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08:58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貨幣制度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一、貨幣局制度的政策涵義及其困境
眾所周知，貨幣局制度有兩項基本原則：一是本國貨幣匯率釘住一種作為基準的外國貨幣，二是所發行的貨幣保證完全以外匯儲備作后盾。貨幣局制度的優勢主要在于相對穩定的匯率有助于穩定投資者的信心，保持國際貿易的穩定發展。另外，一些通脹嚴重的國家和地區則通過實行貨幣局制度來控制居高不下的惡性通脹，穩定幣值，恢復經濟。但與中央銀行制度相比，貨幣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貨幣發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準貨幣發行國制定，貨幣總量取決于收支平衡及銀行體系中的貨幣乘數。因此，在制定貨幣信貸政策方面，貨幣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銀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匯率來調整外來因素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如進口價格的上漲，資本流通的轉移等），而只能調整國內的一些實際經濟變量（如工資、商品價格等），從而造成經濟的波動。三是正統的貨幣局制度不會像傳統的中央銀行制度那樣，通過向政府和商業銀行借款發放貨幣，充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兌換法》把匯率固定為1比索兌換1美元，中央銀行用外匯、黃金和其他外國證券擔保每1比索的發行，保證兩種貨幣可自由兌換。因此，這是一種嚴格的貨幣局制度。《自由兌換法》的實施抑制了惡性通脹，穩定了阿根廷經濟，投資和貿易的持續增加實現了1991～1994年的經濟連續增長。阿根廷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從20世紀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紀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貨幣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來自內外兩個方面的挑戰，使阿根廷經濟陷入困境。
從外部看，國際環境的持續變化導致匯率高估。進入90年代，美國出現了戰后最長時期的經濟繁榮，受美國緊縮銀根的影響，美元不斷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1999年巴西金融動蕩的影響，阿根廷主要貿易伙伴國對美元的匯率都有較大幅度的上升（貶值），阿根廷比索對美元高估的情況日益嚴重，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但貨幣局制度不允許阿根廷通過調整匯率來改變國際收支狀況。
從內部看，由于國際收支逆差在貨幣局制度下對經濟產生的沖擊，需要通過對國內實質經濟變量的調整（如降低工資和物價等）來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內部調整的能力。
梅內姆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造成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業不斷增加，到1995年，勞動力中登記的“公開失業”率達到18.6%。由此可見，盡管經濟增長了，收入分配差距卻在不斷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國民總收入的28.2%，最窮的10%的人口只得到總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兩個指數已變成37.1%和1.6%。1974年約有7.7%的家庭處于“貧困”之列，1996年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結果是，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國內的需求由非工資的高收入階層所決定，因而生產活動越來越重視高收入階層的需求，造成“關鍵性增長部門”主要生產“奢侈品”，因此，物價非但沒有降低反而不斷上升。顯然，國內的結構調整并沒有造就一個富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和彈性的物價。換言之，當出現國際收支逆差時，阿根廷難以通過國內緊縮來實現收支平衡。
二、貨幣局制度與債務危機
事實上，在經過1991～1994年的經濟增長后，受墨西哥金融危機的影響，從1995年第2季度起，阿根廷經濟即出現了負增長。在貨幣局制度下，由于失去了貨幣政策手段，而新自由主義改革又使政府難以通過國內緊縮來實現收支平衡，所以，當經濟出現衰退和失業率上升時，財政政策就成為阿根廷政府的惟一選擇。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結果是赤字不斷上升，加之受外部沖擊的影響，比索幣值被高估，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因此，通過舉借外債彌補赤字成為必然的政策選擇。
而要取得國外資金的支持必須制定嚴格的財政制度，保證獲得國內財政的盈余來償還債務。為此，梅內姆政府采取了減少以前用于諸如教育、醫療和住房等的公共開支的專門基金，增加稅收，舉借新債，延期償還債務，進一步出賣國有資產等措施。事實上，從梅內姆政府上臺推行結構調整計劃到1993年年底，阿根廷政府獲得的私有化收入達150億美元。1995年連任后，梅內姆政府進一步出售國有資產以融通資金，如對幾個核電站和許多省一級國營企業（如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配電站等）實行私有化，阿根廷最大的幾家私人銀行也被外國銀行兼并和收購。通過私有化而獲得的大量財力使外債償還成為可能，幾家最有名的國際投資評估公司明顯地降低了阿根廷投資風險系數，其結果是恢復了投資者的信心，增加了對阿根廷的投資。阿根廷政府得以維持《自由兌換法》確定的比索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并在國際資本市場大量發行債券。從而在阿根廷形成了一種畸形的貨幣融通模式：通過私有化換取的資金維持貨幣局制度，通過維持貨幣局制度向國際社會舉借外債。這一模式會發生斷裂：當國有資產出售殆盡時，當積累的外債產生過高的風險時，將發生信用危機。
從1996年第2季度開始，阿根廷經濟恢復增長，但經濟恢復增長的背后卻是經濟結構的進一步惡化，經常項目赤字從1995年的24億美元擴大到1996年的40億美元，經濟逐漸滑入依靠發行債務拉動增長的軌道。更為嚴重的是，債務不斷積累也促使國內利率上升，貸款利率從1997年的9.24%上升到2000年的11.09%。一方面，融資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國內投資，尤其使中小企業大受影響；另一方面，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日趨下降，國際收支逆差的局面難以扭轉，導致惡性循環。隨著債務不斷增加，外匯儲備日益下降，阿根廷政府的信譽開始受到懷疑，國際投機者也接踵而至。
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1999年巴西金融動蕩的外部沖擊的影響，阿根廷經濟再次步入衰退，1999～2000年財政赤字明顯增加，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債已達1400億美元。
2001年上半年，由于經濟惡化、稅收減少和債務纏身等多種原因，阿根廷政府實際上已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不得已在7月11日推出了“零財政赤字計劃”，即大幅度緊縮開支，削減工資和養老金，減少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及擴大稅源。計劃一出籠就遭到反對黨、工會及企業家組織的強烈反對，證券市場發生空前規模的動蕩，主要股票指數和公共債券價格暴跌，國家風險指數猛升至1700點以上，資金大量外流，國際儲備和銀行儲蓄嚴重下降，金融危機爆發。
三、貨幣局制度的最后崩潰及啟示
2001年8月，阿根廷金融危機進一步加深，資本市場幾近崩潰。8月2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阿根廷應急追加80億美元貸款，金融市場暫時趨于穩定，但作為交換條件，阿根廷承諾將嚴格執行“零財政赤字計劃”。此后，金融市場一直動蕩不安，市場普遍預期比索將貶值，人們排起長隊擠兌銀行存款。當10月底政府計劃與債權銀行談判重新安排1280億美元巨額債務的消息傳出后，金融市場再次出現劇烈動蕩。11月主要股指梅爾瓦指數下挫至200點左右；國家風險指數大幅飆升，很快突破4000點大關；政府發行的債券價格一路下滑；外資紛紛抽逃。據報道，僅11月30日1天，全國就有7億美元流往境外。由于阿根廷的預算赤字沒有達到以前確定的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1月拒絕向阿根廷提供13億美元的貸款。
此時的阿根廷政府可以說內無籌資良策，外無國際援助，面對洶涌而至的擠兌風潮，不得已于12月3日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匯出境的最嚴厲緊急措施。這一措施一出臺，社會矛盾空前激化，政治沖突加劇。12月18日，反對經濟緊縮的游行變為一場暴亂，并造成7人死亡，經濟部長卡瓦略被迫辭職，總統德拉魯阿也旋即被迫下臺。此后在短短半個多月的時間換了5位總統。2002年1月2日第5位總統杜阿爾德宣誓就職。面對比索貶值的強大壓力，杜阿爾德總統宣布放棄已實施11年之久的貨幣局制度。
阿根廷貨幣局制度的崩潰帶給人們的啟示是深刻的。
貨幣局制度首先是一種極其嚴格的貨幣發行制度，這使阿根廷擺脫了多年來惡性通脹的困擾；同時，它又是一種極端的固定匯率制度，從而為阿根廷貨幣建立起國際信譽，鼓勵了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發展。由于上述特點，它被梅內姆政府用作推行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說，貨幣局制度在阿根廷更多地被用來穩定金融市場信心和爭取國際融資，以便繼續推動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結構改革。然而，結構改革造成了生產與消費脫節、中小企業消失、失業工人增加、社會福利下降等內部失衡問題；在國際上又遭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出口下降。當內外失衡的沖擊同時出現時，貨幣局制度缺乏應對沖擊的靈活調整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由此造成阿根廷喪失了經濟自我恢復的能力，結果只能借債度日。超級秘書網
由此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究竟貨幣局制度應為結構改革的失敗負責還是結構改革“葬送”了貨幣局制度？如果說貨幣局制度應為結構改革失敗負責，那就突出了貨幣局制度的缺陷；而如果說結構改革應為貨幣局制度的崩潰負責，那就等于說阿根廷經濟改革的根本方向是錯誤的。顯然這是一個規范判斷問題，本文對此不予討論。那么，剩下的問題就是：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面對國內結構改革應怎樣選擇它的匯率制度？
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指出，國際貨幣體系存在“三元悖論”，即國際貨幣體系的構建旨在達到下述3個目標：(1)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adjustment)；(2)匯率的穩定性(confidence)；(3)資本的完全流動性(liquidity)。而這3個目標從理論上講只能同時實現兩個，3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在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歷程中，三角形的3條邊所代表的不同的國際貨幣體系安排都曾經在現實中實施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獲得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雖然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的穩定性不復存在。貨幣局制度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放棄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實踐證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的信心較大，因而西方發達國家對匯率不穩定的承受能力較大。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信心不足，結果往往造成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在資本外逃的壓力下過度貶值。因此，克魯格曼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三中擇二，應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新晨
筆者認為，克魯格曼的建議是中肯的，因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匯率的穩定性是至關重要的。前者可使發展中國家具有更靈活的宏觀調控手段，后者則保證貿易與投資的穩定。在當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性極高的環境下，對資本流動實行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上述貨幣制度組合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推行結構改革。長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在向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迫使其取消資本管制和開放資本項目。新自由主義也宣稱取消管制和允許資本自由流動有利于吸引外資，加快經濟增長。但事實是，發展中國家因而更容易遭受國際資本投機的攻擊，進而發生金融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和阿根廷金融危機就是例證。因此，發展中國家在開放資本項目問題上應慎之又慎，避免落入“華盛頓共識”的圈套。
[參考文獻]
1.宋曉平：《1997年阿根廷經濟進一步恢復并獲得快速增長》，載《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2期。
2.仇海華：《論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困境》，載《國際金融研究》1999年第6期。
3.江時學：《21世紀拉美經濟面臨的挑戰》，載《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
4.宋曉平：《阿根廷經濟政治形勢述評》，載《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
5.牛晉芳編譯：《阿根廷：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與社會脫節》，載《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10期。
貨幣局制度的政策涵義及其困境
眾所周知，貨幣局制度有兩項基本原則：一是本國貨幣匯率釘住一種作為基準的外國貨幣，二是所發行的貨幣保證完全以外匯儲備作后盾。貨幣局制度的優勢主要在于相對穩定的匯率有助于穩定投資者的信心，保持國際貿易的穩定發展。另外，一些通脹嚴重的國家和地區則通過實行貨幣局制度來控制居高不下的惡性通脹，穩定幣值，恢復經濟。但與中央銀行制度相比，貨幣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貨幣發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準貨幣發行國制定，貨幣總量取決于收支平衡及銀行體系中的貨幣乘數。因此，在制定貨幣信貸政策方面，貨幣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銀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匯率來調整外來因素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如進口價格的上漲，資本流通的轉移等），而只能調整國內的一些實際經濟變量（如工資、商品價格等），從而造成經濟的波動。三是正統的貨幣局制度不會像傳統的中央銀行制度那樣，通過向政府和商業銀行借款發放貨幣，充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兌換法》把匯率固定為1比索兌換1美元，中央銀行用外匯、黃金和其他外國證券擔保每1比索的發行，保證兩種貨幣可自由兌換。因此，這是一種嚴格的貨幣局制度。《自由兌換法》的實施抑制了惡性通脹，穩定了阿根廷經濟，投資和貿易的持續增加實現了1991～1994年的經濟連續增長。阿根廷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從20世紀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紀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貨幣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來自內外兩個方面的挑戰，使阿根廷經濟陷入困境。
從外部看，國際環境的持續變化導致匯率高估。進入90年代，美國出現了戰后最長時期的經濟繁榮，受美國緊縮銀根的影響，美元不斷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1999年巴西金融動蕩的影響，阿根廷主要貿易伙伴國對美元的匯率都有較大幅度的上升（貶值），阿根廷比索對美元高估的情況日益嚴重，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但貨幣局制度不允許阿根廷通過調整匯率來改變國際收支狀況。
從內部看，由于國際收支逆差在貨幣局制度下對經濟產生的沖擊，需要通過對國內實質經濟變量的調整（如降低工資和物價等）來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內部調整的能力。
梅內姆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造成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業不斷增加，到1995年，勞動力中登記的“公開失業”率達到18.6%。由此可見，盡管經濟增長了，收入分配差距卻在不斷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國民總收入的28.2%，最窮的10%的人口只得到總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兩個指數已變成37.1%和1.6%。1974年約有7.7%的家庭處于“貧困”之列，1996年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結果是，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國內的需求由非工資的高收入階層所決定，因而生產活動越來越重視高收入階層的需求，造成“關鍵性增長部門”主要生產“奢侈品”，因此，物價非但沒有降低反而不斷上升。顯然，國內的結構調整并沒有造就一個富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和彈性的物價。換言之，當出現國際收支逆差時，阿根廷難以通過國內緊縮來實現收支平衡。
貨幣局制度與債務危機
事實上，在經過1991～1994年的經濟增長后，受墨西哥金融危機的影響，從1995年第2季度起，阿根廷經濟即出現了負增長。在貨幣局制度下，由于失去了貨幣政策手段，而新自由主義改革又使政府難以通過國內緊縮來實現收支平衡，所以，當經濟出現衰退和失業率上升時，財政政策就成為阿根廷政府的惟一選擇。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結果是赤字不斷上升，加之受外部沖擊的影響，比索幣值被高估，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因此，通過舉借外債彌補赤字成為必然的政策選擇。
而要取得國外資金的支持必須制定嚴格的財政制度，保證獲得國內財政的盈余來償還債務。為此，梅內姆政府采取了減少以前用于諸如教育、醫療和住房等的公共開支的專門基金，增加稅收，舉借新債，延期償還債務，進一步出賣國有資產等措施。事實上，從梅內姆政府上臺推行結構調整計劃到1993年年底，阿根廷政府獲得的私有化收入達150億美元。1995年連任后，梅內姆政府進一步出售國有資產以融通資金，如對幾個核電站和許多省一級國營企業（如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配電站等）實行私有化，阿根廷最大的幾家私人銀行也被外國銀行兼并和收購。通過私有化而獲得的大量財力使外債償還成為可能，幾家最有名的國際投資評估公司明顯地降低了阿根廷投資風險系數，其結果是恢復了投資者的信心，增加了對阿根廷的投資。阿根廷政府得以維持《自由兌換法》確定的比索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并在國際資本市場大量發行債券。從而在阿根廷形成了一種畸形的貨幣融通模式：通過私有化換取的資金維持貨幣局制度，通過維持貨幣局制度向國際社會舉借外債。這一模式會發生斷裂：當國有資產出售殆盡時，當積累的外債產生過高的風險時，將發生信用危機。
從1996年第2季度開始，阿根廷經濟恢復增長，但經濟恢復增長的背后卻是經濟結構的進一步惡化，經常項目赤字從1995年的24億美元擴大到1996年的40億美元，經濟逐漸滑入依靠發行債務拉動增長的軌道。更為嚴重的是，債務不斷積累也促使國內利率上升，貸款利率從1997年的9.24%上升到2000年的11.09%。一方面，融資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國內投資，尤其使中小企業大受影響；另一方面，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日趨下降，國際收支逆差的局面難以扭轉，導致惡性循環。隨著債務不斷增加，外匯儲備日益下降，阿根廷政府的信譽開始受到懷疑，國際投機者也接踵而至。
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1999年巴西金融動蕩的外部沖擊的影響，阿根廷經濟再次步入衰退，1999～2000年財政赤字明顯增加，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債已達1400億美元。
2001年上半年，由于經濟惡化、稅收減少和債務纏身等多種原因，阿根廷政府實際上已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不得已在7月11日推出了“零財政赤字計劃”，即大幅度緊縮開支，削減工資和養老金，減少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及擴大稅源。計劃一出籠就遭到反對黨、工會及企業家組織的強烈反對，證券市場發生空前規模的動蕩，主要股票指數和公共債券價格暴跌，國家風險指數猛升至1700點以上，資金大量外流，國際儲備和銀行儲蓄嚴重下降，金融危機爆發。
貨幣局制度的最后崩潰及啟示
2001年8月，阿根廷金融危機進一步加深，資本市場幾近崩潰。8月2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阿根廷應急追加80億美元貸款，金融市場暫時趨于穩定，但作為交換條件，阿根廷承諾將嚴格執行“零財政赤字計劃”。此后，金融市場一直動蕩不安，市場普遍預期比索將貶值，人們排起長隊擠兌銀行存款。當10月底政府計劃與債權銀行談判重新安排1280億美元巨額債務的消息傳出后，金融市場再次出現劇烈動蕩。11月主要股指梅爾瓦指數下挫至200點左右；國家風險指數大幅飆升，很快突破4000點大關；政府發行的債券價格一路下滑；外資紛紛抽逃。據報道，僅11月30日1天，全國就有7億美元流往境外。由于阿根廷的預算赤字沒有達到以前確定的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1月拒絕向阿根廷提供13億美元的貸款。
此時的阿根廷政府可以說內無籌資良策，外無國際援助，面對洶涌而至的擠兌風潮，不得已于12月3日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匯出境的最嚴厲緊急措施。這一措施一出臺，社會矛盾空前激化，政治沖突加劇。12月18日，反對經濟緊縮的游行變為一場暴亂，并造成7人死亡，經濟部長卡瓦略被迫辭職，總統德拉魯阿也旋即被迫下臺。此后在短短半個多月的時間換了5位總統。2002年1月2日第5位總統杜阿爾德宣誓就職。面對比索貶值的強大壓力，杜阿爾德總統宣布放棄已實施11年之久的貨幣局制度。
阿根廷貨幣局制度的崩潰帶給人們的啟示是深刻的。
貨幣局制度首先是一種極其嚴格的貨幣發行制度，這使阿根廷擺脫了多年來惡性通脹的困擾；同時，它又是一種極端的固定匯率制度，從而為阿根廷貨幣建立起國際信譽，鼓勵了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發展。由于上述特點，它被梅內姆政府用作推行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說，貨幣局制度在阿根廷更多地被用來穩定金融市場信心和爭取國際融資，以便繼續推動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結構改革。然而，結構改革造成了生產與消費脫節、中小企業消失、失業工人增加、社會福利下降等內部失衡問題；在國際上又遭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出口下降。當內外失衡的沖擊同時出現時，貨幣局制度缺乏應對沖擊的靈活調整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由此造成阿根廷喪失了經濟自我恢復的能力，結果只能借債度日。
由此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究竟貨幣局制度應為結構改革的失敗負責還是結構改革“葬送”了貨幣局制度？如果說貨幣局制度應為結構改革失敗負責，那就突出了貨幣局制度的缺陷；而如果說結構改革應為貨幣局制度的崩潰負責，那就等于說阿根廷經濟改革的根本方向是錯誤的。顯然這是一個規范判斷問題，本文對此不予討論。那么，剩下的問題就是：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面對國內結構改革應怎樣選擇它的匯率制度？
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指出，國際貨幣體系存在“三元悖論”，即國際貨幣體系的構建旨在達到下述3個目標：(1)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adjustment)；(2)匯率的穩定性(confidence)；(3)資本的完全流動性(liquidity)。而這3個目標從理論上講只能同時實現兩個，3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在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歷程中，三角形的3條邊所代表的不同的國際貨幣體系安排都曾經在現實中實施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獲得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雖然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的穩定性不復存在。貨幣局制度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放棄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實踐證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的信心較大，因而西方發達國家對匯率不穩定的承受能力較大。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信心不足，結果往往造成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在資本外逃的壓力下過度貶值。因此，克魯格曼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三中擇二，應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
筆者認為，克魯格曼的建議是中肯的，因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匯率的穩定性是至關重要的。前者可使發展中國家具有更靈活的宏觀調控手段，后者則保證貿易與投資的穩定。在當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性極高的環境下，對資本流動實行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上述貨幣制度組合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推行結構改革。長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在向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迫使其取消資本管制和開放資本項目。新自由主義也宣稱取消管制和允許資本自由流動有利于吸引外資，加快經濟增長。但事實是，發展中國家因而更容易遭受國際資本投機的攻擊，進而發生金融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和阿根廷金融危機就是例證。因此，發展中國家在開放資本項目問題上應慎之又慎，避免落入“華盛頓共識”的圈套。
【參考文獻】
1.宋曉平：《1997年阿根廷經濟進一步恢復并獲得快速增長》，載《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2期。
2.仇海華：《論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困境》，載《國際金融研究》1999年第6期。
3.江時學：《21世紀拉美經濟面臨的挑戰》，載《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
4.宋曉平：《阿根廷經濟政治形勢述評》，載《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
5.牛晉芳編譯：《阿根廷：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與社會脫節》，載《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10期。
關鍵字：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數；中央銀行
一、我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實證檢驗
(一)基于制度設定的透明度量化。通過考察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相關制度設定來研究其透明度狀況，需要對應制度設定的不同方面對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細分。在與貨幣政策透明度相關的制度設定上，Eijffinger和Geraats(2002)的研究區分了行政、經濟、程序、政策及操作等五個方面，但這五類透明度實際上存
膨脹反應函數，強調了中央銀行的政策決定及其對經濟的影響等相關信息，即貨幣政策的政策透明度。方程(4)表示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操作時所遵循的一種工具規則，它根據實際經濟結構及中央銀行的損失函數而確定，即為貨幣政策的操作透明度，其中e表示導致中央銀行不能完全控制利率的金融沖擊。
此處借鑒Eijffinger和Geraats的設計思路，對上述每一個方面的透明度都設計若干個問題，并根據對問題的回答及相應賦值來編纂衡量貨幣政策透明度的量化指數。因此可以看出，這種透明度指數設計的基礎為中央銀行的制度設定和實際政策行為表現，即通過考察各國中央銀行的實際制度設定及其實踐中的政策操作方式，得到其貨幣政策透明度的衡量值。在此衡量標準下，中央銀行對所設計問題的回答得分越高，則表明其透明度越高，反之則越低。在此對中國、美國和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量化分析(見表1)。從計算結果可以看出，在此衡量標準下，我國人民銀行與美國、歐洲中央銀行的透明度相差較大，尤其在向市場主體公告政策信息和政策操作的相關細節等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中央銀行之間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這在實踐中反映為，我國中央銀行在每次貨幣政策會議之后的新聞都使用比較原則的語言，公眾難以從中得出正確的理解和判斷。不僅如此，貨幣政策委員會每次會議時間也并不固定，也未提前告知市場主體和征求公眾意見，而且會議上各位委員的發言沒有給予公開，這樣不利于公眾更好地把握貨幣政策走向以做出正確的決策(穆良平、程均麗，2004)。
注：目標透明度中的目標特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另外，對上述12個問題的回答，得分上限為12分，下限為0分。
(二)基于實際政策操作的透明度檢驗。基于實際政策操作的透明度檢驗，將視角從貨幣政策相關制度設定轉移至政策當局和市場主體的真實行為，即主要通過考察中央銀行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實際行為以及金融市場參與者的預期或行為變化，間接考察貨幣政策透明度狀況。
根據Haldane和Read(2000)的解釋可以得知，中央銀行的收益曲線變動狀況主要取決于其政策目標值與市場值的契合程度，這一解釋與上述基于市場行為檢驗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思路不謀而合，即在理性預期假設下，貨幣政策公告后的市場利率與中央銀行目標利率之間的偏差，可以用于間接度量一國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狀況。這里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對Haldane和Read的模型進行適應性修正，并將其用于檢驗我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狀況。
在上述方程組中，方程(5)描述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x[,t]為中央銀行反應方程中變量集合里的任意向量(如通貨膨脹、產出等，假定其遵循單位根為α的一階自回歸過程)，k為貨幣政策的平均傳導時滯(一般為12～24個月)，β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解釋參數(假定中央銀行和私人部門之間關于這一參數的信息是完全對稱的)，
上述模型的經濟學意義在于，中央銀行按照方程(5)所表述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在每一個t—1時刻，根據可能出現的經濟沖擊ε[,t]來推斷x[,t]的變化，并隨后設定政策目標。由于私人部門并不了解這一過程，因此其對政策利率的預測，只能基于自己對x[,t]的判斷和對的預期來進行，上述過程體現在方程(5)和方程(6)中。如果中央銀行政策利率目標的告示效應使得市場主體在t—1時刻形成了對t時刻的利率預期①，并且由此導致市場利率發生了變動，此時如果市場實際利率x[,t]和政策利率目標之間出現了較大的背離，則意味著較差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因為中央銀行沒有提供足夠的信息來正確引導私人部門的預期，促使市場利率和政策利率目標趨于一致。在以短期名義利率為調控工具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下，如果中央銀行根據對經濟狀況的判斷，確定新的政策利率目標并向市場公布相關信息，則通過對實際市場利率與政策利率目標之間的計量分析，即可有效地間接度量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狀況。
具體而言，通過檢驗中央銀行改變基準利率后金融市場利率的變化趨勢，然后判斷市場利率的變動是否與政策利率相一致，這種一致性反映為檢驗所得的相應參數值的大小，最后，根據檢驗值來得出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基本結論。Haldane和Read(2000)所提出的計量檢驗模型如公式(8)所示；其中，j表示遠期利率的期限(以月單位)，β(L)為關于滯后算子(L)的向量多項式②，該滯后因變量主要用于消除殘差可能留有的移動自相關，D為虛擬制度變化變量，用于檢驗在引入通貨膨脹目標制前后的不同透明度狀況。
鑒于我國目前并未引入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政策操作框架，并且由于我國目前的金融市場尚不完善，利率市場化也還沒有完成，因此還無法形成合理的、市場化的利率期限結構；所以，在對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實證檢驗時，需要對上述計量模型進行相應的修正，修正后的模型可表示為：
式(9)中的關鍵參數為γ，主要用于衡量整個樣本區間的平均利率偏差；如果γ[,0]=0，則意味著政策利率改變被市場完全預期到，即市場利率不會因中央銀行改變目標利率而受到意外沖擊，可知γ值(0≤γ≤1)越小，表明中央銀行的政策透明度越高，反之則相反。
在數據選取上，由于我國同業拆借利率是最早市場化的利率品種，因此銀行間的隔夜拆借利率將作為計量檢驗的數據選取目標。另外，我國目前的官方基準利率包括對金融機構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和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這些利率品種中，對金融機構同業拆借利率影響較大的當屬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20天以內的再貸款利率，因此下面的檢驗所選的基準利率為中央銀行20天以內的再貸款利率。由于所選數據樣本③的期限(自2002年11月12日到2006年2月12日)較短，并且上述計量模型采用了一階差分變換，所以，下面將省略對數據的平穩性檢驗和模型的序列相關性檢驗等步驟，通過利用最小二乘法和軟件Eviews4.1進行實證檢驗，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
根據檢驗值可知，γ值顯著大于0，因而可以據此得出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透明度較差，通過與其他國家相應檢驗值的比較也可以看出，我國人民銀行在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仍然沒有通過提供足夠、有效的信息來正確引導私人部門的預期，以促使市場利率和政策利率目標趨于—致。不僅如此，與一些東歐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較，我國的貨幣政策透明度也相對較低。
(三)基于市場主體反映的時間序列檢驗。在有效市場理論假設下，選取貨幣政策制訂者可能會對市場利率產生影響的貨幣政策會議、新聞會等重要事件，通過研究事件日及其前后的市場利率水平與其長期穩定狀況下的平均變動值之間的偏差，間接衡量貨幣政策的透明度，這是一種較為理想的研究思路(AmirKia，HildePatron；2004)。由于這種研究方法是基于時間序列的動態研究，而且，這種量化也是基于市場上的真實行為所進行的，因此可以用來衡量一國或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段的政策透明度狀況。下面在借鑒AmirKia和HildePatron度量模型的基礎上，利用我國同業拆借利率和債券交易利率數據，對我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量化研究。
1.理論解釋。假定在初始均衡條件下，市場同業拆借利率與債券市場交易利率之間的利差為短期債券利率；并且存在完全透明(亦即數量化后透明度為100％)的貨幣政策，即中央銀行向公眾充分準確地公布其政策決定及意圖等重要信息，公眾也對這些信息及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完全理解。此時，理論上債券利率與市場同業拆借利率在t時刻的利差應當趨于一致(此處假定利率期限結構既定并且穩定)；而且，即使D[,t]與市場上長期形成的隔夜拆借和短期債券的利差均值之間存在偏差，這種偏差在貨幣政策完全透明的情況下也只是暫時性的。
進一步放松假設，如果貨幣政策并不完全透明(亦即透明度小于100％)，則上述偏差將不再是暫時的，因為在貨幣政策不完全透明的情況下，市場參與者所得到的政策信息是不完全的，這有可能使市場主體誤解中央銀行的意圖并形成錯誤預期，致使市場利率的變動與政策目標利率背道而馳。例如，如果中央銀行賣出債券，市場主體可能會認為這只是中央銀行的防御性操作，用以平抑利率波動，因此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就會在市場上購入債券以便在央行回購時進行套利，市場的這一套利行為會直接加大的值就可以作為貨幣政策透明度的一個近似度量，其值與透明度成反比關系。
2.檢驗模型。下面分三步建立貨幣政策動態透明度指數。(1)首先將中央銀行改變利率(或準備金率)的貨幣政策例會、央行官員的重要講話及其他可能對市場產生重要影響的新聞會時間選作“事件日”，對于每一個事件日，計算
3.數據、事件選取及檢驗結果。由于在我國的各種利率品種中，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和債券交易利率的市場化程度相對最高，并且作為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主要流動性來源，同業拆借和債券交易對市場利率的變化都極為敏感，二者不但在滿足金融機構的流動性方面有著很高的替代性，而且利率水平之間有著相對穩定的期限結構關系。另外，在近三年所有期限的銀行間債券交易中，R007的每日交易量幾乎占了銀行間各種期限債券交易總量的80％以上，因此，期限為7天的銀行間債券交易利率和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將作為計算透明度指數的基礎數據來源⑤。
與美國、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中央銀行并不向市場宣布隔夜拆借利率目標，因此，事件選取在原則上盡可能重點考慮對市場拆借利率有較大影響的事件，在這一指導原則下，我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例會時間、宣布改變法定準備金率、超額準備金利率的日期、宣布改變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的日期以及人民銀行領導進行重要講話的日期等都將作為主要事件日，具體整理結果此處刊略⑥。利用上述檢驗公式，最后計算得出我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數(見圖1)。由圖1可知，近年來我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呈現出穩步提升的趨勢，但在中央銀行調整基準利率或準備金率的重大政策出臺或宣布前后，透明度指數的波動幅度相當之大，如2002年11月27日的美元利率調整、2004年4月25日的準備金率提高、2004年10月29日的利率調整和2005年5月20日及其之后的幾次港幣、美元利率調整等，說明我國中央銀行在一些重大的貨幣政策決策上，并沒有及時進行充分準確的信息披露，因此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無法據此形成正確的預期，從而導致市場利率偏離了正常的運行軌道。
通過實證檢驗可知，與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仍相對較低：其一，在制度設定上，人民銀行在貨幣政策的出臺過程、所用經濟模型及政策操作誤差說明等方面，仍沒有形成向市場主體公告的制度化；其二，在實際政策操作過程中，人民銀行無法做到向市場主體及時、準確地進行公告和政策意圖解釋，因此我國金融市場利率等經濟變量在形成過程中還不能得到人民銀行明確和有效的引導；其三，從市場主體反映來看，在人民銀行有限的信息披露下，市場還很難準確理解和把握政策當局的調控方向及意圖，由此往往會導致市場利率等變量偏離了正常運行狀態。
二、研究結論和意義
通過上述研究，可以得知，與西方發達國家或其他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較，我國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現狀還不容樂觀。從世界各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實踐可以看出，未來的中央銀行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將較少使用直接控制貨幣供應量或利率水平的方式，而更多地通過引導和管理公眾的市場預期來實現。如果中央銀行不能通過及時準確的政策信息披露來正確引導公眾預期，就將會增加公眾預期錯誤對宏觀經濟的擾動，致使貨幣政策操作滯后于公眾預期，最終必然加大調控的試錯成本。考慮到我國人民銀行的獨立性不高以及在政策工具選擇上的限制等現實問題，短期內我國還無法建立類似加拿大、新西蘭等國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度框架，因此，要通過對貨幣政策框架進行根本性變革來提高透明度，這在一定時期內還不太現實。因此，我國人民銀行著重需要在貨幣政策的操作或運行上提高透明度，即解決中央銀行與公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堅持實際政策操作和向公眾告示的內容相一致，以建立貨幣政策操作的信譽度。另外，人民銀行應當通過各種方式來確保市場能準確理解貨幣政策操作的意圖，促使私人部門對經濟變量的預期與中央銀行的預測盡可能保持一致，從而降低經濟波動，給貨幣當局提供一個寬松的政策操作環境，并進而利用良好的透明度來提高貨幣政策通過預期傳導的效率，最終建立一個簡單透明、效率更高的政策調控框架。
注釋：
①關于告示效應的具體理論解釋，可參見賈德奎、胡海鷗：公告操作：西方國家貨幣政策操作的新范式，《財經研究》，2003年第7期，第15～17頁。
③檢驗所用數據系筆者整理自中國貨幣網同業拆借及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日評和中國人民銀行網站，網址分別為http：///和http：//。
④除中國之外的其他檢驗值來自本文的參考文獻[6]，第19～21頁。
【關鍵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對象；低保資金
Abstractminimumsubsistenceguaranteesystemforcitizensistheresultofthesocio-economicfactorstobetrappedinpovertybytheGovernmenttogivethemostbasiclivelihoodguaranteesystemfornationalrelief.Ruralminimumlivingstandardsecuritysystemistosolvefoodandclothingproblemofruralpovertyanimportantmeasureforbuildingasocialistharmonioussocietyandbuildinganewsocialistcountrysideisofgreatsignificance.Thesystemsinceitsinceptionmorethan10years,constantlysumupexperienceinallaspectsonthebasisofalsobecomingmoreandmoremature.Thearticleaimsfortheoperationofitsmainproblemsputforwardasoundideatomakeitbetter,toplayagreaterroleinsociety.
Keywordsminimumsubsistenceguaranteesystem;lowobject;fundinglow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國社會救助體系重要的組成部分，它根據維持最起碼的生活需求的標準設立一條最低生活保障線，每一個公民，當其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線而生活發生困難時，都有權利得到國家和社會按照明文公布的法定程序和標準提供的現金和實物救助，俗稱“低保”。低保制度使得農村的貧困群體得到了十分及時且必要的救助，這對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和整個國家的和諧都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所以，不斷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需要。目前，低保制度推廣和完善面臨最大的問題有三個方面：一是低保資金的來源，二是低保戶的評審，三是低保運行的監督。針對這三方面的問題，筆者認為以下意見值得認真對待。
一、在資金來源上，應該多渠道籌措資金，資金問題是農村低保制度得以實施的關鍵
現行的農村低保制度主要采取市、縣財政分擔，省財政給予適當補助的籌資模式，中央財政至今未安排農村低保資金，許多地區由于基層財政沒有能力對低保資金進行配套，嚴重影響了農村低保的推廣，這種現象在農村的其他保障制度推廣中也普遍存在。這對于經濟條件尚好的東部沿海地區問題不大，但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尤其是國家級、省級貧困縣市的財政壓力很大。考慮到中央及各級政府財力有限，支持實施農村低保制度不應平均投入支持財力，而應突出重點，有針對性地實行傾斜。根據各省經濟狀況的不同，中央確定轉移支付低保資金的比例，對于沿海開放的省份中央可以不補或少補；對于內陸較貧困的省份，中央應加大財政支持力度（30%～50%較為適宜），盡可能的減輕省級的財政壓力；對于特別貧困的省份，如青海、，中央至少應負擔低保總支出的一半，這是在中央與省級之間的資金劃分。這樣劃分的依據有二：一是各省經濟情況不同，自給能力有別，區分不同情況給予支持符合建立和諧社會，全國協調發展的主流；二是經濟越是發達的省份和地區，需要低保救助的人越少，越是貧窮的地方，越沒有能力安置配套資金，越需要大力支持。
關于中央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低保資金的問題，筆者認為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2005年，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達到3萬億元，僅增收部分就達5000多億元，中央財政加大支持農村低保的力度應該不成問題。建立農村低保制度究竟需要多少錢？如果按每人每月“補差”30～40元計算。如今還沒有享受低保的2600多萬貧困人口每年大約需要100億元。但是，這筆錢并非都要“新增”。按遼寧省的說法，取消農業稅后中央給地方的轉移支付款項中，已經有“農村特困戶救濟”這一項，2005年在遼寧省是1.62億元。而全省全年的農村低保資金是2.54億元，這筆款項占的比重是64%。也就是說，實際上，有2/3的錢中央已經掏出來了。2005年遼寧省農村低保的補差金額是30元左右，即使遼寧省補差金額增加到40元，也不過再增加1.5億元。
所以，如果假設遼寧省正在全國平均水平上，除去已有的中央轉移支付的資金，全國“新增”投入也就在30～50億元之間，而貧困人口每人每月可得到低保救助金為40元。按比較寬裕的計算，整個資金量再翻一番（每人補差70元左右），也不過100個億，相當于2005年財政收入的0.33%。所以說，解決農村低保的資金問題的前景應該是很樂觀的。[1]2007年第二季度，民政部統計低保的補助標準是71.4元/每人每月（參照下表），6月份的計劃支出為7.4億元，按此計算全年不過88.8億元，僅占2006年全國財政總收入（39373.2億元）的0.2255%。這個比例低于2005年。所以中央完全有能力推進農村低保的全面覆蓋。
在省份內部，各級亦應參照上述模式確定省級和市縣各級分擔的比例，可以按照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數額確定各級負擔的比例，如福建省對于人均在1.5～2萬元的縣市給予15%的補助，對于超過2萬元的縣市完全由地方各級自行負擔，[2]對于1～1.5萬元的省級補助30%～50%。這樣就可以實現省內的平衡。做到把錢用在最需要救助的農民身上。同時各級政府要設立低保資金專用帳戶，實現專帳管理，專戶專用，專款專用，封閉運行，低保資金列入財政預算，到期強制劃撥，優先保障的運作模式。對于來自社會各方面的捐贈要及時繳入專用帳戶，防止挪用。各級政府在負擔比例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還應該逐年增加資金投入量，以切實提高低保戶的保障水平，增加低保戶的數量。
關鍵詞：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國際貨幣制度
一、國際收支的概念及調節機制
國家在進行對外貿易往來過程中，都在尋求各種調節手段以達到國際收支的平衡。但是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國際收支平衡往往不易達成。針對引發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多樣原因，相應的調解國際收支的手段亦是多樣的，分為自主性調節機制和法律調節機制。其中自主性調節機制是指當國家間出現外部不平衡時，經濟自身所固有的某種內在力量能夠推動經濟朝著重新恢復外部平衡的方向發展。①自主性調節機制在國際收支失衡時自發地發揮作用，不存在人為選擇并取舍的過程，主要包括貨幣機制、收入機制、利率機制等。而法律調節機制又分為國內立法調節和國際立法調節。其中國內立法調節主要體現在關稅立法、匯率與補貼立法、外匯管制法、進口許可證制度等方面。國際立法在調節主要采用融通資金的措施，一方面國際收支出現失衡的國家可以向跨國商業銀行或其他國家貸款，緩解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緊張；另一方面可以由國際經濟組織參與，介入成員國的調節過程，例如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收支失衡形成原因多比較復雜，應該在分析國際收支失衡原因的基礎上，選不同調節手段組合達到國際收支的平衡。
二、現行國際貨幣制度下的國際收支調節手段及其評價
20世紀60年代以后，布雷頓森林體系逐漸崩潰瓦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貨幣制度臨時委員會在牙買加舉行會議，達成了著名的“牙買加協定”，形成了新的國際貨幣制度。現行國際貨幣制度下國際收支調節手段多樣，下面逐一進行分析。
（一）自主性調節機制及評價
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自主性調節機制依賴于雙邊和多邊匯率的相對變動、國際儲備的增減、相對價格的變化來實現。自主性調節機制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其效果往往大打折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收支失衡可能是由大規模資本流動和生產全球化，以及基于專業化生產而興起的產業內貿易引起的，往往對匯率和物價的彈性比較小，顯然不能僅依賴這一調節機制達到平衡。
（二）匯兌安排及評價
為避免成員操縱匯率或國際貨幣制度來妨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和取得對其他成員的不公平競爭優勢，基金協定第4條規定：成員國進行匯兌交易和行為時必須遵守三個基本原則②；作出的外匯安排有向基金通知的義務，但通知不是成員國匯兌安排生效的必要條件；成員國可以自主選擇本國的匯率制度，但不能將本國貨幣的價值在法律上與黃金掛鉤，除非得到基金的批準任何多種匯率和歧視性匯率安排都不合法；成員國應該向基金組織提供為進行匯兌措施監督所必要的材料并同基金就其有關匯率的政策進行磋商，但得出的結論對成員國在法律上并沒有約束力。
匯兌安排條款給予成員國自主選擇本國匯率制度的權利，可選擇的彈性匯率制度所帶來的直接惡果就是以一國國際收支大面積失衡為表現形式的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和危機。選擇匯兌安排的自由絕對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成員國通過本國貨幣貶值來獲得不當的貿易利益，進而陷入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因此必然需要對成員國匯兌予以限制，基金協定規定成員國的一般義務，無疑限制了那些通過貨幣貶值來轉嫁國際收支逆差的成員國的行為。但是本條多處使用了“努力”一詞，磋商的結論也并不具法律約束力，可以看出“軟法”的性質，削弱了法律規范本身的強制性。另外基金組織對破壞、阻礙匯率制度的國家采取的最終制裁方式是不提供資金援助，威懾力有限。
（三）外匯管制及評價
外匯管制法是針對本國內發生的外匯行為的國內法，但由于外匯管制法的涉外性，基金組織將外匯管制的規定納入多邊基金協定之中。基金協定同時規定了第8條和第14條兩套不同的外匯管制制度由成員國自行選擇加入。基金協定第8條要求成員國取消經常項目下的外匯管制，但如果經基金組織同意，在一成員出現國際收支情況不佳時可以向基金組織提出實施背離第8條義務的措施。第14條規定了過渡辦法以供那些暫時無法承擔第8條一般義務的成員國家接受。基金協定中的外匯管制條款在要求成員國取消經常項目的外匯管制同時也規定了特殊情況下可以背離這一規定，實施外匯管制措施。這一方面擴大經濟交流和發展對外貿易，另一方面增加一國國際儲備，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隨著世界范圍內國際資本流動總量與凈值的明顯增加，逐步放松對資本項目的管制直至自由化應該是一國市場經濟發展成熟乃至繁榮的必經階段。很多國家已把外匯管制立法的焦點由對經常項目轉移到資本項目帳戶上。而基金協定中外匯管制條款僅僅涉及到經常帳戶項下的支付和轉移限制，對資本項目賬戶并無規定。由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外匯管制立法不同，容易出現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界定不明，而導致逃避法律管制問題。
（四）普通提款權、借款總安排制度、備用制度及評價
基金協定為調整成員國收支平衡創設了普通提款權制度、借款總安排制度、備用安排制度，可以為成員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提供資金援助以緩解成員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在上述制度中基金組織以類似于“貸款人”的身份介入到成員國宏觀經濟調整中去，明確的將一國的國際收支問題納入了多邊體系的調整之中。基金協定對成員國申請上述資金援助規定了一個較為苛刻的標準“條件性”，強調基金組織貸款必須同削弱或消除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根源相結合，旨在鼓勵成員國在收支困難出現的初期就采取措施，明確績效標準的數量和內容避免出現根源性收支問題。但隨著金融創新工具的出現，基金協定中“條件性”標準難以發揮應有作用。
（五）特別提款權及評價
多數國家發行的貨幣不是國際通行的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必須儲備一定數量的可用于對外支付的外匯或其他貨幣財產。這種國際清償力構成了國際儲備，其對國際收支有著重要的影響。普通提款權下基金所直接提供給成員國的國際清償力是有限的，由此基金協定創設特別提款權制度來幫助成員國應對國際收支失衡，實際上是普通提款權功能的延伸。特別提款權是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中心，利用國際金融合作的方式，共同創立的新的國際儲備資產、記賬單位。
特別提款權是歷史上首次超國家機構創造的國際貨幣， 超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信用貨幣的內在風險，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一個全球性機構管理的國際儲備貨幣將使全球流動性的創造和調控成為可能，當一國貨幣不再做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③相比于普通提款權，特別提款權沒有附有嚴格的條件，其對國際清償力的供需調控更為有力，更有效調控成員國國際收支的平衡。近幾年隨著日元等貨幣也加入了儲備貨幣行列，國際儲備明顯不足的問題基本已經不存在。特別提款權自身設計的缺陷妨礙了其作用的發揮，特別提款權只能在官方間使用，無法直接運用到市場交易中，這與其作為國際儲備調整國際收支的任務不符。
三、我國國際收支狀況、影響及調節方法
（一）我國國際收支狀況及影響
近二十年，中國持續出現“雙順差”的格局，其是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結構性原因，包括我國高儲蓄、低收入、低消費的制度文化因素以及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戰略和參與全球產業內分工特定發展階段的結果；貨幣性原因，包括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采取的涉外經濟政策、資本管制、外貿管制、外匯交易制度的不對稱性使得中國的國際儲備積累；政策性原因，即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和政府主導下的招商引資直接推動了我國雙順差的快速積累。持續大規模的雙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的國際收支結構在未來還將繼續，這樣的國際收支結構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歷程上起到過重要的作用，但也正給中國經濟金融的長期穩定發展帶來越來越多的困擾。
首先，大量順差會使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增大，造成出口成本增大影響產品的競爭力，必然形成通脹壓力，增加了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成本和難度；其次，長期國際收支的雙順差所累積的巨額外匯儲備蘊涵著較大的金融風險；最后，國際經收支順差將加劇國際經濟摩擦，使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近幾年我國與美國和歐盟的貿易摩擦日益嚴重，“中國”愈演愈烈，貿易摩擦從貨物貿易、以企業為主的微觀經濟層面開始逐步走向宏觀經濟政策、體制和制度層面發展，使我國產業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嚴峻。
（二）實現我國國際收支動態平衡的對策
1.調整人民幣匯率制度
一國的經濟增長本來就會伴隨著本幣匯率升值的進程，人民幣匯率的升值是我國綜合國力提高的結果。我國應進一步增加匯率彈性，完善匯率的形成機制，放寬意愿結售匯限制，讓人民幣匯率能夠根據市場供求到達其均衡水平。這一過程必然影響一部分出口企業的盈利乃至生存，甚至可能給我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造成壓力，但是匯率升值的過程也會通過市場機制令技術管理水平更高、利潤空間更豐厚的企業發展壯大，同時有利于提升我國的產業結構。
2.放松外匯管制
加快外匯管制松動的步伐，以金融機制帶動國內經濟的飛速發展，為人民幣的自由化進程掃清障礙，在取消人民幣經常項目兌換限制的基礎上，加強對資本項目管理的立法及操作研究，為盡早實現人民幣完全可兌換的目標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
3.優化國際儲備，保證黃金儲備
為維護貨幣的穩定，一方面應適當增加黃金儲備的比例，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實現外匯儲備的增值；另一方面發強對黃金市場的管理。
注 釋：
①冉生欣：《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研究——兼論東亞貨幣合作》，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
[關鍵詞]次貸危機 金融創新 金融監管
一、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的強大動力
金融創新一詞在學術界依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國內許多經濟學家把金融創新定義為:金融創新是指會引起金融領域結構性變化的新工具,新服務方式,新市場以及新體制。金融創新極大提高了金融效率,成為全球金融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
1.金融創新的積極作用
金融創新有力地推動了金融發展,為廣闊的金融世界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
(1)增強了投資者和金融機構抵御風險的能力。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匯率、利率、有價證券價格的頻繁波動,給廣大投資者和金融機構帶來巨大的投資風險,但金融期貨、金融期權和金融互換等新的金融創新工具的出現,能使投資者和金融機構運用正確的操作方法有效地分散和降低投資風險。
(2)提升了金融機構的競爭能力。金融機構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搶得先機,積極地引進或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務,金融創新可以提高金融機構的整體運作效率,金融競爭或以推動新的金融創新。
2.金融創新的消極作用
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在推動金融業和金融市場發展的同時也加大了金融風險。
(1)金融創新加大了金融體系的風險。金融創新推動了金融市場一體化和資本流動國際化,任何一個國家在金融運行中出現問題都將迅速波及其他國家甚至整個國際社會金融業,從而影響到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此次金融危機,源于美國、漫延歐洲、最后波及全球。
(2)金融創新增加了監管的難度。金融創新工具多以表外業務進行,并不反映在財務報表中,且由于衍生品交易的即時性和復雜性,這就使得金融監管當局很難對金融機構的經營和財務狀況進行評估和監控,加大了金融監管的難度。
二、金融監管是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
金融監管是金融主管部門依法利用其行政權利,對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實施管制和約束,以控制金融業整體風險,限制金融業過度競爭,促進金融業依法健康穩定運行。金融監管本質上是一種具有特定內涵和特征的政府規制行為。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業與其他經濟部門相比,存在著多方面的特殊性,使得金融監管尤為必要。
1.保持貨幣制度和經濟秩序的穩定離不開金融監管
金融業經營活動的失敗會導致全社會資金供應者和資金運用者的失敗,破壞整個社會的信用鏈條,甚至會動搖貨幣制度,造成社會經濟的混亂。只有加強金融監管,才能保持貨幣制度和經濟秩序的穩定。
2.貫徹執行貨幣政策離不開金融監管
真實、及時、準確的信息數據是研究制定貨幣政策的前提條件,而金融監管是保證金融信息的有力手段。如果沒有金融監管或監管不力,就不能保證這一前提條件的實現。健全的金融微觀運行機制是有效實施貨幣政策的基礎。不建立健全包括金融機構內部稽核在內的金融監管制度,就不能建立健全金融微觀運行機制。
3.金融監管可以防止金融風險的傳播
國際經驗表明,金融危機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監管不力,金融風險具有很強的傳染性,如果沒其健全有效的金融監管制度作保證,即使是制定了正確的貨幣政策,也不可能將其有效地實施,甚至還有可能阻礙經濟的發展和危及社會的安定。因而必須加強金融監管,充分發揮防范風險化解危機的作用。
4.金融監管本身對金融創新有刺激作用
金融機構為了求得自身的自由發展,總是千方百計繞開金融監管,在這個過程中就創造了許多新的金融工具。這些新的金融工具極大地促進了金融領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三、金融發展需創新與監管并舉
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是矛盾的統一體。必須妥善處理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的關系,把握好監管力度,通過制定適宜的監管政策,積極推動金融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1.提高對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認識
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是對立統一體,在適度的金融監管下進行金融創新,會促進金融體系在改革中發展。推陳出新的金融創新活動,會為金融監管帶來新的課題,帶來新的制度和規范,從而推動金融監管水平的不斷提高。沒有監管的創新和沒有創新的監管都不利于金融和經濟的發展。
2.提升金融創新層次
目前國際金融衍生品工具已發展到1200種,要引導金融業從單純的產品創新向產權制度創新、經營體制創新、組織體系創新、市場結構創新等方向發展。
3.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模式
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銀行、證券、保險監管部門應積極探索彼此合作的協調機制和監管模式,進一步完善三者之間有效的政策協調和信息共享機制,加強信息交流,規范和健全金融機構財務信息披露制度,使監管體系、模式、手段不斷完善。同時將由側重于外部監管模式向既重視內部監管,也重視外部監管模式轉變。
4.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
當前,以逃避金融監管為目的的金融創新活動規模不斷擴大,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迫在眉睫,加強與相關國家金融監管信息的溝通和交流,實現數據交換和信息共享。
我們需要金融創新來為經濟服務,但更需要加強金融監管,保證金融安全。
參考文獻:
[1]林俊國:金融學[M].第一版.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06:403-408
[2][5]戚 瑩: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EB/OL].論文天下,(2007-11-22)
關鍵詞：一籃子貨幣；管理浮動；匯率目標區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類（1999），各成員國的匯率制度可分為8類（見表1）。本次匯率制度改革前我國實行的是第三類即盯住美元制度，改革后實行的匯率制度同時兼顧了第三類和第七類的特點。
一、對現行匯率制度的認識
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較之于原先的匯率制度，從形式上看有三個方面的變化：一是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二是選取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的方式取代原來單一盯住美元的調整方式；三是選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取代原來的固化的匯率制度，它既吸收了盯住一籃子貨幣制度與管理浮動制度的優點，又擯棄了兩種匯率制度的缺點，從理論上講是人民幣走向區域貨幣道路上的最佳選擇，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能否如理論設想那樣完美，還有待檢驗論文。
1．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方式優于單一盯住方式。
（1）從貿易多元化的角度看，美國雖然是中國的一個重要貿易伙伴，但也僅占1/6，比日本和歐盟都略低一些，中國和亞洲的貿易則占57%。因此，應該參照所有主要貿易國的一籃子貨幣，而不能只盯住美元。另外，改參照一籃子貨幣，會鼓勵人們減少用美元結算，長期而言有助于人民幣成為亞洲地區國際貿易的結算單位與貨幣。
（2）從降低內生交易費用的角度考慮，中國應選擇經濟聯系緊密的國家的貨幣作為人民幣匯率參照的對象。單一的盯住美元，意味著我國的貨幣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受制于美國的貨幣政策，而且由于中美兩國的經濟情況和政策傾向有很大的差別，單純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會對我國的貨幣政策有效性產生沖擊。近年來，我國和歐盟、日本以及美國的貿易額分別占中國總貿易額的比重幾乎相當，歐盟和日本的對華投資也不遜于美國。因此，以一籃子貨幣為參照對象更適應我國的對外經貿往來。
（3）從滿足人民幣匯率政策出口競爭力的目標看，人民幣匯率政策出口競爭力的目標是：穩定出口國際競爭力與進口成本。參照一籃子貨幣制度的突出優點是穩定人民幣的名義貿易加權匯率（如果權數按照貿易比重在各貨幣之間分配）。如果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家沒有嚴重的通貨膨脹差異，參照一籃子貨幣同時也保障了真實貿易加權匯率的穩定。
2．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優于原先的固定匯率制度。
（1）從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本身看，它既具有固定匯率制度的某些優點，又能使匯率保持一定的彈性。在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下，一方面，匯率隨著外匯市場的供求變化而調整，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另一方面，貨幣當局可以對匯率進行較多的干預和管理，從而能夠保持本國貨幣匯率的穩定，避免本國貨幣匯率劇烈波動對國內經濟的沖擊。
（2）從我國的國情看，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選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有以下的基本優勢：①保證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盡管我國的貨幣政策在刺激或緊縮經濟方面的作用一直受到理論界的質疑和實踐效果的挑戰，但利用貨幣政策進行前瞻性的微調而平抑經濟波動的作用目前在發達國家卻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因而恰當的利用貨幣政策對我國這種以國內市場為主的發展中大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②調整國際收支的靈活性。這種價格的調整可以減輕國際不利環境對國內經濟的影響。③阻止投機沖擊。在20世紀90年代，頻繁的貨幣投機沖擊對資本開放并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損害，這一教訓對我國在未來逐步開放資本市場過程中相當重要。
3．現行匯率制度并非完美無缺的。
（1）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意味著人民幣將逐步不再直接與美元掛鉤，由于我們參照的貨幣實行的均是浮動匯率制度，結果是人民幣對美元的雙邊名義匯率變動頻率與幅度都增加，這會給對外貿易和投資帶來匯率風險。
（2）對于人民幣匯率三項政策目標金融安全、出口競爭力和內外部均衡中的任何一項都難以完全顧及。而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我國國內市場經濟制度發育還不完善等現實，又要求目前的匯率政策必須有所側重。
（3）不能充分發揮匯率的調節作用。由于貨幣當局對匯率進行管理浮動，匯率變化的幅度被限制，匯率不能充分反映外匯市場供求狀況，因而難以有效調節商品交易和資本流動。還有可能引發操縱匯率之嫌，容易導致貿易爭端。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只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一個階段性的取向，在人民幣具有區域貨幣功能后就應該再次調整。
二、對匯率目標區制度的認識
在本次匯率改革前，理論界很多學者提出以兼具本文表1中4、5、6類的貨幣制度特征的匯率目標區制度作為改革的選擇目標。從實踐看，這種方案沒有得到認可。原因在于：
1．從理論上看。首先提出匯率目標區理論的弗來明認為一國也許會希望將其貨幣的匯率限定在或接近于某一“目標區”內，如果實際匯率的波動超出了這個目標區，該國就應調整政策使匯率向目標區內移動。后來，克魯格曼進一步將匯率目標區模式化，提出了匯率目標區模型，威廉姆森進一步發揮了匯率目標區理論，他提出了“BBC制度”。多恩布什和帕克將這一思想近年來的發展稱之為BBC規則。為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貨幣當局要設立一個基礎均衡匯率以便同國內經濟、國際收支的長期趨勢相適應，并且圍繞這一可調整的均衡匯率設定較寬波幅，達到一方面保持匯率基本穩定，一方面使經濟政策具有一定靈活性之目的。但基礎均衡匯率計算很困難，而如果不能計算出合理的基礎均衡匯率，目標區匯率的合理性將在根本上受到動搖。此外，匯率目標區體系應包括哪些貨幣，其寬度和調整頻率應根據什么標準確定等一系列問題也不好解決，或確立起來具有很大隨機性。
2．從我國實際看。匯率目標區制度在我國實行有三大難題。（1）匯率目標區制度下的中心匯率難以確定。（2）資本流動性和投機沖擊難以抵擋。（3）我國不滿足實施匯率目標區的三個前提條件，這三個條件是：不同國家的目標值一致；競爭力水平的目標值必須與國內宏觀經濟均衡相協調；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協調。
3．從實踐效果看。已經崩潰的全球性的匯率目標區—布林頓森林體系和目前正在運行的區域性匯率目標區—歐洲貨幣體系下的歐洲匯率機制是最著名的實踐。從實踐的效果看，布林頓森林體系無以為繼，最終崩潰。歐洲匯率機制運行中也是困難重重。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無論是選擇什么樣的國家組成匯率目標區，其運行的制度環境與調節機制是無法與歐洲匯率機制相提并論的。
因此，本文認為，類似于匯率目標區制度的中間匯率制度在中國是難以實行的，它既不會成為當今的選擇，也不會成為匯率制度改革下一步的選擇。
三、對單獨浮動匯率制度的認識
1．單獨浮動匯率制度具有制度優點，主要體現在：一是均衡匯率水平完全由市場供求所決定，因而不會出現外匯的超額供給有超額需求的問題，外匯資金的利用服從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理，從而更有效率。二是由于匯率決定于市場的供求，資本的流出入只會引起匯率水平的升降，而不會改變貨幣供應量，使貨幣政策有了較大的獨立性；同時，由于匯率水平的升降能夠自動的調節國際收支使之達到均衡，降低了大量國際儲備的機會成本，減少了中央銀行對市場的頻繁干預。三是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的變動呈連續、輕微的態勢，投機者的獲利空間狹小，使投機行為相對減弱。
2．我國還缺乏將單獨浮動制度理論上的優點轉化為現實中的優點的實力。從我國的情況來看，宏觀經濟預期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還將繼續進行，人們對宏觀經濟的預期也就呈現出高度的不穩定性。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對外經濟依存度日益提高，國際間競爭的加劇，對我國經常項目的影響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加上金融領域的進一步開放，資本的流動性將隨之增強，其結果對我國的貨幣供需產生影響，這些影響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因此，在我國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過程中，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預期具有高度的不穩定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國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匯率也具有高度的易變性。如果貿然采取一步到位的匯改策略，走上浮動匯率的道路，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
3．單獨浮動匯率制度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最大問題就是存在著匯率的過度波動或匯率的易變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并且使經濟中面臨的匯率風險增強。弗里德曼認為，浮動匯率制度之所以出現不穩定。主要是因為與之相關的宏觀經濟的不穩定。由于人們對貨幣供給、實際收入的預期決定著當前的匯率，如果人們的預期是不穩定的，匯率就會表現出易變性，且匯率波動的幅度會大大超過貨幣供給和實際收入的波動幅度。依據該理論，如果人們的預期是穩定的，匯率就應當是穩定的；而事實上則是，在大多數預期穩定或預期較大穩定的情況下，匯率仍然是易變的。因此，一般來說，市場經濟比較發達，對外匯市場調控能力較強的國家，或是參與國際經濟活動較深，需要充分利用匯率機制調節作用的國家，比較適合采用這種匯率制度。
參考文獻：
1．韓劍，徐康寧．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東南大學學報，2004，（6）．
關鍵詞：《金融學》；實踐性教學；環節設計
中圖分類號：G6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7-0234-02
《金融學》課程在經濟學科整體課程規劃中占據重要地位，不僅是教育部確定的21世紀高等學校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管理學各專業的核心課程，也是二級學科金融學專業最重要的基礎理論課。通過學習本課程能夠使學生掌握關于貨幣及貨幣制度、信用、金融、利息及利率、外匯及匯率等這些最基本的金融理論范疇；了解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基本架構，把握金融市場運行機制的基本規律和各類金融機構運作的基本特點；正確理解現代貨幣的創造機制；全面掌握宏觀金融，即貨幣對內、對外均衡和環繞貨幣政策的基本知識、基本理論及相關政策觀點，把獨立發展的宏觀調控與國際協調的理論思路納入學生視野。從《金融學》教學的受眾來看，當下的高等院校大學生普遍出生在1990年左右，興趣廣博，接觸社會經濟信息的途徑廣泛，為提高《金融學》授課效果，應該合理設計《金融學》實踐性教學環節，探索“導學—自學—助學”的“三維互動”教學模式，吸引學生積極參與《金融學》教學活動。
一、金融學課程中的案例教學
美國哈佛商學院是世界范圍內運用案例教學法最為成功的教學單位。哈佛式案例教學突出強調解決問題過程的重要性，重在提高學生解決問題能力，鍛煉其決策力和判斷力。通常而言，哈佛案例教學大體可被分成三類：其一，拋出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案，引導學生評價，此之謂問題評審型；其二，給出問題卻不給出方案，要求學生通過討論分析提出決策方案，即分析決策型；其三，發展理論型，注重通過案例挖掘新的理論生長點，完善并不斷發展理論體系。其中，前兩種方法可以方便地使用在金融學教學中。案例教學是基本教學的輔助形式，通過多樣化的案例教學進一步說明金融學的基本理論和觀點，以加深學生對貨幣理論的理解；介紹具體國家的貨幣政策、法規以及貨幣運行情況，以擴大學生視野，增加學生對貨幣實際工作的感性認識；分析貨幣理論在實際運用中的效果或效應，以增強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可以在金融學教學中嘗試使用的案例教學包括如下三種類型的案例：第一，介紹性案例，主要是對中外貨幣制度和政策的介紹；第二，說明性案例，主要是對一些理論和觀點的補充和說明；第三，分析性案例，主要是對一些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分析。
二、互動式教學
關鍵詞：明代白銀；貨幣性質；流動；市場選擇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明代白銀問題的研究一直是明清經濟史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就白銀問題的提出而言，明清時人對于白銀便有著自己的看法，這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的內容上：一是白銀作為貨幣材料的問題；另一是這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問題。在幣制幣材方面，因明初統治者推行無準備金之鈔法，致使大明寶鈔在前中期的運行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而鈔法不暢導致流通領域白銀的使用逐漸抬頭，于是有人主張用白銀來作為幣材。到了明代后期，“銀荒”問題也為時人所關注。關于明代中后期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問題，時人對其印象頗深。面對白銀的不斷流入，中國國內出現了嚴令海禁和開放海關的不同主張，這種爭論的局面一直持續到了清代前期，相關的論述也較多，此不贅述。然而，明清時人對于白銀問題的看法，或是單純從幣制幣材的角度來看待，或是對于白銀內流的重大意義認識不足，因而出現了許多不同的主張。
近代以降，關于明代的白銀問題，梁方仲、百瀨弘、彭信威、加藤繁、全漢升等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了專門的研究。至于最近十幾年來關于此問題的介紹可參見筆者的另一論文。從國內外對于中國貨幣史的研究近況來看，關于歷史上中國貨幣的盛衰論、進步論等論點逐漸遭到不同程度的質疑，使得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并且能夠以全新的視角來看待中國貨幣史上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問題，已經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質疑，為我們重新審視和思考明代白銀的深層次問題提供了依據。白銀貨幣化是不是一種“白銀進步論”觀點？明代白銀在中前期發揮的作用是不是折射出中國貨幣史上的一個重要內容，即怎樣認識實物貨幣的性質和意義？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國貨幣的結構發生改變并與世界的經濟連為一體？
如何不斷加深我們對于歷史上許多問題的理解，其關鍵在于我們的“問題意識”有多強。對于明代白銀問題的思考和解讀當然會是一個持續不斷的話題。在此，我希望本文中的許多不足之處能夠得到有關方家的指正和見教。
二、明代中前期的市場狀況與白銀問題
對于明代初期以及中期經濟情況的客觀認識，是我們正確認識明初貨幣經濟水平的前提。傳統史家往往容易受“王朝周期性”的論點束縛，認為明初社會經過幾代君主的努力，社會經濟必定會得到很大的恢復和發展。但是如果我們從整體的角度來考察明代中前期的經濟發展狀況，我們很容易發現一些容易忽略的問題。這種整體上的認識，一般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即：時間縱向上的考察和經濟體各部門橫向上的考察。
我們來看看宋、元、明長時期中國經濟運行的狀況。在這方面，全漢升做出了許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幾篇論文中為我們介紹了自宋至明中國經濟的發展狀況，并指出在這一較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白銀的購買力不斷得到提升，而且明代的工資水平和物價水平較宋代而言相差甚遠。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物價低或者工資低意味著一個社會的生產量和銷售量規模有限，對經濟的擴展很不利，這側面也反應了經濟體的萎縮程度。事實情況果真如此嗎？香港學者劉光臨在他最近的研究中分析了明代經濟各部門的貨幣成分，從價格、勞務工資、貿易、考古出土和錢幣數量等方面的具體分析中他得出了一個較為明確的印象，那就是明代初期的去貨幣化政策已經嚴重遲滯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加上通貨供應的不足，使得明代社會的交易需要跌落到公元8世紀以來的最低谷！
新近的研究表明這種對明代中前期經濟萎縮的提法越來越值得關注，因為無論是從市場的角度來看還是從貨幣的角度，這種論點都會得到驗證。
1.商品交易與市場的萎縮
明王朝建國前后，出身貧農的開國君主朱元璋施行了許多發展農業經濟和限制商品經濟的措施。他欲圖構建一個定額化、以實物經濟和勞役為主的經濟體制，學界有人干脆稱之為“洪武型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對于市場經濟的擴展是不利的，具體的表現而言便是商品價格和勞務工資的極端低廉，以及商品貿易的低度發展。
以白銀來看，明代的米價在16時期前半期一直停留在宋代初期的水準，離宋代物價的高峰時期相差3-4倍左右，從銅錢的角度看，宋明物價拉的更大。明代16世紀前半停留在300來文每公石，而這只相當于宋初的水準，距宋代高峰值時相差100―200倍左右。可見明代的物價之低。從金銀的比價來看，和宋元相比，低廉的多。宋元的每兩金價約折合白銀為10.3兩，而明代每兩金價約為宋元時代的一半，也即5―6兩左右，另還有關于江南絹價的折算也可以看出明代物價之低。
16世紀中葉前明代田價和米價表
（與明代的米加相比，宋初米價一般在100文-300文之間，中后期及南宋時期，宋代米加一般為1000-2000文，甚至2000文以上，折合成白銀也高出明代數倍。在田價方面，宋初約為0.5貫，最高達15貫，年均約為6-7貫，折合成白銀約為3-7兩左右）
明初物價的低廉直接導致勞務工資的低廉，例如嘉定地區宋明官僚和士兵的工資竟相差達到150倍左右（宋約為3000文一月，明代約為200文左右）。而實際上，這種低廉的價格水平并非構建在強大的國力之上，而是明初實物經濟的直接體現，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16世紀上半葉。市場的不發育與各地經濟的脆弱性直接導致了明代16世紀前“明代空窗期”的出現，例如在宣德時期，京畿附近地區的商人貿易狀況仍然是：
“奔走負販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
可見商業貿易利潤之低，因此明代前期人們大多處于這樣一種生活狀態“凡可以養生送死者，皆不待外求”，其“乘勢射利者亦鮮”。農民自給自足，百姓過著與市場不相往來的生活，當然會形成市場和商業的不斷萎縮。
實際上，對于明初市場的探討，雖然要從以上的角度來分析。但是對于要素市場、遠距離貿易、消費需求、商品供給、城鄉市場體系等方面細致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題，這個工作只能留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從傅衣凌和萬明整理的徽州土地契約文書來看，民間土地買賣的情況在明代前中期除了永樂一朝數量較大之外，其他時期的數量遠遠小于明代中后期。誠如以上所講，明代中期前商品經濟和市場發展的水品不能高估，這從以下的貨幣分析當中也可以得到相佐的解釋。
2.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
正如筆者認為的那樣，白銀在明代中期以前一直處于實物貨幣性質階段，這種實物貨幣的存在實質反映的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遲緩與萎縮。從歷史上來看，實物貨幣這個概念對于我們來說并不陌生，先秦時期的貝幣，民族邊疆地區的金銀貨幣和鹽幣，唐宋時期的縑帛，元代的木牌、鹽包，明代的谷物、縑帛等，為我們分析歷史上的實物貨幣提供了很多的材料。深諳中國貨幣史的日本學者早就區分了商品貨幣（實物貨幣）、金屬貨幣、紙幣之間流通的不同層次和領域，并細致分析了它們在流通過程中作用的不同和其他特性。但是人們對于明代前中期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卻殊難理解，因為這樣一種世人皆知的貴金屬怎么會是一種代表落后經濟發展水平的實物貨幣？這是因為這個概念的提出是為了定位和解釋白銀在實際流通中發揮的狀態和作用，否則明初白銀流通的許多問題便難以得到很好的解釋。
眾所周知，研究者對于某種貨幣的分析和考察一般是從其實際流通中所發揮的作用來看待其職能。因故經過仔細探究白銀流通的重要時期宋代之后，我們可知白銀貨幣化的觀點很難以成立，因為宋代白銀作為貨幣其職能的發揮不僅有限度，而且常常與縑帛等共同使用并稱為“銀帛”。這個時期的白銀實際上就是一種實物貨幣。
自元至明，白銀一直在市場中可以見到，尤其是在國家經濟出現較嚴重的通貨膨脹或經濟混亂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這情況下，白銀往往與谷物、縑帛，甚至像元代出現的紙帖子、竹牌等一起使用。因此，有學者認為：“實際上的中國貨幣史，應是各種各樣地區性本地通貨的出現與王朝自上而下試圖在疆域內統一幣制的努力，兩種力量相互抗衡博弈的過程。”
如果我們證明明代中前期的白銀也是一種實物貨幣的話，那么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也就難以令人信服。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否定學界對于白銀貨幣化的研究成果，畢竟前人對于白銀貨幣化過程的考究可以讓我們較為詳盡的考察到白銀這種實物貨幣所發揮的作用。
具體而言在明代前期，無論是民間土地的契約買賣還是政府的稅課當中，都有白銀在流通領域的足跡。關于土地契約方面，因另一文有所論述，故此不講。關于政府課稅折銀的情況，我們先來看看史料的記載：
十九年，“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 悉拆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
三十年，“自二十八年以前, 天下逋租, 咸許任土所產, 折收布、絹、棉花及金、銀等物。”
從賦課的史料中我們得知，白銀的征收是和許多實物貨幣一起的。此外，此時期白銀的使用領域還包括賞賜臣下，賞罰罪行等特定領域，這從許多史料中可以得到反映。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不言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白銀等實物貨幣的不斷抬頭與明寶鈔的運行不暢相關，到了宣德年間，寶鈔達到了幾乎需要不時的禁銀法令來通行，可見民間用銀情況的普遍，據史料載：
“比年巨商富民,并權貴之家,凡有交易,俱要金銀,以致鈔不通行。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欲通鈔法,許官員軍民以鈔中鹽,貪利者竟以昏爛之鈔中納,一人動以千計,及支鹽發賣,專要金銀,鈔愈不行。”
由此可見，自明前期到中期白銀這種實物貨幣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盡管整個明代前期不遺余力的施行“銀禁”政策，但白銀的流通終究開始廣泛起來，白銀不僅有時單獨流通而且常常與谷物、縑帛一起發揮著輔幣的作用。
實物貨幣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度，更折射出這一時期經濟運行的真實狀況。從對史料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知，明代實物貨幣的存在大約持續了一百多年，即貫穿于明代的中前期，這正切合了以上關于明代中期以前市場分析所得出的結論。
3、貨幣結構的轉變
日本學人說過：“考察貨幣經濟正是中國古代史研究所必須研究的主題”。到了明代中期，在中國貨幣史上出現了一次重大的貨幣結構的轉變，即錢鈔結構轉變為銀錢結構。因為這次轉變使得貴金屬白銀正式確立了主幣地位，也使得中國的貨幣結構進入了以白銀為主且銀錢兼用的階段。實物貨幣經濟在慢慢消退，商品經濟逐步得到巨大的釋放，社會進入蓬勃的發展階段，最終晚明社會出現了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遷。
有學者從白銀貨幣化的角度來分析晚明社會變遷，值得注意。在這里，我只想對學界著筆較少的明代貨幣結構轉變的原因進行些思考并試圖解釋。不可否認，這次貨幣結構的重大轉變是與晚明社會變遷同步的，白銀兼具貴金屬貨幣性質和世界貨幣性質的二重性也表明了明代中后期社會經濟的特殊性和新方向。在我看來，引起這次貨幣結構轉變的主要原因有三點：
1.國內貨幣經濟的萎縮和恢復與通貨不足的矛盾要求明代的貨幣結構進行轉變。
2.東亞經濟圈的擴大與全球貿易的新內容，使得處于主導地位國家――中國的寶鈔和銅錢難以充當世界貨幣的職能，因而轉變勢在必然。
3.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國最終完成貨幣結構的轉變成為可能。
以上所述，我們歸結起來便是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雙重壓力要求明代貨幣結構進行轉變，最終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明代的白銀貨幣終于擺脫實物貨幣階段，正式進入貴金屬貨幣階段。
二、明代中后期白銀的流動
明代中期以后（成弘之際，約為15世紀末16世紀初）國內市場上的白銀流動開始頻繁起來。在16世紀中葉上下外國白銀大量流入之前，國內白銀流動的市場先期建立起來。然而從以下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國內白銀存量的不足始終制約著明代經濟的發展和起速，最終由于海外白銀的流入加上國內外白銀流動市場的切合終于使得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連為一體，明代蓬勃的經濟發展也有了可靠的劑。
1、國內白銀市場的先期建立
通過上文所講，在國內市場上明代白銀的使用一直存在。但是囿于國家為了維持寶鈔地位而不斷施行禁銀令的制約，白銀只能在某些特定的領域流通。政府的課稅、土地買賣市場、江南富商大賈的貿易買賣等數額較大的方面可以見到白銀的蹤跡，很顯然在明前期白銀的使用在國家法令的嚴禁之下是較為零星稀散的。尤其是永樂時期，政府禁銀比較徹底，以至于民間契約上只見寶鈔、縑帛、谷物等。到了宣德、正統時期，白銀的使用明顯增多，促成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便是鈔法的敗壞。宣德時規定：
“凡以金銀交易及匿貨增直者罰鈔”。但是,“戶部言民間交易,惟用金銀,沙滯不行。乃益嚴其禁,交易用銀一錢者,罰鈔千貫,贓吏受銀一兩者,追鈔一萬貫。”
盡管在課稅、賞賜方面，白銀仍在使用。但是國家法令有時候也會出現矛盾不一致的地方。從洪武到宣德，在民間仍然有鼓勵犯罪罰銀的規定，可謂是國家一定程度承認了民間用銀的合法性。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實物貨幣在宣德皇帝統治時期是運用最廣泛的，尤其是縑帛和谷物，這從契約和記載中可以知道。黑田明伸說過：“實際上，通貨不穩定迫使人們轉向物物交換的現象，即使到了20世紀，也是反復出現的”。很顯然明中前期通貨的不穩定一直影響著市場運行的狀態，使得實物貨幣大量存在。市場運行的不暢反過來又制約著人們對于更高通貨的需求，最終使得社會經濟發展的遲滯和貨幣制度運行的混亂。
然而在此，我們關注的重點并不是這一復雜混亂的貨幣使用狀況，而是要知道從何時起，白銀逐漸取代其他通貨逐漸在流通領域取得主要地位使得一定規模的白銀市場建立起來。從契約的情況來看，正統時期寶鈔已經不見蹤影，白銀已經取得主幣的地位。景泰、天順時期民間使用白銀率是極高的。有學者指出：“至成化年間，90件契約中，無一例外地使用白銀交易，從而說明民間交易中完全實現了貨幣白銀化。”
盡管在正統時期，白銀在民間的流通市場上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但實際上中國國內白銀的開采量是越來越低，正統時期的年均銀課量還最低。至正統、成化時期，明朝經過大約一百來年的開采，國內白銀的累計總產量約為3千多萬兩，這個數字遠遠低于唐宋時期的產量。即使加上前代遺留下來的白銀數量，據估計總數也不超過5-6千萬兩。在銅錢方面，據最新的研究顯示：從洪武元年到隆慶時期，明朝一共鑄幣約為320-480萬枚，加上唐宋錢的遺留，16世紀時期明代規范銅錢的總量大約為3600-5400萬枚，相當于北宋一朝總量的12-21%左右。
明代與宋代貨幣存量情況表
由此可知，在成、弘之際的國內市場上，無論是賦役方面的田賦、徭役、關稅、鹽茶稅、馬政、匠役等折銀，還是民間市場上白銀的流通，都受制于白銀和銅錢經濟的有限規模。據史料記載，：
在弘治時“清江鎮，臨郡一都會也，山水環繞，舟車輻輳……昔饒裕今鮮蓋藏。……百年來人文日盛，而商賈之業衰矣。”
而且，反應通貨緊縮的另一個例子便是這一時期的朝貢貿易。明政府自宣德以后便開始收縮海外的朝貢貿易，而且在對待貢物上，打破了以往“厚往薄來”的原則出現了與貢使討價還價的，以市價估之的情況，反映了明中期財政上的拮據狀態。
在國際市場上，明代前期白銀的流動主要以朝貢貿易為主。這個時期白銀的流出流進，在賞賜與貿易的相抵之下，凈額量都很少。到了明代中期，中國國內經濟的發展不僅受制于白銀和銅錢的有限規模，而且隨著明代前中期國內白銀市場的先期建立，使得中國對于白銀有著近乎饑渴的需求。因而有人就說：“無論是日本銀礦的開采，還是美洲銀礦的開發，在時間上都與中國白銀貨幣化產生的巨大的白銀需求，市場迅速擴展的時間相銜接，而流向又是再清楚不過。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白銀貨幣化推動了日本、美洲白銀礦產的大開發”。這個結論意味著，國際白銀的流動是由于中國市場對于白銀的極大需求造成的。實際上，學界以前不曾有這樣的提法，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在正德年間（1505-1521），就有葡萄牙人進入中國界內要求開展貿易，但是真正意義白銀貿易的變化是在明代嘉靖年間（1521-1566年），官方朝貢貿易和私人貿易使得中國從日本獲得了數量可觀的白銀數量。在國際貿易中，日本是最早向中國輸入白銀的地方，時間大約為16世紀40年代。不僅日本的許多銀礦在此時逐步開發生產，而且他們貿易的對象主要是中國。因此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與通貨不足的矛盾使得中國異常需求白銀，但是國內白銀規模的限制造成了中國市場上出現了一個重大的白銀需求缺口，于是國際上白銀的流動開始變得頻繁起來，白銀貿易的巨大利益開始拉動中西方的供求市場。
2.國內外市場的切合與數量問題
中國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切合一般認為是在16世60年代，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的嘉、隆之際。這時期海外白銀的流入不僅有日本，還有后來加入的馬尼拉、南亞、中亞等地。學界曾對此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些成果使得我們更能清晰的看到白銀流入中國的路線和大致過程。
我們先來看看海外白銀流入的路線問題。弗蘭克指出白銀流入中國的路線主要有三條：日本-中國、美洲-馬尼拉-中國和歐洲-中亞和印度-中國，同時他認為中國在18世紀以前獲得了相當于世界產量一半大約60000噸的白銀。近年來大多數學者，傾向于把流入中國白銀的路線主要歸結為兩條：日本和馬尼拉，這條路線上的白銀又包含兩條小路線，即西屬美洲-馬尼拉和歐洲-馬尼拉路線。萬明把這些路線總結性的概括為：中國-東南亞-日本、中國-馬尼拉-美洲和中國-果阿-歐洲。總所周知，海外白銀的主要來源有兩個地方，即：日本和西屬美洲。因此為了方便白銀流入數量的估算，大家傾向性的用這兩條源流來分析和估算白銀流入的大致數額。
從中外的史料中，我們可以得知在明代中后期中國通過各種類型的貿易從海外大量輸入白銀。然而在中國傳統時代，由于缺乏數字統計手段使得我們難以確切知曉到底有多少數額的白銀流入中國。因此，關于白銀數量的估算引起了中外許多學者的矚目和研究。目前，我們從這些研究當中可以得到許多信息，這不僅僅是白銀流入數量的問題，更是中外幾代學者孜孜不倦融會中西方資料和進行廣泛學術交流的見證。
明代海外白銀流入數量估算表
對于上表的數據，我們可以在學者相關的論著中輕易得到。由于單位和時間的不統一，致使上表的數據的理解還是有點困難。另外對于白銀數量的估算研究還可以在吳承明、錢江、劉軍以及外國學者的研究中找到，但是上表列出來的這些人，只是因為筆者的傾向性意見，加之有些新的研究成果總是在不斷總結原有成果的基礎上得出來的，因此以上的新舊結果代表了學界對于白銀數量估算問題的大概情況。
大體而言，學者對于自16世紀40、60年代到明亡（1644年）流入中國的白銀數量估算為1萬噸至2、3萬噸左右，也就是2億兩至4、5億兩左右，而且多數學者傾向于2-3億兩左右。盡管難以明確，但這個數字無論怎么看都是一個難以忽視的數字，因為相比國內白銀的存量而言，海外白銀流入的數量之巨，渠道之多是以往學界沒有注意的，其對中國經濟的意義自然是有待于重新評價。有學者說：中國商品和白銀之間的貿易，形成了市場網絡的世界性連接，而白銀這種世界貨幣把中國社會的變革和世界的變革聯系在一起。以白銀為中心的貿易網絡，成為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體系初步構建的一個明證。
3.世界市場的形成與白銀流動的貨幣意義解釋
布羅代爾說過：“貴金屬的作用似乎從來沒有像16世紀那樣重要，當時的人們毫不猶豫地把貴金屬放在首位。”如今學界就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在16世界中葉以后逐步形成的論點已經達成共識，其實質恐怕沒有人能夠否認白銀流動在其中的作用，正是這種“絲綢之路錢幣”流通使得中國與世界逐步形成一個共同的經濟體系。從此，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改變。就中國而言，蓬勃興起的市場貿易和規模擴大的商品經濟使得晚明社會發生了深遠影響的社會變遷。
對于明代中后期白銀世界范圍內的流動，尤其是這種流動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意味著什么卻出現了不同的解釋。以往白銀貨幣化論者（白銀進步論者）認為正是中國的白銀貨幣化需求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白銀的開采和周轉，從而使中國是以一個主動的姿態參與構建世界的經濟體系。然而有人卻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由于明代前中期一直存在的通貨不足和經濟體制問題使得通貨結構經歷著異常危險的狀態，由于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國的市場經濟和通貨制度才得到挽救。同時他們對明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提出質疑，認為這是一種白銀進步論的觀點，是對歐洲經驗的簡單解讀。
筆者以為，對于明代白銀問題及其中后期流動的考察，應該從中國獨特的貨幣結構和社會制度框架來進行解釋。日本學者說：“無論是貨幣還是市場都不能獨立于制度而存在，對于制度而言也是一樣”。明代的白銀在其中前期一直處于實物貨幣階段，這種實物貨幣的存在體現了明政府貨幣制度設計構架的不合理。這種不合理的制度設計同時導致了明代前中葉錢鈔貨幣結構的不穩定性。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雙重壓力使得明代的貨幣結構面臨著急需轉變的境地，而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最終為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提供了可能，使得白銀得以擺脫實物貨幣的地位從而走向貴金屬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白銀流動的意義無法低估。
四、結語
通過上文對于有明一代白銀流通、性質和流動問題的重新考察，筆者以為明代的白銀貨幣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其發揮的作用和性質并不相同。明代中前期白銀以及其他的實物貨幣的存在和輔助地位說明了明代經濟體的規模和發展程度。通貨不足和實物貨幣的大量存在一直遲滯著明代市場、貨幣和商品經濟的發育。所謂危機就是轉機。面臨市場壓力和民間通貨需要的明代經濟最終又是在市場的影響下選擇了白銀作為主要貨幣，但是白銀的有限來源使得社會經濟的規模一直難以得到有效的擴大，最終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為中國貨幣結構的構建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在以白銀為中心的全球經濟體系中，中國因其參與世界的銀貨貿易并大量吸收海外白銀的能力使其商品經濟和市場得到極大的刺激和拓展。本文在最后提出了理解白銀內流對中國意義的兩種不同論點，旨在說明正確理解中國貨幣經濟和貨幣結構的狀況也是認識中國歷史的一條主線。
（指導老師：林文勛教授）
注 釋：
丘浚主張恢復金銀的貨幣地位，“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用他物者”《大學衍義補》卷27，《銅楮之幣下》（引自文淵閣四庫資料，以下同）。王世貞也指出“是以白金之為幣，長也”《州史料后集》卷37。顧炎武也說“由是鈔法阻滯，公私病之，故由是命”《日知錄之余》卷2，《禁金銀》.
尤以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靳學顏、陳子龍等人為代表，見其相關著作。也可參見葉世昌：《中國貨幣理論史》，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81頁.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中國錢幣》2012年02期.
（日）柿沼陽平在其最近的貨幣史文章中反思了中國貨幣史上的盛衰論等觀點，同時介紹了日本眾多學者重新闡釋中國歷史上的貨幣問題的研究狀況：貨幣區域論、多元性貨幣經濟的流通、貨幣流通領域的層次性和不對稱性、貨幣經濟的主角等論點值得關注。見其文：《中國古代貨幣經濟史研究的意義和分析視角》，《中國錢幣》2011年02、04期.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01期.
林文勛：《唐宋社會變革論綱》，導言部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全漢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見《中國經濟史研究二》，中華書局2011年版。《自宋至明政府歲入中錢銀比例的變動》，《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出版，1972年8月版。關于物價方面的變動，還可參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96―413頁.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370、519、356、501頁.
全漢升：《宋明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見《中國經濟史研究二》，第84―85頁.
吳承明：《16世紀和17世紀的中國市場》，《吳承明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黃冕堂：《中國歷代物價問題考述》，齊魯書社2008年版，第5-6頁、41-6頁.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Roxanna.M.Brown,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Ph.D Thes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4.
《明宣宗實錄》卷64.
轉引自田培棟：《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20，《送陸太守序》.
在這方面，龍登高做了大量的研究，見其：《中國傳統市場發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他指出14-19世紀（明清時期）是中國傳統市場的成熟時期，當然他這個提法是就整體狀況而言的，但他沒有就明代前中期的市場狀況做出特別的介紹.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關于明代后期的土地買賣狀況，可參見李文治：《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系的松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
林文勛：《南詔貨幣流通分析》，《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01期。《云南古代貨幣文化發展的特點》，《思想戰線》，1998年06期.
李埏：《略論唐代的“錢帛兼行”》，《歷史研究》，1964年03期.
元代史料，（明）楊士奇撰《歷代名臣奏議》卷67，《治道》說：“市井懋遷，難以碎帖。店鋪多用鹽包紙片，酒庫則用油漆木牌。”這里的鹽包、紙片、木牌等均是實物貨幣.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買賣契約中的通貨》，《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高聰明：《論白銀在宋代貨幣經濟中的地位》，《河北大學學報》，1994年03期。同見汪圣鐸：《兩宋貨幣史》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關于宋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可閱王文成：《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元末情況見呂午：《左史諫草》，戊戌中云“：近來州縣權時施宜，或為紙帖子，或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百文，雖不可以通行，而各處行之為便。”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第87頁.
顧炎武：《日知錄》卷11.
《明史》卷78，《食貨志二》.
《明宣宗實錄》卷55.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買賣契約中的通貨》一文，也可見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明孝宗實錄》卷197云：“云南專用海肥, 四川、貴州用茵香、花銀及鹽布, 江西、湖廣用米、谷、銀、布, 山西、陜西間用皮毛。”
（日）柿沼陽平：《中國古代貨幣經濟史研究的意義和分析視角》，《中國錢幣》2011年02、04期.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中有較具體的解釋.
《明太祖實錄》卷251中記載：“杭州諸郡商賈，不論貨物貴賤，一以金銀論價，由是鈔法阻滯，公私病之，固有是命。”
《明會典》卷37.
《明宣宗實錄》卷105中記載：“既瞽, 又以母故傷人, 可肴之, 令出銀十兩, 付死者家備葬。”
董郁奎《試論明代的白銀及其流通》，《浙江學刊》，1988年03期.
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第46頁.
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關于明代國內市場上白銀的存量，應該加上前代遺留下來的白銀數額。據估計，唐、宋、元3朝白銀的總產量約為3.7億兩左右，但是這個數字沒有考慮中間流去國外的數字，實際上白銀在宋元時期曾大量流失國外。參見李隆生：《明末白銀存量的估計》，《中國錢幣》，2005年01期.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詳可參見萬明：《白銀貨幣化視角下的明代賦役改革》，《學術月刊》，2007年5月第39卷5號.
崇禎《清江縣志》卷1，《市鎮》.
田培棟：《論明代的朝貢貿易》，《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94-95頁.
莊國土：《16-18世紀白銀流入數量的估算》，《中國錢幣》，1995年03期.
國內的白銀市場，既包括商業貿易市場也包括國家貢賦市場對于白銀的需求，因而有學者指出中國能夠大量吸收世界市場上的白銀就是因為貢賦市場的周轉和吸納能力，見陳春聲、劉志偉《貢賦、市場與物質生活―試論十八世紀美洲白銀輸入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關系》，《清華大學學報》，2010年05期25卷.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38頁.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36頁.
梁方仲、全漢升、百瀨弘以及歐美學者von Glahn、Yamamura等均有對這個問題的論述，近年來弗蘭克、吳承明、萬明、莊國土、錢江等學者均有關于明清時期白銀流入數量估算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頗有成效的成果.
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頁。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42頁.
見梁方仲、全漢升、弗蘭克、萬明等學者的相關論著，因這些論文和著作經常被引用，固此不再詳細列出。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42頁.
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龍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694頁.
其實，林文勛早就提出了“錢幣之路”的學術概念，并指出大家要重視研究古代史上對外貿易之路上的錢幣周流及其帶來的文化和經濟上的影響。見其：《錢幣之路：溝通中外關系的橋梁和紐帶》，《思想戰線》，1995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