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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內涵、
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將外國生產者的壟斷利潤轉移到國內生產者手中來，并得出結論：一國政府總存在出口補貼的單邊干預動機。他們運用“第三國市場”模型，分析了一國政府通過對生產者干預如何提高本國生產者從雙頭壟斷的共同出口市場中所獲得利潤的，在自由貿易和Coumot競爭的情況下，企業間會達成一個Coumot—Nash均衡，該產業最終趨于均衡狀態。但當有一方政府進行干預時，競爭就會演變為Stackelberg競爭，有政府補貼的一方廠商就會處于Stackelberg領導者的地位，而外國競爭企業則處于跟隨者的地位，外國企業會做出向本國企業讓渡市場份額和利潤的反應，此時，即產生利潤轉移效應。也就是說，政府已經承諾對行業的干預行為，并且外國企業也會認為，即使其拒絕退卻而使得轉移利潤失敗，補貼也會持續下去，此時的政府補貼成為可以置信的威脅。因此，政府最佳反應是給予一定的出口補貼。
Krugman(1984，1987，1992)設計了一個模型從保護幼稚產業的角度進行了戰略方面的分析。他通過一個含有一種機會的非正統假定，從根本上改變了分析的焦點，該假定使一個國家通過限制進口的戰略部署來實現另外一種福利。其分析依賴于兩個基本要素：賣方的國際壟斷和規模經濟。對于賣方的國際壟斷，類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兩個企業，一個國內企業和一個外國企業，每個企業只生產單一產品，企業之間進行Coumot競爭，但有一點的差別是，Brander和Spencer僅分析第三國市場，而Krugman的模型允許產品向多個市場銷售，這樣，國內和國外市場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開來。其結果是獲得了一個多元市場的Cournot模型。對于規模經濟，他通過給予本國生產者在本國市場上擁有特權的地位，這樣，本國生產者可以獲得一種較外國生產者在生產規模上的優勢，這種規模上的優勢即使在沒有保護的市場上也將轉化為較低的邊際成本和較高的市場份額。規模經濟的獲得有靜態的規模經濟、動態規模經濟以及干中學。而當一國政府把外國生產者從開放的市場中擠出的時候，干預行為會在競爭雙方的邊際成本上引起相反的變化，結果是國內生產者產量擴大，邊際成本繼續降低，而外國生產者產量減少，邊際成本增加，這樣就形成了從產量到邊際成本再到產量的循環的因果關系鏈條，而這一循環過程就形成了進口保護和出口促進的機制。
二、我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風險分析
1、扭曲的規模經濟風險。規模經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存在的理論假定，但在一些國家和一些行業卻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當多的國家和行業，規模經濟的存在實際上并不是該行業存在著高效率與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壟斷的結果，在中國就存在這種大量的情況。盡管目前我國國內市場巨大，規模經濟明顯，但是全國并沒有形成統一有序的國內大市場，這種分割的國內市場嚴重阻礙著一些行業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所需要的規模經濟。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認為，如果該行業是自由進入的，出口補貼給本國企業帶來的利潤會誘使新的企業加入，這將會造成行業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業的平均成本，從而降低利潤轉移效應。對于中國來講，如何設定行業準入機制，既保證行業的一定寡頭壟斷來保證規模經濟的存在，又要保持企業的競爭能力，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獲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觀基礎的缺乏風險。在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中需要通過一定的市場途徑來進行。如果一國不存在微觀基礎，或者國內市場處于分割的狀態，就會影響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效果。缺乏國內市場運行傳導機制，政策就缺乏實施的渠道。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中，市場主體、市場機制及市場體系等因素發育不全，創新機制還沒有有效建立，在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缺乏企業和企業家的推動。
3、競爭模式風險。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據戰略貿易模型的Cournot競爭假定，每一廠商的最佳產出是假定對手的產量給定而推測出來的，但是，如果廠商進行的是Bertrrad競爭而非Coumot競爭，那么最佳政策應該是出口稅而非補貼，因為出口稅可以使得本國廠商做出不與外國廠商打價格戰的承諾，這樣，兩家廠商可以維持較高程度的合謀；另外，他們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個本國企業，如果本國企業的數目大于1，在確定政府干預政策時會出現相互矛盾的傾向，這種矛盾會存在于以出口補貼來轉移利潤的動機和傳統的為改善貿易條件而施加出口稅的動機之間，所以，只有當本國的企業數目不太大，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如果寡頭雙方致力于不變的推測變量，而且每一廠商的推測變量與其競爭對手的實際政策的反應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轉移到國內公司或利潤轉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貿易政策成了一種最優政策。
4、資源競爭風險。Dixit和Grossman(1986)放松了經濟中只有一個寡頭行業的假定，考慮了存在多個寡占行業的情況。他們研究了與一種固定供給資源相關的幾個壟斷性行業的情況，稱之為“科學家”，其研究表明，當國內出口行業面臨共同的外部環境，具有相同的生產能力時，被補貼廠商大量使用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對其中一兩個行業進行補貼，會把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從其他行業轉移到被補貼的行業，從而使得被補貼行業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業的規模縮小和出口萎縮為代價的，其代價往往要高于利潤轉移效應，因此自由貿易仍然是最佳選擇。在中國很多行業都存在類似的資源競爭狀況，如何化解不同行業對于同一資源競爭的狀況將是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順利實施及實施能否獲益的關鍵。
5、政府行為的非理性風險。政府干預論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團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當進行微觀經濟干預時，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這些集團隨時準備獲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卻由大的分散的集團承擔，他們不能獲得有關政策的所有信息。結果，政策的干預經常被誤導。因此，進行經濟決策時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強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經濟手段，必然會降低國家福利。政府為了履行政策的承諾對廠商提供補貼時還存在著一個固有的道德公害問題。國內廠商會發現追求補貼比追求生產行為有更高的收益，這樣只能增加依賴性。這種追求補貼的做法屬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尋求非生產性利潤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尋租行為。
6、收入分配風險。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隱含了出口補貼和企業利潤被同等對待的假定，政府并不關心國內收入的轉移支付，但在實際生活中，籌集補貼資金會給經濟帶來扭曲的成本，這意味著1美元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大于1，另外兩國企業的成本也被認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這種情況后得出結論，只有當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不太高時，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預不可避免會產生有害的再分配效應。出口補貼將有助于把收入從社會其它方向轉移給被保護行業的所有者和雇員。因為，受補貼的行業一般是高科技行業，這種收入的轉移將或是表現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練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或是股東超乎尋常利潤的增加。
7、信息風險。Qiu(1994)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對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的風險進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國企業的成本是公共知識，而本國企業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國企業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國企業和本國政府不了解。得出結論，在信息不對稱時，如果企業進行的是Coumot競爭，那么政府傾向于設計分離政策，分離政策具有信號作用和信息甄別作用，提高社會福利。但如果企業進行的是Bet-trand競爭，政府將選擇一個統一的政策，允許本國公司隱藏其信息，這樣，利潤轉移效應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從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結論，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對于信息依賴的重要性。而政府要獲得這些信息卻是幾乎不可能的。
8、國外報復風險。Collie(1991)指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很容易引起對方國家的報復，尤其是在知識密集性行業。這樣，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損，世界總體福利水平并沒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調整。這種報復更可能發生于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中，那里與世界市場相關的規模經濟被這些新理論的支持者假定為更具意義，因為，這些產業被普遍認為是至關重要的。
三、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應注意的問題
總體上看，中國存在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條件和可能。具體說，市場化的總體推進程度已達到60％以上，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主導作用，政府有獨立的決策能力，信息完備性比較差，但有改進的可能，并且在中國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業，如汽車等行業(胡昭玲，2002)。但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因條件的不完備而帶來實施效果的弱化。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在已經加入WTO的背景之下，必須正確處理好應用戰略性貿易政策與貿易自由化及遵守WTO規則的關系。中國在加入WTO后，在適應WTO規則的同時，受到自身經濟實力的限制，不可能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應根據實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要求，對某些不完全競爭和具有規模經濟特征的行業實行一定的關稅保護或其他產業政策進行支持，但也必須確定適度的保護時間和保護強度。
【關鍵詞】突發火情；消防；滅火；管理；創新；人民；機制
一、引言
“消防”即消除防患（即預防和解決人們在生活、工作、學習過程中遇到的人為與自然、偶然災害的總稱），當然狹義的意思在人們認識初期是：（撲滅）火災的意思。 Fire control；Fire fighting；Fire protection滅火與防火。亦指滅火、防火人員。郭孝成《浙江光復記》：“衛隊及巡警消防，見勢已烈，均袖綴白布，以表輸誠。”如：必須抓好消防工作。例如：消防車、消防技術。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消防歷史，“消防”一詞是二十世紀從日本引進的，是一個外來語。但“消防”的根在中國。日本的文字是從中國的漢字演變而來，漢字早在西晉太康五年（284年）就開始傳入日本。“消防”一詞不僅字形與漢字完全相同，字義也無差別。現代意義的消防可以更深層的理解為消除危險和防止災難。消防工作是一項社會性很強的工作，只有依靠全社會的力量，在全社會成員的關心、重視、支持、參與下才能搞好。消防工作具的社會性；消防管理應滲透到人類生豐收的一切領域之中，從而決定了消防工作的社會性；消防安全管理涉及到各行各業，乃至千家萬戶，在生產的工作和生活過程中，人們對消防安全管理稍有疏漏，對生產一時失神、失控、失誤，就有可能釀成火災，這就決定了消防工作的經常性；縱觀多年來火災事故教訓，盡管致災原因復雜，但可以看出絕大多數火災乃源于一人一事一時之誤，這使我們進一步明確了一條真理，只有廣在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才能控制、消除火災事故的發生，這又決定了消防工作的群眾性。
二、強化消防意識，杜絕火災隱患
消防意識必須要貫穿于整個社會和人民的意識之中，加大宣傳和普及力度，讓人民群眾自我的杜絕生活中不安全的用電習慣、用煤習慣等等，提高自身對于火災的防范意識和思想。在企業中，消防部門要加大對企業生產的重點摸排，對于消防設施不到位的企業或個人，要給與停止生產、盡快整改的措施和意見，督促企業或個人加強安全生產意識。
三、摸排重點地區，設立特勤消防站
消防管理部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對于轄區內的重點防火單位進行摸排，對于人口密集、生產過度集中的地區，可以申請設立特勤消防站，可以保障在火災發生的第一時間就可以進行有效的滅火和管理。
四、加強聯動體制，聯合滅火、提高滅火效率
聯合滅火時現代消防管理體制中的重要部分。現代的滅火“戰爭”離不開人民的支持和幫助，聯合國家相關職能部門聯動和協調機制，可以讓消防滅火人員第一時間趕到火災現場，挽救更多的生命和財產，如某地交警駕警車巡邏至金馬路看到，正昌水果市場內冒出陣陣濃煙，李鐘勇立刻朝冒煙處趕去。察看得知，濃煙出自市場內一香蕉儲存冷庫，其間夾雜著躥起的火苗，李鐘勇迅速聯系消防部門通報險情，附近值守的交警也聞訊趕到，立即對現場進行布控，劃定警戒范圍，疏導交通，為消防車開辟救援通道。約10分鐘，消防車趕到，在交警及消防人員共同努力下，控制了火勢，撲滅了明火。經查，火情因電源線路年久失修、下雨受潮短路所致。加強企業消防人員的聯動和演練機制可以有效的幫助消防人員掌握企業消防設施、重點營救人群的位置等，爭取一分一秒去挽救更多的人。如某地，隨著火場總指揮“演練開始”一聲令下，滅火演練在中醫院門前正式開始。根據預案設定，當日下午，醫院4層住院部發現火情，冒出滾滾濃煙，火勢迅速蔓延。醫院工作人員發現火后立即發出信號，并撥打火警電話報警。轄區客車廠中隊官兵及時趕到“火災”現場，經過火情偵察，按照準備展開、預先展開和全面展開的步驟，利用單干線出3支水槍，設置3個水槍陣地，利用水槍和水炮進行撲救。經過參戰官兵的奮力撲救，火災被及時的撲滅。消防官兵清理火場、清點器材，講評歸隊，演練結束。整個演練過程中，全體參與人員分工協作、密切配合，撲救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演練取得了圓滿成功，檢驗了預案的可操作性，提高了部隊的戰斗能力。
結語
實踐證明，加強各單位的聯動管理和協調機制，有利于在火災發生的第一時間相關職能單位介入管理，在消防隊趕到之前進行前期的滅火準備與人員疏散，保障交通暢通等一些列的措施，之后由消防人員進行統一而又專業的消防滅火與救援工作。作為消防管理單位，要積極的協調各方面的關系，加強企業的安全隱患排查任務，提高專職人員的防火與安全意識，進一步提升整個社會人民與企業的安居和安全生產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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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企業 思想政治工作 路徑 和諧社會
一、前言
思想政治工作是企業的一項主要工作內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對于提高員工的積極性以及工作的主動性具有重要價值，但就目前的情況看，我國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中還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在和諧社會下，必須針對這一工作進行徹底的改革，這樣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從而使企業的整體競爭力能夠得到進一步的提高。
二、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現狀
較以往相比，我國各大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的提高顯而易見，但在和諧社會這一新形勢下，其中存在的問題開始逐漸暴露出來。
（一）思想政治工作內容陳舊
內容陳舊是目前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1]根據當前時代的要求，企業各方面工作都需要具有一定的創新性，這樣才能使工作效果達到最好，但就目前的情況看，我國各大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內容并沒有得到創新，仍以與員工的談話為主要工作內容，短時間內，上述方式能夠起到一定的效果，但長此以往，員工很容易產生厭倦情緒，進而對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的改善造成阻礙。除此之外，在和諧社會下，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具備人文關懷，即要以以人為本的理念為基礎展開工作，但目前大多數企業均沒有認識到這一理念的重要性，思想政治工作內容無法從員工的實際情況出發，深入其內心，因此其工作水平也就會相對落后。
（二）思想政治工作手段單一
思想政治工作手段包括很多種，談話式的手段相對來說較為傳統，但依然是目前企業應用的一種主要思想政治工作方式。[2]傳統思想政治工作手段存在的問題主要在于灌輸成分過多，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沒有充分了解員工實際情況的前提下便將自己的思想灌輸到員工的頭腦著，這必定會導致員工出現排斥心理，對于員工工作積極性的提高乃至企業的長遠發展都會產生極大的阻礙作用。
（三）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靈活性與針對性
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具有一定的靈活性與針對性。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針對不同的員工需要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要從員工的角度出發分析問題，并從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幫助員工解決問題，這是與和諧社會理念相適應的一種工作手段。目前，我國各大企業的思政政治工作基本無法達到上述兩方面要求，工作方式過于機械化，激勵機制同樣不健全，由此所導致的員工工作積極性不高的問題十分嚴重。[3]
三、企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企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無論對于企業本身還是對于員工乃至全社會而言都十分重要，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激發員工工作積極性與主動性的關鍵
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的提高是激發員工工作的積極性與主動性的關鍵。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夠從員工的角度出發，想其所想，及時的發現其在工作以及心態方面存在的問題，并從其角度出發，合理的提出相應的解決建議，這對于員工工作以及心理方面不良狀態的扭轉都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因此也就能夠有效地激發其工作的積極性與主動性。[4]
（二）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主要途徑
由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提高所帶來的員工工作積極性的提高能夠為企業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5]員工工作積極性高會直接導致工作質量的上升，因此也就能夠為企業的發展帶來更大的支持，久而久之，企業競爭力的提高便成了必然。
（三）是和諧社會發展的必然
根據和諧社會發展的要求，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從員工的角度出發來實現，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這樣才能使工作效果得到改善。為解決當前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必須將上述理念應用其中，這是和諧社會發展的必然。
四、和諧社會視角下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路徑
在和諧社會環境下，為解決當前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必須從以下角度出發來實現：
（一）創新思想政治工作內容
在和諧社會環境下，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創新需要將以人為本的理念滲透到具體工作當中，要改變傳統的對自身思想向員工強行灌輸的形式，從員工的角度出發，不斷的找出當前工作中與以人為本理念相違背的環節，在對其進行改革的過程中，填充進新內容，以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夠與員工的需求更加契合，這樣才能使為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的提高提供保證。另外，隨著時代的不斷變化，員工的心理心理狀態也會出現一定的變化，因此，必須保證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夠跟緊時代的發展步伐。
（二）增加思想政治工作手段
長期利用單一的手段對員工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僅達不到工作的目的，甚至還會導致員工出現厭倦情緒，對于其工作積極性的提高十分不利，因此，在和諧社會環境下，為提高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必須增加工作手段。要將思想政治工作與員工的自我成長相結合，在原有工作的基礎上，通過召開講座以及大會的方式，向員工闡述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質的重要性，以使其能夠自主地去提高自身思想政治水平，不僅減輕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壓力，同時也相對于傳統手段而言，也能夠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靈活性與針對性
思想政治工作不應過于刻板，要具有靈活性與針對性。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做好調查工作，要從生活以及工作兩個角度去了解員工，從而掌握其心理的發展狀態，在發現員工在上述方面出現問題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及時地根據其具體情況擬定合理的方案，以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夠深入員工的內心，從而使其問題能夠得到更好的解決。除此之外，對激勵機制的建立也十分重要，良好的激勵機制能夠使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得到最大程度的激發，其工作狀態必定能夠得到扭轉，而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的提高也就能夠成為可能，為與和諧社會理念相符合，對激勵機制的建立需要體現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原則，這一點必須得到重視。
五、結語
社會的不斷發展與進步使得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開始逐漸顯現，同時也對企業的成長造成了極大的阻礙，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對于企業本身以及員工而言均十分重要，同時也是和諧社會的主要要求，針對當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需要在豐富工作內容、增加工作手段的同時，提高其靈活性與針對性，這樣才能達到更好的工作效果。
（作者單位為特變電工股份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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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軍.探究新時期如何做好國有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A].“決策論壇――企業黨建與政工創新工作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C].中國武漢決策信息研究開發中心/決策與信息雜志社/北京大學經濟管理學院，2016：1.
關鍵詞:醫德醫德問題醫德建設
隨著社會經濟體制的變革、社會結構的變遷和科技的發展,我們正面臨深刻的社會轉型,根植于人們健康利益,又受制于社會價值觀念的醫德也受到沖擊,醫務人員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及醫院的服務理念發生了變化,出現了一些醫德失范、醫德失調等不良現象,給醫療衛生事業的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帶來許多負面影響。因此分析當前我國面臨的主要醫德問題,提出構建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醫德運行機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當前醫德問題的主要表現
1.1過度醫療現象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醫療衛生事業的性質由過去的福利事業轉變為國家實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會公益事業,醫院發展已由單純靠國家投入轉向依靠自身經營維持生存和發展。一些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片面追求高額利潤,憑借其有利的市場地位和信息優勢誘導患者接受超過其實際需求的檢查項目、治療項目和藥品品種。將不必要的檢查治療強加在患者身上,助推了醫療費的不斷攀升,造成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日益突出,給國家、社會、家庭帶來巨大壓力,不僅浪費醫療衛生資源,而且會使患者對醫院和醫生在醫療過程別是費用的可靠性和保證性產生疑問,對醫療系統的不信任感增強,必然會增加醫療糾紛;同時過度醫療導致的醫療費用大幅上漲,會產生過度醫療提供和過高醫療價格并存的局面,這一局面對于高收入群體來說,由于其價格承受力高,則日益成為醫療服務市場的消費主體,而社會低收入的弱勢群體則看不起病,失去享受公正醫療的均等機會,產生醫療市場中“富人驅逐窮人”的現象,直接導致醫療衛生資源分配不公。
1.2醫療服務單純技術化,醫務人員對患者缺乏人文關懷
由于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醫療配套設施大量增加,各種輔助檢查手段日趨先進,借助于第三媒介來診斷治療疾病已越來越多地被醫生采用。在診治疾病過程中,醫生注重各種物理、化學及生物檢測手段和方法獲取資料,并以此作為診斷依據,提出治療措施,滋生了醫學技術主義趨向,使醫務人員過分依賴先進醫療儀器,忽略了基本知識、基本技能的熟練和提高,忽略了心理社會因素對病人的影響,醫生和患者面對面交流明顯減少,導致醫患感情日漸淡漠,產生了高科技離病人越來越近、醫務人員在感情上離病人越來越遠的現象。醫生的診療服務越來越變成單純的技術行為,他們看到的只是“人患的病而不是患病的人”。這種職業冷漠,使患者和家屬無法感受到醫務人員的溫暖和愛心,覺得醫生缺少熱情和同情心,自己沒有被尊重,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醫患關系緊張。
1.3部分醫務人員價值取向錯位
社會轉型期人們的價值觀念趨向多元化,一方面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衛生醫療體制和文化價值受到沖擊,另一方面新的社會醫療整合機制及價值觀念未能及時有效建立起來,致使醫務人員新舊價值觀念處于劇烈撞擊的轉型期,這種撞擊突出表現在醫務人員追求個體價值和經濟價值迅速上升,部分醫務人員出現服務意識的淡化和對經濟利益的不正當追求,把治病救人作為謀利的手段。在法律供給不足和政府監管缺位的情況下,過分看重經濟回報,向病人收受、索要“紅包”等,影響了醫院和醫務工作者的形象和聲譽,加劇了患者對醫務人員的對立情緒,嚴重影響了醫院的和諧。
1.4制度倫理的缺失
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的道德失范不僅有其自身原因,還有制度倫理方面的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制度和法規不健全,沒有強有力的法律約束和社會監督,對一些違規醫療行為僅采取道德和行政方面的處理。②政府對醫療衛生事業投入不足、補償機制不完善,醫院的生存和發展面臨強大的經濟壓力,迫使醫院走向自我經營和發展的道路,成為參與市場經濟競爭、追求營利的商業機構,以過度配置高新儀器來增加競爭優勢;醫學具有高風險性,而醫生的收入與其所面臨的風險不成正比。醫院和醫務人員只有通過擴大用藥范圍、提高用藥檔次、增加檢查項目來填補不足。③醫院為了生存和發展,管理上只考慮經濟導向、強調經濟效益,但忽略了倫理導向,倫理理念及其機制在醫院管理中不到位。受經濟利益的驅動,部分醫院制定的規章制度中,對經濟指標有明確規定,對醫德醫風要求不具體、模糊不清,缺乏有效的醫德醫風監控體系,無法對醫德規范的落實情況及醫療行為實施有效的監督和調控;一些醫院以經濟利益作為道德評價標準、忽視衛生服務事業的社會效益、忽視道德教育和醫院道德文化建設,忽視對醫務人員職業精神和責任意識的培養,使醫療服務行為失去了正確方向,醫務人員的價值取向產生了變化和扭曲,故醫德建設還有賴于制度的健全和倫理環境的塑造。制度倫理不但要求制度的合道德性,用道德來規范引導和制約制度建設,而且要求把制度落實到實處,建立起支持和保障道德規范得到真正落實的制度倫理環境。
1.5醫學科研誠信缺失,科研道德失范
在科學社會化、科研職業化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中,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科研道德問題也引起了社會普遍關注,主要是科學研究的不端行為增多,表現在少數醫學科研人員剽竊他人科研成果、偽造或篡改科研數據、虛報科研成果。
由于科技成果評估體制使人們產生急功近利的思想,科研獎勵機制的商品化和實用化,科技論文數量大增,但內容雷同,缺乏創新。
在臨床研究中,一些科研人員忽視對受試者的保護,違反知情同意、保護隱私等規定。如為了研究的順利進展,不履行告知義務;進行藥物臨床實驗時夸大藥物療效,采取欺騙手段促使患者參與研究;在實驗過程中為了節省經費,不顧受試者健康和生命權益,減少對受試者健康監護的項目。
2現階段加強醫德建設的對策
針對上述對當前醫德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的分析,要切實有效地加強醫德醫風建設,首先要正確認識醫療服務工作的特殊性,建立健全相關的醫療衛生和法規制度,充分發揮制度在道德建設中的作用,把醫德建設融于科學的管理之中,更有效地規范人員的行為。其次,強化職業道德、職業紀律、職業理想的教育,弘揚良好的醫德醫風,加強醫務人員人文素質教育,正確認識和理解良好醫患溝通的重要意義。第三,建立完善的醫療責任保險制度,為醫務人員提供良好的行醫環境,以減少醫生的職業風險和防御性醫療現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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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醫生；癌痛；認知
[中圖分類號] R19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4）08（b）-0162-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the county hospital doctors for pain treatment of cognition，and to analyze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A self-designed doctors treating cognitive pain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doctors in Guigang six secondary level hospital. Results Awareness on cancer pain treatment basics，narcotics addiction，time and method of administration，morphine-like drug use in doctors had been trained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untrained doctors，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Key words] Doctors；Cancer pain；Awareness
癌癥疼痛是癌癥患者最常見的癥狀之一，1990年起我國開始推行WHO的癌痛三階梯治療，只要正確遵循三階梯治療原則，90%的癌痛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醫務人員對癌痛相關知識和癌痛處理能力決定著癌痛能否有效控制，提高醫務人員對癌痛治療的重視度是關鍵[1-2]。癌痛治療在貴港市縣級醫院的認知度尚未見有報道，本研究對貴港市縣級6家二級甲等醫院醫生進行癌痛治療情況調查，以了解縣級醫院醫生對癌痛治療認知現狀，為臨床合理應用止痛藥物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調查對象為貴港市6家二級甲等醫院的執業醫生242名，其中男169名，女73名，年齡23～48歲，平均31.98歲，人員涵蓋醫院行政臨床專業科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2 調查方法
2013年3～8月采用自行設計的醫生鎮痛藥物癌痛治療認知調查表，此調查表在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基礎上，通過本地區專家論證后修訂而成，包括三部分。①被調查者個人信息：科別、職稱、性別、年齡；②有關三階梯止痛治療的知識；③醫生對癌痛治療的態度和行為。調查表由專人當場發放，當場回收。共發放調查問卷300張，回收有效調查問卷242張，回收率為80.7%，其中115張已經參加過癌痛的相關培訓，占總人數的47.5%。將調查結果按是否參加過癌痛培訓進行比較分析。
1.3 統計學方法
使用Excel建立數據庫，應用SPSS 17.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
2 結果
2.1 醫生對癌痛治療知識的掌握程度
能正確回答三階梯止痛有幾項基本原則的人數只有20名，已培訓與未培訓過的醫生在認為哌替啶被推薦用于慢性癌癥疼痛這個觀點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其余的一些癌痛治療基礎知識，已培訓的醫生答題正確率明顯高于未培訓過的醫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醫生對癌痛治療的行為和態度
已培訓的醫生對品成癮性、采取按時給藥的方法進行給藥、重度癌痛患者應用嗎啡類藥物進行治療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正確率與未參加過培訓的醫生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3 醫生認為影響應用麻醉鎮痛藥品的主要原因
未培訓醫生中因管理太嚴、副作用大而影響應用麻醉鎮痛藥品的比例大于已培訓者，其他原因所占比例小于已培訓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本調查涉及貴港市6家縣級醫療機構的醫生，初級職稱159名（65.7%）、中級職稱73名（30.2%）、高級職稱10名（4.1%），調查樣本具有比較廣泛的代表性，基本上反映了目前貴港市縣級醫院醫生對癌痛治療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為下一步有針對性地開展癌痛相關培訓提供了依據，為提高臨床規范應用止痛藥提供了實施依據。
3.1 參加癌痛培訓的醫生比例
47.5%的縣級醫院醫生參加過癌痛的相關培訓，但要實現癌痛患者無痛的目標，這個比例仍較低。盡管癌痛治療在我國已經全面推廣應用WHO的三階梯止痛治療原則，但仍存在用藥簡單、用藥量不足、向基層醫生和患者宣傳不夠等問題[3]。本次調查也發現同樣的問題，說明我市基層醫院醫生癌痛知識培訓的普及率還不高，今后仍要加大對縣級醫院醫生的培訓力度，力爭把癌痛知識培訓納入基層醫生人才培養的必修課，讓每一位基層一線醫生都普及三階梯止痛治療知識，為臨床規范化應用止痛藥奠定扎實的理論基礎。
3.2 三階梯止痛知識的掌握情況
癌癥患者三階梯止痛應遵循的五項原則是：①口服給藥。②按時給藥。③按階梯給藥，第一階梯：非阿片類藥物；第二階梯：弱阿片類藥物；第三階梯：強阿片類藥物，該階梯藥物無封頂效應。④用藥一體化。⑤注意具體細節，如注意不良反應的處理[4-5]。能正確回答三階梯止痛有幾項基本原則的人數只有20名（8.3%），說明培訓過的醫生對這個知識點未掌握，在今后還要加強理論學習。
3.3 醫生對癌痛治療的行為和態度
培訓后的醫生對品成癮性有正確的認識，與未參加培訓的醫生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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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電算化與會計集中核算試析
會計是一個信息系統。會計信息處理從手工發展到電算化是會計操作技術和信息處理方式的重大變革。它對會計理論和會計方法提出一系列新的課題，使傳統會計格局逐漸被打破，新的會計思想和理論逐漸確立，從而在推動會計自身發展和變革的同時，也促進電算化會計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一、電算化會計信息處理的特點
電算化會計信息處理是指應用電子技術對會計數據輸入、處理、輸出的過程。現階段主要表現為用計算機代替人工記賬、算賬和報賬，以及替代部分在手工會計下由人腦完成的對會計信息的分析，判斷。電算化會計信息處理過程具有以下特點：
1．以電子計算機為計算工具，數據處理代碼化，速度快，精度高。電算化會計是以電子計算機代替手工會計下用人工來記錄和處理數據。
2．數據處理人機結合，系統內部控制程序化，復雜化。由于數據處理的人機結合和系統內部控制方式程序化，使得系統控制復雜化。其控制點由手工會計對人的控制轉到對人和機器兩方面的控制，控制的內容涉及人員分工、職能分離和計算機軟、硬件的維護，以及會計信息和會計檔案的保存和保管。
3．數據處理自動化，帳務處理一體化。整個帳務處理過程呈現一體化趨勢。
4．信息處理規范化，會計存儲磁性化。在電算化系統中，各種會計數據以文件的形式組織，并以電信號和磁信號的形式存儲于計算機的內外存儲器中，磁性介質成為保存會計信息和會計檔案的主要載體。
5．具有選擇判斷及做出合理決定的邏輯功能。系統設計與開發中的各種數學、運籌學、決策論等方法的運用，增強了系統的預測和決策功能。
二、會計集中核算的特點
會計集中核算是融會計服務和管理監督為一體的新型會計管理模式，目前行政事業單位開始采用這種模式，其基本職能是：會計核算中心對各單位的財務收支采取“集中管理，統一開戶，分戶核算”的辦法。在納入集中核算單位的資金所有權、資金使用權和財務自主權不變的情況下，它實行財務集中管理、統一開設賬戶、統一會計核算、統一收付資金、統一調配資金的管理形式。單位所有開支在單位領導審核批準的基礎上，再經會計核算中心審核后入賬，從而保證了各預算單位開支符合財務會計制度的要求。
實行會計集中核算是為了加強會計核算、管理與監控，防止財政資金被截留、浪費等違紀違法現象的發生。其特點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從管理、控制的手段看，突破了過去管理模式中僅僅著眼于會計人員進行評價的局限性，實現了由人治到法治、由管人到管人與管賬相統一的轉變。過去，各單位財務由領導說了算，會計人員作為所在單位的一員，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及領導壓力，往往不能保證在會計監督中不偏不倚，嚴格按財經法規辦理經濟業務。有時為防備審計，還會實施“技術性粉飾”，造成假賬的產生。現在實施會計集中核算后，各單位領導會計法律意識增強，他們經常事先主動向核算中心咨詢會計處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及授權范圍。對支出審批更謹慎、態度更認真。
2．從管理的層次看，實行財務集中核算，減少了中間層次，有利于信息的及時溝通，有利于管理、控制目標的實現。過去上級對一二級報銷核算單位的財務控制主要是年終審計，決算審計，屬于事后監督，時效性不足。出現了問題再來糾正，成本和效果均不理想。現在核算中心可及時掌握各單位財務數據，有條件進行事前計劃，事中控制。會計信息的獲取，交換及利用方便及時，為管理、控制目標的實現及科學決策提供了條件。
3．從運行成本看，實行財務集中核算，不僅可以大大減少財務人員，降低政府行政成本。而且核算中心實行統一賬戶，便于統一調度資金，盤活了財政資金的庫外沉淀。如過去對預算外資金，先要存入專戶，使用時再申報計劃，然后由預算外轉入單位支出戶開支。不僅過程煩瑣，而且也降低了資金的利用效率。現在變成系統內劃撥，工資直達個人賬戶，政府采購款直達商品、勞務供應商，高效快捷。
4．實施會計集中核算后，會計基礎工作的規范化得以加強。現在會計核算中心一般在財政主管部門領導下工作，實施了電算化核算。不論管理的軟硬件條件均與原單個核算單位不能同日而語。使現代化辦公信息模式得以實施。
三、電算化會計對會計集中核算的影響
1．提高了會計集中核算的效率，降低了會計人員的勞動強度。電算化會計以計算機為信息處理工具，提高了會計數據處理的速度和精度；數據處理的自動化、程序化和規范化，提高了會計集中核算的及時性、可靠性和相關性。同時，計算機的使用，使廣大會計人員從繁重的會計核算和數據轉抄中解放出來，其勞動強度大大降低。
2．促進會計集中核算職能的轉變，引發了會計人員知識結構的變化、提高了會計人員素質。電算化會計下會計工作效率的提高和會計人員勞動強度的降低，使會計人員有更多的時間參與企業經營管理，促進會計工作職能發生轉變。電算化會計下的人員除會計專業人員外，還有計算機專業人員。會計專業人員不但要精通本專業，還要熟悉計算機，具有上機處理基本業務核算工作的能力，掌握一般性故障排除方法和糾錯方法；計算機專業人員除應有本專業知識外，還應有財會專業知識，了解會計核算工作，通曉會計數據流程。他們都要不斷學習和掌握日新月異的計算機知識和應用技術，以不斷滿足電算化會計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形成復合型人才。
3．引起會計工作組織方式和會計人員分工與職能的變化。電算化會計采取對數據編碼的方式進行信息處理，是以數據的不同形態為主要依據來組織會計工作，改變了手工會計以會計事項性質為依據組織會計工作的做法。相應地，手工會計下會計工作按職能組進行分工的做法，也被電算化會計劃分為數據（信息）收集、憑證編碼、數據錄入和處理、系統維護等專業組的做法所代替。
4．改變了會計信息處理和使用的方式和方法。電算化會計數據處理的代碼化、程序化和自動化，是對手工會計信息處理方式和方法的本質變革，這一變革改變了手工會計下成本計算、編制報表等只能在月末進行的做法和限制。
總之，電算化不僅引起了會計集中核算系統內在的變化，改變了系統的職能，同時也最大程度地提高了會計工作和會計信息的質量。
四、電算化會計與會計集中核算未來發展趨勢展
電算化會計隨著電子計算機技術的產生而產生，也必將隨著電子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而逐步完善和發展。
1．電算化會計將獲得普遍推廣和應用，大范圍的信息處理網絡得以建立。電算化信息處理從形式上看是信息處理手段的變化，實質上卻是生產方式的轉變，是一種先進的生產力，因而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2．信息處理和分析專業化、智能化。由于信息處理和分析專業性較強，需要專門的人才，具備多方面的知識，且具有較高的成本，因此為小企業及個體經濟提供信息服務的專業部門（類似于目前的記賬）將會逐漸出現。此外，隨著智能電子技術的發展，信息處理也會朝著智能化發展。
如何完善會計集中核算這種新興的制度，與會計電算化更好的結合，使其向更合理，更科學的方面轉變。建立科學的會計集中核算體制尤為重要。
（1）建立健全各項制度。會計核算中心是集核算、監督、服務于一體的機構，必須按照“管理不越位、監督不缺位、服務要到位”的指導思想，加強各項管理工作，做到制度完善、管理規范、運作有序、監督有力。需要健全的制度主要包括：機構設置；資金管理范圍；會計核算形式；備用金管理制度；人員素質控制制度；會計檔案保管制度。
（2）會計核算中心的會計核算、會計監督與各核算單位財務管理的定位。現階段會計集中核算工作依據的是“財務管理”與“會計核算、監督”相分離的原則，同時也要與會計電算化很好地結合起來。會計核算中心的重點是行使日常的核算和監督職能，但參與各核算單位的財務管理、資金籌集、正確執行財政部門批準的經費預算和財務計劃、財產物資管理、財務管理辦法、業務計劃的制定、當好領導的參謀和助手等職能不變。
隨著地方經濟的迅速崛起，人們將會愈來愈重視對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為此省級公共圖書館要因地制宜，發掘館藏強項，更進一步加強地方文獻工作。作者就此提出了幾點設想。一是加強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的搜集工作，特別是對非正式出版物的搜集，以及應采取的幾種方法；二是建立西北地方文獻數據庫，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開發地方文獻資源的潛能，實現資源共享；三是成立“西北文獻信息資源研究與服務中心”，統籌規劃西北地方文獻的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工作，加工、生產、推銷具有特色的、新的信息產品，提高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的利用率和整體的社會服務功能。
隨著新歐亞大路橋——“現代絲綢之路”的貫通。國家開發開放戰略重點的西移，西北經濟區將以其豐富的能源、礦產資源，再次成為國家開發的重點，古老的“絲綢之路”將重新繁榮和復興。做為一個以收藏地方文獻“為本地區的經濟建設和科學研究提供書刊資料”為工作重點的省級公共圖書館，如何順應西部經濟社會的發展潮流，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找到適合自己各方面發展的優勢。特別是在當前“四化”建設當中，各地區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以及各地區黨政領導部門所采取的各種對策，無不受本地區歷史、民族、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地理、人口、能源資源、生態環境等因素的制約。地方黨政部門對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進行科學決策時，首先要掌握大量的地情、數據和情報，然后對各種情報進行科學的分析、研究之后才能制定解決問題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地方科研機構除擔負某些全國性的科研任務外，更多的是根據最具有本地區地方特點的學科領域，制定自身的科學規劃，特別是關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各項工作的對策性研究，尤為活躍，許多研究機構都把主要力量放在這一方面，而這些研究都具有特殊的地方文獻信息的需求。隨著地方經濟的迅速崛起，人們將會愈來愈重視對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因此省級公共圖書館要因地制宜，結合自己所處的地理位置、社會需要等特點，發掘館藏強項，搞好自己的信息特色化建設。我們所講的特色，一是文獻收藏的地方特色，要全面地收集地方文獻信息。二是信息服務的地方特色，即為地區的經濟建設和科學研究提供全方位的地方文獻信息咨詢服務。要從圖書館的內部機制改革入手，把單純的地方文獻收藏工作和地方經濟建設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敞開館門，面向市場，組織一支為地區經濟建設、科學研究出謀劃策的智囊團、信息網。這是目前經濟騰飛大潮中公共圖書館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最有潛力、最有活力、最能體現價值的工作。為此我們今后要抓的主要任務有以下幾點：
一、加強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的收集
地方文獻信息資源是地方文獻信息服務的基礎，必須大力加強其搜集、開發利用的程度，努力提高地方文獻信息收集的完整性、系統性。鑒于地方歷史文獻日漸稀少，搜集更加不易，這類文獻仍將是我們今后長期搜集的重點對象，但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必須要改變過去在搜集工作中重正式出版物，輕非正式出版物；重歷史文獻，輕當代文獻；重文史資料，輕經濟資料、自然狀況資料的觀念，開展全方位的搜集工作以保證信息收集的完整性、系統性。特別要加強對非正式出版物（或稱內部資料、灰色文獻）的搜集工作，這類文獻來源十分廣泛，包括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學術團體、學校、科研院所等部門，它能從各個方面快捷地反映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研究及各行業建設中最新動態和發展趨勢，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和專業特點。這類文獻最大的特點是出版周期快，情報時效強，其中還包含有許多對科學研究、經濟決策工作有相當重要作用的，屬于保密范圍的或由于種種原因不能用于公開發表的文獻信息，這就更加顯示出它的科學價值，這是正式出版物所不能比的。可是由于這部分文獻通常是不定期出版，出版的數量少，形式多種多樣，發行范圍有限，一般都限于本行業、本地區，以內部發行方式或交換方式進行傳播，搜索者很難掌握其出版信息，因而造成這類文獻的大量流失。鑒于以上種種特點，在今后的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的搜集工作中要設置搜集和研究地方文獻信息的專門人員，并加強對工作人員信息意識的培養。提高信息搜集人員的素質，是搞好信息搜集工作的基礎，特別是地方文獻信息搜集工作的復雜性要求，要著重培養工作人員敏銳的觀察力和多思善辨的工作作風，要善于發現、捕捉文獻信息，必須思維敏捷、手快、腿勤，具備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能力和高度的事業心、責任感。具體的搜集工作方法，可采取以下幾種措施：
1．建立地方出版物呈繳本制度，利用行政手段來保證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的全面收藏。
2. 進行參與式的跟蹤收集，積極地派人員參加地區各學術團體、研究機構召開的學術會議，搜集會議專集、論文匯編。
3．出門訪求。定期到有關地區或部門進行信息調查，及時收集各種文獻資源。
4．與有關部門建立交換關系，互通有無。
5．對發行量過少的文獻可采用復制、復印的方法進行搜集。
二、建立“西北地方文獻數據庫”
文獻數據庫的建立是控制、處理和利用文獻信息的現代化手段，是信息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信息服務的基礎。歷史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高度發展的信息技術的推動下，信息系統已從信息的傳統整理系統（圖書館）發展到信息的高級有序系統（數據庫），并進而向信息的多媒體系統和智能化系統演進。而我們西北地區的文獻信息資源開發工作，目前基本還停留在傳統的手工操作階段。效率低、速度慢，深層次文獻信息服務工作難以開展，致使大量的寶貴文獻資源不能充分發揮作用。這種落后的局面已成為制約地區經濟騰飛，科學、教育、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采用計算機等先進的技術手段，實現文獻信息服務工作的自動化，不僅是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需要，也是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目前經費緊張的現實條件下，圖書館利用現代化技術手段開發文獻信息資源，要充分認識自己所處的環境、自身的條件和實力，揚長避短，開發需求對路的、有時效的、有特色的信息資源。地方文獻就其來源來看，除一部分公開出版物外，有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歷史文獻，以及相當數量的非正式出版物。這些文獻不可能在版編目，也不可能被國家的文獻數據庫統一標引錄入，只有地方文獻收藏單位才能對這類文獻進行整理和標引。因此我們選擇西北地方文獻來建立數據庫，就不會被國家統一文獻數據庫所替代，成為勞而無功的重復勞動。從地方文獻數據庫建設的發展策略來看，公共圖書館地方文獻數據庫建設工作是地區性地方文獻數據庫建設工作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根據我們所處的地位和實力，應該在促進地區經濟發展中發揮作用，為此，今后西北地區數據庫的建設必須走整體化的發展道路，統一規劃、統一管理、集中力量、形成優勢。建庫的指導思想要強調面向科研、面向用戶、面向市場。西北地方文獻數據庫建設可大體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首先由西北地方文獻收藏比較豐富的甘肅省圖書館率先建庫，總結經驗，制定統一數據加工規范。第二階段，聯合西北五省區公共圖書館及有關地方文獻收藏單位共建西北地方文獻信息網，實現優勢互補，減少信息資源交叉收集和重復建庫的浪費，促進西北地區地方文獻數據庫整體化建設，實現資源共享。
三、成立“西北地方文獻研究與服務中心”
目前我們的地方文獻工作，由于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工作中的盲目性、隨意性相當嚴重。地方文獻的基本工作內容還停留在以收集保存為中心，以閱覽咨詢為輔助的階段，全面系統地加工整理工作僅僅是開頭，大規模的開發利用基本上沒有起步。從目前西北五省的公共圖書館及有關收藏單位的搜集及開發利用工作來看，收藏和開發工作的重復，關系上的不協調情況十分嚴重。面對現實，積極的選擇應該是更新觀念，根據圖書館特色化建設的需要，從內部機制改革入手，成立“西北地方文獻研究與服務中心”。中心成立后的任務是科學地、宏觀地進行西北地方文獻工作的研究。研究其資源狀況、開發目的、開發內容、開發手段及如何使收藏文獻轉化成信息產品，最大可能地釋放地方文獻的信息資源潛能，為地區經濟建設服務，為圖書館創造出更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其具體的工作目前主要有以下幾項：
1．協調地區地方文獻工作
一個地區從事地方文獻信息資源存貯和傳遞工作的主要機構有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史志辦、黨史辦、文史辦等，各機構在收藏的重點上雖然各有不同的側面和重點，但在開發利用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為本地區建設事業和科學研究服務的目標上是一致的。工作中由于各機構之間關系上的不協調，使得各自收藏的文獻互不摸底，收藏品種和研究項目上重復現象十分嚴重，給國家的資源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嚴重地阻礙著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中心的成立將會聯合本地區各收藏單位進行橫向協作，在各單位自愿互利，共同發展的前提下，協調各系統、單位、地區的地方文獻工作，核實地方文獻的收藏狀況，理順關系，統一規劃，編制聯合目錄，充分揭示各單位所收藏的文獻資源。盡可能組織開發、流通，極大地發揮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的利用潛力。統一規劃西北地方文獻課題開發，中心做為整個西北地方文獻信息資源開發活動的控制中心，將把握西北文獻開發研究的方向，組織各研究開發單位統一規劃課題，揚長避短，科學分工，各有側重，各具特色，減少重復。積極主動地承接國家級、地區級的科研課題。
2．開展信息咨詢，生產信息產品
在西方發達國家，信息的生產、加工與銷售正迅速地成為一種重要的經濟活動。信息被視為一種資源，一種消費品，已成為促進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近來經濟發達國家的研究結果表明，信息機構是國民收入、就業與結構改革的主要來源。例如在美國許多事實表明，信息機構所產生的效益近似于國民收入及就業的一半，先進的歐洲經濟實體的類似資料也證明，70年代中期其國民收入的40％來源于有關信息活動。這個結果表明，“書中有黃金屋”這句調侃知識分子的俗語，實在是一句大實話。現代社會，知識與生產的結合為社會所創造的巨大財富，是任何時代也不能比擬的。而我們的圖書館工作由于歷史的原因，基本功能長期待續不變，使圖書館機構在一個日新月異的變革世界中顯出了很大的惰性，幾十年來“重藏輕用”的思想嚴重地阻礙著我們對信息的開發利用，守著“黃金屋”要飯吃是目前我們圖書館界普遍的現象。“西北地方文獻研究與服務中心”成立后，做為地區地方文獻信息開發利用的研究部門，要認真地研究服務對象和用戶的需求，確定我們開發地方文獻信息的方向、任務。根據環境和條件，選定業務內容，變過去信息服務的被動性為主動性，開展深層次的信息咨詢服務，加工、開發、推銷文獻信息產品。①直接為各級領導進行最佳決策的智能服務。主要的方式有：提供情報信息、提供專項數據資料、提供有關課題綜述，決策論證等。②開展西北問題的宏觀研究，進行文獻綜述報導，如編制西北文獻總目提要，西北民族文獻綜述，絲綢之路文獻綜述，西北宗教文獻綜述等等，通過我們的研究成果為西北問題研究工作者提供信息服務。③開發建設西北地方文獻數據庫，并加以商品化，制造市售軟件、機讀目錄或光盤數據庫，創造經濟效益。
我們正處在一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都在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我們的圖書館要順應改革大潮的需要，必須要走特色化服務的道路。我們的地方文獻工作要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不斷地開展卓有成效的文獻信息咨詢活動，提高地方文獻信息資源利用率和整體的社會服務功能，才能開發具有特色的信息產品，立足于激烈的信息市場，適應信息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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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理論和科學研究當中，常常包含著一定的前在理論預設。它們常常成為某個系統理論的邏輯支撐或邏輯起點。在經濟學中，“理性人”、“資源稀缺”等假設，支撐著整個經濟學的理論大廈。在政治科學中，在制度領域，事實上也存在著關于人的特性、權力的特質、理性的限度、國家實質等等的各種前在預設，只是這些前在預設沒有被鮮明地、理論化地歸納提煉出來。本文試圖對制度設計中的這些前在預設作出嘗試性梳理和歸納。
本文梳理歸納的這些前在預設，實際上都是經驗命題(empiricalstatement)，其旨歸不在于揭示制度的發生學意義（唯物史觀認為，制度是經濟關系的產物），而在于揭示制度需求——制度供給之間的矛盾，回應人類對于游戲規則的基本需求與基本價值追求以及如何來設定游戲規則等政治規則范疇的基本問題。這些預設從各個方面表明，制度化、法治化的選擇，或者說通過構筑完善的政治規則，以實現和推進規則政治，乃是人類秩序化的合理選擇，同時也是一種無法規避的命運。
“無賴原則”預設。在探討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設計時，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c)提出了一條著名的原則“無賴原則”。這條原則認為，人們在考慮制度安排時，必須持定“人人應當被假定為無賴”這樣一種假設。人必須被看成是“理性”的謀利動物。而制度設計要達到的目的是：不論他多么利欲熏心，通過完善的制度機制的鉗制功能，使人“規規矩矩”地服務于公益。休謨說：
政治作家們已經確立了這樣一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都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一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L·埃爾金等編：《新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7～28頁。）。
制度設計必須達到以下效果：不僅要對“無賴”行徑實施有效的鉗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們萌發各種損公利己的“無賴”沖動。休謨認為，這一假設在作為描述性模式時是非真實的，而作為分析性模式時則又是真實的，可以得到事實的正當證明。這一預設表達了這樣一種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動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為“無賴”，那么必須有強大的制約機制在先，讓人們服從制度規則。這一點，詹姆斯·布坎南是這樣說的：
當人們的政治行為被認為一如他們其他方面行為一樣是追求私利之時，上的挑戰就成為這樣一種挑戰：構造和設計出能夠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剝削方式追求個人利益，并引導個人利益去促進整個社會利益制度和規章（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9頁。）。
普遍“無賴”的假定，構成了國家方法論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壞情形”亦即每個政治家都可能是無賴這一最壞情形為基本出發點，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旅行中的安全檢查就是這樣。為保證飛機運行的安全，所有乘飛機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要求必須通過一道X光機的安全門。美國"911"事件后，世界各國尤為加強了安檢的力度。事實上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已被假定為潛在的可能違禁物品攜帶者乃至，盡管事實上，只有極少數人會這樣做。然而為確保安全，人們必須概莫能外地接受一套技術實施的安全檢查。
制度設計必須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地采取消極預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賢”的假設是不能作為制度設計基礎的。人們沒有更好的辦法保證“正義”成為政治家們長期的無條件的行動準則。在休謨看來，人們顯然不能靠改變人性來把人的罪惡動機變成善良的后果，人類社會在設定各種所需求的政治規則時，只能以消極的防御觀為基本依歸。這亦如杰斐遜所說：“在權力問題上，不要再侈談對人的信任，而是要用憲法的鎖鏈來約束他們不做壞事。”
休謨這一預設中，還蘊涵著這樣的邏輯結論：即政治規則設計者們也應當被認為是“無賴”，他們可能會操縱所發明制度的有關信息。規則設計的努力應當采取一種設計與選擇分開的辦法：即規則的采用應當由那些不參與設計制度的人們來擇定，以防止制度出現利益傾向性。這亦如哈林頓(JamesHarrington)提出的所謂“分餅”原則。哈林頓認為，“卓越的哲學家爭論不休而無法解決的問題，以至整個國家的奧秘”，“就在于均分和選擇”，為確保制度之“餅”的公正分配，只能是一部分人擁有“均分的自然權利”，而另一部分人擁有“選擇的自然權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頓著：《大洋國》，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3頁。）。
非“天使統治”預設。如果說英國學者休謨的“無賴原則”是以一種“是什么”的判斷方式，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的話，那么美國學家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則以一種“不是什么”的方式，從另一角度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他在《聯邦黨人文集》一書中說：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在組織一個人統治人的政府時，最大的困難在于必須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統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無疑問，依靠人民是對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經驗教導人們，必須有輔的預防措施（注：［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4頁。）。
麥迪遜這一論斷包含著兩層假設：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美國資產階級啟蒙學家潘恩說：“政府是由我們的邪惡所產生的”，政府是一個“懲罰者”（注：［美］托馬斯·潘恩著：《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頁。）。）麥迪遜指出：“用種種方法來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恥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么呢？”（注：［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4頁。）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由于人性的先天不足所致，是一種“正當救濟辦法”，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論》（下篇），第10頁。）。
第二，政府作為社會的人，其統治本質在任何意義上都絕不是一種“天使統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惡——在麥迪遜看來，純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為，人類做不到——正因為如此，需要對政府這個管理被統治者的統治者本身，實施外在的和內在的控制，尋求“輔的預防措施”——而這實際上一直是主義的持久話題。這種“控制”最根本的，就是國家權力體系內部有分權制衡機制；外有社會力量對“利維坦”的制約。這一目標乃是政治設計的“最大的困難”，需要高超的政治藝術與技巧。
人不是天使，由人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須有外在的制約，政府更必須有外在的控制。這就是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
“局限存在物”預設。詹姆斯·麥迪遜關于政府非“天使統治”的論斷，由人的特質出發考察和判定公共權威的特點，那么回眸人類這個社會存在物，它的一般性特點是什么？這是政治學一切理論的原發點，也是各類政治設計的邏輯前提。
關于人類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法學家和哲學家孟德斯鳩在被伏爾泰譽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論法的精神》一書中，作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理論預設：
人，作為一個“物理的存在物”來說，是和一切物體一樣，受不變的規律的支配。作為一個“智能的存在物”來說，……他是一個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靈”一樣，不能免于無知與錯誤；他甚至于連自己微薄的知識也失掉了。作為有感覺的動物，他受到千百種的支配。……這樣一個存在物，就能夠隨時忘掉他自己；哲學家們通過道德的規律勸告了他。他生來就是要過社會生活的；但是他在社會里卻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注：［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頁。）。
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屬性歸為人的本質（注：馬克思于1845年春，提出了一個超越一切關于人的舊理論的嶄新論斷：“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3頁）。正是出現后，才從社會關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質。），孟德斯鳩這一論斷基本上仍是從自然屬性上界定人的。但是孟氏的這一論斷對人的特質已注入了社會性的內容，強調了人的“社會生活”的特征，并提出人需要“道德”和“法律”的規范，才能介入社會生活。
這一理論預設價值在于，首先揭示了人類具有的局限性這一重大事實：人類作為“物理的存在物”，受到客觀規律的制約；作為一個“智能的存在物”，人類是一個感性的存在，受到種種不定因素的影響，“無知與錯誤”是必然的。其次導示出“局限存在物”必然的邏輯結論——人類的這一缺陷，只有通過社會生活外在的東西——一是“道德”、二是“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予以補償和救濟（這兩種事物，按制度學派的定義，乃是“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人類制度的雙重性構成。）。特別醒目的是，人類只有“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這一歷史性結論，必然使法律制度處于崇高的無可或缺的地位。人類設計和創制各種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規則，便是理所當然的邏輯行為了。
權力無“休止界限”預設。孟德斯鳩還作過另一個經典性的、對人類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義和認識價值的理論預設，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他對權力的特質所作的一個著名的言簡意賅的判斷：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這就是權力或權力者的特質。由此，孟氏給出具有公理性的結論便是：
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注：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這個命題業已成為檢閱人類社會權力現象的基本判準。“濫用權力”的基本“規則”是：權力載體——“即是以統治者的名義行事的人，當選的立法人員、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規定公民自由的供選擇的條件中進行選擇的人”（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和國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頁。）在運用權力時，一定會把權力運用到他可以運用的一切“空間效力”和“時間效力”的最大范圍，實現權力效能的最大邊際化。
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著公共權力和私人權利這兩個領域，公共權力的原始命題是為了保障私人權利。進入階級社會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權力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邏輯起點），“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歷史起點）（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頁。），為了“把沖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圍內”（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頁。），導致了政治權力的產生。由此，政治權力一經產生便具有了“公共”的性質和名義。孟氏這一理論預設蘊示：從權力的本性上說，它“總有著一種越出它自己的范圍而發展的本能傾向……和一種特殊誘惑。權力總是傾向于增加權力……它喜歡自己是一個目的而不是一個手段”（注：［法］J.馬里旦著：《人與國家》，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0頁。）。亦如公共選擇理論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動家們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傾向，去擴展政府行動的范圍與規模，去跨越任何可以觀察到的“公共性邊界”（注：參閱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第373頁。）。
權力的這一內在特性，決定了外在制約的極端必要性。關于這一點，法國政治思想家夏爾·阿列克西·托克維爾指出：必然有一個高于其他一切權力的社會權力；但我又相信，當這個權力的面前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它前進和使它延遲前進時，自由就要遭到破壞。……無限權威是個壞而危險的東西。（注：［法］托克維爾著：《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89頁。）
孟德斯鳩這一理論預設歸納包蘊了人類政治生活中的歷史經驗：一是濫用權力是權力界的普遍邏輯，羅素將之表述為“權力嗜好”(theloveofpower)（注：鄒永賢等著：《現代西方國家學說》，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頁。）。權力運作者總有著一種不“休止”、乃至跨越公共“界限”去實現“權力意志”的內在沖動。二是對于“權力濫用”，最符合“事物的性質”的做法，就是以權力制約權力。權力是一種物質力量，對于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不能僅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而必須有相應的物質力量。人類發展到今天，制權一般有這樣幾種方法：一是“以法制權”、二是“以民制權”、三是“以德制權”、四是“以權制權”。“以權制權”才是最本質、最見效的方法。因此在制度設計中，對于權力邊界的設置，只能以另一個權力的存在為邏輯前提。
“必要的惡”預設。英國籍奧地利哲學家、政治思想家波普以“證偽主義”的科學哲學、“漸進的社會工程”的政治哲學、“三個世界”的本體論哲學形成了批判理性主義哲學體系。國家學說是其政治哲學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證偽主義”科學哲學觀點和批判理性主義哲學立場出發，波普反對本質主義的國家理論，注重探求“我們對國家的要求是什么？我們應當把什么作為國家活動的正當目的”（注：《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第1卷，倫敦羅特列杰與基根·保羅公司1952年版，第109頁。）諸如此類國家與社會的功能性問題。對“利維坦”這種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這樣一個理論預設：“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注：［英］卡爾·波普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頁。）。他說：
國家盡管是必要的，但卻必定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如我斗膽形容的）一種罪惡。因為，如果國家要履行它的職能，那它不管怎樣必定擁有比任何個別國民或公眾團體更大的力量；雖然我們可以設計各種制度以使這些權力被濫用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我們決不可能根絕這種危險。（注：波普著：《猜想與反駁》，第499頁。美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也表達了這一思想：“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在其最壞的情況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因為，當我們受苦的時候，當我們從一個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無政府的國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時，我們由于想到自己親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潘恩選集》第3、241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盡管“利維坦”對于保護公民的自由是必要的，在許多思想家們看來，卻是一種危險的“罪惡”，“國家是手段，不是目的”（羅素著《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292頁。）國家如果取代目的，成為目的本身，無限制地擴展，自由這一“目的”就必然喪失。關于這一點，歷史上思想大家們幾乎持定一致的論斷。）
如果說，孟德斯鳩關于權力“休止界限”的預設，是從權力個體著眼揭示權力的特質的話，那么，波普的這一理論預設，則是從權力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著眼揭示權力特質的。其基本判斷：一是國家“是必要的”、二是它“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罪惡”，前者側重價值判斷；后者側重事實判斷。
“在現代世界里，由于國家權力過大所造成的罪惡很大，但卻很少被人認識到。”（注：羅素著：《社會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頁。）波普認為，國家權力擴張與濫用的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無論誰執掌權力，即便是民主選舉產生的統治者也不例外（注：美國法哲學家約翰·羅爾斯認為，即使是由選舉產生的政權，也容易成為非正義的。他認為“政治制度中非正義的影響比市場的不完善更為痛苦和持久。政治權力迅速地積累，并且成為不平等的利用國家和法律的強制力量”（羅爾斯著《正義論》(ATheoryofJustice)英文版，哈佛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頁。）。因此，只要權力這種“罪惡”存在，無限擴張趨勢的可能性就存在。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過現代國家權力擴張的必然趨勢：“生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不可避免地隨著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而復雜化，并且趨向于日益擴大這種權威的范圍。”（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頁。）
英國哲學家、政治思想家約翰·密爾(JohnStuartMill)在《論自由》一書中，對國家權力的非制度化增長作過這樣的假設：它不惜犧牲一切而求得機器的完善，由于它為求機器較易使用而寧愿撤去了機器的基本動力，結果將使它一無所用。（注：［英］約翰·密爾著：《論自由》，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25頁。）于是，德國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洪堡歸納的這樣“兩件事”，也就成為人類文明社會理所當然的抉擇了：
對于任何新的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們必須注意兩件事。其中任何一件被忽視都將會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方面，界定在民族中進行統治和提供服務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屬于真正的政府機構設置的一切東西；其次，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動的擴及和限制的范圍。（注：［德］威廉·馮·洪堡著：《論國家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黑體為引者加。）
沒有國家的干預，自由就會死亡；國家過多干預，自由同樣也會死亡。這是“自由的悖論”（注：參閱波普著《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第11卷，第124、125頁。）。波普主張，重要的是要設計出合理有效的制度，對“利維坦”進行控制。為了防止“利維坦”對社會生活的威脅，波普提出了類似中世紀“奧卡姆剃刀”的“自由主義剃刀”。（注：波普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頁。）
英國政治理論家和現代分析哲學主要創始人伯特蘭·羅素認為，社會組織和權威一旦形成后，便具有一種獨立于人的、非人的意志所能駕馭的力量。一方面，組織和權威不可沒有，另一方面，又要對它加以限制。如何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應該成為一切政治科學的中心議題。而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尋找一個適當的比率”，則應當成為國家理論尤其是現代國家理論所要解決的主要任務。羅素呼吁：（像國家）這種巨大組織是現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要想廢除它們是不可能的……的確，它們使維護個性更加困難了，我們需要尋找一種使它們盡可能地與個人創造性結合起來的方式。（注：羅素著：《政治理想》，紐約世紀出版公司1917年版，第22頁。）
“有限理性”預設。政治和行政管理歸根結底是決策行為，決策具有對理性追求的傾向。按對理性作用的不同認識，決策理論分為三類：其一是絕對理性選擇論，基本要點是認為決策者擁有完全的知識、明確的價值序列，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識取得期望的價值選擇。限制只在于外在的物質因素。其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決策，這種理論把焦點放在決策中的價值沖突上，認為所有的價值都是相對的，甚至是隨意擇取的，人們的決策并不以理性為旨歸。其三便是美國行政學家、管理學家和經濟學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為代表的有限理性決策論。認為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決策理性充其量是一種“有限理性”。
西蒙在《管理決策新科學》一書中認為，傳統的“完全理性”的假設不符合人類行為的現實。他從人的意識、決策環境與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設，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設。關于理性，西蒙認為，“理性就是要用評價行為后果的某個價值體系，去選擇令人滿意的備選行為方案”（注：［美］西蒙著：《管理行為》，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頁。）。“廣義而言，理性指一種行為方式，它第一，適合實現指定目標，第二，而且在給定條件下和約束的限度之內。”（注：西蒙著：《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頁。）決策者是在有限理性中決策，因為決策者是在存在著無法控制的未知數和變化著的內外環境中決策。由于人的智能的局限，不可能搜集到和充分分析處理決策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行政機構只能接受不圓滿的決策，而不可能實現最佳決策。西蒙對這一問題進一步表述說：
如果我們假定決策者的計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就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我們不必將真實世界與決策者對它們的認識區分開來：他或她對世界的看法與真實世界一樣。第二，我們可以預言，一個理性的決策者根據對現實世界的知識所作出的選擇，不需要有關決策者對感知或計算模式的知識。（當然我們確實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數。）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接受決策者的知識和計算能力是受到嚴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們就必須將現實世界同行動者對它的看法與理解區分開來。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決策過程的理論（并在理論上檢驗它）。我們的理論不僅要包括理解過程，而且還必須包括形成行動者對決策問題的主觀表述的過程。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據給定的效用函數來達到有目的的或主觀的最好決策。認知心理學中的理性人則是根據可得知和計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注：轉引自［美］道格拉斯·C·諾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31頁。）。
人的“有限理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環境是復雜的，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由于參加者很多，同一項交易很少進行，所以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復雜的、不確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確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制度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并規范人自身的決策行為，從而提高決策的質量。
西蒙關于“有限理性”的預設表明，人擁有的知識能力和決策能力是有限的，不僅受到物質因素和環境不確定的影響與限制，還受到諸如記憶容量、判斷準確程度、計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是：必須通過制度設計與制度創制，來預防和彌補人理性的不足。
政治是一個“社會中價值的權威分配”（注：［美］戴維·伊斯頓：《政治系統》(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紐約艾爾弗雷德·A·克諾大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113頁。）的決策領域。從本質上說，需要“完全理性”的支撐。然而“理性短缺”正是政治領域最常見的現象。英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書中認為：國家政治首先必須克服“唯理智論”，傳統的政治理論大都強調“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驅動下行事，“大多數政治見解并非是受經驗檢驗和推理的結果，而是習慣所確定的無意識或半意識推理的結果”（注：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66頁。）。任何組織都是人的組合，雖然擁有相當大的解決問題的權能，但是由于人的智力與理性是一種稀缺性資源，決策絕非是一種全知全能的完整理性體系。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們對環境反應所建立的主觀模型差異很大，從而導致人們選擇上的重大差異。人不但處于“有限理性”下行事決策，而且還常常處于“非理性”狀態下行事決策。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與人的理性的稀缺性，是政治制度需求與供給的一個深刻的內在原因。
“諾思悖論”預設。國家的目標是什么，國家的基本職能是什么，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斷被思想家們審視和論辨的一個重大課題。在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諾斯看來：
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無論是無文字記載的習俗（在封建莊園中），還是用文字寫成的憲法演變，都有兩個目的：一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權結構），這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個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頁。）。
國家既要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從而增加國家稅收。是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還是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在許多情況下，這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選擇。“從歷史上看，在使統治者（和他的集團）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權結構與降低交易費用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率體制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沖突。這種基本矛盾是使社會不能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根源”（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頁。）。
諾斯認為，由國家來界定和保護產權可以產生規模效益，但是國家并不是中立的，競爭與交易費用的雙重約束往往引導國家選擇無效或低效的產權結構。也就是說，國家權力是構成有效產權安排和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國家權力介入產權安排和產權交易，又是對個人財產權利的限制和侵害，導致無效的產權安排和經濟的衰落。這就是著名的所謂“諾思悖論”。事實上，包括產權在內的各種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決于效率的或經濟的原則，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同規模、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團與統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團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這一“悖論”的實質，反映了國家行為存在的內在沖突：有效率的產權制度的確立與統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間的矛盾。按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國家是一種“制度”結構，其職能是生產和出售一種確定的社會“產品”，即公正與安全。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因此諾思認為：
無論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為準則對任何國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具有一個好的行為準則對一個社會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實際上要想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經濟市場和有效的政治市場，也需要這種誠實的、合乎理性的、好的行為準則（注：《經濟學消息報》，1995年4月8日第4版。）。
由于“公共利益以國家的姿態而采取了一種和實際利益（不論是單個的還是共同的）脫離的獨立形式，也就是說采取了一種虛幻的共同體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頁。），國家作為一個“從社會中產生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頁。），不可能漠視自身的利益機制。國家的兩個目標，失卻其中任何一個都是不現實的。辦法只能以外在制約機制，促使國家行為的內在沖突減至最微限度，盡可能地確立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社會準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緩這種沖突。“制度在一個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建立一個人們相互作用的穩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注：諾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第7頁。）這是“諾思悖論”所蘊有的政治學啟示。
“政治創租”預設。公共選擇理論把市場經濟下私人選擇活動中適用的理性原則（注：在以個人為基本分析單位時，經濟學假定人在市場中的私人經濟活動是理性的。即經濟活動中的個人在決策之前要經過仔細計算，力求一個于己最有利的結果，以追求其希望實現的目標或有價值的東西。具體到消費者身上，理便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體到生產者身上，理便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應用到政治領域的公共選擇活動中（注：丹尼斯·繆勒：《公共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確立了國家人“經濟人”角色和“尋租”預設。
在政治環境中，國家人同樣扮演著“經濟人”角色。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只要政治活動中的個人行為有一部分實際上受效用最大化動機驅使，只要個人與群體的一致達不到讓所有的個人效用函數相同的程度，那么政治活動中的經濟個人主義模型就具有價值，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利己主義行為都是正常的。問題在于，這種利己主義動機有一種與經濟租金(economicrent)因素相結合的動勢，由此便產生了“尋租活動”(rent-seekingactivities)。公共選擇學派的“尋租理論”(rent-seekingtheory)描述了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公共權力與經濟財富進行交換的過程，揭示了腐敗產生的現實經濟根源。
所謂“租金”(rent)，是指某生產要素所有者獲得的收入中，超過這種要素的機會成本的那一部分剩余。（注：在早期的李嘉圖學派中，租金是指永遠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它誘使這種生產要素進入市場所必需的最小的額外收益（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馬歇爾發展了租金的概念，認為租金還應包括被稱為準租金的暫時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下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現代經濟學中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發現，政府對經濟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競爭，擴大了供求差額，也能形成類似地租的超額收入。租金是由于政府行為（干預和管制）阻止了供給增加的結果。按照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解釋，所謂尋租活動，是指人們在某種制度環境下，憑借政府保護而進行尋求財富轉移的活動，這種努力的結果不是創造社會財富而是導的社會的大量浪費（注：Buchanan,J.M.,"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Buchanan,Tollison,edc.,Towarda
TheoryoftheRentSeekingSociety,U.S.A.TexasA.&MUniversityPress,p3-15,1980.）。
租金的本質乃是在政府干預下，由于行政管制市場競爭而形成的級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都是“尋租行為”。政府官員的尋租活動，一如塞繆爾·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腐敗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的交換”（注：［美］塞繆爾·P·亨廷頓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頁。）。在尋租活動的過程中，政府官員一般不只僅僅扮演一個被動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主動出擊”進行“政治創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尋租活動與政府對市場過度干預緊密相關。沒有政府過度干預，沒有干預所提供的特殊壟斷地位，租金便無從尋求。既然政府干預和行政管制能夠創造租金，尋租活動便不可避免。
尋租理論闡明了腐敗的深層本質。只要公共權力的存在和經濟生活不停止運行，尋租活動很難根絕。一如詹姆斯·布坎南言：
純粹租金的因素從而權力因素，更容易在復雜交易而不是簡單交易中出現，從而更容易在群體關系而不是在兩人關系中，以及在政治協定中而不是在市場協定中出現，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科學勞動的正確劃分要求“政治科學”學科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安排上，而要求經濟學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場安排上（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0頁。）。
布坎南還指出：
政治家和官僚……的行為同經濟學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為沒有任何不同。對于這個簡單觀點的承認，以及由此對這個觀點在現代政治環境中的含義的實證分析，是進入必定推動立憲改革討論的更廣泛的比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為現代官僚理論和規則理論的洞察力，人們才逐漸意識到新的制度約束的必要性（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0頁。）。
腐敗作為“政治之癌”（注：何增科著：《政治之癌——發展中國家腐化問題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在空間上是全球性的，在時間上是歷史性的（注：恩格斯曾認為，在古代東方，掌握了政治權力的“社會公仆”正是在從事灌溉、治水等公共工程上升為“東方暴君或總督”的。（參見王滬寧主編《政治的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頁）。“所有權力都易腐化，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腐化。”（注［美］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頁。關于權力腐敗，法國著名政治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說過一段這樣的話：腐敗在“任何社會制度中都將如此。的缺點在于，它認為這種現象只存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范疇內，只要消滅了私有制，這種現象就會隨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階層、領導階層、比較富裕或有地位的階層、特權集團和尖子人物都企圖讓后代子承父業。要想不讓他們得逞，就必須建立一些制度機制來阻止他們這樣做。但這些機制也難以實施，因為執行者通常正是這些機制所有限制的對象。由于相信階級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忽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對這個問題予以足夠的重視并始終保持必不可少的警惕性。”（迪韋爾熱著《政治社會學》第157頁，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迪韋爾熱關于腐敗普遍存在于當今社會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的判斷，是有警策意義的。但是認為把腐敗現象只劃定在私有制社會的論斷，顯然不符合事實。當然，迪韋爾熱關于以“制度機制”“阻止”腐敗的見解，是有參考價值的。）
“尋租”預設揭示的事實是，尋租活動是社會經濟生活中公共權力行為的伴生物。恩格斯曾把政治權力對社會經濟的“反作用”概括為三種情況，其別指出：“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注：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頁。）這一論述，非常恰當地描述出尋租活動對社會經濟形成的危害。
