德沖突（Meade’sConflict）也證明，單靠財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時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FischerandStarz，1998）指出，財政政策具有相當長的內部時滯，這使得財政政策無法有效地實現穩定政策。因此，貨幣的讓渡實質上不僅僅是一個有關民族情感的問題，它可能會帶來一國經濟的內部或外部失衡，從這個角度來說，浮動匯率制似乎是一個更優的選擇。
但是，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執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小國的貨幣政策實際上本身就是無效的。例如，該國經濟不景氣時，為刺激投資和消費而降低利率，但本國利率和外國利率的差異將使得資本外逃發生，從而加重衰退；當該國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時，調高利率以緊縮銀根，但國際資本的大舉流入將加劇該國的通貨膨脹。既然貨幣政策本身無效，貨幣讓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時，只有少數工業化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和利率變動能夠左右國際匯率的走勢，大多數國家只是被動的價格接受者，因此匯率政策本身作為一種調節政策來說也是無效的。因此有人認為，“對于尋求穩定宏觀經濟政策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清潔浮動匯率不是好的選擇。清潔浮動匯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經濟政策的大型發達國家能夠享用的奢侈品”(Bergsten,Davanne,andJacquet,1999)。
費舍爾（Fischer,1981）指出，從鑄幣稅的角度來看，能夠允許一個國家自由決定其通貨膨脹率的匯率制度是最佳選擇，固定匯率制度是次優選擇，使用其他國家的貨幣是最差的選擇。為了滿足國際支付的需要，非儲備貨幣國家都必須持有一定數量的國際貨幣，即繳納一定數量的鑄幣稅。而在固定匯率制下，為了維持匯率穩定，中央銀行必須經常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對沖操作。這又要求中央銀行擁有比浮動匯率制下更為充足的外匯儲備，而這又意味著大量的鑄幣稅損失。在貨幣局制度下，本幣的發行以外匯儲備為基礎，鑄幣稅損失最大。
但也有一種觀點指出，由于我們沒有看見各國相互競爭以獲得儲備貨幣地位的事實，說明鑄幣稅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國、日本等國家之所以反對其貨幣成為主要儲備貨幣，是因為它們發現，國際上對儲備貨幣需求的變化會對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國內經濟運行產生影響（尤其是對外經濟活動所占比重高的國家）。
七、匯率制度與政治因素——信譽和時間一致性問題
一般說來，每屆政府上臺之后都想在國內外建立起信譽（Credibility）和時間一致性（Time-consistency,也稱政策延續性）。但是正如各種官僚行為理論和政治商業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樣，政府很難保持實行固定匯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實證研究也證明，總是存在通過改變政策而把事情辦得更好的動力，即存在時間不一致性。
對公開宣布實行的固定匯率制度進行調整的代價非常昂貴，因為這樣做將產生信譽鴻溝（CredibilityGap）和時間不一致性。從這個角度來講，最佳辦法是實行彈性匯率制（蔣鋒，2001）。Edwards（1996）發現，政治不穩定性在匯率制度選擇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越不穩定的國家越不可能選擇釘住匯率制，因為在釘住匯率制下匯率貶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的唯一準確的結論是，沒有任何匯率制度能適合所有的國家
或者在任何時期適合同一個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應該取決于一國面臨的特定環境。將某種匯率制度過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險的（Frankel.，2000）。
筆者在此將以上討論形成的結論總結在兩張表中：
表1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的優劣對比
項目固定匯率浮動匯率
經濟增長建立穩定預期優化資源配置
遏制通貨膨脹有效或成本小無效或成本大
匯率波動和背離匯率背離匯率波動（超調）
應付內外沖擊更好地應付內部沖擊更好地應付外生性沖擊
危機貨幣危機和清償力危機信心危機引發雙重危機
貨幣和鑄幣稅喪失貨幣，難以實現內外平衡繳納更多鑄幣稅小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無效,征收鑄幣稅會帶來成本
政治因素信譽鴻溝和時間不一致性時間一致性
表2選擇固定匯率制或浮動匯率制國家的特點
固定匯率浮動匯率
規模小規模大
經濟開放經濟封閉
貿易集中貿易分散
持有外匯儲備機會成本低持有外匯儲備機會成本高
新興市場國家和轉型國家發達國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場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場
面臨的外生性沖擊較少面臨劇烈的外生性沖擊
國內貨幣供應量變化大國內貨幣供應量變化小
政治穩定政治不穩定
通貨膨脹協調通貨膨脹不協調1.
經濟增長率低經濟增長率高2.
注解:
1.邁克爾•梅爾文：《國際貨幣與金融》，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
2.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證實，在發展中國家中，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同較低的經濟增長率和較高的產出波動性相關聯。它們的經濟增長率比起浮動匯率制國家來平均要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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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德爾—弗來明模型
20世紀60年代，羅伯特•芒德爾(RobertA.Mundell)和J.馬庫斯•弗萊明（J.MarcusFlemins）提出的芒德爾——弗萊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M-F模型，下同），對開放經濟下的IS-LM模型進行了分析，堪稱固定匯率制下使用貨幣政策的經典分析。該模型指出，在沒有資本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動匯率下則更為有效；在資本有限流動的情況下，整個調整結構與政策效應與沒有資本流動時基本一樣；而在資本完全可流動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時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但在浮動匯率下，則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的“芒德爾三角”理論，也就是著名的“三一定律”。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TheEternalTriansle)，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芒德爾三角”的內在原理。在這個三角形中，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固定匯率,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駁論”。如表1所示。
3.張錦冬.人民幣是否該升值.經濟學動態，2004第1期
關鍵詞：匯率制度；人民幣升值；匯率目標；目標區匯率制度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認為，在固定匯率制度、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貨幣政策之間存在三難選擇，一國政府只能選擇放棄其一，不可三者兼得。據此，在資本自由流動條件下，一國政府要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必須放棄固定匯率制度。根據蒙代爾“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trinity)理論，中國要想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就必須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在中國資本項目逐步開放的條件下，中國要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就應實行更有彈性的匯率制度?，F行匯率制度下中國貨幣政策運用仍然存在諸多負面效應，說明人民幣釘住匯率制度不具有可持續性，要發揮貨幣政策對實現內部均衡的積極作用，就應堅持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
1中國匯率制度選擇的背景——人民幣的升值
1.1人民幣升值的內部壓力
人民幣升值的內部壓力來自于我國持續增長的對外貿易，尤其是對美貿易的順差。07年1-11月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19690.9億美元，進出口規模接近2萬億美元，增速比前10個月提高了0.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11036.1億美元，增長26.1%，比前10個月放慢了0.4個百分點；進口8654.8億美元，增長20.5%，比前10個月加快了0.6個百分點。1-11月累計貿易順差為2381.3億美元，增長52.2%，比前10個月的貿易順差增幅減緩6.8個百分點。其中對美實現貿易順差1186.2億美元。占貿易總順差的49.8%。眾所周知，人民幣的價值包括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對內價值泛是指貨幣的購買力；對外價值是指用另一國貨幣來表示本國貨幣的價值，即匯率。匯率之所以存在，是國與國之間要進行貿易，而這種貿易，既包括買賣商品，又包括買賣生產要素，如土地、廠房、證券等。所以，匯率是由國與國之間的商品和投資流動決定的。
1.2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
給人民幣升值施加更大壓力的是美國。2002年2月以后，美日兩國政府官員不斷利用各種機會宣稱要求人民幣升值。美方要求人民幣升值主要是出于兩個目的：第一，由于美國國內經濟的自身問題，造成了失業等嚴重的社會問題，向中國施壓有助于緩解美政府和國會承受的國內壓力；第二，出于經濟上的“中國”考慮，人民幣升值有助于遏制中國經濟上的迅速壯大。美國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想當然地認為人民幣升值能夠減少赤字、緩解美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
此外，提出人民幣升值要求的是日本。進入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進入了一個漫長的蕭條期，但由于日本的對外出口仍舊不斷增加，大量的經常收支赤字造成日元持續升值。大量日本企業意識到把工廠的流水線留在日本國內將失去國際競爭力，于是乎就出現了大批日本企業把工廠搬到中國和東南亞，這就是日本人說的“產業空洞化”。另外，日本制造業高度發達，然而其勞務成本居世界最高，從理論上來說，要想維護其制造業的對外出口競爭力，日本政府只有兩個辦法：其一，大幅度降低日本國內的工資水平；其二，日元大幅度貶值。這兩個辦法看來都不可行。首先，大幅度降低工資會使得經濟陷入極其蕭條的狀態，房地產、金融資產的價格暴跌，購買了住宅的居民無法按期歸還銀行貸款，使得銀行出現大量壞賬，這是日本經濟、社會所不能承受的。其次，讓日元大幅度貶值，意味著美元的相對升值，這一點并不是日本單方面能夠調控的，需要得到美國的同意，而美國不會輕易讓日元貶值而美元升值。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讓人民幣升值從現象上看似乎就成了挽救日本經濟的一劑良藥。
2中國匯率制度選擇的目標
在選擇采用某類匯率制度時，每個國家都帶有其特定階段的目標。針對我國的人民幣升值背景下，未來所采用的匯率制度必須兼顧以下目標：
（1）由于我國在亞太地區，以及國際上都是具有影響力的國家，國內經濟發展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需要穩定的國內國外的經營發展環境，因此我們首要的匯率制度改革目標就是保持我國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
（2）必須充分考慮中國屬于轉軌制國家，許多市場經濟制度建設不完善，資源價格存在扭曲的因素，價格秩序等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尚未完善，因此匯率制度的改革必須以能提高資源配置的有效性為目標?！耙欢ㄒ幸粋€健全的金融體系，要有一個有彈性的匯率制度，雖然匯率改革的推出是05年7月21日，但是這個方案的醞釀是從01年開始的，長達四年之久，才能夠統一政府、社會各界對匯率改革的認識。”
（3）中國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長期被人為地分割，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被分割，兩種類型的分割一直阻礙著國內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因此要以新一輪的匯率制度改革為契機，解決好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分割問題。顯然匯率制度改革要以創造，增強上述兩類市場的聯系、互動、協調。
（4）中國過去的匯率制度經常為國際所誤解，不認可甚至受到攻擊，所以匯率制度的改革同時被賦予增強與國際的溝通，提高國際對我國實行匯率制度的認可度，匯率制度要更好地與國際接軌的目標任務。
四大目標中，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是短期且現實的目標，通過合理匯率優化配置國內資源是我國民遠的目標，而目標三、目標四的實現是短期目標通向長期目標的途徑。因此在現階段我國在保持匯率穩定情況下，應首先尋求完成第三、四目標，然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完成資源優化配置的目標。
3中國匯率制度選擇方向——目標區匯率制度
（1）目標區匯率的理論發展與制度框架
克魯格曼的《目標區與匯率動態學》提出了匯率目標區的模型并成為該領域的典范。該模型以貨幣理論為基礎，認為匯率是一種貨幣現象，由貨幣數量決定，央行在區問邊界對匯率干預的時間間隔無窮小。而匯率水平的決定由線性資產定價關系式及非套補利率平價的套利條件得出，即匯率由當前的經濟因素和對未來的預期共同決定。其模型表述如下：
S(t)=M(t)+V(t)+rE［ds/dt］
其中S(t)為直接標價法下外匯的即期價格的對數形式；M（t）表示國內貨幣供給量的對數形式；V(t)表示實際產出、貨幣供給、貨幣需求以及預期匯率變動以外的因素的變動率的對數；rE(ds/dt)表示預期的貶值率；
通過上述假設，就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在目標匯率區制度下，貨幣當局會干預匯率，使之維持在S1和S2之間?？唆敻衤J為，在這種情況下，存在兩種可能：
（a）如果假設預期匯率變化為零，并且貨幣政策是被動的。貨幣當局可以通過減少m使S不超過匯率上限S1，同時可以通過增加m使S不低于匯率下限S2。具體來說，當匯率上升到S時，如果v下降，那么S就不會超出S1，此時不用采取貨幣政策；如果v上升，那么就必須采取減少m的貨幣政策，使S控制在低于S1的范圍內。當匯率下降到S2時，如果v上升，就不須采取貨幣政策；如果v下降，就必須采取增加m的貨幣政策，使S控制在高于S2的范圍內。上述原理可以用圖1中的實線ED表示。
（b）如果預期匯率變動不為零，S可以用圖2中的曲線FG表示，圖中，上半部分曲線在45度之下，而下半部分曲線則在45度線之上，由此可以看出目標區匯率制度有穩定匯率的作用。在貨幣供應恒定時，匯率沿FG曲線運動能比45度線平坦，也就是在目標區匯率制度下，速度沖擊匯率的效應比較小。
在目標區匯率制度下，只要政府是一個強政府，市場參與者相信政府所確定的目標區和邊界干預，“蜜月效應”就存在，它將保證國內現實匯率只在目標區內波動，而不會超出邊界。目標區匯率制度的優點在于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由于“平滑粘性效應”的存在，使匯率不會大幅度波動。平滑粘性效應指當匯率趨近邊界時，其變化率會趨近于零。平滑粘性效應是匯率變動的條件，即匯率沿著邊界是平緩粘貼的，當匯率接近邊緣時，市場參與者估計貨幣當局將進行干預，匯率變化對基本因素的反應敏感程度減弱，匯率變動的趨勢也變得相對平緩。這意味著匯率是基本經濟因素的非線性函數。
第二，目標區匯率制度兼顧了浮動匯率制和固定匯率制的優點。它具有浮動匯率制的優點，使匯率受到市場上外匯供求的影響，達到合理的資源配置。它又不同于完全浮動匯率制度，因為中央銀行要對匯率進行干預使匯率達到預期的水平，而干預的同時，由于貨幣當局和市場參與者相互配合的互動效應的存在，使目標區內匯率運動的軌跡FG圖2的斜率比浮動匯率制下的斜率小，因而在目標區匯率制下，匯率受基本因素影響的波動幅度要小于浮動匯率制。
第三，它具有固定匯率制的優點，由于它的目標區有上限和下限，匯率不會波動的幅度過大，而給一國帶來金融的不穩定，它又不同于固定匯率制，因為中央銀行還可以在必要時改變中心匯率和波動區間，避免匯率的高估或低估所引發的外部投機沖擊。
4中國實施目標區匯率制度的意義
（1）可增強我國匯率政策的靈活性、有效性。由于目標區帶有一定浮動范圍的區間，在區間內貨幣當局有干預和不干預的兩種選擇，因此，央行的匯率政策具有較大的自主性和靈活性。能夠最大限度的利用公眾的“預期心理”來增強政策干預的有效性，在目標區內，央行的干預是不定期和不定向的，因而公眾難以對央行的行為作出”完全理性“的預期，也就無法預先準確采取逆向而動的對策，在目標區邊界附近，雖然公眾會預計到央行可能采取干預，但干預的具體時問、地點及預期效果無法知曉。因此，多數投資者會趕在央行干預前，順應預計的干預方向進行市場交易，使現實匯率在央行干預之前就產生央行所希望的走勢，從而在很大程度減輕央行干預的壓力，增強了匯率政策的自主性和靈活性。
（2）有利于增加我國企業的抵抗金融風險的意識。采用目標區匯率制度以后，中央銀行和市場參與者共同把匯率運動的軌跡置于目標區內。我國企業作為市場參與者，必然會根據市場上外匯供求，做出相應的預期，這樣能夠增強他們的金融風險防范意思，加強管理，有力的防治金融危機的發生。我國企業金融風險意識的加強，有利于目標匯率的維持，有利于我國金融系統的穩定。
（3）有助于減輕我國貨幣政策的被動性，增強主動性和獨立性。實行匯率目標區會，匯率浮動的范圍擴大了，央行可以不必在目標區內進行干預，這就使央行有了相機干預的自由性。同時，在目標匯率區下，由于市場參與者的心理預期的作用，使最終匯率變動的幅度小于釘住匯率制下的波動幅度，因此即使央行進行市場干預時，所需購入的外幣和拋出的本幣的數量也不是很多，這樣就不會為了把匯率穩定住而被動的增加大量的貨幣投放。
目標區匯率制所具有的內在穩定機制，使匯率政策能夠有效的調節外匯儲備和國際收支，實現外部平衡，不僅使匯率政策效率的提高，而且又能能促進貨幣政策有效地達到宏觀經濟內部平衡的目標，使之不必過多的受外部因素的制約，這將有利于資金的合理流動和配置，最終使貨幣市場和外匯市場的價格均衡，促進了宏觀經濟內部協調均衡、持續地發展。
5小結
近年來，國際上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越來越大，其中有來自外國的輿論，也有來自內部的原因，我國現行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本質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它已經不能適應現階段我國金融市場的要求，必須找到一條可行之路來規范我國的外匯市場。本文介紹了克魯格曼的目標區匯率制度，以及它所具有的特點，目標區匯率制度與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階段需要相符合，與我國目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情況下的國情相符合，與我國匯率制度改革方向符合。所以，我國在匯率制度改革取向上，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實行目標區匯率制度的經驗，結合我國的實際需要，逐步推行我國匯率制度向目標區匯率制度改革。
參考文獻
關鍵詞：匯率波動匯率制度雙邊實際匯率貿易引力模型
我國于1994年和2005年先后對人民幣匯率體制進行了兩次重大的調整。本文將主要通過考查匯率政策目標是否實現及其實現程度來比較最近兩次匯率制度改革的績效。
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近期目標是：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通過逐步放開對資本項目的嚴格管制，實現人民幣完全可自由兌換；在一定的條件下允許匯率波動，逐步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最終實行主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浮動匯率制度，從而使匯率制度形成機制更加靈活，更具市場化。下文將選取匯率波動程度對出口貿易影響作為檢驗匯率制度靈活性的指標，實證比較兩次匯率制度下出口貿易對匯率波動反應的靈敏度，從而判斷匯率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否實現。
匯率波動程度影響出口貿易的文獻回顧
關于匯率波動程度對出口貿易的影響的文獻較多，研究方法不一：一類研究用時間序列數據，將一國的總出口額對加權的匯率波動程度及其它影響出口的變量進行回歸，另一類是使用一國同主要貿易伙伴雙邊貿易的面板數據，構造一個貿易引力模型，研究匯率波動程度對雙邊貿易的影響。這里匯率的波動程度是指匯率波動的區間大小，反映匯率波動的劇烈程度。匯率的選擇為名義匯率或實際有效匯率。比較而言，名義匯率有時不能恰當反映兩種貨幣的真實價值，而雙邊實際匯率只涉及到兩個國家，指一國與另一個國家間的外部實際匯率，是一對一的關系，能較好地排除其它經濟變量的影響。
以上不同方法的實證結果共分以下幾類：其一，實證結果為顯著負相關：Sauer和Bohara（2001）的研究結果表明，匯率波動程度對發展中國家出口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對拉丁美洲與非洲國家。我國的研究者陳平、熊欣（2002）利用1990和1994兩年度我國對主要出口國家和地區的雙邊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也發現了匯率波動程度對出口顯著的負相關性，支持匯率波動不利于出口的理論，認為在中長期，人民幣仍然需要實行管理浮動，維持幣值的相對穩定，并對放棄盯住美元的浮動匯率政策表示擔憂。
其二，實證結果為顯著正相關：YingQian和Panos.Varangis（1994）研究發現，匯率波動程度對瑞典、英國、荷蘭的出口影響具有正面作用。Eleanor.Doyle（2001）考察了匯率波動程度如何影響愛爾蘭對其重要貿易伙伴英國的出口，他們在分析匯率波動程度影響時，采用了GARCH模型、協整與誤差修正理論。
其三，弱顯著性方面，Sauer和Bohara（2001）的研究結果表明，匯率波動程度對亞洲的發展中國家或者工業化國家來說影響很小或不存在。余珊萍（2005）通過對我國和十個主要貿易伙伴國的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考察匯率波動對我國雙邊貿易的影響程序，發現2000至2003年名義匯率波動總體上對我國出口影響并不明顯，我國匯率制度改革是有調整空間的，建議實行盯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政策。
由此可見，在研究匯率波動程度對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中，總體分析結果是“混合的”，結果很難統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同實證分析過程中存在分析模型的差異、樣本時間的差異和樣本國家的差異，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多數研究者忽視了不同樣本中匯率制度的不同或變化。
研究假設與模型設計
本文將采用第二種研究方法，利用我國同主要貿易伙伴雙邊貿易的面板數據，構造一個貿易引力模型，研究雙邊名義匯率波動程度對雙邊貿易的影響。
（一）研究假設
據我國匯率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本文提出假設H0：匯率波動程度與出口貿易不相關。此期間對應的匯率制度靈活性差，匯率波動的區間較小。H1：匯率波動程度與出口貿易顯著相關。此期間匯率制度的靈活性強，匯率波動的區間加大，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更加市場化。如果是正相關就說明匯率波動程度對出口影響具有正面作用，如果是負相關就說明匯率波動將加大出口貿易市場風險和機遇。
（二）變量選擇和模型設計
在此引用的變量有我國對主要貿易伙伴的出口額EXit、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Ct、主要貿易伙伴國內生產總值GDPit、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地理距離DISTi、人民幣對主要貿易伙伴雙邊匯率波動程度EVit等變量，構建貿易引力模型方程如下：
lnEXit=β1+β2lnGDPCt+β3lnGDPit+β4lnDISTi+β5EVit+ui
（三）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擬選取1995-2004、2005-2007年兩個樣本區間進行對比分析，相關分析對象為我國的20個主要貿易伙伴（由于相關數據收集困難，未包括俄羅斯）。我國年度分國別和地區出口值來源于每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各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自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地理距離由北京同各國首都的垂直距離為例。我國與各國雙邊月度名義匯率來源于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網站數據，據各國匯率對美元匯率換算得到雙邊匯率（直接標價法），匯率的波動程度由月度名義匯率方差根表示。2002年后我國同歐元區成員國（德國、意大利、法國、丹麥、西班牙和荷蘭等）的雙邊匯率的波動程度同為人民幣對歐元的匯率波動程度。
統計結果與分析
利用樣本一1995-2004年期間200組數據估計得出以下回歸模型估計式：
=7.131958+1.489758lnGDPCt+0.643902lnGDPit-1.010912lnDISTi-0.708374EVit
上式中匯率波動程度EVit的系數p值為0.2885，不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其它系數均在5%的水平下顯著。結果證明了貿易雙方的國內生產總值，地理距離對雙邊貿易的顯著影響，同時該期的匯率波動程度性對出口貿易的影響是負面的但不顯著。引入EVit的1期和2期滯后值，仍不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加上可決系數R2=0.59697較小，故可認為實證結果支持H0，即此期間對應的匯率制度靈活性差。
再利用樣本二2005-2007年60組數據估計的回歸模型估計式為：
=2.185757lnGDPCt+0.519325lnGDPit-0.625594lnDISTi-58.92514EVit
R2=0.612766
上式中各系數都在5%的水平下顯著，可決系數R2=0.612766，因此該期的匯率波動程度對出口貿易的影響是負面的且顯著的，對應的系數值為-58.92514。實證結果支持H1，即此期間對應的匯率制度靈活性強。
結論
總之，1994-2005年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期間，匯率制度的靈活性較弱。原因在于：人民幣匯率由于1997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我國政府許諾人民幣不貶值，保持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處于穩定的狀態，從而在事實上與當初“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產生了某種偏離，成為“事實上的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IMF1999）。
另外人民銀行控制匯率波動的政策較多：一是通過銀行結售匯、外匯指定銀行的頭寸上線管理以及資本帳戶的嚴格管理。二是通過向外匯指定銀行提供基準匯率并要求其遵守浮動區間限制的方法，從操作層面上進一步控制人民幣匯率過度浮動的可能性。三是中國人民銀行有義務對外匯市場進行必要的干預，以便將人民幣匯率維持在期望的水平之上。比較而言，2005年7月起實行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率形成機制和傳導機制更加靈活，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卻對歐元和英鎊貶值的背景下，人民幣浮動彈性明顯增強，波動的區間加大，進一步發揮了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的基礎作用，加快了匯率市場化的進程，匯改結果較好地適應了既定的目標，績效更明顯。
一、“人民幣升值綜合癥”的癥狀與原因
“升值綜合癥”這一名詞最初來源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日元。當時日元兌美元匯率持續走高，日本央行為了阻止日元的快速升值，采取了放松銀根的辦法，結果造成國內經濟過熱，資產市場（主要是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價格泡沫嚴重。當泡沫破滅時，大量深陷資產市場泥潭的金融機構被迫關閉，國內經濟從此一蹶不振。這些由于日元升值而產生的現象被統稱為“日元升值綜合癥”，它直接導致了日本經濟從高峰走向了低谷。
值得令人警惕的是，當前人民幣的升值也表現出與當年的日元升值相類似的各種影響，本文將之稱為“人民幣升值綜合癥”。具體表現為資產市場價格出現泡沫、外匯儲備劇增、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和央行加息“兩難”等，其中尤以本國房地產市場的嚴重泡沫化為最。近年來我國房地產價格上升迅速，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和部分大城市，衡量泡沫程度的房價收入比指標已遠遠超過公認的5-10倍的國際警戒線，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同時，商業銀行的房地產貸款（含開發貸款和個人購房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例不斷提高（見表1），一旦房地產價格出現較大跌幅，勢必導致抵押品價值下降和不良貸款比例的上升，嚴重時甚至會引起商業銀行的倒閉并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出現資產市場價格泡沫的原因較多，其中外資的力量不可忽視。大量被人民幣升值預期吸引入境的外資進入了房地產市場，在賺取人民幣升值差價的同時也賺取房地產差價，是導致房地產價格暴漲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彈性明顯增強，無論是單日波動幅度還是累計波動幅度均較匯改前有顯著增加。但這種波動的單邊特征較為顯著。到2007年2月底，人民幣兌美元的累計升值幅度已經超過了5%，且市場對人民幣仍然抱有強烈的升值預期。在這種背景下，大量熱錢通過各種渠道涌入境內，“人民幣升值綜合癥”效應已經初步顯現，其具體癥狀為：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的迅速上揚、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通貨膨脹壓力的逐步顯現和央行進入加息“兩難”。如何應對由于人民幣升值而產生的種種問題已成為理論界所討論的一個熱點。本文從國際經濟學中的“三元悖論”和“退出戰略”理論出發，提出“雙退出”概念，指出只有在人民幣“退出”釘住匯率制度的同時，也“退出”資本賬戶的管制，才是應對“人民幣升值綜合癥”的根本之道。在具體的實施步驟上，本文也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給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匯率制度人民幣外匯
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自誕生之后，幾經變遷，先后經歷過頻繁調整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度（1949~1952）、基本保持固定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度（1953~1972）、盯住一攬子貨幣（1973~1980）、官方匯率與貿易結算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度（1985~1993）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4年至今）。從長遠看，人民幣若要成為一種強勢的國際貨幣，匯率浮動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當前的問題是如何使“有管理的浮動的匯率制”名副其實。
1現行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存在的隱患
1.1人民幣存在高估現象
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保持在8.3人民幣兌1美元左右，本質上依然是固定匯率的穩定，但這是以貨幣當局積累大量外匯儲備為代價，不僅中長期不能滿足人民幣匯率靈活變動的要求，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情況導致貨幣當局匯率政策目標與貨幣政策獨立性的矛盾。
1.2形成機制方面存在不足
1998年以來，由于人民幣匯率年波幅不超過1%，而被IMF歸入盯住（美元）匯率安排。這不僅與中央銀行穩定的匯率政策取向有關，也與現行匯率形成機制有關。目前中國外匯市場的基礎是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這是一個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交易會員制。該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主要是市場結構的封閉性與壟斷性。封閉性是指兩個管制措施：第一，對大部分國有企業仍實行經常項目強制結匯；第二，能進行外匯交易的銀行對超過上限的結售頭寸不得在銀行間外匯市場拋出。這種交易體制導致企業持有的外匯集中到外匯指定的銀行，而這些銀行的交易能力受到限制。在強制結售匯制度下，抑制了銀行對匯價的意愿，因此，目前市場反映的是中央銀行結售匯周轉頭寸管理的制度安排，是使中央銀行長期陷于被動干預地位的重要原因。因為在外匯供大于求的情況下，如果中央銀行不入市干預收購賣超外匯，則由于企業和銀行都不能夠囤積外匯，靠匯率升值也不一定能夠出清市場。
1.3不利于國內經濟的穩定
不可否認，中央銀行對國內外匯市場的干預是有效的。事實上，我國央行對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加以干預，把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波動幅度控制在極其狹窄的范圍，這在我國目前金融市場的開放和深化程度不夠，不能向企業和銀行提供有效的避險工具的條件下，能有效的降低企業與銀行的經營風險。
但是在日益開放經濟環境下，匯率已不單純是影響貿易收支的變量，它也是影響我國宏觀經濟、國際收支平衡、國內物價水平和就業的重要變量。另外，匯率的制度安排還涉及到政府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我國的經濟現狀與實際經濟能力不允許讓人民幣匯率長期違背市場規則，如不盡快改變目前僵硬的匯率制度，將對國內經濟發展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提高國外產品在我國的價格優勢，在國際上將大大削弱我國產品的競爭力。如果貿易順差逆轉，國際收支的平衡大量依靠國際資本的流入來彌補，就會加大國際游資對我國匯率實行攻擊的可能性，其結果可能是面臨國內資本的流出，國際儲備的下降和國內經濟過熱的困境。
1.4制約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根據蒙代爾理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均面臨“三元悖論”，既在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三個目標只能“三者取其二”的選擇局面。回顧1994年并軌以來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實踐，其實就是在穩定的匯率的既定目標下，在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的貨幣之間做出選擇。1997年以前，面對匯率持續升值的壓力，中央銀行被迫在市場上大量收購外匯，投放基礎貨幣，同時為減輕由此引起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央行又被迫采取回收對金融危機再貸款等沖銷措施。因此這一時期中國是通過犧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來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面對外匯資金流向逆轉，中國的貨幣政策目標主要是積極刺激內需、治理通貨緊縮，通過改善經濟基本面狀況間接地促使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而這一時期，主要是“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管制”的現行外匯管理體制的發揮“穩定器”的作用。通過加大經常項目真實性審核力度以及遏止違規資本外流，為國家宏觀調控爭取時間。
1.5增加了無風險套利的機會
由于中國有人民幣匯率過于穩定，因此，當境內外利率出現差異時，并會導致單邊套利機會的出現。盡管在中國實行資本項目管制的情況下，這種套利存在一定的成本，但當潛在的收益超過套利成本時，套利還會通過非法逃套等形式進行，并增加了資本項目外匯管理的難度。如1997年以前，在本外幣正利差較大，外資大量流入的情況下，各地紛紛通過引進外商投資固定回報項目的形式，繞開國家外債規模管理，而1998年境內外形式逆轉后，但當年全國外匯大檢查就查出逃騙匯金額高達112億美元。
2我國尚缺乏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的條件
（1）匯率自由浮動須以資本流動為前提。目前，我國從長期來看，資本自由流動以成大勢所趨，但這畢竟是一個漸進過程，現在既然還沒有實現資本完全自由流動，所以浮動匯率制就難以實現，即使實現了，但由于資本尚處于管制狀態，按照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貨幣政策也無助于促進內部、外部收入同時均衡。因為如果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了貨幣供給之后，雖然能降低利率促進投資和產量的增加，但由于資本不能自由流出，匯率就不會隨利率下降而下降，從而不會增加出口，增加了也會因生產過剩而減下來，回復到原來的水平。
（2）我國經濟增長更多的要依靠擴大內需，而不能依靠浮動浮動匯率來調節進出口。因此，目前急于改變匯率制度沒有必要，相反還可能因實行浮動匯率制，而承擔國際游資（目前已有約200億美元的游資進入我國尋機作亂）沖擊的巨大風險。
（3）目前我國尚處于轉軌時期，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在貿易領域，投資領域還存在著一些限制，人民幣匯率基本上仍處于非市場化狀態，因此，商品市場、資本市場以及貨幣市場都遠不可能充分反映市場供求的實際情況，市場價格的扭曲，就很容易誤導企業行為，難免不使企業對幣值產生錯誤的預期，進而做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損害了企業的利益，又擾亂了社會的經濟秩序。
（4）有可能帶來嚴重金融混亂的結果。在我國目前生產經濟體制尚不完善，金融監管水平較低和銀行不良資產較多的情況下，由于按照“三元悖論”（見附表），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而又能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勢必允許資本自由流動，這不僅有可能遭受游資的巨大沖擊，還將為那些貪贓枉法盜竊人民錢財之徒外逃資金大開方便之門，同時也可能導致某些銀行、企業破產，從而造成金融混亂甚至金融崩潰的嚴重后果。
3完善我國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的匯率制度，實現經濟平衡發展
3.1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疏通利率——匯率的傳導機制
僵化的利率體制對匯率政策有效性的發揮極為不利。在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政策組合中，利率市場化是基本前提。如果利率僵化，則外資流入所引起的貨幣供應量的上升和通貨膨脹的壓力增加，無法通過利率的變動得以緩解，同樣推理，也無法借助利率上升的作用組織資本外逃。通過對我國國際收支流量結構的考察發現，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經常項目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越來越小，資本項目對匯率的影響越來越大，由此也可以看出匯率政策的有效安排必須得到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配合。目前我國實行的是管制利率制度，有市場決定的因素較少。從而造成投資增長、消費增長、進出口增長的利率彈性較小，利率無法起到調節經濟的作用，利率——匯率的傳導機制受阻。所以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應使利率制度改革與之配合。
3.2逐步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
（1）放寬外匯市場的進入限制。除了資本項目，外匯買賣隨人民幣資本賬戶可兌換進程的變化進行調整以外，應盡量放寬經常項目人民幣兌換在用途和數量上的限制，外匯市場進入限制的放松是減少外匯黑市交易的最有力手段。取消強制性的結售匯要求，實行意愿結售匯制，以利于發展外匯市場和分散匯率風險，有助于削減涉外企業強制結售匯制度增加的額外經營成本。
（2）增加市場交易主體。增加外匯市場的交易主體，讓更多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直接參與外匯的買賣，有助于避免大機構集中性的交易壟斷市場價格水平，防止匯率的大起大落。
（3）推廣大額交易。為增加銀行間外匯市場參與主體的種類和活躍市場，可逐步推廣銀行企業在銀行間外匯市場買賣外匯的大額交易。但在具體操作上要保證銀行在企業辦理外匯交易時，需嚴格按照現行外匯管理規定對企業有關交易憑證進行嚴格審核把關。
（4）增加外匯市場交易品種。外匯市場的發展和完善需要為企業和銀行提供全方位的服務。目前中國外匯市場交易幣種僅有美元、日元和港幣，干凈單一，與國際規范的外匯市場還相差很遠。為更好地發揮外匯市場的服務作用，應逐步建立銀行間外匯拆借市場，增加外幣與外幣之間的交易、外幣期貨和外幣期權等交易方式。
（5）發展商業銀行充當做市商的制度。改革目前銀行間市場撮合交易的外匯買賣方式，使商業銀行從目前的交易中介變為做市商，活躍外匯市場，并使匯率真正反應市場參與者的預期，強化匯率的價格信號作用。
（6）改進中央銀行市場的調控方式。主要是要改變中央銀行過去過于頻繁干預外匯市場的模式，確定中央銀行需要盯住的合理的人民幣匯率目標波動區域，建立一套標準的干預模式，給市場一個比較明確的干預信號，減少干預成本。
3.3加強匯率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抵制國際資本的沖擊
根據蒙代爾的著名的“三元悖論”理論，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讓渡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在經濟不斷開放的條件下，為了減少貨幣政策的內生性，必然密切關注和研究主要國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變化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加強匯率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充分發揮匯率及其政策在平衡收支、地域國際資本流動沖擊方面的作用，以適應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3.4人民幣匯率應由盯住美元轉向參照貨幣———籃子浮動
當前，歐元誕生后的國際貨幣市場已呈現美、歐、日三分天下的態勢。由于中國與世界上很多國家進行貿易與資本往來，一旦國際貿易形勢與世界貨幣市場發生變化，與美元的單線聯系將無法全面反映這些因素的變動。因此，恰當的選擇應該是盯住一籃子貨幣，通過一籃子貨幣及其權重將中國與外國的經濟聯系程度進行合理反映。貨幣籃子的構建主要考慮各種貨幣在我國對外貿易交往中的比重，隨著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的發展，籃子內貨幣的權重還應結合資本流動因素?；舅悸肥窃O計一個多種貨幣構成的虛擬貨幣，人民幣匯率在進行調控不再盯住美元，而是盯住人民幣與該虛擬貨幣的匯率。在當前情況下，一個較為簡單的虛擬貨幣構造模型，既以中國進出口該國貨幣所占的比例為該貨幣籃子中該貨幣的比重，以這些權數乘以本幣對國家貨幣的匯率后加總得出人民幣對該虛擬貨幣的匯率，作為人民幣的均衡匯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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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自2005年7月21日實施人平易近幣匯率軌制更始以來，人平易近幣對美元一向呈單邊升值的趨向，截至今朝已升值10％?；诖耍瑢猩虡I銀行在人平易近幣升值過程中存在的國有商業銀行外匯成本面臨貶值，資產與欠債的匯率風險敞口，人平易近幣匯率浮動頻率和區間加年夜，結售匯等中心營業的匯率風險加年夜等一些匯率風險進行了切磋。
從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起頭了新一輪的人平易近幣匯率軌制更始，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本、參考一籃子貨泉進行調節、有打點的浮動匯率軌制，形成更富彈性的人平易近幣匯率機制，人平易近幣對美元今日升值2％，即l美元兌8．1l元人平易近幣。截至2007年l1月2日，l美元對人平易近幣7．4624元，人平易近幣呈單邊升值的趨向(見下圖)。在人平易近幣匯率軌制更始中，若何應對升值風險成為國有商業銀行當前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國有商業銀行面臨的升值風險首要默示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國有商業銀行外匯成本金面臨貶值風險
今朝，國有商業銀行的外匯成本金來歷首要分為三類：一是在境外股票市場，經由過程公開刊行上市募集的外匯資金，好比建行、中行、工行在噴香港股票市場上市籌資以外匯計價部門成本金，因為人平易近幣升值會導致募集的外匯資金相對于人平易近幣貶值，此為第一類風險；二是由境外計謀投資者認購的一部門股權形成的外匯成本金，因為國有商業銀行在股改上市之前均引進了國外計謀投資者，國外計謀投資者參股時年夜部門股份都以美元計較的，如中國培植銀行引進美洲銀行25億美元、新加坡淡馬錫公司l4．66億美元，在人平易近幣不竭升值的過程中，出格是對美元的升值幅度較年夜，這些外匯成本金會相對貶值，此為第二類風險；三是由國家經由過程外匯儲蓄注資體例形成的外匯成本金。受到人平易近幣匯率波動的影響，銀行的外匯成本金折算成人平易近幣成本數額也會發生變換，此為第三類風險。轉貼于公文網
二、資產與欠債的匯率風險敞口
人平易近幣匯率軌制的更始將會影響國有商業銀行外匯資產的頭寸匹配和分歧幣種搭配，從而直接影響到國有商業銀行的抗風險能力。跟著我國對外經濟的不竭成長，國內企業對外匯資金需求不竭上升，然而國有商業銀行的外匯資金來歷并沒有顯著增添。據有關資料顯示，在曩昔兩年中，國內銀行系統的外幣營業貸存比一度高達90％12)上，反映出銀行外匯資金供給相當嚴重。在這種情形下，為了保證外匯信貸營業的需要，多家銀行向主管部門申請了以人平易近幣資金采辦外匯，并向客戶發放外匯貸款。這樣做雖然解決了外匯資金來歷問題，可是也造成了銀行外匯資產與人平易近幣欠債之間的幣種不匹配。當人平易近幣呈現升值時，必然給國有商業銀行帶來匯率損失蹤。
三、結售匯等中心營業的匯率風險
因為人平易近幣匯率浮動頻率和區問不竭加年夜，國有商業銀行的結售匯等中問營業的匯率問題也逐漸閃現出來。按照新的匯率形成機制，人平易近幣兌美元匯率天天的波動幅度在千分之三以內。①今朝，國內銀行人平易近幣兌美元的牌價一般按照前一天人平易近銀行的中心價確定，同時對前一天各分支機構結售匯的軋差頭寸在市場中平盤。若是呈現市場平盤價低于對客戶的結算價，銀行就要承擔其中的匯率損失蹤。
四、人平易近幣匯改后，匯率波動幅度擴年夜
人平易近幣匯率形成機制實施新的放置后，意味著匯率的波動幅度比曩昔擴年夜，變換頻率加速，如上圖所示，人平易近幣在匯改之后，一向處于單邊上升通道。是以會導致國內企業的外匯風險上升，會增添銀行受損的可能性。匯率形成機制更始和匯率水平的調整不僅會直接影響銀行的敞口頭寸，也會經由過程影響企業的財政狀況(出格是出口類企業)，而對銀行的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帶來影響。匯率波動的頻率提高后，銀行客戶面臨的外匯風險會增添，直接從事國際商業的企業會因匯率波動而導致盈虧升沉，這也就影響到銀行盈利水平。
五、成立有用的風險打點和節制系統
國有商業銀行曩昔持久在固定的匯率情形下經營，外匯風險意識普遍斗勁稀薄，有用的風險打點和節制系統有待成立，外匯風險打點現狀不容樂不美觀，相關的外匯風險打點的軌制、手藝、人員、系統等尚未履歷過彈性匯率的磨練。同時，外匯風險的政策和軌范還有待進一步完美，執行力度有待增強。今朝，年夜部門國內商業銀行的外匯風險打點的政策和軌范離專業化的要求還有必然距離，良多出臺軌制和政策還只是勾留在紙上，但在現實中實施不力，甚至根柢無人執行。如交行在業績通知布告中就暗示：“人平易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更始法子實施后，因為缺乏市場化的避險工具，規避人平易近幣匯率風險所采納的法子有限，匯率風險將對本集團盈利造成必然負面影響。”
匯率制度選擇理論指出，在固定匯率制度、自由資本流動和獨立貨幣政策之間存在三難選擇。①如要想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制度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資本自由流動，實行資本管制。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前選擇的一種政策組合，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我國再選擇這種政策組合已不合時宜。要想選擇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20世紀90年生的一系列貨幣金融危機說明，這種政策組合的危害決非貨幣政策無效這樣一個溫和的負面影響，固定匯率制度在開放的資本賬戶下往往伴隨著貨幣沖擊和貨幣危機，從而給經濟帶來巨大的動蕩，使經濟時時處于不穩定的威脅之中，從長期來看，我國也不宜選擇這種政策組合。要想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和自由資本流動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應當選擇的一種政策組合。這種政策組合符合我國的實際，我國是一個經濟大國，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必然是我國的現實選擇；另外，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國開放資本賬戶，實現資本自由流動也是大勢所趨。據此，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長期目標應是浮動匯率制度。
但從國際金融經驗來看，匯率急劇變動和不穩定往往伴隨著金融市場的不發達和微觀經濟主體的不完善。②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尚欠成熟和完善，人們對金融避險工具的認識還需要有一個過程，金融監管也比較薄弱。正處于改革過程中的國有企業仍面臨著諸多困難，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還缺乏防范匯率風險的意識?？梢姡壳拔覈胁痪邆鋵嵤└訁R率制度所需要的條件和環境，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可能會導致人民幣匯率頻繁波動，不僅無助于金融部門和金融市場的建設和發展，而且還將大大增加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成本。為此，我國采取了較為緩和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另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由于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美元的相對穩定性，美元確實在世界范圍內起到了各國貨幣標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來，美元的穩定性逐漸減弱，同時歐元正在成為一種新的代表性國際貨幣。因此，我國政府根據整個國際經濟形勢和美元地位的變化，放棄了釘住美元匯率制度，選擇采用了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這可以削弱長期以來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過度影響，更好地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的相對穩定性。
二、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特點
從匯率形成機制來看，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不同于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和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供求變化并不影響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在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外匯市場上美元的供給大于需求，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會下跌，人民銀行就會買進美元賣出人民幣，從而使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保持不變。反之，人民銀行會賣出美元買入人民幣，以使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另外，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變化也不影響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匯率是由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和美元對非美元貨幣的匯率套算而得。如果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升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仍會維持不變，而對非美元貨幣會升值；反之，如果美元對非美元貨幣貶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同樣會維持不變，而對非美元貨幣會貶值。
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是使人民幣相對于幾種貨幣(或一籃子貨幣)的加權平均匯率保持不變的一種匯率制度。為更好地理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內涵，我們假設人民幣貨幣籃中只有美元和英鎊兩種貨幣，W＄。為貨幣籃中美元的數量，W￡為貨幣籃中英鎊的數量，ER/＄和ER/￡分別表示人民幣對美元和英鎊的匯率，人民幣與美元和英鎊的加權平均匯率為ER，則：
ER＝W＄·ER/＄＋W￡·ER/￡
(1)
其中，ER是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的價格。所謂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是指保持ER不變，即ER為常數E③。
從公式(1)可以看出，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不同，在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盡管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同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的供求關系同樣無關，但籃子中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變動，不僅會引起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波動，而且會引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鎊構成的虛擬貨幣籃中，由于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的價格釘住不變，因此，當美元對英鎊升值時，人民幣對英鎊匯率會升值，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則會貶值；當美元對英鎊貶值時，人民幣對英鎊匯率會貶值，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則會升值。可見，在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美元對人民幣匯率升值或貶值的可能性皆有。
與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在人
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僅受貨幣籃中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變動的影響，而且與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的供求有關。例如，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下，當美元對其他貨幣升值時，人民幣對美元應該貶值。但在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考慮到外匯市場上存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壓力，人民銀行可能不是根據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要求，通過干預外匯市場，使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相反，人民銀行可能不干預外匯市場或僅進行小幅度的干預，而聽任人民幣在市場供求作用下升值?！皡⒖肌币馕吨嗣胥y行有了決定匯率水平的較大靈活性。
三、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作用
(一)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
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產生影響的是實際有效匯率。人民幣釘住單一美元匯率制度，盡管可以穩定人民幣對美元的雙邊名義匯率，但在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發生較大波動時，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不變，因此，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波動完全由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波動吸收，從而可能會導致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大幅波動，進而引起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較大不穩定。因此，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名義匯率的穩定，不僅不能穩定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反而可能會造成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更大不穩定。
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是一種比較穩定的匯率制度，因為人民幣對貨幣籃中任何一種貨幣雙邊匯率的變動，經過權數(小于1)化后傳導給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的影響大大縮小了。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鎊構成的虛擬貨幣籃中，如果美元在貨幣籃中的權重是50％，那么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變動10％，只對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影響5％。此外，由于貨幣籃中各種貨幣的雙邊匯率的變動，向上的變動與向下的變動對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的影響可能會相互抵消，從而使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相對穩定。可見，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可以有效克服釘住單一美元的弊端，保持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相對穩定性。
與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由于允許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浮動，進而引起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會有適度波動。但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相比，正是由于在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限定了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的浮動范圍，從而使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幅會較小。由于實際有效匯率是名義有效匯率扣除物價因素后的有效匯率，因此，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保持相對穩定亦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可見，與人民幣釘住單一美元?[率制度相比，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從而有助于促進我國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健康發展。
(二)可以有效配置資源
微觀經濟學最重要的一個理論就是均衡價格是對供需雙方最有利的價格。盡管單純從供應方看價格愈高愈好，單純從需求方看價格越低越好；但是從整個經濟來看，一定是供需均衡的價格最好，因為它能最優配置資源。人民幣匯率也是一種價格，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也是均衡匯率最佳。人民幣匯率低估或高估(相對于均衡匯率)都不利于我國經濟及世界經濟的發展。
一般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相對于均衡匯率)會促進出口，但人民幣匯率低估也會提高進口成本，從而不利于進口。我國經濟的發展需要進口大量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也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消極影響。人民幣匯率低估盡管有助于出口，但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可能會扭曲價格機制，使人民幣匯率喪失在資源配中的積極作用，造成資源浪費。另外，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會減少貿易伙伴國的市場占有份額，引起貿易伙伴國的報復，這不僅會抵消人民幣匯率低估的積極效應，而且還會損害國際協調機制的建立，從而可能會對我國經濟及世界經濟帶來新的問題。
同樣，人民幣匯率高估對貿易雙方國家也都是不利的。首先，人民幣匯率高估會抑制出口。其次，人民幣匯率高估盡管有助于降低進口成本，促進進口，但人民幣匯率長期高估也會扭曲價格機制，從而降低外匯資源的使用效率，造成外匯資源的浪費。另外，如果我國出口產品是貿易伙伴國消費者歡迎的商品，那么人民幣匯率高估也會損害貿易伙伴國消費者的利益。如果人民幣匯率長期過度高估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需求大幅下降，那么貿易伙伴國對我國的出口不僅不會增加，反而會下降。
可見，人民幣匯率是把雙刃劍，人民幣匯率低估或高估對我國和貿易伙伴國經濟都會產生不利影響。同時，人民幣均衡匯率也是一個雙贏的匯率，對我國和貿易伙伴國經濟都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三)有助于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果實行釘住單一貨幣匯率制度，則本國貨幣政策將依附于釘住貨幣國的貨幣政策。當釘住貨幣國提高利率時，本國中央銀行就必須提高利率，否則就會產生套利，資金就會外流，本幣就會貶值，為維持釘住匯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即拋出外幣，回購本幣，這會減少貨幣供應量，最終會導致本國利率上升；反之，當釘住貨幣國降低利率時，本國中央銀行也必須降低利率，否則投機資金就會大量流入境內，沖擊國內金融市場，本幣升值的壓力就會增大，為維持釘住匯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即拋出本幣，購買外幣，這會增加貨幣供應量，最終會導致本國利率下降。同樣，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果我國繼續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那么當美國調整貨幣政策時，我國貨幣政策也必須作出一致的調整，否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將難以為繼。
在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是一種加權平均匯率，它具有較好的穩定性。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即使我國貨幣政策與美國貨幣政策出現了偏離，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仍會保持相對穩定，從而減輕了人民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負擔，增強了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由于允許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浮動，從而使我國貨幣政策獲得了較大的獨立性。
(四)會增加市場預期的不確定性
我國食品召回監管采用多部門分段式的監管模式。雖有食品安全委員會的存在，但實踐中常出現部門間分工不明，銜接不到位的情況。應集中力量解決行政監管的工作盲區和職權交叉、彼此推諉的弊端。將分散的行政部門權力集中起來，進行統一規劃和管理，改革監管機制“多頭并進”為統一機構主導，由中央到地方形成垂直領導、權責明確的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山梃b澳大利亞模式，在中央設立權威負責食品召回的協調機構，協調有權進行食品召回監管的各個部門?？h級以上地方政府則分別設立協調機構并配備專門的協調人員，負責轄區內的食品召回工作，令召回主體統一起來，又解決多部門監管來帶的弊端，提高行政效率。
二、建設完備的食品召回配套機制
(一)食品召回強制保險制度
召回程序一旦實施，就意味著涉事企業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這也是許多企業不愿主動實施召回的主要原因。我國保險法中雖規定了產品召回責任險，但實際參保的企業還為數不多。建議在食品召回領域實行企業強制保險制度，不僅可以彌補企業由于召回帶來的損失，增強抗風險能力;也能保證在企業無力賠償時能由第三方對消費者進行賠付;同時方便政府對企業進行監督管理。此制度的實施，使召回費用得到合理解決，有利于企業制定出更加合理有效的召回方案。
(二)建立有效的食品溯源機制
食品從生產到流通是一個多環節的復雜過程，目前我國尚未建立完善的食品溯源機制，很多食品無法查明生產者。世界上許多國家均建立了有效的缺陷食品溯源制度，給食品加貼信息豐富的“身份證”，在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中建立一條完整的追蹤鏈，準確快速地找到問題根源所在，及時采取有效措施，最大程度減少對人體的損害，同時明確相關食品召回主體的責任。溯源機制的實施需要政府強制力保障，建立相關信息管理配套設施，從源頭上防止缺陷食品的出現。
(三)公開透明的食品召回信息保障
知悉召回的全過程是消費者的應有權利。當前我國消費者在整個食品召回過程中并沒有很好地參與進來，召回信息往往只有監管者和企業才有權知悉，普通大眾只能了解到鑒定或處理結果，對其他環節一無所知?！霸诿绹墓倬W上，我們常能看到問題食品召回的實時信息，有關食品召回的原因、進展情況、處理方式、問題解答等都有明確介紹。”沒有公開、透明的信息，公眾就無法進行有效監督。應建立及時、權威的信息傳播平臺，使信息在各方主體間共享，便于制定合理有效的召回方案，也便于政府和公眾監督，使企業主動配合實施召回工作。
三、完善食品安全違法行為的懲罰措施
(一)引入懲罰性賠償條款
應看到，單憑《食品安全法》中現有的十倍懲罰性賠償來約束商家是遠遠不夠的。食品本身價格并不高，縱使十倍賠償也不足以達到嚴厲懲罰的程度。在此方面美國的經驗是，對違法行為處以高額懲罰性賠償金，同時對舉報屬實的消費者進行獎勵，對于受害消費者進行高額補償，提高違法成本，以此來制約企業的違法行為。應根據企業違法的主觀狀態來判斷，具體、合理的適用懲罰性賠償，如拒不改正或明知存在重大損害威脅依舊不召回時才適用該制度，以免打消企業的生產積極性。
(二)加大行政處罰力度
對違法企業加大處罰，提高違法成本，讓其望而生畏;其次對不履行或怠于履行監管職責的人員同樣給予相應處罰。在食品召回的行政處罰中靈活運用多種方式，例如對企業嚴重的違法行為采取暫扣或吊銷營業許可證照，同時對主要責任人采取行政拘留等。對于監管部門要加強內部管理，違規責任人需在行政處罰范圍內受到相應處分，防范監管部門不履行職責的問題出現。
(三)刑法規制食品犯罪行為
目前我國刑法分則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一章中有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等相關罪名，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也用刑法來打擊這種致公眾健康于不顧的犯罪行為。應將嚴重的食品安全犯罪納入危害公共安全領域的罪名之中，起到更大的威懾作用。同時，對嚴重失職的工作人員也要用刑法懲罰其瀆職等行為。時刻警醒企業責任人和監督工作者，不可逾越食品犯罪這條鴻溝。
四、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