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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用貨幣產生以來,通貨膨脹就成為影響一國(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對于通貨膨脹,經濟學界始終沒有統一的定義,比較權威的說法是1987年出版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萊德勒和帕金將其定義為:“通貨膨脹是價格持續上漲的過程,或者從等同意義上說,是貨幣不斷貶值的一種過程”。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宣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形成了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美元兌人民幣的價格自公告之時起調整為8.11元/美元,人民幣升值了2%。這一標志性的事件,拉開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的序幕,并大有越演越烈之勢。截至2008年3月31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中間價為7.0752元/美元。
一、我國出現通貨膨脹壓力的原因
對于通貨膨脹的成因,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主要有四種類型:需求拉動型、成本推動型、混合推動型和結構性通貨膨脹。另外,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中,通貨膨脹的國際間傳遞也是一國(地區)出現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筆者認為,我國現階段出現的通貨膨脹壓力不能簡單歸為上述幾種類型中任意一類。其既有需求擴大導致供不應求的原因,也有成本價格上升引起的產品價格上漲。具體分析,我國現階段通脹壓力的產生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1、糧食、豬肉、能源等商品價格上漲過快,產生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本輪價格上漲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糧食、豬肉、能源等商品價格大幅上漲。這些商品既與居民的生活密切相關,又是工業生產的上游產品,當其價格上漲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必然會傳導到下游產品。由于這些產品的產業關聯度強,其價格上漲會導致諸多產品價格的上漲。
2、貨幣流動性過剩,導致通脹壓力增加。貨幣流動性過剩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并對價格上漲形成了強勁的推動力。我國貨幣流動性過剩主要是由貿易順差過大、國際熱錢不斷涌入、信貸規模擴大等因素造成。
3、經濟增長速度過快,固定投資過熱。自2003年以來,我國GDP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10%以上,而且呈逐年加快的趨勢。2007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達到了11.5%。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通過固定投資的高速增長實現的。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一直存在局部過熱現象,部分行業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不斷擴大。
4、居民收入較快增長及股市的財富效應。由于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了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別是近兩年,國家大幅提高了公務員、教師等行政、事業單位人員的待遇;2004年以來出現的“民工荒”使得農民工工資有所提高,國家推出的一系列“惠農”政策使得農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帶動了消費的增加,繼而對價格的提升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
人民幣升值這一現象是多個因素、各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產物。其中,內因是關鍵和根本,而外因則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簡言之,人民幣升值是歷史的必然,而非偶然。
1、內因
(1)國際收支順差。雙順差是人民幣升值的重要源頭。若一國收入大于支出,即國際收支出現順差,這意味著該國外匯市場上匯供給大于需求,因此外幣將貶值,而本幣必將升值。我國近年來持續出現雙順差現象,就2007年上半年而言,國際收支繼續保持雙順差格局。其中,經常項目順差1,629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78%;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902億美元,增長132%。因此,人民幣在下半年,甚至明年繼續出現升值預期就不為奇了。簡言之,雙順差是人民幣持續升值的根本所在。
(2)外匯儲備。外匯儲備過多表明:在外匯市場上供給大于需求,同樣會引起外幣貶值以及本幣升值。我國2006年2月外匯儲備高達8,751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的國家。外匯儲備反映了一國國際支付能力和外債償還能力,具備充足的外匯儲備是保持一個國家經濟穩定的重要指標。然而,由于機會成本的存在,所以并非越多越好,太多的外匯儲備反而會導致資源的極大浪費。
2、外因。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持續施壓成為人民幣升值的外因。根據馬歇爾-勒納條件,只要滿足出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與進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之和大于1,那么本幣貶值就能改善貿易收支。因此,他們施壓逼迫人民幣升值,目的是維護其本國的利益。他們企圖通過阻礙中國商品過大規模地進入其國內市場,打擊中國商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以美國為例,實施“弱勢美元”政策,力圖扭轉其國際收支逆差局面。
三、政策建議
鑒于我國目前面臨的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是由諸多因素導致的,筆者認為,緩解當前通脹壓力也應采取“一攬子”措施。
1、實施多種貨幣政策的“組合拳”出擊面對國內出現的通貨膨脹壓力。國家已經采取了一系列貨幣政策進行調整,如央行2007年已經連續10次上調人民幣存款基準利率,普通存款金融機構將執行14.5%的存款準備金標準。根據我國當前資本泡沫迅速膨脹的現狀,筆者認為應該實施貨幣政策的“組合拳”出擊。央行應繼續提高利率水平,并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形成穩定的緊縮性政策預期,抑制貨幣需求,為我國國民經濟中投資過熱現象降溫。同時,應輔以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央行可以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動,適時適量地出售有價證券,以緩解貨幣量供應過度的局勢,還可以向部分貸款數額增加較快、流動性充裕的商業銀行發行定向央票進行貨幣回籠。
2、針對特殊行業采取相應的財政、稅收政策以調整供需結構。本文所說的特殊行業是指對通貨膨脹壓力的產生起主導作用的行業。鑒于房地產行業和生豬養殖行業供不應求的結構問題是我國此次通貨膨脹壓力產生的重要影響因素,將上述二者歸為“特殊行業”。
3、逐步調整外貿政策。貿易順差導致我國基礎貨幣供給增加,減少貿易順差自然成為解決貨幣供給過度的強有力手段,即要控制出口,擴大進口,并適時適度地促進人民幣升值。
在控制出口方面,2007年我國已經對出口退稅作出了3次調整。鑒于我國出口以高污染、高耗能和低附加值產品居多的現狀,筆者建議加大出口退稅結構調整力度,在現行稅率調整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大取消出口退稅率的資源型、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數量,并相應上調資源稅。在擴大進口方面,重點對象應該是國內短缺的資源、原材料和高精尖設備,因此對這類產品的進口關稅可作適當下調。:
4、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力度,防止資本快速進出。為了控制流通中的貨幣數量,防止國際游資進出對我國資本市場造成巨大沖擊,應當加強對國際游資出入境的監管力度。筆者建議借鑒國外的做法,如對以非直接投資形式流入的外國資本實行半年期的沒有補償的儲備要求方案,超過半年后方可使用;對以非直接投資形式流入的短期外國資本征稅,比如對外國資本投資本國股票征收1%的稅;或者限制短期外匯信貸或持有外匯頭寸的規模。通過以上做法可緩和國際資本迅速進入我國資本市場引起價格的哄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短期內的撤離行為引起的經濟動蕩,保證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
此外,還要搞好相應的配套改革措施:一是改革現行的結售匯制度。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已很充裕,不僅足以保障對外貿易活動的需要,而且也為選擇更加寬松的外匯管理制度創造了條件。因此,適時調整強制結售匯制度,實行意愿結售匯制度的條件已經成熟。目前,可先進一步放寬所有出口收匯企業的留匯額度,再逐步變一些項目的強制結售匯為意愿結售匯;二是改革現行儲備制度和儲備政策,減少經常項目順差。可以增加進口石油等戰略物資儲備,減少外匯儲備;增加企業和個人持有的外匯,減少國家的外匯儲備等。這樣可以減少經常項目順差,既可緩解資源壓力,又可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三是運用市場機制緩解由外匯儲備增加所引致的基礎貨幣投放量增加問題。可考慮通過將中央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債務證券化回籠一部分發行在外的貨幣,以及將央行現有的一部分外匯儲備資產證券化等措施,對沖由外匯儲備繼續增加給貨幣政策造成的壓力。在鼓勵資本流出的同時,加強對資本流入的管理,改變資本流出和流入不對稱的狀況。鼓勵有條件的企業進口先進的機器設備、一些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到海外投資的同時,抑制一些不必要的資本流入,改善國際收支狀況,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主要參考文獻:
論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就業的影響及對策是流星通過網絡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員整理而的，論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就業的影響及對策是篇高質量的論文，本文來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對您論文寫作，提供一定的幫助。論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就業的影響及對策為免費畢業論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業用途。
摘要：勞動就業問題難度大，直接影響著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自2005年7月21日中國啟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并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之后，在國際和國內雙重經濟因素的作用下，人民幣的升值對中國勞動就業也產生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響，我國必須采取政策和法律上的措施為解決勞動就業問題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勞動就業
中圖分類號：F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8-0168-01
1我國目前勞動就業的總體情況
近年來，盡管我國經濟增長勢頭良好，但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就業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當前我國的就業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具體表現為：一是勞動力總供給嚴重大于勞動力總需求，同時，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和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日益突出。二是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下崗失業人員多，就業難。有技能的勞動者短缺，勞動者總體素質偏低，技能人才特別是高技能人才短缺，大學生當年畢業群體每年都在激增，就業壓力大。三是地區和部門間發展不平衡。中西部和老工業基地、困難行業、資源枯竭地區的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難度加大，集體企業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問題也十分突出。
2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就業的影響
一是直接影響進出口貿易進而影響就業。出口是我國經濟和就業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人民幣升值，出口商生產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則會相應提高，相對于發達國家以資本技術優勢參與國際分工來講，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以勞動力成本為優勢的，作為中國優勢企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產品檔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國際市場價格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出口利潤的下降將嚴重影響出口商的積極性。同時，人民幣升值引起進出口相對價格的變動，導致出口減少,從而導致已經就業的人員失業。
二是對國內商品的價格指數產生影響。近年來，進口成本的增加已經嚴重損害了中國出口商的利潤。我國出口企業的成本大幅度上升，但出口產品價格卻一路走低。人民幣適度的進一步升值，可以降低出口企業的成本，穩定出口利潤，對我國的整體經濟和就業具有積極的作用。
三是影響外資進入。目前我國的提供新增就業機會的主要是出口和外資企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減少導致提供的新的就業機會減少,而人民幣升值導致的房地產、基礎設施以及服務業、勞動力價格的上升，會使外商的投資成本上升，但人民幣升值在提高外商投資成本的同時，也提高外資利潤的匯出比例。在吸引外資方面，優化投資結構和提高外資的投資質量相當重要。
3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措施
3.1堅持正確的匯率改革方向
在匯率改革方面，堅持“主動、可控和漸進”的原則，盡量避免人民幣在短時期內的大幅升值，以給產業結構調整和就業結構調整留出時間和空間同時，在人民幣進一步升值不可避免的情況下，應制定應對升值的進出口政策，如出口退稅、農業補貼和農產品進口配額等，盡量減少升值給就業帶來的負面影響。
3.2實行結構調整政策緩解就業壓力
從宏觀經濟政策上講最根本的有兩條：一是擴大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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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國內市場的擴大來消化和彌補出口下降造成的總需求下降；二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產業層次，實現我國產品由低勞動成本優勢向技術優勢和品牌優勢的轉變，大力發展國內經濟。應實行結構調整政策以緩解失業壓力，鼓勵中小企業及第三產業發展，擴大中國產業結構。
3.3在就業戰略和勞動力市場方面
打破城鄉和地區分割，實現農民的自由遷徙權，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加快改革戶籍制度，剝離附著在戶口上的各項“權益”，實行居住地戶口登記制，實現農民的自由遷徙權；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減少勞動力市場障礙，改變目前分割的勞動力市場狀況，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同時，應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強化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建立土地的市場化退出機制。
3.4注重開發性就業方式的運用
開發性就業的優點在于：（1）能夠減少現有企業因承擔過多的失業安置任務，而使長期存在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觀；（2）能夠較好地發揮勞動者的個人潛質，充分實現人盡其才；（3）能夠帶動整個社會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它們趨于合理化，形成就業安置與經濟發展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格局，因此該安置方式應予特別關注。開發性就業的渠道有：（1）積極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2）鼓勵創辦一些有市場需要的勞動密集型產業；（3）挖掘原有企業和產業的就業潛力；（4）加大所有制結構調整的力度，培植大批民營職業企業家階層。
3.5將提高我國勞動者素質作為一件戰略性任務來抓
應建設一大批高水平的職業學校，加強職業培訓和就業服務，提高勞動者的就業能力和適應職業變化的能力。切實加大政府的投入，特別是加大對農民工職業教育和培訓的投入。
3.6制定應對人民幣升值的就業促進政策
應考慮擴大前一個時期關于下崗失業人員就業扶持政策的覆蓋面，包括對那些出口受影響嚴重、涉及就業人數多的行業，實行必要的稅收優惠政策，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并實行與增加就業掛鉤的各項優惠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失業。
4法律方面的應對措施
4.1要加強和完善勞動立法，從立法上保障勞動者享有切實的勞動就業權
《勞動法》及相配套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雖然出臺，但依舊不利于依法治國的實現，有必要盡快制定《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反就業歧視法》、《就業保障法》、《社會保險法》等勞動就業法律，構建完備的保護勞動者勞動就業權的法律體系。
4.2要完善勞動監察制度，從執法上保障勞動者勞動就業權的實現
目前我國勞動監察制度還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如人員和設施配備不足、職權不夠明確、監察力度不夠、地方政府重視不夠、地方行政干預過強等問題。必須給予勞動監察必要的職權和行政支持，在制度上保障勞動執法的順利進行。在勞動就業法律中，有必要賦予勞動監察機構必要的職權并大力加強執法，從執法上保障勞動者勞動就業權的實現。
4.3完善司法制度，從司法上保障勞動者勞動就業權的實現
我國目前制定專門的勞動訴訟法尚有困難，應該充分考慮勞動爭議的特點，在現有訴訟論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就業的影響及對策是流星通過網絡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員整理而的，論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就業的影響及對策是篇高質量的論文，本文來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對您論文寫作，提供一定的幫助。論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就業的影響及對策為免費畢業論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業用途。
制度的基礎上制定一些特殊的規則，如完善司法援助制度、靈活運用先行判決和先予執行等來解決上述問題。待條件成熟，可設立專門的勞動法庭或勞動法院，適用專門的程序來處理各種勞動爭議案件。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貿易收支；實證分析
一、引言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我國實施改革開放的同時，伴隨著高速的經濟增長、高漲的投資率、快速的技術進步，匯率作為一個基本的經濟變量，逐漸確立了在經濟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也伴隨著匯率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匯率的調整就和貿易收支聯系起來了。首先是1981年，也就是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之時，匯率的調整就和進出口聯系起來了。接著就是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實現了官方牌價與外匯調劑價格的統一并軌，從而確立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在1996年12月我國外匯體制更是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的自由兌換。2005年7月21日更是實施了人民幣匯率的重大改革：即時起人民幣對匯率升值到8.11元水平；人民幣不再盯住美元，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水平進行調整。這樣，人民幣匯率和貿易收支的聯系變得就更加緊密了。
本文在構建新的實際有效匯率后，運用計量分析方法，對匯率變動對中國外貿的影響展開實證分析。定量分析方法采取的是現代計量經濟學方法——ADF單位根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和最小二乘法。本文首先介紹國內外匯率變動對對外貿易影響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為本文的核心內容，首先計算出了1986-2002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然后展開實證分析。本文最后得出結論。
二、國內外研究文獻綜述
匯率變動對外貿影響的研究始終是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領域的重要研究問題。對于該問題的研究主要是以特定的經濟環境為前提來進行。各項研究對于其限定時期內的匯率變動與對外貿易的相關關系做出了較為詳盡準確的描述，并得出不同的結論，各自產生不同結論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和數據選取上的差異，例如時間的推移、經濟環境的變化以及其他決定因素的改變，都會使得前期的研究成功在解釋當前問題時受到局限。
對于該問題的分析，最為著名的就是國際收支的“彈性分析法”。這類分析的重點在于國際貿易在多大程度上對相對價格變化做出反應，更具體地說，就是貶值能否改善國際貿易收支。根據馬歇爾—勒納條件，當進口價格彈性和出口價格彈性之和大于1時，本幣貶值有利于改善貿易收支。在馬歇爾—勒納條件的基礎上，諸多經濟學家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得出的主張大致分為兩派，一派認為馬歇爾—勒納條件通常不成立，另一派認為馬歇爾—勒納條件可以成立。學者主要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以多恩布什(Dornbush,1976),Bahmani-Oskooee(1985,1989),JaimeMarquez(1990),MohsenBahmani-Oskooe和TaggertJ.Brooks(1999)等學者為代表“彈性悲觀派(elasticitypessimists)”。經濟學家認為對外貿易的進出口需求價格彈性之和趨向于小于1,即本國貨幣貶值不利于貿易收支的改善。“彈性樂觀派”(elasticityoptimists)的經濟學家則認為對外貿易進出口需求彈性之和趨向于大于1。主要由Gylfason,Thorvalur和OleRisager(1984),Marquez(1990),MohsenBahmaniOskooe(1998)等學者,通過建立包括行為方程和結構方程在內的宏觀經濟模型,運用協整分析方法等實證分析方法,證明了貶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貿易收支。
近年來，國內有關人民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進展。
第一種看法認為我國的進出口需求的價格彈性嚴重不足。這一位著匯率貶值非但不能改善貿易收支，反而會導致進出口狀況的惡化，因而匯率貶值政策將帶來負效果。如厲以寧教授（1991）對我國1970年-1983年的數據分析后認為，我國的進、出口需求價格彈性分別只有0.6871和0.0506。謝建國、陳漓高（2002）采用1978年-2000年的數據，利用雙邊分析法（美國、日本、歐盟）通過實證認為人民幣匯率貶值對中國貿易收支的改善并沒有明顯影響，中國貿易收支的進出口彈性僅為0.089，中國貿易收支短期主要取決于國內需求狀況，而長期取決于國內供給狀況。
第二種看法是我國的進出口彈性出于臨界值，因而匯率變化對我國的貿易收支影響不是很明顯。如陳彪如教授（1992）運用外經貿部統計的1980-1989年的進出口價格指數和貿易量指數進行回歸后得到以下結果：我國的進口需求價格為0.3007，出口需求價格彈性為0.7241.進出口需求的價格彈性之和為1.0248，說明人民幣貶值或升值對改善貿易收支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經濟總體增長能夠使貿易收支改善。據高盛公司做出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中國出口的匯率彈性系數約為0.2，如果以貿易額加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下降1%的話；中國的出口額可望增長0.2%，因此實際上，匯率的浮動對目前中國外貿出口增長帶來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找論文，上論文114。
第三種看法就是匯率貶值能夠改善貿易收支。戴祖祥（1997）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研究了兩個時間段。第一個研究的時間段為1981年-1995年，該階段出口價格彈性為-1.0331，加上根據IMF（1994）的統計分析得出的我國的進口需求彈性為-0.3，進出口需求彈性之和為-1.3331，說明我國進出口需求價格彈性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第二個研究的時間段為1985年-1995年，該階段出口價格彈性為-1.1234，同樣加上IMF(1994)的統計分析得出的我國的進口需求彈性-0.3，進出口需求彈性之和為-1.4331，認為匯率貶值有利于貿易收支改善。謝智勇、徐璋等8人（1999年研究得出結論：通過實際匯率所測定的我國進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之和為9.2523，遠大于馬歇爾—勒納條件中的臨界值1，說明我國的進出口商品完全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有影響。朱真麗、寧妮（2002）對我國貿易1981年-2000年的多邊和雙邊價格彈性進行了分析，研究對象為美、日、香港，進出口價格彈性之和為-2.71，貨幣貶值能夠改善貿易收支。以上研究得出的結論之所以不很一致，主要原因在于它們基于不同的研究時間、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結果。從時間上看，他們分別研究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情況，比較結論可知，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對外貿易價格彈性逐步增大，這與經濟不斷發展、對外開放力度加強的基本宏觀經濟情況是相適應的。
三、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中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選用貿易份額權重，計算1986至2002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
1、計算方法：
我國目前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質上從1994年以來我們實施的卻是“內在的固定匯率”政策，將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穩定在既定的水平。本文不對這種匯率制度選擇多作評價，而面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巴西金融局勢動蕩我們繼續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卻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這進一步使我國的匯率政策呈現出固定匯率制的色彩。
面對嚴峻的出口形勢，我們選擇了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從理論上講，既可以選擇財政政策也可以選擇貨幣政策，或兩者并舉。但是，受我國目前匯率目標的制約，僅靠貨幣政策手段刺激經濟幾乎難有作為。在浮動匯率制下，為了增加產出，中央銀行可以購入國內資產以增加貨幣供給，而這將改變貨幣市場與外匯市場的均衡，并使本幣貶值。在固定匯率制下，為阻止本幣貶值，維持既定匯率目標，中央銀行須在外匯市場上出售國外資產換取本幣。隨著本幣供給的下降，資產均衡回到初始位置，產出沒有增加。可見這時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無力對該國經濟的貨幣供給或產出產生影響。我國近一、二年多次降低利息率，效果不明顯，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這種判斷。
二、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抵消對本幣貶值的壓力，促進產出增加
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支出或減稅，可以擴大需求，增加產出。隨著產出的增加，對本幣需求增加，從而產生對本幣的超額需求，進而改變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或者本幣升值，或者本幣貶值的壓力得以釋放。如果要阻止超額貨幣需求對本國利率上升和本幣升值的作用，中央銀行可以用本幣購入國外資產，增加貨幣供給，保持匯率不變。這樣可以既實現擴大產出，又保持匯率不變的雙重功效。
與貨幣政策不同，目標匯率制下的財政政策可以直接影響產出，而且比在浮動匯率制下更加有效。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財政擴張帶來本幣升值，使得本國產品和勞務更加昂貴，從而部分地抵消了財政政策對擴大需求的直接影響。在目標匯率制下，中央銀行被迫購入外匯，增加貨幣供給。這種非主動的貨幣供給增加加強了財政政策自身的擴張效應。我國1998年下半年適時作出增發1000億元國債的決定，當年擴大財政赤字500億元，并要求銀行提供相應配套資金。這使我國在外有金融危機逼近國門，內有長江洪水肆虐的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基本實現了年初確定的8％的經濟增長目標，為目標匯率制下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個經典例證。財政政策與產出Y和匯率E的關系如下圖所示。積極的財政政策使產品市場均衡曲線由DD[，1]移至DD[，2]，匯率由E[，1]升值至E[，2]（此處可理解為單位美元的人民幣價格），產出由Y[，1]增加到Y[，2].
AA：資產市場均衡曲線
DD：產品市場均衡曲線
三、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改善產業結構為貨幣政策留下運作空間
巴拉薩——薩繆爾森理論認為，在貿易品生產部門，窮國的勞動生產率低于富國；而在非貿易品生產部門，二者的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很小，直至可以忽略不計。因此，窮國非貿易品部門的生產成本較低，非貿易品的價格水平也隨之降低；富國貿易品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較高，非貿易品價格從而整個價格水平都比較高。戰后幾十年日元不斷升值與日美兩國非貿易品價格變動可以作為該理論的實證。資料顯示，以貿易品衡量的非貿易品價格在兩個國家均有上升，但日本上升得更快一些。比如，從1973年到1983年，美國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上漲了12.4％，而日本上漲了56.9％。正是由于日本貿易品和非貿易品兩部門之間的生產率差異，加上日本的通脹率低于美國導致了日元對美元的不斷升值（1950年——1971年：360日元／美元；1995年4月9日：79.75日元／美元）。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還是一個窮國，我們的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還占有一定比重。這幾年我們比較注意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機電產品和名牌產品的出口。1998年中國機械和電器設備出口增長了12.2％，出口額達665.4億美元，1999年增長目標為7.5％。以后，我們可以繼續用減稅、財政擔保等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和促進附加值和技術含量“雙高”產品出口，這方面還有較大活動空間。只要我們在貿易品部門的生產率不斷提高或不斷擴大貿易品范圍，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假說，可以預期人民幣會隨著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的上升而出現升值，我國的實際利率甚至可以低于國際水平，這為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運用貨幣政策給予配合開辟了空間。如果是適度利用外債，購進關鍵技術設備，正如我們1998年發行的10億美元全球債券，它不僅有利于國際收支均衡，改善出口結構，而且還可避免內債的“擠出效應”。
四、應注意的其他問題
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配合以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緩解我國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促進擴大內需，這是以現代經濟學對我國目前經濟狀況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同時也必須指出，當前執行的積極財政政策是作為短期政策措施運用的，即是在近一、二年內主動執行的較為寬松的財政政策體系，目的是自覺運用財政手段在市場經濟中的反周期作用。如果長期執行財政擴張政策，通貨膨脹預期將部分甚至完全抵消財政政策的作用：從長期均衡出發，永久性的財政政策改變不會影響產出，改變的只有物價，從而不利于匯率穩定。正如美國前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赫伯特。斯坦所說：從長遠的觀點來看，赤字越大，私人的生產性投資的增長就越慢，赤字的規模不影響產出和就業。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發展的態勢，07年更是如此。各行各業都出現了投資的熱潮，并且表現尤為突出的是房地產和股市這兩大行業。隨著經濟長期過熱的發展，必然會出現經濟“泡沫”，自從股市進入牛市以來，經濟中的“泡沫”不斷膨脹，趨勢增強。07年底，隨著股市由牛市逐漸過渡為熊市，資本市場上資金的供給已經大量減少，虛假繁榮實質性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加之08年年初的罕見雪災對全國南方地區造成大面積的重創，國內生活必需品的物價上漲速度加快，國內通貨膨脹率同時也持續走高。另一方面，美國經濟進入疲軟發展階段，經濟的不景氣直接導致了美元，這一國際強勢貨幣不斷走軟，相對中國07年以來的發展速度來說更是如此。基于經濟上的重大壓力，美國呼吁人民幣升值的聲音就更大了。而其他的一些發達國家因中國長期以來出口的廉價商品直接導致國內企業競爭力不斷減弱和失去市場份額而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以美國，日本帶頭的國家聯合起來對人民幣施加壓力，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減少中國長期以來對外貿易的順差，借此方法來減緩國內經濟發展的尖銳矛盾。在內外因素的雙重壓力之下，人民幣在對美元的匯率上出現了大幅度的攀升，并且速度不斷加快。
二環境現狀分析
1人民幣對外升值。
匯率即國與國之間貨幣折算的比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至06年以來就一直走低，從07年1月份的7.8到現在跌破7為止，下降了近11個百分點，這在人民幣升值的歷史上屬于比較快的速度。一方面，中國在出口貿易上一直處于順差，國際上給人民幣施加壓力。另一方面，美元的走軟是造成人民幣升值的一個相對原因。中國至05年以來實行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在這之中儲備的大部分貨幣是美元。所以美元的任何情況的變化都會在相當程度上對人民幣造成影響。但僅僅從美元的走軟這一固定標準來說明人民幣幣值的絕對上漲是不夠的，畢竟一國貨幣在現在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再加之任何因素對人民幣的實際情況所造成的影響都有一定程度的滯后性。對于人民幣而言，導致其升值的主導因素既有國內的又有國外的。之所以說只從對美元的匯率來說明人民幣升值是不客觀的，是因為從其他國際貨幣來說也存在著其他貨幣對美元匯率下降的情形，比如歐元。歐元對美元來說是在不斷在升值。而人民幣對歐元來說卻是在貶值。在從匯率看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上，任何一國匯率對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的說明只有參考的價值。盡管人民幣在直觀的匯率表中對美元的匯率上升了很多。實際上，人民幣的有效匯率升值只有5%—10%①。
2國內通貨現況。
CPI，居民消費指數，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商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影響通貨膨脹的成因主要由三個方面的指數，包括：居民消費指數、批發物價指數和國內生產總值沖減指數②。而在這三個因素之中，居民消費指數又是最重要和具有說服力的因素，因此本文重在分析第一個因素。從07年以來的CPI分析可知，07年全年CPI平均上漲4.8％，漲幅比上年提高3.3個百分點。08年一月CPI上漲7.1%，2月上漲8.7%，3月份也高達8.3%。同期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年存款利率經過數次加息，截至08年4月18日，年存款利息為4.14%③。通過08年第一季度的平均CPI和年存款利率的直接抵消可知目前中國國內貨幣的實際幣值在以將近3.9%的速度對內貶值。而實際上，銀行上調的存款利率是以上一季度或幾個季度總結出來的數據為依據的。這說明中央銀行上調利率的措施并不是隨時隨地地按照國內CPI的變化一而變化，并且所有的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已經發生的數據為基礎，同時，這些政策無論是在制定還是在影響方面都具有滯后性。所以人民幣實際對內貶值的比率還會多出一部分。
通貨膨脹的原因分析
就具體的經濟情況而言，目前國內的通貨膨脹情況基本上屬于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
1）生產資料的稀缺。08年初全國大范圍的雪災是造成資源嚴重稀缺的一個直接原因。一方面這次雪災造成雪災地區農產品大幅度減產，全國范圍內的農產品供不應求，直接推動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另一方面，南方大范圍的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用于修復這些工程所需要的鋼材、木材等生產原料的需求量大幅上漲，也拉動了第二產業生產成原料的緊張，由供求理論可知，企業的生產成本必然會隨著資源的緊張而上漲。再加上交通運輸的基本設施大面積癱瘓，在國內就出現了最需要物資的地方遲遲得不到供給的情況，在當地市場供給如此緊張的情況下，這些地區的通貨膨脹率就出現了暴漲的情況。而這一情況同時也就直接大幅度上拉了全國的平均通貨膨脹率。國際方面，世界出口大國，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在農作物方面的出口都大幅度的減少。這就造成了國際上基礎農產品的供給不足，同時也制約了中國市場對進口作物的需求，造成國內農產品稀缺，價格上漲。
2）國內貨幣流通量過剩。中國長期以來大量的外資涌入，尤其是在人民幣升值的過程中。中國是一個經濟正在高速發展的國家，引進外資無疑會帶來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技術手段，而另一方面也會帶來大量資金的注入。在國內經濟發展的同時，整個市場上流動的貨幣量也大大增加。這的確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繁榮，但同時，社會生產力總的生產速度并沒有比貨幣增加的速度快。這就使得人民幣的總供給在一定程度上大于總需求，于是也造成了人民幣在有效市場上的流通量過大，直接導致對內貶值，通貨膨脹速度加快。
三結論
比較分析人民幣幣值的實際情況。
中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不夠發達。因此不足以用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指標來衡量中國目前通貨膨脹的狀況。在國際上，6%以上的年通貨膨脹率已經普遍被認為是難以接受的范圍。中國07年最后一季的CPI為6.63%，08年第一季的CPI為8.03%。這雖然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難以忍受的界限，但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并未惡化得那么快。理論上而言，本國貨幣升值對國內通貨膨脹的現象會有一定程度的緩解。如果上升的這一部分幣值足以抵消國內的通貨膨脹率，則通貨膨脹不會對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據統計資料表明，人民幣的升值對抑制國內通貨膨脹壓力的實際貢獻，在半年內只有0.2—0.4個百分點（1）。如果說升值對抑制通貨的作用是滯后的，但近一年的時間過去了，人們并未看到經濟過熱能被市場的自動調節所壓制住的重大成果。如果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政府管制過多，那么政府制定和頒布的一系列打壓經濟過熱的措施都旨在降低通貨膨脹率，而并未對經濟的過熱起促進作用。根據經濟數據的比較分析可知，國內實際通貨膨脹率實際比調查的結果更高。人民幣升值對通貨膨脹率的抵消效果也不大，實際上人民幣實在貶值的。
四國家應采取的措施
經過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國目前處于市場經濟并不完善的時期，市場自我調節能力較差，同時，考慮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政府的確應該在政策方面適當的參與經濟的管理，以繼續壓制現階段的經濟出現過度的“泡沫”。
第一繼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通過銀行和國債這兩大主要工具回收再市場上過度流通的貨幣。通過銀行提高再貼現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都是國際上公認了的具有現實意義的措施，前者目的在于提高融資者的融資成本，進而從投資的源頭對貨幣總量進行調節；后者則作用于貨幣的乘數效應上，通過減少貨幣擴張的乘數來平衡貨幣的發行量和流通量的關系。通過發行國債，直接回籠流通中的貨幣量是效果最快的措施。
第二合理地運用稅收和價格控制手段。稅收的目的就是為了財富的再分配和引導社會向公平化發展。對金融行業的從緊稅收政策則有收縮和穩定投資過熱的作用。價格是直接反映出來的對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示，合理的限制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對社會的穩定必然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價格的變化也應該尊循市場客觀的發展規律。只有找到在政府引導和市場發展的過程之中的這個平衡點，經濟才能夠又好又穩定的發展。
第三對資本市場實行大力監督。尤其是外資大量進入和退出這一投機行為。引進外資無疑是一個國家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手段。國外資本對本國的經濟貢獻率不容忽視，無論在就業率方面或是在資金籌備方面的促進作用都是相當大的。中國目前處于高速發展階段，對外資的需求量很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國家不能過度依靠外來資本。尤其是關系到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投機的外來資本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某些行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但在這么多壓制經濟過熱政策的背后，政府部門也應該看到這所有的經濟政策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滯后作用，并且一種措施的出臺會引起市場經濟關系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所以同時也要預見到通貨膨脹之后可能出現的通貨緊縮的情況并提前做好相應的準備。
參考文獻：
①數據來源：21世紀經濟報4月第二期
在眾多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經濟體中，美國無疑是愿望最強烈的一個。據我觀察，在美國大致有四類人對人民幣匯率問題表示了強烈關注：一是勞工組織，他們認為從中國大量進口工業制品影響了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就業；二是制造業資方代表，他們親身感受了中國低價產品的競爭性威脅；三是一些代表前兩類人的政治家，他們往往出于政治考慮以某些利益集團代言人身份發表施加壓力迫人民幣升值一類的意見；四是一些從一定的經濟學理念和全球貨幣結構經濟結構失衡角度思考問題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人民幣幣值的確存在嚴重低估傾向，如果人民幣通過增加匯率彈性等手段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結果將有助于業已出現明顯傾斜的全球貨幣結構和經濟結構，當然也可以部分地緩解美國的貿易逆差壓力。
2006年，美國的對外貿易逆差為7636億美元，其中，美國對中國的逆差為2325億美元在美國貿易逆差總額中占比大約為30%，這一高比例也說明了為什么美國最為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只不過許多呼吁人民幣升值并指責中國匯率政策人士忽略了兩個重要的事實：一是在2006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3000多億美元產品中，有2/3是外資企業或中外合資企業，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國公司；二是中國向美國出口增速較高，與美國沃爾瑪等大公司的低價采購行為推動有很強的關聯度。2000年時，沃爾瑪公司的全球零售總額只有1913億美元，到2006年，這個數字已飆升至3500億美元左右，沃爾瑪公司多年來就一直把中國當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購市場，而美國市場在沃爾瑪公司銷售總額中的貢獻率達80%以上，這說明，美國消費者也是便宜中國商品的最大受惠群體。盡管如此，要求人民幣匯率擴大波動控制區間并允許人民幣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見。其中，許多學者認為人民幣幣值確實存在嚴重低估現象及中國政府通過匯率政策的調整也能對世界貨幣體系產生積極影響等意見，也的確值得重視。
二、人民幣幣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只要它力圖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匯率制度，就必然會面臨一個如何確定匯率的問題。確定匯率實際上確定本國商品在國際貿易活動中的相對價格。假若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充分（即按照馬歇爾——勒納條件，這個彈性的絕對值大于1），“相對價格”較低即本幣幣值采取低定價策略能夠刺激出口并改善經常項目收支的狀況，“相對價格”較高即本幣匯率高估則會出現相反情況。
一般情況下，經濟學家們總是用一價定律和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來思考和解釋長期的匯率決定問題。按照一價定律，同樣的商品如果不考慮運費和貿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國家應該價格相等。由于一價定律考慮的不是單項商品，如果將兩國商品的總體價格水平進行比較就生成了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的匯率決定理論。購買力平價理論從邏輯上之所以能夠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即在貿易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因素（如勞動、資本、土地等）價格會逐漸趨同。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因此，本幣幣值的確定并不能簡單地運用國際經濟學中的主流匯率決定理論進行解釋。通常，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常常取決于它所選擇的匯率制度及由國內貨幣市場、宏觀經濟運行及國際收支調節策略等多項因素決定。在浩如煙海的經濟學文獻中，雖然有各式各樣的均衡匯率模型，但對市場參與者和調節者有影響意義的永遠是選擇什么樣的匯率形成機制或如何確定一定時期的名義匯率。
中國多年來的匯率制度名曰“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實際上是以美元為釘住目標的固定匯率制。在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們一直將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關系確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國才宣布放棄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而改為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根據市場供求允許人民幣匯率每日在3‰的區間中浮動的新匯率制度，20個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升值約7.76%。盡管如此，國際金融市場仍抱有強烈的人民幣升值預期，中國的外貿出口勢頭仍然有增無減，國際上一些熱錢仍然在想方設法鉆進中國市場，在難以抑制的人民幣升值預期推動下，資產（股票、房地產）市場價格也出現一路飆升的景象。所有這些，都給我們提出了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人民幣幣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幣幣值是否被低估？這是一個很難用三言兩語就簡單說清的問題。在一國實際匯率的分析中，現在理論界較普遍的看法是用實際有效匯率這一綜合匯率指數方法判斷一國的幣值更有說服力。在這一方法的應用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多數成員國都以消費物價指數為測算基礎，其中，24個工業化國家還采取以單位勞動力成本來替換消費物價指數指標，其所得測算結果，同樣能反映出一國的國際競爭力。根據專家的計算，中國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大體經過了3個階段，即（1）1980～1988年，人民幣名義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均呈現大幅同步貶值勢頭；（2）1989～1993年，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穩定但實際有效匯率卻大幅下降；（3）1994年至今，人民幣名義匯率僅經歷了相對較短時間的變動但實際有效匯率卻出現了明顯的升值。我們都知道，一國的名義匯率如果未發生變化，但實際有效匯率出現明顯升值，就說明該國的貨幣幣值存在低估傾向。
匯率決定理論極為精巧復雜，由于中國國情的特殊性，直接用任何一種均衡匯率理論模型恐怕都難以獲得對人民幣幣值現狀及走向問題的圓滿解釋，但現有經濟理論卻可以給我們提供一條簡明的思考路徑，這就是在不考慮決策當局偏好的情況下，從一些重要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趨勢中分析現行匯率是否已出現失調，然后從失調的矯正措施中去選取政策調節方法。
一般地說，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一國貨幣幣值的提升總是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面狀況良好及由此產生的投資者預期改善等因素相聯系。而一國經濟的基本面又主要取決于在一定的開放度條件下該國的儲蓄投資循環狀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社會總需求和就業水準、貿易條件、政府財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體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這些因素如果都處于良好運行狀態就會對經濟成長產生合成推動作用，而中國在改革近3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保持年均經濟增長速度世界第一的記錄也就是這些因素發揮積極作用的結果。近年來，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滯后影響，原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已大大放慢了增長速度，美國自2001年以來也結束了持續近十年的強勁增長勢頭，歐洲經濟雖然未出現美國經濟那種戲劇性的漲跌變化但始終未出現過高成長奇跡，日本則剛剛走出經濟不景氣泥沼呈現低速增長勢頭，印度和俄羅斯雖近年來在經濟增長率上亦有不俗表現但眼下及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在某些方面還無法同中國抗衡。在相互發生作用的國際競爭環境中，中國不僅速度領先，而且在國民儲蓄率、外匯儲備增長額、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絕對額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許還能繼續保持增長領先地位。按照一般規律，一個政治安定、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主要依靠內源融資能維持10年以上的經濟高增長預期的經濟體，其貨幣就必須堅挺并出現明顯的相對升值，從上世紀70、80年代德國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幣值變動史中都可以看出這個規律。同樣，中國目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也是這個規律在強制地發揮作用的結果。
中國高額的外匯儲備和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速來源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形成“雙順差”的關鍵原因在哪里呢？顯然，對“雙順差”局面形成的決定性因素就是中國政治穩定、經濟持續高增長背景下帶有特殊國情味道的生產要素的非均等化傾向。在人力、土地和資本這三項基本生產要素中，中國生產的可貿易商品中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工業國家，而且還遠低于新興市場國家。在勞動力具有無限供給趨勢的環境中，中國可貿易商品中的勞動力成本不僅所占份額極低，而且在近30年時間里始終未發生特別明顯的增長性變化；在中國各地的區域經濟發展中，各地政府為了增加地方稅收和就業崗位，在土地批租中紛紛展開優惠競爭，這使得地租成本在可貿易商品中同勞動力成本一樣也只占很少的份額。這兩項成本節約因素與外國的資本和技術相結合加之政府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必然使中國成為一個蓬勃興起的世界工場。這使得中國在2
002年年底一躍成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而外商投資企業中相當一部分都是以國外市場為目標的出口創匯企業，只要這類企業總數在增長，中國的出口就會相應快速增長。同時，在中國現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度下，企業貿易收入的絕大部分會自動轉化成國家的外匯儲備。中國加入WTO后，貿易條件的明顯改善和開放度的進一步擴大使得中國進出口總額保持了旺盛的增長勢頭，這也帶動了外匯儲備的增長進一步提速。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用價格機制和價格水平可以解釋很多現象，筆者認為，中國的人民幣幣值和外匯儲備問題，完全可以用低價勞動力和土地要素低價水準導致的幣值嚴重低估來解釋。
在現代經濟中，政府和市場、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是兩種交互發生作用的力量。依靠行政管制、道義勸說和政策調節，政府可以在一定時期的經濟活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從長期看，客觀經濟規律總是能夠矯正由政府行為慣性、惰性及決策者個人偏好或意識形態偏見產生的各種非效率傾向，讓物質利益規律、價值規律、供求規律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終牽引力量。在人民幣幣值或匯率政策問題上，我們今后也許能進一步獲得這種邏輯體驗。
自1986年起，英國的《經濟學家》雜志就每年進行一次世界性的調查，調查內容是麥當勞快餐店的巨無霸漢堡包價格，經調查發現，中國大陸的巨無霸最便宜，售價約1.2美元，而其他工業國家的較高售價為3.5美元左右。人們都知道，早在麥當勞進軍中國前幾年，該公司已經開始低價租用中國農村的土地對其所選土豆品種進行試驗性種植，所以，對麥當勞公司來說，其產品原材料基本不存在特殊運費問題，在中國賣出的巨無霸之所以成為低價世界之最，就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和土地租金成本極低。貨幣匯率就是兩種價格指數之比。同樣的商品在不同的地區銷售就有近200%的價差，這個現象似乎已完全違反了我們前面所說的“一價定律”，而這種現象也一定會引導人們去重新思考人民幣幣值是否已被低估的問題。巨無霸是非貿易品，但在中國國內的統一市場中，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規律仍然在發生作用，因此，非貿易品和可貿易商品中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亦同樣遵循均等化規律，中國的可貿易商品定價過低也自然是普遍現象，從前邊所提及的物價與幣值的關系我們可以得知，人民幣匯率也確實有相當的上升空間。
三、從打造貿易強國的角度思考人民幣匯率問題
經濟學中的均衡理論基本內涵就是資源配置最優化和福利或收益的最大化問題。在匯率研究領域，經濟學家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探討構建各種各樣的均衡匯率模型，著眼點也是幣值的最優化問題。常識告訴人們，在一定條件下幣值低估能刺激出口、遏制進口從而改善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但是，如果名義匯率、實際匯率過分地偏離了均衡匯率即定價過低，它也會導致利益損失即通常所說的不經濟或“肥水外流”。
在近30年的時間里，中國一直在用低要素價格吸引外資，用出口退稅政策來鼓勵企業的出口積極性，這些選擇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對中國躍升為世界貿易大國有不容忽視的貢獻。但這些政策能使中國成為貿易大國卻不會使中國成為貿易強國，可以認為，這些政策如不及時矯正甚至還會成為中國向貿易強國轉化的拖曳因素。這一立論的理由有以下兩點：
第一，中國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且仍以每天平均5億美元的速度增長，這些外匯儲備又大部分被用來購買美國等國家的長期低息政府債券，這實際上使中國在實體經濟、縣域經濟、三農領域及民營科技企業仍亟待金融支持的情況下用低息貸款的方式去支援發達國家的經濟建設。較高的國內外投資機會收益與外國政府債券收益相比之差實際上就是中國巨額外匯資產運用的凈損失，美國企業對華投資的年均收益與美國政府向中國出售政府債券利息支出之差就是美國向中國借款的凈收入。據統計，美國企業在上海等地區投資的年收益率可達20%以上，這樣即使美國政府長期債券年息率達4%，美國也能獲得16%以上的巨大收益。僅僅從這點就可以粗略地計算出中國巨額外匯儲備在目前這種運用方式上所付出的巨大機會成本。
第二，與制度演進過程中常常碰到的情況一樣，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也有“路徑依賴”傾向。在人民幣幣值嚴重低估情況下，中國的出口企業即使出口低附加值產品也能賣得出去，賣出去后即使銷售利潤很低也能在國家的出口退稅政策方面獲得收益補償，這樣就會在全社會的生產要素和其他資源流動方面產生負面效應，即扭曲價值信號不能自動產生資源優先配置的結構調整效應，大量的企業生產偏低端產品耗用了巨大的資源，而那些新興的、高成長性、高附加值產品的潛在可用資源被慣性效應作用下的低附加值產品行業擠占。從中短期角度看，大量低端產品和傳統企業的繁榮興旺雖然在增加稅收和就業方面能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從長期看，這類行業的不斷擴張會遲滯一個國家工業基礎改善的速度。多年來，我們總是習慣于用行政命令或指導的方式來解決結構調整問題，結果一直收效甚微，其實只要運用匯率、稅收、利率等價格性工具，微觀主體的投資行為就會立即改變。以可貿易商品結構之調整為例，只要人民幣升值的幅度足夠高，出口型生產企業的投資就會自動轉向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再比如對高污染、高能耗產品生產企業采取懲罰性稅收制度，也能對這類企業的投資沖動產生明顯抑制作用，等等。總之，中國應當將提升人民幣幣值作為產業產品結構的一種手段——即使在短期內會付出一些企業關停并轉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如果足夠大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如：誰是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受損者？銀行系統是否做好了相應的準備？沿海出口加工型企業的耐沖擊限度到底有多大？目前這種投資和出口雙推動型經濟增長方式會不會受到劇烈的負面影響？中國會不會出現日本“廣場協議”之后的宏觀經濟現象和可能的長期經濟蕭條，等等。這些問題和擔心不能說毫無道理，但中國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總要有些優先考慮的事項，在目前條件下，我認為中國的優先考慮事項就是如何盡快使自己從大國變成強國，從儲蓄利用效率過低轉為疏導儲蓄投資循環流程并運用強制和誘導等種種政策手段進行產品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在國際收支調節上以平衡管理為基本指導思想并用市場化的價格性工具作為基本手段，而不是象2007年開始這樣：各地方政府按照上級精神用行政的辦法敦促本地的外向型企業壓縮出口增加進口。這類做法到底能否奏效還有待實踐檢驗。根據以往的經驗，壓縮地方企業的出口就等于壓縮地方政府GDP和地方政府的政績，因此，這個新近實行的平衡國際收支的最新做法恐怕很難收到中央政府所期望看到的預期效果，事實將證明，平衡國際收支及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最簡近有效的辦法還是動用匯率等價格性手段。人民幣大幅升值可以理解為在現有水平上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再升值10%以上，這樣幅度的升值實際也遠未彌補中國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價格與一般新興市場國家同類要素價格之間的差距，就是說，即使在這樣升值水準下，中國的可貿易商品仍然會保持相當的國際競爭力，不會使出口增長出現明顯下滑，但卻會對進口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因為人民幣升值10%意味著石油、礦產品、木材、農產品、高科技產品及一般工業消費品等所有的進口商品的價格都會下降10%。這樣，用國際貿易條件惡化或改善的思考方法分析，人民幣若在一年左右時間內升值10%，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度可達到20%（即出口產品多賺10%，進口商品價格相應降低10%），這是一筆可觀的國民收益。
“人民幣升值幅度過大會對出口型生產企業和銀行造成損害”，這是一種最具代表性的憂慮。有人說，許多外貿型生產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只在3%至5%之間，只要人民幣升值超過5%就會出現大量企業倒閉的現象，但2005年7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已逼近8%，中國呈現的卻是出口越來越旺盛的勢頭，我們還可以回想20年前日元對美元升值幅度已遠超過100%時，日本每年仍保持大約6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的歷史事實就可以對微觀主體的政策環境適應能力之強有充分的信心。此外，關于人民幣升值可能對銀行業負面影響的問題，我們看看2006年中國股票市場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上市銀行股票成為市場行情上升的基本推動因素并普遍被境外和國內投資者追捧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一個重要的道理，即作為經營貨幣的機構，業績不斷向好的銀行將成為人民幣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因為它們經營的特殊商品在不斷增值。其實，中國的銀行業不怕人民幣升值，怕的是外資銀行人民幣業務在銀行業總體存放款業務中占比接近50%以后可能出現的人民幣幣值波動可能引發的“存款搬家”即中資控股銀行的存款向外資銀行大量轉移現象，這才是真正值得擔心的一點。但在資本項目仍存在嚴格管制和中國宏觀經濟穩定快速增長的基本面背景支撐下，這種由擴大人民幣每日波動限制區間可能出現人民幣幣值大幅度頻繁波動景象出現的可能性極小。而且，中國自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為WTO成員以來五年多的時間里在銀行業開放實踐中也沒有出現1999年和2000年期間許多實務界和理論界人士所擔憂的“狼來了”效應，外資銀行從機構數量到業務規模都沒有取得迅猛發展，我們看到的只是境外銀行以戰略投資者身份入股中資銀行行為的普遍化。這種行為從實踐效果看是良好的，它不僅壯大了中資銀行的資本力量，而且在改善中資銀行的公司治理、敦促中資銀行在財務審計上同國際接軌、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產品創新及服務能力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從這一點說，中資銀行目前應對利率、匯率變動風險的能力與五年前相比已大大提高了。所以，銀行承受能力不是也不應當是我們目前推進利率、匯率等價格性機制改革的一個障礙。
四、結語
中國的金融改革設計正
處在一次歷史性選擇的十字路口上，匯率改革只不過是新時期金融政策的具體內容之一，但它事關宏觀經濟平衡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因此，決不是無關緊要而是相當重要。中美經濟關系是全球經濟發展動力的主體內容，美國既應當進行國內政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國也應當認真考慮美國的訴求順勢而為，即把握人民幣普遍升值預期業已形成的歷史機遇，改善自身的國際貿易條件，利用人民幣升值擴大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口和國際能源礦產品類產業的投資規模，推進國內可貿易商品結構調整，提升勞動力實際工資水準和工業用地價格。
自2005年7月23日，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釘住單一美元。目前，有關人民幣匯率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文章大多集中在對外貿易方面（如盧向前、戴國強，2005；李海菠，2003），而很少涉及對我國利用外資的影響的分析。
國外有關匯率與外商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成果并沒有一致的結論。Kohlhagen（1977）的回歸檢驗結果表明：20世紀60年代，歐洲主要國家（英國，1967；法國，1969；德國，1961，1969）的匯率貶值或升值都對美國外商直接投資水平有著系統的影響，盡管存在著資本管制。Cushman（1985）則區分了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兩個概念，并通過經驗實證的方式對美國和五個主要工業國家的年度直接投資水平進行分析，得出實際匯率的升值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正向影響效應。而Froot和Stein（1991）進一步將市場信息不對稱這一因素引入模型之中，研究發現美國1970－1980年涌入的大規模外商直接投資應歸功于同一時期疲軟的美元匯率。Sercu和Vanhulle（1992）通過匯率對出口的價格和數量的影響分析，得出匯率波動性的增加對出口企業的價值有著正向影響效應，也使得出口策略較直接投資更有吸引力，即匯率波動的劇烈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逆向影響效應。Aizenman和Joshua（1993）區分了名義變量和實際變量對經濟的沖擊，得出了在名義變量沖擊之下，匯率的波動性與外商直接投資水平存在正向關系的結論。Goldberg和Kolstad（1995）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匯率貶值對外商直接投資沒有任何大的或顯著的影響；但匯率波動的劇烈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卻具有正向影響效應。Dewen-ter（1995）放棄了過去的經驗分析（如Froot，Stein，1991），直接以外商直接投資的絕對水平作為研究變量，而代替以外商投資與國內投資的比值作為實證檢驗的變量，并基于美國1975－1989年的數據得出：匯率水平與外商投資的相對水平在統計上并沒有顯著的影響關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專家伊藤隆敏等人對亞太經合組織各經濟實體（不含中國）的研究表明：若某一經濟實體貨幣貶值10％以后保持經濟穩定，則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增加量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0．25％，反之亦然。
根據上面的分析，國外針對匯率升、貶值及其波動幅度與外商直接投資間關系的研究結論可謂眾說紛紜，并未形成一致的結論。有的認為匯率貶值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有的認為匯率波動的激烈程度影響著外商直接投資，但究竟是“正向還是負向”影響，又有著不同的答案；還有的認為，不論是匯率的貶值，還是匯率的大幅波動都對外商直接投資沒有顯著影響。國內針對人民幣匯率專題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匯率與其他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上，而涉及匯率與資本流動項目關系的研究尚顯匱乏。即使涉及，所得的結論大多一致，即人民幣匯率的貶值有利于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陳華和李波（2000）得出人民幣貶值對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且這種促進作用一般要在貶值后1－2年內才明顯地表現出來。孫雷和楊舜賢（2005）認為，如果人民幣在可控的范圍內升值（即所謂有管理的浮動），對FDI在不同的產業分布方面可能會產生如下影響：那些針對國內市場的、高附加值的高端產業的FDI將可能增長；已往以加工出口為主的外來工業資本，將可能下降；FDI形成的收益繼續留在中國將呈上升趨勢；對服務業，特別是金融領域外商投資將可能有正面影響。張誼浩（2003）運用我國1978年至2000年的數據，實證檢驗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效應，指出長期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更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陳浪南、王瑞餛和林海蒂（1999）對中、美、日三國匯率變動與FDI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人民幣的升值會引起流入我國的FDI減少。國內上述研究普遍存在以下問題：（1）缺少實證檢驗的驗證，多數研究只是停留在理論上的解釋。（2）選取的樣本數據多為年度數據，造成樣本點過少，在統計上缺乏可信度，影響實證結果。（3）人民幣匯率往往用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代替，但當時這一匯率是固定不變的，忽視了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變動。（4）缺少單位根檢驗，使得一些非平穩數據直接被用來回歸，這會產生偽回歸的結果，影響結論的可信度。
基于國內研究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國內一致得出人民幣匯率的貶值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資的結論并不具有完全的可信度，需要進一步的實證檢驗。本文運用1995－2004年的季度數據，以保證樣本數據達到統計上的要求，采用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的方法，以避免偽回歸的結果，分析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及其波動性與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
二、實證檢驗
（一）數據說明
本文樣本區間為1995－2004年共10年40個季度數據。其中，REER的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IMF測算并定期公布其成員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數，IMF對實際有效匯率指數（REER）的定義為：實際有效匯率指數是經本國與所選擇國家間的相對價格水平或成本指標調整的名義有效匯率，它是本國價格水平或成本指標與所選擇國家價格水平或成本指標加權幾何平均的比率與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的乘積。計算公式如下：
之所以采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考慮：一是由于名義匯率的變動并不一定引起實際匯率的同方向變動，而實際匯率變動才是引起經濟變量的主要原因。這樣，一般的人民幣匯率，即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是基本穩定的名義變量，使得其匯率作用難以顯現。二是均衡匯率是一種政策目標的真實有效匯率，它只能采取估算的形式得到，數據較難獲得，且獲得的途徑不一樣，數據也是不一致的。相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數據來源（IMF）更為可靠，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因此采用人民幣對主要國家貨幣加權實際匯率更能綜合反映人民幣匯率的波動。
FDI和GDP的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經濟統計快報》、《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并做了一定的調整而得到季度數據。由于中國FDI和GDP季度數據具有很強的季節規律性，因此需對其進行季節調整，消除季節因素影響。季節調整使用的方法為移動平均調整法。用FDI／GDP來替代FDI這一變量的原因在于：消除或減輕FDI變量的趨勢因素，因為FDI和GDP大致有著協同的趨勢方向，二者的比率可以平緩趨勢項，把握總體規律。
Vt表示t期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波動水平。為了反映匯率波動的聚類性，沿用了Abdur（1993）所采用的計算匯率波動水平的方法，即實際匯率變動率的移動樣本標準差的方法：
其中，為保證匯率波動的聚類性同時又能得到足夠多的數據，初步將m定為8（Abdur，1993）。這種估計方法更有利于表明實際有效匯率波動水平的總體移動。
對于FDI／GDP和Vt數據分別乘以100，以表示它們變動的百分比。
（二）數據分析
傳統的回歸分析技術往往假定所使用的時間序列是平穩的，即要求該序列是常均值、同方差和任意相同滯后階具有相同自協方差。然而現實經濟中的許多變量序列是不平穩的，根據Granger和Newbold（1974）的分析，對非平穩的隨機變量進行回歸可能導致“偽”回歸結果。為了避免回歸的失效，Engle—Granger（1987）提出一種處理非平穩序列的方法——協整檢驗，其基本思想是：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同階的時間序列向量分別是非平穩的，而它們的某種線形組合卻是平穩的，則這兩個（或兩個以上）序列向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長期穩定關系）。由于只有具有同一單位根的兩個變量之間才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因此本文將首先對所取各變量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再進行協整檢驗，以保證數據的可靠性。
1．單位根檢驗
通常利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方法檢驗數據的時間序列特征。ADF檢驗基于以下方程：
滯后期k值的選取將依據AIC和SBIC信息量最小化這一原則進行，同時考慮殘差的非自相關性。
結果表明：中國的REER、Vt和FDI／GDP的ADF統計值的絕對值均小于10％（或5％）顯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臨界值的絕對值，即不能拒絕原假設，所以這些序列是非平穩的，存在單位根。因此，不能繼續進行協整檢驗，否則會產生偽回歸的情況。而經過一階差分之后，這些序列所得的ADF統計值的絕對值均大于1％（或5％）顯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臨界值的絕對值，表明這些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后是平穩的，不存在單位根，即它們是I（1）數列。因此可以繼續對這些變量進行協整檢驗。
2．協整檢驗
檢驗I（1）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的一般方法是E—G兩步法，即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對向量進行協整回歸，然后再對協整回歸所得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由E—G兩步法得到的協整參數估計量具有超一致性和強有效性。由于中國的REER、Vt和FDI／GDP都是I（1）數列，滿足協整檢驗前提，所以直接進行第二步：用一個變量對另一個變量回歸。
首先，分別檢驗REER對FDI／GDP以及Vt對FDI／GDP的協整關系。分別對REER和FDI／GDP以及Vt和FDI／GDP進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得到殘差的回歸序列，設為resid1和resid2，進行單位根檢驗，所得的ADF檢驗（滯后期的選取將依據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這一原則進行）結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對FDI／GDP線性回歸的殘差序列的ADF統計值，比對應的顯著性水平為5％的Engle－Yoo臨界值要大，表明殘差序列是非平穩的。因而，REER與FDI／GDP之間不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說明了中國匯率水平的變化對外商直接投資無長期的影響關系。而Vt對FDI／GDP線性回歸的殘差序列的ADF統計值，比對應的顯著性水平為5％的Engle－Yoo臨界值還要大，則說明殘差序列是非平穩的，Vt與FDI／GDP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即中國匯率的波動劇烈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不存在長期的影響關系。
既然REER與FDI／GDP之間、Vt與FDI／GDP之間都不存在協整關系，那么再對REER、Vt和FDI／GDP三者之間是否存在穩定的長期關系，進行協整檢驗。
由于匯率波動的激烈程度Vt是通過REER計算得來的，因此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先檢驗二者之間的相關性，得出的結果如表3。
從表3可知，Vt和REER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多重共線性。在此基礎上，進行三者協整關系分析。
對REER、Vt和FDI／GDP進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得到殘差的回歸序列，設為resid3，對其做單位根ADF檢驗（滯后期的選取將依據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這一原則進行），結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Vt與FDI／GDP線性回歸的殘差序列的ADF統計值，比對應的顯著性水平為5％的Engle－Yoo臨界值要大，表明殘差序列是非平穩的。因而，REER、Vt和FDI／GDP之間并不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即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匯率升貶值和匯率的波動幅度之間并沒有一個穩定的長期關系。
三、結論
通過計量模型分析人民幣匯率波動（包括水平變動和波動劇烈程度）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效應，結果顯示：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劇烈程度與外商直接投資并不存在長期影響關系，而人民幣匯率水平變動對外商直接投資也無長期的協整關系。并且實證結果進一步表明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劇烈程度、人民幣匯率水平變動與外商直接投資三者之間也不存在協整關系。這說明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更多的是投資性的（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化隨著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變化，外商直接投資看重的是潛在的市場發展空間以及良好的投資獲利前景），而非投機性的（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化更多的是取決于匯率波動下所帶來的收益的變化）。
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更多的是得益于中國良好的經濟發展形勢，是對中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能力的肯定。強勁的經濟增長趨勢、良好的投資環境、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等等，都帶動著外商直接投資在不斷增長。即使有些外商直接投資是虧損的，但從占領中國市場先機目標出發，也不會影響其對中國的投資。因此，中國政府并未涉嫌操縱人民幣匯率水平來獲得不公正利益，更沒有對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有強烈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得益于整體經濟形勢，而非人民幣匯率的低估。
另外，從外商直接投資的類型來看，主要是一些制造加工型企業。這些企業都是兩頭在外企業，即企業的原材料主要是靠國外進口的，而生產出的成品也主要是出口的，因此人民幣的升值在降低了出口收入的同時也降低了原材料進口的成本，兩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所以人民幣升值并不會顯著地減少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量。這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當前我國大額的外商直接投資并非匯率的低估而產生的。
從長期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建立靈活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我國匯率改革的方向，但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時機選擇更為重要。當然，由于中國現行匯率制度的獨特性，上述的分析結果可能由于某些制約因素而不是十分的完美，但得到的關于匯率與外商直接投資間的關系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這也為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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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國內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其中效用函數由下面的（1）式和（2）式所定義，其中的消費指數由（3）式給出。假設本國人口為n，外國人口為1-n，其中0<n<1，以及分別是對本國產品和外國產品的消費指數，分別由（4）式和（5）式所代表。在同一國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為，假設λ>1。在國外產品和國內產品組合之間的替代性為1。實際貨幣MP進入到效用函數中，因為貨幣的存在減少了交易成本。本國的物價指數為P=PnHP1-nF，其中本國產品和外國產品組合的物價指數分別由（6）式和（7）式所給出，最優的跨期消費選擇意味著典型個人對國內個別產品以及對國外個別產品的需求，分別如（8）式和（9）式所表達。由消費指數可以得到對本國產品組合的消費指數以及對外國產品組合的消費指數分別滿足（10）式和（11）式。假設兩國居民可以對實質證券進行無風險交易，并定義rt為實際利率，則本國居民的預算約束可見（12）式。其中，Bt+1代表t期末持有的實際債券，Tt代表來自政府的貨幣轉移。假設政府通過直接轉移來調整貨幣供給，那么政府的預算約束就是（13）式，而且Yt(z)代表產品在兩國銷售而得以本幣計值的名義收入。假設每個人都有特殊技術，能夠生產特殊的產品，這些廠商之間是壟斷競爭關系，本國的生產函數為（14）式，外國的各個指標用*表示，兩國的效用函數相同，兩國的生產函數略有不同，假設外國的生產函數為（15）式。對于參與國際貿易的廠商銷往海外的產品用何種貨幣結算，他們有各自的偏好。目前，關于國際貿易中結算貨幣的選擇理論已經比較成熟。廠商在選擇貿易品的計價貨幣時，考慮的因素不僅包括市場銷售收入，還包括匯率風險、結算成本。為了規避匯率風險，廠商自然會首先本幣計價和結算，然而，當產品的差異程度并不高、廠商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時，廠商往往被動地接受以銷售地貨幣計價和結算的事實。另外，當一國貨幣的價值穩定并且存在著較為活躍的自由的多品種海外流通市場和投資市場時，那么該貨幣被接受為計價和結算貨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廠商對國外銷售的產品的貨幣結算策略選擇不外乎三種。第一種是國外產品用本國貨幣結算，此時，外國消費者所面臨的價格是廠商的本幣價格經匯率折算以后的外幣價格。第二種是國外產品用外國貨幣結算，此時本國廠商在計算損益時需要把消費者所面臨的外幣價格經匯率折算為本幣。第三種是國外產品用第三方貨幣結算，本國廠商在計算損益時需要把消費者所面臨的第三方貨幣價格折算成本幣。為方便起見，我們用我國和外國分別代表兩國，這樣兩種貨幣就是人民幣和外國貨幣，我們可以分析表1中所給出的幾種結算貨幣組合。其中最后一種情況為固定匯率情況，其余四種情況都假設為浮動匯率。在固定匯率下，由于匯率始終保持一致，因此不論是哪國貨幣其結算效果是相同的。
二、廠商的定價計算
(一)情況
1下的定價此時在最優策略下，本國廠商對產品的定價由（16）式給出，外國消費者所面臨的該產品的價格需要經過（17）式的匯率折算。外國廠商對產品的定價由（18）式給出，同樣，本國消費者所面臨的該產品的定價需要經過（19）式的匯率折算。
(二)情況
2下的定價本國廠商對本國銷售的產品的定價依然是（16）式，但是對于在外國銷售的產品定價卻為（20）式。外國廠商在本國銷售的產品定價的依然是（18）式，但是本國消費者所面臨的該產品的價格卻是（21）式。(三)情況3下的定價本國廠商對產品的本幣定價是（22）式，外國消費者所面臨的該產品的價格需要經過（17）式的匯率折算。外國廠商在其本國的定價依然是（18）式，但是對于本國消費者而言，他們所面臨的該產品的價格卻是（21）式。
三、貨幣政策的選擇
（一）穩定消費目標下的貨幣政策選擇
我們可以計算出每種情況下的本國消費和外國消費的穩定性，見表3。此外我們也可以計算出每種情況下本國消費和外國消費受兩國貨幣供給影響的程度，見表4。從外國貨幣沖擊對本國消費的穩定性影響看，我們很容易比較出不同的貨幣政策的效果。第一，相對于固定匯率而言，浮動匯率是本國更優的選擇。因為在固定匯率下，外國貨幣轉換為本國消費沖擊是最大的，為1ρ2σ2m*，而在浮動匯率下，本國消費沖擊最大的是情況1和情況4，即在生產地定價以及貿易結算用外國貨幣的情況，對消費的影響為1-nρσ2m。第二，如果本國貨幣成為貿易中的結算貨幣，外國貨幣供給并不能影響本國消費。此時的效果就如同情況2，即本國消費者在價格主導權的競爭中勝過了外國廠商。第三，相反，如果在對結算貨幣的競爭中本國貨幣輸給了外國貨幣，那么，本國消費者不得不承受外國貨幣供給對本國消費的影響，其效果就相當于情況2，即在價格主導權的競爭中本國的消費者輸給了外國的廠商。
（二）穩定物價下的貨幣政策選擇
從該模型中，我們可以得到物價和兩國貨幣供給的協方差關系，如表5。從對表5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對于物價穩定性固定匯率更優的結論。依據我們對生產商的定價假設而言，定價都是根據期望來定價，因此該價格是穩定的，故就整體消費者所面對的價格而言，引起價格變動的是匯率，此時若能降低匯率波動，就能成功地減少物價的波動。同時我們也的確發現，當我國的貨幣在國際貿易中取得了結算貨幣資格，對消費者而言是個利好因素，因為此時物價就不再受外國貨幣供給的影響。相反，如果我國的貨幣在貿易結算貨幣的角逐中失去了優勢，那么本國的消費者就不得不承受因外國貨幣供給引發的物價波動。
（三）兩國消費水平比較下的貨幣政策選擇
從模型中我們可以得到兩國消費者水平的差異分析，見表6。外國貨幣當局采取的貨幣政策會影響本國消費者的利益。當外國貨幣當局追求擴大自己國家的消費時，此時外國貨幣供給方差會相對較大。在情況2和情況4下，如果產品的替代彈性大于2，那么外國貨幣當局的積極行動無疑不利于本國。策的獨立性。
四、結論
一、人民幣匯率不是中美貿易逆差的主因查閱最全面的金融信息和最有價值的金融資源請登陸中國金融資源總庫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04年前十位貿易順差來源地資料顯示：2003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為586.1億美元，而美國方面的統計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為1240億美元。從兩份不同的統計數據說明：2003年中美兩國貿易順差是誤差600多億美元，顯然兩國統計數字有很大出入。
1、中美貿易差額統剖析
中美兩國統計數字差別如此之大主要有二個方面的原因：(1)、美國統計時將中國通過香港部分轉口貿易重復計算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方面.(2)、美國貿易數據的收集過程存在很多問題。而中國由于＿直有出口退稅的政策，并實行嚴格的外匯管理，中國的進出口數字是比較準確的，而美國由于規定對幾千美元小額的數據不納入統計資料，因此，這一部分也造成無法統計進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國《商業周刊》報道說：“據美國商務部自己的估計，美國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沒有向該部報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計算在內，1998年美國的外貿逆差只有1010億美元，而不是政府統計顯示的1690億美元的創記錄水平”。
2、中美貿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國政府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國總是從安全的角度來考慮中美貿易問題，1979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直實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國不能以犧牲美國對安全的考慮而換取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但卻轉過身來對日益增長的中美貿易逆差感到不滿，這其實對中國很不公平。
(2)、美國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是貿易差額的又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盡管對美國存在偏高貿易順差，但這些貿易順差的很大一部分來自美國在中國的跨國公司，根據中國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進出口額中的56%是由外資企業實現的，中國正成為美國的跨國公司削減生產成本、增加利潤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國的貿易統計報告并沒有將跨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投資收益計算在內。根據中美商會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會9月26日聯合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在長達4年的調查期內，美國公司去年的盈利狀況最佳。在中國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這次調查，其中75%的公司實現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潤非常豐厚，還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長。另外，調查還出人意料地發現，在競爭如此激烈的中國市場，美國公司2002年所獲得的利潤率居然高于他們在全球的利潤率，而這些美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收益并未被統計在內。因此，如果包括這一部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撩開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的面紗
美國的進口大量來自本國公司在國外設立的生產線，換言之，美國跨國公司從海外子公司輸入貨物，現實的貿易許多都是公司與公司，而非國家與國家之單證貿易。據美國《巴隆氏》金融周刊數據顯示：這類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銷售額達2萬億美元，在當地市場的銷售額占65%，其余35%則輸往美國，而這35%在美國外貿統計時均被視為對美貿易逆差。
英國經濟學家朱利葉斯就曾經對美國貿易收支統計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當地重復計算，那么，1986年美國的貿易收支就從1440億美元的逆差變為570億美元的盈余了。另據美國商務部統計，1995年美國跨國公司子公司的銷售額超過2.1億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務出口額7940億美元，幾乎達3萬億美元，而外國對美國出口及外國公司在美國的子公司的內部銷售額合計為2.4萬億美元，今天的美國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逆差國，而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大貿易順差國之一了。
美國向國外的出口額和美國跨國公司在國外市場上的銷售，兩者之和2002年達3萬億美元。同期，美國的進口額和外國跨國公司在美國市場上的銷售，兩者之和為2.4萬億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國對世界各國的貿易總盈余6000億美元，這就是分析美國對外貿易赤字時所應全面把握問題的實質所在。
4、美國貿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20世紀70年代，因兩次石油危機導致世界石油價格兩次大幅上漲，加上來自日本及發展中國家強勁的經濟競爭力和美元匯率之強勢，這些都使得美國商品、勞務的貿易赤字在1987年達到1520億美元的高峰。
(2)美國惡化的低儲蓄率，美國必須從國際金融市場上籌措建設資金，即融通資金以進行大量投資建設。但世界各國要能貸款給美國，它們必須通過國際貿易盈余（貿易順差）來創匯，以積累資金供“美國需求”之用，即美國的貿易赤字反應了美國國內低儲蓄率與高投資率之間的“缺口”及其解決辦法，或者說，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是其為長期低儲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價。
(3)美國跨國公司在美國進口貿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貿易赤字實際上是“商品回流”。
二、人民幣匯率并非是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加的原因
1、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是全球化趨勢
制造業是美國主要的物質生產部門。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制造業的比重不斷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著制造業產量的縮減，1997年制造業生產的產品大約為1960年的16倍，正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利用較少的勞動資源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成為可能。
調查研究發現，美國的制造業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從1995年至2002年，美國大約削減了200萬個制造業崗位，降幅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業人數減少了20%；日本減少了16%；中國減少了15%。制造業人數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異：科技進步和競爭壓力使工廠的生產效率不斷提高，能夠在減少工人數量的同時提高產量，雖然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許多，但全球的工業產值卻增長了30%。
中國從1995年至2002年，制造業人數從9800萬人降至8300萬人，降幅達15%，超過美國的11%，這些都是客觀統計數據。
因此，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是全球化趨勢。
2、美國的一輪商業周期結束是失業率增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斷創造新的工作機會一直是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的最突出特色之一。90年代美國就業增長了16%，每年平均增長率為1.5%，是工業化國家中就業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隨著美國一輪經濟周期的結束，情況發生了變化，2003年美國的失業率為6%，其它工業化國家如法國為9%；德國在10%以上；世界上經濟最自由的香港地區的失業率也已超過8%，而發展中國家的顯性失業率與隱性失業率之和就可能更高了。因此，各國政府都面臨著不斷創造就業機會以解決龐大的失業人口的嚴重問題。
3、9·11恐怖襲擊也是造成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9.11之后，美國的各個行業都受到了創傷，航空業無疑是受恐怖事件打擊最嚴重的行業。美洲航空公司裁員和聯合航空公司裁員2萬人的消息則像瘟疫一樣傳染了整個航空業，一時間裁員風盛行。
僅在2000年第四季度，加州失業率就較一年前增加了14%，達到15.5萬人。印第安納、密蘇里、賓夕法尼亞及威斯康星州的裁員人數緊隨其后，分別達到了8.1萬、6.4萬、5萬和4.6萬人。
從行業來看，傳統的制造業和高科技業是這次裁員潮的“重災區”，這兩個行業的工作在經濟下滑沖擊下成了名副其實的“玻璃飯碗”。按照美國勞工部的統計，2000年全年美國的裁員人數增加了17%，達到184萬人，制造業就占全部裁員人數的42%。
因此，當前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的匯率機制，并不是影響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原因。把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原因，說成是因人民幣匯率所造成的理由是極不公正和客觀的，也是對國際社會極不負責任的一種表現。
三、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及其對策建議
從中短期看，固定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不能改變
從長期看，根據國際經驗，一個開放的經濟、貿易大國，最佳的匯率制度應該選擇浮動匯率制度，以動態變化的匯率來適應快速變化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的變化。但是，當前中國的國情仍然不能這么做。
其一，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由農村釋放出來的多余勞動力就業問題是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矛盾之一。如果中國現在讓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升值將導致中國產品出口價格大幅提高，中國產品將失去價格競爭力，中國不僅無法成為“世界工廠”，連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制造業發展態勢也將出現衰退制造業衰退的第一個直接影響就是失業率上升，很可能引發系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
其二、美國是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大國，其GDP將近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全世界的貨幣除了美元之外，基本上都很容易被它國操縱或被國際炒家狙擊，而美元卻從未發生過，人民幣固定釘住美元后，可使人民幣匯率更趨穩定。
其三、美國作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人民幣釘住美元的穩定匯率政策有許多好處。如：有利于中國的進出口企業有效地避免匯率波動帶來的匯率損益、準確地估計成本與收益、便于國際貿易結算、增強國際投資者的信心和吸引外資的流入等。因此，釘住美元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最容易理解也最透明，最容易進行成本核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