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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是人類的一種教育理想，是社會公平在教育領域里的表現。什么是教育公平？瑞典著名教育學家托爾斯頓·胡森（TorstenHusen）認為，教育公平主要指教育機會均等，包括教育起點的平等，教育過程的平等和教育結果的平等。我們可以將教育公平界定為：每個人可以平等的、有選擇的分享其所處的公共教育資源以及人們此時所持有的平等的價值觀念和準則。
1.從教育起點的不公平來看，戶籍制度限制了部分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權
教育起點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最直接反映，它是人們在接受教育時所最先接觸到的與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教育問題。目前我國的義務教育體制是以戶籍制為基礎，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模式。適齡兒童普及義務教育的工作由戶口所在地負責實施，義務教育經費也由地方政府承擔。農民工子女離開農村后，沒有流入地的常住戶口，往往無法享受流入地政府財政負擔的義務教育經費，就無法像流入地兒童那樣進入公立學校就讀。后來由于國家的政策調整及相關法規的陸續出臺，公立學校原則上不排斥農民工子女入學，但必須交納一定的借讀費、贊助費。由此看來，在現行的義務教育體制下，農民工子女與流入地的兒童不可能享有同等的教育機會。
2.從教育過程的不公平來看，主要體現在公立學校和農民工子弟學校教育質量上的差異
教育起點的不公平是無法消除的，因為人們無法做到經濟上和社會上的絕對平等。因此我們更應該關注教育公平的主要可操作層面的教育過程的平等，這主要體現在教育質量的差異上。面對“沒有城市戶口”、“收費高”兩大攔路虎，多數農民工子女只能進入專門招收農民工子女的民工子弟學校，但這類學校的弊端很多。如缺乏最基本的辦學條件、消防設施不具備、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和衛生隱患、辦學者和教師素質較差、學校開設科目不完整、部分學校除了語文和數學以外，其他科目課程的教學均不能確保，學生使用的依然是以前的五年制教材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辦學條件還是教學質量，此類學校都無法與公立學校相提并論，從而使農民工子女的學習質量沒有保證，素質也得不到全面提高。
3.從教育結果的不公平來看，缺乏良好的正規教育阻礙了社會階層的流動
無論是教育起點公平也好，還是教育過程公平也好，教育公平最終還是要體現在教育結果的公平上。在現代社會中，正規教育程度正在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可在現實條件下，一方面少數社會精英占據著國家和城市最豐富的優質教育資源，使得自己的下一代能夠繼續他們的社會精英身份和繼續他們的優越生活；另一方面，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工們，為了使自己的后代能夠盡快擺脫現實的卑微地位，獲得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上升，從而想方設法獲取子女受教育的機會和權利，但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教育起點、教育過程的不公平，部分人的“希望”只能成為“奢望”，從而陷入又一輪的貧困代際傳遞中，家庭收入低=沒錢提供教育=子女教育水平低=子女就業機會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低收入者產生。由此看來，缺乏教育既是貧困的原因，又成為貧困的結果。二、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失衡的原因
1.戶籍管理體制不合理
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本身是現行的戶籍制度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物。由于我國長期以來的戶籍制度對人口給予了人為劃分，即把人口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這種制度人為的造成了城鄉分割的局面，同時還直接導致了城鄉居民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勞動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不同。就義務教育領域而言，正是由于城鄉戶籍制度的存在，才造成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中無法得到與城市孩子同等受教育的權利，戶口成為他們在城市中公平地生存和發展的“瓶頸”。這種情況表明，戶籍管理體制的城鄉分割已嚴重落后于社會需要，不能適應在改革中急劇變化的城鄉關系，以及人口城市化進程加快的社會現實。
2.義務教育體制的缺陷
我國現行的“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義務教育體制規定了適齡兒童應在戶口所在地接受九年制義務教育，所需教育經費由當地政府負責籌措。目前我國城市適齡兒童的義務教育經費基本上由各級政府負責，而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則由鄉鎮政府以教育統籌的方式向農民征收，相當于農民自己掏錢解決法律要求的義務教育。但現實中，農民工離開農村后，他們流入地的城市財政中在義務教育經費里沒有包括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這項經費，從而使其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經費在我國目前的義務教育體制中出現了一個真空地帶。一方面，他們享受不到流出地政府的財政補貼；另一方面，他們又沒有資格享受流入地政府的優待。如果增加了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即要增加財政的支出，還會拉低已經被人為高估的教育水準，這必然會影響到政府部門的政績和形象。再者地方政府如果按照本市學生人均教育經費的撥款標準，那么用在農民工子女身上的教育投入無疑會變成當地政府財政的巨大開支，僅靠當地政府籌措，壓力很大。
3.民工子弟學校師資力量薄弱
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學和管理人員的素質低是影響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這類學校的師資人員，既無教學經歷，更無教師資格證書，有的自身不過初中水平，根本不具備任何任職條件。民工中流傳過這樣一句話：“放下屠刀，立地成校長。”意思是殺豬賣肉的，辦起了學校也可搖身變為校長。“半路出家”辦教育，既無資質，又少有人“充電”進行深造，多數人只是將辦學作為自己賺錢的一條“捷徑”。同時，教師隊伍的專業結構也是很成問題的，特別是初中，專業對口的教師很少，絕大部分教師從教的并不是他本身所學的專業，對教育學、心理學、教學論等更是從未接觸過，之所以從事教育這一行業，只是為了有份穩定的工作。三、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的對策研究
教育公平作為教育民主化的主要原則之一，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教育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以致成為“兩會”的重點問題之一。誠然，就現實條件而言，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實現受到諸多限制，但是我們必須通過以下途徑盡快解決這一問題。
1.改革戶籍制度，實現城鄉一體化
戶籍管理體制改革是農民工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盡管近年來戶籍管理體制有所松動，但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戶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導向仍然是：放開小城鎮戶籍，對大中城市特別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進行嚴格控制。筆者認為，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的根本之策就在于從我國的現狀出發，徹底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全新戶籍制度，根本改變“同居一城，群體隔離”的局面。
2.改革義務教育經費的分配方式，實行“教育券”制度
發放教育券是20世紀90年代
以來美國公共教育改革實現私有化與市場化過程中流行起來的一種新的教育資助方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人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最早提出了“教育券”（schoolvoucher）理論。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教育券”制度是指：政府將用于教育的公共經費以券的形式直接發給學生或家長，而不是發給學校；學生自由選擇學校并用教育券支付學費和相關費用；學校則向政府兌取與券值相等的現金流入。這樣學生可憑教育券到任何一所政府認可的學校就讀。同時，學校之間也會因為學生掌握充分的主動權而增加競爭，從而提高學校教育的整體質量。采取這項制度關鍵是保證了農民工子女教育經費的落實。學生自主選擇學校，也有助于打破地區和戶籍的限制，為農民工子女入學提供了條件。這無疑是保證教育公平的一項十分有借鑒意義的措施。
3.公立學校要承擔起接收農民工子女入學的重要任務
在公立學校就學是承認農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合法地位的重要標志，擁有平等的入學機會體現了社會公平，是其公民權利的積極體現。公立學校要充分挖掘潛力，擴大招生容量，盡可能多地接收農民工子女就學。學校要加強收費管理、降低收費標準、減少收費項目，對特困學生應酌情減免費用，通過設立助學金、免費提供教科書、捐贈學習用品等辦法，幫助家庭困難的學生就學。
4.加強培養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師資水平
提高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師資水平，首先要提高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待遇，例如戶口、住房、高薪等現實問題，以便吸收到高學歷、高素質的教學人才。其次可采取結對幫扶的形式，請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來參加公立學校舉辦的公開課及教研活動，或者送教到校，實行校長委任制和骨干教師支教制的措施。委任公立學校的校長及多名骨干教師去民工子弟學校進行管理、教學（其工資待遇仍由原校負責）。最后政府還可與師范院校聯手。各大師范院校的應屆畢業生每年都有近半年的實習時間，政府可以倡議大學生進行義務支教活動，讓部分大學生到民工子弟學校進行實習（時間上錯開），這樣既解決了部分大學生聯系實習單位難的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這類學校師資力量薄弱的局面。
摘要：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問題日益成為我國教育界面臨的突出問題，以致成為“兩會”的重點問題之一。目前我國約有2000萬左右的農民工子女處于流動之中，這當中有9.3℅的學齡兒童處于失學狀態。如何處理好這一游離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社會邊緣群體的教育問題，不僅關系到農民工子女的健康發展，也關系到和諧社會的構建及國家的長治久安。
關鍵詞：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民工潮
20世紀80年代的“民工潮”造就了中國日益龐大的進城務工的農民群體。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流動人口總數僅為200萬人左右，迄今為止已超過1.2億，短短20余年間，流動人口總數增幅達60倍左右。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涌人，他們的適齡子女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受教育群體，農民工子女受教育問題應運而生。
參考文獻：
全國十二所重點師范大學聯合編.教育學基礎[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
趙歡君,陶李剛.論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問題[J].教育探索,2005,(12).
對于法律的價值的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其理解有了不一樣的解釋，現如今，公認的法律價值有公平、效率、秩序、安全、正義等等。對于不同的法律其法律價值取向是不一樣的，其針對點也是不同的:經濟法與民商法的價值取向對于經濟法和民商法相關部門是十分重要的，其價值取向決定著經濟法與民商法的公平與效率，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對于其要求會更加的苛刻，只有不斷的促進其發展，對于我國的經濟法和民商法才會有新的革新與進步。基于公平與效率，充分的發掘民商法和經濟法的作用，正確的決定其價值取向，有利的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二者互相促進，共同發揮作用。
(一)基于法律價值公平
在法律方面，公平可以理解為義務與權力的合理分配，使之處于一種平衡，在法律中對公平的體現，不同的法律也有其特有的含義，有的可以賦予其每人都平等的原則，有的可賦予其公正、自由的原則，公平對于不一樣的法律有不一樣的作用，對于公平，沒有詳細的介紹，可從原則性與道德規范兩方面確定。
(二)基于法律價值效率
社會需要法律來規范，其解決眾多沖突，緩解各種關系，避免不必要的沖突，最終凸顯于利益關系。法律在于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行，對于存在的沖突進行平衡，對于利益的獲得要在法律規范的情況下，取之有道。而法律的效果則是對利益與效率進行合理的限定，進行有效率的組織活動，效率對于經濟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基于法律價值效率，是利用民商法來規范的。效率的提高需要有一定的規范性才會得到大幅度提高，把私人的工作逐漸轉變到集體大眾型活動，將私人利益轉變成公眾利益。
二、基于公平與效率談民商法與經濟法的價值取向
(一)基于公平與效率談民商法價值取向
在民商法之中，公平之法律價值是其中基本的法則，公平對民商法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對于民商法的自愿、平等方面有著促進作用，公平在民商法之中是非物質的其作用是加強條件與經濟的公平，對于經濟的各個方面都是追求最有利的，民商法對每個主體不采取不平等的待遇;效率價值在民商法之中的展現，是對利益的展現，對于經濟是自由合理的。民商法是對利益追求的最大化，效率的法律價值在民商法中展現則是展現自愿、自由等等，而這些原則則會使私人的經濟利益最大化，間接促進整體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民商法在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基于公平與效率談經濟法價值取向
經濟法的公平主要表現在經濟的公平原則，對于公平，可以理解為對于存在一些價值的行動，對于其獲得具有平等的權力，使之處于一個適當狀態，在經濟法中，其公平是針對不同條件的主體所展現出的，讓各方面都是公平的，將各種不合理的因素進行排除。對于效率，并不是都是高效的，其存在一定的缺點，同時也不是一直是有效率的，市場的發展需要提高效率，與此同時需要對市場進行合理的調節，經濟法對于市場上的這種效率中的缺點就可以進行修改，促使效率的提高。
三、民商法和經濟法之間的對比
二者有很多相似的價值取向，基于公平價值，二者是對經濟的調整，對市場間的調配以及相應的平等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二者都離不開其具有的價值，公平體現于民商法主要是其目標、特點、本質，民商法離不開公平原則，對于經濟法，公平作為其理念。基于效率，對于民商法和經濟法，其效果是一樣的，其目的是獲得利益，促進社會的發展，實現共同進步，二者之間基于公平與效率，其目的大致是相同的，都是對市場進行調整，進行合理的分配，使之展現出平等的原則和高效的原則，符合現代社會的發展，為社會的進步貢獻其自我的價值，與此同時，其存在著不同的價值取向，比如說民商法針對私人，經濟法是針對整個社會。
四、結語
一、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公民、法人名譽權沖突的現狀
新聞媒體名譽侵權主要是指行為人通過大眾傳播媒體刊登、播出有損特定人行象的行為。“公民或法人的社會活動是新聞報道的主要內容,而名譽權與之密切相聯,所以,新聞媒體和新聞記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構成對公民或法人名譽權的傷害。”新聞媒體名譽侵權與一般侵權行為相比,具有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的特點,因此給相對人造成的侵害也較其他的侵權行為更加嚴重。從法理上說,新聞報道行為的違法性是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新聞媒體侵害名譽權的抗辯事由的存在可以證明新聞媒體沒有違法,這是新聞媒體自我保護的一道防線,是平衡公民的表達權、知情權與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權的產物。正當的新聞自由憑借它的保護而得以存在和運作,不至于因為與公民或法人的名譽權的沖突而動輒得咎。新聞輿論侵害名譽權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民事侵權,因此除了具有普通民事侵權的抗辯事由外,新聞媒體還享有一些特殊的抗辯事由。我國對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公民、法人名譽權的平衡還沒有系統化和完整化的規定,目前學界比較認同的新聞媒體侵害名譽權的抗辯事由主要有新聞報道的內容基本真實、公開的權威消息來源、當事人的同意和客觀公正的評論。
二、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公民、法人名譽權平衡的比較法考察
新聞自由與名譽權發生沖突時,如何界定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公民、法人名譽權的邊界以化解矛盾,成為司法實踐中的難題,也是憲法學研究的重要課題。為此,筆者引入比較法研究的方式,以美國等四個國家為例,為解決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公民、法人名譽權沖突的立法、司法實踐提供指導。
1.美國。美國憲法修正案第1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限制言論或出版自由的任何法律……”并規定了四種適用的理論標準,即絕對主義、“明顯的和即刻的危險”標準、各種利益的特別權衡、定義上的平衡。在誹謗訴訟中,法官并不逐個案件就具體情況決定名譽或言論表達的重要性,而是針對不同類型的人的名譽受到損害的情形進行權衡。在此基礎上,他們制定了不同的規則,適用于公眾人物與一般人提出誹謗訴訟的權利,在平衡名譽權與言論自由的關系時區別對待公眾人物與一般人物。當某些利益的重要性超過憲法修正案所載利益時,保護前者;否則,理所應當地保護后者。可見,特別權衡法具有實用主義的優點。在適用利益衡量理論解決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人格權的沖突時,考慮人格權主體的不同十分必要。
為了使公眾能更廣泛地收集政府的信息,美國于1966年制定了完備的《信息自由法》,該法廣泛地賦予大眾對其行政人員的監督權和知情權,是美國法律保障政務公開和輿論監督權的重要體現。 “公職人員就公共事務以名譽權他人,則必須證明言論者有現實性的惡意,如果僅證明被告屬于疏忽或過失,名譽侵權不成立。”所有與公眾有關,足以引起“公眾興趣”的人因批評而受到傷害時,除非他能夠提供證據證明該言論是出于“真實的惡意”,否則便無法以“誹謗罪”或“名譽受損”。
2.英國。英國的名譽侵權法可以追溯到1275年制定的《高級官員名譽侵權法》,當時不論敘述事實是否確鑿,發表言論者都要被追溯。現行的英國名譽侵權法制定于1952年,這部法律為名譽侵權所下的定義是“公布使普通人評價下降的言論”,而并不考慮是否有使原告評價下降的意圖,英國法律也采取了判例和特別法相結合的方式處理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公民、法人名譽權的沖突。為確保信息的公開和一般民眾的表達自由,20世紀80年代,英國相繼制定了《數據保護法》、《地方自治法》、《個人資料法》。90年代提出了“市民”政策,以便于人們評價公共服務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對其實行相應的輿論監督。
3.德國。在德國,當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人格權沖突時,也是通過利益衡量方式解決,依公法學上比例原則,個案決定何項基本人權在何種范圍內需作何種程度之讓步,何項權利優先受保護。德國甚至為避免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其他權利的沖突,把權益衡量義務與履行謹慎義務一起規定為新聞媒體的從業義務,要求媒體在傳播報道各種具體事件前就進行權益的考量,以決定行使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還是保護人格權。
4.日本。日本屬大陸法系國家,和德國、法國一樣,沒有相對獨立的名譽侵權法,但日本在法律中對名譽權予以明文規定,并根據民法對侵權行為給予救濟或通過刑法保護名譽權。當然日本法中名譽侵權也有抗辯事由:(1)與公共利益相關的事實,即有關政府及公職人員的報道,即使他們的私生活也與公共利益有關;(2)公共目的,即排除敵意情感和人身攻擊;(3)真實性證明;(4)真實性誤信,即記者對事實本身和相關人員進行了充分的合適,但最終仍然錯誤地認為是真實的事件;(5)公正評論;(6)證明責任,即被告出示證據證明自己可以負責。在日本,當新聞媒體輿論監督權與公民、法人名譽權沖突時,主要有兩種學說。一種是“個別比較衡量論”,即當憲法上兩種價值發生沖突時,根據個別案例,分析新聞報道的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蒙受到的損害,將兩者比較衡量,當確定保護前者利益較大時,承認新聞自由;如確定保護后者所獲利益較大時,尊重個人名譽權。另一種理論是“界限確定衡量論”,不對個別事例進行利益衡量比較,而從憲法原理出發,承認表現自由的優越地位,因為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是絕對價值,保障國民對國家政治信息知情權占首要地位,而名譽權是相對價值,其自由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限制。根據這個原理決定適用原則,不同案例適用同樣原則。
關鍵詞： 平民教育 鄉村建設運動 國際背景
一、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興起
在十五世紀以前長達一千年的歐洲發展歷史上，其發展速度和發展水平相對于同時期的中國而言一直處于落后狀態，同樣代表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教育水平在中世紀的歐洲也遠遠稱不上發達，即便由宮廷和教會把持的精英教育有一定的規模，但依其所培養的對象僅限于上層社會的王室貴族和少數精英分子，包括農民階層在內的一般平民是沒有權利和資格接受教育的。在經歷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以后，平民化和大眾化教育的思潮才稍見端倪，直到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后，面向一般平民的初級教育才有所發展，但是這種社會大眾教育仍然是簡單的，在受眾數量和教育水平上與精英教育相比較有極大的差距。但是，經歷了文藝復興運動之后的歐洲逐漸發展起來的“人文主義”精神和“平民主義”思潮，以及在這種思潮和精神影響下產生的《人權宣言》卻沿襲了以人為本、重視教育的理念。被譽為“平民教育之父”的裴斯泰洛齊就認為：“即使最貧困和最被人遺棄的孩子，上帝也寄予了天賦的才能——在孩子粗笨害羞和顯然無能的背后，蘊藏著最優秀的才華，最珍貴的能力。在這些可憐的孩子接受真誠的愛心教育中，顯著的天賦才能真正地表現出來。”［1］裴斯泰洛齊身體力行，在歐洲小國瑞士大張旗鼓推行教育運動，使瑞士在短短的幾十年之內成為當時歐洲教育的典范，這一模式至今仍被稱之為人類教育歷史上的奇跡，而且，在瑞士模式的啟發和帶動之下，歐洲各國紛紛效法其成功之道，崇尚教育、以教育為立國之本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德國在汲取瑞士教育成功經驗基礎上，根據裴斯泰洛奇的教育理念，制訂了深刻影響德國社會發展進程的《教育法》，強制性規定德國公民接受免費教育，并且每一個公民都必須接受九年以上的教育，所有教育經費由國家免費提供，不接受教育者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以德國為典型代表的西方國家在經歷了近代啟蒙運動的洗禮之后，在“人本主義”社會思潮的影響之下，以國家為投資主體，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從而實現了整個社會的跨越式發展，其發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已領先于當時世界上其他各個地區和國家。
從整個世界范圍來看，西方國家真正開始認識到大規模開展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并通過法律形式實施全民普及的、免費的義務教育是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的。從19世紀初期到19世紀末是近代西方平民教育運動的發展階段。西方平民教育運動作為近代西方國家主要教育發展趨勢之一，與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發展、近代意義上民族國家概念的確立和教育民主化的產生有著密切的關系。為了保證有效地實行普及教育，大多數國家以法律形式強制規定這種帶有普及意義的平民教育的義務性質，這種平民教育的范圍和程度反映了社會生產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當時西方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必然要求，更為重要的是，平民教育極大地推動了西方國家社會包括農民在內的一般民眾的素質和文明程度的提高，這是西方社會率先步入現代文明社會的基石。
二、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與流派的發展軌跡
20世紀初，隨著西方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提高，關于教育的各種思潮風起云涌，而涉及平民教育的思潮更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平民教育思潮不僅僅是某一個教育流派的自我發展，而是與各種教育思潮緊緊糾纏在一起，互相影響，共同發展。20世紀初西方國家各種教育思潮和教育運動此起彼伏，其涉及內容之豐富和發展速度之迅猛前所未有，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平民主義教育思潮、終身教育思潮、職業教育思潮、科學教育思潮、民主教育思潮、實用主義教育思想、教育思潮等，這些思潮從價值理念和演進路徑角度而言都具有某種共同傾向，就是均強調教育在程序和實質上的公平正義和科學合理。各種教育思潮都有其不同的理論視角和實踐側重點，但從平民教育視角出發，這些教育思潮無疑對當時的平民教育運動起到了極大的思想補充作用，從某個角度而言，它們亦是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一個組成部分。
1919年，英國成人教育委員會(ADULT EDUCATION COMMITTEE)倡議：將成人教育變成社會生活整體的一部分，使全民在他一生的任何時候，都可享有受教育的機會，這奠定了成人教育的理論基礎。“倘若我們沒有得益于成人教育，以及更一般地說通過正規教育以外的訓練途徑所作的貢獻……那么，與終身教育有關的思想毫無疑問是不可能產生的”。［2］終身教育思想的形成是從英國首先發展起來的，然后推行到西方各國，其成人教育實踐不斷發展，在成人教育發展的過程中使終身教育的理念走向實踐，大量的成人接受終身教育的實踐又檢驗和深化了終身教育思想，其影響力不斷擴大，教育理念深入人心。科學教育思潮源自于清末變法圖強之時對于西方科學技術的學習，其教育觀主張教育的首要任務在于傳授科學技術知識并給人們以科學方法的訓練，對于教育本身必須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傳入我國后，在教育領域內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推動了我國教育民主化改革的進程，其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普及義務教育的實行;平民教育運動和鄉村教育運動的展開；女子教育的推行;教學方法的改革”。［3］杜威的實用主義和進步主義教育思想是20世紀上半葉對世界教育發展影響最為深遠的教育思潮，其關于教育的目的性、教育途徑的生活化、教育教學的方法等一系列教育理念風靡一時，直到今天仍然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杜威強調教育的社會改造功能，他以經驗主義價值論和實用主義哲學為基礎，強調學校與社會、學習與經驗之間的密切聯系，認為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長，教育即適應。“杜威的平民主義教育提倡反映科學、民主和進步意識的民主教育和社會教育，以及帶有實用性質的實業教育、心理教育和道德教育；旨在人人都能接受教育，以提升廣大民眾的文化水平、思想素質和完整人性;培養獨立人格，發展個性知能，使其擁有自主意識、自立精神、主動性、發動力，以及協作共業之精神;激發起獻身社會和改造世界的熱情。由此，也就需要國家和全社會花費巨大代價具體實施平民教育”。［4］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深刻改變了西方教育的面貌，使之由傳統進入現代，對20世紀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和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從當時的各國農民教育實踐來看，比較具有典型意義的是美國和歐洲國家丹麥。“在西歐和美國興起一場旨在改革傳統教育，使之適應現代社會變化的教育革新運動。這場運動，在西歐被稱為‘新教育運動’，在美國則被稱為‘進步教育運動’”。［5］1909年羅斯福總統呼吁發動鄉村生活改進運動，試圖通過對鄉村生活的改進，促進民眾素質的進步和整個國家文明程度的提高。在相關政策和法律的配套支持下，國會通過鄉村教育議案，主張鄉村教育以“養成公民的農民”為目標。美國的鄉村生活教育運動既施行一般的農業科技知識和技能傳授，又注意教授一般的文化知識和社會生活常識，通過知識層面和技能層面的不斷教化，使鄉村人民成為“機警的、愛國的、思想高尚且又安于隴畝”的公民。其教育措施和教化方式多種多樣，例如設立鄉村圖書館，完善基督教堂機構使之成為鄉村文化生活的中心，開設農民互助合作組織，改善鄉村學校辦學條件等。丹麥的農民教育主要通過民眾學校這種形式加以推行，在當時歐洲和世界教育界享有盛譽，丹麥的農民教育與當時英國的工人教育和蘇聯的掃盲教育并稱為世界三大教育運動［6］，其取得的成就及對其他國家平民教育和鄉村教育的啟示意義是極其巨大的。“以格龍維、柯爾德、施洛特為代表的丹麥教育家，提倡民眾高等教育，推進鄉村社會的改進與合作事業的發展。他們以歷史與詩歌為媒介，著力于文化的傳播，激發青年農民的心理與情緒，喚起民族精神的覺醒”。［7］丹麥民眾學校是施行農民教育的核心機構，它和人民的實際生活緊密相連，民眾學校重視農民的職業訓練，教授與農業有關的科目，比較重視提高農民的職業技能，但教學的最終目標卻始終著力于文化的傳播，以覺醒普通農民的精神生活為宗旨，并不僅僅限于施行職業的訓練和農業生產技能的提高。正是由于丹麥民眾學校的有效運轉和農民教育的成功實踐，才造就了當時丹麥經濟的飛躍和社會事業的全面發展，所以在歐洲發展史中丹麥的農民教育運動被譽為“丹麥重生的命脈”。非常推崇丹麥平民教育模式的梁漱溟認為“丹麥農業之發達、合作之隆盛，皆以其教育為原動力”。［8］
三、西風東漸：西方平民教育思潮促進近代鄉村建設運動的興起
近代西方教育思潮的興起和傳播，對世界各國的教育事業有著極大的影響，自以來一直處于變革圖強、尋求國家富強的中國當然也不例外。由于自身變革的強烈愿望，西方以平民教育和實用主義教育為代表的教育思潮一經傳入，就在古老的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旨在提高包括農民在內的民眾素質的鄉村建設運動蓬勃興起無疑與其廣泛的傳播有著密切的關系，在這其中西方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人格魅力和中國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1919年4月，杜威作為世界著名的教育家，應中國五大教育團體邀請來華講學，他在中國進行了百余場講演，并實地采訪了多個省市，講學長達兩年，其思想和言論在報刊廣為傳播，中國社會迅速出現了風靡全國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潮，中國教育界形成了一股“杜威熱”，杜威的實用主義和平民主義教育思想得到了極大的傳播和實踐，旨在救亡圖存，有國外留學背景的一批優秀知識分子在介紹國外先進教育思想和傳播其教育理念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陶行知、晏陽初、陳鶴琴等就是其中優秀的代表。這些歸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始終致力于用西方科學知識和先進的教育理念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采用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研究中國鄉村問題和農民問題即是典型范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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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逸先，宋恩榮.中國鄉村建設運動及其歷史啟示［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6（2）：19.
隨著學者對黃職業教育理論和思想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圍越加廣泛，在對黃炎培這一塊研究可主要歸納為以下六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職業教育目的;二是職業教育辦學方針;三是職業教育教學原則與方法研究;四是職業道德教育研究;五是對“農村教育論”的研究;六是對大職業教育主義的探討和研究。例如，福建師范大學黃仁賢教授對黃炎培的職業指導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為:黃炎培從職業教育的倡導到創辦，至始至終都十分重視與職業教育和基礎教育密切相關的職業指導，并且第一次把職業指導納入職業教育教學之中，在其數十年間的職業教育理論探討和教學教育實踐中，最終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職業教育指導體系。武漢大學張建華教授從黃炎培的職業道德觀著手，認為包括“敬業樂群”、“勞工圣神”、“完善人格和愛國主義”等內容的職業道德教育是其職業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黃炎培的職業道德思想對我們推動職業教育事業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葉鳳剛教授認為，在21世紀20年代的鄉村教育運動中，黃炎培是最早注意到農村教育問題的教育家，其農村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經歷了由“分區立系”到“劃區施教”、綜合改進，再到“先富后教”、“富教合一”三個階段的演變。此外，南京師范大學莊緹緹的碩士論文《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研究》，對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及過程、具體內容、思想特點、及其啟示做出了系統而具體的闡述，就其職業教育思想的內容而言，除以上六點外，還提出了黃炎培的人性化教育制度這一內容。
二、對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比較研究
在注重對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進行研究和探索的同時，一些學者也把目光轉向把其職業教育思想與、張謇、陶行知、杜威等教育家的職業教育思想的比較研究上。例如，王彪認為和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思想具有繼承發展的關系，是我國近代職業教育的倡導者和開拓者，而他的學生黃炎培是我國近代這也教育思想的繼承者和開創者。他們在職業教育思想上有著密切聯系，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在實踐上，他們相互支持和幫助，共同推進了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史淑麗對黃炎培和杜威的職業教育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她認為兩人在相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形成了各自獨特的職業教育思想，并具體從社會化、科學化、平民化三個方面來計較二者職業教育思想的異同。在杜威與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比較研究方面，張曉明也進行了相關研究。馬斌也對黃炎培與張謇、陶行知等教育家在職業教育的辦學目的、辦學方針、培養模式、師資隊伍建設、學生日常管理等方面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三者提出了各具個性又相互補充、相得益彰的豐富的職業教育思想與理論。此外，姜建、馬萬明對張謇與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進行了比較，該文章主要從兩者職業教育思想起源、職業教育實踐形式、職業教育內容、職業教育原則進行比較，認為張謇的職業教育思想先于黃炎培，并為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參考的范例;在職教實踐形式方面，兩者都以服務社會為宗旨，但張謇更加注重校企合作，而黃炎培更加偏重職業指導;在職教內容方面，該文在張謇“事業之所至，教育之所至”的教育理念與黃炎培的“大職業教育”理念及職業道德教育方面進行了異同比較;在職業教育原則方面，作者認為兩者都注重職業教育的實用性和教育對象的廣泛性，但從具體實踐上看，黃炎培職教對象更為廣泛。
三、對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當代價值研究
論文關鍵詞:學校體育 終身 素質
論文摘要:運劇文獻法研究學校體育傳統教育思想和現代教育思想的著異。探討了傳統教育的根源:對現代教育思想的進行了界定。認為終身體育觀念的確立。是學校體育現代教育的重要標志，有利于校正片面的體育教學觀念。總結了素質教育指導F的學校體育現代教育思想的特征。
隨著學校體育教學改革不斷地深入，學校體育工作中出現了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之別。如何理解學校體育的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呢?這一問題涉及到素質教育在學校體育中的貫徹;關系到學生的身心健康;也是學校體育教學改革的關鍵之一。學校體育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的辨析，著眼于現代教育理論的發展動態，在傳統教育思想與現代教育思想的比較中進行思考，澄清學校體育教學改革思路，以便更好地實現新世紀的學校體育任務。
一、現代教育思想概述
現代教育理論可以說是起始于美國教育家杜威(1859 ——1952)，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批判赫爾巴特教育理論時率先使用“現代教育”一詞，他的代表作是《民本主義和教育》。其理論基礎是實用主義哲學，中心概念是“經驗”，超越了唯心和唯物的斗爭，只把經驗看作是現實世界的基礎。對與教育的本質可以用三句話概括: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經驗的繼續不斷的改造。1919年4月至1921年7月，杜威對中國進行訪問和講學。在北京、上海、遼寧、江西、福建等十三個省市傳播實用主義哲學。杜威在中國最人的影響是教育方面。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陳鶴琴的活教育、晏陽初的平民教育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杜威的影響。杜威的著作有近百種譯本流傳(3)。此外，現代教育理論的代表人物還有美國教育心理學家布魯納.其代表作是《教育過程》;提倡:“發現學習”。前蘇聯教育家贊科夫，其代表作是《教育與發展》;針對傳統教學論提出了五條原則:即高難度進行教學的原則、高速度進行教學的原則、理論知識起主導作用原則、使學生理解學習過程的原則、使全班學生包括差生都得到發展的原則。
二、現代教育思想的意指
現代教育思想的基本假定: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在西方被稱之為“現代教育學之父”;德國赫爾巴特運用“心理學”和“倫理學”作為方法論基礎來研究教育問題，基本奠定了學校教育的模式理論。而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在批批判赫爾馬巴特的理論時，稱赫爾巴特的教育理論為“傳統教育”，而稱自己的理論為“進步教育”、“新教育”，后義稱“現代教育”。因此，有了“傳統教育論”和“現代教育論”的對立和爭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教育家對于“傳統教育”和“現代教育”的理解和論述是不完全一樣的，但基本意指是圍繞著學校教育培養人才的問題上，也是培養人才質量規格的模式上。換句話說，形成人才質量規格的因素主要是什么?終身體育觀念的確立，是學校體育現代教育的重要標志之一。就學校體育教育的本質而論，它必須是為全民服務的，即應該適當滿足和促進所有人的體質的增強和提高，盡管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所能實現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它最終必將實現這一根本的任務和宗旨。這也是學校體育培養人才質量規格的主要因素。 轉貼于
三、學校體育現代教育思想
運片j亞里十多德的“四岡說”，能清晰地闡明素質教育指導F的學校體育教育思想的本意。弧里士多德講的四原閃是:形式因、質料因、動力因、目的因。“四因”中最重要的是“形式因”與“質料岡”，形式因加上質料因就成為一個具體的事或物;再加上動力因、目的因就成為一個發展的過程。就學校體育教育思想而言.體育課程構成它的質料因:教學活動是它的基本形式，是形式因。形式加上質料因成為學校體育，但這是靜態的。終身體育是它的動力因:素質教育是它的目的因。靜態的學校體育再加上動力因與目的因，就在了一個動態過程，一個現實的過程，是一個目的成為的過程，使學生的潛能狀態變成一個現實狀態的過程。換句話說，素質教育是目的，終身體育是動力，改革的學校體育課程是材質，多種教學模式是形式。
終身體育只是描述和說明一種體育觀念，而不是一種直接教學的思想或理論模式。“增強體質”、“技術教育”等教學思想，可以通過終身體育觀念充實自己，達成改良后的教學思想。然而，目前對終身體育的認識產生了種種偏差。如強調培養終身從事體育運動的興趣;讓學生掌握一兩種終身受益的運動項目作為主要任務。終身體育指的是自然生命的自然現象，是自然生命的個體之性。是描述和說明自然的自然特征。如同生理欲望的自然欲求一樣。進一步講，終身體育類屬于生命的自然本能的范疇。從“終身”二字點破了體育運動是人的生命現象，是發展體育的動力。這種動力發展了一面行動一面自我反省的能力，不僅能邊做邊想，也能邊想邊做。如同爵+樂名家在一起即興演奏的時候，在體會出合奏中所發展出來的方向時，仍然能不斷調整新方向一樣。學校體育的目的是實現素質教育。素質教育超越地、靜態地、形式地說明學校體育要達到的目的。它涵蓋了很多方面的理由及要求。拿動、靜來講，素質教育有動、靜之理。對靜而言，素質教育有靜的理由，使其成為靜:對動而言，因為有動的事實而界定出動的理由。種種理由都收攝于素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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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步階段：1868―1886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在政治上為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環境，提出了“富國強兵，殖產新業，文明開化”①三大方針。從1872年公布學制②開始，文部省于1875年派伊澤修二赴美國調查師范教育制度，此舉成為西洋音樂大量輸入日本的開始。回國后的他痛感教師和教材的重要性，向文部省提出了三項提案：1．將日本傳統音樂和西洋音樂互為融合進行新教材的創作；2．認識音樂教育的重要性，積極培養音樂教育人才；3．在各類學校實施規定的音樂教育。該案得到文部省的關注和全力支持，并于明治十二（1879）年創立音樂研究所，伊澤修二任所長。其隨即開始調查國內外的音樂狀況，并于1880年聘請了第一位外籍音樂教師梅遜（L W Mason）在東京男子師范學校附屬小學和東京女子師范學校附屬小學進行唱歌教學，這也是日本最早的唱歌教學。明治十三年九月他又開展了對音樂教師的培養工作，在全國召募了22名音樂傳習生進行培訓，開啟了音樂師資培養的先河。二戰之前的日本初高中音樂教師的培養均由該所承擔。第三項工作是把傳統音樂為中心的東洋音樂翻譯為五線譜，并進行兩者間的比較，由此證明東西方音樂的相同性，同時設立了田中正平邦樂研究所，記錄了大約300首以五線譜為記譜法的日本傳統音樂③，為五線譜的推廣與教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不容忽視的是最初在滲入西洋音樂時，日本人是不習慣和排斥的。當時很少有人進入演奏廳去欣賞西洋音樂會，而傳統音樂如歌舞伎、能樂等則大量充斥著文化市場。這反映了日本人對西洋音樂最初接受時的態度④。但從明治二十三年開始，出現了鑒賞意識的萌芽。鑒賞教育是日本音樂教育中遲到的春天，日本人意識到了世界上存在著美妙的西洋音樂，應該用心耳去傾聽。這些觀念的轉變歸功于收音機的普及、吹奏樂的大眾化（如日比谷的公園奏樂）以及西洋音樂鑒賞的啟蒙書《音樂通解》的出版等，它們為西洋音樂的大眾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二、成長階段：1886年至二戰結束
在日本政府大力的財務支援下，日本人對西洋音樂創作的需求日益增多，他們驚訝于西洋的交響曲、歌劇、鋼琴和小提琴等音樂表現形式。1903年，東京音樂學校上演了格魯克的歌劇《奧菲歐與尤麗迪茜》，社會思潮開始以崇尚西洋音樂為榮，日本逐漸走向了全盤西化。此時的高等音樂教育也在西洋音樂為中心的主導下發展，在音樂教育思想、教育理論上也全方位地呈現了西方化的傾向。
1898年，東京大學外聘了德國人豪斯庫涅齊講授教育學，把福祿貝爾的教育學理論帶到了日本，并指出該教育學理論同樣適用于音樂教育學，從此教育學理論在日本盛行⑤。日本在教育思想上受到了西方先進教學方法和教育思想的影響，除了有福祿貝爾的教育學理論，裴斯太洛齊的教育學理論也慢慢得到了傳播。到了明治中期，赫爾巴特的教育理論⑥又再一次在日本教育界引起了轟動。
明治二十年，以外國教師為中心的東京音樂學校，在曾經留學德國的第二任校長村岡范為馳的帶領下，改前任伊澤修二提倡的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為德國式的高等教育體系。德國高等教育長期以來受到威廉•洪堡的教育思想的影響，提倡大學的本質是“客觀的學問和主觀的教養相結合”⑦，即通過學習知識來獲得教養。繼村岡校長之后的乘杉嘉壽校長徹底地貫徹威廉•洪堡的思想體系，在其著作《社會教育之研究》中闡述了教育的民主和教育的機會均等是每個人應得到的權利，每個日本人都應該獲得知識，從而擴大了平民學習音樂的權利，擁有了提高自身音樂教養的機會。具體措施除了在學生中加強學校音樂教育和家庭音樂教育之外，加強社會普通人群的音樂知識和道德修養，這些思想的產生和貫徹對日本高等音樂教育界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威廉•洪堡的另一觀點是提倡“孤獨和自治”，也就是追求最高形式－純粹的知識，這可以在東京音樂學院師范部的課程設置變遷中得到證實。明治二十（1887）年的科目中開設了聲樂、器樂、音樂理論、音樂史、體操，除此之外的教養課程涉及到了倫理、文學、教育、英語。明治三十三（1900）年，除教養課程，在聲樂、器樂、音樂史等基本課程之外，還增設了唱歌、樂理、和聲、體操、唱歌教學法等。這是因為當時學堂樂歌的出現，對唱歌的演唱技巧和音樂理論知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正十二（1923）年的課程設置又加大了音樂專業化的力度，除上述設置的科目外，還增添了音樂通論、音樂教授法，還可選修音響學。到了昭和十七年（1942年）又增設了指揮法、音聲學。由此可見，威廉•洪堡的“追求最高形式的純粹的知識”的理念在加強音樂的專業性方面得到了驗證。值得關注的是從1900年開始文學這門課程從此刪去，但仍舊保留著英語、倫理、教育、體操。令現代人質疑的是非音樂專業的體操課程緣何在音樂專業中頻頻再現而從不忽略？原因在于師范生要求一律住宿，應向士兵一樣服從集體的領導，要求培養集體觀念來獲得集體協作的能力，而這些課程的保留與“脫亞入歐”及國粹主義的師范教育的思想觀點有關。該時期音樂教育的最大特點是“國家主義”，即國家利益至上。由于受到這些思潮的影響，音樂教育開始偏離本來的方向，成為國家主義的音樂教育。東京高等女子師范學校（現茶水女子大學）教授小松耕輔曾戲言：“雖然音樂教育目標仍是德性的涵養和情操教育，但音樂中添加了國防的使命，培養靈敏的聽覺是為了能夠正確知道飛機和潛水艇的動靜，能辨明機器的故障。”
西洋音樂的大量普及是從大正時期開始的。1925年，從東京放送局開始到日本放送協會，音樂會的節目單上往往以西洋音樂為主。從1926年7月開始一共12回的西洋音樂史講座由音樂家山田耕i、堀內敬三、野村光一主講，西洋音樂從此變得更深入人心。在教材選擇方面，有10家出版社對教科書作出檢定，每個學校可以選擇通過檢定的任何一種作為本校的教材，教材內容仍以西洋音樂為主。
三、發展階段：從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末
關鍵詞:和諧;師生關系;民主教學;素質教育
中圖分類號:G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851(2010)09-0019-01
要構建和諧師生關系,要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一、提高自身業務水平,激發學生學習
熱情,引起學生的尊重
體育運動是一門藝術,水平越高,越能吸引大家觀賞,奧運會,世界杯,世錦賽等吸引全世界的人來觀賞,就是這個道理。體育教學中,體育老師標準,規范的示范動作,對學生是一種享受,自然吸引大家的學習熱情。體育老師的激情,審美感受及情趣等情緒,對學生產生直接的影響,意志品質中自覺,自制意識及毅力對同學有特殊的感召力,在于學生生活細節中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從外在形象到內在心靈的表現,都跟體育老師的氣質有關。在“NBA,CBA,”每年賽季結束,都有一部分球員進入校園,走進學生中,進行籃球教學,他們都是好多同學的偶像,在他們的教學過程中,學生都懷著崇敬,羨慕的心情學習,看到他們飄逸優美的籃球動作,出神入化的配合練習,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熱情,在校園里刮起了“籃球風”,培育出來一個又一個籃球人才。愛因斯坦認:“學生對教師唯一尊重的源泉在于教師的德和才”。如果我們體育老師也有過硬的業務能力,都讓學生當成自己的偶像,吸引同學的學習興趣,這是形成和諧師生關系動力源泉。
二、樹立以學生為主體,真誠對待和尊重學生
在體育教學中,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是發展的主體,學生有學習,發展的權利,因此體育老師必須轉變以教師為中心的觀念,樹立以“學生為中心,為學生服務,”的思想,從新評價和積極構建學生的主體地位。人本主義教學派的代表人物卡爾?羅杰斯認為,“真誠,尊重,理解”是良好人際關系的三大要素,尊重和信任是人的一種高級心理需要。作為教師,首先要尊重學生的人格,只有尊重學生,學生才會尊重教師,也才會積極配合教師搞好教學工作,從而提高教與學的效果。在體育課上,體育教師習慣于使用命令式的口氣,在某些情景下可以使用這種命令式的口氣,但不應該整堂課上都充斥著命令式的聲音,因此我們對待學生要象對待朋友一樣,以誠相見,互相尊重,只有懂得尊重學生,理解學生,了解他們的生理特征,和不同年齡階段不同的身心特點,才會得到學生的尊重,這是和諧師生關系的關鍵。
三、改善教學方式,發揚和平民主教學
國際上一般把教師的教學作風分為三種形式,一是專制型;二是放任型;三是民主型;這三種類型的教學作風在我們體育老師中都存在。教育實踐證明,屬于專制型的老師,對學生專橫,苛刻,學生一般都會存在抵觸情緒和逆反心理,對體育老師的教學,表現出冷漠,反感或者懷有敵意;屬于放任型的老師,對學生撒手不管,聽之任之,放羊式教學,學生一般都感到無人關心,無所適從,從而在體育教學實踐中表現出來隨心所欲,獨來獨往,沒有紀律觀念,沒有集體合作精神;屬于民主型的老師,對學生親切,平等能聽取學生的意見,能和學生打成一片,成為學生的朋友,學生會感到心情舒暢,在體育學習中,表現出精神飽滿,對活動充滿熱情師生之間和睦相處,民主的課堂氣分,學生和老師互幫互助,互相愛護形成歡樂,和諧,向上的課堂氛圍,學生的學習效果顯著提高。因此我們要改變專制和放任的教學作風,樹立和平,民主教學方式 。
四、合理利用課堂評價,提高學生的學習欲望
學習評價是體育教學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它關系到學生的進步和發展。傳統的體育教學評價只對體能和運動技能作出了評價,相對忽視了對學習態度、習慣、意志品質、自信心和合作意識等的評價,它忽視了學生的個體差異性,抹殺了學生評價的主體性。因此,僅僅用傳統的評價方法是無法反映學生學習目標的達成情況的。我們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評價體系,自評、互評、師評相結合的方式對個體學生的健康水平作出評價更顯合理、科學。學生通過自評、互評、充分發揮學生評價的主體性。在評價中要關注個體差異,公平的原則,不要天生素質好,就能拿高分,身體素質差就不能得高分,重視學習態度、習慣、意志品質、自信心和合作意識的評價,讓學生覺得只要我努力了,就可以得到想要的成績,以次帶動學生的學習熱情。我們要始終牢記評價的目的是促發展,評價要多激勵,評價的過程是學生自我認識的過程,發展的過程,是進行教育的過程。合理利用課堂評價,來調動絕大多數同學的學習欲望,掌握體育基礎知識,進而養成同學終身體育的習慣。
由此可見,體育課堂和諧快樂,積極向上的師生關系,是通過師生之間積極的人際交往,共同努力來實現的,他對提高體育教學質量,培養學生的集體觀念和社會活動能力,都起著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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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作為高職教育的組成部分，在順應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過程中，必須重構平民化、平等化、人本化和社會化的教育理念，構建從理論體系經課程體系、教學體系向素質體系的教育內容體系；重新配置體現“民主化”方向與“組合化”原則的教學方法體系；完善在統一知識與價值、內在與外在、現實與潛在、個體與社會評價基礎上的，側重價值、外在、潛在和社會方面評價體系。
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是高等職業教育中，針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法律道德素質養成的理論教育活動。它包括作為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和專業理論學習、實訓、學生社團和社會實踐活動等教育活動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環節和要素。承擔著在高職教育中對人才進行職業精神、職業道德、職業心理培養的教育任務，是高職教育及其發展中，對整體教育質量與水平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組成部分。富有實效的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在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時，需要依據時代特征、社會發展和個人成才的新情況、新要求，做與時俱進的改革，它要求從理念、體系、方法和評價上進行革新。
一、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新理念
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和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大發展的時代，高等教育毛入學率“2002年達到15％，進入國際公認的大眾化階段。2007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預計達23％。全國的高等職業學校數和學生數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大眾化和高職教育大發展，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現階段發展中兩個重要的特征性要素。WWw.133229.CoM以馬丁·特羅依據美國等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狀況提出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作為揭示高等教育發展階段和趨勢的預警理論(“是關于高等教育規模達到一定發展目標之后的一種預警”)為起點和線索，可闡發為分析我國包括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在內的高等教育發展新視角。
由于我國的高等教育“大眾化主要得依靠高職”，所以，體現大眾化高等教育發展要求的新高職教育模式，不僅表現在數量、規模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質的方面的變化。即“教育觀念的改變、教育功能的擴大、培養目標和教育模式的多樣化，課程設置、教學方式與方法、入學條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與社會的關系一系列的變化”。這種“制度創新”帶來高職教育整體的根本性變革，使得在高等職業教育中的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至少要在以下四個方面建立應對這一變革的新理念：
第一，在教育思想的轉變方面，形成了平民化的教育理念。相對于“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人們不再把接受高等教育視為“有錢者或智力上具有卓越天賦者的特權”，接受高等教育也不再是實現特權的途徑，而是在知識化、信息化經濟社會條件下，個人社會化的基本內容和途徑，并且越來越被賦予公民社會義務的觀念色彩。基于社會平民生活需要的技能成為接受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標，引導學生提升品質的素質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質等教育目標被弱化。
第二，在教育角色的轉變方面，形成了平等化的教育理念。在市場經濟利益多元化和對外開放帶來的文化、價值觀念多元化的社會背景下，大眾化以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呈現出的自主、平等、多樣等基本觀念，推動著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角色由“理所應當的權威”向“社會思想多元競爭的優勝者”轉變。使得運用和中國化理論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首先證明理論自身的科學性并比較其他理論學說的先進性，才能發揮其主導性和實效性。
第三，在教育過程的轉變方面，形成了人本化的教育理念。大眾化高等教育的主旨融合了當代社會消費市場、民主政治、人權文化以及和諧社會等時代文明成果。在教育活動的內容、程序和方法上，均發生了“以學為本”的價值取向和活動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也不能再視學生為必須改造的教育對象，而必須依照學生實際成長成才個人目標的需要，為其提供融入社會、適應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體系教育，滿足學生在職業技能與職業素質兩方面的均衡、全面發展的需要。
第四，在教育評價的轉變方面，形成了社會化的教育理念。大眾化高等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知識生產與傳播功能的實現，已經不能在“象牙塔”內的自身循環中完成，而必須在滿足社會生產、生活實踐需要的過程中完成。這使得高等教育、特別是高等職業教育評價的核心標準，由學生個人擁有的理論和學術水平向社會認可的能力與素質轉變，知識標準體系向行動標準體系轉變。思想政治教育的評價，也是要從社會需要出發，以是否培養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為根本尺度。
大眾化高等教育與“精英教育”發展階段的質的區別，就是高等教育全面走向社會生產生活、服務和滿足大眾需求過程中形成的公平與平等理念。它不僅是大眾化高等教育“制度創新”的指導思想，也是實現高等教育根本性變革的基本原則，是高職思想政治教育諸方面、諸環節、諸活動內容創新與發展的靈魂。
二、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新體系
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是由高職教育培養高素質職業人才的教育目標所決定的理論教育體系。它的基本目標和任務是：為高職大學生成為合格的職業人才而展開的、旨在促進高職大學生掌握科學理論、堅定理想信念和提升思想素質的理論教育。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主渠道，主要通過和中國化理論課的教學實現教育目標和完成教學任務，理論課教學集中表現為“四個體系”之間的“三個轉化”，即由理論體系向課程體系、課程體系向教學體系、教學體系向素質體系的轉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在實現“三個轉化”的過程中，必須在遵循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新規律、新特點、新要求的前提下，體現高職教育的個性要求，把和中國化理論體系的一般原理，轉化成為具有高職特點的課程體系、教學體系和素質體系。
具有高職特點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課程體系，就是符合高職教育為社會培養生產、管理和服務一線需要的高技能職業人才的教育性質與目標的要求，能夠滿足高職生職業技能和職業素質均衡、全面發展需要而設立的和中國化理論教育的課程結構和內容體系。
具有高職特點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學體系，就是針對高職生的學習特點和能力水平，通過合理配置師資隊伍、教材資源、教學手段和教學設施等要素，而建立起來的教育教學模式。它幫助學生學會運用和中國化的理論觀點和科學方法，使其具有適應社會發展、職業變遷和生活變化的理論修養和認識能力。
具有高職特點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素質體系，就是針對高職大學生成為高級職業人才的全面發展要求，在傳授知識、培養能力的基礎上，進行提升學生包括思想政治素質在內的綜合素質的教育活動體系。高級職業人才必須具有適應職業崗位勞動需要的職業能力，但是這種職業能力的大小、發展潛力、對職業變遷的適應能力等，都是由素質的高低決定的，只有擁有高素質，才會在復雜的職業勞動中表現出更強的適應性和創造力。面向21世紀、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職業教育新理念，使得職業教育不僅要解決學生面向就業所需要的職業能力問題，更需要通過高質量的職業教育，培養其適應社會發展和個人終身發展所必需的綜合素質。
三、高職思想政治教育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新方法
教學方法是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影響教育教學任務的完成、質量水平的高低，而且對于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提高高職思想政治理論的說服力和影響力，也是重要的約束性因素。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在應對大眾化發展的變革中，教學方法必須與教育觀念、教育目標的變革同步進行相應的改革創新。
學界對教學方法有“方法說”、“方式說”、“活動說”、“手段說”等諸多觀點，筆者認同把教學方法定義為“在一定的教學觀念的指導下，為了在教學過程中達到教學目的，完成教學任務而采取的一整套操作策略”。其本質在于與教學觀念、教學目的相適應、相配合的教學方法與學習方法的有效組合，它表明，科學、有效的教學方法不是～成不變的，而是需要伴隨教學觀念和目的變化而改變的。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在應對大眾化發展趨勢和要求的過程中，由于教育觀念和教學目的的變化，必然要求教學方法作出相應的變革。
首先，大眾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平民化、平等化、人本化、社會化的新教育觀念，必然要求相應的教學方法由對人的基本觀念、思想方法進行強制性的修正轉向運用科學的理論方法進行合乎人性發展需求的引導。體現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活動和過程的“民主化”原則，在師生之間、生生之間建立雙邊、多邊互動型的教學方法，以良性的雙向交流模式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這是順應大眾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發展大趨勢的教學方法發展的方向。
其次，大眾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掌握科學理論、堅定理想信念和提升思想素質的教學目的及其實現目的的教學體系，必然要求相應的教學方法由單一的以掌握理論知識為最終目的轉向實現遵循理論知識一方法能力一綜合素質漸進、全面發展的方向和目標。由于新教學任務體系決定的教學活動內容、方式是多方面的，所以，教學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因而，企圖制定經常使用、數目有限的幾種教學方法是錯誤的。依照實現掌握科學理論知識，提高認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思想素質和綜合素質等不同教學目的的需要而采用不同的教學方法，以及在教學總體過程中實現對這些方法的有效配置和組合運用，是順應大眾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發展大趨勢的教學方法創新的原則。
把“民主化”的方向與“組合化”的原則相結合，是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方法論的基本要求，也是教學方法實踐發展的基本導向。
四、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的新評價
教學評價是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活動的重要內容和環節，它不僅對教學效果進行價值判斷，更重要的是通過反饋于新的教育實踐而產生導向作用，影響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發展方向、內容形式和質量水平等諸方面的變化。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由于應對大眾化發展，而在教育觀念、目標內容和方式方法上產生深刻變革，客觀地要求評價標準、方式也進行相應的變革。
首先，在知識評價與價值評價的統一中，更加側重于價值評價。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擔負著對高職大學生系統地進行和中國化理論的教育任務。完成這一教育任務，就是把和中國化理論體系經課程體系、教學體系，向學生素質體系轉化的過程。全面、系統的理論知識是整個教育過程的中介和載體，自然也是評價理論教育的內容。但是，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最終目標，不是停留在對學生獲得理論知識狀況的評價，而是著重于理論教育滿足學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價值評價。只有把和中國化理論轉化為高職大學生的科學思想觀念和方法，成為指導生產、生活實踐的行動指南，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價值性才得以實現。
其次，在內在評價與外在評價的統一中，更加側重于外在評價。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首先是一個把理論知識、社會道德、法律規范等內化為高職大學生思想素質和綜合素質的過程。對其評價中就必然要包括對內化的內容、方法，特別是結果，即對學生形成的內在思想道德素質狀況進行評價。但是對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內在評價不是體現自身性質和目標的終極性評價。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最終成果，在于所培養的高職人才不僅要具備良好的思想素質和綜合素質，更重要在于將其內在素質“外化”，表現為職業勞動和社會生活中基于良好思想道德意識和行為價值準則所展現的行為表現與行為習慣。只有把和中國化理論轉化為高職大學生良好的內在素質和外在行為習慣，成為提升個人品質、規范公共行為的思想與方法基礎，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效性才得以實現。
第三，在現實評價與潛在評價的統一中，更加側重于潛在評價。同任何教育活動一樣，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必須對學生即時形成效果，能夠使他們接受新思想、新理論、新方法，能夠在現實工作、學習和生活中改善思維和行為。但是在當代知識經濟和信息化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終身教育和終身學習成為教育的時代性特征。高職大學生不僅要掌握理論已有的觀點和方法，更需要培養自我教育、終生學習的理念與能力，保證高職大學生作為職業人才，能夠在未來的職業生涯和社會生活中始終具有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潛在能力。只有把和中國化理論轉化為高職大學生現實與潛在的思想觀念、科學方法、發展能力，為自身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時代性才得以實現。
第四，在個體評價與社會評價的統一中，更加側重于社會評價。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性質和目的決定了對教育過程主體的評價主要體現在接受教育的學習主體方面。學生通過接受系統的和中國化理論與方法的教育，會重新認識和定位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群體、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并相應地形成對個體思想覺悟、道德修養、價值觀念的自我評價。但是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最根本的目的，不僅僅是滿足于個人對提升思想政治素質和道德法律修養的需求，更在于為社會培養高素質、德才兼備的職業人才。我們所培養的高職人才，思想道德素質和綜合素質是否過硬，是否能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只有經過社會實踐、職業勞動的檢驗和社會公眾、用人單位的評價，才能得到最終的認定。所以，只有把和中國化理論轉化為高職大學生能夠勝任的職業勞動能力和社會認可度，高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目的性才最終得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