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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非基本生活消費，ELES模型，貢獻率，自適應預期模型
問題的提出[①]
消費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2008年按支出法計算，河南省國民生產總值18473.14億元，居全國第五位，最終消費支出為7759.33億元項目管理論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2.0%（最終消費率），低于全國最終消費率平均水平6.6個百分點，居全國第25位。2007年河南省政府消費支出2011.27億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3.4%（政府消費率），居民消費支出4820.00億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2.1%（居民消費
圖1 河南省消費不足的邏輯推理
率），按照著名發展經濟學家H.錢納里等實證研究，政府消費率一般維持在11.9%―15.0%之間，河南省政府消費率符合H.錢納里的標準結構（箭頭 1），但是居民消費率卻遠低于標準結構中的居民消費率大于60%的水平論文服務。在居民消費支出中，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為8837.46元項目管理論文，占城鎮居民收入的66.793%，低于全國平均水平4.5個百分點，居全國倒數第5位。據初步統計2009年河南省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4.2%，依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恩格爾系數標準，河南省城鎮居民生活水平自1996年已進入小康層次，消費方式已經開始由生存型向享受發展型轉變，基生活消費已經基本穩定且彈性較低（箭頭2），所以非基本生活消費低是才是問題的根源（如圖1）。
一、基于非基本生活消費模型分析
1、非基本生活消費的概念及界定
生活消費按滿足人們需要的順序，可分為基本生活消費和非基本生活消費，基本生活消費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消費。非基本生活消費則是基本生活消費的對稱，是超出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消費。一般而言項目管理論文，人們只有在滿足了基本生活消費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發展非基本生活消費。本文參考了《消費經濟學大辭典》的合理詞義解釋部分，并對非基本生活消費做了一定的延伸和補充論文服務。非基本生活消費是指在滿足人們維持和延續其生命的基本生活消費的前提下，用于滿足自身發展和發揮其體力、智力以及為使生活舒適的物質消費、精神消費和勞務消費的總稱。生活消費支出、基本消費支出、非基本生活消費支出分別用CE(consumption expenditures)、BLC(basic living consumption)、NBLC(non-basic living consumption)表示。
2、擴展線性支出系統（ELES）下非基本生活消費的模型構建
假定某一時期人們對各種商品(服務)的需求量取決于人們的收入，而且人們對各種商品的需求分為基本需求和超過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兩部分，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后才將剩余收入按照某種邊際消費傾向安排各種非基本消費支出。非基本生活消費的ELES模型需求函數[②]：
參數是邊際消費傾向，滿足：0<βi<1，<1
對模型的進行變形：
令V=；a=；b=
對方程式進行回歸可得a*和b*，進一步可求出：
3、非基本生活消費的計量分析
模型采用1993―2008按收入水平分組的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截面數據，為了修正和避免數據出現異方差，本文采用了加權最小二乘估計（WLS）法對方程參數進行回歸估計項目管理論文，權重W=resid^(-2)。顯著水平選取為0.05。t(d)是β*i的t觀測值，R2為方程的可決系數論文服務。
通過EVIEWS軟件進行WLS回歸結果如下[③]：
2008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598.6320 R2=1.000000 D-W=2.276046 F=358360.2
2007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31.44564 R2=0.999890 D-W=2.310967 F=988.8286
2006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59.77045 R2=1.000000D-W=1.776125 F=3572.506
2005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回歸估計參數
tβ=2019.675R2=1.000000 D-W=1.427389 F=4079087.
2004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回歸估計參數
tβ=239.4272R2=1.000000D-W=1.674908 F=57325.39
2003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回歸估計參數
tβ=128.6925R2=0.999795D-W=1.609279 F=16561.75
2002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180.7875R2=0.999991D-W=1.718861 F=32684.13
2001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175.2843R2=0.999999D-W=1.181300 F=30724.59
2000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30.37496R2=0.999990D-W=1.323353 F=922.6385
1999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445.2760 R2=1.000000 D-W=2.680368 F=198270.7
1998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133.6603R2=0.999997D-W=1.623019 F=17865.07
1997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341.95878R2=0.999954D-W=1.505179 F=1760.539
1996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99.82376R2=0.999999 D-W=1.794003 F=9964.783
1995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1196.196R2=1.000000D-W=1.504203 F=1430885.
1994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3144.5403R2=0.999990D-W=2.396234 F=20891.89
1993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42.16312R2=0.999993D-W=2.142866 F=1777.729
1992年河南省城鎮居民消費ELES模型的估計參數
tβ=202.8902R2=0.999990 D-W=1.223436 F=41164.42
匯總回歸方程估計結果，通過Excel軟件處理結果如下：
表1 1993-2008年河南省城鎮居民基本消費和非基本消費支出情況單位：元
類別
年份
CE
a*
b*（β*i）
BLCi(BLC)
NBLC
2008
8837.46
1475.782
0.562177
3370.727
5466.733
2007
7826.72
1268.192
0.593939
3123.156
4703.564
2006
6685.18
1603.482
0.511453
3282.145
3403.035
2005
6038.02
1209.152
0.541007
2634.358
3403.662
2004
5294.19
1197.215
0.522404
2506.753
2787.437
2003
4941.60
955.1838
0.562634
2183.946
2757.654
2002
4504.68
1417.536
0.480717
2729.795
1774.885
2001
4110.17
676.3441
0.651922
1943.082
2167.088
2000
3830.71
814.1469
0.633153
2219.309
1611.401
1999
3497.53
745.6160
0.607170
1898.063
1599.467
1998
3415.65
882.5848
0.605248
2235.796
1179.854
1997
3378.02
590.5870
0.681768
1855.838
1522.182
1996
3009.35
596.1219
0.635379
1634.908
1374.442
1995
2673.95
622.2854
0.615177
1617.069
1056.881
1994
2155.15
359.2111
0.684511
1138.585
1016.565
1993
1609.26
393.4778
0.608181
1004.234
605.0264
1992
1342.58
260.5322
0.674353
論文關鍵詞：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難題，發展方式
一、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內涵
培育壯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經濟的振興，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佩魯（1955）從技術創新與示范效應、資本的集中和輸出及聚集經濟三個方面分析了增長極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如果把發生支配效應的經濟空間看作力場，那么位于這個力場中推進性單元就可以描述為增長極。增長極是圍繞推進性的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產業，它不僅能迅速增長，而且能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部門的增長。因此，增長并非出現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這些增長點或增長極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
在此基礎上，布代維爾（1955，1972)又從兩個方面豐富了增長極的內涵：一是作為經濟空間上的某種推動型產業；二是作為地理空間上產生集聚的城鎮，即增長中心。并尤其強調推動型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義：增長極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斷擴大的工業綜合體，并在影響范圍內引導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發展。他認為，經濟空間是經濟變量在地理空間之中或之上的運用，增長極在擁有推進型產業的復合體——城鎮中出現。主張通過“最有效地規劃配置增長極并通過其推進工業的機制”，來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此外項目管理論文，繆爾達爾(G.Myrdal)、赫爾希曼(A.0.Hirschman)等經濟學家對增長極理論都進行了不斷的補充與完善。在繁榮區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為全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隨著國際發展格局的演變，現有的相關理論在適應當前日益復雜多變的經濟發展形勢，并對之提供相關的指導與借鑒等方面，出現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課題提出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論文格式模板。
當前形勢下，就產業的發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國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經成為各國走向經濟復興的選擇和重點。對我國而言，在綜合考慮當前世界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以及我國當前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既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需要，更是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科學發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從區域發展的角度出發，實現區域協調共進、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則是依托新興戰略性產業，培育壯大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
作為本課題提出的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增長極，它主要指：城市發展的源動力來自于關鍵核心技術，通過充分利用現有和潛在的優勢，實現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發展的結合，并且能夠有效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度化進程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能夠統籌規劃產業布局、城鎮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的、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帶。它以經濟實力雄厚、產業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間的協作度強、產業結構優化、基礎設施完善、科技實力強、對外開放程度高、經濟與社會和諧共進等為基本特征；它著眼于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矚目于城市內生增長潛力的培育。它是推動重點項目建設的載體、是利用外資的平臺、是對外貿易的窗口、是加大經濟技術合作的橋頭堡。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以此來成為撬動區域經濟崛起的支點，進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社會和諧度的提高，具有戰略意義。
綜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在區域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其培育與發展過程中會遇到諸多難題，對這些難題的認識深度和解決程度在很大意義上決定著這一事項的進程。因此，深入探討這些難題，就具有了尤為突出的現實意義和戰略意義。
二、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需要破解的難題
1，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不同于一般意義的城市增長極項目管理論文，準確把握其內涵，擺脫過去粗放式的發展模式，是制定科學的城市發展戰略規劃的重要前提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不同于一般意義的城市增長極，它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核心在于創新的發展和關鍵核心技術的掌握。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很多城市的高速增長是通過對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過度使用與高消耗、對土地和水等稀缺資源的大量占用與開發、對廢水、廢氣、廢渣等污染物的高排放來實現的。粗放式的發展道路已經給城市的后續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后遺癥。例如，造成了嚴重的產業結構失衡。從2003年以來，針對部分產業的過快擴張，如鋼鐵、水泥、電解鋁等的盲目發展，國務院相關部委進行了嚴厲的調控。事實上，相關產業的結構失衡與城市的粗放發展直接相關。房地產業的過快發展，在拉動鋼鐵、水泥、建材等行業快速發展的同時，既導致了產業結構的畸形發展，也直接導致了由于大量的耕地被占用而使得農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損害。再如，城市的粗放式發展還導致了投資與消費的嚴重失衡。投資的快速增長與消費，尤其是國內消費的持續低迷形成鮮明對比，既造成了產能的非理性擴展，也為國民經濟可持續化的發展埋下了隱患。此外，粗放式的城市發展，還導致了城鄉差距的日益擴大，以及社會事業的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的發展。總之，日益嚴峻的環境代價、高度失衡的城市發展速度與能源消耗比率、資源的過度開采與利用、土地的大量被占用……無不彰顯著粗放式城市發展模式給經濟與社會發展帶來的日益凸顯的弊端。
與此相對應，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則是通過充分利用城市現有和潛在的優勢，以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發展的結合，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業發展模式集約化的演進路徑中，推動資本與產業的融合、產業與創新的融合、創新與發展的融合，進而實現城市發展由要素驅動向資本驅動、創新驅動的升級。
第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關鍵在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與發展。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都把搶占經濟科技制高點作為戰略重點，把推動科技創新作為重要的戰略投資，把發展高新技術及產業作為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突破口。新興戰略性產業，作為各區域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產業布局，提高產業競爭力的重要選擇，已經逐步被納入各地的發展戰略規劃之中。事實上，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僅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有效舉措，而且對于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培育城市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項目管理論文，實現科學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其將會成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鑒于此，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亟需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為契機，充分發揮其所特有的：長期穩定并廣闊的市場前景；關鍵核心技術的掌握，良好的經濟技術與社會效益；產業關聯度高，帶動系數大、就業機會多、產業鏈條長；以及能有效兼顧一、二、三產業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等諸多特點，推動傳統的高投入、高排放、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粗放型產業發展模式向集約式、低碳型、高附加值和高效率型產業發展模式轉換，實現統籌規劃產業布局、結構調整、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提高發展效率和創新能力，培育區域經濟的新增長點，在全球新一輪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國際分工中提升區域的主導權與話語權論文格式模板。
第三，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重點在于經濟發展與社會事業的協調共進。無論是佩魯，還是布代維爾，亦或其他的經濟學者，在增長極相關理論中，都矚目于主導產業的發展，強調產業的關聯效應，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事業、公共事業，給予的關注度較少。當前我國的區域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側重于經濟的增長，對于社會事業、環保事業等公共事業則重視不足，從而導致我國形成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尷尬局面。社會事業的發展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正在日益顯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不和諧”音符。
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它既著眼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著眼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既著眼于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也著眼于對資源的保護和環境承載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城市實力的提高，也著眼于城鄉之間統籌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區域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著眼于精神文明與文化軟實力的提升。總之，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是一個融合了城市競爭力、產業支撐力、城鄉統籌力、環境承載力、文化軟實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機體系。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邊的中小城鎮、縣域經濟以及新農村的建設步伐，增強城市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力與帶動力，擴大城市發展的外溢效應，縮小城鄉差距。另一方面項目管理論文，還可以推進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網絡體系的建設，加快形成和諧、平等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同時，還有利于開發、弘揚當地的文化資源，通過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彰顯地域民俗風情，突出城市發展的個性化與特色化，增強文化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態功能區的建設，完善生態涵養，保障生態安全，通過對重點領域關鍵技術的研發，達到對資源的合理開發、有效治理、科學利用，實現自然生態系統、社會發展系統與經濟運行系統，三大體系的良性循環，進而增強城市發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續力。
2，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兼具新型性、戰略性與增長性等多元化特點，在動態中把握均衡，是實現城市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環節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新型性，主要體現在：其區別于過去一般意義上的粗放型城市增長極。它強調科學技術對城市發展的支撐力，矚目于社會事業的協調共進，通過創新的發展與產業的升級演進，有效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與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從而使城市發展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廣闊發展前景的若干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帶。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戰略性，主要體現在：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無論是從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還是從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等領域，都是對過去長期沿襲的發展路徑的重大變革。這一變革的長期性、歷史性與艱巨性決定了其發展道路不是一帆風順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作為城市發展的方向，其所有具有的戰略意義與時代價值則是不可忽視的。因此，要將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作為一項長期的歷史戰略任務加以統籌規劃，既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也不可半途而廢。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增長性，則主要體現在：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其出發點和落腳點依然是城市的發展與增長。而城市的發展與增長則主要體現在：經濟的發展度、對外的開放度、人民生活的滿意度、社會的和諧度、發展路徑的可持續度等諸多領域。因此，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離不開城市的發展，并且與城市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和諧發展密切相關。
總之，兼具新型性、戰略性與增長性三者于一體的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提升產業的競爭力、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項目管理論文，增強區域發展的生命力，對于加快建設發達城市、生態城市、和諧城市具有重要意義。
3，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改革當前對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體制，實現考核標準的動態化、科學化，是實現城市和諧發展的重要保障
公共選擇學派將政府看作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地方政府作為整個政府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也有其自身利益，包括地方公共利益、地方政府內部的部門利益和地方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等。
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歷史過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發展歷史階段，受財政預算、產業成長歷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約束，財政收入、稅收等凸顯地方政府政績的一些指標還會出現增長放緩甚至停滯。而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在一定轄區的者，二者之間的委托——關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既面臨政績考核壓力又面臨一定的財政壓力；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獨立利益的主體者，還面臨著同層級的地方政府之間激烈的競爭博弈關系。積累足夠政治資本的愿望，競爭的壓力、政治晉升的動力以及實現增長的執行力，這些都強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時期內實現轄區發展的各種政策與行為的期限性、時效性和功利性。而這些政策和行為與培育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政策和行為并非總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況下，還會呈現相逆性，從而不利于城市戰略性增長極的培育與可持續發展。例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需要不斷完善創新體系建設，加快科技與研發進程，推動城市發展向創新驅動型、科技驅動型轉變。而這是件耗時、耗財、耗力、風險大、見效慢的長期工程論文格式模板。一屆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員作為“理性人”，不會去從事“自己耕耘，他人收獲”的行為。這是直接導致目前我國諸多城市創新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就需要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與優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產業關聯度強、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資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導產業。這種情形下，一方面，這些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個長期過程，見效緩慢；另一方面，需要對現有產業發展格局進行有進有退、有保有控的調整。在“退與控”的過程中就會有財政的損失、就業的下降。在“指標決定政績”、“提拔干部看數字”的習慣思維影響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動“退”、甘心“控”的積極性，也缺乏積極“進”、盡心“保”的主動性。因此，在過多突出城市經濟運行的規模，而忽略城市運行的內涵與質量的地方政府政績評估指標體系和考核制度帶來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況下，構建全面的、科學的、系統的區域發展評價指標系統，迫在眉睫。
鑒于此，就需要改革當前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過程中對地方年度國內增加值和增長幅度、財政收入和增長幅度、吸引內外資額和增長幅度、外貿出口完成額和增長幅度等一系列剛性指標的過度重視項目管理論文，建立并完善科學、客觀、合理的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機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經濟指標，也要看城鎮失業率、人均收入水平、產業附加值、投入產出回報率、資源利用效率、科技創新成果、品牌數量、集群效益、市場秩序、環境保護力度、企業污染度、社會保障事業的支出等反映國計民生、社會進步、生態建設的指標。并且還要“善于用全面、歷史、客觀的眼光評價政府的工作成果。不僅要肯定政府的“顯績”，也要考察政府的“潛績”。評估政府工作得失，不僅要觀察當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長遠的影響……淡化預期性指標，強化約束性指標，為地方政府推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樹立正確航標。”[2]從而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營造寬松、寬容、寬廣的發展環境。
三、結語
總之，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新型性”、“戰略性”和“增長性”，對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充分重視并發揮其所具有的發展模式的新型性、發展期限的戰略性以及發展目標的增長性，以戰略眼光，進行戰略思維，作出戰略規劃，實施戰略舉措，創新工作模式，借助強勢城市（城市群、城市帶）的出現、優勢區域的形成，多措并舉的推動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以此來實現區域資源的共享、城市之間優勢的互補，進而實現區域互惠雙贏、協同發展的目標，為城市經濟的發展培植內生驅動力。
參考文獻
[1]趙健仲，震古，改進政府績效考核體系——訪全國政協委員歐成中，中國經濟時報[N]，2010，03，05
論文關鍵詞：城鎮化，新農村建設，村莊規劃，豫東平原，周口市
一、周口市的基本情況
周口市地處豫東黃淮平原，屬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區內地勢平坦，土壤肥沃，水熱條件適中，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較好。因本區開發歷史悠久，人口稠密，人均耕地占有量較少。據周口市統計局2009年資料，全市總人口1090.57萬人，耕地面積1251.2萬畝，城鎮化率29.4％。當年，全市糧食播種面積1683.44萬畝，總產量716.71萬噸，兩項數據分別占河南省總量的11.59％和13.3％[1]，均居河南17個地市榜首之位。
二、周口市農村村莊規劃建設的現狀
通過對周口市轄區內部分縣（市、區）的農村調查，我們認為目前該地區在村莊規劃建設方面存在以下幾點問題，第一、部分村莊居民房屋建設布局零散，農民在村頭或路邊的責任田及自留地里亂搭亂建小飯店、小超市、小加工廠、田間宅院等現象普遍存在；第二、單戶宅基地占地面積較大。通過實地調查發現，幾乎所有農村住戶宅基地面積都超出了河南省政府規定的167平方米的最高標準[2]，不少住戶宅基地面積超過300平方米，有的甚至超過400平方米；第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低，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質量較差；第四，耕地資源浪費現象嚴重；第五，土地使用中的違法現象普遍存在。
三、農村新建居民點的情況調查
（一）新建居民點的基本情況
通過走訪有關部門，我們了解到該市所轄區域近5年來搬遷新建的村莊數量不多，總體來看，因工程建設或城市開發搬遷的村莊數量多于新農村建設試點村的數量。根據調研分析需要，我們選取了H縣和S縣有代表性的5個新村建設案例，這5個案例中，因高速公路建設、河道防汛整治及城區開發而搬遷新建的村莊各一個，新農村建設試點兩個。5個遷建點的建設資金來源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因工程建設、城區開發搬遷的三個村莊，村民的房屋建設資金主要來自相關部門和開發商給予的拆遷補償，差額部分由村民自己籌集，搬遷責任方對新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相對較少；另一種情況是兩個新農村建設試點村，村民房屋建設資金全由自己籌集，村中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主要由政府一方幫助解決，新村規劃基礎設施齊全項目管理論文，需投入的建設資金較多。
（二）群眾反映
訪談中我們發現，由于各個村莊、各個家庭的情況不同，群眾對村莊遷建的反映態度有所不同。因工程建設和城區開發搬遷的村莊，由于搬遷戶得到了一定數額的經濟補償，且居住環境有了明顯改善，總體來看，他們對村莊搬遷的反映意見不大，但對政府低價征收土地表現出的是更多的無奈。兩個新農村建設試點村由于采取的政策不同，群眾的反映意見也有所不同。正在建設的L村由于不存在強制搬遷和限期搬遷問題，目前尚未發現群眾有不滿情緒。已經建成的Z村，由于經歷了村莊的整體拆遷和重建過程，完成了地塊的調整工作，村民的反映意見則有明顯的不同，那些搬遷前在老村建了新房的農戶因房屋拆遷損失較大，對村莊搬遷抵觸情緒明顯，尤其對村委會拆了樓房蓋瓦房的決策更為不滿；部分計劃建房的農戶，因新村宅基地面積沒有減小（有的還略有增加），舊房正常拆除不存在經濟損失，居住環境和出行條件有了明顯改善，感覺相對比較滿意。從Z村和L村村民的普遍反映看，他們對新村基礎設施和環境條件的改變比較認可，但又認為新村各項建設占地面積較大，搬遷并沒有節省出土地。
（三）新村規劃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1．地方財力難以包攬更多村莊基礎設施建設的大規模投入
調查中我們發現，地方黨政部門為推進新農村建設工作，鼓勵農民遷村并居，一般都會采取一些積極有效的措施。為支持Z村的建設，H縣委、縣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動員”縣里條件較好的職能部門對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進行對口援建。據Z村村委干部介紹，H縣教育局、財政局、民政局、衛生局、公用事業局、交通局、電業局等單位為該村小學、村文化大園、村委會辦公樓、敬老院、衛生所、自來水廠、村內外道路、供電及照明等項目建設共計投資3000多萬元。新農村試點可以在政府的主導下大手腳投資建一兩個形象工程，如果更多村莊趁機跟風，地方財政根本無力應對核心期刊目錄。
2．關聯部門對試點區的農村現狀缺乏深入調查研究
根據對本文調查的兩個試點村有關負責人的走訪，我們了解到，在新村規劃建設方案實施前關聯單位（主要是建設規劃部門）沒有對當地農村及農民的情況進行調查研究，舊村該不該拆遷，新村如何建設，完全是基層政府部門的領導說了算，規劃部門只負責村莊布局和居民房屋建設方案設計，至于試點村建設涉及的農戶有多個家庭有建造新房的經濟能力，村莊整合后能騰出多少土地，沒有單位和個人為此提供相關的調研報告。由于對上述基本信息缺乏全面掌握，結果在實踐操作中出現了諸多尷尬局面。如Z村在遷建規劃中本打算全行政村6個自然村全部集中到新村居住，但其中兩個自然村因新建樓房住戶較多村民拒絕搬遷，結果只有四個自然村的村民遷進了新村。表面上看，村莊整合騰出了一部分土地，但實際上由于新村建設宅基地數量增加，村內主干道、環村路及單戶宅基地占地面積較大，加上臨街門面房、自來水廠、文化大院、敬老院、衛生室等新增基礎設施用地，騰出的土地與新增加的建設用地基本持平。而對于該村的搬遷農戶來說，由于沒有分到老村騰出的土地，又要公攤新村的基礎設施用地，結果凡得到一處宅基地的住戶責任田差不多減少了1畝左右。如此新農村建設，的確讓人覺得尷尬。
3．村莊規劃脫離地方實際
理論上講，新農村規劃建設應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超前意識，但也應注意與本地實際結合，不可盲目照搬縣城或鄉鎮經濟點的規劃模式。這里仍以Z為例，一個總人口不足1600人、常住人口不足1000人、距鄉政府所在地不到兩公里、對外聯系并不通暢的村莊，村中卻規劃了一縱一橫寬30米的主干道，主干道兩側規劃建設了近450間門面房（占地面積至少相當于110處住宅），由于本地勞動力素質較低，加之發展項目缺乏，目前已建成的門面房用于加工或其它經營活動的不及總數的3％，這樣不切實際的規劃建設，不僅浪費了寶貴的土地資源，也造成了建設資金的極大浪費。
4．農村經濟發展缺乏產業支撐
通過對5個新建村莊的調查了解，我們感覺地方政府官員對中央新農村建設文件精神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具體表現是，在落實《十一五規劃綱要建議》文件精神的過程中把新農村規劃建設的實踐任務幾乎全部交給了市、縣級規劃建設局，同級農技推廣部門、能源部門及其他相關部門則很少參與。從目前的實際看，所謂的新農村建設只是房屋、道路及社區附屬設施的建設，規劃設計者并沒有把發展現代農業、農村經濟和農村富裕勞動轉移就業放在重要地位。除此之外，新村建設在太陽能、沼氣等新能源的開發利用方面做的還遠遠不夠，5個建設點在規劃建設方案中根本沒有體現出這一發展理念。
四、對策建議
1．做好農村居民點規劃建設的編制指導工作
目前，從全國范圍看，新農村建設尚處在試驗探索階段，個別地方雖然積累了一些成功的經驗，但由于各地情況不同，難以在全國普遍推廣，如四川成都的“拆院并院”改革試驗，浙江嘉興的“兩分兩換”試驗項目管理論文，天津的“宅基地換房”改革以及重慶的“地票交易”改革試驗等[3]都是靠城市周邊高昂的土地出讓金收入補償給農民實施搬遷的。周口經濟發展落后，城市化水平較低，近期城市發展用地少，農村可以整合的土地多，如果政府方面在農村住房建設管理問題上不采取一定措施的話，新的一輪建房很快會掀起，以后再進行村莊布局規劃需要考慮的問題會更多，拆遷的難度會更大。眼下對于政府部門來講，關鍵是做好縣（市）域、鄉（鎮）域村莊布點規劃工作，無論建設新村還是整治舊村，都應盡快給群眾有個明確的表態。
2．堅持依法管理土地，剎住農村亂搭亂建亂占耕地的歪風
前已述及，目前該市農村住房建設混亂狀況的形成，主要是政府有關部門在前期對土地使用中的違規違法行為監管和處理不力造成的，如果繼續放任自流，后期治理整改的難度或將更大。針對目前的現狀，我們認為最有效、最可行的辦法是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及河南省政府有關土地管理和村鎮規劃的法律、法規文件精神，用法律手段制約亂占、濫建現象的發生。
3．抓好試點示范工程建設
綜合對周口市5個農村建設點的情況調查，我們認為，該市新農村建設工作進展緩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前期試點示范工程建設不夠成功，群眾參與的意愿不強，積極性不高，甚至有的試點建設對新農村建設工作的進一步開展產生了負面影響，如不切實際的規劃造成的土地資源浪費，強行遷建使農民造成了嚴重的損失等。因此，我們建議，基層政府在以后的工作中對農村試點工程建設一定要給予高度重視，在政策措施的制定、規劃建設方案的實施、建設資金的籌集等方面多做調查研究，根據各自發展狀況和各類村莊的不同特點，積極探索不同的村莊建設和治理途徑。根據我們的調查體驗，我們認為試點示范工程的建設應該做好以下幾點：第一、對那些規模較大、基礎條件較好、布局較為合理的村莊，或雖然規模不大但區位優越、生產生活便利的村莊，要注意基本保持村莊整體布局結構和農民住房現狀，重點做好公共設施建設和人居環境治理工作，著力發展教育、文化、醫療等社會事業；第二、對那些因城市擴展、重大工程建設等需要整體搬遷的村莊，可采取土地置換等方式另選新址遷建新村或直接遷建到小城鎮、中心村；第三、對那些村莊規模偏小、位置偏遠、基礎設施配置困難的村莊，可就近集中向基礎設施條件好的中心村遷建；第四、調整充實舊村中的“空心”部位，合理安排公共基礎設施或住宅建設。第五、拓展農村建設資金的來源渠道，通過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廣泛吸納社會各方面資金支持本區的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
[參考文獻]
[1]周口市統計局.2009年周口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Z].
論文摘要：隨著國家電網公司SG186營銷系統的全面應
用，電力企業售電量、電價執行、線損管理以及電費管理等
營銷業務已全面實現信息化，對大量繁雜的營銷數據進行核
查分析已成為營銷稽查工作必須面對的課題，同時SG186營
銷系統是一套以實際營銷業務應用為基礎的面向工作流的
系統，導致很多營銷稽查人員無法找到準確的工作切入點，
給數據分析和稽查管控帶來不便。電力營銷稽查監控系統在
電力營銷中的作用突顯而出。
論文關鍵詞：電力營銷；營銷稽查信息；稽查監控；
電力營銷工作具有點多面廣、業務量大、作業分散、流
程復雜、時效性高、與客戶接觸點多等特點，容易發生因人
員業務素質、政策理解、工作態度等差異，導致政策或標準
執行不到位的情況。為了保證營銷稽查工作的順利開展，電
力營銷稽查監控系統作為一種集中、統一的實時稽查監控手
段應運而生,該系統對營銷關鍵指標、工作質量、服務質量
進行集中監控與稽查,規范員工營銷服務行為,規避違規用
電情況,凈化供用電環境,塑造品牌形象,實施成效分析顯示,
稽查監控系統的應用是減少差錯、降低風險的有效手段,是
一個能有效提高營銷業務的管控力、加強日常業務的執行力,
提升客戶服務的監督力的有力武器。同時也可以促進營銷整
體工作質量和管理水平的進一步提升。
一、營銷信息稽查系統概述
營銷稽查監控系統具體業務是通過稽查主題管理，完善
稽查監控主題庫，利用稽查主題庫所提供的主題，對供電應
急處置、經營成果、營銷工作質量、營銷服務資源中不正常
現象以及應用系統產生矛盾數據進行監控與稽查，提交可疑
問題;利用發現的可疑問題，通過稽查任務管理，實現檔案
修正、營銷制度完善。最終對電力營銷工作產生的經濟效益
和管理效益進行評價。營銷稽查監控系統既實現了與SG186
營銷業務應用系統的緊合，又與用電采集系統、數據中心數
據、收費平臺進行了連接，實現了各部門、各專業營銷數據
的全面集成。從而可以對營銷經營指標、工作流程關鍵節點、
數據質量、服務資源等營銷工作內容進行全面的稽查監控。
系統可以根據管理者不同時期的管理要求靈活設置各項監
控指標閥值，還可以按照月、周、日的監控頻度對不同營銷
業務進行監控，可滿足不同營銷業務的管理要求。通過監控
對供電質量、保障能力存在異常的供電單位、線路、臺區、
客戶，以及重大服務事件進行稽查監控，查找異常原因，采
取措施，提高保障能力和應急處置能力，包括供電質量及停
復電情況、重大事件及緊急情況處理，對新裝增容及變更用
電、供電合同管理、抄表管理、核算管理、電費收繳及賬務、
用電檢查管理、95598業務處理、資產管理、計量點管理、
計量體系管理、電能信息采集、市場管理、檔案信息管理(信
息管理論文)、報表管理監控等業務主題的工作質量進行監
控。系統包括10個業務類，抽象出7個功能域、39個功能項、
146個功能子項、5類非功能需求、5個監控主題類、27個監
控主題子類、126個監控主題、187個監控指標，。
二、部分功能在營銷體系中具體的應用
1、居民大電量：依我縣2013年統計數據為例，2013年
全縣居民生活售電量167803萬千瓦時，其中城鎮居民生活
售電量為10223萬千瓦時，農村居民生活售電量為157580
萬千瓦時，城鎮居民戶月均用電量202千瓦時，農村居民生
活戶月均用電量122千瓦時，冬夏空調及取暖用電高峰時期，
城鎮城鎮居民戶月均用電量317千瓦時，農村居民生活戶月
均用電量188千瓦時，依據我縣居民生活用電實際狀況，我
公司在營銷稽查監控系統居民大電量主題中設置監控閥值
600千瓦時，對于每月戶用電量超過600千瓦時的用戶開展
現場稽查或派發異常稽查工作單，自2013年5月份我公司
開展此項業務稽查以來，共計查處違約用電及定比定量不合
理的用戶389戶，追補違約用電費38.88萬元，更改定比定
量不合理用戶149戶，有效的堵塞了營銷中的管理漏洞，提
高了公司的經濟效益。
2、農排大電量稽查主題，我縣為農業排灌大縣，農民
自留地較為分散，排灌呈季節性較強，排灌主要集中在每年
的春冬兩季，主要為一變一井，或一變雙井，每臺機井平均
負荷為32KW，排灌高峰用電時期月均機井用電量達到8500
千瓦時以上，處于農排低谷時期，89%用戶用電量為0千瓦
時，根據我縣農排的實際狀況，我公司在營銷稽查監控系統
在農排低谷時期設置監控閥值為1000千瓦時，在農排低谷
時期閥值超過1000千瓦時的用戶開展現場稽查，自營銷稽
查監控系統上線以來，共計查處農排用戶違約用電現象37
起，共計追補電費及違約使用電費85.34萬元。
3、超容用電主題，該系統設置超容用電量閥值為用戶
的配變容量×用戶使用天數×24小時。某大工業用戶配變容
量為315+315，配變總容量為630千伏安，計量方式為高供
高計，兩臺配變合并用電，2013年1月該用戶報停一臺配變，
SG186中使用配變容量為315千伏安。2013年4月營銷監控
系統中顯示該用戶4月份用電量為315500千瓦時，該用戶4
月份理論用電量為315千伏安×24小時×30天=226800千瓦
時，，超容用電39.1%。公司稽查人員迅速對該用戶展開現場
檢查，經現場核實，該用戶擅自將報停的配變啟封用電。屬
違約用電行為，追補基本電費315千伏安×23.3元=7339.5
元，追補違約使用電費14679元，共計追補電費22018.5元。
三、結束語
通過營銷稽查監控系統的推廣應用，我縣供電公司在營
銷稽查工作建立了事前有預測、事中有監控、事后有跟蹤的
新型營銷稽查監控體系。營銷稽查監控系統全過程、實時的
在線監控和稽查各營銷系統的數據質量，實現了營銷稽查監
控的閉環管理，營銷管控工作達到了“橫向到邊，縱向到底”，
全面提高了營銷業務管控力、日常業務執行力和客戶服務監
督力。為電力企業“三集五大”改革和城鄉營銷一體化運作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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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戰略
中小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截止2009年9月底，全國工商登記企業1023.1萬戶(不含3130萬戶個體工商戶)，超過企業總數的99%以上。目前，中小企業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60%左右，納稅額為國家稅收總額的50%左右，提供了近 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在2008年底和2009年上半的金融危機中，中國的中小企業遭受了較大沖擊，特別是對于外向度較高和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影響尤其嚴重。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正在消退，全球經濟正在逐漸恢復，但在危機中投入的大量貨幣正在形成通脹的壓力，各國企業面臨重新調整產業結構和商業模式，中國的中小企業在2010年將會面臨怎樣的挑戰，中國中小企業如何發現并把握國際市場的機遇與挑戰，如何借助自身的優勢，在新的經濟增長形勢下獲得高速的發展，這已成為當前巫待解決的問題。筆者正是基于這種背景和考慮，圍繞我國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中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根據中小企業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對中小企業進行國際化經營的戰略選擇提出了一些建議。
一、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面臨的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分析
本文采用SWOT分析法，對我國中小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的內外部環境進行分析。SWOT分析把環境分析分成“機會和威脅”，資源分析分為“優勢和劣勢”。本節針對中小企業所面臨的環境的動態變化，分析中小企業所面臨的機會與威脅，并明確自身現在和將來具有哪些優勢與劣勢。
（一）中小企業所面臨的機會
1、知識經濟時代為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提供了新的動力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經濟的全球化有了新的內涵，主要是知識產業的崛起，計算機技術與通訊技術的結合，使得世界更加開放，全球競爭日益激烈。一國的國際競爭主要表現為效率的競爭、質量的競爭，勝敗關鍵取決于智力資源及國家的創新能力，取決于企業的競爭力，而不在于企業規模的大小。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表明，中小企業由于具有產業規模小、資本和技術構成低、數量眾多、分布面廣、經營靈活、形式多樣等特點，使它在保護充分競爭、活躍市場、進行技術創新和組織創新、以及增加就業機會等方面都發揮著大企業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持力量。
2、電子商務的興起和發展為中小企業注入了新的活力
電子商務和計算機網絡改變了信息的傳遞方式，減少了信息傳遞的層次，使高層決策者與基層執行者面對面，更容易從實際出發及時進行決策，提高企業管理的效率。企業充分利用網絡的虛擬信息技術，從信息管理的各個方面把小企業做大、做強，使中小企業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另外，企業還可以通過網絡信息及時宣傳自己的產品信息，將產品在第一時間投放市場，開拓國際市場。
3、我國政府對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提供的配套扶持
我國政府己意識到中小企業對于擴大就業、發展外貿、加快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促進中小企業的法律法規。我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和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尤其鼓勵外向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對中小企業的外貿出口、海外投資，在資金、外匯管理、出口退稅等方面給予優惠；進一步深化外經貿體制改革，使更多的中小企業獲得了進出口經營權；又實施了一系列完善外經貿調控體系的政策。
（二）中小企業所面臨的威脅
國際市場的經營環境詭譎多變，當企業在選擇最適當的國際化經營戰略時現代企業管理論文，必須考慮到進入國際市場必須承擔的外在環境如政治、經濟、文化等風險。
1、政治風險
區域性社會動亂、國際禁運、種族歧視、貿易保護主義、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如外匯管制)等都對企業的跨國經營構成風險。其中國際貿易保護主義近些年正以技術標準、綠色環保、食品安全、反傾銷、知識產權保護等多種壁壘形式日漸猖獗[1]。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等個別西方國家甚至有政客明確要求本國政府鼓勵國民優先購買國貨的極端現象。這些情況雖然難以阻礙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卻不能不為國際化經營的企業所顧忌。
2、經濟風險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狀況勢必影響與其有貿易、投資關系的他國企業的經營。當前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對依賴外部市場的我國眾多企業所造成的巨大沖擊就是一個現實事例。常見的經濟風險有國際市場原材料供求發生巨幅震蕩以及由此導致的價格波動，國家的貨幣和財政等經濟政策的變動等，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外向型企業的經營。
3、市場競爭的風險
國際市場的橫向競爭環境和縱向供求關系遠比國內市場情況復雜和嚴峻。除了在數量上存在更多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市場對企業的行為規范亦有更多限制，對產品、服務的質量和價格要求更加苛刻。在某些情況下，質量引發的問題也許會招致企業承擔巨大的連帶賠償責任；而簡單的低價讓利行為也可能因涉嫌傾銷引發制裁。
4、法律風險
從事國際貿易需要對本國和目標國相關法律以及世貿規則有所了解，確保自身的依法經營并得到法律的保護。在正常的國際經貿活動中難免有時與合作方發生業務糾紛。當糾紛需要通過法律手段來解決時，法律的適用、裁決的執行等都將因當事各方的不同國籍而變得復雜，自身權益的有效維護難度很大，相關的費用成本亦是不可忽視。
（三）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優勢
1、產權優勢
國有資產流失是中國當今經濟領域內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國有企業的海外經營狀況也很不理想，相比較而言，中小企業的產權要明晰得多，經營者的利益與企業的經濟效益直接掛鉤，保證了企業經營者的積極性，有利于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順利進行[2]。
2、技術優勢
在中國，中小企業在家電、紡織、輕工、電訊設備制造等產業的小批量制造技術和多功能的機器設備就較為適合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需要。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中小企業相比，中國中小企業具有適應當地條件的技術和成熟的工藝等方面的競爭優勢。因此，中小企業對外投資更能適應國際市場上日益凸顯的市場多樣化需求趨勢。
3、經營機制和規模的優勢
中小企業規模小，進退市場的成本與大企業相比要小得多，當發現有的市場有利可圖時，就快速進入；當所處的市場競爭激烈，企業生存困難時，就迅速退出該市場。大企業決策所需的信息往往要層層傳遞，這樣容易導致信息失真。中小企業內部的環節相對較少，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占得競爭的先機。
4、集群企業的內部化優勢
我國中小企業規模較小，資金資源有限，其內部規模經濟性并不明顯。但各中小企業如果組成“企業群”，進行“集群式”對外投資，就可充分共享經營資源，形成規模優勢。
（四）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劣勢
1、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差，經營管理水平低
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綜合能力還存在諸多欠缺，產品層次低、技術水平不高、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國際化觀念淡薄、自律性和網絡化組織欠缺、對外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重視不夠等，都嚴重地制約了中小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的經濟效益水平的提高。中小企業在成長中不協調現象之一，就是企業的規模呈現高速增長，企業的制度呈現創新型成長，企業的整體素質呈現漸進式成長，而企業家隊伍建設只是呈現適應性成長。也就是說，企業的管理水平跟不上迅速發展的形式，應對不了不斷出現的問題。
2、產品科技含量低，缺乏國際競爭力。
產品的核心競爭力源于科技創新，與發達國家的企業相比，我國企業大多先進設備較少、技術創新能力差、產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3]。正因如此，我國中小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主要以低價取勝，導致了市場所在國、地區的反傾銷行為，甚至一些產品的許多海外市場喪失殆盡。因此，科技的提升已成為我國企業國際化戰略的最大障礙。
3、缺乏有經驗的對外貿易經營管理人才
外貿經營是項復雜的工作，需要具備深遠的戰略視野和敏銳的市場眼光、豐富的操作實務知識和經驗、通曉國際管理的復合型經營管理人才，相對大型企業來說，中小企業實力薄弱，社會影響力較小，更是難以吸引高素質國際型人才，普遍存在缺少對外經貿業務、管理、技術人才的情況[4]。
4、缺乏融資渠道，籌資困難
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需要資金的支持，在自有資金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必須尋求外部資金來彌補缺口。但是由于中小企業可抵押資本實力較弱，信用等級偏低，經營管理水平不高，取得銀行貸款的難度相對較大。據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提供的一項數據顯示，我國每年都有35%左右的中小企業關門倒閉，其中的60%多是由于融資困難所致。
二、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戰略選擇
（一）品牌戰略
品牌是企業無形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在產品技術與質量差異性較小的企業之間的競爭中，品牌形象甚至會主宰市場的成敗。中小企業產品在國外時會直接受到本土產品的沖擊，在價格和質量相同的情況下，消費者更鐘情于本土產品。因此，塑造和培養一批高附加值的國際品牌，就成為中國企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成功搏殺的關鍵。
1、貼牌生產
貼牌生產（OEM），即一些大企業不直接從事產品生產制造，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核心技術負責設計和開發新產品，控制銷售渠道，具體的生產制造流程交由別的中小企業完成，承接生產業務的中小企業就被稱為OEM廠商，生產出來的產品被稱作OEM產品，產品上不加注制造企業的任何標識，而是按照品牌所有方的要求加注指定的品牌。我國中小企業應借OEM使產品走出國門之機搜集海外市場的信息，了解對方國家消費者的消費習慣，熟悉國際競爭規則和相關法律法規。通過貼牌生產，提高國際市場上的營銷能力，促使企業自身改進生產質量、管理體系，可以了解世界市場最新產品的情況，根據這些最新的市場信息及時對自主業務進行調整。
2、創立品牌
創立品牌并非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是一項花費大、時間長、風險高的投資項目。在品牌創立和推廣上，作為中小企業在品牌國際化創立和推廣的初始階段，可以通過商品輸出，利用外國商家的營銷渠道來創建和擴大品牌的影響力，企業可充分利用外商長期建立起來的銷售網絡和信譽，幫助自己的產品迅速進入國際市場[5]。核心品牌形象的樹立不只是做廣告，還應該包括國際公共關系的建立。通過雙向的信息交流，在企業組織與公眾之間建立相互了解和信賴的關系，樹立起良好的信譽和形象，從而促進企業本身目標的實現。
（二）利基戰略
所謂利基戰略是一種以專業化為基礎的復合戰略，指企業選定一個很小的產品或服務領域，集中力量進入成為領先者，從當地市場到全國，再到全球，同時建立各種進入壁壘，形成持久的競爭優勢[6]。
1、特色產品的選擇
產品是企業進行國際化經營的核心和物質載體，為避免和大企業正面交鋒，我國中小企業在選擇產品策略時，應緊緊圍繞是否能發揮企業特長、形成優勢來進行。由于我國中小企業本身規模小，無法達到規模經濟，成本難以大幅度下降現代企業管理論文，因此，我國中小企業可以從特色經營下功夫，生產和經營與眾不同的產品，實現以特色取勝。在產品的開發方面愿意設計和生產適合當地條件的產品，開拓大的企業不屑一顧的市場縫隙，使其產品具有相當高的專業性和獨特性。
2、投資區域的選擇
鑒于中小企業的小批量制造技術和多功能的機器設備較適合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需要以及勞動密集型技術等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因而，中小企業可選擇經濟發展水平與中國相似的國家和地區投資，著力挖掘市場優勢。近年來，拉美地區實施開放政策，經濟保持適度的增長率，各國對該地區的跨國投資額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中國中小企業可借該地區引進資金并實施各種優惠政策的有利時機進行跨國經營；同時，東歐、中亞等作為中國的近鄰與傳統友好國家，我們也可以發揮其擁有的小規模技術優勢，積極滲透東歐等國的市場，增強其自身的競爭實力，進一步開拓新的市場。
（三）地域集群化戰略
邁克爾·波特在他的競爭優勢理論基礎上對中小企業集群的定義是:某一特定產業的中小企業和機構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區，形成一個穩定、持續的競爭優勢集合體。由于中國所特有的文化和人文情結，各行各業的中小企業通過地域、血緣構成一個較完整的分工網絡，形成大大小小的企業地域集群，每個企業只專業化生產一、兩種成本最低的零部件，產生規模效益。中小企業通過集群形式，可以依靠“集體”的力量在國際化經營中謀求比單個小企業更強的競爭優勢，中小企業通過統一對外促銷、規范品質標準、推廣共同商標、共享集群信譽等“集群效應”，獲取單個中小企業很難具有的差異化優勢。這既可以增強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又可以避免中小企業各自為政所造成的惡性價格競爭。
（四）人才戰略
發展國際化經營管理，不僅需要金融、法律、財務、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專業人才，更需要有戰略思想和熟悉現代企業管理的經理人才。在目前國內比較缺乏熟悉國際規則和東道國的市場法律的人才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招聘優秀的國際人才來彌補靠自身培養之不足。另外，企業必須重視對東道國本土人才的利用，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國企業在產品研發人才和市場營銷人才方面的相對短缺，另一方面是由于東道國本土人才更加熟悉本土市場，能更快地對本國市場需求的變化做出反應。
（五）借力戰略
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中小企業孤軍奮戰、依靠自己的力量獲得成功的幾率是低的，必須適當得“借力”，也就是借助外界的力量。我國中小企業應抓住契機，主動自覺、有選擇地通過參與各種形式的戰略聯盟來“借力”[7]。通過政府制定一定的信貸優惠政策來借力，政府應制定一定的信貸優惠政策，建立多渠道的籌融資體系，解決中小企業的跨國經營的融資困難。許多國家政府通過國有銀行向本國境外投資者提供優惠貸款，中國政府首先應對有市場前景的產業或地區投資項目，通過財政貼息、稅收優惠等措施，以優惠的利率為中小企業項目提供長期信貸，并建立健全的中小企業融資信用擔保體系，積極發展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可建立專門的中小企業融資機構，更好地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資金支持其跨國經營的正常發展；其次，建立境外投資保險制度，為中小企業的國際化發展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最后，要加快發展資本市場，培植科技、創新型中小企業的融資能力。股票與債券發行應適當向科技、創新型中小企業傾斜，鼓勵與支持有經營實力的中小企業向境外發行股票或債券。
1.1問題提出
中國在由二元經濟社會跨入現代經濟社會的過程中，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和城市化發展是一個長期的必然的趨勢。改革開放20多年來，已有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成為城市中“事實上的遷移人口”，在中國城市中已出現諸如“浙江村”之類的移民自發安置形式[1,2]，無論是數量巨大的流動人口還是采取自發安置的“移民”，都已經給中國社會和城市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進入90年代，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已從“離土不離鄉”[3]的就地轉移進入全分離的異地轉移階段，并主要以流入城市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城鎮為主流[4-8]。目前和今后，在中國城市中將面臨嚴重的移民安置問題。
數量巨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去何處？在城市中如何吸收安置移民并讓他們能夠融入城市社會？其次還有文化的適應和社會的穩定發展問題。但目前國內的研究集中于勞動力轉移的原因機制和影響分析，對城市外來移民的吸收安置研究薄弱。
1.2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
本文界定研究對象為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主要是指從農村來的、在城市中生活了較長時間、戶籍沒有遷移的、素質和收入水平較低但存在預期收益的、待遷移和有長期定居意向的“準移民”。“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安置”是從“人類安置”的主要含義出發，主要是期望從解決移民最基本的住房問題角度，來達到在城市安置移民的目的。
1.3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的調查特征
本文采取觀察訪談和問卷調查的方式，通過對廣州市和東莞市的一般抽樣調查和50個鎮村的重點調查，獲得合格問卷459份，（占95.8%）。調查發現：近10～20年來，城市外來人口增長速度很快，已接近并超出當地常住人口。在被調查的外來人口當中，男性多于女性，71.1%的人在30歲以下、年齡結構（特別是女性）偏向年輕，70.4%的外來人口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56.8%的外來人口來自農村地區，66.1%的外來人口在城市滯留超過1年以上并且有延長的趨勢，主要就業于第三和第二產業的非正式部門，目前仍屬城市中收入不穩定的中低收入階層。
2城市外來人口現狀居住特征分析
2.1外來人口現狀居住類型
調查表明，目前外來人口在城市中居住類型主要有如下8種（表1），其中住出租屋、住單位集體宿舍、擅自占住和寄（借）住4種主要類型分別占49.45%、25.27%、15.60%和4.84%，合計占95.16%。
表1外來人口的現狀居住類型
Table1Actualoccupancytypeofnon-nativebornlow-incomemigrants
居住類型人數（人）比例(%)
A寄（借）住224.84
B擅自占住7115.60
b1露宿34.23
b2廢棄房屋57.04
Bb3水上船只11.41
b4建筑工棚4563.38
b5自建窩棚1115.49
b6其它68.45
C住旅館招待所20.44
D住出租屋22549.45
d1租公房94.00
d2租私房15167.11
Dd3經營用房125.33
d4租臨時房屋10.44
d5集體出租屋167.11
d6其它3616.00
E住單位集體宿舍11525.27
F住自己購買房屋91.98
G住自建房屋71.54
H其它40.88
*24人沒有回答。
A、寄（借）住。外來人口寄（借）住在親戚、朋友、熟人和主人家，其居住條件相對較好，但易激發寄住家庭的矛盾，居住既不長久也不安穩。
B、擅自占住。外來人口在城市中露宿、占住廢棄的房屋、居住水上船只、在建筑工地搭建工棚、自建窩棚等。擅自占住實質是對土地的“非法入侵”，易受到政府的整治，是一種臨時暫時的居住方式。
C住旅館招待所。在被調查的人中所占比例最小。
D住出租屋。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租住單位公房、城鎮和農民私房、臨時房屋以及集體出租屋，這已成為外來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由于外來人口的急劇增加，在需求刺激下城市中非正式的租賃市場已經形成。住出租屋已經使外來人口的居住條件略有改善，但常常是盡可能多的人擠住在一間房子里，居住條件仍非常艱苦。
E住單位集體宿舍。比例上僅次于住出租屋的方式。一般工廠均為工人提供集體宿舍，特別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資企業，在一些私人企業則可能是在工場旁邊隨意搭建一些臨時窩棚供工人居住。集體宿舍一般只允許個人居住，當家屬隨來時只好外出尋找出租屋居住。
F自己購買住房和G自建住房。這兩種方式目前所占比例較小。
2.2外來人口現狀居住特征
2.2.1居住行為特征
目前外來人口短期安置行為趨向明顯。雖居住條件較差，但都表現出極強的忍耐性。實質上多數外來人口在對待住房上只是無可奈何的采取一種暫時的、對付式的辦法來解決。
2.2.2居住狀況
①74.4%的人采取同住方式以分擔租金。②69.7%的外來人口人均實際居住面積低于8m[,2]／人。③多數缺乏基本的設施條件。79.5%的人住房缺乏成套設施，40.4%的人其住房有最基本的獨立廚廁，其他為根本沒有任何設施的工棚、窩棚和水上船只。
2.2.3居住空間分布與景觀特征
外來人口在城市中可分為聚居式和散居式兩種類型，具體又可分為“村莊”聚居型、單位聚居型和遍在散居型。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資和外資企業，單位宿舍的提供只是保證再生產連續進行的一個中間管理環節，居住行為被作為生產行為的一個部分得到集中管理，就象一只只“口袋”將外來人口裝了起來；而在外來人口聚居的“都市村莊”，建筑密度一般在70%以上，“接吻樓”、“握手樓”隨處可見、布局雜亂；村莊基礎設施不完善，通風不暢、采光不足，而由擅自占住和租住形成的窩棚區，垃圾遍地，污水橫流。
外來人口不僅本身居住條件惡化，而且刺激城市非正式的住房租賃市場形成，促使“都市村莊”滿目擴建；而暫時性短期安置則使城市出現二元結構、形成社區分割，已給社會和城市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的短期安置行為，應源于中國傳統戶籍管理制度所帶來的移民在身份認同上的障礙；安置問題所以產生在于現有住房制度中，面向中低收入階層的社會住房資源配置不足，或根本沒有意識到外來人口巨大的住房需求。
3自下而上的外來移民自助安置
3.1自助安置的內涵與理論應用
自助(Self-help)安置起源于20世紀初，作為一種理論形式則起源于60年代，后由于世界銀行的肯定和參與，使其成為一種解決低收入階層住房問題的世界性計劃[9,10]。
自助是一種與其它建設系統不同的建設方式。住在這種自助式住房中的個人和家庭必須通過自財政、自勞動和自管理等等參與住房建設過程，這可能是完全自發的、也可以由機構組織發起的。自助安置理論其核心是期望通過解決城市低收入移民階層最基本住房問題來達到在城市安置他們的目的[11～19]。在發展中的拉丁美洲等地區城市化過程中，農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移民首先面對的是最基本的居住問題；其次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難于就業而普遍收入低，更進一步加重了移民安置問題。完全自發的城市“擅自占住”因而成為必然，并嚴重影響城市發展。有組織的自助安置期望通過移民和機構的努力，在解決最基本的住房問題同時，通過提高文化和社會意識，最終在城市安置[10]。
在中國，目前對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和流動人口安置，理論上主要有兩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通過建立國家和地方的宏觀調控體系，使流動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動[20,21]。這是一個調控過程沒有到達安置的層次；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80年代以后，中小城鎮的發展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發揮了重要的“截流”作用[22]，改革開放15年以來小城鎮累計吸收了3000多萬的勞動力就業[23]。這是宏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問題解決方式；McGee的Desakota模式描述了在較發達的核心區域以自下而上為主的城市化過程[24]。由于非農經濟的迅速發展，這些區域不僅吸收了本地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內地民工[25～28]。這是中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問題解決方式；在這里，試圖構建一種微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方式，主要以外來低收入移民自我依賴為主的安置方式。
3.2交叉分析
對城市外來人口基本特征與現狀居住類型作交叉分析，結果表明：
(1)在現狀三種主要的居住類型中，住出租屋的和住單位集體宿舍的文化程度略高、滯留時間略長，一般主要從事第三產業但住集體宿舍的有更多從事第二產業；擅自占住者以來自湖南和四川的為多，住出租屋的主要來自湖南、廣東、江西和四川，其他來源分散；雖然多數來源于農村地區，但住出租屋和住集體宿舍的有更多來自城鎮甚至城市地區。
(2)在外來人口中，文化程度越低的現狀主要采取方式B和A，初高中及大專以上主要采取E、F和G；滯留時間越短的（1年以下）主要采取B和A，滯留時間較長的（1～3年）主要采取F，滯留時間更長的主要采取E和G；從事第一產業的主要采取G，從事第二產業的以E比例最高，而從事第三產業的則以F和G比例較高；目前儲蓄水平越低的（1萬元以下）主要只能A寄（借）住，儲蓄水平相對較高的主要采取G、F和E；來自湖南、廣西和貴州等省的以B和A比例最高，來自距離較遠的四川、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的則以E、F和G比例最高，而來自距離更近的廣東其他地區的主要是F和G、或者可能是依靠近親采取A寄（借）住。
顯然，A寄（借）住、B擅自占住和C住旅館招待所更接近暫時性短期安置行為，而D住出租屋和E住單位集體宿舍屬過渡性安置行為，F自己購買房屋和G自建房屋則表達較長期的遷移安置傾向。
3.3解決移民安置問題的一個基本框架
目前采取D住出租屋、E住單位集體宿舍、F住自己購買的房屋和G住自建房屋等居住類型的外來人口可能導向自助安置，以下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
(1)首先要開展自助安置試驗。有兩種結果：其一是導向移民永久城市安置，其二可能因為移民收入積累、家庭牽制和城市適應等問題失敗返回來源地城鎮安置或農村；(2)自助試驗主要有個人和機構兩種啟動方式。由于外來移民收入兩極分化，一些可在一定政策條件下購房安置，一些開展個人自助建房安置；機構自助的發動者可以是企業、地方和社會組織，國內的或國外的；機構自助是解決問題的主體。(3)在空間層面上，合適的自助安置試驗應從發達地區的城市（鎮）和大城市的中間及圈層開始。在試驗過程中，無論是儲蓄收入、文化素質還是城市適應性，移民通過自身積累都會得到提高，其結果：一部分外來移民融入當地城市（鎮），一部分可能由于收入提高以購房安置形式進入大城市，一部分可能由于適應問題回返來源地城鎮安置，當然仍有部分返回農村。
適合自助安置的城市外來人口基本特征如下：年齡在19～29歲或以上，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至少具有初高中或大專以上），目前在該地區已滯留一個較長的時間如1～3年或以上，有一定的儲蓄水平（或者接受家庭援助的可能性）如有1～3萬元以上，來自距離最近的地區和反而來自距離相對較遠的省份的外來人口。
3.4住房發展與自助教育
在中國社會經濟條件下，如果政府給予政策上的支持，自助住房生產計劃將是可行的。但同時要使自助超出單純的自助住房生產，關鍵是在自助住房發展計劃中開展自助教育。
通過教育和培訓，不僅希望為成員提供住房和服務設施，而且在于促進一個民主的自管理的整合的城市社會的形成。一般自助教育和自助住房建設如影相隨同時進行（表2）：
表2一般的自助教育－住房發展時間表
附圖
a-A介紹自助合作的規則、組織和功能，介紹機構和自助組織法，討論成員地位和職責；b-B了解住房規劃設計、財政和資助、建設和建筑、組織和管理，討論并參與規劃設計；c-C小規模住房建設的方法、設備和工具使用、建筑技術和合作技巧的理論與實踐培訓；d-D住房擴張、環境和住房維護、住房資源利用的技術培訓，參與成員管理會議；e-貸款償還、會計知識培訓，溝通技巧和職業培訓，社會責任教育等等。
通過自助和自助教育，首先可以解決最基本的住房問題，其次學習與建筑相關的技術知識，提高資金運用和相關的組織管理能力；表達自己的動機期望，認識個人
權利和社會責任，形成一定的社會意識并激發個人潛能；增加與社會的聯系，提高移民對城市生活的適應能力。自助住房建設的過程因此成為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過程，自助住房生產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外來移民安置模式。
4外來移民安置與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4.1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內涵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指發生在農村地域，由基層社區政府發動和農民自主推動的、以農村人口在農村內就地轉移，建立小城鎮為中心的城市化過程[6]。
如果在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另一種形式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將會出現，與以上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理解不同的是：在地域上，城市化發生發展的地域在城市而非農村；城市化人口來源非來自農村的就地轉移而是異地轉移。但理解大致相同的是：城市化發動的主體來自“下”，即城市化發展投資主體主要來自地方社區和農民群體及個人，以自有和自籌資金為主。
4.2外來移民安置對農村和城市發展的影響
4.2.1外來移民安置與城鄉經濟發展
在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試圖建立一種促進農村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機制：在國家鼓勵自助安置的政策和減少農村土地對外來人口的牽制作用下，通過自助提高外來人口的城市適應能力，實現勞動力的空間異地轉化，農村規模經營和規模經濟發展。外來人口在城市就業將大大促進城市非正式經濟發展。由于開發性移民安置中自助教育的作用，外來移民的文化和社會意識及移民素質等都會得到提高，移民在就業中逐步從就業于非正式經濟部門轉向就業于正式經濟部門的可能性，顯然要大于沒有實施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以前，從這個角度看則長期有利于城市正式經濟的發展。
4.2.2外來移民安置與城市空間的有序評價
在開發性移民自助安置中，人口集中和產業集聚是在同一地點同時發生的，這將意味著實質性的城市空間擴張。如果空間位置選擇得當、組織合理、整個開發過程在非完全商業化的前提下來進行，將實現城市空間的有序發展。由于在自助過程中鼓勵自助組內密切的家庭聯系和住房合作建設的開展，通過自助教育提高移民的質素加強移民與社會的聯系，等等，將使所形成的安置“空間連接度”[29]提高，如果通過諸如自助教育、自助規劃和計劃、政府和操作者的作用等組織過程，對內部連接度已較高的住房活動［D=D（資金、土地、設施等）］、產業活動［I=I（非正式的、正式的）］和衍生活動［S=S（教育文化、社會意識等）等按不同的功能屬性和類型結構進行組織，將實現空間的有序發展，形成等級的移民安置空間（圖1）。
附圖
圖1對自助安置模式空間有序發展的認識
Fig.1Knowledgefororderlyspacedevelopmentofself-helpsettlement
4.2.3移民安置與城市社會空間整合
由于在開發性移民自助安置中，鼓勵團結的自助來進行住房建設和相應的活動，可以預見地緣、血緣、人緣和業緣關系將再次成為移民在自助中的聯系紐帶，移民文化將在異地得到發展。自助安置必須充分考慮與移民文化相關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引導不當，在自助中發展的移民文化現象將對城市社會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在自助教育下發展的移民文化與在自發的地緣、血緣、人緣和業緣關系基礎上發展的移民文化相比，將可能發生一些質的變化：自助教育使移民無論在與職業、收入相關的經濟層面上，還是在觀念、城市文化認同和心理的歸屬感等文化層面上，其城市適應性將得到大大增強。結果將首先使外來移民在“精神”上實現城市化，其次，移民在文化和社會意識上的質的變化，將最終促進移民與城市的整合，由社會隔膜和社會分割所引起的社會沖突和相應的社會問題將大大緩和。
4.3移民安置與城市化發展
在國家相關政策作用下，經過內外力的交互作用，城市外來移民為發動的主體。資金來源于國際援助、國家長期貸款，并以自助機構獲得的信用貸款和自財政為主要的資金來源。在自助住房建設中同時必須開展自助教育和培訓，從而使自助模式超出一般的住房建設成為一種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三種有利于城市化發展的結果出現（圖2）：
附圖
圖2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與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Fig.2Below-updevelopingmigrantssettlementandbelow-upurbanization
其一，在相應的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配合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將通過自助住房建設脫離農村、居住城市，在發達地區的村鎮、城鎮和城市三個層面實現勞動力空間轉化；其二，城鄉社會經濟發展互動反饋。城市非正式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在城市地域通過人口集中和產業集聚使城市空間擴張，另一方面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經濟的發展將改變城市的經濟結構；其三，在自助教育過程中，移民城市適應性增強、觀眾轉變、文化和社會意識提高，在“精神”上成為城市化的人。城市空間擴張、經濟結構轉化和移民精神城市化構成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收稿日期：2001-04-28；修訂日期：20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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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居民儲蓄率；劉易斯拐點；VAR模型；脈沖相應分析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6（9）-0026-06
一、選題背景及研究意義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20世紀70年代至今我國國民儲蓄率一直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儲蓄率仍處于上升趨勢。2005年全球平均儲蓄率為19.7%，我國儲蓄率則高達51%。2014年12月，我國居民儲蓄達到了49.9萬億元，人均儲蓄超過3.5萬元，為全球儲蓄金額最多的國家。
同時，我國在2000年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和勞動人口與老齡人口的贍養比分別達到7%和10：1，已進入老齡社會；2013年底我國老年人口已達到2.02億，老齡化水平達到14.8%，據預測，約在2025年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和勞動人口與老齡人口的贍養比將分別達到14%和5：1，進入深度老齡社會；約在2040年將分別達到21%和2：1，進入超級老齡社會。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優勢，源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和人口結構變化特有的人口紅利帶來的高儲蓄，以及高儲蓄支撐下的高投資造就的經濟高增長奇跡，形成了中國特有的“三高優勢”。中國經濟增長的優勢并未消失，中國經濟仍有較快增長的潛力。一是體制紅利仍有潛力可挖掘，二是人口紅利仍有從總量轉向結構和質量的空間，三是中國經濟的市場潛力巨大，四是目前還有相當部分的儲蓄資源在閑置或低效使用的狀態。
因此，我國的人口數量紅利可能已經結束，已經出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結構的變化將通過勞動力供應、儲蓄和技術進步三條渠道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研究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的影響，可以盡早掌握儲蓄變化趨勢及可能的影響，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依據。
本文在對劉易斯拐點和影響居民儲蓄率的因素分析基礎上，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因素進行綜述，在經濟增長速度、人口年齡結構、宏觀經濟制度（養老保險制度）等影響因素基礎上，結合劉易斯拐點理論，加入人口紅利（農業從業人員數量大）因素，進行定量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及理論依據
（一）關于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
1.劉易斯拐點概念的提出
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在題為《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余變槎倘保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1972年，劉易斯又發表了題為《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當二元經濟發展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第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在“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二元經濟發展到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第二階段后，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剩余進一步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足以超過人口的增長，該部門的工資最終將會上升。
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余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第二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二拐點”開始到來。關于我國劉易斯拐點的界定，據蔡P（2007）估計，我國大約在2009年達到“第一個劉易斯拐點”，在2015年達到“第二個劉易斯拐點”，日本學者田島俊雄（2008）同意蔡P的“第一拐點”的判斷，但其估計2013年左右達到“第二個劉易斯拐點”。
2.人口紅利
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由于年輕人口數量增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廉價勞動力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這一點，在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中也表現得較為明顯。而“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之間似乎有一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
3.人口紅利與儲蓄
人口結構影響儲蓄率是人口轉變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渠道，撫養負擔低的人口結構通過提高儲蓄率來促進經濟增長。高路易（2005）用固定資產形成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計算得出，改革開放24年，我國人口紅利期的儲蓄率始終在30%以上。王德文等（2004）采用列夫模型進行研究，得出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上升將減少儲蓄率，且結果均較顯著。
（二）我國高儲蓄率成因
目前對我國高儲蓄率成因分析，除了從高經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外，學者們也從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齡結構、預防性儲蓄動機和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進行了分析。
經濟增長速度。汪偉（2008）考慮到我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環境，利用1952-2006年省級動態面板樣本數據，通過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了經濟增長率、投資率和儲蓄率之間的動態相關性。結果顯示：經濟增長率對儲蓄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反向因果關系不成立。
目前對我國高儲蓄率成因分析，除了從高經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外，學者們也從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齡結構、預防性儲蓄動機和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進行了分析。
人均收入因素。殷興由、孫景德和張超群（2007）對1978年以來我國居民高儲蓄率成因進行研究時，采用了寧波市400戶家庭數據，在分析出居民不斷上升主要原因的基礎上，給出了量化比例。結果顯示：不確定因子、制度因子與收入因子中，收入因子是影響居民總儲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動力。杭斌、郭香俊（2009）認為，收入不確定性是我國城鎮居民高儲蓄率現象的主要推動力。
收入分配因素。有些學者從我國總儲蓄結構特征出發，運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資金流量表進行分析。李揚、殷劍峰（2007），翁媛媛、饒文軍、高汝熹（2010），徐忠、張雪春、丁志杰、唐天（2010）等通過建立計量模型對儲蓄率變化的原因分部門做了實證檢驗。一致認為，造成我國高儲蓄率的兩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儲蓄的不斷增加。汪偉、郭興強（2011）認為，目標性儲蓄可能是連接儲蓄率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一個重要理論渠道，收入不平等和居民的目標性儲蓄可能是造成我國居民高儲蓄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年齡結構。袁志剛、宋錚（2000）分析表明，人口老齡化會激勵居民增加儲蓄，我國居民高儲蓄率的一個主要推動力可能是人口老齡化。鄭長德（2007），鐘水映、李魁（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論，運用我國省級動態面板數據，對各地區人口轉變及撫養負擔變化對儲蓄率的影響進行了估計，結果均認為少兒撫養比下降會導致居民儲蓄率的上升。
宏觀經濟政策。何立進、封進、佐藤宏（2008）采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城鎮住戶調查數據，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對居民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養老金財富變化的外生性，可以作為財政因素來分析其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研究認為，養老金財富對于家庭儲蓄率存在不同的替代性，但不同的家庭替代效應有明顯差異。
以上研究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因素，大部分都是從單方面進行分析的，很少考慮綜合因素，本文將在綜合以上影響因素的基礎上，結合劉易斯拐點理論，加入勞動力變化因素，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人口撫養比上升會導致居民儲蓄率上升。
假設二：農村勞動力比重減少將導致儲蓄率上升。
三、人口結構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定義及來源
對于影響居民儲蓄率的因素，本文結合以前研究以及數據的可得性，考慮了經濟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人口撫養比、農業就業人口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視為宏觀經濟因素，用GDP表示；養老保險人口比重視為宏觀經濟政策因素，用EI表示；撫養比視為人口年齡結構因素，用TR表示；農業就業人口比重視為勞動力結構變化（人口紅利）因素，用RP表示；儲蓄率用RS表示。數據均為年度數據，考慮到養老保險制度從1989年才開始，故樣本數據區間為1989年到2014年共26個樣本。居民儲蓄率、撫養比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農業就業人口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來源于“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二）模型的構建
理論和學者的研究均表明，人口結構變化會對居民儲蓄率產生影響。這可以初步判斷人口結構與居民儲蓄率之間可能存在相關關系，但不能確定兩者是否存在明確的關系，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程度如何。因此，建立以下計量模型進一步研究：
RS=C0+C1*GDP+C2*EI+C3*TR+C4*RP+et
其中，C0為常數項，et為隨機誤差項。
在建立上述模型的基礎上，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是由Smis在1980年提出來的，目前各內部變量的沖擊主要是采用VAR模型）分析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沖擊影響，模型具體方法不再贅述。
（三）數據的檢驗及模型的建立
1.數據平穩性檢驗
本文以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在時間序列關系檢驗前，先要確定時序是否平穩。首先對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來判斷序列的平穩性，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檢驗時間序列是否平穩，檢驗過程中采用SIC準則確定滯后項，結果見表1。其中，D表示變量的差分，ADF檢測類別為（c，t，f），依次表示截距項、趨勢項和滯后項。通過SCI準則為序列選取合理的滯后階數進行單位根檢驗，可選用不帶任何項、截距項和趨勢項的方式進行選擇。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RS、GDP、RP、TR和EI都是不平穩的，RS、和GDP經過一階差分后是平穩的，RP、TR和EI經過二階差分后是平穩的。根據檢驗結果，數據不是同階單整的，需要進行協整檢驗，檢驗顯示可以建立RS、GDP、D（RP）、D（TR）、D（EI）的VAR模型。
2.VAR模型的建立及檢驗
通過平穩性檢驗，滿足建VAR模型的必要條件。首先，需要確定滯后階數，考慮到模型的解釋能力和保證模型的解釋能力，根據SIC準則，將VAR模型的滯后階數選擇為2階。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的結果看，RS方程擬合優度較好，R-squared達到了0.933651，說明VAR模型估計效果較好。
為了更好的分析人口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以及影響的貢獻度，需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進行分析，這需要檢驗VAR模型的穩定性，圖1表明VAR（2）模型的所有逆根都在單位內，說明VAR（2）模型是穩定的。
（四）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和檢驗可以得出本文構建的VAR模型是一個穩定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在此基礎上可以使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模型中的變量居民儲蓄率在受到其他變量殘差沖擊時的短期反應。脈沖響應結果見圖2。
通過圖2，我們可以看出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沖擊效果。從圖2的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結果看，當經濟增長率GDP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會產生一個負向的反應，然后在第3期產生正向反應并在第4期達到最大后一直波動，到第12期基本產生負向影響并在第19期趨于穩定，說明經濟增長率在中長期的影響還存在。當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波動EI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會產生一個正向沖擊，到第10期轉向負向影響并趨于平衡，說明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波動DEI產生的影響主要是短期的。撫養比TR產生一個正向沖擊后，在前8期為正向沖擊，轉為負向并在20期趨近于0，說明撫養比TR對儲蓄率的沖擊是短期的。農業從業人口比重波動DRP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由負向到正向沖擊波動，并在負向沖擊逐漸平穩，但中長期影響較小。
（五）方差分解
榱爍好的分析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程度，并區分影響居民儲蓄率的短期、長期決定因素，本文在VAR（2）模型的基礎上，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解出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的波動對居民儲蓄率變化的貢獻度，方差分析結果見圖3。
從表3可以看出，居民儲蓄率的變化主要受自身、宏觀經濟和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自身影響在前3期仍然比較大，為58.1%，這說明居民儲蓄率有慣性特征。同時，經濟增長率對居儲蓄率的影響一直很明顯，并隨著時間逐步增加，這說明居民儲蓄率受經濟增長率明顯，并且隨著時間推移會增加。養老保險人口比重雖然對儲蓄率也有影響，但比重一直很小。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在第7期增大到最大后，貢獻度在下降，這也說明了撫養比的影響是短期的。農村人口比重在初期對儲蓄率的影響貢獻度很小，但也有逐步增加的趨勢，這說明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將長期影響儲蓄率。
四、結果及建議
（一）經濟增長對儲蓄率的影響是明顯的
從理論分析看，經濟增長會增加財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儲蓄，這與我們在VAR模型基礎上的脈沖響應分析一致。實證分析表明，在短期內，人均GDP增長率與居民儲蓄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長期的關系是負相關，而且影響關系是長期的。這與以前研究結果有所不同，這可能與我國經濟增長長期以來是投資帶動，但部分投資是無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儲蓄資源。
（二）宏觀經濟因素和人口年齡結構因素的影響是短期的
從分析結果看，養老保險的人口比重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在短期都是正向的，但有所不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明顯要比養老保險的人口比重的影響大，這也是符合我國社會現實的，我國傳統文化的“養兒防老”的觀念根深蒂固，反而對社會養老不是很重視。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正向的，也與以前研究成果不一致，主要是因為居民在少兒撫養的觀念改變，更注重教育投資，這需要進行儲蓄，少兒撫養比在總撫養比例較大，從而出現在短期內對儲蓄率的影響是正向的。
（三）農業勞動人口比重變化對儲蓄率變動的沖擊不容忽視
根據劉易斯拐點理論，勞動力剩余到勞動力短缺會導致工資上升。而我國農業從業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隨著我國勞動人口結構的變化，已經出現了部分地區和部門勞動力短缺，工資出現上漲。這與我們研究的農業人口比重對儲蓄率變動的影響是負向的沖擊基本一致，說明我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導致工資上漲，從而引起儲蓄率上升。
鑒于此，提出以下建議。一是要保持經濟的合理增長速度。經濟增長與儲蓄率的關系是相互的。高儲蓄率伴隨著高投資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貢獻巨大，而經濟的快速增長也推動了儲蓄率的上升。在短期內，我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很難改變，于此同時儲蓄率上升也是必然的，要形成兩者的良性互動，經濟增長需要保持一個合理的速度，新常態下7%的增長率是合理的。二是通過新型城鎮化促進農業人口的轉移。我國新增就業人口減少的大趨勢不可避免，于此同時，農業從業人口比重過高還將存在，這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產生較大影響，需要通過產業升級、加快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等行業來吸納大量農業就業人口的轉移。新型城鎮化將是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應加快新型城鎮發展，促進產業升級和人口市民化。三是拓展投資渠道，促進儲蓄分流。較高的儲蓄率導致高投資率，影響消費；同時也導致我國銀行等間接融資比例過高，金融風險集中到銀行體系。因此，應通過金融市場、貨幣市場等多渠道創新，分流高儲蓄，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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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hang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the
Residents Savings Rate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wis Turning Point
Research Group
小城鎮問題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主要的研究成果是通過發展小城鎮，用“離土不離鄉”的方式解決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問題。然而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民工潮”的出現，“離土不離鄉”的局限顯得突出。近年來政府對城鎮化日益重視，希望通過在小城鎮實施戶籍制度改革，促進中國的城鎮化。
要了解小城鎮對周圍農村發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鎮的人口容量，就必須研究小城鎮的人口問題。也只有對小城鎮的人口問題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對小城鎮的戶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認識。
一、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進程回顧
農村改革后大量的農民進城謀生。因此1984年國務院發出《國務院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縣城以下的集鎮入戶居住，發給《自理口糧戶口簿》。這是對50年代以來戶口管理體制的一個重大突破。自理口糧對農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國自理口糧人口428萬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萬人[1]，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鎮的經濟缺乏活力。以1993年為例，在自理口糧就業人口中，從事工業的占26.7%、商業的占23.2%、服務業的占17.7%、建筑業的占10.7%、交通運輸業的占6.1%、其他的占15.6%，從這個結構可以看出為小城鎮自身經濟服務的就業人口占半數以上。讓農民自理口糧到城鎮，而小城鎮給農民的機會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臺的《關于實行當地有效城鎮居民戶口制度的通知》，決定實行當地有效城鎮戶口制度，范圍是小城鎮、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等，對象是外商親屬、投資者、被征地的農民。在這一基礎上，1992年山東省政府出臺了“山東省地方城鎮戶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藍印戶口”這種更加機動的戶籍政策。藍印戶口是一種介于正式戶口與暫住戶口之間的戶籍，因使用的印章為藍色而得名。擁有藍印戶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戶口的利益，但是要經過若干年后才能夠轉變為正式戶口。最早采用藍印戶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鎮也實行藍印戶口。藍印戶口的條件和價值與城鎮的地位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城鎮地位越高，得到藍印戶口的條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國近400個小城鎮進行戶籍改革試點。從1998年開始，各地逐步開放小城鎮戶籍。在這方面，中西部地區開放的步伐邁得比較大。例如1998年貴州省在10個小城鎮進行試點，在貴州省公安廳的《小城鎮戶籍改革試點方案》中規定，在小城鎮中有合法穩定的非農職業或者穩定的生活來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滿兩年，就可以辦理小城鎮的常住戶口，并且不允許收取城鎮增容費。
2000年中央和國務院出臺了《關于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規定對縣級市市區及以下的城鎮，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的農民，均可根據本人意愿轉為城鎮戶口。在這一政策的推動下，各地對小城鎮戶籍的開放速度也相應加速。2001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對小城鎮的戶籍改革進一步放寬，至此絕大多數小城鎮的戶籍基本上對農民開放了。
在開放小城鎮戶籍這場改革中，對開放戶籍促進城鎮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實從1997年開始小城鎮的戶籍試點改革到現在，小城鎮對農民的吸引力并沒有明顯的增強，沒有出現大量農民遷入小城鎮的情況。例如1999年在安徽渦陽縣竟然要把城鎮戶籍以每個600元的價格攤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鎮的戶籍開放后，對農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試點小城鎮竟然沒有一個人申報[3]。為什么小城鎮的戶籍改革沒有引起大的反響，這從小城鎮人口狀況可以得到有益的啟示。
二、小城鎮人口狀況
關于小城鎮的人口統計比較混亂，不同的資料來源有出入。資料不一致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統計口徑問題，按照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一個鎮人口的身份至少有兩種類型，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在一些鎮中則可能還有“自理口糧人口”、“藍印戶口”、“地方城鎮戶口”等等。按照戶口所在地又可以劃分成本地人和外來人口，而外來人口中又可以劃分為辦理了暫住手續與沒有辦理的兩類。按行政區劃來劃分鎮人口，時常會產生誤導。因為大多數小城鎮的管轄范圍都比較大，包含了大量的農村，容易夸大小城鎮的人口規模。目前小城鎮的范圍界定也有待完善，因為在一些地方，隨著小城鎮的發展、城鎮人口規模的擴大、農村工業的發展，鎮與周邊農村在地理上已經連成一片，如果用原來的行政區域來計算小城鎮的人口規模則容易縮小其實際的人口數量。鑒于上述情況，在本文中對小城鎮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種概況性的介紹。
表1與表2是來自不同資料的全國性小城鎮人口資料，表1是歷史性的回顧，表2是時間剖面的狀況。表2的資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個鎮的數據，占當年全部城鎮數量的10%。如果比較兩張表的數據，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在平均人口規模上有比較大的差異，而在平均非農業人口規模上的差異比較小，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是統計范圍的不同，前者是用鎮行政區劃統計，因此規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區，因此規模偏小。由于農業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鎮的建成區外，用行政區與建成區不同口徑統計導致的差距比較大。又因為非農業人口主要集中在鎮的建成區內，所以用行政區與建成區不同口徑統計導致的差距相對比較小。上述的兩個資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區統計的資料更加符合實際情況。
表1部分年份小城鎮基本情況
附圖
資料來源：[1]《中國統計年鑒》（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出版社.
[2]《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0年），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3]《中國人口年鑒》(198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根據表2中的數據，從60年代初期開始到改革開放前的20年間，全國小城鎮在數量和人口規模上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改革開放以后，小城鎮的數量從1980年不足3000增長到1999年接近2萬個，平均每年增長率為10.5%；人口規模從5693萬增加到37637萬，平均每年增長率也為10.5%。雖然近年來小城鎮有較大的發展，但是分析一下卻可以看出小城鎮發展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作為小城鎮主體的非農業人口，從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長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長因素，小城鎮的非農業人口遷移增長率實際上是很低的。第二個是在1980年平均每個小城鎮有1.5萬的非農業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個小城鎮的非農業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鎮非農業人口規模的縮小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規模大的小城鎮發展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鎮的人口規模小，三是因為戶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鎮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農業人口”沒有被承認是非農業人口。
表2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人口情況人／個
地帶平均人口平均非農業人口平均勞動力人數平均企業人員數
東部5842241531551516
中部511923782489857
西部331214601676505
全國5009216926121077
說明：①共17260個鎮資料，根據這些鎮的資料計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鎮區的人口。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前幾年大量的縣城轉變為城市，導致剩下的小城鎮人口規模普遍不大，全國大約70%的小城鎮的人口規模不到5000人，非農業人口規模不到2000人。小城鎮人口規模超過2萬，或非農業人口規模超過1萬的小城鎮，占全部城鎮的比重在3%左右。從空間的角度看，小城鎮的人口規模以東部地帶為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例如東部地帶小城鎮平均人口規模比西部高76.4%，東部地帶小城鎮平均非農業人口規模比西部高65.4%。根據17260個鎮的資料，在人口規模最小的2000個鎮中，約50%在西部地區。
表3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人口規模分布%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表4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非農業人口規模分布%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由于大部分小城鎮人口規模小，只要增加幾千人就可以讓不少城鎮人口倍增，由此帶來生活環境惡化，就業機會減少等問題，因此短期內大多數小城鎮人口增長的空間不大。
三、小城鎮人口中實際非農業人口估算
在前面談到小城鎮發展過程中，大量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業人口”得不到承認為合法的非農業身份，這部分人在目前的城鎮人口中占相當大的一部分。同時在部分小城鎮中存在大量的外來勞動力，在有資料的城鎮中，有1226個鎮的企業中的就業人數超過有當地戶籍的勞動力人數，表明大量外來人口存在。這種情況以東部居多，數量最多的分別是廣東、江蘇和重慶。如果大量實際從事非農業工作者的身份得到確認，對城鎮戶籍管理有益，這些城鎮將是戶籍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表5企業人數超過鎮勞動力總數的城鎮分布
地區數量（個）比重(%)
東部65053.0
其中：江蘇14311.7
廣東14812.1
中部27022.0
西部30625.0
其中：重慶13511.0
全國1226100.0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到底小城鎮中有多少人口應該屬于非農業人口，這是無法準確回答的問題，因為在小城鎮中，有些家庭內部的成員可以分別從事農業與非農業工作，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同時兼職農業與非農業。不過還是可以對目前小城鎮中實際非農業人口規模作一大略估計，下面是估計的公式：
期望城鎮非農業人口＝1.8×（企業人員數＋勞動力人數×0.1）
這一公式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按目前中國城鎮的實際情況，每個非農業勞動力供養1.8人（包括勞動力本人在內）；第二，在一個鎮內部的勞動力中至少有10%的人是從事行政管理、文教衛生、商業和服務業，應該說10%這一比重可能偏低。用這一公式計算出的城鎮非農業人口規模，本文稱為期望城鎮非農業人口。表6是根據公式計算的結果，從中可知全國小城鎮中，實際屬于非農業的人口要比統計數多50%左右，其中東部地區大約多70%，中西部則在30%左右。要強調的是這些期望可在小城鎮增加的非農業人口中，70%以上在東部地區。
從期望可增加的小城鎮非農業人口數量上看，除了局部地區之外，小城鎮非農業人口的增長并非是無限的，它受到小城鎮就業條件的限制。除了少數以交通、旅游、集市貿易為主要產業的小城鎮之外，大部分小城鎮人口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企業發展的制約，只要沒有一定數量和規模的企業存在，讓小城鎮人口大發展是空中樓閣。根據表2中的數據，全國平均每個小城鎮只有大約1000人的企業員工。東部地區多些，平均有1500人左右，西部平均只有500人上下。而從表7的數據中可知，全國接近40%的小城鎮中，企業員工數量不足250人，在西部地區這一比重是接近60%。從企業情況看，目前大部分小城鎮容納大量人口就業的前景并不樂觀。
表6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非農業人口增長潛力萬人，%
地帶實際非農業人口期望可增加期望可增加非
非農業人口①農業人口比重②
東部1935130967.6
中部118933428.9
西部62017728.5
全國3744182048.6
注：①期望可增加非農業人口＝A類城鎮的期望非農業人口-A類城鎮的實際非農業人口
A類城鎮指的是：期望非農業人口＞實際非農業人口的小城鎮
B類城鎮指的是：期望非農業人口＜實際非農業人口的小城鎮
②期望可增加非農業人口比重＝期望可增加非農業人口／實際非農業人口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表7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企業員工人數規模分布%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從期望城鎮非農業人口和小城鎮企業規模的分析中可以得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讓一些實際上已經在小城鎮工作的人得到戶籍，但是靠這類人口來增加小城鎮人口的作法在東部地區可以比較有效，在中西部地區的效果不大
四、關于小城鎮人口與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的幾點討論
在對小城鎮人口狀況有一定了解的基礎上，可以從人口的角度對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作一點討論。
首先，小城鎮的人口規模普遍太小，對大多數服務行業來說，根本達不到許多服務業所能生存的“門檻人口”。在這些城鎮中，要依靠企業中就業人口的大量增加，拉動服務業人口的增加才可能發展。其實從“自理口糧”人口對小城鎮發展起的作用有限這一事實，也可以看到開放小城鎮戶籍對大部分小城鎮的發展幫助有限。
其次，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口的流動主要是受到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從目前小城鎮的人口狀況看，大多數小城鎮的勞動力市場潛力有限。大部分企業規模小，容納勞動力的能力極有限。根據《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數據計算，在小城鎮中平均每個企業的規模12人，其中東部地區平均16人，中部地區平均9人，西部地區平均7人，可以說相當部分企業是處于小作坊的水平。沒有就業機會，白給農民一個小城鎮戶籍對農民沒有實質意義。
第三，目前戶籍制度改革并不限于小城鎮，大多數小城市的戶籍已經相當開放，甚至于石家莊這樣大城市的戶籍也基本上開放，與小城鎮相比，城市的吸引力遠大得多，而且對石家莊這樣的城市來說，戶籍開放后也沒有出現大量人口涌入的局面。因此只要小城鎮的就業機會無法超過城市，那么小城鎮的戶籍吸引力就有限。
第四，小城鎮戶籍改革的實質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根據目前小城鎮人口現狀，小城鎮戶籍改革的實質是承認大批在小城鎮工作、生活的人口，他們的身份已經不是農民，其目的應該是方便人口管理。如果把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定位在促進農村城鎮化上，從前面的分析看，很可能要失望的。
第五，小城鎮戶籍改革的效果存在地區差距。在東部地區小城鎮的發展水平比較高，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特大城市的郊區，戶籍改革對小城鎮規模的發展會有相當大的促進作用。相反在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簡單通過開放小城鎮戶籍，甚至是開放城市戶籍，對城鎮化的促進作用依然有限。
收稿日期：2002-1-21；修訂日期：2002-4-3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分縣市人口統計資料（1990年度與1993年度）.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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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世界各國相繼步入全球化、信息化時代，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給西方各國帶來了政府機構臃腫膨脹、官僚主義現象嚴重、管理成本無限增長、行政效率越發低下等諸多問題，導致了嚴重的政府財政危機和政府信任赤字。"80年代以來，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掀起了政府再造的浪潮。新形勢下，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將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作為行政改革的方向和任務，十七大進—步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這要求我們構造出適應、能驅動社會發展的行政管理體制。
一、我國行政體制改革回顧
行政管理體制是行政組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結合，參考一些學者的定義，本文這樣定義：行政管理體制是指國家行政機關為推行其政務所建立的組織結構體系、權責體系、運行機制、法規制度及其相互關系的總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分別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進行了五次較大規模的政府機構改革，并取得了顯著成績：1.機構改革取得良好成效，機構龐大、人員臃腫的現象得到有效緩解；2.公務員制度基本建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積極推進；3.政務公開的推行，使行政管理活動逐步走向公開化、法制化;4.行政法制建設取得很大成績。
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政出多門的現象依然存在；行政審批過多、不規范的問題比較突出；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這些問題日益成為影響經濟和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因此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持續和深化勢在必行。
二、行政體制改革存在問題
(一)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
1.政府與市場關系不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與市場是最基本的手段，市場起著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但又必須通過政府宏觀調控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當前存在主要問題是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直接從事或干預微觀經濟活動，使得企業和個人依附于政府，缺乏獨立性、自主性和創新動力，現代企業制度難以真正建立。
2.政事不分。政府與事業單位之間職能劃分模糊，政府機關通過多種途徑和手段來控制事業單位，包攬本應由事業單位行使的權力、承擔的職能；事業單位承擔了本屬于政府機關行使的行政執法、監督管理等職能。政事組織不分，政府機構與事業單位之間沒有清楚的組織界限，事業單按照干部管理模式管理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事業單位領導由政府主管部門委任，事業單位組織依照行政機關的方式運行。政事產權不分，政府是事業單位的出資人，事業單位經費來源高度依賴政府財政。
3.政社關系不暢。一是鄉鎮基層政府與村民組織的關系不融洽，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不能做到"還權于民”讓村民自主解決自身的問題，由引導、指導變成了直接管理，抑制農民的積極性。二是城鎮基層政府與社區居民自治組織的關系不是很順。基層政府對于發展非政府公共組織的作用不是很重視，政策扶持也不到位，習慣于政府直接從事社會服務或公益性事務。最后是財政預算普遍缺乏公共社會服務預算以及激勵慈善事業的稅收政策。對非政府、非營利的社會服務團體，許多地方政府未能給予必要的資助或"購買服務"。
(二）行政權力配置不科學
首先，黨政不分的現象依然突出。在行政權力的實際運行過程中，黨委的領導意圖很可能包辦或代替政府行為。其次，行政機關上下級之間分權不明，職責不清。由于上下級政府之間在管理區域上是重疊的，隨著事情本身重要性的不同，許多屬于下級政府管理范圍內的事情被上級篡奪。再次，內部層次結構疊床架屋。"多頭管理、職責交叉、權責脫節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狀況依然存在[2]，"造成協調成本加大。最后，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權力過分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自主權’"這一矛盾如果處置不當，可能會引發中央統一的宏觀調控政策與地方利益的沖突，要么是中央的宏觀調控失效，要么就會挫傷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不管出現哪種情況，都會影響我國改革與發展的進程。"
(三）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國家財政壓力大
據統計，我國財政供養比例50年代為600：1,70年代為155：1，而現在卻為40：1。2000年，全國財政供養人口4290萬，按該年度黨政機關10043元的平均工資計算，一年的人頭費就達4300多億元，占當年財政收入13380億元的32%。在這樣的情況下，財政收入的相當一部分被用來供養人員，形成了"吃飯財政"。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只能用極小一部分財政來發展公共事業，造成公用基礎設備滿足不了人民群眾的需求，這些問題嚴重地影響了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和效果。
三、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對策思路
(一)政府職能轉變
政府職能的轉變意味著首先要對政府職能重新進行定位，它應該以強化和擴大政府公共服務為核心，并把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作為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這是因為：一，民眾對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長在客觀上要求政府必須向公共服務方向轉變。二，政府擔任公共服務的角色是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財政支出應逐步向義務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等方向傾斜；擴大就業應該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職責；實現公共治理的公眾參與，穩妥地培育非政府公共組織，等等。這些都要求必須實現由傳統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
職能轉變的基本途徑是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和政社分開，建設有限政府。"將它們原來承擔的社會服務、社會保障和社會管理等職能剝離出來，使這些職能回歸社會和社區。〃職能轉變后的政府主要從事宏觀調控，把政府職能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方面。
(二）政府機構改革
政府作為制度創新的主體，影響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軌跡。因此機構改革的目標是朝著有限政府和法治政府的方向發展。因此政府機構改革必須要，建立剛性約束法律制度，實現機構編制法制化。1982年12月10日頒布的《國務院組織法》雖然有效，但內容過于簡單。現行政府機構和人員編制所遵循的三定方案(1998年）不具有法律約束力。雖然《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機構設置和編制管理條例》已經于2007年5月1日起施行，但措施顯得過于具有原則性，不易操作，編制立法必須盡快進行。沒有剛性的法規作為機構改革堅強有力的后盾，機構改革的成果就難以鞏固。二，嚴格執行財政制度。在政府財政的給付制度方面，對各級政府、部門預算進行嚴格的審核，嚴格按照編制規定進行財政撥付。三，加強人大的監督作用。防止人大及其常委會尚未對政府預算進行審議就已經執行，最后不得不予以追認的現象出現。
(三）行政權力結構的調整
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問題之-就是行政權力關系的重新調整。合理界定黨委與政府之間的分工，黨委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而不是行政領導，要把政府的權力還給政府。在中央與地方政府權力劃分上，要在堅持中央宏觀調控權力、維護中央權威的前提下，著重下放權力，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地方政府之間、部門之間要建立良好的協調溝通機制和合作之間，明確職能，界定責任。
(四)人事制度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